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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丁玲”与青年作家
星期二 九月 22, 2015 8:12 pm
丁玲当下的文学史形象，无疑是她晚年的负面形象的延续，受着与她晚年共时的“青年”即今天的话语主导者的左右。毕竟，丁玲的晚年离当下人最近，见证过她晚年的人还在世，而被叙述的近期历史总不免带有叙述者的主观性和功利性，近因效应难以逾越。也许，只有当历史拉开了足够的距离，后世人才能客观全面地审视丁玲。
争夺年轻人，就是争夺文学史形象。未来是年轻人的，年轻人将成为未来的文坛中坚，主宰着未来的话语权。得罪年轻人就是得罪未来，就是损坏自己的文坛形象、文坛史形象、文学史形象。“晚年丁玲”的形象，其实就是当时的年轻人、后来的文坛中坚所提供的。这一文坛形象的定格，就是她“教育青年”的后果，是青年们对她的“反哺”。
不少对丁玲比较熟悉或者做丁玲研究的人都大惑不解：为什么丁玲近年来口碑如此欠佳？无论她的人品还是文学成就，似乎都在被刻意贬低。笔者认为，丁玲的晚年表现为时人所留下的负面印象，是一个重要原因。丁玲当下的文学史形象，无疑是她晚年的负面形象的延续，受着与她晚年共时的“青年”即今天的话语主导者的左右。毕竟，丁玲的晚年离当下人最近，见证过她晚年的人还在世，而被叙述的近期历史总不免带有叙述者的主观性和功利性，近因效应难以逾越。也许，只有当历史拉开了足够的距离，后世人才能客观全面地审视丁玲。
一
在丁玲历史问题的平反结论中，“教育青年作家”是一个为她政治上加分的“项目”。丁玲和当代中青年作家的关系也是丁玲晚年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先看她是如何“教育青年作家”的：“一些年轻作者……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还有某些弱点和缺点。这主要的是受党的教育较少，和工农兵的结合也较差……还有些党员，对自己喜欢的人，吹吹捧捧，不负责任，自己足跟不稳，忽左忽右，有时左得可怕，有时侈谈‘民主’，放言自由，沉醉在前呼后拥、一片欢呼声中……虽然现实生活中存在消极现象，作者可以写，读者可以读，但我们的作者、读者，我们都更需要未来。未来怎么样？我们的国家如何走上富强之路？社会怎样才能进步繁荣？我们现在怎样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丁玲文集》第六卷365页）
这种教育的结果可想而知。有人因此批评说：晚年的丁玲在理智地坚守与实践为政治服务的文艺观的同时，还常常居高临下地向中青年作家传道送经，扮演着现代版的胶柱鼓瑟者的尴尬角色。
1984年4月27日，由丁玲提议并主持，召开了一个小说创作座谈会，座谈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20篇作品。邀请的二十多位与会人员中，张洁、李陀、陈建功、梁晓声、陈祖芬等中青年作家都没有到会，所以，那次会实际上成了一次老作家的聚会。老作家们发言很热烈，很有老作家的风范，比如，舒群认为，应该重视左翼的传统，重视延安的传统。一上午的热烈发言还不过瘾，丁玲提议第二天上午继续开。第二天上午老作家们依然热烈，丁玲像是谈感受，又似在做总结，感慨道：我们的老作家真是“宝”哇，谁都有一肚子创作经验，现在很多部门都在抢救资料，我们应该把这些“宝”也抢救下来，这是中国文学的一笔财富哇！
老作家乐于送宝，年轻作家却不见得乐于接宝，于是，这种关怀年轻作家的研讨会就成了老作家们的自娱自乐、自我满足。也许，人老了，要懂得进退，才能留得住尊重。后世老作家可以引以为戒。等年轻作家变成老作家时，不要也是这等表现。
丁玲还有一次苦口婆心地说道：“我们作家究竟怎样去帮助年轻一代中失掉了信仰的人呵？我们有时苦口婆心，可是人家不喜欢听呵！……那么究竟该怎样才能讲到人家心里去呀？我们必须得找，找我们这个时代的、能代表这个时代的人的灵魂———时代的灵魂。找到了，才能对症下药，做名副其实的灵魂工程师。”其实，老年人并不必然负有教育年轻人的责任，年轻人也没有那么容易“垮掉”，丁玲完全不必如此苦口婆心，以至于有自作多情之嫌。
那次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李纳为新老作家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感到忧虑。她说：“……有几个女作家，一个铁凝，一个航鹰，还有一个写女大学生的，我读了，有一种非常喜悦的感情，很想见见面，或者写封信跟她们认识，但有人说，年轻作家都很骄傲，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草明说：“……现在青年作家和老作家之间有些隔阂，这是否‘四人帮’的残余思想还在作祟？某些文艺界领导无原则地捧青年作家，也有一定责任。”老作家们有共同思维。丁玲在教育青年作家的时候，也是将青年作家的问题视为文艺界领导的问题，她对大学生说：“现在有少数刊物的负责人不愿做具体工作，不看稿，不改稿，老是支持青年人……”看来，丁玲并非单纯教育青年，而是同时在教育“领导上”和“刊物的负责人”，也许后者才是重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她对青年的教育，往往与文坛的人际关系相连，同时亦因文坛的复杂关系而影响了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因了复杂微妙的文坛人际关系，这位文学界的头号右派丁玲，忽然之间成为舆论上的极左人物。
丁玲不仅教育着青年作家，而且教育着中国乃至美国的所有青年：“目前社会上有一些青年人缺乏理想，只想钱，想物质享受，想个人安逸，我们应当通过文学作品帮助他们克服这种消极现象，引导他们为‘四化’贡献自己的青春！”丁玲对美国记者说：“不错，你们都有汽车、房子，几乎什么都有了。但是，你们的目标是什么呢？从精神上来说，你们是相当贫乏的。你们没有信仰……年轻人关心的，似乎都是性，男女之间似乎缺少美丽和崇高的爱情。”
丁玲对青年人明显不以为然，觉得他们只有物质追求，没有精神追求。谈到农村结婚女方要彩礼的事，她说：在老解放区，在延安，谁要这东西？两个人要结婚，跟领导一说就行了，找个窑洞房子，公家替你弄一桌饭，开个茶话会。这是想说，“我们”年轻时不重物质，爱情与金钱无关。这符合事实，也符合教育年轻人的腔调。可是，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写道：丁玲有一次给青年作家学员讲话，也是出语惊人。如她说：“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同样是结婚问题，这一说法就不太符合教育年轻人的腔调，而是有点“自由化”了，与她反自由化的姿态很不相符。这脱口而出的话，让人看到年轻时代的莎菲式的丁玲。
总爱叹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这是典型的“九斤老太”式的老年心态。丁玲的潜台词是：我们年轻时多革命！可是，1980年代的年轻人还革什么命呢？文化革命倒是让红卫兵过了一把革命的瘾，但连她这老革命也成了红卫兵革命的对象，这革命还要得吗？
二
1985年春，丁玲在西安发表讲话，有领导批示：“丁玲同志讲得好。”青年们对丁玲的反应是什么呢？有的青年读者看了她的访美印象文章后给她写信，说她是“配合宣传”，“不能不使人失望”。中青年中有人说她“脑子僵化”，“写的文章里还有好多标签”。看来，丁玲“教育青年”的成效并不见佳。不管到了哪朝哪代，青年们的心理往往是逆反的。
丁玲也有对年轻人的理解和爱惜，那是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中，那时候，她的历史问题的重轭还没有转化为迫切的政治诉求，她的讲话还比较忠实于自己：
