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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随笔：历史的长镜头
星期三 六月 24, 2015 11:58 am
把文字版的贴在这里。
《大随笔：历史的长镜头》
第一部 文明的序曲
第一章 神一样的三皇
据说《史记》的第一篇本来是《三皇本纪》，遗失了。八百多年后，老爷子的后人司马贞认为“古今君臣宜应上自开辟，下讫当代，以为一家之首尾。”说得挺好，本来嘛，故事就该有头有尾，没有开天辟地的三皇，哪来五帝？
他说的三皇居然有两套班子，第一套是：伏羲，女娲和神农。这三位都是人民耳熟能详的大神。伏羲和女娲皆人首蛇身，外形比西游记还潮，所以他们是夫妻关系似乎别无选择。中国有许多地方有伏羲或者女娲娘娘庙，庙前立浮雕，浮雕上是两位大神的合影。一般夫妻合影不外头倚在一起，脸上流露我的爱情我做主的笑容，两位大神的合影很前卫，他们的尾巴缠绵在一起，幸福指数瞬间爆表。
神农也是神人，而不是“神奇的农民”，手中持一赭鞭，在植物上挥一挥就知道哪种草哪种木是药，哪种是毒药，功德无量啊。那鞭子现在不知道丢哪儿了，谁要是找到了，全世界的药厂都破产。我在药厂工作，知道做一个药有多麻烦，前后要四五年的时间，耗资数亿，还是美金。
小司马对伏羲情有独钟，把造字也算到伏羲头上（“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不管文字是不是仓颉造的，伏羲也不可能是始作俑者，否则两千年后的神农还用得着像个文盲似的结绳记事吗？
小司马还认为伏羲是位伟大的音乐家，他制造了35弦的乐器：瑟，据笔者所知，瑟的弦最多为25根。大才子李商隐写的“朦胧诗”《锦瑟》开篇第一句是“锦瑟无端五十弦”，别望文生义，李大才子并不是说他的瑟50根弦，而是说他的瑟断了，于是25加25，成了50弦。35根弦的瑟估计可以玩摇滚、爵士和蓝调了。
小司马对伏羲最牛叉的发明：八卦图虽有提及，但语焉不详，含糊其辞地说“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是陈述而不是描述。伏羲创八卦远比这个生动有趣，“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图书就是八卦，圣人就是伏羲。河是黄河，某日黄河跑出一匹龙马，马背上有图；洛是洛水，某日水出浮出一龟。水中有乌龟再正常不过了，不过这个乌龟不寻常，不寻呀常：它的背上有文字。伏羲把马图龟文都记下了，遂演八卦。没有《八卦》就没有《周易》，周文王也就不值一提了。众所周知，文王之所以留名青史，就是因为他“拘而演周易”。把文王双规的就是万恶的商纣王，详情后面再说。
《周易》有多伟大？没法说。举凡哲学、数理化都能往里套，而且越是科学解释不了的越容易往里套，所以研究《周易》里没有数理化背景的。钻研《周易》大发了的，一般都“通神明之德”，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唯独对眼前的事摸不准。
关于女娲，司马贞提到娘娘的丰功伟绩之一：补天，偏偏忘了更大的发明，这个发明是任何发明都无法媲美的：造人。她老人家开始时一板一眼地用泥巴捏小人，有鼻子有眼有腿有脚，其造型之生动天津泥人张肯定没法比，因为娘娘的作品一着地就会撒脚丫子跑，成了大活人。可是“捏造”的速度太慢，娘娘于是团了一个大泥团，用绳子在上面搓，顿时泥粒纷飞，就像刀削面入锅一般。那些泥粒一洛地也都成了人。从操作流程上看，捏的人肯定要精致得多，大帅哥大美女可能就是这么来的，那些一入人海就找不着的群众演员大概都是搓出来的。
司马贞的想法有些古怪，不晓得他为何对伏羲和女娲的最大贡献要么含糊其辞，要么选择性失忆。更有意思的是，女娲排在伏羲之后。伏羲可是娘生出来的，他的娘叫华胥。华胥有一次看见一串巨人脚印，好奇心起，跳房子似的在大脚印里跳来跳去。
夏天原贴咖啡豆
（连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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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走来的诗
星期二 六月 23, 2015 9:19 am
按语：轻轻走来，不为诗而诗，遵从内心，看似随性、零碎的句子，其实饱含生命的真诚与尊重，如蜂的翅膀灵动，如春柳般轻盈。生命恒在，俯首即诗。
你是我阔别已久的村庄（节选）
1.
我抛弃许多的河流，重新上路
再次遇见，花开满屋
你不轻易翻晒那些旧时光
我呐，只在纸上读你，一生就好
荒野适合种植带刺的花卉
每一种都有独特的芬芳
冬眠的虫子及小兽们，你们尽管安睡
无需担心，春天还有多远
书读到最后一行，月亮已经走了
我不再添灯，亦不再允你续茶
我抱你了吗？
我惊醒了枝头的宿鸟吗？
我甘愿在你的黑夜里耕耘、成长
宁愿把自己，碎成，千颗万颗的痛，一世疾伤
2.
冬雨占据高地
西窗被李姓的书生收复
白天不懂烛火的煎熬
一如古书，从不关心时下的生活
甘愿做一只自缚的蚕蛾
甘愿舍弃最后一粒鸟鸣
琴声是智者留下的标示
他说，随到源头，柳暗花明
纸上伏笔，寂寞多时
窗帘虚掩，月色什么时候再来
我总想从回忆里把温馨提炼成金
只是火候不够，失眠的时间也短了些
你的体温仍在，像一个勇猛的战士
一路向北，所向披靡……
3.
很多的时候，我不认识你
以野草的姿势，泊在江外
回家的路有增无减
水不回头，不代表春天从不怅惘
花开是诗人半生的俸禄
有人只花了三秒钟的时间，就摇下一怀春光
时节按部就班
谁也描述不了往事的深浅
渐渐的，回首越来越无力
久违的，永远是记忆里的软
再过些时日，大雪封山，梅也要开
我惦念的稻草人，请你给我画在纸上
有生之年，必须要找准埋葬后事的地方
用过眼云烟的速度，栽种一些花草、树木，还得四季常青
4.
大雪覆盖，切断雁阵
冷落下来的，还有更远的山水
书中燃烧着红泥小火的矫情
夜宴繁华，不得不取消匍匐的构想
关窗为牢，天空自由自在
焚香，捻珠，于经书深处与你再见
你读不懂我，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我亦不会无故遮掩，关于岁月的刻痕
我把踟蹰和焦灼熬成浓墨
竭力画好少年的背影以及长年无人涉足的断桥
一首情诗，往往是为了寄予当时的情怀
半阙陈词，却要断送你我的半生
总有一天，你会无限接近我曾经提及的每一个细节
不为验证，只为你寒窗苦读时，走失的那轮满月
5.
时节那么深，书桌生出荒野
若是迟一点挑灯，你会不会生动一些
恍惚腾出的时间，你正好研墨
待我回神，煮茶、烫酒，随你
窗子关不住夜幕
一如，你在山水之外，我亦能收拢失散多年的月光
写过那么多封信，每一封，都存在箱底
等一场大雪扫清尘埃，自当焚烧
我要的红泥小火炉，想必，也已在路上
其实，我要的不过是纸上清晨
好吧，今晚还不算太颓废
我和你，面对面，坐下来，厘清那些胆怯和慌张
真的，你无需纠结于昨夜水草与野火的奔腾
句子催开屏上的花朵，你的画笔，不过添了一只灵性的白狐
6.
这么多年，我一直被一个梦左右
多数的时候，梦里的野草、疾地相互纠缠
我总是说，客套，是一种有意的疏远
你只是笑，不语，像微风拂过稻香
你的每一次沉默，都是金石的一次远行
我的每一寸瞻仰，都是南山的一次回眸
阳光多么好
看梅赏月的奢望，落在纸上，也好
花开一回，鸟的羽毛就换上一回
偶尔，你的呓语，像长夜不眠的灯火
浅酌慢饮，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
就像当年，徐徐落下的阳春和白雪
实在想念，就去对镜梳妆
想象月光和夜雾，紧紧的，抱成一团
7.
画面梗阻在这里
音色再多情，又能如何
把你想成门前柳枝，如缎般柔软
把你想成塞外月色，有骏马驰骋、奔腾
那么多不可触摸的梦，都能在你笔下成活
那么多欲言又止的愁，埋在窗下，最好不要发芽
行走，是又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
空气里的祝福，传递，还是不传递，你给个音信
折纸成鹤，以鸟的姿势飞翔
抵达灯火散尽的荒原
摘叶为笛，企图感动黑云掌管的天空
假设你就坐在我家的阶前
我半掩的门，被风吹成那样
意念中的大雪，你来吧，来吧……
8.
白昼之间，如你砚台流转
一日三餐，把你当茶饮下
不能再给梦，多添一根羽毛
不可再对窗，寄予半缕情绪
你的怀抱，无限宽广，装得下冬天
因为好大雪的缘故，诗行多出奢侈的喟叹
我没有力量将眺望放平
一如，你当年手捧寒仓里的糟糠
他们总是拿爱情说事
我只想在无人的高岗，俯瞰屋顶的炊烟
月亮又圆过一回
淌水的老牛，应该回到原来的地方
你也难得吹一回清笛，难得想起墙上那把胡琴
累了，倦了，我愿意和你，偎依在火炉旁边
9.
思念像深谷里的阳光
双手合十，呵气为凭
每日花开，均有不同
一如，细风拂过绸缎上的软
至今为止，也没弄懂，小鹿为何不肯冬眠
湖水依然清澈，典故里的影子，多么的孤单
你不在，或者刻意不见
久违的画笔，以霜为墨，以墙为纸，晕染隔壁的春天
如何清空深闺里的旧习和蛛网
如何安置雨夜里的那些莽撞的忧伤
有些故事并不适合上演
有些舞台盛载着他人的水榭花城
南山像一场没有归途的梦
我把你系在如诗的细腰，无需踮脚，挪足，便满身生风
10.
到不了最远的北方，只能把冬天留在小城
我想，雪花，总会念及一点旧情，说不定今晚就来了
阳光舒暖，分明就是春天
我总想眯着眼，从花香里，辨别出你的味道
老式的窗子，被你每日临摹
桃雕的木床，开出一朵，两朵鲜艳的花儿
煮茶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
烟茶一碗千万里，应负卿，不相忘
洋葱未成为美味
之前，我们都忽略了她的成长时光
你的新画儿，天空高原，沃野丰饶
适合各式的人放飞夙愿，埋下梦想
冬眠的河床，需要早醒的虫子规划来年
和你一样，我的盼望里，早已花开成海
通联：刘冰鉴；415500；邮储银行湖南省澧县支行；13875168783
作者简介:
刘冰鉴：女，1971年生，笔名轻轻走来、冰鉴、花小蝶、洞庭水妖；湖南省作协会员、中国邮政作协会员；2004年开始创作，2005年正式在媒体发表作品；曾在《芙蓉》、《诗刊》、《北京文学》、《中国诗人》、《散文诗》》、《散文诗世界》、《读者》原创、《文苑》、《女友》、《朔方@美文时代》、《作家天地》、《金融作家》、《大地文艺》、《中外文艺》、《湖南日报》副刊、《湖南工人报>》副刊、《中国邮政报》副刊、《北京邮政邮报》副刊、《三湘邮报》副刊、《常德日报、晚报》副刊、《桃花源》、《常德旅游文化》、《年轻时代》、，散文时代》、《桃花源诗季》等公开报刊、杂志及多种民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400多篇\首，作品多次获得市、省、全国奖，入选多种书集，出版个人诗集《冰心可鉴》，散文集和小说集均已整理待出版。
blog.sina.com.cn/s/blog_69fad0550102vje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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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印象：清华附中甘铁生访谈录
星期一 六月 22, 2015 9:30 am
作者按：清华附中是“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最初发源地，作者通过调查、采访当年曾亲历过“文革”的清华附中老师、学生，借以还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相及毛泽东时代的个人生活体验，同时也希望当年的亲历者们能够坦陈自己的人生故事，给予后人以启示意义。
文章有删减。
受 访 人：甘铁生
故事整理人：马 萧
受访时间：2015年3月16日
受访人简介：甘铁生：出生于1946年，北京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革”时期就读于清华附中。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的家庭背景。
甘铁生(以下简称“甘”)：我的父亲是台湾人，他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后来在军阀齐燮元的部队里担任日文翻译官。中日战争期间，齐燮元的部队投靠了亲日的汪精卫南京政府，父亲因为在齐的部队里工作，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汉奸”。而我的母亲出生在老北平，毕业于当时的燕京大学音乐系。
1947年，已被民国政府收编的父亲，深感留在大陆已无前途可言，于是借口回台湾探望年迈的祖父祖母，只身返台。临行前，父亲说将来接我们全家迁往台湾，但后来由于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两岸从此隔绝。父亲和我们从此便音讯全无。父亲回台湾前，已经养育了我们姐弟三人。
谈到我的家庭背景，我想不能不谈及到我的外祖父，外祖父叫甘云鹏，清朝的末代进士，1906年被清廷派往日本，入读日本早稻田大学，主修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政制以及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历史。1908年回国，曾经在清朝政府担任度支部(财政部)主事等职务，还被北京优级师范学堂聘请，讲授经学。民国初年，外祖父又先后担任吉林国税厅厅长，山西烟酒公卖局局长兼山西清理官产处处长等职。1917年，外祖父因对当时的政局颇感失望，告老还家，隐居在北京的私人寓所“息园”，在此闭门读书著述，“息园”的藏书量达20万册。1918年，外祖父再次被选入国会众议院，1921年以后，外祖父彻底离开政坛，此后一直闭门专事撰著考据工作，直至1941年去世。1949年以后，由于外祖父曾经从事过“封建官僚”一类的工作，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被归列为残渣余孽的范畴，而我的外祖母等一干亲人自然就属于“封建遗老遗少”一类的人物了。
现在讨论最多的是1949年建政后对城市资本家和农村地主阶层的消灭，其实还有一个大的社会阶层被忽略了，这就是传统的士绅阶层，就是像我外祖父这一类人。外祖父属于那种传统的知识份子，注重修身、养性，一生钟爱读书、藏书、著书立说，家风、门风极严，对家人和子女的要求非常高。记得我小时候，还看见我们家桌上总是摆放着一本《甘氏家训》，这还是外公的父亲甘树椿留下来的家族遗训，以此训诫他的后人们。而这一传统的士绅阶层在1949年以后被当作“封建残余势力”一并被铲除了，实际上，这一士绅文化传统承袭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典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内涵，并且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社会群体，但现在的知识界并没有对这一社会阶层的消亡引起足够的思考。
因此，无论是从我父亲那里，还是我母亲那里，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我的家庭出身都是不光彩的，父亲属于“反动军官”，而母亲则是“封建遗少”的典型人物。1949年以后，共产党在核查家庭成份时，母亲在她的家庭背景一栏内写了个“离异”，相当于和父亲划清了界限。后来，母亲的成份被定为“职员”，意思是生活在城市、有文化的小知识份子，结合母亲的实际家庭情况，用党的话说，相当于她的家庭历史有问题，但没有历史罪恶和犯下血债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
马：您认为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能被发动起来，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甘：1966年，“文革”发动时，我就读于清华附中高三632班，我想从学生和学校教育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认为，“文革”之所以能够首先在青年学生中被煽动起来，与1949年到1966年这十七年间长期一贯的“政治洗脑”的教育制度是密不可分的。自1949年以来，学校始终贯穿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主线，始终向学生灌输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忠诚，完全摒弃了自“五四”运动以来被中国知识界所推崇的学术自由和思想独立的现代教育理念。
