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首页 -> Blogs(博客) -> 飞云浦
正在观看博客的会员有： 没有
|
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上）
星期六 八月 08, 2015 1:45 pm
1950年5月,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南海的政治秘书室工作,那年我十九岁.
政治秘书室的全称叫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党的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常委会)政治秘书室。主任是师哲。副主任是江青,田家英和彭达彰。秘书室主要是为毛主席服务的。毛主席常把它称为是“我的秘书室”。
师哲当时又是主席的俄文翻译,建国初,主席要看大量的来自苏联的文件,所以师哲的工作非常繁忙.很少管秘书室的事,也不常来.江青倒是来,也管事.像反映类和控告类的信件她都看.有时还来参加秘书室的室务会议.凡是她到会的时候,田家英总是请她先讲话.田家英跟我们说,江青是我们秘书室的首长.刚开始时,我在会上发言,看到有那么多大人物在场,难免有些紧张,江青轻声地对我说,小同志,别着急,慢慢讲.我对江青的初始印象挺好.
那时我工作证上的职务栏里写的职务是见习秘书。领导上给我的任务一个是阅读北京和华北、东北地区的报纸、刊物,把里面重要的内容做成摘要,呈送给毛主席看。再一个是阅读处理各地群众还有民主人士写给毛主席的信件.我负责处理控告类的信件,就是控告各级干部的,那时这类信件并不多,一个月也就一,两件,但比较重要反映类的信件是李公绰管的,这类信件比较多,是反映群众对一些政策的意见的.有时他看不过来,我也帮着看一部分.数量最多的是求决类信件,即要求解决各种个人问题的,如工作,学习,治病,等等.
秘书室呈送给主席的信件和文件一般都是先给江青,由江青决定怎么处理.江青是在菊香书屋前面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办公的.当时秘书室送,收文件主要是王象乾负责的.有时我也去送过.后来江青去苏联治病疗养,呈给主席的信件和文件就由田家英来负责处理了.
江青和毛主席的英雄情结
田家英看我喜欢学习,看书,加上我做的报刊摘要和呈送的信件常受到主席的批阅,就叫我协助他一起做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
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参与其中。而具体的工作则是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在负责。先由人民出版社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相关领导审定的编目，印出入选文章的清样,我们把清样分送给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审阅修改.然后,田家英和我就要对经过修改后的清样作反复校对。田家英跟我说，清样虽然印出来了，但有些文章并不是根据原件印的。所以要我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那时还没有中央档案馆)那里找原件作校对。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保留下来的主席手稿很少了。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都是发表在1920年代的《向导》等杂志上的。手稿早已佚失,那些原版的杂志就是最原始的文件了。而像《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原件就是在当时用手刻油印出来的本子，那很可能还是当时的中央苏区或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刻印的。
然而毛主席在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却保存有原始的清样稿。清样稿上除了有毛主席用毛笔改的字迹，还有许多地方是用钢笔书写的。在钢笔书写的字迹上,主席又用毛笔再作了些修改.我回来问田家英,主席不是很少用钢笔写字的么?田家英告诉我,那钢笔字是江青同志写的.多年后,我把这事当面向江青提起过。江青跟我说，那篇文章可是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对抗日战争战略、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认真研究的心血结晶啊。主席在那篇文章里所预见的事情后来都被历史证实了。这篇文章对整个的抗日战争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就是在国民党那里产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全神灌注，竭尽了全力的。那时主席很容易发脾气，你不能对他有任何干扰，稍微影响了他的思路，他就会骂你。而平时主席是从来不骂人的。为了集中力量写东西,他连吃饭都是食不知味的，有时刚吃了一口，想起什么来，就马上放下，又去写了。所以饭菜常常是冷了又热，热了又冷。你送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后来江青就想了个办法,把小米粥熬得很薄，把菜切得很碎,放在粥里.让他把饭菜放在嘴边就能喝下去。江青说，有时主席还叫她在办公室门口守着，不让人进来，一些高级干部来了都不见，人家还以为主席是生病了，江青在那里挡着，说主席在写东西，不让任何人打扰,有事找谁找谁去。有时可能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碰到了困难，主席就显得很烦躁,甚至会全身发热,冒汗。她就赶紧拿着毛巾给他擦拭。有时写着写着,手上也发热了，她就设法找来些恒温的凉石头，让他放在手上握着，用来降温。江青说，那时她守在主席边上根本都不敢说话，看到主席写好一段，就赶紧过去帮他抄写整理好，有的地方要按他的指点抄写清楚，她听说主席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是贺子珍照顾他的。
一个山东的小女子，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来到了人民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去照顾他，不但照顾的那么好,还帮助他整理文稿。我作为她的乡人,感到非常光荣。
江青还跟我说:”人家老说是主席先喜欢上我的,其实是我自己先主动去找主席的。我早先就听说,主席的夫人对主席不好,后来又离他而去，主席一个人生活没人照顾。我就想要去照顾他”。她说,她多次听过主席做的演讲,看过主席的很多文章,觉得主席才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是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英雄，她那时有着强烈的英雄情结。她说她记得很清楚,1938年的春节是阳历1月31日.那天主席来看她和阿甲主演的”打渔杀家”.阿甲很会演戏,他在舞台上尽量把自己的身体压得很低,来衬托她.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到后台来看他们,并和他们交谈.这是她第一次和毛主席直接交谈.她说,你不知道主席在和你说笑的时候,那种魅力是她从来都没遇到过的.她当时就觉得自己可以为他去献出一切.甚至为他的一个微笑,一个鼓励,去生去死,去完成自己革命的天职.她当时就觉得,她就是属于主席的,而且主席也一定会是属于她的.我问她,你怎么就那么自信呢.她说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个想法,但冥冥中似乎被一种巨力所吸,把她吸引到主席这边来了.她当时就想,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主席的人了.加上那时主席又已经与贺子珍离了婚,她说,这是老天赐给我的机会.这以后,她就自己找到主席那里去,一开始,哨兵拦住不让她进去,她就在门口一直等.哨兵没有办法,只好进去报告主席,主席马上就叫她进去了.江青说她帮助主席把“论持久战”整理出来以后，就被委任为中央军委秘书，她说这是她在中央机关的第一个职务，也是她一生中最感到光荣的一个职务。江青说,她第一次和主席同居是在1938年7月,她记得那天正是党的生日.那时,党内有许多人反对他们的婚姻,特别是张闻天,项英两个反对得最厉害.说主席怎么和一个戏子结婚.主席很生气.就对他们说,我是学孙中山.到了8月的时候,贺龙从前线回来,嚷着要主席请客喝酒.这样大家才都知道了这件事.
后来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整个九支队(党中央机关的代号)就是她一个女同志。她跟我说,她青年时代崇拜法兰西的女英雄贞德，她要以她为榜样,跟着主席转战陕北。她说:”我就是死也要和主席死在一起”。江青说,那时候主席在生活上,大多是她来照顾的，主席一边要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一边还要牵着胡宗南三十万大军到处转,以给中原战场减轻压力。整天都是行军,转移。跑到一个地方只能到老乡家去吃顿饭。每到一个地方,江青都要自己亲自去为主席安排吃的，当时陕北粮食很少,只有黑豆,吃下去不消化,江青就用手把黑豆一点一点地揉碎,然后煮成粥给主席吃。那时江青的身体也不好，人很瘦,她自己都觉得很困难了。但仍然全力照顾主席，她说,我牺牲了,那只是一个小数。而主席则关系到全国大局。她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保证主席的营养和健康。同时,她还要协助主席的工作。像《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重要的文章,就是由主席口述,江青记录整理,然后主席在江青记录的稿子上再作修改的。后来到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主席写的一些电文也是由主席口述,江青作记录的。
从我后来和主席的接触中,我觉得,江青所以能受到主席的青睐,主要是在中华民族存亡系于一线的危难时刻，她能千里迢迢从大城市上海跑到山沟沟延安来参加抗日。不仅江青，还包括和江青一起来延安的电影明星陈波儿,还有作家丁玲等。主席认为她们都是民族的女英雄。毛主席特别喜欢历史上的秋瑾,李清照,花木兰这些人。特别是秋瑾,主席对她的评价很高,他专门跟我们说过。他很喜欢看秋瑾在日本拍的那张拿着刀剑的照片,说这张照片透出了鉴湖女侠威风凛凛的气概。她的死难对满清皇朝的垮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像赵一曼等烈士,在主席眼中更是伟大的女英雄。在中国几千年抗击外来入侵的历史上,好些男人都是一塌糊涂的,还不如女人。李清照写的抗金诗篇：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主席亲自抄过好几遍，还有个写韩世宗的夫人梁红玉击鼓抗金的戏,主席也经常看。可以说,毛主席也是有着英雄情结的。
江青从1938年和主席结婚,一直到1976年主席去世.三十八年间,我觉得她是对得起主席的.她没有给主席丢脸.尽管现在加在江青身上的谣言,诽谤,丑化,诬陷都已经是无以复加了。但从江青在法庭上、在监狱里直到她最后的表现来看，她确实是一位女英雄，毛主席没有看错人。
江青在文革前和我的几次交往
虽然平时在中南海我常能遇见她,但并没有和她多说话。因为她是主席夫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听说她在苏联养病期间,斯大林曾送给她一块绿色的布料,她用它做了件裙子穿在身上。周围的苏联女士看了都纷纷地效仿,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江青绿”,在莫斯科风靡一时。我总觉得,像我这样小小的见习秘书是不应该去打搅她的。可没想到，在批阅我送审的信件和文件时，江青已经知道我了。在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中，我们受到中央办公厅领导错误打击的时候,我听主席身边的人告诉我,江青跟主席说，戚本禹，王象乾十七、八岁就来到主席身边了，他们怎么会反党!在我处在困难的时候,她给了我支持，这在我当时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江青第一次正式找我谈话,是在1964年的春天。1963年杨尚昆、田家英他们把我从政治秘书室调去中南海的后楼研究室当研究员。那里的工作不像在秘书室那样紧张,我便利用业余的时间写了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于我对当时正在热烈进行着的史学讨论的一点个人兴趣,没有任何人的授意。文章写好后,我先给田家英看。他看了说可以送给“历史研究”杂志去发表。文章送去以后，我在那年的六月上旬就随中央办公厅农村调查工作组到冀东做农村调查去了，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偏僻的乡村，那里没有邮局，也看不到报纸。一次我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了《人民日报》，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在当年八月出版的《历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周扬在中宣部组织了几次有史学界很多权威参加的会议,批判我的文章。9月底,我随调查组一起回到北京,才知道这事。我就写信给《历史研究》杂志的编辑,想了解他们究竟如何批判我的观点的,以便参加讨论。但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又听说原来已经准备好的批判我文章的会议也不开了。知道内情的人告诉我,毛主席在关注这场讨论,但具体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1963年入冬以后,江青三次派人找我。前两次因我去了外地,不在北京而没有找到我。第三次,江青的秘书沈同打电话找到了我。他让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然后他就带我去了丰泽园见江青。江青告诉我，她从《历史研究》上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她说：“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去找资料给他看，他还看了很多关于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给我,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最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找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江青接着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了态”,她把主席的十六字批示,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讲给我听。还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啊，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争斗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江青告诉我，主席的批示是写在报道学术动态的一份资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给了中央有关领导传阅,并在批示后面写着“退江青”的字样。她说,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可是,可能因为忙,她后来并没有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我原还以为主席批示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在后来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还是邓力群告诉我，他从康生那里看到的原件,主席的批示是“忠王不终”，乃晚节不保的意思。一字之差,不仅更为准确,而且意味深长。
我写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这下可出了名了。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写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对我说，你不用找他们。她让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乔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这两个人不可靠.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江青是对的.
1964年夏天，我写了第二篇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初稿写好后，我就去找康生，请当时由他领导的在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经过他们的修改，文章的气势果然不一样了。江青得意地对我说，我让你去找康老，没错吧。姜还是老的辣嘛。
康生想让我留在钓鱼台,参加他们的反修班子。没想到陈伯达抢先了一步,他在征得主席的同意后把我调去了红旗杂志社。我去”红旗”上班后,陈伯达让我单独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室里办公,又让我当历史组组长(正局级)，可他并没有给我什么具体的任务。我猜想,他调我去的主要目的恐怕只是为了做个姿态给毛主席看的。可我是个闲不住的人。不久我就主动要求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到北京郊区的通县搞四清运动。
1965年春，通县四清结束，我回家后得了场病，口吐鲜血。家里马上把我送进医院。江青和康生闻讯都很关心我.我对康老,江青表示感谢，江青说，不要谢我，不是我关心你。下面的话她就不说了。我知道是主席在关心我。康生还下了指示，要卫生部保证我的健康。卫生部副部长都亲自来了。其实我也没什么大病，。开始以为是结核病，后来一查不是，是因为过度劳累，支气管破裂。出院后我就回到《红旗》杂志，一边休息，一边看报、读书。见到历史学界一些人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我就写了一篇《为革命研究历史》的文章与他们辩论。
江青和革命样板戏
1964年夏天,江青几次叫我去看样板戏的观摩演出。说这也是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你也得关心。还要我写评论。可这方面我不是很懂。所以,没能完成她的任务。后来1966年初我去上海时,她又两次让我和她一起去看样板戏的排练。以后又叫张春桥陪我去看样板戏。
江青说她在北京抓样板戏时曾跟彭真,邓拓他们打过招呼的。但彭真他们只是表面应付她,实际上并不欢迎。也没有真正布置落实,所以北京剧团的领导并不积极配合。因为市里和文化部都没有给他们这个任务。
原来的《红灯记》是杜近芳演铁梅,她的唱腔是绝对好的,别人都达不到她的水平。连梅兰芳都佩服她,认为她唱得比他好。浩亮跟我讲,那些老京戏迷都只听你的唱,不管你的长相怎么样的,也不管你的动作好不好,主要就是唱。杜近芳和江青关系也挺好的,但江青从剧情要求出发，认为铁梅应由擅长表演小旦的演员来担任，杜近芳是演正旦青衣的，江青跟杜近芳说,我将来一定弄一个适合你的剧本出来,让你好好地表演。你演正派青衣是最好的。但是李铁梅是个小姑娘,不适合你。杜近芳说,我演过杜丽娘,那也是很年轻的。江青说,你脸盘比较大,打扮出来不像小姑娘。所以江青选了半天,最后选了刘长瑜。刘长瑜的唱腔清脆。江青说,我就要这个。她适合演铁梅。剧团的领导说，让刘长喻演李铁梅，观众恐怕不习惯，江青说,观众的习惯也是可以改变的,你叫她唱两三场之后,这个就定型了。你再叫别人来唱,人家还不愿去看呢。观众的习惯也是要培养的。后来的事情证明了江青的观点很对，有个省委书记来看《红灯记》,不是刘长瑜演的。他就不满意,一定要看刘长瑜演的,说什么时候她演,他还要来看。刘长瑜后来被称为”新梅派”。她的唱腔带着点娃娃腔。演李奶奶的老旦,江青选了高玉倩。直到现在,这三个人的组合还被业界认为是绝配。浩亮跟我说,江青很懂戏,你唱的时候拖个半拍音,她马上就听出来,说这不对。你拖了。所以演员都服。她确实是个内行。浩亮和我在秦城的时候是难友。
《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亮相是江青设计的。江青说,这英雄出场是定型,是一出戏成败的关键。就像是一篇好文章的开篇之笔。童祥苓试了很多次连他自己都不满意,最后江青亲自跑到台上去教他怎么摆动作。手和腿该怎么放。经过江青指导后的杨子荣再出场的亮相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就获得了全场的鼓掌喝彩。
江青有时看排演的时候,会把身体从侧面低下去看,她说这是观众看戏的角度,你戏演得好不好,一定要从观众的视角来看才知道。
有些唱词,江青其实是跟主席商量来改的。主席还亲自改了几个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员一唱就觉得不但上口,意境也大不一样。可大家不知道,还以为是江青改的。说江青的水平比编导都高。江青说,我当时也不能告诉人家,那是主席改的。
看《白毛女》时,我提了个意见。说白毛女里喜儿出逃,好像是有点个人奋斗。她一个人怎么能生存呢,比鲁滨逊漂流记还难啊!哪怕有两个人一起逃出去也好一点。剧团有的人觉得我讲的对,还真去改了,设计了一个丫头同她一起出逃。江青知道了,就批评我说,你别去瞎提意见了,白毛女一个人逃出去,这是群众已经熟知了的,你弄两个人跑出去,还叫不叫白毛女啊。你有什么意见要先跟我商量。你下面去一讲,人家不改也不好。不过她认为我的意见还是有合理性的一面,后来就在剧中增加了一些群众场面。
样板戏确实倾注着江青的心血。连程砚秋老先生都说江青真懂京戏。程砚秋和江青的关系很好。还有谭元寿,马长礼这些人他们始终都不否定江青。江青指导过的演员,绝大多数都不否定江青,而且也不跟着别人后面骂她。
赵燕侠原来就是彭真他们喜欢的演员,她唱得确实好,。我看到江青对她也很好,但是她好像是受到什么人鼓动,就是不大听江青的话。文革开始后,底下的群众斗她,说她是彭真黑线的人,要她交待和彭真他们的关系。江青说,不要斗了.还是要让她来演阿庆嫂。可是她不肯按江青的意见改戏，甚至出工不出力。所以江青只能叫洪雪飞来代替她。江青跟我说,洪雪飞比起赵燕侠来,那不是差一点,而是差一个档次。但赵燕侠争取不了，也没办法。
对芭蕾舞,江青并不很懂,但她努力去学。英国芭蕾舞红菱艳那部电影她都看了十几遍，还要叫我陪她一起看,开始我还觉得蛮好看,看了几遍我就觉得烦了。但她还是专心致志地在看，她要从中找到芭蕾舞的特点,它的艺术形式,它的表达方式。她说,芭蕾舞的艺术语言很大一部分就在它的脚尖。它是用脚尖来说话的。她说肢体语言就是舞蹈艺术的灵魂。她说,看电影要看眼神,它用眼神来说话的。她还教我,看人也是要看他的眼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毛主席老引红楼梦里的那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你只知道看书,写文章,再下去就成书呆子了。她那时把我看得像她弟弟一样,她对我说,我没有弟弟,我就把你当弟弟看。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
就是那次我在上海的时候,中央通知我参加”五一六通知”的文件起草小组。这期间,中央常委会又开会决定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它直接隶属于中央常委领导,实际上是取代了原来的中央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三人提名的，然后到主席那里去商量。主席提出不仅是那些笔杆子要参加中央文革，各大区都要有人参加。于是后来又增加了东北郑季翘,西南刘文珍,西北杨植霖,华北郭影秋。华东张春桥,中南的王任重本来就已经在名单里面了。军队是刘志坚和谢镗忠。吴冷西因为主席说他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没进中央文革。姚文元进中央文革是我最先向江青提出的,我说,文化大革命从评海瑞罢官开始,姚文元不进中央文革怎么行。其实我心里是想,在中央文革小组里就我一个年轻人,姚文元和我年纪差不多,能一起来就好了.江青表示同意。但是陈伯达反对,他说,他的父亲姚蓬子历史上是个变节分子。后来说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老子反动,儿子一样可以革命的。陈独秀背叛了革命,但他的两个儿子不都是革命烈士吗。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陈亚丁跟着江青搞样板戏和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搞得不错，但刘志坚他们都排斥他，不让他进中央文革。陈亚丁就去找江青。江青说，不是我们不让你进，我们都赞成你进的。是你们军队里不同意。陈亚丁知道是刘志坚在搞他,恨死了刘志坚。刘志坚后来被打倒，很多材料是陈亚丁提供的，他和造反派一起整刘志坚的材料。但王任重跟刘志坚是好朋友，坚决保他.抗战时他们是一起打游击的。反扫荡的时候,刘志坚被日本鬼子抓了,王任重带着队伍硬是把他从日本鬼子手里救了回来。生死之交啊。王任重在和我们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是眉飞色舞,绘声绘色的.
