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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是一种“遭遇” ——(《黑麻地少年》代跋)
星期日 九月 20, 2015 2:40 pm
有一博友表示很郁闷，希望我给他一些建议。我请一朋友联系他，博友面对我朋友欲言又止，话肯定是有，但不知怎么说，从何说起，最终也没说出什么，也许不是我本人，他不愿意袒露心迹。交流前提是信任。强求不得。
根据我朋友提供的情况，我揣测，那位博友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因为，有一句话我非常关注，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GAY——他处在选择的边缘。
我想用简单的话告诉他，如果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就不必知道。
同志爱，不是什么，只是一种遭遇。这是我的观点。
博友，你要避免遭遇。换句话说，如果你还没进入，还没有认识这个圈子，你不要试图进来，不要试图创造“遭遇”。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你仔细读过我的故事吗？我所有的“故事”，都想告诉你，这是一种遭遇，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取向。上帝从来没有创造过第三种人，上帝只给了你选择的权利。
这个观点也许是颠覆性的，但不是没有根据。
大家都知道美国性学博士Kinsey（金赛），他把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分为6个等次，从1——6分别是程度。1，更接近异性恋，或者说基本就是接近异性恋的双性恋者。6，则是比较纯粹的同性恋。
Kinsey认为自己的程度是1，但是，当有一天他的助手——一个程度在4——6之间的男孩和他同住一个旅馆的房间，他看着光身子洗澡的男孩时，Kinsey的同性恋指数迅速提高。男孩向他示爱，并问他的指数“现在达到几了？” Kinsey毫不犹豫地说：“4！”之后，他们做爱了，从接吻到抚摩到……恋人的一套尽数演绎。在那个时段，在那个房间里，博士和助手成为一对不折不扣的同性恋人。也可以说，那个时段，那个房间里，Kinsey博士遭遇了。如果没有遭遇，Kinsey的程度依然是1。
我说的完全是真实的事，虽然，最初是一个学法律的人告诉我，但我以后查看过有关Kinsey的生平记载。这是真实的。
学法律的那人还有一个比较极端的论点，他认为全世界所有的男人都有可能成为同性恋者，无一例外，关键是看他有没有“遭遇到”。他认为，男人爱上男人和爱上女人的化学反应是一样的，前提是“看对眼”——也就是爱上这一个“人”，终极目的是让自己生理得到满足，而不是首先要满足对方。两者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他还有许多论据，比如，他认为有据可查的数字是97%——99%的男人都有自慰行为，而自慰的的本质是自恋，而自恋是产生同性恋的基本因素。既然如此，还有什么男人不可能发生同性恋呢？
他还根据自己的观点解释，为什么帅气的男人比较容易发生同性恋，因为，帅气的男人比较容易被“看对眼”，道理就像漂亮女孩比较容易被人爱上、性感的女人比较容易遭暴力侵害一样简单。由此看来，社会风行的“花样美男”和“男色消费”现象是滋生同性恋肥沃而广阔的土壤。
他说，否则你怎么解释，当今社会同性恋与日俱增的现象？他说，这是社会身份、社会角色发生变化的原因。甚至和女性地位的提高、男女平等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他说，同性恋的实际数字远远要超过目前官方公布的统计数。这些问题太专业，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我无法理解，也不想去深一步探究。
我几乎是赞成他的“遭遇说”的。因为，他就是例证，而我也是。偶尔看到博友贝晓东的一段文字，也是一个例证，摘录下来，大家可以读一读：
“有一天，我一个人在教室中看书，那帅哥从外面走了近（进）来，他突然从背后抱住我，我没动（！），他伸手摸进了我的衣领，我开始反抗，但终究敌不过他略健壮的身体，他得意地在我的脖子后面亲了一口，用下半身在我后面蛮力地顶了几下，然后松开了我。我想都没想，就给了他一巴掌，我们都惊呆了，被亲吻触电的感觉涌遍我全身，他捂着印着我五个指印的右脸，呆立着，脸上写满的吃惊、委屈、羞怒。正好有同学进来，他走回自己的角落，我则坐下接着看书。
那一天，我什么也没看进去，耳边回响着左手打在他右脸上那清脆的声音。我偷偷看过他，他嘴角有一丝红色。眼眶里噙着泪光趴在桌角，一动不动……那一晚我失眠了，那个我努力忘记的文凯又复活了，欲望重燃我熄灭已久的寂寞。”
贝晓东的文字通篇在叙述一段“遭遇”，而几乎所有的同性恋文学无不在叙述“遭遇”乃至遭遇引发的一切。
我不太赞成的是100%的男人都有可能成为同性恋的观点。人还是有划分的，Kinsey的6层划分还是比较科学。那么，究竟有没有在1以外的呢？我认为有，比例我不敢说，因为我没有研究。但仔细去想，1以外的这一部分人群依然和遭遇有关。没有遭遇到激发你爱上同性的诱因，说到底也是一种“遭遇”。
我和学法律的那个人的区别在于，我理解的“遭遇”比较宽泛。生活经历，生活环境，生活细节都属于“遭遇”，而不仅仅是遭遇了某一个值得你去爱的美男。比如，当一个男孩生活在女权强势的家族中，或者经历过某个事件，使这个男孩对女性产生偏见乃至畏惧、厌恶，都可能使他成为一个同性恋者。当然，如果遭遇到一个能激发你肾上腺素的美男，就更可能是在劫难逃。
需要说明的是，学法律的那个人在评述同性恋人群时，有两类人是排斥在外的：一是易装癖；一是变性人。我也认为易装癖和变性人不在同性恋范围中（尽管传统将他们归在同性恋人群中），因为他们的生命主题不是“恋”，而是“变”。在这个人群中，情感诉求不是主导，主导他们的是有强烈个人色彩理想诉求。我不知道“理想”两个字用得是否准确，“理想”给人的直观通常比较崇高，当然何莉秀一族也未见得有什么不崇高。说到何莉秀，不妨用她做个比方：在何莉秀的生命中诉求中，“做个女人”是他的原始希望，而不是因为“遭遇”了某个男人因爱不成而产生了做女人的念头——这样来看这个貌似深奥的问题，是不是浅显许多？
说到这里，我还是要回过头来，告诫那位博友，避免去“遭遇”——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如果你承受不了世俗的压力——当人们没有清醒认识这个现象时，世俗的偏见总是存在的，不可避免。做不做得到“避免遭遇”？我不敢说，看来好象很难。但可以努力去避免。因为“同性爱”在当今社会还是很痛苦的。
如果，你已经身在其中，“遭遇”已经促使你成为所谓的圈中人，而你又不想去累及那些“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GAY”的人，那么，你也要避免让他和你“遭遇”。
我在下一篇连载故事里，将要出现的主题就是“遭遇”——那个学法律的人“遭遇”到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后，内心的GAY情结突然就被激发出来，他在震惊之余，突然就感悟到原来人是这样的。