就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初期，我们学校的校长万邦儒就被打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现在看来，实在是一桩“冤案”。在我看来，万邦儒校长在教学实践和个人的政治倾向上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左”的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在政治上始终是忠诚于共产党的，他也一直在学校的教学上贯彻党的阶级教育路线。我记得刚刚进入清华附中时，万邦儒校长便在清华大礼堂迎接新生的全校师生大会上，专门谈到基层党组织就是党在基层的化身，谈到“反右”运动的经验教训，他强调基层的共产党组织是不能反对的;他谈到学生的“家庭出身”、要求学生“又红又专”等问题时，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的是比我们高两届的一位高中毕业生，叫张明。记得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聪明的学生，上课总是玩，考试起来却总是得最高分，高考又得了高分，但却没有被录取，各个大学都不接收他，为什么?因为他父亲是国民党“反动”军官，跑到台湾去了，把他放在他叔叔——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寄养。你们想想，一个“反动”家庭出身的人，想上“无产阶级”的大学，怎么可能?因为他走的是“白专”的道路，所以学习成绩再好也没有用。他不懂这个，竟然还跑到高教部去闹事(甘：实际上是去讨说法)，结果被扣在那里。然后高教部通知我们学校去把他接回来，接回来又扣在学校里，最后被警察当作“反动”学生抓走。
1962年，张明被遣送到新疆石河子劳改农场，1978年才获得“平反”，被劳改了16年!回到北京之后，他被留在清华附中任教，并且也成为了一名作家。当时，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因此我对万邦儒校长的这番话记忆尤其深刻。一直以来，万邦儒校长对学生的教育实行的是严格的所谓“阶级路线”教育，教导学生“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要求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要“自觉革命，认识家庭，进而背叛家庭”，要以“革命接班人”的所谓“五条标准”去改造自己。
如果从一个大的时间跨度来看，从1949年到1966年这十七年，整个六亿中国人其实都生活在这种意识形态熏陶之下，这十七年间，各种政治运动，从所谓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到1957年“反右”，到1958年的“三面红旗”，再到所谓的“四清”运动，中国社会已经被这些严酷的政治运动整得诚惶诚恐，服服帖帖。因此，党的权威已经再没有人敢去质疑，更谈不上公开反对，在青少年学生中尤其是如此，通过日复一日的“洗脑教育”，对党的忠诚以及共产主义信仰在我们内心之中早已扎下了根。
记得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同班级的一些小朋友在北海公园玩“捉迷藏”的游戏，突然发现一位中年男子，那形像跟电影中塑造的国民党“特务”很像，于是我们也不“捉迷藏”了，几个小孩子偷偷商量着跟踪他，看这位“狗特务”要跟什么人接头，要搞什么破坏活动，还煞有其事地让一位同学赶紧去公园的派出所报案，我们认认真真地尾随那位中年男子，跟踪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他摆脱我们为止。
现在听上去似乎有点荒诞不经，但我相信，这种“抓特务”的真实故事绝对不止发生在我们几个小学生身上。那时，我们被称为“祖国的花朵”，在《中国少年队队歌》里，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这种革命教条的从小灌输使我们对陌生人保持异常警觉的态度。等到了清华附中上高中时，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在一次谈自己学习“两论”(即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时说：“当我们党有一个战斗指令发出时，你没权力问：为什么要发这个指令?你只有这样的义务：党的号召犹如一道考试题，你只有埋头作答，得出符合党的要求的结果!难道在党的号召面前，还容你评头品足、说三道四、指指点点吗?”当时，我们大家都觉得他特别有思想，有见识。
在“文革”前的一段时间，不时有“党内修正主义势力”、“资本主义试图复辟”、“有人架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此类传闻被流传出来，这些小道消息最先在干部子弟中流传。显然是从他们的父母和社会关系处得知的这些内部消息。他们在酝酿成立红卫兵前，听到这些消息个个都是热血沸腾，夜不能寐，有的同学甚至还抱头痛哭，血管里的血液都恨得痒痒的，因为受这十七年以来效忠于毛主席和共产主义信仰的“洗脑”教育的熏陶，这些内部消息不吝于一记晴天霹雳，在干部子女年轻单纯的头脑里炸开了花。
所以，当1966年共产党的最高层发动“文革”，没人觉得荒唐，也不可能以为它违背生活常识，因为社会基础已经扎扎实实地打牢了!充其量是不懂。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学生们中间。具体针对清华附中而言，我就属于不懂的。只是在当时感到非常困惑，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无论是学校本身的教学，还是万邦儒校长，抑或是我们632班的班主任，他们都在一如既往地在强调“阶级路线”的教育，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修正主义的了?这让我感到特别奇怪。
马：请谈一谈这种所谓的“亲不亲，阶级分”、“革命就是和一切旧世界彻底决裂”的共产主义教育对您个人成长过程的影响。
甘：在我15岁以前，也就是上小学、初中的那段日子，我其实根本不懂什么“政治”，因为年龄小，当时的小学、初中的学校也没有强调学生要“认识家庭”，有时偶尔也会遇到一些询问家庭出身或者填写什么表格之类的事情，我都是拿回家让母亲填写。结合当时的社会氛围和我自己的家庭出身，我只是感到很迷茫和沮丧，在潜意识里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本能地感到羞愧，但并没有上升到社会学和政治层面的高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这期间，我家里发生了几件事情，都和家庭成份或多或少有些关联，这些经历对我的思想有所触动，虽然当时我的年纪还小。一件事情是我的姨父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份子”。姨父是一位小学教员，1957年，共产党号召知识份子起来提意见，“帮党整风”，姨父其实是一位非常正统的小知识份子，他就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就他所在的学校丢失财物的问题向学校领导提意见，结果，姨父因为这件事情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农场去劳动改造。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我哥哥身上。一天深夜，警察把我哥哥抓走了，当时，家里人谁也不知道原因，当时我哥哥大概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他在一家工厂上班。事后，我们才知道是哥哥和同事聊天时谈到父亲的情况，我哥哥告诉同事，说我父亲在台湾。那人接下来问了一句：那你可见不着父亲吧。我哥哥接下话茬，说了句：这是早晚的事。本来这是一句随大流的话，但这句话传来传去，到最后演绎成我哥哥期盼父亲带着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因为一句无心的话，哥哥遭到逮捕，虽然后来经过努力澄清，没多久他就被释放了，但他从此在工厂再也抬不起头来，而家里人受此事的影响，都吓得战战兢兢，深感周围危机四伏。
1963年我上考入清华附中后，“政治”才开始逐渐地渗透到我的头脑中。作为北京市的一所重点中学，清华附中始终强调所谓“家庭出身”的政治教育，学校经常开大会，万邦儒校长作报告时都会强调学校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教育，告诫学生不能走“白专”的道路。他说，“只专不红”是一条危险的死路，要“听党的话，跟党走”，而每逢召开这种大会，学校都会请一些苦大仇深的典型人物来向学生们控诉血泪家史，借此提高学生们的思想和政治觉悟。这种报告的场面不时会被一些激昂的口号所打断，并进而推向更激昂的高潮。每次大会结束后，各个班级都会布置些讨论会，要求学生写“心得体会”或“思想汇报”，写得好的，老师就会当众公开宣读、表扬、鼓励，并动员全体学生向他(她)学习。
这种精神氛围对我个人成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完全是极端真诚的信奉共产党所说的一切。首先，这在我的脑海中确立了一个坚定的政治方向，认为共产党就是人民的大救星，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论理论就是真理，共产主义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归宿。等到这个方向确定下来以后，我要做的，就是要顺应历史，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不能再像小学、初中那样浑浑噩噩，继续虚度光阴，必须积极争取“进步”、“向党组织靠拢”，因此，我必须认识我的家庭，背叛亲情，和亲人划清界限，彻底与旧家庭决裂。
但是，这个“认识家庭”、“脱胎换骨”的过程并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在学校，争取进步的标志是要入团、入党，和其他同学一样，我也向班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班团支部委派一位同学作我的介绍人，我每一周都要写一份“思想汇报”，谈心得、体会，以此向党、团组织表明我认识家庭、靠拢组织的心路历程。这些所谓的“思想汇报”，现在看来荒诞不经，甚至是违反基本人伦和常识的，但在当时，却都是我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自我反省，主要内容是批判、检举、揭发我的母亲和我的整个家庭。即便如此，班团支部对我的“思想汇报”总是不满意，理由是“自觉革命是无止境的”，因此对于认识家庭的自我反思永远不会有尽头。
除了积极争取“入团”，写“思想汇报”这一关不容易过，甚至是永远也过不了而外，在日常生活层面，争取进步的难度就更大了，连我自己都感到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那些“落后”思想简直无处不在，防不胜防!我举个例子吧，有一天，我在麦田边的水渠旁阅读课外书籍，这是一本反映50年代大学生活的小说。正看着，班主任老师走过来，问我：看什么书?在我心目中，她始终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一直倍受我的尊敬。我告诉她是什么书。于是，她又问了问我对这本书的观感，接着又仿佛若无其事的问了问我的家庭状况，我下意识地向她介绍了和我朝夕相处的几位亲人，在那个交流的瞬间，我并没有将她提的这个问题当作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来对待。
谁知到了第二天，班主任老师就在班上不点名地公开批评我，说：班上有人爱抱着大部头的小说看，若是一个人连自己的家庭影响都不会分析、批判和抵制的话，小说中的封、资、修毒素就会和他的心灵遥相呼应起来。一番高论，掷地有声，针针见血，她把小说阅读和认识家庭富有哲理地连在一起教诲，短短几句话就把我对文学作品那种崇拜情绪彻底一扫而光，让我当场瞠目结舌，呆若木鸡。是啊，如果我对自己的家庭背景都如此缺乏警惕性，又怎么能够去辨别小说和社会上的封资修的毒素呢!还有更可怕的，她只是利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便试探出我的无产阶级嗅觉是如此迟钝!而那些还没有被她发现的呢?在她不在场的时候呢?想必我头脑中的“落后”思想是数不胜数呀!如此没有阶级觉悟，还争取“脱胎换骨”呢，想的这里，我真的被我的愚钝吓出了一身冷汗，是呀，我深感自己头脑中少了一根弦，太缺乏阶级警惕性了。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对于我们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来说，首先是要认识家庭。认识家庭，除了从家人口中去挖掘家庭过去的历史，还必须从家中的一草一木、一坛一缸中来得到证实。其实，那时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外祖父生前的藏书、生活器皿等，卖的卖了，毁得毁了。不过，相册还保留在那里，它是30代年的东西，我趁家人都在上班，外婆睡午觉的机会，翻开抽屉搜索那些相册：我那个“反动军官”的父亲身着军装，腰间挎着一把大洋刀，威风凛凛地骑在高头大马上，气度不凡地平视荒野的地方。就这么一张照片，足以证明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如果照片上的这个人哪一天真带着国民党的军队反攻大陆，怎么办?还有我的外祖父和母亲等家人的照片，其中有参加宴会的，有举办沙龙的，有旅游、游泳的，等等，显然，照片中的人们活得都挺滋润，散发出浓浓地封建士大夫的老朽遗风和资产阶级的奢靡气息，哪里有一点无产阶级艰苦朴素作风的影子?我当时就想，这些照片都和我母亲那个“职员”的家庭出身没有半点关系，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嘛。
于是，我开始发挥自己的想像力，挖空心思编写“思想汇报”，但总是得不到班主任、团支部的肯定，过不了关，等到这些在我眼里有着重大历史问题的事情都“汇报”完了，我的想像力也就彻底枯竭了，但“思想汇报”还得继续，你必须把自己的心窝不断地往外掏啊掏啊，并且永远没有尽头。到最后，我甚至将母亲爱描眉、爱擦雪花膏，每天上班前总要擦一遍皮鞋的生活琐事也写进去，在我眼里，这也应该算是和资产阶级小姐的生活态度沾点边吧。这还不行，我又回忆出一件事情：在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曾经养了几只母鸡，每当母鸡下完蛋后，她都会旋风般地冲进鸡窝，抓起尚有余热的鸡蛋对着镜子往自己脸上有皱纹的地方抹擦，母亲说这样可以熨平脸上的纹理。
像这种揭发亲人的事情在同学们中间并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它是一个普遍的认识家庭的过程，有一位同学翻出了父亲的日记，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内战连绵，妻小无以为炊，无奈翻箱倒柜，变卖大衣一件。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在大肆攻击伟大的“解放战争”吗?