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李达,说李达是武汉的吴晗。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主席明确地说,李达可以批评斗争.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是要保护的.可李达后来还是被王任重斗死了。李达死后,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宣传部长,他解说实践论,矛盾论是解说得最好.在资反路线期间,王任重把斗争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和教师,学生,要在他们中间抓漏网右派。而且抓人抓得厉害。后来这些受打击的人就起来造反。形成了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可王任重是搞过群众运动的,他对组织发动群众是很有一套的,他把党员,干部,积极分子都组织起来,成立了百万雄师。据说百万雄师的名字都是王任重取的。所以武汉的造反派始终是少数。王任重还在背地里积极地支持联动.不过贪腐的事情他倒没有.王任重的后面是陶铸在支持他.
在陶铸的眼里，江青是比他小一辈的。说实话，陶铸对共产主义是有兴趣,有研究的，这个人是有理想的。而且他是有理论的，什么事情他都能讲出个道道来的。就是错的东西，他也能讲出一个道理来粉饰。陈伯达,江青拿他没办法。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的，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贪污腐败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就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都是两面派，他那些贪污腐败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啊。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死保王任重。尤其是两广,两湖的干部他都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按中央文革的想法，干部有问题，应该到群众里面去接受群众对你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烧一烧”。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你是为人民的，你怎么害怕群众呢。毛主席也说，“烧一烧”可以，但不能“烧焦”了。底下的群众，造反派看到你干部有问题，当然是很愤怒的，其中也确实是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那陶铸也说要“怀疑一切”，但这只是表面的，他实质上的意思是不能怀疑，不能打倒。谁都不能怀疑，那你还能搞文革吗?陶铸其实是打着“怀疑一切”的旗号来反对“怀疑一切”。他是保一切的。合作化的时候陶铸很积极。可到刮包产到户风的时候,他有点跟刘少奇了。张平化就批评他,张平化是从主席那里得到了真经的。说你不能搞包产到户。你一搞包产到户,那顺坡下驴,社会主义就会垮掉,再要上就很难了。所以陶铸就变过来,反对搞包产到户了。毛主席看他反对”包产到户”,就认可他了。我觉得,毛主席那时看干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他对维护公有制和集体制,包括对包产到户的态度的。陶铸的生活其实也是很讲究的，很会享受的，他家里用的东西那都是高级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用钱买来的，用钱也买不来。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那是跟帝王家里一样的。我看到过他家中摆设的照片，那些东西都是不得了的。陶铸到中南海，左挑右挑，就挑了以前杨尚昆住的“万字廊”。在这点上,他们两个倒是同气相求的。陶铸是党中央的常务书记，又是中央文革的顾问。所以在他眼里是没什么江青的。而且这些人都是很讲究辈分的，在他的眼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是一辈的，陶铸把总理看成大哥，很谦虚的;而他们这些人包括林彪、陈云、邓小平是一辈;下面的红军是一辈;抗战的又是一辈;完了就是解放战争的一辈。你要让解放战争的去领导抗战的，是很难的。那江青比陶铸小一辈都不止了。所以他常和江青发生矛盾。江青和总理有时也有矛盾，但他们两人的矛盾好解决。江青和陶铸的矛盾就不好解决了。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的。陶铸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是很坚决的。陶铸到了中央后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这个,林彪很忌讳。我听江青对叶群说,陶铸原来是林彪四野的政治部主任,是林彪的干将,怎么去拜邓小平为师!?再说邓小平的文化比陶铸低呀,他拜他什么师!?
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不了,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后来一查陶铸在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给中南局批了四,五个文件,叫底下坚决贯彻刘邓批发的”北大九号简报”,要在学生和群众中打右派,抓游鱼。并肯定了王任重在武汉搞的在工人和学生中层层排队,在工人,学生中抓人的所谓经验。按照他的指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统统积极执行了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只有中南局发了那么多的文件。其次是西北局的刘澜涛和西南局的李井泉。
尹达原来是历史研究所所长,穆欣是光明日报的,他们两个都因为压制本单位的群众造反,群众对他们的意见很大.虽然我们都做了工作,但是群众还是不肯原谅他们.所以他们也慢慢地就淡出了中央文革.
几个大区参加中央文革的,开始列席了几次会议,后来就都不参加了.因为他们大多是与走资派在一起的.
到后来,中央文革主要就是八个人了,我们内部称作:三老、三中、两青。
三老是康陈江。江青对康生很尊重，有时称他康老。主席一般叫他康生，但有时也开玩笑叫康生“康老”。我们也叫“康老”。江青对陈伯达不大看得上眼。所以三老的排位应是康陈江。尽管陈伯达在中常委的排位在康生前面。
三中是张关王。关锋资格比王力老。张春桥是副组长。
两个愣头青，戚,姚。主席说我们是南姚北戚。
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原来是叫曹轶欧当的,康老说她当主任不合适,所以就叫王力当主任,她当副主任。我也是副主任。穆欣也做过几个月的副主任.办公室的事主要是江青领导的。江青有什么事一般是先找我的，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江青那里去一次，王力、关锋有时也同去。王力很计较这件事,有时叫了关锋,没有叫他,他会有意见.他对保持与江青的联系很主动,很积极,漏了他都不行.因为我还兼着主席的秘书。王关戚三个人中只有我可以经常与主席见面，我可以最早听到主席的指示。所以关锋说，什么王关戚，倒过来,是戚关王。我和王力都是听戚本禹的。
为了及时掌握各地的运动的动态,我提议成立了中央文革快报组,记者人手不够,又从部队里抽调了四十几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参加到了快报组,派到各地去。快报组由王力当组长,但实际的工作关锋和我都参与。快报组的大事也是江青决定的.我还办了”文革简报”和”要事汇报”等刊物分别发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有些是只送给主席的.
江青和文革中的群众运动
1966年6月2日,毛主席指示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高潮。刘少奇开始对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并不怎么反对,他认为那是针对彭真和北京旧市委的。他和彭真也有矛盾。可后来一看,广大学生和群众轰然起来大造各级党委和领导人的反,有些事甚至牵涉到他们自己.就觉得不行了。当时由他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就决定要向各学校派工作组。还以中央的名义批转了北京大学文革简报(第九号).其主要内容就是要在学生和教师中开展一次抓“右派”运动.一时间很多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学生和群众被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有些甚至被逮捕和隔离审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资反路线"的。
人民日报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陈伯达主持写的，那时他刚受中央的命令去接管人民日报。当时江青不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讨论过这个社论。所以这个社论并不反映中央文革的态度.在中央五一六通知里面已经明确地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是对着走资派的，而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但是刘邓却要把运动引向斗争学生和教师以及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实际上就是在转移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而且刘邓搞资反路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枪打出头鸟,对那些敢于领头站出来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不管他出身怎么好,平时表现怎么好,一概予以打击,以此来震慑住其他人.再一条,就是故意找一些名人出来斗.也不知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那些名人可能在历史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群众并不清楚的.全部是各级党委或工作组把材料抛给群众的.有些还是在党委或工作组的直接领导或授意下组织人来斗的.在文革中迫害人厉害的恰恰就是刘邓的资反路线,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上所讲的情形,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
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破四旧进而乱抄家的事情，中央文革也不好怎么反对，因为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要破四旧，当然要表示支持。但是中央文革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反对走资派。开始是反“彭陆罗杨”，批“三家村”。后来就是反对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社会上的乱抄家是怎么弄起来的呢。老实说，我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不是中央文革搞起来的.我记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上，总理批发了一个文件，名称叫”红卫兵破四旧的战斗成果”。把当时抄家抄出来的东西,其中很多金银财宝,拍成照片印了出来。我当时看了还问总理说这些东西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去,被抄家的人私分了怎么办。总理说，你放心，有人管的。后来知道,这些抄家抄出来的东西都是上缴到”首都工作组”的。首都工作组是个很神秘的机构，是由叶剑英负责的,它只向总理汇报工作。而无需向任何部门(包括中央文革)通报情况的。所以我们中央文革连陈伯达和江青都没有人知道它的事。
刘少奇搞五十多天资反路线的时候，毛主席叫江青跟我们说，叫中央文革的同志都到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要我负责每天把大家去看了之后的情况集中起来,在电话里向江青汇报。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有时一天要通好几次,向她报告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然后由她报告给毛主席.另一方面陶铸也要把中央开会讨论的情况向主席作出书面报告。那时中央办公厅也归他领导.他总叫我起草报告，因为我是担任会议记录的,又是主席秘书室的主任。所以说,主席对两边的情况都是了如指掌的.
那时我每天都去工厂,学校看大字报。去的时候是悄悄地去的,看了也不表态,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我去轻工学院看大字报的时候,被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认出来了,她就叫了,戚本禹来了。学生们都上来围着我,要我对大字报表态,这个时候,我如果不表态,那我就不叫中央文革了。我看到到处都是围剿造反学生的大字报。我就说，这个大方向不对，大方向是斗走资派，学生不是走资派.他们说，是坏人。我说，哪有那么多坏人啊。那些受压的学生听了就一下子都喊起来了，说毛主席派人来了,说我们不是坏人.我就说，不能说是毛主席派我来的，但我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说的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因为自己有“八司马”的经历，所以，我知道，一给领导提意见，他们就把人家说成是坏人。这是不对的，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我说,你们学生没有罪,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给领导提意见,这是完全对的。即使有些错误,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可以作检讨,但不是坏人.抓游鱼那是把学生当作右派抓了,是错误的。学生马上把我说的话用大字报到处去贴。说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支持我们。这样一来,我就和薄一波发生冲突了。因为轻工学院的运动是薄一波直接领导的，在我去之前,他刚去看过大字报，他一头扎进资反路线那边,是坚决支持轻工学院领导大抓“游鱼”的。我去否定了他。他就在会上不点名的批评我,说有的人在学生面前随便表态,和中央精神不一致。那时主席还没有指示，就叫我们去看大字报，了解运动情况，所以我这样说是冒了一定的风险的。可我的讲话马上就在各个大学里面都传开了。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又都分头去学校支持学生。王力、关锋去清华接见蒯大虎;我去地质学院支持朱成昭，;我还叫林杰去支持师大谭厚兰;北大是曹轶欧去的，我也经常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曹轶欧就和学生讲了，今天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来看了大字报，戚本禹怎么说怎么说的。所以后来造反的学生有什么事就都来找我。知道有这么个渠道支持他们。陈伯达知道了，就跟我说，你少说话。可我跟江青一汇报，江青说我说得还不够,她坚决支持学生和工人起来造反。我就跟她说陈伯达让我少说话，江青说，你别理他。江青明确叫我去支持学生。其实陈伯达也是反对整学生的，但他不愿意中央文革和中央领导发生矛盾和冲突。陈伯达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可他在刘邓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却老是用哀求的口气发言，说你们听听我这个小小老百姓的发言啦，不能这样对待学生，他们还是孩子么。可邓小平根本就理都不理他,看也不看他一眼。刘少奇嫌他啰嗦,做了个往下按的手势,陈伯达就不响了。我们在背后讥笑他这是跪着造反。江青回到北京后，批评了陈伯达，说你这个组长就像是辛亥革命时候的黎元洪，是革命战士把你从床底下拉出来革命的。陈伯达朝我看看，怀疑是我在江青那里说了他什么。因为他并没有正面问我，我也不好说什么。其实那时我还是很尊重陈伯达的，后来事情就多了，和陈伯达分歧也多了，那我也公开说他了。
毛主席7月18日回到北京，一下车就接见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后来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刘少奇他们，说现在是中央文革威信高,群众有事都愿意找他们了。你们说话都没用了，人家都不喜欢你们，喜欢中央文革。这就是中央文革支持学生的结果。那时我们中央文革说话已经可以影响到整个的运动了，当然这也就必然引起更多的人对我们的不满。
随后毛主席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撤销了刘邓以中央名义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第九号)简报”.紧接着又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通过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还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又登上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这样文化大革命才真正进入高潮。
那时我们工作,一方面派出大量的记者到各地去了解掌握运动的动态,报告给主席和中央.一方面通过接见,开会和讲话去支持造反的红卫兵.那时中央文革小组几乎每天都要开会,总理一般都来参加.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支持谁,不支持谁.都是由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他们决定的.我们按照他们做的决定去进行工作.向那些地方派出快报组记者,接见哪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这些由王关戚来决定的.
红卫兵运动起来了。可那时候，那些受资反路线迫害的红卫兵还都忙于自己学校的运动,批斗走资派,批判工作组。倒是一些高干子弟，他们的消息灵通，手眼通天。一搞就是跨地区，跨单位的组织，什么”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还有”海淀区纠察队”。他们要来”纠察”红卫兵.到后来又搞出个什么“全国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这些联动的头头都是高干子弟出身，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他们都是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头，是跟着工作组的。现在形势变了，刘邓靠边了，有些人的父母也受到了群众的冲击，甚至被打倒了。他们是作为中央文革的对立面出现的保守组织.而在它的背后都是有”重要人物”在支持着的.江青说他们是打着红卫兵旗号的保皇派.
就是这些打着老红卫兵旗号的人,他们一式黄军装,配有新自行车甚至军用吉普,煞是威风.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组织的威信,打击造他们父母反的造反派.就到处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私设公堂，甚至打人致死。还公然提出了“红色恐怖万岁”这样的反动口号。一些学校，老师，校长都被他们打死了。而且他们还专对着一些知名人士下手。像老舍的死在当时就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非常熟悉.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都超过对郭沫若的.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的.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定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大家都挺喜欢的老舍,怎么竟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好几次,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怀疑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不相信，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总怀疑是叶向真搞的.但谢富治他们也查不出证据来.查了半天,人家推到他老婆胡洁青的身上,说他老婆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外面挨斗,回家挨骂.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后审问我的时候，来的人根本就不向我提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根本不问老舍的冤案.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给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李达之死，上官云珠之死、马思聪、傅聪等人的死.江青专门问过我,上官云珠怎么死的,为什么要那样斗她?江青认识她的丈夫姚克,说他是个老实人.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对它的评论来的.这跟姚克有什么关系啊.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把盖叫天斗死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连江华也管不了的.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他们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便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人民.