我们爱惜我们的年轻人吧！
那天在小组会议上我讲了：穿喇叭裤有什么要紧，他们觉得穿喇叭裤好看，好看就穿嘛！你不习惯！你要习惯了也会觉得喇叭裤好看，我们都穿一个颜色，不是蓝的就是黑的，再不就是灰的，是不好看！穿个红的穿个绿的，好看嘛，年轻人嘛，穿衣服有他们的个性，愿意穿裙子就穿裙子，对这我觉得无所谓，因为这些就是说我们青年表现不好，大概不确切。
更早的时候，1950年代，她在跟文学研究所的学员讲话时更真实。邓友梅在给苗得雨的信中写道：坦白地说，这些观点和主张，在那个时代是“另唱一个调子”。用现在话说有点新潮、前卫！我们这些年轻人听了又震惊又喜悦，耳目一新。
丁玲不赞成“代沟”这个字眼儿：“这两个字不好。没什么‘沟’，应该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她说：“北京这些中青年作家不得了啊，我还不服气呢，我还要和他们比一比呢。”这句话，王蒙理解为丁玲对年轻作家的不以为然甚至嫉妒。王蒙所谓的年轻作家，当然包含他自己，而且首先是他自己。所以，他首先感到的是丁玲对他的不以为然，相应地，他也就对她不以为然起来。借群体、借“某些旁人”来表达自己对丁玲的不满，这是一个叙述策略，其实正是自身态度的真实表达。丁玲这种心态有什么不好呢？无论是雄心还是天真还是不服老，这才是一个作家的性情，政治家是不会这样说话的。王蒙作为一个作家，怎么会容不得这样一句话呢？这恰恰见出王蒙的问题，他身上那个文化官员的王蒙时时在显露。
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可以折射出当年的年轻作家对丁玲的态度，但更带有王蒙自身的情感色彩。王蒙更进一步不以为然：
丁与其他文学界的领导不同，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或者说得再露骨一些，是一种明星意识、竞争意识。因此，对于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作家，她与其说是把他们看作需要扶持需要提携需要关怀甚至青出于蓝完全可能超过自己的新生代，不如说是潜意识里看作竞争的对手。……她与一些艺术大星大角儿一样，很在乎谁挂头牌。……那么，她看到那时的所谓中青年作家左一篇作品右一篇作品得奖，以及各种风头正健的表演———其中自然有假冒伪劣———她能不上火吗？
王蒙直接把丁玲描述成了一个在果树园里看贫农瓜分自家果实的“李子俊的女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心里汩汩地泛着酸味儿。王蒙是想说明丁玲狭隘嫉妒、喜欢与年轻作家争锋，可是，作家与作家之间的争锋，有什么不正当吗？“丁与其他文学界的领导不同，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这句话透露出，丁玲的意识再强烈，也都是“创作意识”和“作家意识”，作为一个作家，这难道与“文艺界的领导意识”相比不更正当吗？王蒙的意识显然是“文艺界的领导”的意识，而非作家意识。王蒙去指责丁玲的局限时，恰恰暴露出了自身的局限。而且，出水才看两腿泥，几十年后来看，当时那些为丁玲所“不服”的青年作家，又有几个在文学上比丁玲走得远呢？
王蒙说：由于她长时期以来一直处境严峻，她回到北京较晚，等到她回来的时期伤痕文学已经如火如荼地火起来了。她那时虽然获得了平反，却也一度仍留着尾巴。而她认定应该对她的命运负责的××正在为新时期的文学事业鸣锣开道，思想解放的大旗已经落到了人家手里，人家已经成了气候，并受到许多中青年作家和整个知识界的拥戴。确实，在赢得文坛民意方面，丁玲逊于周扬了，顾骧的话也可以佐证：“周扬同志对过去真诚的忏悔，新时期引领文坛思想解放的风骚，迅速赢得文学艺术家普遍的尊敬与爱戴。……安儿胡同一号（周扬家），像磁石一样聚拢了多少文坛俊彦。”（《胡同忆》之《安儿胡同———周扬》）王蒙又说：于是传出来丁玲不支持伤痕文学的说法。在思想解放进程中，成为突破江青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的闯将的中青年作家，似是得不到丁玲的支持，乃至觉得丁玲当时站到了“左”的方面。而另外的周扬等文艺界前辈、领导人，则似是对这批作家作品采取了热情得多，友好得多的姿态。
丁玲与周扬在年轻作家中的威信之所以不同，姿态与文艺观的差异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直接的原因，可能还是丁玲的“口无遮拦”。张凤珠写道：“丁玲有次在鲁迅文学院讲话，用挖苦语气影射周扬。就有学员在下边议论，怎么只反大臣，不敢碰皇上呀！我自以为比老太太懂行情，便经常在她面前讲：周扬如何反思，如何检讨自己，如何受到欢迎等事。我的用意无非想提醒丁玲不要在讲话时讽刺周扬，弄不好，反而损坏自己形象。老太太不爱听我这些话。”（《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王蒙也不以为然地说：“她动不动打击一大片，只求泄愤，不顾后果，结果搞得腹背受敌；政治家决不会这样做。如她说什么作协创作研究室编辑的对于二十四个中、青年作家的评论集是‘二十四孝’，用这样恶毒的话来树敌，暴露了自己的心胸不够宽阔，窃为丁玲不取。”
丁玲不是普通人，她的一言一动都会有人关注，说话不得体当然要吃亏，尤其在年轻人面前，绝对要忌讳“为老不尊”。丁玲真正要表达的，或许是对年轻作家投靠周扬的愤愤。她的宗派色彩，也是由周扬的宗派主义所诱发。但年轻人所感受到的，却只是她的宗派情绪，而不是周扬的宗派情绪。这就注定了在争取年轻人方面，她将大大失分。
邢小群在《伯乐、盟主与山头》中分析：丁玲在1979年获得改正，重归文坛以后，在一些场合发表过相对正统的言论。这些言论与社会舆论对她的心理期待有很大距离。于是，这位五十年代的大右派，到八十年代被视为左派；而五十年代的左派周扬，却被当成精神污染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责令检讨。这种格局，使关心现实的青年作家们，情感很容易倾向周扬以及接近周扬的冯牧一边。丁玲与周扬在青年中的“民意”产生分野的关键是“清污”。徐庆全也认为，以“清除精神污染”为契机，丁玲与周扬以往的恩恩怨怨再一次引起文坛的关注。
第四次作代会期间，周扬得到青年作家们签名的热情洋溢、衷心爱戴的慰问信，丁玲则得到“红衣主教”的称号以及中国作协副主席差点落选的结果，这使她最后的笑大打折扣。在“清污”高潮之后，第四次作代会之前，丁玲也曾努力表达对青年作家的关爱，只是效果不佳。1984年4月27日的小说创作座谈会，中青年作家纷纷缺席，使丁玲烦恼。丁玲又摆家宴，请邓刚、史铁生和唐栋三位获奖的年轻作家来家吃饭，并请了几位老作家作陪。亲历者王增如详细记述了这次家宴：
落座后，老作家们十分亲热，年轻人却有些拘谨。……那天下午谈了三个多小时，老作家说的多，尤其丁玲说话多，舒群次之。三位青年人始终比较拘谨，问一句答一句，很少主动发问，也决不多言。丁玲期待的那种无拘无束的热烈交流，没有实现，两代人之间隔着一层无形的“幕”，双方面都有些失望。
家宴非常隆重，丁玲热情备至，但效果却不佳。为什么1950年代丁玲与年轻作家可以“亲密融洽”，1980年代就不行了？丁玲归结的原因是自己没权了，言外之意是年轻人势利。邢小群分析：情况没有这么简单。其原因可能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左右问题，其二是山头问题，其三才是利益问题。这种现象其实与丁玲的写作具有某种一致性，写作《杜晚香》的过程中，她曾自言：“我的文章已落后了，已不能抓住人心，叫人为我拍案了。我曾有过的那种与读者心心相印，成为莫逆之交的时代不易恢复了。”丁玲对此又如何解释？也许，不能不承认，她的确是落伍了，不能与年轻人在同一频道上了。