回忆这些往事令人十分痛苦，现在回过头去看，觉得这像是在说一些荒谬绝伦的笑话，太不可思议了，简直无法理喻，但在当时那种“政治洗脑”的条件下，一切都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对校党委、老师的话完全是深信不疑的，而他们认为自己对学生也是认真负责的。像对我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来说，只有真正“认识了家庭”，才能拥有一个真正完整的人生，革命的人生，否则，就是没有灵魂的人，变成一具空洞的行尸走肉，那么，整个生命从此也就没有意义了。因此，像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所承受的思想压力实际上比那些出身“红五类”家庭的子女要大上千百倍。他们已经走在革命队伍中等待“接班”了，而我们却还背负着家庭出身的原罪，还必须通过自觉革命，认识家庭，进而背叛家庭的不懈努力，才能拿到一张革命队伍的入场券。
每一次将这样的“思想汇报”递交上去，都希望能听到肯定的、表扬的声音，但事实上，表扬的声音在“自觉革命”的认识征途中犹如春天的甘霖一样吝啬。后来，班里还专门就这个问题开会专题讨论“自觉革命和认识家庭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受到了批判，“认识家庭的目的怎么能急于受到表扬呢?自觉革命的目的也太不明确了!太功利了!”这个结论一下来，大家都不敢吭声了，如果谁再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自己对家庭的认识已经清楚了，说“自觉革命”的目的已经实现了，结局是可想而知的，这恰好证明你和“自觉革命还有距离”!辩证法就是这么神奇。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将一份“思想汇报”的材料交给班主任的时候，她眼神中那种冷漠和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孔，没有支持，没有同情，没有惊讶，更谈不上信任和表扬，她只是冷冰冰地看着我，仿佛我是她捕蝇器里又一只死不足惜的苍蝇，而这是当时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学校生活的大致缩影。
显然，争取进步的表现不仅仅体现在“思想汇报”上，还必须落实在行动上，根据当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1964年秋收的时候，我们全校师生都下到农村去“支农”，这也是惯例，全校师生都排着队，唱着革命歌曲，意气风发地步行到郊区的“人民公社”，并且越接近目的地大家心里就越激情澎湃，我在初中时最喜欢这种和大自然、和农村融为一体的感觉，但这一次“支农”的心态却完全不同，我不得不开始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来对待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
等到达目的地后，站在泥泞道路两旁的贫下中农们咧开黄板牙、舒展着布满皱纹的黑脸傻呵呵的笑着，拍着粗糙的大手掌欢迎我们，在一个院子的空地上，生产队队长扯着嗓子吼话，仿佛不如此粗旷便表现不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你们来俺们这里接受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践的三大革命的锻炼，俺们全体贫下中农表示热烈的欢迎!”接下来，又是一通“阶级斗争”的教育，然后就是开“斗争会”，村里的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和右派齐刷刷地排成一排，他们全身上下散发出一种寒酸的倒霉味，穿着乞丐般的破败衣服，个个蔫头耷脑的站在那里，听任革命群众们的揭批，还有一些贫下中农们在那个用破沙篙、脚手板拼凑起来的批斗台上哭诉自己的苦难家史，为“斗争会”添油加醋。奇怪的是，在我们这些学生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这些“黑五类”们竟然如朽木般无动于衷，我们中一些阶级感情强烈的同学甚至还跳上台去揪打那些“黑五类”份子，每逢这个时候，台上台下就会吼成一片，而这些被挨打的“黑五类”份子，依然无动于衷，仿佛站在那里的不是人，而是一段毫无生命力的朽木。我站在批斗台下，一边喊着口号，努力表现出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一边却心惊肉跳地感受着这种恐怖的斗争场面，仿佛那些被赶上台接受批斗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
这种社会气氛越接近“文革”就越狂热，在学校，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东西，是功课以外的内容。这段时间，“脱胎换骨”成为最响亮的口号，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压力——能否进入大学不再是根据你的学习成绩，而在于你的政治表现，如果你没有什么出彩的政治表现，那么，“家庭出身”就是你唯一的高考入场券。因此，学校和班上对“认识家庭”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弄得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无所适从，最后，我们被称之为“狗崽子”，毫无例外地成为“文革”中“走资派”天然的社会基础，就这样，鬼使神差的把我们这些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和学校的校长、班主任、老师们归属在同一个阶级阵营里，这实在是一件非常荒唐滑稽的事情。
马：请谈一谈您在“文革”中的所见所闻。
甘：我完全是目瞪口呆地眼睁睁看着这场大风暴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这种场面。首先，我不可能去“造反”，我的家庭出身注定我就是一个被“造反”的革命对象，而那些被“红卫兵”战将们批斗的“走资派”，都是平时教导我们要“自觉革命”、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校长、班主任、老师，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就是共产党在学校的化身，如果我去造他们的“反”，那岂不就是造共产党的“反”吗?!那时，整个世界仿佛在我的头脑中完全被倒转过来了。其次，我也不可能去“保”那些学校领导、老师，还不说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始终在学校被打入另册，被学校领导、老师另眼相待，受到歧视，没有那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所谓“阶级感情”，光说那些走向前台的“红卫兵”同学，他们立场坚定，言之凿凿，一口咬定学校领导、老师是“走资派”，咬定学校整个儿就是“黑党支部”，他们个个都“根正苗红”，就凭我的家庭出身和思想觉悟，怎么敢去和这些已经红了眼的“红卫兵”战将们去一较高下?更重要的是，党中央和毛主席都是支持他们的呀。因此，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袭卷过来，一切都是那些自诩为“天之骄子”的“红卫兵”战将们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而我就像一片凋零的落叶，立刻被刮到一边去了。
于是，我就在这场风暴眼里漫无目的地流浪，上午去清华，下午去北大，明天去地质学院，后天去北航，“革命派”和“保皇派”相互撕杀，斗的如火如荼，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放下了手中的功课，像蚂蚁一样挤在各学校的大字报区，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喘息声，汗臭味，火辣辣的太阳，相互倾轧着揉成一团，以往的教学秩序瞬间土崩瓦解了。
连外国人也不甘寂寞，淌进这个风暴眼里凑热闹，我在清华大学大礼堂看到大名鼎鼎的美国学者李敦白在演讲，鼓动和支持红卫兵们的“造反”行动，获得阵阵掌声，很快，他又被打成“大特务”，被关进监狱。我还看到一位长得挺漂亮、身穿瘦腿裤的女同学，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群红卫兵团团包围，三下五除二地将她的瘦腿裤撕个粉碎。
在社会上，我体会到空前浓郁的“革命”气氛：公交车内有中学生率众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大街小巷闪现着身穿褪色军装的红卫兵身影;戴着高帽子游街示众的“黑帮份子”怪声怪调地唱着“黑帮歌”，荒诞而又诡异——“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我不老老实实，就把我砸烂!砸烂!砸烂!”
回到清华附中，每天都上演着令人眼花缭乱、心惊胆颤的事情。昔日的老师们有的被剃了阴阳头，有被吐口水的，被拳打脚踢的，有的被挂上“黑帮”牌，这些还算是轻的，重则动用酷刑，被打得皮开肉绽，一些据说受到他们“蒙蔽”的师生们此时正痛哭流涕的悔过，争相揭发他们的“反党”罪行，我心惊肉跳地站在围观者的最后面，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当初拼命“保”校领导、老师的同学，特别是其中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隔三差五就被勒令到学校操场上去受训，女同学被剃了阴阳头，男同学挨揍，这成了家常便饭。罚他们在操场上挖野草，羞辱他们，每个人身边都围着看热闹的男女革命小将，谁挖得不好就招致拳打脚踢。而那些低年级的小同学甚至别出心裁，抓起一把泥土，或捉到一条小虫子，往被批斗的老师、同学的脑袋或脖子里塞，捉弄他们。他们不敢反抗，谁反抗，谁灭亡。
更糟糕的是，他们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了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权力。凡遭批斗的同学和老师，被勒令不允许佩戴毛主席像章，有些同学可以忍受无数次在操场上、在教室里的暴力殴打，可以忍受难以启齿的人身攻击和污辱，但是却无法忍受被剥夺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权力，这让他们痛不欲生，生不如死，这种“政治洗脑”和灌输教育对于人性的扭曲和对人的尊严如草芥般的无情践踏，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那些家庭出身好的“保皇派”同学，虽然能免遭毒打和羞辱，但却在这场运动中失去了话语权，从此抬不起头来。因此，为了表示自己的悔过自新、将功补过，他们中间有些人表现得往往比先前那些红卫兵战将们更抢眼、更激进。在631班，有一位姓王的同学，他的家庭出身好，在“文革”初期是校党委的铁杆捍卫者，等到学校“党委”被定性为“黑帮”、“走资派”，被打倒之后，为了突出自已，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在对那些先前同他一样的“保皇派”同学，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进行施暴时，那种残酷、残忍的程度比那些“红卫兵”战将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曾经亲眼目睹过631班组织的这种批斗会，连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吓得腿都直打哆嗦，抖个不停。
马：请谈一谈您在“文革”中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两件事情。
甘：“文革”初期对我们班班主任老师的批斗，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记得，就在先前班上组织的春节联欢，我们班一些同学还抱着班主任的小孩亲热，逗笑，到了1966年8月份，还是这些同学，突然拉黑了脸，抄了班主任老师的家，据说，抄家的时候，班主任只说了一句话，说：家你们可以抄，别吓着孩子。
我们班的“红卫兵”还在教室里组织对她的批斗，我们班的情况比较特殊，干部子弟比较少，而在“文革”初期，红卫兵主要是由干部子弟构成，因此，在我们班，“红卫兵”核心小组的成员相对弱势，没有太大的号召力，组织不起来像模像样的“批斗会”。于是，在批斗班主任老师的时候，这些干部子弟就拉来家长助阵，还请过来一些贫下中农的老头、老太太陪斗助威。当时，班主任老师跪在教室的讲台上，有一个抽旱烟的老太太，用特朴素的阶级语言揭批她，说：你把我们的孩子往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引，安的是什么心!边批边不时用旱烟枪头朝老师脑袋瓜子上敲一敲，这个场面令我印象很深刻。
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家的邻居们身上，我们家原本住的是个大院落，“公私合营”后，私人房产充公了，我们这个院落搬进来很多住户，人员构成也变得很复杂，有一位在澡堂子里搓澡的女工人，她出身于“红五类”家庭，在“文革”期间，她表现得非常积极，带上红臂章，逐门挨户的警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们院里本来还住着一户“右派”家庭，这户家庭的父母被流放到黑龙江劳改去了，只剩下一对还没有上学的小姐妹，这位女搓澡工硬是强迫这两个孩子坐上火车去东北找父母。“文革”中，像这种人在北京的老胡同巷子里有很多，我们院子后头的一条胡同巷子住着一位姓林的老太太，她的家庭成份是“地主”，丈夫在先前的政治运动中被共产党给“镇压”了，但是，她依然保留了先前的某些生活习惯，穿戴干干净净，平时保养得比较好，还经常爱搓点麻将，总之，生活方式很前卫。结果，在“文革”中，这种“地主婆”式的生活态度很快被邻居们检举揭发了。这样，凡是和这位老太太有过往来、有牵连的人无一漏网，一一被集中到她家接受陪斗，我外婆因为曾经和她一块摸过几把麻将牌，因此也没能幸免，她被“红卫兵”战将们押往这位林太太家，被勒令揭发交往过程中她的“反动”言行。为了表现和林太太划清界限，这些与林太太有过交往的老人们被迫纷纷检举、揭发她。这位60来岁的林太太遭到轮番鞭打，而鞭打她的人，正是她唯一的独生子，此时，林太太的儿子正在念中学，生得高高大大。至于那些“红卫兵”战将们，则站在一边，监督对这位阶级敌人采取的专政行动。那位林太太就在当天晚上因拷打伤势过重去世了。我外婆魂飞魄散地亲历了这一幕，回到家后，筛糠不止地悄悄换洗衣裤，她被吓得当场排泄失禁。而且，外婆本来一直患有抑郁的摇头症，此后便越发严重，即使在睡梦中，她的下巴额也会不由自主的左右摇摆个不停。
不过，我的家庭出身虽然有问题，但在“文革”期间却没有受到过批斗，没有挨过整。因为老师平素对我并不待见，所以我在班上本来就是一个被边缘化的角色，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政治表现，在“文革”期间，这反而变成了一件好事，既不惹人嫉妒，也让别人感受不到我有什么威胁，因此没有被卷入到各个派系的斗争之中。另外，我较为瘦小，我的外号叫“干鸡”，平时少言寡语，一直以来，我都是属于不怎么惹人关注、被忽略的那一类人，因此，也没有人想到要来批斗我。
我被这场运动远远地抛在后头，但即便在此时，我依然积极主动地争取思想上的“进步”，那时，我一直虔诚地相信共产党和毛主席。在我眼里，在那段“红海洋”的日子里，像张志新、林昭、遇罗克那样优秀的人是少之又少的，即便是那些遭受过虐待和迫害，被打成反革命份子、坏份子的人们，大多数也都和我一样，虔诚地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以至于许多年以后，当这些人临终之时，还有人强烈地希冀“加入中国共产党”，足以见意识形态灌输对人们思想影响的程度达到了何种地步!
“红卫兵”们不允许我们这些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闹“革命”，于是，我就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进行“自我革命”，我甚至还一度自认为自己的革命嗅觉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比如，我和一些家庭出身类同的同学窝在宿舍里，专门研究《欧阳海之歌》的封面上是否有反动标语，在“回力”牌运动鞋的鞋底纹路上寻找国民党党徽，逐字逐句地推敲校长、班主任、老师们的讲课笔记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
不仅如此，我还继续在“认识家庭”的征途上越走越远，学校掌权的红卫兵战将们除重点抄家外，更是动员“自觉革命”的同学自行抄家，我当然不甘落后，把我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那本相册，从家里抄来交给学校红卫兵。有一次，我回宿舍时看到学校医务室的门敞开着，里面散乱地堆放着同学们从各自家中抄来的物品，其中就有从我家抄来的相册，至于那些相片则散落一地，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锦缎戏装、绣花小脚鞋、高跟鞋、玻璃丝袜、古玩器具，等等。看到这些，我突然感到有一种落后于革命形势的心理危机，觉得自己从家里抄来的东西太寒碜了。那一刻，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从家里抄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我心里琢磨着，我那个作为“封建官僚”的外祖父曾经当过清政府巡抚一类的大官，一定有什么传家宝留下来，只是我不知道家里人藏匿在什么地方;还有，我那个人在台湾的父亲，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干过，而日本人在中国烧杀抢掠，他就没有从中聚敛几个“国宝”之类的东西?我甚至还鬼迷心窍地幻想家里的地窖里藏有成吨的金条。
当然一切都子虚乌有，但我并没在“认识家庭”的征途上因此而停下脚步。于是我干了一件令我至今都无法原谅自己的事情：
就在“文革”初期，母亲偏偏和一位男士交往起来。这位男士大我母亲十来岁，看上去是位知识份子，生着一副清癯、睿智的脸面，戴着一幅金丝边的眼镜，穿着浅灰色、带着格子纹路的西服，每次来我家，他的皮鞋都擦得锃亮锃亮的，还拄着一根文明棍。母亲和他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每次他们在一起，母亲就很开心。我感到非常不满，“文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居然还有人置身事外!这不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典型表现吗?但这种情绪只是在我心里慢慢地积蓄着，并没有表现在脸上。
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回家，刚进院子，就看见一些“红卫兵”小将们正在揪斗那个西服革履、拄文明棍的老者，邻居们都在围观，而母亲、姐姐、哥哥也一声不吭在旁边看着，我心里打了一个颤，有点尴尬，有点慌张，也有点激动。这些“红卫兵”小将们将这位老者团团围在中间，问他到这个院子里来找谁。老人吱吱唔唔着不肯说。显然，他们并不了解底细。于是，“红卫兵”小将们便开始揪他的领带、批判他的那幅行头。这时，我头脑一热，冲着这群“红卫兵”小将，大声喊道：“他找她——我妈!”我指着站在院子我家台阶前靠着廊柱的母亲，紧接着，我的嘴里就像机关枪扫射一样嘟嘟嘟嘟往外吐个不停，我至今还记得当时自己说过的那些揭发、批判母亲的话：“你们看，我妈多爱美，看她的拖鞋，还是花的!绣得是大花!”