群众很快就把联动的胡作非为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有的来信还是用鲜血写的。总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就命令我去调查,处理。我带着解放军战士到他们活动猖獗的地方，像王府井东安市场(那时改名叫东风市场)，当时被称为”十里刑场”,北京第六中学去。去了之后就责令他们把被关押的人都放了，并且收缴了他们使用的凶器。我把收缴的凶器装了几箩筐直接带到了中央文革的会议室给大家看。江青看到这些血淋淋的凶器，头一个反应就说，他们这是想给我们中央文革身上抹黑，栽赃。可陈伯达却在一傍说什么，高尔基,鲁迅都说过，革命总是要伴随着血腥味的。说我有点小资产阶级的味道。为了他这句话，以后我凡是去处理联动的窝点，就都带上他一起去。他看了也觉得看不下去了。后来他反联动比我还积极。北京大兴县发生惨案，开始是我和王力去处理的。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打人,杀人的人听到风声都跑了,找不到人了。还好康生有个孙女,叫张力,在那里当团委书记。张力以前来过钓鱼台,认识王力和我。张力知道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详细地说了乱杀人的过程,那手段是非常残忍的，把被他们指为地富反坏的大人小孩推到坑里就给活埋了。她说这都是联动的人过来布置的，还说有些来的人看上去年纪已经不小了,根本就不像是学生。而且还有警察带他们来的。我马上就给北京市委的马力打电话,要他赶紧出面制止。马力第二天就带人下去。并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出通告,任何人都不准杀人,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联动的暴行造成了极其严重和恶劣的影响。在一次控诉联动暴行的群众大会上，江青点了周荣鑫,雍文涛,王任重,许明这几个人的名，并当场叫周荣鑫,雍文涛两人在会场上站起来,要他们交代是怎么支持联动的。
许明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兼信访办主任，是孔原的夫人，她的儿子孔丹是联动的一个领头人.许明是个能力很强的女同志。因为当时党中央的信访工作是我管的，而国务院的信访工作是许明在管,所以我和许明的工作接触很多，也很谈得来，相互之间都是很信任的。会后，许明非常紧张。她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孔丹搞的事，具体情况总理都不知道，孔原也不知道的。因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所以周荣鑫和她就给予了支持，主要是为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对他们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绝没有在背后指使。她还跟我说,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叫她停职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救救她.要我去跟江青说说.她在电话里都哭了.我心里是很同情她的,答应她说一定找个机会跟江青说.当天晚上我见到江青时,我向江青汇报了许明的来电,并说许明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她跟我说她也不知道孔丹做的事.我看就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也同意.还说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讲.可是，就在与我通了电话的第二天，许明自杀了。
我们中央文革开会分析认为，联动的所作所为绝不简单。关锋把联动总结为是资反路线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是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王力对“联动”也很愤怒，他拍着桌子骂它是“挂羊头卖狗肉”(意思是挂着毛主席的羊头卖的是刘、邓的狗肉)。我当时说，它绝不是一股革命的力量，而是一股“异己”的力量。
实际上,联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掌握领导文革运动的权力。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就是这个意思。工作组的时候,他们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也支持他们。工作组走了。那他们就要由他们出来掌权了。谭力夫讲话的核心就是要掌握领导运动的权力。这些话,他们的老子不敢出来讲,就由谭力夫这些人出来讲了。这和文革的宗旨就完全背道而驰了,文革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正在形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特权,你现在倒反而要得到更大的特权。如果由他们来领导文革的话,那就是把文革弄成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了。这点,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谭力夫的讲话当时被有些省市当作”中央文件”一样迅速地印发下去,甚至都印发到了公社的生产队一级。不知情的还以为谭力夫是中央文革的成员,至少是中央委员了。这说明当时他这些观点是受到相当一批干部的支持的。江青提出的”老子革命儿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其实也只是个模糊命题。可是连这个他们都不接受。一定的意义上讲,当时对抗中央文革的主力就是这批自称老红卫兵的小群体。他们老子不能出来,就叫儿子出来。制造恐怖,扰乱人心。
后来，我们中央文革就直接支持各学校造反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并在中学也成立了红卫兵代表大会(中学红代会)。他们都是听我们中央文革的，我和他们联系的最多，所以被他们叫做“戚大帅”。他们一起来，联动就吃不开了。三司和中学红代会，对付联动很有办法。他们人多，联动在哪里闹事，他们就上去把他们一围，联动说也说不过他们，打也打不过他们。碰到他们就只有赶紧跑。
联动冲砸公安部六七次之多,一些人被抓了起来,更多的则都是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门的.后来,陈士榘把他参加联动的儿子捆着送去公安部.董老也为他儿子参加联动的事主动给毛主席写了检查.毛主席下令,叫江青去把他们全都放了.但主席说了,弄得不好,这些高干子弟将来会给革命造成一场灾难.主席跟江青说了触詟说赵太后的典故.随后江青根据主席的指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向老干部讲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希望他们劝说自己的子弟继续革命,别做坏事.主席对历史典故的运用,简直是炉火纯青,而且富有远见.
来源:新浪博客作者:戚本禹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老鬼：我的父亲
星期六 八月 08, 2015 1:19 pm
很羡慕那些有慈父的家庭。
这一生中，我写过很多纪念文章，为草原上的知青，为反四人帮而判长期徒刑的同事，为陷入囹圄的北大同学，为帮助过我的中国留学生，为晚年反璞归真的母亲……我甚至都给自己的继父李蕴昌写过纪念文章，却没心思给父亲写。因为，我对他有很多不愉快的回忆。父亲是母亲的入党介绍人，也是《青春之歌》中江华的原型。但在我眼里，真实的他远不像电影里的江华那么高大全，那么和蔼可亲。现在父亲去世30周年了，应共识网之约，为他写篇文章。
一 对孩子冷酷
1951年，我离开了河北深泽县农村，离开疼我的姑姑、奶奶，来到陌生的北京。4岁的我本能地与父母有隔阂。见了父亲“爸爸”叫不出口。可能为此让父亲不高兴。他下班后不理我，从没抱过我，也没单独带我去公园玩，也没跟我单独照过一张像(长大了更是没有)。我生病了什么表示没有(两次动手术，都是阿姨和哥哥陪我去医院的)。所以感觉父亲对自己没啥感情。记得有一次从骑河楼胡同出来上了北河沿大街，他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后来他越走越快，我跟不上，眼见着他的身影变遥远模糊，我急哭了，他头也不回。忘记后来自己是怎么回到家。反正我跟父亲上街，就别指望他给买一块糖，一根冰棍，一件玩具。只记得过年时，他给过我一些火柴般细的红色小炮儿。
我从托儿所到小学，到中学长年住校。每星期回家一次。到家后，他从不到我的房间看看我，我去他的房间，也冷冷淡淡。
他出去看望朋友时，从不带我，好像嫌我给他丢人。跟老战友说起我时，总是数落，陈述我的种种毛病。他有个习惯，喜欢在老朋友面前述说自己孩子的种种错误。不只是对我，对哥哥姐姐也都这样。他好像以向外人批判自己孩子的缺点毛病为荣，特爱表现他不娇惯孩子，对子女严格要求。
在不娇惯孩子的旗号下，他经常狠狠打我。在农村老家，大家都呵护我，没挨过打。可在父亲身边却屡屡挨打。母亲1951年5月3日的日记里也记载：说我非常顽皮粗野，姑姑秀端把我惯得很不像话，于是她和父亲狠狠打过我两回。父亲抽耳光是抡圆了胳膊抽，打屁股的手也很重。他是个30年的党员，老干部，大学校长，在外面和颜悦色，平易近人，对自己的孩子却说打就打，眼睛瞪得溜圆，样子狰狞可怕。
我小学4年级11岁时，一次家里有票去看表演。本来说好让我去，后来又不让我去了。父母走出门后，我在保姆面前哭了。父亲可能忘了什么东西，返回家来拿。见我哭了，上来就抽我一耳光。还有一年春节，二叔带着女儿来北京过年。吃饭时，可能是我迫不及待，抢先动了筷子，父亲发怒，当着大家面，抬手抽了我一大嘴巴。50多年后的2014年，见到二叔的女儿妙然，她还记得这次抽我，认为父亲对孩子太粗暴。
所以，我对父亲亲热不起来。他对我没感情，我对他也没感情。管父亲叫“爸爸”非常勉强，尽量不叫他。平常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害怕之极。一到寒暑假，父母嫌我在家淘气，都要送我回河北农村老家。在奶奶姑姑那里才能尽情享受到亲情的温馨。所以每次从老家回到北京都要大哭一场。舍不得老家土里土气的穷亲人，他们真诚关心我，待见我。——回老家吃的，卫生条件都不如父母家好，但老家人是用全部心意对待我，把我当回事，我能够说了算。不像在北京家中，跟寄人篱下一样，被忽视，被冷遇，被遗忘。
困难时期，回家吃饭也要交粮票，还吃不饱，偶尔母亲会偷偷给我点吃的。父亲从来没有。他根本不把我当回事。学校开家长会，他从来不去。总让在供销总社看大门的姑父代表他参加。记忆中，父亲对我最好的表示是初一时，他曾送给我两根深绿色的绘图铅笔。平时他没给过我什么东西，送我这两根绘图铅笔让我感激得眼泪差点流出来。受宠若惊，立刻就把自己买的一本新新的《中国分省地图册》，交给母亲，托母亲转给他(那时候，我特别害怕他，他不叫我，都不敢进他的房间)。但一顿骂，一顿打，又把我对他少有的一点感激之情全部化为痛恨。
父亲不止打我，还打姐姐小胖。小胖在父母身边带大，最被溺爱，也最敢跟父亲顶嘴(我小时可一点不敢)。小胖都上大学了，父亲一生气还抽她耳光，不许小胖在家吃饭，让保姆把家里的食物都放在柜里锁上。小胖为此给妈妈写信控诉，痛斥父亲的“怒吼如虎狼一般的凶恶，他的黑心如豺狼一般的狠毒。”
我二叔(爸爸的大弟弟)在农村老家务农，他只有一个儿子景波，十分疼爱，从没打过他一下。那年二叔带七八岁的景波来北京家中看望。一次父亲见景波跟二叔顶嘴，看着看着就狠抽了他一耳光。把那孩子打懵了，呆若木鸡。二叔心疼得敢怒而不敢言。打自己小孩的很多，可连几年没见面的弟弟的独苗儿子也说打就打，下手那么重，恐怕就少见了。人家是客人，是大老远来看望父亲的。几十年后，景波跟我讲述了此事，说一辈子也忘不了。
尤其是我为申请入团割破手指被打，令我对父亲恨之入骨。1963年，我初中三毕业前，很想入团。就写了个申请书，在交给班团支书时，用小刀割破左手中指，将血洒在申请书上。之后，也没去卫生室包扎，就把手放在左裤口袋里。血把左裤腿都浸透了。不料回到家后，父母得知我是为申请入团，割破了手指，都大发雷霆。父亲越骂越生气，开始梆梆抽我耳光，并用大皮鞋踢我。我万万没想到为申请入团表决心竟会这么挨打(当年根据地有人为表抗战到底的决心把一个手指头剁下来交给他，他还表扬过这人)。我也没干坏事，凭什么拳打脚踢我?当时我16岁，挨打时一声不吭，首次愤怒地瞪着他。打完后，我回到自己的南屋当即把父母的合影照片撕成碎片。自己流了那么多血，左裤子湿透了，还挨顿暴打!实在忍无可忍，我决定给周总理写信，因为父亲的委任状上有周总理署名。我悲愤填膺，流着泪控诉了父亲的野蛮行径，说他在家里实行法西斯专政，是个暴君，根本不配当大学校长!
父亲没料到我会给周总理写信告他。从那以后，再没打我，但跟我在感情上越发疏远。1965年，父亲去山西长治地区四清，发他了一个军棉袄。1966年他回北京后，母亲开始说要把军棉袄给我。我听后非常高兴。那时候，中学生们最梦寐以求的就是穿件军装。可最后，父亲却没给我，送给别人了。理由是给我穿，会助长我的特殊化思想，容易有高人一等的意识。我白高兴一场，自然对他产生怨恨。——难道别人穿军装就不特殊化了吗?
父亲在长治地区四清期间，与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
父亲在长治地区四清期间，与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
家里孩子的私人物品，父亲随意翻动，甚至偷走(如我买的抗战歌曲集)。他反对哥哥练武术，我亲眼目睹他把哥哥练武的沙袋、飞镖、三节棍等扔到窗外楼下的荒草中。我也攒了一些摔跤打拳的书，非常珍惜。下乡时没来得及拿，后来都被他当废品卖掉。
文革中他受批判，处境开始不好，我无动于衷，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认为他官气十足，在家里称王称霸，该炮轰炮轰他了。后来北京红卫兵有一小股去越南打仗的风气。我也动了心，并在1967年4月毫不依恋地打砸抢了自己的家，企图一去不复返的上前线抗美援越，宁肯死在战场，也不再回这个家。因为感觉不到一点家庭的温暖。甚至后来还派同学去北师大贴他的大字报。揭露他把邓拓的题词挂在房上，烧毁了很多罪证等。这在全北京恐怕不多见。
父亲自然深受伤害，认为白养了我一场，大骂我是白眼狼。我下乡内蒙古后，被兵团打成现行反革命，他不理不睬，一点不管，可能还隐隐高兴兵团替他报了仇。
1976年初，发现我写的下乡经历手稿被他偷走后，写信向他索要，并警告他不要烧毁，否则一切后果由他负责。他的回答是声明跟我断绝一切关系!当时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他生怕我写东西连累了他。那时，我孤身一人调到大同矿山机械厂，举目无亲。他不但跟我断绝来往，还让他的老战友——把我调到大同的高万章叔叔也不要理我。等于从背后给了我一刀，令我猝不及防。我在草原后期结识的女友，也随之离我而去。那段举目无亲，无家可归的日子，刻骨铭心。
打倒四人帮后，父亲的秘书蒋雪姣去看望父亲，得知我在大同，说“恰好要去大同办事，可以去看看小波。”父亲坚决不同意，说：“你不要去看他，照顾他，让他自己锻炼，自己闯。”蒋秘书认为这体现了父亲对孩子的严格教育。真实原因是父亲跟我断绝了来往，并让家里所有人跟我划清界限，自然不许蒋秘书看我。
1977年底，凭自己的作文，考上北京大学之后，在母亲的劝说下，父亲与我恢复了关系。趁他高兴时，我对他说：你要对我好，我绝不会在文革中打砸抢你。谁料他听后勃然大怒，一点不承认对我不好。反问：我们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学，帮你摘了帽子，给你调回内地，哪点对你不好了?痛骂我“忘恩负义”、“过河拆桥”、“胳膊肘往外拐”、是个“内奸”、“白眼狼”等等。
不久，又因为政治观点问题，跟他争辩起来，父亲见我顶撞他，再次跟我断绝关系。姐夫给我介绍了一个女翻译，他逼姐夫告诉那个女翻译，我是个危险分子，劝她不要与我来往……在北大期间，寒暑假时，外地和北京同学全回家了。只有我一个仍住在宿舍里，饱尝了“丧家之犬”的滋味。
因此，我对父亲的回忆就是挨打，就是训斥，就是冷遇，就是被赶出家门的屈辱，从他那里感觉不到父爱。
晚年，父亲跟我的关系缓和一些。逢年过节，他会把人家送给他的吃不了的，都长了毛，发了霉的糕点杂粮等，送给我。但平时我仍旧刻意跟他保持距离。因为你一接近他多了，待他好一些，他就怀疑你对他有所图，会突然变脸。
所以从来没有心情写怀念他的文章。
二 父亲的历史
1985年8月30日父亲去世。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没掉一滴眼泪，只临时戴了会黑纱，告别式结束后，立刻摘掉。而耀邦去世，我带了好些天黑纱。
目睹参加遗体告别的那么多人都为他哭泣，让我震惊和困惑不解。那么冷酷无情的人，怎么还有人为他流泪?尤其是那么多当年北师大的学生，都管他叫马校长，对他称赞有加，有的甚至放声痛哭。我这才明白，作为孩子，我只了解父亲家中的情况，他工作的情况，在社会上的情况一无所知。
直到父亲去世30年后的今天，我仔细看了他的简历，才对他有了一点大概的了解。
他是1911年6月1日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故城村一个贫农家庭。他的父亲叫马让，母亲叫宋文素。他是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为了让孩子有出息，几个亲戚当时又都没男孩，从1925年到1927年，全家省吃俭用供应他上了2年半高小。
父亲1926年底在深泽县上高小时，经教师王肇兴介绍参加了共青团。证明人是张平之。
1927年入保定同仁中学，由于上课时，好给老师提些难题，让老师下不来台。还在墙报上张贴一些比较激烈的对现实不满的文章，于1929年5月他被学校开除。证明人侯薪、陆治国。
1929年下半年父亲又到保定景仁中学读书，寒假时正赶上保定第二师范的学潮，他在全校大会上公开讲话声援二师，又被景仁学校开除。证明人陆治国。
从父亲的履历看，他年轻时很不安分，不驯服。他曾是个捣蛋青年。
1930年他随同保定市委书记魏十篇去河南浚县教书，并转入共产党。后来，他曾以保定特委的特派员来到宛平县(现在的门头沟区)工作。公开职业是小学老师，发展过数位党员。其中就有后来帮我调到大同的高万章叔叔。1976年春我在大同见到高叔叔时，他已六十多岁，称父亲一口一个“马老师”，毕恭毕敬，令我惊讶。
七七事变后，父亲回到老家河北省深泽县，从事抗日活动，曾担任安国县委书记，霸县县长，第一联合县县长，十分区专署秘书主任，十分区抗联主任。证明人为师容之、张孟旭、翟家骏、金城、苏玉振、李中西、马载、杨英、李彬、任志远、罗云。
抗日战争时期的父亲
抗日战争时期的父亲
《吕正操回忆录》精装本80页写道：部队“离开深泽县之前，由沙克同志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活动分子大会，大约三四十人，参加会议的有邸清哲、赵通三、王晓楼、还有马建民、张逢时等”。在谈到五一大扫荡之后的冀中统一战线工作时，第324页中提到“雄县小河岗地主王新，写了断指血书，交给抗联主任马建民，表示抗战到底。”325页中又说：“为了调动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日积极性，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分区在恢复根据地的初期，特派马建民和白洋淀东四十八村高家场最有影响的高氏兄弟高万亭、高万秋、高万峰取得联系，利用高家的声望开展统战工作。……将四十八村变为十分区恢复根据地的站脚之地。”
吕正操在回忆录里3次提及父亲的名字，令我感到欣慰，对父亲稍稍有了一点敬意。名字能被吕司令员3次写进回忆录中，不容易啊，说明他干得不错。
再有，最近去了趟父亲当过县长的霸县(现在叫霸州市)，得到了一本公开出版的书《霸州人民革命史》，其中有一段专门讲到父亲，转录如下。
……
四、反对靳国梁叛变的斗争
靳国梁，霸县县城人，七七事变前当过警察文书。1938年初，混入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团部任秘书，后任军分区便衣队队长。1939年4月原霸县县大队上调军分区，遂以分区便衣队为基础重组霸县县大队。靳国梁任副大队长。大队长由县长马建民兼任，政委由县委书记高均兼任，张铭录任副政委。靳国梁无视全县灾情严重，人民缺衣少食的状况，利用职权贪污腐化，吞噬公款，并接受地主贿赂，破坏阻挠推行合理负担政策，支持临津村地主韩八、堤角村地主李品卿等瞒地50多顷。事件败露后，他暗中与汉奸宋宝善、日军翻译焦成海勾结，密谋投敌，同时与其心腹三中队队长董桂芬、四中队队长郭凤来策划投敌行动。他们计划先扣押县区负责干部和大队中的政工干部，然后再诡称伏击日军，将队伍拉进县城，妄想一举搞垮霸县抗日武装。8月10日，靳国梁首先在下岔河村扣押了副政委张铭录，又令郭凤来在侴辛庄扣押了中队指导员孔岫生、二区区长陈渡，在小柏林庄抓捕了县长马建民、财政科长许鹤轩等。马县长非常镇静，大义凛然。他以民族气节教育郭凤来，促其幡然悔悟，悬崖勒马。郭向马县长当场表示决心抗日，不当汉奸。他护送县政府人员到侴辛庄集合，连夜转移到四区小安庄，并与分区游击三团取得联系。……绝大多数战士愤然返回到根据地。靳国梁只带十几名亲信进城投敌。令人痛心的是靳国梁为邀功，把事先扣押的副政委张铭录交给了日军。张铭录英勇不屈，为国献身。噩耗传来，全县抗日军民为之愤慨。在(1939年)九一八8周年这天，县政府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县长马建民做了激昂慷慨的演讲，并以文字发表，各抗日机关团体和各村公所都送了挽联。
——摘自《霸州人民革命史》第47页
三叔在部队，父亲在地方，他们兄弟俩平时很少见面
三叔在部队，父亲在地方，他们兄弟俩平时很少见面
父亲在被投敌部队扣押之后，能临危不惧，给叛变头子做思想工作，让其改变了立场，放弃叛变，这并不容易，起码要有口才。换了我，肯定没这本事。这种紧急关头，靠嘴巴说服了叛徒回心转意绝非每个领导都可以做到。父亲凭着头脑冷静，用小小的舌头劝服叛变部队放弃叛变归队的事情，至今还在霸县流传。
同时，霸县的党史资料中，还详细记述了另外一次父亲沉着应付敌人的经过：
1940年5月13日晚，霸县县政府机关(包括民、财、实、教各科)与执达班(县政府警卫队)共30余人，押着20多个犯人，在县长马建民带领下，转移到位于岔河集正南5公里的冯家村(当时属霸县一区，现属雄县)。马建民住李景山家，秘书处住李凌家，执达班住马洪州家。14日深夜，村里一片寂静。但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却没有入睡，他们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有的在阅读文件，有的在擦拭武器，有的在交谈着与日本鬼子战斗的经过和经验。突然，村东连响两枪，这是我警卫战士发出的信号。敌人来了。县长马建民手持短枪，带警卫员康永义、王永发等行动敏捷，迅速冲到村南。但是后边的大部分干部战士却被敌人包围在村里。
这次出动之敌是伪军李宝伦部，共有80余人，他们在中队长、叛徒董桂芬的带领下，从霸县城直奔冯家村，杀气腾腾地想一举消灭我县政府。敌人大声吼叫：“你们投降吧，跑不了啦!”我被包围的战士沉着应战。执达班班长张建，命令一部分战士看管好犯人，自己带一部分战士借助院墙，不断还击。但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包围圈逐渐缩小，形势十分危急。敌众我寡，如何解围?冲出来的人们焦急万分，不约而同地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马建民。经历过抗日烽火锤炼的马县长，毕竟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他考虑了片刻后，一个欺骗敌人的战斗方案产生了。马建民说明了意图后，身边的战士心领神会。只见警卫员康永义把手一挥，大声指挥道“一排向西，二排向东，三排占领村北制高点。把敌人包围住!”