更重要的丁玲自身的原因在于：她的那些嫌“左”的带着宗派情绪的话语，作为历史的旁观者听来都感觉不舒服，何况当事者、在场者。很少有人会喜欢这样一种说话风格，何况还是经常重复的一套话语。丁玲嫌“左”的腔调，往往使人忘记了她曾受过的“左”的严重伤害；她的宗派情绪，往往使人忘记了她曾受过的来自宗派的无情迫害，也忽略了她当时还身陷历史问题的泥淖的不幸事实。
她的问题，不是归咎于周扬、归咎于历史问题、归咎于“左”的长期影响就可以解释的，还有她自身的老年和性情方面的原因。她说得太多了，太多余了，年轻时沈从文笔下那个“凝静”看“百样人生”的女孩子，老来变成了一个一开口就打不住的九斤老太。她自己也明白，老年人爱说不是好事，但却管不住自己的嘴。她自己也知道：“一开会，我就得发言。人家客气，说你讲几分钟吧？我就来了，几分钟从来不够用！”在延安，“她一气讲了三小时，直到陈明反复‘疏导’、‘限制’，才打住。”
对此，丁玲不无自知，只是克制不住。有一次，刘白羽去看望丁玲，丁玲对他说，你比我还是理智多了，因为你比我有一个好处，这二十多年来你都在工作岗位上，所以经常克制，我二十多年来都在底下，憋在那个地方，想讲话没有讲的地方，这一下可有了讲话的机会了，我什么都不管了。丁玲最后这句话显示出：她被压抑得太久了，一旦有不压抑的机会，就变成了别人的压抑。
丁玲为什么要重复那样一套话语呢？学者王尧的话或许可以提供解释：在“文革”中大量的学者、作家、诗人都是如此使用“文革语言”，这样一种现象不能仅仅看成是“被迫”的，也许在最初是被迫的、违心的，但在不断的使用中，也就逐渐由被迫到主动，由不自觉到自觉。这正是“改造”和“再教育”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话语转述中的“个人”》）
丁玲的语言惯性，也是潜移默化的“再教育”的结果。对于丁玲复出之前的遭遇，人们是同情的，但对复出之后的她，却渐渐失去了这种同情，原因何在？丁玲说得太多、太高调、不得体、不合时宜，无疑是原因之一。方式不得法，争取也没用，因为操之过急，她的那些与人际是非有关的暗藏机锋的话语，可能还会引起青年作家的不适，使他们愈发倒向周扬那边去了。她对恩怨念念不忘，只能使她的对手也无法淡忘。
三
有人认为，“丁玲与周扬展开一次新的角逐、新的搏斗”，体现之一就是：“创办《中国》杂志，作为自己的舆论阵地并借以培养青年作家。”王增如写道：丁玲创办《中国》的初衷，曾经是想帮助老作家们有一个发表的园地，但一个杂志的生命力还是要靠对广大读者的吸引，所以把当红的文学新秀团结在自己杂志的周围，也是丁玲的心愿。丁玲自己说：有人说我们这个刊物是几个老头子、老太婆在家没事搞起来的，不过是登点回忆录一类的文章罢了。我是想发动老作家做传帮带的工作，团结中青年作家，培养年轻作家。《中国》 刊发更前卫更年青更有争议的作家的作品，也许是丁玲为了给自己纠正“左”的印象？邢小群提到：“1985年，冯牧主持《中国作家》创刊座谈会，八十多位当红作家，都出席了，其中包括未曾出席丁玲主持的座谈会的青年作家。年青作家对丁玲与对冯牧的不同态度，使丁玲的内心真正受到了刺激。”
在这场争夺年轻人的“战役”中，丁玲虽曲意并努力为之，显然还是落败了。丁玲当时争取年轻人，争的也许只是民意；她尚未意识到：争夺年轻人，就是争夺文学史形象。未来是年轻人的，年轻人将成为未来的文坛中坚，主宰着未来的话语权；得罪年轻人就是得罪未来，就是损坏自己的文坛形象、文坛史形象、文学史形象。“晚年丁玲”的形象，其实就是当时的年轻人、后来的文坛中坚所提供的，王蒙即是其中之一。丁玲晚年的负面形象，与她留在年轻人之中的印象有重要关系。书写并评价她的就是他们，文坛外的人是不关心的，话语权在他们手里。她离这代人太近了，他们摆脱不了上一代的舆论，无法客观地去评价她。
今天就是未来的历史，有望不朽的“名人”都要在今天考虑到：自己将要给未来的历史留下什么样的形象和口碑？丁玲在1936年11月30日 《红色中华·红中副刊》创刊号上的《刊尾随笔》中写道：“一枝笔写下了汉奸秦桧，几百年来秦桧就一直长跪在岳庙门前，受尽古往今来游人的咒骂；《三国演义》 把曹操写得很坏，直到现在戏台上曹操的脸上就涂着可怕的白色，那象征着奸诈小人的白色。所以有人说一枝笔可以生死人，我们也可说一枝笔是战斗的武器。”这说明丁玲是多么明白这“一枝笔”的厉害，轮到自己，却轻忽大意了。
周扬打人是真打，但被打的人在四次作代会前后得到了他的道歉，而且他还顺手“抚摸”了年轻一代。丁玲能打到什么？徒给年轻一代留下恶感罢了。年轻一代既代表着当时的民意，又主导着未来的话语权，他们当时并没有受到周扬的害，而丁玲、周扬们的历史是历史，与他们无关。客观历史本身是不能发言的，历史的版本是由人提供的，有多少个提供者，就有多少个版本。被叙述的历史（尤其是近期的历史）不可避免地是世故的，势利的，因为它的讲述者的不可避免的主观性。这种几近“现报”的历史叙述中的近期效应，与记忆心理学上的“近因效应”有相似之处。“近因效应是指当人们识记一系列事物时对末尾部分项目的记忆效果优于中间部分项目的现象。……原因在于前面的信息在记忆中逐渐模糊，从而使近期信息在短时记忆中更为突出。”近因效应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丁玲属于负面近因效应。
丁玲晚年形象的负面影响，甚至被逆推到她的从前。丁玲在1942年6月16日的自我批评中也批评了王实味，颜海平认为：“这个自我批评也很可能是出于她自身政治生存的需要。”这句话后面，颜海平加了一个注释：在所有批评王实味的人中，1980年代末的丁玲常常被戴晴这样的作者特别加以注意并引以为例，这其中包含的问题涉及到1940年代“真正发生了什么”，同样也涉及这种高度引用率背后的理由，它是和1980年代末的话语气候相互关联的。（《丁玲故事和中国革命》）颜海平所说的“1980年代末的话语气候”，对于丁玲来说，可以具体为她被目为政治化的、“左”的作家的代表的舆论氛围。
且看网上关于丁玲的跟帖：丁玲老年的照片给我留下特别显丑的印象！
幸好还有人跟帖说：蹉跎，听说一切都为了平反……
舆论方面，周扬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和拥戴，对丁玲不利。势力方面，张光年依然统领一方，对丁玲也不利。丁玲去世时，作协掌门人是唐达成，而非她所属意的人。她唯一可以倚重的，就是上层。她可以受到官方表扬，却未必能得到年轻一代的“民心”。1980年代是一个叛逆的时代，正如礼平在《写给我的年代》中所写的：“在政治上受到指责，已经成了一件颇为荣耀的事情。这种气氛甚至有些像回到了‘文化革命’：如果你被对立的派别贴上一张大字报，你就会在本派别中变成一位英雄。这时正是民间情绪与官方舆论充满了对立的时候。”年轻人对于周扬的同情态度的移情，致使丁玲对周扬愈胜利，愈难得到民心。
丁玲的说教，年轻人虽不爱听，但符合“道统”。官方需要有人站出来教育一下年轻人，丁玲是代表了官方口径的。丁玲教育青年的言行既然是官方喜欢的，对她的处境及她的历史问题的解决就是有益的。青年人不能决定她的命运，影响不了她的历史问题的解决，也影响不了她的待遇，但是，青年人代表着民意，掌握着未来的话语权。“晚年丁玲”这一文坛形象的定格，就是她“教育青年”的后果，是青年们对她的“反哺”。
丁玲选择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历史问题需要官方平反。如果丁玲不那么懂事地合作，她的历史问题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能解决，一个有着被官方定性的历史问题的丁玲比一个“左”的丁玲更易于被人们接受吗？谁又能撇开官方的定性，给她一个公正的结论？
文/李美皆
《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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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写作（译文）
星期二 九月 22, 2015 7:17 pm