整个热闹非凡的批斗场面一下子安静下来，这些“红卫兵”小将都穿着褪色的军装，但显然大都是低年级的孩子，看见我这个大哥哥如此言辞激烈的批判、抨击自己的母亲，竟然一下子都呆住了，居然不知怎么应对接下来的场面!也并没因此扑上来批斗我母亲!接下来，他们只是喝令老人脱了西装、摘下领带，让他从这个院子里“滚蛋”——我们院里这场批斗大戏就这样戏剧性地落下帷幕。后来，我再也没有见那位老知识份子出现过。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这个场面却不时地浮现在我脑海中。每当我想起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想起故去的母亲，想起她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姐弟几人拉扯大，那么不容易，我就忍不住泪流满面。这件事成为我终生悔恨不已的一件事情，同时也成为我痛恨灵魂被操控，痛恨谎言和欺骗、还有所谓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原因之一。
马：在“文革”期间，您的家人有没有受过迫害或遭到不公正对待?
甘：严格来说，在“文革”中，我们家并没有受到红卫兵的严重冲击。我哥哥在工厂只是一个不起眼的二级工，而姐姐当时在工艺美术学校还没毕业。母亲在单位曾经被勒令写过“思想检查”，要求她向党组织坦白交待当初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台湾人。不过，在被勒令反省的那几天，她像先前一样，照常地上班下班，我并没有感觉出母亲背负有多么大的心理压力。一天晚上，她还让我替她写一份“检查”材料，而这恰好是我的长项，在学校，我写过不计其数的“认识家庭”的反省材料，我一挥而就。但母亲看完我写的材料后就那么随手一扔，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说：还有这么写东西的哪!又很是鄙夷地说：“瞧你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呀!有这么糟践自己的吗?算啦，还是我自己写吧。”我不知道母亲最终写没写。但此后我们家依然平安无事。
我认为，我们家之所以没有受到当时“红卫兵”的冲击，全有赖于母亲在1949年时刚建立个人和家庭档案的时候，她所做的，她在自己的婚姻一栏内填写“离异”两字，而我们姐弟几人也都改随母姓，这相当于和我的父亲彻底地划清了阶级界限，因此后来母亲才被定了“职员”而不是“反革命家属”的成份，在那个注重“阶级成份”的年代，这对于个人和家庭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我们家就孤儿寡母几个人，这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是被边缘化的家庭，不惹眼，不招人嫉恨，就像我自己在班上的表现一样默默无闻，这可能也是一个因素。
应该说，我们家在“文革”中的危机主要是来自家庭内部——来自我这个“叛逆”。在当时的年代里，任何人都会被那种疯狂的社会氛围所感染，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真实和顺理成章，什么叫不可抗拒，什么叫“历史潮流”，什么叫“革命”和“进步”，你只有身处其中才明白其真实内涵。你只能跟着那些“红卫兵”、“造反派”们一齐起哄，否则你就是“阶级立场”不稳，“阶级感情”不深，“阶级觉悟”不高。而那些挨打的都是“黑五类”，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所以抄家、打人就变得那么地合理和顺乎自然，并且这被认为是力求“上进”的表现。
我记得我们学校的一位姓宋的干部子弟，他是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发起人之一。他在1966年8月26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怒火冲天，抄家抄出英国指挥刀、日本大马刀、北洋军阀将军服、匕首等等，真是阶级报复，阶级仇恨，我们再不能容忍了。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这是阶级斗争，你打他，他杀你，这是你死我活。不过我从来没打过人，还有些‘温良恭俭让’，没有最深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这很危险，对敌人的恨不深，就是对人民爱的不深。你现在可怜他，他杀你时可不可怜你。要敢于斗争，勇于树敌。”
而这位姓宋的同学在当时竟然还算得上是一位“理智”、“温和”的“红卫兵”，因此可以想像，当时的社会氛围有多恐怖。而在当时，“恐怖”这个概念并不像今天这样臭名昭著，它是合法的，是一种荣耀，经常被“红卫兵”们挂在嘴边，就叫“红色恐怖”。
还有一位叫张明(与被流放到新疆劳改的张明同名)的干部子弟，是我们632班“红卫兵”创始人之一。我听说张明在“知青”下放临行前，特地找到家庭出身“不好”的一位叫戴建中的同学，发表临别赠言，这是两人自1966年“文革”发动以来的唯一一次交谈，张明对戴建中说：“你们是地富反坏资产阶级，我们是工农革干。二十年后见”。然后，张明坚定不移地走出了教室。这种以“阶级立场”为导向的人际关系实际上并没有得彻底地清算，并且一直若隐若现地存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头脑和人际交往之中。
到今天为止，官方对“文革”中的受难人数都没有一个准确数字，有民间学者统计，在“文革”期间遇难的受害者至少达数百万之巨，而他们的家庭肯定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苦难。相比之下，我们家还算平安的，我认为，“文革”的危害，除了拷打、虐待、流放和死亡，更严重的是，对整个社会道德人伦的摧残和精神的毁灭。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剥削有两种，一种是血汗压榨和肉体消灭所造和成的个体磨难和痛苦，另外一种，是对精神的欺骗和榨取，后者的性质应该是更恶劣的，直到今天，这个民族都没有真正地反思、反省过“文化大革命”，这恰恰是由于对人们的精神欺骗和榨取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马：请您谈一谈对“文革”中的生活体验以及对“文革”的看法。
甘：凡是当年大专院校的学生或是中学生，亲身经历过“文革”全过程的人，都心知肚明：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自觉自愿地投身在这场运动之中。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如果否认这一点，是不诚实的。意识形态领域盛行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阶级斗争”理论、“培养革命接班人五项标准”，等等，再加上鼓吹历史发展“五阶段”的所谓“进步论”。作为未经世事、思想幼稚的学生们来说，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去辩别和抵制。在当时，无论是大人、还是学生，都是共产党号召什么，责无旁贷地响应什么，用党的语言来说，每个人都必须紧跟形势，如果跟不上形势，就会被历史淘汰。
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像“镇反”、像“反右”、像“三面红旗”、像“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地能够在中国运动起来，它绝对不是凭空产生的。像在“放卫星”期间，一些报纸上报道的某某地方“亩产粮食上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些明显违反生活常识的谎言都能够大行其道，并在人们的观念中被接受，因此，后来出现的“文革”中一个家庭相互为敌、四分五裂、必欲置亲人于死地而后快的荒诞事情，其实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对于不谙世事的青年学生们来说，追求“上进”的唯一表现就是听从党的召唤，不仅仅对我本人是这样，时刻敦促自己“认识家庭”和“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在当时，又有多少追求“上进”的同学将自己每日写下的日记交给学校的党、团组织呀!结果，在“文革”期间，那些真实地记录下自己和家庭琐事的日记，成为自己思想反动的“反革命”证据，从此再也没有翻身的日子。我身边的一位同学就是如此，他将自己的日记上缴了，结果不但自己被划为“右派”学生，而且还因此将家人卷入进来。我十分庆幸自己那时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否则我肯定会全部上缴的，现在想起这些事情都觉得后背发凉。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本质有所认识是在1971年林彪一家人坠亡蒙古温都尔汗之后。在此之前，我满怀激情地奔赴山西太行山的一个只有九户人家的小山村“插队落户”。当最初的激情过去，冷静下来的我发现，在这个小山村里接触到的人和事，完全和党的政治宣传沾不上边，但我此时还徘徊在真相的边缘，心里只是有些疑惑。在修“大寨田”运动中，我充当突击队员，在生产队里抢修和开发新的“大寨田”，这是重体力活。有一次，突击队的队长，一位老共产党员，对我说：“你们插队的学生哪里知道，共产党厉害呀，比小日本厉害多了!”他指的是1958年“大跃进”吃“大锅饭”的事情，家家户户不允许在自己家里开伙，不允许私自藏匿粮食。但是，农民家里祖祖辈辈都有家里存隔夜粮的习惯，因此，公社的干部们便让村里的共产党员带队，挨家挨户搜粮食。“日本人占领时也搜过粮食，汉奸带着，可他们就是搜不着哦，但共产党一搜，没有一家能躲过去，全被搜了个底儿掉!”
等到下放的“知青”返城过春节，一些闲不住的、活跃的、平时关系处得不错的学生们就聚在一起，交换信息、谈心得体会、聊奇闻轶事，讨论政治运动的走向，互相“跑书”，这很重要，互相之间开拓眼界、彼此启发，这时，同学们的思维不再像被圈禁在学校里那样了，创作“地下”歌曲，收听“敌台”，一些活跃的学生还组建了一些沙龙，我们那个中学生沙龙被其他沙龙的同学戏称为“二流社”。我逐渐开始反思“插队”本身的问题，这在现实中哪里像是党所讲的那样——“走与工农相结合”的“五四”道路，这完全是瞎扯蛋嘛，连马克思都说“粗糙的体力劳动并不能改变世界。”这句话被我抄在笔记本上。
而在我“插队”的那个小山村，在我们去之后第三年才通上电，农民们世世代代都是在山里头靠肩挑背扛糊口度日，这是他们的真实生活，难道靠“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能创造出一片新天地?问题是，从1949年开始，都移了二十多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但这里其实并没有变得更好一些，农民实际上也并没有像宣传的那样，过得多么幸福，甚至连那些老共产党员都对“文革”牢骚满腹，怨声载道。每每想到这些，我的头脑中就不由得浮现出那几年高音喇叭里没日没夜都在播放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这首歌，这时回味起来，意味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似乎听出了别的东西，这就像跟小孩子斗气似的，你说“文化大革命”不好，我就偏偏说好!
这些真实的生活体验给我完成一个自我救赎和自我启蒙铺垫了一个心理基础，后来，毛泽东针对郭沫若发表《十批判书》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自这首诗发表以后，又掀起了“批孔”的政治运动，这时，我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既然“百代都行秦政法”，那么，我们先前所受的教育，什么“共产主义”、什么“社会主义”，这些崇高的理想事业那不都是胡扯吗?既然“百代都行秦政法”，那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开展的“与传统决裂”、“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都是哄我们这些学生瞎起哄架秧子哪!折腾来折腾去，原来还是在行“秦政法”呢!还有什么“反修”、“防修”，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闹了半天都是瞎掰，到了这个阶段，我的心里就产生了一种深深地被愚弄、被欺骗的感觉。不过，正因为如此，我也看透了许多以前感到迷惑、总是让心里添堵的事情，既然如此，我还跟着起什么哄?于是，我就把一直悬吊着的心情整个儿给放松下来，并且认为自己已经从恐怖的红色泥潭中脱身而出了。
话虽如此，但这么多年来接受的政治教育，要求我们学生关心政治形势的习惯却改不了，不过，我学会了在舆论封锁中巧读“两报一刊”和《参考消息》，从它们的只言片语中筛选出真实资讯的本领，比如，我从党对柬埔寨“红色高棉”和波尔布特的吹捧中，意识到柬埔寨正在发生“红色恐怖”和种族灭绝的迹向。1974年，波尔布特来到北京，受到毛的接见，毛向波尔布特推荐了姚文元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文，在中国期间，波尔布特还见识了“大跃进”、“上山下乡”的政治运动，而在朝鲜，他又见识了“千里马运动”，回到柬埔寨，波尔布特结合柬埔寨的“国情”推行柬埔寨特色的所谓“共产主义革命”。等到了1975年，当波尔布特再次来到北京时，毛盛赞波尔布特“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由此，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今天，柬埔寨“红色高棉”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正在一一被昭示出来。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文化大革命”，他们无疑都是这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但是，我认为仅有这一点认识是不够的，正是他们，成就了这尊“神”不可撼动的神圣地位，也正是他们，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当今这种畸形的现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或多或少地扮演了某种不光彩的角色，哪怕像我这种家庭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父亲又是台湾人的年轻学生，都主动卷入到揭发和批判亲人的行列之中，更惶论其他人，我认为，反思历史的时候不能把自己排除在其外，不能用一种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这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今天，很多问题都很清楚了，只要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社会进化论理论依然被视为颠仆不破的真理，人类被一种魔幻般的意识形态所吞噬，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在其中被视作一种纯粹功能性的存在，被抛掷于伟大的历史进程的高歌猛进之中，只要它依然被视作一条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进化道路，那么，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抑或别的什么更动听的名义，都不会对我们的境况从根本上有所改观，这是由它的意识形态本质所决定的，也是我这么多年思考下来得出的一个结论。
(全文完)
作者注：因年代久远，受访人可能在记忆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偏差或模糊，敬请当年的“文革”亲历者或参与者提出补充、修正以及各种反馈意见。此外，如有“文革”亲历的读者希望向外界坦陈当年的人生经历，请发送邮件至[email protected]，作者将代为编辑，并发表。 谢谢!