这时候，村外好几个地点都响起了“伪军弟兄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否则，八路军对你们不客气了!”的呼喊。果然，敌人的攻势减弱了。被包围的战士们来了精神，更猛地向敌人射击。这时，驻于谢岗村的我县一区区小队，在队长张万顺的带领下，闻声赶来助战。敌人真以为被八路军包围，急忙撤走。我部无一伤亡。
岁月流逝，马建民巧施战术，化险为夷的冯家村突围战，距今已有48年，但一提及这次战斗，参战者津津乐道，群众也赞不绝口。
——摘自《硝烟怒卷清河北——霸县人民革命斗争史料丛书之二》第33页
真没想到，父亲还曾指挥打仗，派几个人四处叫喊，硬把敌人给诈唬跑了。过去，我很为父亲是个文官而懊丧。觉得老爸当北师大副校长脸上无光，不如那些将军子弟牛气。我当时心中特希望老爸是个将军，那多荣光!现今看到霸县的党史中，还专门提到父亲的这两个故事，面子很感满足，为他能有这等不凡的举动而折服。
父亲在军调部负责报纸
父亲在军调部负责报纸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在《晋察冀日报》担任秘书长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在《晋察冀日报》担任秘书长
三 父亲实事求是，不那么极左
尽管文革后，父亲调到社科院，离开了北师大。但在父亲百年时，北师大仍旧专门召开了一个马建民百年座谈会。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都讲话，高度评价了父亲，说父亲为人老实厚道，没有架子。有位老师还说：当年他结婚后没房子，父亲就把他中午休息的一个单元房让给了他，令他十分感动。
为纪念父亲百年，北师大还专门指定一个人给他写了本小册子《稳健务实的公仆马建民同志》，介绍了他的一生。其中才知道了一些他在北师大的工作情况。现摘引书中的一些描述：
马建民是个少言寡语之人，更少长篇大论。在极左风盛行时期，由他主持的会议上，几乎没说过浮夸话。他要说就说大实话，言简意赅，句句在理。比如1959年10月24日，在常委会上讨论工作时，针对有人高谈阔论，目标宏伟。他脱口而出说：“不要吹牛，力戒浮夸，否则起反作用。”这正是彭德怀被罢免后不久，彭德怀夫人，校党委副书记浦安修刚刚检讨了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和彭德怀的认识，余音犹在。马建民就放出此语。
马建民主张大胆使用右派。在学校会议上，他曾多次提醒大家说：“我校现有56名右派，很有潜力。理科右派能不能教课?我们忙乱不堪，他们却无事可做。”他又举了数学家，一级教授、原师大副校长傅种孙为例说：“傅种孙可否教课?有人怕他教得好，盖过党员，会影响党的威信。这样顾虑对不对?”
他还说：“朱启贤可以教逻辑，李庭骏可以教化学……他们比刚毕业的新教师好得多。”
1961年8月23日在常委会上，马建民提议让陈景磐做中国教育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湘做外国教育是教研室主任，并说就是挂名也可以。因为他实在不忍让这两位著名学者被闲置不用。
1962年7月学校党委开始研究为一批右派分子摘帽。马建民每次都积极推动这项工作顺利进行。他曾很公道地说：“傅种孙一心想把师大搞好，可以摘，也有影响，在数学界有大影响。”
后来，学校又曾多次为“右派”和在“反右倾”等运动受到批判的师生员工甄别，摘帽，马建民都很积极。
1958年底父亲与在十三陵劳动的北师大学生们
1958年底父亲与在十三陵劳动的北师大学生们
1958年冬，父亲在十三陵参加劳动
1958年冬，父亲在十三陵参加劳动
对曾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的学生，马建民指示说：“学生被批判为白专的，这次留校干部也可以留下几个。这样影响好……要善于与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否则容易僵化。过去念书多的不是白专。”
1965年下半年，马建民带队到山西四清。当评选四清先进分子时，有人将上海女同学能多日不洗头发，不洗澡，甚至生了虱子也作为先进事迹上报。马建民纠正说：我们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应该是思想上三同，更靠近他们，而不是与他们的不讲卫生三同。
天文系是师大唯一的非师范系。1967年夏，该系同学也与其他师范专业一样分配了。这极大浪费了人才。天文系老师向马建民反映了这个问题。马建民说：“我陪你们去找科学院的秘书长秦力生同志，他是我的老战友。”于是陪同天文系的同志找到了秦力生，对方马上表示：“今后我们接受北师大的天文系毕业生。”问题得以圆满解决。现在很多当年毕业生都成了我国各天文台的骨干和专家。
马建民爱护干部。1959年时任北师大党委宣传部长的张刚因为给肃反中遭到错误批判的同志赔礼道歉，而受到党内处分。马建民对此并不介意，仍一如既往，对她很信任，支持她的工作。现在，张刚已经是耄耋老者，回忆起这段往事，仍充满激情。
父亲去北师大农场看望同学们 年代不详
父亲去北师大农场看望同学们 年代不详
60年代，马建民家有个保姆，是抗战时期的堡垒户。多次掩护八路军，可土改时仍被划为富农。解放后境况很差。马建民就将女主人接到家，一方面帮自己料理家务，一方面解决了堡垒户的生活困难。
一次马建民去青岛开会数日。期间，正赶上杨沫心脏病发作。秘书立即从学校派车送她看病。当马建民从青岛回来时，感谢之余还追问派车付钱了没有。直到问明情况，补交了车费。
困难时期，学校按规定分给马建民一些生物园地自产的农产品。他表示不要：“我要和广大教职工一样的待遇。”那时，他也营养不良，腿部浮肿。
……
小册子上写的有些事，我头一次听说。真没料到父亲在北师大的口碑那么好。难怪他去世后，那么多人给他送行，有人还哇哇痛哭，比我伤心得多。
四 淡泊名利地位
据秘书蒋雪娇回忆：1958年11月21日，父亲第一天来北师大上班。为迎接他，提前10分钟到了父亲办公室，见他已经提着暖水瓶去打水。蒋秘书说：“有工友给打开水。”父亲说：“我好手好脚的，干嘛要人伺候。”
当天晚上党委会结束后，蒋秘书通知司机班来车送他。他说：“我骑车来的，就骑车回去。”
母亲在1951年10月19日日记中也说：父亲兼了新闻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后，秘书处长告他有一辆车可供他上下班和工作用，但他表示还是骑自行车跑方便。当时乘小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不少人想乘而没条件乘。父亲却断然拒绝接受。到北师大后，学校也为他配了车，仍旧谢绝。只有去上级单位或外单位开会才用。平常仍旧骑车上下班。有时到其他单位开会，比如参加师大女附中的庆典活动，也骑自行车去。他曾对老战友说：“骑车可以节省汽油，又可以锻炼身体。”无论严冬酷暑、刮风下雨，父亲就像个老工人，老职员般地在北京拥挤的自行车群中上下班。谁也想不到他是个老干部，北京师范大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当年在十分区根据地，父亲的名气远比母亲大，雄县、霸县、文安一带很多老百姓都知道马建民。但1958年，母亲的小说和电影《青春之歌》公开发表上映后，轰动全国，几乎家喻户晓，母亲的名气压倒了父亲。当有人询问父亲，《青春之歌》里面的江华是否是他时，他总微笑着说：“不是，不是，那是艺术作品，是集中了几个人的事迹于一身的。”一点不挟这本书出名而抬高自己。那时候，各界人士、包括政要、记者、演员、大学生纷至沓来，或采访或拜见或邀请母亲参加活动。父亲力劝母亲：一律不要接受采访和外出讲话。但母亲嫌父亲太绝对了，没有接受。
以后所有邀请采访母亲的活动，父亲概不参加，不陪伴。他甘于默默无闻，没有因为母亲出名，而挤在母亲身边，跟着去出名。
天津聚集了很多冀中工作过的老干部。60年代初，百花文艺出版社曾来信约请父亲撰写回忆录。他平静地对蒋秘书说“你就以我的口吻写一封谢绝信吧。”予以回绝。
据秘书蒋雪姣回忆，马建民家的生活非常平民化，屋内陈设简单普通。保姆曾对她说，马校长每天只给她一元钱买菜。
他确实平民化，都有些过分了。家里所有孩子都说他小气抠门。他和母亲的钱分得清清楚楚。家里手纸从来不买，都让母亲买。母亲有事管他借钱绝借不来，母亲经常埋怨他吝啬，跟葛朗台一样。保姆患病，求他预支一个月工资也不给。我在内蒙草原上，被专政多年，衣服褴褛，写信请他给买件涤卡上衣。他回信一笔笔算账，说他负担多么重，没力量给我买涤卡衣服。连里很多平民子弟，小干部子弟都穿上了涤卡衣服，我却穿不上。
可是，他对外人却挺大方。老战友，深泽老乡武光在文革中被新疆造反派定为最大的走资派和叛徒，处境凄惨。1967年秋在好心人帮助下，逃到北京，躲在航空学院。因被停发工资，生活极其困难。父亲曾冒着危险两次去北航看望武光，并还送钱给武光。后来父亲被揪出来后，这成为父亲的一大罪状，被迫一次次检讨认罪。抠门的父亲能为战友慷慨解囊，让我万万没有想到。
他给保定的一个老部下，不知名的小干部又寄钱又寄东西，令家人无法理解。
父亲有个优点。不那么想升官，没啥功名心。50年代曾要调他到山东当文教书记。他竟然不去，不愿离开北京。文革后，一提起这事他就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有远见，躲过一劫。他心有余悸地对母亲说各省的文教书记哪个有好下场，全被打倒，有的还丢了性命!我要去了，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结果给他调到北师大当副校长，曾主持过一段工作，后被中宣部调去的程今吾取代，他坦然接受。结果北师大的教职员工都比较同情他，感觉他有点受排挤，文革初期还一度把他三结合进革委会。只是江青说深泽有个叛徒窝后，他才被从革委会里揪出来。他跟张春桥是《晋察冀日报》的老同事，彼此很熟。张后来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父亲从不理他，自己挨整后，靠边站多年也没找过他。
他不喜欢摆谱，不显山露水。解放初期，单位给家里派驻了警卫员，他主动退掉，认为和平年代不需要。我填表时，出身不让我填革命干部，非让我填革命职员，好像他不是个领导干部，是个小职员。我没听他的。因为同学们都填革干，没有填革命职员的。回深泽老家时，他低调不张扬，从不惊动县里。老家亲戚受了欺负，向他诉苦，他一点没有打狗欺主的反应，绝不利用关系报复对方，他的好友陆治国是河北省公安厅长，收拾对方易如小菜。
五 他是农民的儿子
父亲有些农民的毛病，家长制观念浓厚。在家里实行独裁统治，一切他说了算，缺少民主作风。过日子节俭。保姆买菜要记账，周周都要向他报账。墩布条都快掉光了，也不买新的，把我的破裤子撕成条条绑上再用。所有家具都又破又旧，舍不得买新的。他还有保存资料的习惯。家里收到的所有信件、请柬、各种说明书、文艺表演节目单等全都留着，连我在托儿所的体检表，中学的成绩单都没扔掉。个人卫生也不大讲究。很少洗澡，我猜自己不爱洗澡可能来自他的遗传。
逢年过节，他会抽根烟，喝点葡萄酒，平时烟酒不沾。也不爱运动，从不锻炼，特别反对哥哥练武术。比较爱看古书。文革靠边站后，他醉心搜集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资料。写的材料有一麻袋。以后调到社科院历史所当党委书记，业余时间依旧干这事，干得特别投入。冀中抗战史料，他没有写过一篇文章。把心思完全放在这上面了。可惜大方向没搞准，花了许多年，付出了很大精力，最后也没什么结果，不了了之。
他来自农村，有很多农村的朋友。最值一提的是他帮助雄县农民王新(王汉秋)翻案。1985年春，当得知抗战时期把自己土地捐出，并向他献出一个手指头表决心的开明绅士王新解放后仍被定成地主，判处死缓，1960年饿死狱中后，他非常震惊和惋惜，开始为王新写信呼吁，他有关节炎，双腿都罗圈了，还四处奔走找人。但同年8月因心脏病突发，骤然去世，没有完成。此后母亲继续为这个人呼吁，经过老战友刘秉彦的过问，最终给平了反。
他迷信73、84没有病，阎王爷也要招你走的说法。1984年春节，他73岁了，流着泪给每个孩子200元钱，希望大家帮他渡过这关键的一年。从小到大，这是他第一次过年给孩子红包，我感动得几乎一夜没睡觉。200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少的钱。
父亲去世后，《人民日报》发了一条很小的消息，聂荣臻、姚依林、胡乔木、刘澜涛、吕正操、邓力群等送了花圈。遗体告别会上，我想流泪也流不出来，我感觉全家人也都没有掉泪。胡乔木、乔石、胡绳等去八宝山与他告了别。
父亲的晚年，没事就搜集整理中国农民起义的资料
父亲的晚年，没事就搜集整理中国农民起义的资料
六 父亲的恩惠
父亲已经去世了30年。我常常会想起他，无法把他忘掉。因为我居住的房子就是北师大看在他的面子给的。
1985年父亲走后，北师大收回了柳荫街的院子，又给母亲在校园里安排了一个5居室单元。通常，人不在了，没必要给其家属安排住房。何况那时候，父亲早已调出北师大，母亲亦跟北师大毫无关系。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父亲在北师大的威信多么高，人缘多么好，北师大对父亲多么关照。母亲在这里一直住到去世为止。以后又成了我的住处。由于从美国回来后，没了经济来源，我的房租、烤火费拖欠了好些年，北师大也没催我交。若在美国这么多年不交房租，不被赶走，也要被起诉到法庭。可我住在北师大赊欠了数万元房租，却没人跟在屁股后面催。每想到此不由得念叨起老爸，这是沾着老爸的光啊!虽然他生前不喜欢我，冷淡我，也本能地要对他萌生感激。
父亲生前最后的一张照片 1985年夏
每逢来到十分区，父亲当年战斗过的地方，都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热情接待，也总要让我想起父亲。
鉴于拖欠房租太多，在母亲去世18年后，我只好将其中两间房租给一兵团二代。这才把所欠房租、烤火费全部补交上。同时也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状况。再不用发愁没钱加油，没钱升级电脑，没钱请朋友们吃贵一点的饭……这种种改变，全靠出租房子有了些收入。心里不由得又暗暗想起父亲，追忆这个曾经毒打过我的人……我能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是靠他的关系，母亲才把信递交到总理办公室;我能离开内蒙古兵团，也是靠他的关系，大同的高万章叔叔全力帮忙;前女友韦小立能分到北京也是靠他铁道部的关系高万秋叔叔……不管怎么说，我沾了他不少好处。岁月悠悠，别人可能都忘了，我却忘不了。一想起这些心情就异常复杂，百感交集。所以，近两年来，一直琢磨着给父亲写篇文章。
1964年底全家合影。以后直到他1985年去世，我再没跟父亲照过相
1964年底全家合影。以后直到他1985年去世，我再没跟父亲照过相
常常有人说：对自己亲人都不好的人，不会对外人好。可父亲的表现却证明这个说法错误，不是事实。他对母亲不好，对孩子不好，冷冷冰冰，一毛不拔，可是他对外人却特别好，真诚的好。总笑容可掬，热情慷慨，谦虚之极。所以1985年他去世后，有那么多人为他送行。据我所知，很多老干部都这样。自己孩子的事不管，却管别人家孩子的事。对自己的亲人冷冷淡淡，对外人却热情似火。
父亲在外面慈祥和蔼，与人为善。为何在家里这么专断，粗暴呢?私下，我曾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在单位，在大街上，在商店，对所有人都挤出一副笑容，哪怕是对看门的、蹬三轮的、居委会的等地位比他低很多的人，也满脸堆笑，一副讨好状。那些被他这么对待的人可能很感动，我却感到他的虚伪。他干嘛总装笑脸呢?一副巴结人的样子。有时都觉得他这谦恭样子很可怜。资格那么老，还这么向人点头哈腰，那么贱。可能是由于他在单位上，社会上处处谦让，经常带着假面具，身心疲惫，不胜重负，所以回到家后就不再控制，拿家人撒气，对孩子大打出手。久而久之，父亲跟家人的关系都不好，越发对外人好。小胖姐姐曾控诉“他是家中最大的压迫者、统治者、凌驾于人之上的太上皇……”母亲跟他分居多年，就差离婚。
他或许觉得对孩子好，孩子不感谢他，以为是应该的。而对外人好，外人会对他尊敬和感激。他从家里得不到温暖，从外人那里能得到温暖。所以对外热，对内冷，胳膊肘往外拐。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生活冷酷，很多干部在外面夹着尾巴做人，极度压抑，回到家就把孩子当成了出气筒，滥施暴力。这种在外面一个面孔，在家里一个面孔的双面人干部，恐怕不止我父亲一个。
父亲没想到1963年12月31日那次痛打我，招致我给周总理写信控告他，让他头次感到儿子是个危险的“内奸”。1967年4月29日北师大革委会成立的那一天，我由于去越南把钱花光，向他讨钱未果，又让同学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当着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等领导面前，从背后给被三结合的父亲狠狠一刀。让父亲的心流血。
我记仇，父亲也记仇。父亲唯我独尊，专横霸道，狠狠打我不对;我年轻气盛，睚眦必报，揭发他也太过分。
现在，父亲已经走了30年，我一点不恨他了，岁月冲淡了过去的伤痕。每年清明还到八宝山去看看他，擦拭一下他盒子上面的灰尘。
本文参考;
父亲写的简历、自传
北师大王淑芳编著的《稳健务实的公仆马建民同志》
《霸州人民革命史》
《硝烟怒卷清河北》
《杨沫文集》
来源"共识网"