玛雅的第一篇小说写的是这么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们不进行繁殖再生，而是分裂再生。在那个世界里，每个人理论上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选择分裂成两个年龄只有本人年龄一半的新人。有人选择在年轻的时候就做这个分裂，比如，一个十八岁的青少年可以分裂成两个九岁大的儿童。另外一些人，则在已经拥有稳定职业和独立经济的中年时期选择分裂再生。 玛雅小说里的主人公没有选择分裂。她活到了八十岁，长期受到社会各方的舆论压力，但是坚持不分裂。在故事的结尾，她最终死去。
阿维阿德认为这是个好故事，不过结尾不太完美，有点太过沉郁的意思。沉郁，同时又缺乏惊奇。玛雅写作班的同学们却纷纷夸奖小说的结尾。他们的授课老师（据说是很有名的一位作家，但是阿维阿德却从没听说过他）对玛雅说，她的小说结尾虽然平淡，却有股子穿透灵魂的魔力，或者诸如此类的扯淡赞语。但是阿维阿德可以看得出老师的评语让玛雅十分受用。她给阿维阿德复述老师评语的时候，那口气简直像一个信徒从圣经里复述章节一样。阿维阿德本来想给她建议另一种结尾，见玛雅如此醉心，也就算了，就道，这完全是个人品味的问题，他本人其实并不十分理解这小说。
玛雅的母亲建议女儿去上这个写作班，并且说她一个朋友的女儿就参加了写作班并十分喜欢云云。阿维阿德认为这样玛雅可以多出门，她自己也算找点事情做做。他本人上班总是很忙，且自从上次流产之后，玛雅就从未出过门。每当他下班回家，他就看见玛雅腰板挺直地坐在客厅沙发上。玛雅不看书，不看电视，甚至也不哭泣。玛雅犹疑不决是否要上写作班的时候，阿维阿德劝说道：“去上吧，先去一次，试试看。就像小孩子去夏令营一样。”后来他意识到自己有点不够体谅，用小孩子来做比喻，而玛雅两个月前刚刚流产。但是玛雅自己却是微笑着的，说夏令营也许正是她所需要的。
玛雅的第二个故事写的是在一个世界里你只能看见你爱的人。主人公是个深爱自己老婆的已婚男人。有一天，他的太太在走道里径直撞上他，他手里的酒杯也因此摔碎一地。几天后，她又一屁股坐在了正在圈椅里休息的丈夫身上。他妻子的解释是：第一次因为自己脑子里正在想着别的事情；第二次她坐下的时候压根就没看周围。但是她的丈夫却怀疑老婆已经不爱自己了。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他决定做点出格的事情来考验她：他为此剃了自己八字胡的左半边。那天他买了一束秋牡丹回家。太太微笑着感谢他买的花。但是他能感觉他太太在吻他的时候在和虚无的空气作斗争。玛雅把这个故事取名叫“半撇八字胡”，又对阿维阿德说当她在写作班里大声朗读的时候有些人失声而哭。阿维阿德惊叹地“哇”了一声，在自己妻子的前额印上一吻。那天晚上，他们因为一些小事而争执：玛雅忘了捎他的一个口信什么的，阿维阿德对她大声咆哮。他是有错的一方，最终也以他主动道歉作结。“我今天工作很不顺，”阿维阿德摩挲着妻子的腿，努力弥补自己的过失。“你原谅我吗？”她原谅了他。
写作班的老师曾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和一个短篇小说集子。两本书都不是很成功，倒是有几篇不错的评论。至少，阿维阿德公司附近书店里的那个女店员是这么说的。小说很厚，有六百二十四页。阿维阿德买了那本短篇小说集。他把书放在案头，每天午休时间抽空看一点。集子里的每一个故事都发生在一个不同的国家，也算是它的特色吧。封底上的介绍说作者本人曾经在古巴和非洲做过多年的导游，他的旅游经历也因此影响了他的创作。封底照例有张作者的黑白小照片，照片里他笑得有点自鸣得意，仿佛他运气多么好才成为目前的作家一样。玛雅曾经跟阿维阿德说，那个作家想在他们写作班课程结束之后把玛雅的作品转递给他的编辑过目；虽然她本人不抱太大希望，但是如今的出版商对于写作新人的寻找可是求贤若渴。
玛雅的第三篇小说很搞笑：是关于一个女人生了一只猫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那个丈夫，他怀疑那只猫并不是自己的骨血。他们卧室的窗户下面有只大垃圾桶，一只肥大的黄色公猫常躺在垃圾桶盖子上睡觉，每次看到那丈夫去倒垃圾，猫的眼里就仿佛透出轻蔑的意思。最后，那丈夫和那公猫终于大打出手。男人扔了一块石子砸猫，猫则对他又咬又抓。受伤的丈夫、老婆还有他们吃母奶的婴儿猫一起去诊所里打狂犬症疫苗。等着医生看诊的时候，丈夫感到十分屈辱、疼痛，却一直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小猫呢，似乎感觉到了他的痛苦，因此从他母亲的怀里爬出来轻轻地舔他的脸，同时发出安慰的“喵喵”声。“你听到了吗？”妻子激动地问她丈夫，又道：“他喊你‘爸爸’呢！”那时，男人的泪水终于止不住地汹涌
而出。当阿维阿德读到这里的时候，他也费了好大力气才忍住没哭出来。玛雅说她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又已经怀孕。“这是不是很奇怪，”她问阿维阿德，“我的脑子还不知道自己怀孕呢，但是潜意识却似乎已经提前知道了。”
底下那个星期二，阿维阿德照例去接上写作课的玛雅，不过比平常早到了半小时，他把车在停车场泊好，就去找老婆。玛雅在教师里看到他时十分吃惊，阿阿德则坚持让她把自己介绍给授课的作家。作家身上散发出很浓的护肤水味道。作家松弛无力地握了握阿维阿德的手，对他说如果玛雅选择了他做丈夫那么阿维阿德必定是个很特别的人。
三星期之后，阿维阿德自己报名参加了一个初级写作班的课。他没跟玛雅讲，但小心起见，他告诉自己的女秘书说，如果有任何家里来的电话她就说他在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不可以被打扰。写作班的其他学员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女性，看到阿维阿德时，她们时不时地翻他白眼。纤瘦年轻的女教课老师戴了一方头巾。班上的女人们私下里议论纷纷，说女老师住在占领区的安置房里，而且身患癌症。老师让每个人做个自由写作的练习。“脑子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她说。“不要想，尽管写。”阿维阿德努力不去思考，却觉得异常困难。他身边的年长女人们一个个紧张地写起来，好像一群学生急着在老师叫他们停笔之前完成所有考题一样。过了几分钟，阿维阿德也开始写起来。
阿维阿德的故事是关于一条鱼。鱼儿本来幸福地游弋在海洋里，然后一个邪恶的女巫将他变成了一个人。鱼儿不能接受自己的身份转变，于是决定要找到女巫并让她把自己重新变成一条鱼。这是一条特别高效而且富有创业精神的鱼，因此在他寻找女巫的时候，他不仅结了婚，而且开了自己的小公司，从事从远东进口塑料产品的业务。身为一条鱼，他曾经游过七大洋并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经验，他的公司业务也因此很快就蒸蒸日上，并公开上市了。与此同时，那个邪恶的女巫在作恶这么多年以后也有点疲倦了，于是决定找到所有曾经被她施以魔法的人类和生物，向他们致歉，并把他们恢复真身。有一次，女巫去拜访那个被她变成一个人类的鱼。女秘书让她在接待室里等着，说老板正在和台湾的合作伙伴开一个卫星电话会议。那个时候，那条鱼已经不怎么记得他曾经是一条鱼的前世了，而他的公司如今已经控制了全球一半的塑料产品业务。女巫等了好几个小时，当她意识到那会议不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她就坐上自己的扫帚飞走了。那条鱼的人生和事业越来越好，直到有一天，他已经很老了，在他早年便宜买下的十几栋海边度假旅馆的一个房间里，他一眼望出去，看到了久违的大海。突然他想起自己曾经是一条鱼的过去。一条十分富有的鱼，在全球拥有许多分公司，公司的股票也在多家股市交易，但，他依旧是一条鱼。一条多年没有尝过海水咸味的鱼。
当老师看见阿维阿德已经放下笔的时候，她投过关切的一瞥。“我还没有一个结尾，”阿维阿德满怀歉意地小声嘀咕了一句。他把声音压得很低，不想打扰那些还在奋笔疾书的、上了年纪的女士们。