他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黑匣子”，你要小心翼翼地按着，否则，当黑匣子一不小心被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这篇文字，权当我的“前言”吧，我想它应该可以起到对“故事主题”的解释作用。
想听我建议的那位博友，你明白了吗？如果还一头雾水，一定要看我的连载哦！
——冯剑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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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济世良方：评丹·布朗的小说《地狱》
星期六 九月 19, 2015 9:15 am
畅销济世良方：评丹·布朗的小说《地狱》
廖康
畅销书与优秀文学作品在现代英语文学中泾渭分明，很少有两者兼顾的情形。其实，畅销书作家未必不知道自己的局限：他们在文字上仅限于流畅，却没有创新，没有惊人之处；他们塑造的人物比较单一，性格没有发展变化；他们描述的主要仍是外部世界，未能深入人物的内心；他们的作品还是以情节取胜，靠故事吸引人，没有深邃的思想、博大的关爱，没有直触人心的激情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们不能用文字直接反映内心的直觉、事物的本原、真实的本体和真理的启示。但他们的故事有趣、情节吸引人、人物性格鲜明、矛盾突出复杂，既有悬念，又满足人们的期待，无须费力就能够满足普通读者的需要——轻轻松松地跟着作者在文学泳池里嬉嬉水，身心舒畅了，再与同好们聊聊，犹如仰身在躺椅上晒太阳；不一会儿，身上的水干了，穿上衣服，回到日常生活中，再也不记得这次游泳与上次有什么不同。而这类书的作者因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畅销数千万册。如此巨大的成功是难以让人抗拒的；多数畅销书作者都会依照自己成功的模式如法炮制，再创销路的新高，或极力保持记录。很少有人会摒弃这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另辟蹊径，写出传世佳作。现世的利益和永世的名声似乎就是这样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然而，惊悚小说家丹·布朗与其他畅销书作者有一点不同，他努力畅销的不仅是小说，还有他的理念。如果在《达芬奇密码》中他还仅仅是推销一种颠覆性的思想，那在新作《地狱》中，他就是畅销一种济世良方了。
其实，丹·布朗的第一部小说《数字城堡》就表明了他不仅对密码和破译有无穷的兴趣，而且对现世，对国家安全与民权和个人自由的矛盾关系有极大的关注。如果在此书出版的1998年人们对政府利用高科技监视普通百姓的隐私还不够重视，有些人还以为是天方夜谭，那斯诺登2013年出逃并暴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关于棱镜计划监听项目的秘密文档就令广大民众警醒并意识到布朗所讲的故事并非空穴来风，提出的问题并非杞人忧天。他的成名作——第四部小说《达芬奇密码》——虽然和第二部小说《天使与魔鬼》有许多共同点：主角同是哈佛大学的符号学教授罗伯特·兰登，手法是类似的暗杀、解谜、寻找、破译，用来吊读者的胃口欲知后事，但《达芬奇密码》远非一个有关个人野心的故事，而是一部颠覆天主教本身的作品。关于《圣经》的成书，康斯坦丁大帝在第一次尼西亚公会上接受基督的神性并钦定《圣经》的正典，耶稣与玛丽亚传闻中的婚姻与政治联盟，对女性的崇拜和对女巫的迫害，寻找圣杯的目的和意义，圣殿骑士和共济会的作用，对名画《蒙娜·丽莎》的解读等这些颇具争议的话题在《达芬奇密码》中都通过人物的讲述和作者的叙述得到非正统的阐释。各家书评褒贬不一，无论丹·布朗讲得是否正确，他的目的达到了——这部畅销书使这些问题不再仅仅是学者和神学家关注的议题，而且引起了大众的广泛注意，相关书籍和文章得以重印、出版和发表，天主教会的权威进一步受到质疑。
丹·布朗的第三部小说《骗局》和第五部小说《失落的密符》在我看来仅仅是有趣的故事而已。类似的揭露政治黑暗，描写争权夺利的故事不少。这两部虽然让我对新式间谍武器和古老神秘符号大开眼界，但对于西方世界的思想和现实没有在实质上增添新的内容。他的第六部小说《地狱》则不同，虽然写作手法还是老套子——暗杀、绑架、解谜、寻找、破译——这些小男孩永远玩不腻的游戏，内容还是充满文学、艺术、语言、宗教和历史的通俗有趣的议题，主角还是一成不变的、睿智机敏的罗伯特·兰登，但结果不同。当然，我不会透露关键情节，但要指出，这部小说涉及一个全人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同《数字城堡》所涉及的问题绝非杞人忧天一样，畅销书《地狱》让广大读者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同时也展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
这个问题就是人口过剩。根据2011年联合国的报告，人类从文明之初经历了一万年左右，全世界的人口于1804年才发展到10亿。随后尽管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全人类的人口仅仅用了123年就于1927年翻了一翻，增长到20亿。之后仅用了47年就于1974年再加倍到40亿。之后不久，由于中国严格地控制了人口出生，全球人口的增长速度基本稳定在每12年增加10亿左右。到了2011年，全世界人口已经达到70亿。根据一些科学家计算，人类在地球上开发出来的资源仅够持续维持40亿人的理想生活。即使这个计算太保守，加上一倍也不过就是80亿人。这个数字哪怕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也很可能在2024年达到。照此速度增长下去，到21世纪末，世界人口至少会达到120亿，但我们的资源几乎没有可能突然剧增，满足需要。
后果是什么？马尔萨斯早就警告过人类：饥馑、瘟疫、战争。如老子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芻狗”，自然必将用霹雳手段无情地大规模减少它无法承担的人口。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人类自身也可能会采用极端的手段互相竞争，残酷杀戮。和平时期所恪守的道德很可能会被抛弃。战乱和饥馑的历史记录告诉我们，为了生存，最温和、最善良的人也可能不择手段，六亲不认。但丁描绘的可怕的地狱就可能出现在人间。
在毛泽东时代，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被当作政治错误批判过，捎带着批判了马寅初。结果，20年后中国多出两亿人。当中国痛切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后，不得不采取严格的，似乎是不近人情的手段来控制人口。这种小残忍实际上是大慈悲。然而，并非每一个国家都能够这样做，印度的人口直追中国，非洲许多国家也无法实施严格的人口政策。尤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迄今为止，人类的医学发展、保健进步和营养改良都在延长人类的寿命，都在加重地球上人口过剩的问题，都在促使人口过剩问题飞速接近其爆发的临界点。