发表人: 主持 1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创伤主体的错乱叙事：论八十年代余华的先锋派小说（一)
星期四 八月 06, 2015 11:23 am
余华早年的牙医生涯可以与鲁迅早年投身医学相提并论。鲁迅的理性文学计划是“疗救” 民众的病苦，而余华却不屑于这样的计划，他与牙医职业的关联可以从他的文风中窥见一斑：从余华的叙事美学中可以觉察到牙医工作所要求的生硬冷峻。事实上，生理科学的理性基础由于缺乏想象力而使余华反感，正如余华在一篇自传体短文中所说的那样：“（在医学中）没法把心脏想象在大腿里面，也不能将牙齿和脚趾混同起来。”[1]。如果说鲁迅的写作旨在用理性的精神治疗取代理性的生理治疗，那么对余华来说，医学的认知性或表现理性与他对黑暗、暧昧和不可思议的事物的个人嗜好是格格不入的。余华与鲁迅不同，他的写作走到了他早年职业生涯的反面，转向个人内心体验的那种无法知晓和不可置信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正是鲁迅（无论在理论上如何理性）无法真正抵御探索的诱惑，尤其是在他的《野草》（1927）中。[2]
历史幽灵的回归
余华的《一九八六年》[3]是中国先锋小说中以文化大革命为明确背景的少数作品之一。《一九八六年》与那些通常侧重于特殊时期人们不幸的“伤痕文学”或“反思文学”作品不同，与其说那是对过去的“客观”表现，倒不如说是（现时叙事中的）主体在过去的精神创伤体验中的挣扎。在《一九八六年》中，叙事者的声音不再保持那种由理性主体（即清醒的作者）建立起来的现实主义“客观性”。相反，叙事主体的理性面临着危机是因为历史暴力造成的精神创伤体验，这样的叙事声音所呈现出来的是遭到伤害的表现主体。
《一九八六年》的大部分篇幅集中在一个疯子的自残，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政治迫害而导致疯狂。余华在开场白中介绍了小说的历史背景。十多年前，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时期，一位中学历史老师突然失踪，抛下他的妻子和女儿。他的妻子把这段记忆深藏，直到有一天她在废品收购站意外地发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中国刑罚史的概要，那像是她“亡夫”的笔记。接着，叙述转回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事情。他的那张写着封建时期最野蛮的刑罚的笔记被当作他的罪证，为此他不得不留在他那间破烂不堪的办公室里写交待材料。他亲眼看见他的同事在办公室上吊自杀，看见人们从熊熊燃烧的楼房跳下来。他由于惊吓而精神失常，试图从黑洞中逃脱，实际上那个黑洞只是他自己留在墙上的身影。看着熊熊燃烧的火焰，他“哈哈大笑”，“异常激动”而且“兴致勃勃”[4]。
回到现在，自从在废品回收站晕倒之后，他的妻子一直听到“亡夫”离去时嚓嚓的脚步声，那声音令她回想起大约二十年前他被红卫兵从家里带走的情形。那场灾难直到现在才发展到高潮。小说里没有同类主题的许多作品中所充斥的感伤团圆场面，只有他的女儿与他擦身而过的情景：她的辫子上扎着蝴蝶结，这让他联想起第一次见面的妻子，如今他这个在街上踟蹰的疯子并不知道他们的父女关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年之后，文学史上再度出现了疯子这样的小说人物；那是在他的现代原型——即鲁迅的狂人——诞生七十年之后。[5]
必须指出的是，事实上，疯狂的不仅是主人公，小说的叙事也同样的疯狂，精神创伤体验同时触动了小说主人公和作者或叙事者过敏的神经。疯狂的叙事成为缺乏整体表述能力的精神创伤主体的标志。如果说鲁迅颠倒了神智健全与神经错乱的现成逻辑，以佯狂的姿态说话，那么余华也同样将叙事者的声音认同于疯子的声音。然而，余华的疯狂缺乏理性的基础，它不再承载冷静地谴责前现代压迫的那种现代话语形式，那是鲁迅的期望。确切地说，这是对现代话语（主人话语的历史暴力）与前现代话语（传统的中国刑罚学概念）的毁形。这样的毁形既没有对这两种话语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也没有把这些话语转换成一种新的话语形式。
余华对疯狂的叙事“缺乏鲁迅作品中的拯救质量”[6]，必须被看作是对简单地拒绝过去的一种不信任。余华在他的文章《虚伪的作品》中声称，“记忆的逻辑”能够“重新结构世界”[7]。在他看来，过去是现在命运的一部分，“过去的经验是为将来的事物存在的，因为过去的经验只有通过将来事物的指引才会出现新的意义”。他进而指出：
虽然我叙述的所有事件都作为过去的状态出现，可是叙述进程只能在现在的层面上进行。....一切回忆与预测都是现在的内容，...由于过去的经验和将来的事物同时存在现在之中，所以现在往往是无法确定和变幻莫测的。[8]
对余华来说，可以感知的只是同步的过去（无意识的来源）、未来（持续的无意识）与现在（被启动的无意识）。用余华自己的话来说，历史进步的无效性就在于“我觉得对个人精神来说，存在都是真实的，只存在真实”，因为“我的精神世界里面，是不存在混乱的，因为它没有时间的概念。很早很早发生的事情跟昨天发生的事情是同时存在的”[9]。这样的时代错置正是疯子的心理基础，他现在的行为与他过去的行为之间似乎并没有相隔十年的间距。储存在无意识中不能消弭的过去的精神创伤以更加激烈的形式被现在重新启动。
缺乏进展意味着（必须加以否定的）过去与（作为否定力量的）现在之间缺乏距离。对现在进行叙述不再是对精神创伤体验的发泄，而是唤醒这样的精神创伤体验并且与之搏斗。在《一九八六年》中，无法消弭的过去不但体现在疯狂的主人公身上再度发生的心理惊悸，也体现在叙事者声音中的心理惊悸。换句话说，叙事者无法与自己的人物保持距离，因为两者都在遭受过去的精神创伤的折磨。叙事者与疯子在看法上的契合标志着理性表现主体的衰颓。叙述本身变成了“非理性的”叙述，而不是对非理性的理性呈现或者伪装成非理性言论的理性话语。叙事者实际上是把自己认同为他的人物，用同样非理性的方式进行感知，而不是将之阐释为理性：
他看到前面有一个人躺着，就躺在脚前，那人的脚就连着自己的脚。他提起自己的脚去踢躺着的脚。不料那脚猛地缩了回去。当他把脚放下时，那脚又伸了过来，又和他的脚连在了一起。他不禁兴奋起来，于是悄悄地将脚再次提起来，他发现地上的脚同时在慢慢退缩，他感到对方警觉了，便将脚提着不动，看到对方的脚也提着不动后，他猛地一脚朝对方的腰部踩去。他听到一声沉重的响声，定睛一瞧，那躺着的人依旧完好无损，躺着的脚也依旧连着他的脚。这使他怒气冲冲了，于是他眼睛一闭，拚命地朝前奔跑了起来，两脚拚命地往地上踩。跑了一阵再睁眼一看，那家伙还躺在他前面，还是刚才的模样。这让他沮丧万分，他无可奈何地朝四周张望。此刻阳光照在他的背脊上，那披着的麻袋反射出粗糙的光亮。他看到右前方有一汪深绿的颜色。于是他思索起来，思索的结果是脸上露出滞呆的笑意。他悄悄地往那一汪深绿走去。他发现那躺着的人斜过去了一点，他就走得更警觉了。那斜过去的人没有逃跑，而是擦着地面往池塘滑去，走近了，他看到那人的脑袋掉进了池塘，接着身体和四肢也掉了进去。他站在塘沿上，看到那家伙浮在水面上没往下沉，便弯腰捡起一块大石头打了下去。他看到那人被打得粉身碎骨后，才心满意足地转过身去。一大片金色的阳光猛然刺来，让他头晕眼花。但他没闭上眼睛，相反却是抬起了头。于是他看到了一颗辉煌的头颅，正在喷射着鲜血。[10]
叙事者的声音对威胁的关注也与疯子同样敏感，用“他看见”，亦即从自己的视角似乎居高临下地观察这样的威胁，却并不将之理性化。如果说鲁迅的妄想狂话语倾向于控诉现实的压迫（尽管明显地错乱从而缺乏可靠性），那么余华则采用了除却自我惊悸之外无所指向的戏仿的妄想狂话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胁的来源竟然是疯子自己的影子这个永远不会消除，命中注定与他不可分离的客体化自我，尽管他千方百计地试图摧毁它。这个影子可以进而被理解为黑暗的象征，即无意识中不能消弭的精神创伤体验。
小说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那个自我本身成为反击创伤性过去的目标。余华对自戕的叙事与疯子的自戕行为同样病态，这两种穿透迷宫的非理性方式呈现出来的是肉体毁形的寓言。余华个人过去的精神创伤转化为现在困惑的写作模式，处理同样困惑和反常的行为。叙事者神经错乱的声音几乎掩盖了肉体的痛苦：“那锯子锯着鼻骨时的样子，让人感到他此刻正怡然自乐地吹着口琴。”[11]。
美好的话语在冷酷残忍的行为与热情洋溢的修辞之间形成的张力唤起了阴暗暧昧的精神创伤体验。《一九八六年》的整个叙事就在“生机勃勃”的春天抒情氛围中展开，“雪水融化的声音”“像是弹在温暖的阳光上一样美妙无比”[12]，女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后就捧起了琼瑶的小说，她们嗅着自己身上的芬芳去和书中的主人公相爱”[13]。疯子女儿的蝴蝶结让他“心里涌上了一股奇怪的东西”[14]却没有把他点醒，蝴蝶结是重现的过去历史体验的另一个不祥之兆。她在发辫上扎着蝴蝶结去“春季展销会”挑选服装，那是文革后时代特有的符号。这是否标志着文革时代的结束？在这里，余华再次以隐喻的方式挑战了不能容忍蝴蝶结形象重现的历史目的论，在余华的叙事中，蝴蝶结导致了更多的灾难。
因此，唤起不可追踪性就是在当下处理重现的或再次启动的精神创伤。疯子的悲剧是对历史暴力的激烈谴责，因为它不仅直接明确地反映了过去的邪恶，而且还揭示了令人震惊的过去的不可追踪性。象这样永久储存在心灵深处的过去导致了精神创伤体验的延迟爆发。值得注意的是，叙事者同时分享了主人公的灾难性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作者把自己的精神创伤移植到对暴力经验的扭曲而非理性的表述之中。
正如我在前文中提到的那样，《一九八六年》最令人震惊的部分交织着酷刑与狂喜，尤其表现在描述疯子自戕场面时重复使用的“心满意足”或“得意地笑”[15]。巴塔耶（George Bataille）在《爱神之泪》的最后一章（题为“中国酷刑”——那正是余华迷恋的主题）对1905 年在北京公开处死谋刺蒙古王子的罪犯时一系列肢解和割胸场面的照片进行了评论。巴塔耶把中国传统极刑凌迟处死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看作是“有史以来胶片所能捕捉到的最痛苦的形象”。然而，那不纯粹是残酷和痛苦，而是 “受害者的迷醉表情……至少部分归结于鸦片”，受刑者服用鸦片是为了 “延长折磨的时间”，“最大限度地增加这张照片所呈现的痛苦”[16]。巴塔耶情不自禁地 “被这个既迷醉（？）又无法忍受的痛苦形象迷住了”[17]，而余华关注的焦点是野蛮的双重感觉：残酷与优美。如果说巴塔耶照片中受刑者的迷醉来自鸦片，那么余华探索的则是另外一种心理上而不是药理上的麻醉效果，这样的效果模糊了痛苦与快乐之间的界线。这种双重感觉就是利奥塔强调的崇高美学和先锋主义本质的具体表现。
回归过去的不可能旅程
在《往事与刑罚》中，余华把险恶崇高的美学当作一种复杂的寓言进行审视。《往事与刑罚》深受卡夫卡《在流放地》的影响，它即使不是余华最重要的作品，也肯定是他最有穿透力的作品，因为这篇小说不仅试图通过文学语言来唤醒精神创伤的无意识，同时本身就是一部探讨了灾难性历史的年代错乱的作品。小说的开始，陌生人收到的电报（只有两个字“速回”）似乎是刑罚专家的召唤，邀请陌生人对历史罪案进行回忆。经过了时间性旅行，陌生人尽管“确定”了五个与犯罪有关的日子，却无法抵达他所选择的那一个（1965 年 3 月 5 日），同时又错过了另外四个，而只能遭遇它们的隐喻体，即刑罚专家，那个犯罪的执行者（从这个意义上，犯罪与惩罚无可争辩地同一起来了）。陌生人来到一个名叫烟的小镇（刑罚专家居住的地方），小镇的名称暗示着他即将陷入的黑暗。他开始意识到他无法抵达他过去中的任何五个日子，因为他的旅行总是错过另外的四个日子。
小说的主要部分是刑罚专家对过去与未来的执行的暗示与预想。精通肉体惩罚的刑罚专家也许象征着历史暴力的施暴者，尽管真正的罪行被隐匿了，陌生人只是含混不清地为之所动。刑罚专家从理论上证明了过去在持续。他提醒陌生人：“事实上，我们永远生活在过去里。现在和将来只是过去耍弄的两个小花招。”[18]。“你并没有和过去分离。”刑罚专家说，“其实你始终深陷于过去之中。也许你有时会觉得远离过去，这只是貌离神合，这意味着你更加接近过去了”[19]。当陌生人暗示自己就是陌生人与他的过去之间的障碍时，刑罚专家声明，“我就是你的过去”[20]。显而易见，化身为历史的刑罚专家对自己的总体性充满自信，他把陌生人重新引入过去的体验，然而他的野蛮和霸道却剥夺了陌生人认同过去的刑罚的记忆能力。
刑罚专家认为他的职业是“人类的全部智慧里最杰出的部分”[21]，陌生人发现他遗漏了一个刑罚，那就是绞刑。陌生人突然从历史话语的空白中确信，某个与他的往事休戚相关的人就在他搜索的那天自缢身亡。刑罚专家拒绝了陌生人请求他详细说明绞刑的要求，通过将时间和暴行的关系隐喻化，刑罚专家详述了各类传统的刑罚“技巧”或形式——车裂、阉割、腰斩和击头——用这些刑罚他杀戮了陌生人错过的四个日子：
他是怎样对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进行车裂的，他将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撕得像冬天的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对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他施予宫刑，他割下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的两只沉甸甸的睾丸，因此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没有点滴阳光，但是那天夜晚的月光却像杂草丛生一般。而一九六○年八月七日同样在劫难逃，他用一把锈迹斑斑的钢锯，锯断了一九六○年八月七日的腰。最为难忘的是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他在地上挖出一个大坑，将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埋入土中，只露出脑袋，由于泥土的压迫，血液在体内蜂拥而上。然后刑罚专家敲破脑袋，一根血柱顷刻出现。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的喷泉辉煌无比。[22]
刑罚专家就这样向陌生人呈现历史暴力的恐怖，那是隐喻的而不是现实的恐怖，但是过去的真正事件内容却被隐匿了。陌生人所能获得的只是来自灾难性历史废墟的暴行的破碎意象，或重启的、令人战栗的创伤感受。戴锦华指出，“余华便这样以隐喻的无尽转述与历史断裂，永远地阻断了‘寻根’ 之路，宣告了历史反思的无望与历史自身的消亡”[23] 。
如果说刑罚专家描述罪行的修辞体现了历史暴力无法用理性词语表述的残暴，那么他关于这些刑罚的第二个版本则恰到好处地展示了历史所采用的另一种美学话语，体现为精神创伤的另一面。在试验刑罚期间，刑罚专家怀着美学快感建议将陌生人腰斩成两截，不仅让陌生人看到自己身上的血液在玻璃上洋溢开来，而且还愉快地看到自己焕然一新的记忆：
你在最后的时刻，将会看到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清晨的第一颗露珠，露珠在一片不显眼的绿叶上向你眺望。将会看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中午的一大片云彩，因为阳光的照射，那云彩显得五彩缤纷。将会看到一九六○八月七日傍晚来临时的一条山中小路，那时候晚霞就躺在山路上，温暖地期待着你。将会看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深夜月光里的两颗萤火虫，那是两颗遥远的眼泪在翩翩起舞。[24]
为了重新获得对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事件的记忆，陌生人同意了。然而，刑罚并没有得到执行，因为刑罚专家颤抖不已的手无法完美地执行刑罚。为了维护邪恶的抒情性，刑罚专家再次强调了他的那个野蛮刑罚的美学价值，正如他先前描述的那样，被撕开的身体部分和涌出的血液就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和“辉煌无比的”“喷泉”[25]。现在，刑罚专家不能执行没有美学价值理想的刑罚。
刑罚专家不顾陌生人的失望，为自己设想了最后一个他一生中最为得意和值得炫耀的刑罚。他想象自己被判处死刑是因为他“将他的刑罚一个一个赠送给了他们的亲人”。他将站在广场的高台上，上万人聚集在那里谴责他的罪行。士兵们举枪从各个不同的方向瞄准他。他在临死之前经受了持续十个小时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崇高的美学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才会达到顶峰。刑罚专家扮演主角的这出牺牲悲剧被看作是通过“刑罚科学”概念展示宏大叙事的一个部分。然而，无论是象征的还是实际的历史死亡都无法显示出这种伟大。由于刑罚专家的计划中漏掉了应该射杀他的那颗致命的子弹，他在想象中的最高刑罚中死去的努力变成了十分狼狈的挣扎，他最终自缢身亡，那是他原先不耻的低级刑罚形式：绞刑。