（原载于《新语丝》２０１２年１月号，英文译作登载于《纽约客》２０１２０１０２号杂志。）
中译者：应 帆
原作者：埃特伽·凯瑞特（ Etgar Keret， 以色列）
英译者：桑德拉·斯尔沃斯通（Sondra Silverston,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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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大势中的人事天命
星期二 九月 22, 2015 6:54 am
近日，著名历史散文家夏坚勇先生推出新作《绍兴十二年》。这是一部极具诚意的作品，面对近年来国内不断攀升的写史热潮，历史散文家的写作,终于奋起直追并有所突破。
《绍兴十二年》记录的是南宋开国的一小截耐人寻味的历史。“绍兴”是南宋高宗赵构的第二个年号，意为继承并发扬光大。
绍兴十二年是公元1142年，这是南宋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南宋的基本国策——求和偷安，就是这一年被全盘定调并贯彻落实的。其标志性事件，正是以“千古冤案”著称的杀害岳飞。此书即从追思“岳飞为何一定要死”开始，记录下南渡初定的宋王朝在绍兴十二年的生死抉择。
历史大势中的人事天命
历史散文扛鼎之作
客观地说，作为历史大散文，尽管作者开展了极为严格的、并不输于专业史学家的考据工作，但《绍兴十二年》仍属于审美阅读范畴，我们依然不能完全作为信史来看，只能作为散文艺术作品阅读。因为作家不只是在写史，还毫不掩饰地把自己写进了作品。
整部作品充分展现了作者的功力、文笔、智慧与幽默，亦足见作者的诚意：在用清明上河图的“笨办法”，来描摹南宋初期从宫廷、政治、军事、经济到民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把自己的抒情、品藻、调侃和思考融入笔端，由此呈现一个散文家的整体史观和文学造诣。
历史大散文，自余秋雨先生开端以来，一直是写作的热门。有道是“成也秋雨，滞也秋雨”，余先生的写作一直难以突破中国写作者挥之不去的儒家情结，或者说儒学史观，动辄“君子”、“小人”道德品藻，大笔写春秋，大做书生意气的感叹，看得有趣，但仔细琢磨却了无新意。
说到底，无非忠臣良相、权奸恶将、才子佳人、君子小人、家国兴亡的那些事，无非谁比谁更好，或者谁比谁更坏。夏坚勇先生曾经推出的《湮没的辉煌》，亦属此套路。这种套路，虽然用现代汉语写就，依然难脱古典时代策论式散文的窠臼。好看，但经不起推敲。
然而，《绍兴十二年》并不是“历史大散文”的简单延续，而是得益于黄仁宇先生的史学名著《万历十五年》。众所周知，近二十年来，大陆史学仍处于积累期，多数的成果，在于材料的不断丰富，而思想和史观的发展并不显著。然而，墙外开花墙内香，寓居海外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往往令国内耳目一新。
从此意义而言，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给国内带来的不仅仅是《万历十五年》这样一本奇特的史学专著，还在无声息中给大陆带来了一种观念的变革，颠覆了很多人僵化教条的史观。史学界以往那种先入为主、主题先行、用固有理念生搬硬套的史观，慢慢被细致的、有血有肉的、就历史论历史的史观所取代。
因此，虽然近年中国纯文学创作处于颓势，而文史交集的边缘写作却显得热闹，格外地被看好，且成果斐然。各种架空的、大话的、水煮的、戏说的、穿越的历史，固然价值不高，但让大众保续着对历史阅读的好奇心。
很多饱读史书的优秀随笔散文作家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厚积薄发，让历史写作异彩纷呈，也给上乘佳作的出现提供了丰沃的土壤。老当益壮的夏坚勇先生借智史家，花了十年的工夫，发力于南宋的建政之际，追讨那一刻的天人之变，拿出了这部可以说“中兴”与“革新”历史大散文的扛鼎之作，令人百读不厌，由此不得不心生敬意。
不过，与《万历十五年》的史笔言必有据、就史论史、不轻易论断相比，《绍兴十二年》毕竟是散文，可以容纳一点点想象与虚构，容纳下文学的文采与个人的胸臆。大作已成，山摇海啸不能改其根。那么，在欣赏作者开阔的历史描摹之时，不妨随着作者给出的命题，探讨一下作者给出的史观、史实与史见。
赵构的天命与人事
在《绍兴十二年》中，作者着重描写的一个主人公是宋高宗赵构。这位锦衣玉食的康王爷，本是贪图享受、懦弱却颇为聪慧的“贵二代”，在北宋破灭的大厦之倾中仓皇南逃，经历金人多次的追杀，本朝军人的哗变（苗刘之变），国破家亡，父母、兄弟、妻儿要么成了俘虏，要么惨遭横祸，算是饱经磨难。
赵构百折千回中，能够在杭州重建赵宋朝廷，也有很大的运气成分。改杭州为临安，说是“临安”，其实是“临危”更为妥当。他所面对的，是历代王朝没有过的危局，即北方游牧民族要全盘灭亡华夏帝国。他身上要守卫的，不仅仅是一个赵宋王朝，还必须是以炎黄为宗的华夏帝国。不管他认不认，如果华夏亡，他不仅无颜以对赵家祖宗，更无颜以对炎黄以来的华夏族列祖列宗。身为皇帝的赵构，曾经懦弱的花花公子式人物，当此大任，实在也是冥冥中“天命”的捉弄。
根据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对中国气候的物候学考证，自晚唐末年到南宋败亡，是一个小小的间冰期，在木星和金星引力的微妙作用下，北方气温日趋温暖。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并不那么长久的冰天雪地，足以让草肥马壮，人口繁荣。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的动乱，让大量中原的优势技术（尤其是冶金）传入了塞北，以至于让契丹人以“镔铁”（辽）为国号。在此形势下，宋对辽、金以及蒙古征战的无能，也是天数。塞北民族拥有骑兵和铁器，善于大兵团机动作战，甚至到了蒙古时代，还充分掌握了火器。自宋开国以来，外战败多胜少，绝非是“虚内”或者“轻武重文”一点所造成的。
史学大家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种“造极”也是天命之一，就是宋有着向近代化转身的可能。诚如我们熟知的，宋代的商业信贷、冶金煤矿、制造工业以及对外贸易均相当发达，商业化和城市化也达到较高水平，拥有财产权的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渐成气候。
然而，作为一个持续了千余年的帝国，宋朝仅仅发展出一些现代社会的雏形。宋朝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的“巅峰”，恰恰不是因为其古代性，而是因其现代性。可惜，当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跨上武力征服的烈马，这点微弱的现代性是挡也挡不住的。
我们总以为华夏文明的农耕，对于游牧民族有怎样的文明优势，其实，就抵御暴力的实际效用而言，文明是非常脆弱的。贫穷和毫无权利可言的农民，供养着庞大的国家官僚机器，国家机器日趋复杂，可民众永远是那么贫穷。
华夏帝国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华丽宫殿，迟迟不能对周边游牧民族占有决定性战略优势，没有诸如大英帝国对阵大清帝国、美国对阵萨达姆伊拉克时的那种实力上的“代际差”——原因只有一个，国力在皇权专制的泥淖里越陷越深，即便是诸如大宋的“富国”，也不能真正造就“强兵”。
夏坚勇先生所塑造的赵构，就这样狼狈不堪地撑持起一个繁荣却不强大的王朝，带着超乎寻常的忍耐力，在不堪的“天命”之中苟且求和。作者笔下充分运用了现代心理学的见识，对赵构苟且偷安的一面刻画得淋漓尽致，大加揶揄，但却忽略了现代史家应该抱有的“理解之同情”。倘若不带褒贬地看，赵构的战略很明显是外用臣道，内用黄老。作者刻意将其心思缜密的一面刻画得很细致，对坐镇川蜀的大将吴，用川盐烧一顿水煮牛肉以示拉拢。显然，“杀岳”之举实在也是其自认最合理的选择。