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三个方法：减少人口出生，找到新的生活资源，迁居其它星球。显然，第一个方法最容易实现，而且中国已经做出了成功的榜样。丹·布朗在小说《地狱》中设想了一个更有效、更仁慈的减少人口的方法。且不说那方法能否在生物学上实现还是个问题，而且那方法的实施还涉及伦理道德，连他自己在书中都不能坚定表态，还在医生西恩娜·布鲁克斯的结局里表现了修订的意图。但至少丹·布朗通过这本趣味十足的畅销小说引起了上千万普通人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广泛注意，并将他的济世良方畅销全球。以我自己有限的知识来看，也实在想象不到还可能有什么更好的方法。遗传学家们、生物工程学家们，努力吧！避免地狱之灾，全靠你们了。
2014年11月11日伊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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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蔓、朱小棣姐弟报告会被赞为“超乎预期的精神享受”
星期五 九月 18, 2015 1:39 pm
2015年9月6日，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著名教育学家朱小蔓教授和著名美籍华人作家朱小棣姐弟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读书--研究--人生”报告，这是20周年社庆系列报告的第5场报告会。来自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专家、老师及其研究生等100多人参加了报告会。报告会后，南京师范大学唐万宏副校长拜会、感谢了朱小蔓、朱小棣教授姐弟。
两位教授同台报告，阐释了他们的闲适读书观、普适好人观、启发对话式教学观、人文性和精神性出版观；形式特别，以生成性的、叙事与对话式的方式展开，相互激发、评判、补充，或者争论，诙谐有趣。两位教授还与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编辑、营销编辑、研究生互动，回答了许多问题，大家评论这次报告会“超乎预期的精神享受”。
彭志斌社长、戴联荣副总编分别主持了报告会。彭志斌社长高度评价了这场报告对于出版界、出版人成长的价值，强调指出，朱小蔓教授告诫“为提升国人人文性和精神性水平而努力”，非常符合中央提出的“全民阅读计划”要求；非常符合新闻出版总署近来考核出版文化企业“社会效益占70%，经济效益占30%”的理念。“出版是灵魂的流淌”，出版就是要让灵魂重新燃烧，寻找到进入灵魂深处的东西。出版人应该是有灵魂的，书是有灵魂的，文化人有文化的自信和自觉。
闲适读书观
朱小蔓教授回顾了自己的学习、研究过程中的读书经历和人生感悟，强调海德格尔的观点，将人的存在等同于语言的存在，阅读什么样的书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方式，即阅读构成了生命的底色，读什么样的书就形成什么样的精神结构；国人要改变说话、语言的一律化、模式化、失去主体性和创造力、魅力的毛病。
朱小棣教授也总结了自己阅读、创作的体验和重大价值，他认为做研究与阅读之间，可以相干也可以不相干，要有巨大的“闲读近乎勇”的大气和意志力，追求非功利的读闲书、闲读书、读书闲的境界，才能使自己看到未来、体悟人生，真正有创造力、想象力、超越性。读书不是为了武装自己，不是刻意增加自己的养分，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内心、精神和灵魂深处的渴求。读书可以超越眼前的处境，接触不同的灵魂。他借用林语堂语：读书是一个灵魂寻找另一个灵魂。读书人自由方寸，一卷在握，宁静致远；心静之后阅读闲书，方可心安勿燥(按：原文如此，应为躁。)，寻找书中的“颜如玉”。
60年代初，她阅读了许多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作风的文学作品。朱教授声称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苏联文化的影响颇深，在中学时期与苏联小朋友通信、与苏联来华专家交流、看苏联电影、听苏联歌曲。弟弟的阅读与姐姐既有相同，又有出入。朱小棣教授在刚接触文学的时候就开始了“文革”，他阅读鲁迅文学时没有受到任何外界评论的影响,鲁迅的作品、写作风格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
启发对话式教学观
朱小蔓教授讲述了自己对情感教育的理解。她强调亚里士多德的话：“同样的种子不一定长成同样的树”，成长中的形式因与质料相互作用，形式应是人们内心的期盼、灵魂塑造。她认为教育的价值，是很多外在的、形式化的东西去掉之后，剩下的那些才是最重要的。她回顾自己大学的经历，当时学生与老师一同成长、生活，亦师亦友，学生与老师在闲聊中学习、体悟人生，是真正的润物细无声。后来，她从事了情感教育研究、并阅读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之后更加体会到，中国文化的本质是情感文化，看待生命需经历反复、持续、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感性、知性到理性是人类理解世界的步骤。因此，教育是个体力量的有机发展和展开，是缓慢的过程，如果把教育附着太多外在的东西，就会使其功利化、异化。情感教育是母胎，从而升华为课堂、教师、学生、学校文化的情感。因此，研究人的情感、内在精神，是教育很重要的内容。
她非常怀念、敬佩自己的导师萧焜焘教授的教学风格、教书育人风范，这位辩证法大师上课，天马行空，视野开阔，发人深思，将行云流水阐释 “概念”与自己的生命经验----历史反思----问题意识----哲学创新融合一体；使她终身获益，利于感性、知性和理性的精神发育，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之中。她调侃说，如果用今天的一些大学教学评估标准来衡量这位大师，也许是不合格的。
朱小棣教授从“三明治哲学”的角度，结合儿子在美国波士顿学院、哈佛大学的经历和成长，阐发了自己的教育观。他认为事物的发展分为下、中、上三个层次，教师从不会授课发展到通过教案授课再到脱离教案授课是一个连续性上升的过程。因此，教师通过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了解他们的需求，再现场组织语言进行授课，是高层次的教学方式。学习是在主体有需求和自觉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现象学哲学讲究回到情境中去。教学不是灌输，而是根据学生的需求来应对。
人文性和精神性出版观