理性的历史就这样为了达到美学的至臻完善以寓言的方式毁灭了自己，刑罚专家“胸有成竹的叙述”意味着“这个刑罚已经趋向完美”[26]。结果，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美学上更低级的刑罚或酷刑只能导致暴力和病态而非完美，无论它有多么合理。最后，就在陌生人对他的失去记忆以及刑罚专家的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意外地看到了刑罚专家留下的自杀笔记，上面的死亡日期是1965 年 3 月 5 日，那恰恰就是陌生人寻找的日期。
最后，陌生人似乎又回到了他饱受精神创伤的过去，过去的真实性对陌生人和读者都变得可疑。这究竟是陌生人过去体验的寓言式表现，还是重复“理性”历史的另一种伎俩，对此人们不得而知。悖论在于，似是而非的回到过去似乎同时也显示为那个包含过去的并阻止陌生人回到过去的力量的死亡。余华把困惑的谜语留给历史暴力精神创伤的寓言式挣扎。归根到底，这是叙事局限的表现：失去绝对确定性的叙事不再导致单一的而是多种可能的结果。
难以定义的灾难横祸与惨无人道
对余华来说，追踪对历史暴力的记忆就是追踪对震惊的暴力造成的精神创伤记忆的质疑。在他的中篇小说《现实一种》里，精神创伤的后果表现为某种无动于衷的叙事，一种对暴虐和残酷的行径毫无表情的叙事。小说的情节十分简单。小说开头，山岗的儿子皮皮意外地导致了他堂弟，山峰儿子的死亡。山峰出于报复踢死了皮皮，山岗别出心裁，诱使小狗舔山峰的脚底心，让山峰笑个不停直到最后停止呼吸。最后，山岗被处死，他的器官在尸体解剖中被摘除。这篇小说的与众不同在于作者使用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冷漠叙事语调描写所有惨无人道的场面，而且不加任何主体的干预。因此，最令人震惊的不是兄弟叔侄之间或死刑执行者与死囚之间有意无意的残杀，而是无动于衷的叙事声音与残酷暴虐的内容之间的鲜明对照。这样的叙事似乎体现了情感混乱所造成的叙事者恰当措辞之不可能。
正如余华的其它许多作品那样，《现实一种》的结构是多层的。首先，家庭成员之间的冷血残杀以极端的形式摧毁了把家庭和睦当作理想社会的伟大象征的传统中国文化观念。其次，与那些以大家庭解体为主题的规范小说，如巴金的《家》，王西彦的《古屋》（1946），或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1948）不同，《现实一种》并不依靠隐而不见的历史纲领来达到破旧立新的转变。残酷暴虐表现为机械的报复行为或机械的法律常规程序。表现家庭的内在毁灭并没有指向更加正面肯定的结局，而是成为在邪恶与空虚之间摇摆的叙事。此外，看似无知的叙事声音强化了难以定义的主体的悲哀。余华通过展示表面上正常普通的野蛮世界来隐喻对令人震惊的暴力既警惕又麻木，遭受精神创伤而又无能为力的主体。小说的最后一章详细描写了山岗的尸体解剖，他的那些仍然鲜活的器官将被用于移植。解剖尸体的场面既没有悲剧性也没有喜剧性，对整个过程的展示出奇的无动于衷，甚至“正常的”主体声音也消失在（谬误的）表现当中：
女医生抱着山岗的皮肤走到乒乓桌的一角，将皮一张一张摊开刮了起来，她用尸体解剖刀像是刷衣服似的刮着皮肤上的脂肪组织。发出声音如同车轮陷在沙子里无可奈何的叫唤。……这时那女医生也将皮肤刮净了。她把皮肤像衣服一样迭起来后，也离开了。[27]
病态的叙事语调并不包含对残酷暴虐的有意识的批评反思，而是隐喻了可疑的叙事主体。叙事主体并没有保持批评距离，而是从内部暴露了这种脆弱，因为任何至高无上的主体都不能豁免或者完全脱离现实中的绝望。余华的小说提供了一幅与家和万事兴的理想截然相反的景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出卖山岗的山峰妻子万万没有想到，山岗的睾丸被移植到一个年轻人身上，山岗因此后继有人。
余华的小说《难逃劫数》的中心内容也是难解难分的相互残杀、毁容和谋杀，其中的人物用不可理喻的方式把暴力带给自己的配偶和友人。小说从东山的到来开始，东山的完美形象同时展现在他的恋人露珠和露珠的父亲老中医面前。为了防止东山结婚之后抛弃她，露珠接受了父亲为她准备的“嫁妆”，一小瓶硝酸。接着，好几条故事线索围绕着聚集在东山和露珠结婚新房里的许多朋友展开。东山和露珠在卧室作爱的声音刺激了广佛和彩蝶，广佛和彩蝶一起离开了新房，他们发现一个男孩拿着手电筒跟在他们后面。广佛对男孩又踢又踹直到男孩咽气。新房里，沙子悄悄地从背后剪下一个女孩的辫子（这样的习惯在另外一个场合变成了剪女孩的裤子）。灾难在婚礼之后继续。新婚的夜晚，露珠把硝酸泼到东山的脸上。后来东山杀死了露珠，却喝下了老中医给他的导致他终身阳痿的液体。几天后，森林因为行为不轨而被捕；在获释之前，他供出了沙子并且导致了沙子被捕。彩蝶的跳楼自杀并不是因为广佛被判死刑，而是因为她的整容手术彻底失败。
余华揭露了破坏社会伦理秩序的最阴暗的人类欲望：爱情与婚姻意味着相互伤害；友情意味着相互背叛。熟悉中国当代历史的人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以革命和法制的名义进行残害，如毁容，剪女人的辫子或裤子是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如此。在这里，缺乏社会历史背景的邪恶被诠释为人类行为的核心。换句话说，社会灾难表现为无法控制的心理冲动或谋略。然而，这绝不是将灾难非政治化，正是政治性的匮乏体现了表述灾难起源的无效。这种无效性意味着精神创伤的真正起源是难以定义的。精神创伤起源的无法指认开启了对于暴虐体验的迷惘视角。心理欲望和冲动也许就是历史具体但又间接的体现，这样的骚动不仅活跃在外部，也活跃在内部。露珠使东山毁容的正当理由是防止他将来抛弃她。暴力的“道德”理性就建立在心理的非理性之上，而行为逻辑的贫瘠却让理性的观念陷入非理性的深渊。
这部小说再度刺痛我们的，不仅是传统道德理想的破灭，如婚姻，友情等等，而是一种无法恰当表述令人震撼之暴力的叙事模式。病态的抒情渗透在表述心理无能的措辞当中，以此隐喻来自遭受精神创伤体验骚扰的矛盾情感：
东山首先走出来，他脸上的笑容像是一只烂掉的苹果，但他总算像一个新郎了。他的新娘紧随其后，新娘的脸色像一只二十瓦的灯泡一样闪闪发光。[28]
血从孩子的嘴角欢畅流出，血在月光下的颜色如同泥浆。广佛朝孩子的胸部打量了片刻，他觉得能够听见肋骨断裂的声音倒也不错。[29]
诸如此类在叙事中泛滥的不恰当直接比喻或修饰否定了对所表现之事件的直截和简单的理解。余华通过透析记忆痕迹中的历史暴力来揭露掩盖在道德和法制话语底下的野蛮血腥场面。余华小说中令人不快的叙述是复杂和阴暗的情感的表现，因为历史暴力使得自然表述令人震撼的体验成为不可能。痛楚的美学（或麻木）恰恰就蕴含在对残酷暴虐的病态冷漠之中。
余华的叙事对肢解肉体的描写在坦然的、似乎不经意或抒情的语气中隐含了主流话语的严肃性和正统性，其中的理性始终与血腥的现实互相冲突。换句话说，余华故事中的那些血淋淋的场景并没有直接指向现实暴力的残酷或主流话语的毁灭性，而疯狂的形式或畸形的叙事却废除了主流话语阐述历史暴力的理性秩序（例如，二元对立，正义／非正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反革命，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余华的叙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唤起了历史精神创伤的复杂性——那个原初压抑——无论他是提到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一九八六年》中自戕的主人公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还是对这个背景不置一词（《现实一种》和《在劫难逃》与历史背景毫无关联）。真实的过去及其灾难对余华来说是不可复原的。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他的许多小说标题含有“事（件）”一词，如《偶然事件》（1989），《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烟》（1988）、《往事与刑罚》，但真正的事件本身总是难以识别，不可触及，并且无法把握。
在《世事如烟》这篇小说中，我们无法辨认线性和连续的历史。叙事的秩序被各种死亡所打断和打乱，而这些震惊性的场景却没有直接的、有形的描绘。或者说，在现时存在的仅仅是事后涌起的毁形的语象，而不是当时的发生。正如戴锦华敏锐地指出的，在《世事如烟》中，“死亡本身始终没有目击者，无论是对叙事人，还是叙事中的人物，死亡本身是不可见的，是可以确认却不可体验的事件。对死亡的叙事，始终呈现为一种叙事的延宕，与叙事体的阻塞”[30]。对余华来说，显示抵达精神创伤之源的不可能性就是述说这种精神创伤的唯一方式。或者说，精神创伤没有被当作客体呈现，而是被当作主体的一部分被内在化了，因为叙事的毁形和断裂显示了饱受精神创伤的记忆。
《世事如烟》的情节是无法概括的，邻里街坊之间发生的事件片断分散和交织成一幅错综复杂的拼贴画。除了算命先生、司机、接生婆等，大部分人物只是数字（7，4，3，2，6）。九十岁的算命先生在这篇小说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的长寿来自他四个孩子的死，以及从女孩身上采阴补阳。他对后来自溺身亡的小女孩4故伎重演。算命先生许诺老妇人 3要领养她怀的孩子，那是她与十七岁的孙子乱伦后怀上的孩子。他还告诉 7，为了治好他的病，他必须除掉他的儿子。他告诉司机，在路上凡遇上身穿灰衣的女人，都要立刻将卡车停下来。司机从他开车意外碾过的女人那里买下一件灰色上衣。女人穿着她的灰色上衣死在床上，身上带着车轮的痕迹，她的葬礼与她儿子的婚礼在同一天举行。司机感到2在婚礼上侮辱了他，他为此割喉自杀。那个名叫6的人卖掉了他的六个女儿；他试图把他十六岁的小女儿高价卖给那个每天夜晚在她的梦中骚扰她的男人。死去的司机来到 2的梦中，请求2帮他操办婚事，于是 2买下6 的女儿溺死的尸体，安排了司机与6的亡女的“冥婚”。司机的母亲接生婆在一个奇怪的地方帮助接生了一个婴孩，当她重游故地时，那里却变成了坟场，[31]她的身体也因此逐渐衰弱。
这些片段与各种次要的却又同样超现实的事件拼凑在一起，其中的一些事件之间有因果关联，有的则没有因果关联。余华呈现的是不可思议的种种事件的大杂烩，他把重点放在这些事件的极端暧昧性。他的叙事留下了无数神秘的死亡，强调对危险的那种散漫而又片断的感觉。真实的意外瞬间没有得到逻辑的表现：在这里，历史由无法填满的沟壑组成。例如，6 的女儿的死似乎与出现在她梦里的那个男人有关，但是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意外事件的背景比意外事件本身更加显见。她梦中的那个男人的粗野蛮横，他令人恐怖的敲门声，以及对她的身价讨价还价，所有这一切营造出来的险恶处境导致了她在河边的死亡，然而她死亡的真正原因却无人知晓。
在另一个片段中，司机的自杀是因为他所遭遇的“狼狈”，一开始，他并不以为然而且还感到快慰：司机看见新娘闪烁着细腻滑润色泽的两条纤细手臂，她舞蹈的手指，以及她迷人的温柔抚摸。让他困惑的是，2付钱给新娘让她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同样温柔的动作给2擦脸，他付钱给新娘让她停止给2擦脸的企图又遭到了2的挫败。在这里，他的狼狈好像与快乐、欲望和忌妒密不可分。这就是余华想要探索的那种情感矛盾的心理骚动。悲剧并不来自单纯的痛苦，而是来自让司机失去活下去的勇气的那种不可名状的震惊。在大多数人看来，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与他决定去死之间似乎没有合情合理的联系，因为这种震惊的绝对不可思议性远不是理性可以理解的。
相形之下， 4的自杀显然是一个意外，因为她遭到了算命先生的强奸。父亲把 4 送到算命先生那里治疗夜晚梦呓，父亲协助算命先生强奸4的原因没人知道。算命先生建议的治疗方法是“从阴穴里把鬼挖出来”[32]，她的父亲大为吃惊却又默认了。接着，
4在这突如其来的现实面前感到不知所措。她只能用惊恐的眼睛求助于她的父亲。但是父亲没有看她，父亲的身体移到了她的身后，她听到父亲说了一句什么话，她还未听清那句话，她的身体便被父亲的双手有力地掌握了，这使她感到一切都无力逃脱。[33]
在这个段落中，“难逃”的无望不仅因为强暴者的绝对优势，而且还因为父亲作为保护者角色的可疑。为了停止他女儿的夜晚梦呓，一个父亲会接受如此的“治疗”，简直是荒唐的。正如余华的其它作品中的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那样，父女关系的错乱变得不可避免。 6与他女儿的关系也是同样的不伦不类，他为了钱卖掉了六个女儿，还为小女儿的尸体讨价还价。算命先生（他注定要给自己的子女带来死亡）、 7（他为了恢复健康把儿子送给了别人）、 3（她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她的孩子）和其它人物构成了这部小说中血缘关系的邪恶原型。
余华小说中盘根错节的片段组成了无法嵌入整个空间和时间的片断和不连贯的画面。这种分裂意味着用普遍的理性彻底理解这些悲剧的不可能性。暴虐、死亡和邪恶仍然是无法用任何可能建立起赎救灾难深重历史的另一历史主体的话语加以理性化的谜。我们只有不呈现历史整体，通过某种意义上的忘却才能触及到深刻的历史意义，而这个历史意义就在于历史的丧失意义。正如戴锦华指出的那样，“死亡不仅作为话语的沉默、消隐，而呈现为不复弥合的本文裂隙；而且对于一个丧失了欲望和繁衍能力的‘种族’更意味着一个绝对的灭绝。……而政治无意识，与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的政治迫害记忆，作为一个强大的话语禁忌，也同样呈现为无语的记号，呈现为不可言说的遗忘与同样‘实在的追随’”[34]。
余华自己在《往事与刑罚》中描述陌生人记忆的动机的原话“实在的追随”[35]可以被理解为从来没有带来过去“意外事件”真相的记忆缺失。现时发生的事件牵动了潜伏在无意识中的记忆踪迹。在余华的小说中，精神创伤标志着过去无法确认的震惊的痛苦折磨，冷酷无情的危险和残暴悄悄地从原来的不明骚扰转化为现实。在这里，茱蒂斯·赫曼（Judith Herman）对心理冲突的观察最能说明余华的叙事风格：“否认恐怖事件的愿望与宣告恐怖事件的愿望之间的冲突是心理创伤的核心辩证法。从暴行中幸存的人们常常以高度情感化、矛盾而破碎的样态来诉说他们的故事，瓦解了故事的可信度，也导致了两种共生的律令：讲述真实和保持秘密。”[36]。
余华的反历史主义存在于对现时的绝对关注，无意识的感受只能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意义上的现时（Jetztzeit）中涌现，其中过去的事件不是呈现出历史的总体性，而是弥漫成废墟、断裂或拼贴从而促使革命的、虚无主义的力量一闪而出。这个瞬间没有事件性的绵延，没有历史的理性发展，一切都唤起于现时：
历史的述说过去并不是认识它“真正的样子”（兰克），而是意味着抓住那个在危险的瞬间一闪而过的记忆：历史唯物主义存留了那个过去的意象，这个意象在危险的瞬间从未预料地出现在被历史选出的人类面前。[37]
在这个意义上，过去的意象就不是被回忆起来的真正的过去，而是“从未预料地”、无意地发生的感受性意象，它被历史事件的第二次打击所唤起，这第二次打击就是所谓的“危险的瞬间”。过去的事件一旦“现实地” （以主体的自信）呈现就变成了重复的恐怖，它们不能不显得不可理喻。德里达的“延异”也必然是在先来的暴力和迟到的感受之间展开的间距，以瓦解总体性的压抑形式。
--------------------------------------------------------------------------------
[1] 余华：《余华作品集》第3册，第38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 1989 年之后，余华是先锋派群体中第一个（但也许不是唯一一个）从先锋主义脱离出来的作家。激进的叙事实验开始消声匿迹，尽管还没有完全消失。也许那是90年代知识界的生命力被压抑和自我压抑的结果，以及市场经济统治文学生产的结果。虽然如此，余华后来作品中平实的以及偶尔感伤而戏剧化的风格中仍然保留了他颠覆性的文学政治，比如他的小说《活着》（该小说被张艺谋改编成获得国际大奖的电影）。
[3] 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写于1948年，而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则写于1986 年。余华小说的标题也暗示了1968年，因为小说的历史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全盛时期”。
[4] 余华：《余华作品集》第1册，第14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5] 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于 1917 年；而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写于1986 年，发表于1987 年，叙述的历史时间是1986 年。
[6] Ban Wang, 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57.