岳飞之死固然是巨大的悲剧，但赵构胜利的成果十分有限，“天命”之中，金国不可能一举被灭亡，拉锯式的战争，残宋比金人还要耗不起。倘若赵构能在委曲求全中坚定地守好半壁河山，坐等北方生乱，总还有一线翻盘的机会。并非古人不明是赵构执意冤杀岳飞，而是若南宋不立，赵构比岳飞还要惨（不信可参南明覆亡史）。所以，史书诘难赵构者少，实在是谅其苦衷。对历史人物的悲剧化解读，总要比刻意矮化要好。
身为卧底的秦桧
书中另一位主人公，是那位遭受千古骂名的秦桧。任用秦桧，并不允许赵构“无罪去首相”，是金宋和议的条款之一。事实上，不论是否可考投诚金廷，这位大名鼎鼎的“奸相”，其实是“和议”政策的卧底。（这无需太惊讶，因为也有很多汉族的金臣为南宋通风报信）作为金人的超级卧底，秦桧算是小人么？不是，他忠实履行着卧底的责任，并为自己取而代之做准备。
与北宋那些赫赫名相相比，以秦桧固有的才能和心胸，最多做一介县尉。然而，能身居宰相，实在是因为此人完全是为败坏南宋朝廷而存在的。事实上，他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南宋的文治朽坏、贪污腐败、横征暴敛，大概也是从他开始。赵构日夜提防着这位“没柰何”的宰相，与其说在“求和”上战略协同，不如说是虚与委蛇。
历史的尘埃重重叠叠，作家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带着读者走得更近一些。富甲一时的南宋，如同生死存亡、千钧一发之人，在当时的“天命”下，做出了古典王朝最大化的努力，方在游牧民族迎头赶上的攻势上，得以保全华夏帝国文明的苗裔。农耕时代，人们生存方式受自然影响太深，天命的变化无端令人唏嘘不已。
作为战略决策者，赵构是理智的，也很成功。事实上，自绍兴十二年后，南宋与金的实力此消彼长，宋保持着壮大，金却走向了没落。在书中，作者写到了蒙元灭南宋，却没有写到南宋与蒙古先联手灭了金国。至少,无论对于精忠的岳飞，还是对于赵宋家族或深感“靖康耻”的宋人来说，大仇可雪，都算是一种历史的安慰。
在全书中，作者更深层描摹并对之批判的，是皇权专制的末路景象。君君臣臣的游戏玩了一千年，早已了无新意。华夏之邦，如果不迈出崭新的一步，种种宫廷、宗法和礼教的游戏，则完全没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富贵的还想更富贵，“官家”贪腐安逸，臣子尔虞我诈，民众一无所有，永远是一潭死水的格局。可是，就简简单单的“那一步”，对这样一个日夜企图苟全于乱世的老大帝国而言，何其难哉？难怪还要推迟近八百年，才能真正启程上路。
文/陶林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26期总第5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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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场戏曲剧本《梦断晚晴轩》校订本
星期日 九月 20, 2015 5:41 pm
十场戏曲剧本《梦断晚晴轩》
众所周知，《红楼梦》正式问世的版本按照脂砚斋等人的要求删除了“遗簪”“更衣”等情节，使得“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成为一桩无头公案。大陆作家刘心武为此写出“秦可卿之死”而首创“秦学”。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创作的《红楼梦断》第一部“秣陵春”则还原了苏州织造李府大宅院内的隐私。
“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十场戏曲剧本“梦断晚晴轩”把有关内容敷演成一部大戏，力图在舞台上声情并茂地再现所谓“爬灰”这一段风流悲剧。我所创作编写的《红楼新曲新编》以此“梦断晚晴轩”为压卷之作，也隐含了色字当头晚节不保不足为训的警世意义。
李煦是一个性格非常复杂的舞台人物。不能简单地把他归结为一个坏人。一念之差晚节不保，是进而造成倾家荡产的导火线之一。剧作者以活生生的舞台形象再现了《红楼梦》中曹雪芹笔下的贾珍和秦可卿。这儿既没有刘心武笔下所谓公公儿媳之间的“爱情”说，更没有安意如所安排的“秦可卿成了贾珍的妻子、惜春是贾敬与秦可卿所生的私生女”。剧本用意在于揭示被脂砚斋刻意隐去的真事，把大宅门背后的丑闻告知于众。
当代近代官场丑闻迭出，晚节不保很多起因于色胆包天。色字头上一把刀，苏州织造府家破人亡的悲剧就由此展开。戏剧情节对于某些裤带容易松的男性官员必定能起到一定的警戒作用。
《梦断晚晴轩》这一部戏共有十场正，场次数目均超过了剧作者所写的其他十一部红楼新曲。
在出场人物中，选用了苏州织造府四位清客作为串场人物。他们都无名无姓，只以甲乙丙丁来区分。不像在另外一部红学新戏《红丝砚传奇》里江宁织造府四位请客那样直接参与剧情发展有的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样一种安排在沪剧《眼睛是蓝的》看到过——那里面有赵钱孙李四位女性。对此，《梦断晚晴轩》剧作者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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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三：失败者之歌
星期日 九月 20, 2015 2:4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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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李霄峰又找出了黑泽明的自传《蛤蟆的油》。这是一本他读了无数遍的书。翻开扉页，那句影响过千万文艺青年的名言扑面而来：“不要怕丢脸”。
几天后，他的第一部导演作品《少女哪吒》将上映。这段时间，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其实拍摄完成以后，我才真正学着做导演。我开始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别人了。”
李霄峰的熟人会发现，他的微信朋友圈完全变了风格。在私人领地宣传自己的作品，过去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搞得跟安利似的，我还是安利的总头目。”以前，李霄峰的朋友圈是标准的高冷文青范儿：时不时甩一句令人费解的隽语，发个酷图片，心情波动时随机删，不经意间让世界感到此人骄傲……现在李霄峰每天平均发15条消息，每条都是《少女哪吒》的宣传。
6月24日深夜将近12点，李霄峰发了这天的最后一条朋友圈：为《哪吒》拉选票的小视频。贴完视频，他郑重地对766位好友打上一行字：“……请病毒传播这条视频，谢谢你们!”——“不要怕丢脸”，他对自己说。
李霄峰今年36岁。十几年前，他是著名的影评人，笔名LIAR，以文风犀利著称。后来合作过的许多导演和朋友当年都被他狠狠骂过。当了导演后，李霄峰翻出那些文章重读，“当年骂人家的这些缺点，好像现在我都有。”出了一身冷汗。随后某一天，他逛网偶得，黑泽明曾在1971年自杀过一次，未遂。那年黑泽明61岁。李霄峰觉得自己被黑泽明生生骗了一场，“你不是说不要怕丢脸吗?你那么大岁数了还自杀!”然后他慢慢想，慢慢明白，“其实，哪个导演不脆弱?”