来源:共识网作者:马萧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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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诗中的文化转译与心理转移
星期一 六月 22, 2015 9:25 am
几乎所有当代重要的中国诗人都书写过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师（比如博尔赫斯、茨维塔耶娃、卡夫卡、普拉斯等）相关的诗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将西方的伟大心灵转译到中国语境中的一种方式。但如果转译（或迻译，translation）和转移（或移情， transference）在词源上是同义的，我们可以发现，在转译（迻译）的过程中，也有着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转移（移情），将西方大师（文本）和中国追随者（读者）联系到一起：后者反过来将情感转移到前者身上去。本文通过拉康的移情理论来探讨当代中国诗人如何以不同方式响应这个（西方）他者（拉康称之为“被认作知的主体”）。中国当代诗中的文化迻译具有三种不同倾向，可以大致对应于移情过程中的三种不同态度：1）与作为理想自我的小他者（other）的想象性（imaginary）认同，以设立一个完整的、自恋的但也是虚幻的镜像；2）与作为自我理想的大他者（Other）的符号性（symbolic）认同，以建构起一个现代的文化主体；3）将大他者转化为小它物（objet petit a），以激发不断逃逸的欲望，迫近那个不可能完成认同或自我同一的、真实域的（real）创伤内核——一种深植于当代中国文化秩序内的矛盾感性。
为什么移情如此必要，为什么心理分析必须经由移情来进行？移情是一种关键的幻像，终极的真实（征兆的意义）通过移情的方式得以产生。 ——齐泽克 (Žižek 1989: 59)
尽管当代中国文学不是西方文学的简单翻版，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的文学（后）现代主义受到了西方模式的深刻影响。比如，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对莫言的影响，卡夫卡和贝克特对残雪的影响，川端康成和卡夫卡对余华的影响，博尔赫斯对马原、格非和孙甘露的影响都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一个文化迻译的挑战性问题，可以让我们加深对中国文学（后）现代性的理解。在诗歌领域，西方文学的影响更加深远。早期的当代诗人，如根子、多多和北岛，都是所谓“黄皮书”（包括萨特、塞林格、克鲁亚克、爱伦堡、贝克特、加缪等）和“灰皮书”（西方政治类书籍）的热心读者，而“黄皮书”和“灰皮书”是文革期间的精英阶层才能读到的“供批判用”的西方人文书籍系列，当时西方文学（除了早期苏联的革命作品外）是遭到全面禁止的。 波德莱尔、瓦雷里、史蒂文斯、帕斯捷尔纳克、曼捷施塔姆、普拉斯、金斯堡、阿什贝利等对朦胧诗人和后朦胧诗人的影响也是十分显见的。
非但如此，几乎所有文革后的重要诗人都热衷于写作有关——尤其是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或艺术、哲学）大师的篇章。这些诗作的题目常常标明为“（献）给……”、“致……”、“纪念……”、“向……致敬”等 。可以断定的是，这样一种献诗的形式主要来自于诸如济慈的〈致荷马〉、奥登的〈纪念W. B. 叶芝〉、布罗茨基的〈为T. S.艾略特之死而作的诗〉和〈为约翰•堂恩的哀歌〉，和毕晓普的〈邀请玛丽安•穆尔小姐〉这一类作品，是一个大诗人写给另一个大诗人的颂歌、哀歌或献辞。基于十九世纪晚期以来中国和西方不均衡的文化关系，这不像是一次中国诗人和他们的西方同行之间平等的对话，而是一次伟大的西方心灵向中国语境的迻译。不难看出，中国诗人不仅向文学艺术大师致敬并努力赶超国际水平的文化地位，同时也他们自己在当代中国的本土经验，这种经验可与西方大师的历史或生活经验相对应。或者说，这样的诗歌潮流代表了一种愿望，试图将非中国的权威声音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声音。
如果转译（translation）和转移（transference）有着相同的词源，我们可以发现，文化迻译也可以看作是心理分析意义上的移情，连结著作为文本的西方大师和作为读者的中国追随者：而后者又将情意转移回到前者身上，如同被分析者向分析师的移情。 本文试图通过拉康有关移情的理论，探讨中国诗人如何以不同方式致意那个拉康称之为“被认作知的主体”的西方他者：“只要被认作知的主体存在于某处……就会有移情”(Lacan 1978, 232)。另一方面，拉康也探讨了弗洛伊德有关（肯定性的）作为爱的移情，这显然是中国诗人与他们书写或致意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中国诗人对于移情的需要与病患对精神分析的需要具有某种可比性：中国必须重新调整它文化上的异常和精神上的疾病，这样的观念充斥于二十世纪以至于之后的中国。对于中国诗人来说，与西方大师的移情关系是一种解除抵抗的方式，或者说，是清除文化现代化和精神自由化障碍的方式。
中国诗歌中这样的跨文化移情同文革后西方化的知识潮流当然是相应的。 在1980年代，西方文化，尤其是现代西方文化，被认为是对文革影响下中国社会弊病的一种疗治。敏锐于时代精神的中国当代诗人在精神上与西方现代文化巨人产生亲近，并把他们看作是西方文化传承的重要部分，而西方文化正是中国社会在努力学习并且赶超的。因此，诗歌中的跨文化移情反映了一种寻求处理精神问题的需要。对中国诗人同西方先行者之间移情关系的探讨并不仅仅意味着对文化迻译的探讨。移情应当理解为是一种基于心理和感情纽带而不是理性的积极关系。无论如何，作为被分析者或学习者的中国和作为分析师或大师的西方之间的互动方式，也与拉康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所发现的移情方式同样多样。我们将看到，中国诗歌里的跨文化移情以不同征兆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的不同态度。
下面我将讨论的是，移情，依据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可以采取一系列的不同态度。首先，中国当代诗的抒情声音往往把西方大师想象成一个小他者，作为类似于镜像中自我的形象。在这样的想象性移情中，自我与小他者的认同似乎保证了诗人自己的地位和西方大师一起上升到了国际的高度。既然想象的认同产生的仅仅是虚幻的整一自我，在另一些诗中，抒情主体便通过臣服于大他者来建构自己，这个大他者当然就是西方大师放大了的父亲形象。换句话说，在这种符号性移情的过程中，抒情的我把自己的地位置于西方大师的形象之下，并把后者尊崇为统摄的权威。不过，对拉康来说，在有效的移情中显现的“大师”既不是想象化的理想自我（ideal-ego），也不是符号化的自我理想（ego-ideal），而是欲望的客体，一种令人不满足的匮缺，导引出内在压抑的释放。在这个范畴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抒情主体成为分裂的，无法维持稳定的情态。
在想象化移情和符号化移情之间
多多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第一位在诗作中与异国先行者进行交流的诗人。在近年的一次访谈中，多多表示：“我喜爱的诗人总是在变化的，比如从波德莱尔，到茨维塔耶娃，到勒内•夏尔……我更关心去寻找那些与我具有源初的关系的诗人……也就是说他没有做完的事情，你可能正在做，这就天然地承认了一种承继关系，一种共有性。我跟他们进行对话。”(多 2005) 他的诗〈手艺——和茨维塔耶娃〉写于1973年，当时只有在爱伦堡为1950年代出版的茨维塔耶娃诗集所写的序和爱伦堡回忆录中的段落才能读到茨维塔耶娃诗歌的只言词组。 “手艺”的典故出自茨维塔耶娃的组诗〈尘世的特征〉中的诗句——“我知道，维纳斯是双手的事业，／我是手艺人——我懂得手艺”，也是贯穿多多整个写作生涯的关键词，把他与许多同时代的诗人区分开来。在很大程度上，多多在诗中尝试将茨维塔耶娃的经验和表达迻译为他自己的，同时将他的感受转移到茨维塔耶娃身上。
我写青春沦落的诗
(写不贞的诗)
写在窄长的房间中
被诗人奸污
被咖啡馆辞退街头的诗
我那冷漠的
再无怨恨的诗
(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我那没有人读的诗
正如一个故事的历史
我那失去骄傲
失去爱情的
(我那贵族的诗)
她，终会被农民娶走
她，就是我荒废的时日 (多多)
多多在诗中的许多用词响应了茨维塔耶娃在〈我的诗，写得那么早〉中的诗句，比如：“我的歌唱青春和死亡的诗篇，／还没有被人读到！”另外，“被咖啡馆辞退街头的诗”指的应当是1941年8月底，茨维塔耶娃申请在苏联文学基金会的餐厅工作却被拒绝的故事，这个事件可能直接导致了她几天后的自杀。1973年，在文革时代的中国，多多经历着数十年前茨维塔耶娃在苏联所经历的命运：一个强烈意识到文学写作技巧——也就是“手艺”——的诗人，被他的同代人，也被那个建立在口号、宣传和媚俗之上的政权所忽视和抛弃。因此，多多从茨维塔耶娃那里迻译过来的不仅是诗歌文本，也是她的生活、精神和气息。不过，这样的迻译也是一次汉化的过程，其中多多自身的生活起着形塑的功能。一方面，多多感到他自己被赋予茨维塔耶娃式的可以抵御现实污浊的精神高贵；另一方面，即使是茨维塔耶娃——一个诗性优雅的象征——也会“被农民娶走”，变成“荒废的时日”。这样的结局指明了严苛的社会环境，当时知识分子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精神活动是徒劳的。多多本人在京南的白洋淀和根子、芒克一起度过了知青的岁月，并且一同写下了中国先锋诗的最早篇章。
也可以说，多多把自己视为茨维塔耶娃在中国的转世。《手艺》一诗是一次对茨维塔耶娃的感应性阅读（斯皮瓦克认为这就是一种迻译的形式）；隐含在多多阅读中的是强烈的自我尊崇，但不是通过自我美化，而是通过自我贬斥。在这首诗里，多多以否定的方式想象了精神的顶峰，把他的诗描绘成“不贞的”、“冷漠的”、“没有人读的”、“失去骄傲”的、“失去爱情的”。否定的效应只是加强了符号域的压制性肃穆，这个符号域建构了表面上光鲜的——纯洁、温馨、华丽、热烈的——文化秩序。
许许多多的中国诗人感受到苏联体制的相似性。这可能正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当代诗人写到苏联时代的诗人，包括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曼捷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等。文革后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海子——他在1989年3月26日卧轨——写过两首相关的诗：《诗人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自传》。我们似乎并不惊讶他所书写的这两位诗人都自己结束了生命；尽管海子不是模仿了他们的死亡，但这两首写于海子自杀前两年的诗暗示了海子与两位自杀的苏俄诗人之间的情意认同。海子把他们的死看作是对世界的积极告别，无论以《诗人叶赛宁》诗中的宁静方式，还是以《马雅可夫斯基自传》诗中的激烈方式：
说声分手吧 松开埋葬自己的十指
把自己在诗篇中埋葬
此刻在美丽的小镇上
不会有苦荞麦儿香 （《诗人叶赛宁》）
一切噪音进入我的语言
化成诗歌与音乐梨花阵阵
在我弃绝生活的日子里
黑脑袋——杀死了我
以我血为生背负冰凉斧刃
黑脑袋长出一片胳膊
挥舞一片胳膊
露出一切牙齿、匕首
黑头里垒满了石头
像青铜一样站着
站到最后站到末日 （《马雅可夫斯基自传》）
事实上，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代表了海子诗学和精神感性的两个维度：麦子的意象是叶赛宁自然主义静谧的隐喻，而黑色头颅的意象（以及血和牙齿）则是马雅可夫斯基未来主义激愤的隐喻。无论如何，我们不难察觉，对苏俄诗人的绘像映射了海子对想象化自我——拉康意义上的理想自我——的自恋式投射，这个自我从苏俄迻译到中国，替海子自身发声。
海子对苏俄诗人的热情是一种情感上的认同，把自身的感受转移到他者身上。从〈马雅可夫斯基自传〉的诗题便可以清晰地看出，海子将自己视为马雅可夫斯基。这样的诗学风格饱含着精神移位，或更确切地说，是心理移情。拉康把移情效应看作与爱相同：“这里产生的正是通常被称为移情效应的东西。这种效应便是爱。十分清楚的是，如所有的爱一样，它只能在自恋的场域里图绘出来，就像弗洛伊德给我们展示的。爱从根本上而言就是冀望被爱”。(Lacan 1978: 253) 书写西方诗人，同样创造了爱的效应——也就是对文学前辈的爱。不过，如拉康所强调的，这个爱不仅是外向的爱，它本质上是内向的欲望，一种被爱的愿望，或者确切地说，被大师所爱的愿望。因此，理想自我就变成了自我理想（ego-ideal），从符号父亲（前辈）的角度把主体规范为它秩序的一部分。正如拉康所言：“主体同分析师的关系中心是在权威能指的层面上，也就是我们所知的自我理想，因为在那里他自己会感受到满足和被爱”(Lacan 1978: 257)。在迻译的过程中，译者期望获得原作者的认可和赞扬；同样，在移情的过程中，被分析者的隐秘欲望是获得分析师（大师）的认可和爱。这里，移情摇摆于想象域和符号域之间，也就是认同于他者和寻求他者的认可这两者之间。
毫无疑问，同西方（大多是苏俄）文学大师的想象性认同普遍存在于文革后的中国诗中，一直到八十年代晚期和九十年代初，尤其在王家新、张曙光、西渡、黄灿然的诗里出现较多。在他们的诗里，可以看出，拉康所称的“想象化移情”和“符号化移情”成为中国诗人与受尊崇的西方大师之间的主要关系。在这两种情形下，西方文学大师都是作为被颂扬的人物出现的，中国诗人则寻求一种与之在灵魂上的契合，或其精神指向为中国诗人建立起应当遵循的父法准则。在上述的诗人中，王家新可能对西方大师的书写最为热情。他的诗《瓦伦金诺叙事曲：给帕斯捷尔纳克》（1989）和《帕斯捷尔纳克》（1990）都是八九后中国诗的代表作，在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正面临着严峻的社会历史危机。 如王家新自己所说：
俄罗斯诗歌，尤其是二十世纪俄苏诗歌再次对中国诗歌产生实质性影响，是在八十年代后期以后。曼杰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诗人，对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诗人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不仅在他们的诗中呼吸到我们所渴望的“雪”，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通过他们确定了我们自己精神的在场。我甚至说过这些诗人构成了我们自己的苦难和光荣。显然，这不是一般的影响，这是一种更深刻的“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