[7]余华：《余华作品集》第2册，第28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8]余华：《余华作品集》第2册，第282-28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9]余华，《我的真实》，《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第107-8页。
[10]余华：《余华作品集》第1册，第15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1]余华：《余华作品集》第1册，第16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2]余华：《余华作品集》第1册，第148-14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3]余华：《余华作品集》第1册，第149-15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4]余华：《余华作品集》第1册，第15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5]余华：《余华作品集》第1册，第15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6] Georges Bataille, The Tears of Eros, trans. Peter Conner,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1989, p.205.
[17] Georges Bataille, The Tears of Eros, trans. Peter Conner,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1989, p.206.
[18]余华：《余华作品集》第1册，第3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9]余华：《余华作品集》第1册，第3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0]余华：《余华作品集》第1册，第3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1]余华：《余华作品集》第1册，第3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2]余华：《余华作品集》第1册，第3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3]戴锦华：《裂谷另一侧畔：初读余华》，《北京文艺》1989年第7期，第33页。
[24]余华：《余华作品集》第1册，第3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5]余华：《余华作品集》第1册，第3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6]余华：《余华作品集》第1册，第4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7]余华：《余华作品集》第2册，第43-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8]余华：《余华作品集》第1册，第18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黑体为我所加）
[29]余华：《余华作品集》第1册，第19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黑体为我所加）
[30]戴锦华：《裂谷另一侧畔：初读余华》，《北京文艺》1989年第7期，第28页。
[31] 这是另一个余华从中国古典小说中借鉴的情节原型，例如瞿佑《剪灯新话》中的〈翠翠传〉。在这个故事中，两位主人公翠翠和金定死后，翠翠的一个旧仆在一座朱门华屋见到了他们并且受到了他们的款待。然而，当他第二次带着翠翠的父母前去探访时，屋宇已成荒野，那里只有翠翠和金定的墓穴。
[32]余华：《余华作品集》第2册，第7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3]余华：《余华作品集》第2册，第7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4]戴锦华：《裂谷另一侧畔：初读余华》，《北京文艺》1989年第7期，第28-29页。
[35]余华：《余华作品集》第1册，第3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6]Judith Lewis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p. 1.
[37]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H.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p. 257.
Author: 杨小滨 源自<<东吴学术>>2011年第三期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黑天鹅》--从原初的镜像认同到成人身份的获得
星期四 八月 06, 2015 9:28 am
娜塔莉-波特曼凭借《黑天鹅》里的出色表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这个曾经在《这个杀手不太冷》出演的小女孩已经长大，让这部影片带给了我们太多的惊喜。这部影片看似说的是一个小女孩的心灵成长历程， 但也展现了一个心理模型的镜像认同的形成与演变，是一个陷于理想自我里的挣扎与超越。
所谓理想自我，是我们人刚出生时所面临的一个神话性的认同。刚出生的婴儿呱呱落地，甚至在没有出生前，就已经被父母所谈论所期待，他的出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从最初的圆满而浑然一体的状态中（在子宫里的感觉）的原始丧失。孩子是在他人的目光中确认和构建自我的主体，在早年的母婴关系当中，孩子为了获得一个主体的存在感，就会在幻想和潜意识层面认同母亲的欲望。所谓母亲的欲望，是一个模糊的欲求对象，这个对象既不是现实中的父亲，也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它是母亲未完成的一个情结或者说是一个在她成长中失落的东西，因为母亲的成长也是经历过原初的丧失和遭到主体的阉割，所以这种原初的认同是一种不可能，因为母亲这个主体也是带有失落的，孩子的主体意识被这种幻想所构建，所以只能是神话性的认同。
那么孩子想要和母亲融为一体的原初幻想是怎么放弃的呢？是因为象征层面的父亲的禁止，这个父亲不是真实的父亲，是带有象征意味的社会禁忌，象征的父亲会禁止孩子跟母亲融为一体，孩子认为父亲拥有母亲的欲望客体，因此孩子会转而认同父亲，想要成为跟父亲一样能够拥有母亲的欲望客体，从而在象征层面上获得一个位置，虽然完成了俄狄浦斯情结，但是主体遭到了父法的阉割，孩子的社会性自我开始构建。
很明显，电影主人公妮娜在开始时是没有完成象征性认同的，至始至终影片里没有关于任何妮娜父亲的信息，暗示着父亲角色在这个家庭里和妮娜的心灵中是缺失的。影片在情节中布置了十多处镜子的影像与片段，从刚开始的片断、碎片、跳跃性、局部的镜子到后来完整性、稳定性、大而平整的镜子，镜子的变化暗示着妮娜内心的成长。这种对镜子的展示有何意义呢？影片刚开始展现的是妮娜做的一个梦，醒来后她在一个三面镜子前一边做舞蹈前的热身，一边跟母亲叙述昨晚做过的梦。房子里的摆设也是在各处都摆设有镜子，零碎而阴暗，房间里的画作也是母亲每次根据妮娜的画像涂画而成，画中的人物阴沉而压抑，整个家里的空间给人的感觉是密闭而压抑的，这里面寓意着母女俩之间融合共生的幻想关系，而在这种共生中是有侵凌性的，是自罚性的自恋镜像认同。母女俩互为镜像，母亲的欲望是一个完美的、乖巧的、成功的舞者的这样一个她曾经丧失的，从来没有获得过的理想，女儿认同了母亲这个欲望，母亲通过女儿作为自恋的投注，女儿通过认同母亲的欲望获得存在感和共生关系中的一个位置，母女俩浸淫在这种共生中相濡以沫，就像两条鱼靠互相吐唾沫而活着，这种相濡以沫既有潜意识的共谋，更是具有侵凌性的。为什么呢？自我是通过对对象的一种凝定来完成其认同的，这一认同固然有助于自我的统一性的确立，但也在自我的内部植入了一个异己的因素，一个时常会唤起自我的破碎感的因素，这就是说，在想象性认同中，自我与对象的关系终归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即便是在爱的关系中，自恋的主体爱的并不是他人，而只是他自己，只是在一般情况下，自我统一性的表象会把我们内心的侵凌性意向掩盖起来，或者说以一种爱的形式把它隐藏起来。妮娜在影片中的幻觉，比如挠自己的后背、抠自己的指甲，正是这种自我侵凌性的隐喻表达。
母女俩的关系，从妮娜开始接受“黑天鹅”的角色，到完成“黑天鹅”角色的内心认同，双方关系的冲突也在不断升级。妮娜的母亲是一位控制欲强、易怒、偏执而过度保护的母亲，造成妮娜的镜映是破碎而变形的，更加剧了双方自恋共生中的侵凌性，而且她的母亲还不断强调早年为了抚育她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这让妮娜背负深刻的内疚感，这种侵凌性和内疚感对妮娜的统整自体造成了冲击，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妮娜在应激下的自体崩塌，她的自体是离散的，是建筑在幻想层面的，是脆弱不堪的。其实，自恋与侵凌性是一回事，侵凌性的累积与自我的自恋程度成正比，妮娜困在与母亲互为镜像的自恋共生中，会造成对自我主体持久的侵凌性，加剧主体的分裂投射和与自我、他人的敌对，从妮娜在影片中幻觉越来越强，不断弄伤自己，出现攻击行为中，可以窥见。
妮娜刚开始是认同于一个完美而柔弱，认同母亲幻想的一个小女孩的位置，她是天生的“白天鹅”，这里的“白天鹅”是幼儿式的，带有更多幻想性的角色。而“黑天鹅”是一个成人的角色，诱惑男性的黑天鹅是拥有完整的主体感和自我力量感的，她是处于三角竞争关系中，是超越于原初的与母亲的二元自恋关系的。妮娜的成人身份获得是如何开始的呢？代表象征父亲的艺术总监托马斯给妮娜与母亲原初二元关系带来了“禁令”，帮助妮娜从互为镜像认同的自恋共生的泥沼中挣脱出来，他的引诱是一种成人身份的引诱，既有诱惑和侵入，又有界限，是一种在象征层面上获得成人身份的邀请，因为有性的萌动和唤起是从母婴二元关系中挣脱出来的必要阶段。可能观众会问，妮娜在逐渐有性的萌动时，为什么第一个性幻想对象是女性身份的竞争者莉莉？在象征层面上，莉莉在妮娜的幻想中是被体验到跟母亲一样的角色，这个“母亲”既是她想共生融合的，又是她感到有威胁，想要攻击和提防的，是与母亲互为镜像共生中侵凌性的替换和投射。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在影片的最后她为什么以为莉莉是要争夺她的角色，甚至在暴怒中掐住了她的脖子，就像母亲在窒息着她。当她锐变成“黑天鹅”后，她用碎片玻璃杀掉了“母亲”---幻想中的莉莉，当幻想散去，最后发现是她用玻璃插向了自己，其实这是妮娜在幻想层面杀掉了与母亲的自恋共生，杀掉了曾经的“小女孩”。当她完成了黑天鹅的锐变，获得了成人身份，她才体验到了完整的自体的统一性，才体验到了“完美”。
原初的与母亲融为一体的二元关系是理想自我的想象性认同；而完成俄狄浦斯情结，在象征秩序中获得位置，构建社会性自我是自我理想的象征性认同。影片中的妮娜正是从想象性认同中的自恋与共生中幼儿式的的白天鹅，逐渐锐变成象征性认同中获得统整自体和主体感的成人式的黑天鹅。但她也丧失了原初的欲望，处在一个永远“失落”的位置，她最后只能通过杀掉这个原初，带着这种丧失继续活着，这是一种遭到象征秩序（社会礼法与成人身份获得）的“阉割”，因为人只有经历这种“阉割”后才能逃脱精神病的威胁。
源自“心理学空间”Author:邓康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钢琴教师》------性倒错是一种拒认
星期三 八月 05, 2015 8:26 am
《钢琴教师》是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的代表作，翻拍的同名电影荣获了夏纳电影节的多个奖项。电影中的男女情欲关系情节令人不寒而栗，在暴力与性变态的交错复杂关系中展现了不少血腥的画面，极具震撼性。
影片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艾丽嘉是一所大学里的音乐教授，她与母亲一直生活在一起，父亲因为精神病而长期在精神病院居住。影片一开场就描写在她晚归到家之后，母亲逼问她的行踪，继而两人爆发冲突，她暴打了母亲，而后两人和好。艾丽嘉对待学生严厉苛刻，其中一个学生安娜虽然努力且颇具天赋，但也经常遭到她的嫉恨和训斥。艾丽嘉没有婚姻也没有性，经常闲暇之余去成人电影院里看情色电影，甚至在厕所里用剃刀割下体自虐，通过病态的偷窥与自虐达到满足。在一次私人家庭宴会上，男孩沃尔特被她的音乐才华打动，而后转学到她的音乐硕士班，只为能接近她。她似乎也暗生情愫，当她看到沃尔特安慰因上台弹奏而焦虑的安娜，暴怒的她下楼把碎玻璃放在了安娜的大衣兜里。男孩发现了她的醋意，继而他们在厕所发生了亲密接触。在厕所里，她高傲地拒绝了沃尔特进一步的行动，要求他往后要按照她写给他的信中的要求来满足她。她在信中描绘希望男孩捆绑她、塞袜子进她嘴里等受虐要求，男孩读信后索然无味，扬长而去。之后她又跟踪男孩，她向男孩忏悔，在两人将要发生性关系时，她呕吐了。电影往后的情节是男孩到她家里，质问她到底想怎么样，暴打了她之后扬长而去。悲愤的她想用刀刺死男孩，但是发现没有机会，最后她把刀刺上了自己的胸膛。
我们可以看到，艾丽嘉跟她母亲的关系是有问题的。她的母亲严厉、控制性强，在艾丽嘉晚归时，她不断盘问甚至撕裂艾丽嘉新买的在她看来过于妖艳的衣服，似乎在她母亲的心理，她的女儿只能跟她是二人世界，她的意识里从来没有觉得艾丽嘉是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有情感和性的需要。而令人注意的是，艾丽嘉在写给沃尔特的信中很大一部分主题，就是关于希望沃尔特捆绑她、踢打她，让在门外的母亲听到而又不能阻止。在沃尔特走之后，母女俩在床上对话，她数落艾丽嘉是贱货，竟然把男人带到了家里，再这样下去家里就可以开旅馆了。她控诉自己付出这么多牺牲竟然落得如此下场。而艾丽嘉翻身想要强奸母亲而且不断说“我爱你妈妈”。我们可以看到，母女俩浸淫在两人的封闭空间里，而她的父亲是精神病，被排除在了两人世界之外，既想羞辱、攻击又想占有母亲成为了艾丽嘉幻想主题的一部分，其他的主题我们稍后再做讨论。
在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里，当幼儿第一次站在镜子前，看到镜中完整的身体形象，相反的，他所体验到自己的身体（在此阶段还欠缺运动协调）却是分裂、破碎的。破裂的感觉所造成的焦虑刺激了与镜像的认同，幼儿驱逐这种碎片化的感觉，认同镜像中的完整形象就是自己，从而形成自我，所以人类的自我是建立者一个虚幻的认同之上的。幼儿最开始想要成为母亲所欲望的对象，这个欲望的对象我们可以称之为想象阳具，这就构成了幼儿---母亲---想象阳具的三元关系，这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第一时间。幼儿此时了解到他无法仅仅只是以阳具的想象之貌似物来蒙混母亲的欲望-----他必须献出真实中的某物。然而，幼儿的真实性器官（无论是男孩或是女孩）都是如此娇小、羸弱，在幼儿的想象里如此配不上母亲欲望的阳具。这个时候，如果母亲的话语里有一个父亲的位置，这个想象父亲就以符号的形式登陆到原初的三元关系里，这个符号父亲将律法强加在母亲的欲望之上，不允许这个母亲接近阳具，禁止幼儿如此粘连母亲，打开了这个三元关系的封闭性，到达俄狄浦斯第二时间。在俄狄浦斯情节的第三时间是被真实父亲的介入所标示的。这个真实的父亲显示他是拥有阳具，既不交换也不给予，他使得幼儿不可能坚持试图成为母亲的阳具，跟真实父亲竞赛是没有用的，幼儿转而与父亲认同。男孩转向认同父亲的特征，希望成为像父亲那样的男人，女孩转而欲望着父亲，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女孩只有走到第三时间时才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开始。但是，不论是男孩女孩，在第三时间，幼儿超越了原初（镜像）认同之内的攻击性。