李霄峰生就一副文艺青年命运多舛的样子。不高，一丝脂肪也没有的精干身材， 发型是极短的短寸;一副眼镜上框是黑色的，镜片直接融入脸色;笑时薄嘴唇扯开，嘴角羞涩，眼神狡黠，而眉头微倒挂，略显悲怆。头骨明明线条流畅，不知为何却让人觉得到处反骨。整体看上去，像是用密度极高的材料制成，放到水中便会直沉到底的一个人。
“那天我在想啊，从《哪吒》这个电影，我能看到我小时候，我难道是又把小时候的路重新走了一遍吗?”中学时因为“到处反骨”，李霄峰常被老师孤立，因为老师孤立，同学也就不敢理他。李霄峰父母都算是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希望他大学别学文科，结果他考入中国农业大学，读“市场与广告”。上到大二，他退学，去了比利时学电影。在比利时上完两年基础课，他又跑了回来。
不止一个李霄峰的朋友这样形容他：“比较蹉跎……他是有点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劲头。”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迎来第一次互联网热潮。1998年左右，一个搞IT的程序员“边城浪子”建了网站“电影红茶坊”，李霄峰常去那里逛，聊天，看文章也写文章，结识了一批热爱电影的同龄人，其中包括后来的著名编剧顾小白以及《少女哪吒》的制片之一冯睿。后来李霄峰又摸到了新浪论坛，“像疯狗一样四处乱窜”，参加各种线下聚会。最后，这批人进驻当时规模最大的电影论坛“西祠胡同—后窗看电影”。
2001年，李霄峰出版了电影随笔集《天亮说晚安》，署名LIAR。
2002年李霄峰在威尼斯电影节
2002年年底，李霄峰进了陆川《可可西里》剧组，担任纪录片导演。这是他接受的第一次专业电影训练，他自认从中获益良多。两年后，《可可西里》完工，李霄峰累坏了，他想不如找个工作，试试上班吧。
那一年，李霄峰用LIAR的笔名写了最后一篇影评，批评了顾长卫的《孔雀》。 当时LIAR撰写的影评可以拿到一个字一块钱的专栏稿费，出去行走江湖也能“吃香的喝辣的”。但是李霄峰决定停止写影评，从此当一个真正的电影创作者。因为“不喜欢给自己留后路”，他还决定以后再不用“LIAR”这个名字。“那时候我很年轻，写的影评其实就是观后感，不属于评论范围。不写了，对我来说有什么损失呢?当想要抒发自己的时候，难道不借助别人的作品我就不能发光了吗?”
他给许多电影公司发了简历，把以前写影评写专栏的经历一概去掉，名字只署“李霄峰”。接到第一份OFFER，职位是策划，月薪1500。“我第一反应是受到了侮辱，后来再想，这是正常的，人家凭什么啊?我有什么经历呀，我不就是进一剧组，当了一个文学策划和纪录片导演吗?”后来他去了另一家电影公司作策划和发行，月薪3000。
2005年，当初被LIAR骂过的导演张元正在寻找年轻人一起合作。在带《看上去很美》奔赴威尼斯的航班上，他读了李霄峰的两个故事。从威尼斯回来，张元去找李霄峰，说：“下一部戏，我们合作”。当时李霄峰正百无聊赖，浑身力气没有使出的地方，又有杂志找他写影评，他刚有点心动，张元告诉他，霄峰你真的不能再写影评了，“这是俩方向”。
李霄峰觉得张元说得对。接下去，他开始查资料，实地考察，写剧本。一年多后，新剧本出来了，讲述某地一群不满18岁的少年团伙犯罪的故事，取材真人真事。李霄峰给剧本起名《无法无天》，也没想到应该改个名就送了审。审查意见发下来：“不批准拍摄”，有关部门认为这剧本“不适合张元”。李霄峰说，潜台词是“太适合张元，所以不许拍”。
李霄峰心灰意冷。他去工作室找张元，打算再喝一顿酒，就“拜拜”。张元穿着大拖鞋，大T恤，晃晃悠悠地进来，把手里的酒杯递给李霄峰，说：“来一口”。
那天晚上张元和李霄峰喝着酒聊了一夜，又聊出一个电影剧本，就是后来由李霄峰出演男主角的《达达》。
《达达》拍了50天。拍完之后，李霄峰有些厌倦几年来的电影生涯：“觉得没希望，对自己也绝望，这难道就是电影人的生活吗?就是每天聚在一起，胡吃海喝?跟那些商人打交道?拜这个大哥拜那个大姐?”对于电影，李霄峰的感触是编剧太没有掌控权，“做导演有掌控权吗?有，但也不多”。他想，不如自己开个公司算了。
李霄峰忽然想起来，他以前是学广告的。管别人借了笔钱，他跑去上海，开了个广告公司。公司开完再次忽然想起来，这是盘生意，应该先做市场调研。调研了半年，结论是没有客户。
李霄峰在上海度过了人生中状态最差的一段时光。每天，他宿醉起来，到楼下的罗森超市买一小瓶芝华士，再上楼，喝到人事不省。直到2009年《达达》公映李霄峰搬回北京，那几年他说自己是“写什么剧本什么被毙，干什么项目什么黄”，除了写作，就是喝酒。希区柯克有篇小说叫《醉鬼》，讲一个人酒后杀了自己的老婆，自己却全然不知，“我那时候就那状态，喝完以后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国贸桥上车开着，我把门一开，要跳下去。”
严重酗酒的问题困扰了李霄峰很久。“但有的时候，我突然一醒过来，会比清醒的人更清醒。我会清晰地看到世间的正在发生的一切和身边的人，心里很清楚自己到底在干嘛。”2012年，他出版短文集《失败者之歌》，在扉页上写着“真正的失败来自情感”。“这共鸣让我不安，像久旱的土地掠过风”——导演贾樟柯在序言中说。
2015年，《少女哪吒》杀青后的那个春节，李霄峰彻底戒了酒。
《哪吒》的第一笔启动资金是李霄峰管母亲借的。“借给你拍电影，还不如买理财，你也不给我利息……”母亲唠叨几句把钱打了过来。李霄峰说，这些年他的生活还是要靠父母接济。“说白了，温室里的一代，所以才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李霄峰的父亲说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直没在一个固定的平台上干过活，一直漂着”。
在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时间，李霄峰曾给父亲打过一个电话，说自己想改个名。“李霄峰这仨字儿特别冷，你说你本来有一山峰吧，跑到云霄里干嘛呀，能不能让人看得着啊?我觉得这名儿不平和，给人感觉特别傲慢。”父亲想了想，跟他说，别改了，“你就长这样，改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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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卫西谛在BBS“西祠胡同”创建了“后窗看电影”版块。
卫西谛出生于1973年，比他在“后窗”结识的LIAR、顾小白、绿妖等人要大上一截。但是关于电影，他们的经验很相似：大都在小城市出生长大，大学里学理工科，观影经历是以录像厅中大量的港片为启蒙，经由好莱坞，来到欧洲艺术电影大师;热爱电影的同时，他们都喜欢写作，渴望表达，但在现实中缺乏能够交流的同类。
回忆起在“后窗”的时光，顾小白说：“那是一个解渴的氛围，就像得到了源头。”顾小白2000年写的影评《等待是一生最初苍老》曾高悬于“后窗”首页很长时间，被无数网友满怀激情地阅读和转发。