两位教授结合出版，阐释了自己的认识。出版从策划、编辑到营销环节，都需要有思想定位，品牌追求：为提升国人人文性和精神性水平而努力。策划人、出版人需要有思想、远见、眼光和坚持、坚守的勇气；编辑不仅需要有一丝不苟的敬业态度，还需要有处理思想与文字的水平，修改、调整、提升作品水平的能力。营销需要真心的、不遗余力地推荐好书的态度、智慧、办法。他们特别肯定、表扬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朱小蔓与朱小棣越洋对话——出国留学与教育“立人”》的策划人、责任编辑，是真正下功夫修改文稿，有思想、有能力和担当的，在当下的出版界殊为难得。
普适好人观
朱小棣回忆了父亲朱启銮先生对自己的影响。他认为父亲对自己主要是精神气质的影响。在父亲的熏陶下，他从小就在一个超出个人自我的环境中成长，从来没有把个人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对于生命的价值，一直是把它与社会利益与人类福祉联系在一起的。他在自己的著作《红屋三十年》中回忆了父亲的一生和对自己的影响，西方读者普遍认为像他的父亲这样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人。在任何社会，无论被打上什么意识形态的标签，对“好人”的认同和尊敬都是全然一致的，这才是普世价值。
附：
朱小蔓是中国知名教育学家，建国6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教育人物之一，现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俄罗斯联邦教科院外籍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朱小棣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长期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现任美国安生文教交流基金会华盛顿办公室副主任，著有自传、小说、随笔等多部中英文著作。
两位近期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小蔓与朱小棣越洋对话——出国留学与教育“立人”》，就中美教育差异展开对话，针对出国留学的非物质性准备这一话题，从教育的根本目的说起，以自身受教育经历、见闻和感受为依据，详细介绍和分析了中美大中小学教育中的一系列个案实例。著作反响很大，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周颖若 吴洁 报道）
JYH64J98Y99H的个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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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有罪的言者——章乃器与梁漱溟
星期五 九月 18, 2015 10:54 am
梁漱溟先生比我的父亲章乃器年长四岁。父亲1921年在北平郊外的北通州京兆农工银行当会计主任时，梁已经在北京大学哲学门（系）讲授印度哲学。由于从事的职业不同，虽同住古都，却无缘相识。与梁先生同龄的毛泽东那时也在北大图书馆抄写卡片，住在准岳丈杨怀中先生家里，经常开门迎送这位已成名的学者，不过梁先生说对他记忆不深。
父亲与梁漱老的相识，应该是在1939年11月重庆各在野党派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的前身）时期。但后来父亲因反对《日苏中立条约》而退出了救国会，也就没有参加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的发起，而于1945年与黄炎培、胡厥文创立了民主建国会。梁漱老则一直参与民盟的工作，并一度担任秘书长，直到1946年底脱离民盟。
1950年梁漱溟来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的工作，父亲那时是政协的财经组组长，开始有机会共事。两人50年代先后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判，但一直共事到1963年父亲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职务为止。他们都是极有个性的人物，因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被视为"反动"甚至"顽固"的"反面教员"；但从个人交往上，似乎是"公谊"多于"私情"。从父亲的日记和回忆录中，我查到若干有关梁漱老的记载，特整理成文，作为对这两位民主先驱的纪念。
一、西南土改，直抒己见
1951年5月至8月，为了让党外人士了解土改，全国政协组成了西南土改工作团，父亲担任团长。当时梁先生圣眷正隆，主动向统战部报名参加。父亲率团员梁漱溟、于学忠、尹赞勋、陆志韦、马彦祥、张国藩、林亨元、汤璪真、金善宝、周士观、林传光、黄艮庸、张光宇等二十余人，一同前往川东的合川县。梁先生与父亲朝夕相处，共同工作了三个多月。
同去的人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从当时的安排来看，与其说是要他们去领导土改，不如说是去接受教育，因此在下乡之前，先后听取了中共高级领导安子文、张际春、邓小平、阎红彦等的动员报告，以及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合川县长武永嘉、书记傅茂如等各级地方干部的情况报告。土改的工作阶段日程，也是事先安排好了的。
梁漱溟回忆说，我们这个团"实际并未参加土改工作队，而只是参观土改。大家都住在县城里，白天安排参加一些土地改革的会议和活动。我和随同我去的黄艮庸商量，既然来了，就要深入下去，不能只当参观者。我们提出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不久便下到这个县的云门乡，晚间住在镇上一家地主的住宅里，白天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方便参加各种活动，包括贫雇农诉苦，清算斗争地主，分田地，发土地证，以至直接与农民谈话等，都参加了。"
建国之初的民主人士们，确实希望努力跟上共产党的步伐，而面对革命成功后新国家"法治"与"人治"的歧路，其思想上的疑惑与尴尬，在父亲的日记中有不少记载。
在5月23日的团员座谈会上，梁漱溟第一个发言，谈到这次报名参加的"动机在考验教育自己，同时考察土改是否合法"。他谈到一点新的认识："土改不但改变了人与土地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人与人关系。经过斗争人与人关系才能改变，人的本身才能改造。必须退押、反违法才能发动贫雇，发动贫雇就改变了人以及人与人关系，这是目的之一。去年六月制定土改法时是生产第一的形势，所以内容可以和平一些。但西南情况，尤其是援朝以后的情况，是与蒋匪作战时比较近似的。"团员汤璪真（北京师范大学代校长）同意梁的观点："认为依法办理，也可以整垮地主阶级，所以作土改应该严格执行法律。"
不过在中国大地上，土地改革毕竟是一场暴力革命。斗争地主时使用肉刑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据解释是贫雇农"出于义愤"。在"矫枉不妨过正"的惯性政策下，干部为了早日斗出果实，一般不去制止。民主人士们在发动群众与执行政策法律之间，陷入了困惑。