所以问题来了，在俄狄浦斯情结第三时间对父亲的认同为什么能够超越原初（镜像）的攻击性？艾丽嘉对母亲既想羞辱、攻击又想占有的内心动力其实跟这个未能达成的认同有关。而且艾丽嘉信中的受虐呼唤其实也跟这个第二时间深切相关。在镜像阶段，镜像中的完整形象与身体的破碎感觉形成冲击，形象的完整使得主体感受到肢解的威胁，因此幼儿一开始就把自己与形象之间的对照看成一种竞争关系，如此一来，镜像阶段主体与其形象之间就会产生带有攻击性的紧张，为了缓解紧张，主体会认同这个形象，这就是自我成立的基础。再加上旁边怀抱幼儿的他人向孩子指着镜中的形象：这个就是我们可爱的小宝宝！镜中的形象与他人的目光被当做一个他者来进行认同，这一认同固然有助于自我的统一性的确立，但也在自我的内部植入了一个异己的因素，一个时常会唤起自我的破碎感的因素，这就是说，在想象性认同中，自我与对象的关系终归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因此这种认同之下有着对自身和他者有极大的攻击性。这就像幼儿---母亲---想象阳具的三元关系中，幼儿既要想成为母亲所欲望的阳具，想完全占有母亲，浸淫在共生关系里，同时幼儿也有被吞没在这种共生的恐惧，而且这种浸淫中是带着对母亲以及母亲欲望之物的攻击性的，因为这个有所缺失的母亲的欲望总在他处，总在一个幼儿捕捉不到的他处，幼儿只能在这种欲求不断控诉：你到底想要什么！所以影片中的艾丽嘉对母亲既想羞辱、攻击又想占有呈现了这种镜像认同与侵凌性的矛盾。而艾丽嘉母亲的话语里总是有艾丽嘉父亲的位置，她总说你爸爸在医院，当艾丽嘉在外游荡不回家，她母亲打电话向她愤怒地说道：你爸爸死在医院里了！当她要在床上试图占有母亲时，她母亲的抗拒和愤怒，以及她母亲对她不断强调这个社会的规则，提醒她要合适宜，这些都可以作为符号父亲的介入，让这个封闭的三元关系有了裂口，能够让艾丽嘉逃脱精神病的厄运，因为精神病是被闭锁在这原初的三元关系里，符号父亲不能进入，主体不能登录到象征的秩序。但是，艾丽嘉的父亲却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被排除在了社会之外，从来没有在电影中以具体形象出现过。所以似乎电影也在告诉我们，艾丽嘉的内心里拒绝承认这个具体的父亲的位置，拒绝他的阉割，否认这种挫折。所以艾丽嘉虽然进入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第二时间，但是她无法与父亲认同，走不到第三时间，退回到与母亲以及想象阳具认同，在拉康的理论维度里，这种拒认会让主体停留在性变态或性倒错阶段。说了这么多，我们无非想在理论层面的思考上初步诊断艾丽嘉为性变态和性倒错，艾丽嘉在信中对受虐的呼唤似乎也证实了这种诊断。
那么，艾丽嘉的性变态幻想为何要用这种割下体、偷窥中的尿流、塞袜子在嘴里、反手捆绑、被抽打等方式来表达呢？这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重点。弗洛伊德认为幼儿最初的力比多只是局部驱力，被导向乳房或者粪便这些对象。拉康则主张，所有驱力对象都必然是局部对象，这些局部对象是由于它们的功能而成为对象，因为他们可以提供快感，是由生理功能决定的，更因为它们无法被语言所化约，无法被主体在镜像阶段对于完整性的自恋幻觉所同化。这些局部对象包括乳房、粪便、尿液、想象对象的阳具、音素、视线、声音，它们永远占据主体的欲望之谜。艾丽嘉的割下体、偷窥（视线）、以及在偷窥达到高潮中的尿流都可能跟这些局部对象有关。但她希望沃尔特将袜子塞进她嘴里、反手捆绑她，以及狠狠掴她的脸，以及让母亲听到她被虐待而无法阻止，这其中跟想要获得惩罚的欲望有关。她经历了俄狄浦斯情结第二时间的符号父亲的禁止，但是真实具体的父亲的缺位，真实父亲惩罚和禁止的功能没有进来，所以她的受虐请求，似乎也是在呼唤真实父亲（沃尔特代替了这个位置）对她对母亲的欲望进行惩罚，获得代表父法的惩罚来逃离三元关系中融合和吞没的恐惧。她一方面对这种惩罚请求，又一方面对真实父亲的阉割的拒绝，这种惩罚和拒绝的需要都只是停留在幻想层面，当沃尔特想要侵入她的身体，作为真实性器官的侵入，让处在幻想欲望中的她直接呕吐。当沃尔特当着她母亲的面殴打她，真实的惩罚发生，她又拒绝这种真实惩罚，乃至于她要拿到杀死这个实际的惩罚者，这里又跟上文提到的镜像阶段他者认同中的对自我、他者的侵凌性有关。
我们看到，无论性幻想的形式多么变态和受虐，其实是局部对象快感的满足，以及被惩罚欲望的请求。拉康也说，受虐狂是把自己安置为召唤驱力的对象、声音的对象，他们都属于极限体验，是想要尝试超越快感原则。
来自“心理学人”Author:邓康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沙叶新的剧本《良心胡耀邦》问世
星期六 八月 01, 2015 10:55 am
罗立为转发：沙叶新：《良心胡耀邦》“生活会真相”……
@北京查建国：
对胡耀邦我以为可以从三方面来认识：
一、他是中共忠诚党员，他为党的宗旨、事业奋斗终身，所以下台仍是政治局委员，这都决定
了他不可能强硬反邓；
二，他是党内开明派，平反错案宽待学潮，被党内强硬派先用后弃赶下台；
三，历史造成了他独特的地位、作用、影响、命运，他成了8964民运中的政治符号。人民、历史将永远记住他。
2015年7月27日 下午9:36，高越农 <<a href="mailto:[email protected]" target="_blank">[email protected]>写道：
沙叶新的剧本《良心胡耀邦》问世:
“[转载]沙叶新新剧悼胡耀邦 触及薄一波主持逼宫生活会 (2015-07-26) ”
我于是获知了胡耀邦下台的一些更详细情况。说说几点看法：
1、 党内民主实际上和国内民主一样，也是不存在的。毛泽东、邓小平把持的党中央高层与其说是一个领导集体，不如说是一个被帮会会首（黑帮头头）主宰的帮会。
2、 胡耀邦这样的有民主意识的人是不会见容于邓小平帮会的。他的悲剧在于看不透邓小平这个人，看不透共产党这个帮。
来件里的以下这句话也许参杂了戏剧家沙叶新的戏剧语言，大体意思错不了：“胡耀邦：我对小平“同志”非常尊重，前天他还和我说话，还要和我打桥牌。”我说，“对小平“同志”非常尊重”等于“看不透邓小平这个人，看不透共产党这个帮”。这样，在“秀才遇到兵”的“生活会”的围剿下，胡耀邦的抗争必然绵软无力。什么“我想借生活会，这个机会，检讨一下我当了总书记以来，工作、思想、作风等等情况”等等话语，就是输理，就是在邓、薄、彭这些“兵”面前的忍让、忍让和再忍让。
3、 胡耀邦如果能够看透邓小平这个人，看透共产党这个帮。他可以硬顶，如果硬顶是以卵击石不可行，那么也可以拒不检讨任凭你们处置。如果以上这些都不能够做，那么，就看淡官场，看淡人生，不必再做性情中人。可惜，胡耀邦看不透邓小平这个人，看不透共产党这个帮。他还要做性情中人，做被痛苦折磨的人，做并未负罪的负罪人，做郁郁寡欢的人，做无法自我解脱的人。也因为此，我觉得我们也不必为胡耀邦最后的命运长歌当哭。
4、 有人会批评我目空一切，以为自己比伟大人物胡耀邦更高明，真不知道天高地厚。我不接受这样的批评。
的确，在胡耀邦年代，我远没有胡耀邦高明，而且我根本没有亲临其境。
但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要说20几年后的我能够说的话。
20几年后的每一个你我他都可以对历史人物胡耀邦有所置评。
何由？我们后来人有机会看见历史的后来进程，看见前苏联的灰飞烟灭，看清楚邓、薄、彭这些“兵”及其后裔对于我们民族的危害。
新的历史引发我们新的反思。我们能够看见马克思、恩格斯、赫鲁晓夫、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等等想看见而终于没能看见的新历史。
我们作为后人，必须从这些伟大人物的历史阴影中走出来，超越他们。
5、 我相信，历史会浓墨重彩地记下胡耀邦的丰功伟绩，邓、薄、彭的其后裔们不论多么不情愿，也改变不了“邓、薄、彭”们作为胡耀邦反衬的形象。
高越农2015-7-27
@北京查建国：
沙叶新新剧悼胡耀邦
逼胡下台的“生活会”极典型地反映了邓时代党的宗旨与作风，真让人“大开眼界”回味无穷。向沙叶新先生致敬！
2015年7月26日 上午12:19，蔡新平 <<a href="mailto:[email protected]" target="_blank">[email protected]>写道：
良心沙叶新，文艺界，赤胆第一人！
2015-07-25 10:29:28，"ok" <<a href="mailto:[email protected]" target="_blank">[email protected]> 写道：
沙叶新新剧悼胡耀邦 ，触及薄一波主持逼宫生活会
（希望之声记者梁路思香港报导）今年是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上海剧作家沙叶新新剧《良心胡耀邦》出炉，剧本主要以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为主，还大胆触及当年由薄一波主持、逼宫胡耀邦下台的敏感生活会为素材。
76岁的沙叶新原籍江苏南京，后移居上海，是当代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剧作家，
曾任上海人民艺术学院院长。剧作《孔子 耶稣 披头士列侬》、《江青和她的丈夫们》、《邓丽君》《自由的女人》等，以大胆鞭挞专制而风靡海内外。
新剧《良心胡耀邦》今年在香港会展中心的书展销售，该书创作歷时7个月。书展期间，沙叶新在香港城市大学一个研讨会上介绍写作过程。
他说，去年，他主动致电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告诉他自己想写该剧本，得到胡德华一口答应。胡德华给安排了很多中共前高官、相关前政治局官员及胡耀邦之前的几个秘书供他採访。在阅读资料时，他形容自己“我真的是边看边哭，边看边哭。”
他说，自己会写下歷史真实的一页，剧本主要想写两点，一个写平反冤假错案，因为，经胡耀邦手平反的人将近1亿人。
另外，他也徵求胡德华的意见，希望能写生活会：“我说德华，我问你一个问题，生活会行不行，德华怎么说，当然行，我马上就握着德华的手说，我说好，这个戏我写定了。因为写的时候，会写到邓小平，是稍微要写胡耀邦是怎么下台，写双规，就要写党内怎么这么腐败，这么龌龊，这么不讲良心，这么黑，尤其那个薄一波。”
沙叶新的新剧第十场开始写到生活会的前奏，剧本写到：“会议内容除了有必要的加工外，其余皆是真实可言。”
剧本写到生活会之前，习仲勋致电胡耀邦：“他们要你下台了，昨天晚上，在小平家里，陈云、薄一波、正在加紧策划。”
最后一场写到1987年1月2日和6日，在中南海的小会议厅召开的两次中央生活会。邓小平和薄一波等人一唱一和，逼宫胡耀邦下台。
下面摘录剧本内容：
薄一波：（生硬地）中顾会委托我主持今天的生活会，今天生活会的主要内容就是听取胡耀邦“同志”的检讨。也不用罗嗦了，现在就开始。
胡耀邦：不等小平“同志”了吗？
薄一波：小平“同志”不来了。
胡耀邦：为什么？
薄一波：问你自己。
胡耀邦：我怎么知道。
薄一波：小平“同志”说过，耀邦召集政治局会议，让办公室的人通知我参加，我偏不去！我在别人面前不敢摆架子，在你耀邦面前还是有资格摆架子的。
胡耀邦：小平“同志”说过这话，即便说过，也不是冲着这次生活会说的吧？
胡耀邦：我对小平“同志”非常尊重，前天他还和我说话，还要和我打桥牌。
薄一波：不要给自己脸上贴金，废话少说。
薄一波：来不及了，现在闲话少说，开始你的检讨。（胡耀邦对薄一波如此生硬的态度感到惊讶，以致失语。）
胡耀邦：我想～～我想，借生活会，这个机会，检讨一下我当了总书记以来，工作、思想、作风～～～等等情况。
薄一波：算了，吞吞吐吐的，你好象毫无准备，还是先听听大家的意见，你再考虑考虑。
彭老 :我先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总是把立场站在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这一边？
（胡耀邦无语）
胡耀邦：我保留意见。(邓小平突然出现)
邓小平：你保留什么意见，学潮泛滥，这正是你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
胡耀邦：我仍然保留意见。
薄一波：小平“同志”的意见你要认真考虑。
胡耀邦：我可以承认“同志们”对我的其他批评，但在反对资产自由化的问题上，允许我考虑一下。
薄一波：你还要保留意见吗？
薄一波：没什么好考虑的了。
彭老：否则就只能请你辞职了。
薄一波：我同意。
习仲勋：（愤怒的站了起来）天啊，你们要干吗，这不正常，不正常，这样一个重要会议，事先不通知内容，我以为是一般的生活会，这完全是批斗会，和“文革“差不多，在生活会上怎么能讨论和决定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
逼宫生活会的报导近年一直都有，背景是1986年12月至1987年1月初，当时全国100多所大学和无数中学的近百万学生，在全国17个大中城市進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声，排山倒海，震动中南海。
据报导，1987元旦公安部门抓了到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当晚学生又冒大雪進入天安门广场要求放人；那次学运避免了流血，正是由于胡耀邦采取了最后措施。公安部门迅速释放被捕学生，把游行的学生也用卡车送回学校，使事态得以和平结束。
不过，1987元旦夜，邓小平再也忍受不住，抓起红机子向彭真打电话，“学潮之所以闹得这么凶，‘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如此猖獗，这主要是耀邦失误所造成。通过近一段的观察，我觉得让他继续当总书记是非常不合适的。趁我们这些老人还健在，我们有责任把‘党的重任’交付给最可靠的人。彭真同志，现正到了你讲话的关键时刻了。你赶快到我家里来一下。
彭真心领神会，立即调车直奔邓宅。
当夜，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等中共元老集会，众人不谋而合，决定解除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胡耀邦辞职”。
这就是逼宫胡耀邦下台的“生活会”背景。
责编：乔夫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
|
| Blog 拥有人: |
主持 |
| 作者群: |
(没有) |
| Blog(博客): |
观看所有文章 |
|
好友名单 |
| Go: |
上一页/下一页 |
日历
|
«
<
»
>
九月 2025
|
|
1 |
2 |
3 |
4 |
5 |
6 |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 28 |
29 |
30 |
|
|
|
|
连络 主持
Email : Send E-mail
私人留言 : 发送私人留言 (PM)
MSN Messenger :
Yahoo Messenger :
AIM Address :
ICQ 号码 :
关于 主持
注册时间 : 星期四 十月 13, 2005 7:13 am
来自 :
职业 :
兴趣 :
留言板
主持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Blog(博客)
Blog(博客)启始于 : 星期日 二月 25, 2007 3:08 pm
文章数量 : 6358
Blog(博客)历史 : 6776 天
回响总数 : 836
观看人数 : 4216999
RS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