在另一篇文章里，王家新写道：“我不能说帕斯捷尔纳克是否就是我或我们的一个自况，但在某种艰难时刻，我的确从他那里感到了一种共同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一种灵魂上的无言的亲近。”将苏俄的严冬迻译到中国1989后的时代气候中，王家新似乎想象自己是帕斯捷尔纳克——那个在苏俄体制下饱经沧桑的诗人和小说家——在中国的转世。在他1989年底写的《瓦伦金诺叙事曲：致帕斯捷尔纳克》中，王家新体验着“这苦难世界的美丽” 和“把苦难转变为音乐”。
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中，日瓦戈在十月革命后从莫斯科逃避到偏远的村庄瓦伦金诺。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瓦伦金诺也是日瓦戈和恋人拉拉遭到国家机器威胁而逃往的地方。在王家新的诗里，瓦伦金诺意指的是“片刻的安宁” (王 1997b: 40) 或者一个能够“在这严酷的年代／享有一个美好的夜晚”(41)的空间。然而，1989年后，王家新试图获得的这样的“片刻的安宁”不是来自于地理上偏远的空间，而是来自诗歌写作，来自与内在自我的对话，这个内在自我由作为理想自我的帕斯捷尔纳克所体现。
王家新的这首诗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汉化的蜡烛意象，它将苏俄文学中的象征迻译或转化到中国文学传统中来。蜡烛的意象在《日瓦戈医生》中出现过多次，具有各种象征意涵。除了在圣诞夜点燃的蜡烛是现实主义的描绘，小说中大多的蜡烛意象尽管也有同样的宗教意义，基本上是象征着社会政治环境的黑暗中一线希望的光明。在他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年轻的日瓦戈看到拉拉窗户里的烛光照射到窗外的黑暗中：
尤拉注意到一扇玻璃窗上的窗花被烛火融化出一个圆圈。烛光从那里倾泻出来，几乎是一道有意识地凝视着街道的目光，火苗仿佛在窥探往来的行人，似乎正在等待着谁。
“桌上点着一支蜡烛。点着一支蜡烛……，”他对自己低声说。
“桌上点着一支蜡烛／点着一支蜡烛”，成为日瓦戈的诗《冬夜》(Pasternak 1958: 542)中反复出现的母题，这个诗题也暗示了冰冷的黑夜和给予爱的允诺的蜡烛象征之间的对立。小说中其它出现蜡烛的象征性段落里，蜡烛总是黑暗中微弱的光亮。比如：“在过道里，医生让老小姐拿着蜡烛，自己走过去扭动门扣，拉开了门栓。强劲的阵风把门从他手中吹开，烛火熄灭了，冰冷的雨点溅落到两个人身上。” 或者：“日瓦戈进去的那间包房，被小桌上一支滴着油的蜡烛光照得很亮，从稍稍放下一点的窗口吹来的风，使烛焰不住地晃动。”
不过，王家新诗中反复出现的烛火母题，把背景放在时间绵延的维度上，强调了时间的流逝：
蜡烛在燃烧
冬天里的诗人在写作
…
蜡烛在燃烧
诗人的笔重又在纸上疾驰，
…
蜡烛在燃烧
我们怎能写作？
这首诗中燃烧的蜡烛令人想起李商隐的著名诗句“蜡炬成灰泪始干”。帕斯捷尔纳克小说（诗）中在黑暗与光明之间的空间界限，或在外（日瓦戈作为观者）和在内（拉拉作为爱的隐秘对象）之间的空间界限，转化成对于争取自由和解放的知识分子艰苦行为的时间性关怀。季节仍旧是冬天（如同《日瓦戈医生》），但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而不是王家新）作为抒情主体并没有在追寻希望的烛光；他体验的是写作的难度，渴望快速的写作，以便祛除内心的焦虑。这首诗开始于第三人称的声音——“又一场暴风雪／止息于他的笔尖下”——但转成了第二人称——“诗人！为什么这凄厉的声音／就不能加入你诗歌的乐章？”)——又结束于复数第一人称——“当我们永远也说不清／那一声凄厉的哀鸣／是来自屋外的雪野，还是／来自我们的内心”。最终，王家新忍不住通过创造了一个属于二者的单独声音，将自己与帕斯捷尔纳克融为一体。也可以说，他经由帕斯捷尔纳克演练腹语，将他自己的精神苦痛的体验移情到这位苏俄文学大师身上。
据拉康学者指出，“那个拉康称为『想象性移情』的，正契合于弗洛伊德遭遇的作为治疗障碍的移情类型”(Nobus 2000: 116)。然而，在想象化移情中抹去与他者的距离意味着这种积极介入却舍弃了大师的意旨：“紧紧依赖同分析师的想象性同一，被分析者始终被他者阻碍，无法聆听大他者含有的知识” (Ragland-Sullivan 1986: 123)。因此，假如说在〈瓦伦金诺叙事曲：给帕斯捷尔纳克〉中移情从符号模式（作为“他”或“你”的大他者）退为想象模式（合一存在的“我们”），那么在一年后所写的〈帕斯捷尔纳克〉一诗中，王家新完全抛弃了想象化移情，直接进入了符号化移情的领域。尽管这首诗的开始通过强调“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来指明共有的生活命运，诗的主要部分将帕斯捷尔纳克处理成一个拷问和授权中国诗人的父亲形象：
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
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
……
这是你目光中的忧伤、探寻和质问
钟声一样，压迫着我的灵魂
在出自全诗末段的后面这两行里，帕斯捷尔纳克被尊为大他者，他的质询成为诗人主体性的建构。钟声作为大他者的符号化声音，“压迫”或模塑了诗人的内在“灵魂”。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前面这两行中符号化的父亲不仅具有质问的功能（“检验我”），还具有去势的功能（由“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所暗示）。换句话说，只有通过去势，主体才获取了他的位置，尽管是一个失败的位置。
无论如何，显见的是，王家新作为中国诗人试图表达他紧紧依附于苏俄诗人的渴望，以便能够感知和认识帕斯捷尔纳克可能经验到的：
呼喊那些高贵的名字
那些放逐，牺牲，见证，那些
在弥撒曲的震颤中相逢的灵魂
那些死亡中的闪耀，和我的
自己的土地！
……
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
这是幸福，是从心底升起的最高律令
不是苦难，是你最终承担起的这些
仍无可阻止地，前来寻找我们
拉康的名言“欲望是他者的欲望”在这里尤其相关。表达在这首诗中的，是王家新采用了，或更确切地说是创造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视野和关怀，并且将其作为他自己的视野和关怀。拉康论及这个现象时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作为移情的爱背后，是对分析师的欲望和病患的欲望之间的连接的肯定。这便是弗洛伊德巧妙地表达的，应当在同行间重申的观念——毕竟，这只是病患的欲望。病患的欲望，没错，不过是在与分析师的欲望相遇的情形下。”(Lacan 1978: 254)
王家新这两首有关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代表了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中国诗人普遍陷入的想象化移情和符号化移情。类似的例子还有柏桦的诗句“我开始钻进你的形体／我开始代替你残酷的天堂”（《献给曼杰斯塔姆》）西川的诗句“他为我写下诗歌／并悄悄地／摆到我肮脏的桌上”（《聂鲁达画像》）。这两个例子中，对西方诗歌声音的迻译都成为对中国诗人与之认同的理想自我的想象性召唤。
作为欲望的移情，或如何遭遇真实域
文化英雄的（尽管是是悲剧性的）想象图景无法永久持续。1988年和1993年，多多分别写了两首献给普拉斯的诗，《1988年2月11日——纪念普拉斯》和《它们——纪念西尔维亚•普拉斯》。在这两首诗中，早年的自我沉溺的语调被间距和反讽所取代。《1988年2月11日》是纪念自杀于1963年2月11日的普拉斯的，起始于这样的诗行：
这住在狐皮大衣里的女人
是一块夹满发夹的云
她沉重的臀部，让以后的天空
有了被坐弯的屋顶的形状
诗中普拉斯的女性形象不再被描绘成一个女英雄或者女圣徒，而是一个和“狐皮大衣”“发夹”相关的世俗、物质的女人，尽管“一块……云”暗示了某种高蹈、圣洁的特征。多多对普拉斯精神和世俗之双重性的描绘在诗的第二节中继续：的确，肉身的“沉重的臀部” 扭转了圣洁的“天空”，把它拧弯成“屋顶的形状”，一个日常居家的意象。之后，多多又提起普拉斯在“没有了她的世界存有两个孩子”（Frieda 和 Nicholas），这个世界也没有“他们的父亲”，也就是泰德•休斯，他被描绘成把绑着孩子的马踢得飞跑起来。一个诗歌家族被撕裂了，孩子们获得了无人照看的自由。在这里，多多先是（以臀部的意象）展示了一个性感的的普拉斯，然后又展示了一个没有普拉斯的世界，她的孩子即将跑失。在他写茨维塔耶娃的诗中的那种与伟大诗人膨胀的认同姿态消失了，诗的欲望对象不再是纯粹恢宏和崇高的了。但无论如何，在多多的诗句里，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追逐诗意他者的欲望，尽管普拉斯的“诗意”生活实际上充满了悲剧。由于普拉斯是自白派诗人，多多所追逐的实际上是她自白的内容——个人的艰难和失败——不管是真正体验还是戏剧性展演的。 诗的第二部分更为晦涩，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逃离眼窝的瞳仁”、“火车……出了轨”、“外省的口音”、“被辱骂后的痕迹／像希望一样”、“吃带尖儿的东西”(多多) ，察觉到一种深刻的欲望，试图捕捉正常的、有秩序的世界，却无法成功。这种无法满足的追逐伟大诗人灵魂的欲望在多多1993年另一首诗〈它们——纪念西尔维亚•普拉斯〉中更加明显，其中诗意的视野与其说是（像1988年的前一首诗中那样）错位或失当的，不如说是飘忽的：
裸露，是它们的阴影
像鸟的呼吸
它们在这个世界之外
在海底，像牡蛎
吐露，然后自行闭合
留下孤独
可以孕育出珍珠的孤独
留在它们的阴影之内
在那里，回忆是冰山
是鲨鱼头做的纪念馆
是航行，让大海变为灰色
像伦敦，一把撑开的黑伞
在你的死亡里存留着
是雪花，盲文，一些数字
但不会是回忆
让孤独，转变为召唤
让最孤独的彻夜搬动桌椅
让他们用吸尘器
把你留在人间的气味
全部吸光，已满三十年了。
不难察觉，一种空虚和飘忽的感受体现在像“裸露”、“阴影”、“呼吸”、“之外”、“气味”、“吸光”这样的词语中，渴望抓住普拉斯留下的痕迹。再者，“鸟的呼吸”、“世界之外”、“海底”这样的意象都是通过建立与抒情主体的距离，指涉了不可企及之物，而这个主体便塑造为面对深渊或遥远的欲望主体。然而，这首诗中不能满足的欲望不是希望所维持的，而是由强烈的普拉斯式语汇所纠缠的，比如“珍珠的孤独”、“鲨鱼头”、“撑开的黑伞”、“气味／全部吸光”，等等。多多从普拉斯那里迻译过来的是她的感官脆弱，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多多——同时作为一个在欧洲流亡的诗人和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幸存者——自身的不安。多多诗中有着创伤的内核，它包含的与多多个人史及国族史相关的记忆痕迹同它包含的与普拉斯相关的一样多。当多多写到“在你的死亡里存留着／是雪花，盲文”，他唤起了普拉斯之死的阴郁意象，并把这些意象与自己的生活经验相认同。尽管多多在普拉斯身上感悟到了他自身的命运，这样的认同并没有上升到一个理想自我的高度，而是无法将所有破碎的对象或虚空成功地整合到有机的心理整体中去。
作为今天派的主要诗人，多多直到1980年代末才广为人知，那时后朦胧诗早已兴起。中国诗人对于西方文学大师的崇仰在1980年代中后期依旧持续，但后朦胧诗里对于精神前辈的想象关系有着各异的表现。将多多关于普拉斯的诗和沈睿写的关于另一个自杀的自白派女诗人赛克斯顿的诗放在一起来考察也许是无可避免的。如果说多多的诗显示了一种经验朝向西方偶像诗人含混形象的移情，沈睿的诗上演了一场戏仿想象化移情的舞台剧。作为一个女性诗人，沈睿却坚决地避免了与西方经典女诗人的简单认同。在她的诗里，对于自杀诗人悲剧一生的迷恋去除了感伤的同一化，而喜剧性的双重化揭示了扭曲了镜像关系：
那天我尾随在你身后，在去精神病院的路上，
你半路折回，燃着烟，重坐在打字机前，
把我抛在树林中，我不得不为自己做饭
从那天起我就吃你的诗，我在你的衣兜里
找到一把钥匙，我把它藏在岩石下，
我围着它又跳又唱，它使我拥有了你
你干吗把心咬成两半，我无法缝合它们
我有针，有线，一枚顶针，我日复一日
干了又干，直到双眼再也看不见
你浇花，给女儿们洗澡，去开家长会
你开着汽车，不理睬我要搭车的手势，
你一个人在房间中，没我的帮忙，就作了那事
我怨你，恨你，把你钉在我的十字架上，
我们背靠背，彼此互相安慰，哈，
我们真是一类，我们打趣地嘲弄对方，可真是一类。
奚密在论述当代中国诗“诗歌崇拜”的文章中讨论到了这首诗，并且敏锐地指出，与王家新（她当时的丈夫）相反，沈睿在诗中“表达了一丝反讽和自我讽刺，这在男性诗人的悲剧崇高性中是缺乏的。”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赛克斯顿还是“我”，都没有被美化：两者都被描绘成陷在家务劳作和责任中的家庭妇女。赛克斯顿甚至还是精神病院的病人。沈睿用“吃你的诗”这样的语句来强调赛克斯顿的世俗特性。此刻，理想自我成为模仿意义上的了，她无法被企及（赛克斯顿不给“我”搭车的机会），只有等到变成死后的鬼影才得以亲近。甚至赛克斯顿的鬼影也不是“我”可以正视并且认同的对象：她的背影只能映照“我”的背影。想象化移情于是在“打趣地嘲弄对方”的喜剧场景下遭到戏仿——“我”无法找到一个完整的理想自我。并且，赛克斯顿的角色在这场黑色幽默的游戏里也不是一个能够塑造出自足主体的大他者。
这首诗中另一个有趣的因素是“我”在赛克斯顿衣兜里找到的“钥匙”。但是，“我”只是围绕着钥匙“又跳又唱”，甚至还把它藏起来，却不用它来打开任何东西，仿佛那只是我们必须与之保持距离的一个对象，一个具有刺激而不是满足欲望功能的物体。“拥有”赛克斯顿的方式是把她的钥匙留在别处，不去触碰。这把钥匙似乎是可以用来打开赛克斯顿神秘内在的创伤化心理的。不过，沈睿在这里拒绝了完美理解或全身心拥抱赛克斯顿精神世界的可能。钥匙成为赛克斯顿内在生命的残余，也正是拉康称之为“小它物”（objet petit a）的，那个直接相关于分裂主体的欲望目标-原因（这里，沈睿诗中的诗人迷失在寻找同一性的过程中）。为了详述在我们语境中的“小它物”概念，考察它如何引起对拉康意义上的真实域的诗性遭遇，我们现在来看一首后朦胧诗人欧阳江河的诗作。
1988年张枣和欧阳江河分别写了题为〈邓南遮的金鱼〉的同题诗。和多多、沈睿的诗相比，张枣和欧阳江河的诗更具修辞上的游戏性和语义上的多义性。“邓南遮的金鱼”这个故事想必出自伊莎多拉•邓肯的回忆录《我的一生》：