父亲赞成土改，认为"革命斗争当然是剧烈的，没有和平的可能"；但他不同意肉刑吊打，一直主张与地主"斗理斗法"，不赞成眼开眼闭地执行政策，为此与一些领导干部意见相左。他在魏思文做土改报告时提问：吊打是造成僵局还是打开僵局的办法？魏想一想后只好回答：绝对禁止。后来川东区党委秘书长赵增益传达了区党委书记谢富治的指示："连激于义愤也不许打"。此后梁漱溟在会上发言说："与中共的距离在缩短中"，并批评以前"宣传政策不够"，"干部抓得太紧，包办代替，任务观点"。
父亲7月10日的日记中，还记载了"与梁漱老谈话"的要点，主要是对封建主义和土改作哲理上的探讨。他们讨论的命题有三：一、"一般性与特殊性。一般的与个别的——不是封建是什么？"；二、"本质的与形式的——人与土的解放"；三、"自由——农村人多了可以放任"。梁漱溟指出中国历史上"官吏代贵族，郡县代封建"是"更提高集中"的形态，对于"封建内部的软化分解"的个别现象，不可忽略其"更集中的一面"，父亲也认为对封建社会不可"以少蔽多，不从发展看问题，不从实际出发"。梁判断中国封建社会"盘旋不进而不是缓进，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父亲则提出"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是二？"的疑问。对于当前土改中工作团内的种种思想困惑，梁先生的看法是："理性开发太早，斗争是教育——知识分子主观"，中国文化传统"缺宗教，不重武力——重理性不重武力是提高"；父亲认为"理性变为更高的宗教"。
7月23日，中共西南局来函，批评赵增益所传达的谢富治指示，认为"这是右的命令主义。会使农民束手束足，甚至变成和平分田。"父亲再度感到困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过去减退，吊打流行，可能太‘左'，这次也可能太右。但问题在于会否成为和平分田，及吊打能否打开僵局。过去普遍吊打，减退果实 也不过30%，这次不吊打，已超过30%了。吊打显然无效。但激于义愤也不能打，可能是右。"
根据西南局的指示，在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主持下，对合川地区的土改进行"加工"，重新补课一遍，结果是"加工"出了人命。父亲8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工作团"团内会报"的情况：天星三村"加工吊打中打死了女地主何敬修，......但其他地主并不因此恐怖，仍是‘没得'"。四村打死地主曾瑞。六村地主何芸樵及儿、媳，二人被吊打，二人被扎（绑），"其大儿媳第二天上吊自杀，另一地主何郁文被吊打二三十分钟就死了"，该村"吊打了八人，得二石 ，死二人"。 东北军元老于学忠反映："吊何芸樵时妇女离开，农民吊打时回头看干部"。梁漱溟提出三个问题："一、变相肉刑何时始？二、包办代替何时始？三、干部有否暗示吊打？"
在8月12日的会上，梁漱溟又提出："在社会改造运动中，领导吊打是将领导与群众混同......两偏（按：指左偏、右偏）要掌握，主动掌握，不是能[掌握]"；他认为"政策是理性的，但也必须承认群众的感情"。梁还批评说："魏不知命令包办之势已成，不准摸地主，又不断追果实，群众生产损失、疲劳"；对于"义愤"问题，他分析说："乱不乱是依法不依法，义愤应在诉苦时。追果实而打与义愤而打不同，追果实中因（地主）顽抗而忿怒"。其他工作团成员也对魏的做法表示不满。父亲会上谈到自己对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理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复仇行动与复仇主义不同"；"‘革命不是绣花'，是同情群众义愤；对干部必须要求细致，反对粗枝大叶。"
全国政协西南土改工作团在四川的土改工作于8月底结束。在27日最后一次的总结座谈会上，梁又有发言，表示"同意了总结，但也另有自己意见"，他回顾自己近年去东北、华北参观到参加土改，并读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论文，"是思想转变的开始。到云门以后才承认中国革命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作胜利了，但工作不圆满。初期是包办代替，束缚了群众手足，接近和平土改。抗战时看到了干部与人民是相依为命的，今天似乎干部不必依靠农民了。‘加工'时的缺点是放任自流，让群众去乱斗。我相信我爱土改工作，也站在人民立场。"
8月30日工作团返京后，毛泽东在9月3日先后请父亲和梁漱溟到家中谈话，两人不约而同地向毛反映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吊打地主导致死人命等问题。
毛泽东向父亲解释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当然不好接受，但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在谈到如何引导群众和治理国家时，毛泽东说：还是孔夫子说的那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据梁漱溟回忆，毛对他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不会自杀，也不至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认真执行好土地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 在谈到对四川的印象时，梁还表扬了邓小平的才干，受到毛泽东的赞同。
与此同期，父亲的老同学陈诚也正在台湾岛上推行土地改革。共产党之战胜国民党，正在于满足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丢失了大陆的国民党，此时才接受失败教训，实践40年前建立民国时"耕者有其田"的承诺。这一场以赎买方式进行的"和平土改"，没有死什么人，不过规模比大陆要小得多。搬走大陆三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拿出少许以换取小岛土著地主的田地，当然比无偿平分自家的祖业来得容易。
父亲后来一直被指责在川东搞"和平土改"，"反右"时这也是他的罪状之一。
秋月春风，白云苍狗，十四年后"文革"爆发，已入另册的父亲和梁漱溟都被抄家、批斗和殴打，经受了一场类似土改"加工"的冲击。据报刊披露，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72人 。政坛上也物是人非，星移斗转：当年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政协做《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刘少奇，竟成头号打倒对象，被幽禁虐待而死；原西南局领导人邓小平作为全国 "第二号走资派"，批斗后放逐出京；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已升任北京工业学院党委书记多年（据说"反右"时他还打了不少"右派"），1967年10月30日遭毒打致死 ；原川东区党委书记谢富治却成为大"左派"，一路青云直上。
"文革"中的广泛暴力，近因当源于土改，远因则可追溯到湖南农民运动，连土改的大小领导人也未能幸免。慨叹世事轮回之余，父亲对我说：以今度之，当年谢禁止吊打的指示仍是对的。
劫难余生的父亲曾做过一首诗，如今我只记得起一句："遗臭万年‘暴力论'"。
二、腐败成因，探讨无终
1951-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民主建国会受到冲击，统战部曾提出 "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口号，父亲在民建会内被连续批判了八个晚上，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过火的斗争造成一些企业家自杀，民族航运巨子卢作孚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离开人世的。但在全国政协的学习座谈会上，却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卢作孚自杀的前一天（1952年2月7日），父亲在日记中记载，与会者正为"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提法争执不下，引起争论的人是梁漱溟。
一开始是哲学家张东荪不阴不阳地说："商人到社会主义都要发财。......非有彻底觉悟，资产阶级即不够朋友。"
接下来梁漱溟发言："看到‘猖狂进攻'心不安。奸商——商人——资产阶级并不相等。‘进攻'太夸大，说不上阶级斗争。力子（按：指邵力子）告[诉]我不反攻无产阶级政权即垮，才初步想到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
针对认为"不要资产阶级"的口号"太刺激"的观点，政治学家邓初民分析说：资产阶级是"由革命到反动，由唯物到唯心"。帝国主义压迫时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可以革命，但不能领导），到解放后无敌人压迫，进步性消失了。这次资产阶级"客观上是进攻，主观上不自觉"。他还说："小资也是资。[大]资纠正了，小资也自然纠正，再不反我也要贪污。"
梁漱溟再度发言："‘进攻'的提法没分寸，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本家。用‘侵蚀'比‘进攻'好，对‘进攻'可提高警惕"。他"要求人与人间相互尊重，不好的不止资产阶级"，并举范锐（旭东） 、卢作孚为例，说明资产阶级也有好人。
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提出："行贿犯能不能代表资产阶级？但从理论讲本质，则是对的。发财与享乐不一定坏，但其发展则损人、损公。"他认为"‘进攻'不是说民族资产阶级"。
工商界大老陈叔通批评梁"咬文嚼字"，认为"不法行为是从思想本质来的，进攻是事实"，资产阶级对干部队伍"拉出去，派进来"，是"友变为贼"。
音乐家潘怀素发言甚长，认为"三反"不能只反贪污，梁的"侵蚀性"提法不能够说明问题。新政权建立在旧社会上，接收而未加改造。发展太快，干部不够，本身有弱点。他举出新干部的五个弱点所在：1.理论；2.政策；3.文化；4.经验；5.人地生疏。又举出贪污的原因；1.干部执行政策错误；2.为歌功颂德所包围，不听朋友的话，统战政策有偏差；3."摸索"中中计；4.供给制思想，蛮干到底。他认为"此四者为干部政策错误"，故而"不法商人打不完"。
教育家陈其瑗对几个运动名词作了考据："进攻即斗争；经济有战线。战争术语有‘攻守同盟'、‘内奸'、‘俘虏'等。"
经济专家钱昌照举苏联历史为例："经过大扫荡，但新经济政策后商人仍发财"；他认为"超过合法利润就是进攻。阶级斗争才能基本消灭贪污。‘三反'后会有不景气，不要怕。进攻还要来。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分。"
文史学家章士钊则引经据典："贪污是传统的，人性恶。去贪污是要人为功夫。‘物腐而后虫生'，人有弱点，才被贪污进攻。人人有贪污思想，靠教育才能消灭贪污。资产阶级不会受影响，中间有人格高尚的人，一时被冤，后来自明。提‘进攻'口号有必要。"
原国民党桂系魁首之一的黄绍竑不同意章的提法，认为"物必虫生而后腐"。
2月28日的座谈会上，民主人士们继续考证运动名词。原北洋交通系元老叶恭绰分析，报刊上提出"害群之马"的概念，"是指资方不要因为有害群之马而恐慌，以为没前途"。钱昌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民族'二字有问题。只分守法与不法"。章士钊提出："要消灭贪污必须消灭阶级"，大概是因为上次的发言受到了批评，他检讨自己"错有四：一、谈政治不应谈哲学；二、主观重，不[把]自己放进去说‘人性恶'；三、说话必须合群众要求，所以‘物腐虫生'不应讲；四、不应贻敌人口实（说政府行政策，正当商人应受屈）。但未见梁漱溟发言的记录。
3月6日的座谈会，民革中常委吴茂荪的发言大有火药味。他列举了在中央人民政府及和平大会中民主人士被起用的比例，证明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之一。当前民主人士的问题所在是"对统战认识不够，不接受领导，不愿改造"；他提出："资产阶级猖狂近于敌人，能不能斗争？四敌三友 是胡说"；"请章行老（按：章士钊字行严）答复，一、‘三反'是否阶级斗争？二、是否资产阶级进攻？"
此时行老的"先腐论"已正式受到批判，孙起孟在3月3日民建的座谈会上，指出"‘先腐论'与资产阶级进攻相结合"（近年章含之女士撰文说，行老在"反右"时因这一观点受到批判，恐是不了解这段史实）；章士钊不得不解释说，自己"接受‘三反'，但认为不够，必须消灭资产阶级"；他谈到民国初年南下议员亦讲价，是资产阶级本质；当时即认为资产阶级即贪污，故自己曾提倡"农业救国"。又引述毛主席的话说：墨子、荀子、王充是唯物的。另据《史记.五帝本纪》，饕餮即是贪污，有五千年历史。他再度为自己辩白："‘先腐虫生' 是指一般人，不是指中共与政府"。
大概因为是有人对"扣帽子"不满，兼具中共和民建双重身份的孙起孟作出诠释——"扣帽子"是指"不根据事实，不分析道理"。
最后梁漱溟提出两点："一、减少资产阶级罪恶分子；二、减少进攻、反攻、斗争"。坚持主张"不能无分别地斗，说话要有分寸，有分别"。
父亲是这三次会议的主持人，但他没有记录自己的发言。
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皆因梁漱老而起。对与政治运动有关的各种名词，老先生们似乎染上了训诂癖，不料竟引出腐败原因究竟在政权内部还是外部的争论，搞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钱昌照"三反"后会有不景气的预言，没过多久就成为现实；潘怀素关于新干部弱点和贪污原因的分析，颇可发人深省；章士钊"物腐而后虫生"的哲学命题，虽被指有影射之嫌，却意味深长。
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资产阶级已被消灭殆尽，腐败则于今为烈。在人欲横流的经济大潮中，象范旭东、卢作孚这样的"实业救国"人物，早已成为历史化石；归咎苍蝇还是检查鸡蛋的古老难题，仍在时时困扰着国人......