小堤亚侬宫饭店里有一条邓南遮珍爱的金鱼。金鱼在一个美丽的玻璃鱼缸里游着，邓南遮常常喂它，还对它说话。金鱼会拍打着鱼鳍，嘴巴还一开一合的，好像在回他话似的。我还住在小堤亚侬宫饭店的时候，有一天我问饭店经理：“邓南遮的金鱼到哪儿去了？”
“啊，女士，这真是个令人鼻酸的故事啊！邓南遮去意大利了，他嘱咐我们要好好照顾那条金鱼。『那条金鱼，』他是这么说的，『最懂我的心。它就是我所有快乐的象征！』他还不断拍电报来问：『我挚爱的阿多佛斯近来如何？』有一天，阿多佛斯在鱼缸里游得有点缓慢，而且不再要求要见邓南遮先生，后来就死了。我将鱼捞出来，丢到窗外。但是邓南遮先生的电报又传过来了：『我觉得阿多佛斯身体不舒服。』我回电说：『阿多佛斯已经死了。昨晚死的。』邓南遮先生又回电说：『将它安葬在花园，并且为它立一个墓。』于是我抓了一条沙丁鱼，用锡箔纸包好，然后将它埋葬在花园里，我还立了个十字架，上面写着：『阿多佛斯长眠于此！』邓南遮回来马上问我：『我的阿多佛斯埋葬在哪儿？』我带他到花园的坟墓前，他带了好多花来给它，站在那儿好长一段时间，还啜泣不已。”(Duncan 1927: 260)
1987年底到1988年初，张枣从他留学的德国短期返国。在和欧阳江河、柏桦、锺鸣等人在锺鸣家会面时，张枣讲起了这个邓南遮的故事。这个故事吸引了在座的每个诗人，他们相约各自写一首题为〈邓南遮的金鱼〉的诗；不过，似乎最后只有张枣和欧阳江河完成了约定。
在欧阳江河和张枣的诗里，邓南遮的形象（更不用说金鱼的形象），绝非诗人可以与之认同的理想形象。如果说张枣的诗更多地聚焦在金鱼的形象上，欧阳江河的诗则具有复杂的政治美学意涵：
内心的纳粹，用尖脸措辞
一个纸上的大人物
他神经中那些更为宽泛的女人
能在鼓吹里走出多远
他炫目如蜂窝
而妙处一片漆黑
恍若隔世的邂逅
爱情的人造天堂，天堂之水
我们身体里最痛的语言
扫射的情人涌向街头
美多么好，美置身于革命
移开的手把管风琴弹奏到寂灭
弹奏到谁的一吻
我们美好一生中下雪的日子
阳光灿烂的日子
波光粼粼的皮肤想黑就黑
而太阳是晒不够的
正午的睡眠荡漾开去
一只金鱼为此哭泣
它在温暖的南方梦想着
无法解开的唯美的扣子
一件衣裳，一座空城
镜子每天都在死去
人群中最孤单的诗人
把整个世界扔到一边
为金鱼而歌
他温馨的声音像一片飞蛾
冲锋的，走向断头台的形象
染上了金鱼的疾病和大火
金鱼是火的种族
浑身冒起水的骨头
眼睛突出但茫无所见
因为冷漠的美人在观赏
金鱼的邓南遮越热烈
根据欧阳江河的说法，吸引他的是原先故事中邓南遮的极度美学化的生活。以及他对南方故园的乡愁。其实，小堤亚侬宫饭店位于意大利以北的巴黎，而金鱼死时邓南遮恰是在意大利旅行。如果欧阳江河对邓南遮轶事的狂想部分地来自试图将一个欧洲的故事迻译到中国经验中，那个误译的部分恰好寓言式地揭示了对于中国诗人独特感性的重要方面：一种对于南方——一个可以理解为相对于肃穆北方而言是愉悦另类（假如不是反抗）的地域——的文化癖好。值得注意的是，欧阳江河本人来自于南部的省份四川；而更具启发的是，金鱼“在温暖的南方梦想着”，而不是在寒冷的北方梦想着温暖的南方。更确切地说，金鱼被构想成一件诱人的欲望目标-原因，成为一种感伤化的、审美化的生灵，永远地纠缠在自己空间的命运里（“无法解开……扣子”）。“一件衣裳”和“一座空城”都意味着没有内容的包装，而“镜子”当然也指示了幻像和虚空。
对于邓南遮及其金鱼的矛盾情感充满在整首诗中，但具有明显的政治意涵。“纳粹”一词出现在第一行，暗示了邓南遮与法西斯的联系。欧阳江河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将邓南遮的轶事迻译成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理解的表达，探究了本雅明所言的法西斯主义的“将政治美学化”。欧阳江河是诸如〈我们（乌托邦第一章）〉和〈萧斯塔科维奇：等待枪杀〉这类政治诗的作者，这些诗处理了有关威权主义的问题。如果说像〈我们（乌托邦第一章）〉这样的诗探讨了威权主义的人物如何成为统摄所有其它能指的主人能指，〈邓南遮的金鱼〉探究了美如何演示暴力和死亡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中国的语境里，邓南遮不是一个可与之产生情感契合的理想形象，而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谜，一个需要译码的符号。我们不能忘记，革命时代的政治规划是高度美学化的（革命家本人也可能是优秀的诗人），要解开政治与美学的错综网络，就不得不深入探视暴力和美相汇聚的浪漫或武力的快感。
本诗的高潮无疑来自第五节，诗人邓南遮被想象成遭遇了似乎拥有某种传染疾病的金鱼（“染上了金鱼的疾病和大火”）。前一行里的“冲锋”暗示了保卫邓南遮在1919-1920年间在Fiume（今克罗地亚）建立并自立为公爵的意大利卡尔拿罗摄政国的敢死队。诗人的好战行为源自一种病态的、发烧的热情和狂喜，不吝啬将全世界奉献给一条他所迷恋的漂亮金鱼（“把整个世界扔到一边／为金鱼而歌”）。不仅“飞蛾”的意象换喻式地指涉了自我献身（暗示着“飞蛾扑火”），“走向断头台的形象”也形象地凸显了牺牲的身体。
应当记得的是，邓南遮并没有为金鱼牺牲什么。欧阳江河对邓南遮生平的误译（或蓄意的误译）试图总结他对于政治和美学狂热的——不仅有关邓南遮，而且也有关晚近中国历史的——理解。欧阳江河独特的辩证诗学深入到暴力的狂喜深渊——“我们身体里最痛的语言／扫射的情人涌向街头／美多么好，美置身于革命”——成为他对热烈和毁灭的革命时代记忆痕迹的创伤内核。于是，甚至被简要描绘的邓南遮本人的形象也显示出崇高的特征：“他炫目如蜂窝／而妙处一片漆黑”。诗人的“炫目”形象无法掩盖真实域的黑洞，这个黑洞当然具有“蜂窝”所隐喻的双重特性——甜蜜和刺痛。
我们于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西方大师的迻译方式在这首诗中有相当大的不同。邓南遮既不是诗人认同的理想自我，也不是规范抒情主体欲望的自我理想；他的暧昧形象引发了追寻不确定性的欲望。这个形象亦可以看作是拉康的“小它物”，作为欲望的目标-原因，显示为来自真实域创伤内核的无法符号化的残余。在这样的移情中，分析师不是把被分析者调度到一个他们能够认同分析师的情形下，而是把自己调度到一个位置上，使得被分析者去除认同，发现他们的欲望在大他者欲望的调节中，并且确认这个欲望本质上的虚无。拉康相信只有在分析师自己置于小它物基座的位置上时才能展开，不是被分析者可以发生欲望认同的对象，而是产生欲望的对象。……这里，分析师不再被期待在与被分析者的主体间关系中成为大他者主体，而是在主体分裂所标识的纽带中成为一个目标——原因。(Nobus 2000: 79)
换句话说，被分析者（在我们的语境中是中国诗人）不把分析师（西方文学大师）视为认同或尊崇的正面形象，而是一个召唤欲望的空缺。如果被分析者不能在想象化移情和符号化移情中自由表述，分析师便作用为小它物以促进表达，这种表达将打破被分析者压抑的心理结构：“与自我理想的认同代表了移情中抵抗的一面，自恋和要求的方面，而同小它物的认同是分析启示的推动力，作为欲望的移情。”(Chaitin 1996: 179–180) 在实际的精神分析过程中，当移情开始时，被分析者把分析师置于黑格尔为认知而战的主人位置，而主体则占据了奴隶位置。精神分析的伦理要求分析师保留这个位置，持续地移动到奴隶的位置，将小它物与自我理想相隔离，以便产生他自身的不完整，他自身对大他者的需要，总之，是任何主体以主体想象自我理想能够的方式来知晓和控制他自身欲望的不可能性。 (Chaitin 1996: 189)
换句话说，有效的移情不是建立在主奴关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a<>$公式上。这个公式构成了拉康的分析师话语——它是对统治的主人话语的颠覆——被分析者并不是受分析师指令来如何去除他的征兆。被分析者并不被动地追随主人能指。分析师作为被分析者的欲望目标-原因，让后者从他自身的分裂主体投射到小它物上。在移情的过程中，被分析者应当发展出用自己的欲望与小它物打交道的策略。在当代中国诗的语境下看，在这样的移情中，西方大师不再被绝对地拥戴为主导的力量，而是成为困惑的，不确定的源泉，唤起对创伤、矛盾和疑难的探索。
齐泽克把小它物描述为“在主体核心的真实域的那一点，无法被符号化，作为每一个意指行为的残余、剩余、残留而产生，它是一个硬核，包含了可怖的绝爽、痛快，因而也是同时吸引和拒斥我们的——分裂了我们的欲望并且激发羞耻”(Žižek 1989: 180). 我们不难从臧棣的诗中发现“同时吸引和拒斥我们的”元素，包括那些跟西方大师相关的。例如，〈纪念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始于一句简单的诗行“克里姆特掴维也纳的耳光。”(臧 2003: 73). 这个有些暴力的行为包含了一记清脆的响声，引发了读者的警觉和兴奋。不管可以模拟于臧棣及其新颖诗学创造的克里姆特有多么异端和反叛，他的“堕落”艺术如何震惊了维也纳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这位艺术家没有呈现为诗人的自我理想。对臧棣而言克里姆特的意义在于“他的天赋是巨大的漩涡”或者“画一个女人就是还原一个秘密”(臧2003: 74)。“漩涡”再一次成为拉康的真实域，可能吞噬“天赋”崇拜者的诱惑源泉，而“秘密”则是更加深奥的，无法蠡测的内核，藏有克里姆特女性形象的诱惑、致命力量（比如Danae 或 Die Jungfrau 或 Wasserschlangen I）。臧棣把克里姆特艺术颓废迻译为他自己对风格形式（但不是做作）的迷恋，可以看作把他的探询欲望移情到克里姆特的美学深度上去。诗的结尾是更为困惑的图景：
例外不多，所以，她们看上去
全都鲜艳如一块块奶酪。
这个图景包含的奶酪不仅是视觉的而且还有嗅觉的吸引，很可能是指涉克里姆特绘画中经常可以发现的装饰性的、小块状的、漩涡般的图案。这些艳丽的色斑或者“漩涡”同时具有诱惑和拒斥特性，如同奶酪的气味，或者，如同奶酪上的小孔：无固定形状、虚空、有吸附力。在另一首诗〈纪念贾柯梅蒂丛书〉里，臧棣同样探讨了现代艺术行为的深刻秘密：“我必须回到／／最瘦的线。首先，是返回”，因为“它很像诗，难以捉摸，却最接近我们的真实。”(臧2008). 我倾向于将“最瘦的线”——代表了贾柯梅蒂的美学风格——看作是细弱、消失和缺憾瞬间的符号，是小它物的虚空，永久地煽动起填满的欲望。再者，“难以捉摸”意味着“真实”必须从拉康“真实域”的意义上才能理解，因为它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实或真理——后者是臧棣常常被不满的读者或敌意的批评家要求表现的。换言之，臧棣把克里姆特和贾柯梅蒂迻译到中国的语境中，成为眩晕的、深不可测的、意义暧昧的对象，激发起响应他们召唤的欲望。
也可以说，在这两首诗中，臧棣处理的不是艺术家本身，而是他们的作品，或更确切地说，是他们作品中致命的诱惑——唤起了投入他们创伤深渊——真实域——的欲望：小它物正是显示为裂缝或裂隙，切断了时间或空间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是主体费劲全力但未能成功维持的。臧棣的诗〈纪念安德烈•纪德〉就书写了这样的创伤，起始于纪德和“我们”（这一代）之间的间隙，而不是同一：“纪德死了。但我们另有／一个出发点。”
与已逝他者的认同的不可能性，或者不可避免的分离，成为创伤的起源，为主体的创造了缺失和裂隙。这里，只有自我理想的缺席才能产生移情。正如拉康所言：“[分析师]绝不是现实的尺度，他仅仅通过将自己贡献为这个『去存在』（désêtre）的基础，为主体的真理清理出一块场域。”(Lacan 1968: 59) 在以下的诗行中，包含着与死后的纪德会面的梦境般场景产生了未能预料的裂隙：
过分严肃时
我们就喝花茶。有点冒昧时
我就去厨房削丝瓜皮。 (臧棣)
这里，喝花茶是一种镇静和解决难题的无效努力；当尴尬的时刻来临时，这样的逃避似乎是荒诞地分离了纪德和“我”之间的互动。认同再度地不可能：只有削下的丝瓜皮寓言式的指涉了创伤内核的残余物，即小它物，意指着无法重新拼合成整体的碎片。读者从这首诗里，如同从臧棣的其它诗里一样，遭遇到各种无法弥合的罅隙或开裂，比如“刚果里也找不到一只芒果。／口号看起来像伤口呢？”纪德在殖民地非洲对田园想象的幻灭，迻译为中国诗人对无条件认同法国文学大师审美性的不可能。 最终留下的不是牧歌般的纯粹，而是愤怒的嘶喊，打开的不仅是社会灾难的伤口，也是作为想象的和谐和创伤的黑暗之心之间的裂隙的伤口。臧棣诗中的提问是向统治性社会话语提出的（这种社会话语试图维持统一的时代精神），也是向统治性文学话语提出的（这种文学话语设立了一种简单的现实反映论）。类似的裂隙也出现在孙文波的诗《献给布勒东》里，在这首诗里诗人绘出了一幅“语言的火车轰隆隆驶过”的精神图景：
我渴望在寂静中听见
语言的声音，也许它是一只猫在
房顶走动的声音；也许，它是花
静静开放的声音；也许它什么都
不是，只是玻璃被风擦出的声音。
我听着这些声音心里映现出另外
的图景——一个叫小提琴的女人，
几个叫老板的男子。
如孙文波自己声明的，这“不仅仅是与布勒东有关的诗作，因为我实际想谈的是自己与当代被称之为先锋诗的诗歌写作的关系。”很明显，这首诗是对布勒东自动写作实验的一次迻译，孙文波试图借用自动写作来“制造出使意义向多个方向外溢的效果，也就是使之尽量能够产生歧义，必要的晦涩。”布勒东自动写作的超现实主义观念最初来自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而超现实主义正是拉康热情拥抱的文学艺术潮流。孙文波的写作实践敏锐地契合了移情的观念：“移情最初是显示为无意识的裂口——这便是移情的面向，通过它，『基本法则』引发了『自由联想』之流，引发了随后的回忆、重复和重构压抑之物的过程的。” (Dolar 1996: 147) 布勒东的遗产以某种“语言的声音”呈现给孙文波，也就是那些充满诱惑的声音——拉康把他和凝视一起描述为小它物。这样的声音直接相关于无意识，正如布勒东循无意识的内在声音实践自动写作时所体验的。在某种意义上，孙文波的诗同时探讨和实践了自动写作。当我们遭遇到与先前的声音无甚关联的“另外／的图景”时，这就显得尤其清晰：“一个叫小提琴的女人”和“几个叫老板的男子”的图景不仅勾勒出社会结构，也破坏了纯美的、奇妙的声音。布勒东这个概念留下了不可弥补的裂痕，成为不断呼唤欲望回归的创伤源头。于是，布勒东本人或许消失了，不过他的幽灵穿梭在诗行间，如同一个模糊但诱人的声音。
在这个方向上，萧开愚的《艾伦•金斯堡来信》是一首独特的诗：它不仅是把金斯堡迻译到中国的语境中，而是把（想象的）金斯堡对中国文化的迻译再译回汉语。 终极而言，移情产生于金斯堡和萧开愚之间：金斯堡已经被萧开愚假设为面对中国的壮美历史和文化的分裂主体。此诗始于牡丹花的“象征”：
亲爱的，我跟你们国家的命运
——牡丹花——在一起。