三、毛氏批梁，犹存鸿爪
"三反"、"五反"结束后，父亲于1952年8月经周恩来总理提名，出任国家首任粮食部长。当时国内粮食形势吃紧，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要解决六亿人口的军需民食，可谓临危授命，在党外人士中属于异数，不同于其他人抱怨的冷官闲曹。父亲管理粮政有方，协助陈云制定了统购统销的大政策，又首创粮票制度，扭转供需矛盾，因此屡受毛泽东、周恩来的表扬。他在这个岗位上埋头苦干，每天工作10-12小时，往往周末也不休息，其后政协学习座谈会的内容，在日记中就很少出现了。但在1953年9月17日的日记中，父亲留下了毛泽东批判梁漱溟事件的现场记录。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是毛1953年9月16日至1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集成。其第一手的记录迄未公开，无法解读出会议过程全貌。梁先生在《梁漱溟问答录》中，记述17日会议内容颇简，回忆18日大会经过甚详。
据梁漱溟回忆："9月17日的会上，中共方面有位领导人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内容是谓梁某人一贯反动。我听了十分吃惊！"特别是毛主席频频插话，份量很重。"
父亲那时交叉参加各种会议甚多，但对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因有些老先生讲话太长，他时常会感到不耐烦。此前毛泽东曾不点名地批评过梁漱溟9月11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的发言，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但父亲在日记中记录了17日会议内容，恰好可与毛、梁的文字互为参照。兹全篇照录，以补史乘之缺：
1953.9.17
周总理：与总路线不同的路线，必须加以区别。抗日时有人劝我们放弃发动广大群众的路线。解放战争时也有人认为我们应与蒋妥洽。1946年12月梁漱溟要我们让出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地区。要在此条件下，参加伪国大。我当时责梁为伪君子。1949年一月梁在渝发表文章，说初期是蒋要打，以后是共要打。梁"反对武力统一"笼统口号，反对人民战争。那时蒋已伪装下野。这是半封建、半殖民思想，使中国不能工业化。
（毛主席：地主冒农民代表，留了尾巴。）
还有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以为工业化是资产阶级的事，"无产"如何工业化。还有一种要走自由主义经营——拒抗国家资本主义。根据需要、可能与自愿。有限制。所有权不完全。
说只有资产阶级能搞工业化，是反动思想。
梁是封建思想。（毛：梁以笔杀人）拥护总路线，但怕做不好。但前半句是迷惑人的。实际上是说不照我的总路线，就做不好。（毛：梁不能信任。台湾说梁最有骨气。）挑拨工农联盟。（毛：一个是工农联盟，另一个是工人与资本家联盟，包括代理人、技术人员。两种都需要，而且将予巩固。但前一个联盟是主要的。）（毛：过去四年主力仍在农村，因而国企干部不够，使私企喊苦）一.不承认党政群团等力量；二.说党遗弃农村，强调违法乱纪；三.说生活悬殊，工农生活如九天九地之隔。
周公批"只有资产阶级能搞工业化"、"自由主义经营"等观点时未点名，但显然不是指梁漱溟（梁曾提到10日午后的政协常委会上，有上海、天津等地的工商界人士发言）。
按梁先生当时的观点，主要是对苏联式计划经济"以农养工"的发展模式提出质疑。父亲参与制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短缺经济和战时体制的产物，稳住了新政权经济、政治的大局，但同时也是以剥夺农村为代价，实现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手段之一。这项政策受到部分人士的诟病，但毛泽东认定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才是"大仁政"。由是推之，父亲的工作也在梁先生的质疑范围之内。
在这一天日记页面上方，父亲还写了一句话："阶级是始终尖锐对立的，人是可以化敌为友的。"第二天（18日）的会议是批梁的高潮，但不知何故，父亲竟然一字未写。
四、人因言废，只说气功
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点了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的名，同年经过"引蛇出洞"的大逆转，父亲被毛泽东钦定"右派的老祖宗"之一。但他拒绝承认"右派"罪名，此前还在国务院的全体会议上，当面顶撞了周恩来，惹起一场风波。
有关这一事件过程的报道，已见诸当时各大报，这里就不重复了。父亲是见过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阵势的，何以还敢犯颜在这种场合面折廷诤呢？恐怕是因为他提的问题与梁先生不同，是一种道义上的责难，令周恩来很难正面回答。况且与毛相比，周公还是颇有些"雅量"的。至于周的内心有多苦，旁人就很难想象了。
梁漱溟整风期间拒绝发言，虽未戴"右派"帽子，但因过去放"屁"，与父亲等"右派"在政治上同属另类。梁被认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章当然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父亲罢职闲居后，参加全国政协学习成了唯一的政治活动，两位"代言人"接触的机会又多了一些。但此时的政协已不是建国之初的那个政协了，除却歌功颂德语，一言堂上已无言。那时社会上暗中流传着一副嵌名联："民族团结——李维汉，百花齐放——陆定一"，父亲的日记本也没有什么内容了。
"大跃进"后期"人祸"发生时，父亲参与制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仍被各级干部无比坚定地执行着。粮票制度保障了城市人口的最低生存条件，而梁先生所为之请命过的农民，却无法保住赖以活命的口粮，一下子减少了三千万，真正长眠于"九地之下"了。
或许是由于对道家气功研究有素，父亲参加了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组的学习。他那本二三十年代风行一时的《科学的内功拳》，在政协内部刊出后，一些对气功有兴趣的委员纷纷前来请教心得。父亲又开始研究佛家气功和瑜伽，与梁漱溟、巨赞法师等时有交流。
哲学家梁漱溟和经济学家章乃器，虽怀经世致用之志，皆因言而废其人，又因人而废其言。辛稼轩词云"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两人从忧心国事到探讨养生，与种树心情相去不远，而追求一生的民主宪政理想，却越来越遥不可及。
父亲"文革"初期撰写的《七十自述》中，记述了与梁先生的切磋："我在研究气功发展"自我消亡"的时候，就注意到绝食的重要性。一九六〇年在北戴河同梁漱溟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他曾读到一位游学印度、拜甘地为师的某人所写的一本关于绝食的书，书中说，绝食最不好过的是第五天，过此便入坦途。后来读了宋云彬兄写的《弘一法师》，颇详尽地说明了法师绝食的经过和后果，我于是就有意作绝食的试验。但在平时，家中人是不会允许我作这种试验的。"
父亲爱讲话的脾气一直改不了。他不但在政协大会上提出提案，公然为自己翻案；"七千人大会"前后，还公开批评"大跃进"，因此在1963年被撤销了全国政协委员职务。1966"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在"革命小将"的轮番毒打下，靠气功的功力活了下来，并按照与梁漱溟探讨过的辟谷之术，连续绝食了八昼夜。
他在《七十自述》中写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遇难后，我认为机会来了，就利用这一具随身携带"科学实验室"，除体验气功外，兼做绝食试验。红卫兵问我是不是进行绝食斗争，我回答：不是绝食斗争，而是绝食试验。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一共绝食八整天。在这期间，拷打和凌虐是昼夜不停的，我都挺过来了。最使我高兴的是，第五天度过得很好，并没有特别的不好受。"
以上是父亲最后一段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文字，时间是在1967年。经此劫难，他预言自己还能再活十年，然后"自我消亡"。
1977年5月13日，父亲在北京医院不见天日的地下室中逝世，享年八十岁。
同月，毛主席纪念堂竣工。
父亲逝世前28天（4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全国出版发行，其中多处收入了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章乃器等的文字。
哲人多寿，梁漱老阅尽沧桑荣辱后，于1988年6月23日辞世，享年九十有五。一年后发生的大事件，他没能看到。
"文革"结束后，我曾在一些场合见到梁漱老，记得其中一次是向他的老同学、父亲的老朋友张申府先生的遗体告别，但我从未向他提起过自己是谁的后代。
世间万物的联系，因缘而起，缘尽而去，最终都将归于寂灭。翻开尘封的日记和书卷，流动的现实已凝固为历史，当今中国已开始提倡"政治文明"，梁漱溟与父亲也都是"历史人物"了。"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对于达观睿智的哲人而言，名字也许只是个符号，也许不止是个符号......