我把“象征”置于引号内，因为这里的牡丹花基本不是一个静态的、稳定的象征符号，意指着单一的意义。它反倒是符号秩序难以完全把握的东西，或者在符号秩序之外有剩余意义的东西。一方面，牡丹是中国的准国花，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优雅和优美的象征；另一方面，它也是传统中国文学中的情色（甚至淫秽）符码。事实上，本诗的背景是金斯堡和他华裔同性恋人——诗中的“他”——的关系。 假如牡丹的外在美艳和内在淫艳对金斯堡来说是致命的诱惑，他与中国的命运在一起的命运成为另一种对于由第一人称“我”的声音所代表的——从未与金斯堡认同的——抒情主体的致命诱惑。因此，诗的双重裂隙使得金斯堡——本身便是一个分裂主体——又呈现为移情过程中的小它物。说得更清楚些，在诗里，金斯堡所看到的——“喉咙里的沉默／瞳孔里的黑夜，和耳朵里的政府”——首先是萧开愚通过他看到的。难怪萧开愚让金斯堡说“我像一只发抖的就要爆炸的气球”，因为金斯堡不懂他同性恋人的声音“低低向我耳中灌气”，从而只能“坐在汉语的肥皂上”。但我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西方诗人的中国语言问题，事实上反映了中国诗人处理的问题是西方人与中国的问题。
如果说这首诗上演了一场舞台剧，金斯堡作为一个角色有很多不同面具，他的魂魄穿越了李世民、王之涣、李白、William Blake、他的朋友 Gary Snyder 和 Jack Kerouac，但无法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那里耽搁。他把唐朝的坟冢看作是“时间的呕吐物”，有着“阴冷的光亮”，沿着长江蜿蜒，有如“一位早期书法家／困倦时的恶作剧”。整首诗是一系列这样与中国可疑的情感依附或疏离，显示出萧开愚对于金斯堡对中国的感知的理解。对于萧开愚的金斯堡而言，中国的“他”似乎是感性的缩影，是终极的欲望目标-原因：
我将开启
通向我……的小门。
了不起的他，啊，蠕动的皮肤，一块真实的三明治 （《让我亲吻你，中国的大地！》
如果在诗的结尾，情色化的意象——“小门”、“蠕动的皮肤”、“真实的三明治”——对金斯堡而言是在诸如长江和李白这一类强盛文化象征之下的，从真实域而来的对象，它们是萧开愚呈现出来以定位金斯堡与中国、金斯堡与萧开愚等复杂的网络关系的。例如，“真实的三明治”，也可以读作是“真实域”的三明治，与臧棣诗里的奶酪意象相呼应，指向隐秘宝物（agalma）的多重样态。 对于萧开愚来说，金斯堡身上的宝物无非是他对中国的各种爱，凝聚在他对东方宝藏（文化和感性）的迷恋。换句话说，萧开愚把金斯堡在中国的概念里发掘的宝物迻译为金斯堡身上的宝物，因为假如金斯堡是异国的他者，他不再是父位的大他者（如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而是一个分裂的主体所转化的小它物，为另一个分裂主体呈现出或表述出创伤的碎片。这封虚构的金斯堡来信充满了缺漏和胡言，从根本上说是一篇无法理解的文本，用存疑而不是阐明的方式来表达。不管是否是有意如此，这是一次对金斯堡的忠实迻译，意思是它同金斯堡感知世界的方式是相应的，尽管从诗学风格上来说，金斯堡对萧开愚的影响极其微小。无论如何，萧开愚的诗一定不是对金斯堡的复制。按照Chaitin的说法，“移情与重复并不同义：移情的重复是一次新的创造，一个主体建构的符码，以便告知分析师，他欲望的某部分他无法直接表述。”(Chaitin 1996: 166)。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能说，萧开愚通过金斯堡对中国的欲望表现了他自己对西方的欲望。
在这些关于西方文学巨擘的诗篇中，一方面将“主、父、创造者”的角色赋予西方作家或艺术家，另一方面将“奴、子、模仿者”的角色赋予中国诗人的结构被瓦解了。这种的瓦解也挑战了将西方圣化为符号化移情中的权威父亲的知识范式。这些诗的书写避免了将西方作家作为主人话语来迻译，或者以一种简单直接的方式将情意转移到西方大师身上。在想象化移情中，小他者是被想象为理想自我——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诗人幻想自己与西方大师融为一体；在符号化移情中，主体性的建构是靠着臣服于作为自我理想的大他者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诗人幻想西方大师扮演父亲的角色，以遵循他的律法和道路。在这两种情形下，移情都意味着通过美化他者来美化自己。精神分析的移情所试图释放的征兆被掩盖或甚至压抑了。但移情也可以通过唤起征兆来处理创伤内核，这些征兆是经由认同的不可能性，经由在迷恋西方大师的中国诗人和对中国诗人显现为问题和碎片的西方大师的幽灵之间的裂隙来呈现的。这些裂隙——印刻着转移并不是无障碍的，绝对和谐的过程——证实了创伤（而不是虚幻和睦）的强度，正是这个这个创伤引起了迫近和探究的欲望。如果说有效的移情是一次“分析师被期待着支持以便引发（而不是模塑或熄灭）被分析者欲望”(Nobus 2000: 89)的过程，那么文化迻译也可以将“原初”材料处理为不完美的（尽管是）有意思的他者，以“引发”译者的欲望。而这个译者作为分裂主体，必须面对认同客体他者——即作为创伤内核破碎残余的小它物——的不可能性。
（参考书目及注略）
《新诗评论（2010年第1辑）（总第11辑）》
Author: 杨小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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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岁秦怡圆梦《青海湖畔》
星期六 六月 20, 2015 10:49 am
她微笑着站在那里，满头的银发，眼睛却明亮而有神；脸上化着淡妆，看上去神清气爽。见到秦怡的那一刻，我们就被这位94岁高龄的老艺术家打动，她举止间散发出的优雅与淡然，让人心生美好，也惊叹于岁月居然能打磨出如此永恒的美丽。
采访秦怡，话题自然从她自编自演的新片《青海湖畔》聊起。这部描写气象工作者的影片从筹拍到创作再到开机，前后历时十多载，倾注了秦怡无数心血。谈起电影，秦怡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
一件真事勾起创作欲望
早就听说创作《青海湖畔》是秦怡长久以来的一个心愿，提起创作初衷，她讲了十多年前听到的故事。1998年，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秦怡获悉了一名来访的澳大利亚气象专家的感人故事，她经朋友介绍当即邀请已退休回沪的青海省气象局老局长徐建伟到家中做客，并倾听了这个故事的详细介绍。这件真事就发生在青海湖畔。1985年6月，气象学家凯思·比格博士受澳大利亚政府派遣，偕夫人来到美丽的青海访问讲学。他知识渊博，学风严谨，在讲课中毫无保留地将人工影响天气的学术知识和宝贵经验传授给中国同行。不幸的是，在访问期间，比格心爱的妻子因汽车爆胎被甩出车外，抢救无效去世。可敬的是，这位异国的气象学家在强忍悲痛的情况下不但继续完成了讲学，而且将我国政府给予的抚恤金全部捐给了当地，并要求不要追究司机的责任。气象学家的高尚精神深深感动了秦怡，也在她心中埋下了创作的种子。
不久，秦怡在徐建伟的陪同下亲自前往青海实地考察，她走访了青海省气象局、湟中县气象局以及气象科考人员工作过的牧区，详细了解并亲身体验了气象工作者的工作与生活。然而好事多磨，由于种种原因，电影一直没拍成。
92岁高龄奋笔一个半月写就剧本
秦怡从艺70多年，先后饰演过70多个角色，然而在她92岁高龄时，她选择自己当一回编剧。“2012年，我和老局长徐建伟又聊起一直以来的拍片愿望，并谈到这些年在修建青藏铁路过程中气象工作者做的很多工作。老徐建议我把青藏铁路修建作为电影背景，以增加电影的时代感，我采纳了。之后几天，我心里的愿望一再膨胀，可是之前请的编剧与我有分歧，于是我下决心自己做编剧，一定要拍成这部影片。”凭着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秦怡开始创作，因为不会在电脑上打字，她就日日夜夜坐在书桌前奋笔疾书。心灵的感动也许是最好的写作灵感。秦怡说：“一开始以为动笔会很难，但真写起来还挺顺，最终只用一个半月就写完了整个剧本。”
《青海湖畔》讲述了以女气象工程师梅欣怡为代表的一群气象工作者，为了做好青藏铁路修建的气象保障工作，解决冻土层等与气象相关的难题，在高原上克服重重困难开展气象科学考察工作，有的献出了青春、洒下了热血，有的甚至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影片通过女主角梅欣怡的回忆把长达30年的故事串起。早年这个美丽的上海姑娘赴苏联求学，与年轻的苏联气象老师坠入爱河，然而文革关闭了国门，也阻断了两人爱的连线。梅欣怡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下报名远赴青海，成为一名高原气象工作者。在那里她遇到了一群与她一样热爱气象的年轻人，也使她重新燃起了对生命的激情。她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在历经坎坷之后逐渐成长为一名女气象学家。30年后，已到了退休年龄的梅欣怡回到上海，却接到上级要她协助接待一名来访的苏联气象专家瓦洛佳的任务，意外的是，这名专家恰恰就是梅欣怡当年的恋人。他如今已是一名冻土层方面的专家，不过此番来访他已成家并与可爱的妻子同行。正在梅欣怡从内心接受事实并祝福相爱的两人之时，不幸却再次袭来，一场车祸夺走了瓦洛佳妻子的生命，然而这位可敬的异国气象专家却坚持做完了科学报告。
剧本完成之后，为了使它更真实，秦怡委托徐建伟回到青海省气象局征集修改意见。许多气象工作者在看了剧本后，都深深地为之感动，并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这更坚定了秦怡拍摄这部影片的决心。
亲自上高原出演60岁的梅欣怡
2014年4月，首笔筹拍电影资金到位。9月，盼望已久的电影《青海湖畔》正式在青海开机。因为秦怡在业内的好人缘，影片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响应。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沈星浩亲自执导，著名演员佟瑞欣、著名歌唱家毛阿敏等先后不计报酬奔赴剧组，可惜由于开机时间推迟，原本要担任主演的蒋雯丽因档期原因不得已退出了剧组。秦怡又一次做出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她要亲自出演60岁的梅欣怡。
以90多岁的高龄出演60岁的女主角，难度可想而知，然而秦怡做到了！“演这个角色首先面临的是化妆的问题，毕竟年龄的差距有30岁。为了使妆面更贴近花甲之年，我每天带那个假发套前都要把外边一圈的头皮拉得很紧，一天下来，头疼得厉害，还有涂在发根的染发剂也常常黏在皮肤上，一遍遍洗都洗不干净。”秦怡微笑着说起拍摄中的烦恼。我问：“这么大年纪上高原拍片，您身体能吃得消吗？”秦怡不无得意地答道：“一开始自己也担心，真到了那里，倒没感觉有什么高原反应，几个年轻人反应比我还强烈，可能是我年轻时爱运动又吃过苦，练就了比较强健的体魄吧。”在高原拍摄的日子里，秦怡每天几乎有12个小时都在片场忙碌，此外还需要花好几个小时往返于片场与住处，一天只能睡6个小时。她坚持不用替身，有一场戏是她去救人，不小心摔了，从雪山上滚下来，她说要亲自演，这可吓坏了导演。在她的一再坚持下，大家还是拗不过她，看着她若无其事走到“雪”上，把一整套动作做得毫无破绽，很多人都感动得眼含热泪。“实际上我心里也打鼓，这个‘雪’是化肥，比真雪还要滑，走上去对我而言都很困难，幸好没事，再加上我之前都把摔和滚的动作在脑子里反反复复‘练’了无数次，这场戏一次就成功了。”听着老艺术家的话，联想到之前看过的“片花”，我们的眼睛也湿润了。事实上，拍片过程中的“拼命”还是多少影响到了秦怡的身体。影片刚拍完，秦怡就住进了医院。
一定要把科学工作者的精神呈现给观众
《青海湖畔》拍摄完成，圆了秦怡的一个梦。从当年她初次被比格的故事感动到现在电影杀青，已过去了整整二十多年，期间经历了拍摄资金缺乏等重重困难。是什么让秦怡如此坚持要把这部影片拍出来？“我热爱电影，虽然年纪大了，但总希望以自己微薄的力量为电影事业做点什么。这些年，商业片几乎占据了整个电影市场，卖座的大片大部分都是打打杀杀的，虽然有的也好看，但总觉得缺少点什么。所以我想拍一部不同类型的电影。从第一次被异国来访的科学家的精神感动，到亲眼见到气象工作者们在高原上艰苦奋斗、兢兢业业，后来又陆续接触了一大批气象专家，他们有学问、有专业知识，在自己的人生中也遇过不少苦难，但无论什么艰难困苦都没让他们退缩，他们心里惦记着国家荣誉、人民利益；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精神，为科学而甘愿默默无闻奉献一生的精神。这可以说是所有科学工作者的一个缩影。我想我把这个群体拍成电影，那么就能把这样一种精神传递给观众，对于当下的社会尤其是年轻人的价值观是有意义的。”秦怡的话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一名老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事实上，在秦怡身上，我们同样能感受到这种可贵的精神，为艺术而奉献一生的精神。
目前《青海湖畔》已通过了广电部门的审批，6月将公映并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评比。秦怡表示，这部影片得到了中国气象局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支持。早在2013年，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就在北京与秦怡会面，并表示会全力支持影片的拍摄工作。在拍摄期间，影片还得到了青海省气象局的大力协助。秦怡相信，影片上映后一定会引起广大气象工作者、科学工作者的共鸣，也期盼更多观众走进影院观看这部正能量的影片。
（来源：中国气象报记者王瑾）
www.cma.gov.cn/whpd/yhfk/201506/t20150617_285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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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民间小调——侑酒
星期六 六月 20, 2015 10:47 am
依山傍水盖茅斋，
旋买奇花赁地栽；
深耕浅种无灾害，
要学刘伶死便埋。
闲时高卧醉时歌，
安己守贫好快活。
李花村里随缘过，
胜他尧父安乐窝。
哪管他贤愚后代如何，
哪管他门外风波；
得清闲谁似我？
六神和合自安然，
一日清闲自在仙。
浮云富贵无心恋，
盖茅庵，
近水边，
有梅溪竹石萧然；
但得一贯杖头钱，
沽村醪，
直吃得月坠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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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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