（本文中未标明出处的引文，皆源自父亲的日记）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 杀青于都门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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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杯子里的生命哲学
星期五 九月 18, 2015 10:29 am
父亲做过这样一个实验：用两只没水的玻璃杯，分别装着一条活着的鱼，然后，把一只杯子放在桌上，另一只杯子放进水中，不过，不让水进入杯子，杯子里仍然没水。
杯子里两条离开水的鱼，哪一条会活得更久呢？实验结果表明，那一条放入水中杯子里的鱼，其存活时间远远长于另一条。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父亲解释说，因为在水中杯子里的鱼，杯子里虽然没水，但杯子里的鱼看到了水，看到了水就在眼前，看到了生命的希望就在眼前，是希望拯救了它，让它更长时间地存活了下来。
让离开水的鱼儿看到水，让绝望中的生命看到希望，这是对生命最好的拯救。父亲说。
二
一个冬日的夜晚，父亲把两杯水放在窗台上，一杯放在窗外，一杯放在窗内，中间只隔着一层玻璃。
第二天早上，父亲把窗台上的两杯水端给我看，放在窗外的那杯水结冰了，而放在窗内的却没有。父亲说：“同是一杯水，只不过一杯在屋内，一杯在屋外，最后产生的结果却迥然不同，一杯结冰，一杯却保持原样，这说明环境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另外，两杯水之间，仅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而就是这层薄薄的玻璃，让两杯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这说明命运往往就在细微的差别里。”
晚上，父亲又把两杯水放在窗台上，一杯放在窗外，一杯放在窗内，只不过放在窗外的那杯水，放进了两条小鱼。
第二天早上，父亲又把两杯水端给我看。结果，两杯水都没有结冰。这是为什么呢？父亲说：“因为窗外的水杯里有两条鱼，它们为了抵御冬天的寒冷，在杯里不停地游动，由于杯里的水不断地受到搅动，而致使水没有结冰。这说明虽然环境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但生命不是在环境面前无所作为，鱼是如此，更何况人呢？”
三
一次，父亲给我两只杯子，里面装满了泥土。父亲要我把杯子放在窗台上，每天给它们浇水。两星期后，其中一只杯子的泥土里冒出了两片细细的嫩叶，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
父亲问：你同时给两只杯子里的泥土浇水，同时为它们付出了辛劳和汗水，为什么一只杯子里长出了新叶，而另一只杯子里却什么也长不出来呢？那是因为我在其中一只杯子里埋入了一粒种子，另一只则没有。这粒种子就代表着生命的理想、信念和目标。所以，生命如果没有理想、信念和目标，就是付出再多的辛劳和汗水，生命也不会有收获。
后来，父亲又给我两只杯子，里面也装满了泥土。这次，父亲要我只给其中的一只杯子里浇水。两个星期后，那只浇水的杯子里冒出了新叶，而另一只没有浇水的杯子里却什么也没有长出来。
父亲又问：在这两只杯子里，我各埋入了一粒种子，为什么浇水的那只冒出了新叶，而没有浇水的那只却没有呢？那是因为，生命仅有理想、信念和目标是不够的，还要懂得为它付出，没有辛勤汗水的浇灌，就是再好的“种子”，再好的理想、信念和目标，也只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永远成不了现实。
父亲教给我的关于这两只杯子里的生命哲学，一路引导我生命的成长。
晓妍凤平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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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徐伯涛的一段唱词
星期四 九月 17, 2015 3:19 pm
徐伯涛的王派袁派都是当代顶级水准。至少是之一吧。
很高兴王森拜他为师父。
看过他的不少戏，尤其喜欢返魂香。
三接新娘是当代农村新戏，立意好情节好。
流传的是他的一段唱（唱词如下）和沈仁伟的光棍苦。
奇怪的是女一号反倒没有听说有什么重点唱段被传唱下来。
党的政策是我伲农民的心头肉
这粒粒珍珠哎似宝玉，
银光闪闪多夺目。
为什么溢金流彩财不断，
聚宝金盆手中握？
前几年极左路线多流毒，
伲队空家穷心不服。
怎甘心一日三顿吃薄粥，
怎甘心小小乐惠猪头肉，
怎甘心四季身浪破衣穿，
怎甘心矮墙土壁住小屋。
幸喜得三中全会春雨落，
滋润禾苗淅沥沥沥索。
唤醒了伲杏花村这个穷角落，
万众一心哼吆里吆嗬。
你看那，
棉田花蕾密密麻，
稻秧昂首碧碧绿，
珍珠滚圆骨碌碌，
鱼儿肥大胖笃笃。
你听那，
牛哥哥乐得哞哞哞哞哞，
猪妹妹笑得噜噜噜噜噜，
鸭弟弟戏水噗噗噗噗噗，
鸡姐姐唱歌咯咯咯咯咯。
逢到分红更欢乐，
眼睛笑成豌豆角。
要问富裕日子哪里来，
都说幸福不会从天落。
金银宝贵总有价，
党的政策是我伲农民的心头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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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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