2001年，在武汉上大学的绿妖即将毕业。武汉当时有电影爱好者自己组织的的观影活动，放阿巴斯、侯孝贤等导演的作品，放映地点一般是旧电影院或录像厅。那时候的周末，绿妖经常早上六点起床，坐七点钟的公共汽车从武昌到汉口去，刚好赶上九点钟的放映。
在公交车上，她会昏昏沉沉地睡过去，头磕在玻璃上，又醒过来。
看完两部电影，绿妖再坐两个小时的车回到学校，然后写文章，发到“后窗”。她记得，那时候的放映员偶尔去北京淘碟，带回从小西天、新街口淘来的VCD刻录碟片，都是用牛皮纸口袋装着，碟片上手写着片名。“那就是我们下一周的精神食粮，”绿妖说，“那时候的心情就像朝圣”。
毕业后没多久，绿妖来到了“圣地”北京。那一阵，“后窗”正是最鼎盛的时期。除了这批年轻的民间影评人，一些就读或毕业于艺术院校的专业人士也活跃其中，如史航，张献民，程青松和陆川……还有当时最出名的“饭局通知”版主、资深文青老六。顾小白记得，那时候北京的聚会频繁到几乎一周一次，一伙网上结识的朋友们吃喝、玩闹、聊天、淘碟，也赶各种各样的电影放映。
2002年，“后窗看电影”版聚合影。绿妖、史航、顾小白，老六，藤井树等。
2002年，“后窗”爆发了建版以来最大的一次论战。
当时，LIAR受《21世纪环球报道》之约采访贾樟柯，期间谈及王超导演的《安阳婴儿》。后来报纸被禁，LIAR将两万多字未删改的访谈原文贴到了“后窗”。“结果呢，”当时的LIAR、现在的李霄峰说，“就引起了一帮所谓的独立电影界人士的愤怒，还有学院派的愤怒——两边都得罪了。”
论战的起因，李霄峰回忆是“因为贾樟柯批了一句《安阳婴儿》，我原原本本把这话给写出来了，然后还附和了一句。他们就揪出我这一句话，上纲上线说我诋毁独立电影。” 不知为何，争论的点又迅速转移为“电影是否与政治有关”，一周内，每天都有数万字的长篇大论发布到论坛，各种注册小马甲出现，许多潜水ID浮出水面，更有人撕破ID以真身亮相，各种立场、利益、派别、关系错综复杂。
关于这场论战，不同的当事人说法各不相同。有说是电影理念之争，有说是年轻的民间影评人与学院派之争，整个过程，张献民曾评论：“像希区柯克的电影一样惊悚”。据说，那时候的网民还比较有要求，想人身攻击，也还先发一篇说理讲事的长贴，然后在下面用马甲开骂……LIAR就读的学校和原名很快被“人肉”出来贴上了网，李霄峰说“那是最早的人肉搜索”。绿妖则记得自己懵懵懂懂地被拉去帮战，听见顾小白在电话里问李霄峰：“你那边还需要多少人?”
现在回忆，顾小白把它总结为“长者和不愿意被束缚的年轻人”之间的论战。这场空前绝后的论战之后，LIAR及一批民间影评人出走，另辟版面，“后窗”步入式微。
2005年，“后窗”的精华文章结集出版为《后窗看电影》，内容简介中写着：“‘后窗看电影’成立的这六年，正是网络影评崛起、发展、成其规模的六年。而后窗网友这些文字，基本代表了这些年来的民间电影评论的正果。”
那个时候，BBS已盛况不再，曾活跃于论坛的民间影评人大多被吸纳入传统媒体。顾小白离开供职五年的铁道部机房，去《精品购物指南》当电影记者，同时写剧本。绿妖则早已开始更为严肃的纯文学创作。
除了《后窗看电影》，“后窗”的“遗产”还有老六编撰出版的《独立精神》、《家卫森林》等一批电影文化书籍。顾小白2005年出版的随笔集也仍命名为《等待是一生最初苍老》。
北京爆发“非典”那一年，“后窗看电影”的创始人卫西谛从京城回到了南京，养狗，写文章，过起独立撰稿人淡泊的生活。说起“后窗”，卫西谛说：“回头看我自己那时候写的，也就是认真而已。这是因为无知。大家知道的都很少，然后又很敢写。然后，更多的是那种交流的渴望。”
2013年5月开始，卫西谛和两三个年轻朋友合作，以南京为起点，在全国十几个城市发起了每年一度的“后窗放映”项目——每个城市找一到两家电影院谈合作，放映一些小众的艺术影片，以国产作品为主。
卫西谛说，他厌倦了以前独立电影那种在咖啡馆和大学里放映的状态，“后窗放映”要的是标准的影院放映，“因为他们本身拍的就是电影”。北上广等大城市已存在所谓的艺术影院，电影节也不少见，“后窗放映”关注的多是二三线城市。项目做了几年，许多媒体都有过报道，发展势头比较稳定。“这算是我做的比较符合影评人身份的一点事情吧。”卫西谛淡淡地说。
卫西谛的家离高铁南京南站不远，是个幽静的小区，楼房旁边种着大丛竹子。他的书架上放着自出版的摄影集《Way Away》，那是2013年夏天他在美国66号公路14天旅程的影像日记。照片是用胶片相机拍摄的。
除了《Way Away》、“后窗放映”的小宣传册，卫西谛的书架上还有他历年来出版的电影文集：世界电影评论年鉴《电影+》系列丛书(2002年起)、《为希区柯克尖叫》、《未删的文档》、《华语电影2005》……也有《后窗看电影》。每年的“十大榜单”他仍然在做，但是他说，对写影评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中国电影吧，我没有太多评价欲望。但是一个中国影评人老写外国片，不太靠谱，在媒体和大众其实也没市场。还有，即使是世界范围内的电影，也不像我们当时刚喜欢电影的那个时候，因为有好多大师没有看过，看到会刺激，会兴奋。电影的黄金时代差不多，2000年以后，我觉得看到的好电影越来越少。然后，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一些电影品味了吧?我觉得我越来越狭隘……每年我都会做一个小东西，就是年度十大，结果每年都很像，还是那几个导演的新作品。我觉很无聊了，写来写去总是那些…… 虽然我还是一个电影爱好者。”
夏天过去后，卫西谛计划去欧洲，也许会再出一本影集，也许写一些小说一样的东西。 他没考虑过做导演，他说自己“进入一个圈子的那种想法一向就很弱。”
这些年来，卫西谛与李霄峰几乎没有联系。《失败者之歌》出版那年，他们在杭州正好碰上，两人都挺高兴。那之后，卫西谛去北京也会专门找李霄峰聊一聊。李霄峰最终当了导演在他看来是件挺顺理成章的事。他说，李霄峰要拍电影，是好多年了吧?
《少女哪吒》的原著是篇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作者绿妖。那个“剔骨还母，彻彻底底把自己再生育一回”的少女哪吒晓冰，是以绿妖少年时的一个伙伴为原型，“写完后，作为一个年少时拼命想要离开家乡的人，”绿妖说，“感觉自己无意中投射了情感”。和李霄峰一样，绿妖也出于“难道不借助别人的作品我就不能发光了”的质疑，逐渐脱离了影评写作。但是当导演，哪怕编剧，对于绿妖来说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那太复杂了”。
2012年11月，李霄峰第一次读到《少女哪吒》原著。读完小说，他说：“我看到这俩少女，当场就已经活灵活现地戳在这儿了。再加上人物关系非常紧密，这种紧密是从内到外的，是在心灵深处建立的关系。这已经解决了一个电影最重要的问题。”他当即决定，放下手头已经改到第九版的另一个剧本，筹拍《少女哪吒》。
李霄峰找到绿妖购买五年的小说改编权时，绿妖问他：“你想好了?真的要拍?”
在一分钱投资都没有的情况下，李霄峰开始为《少女哪吒》看景。所有人都劝他说李霄峰你不要发神经病，你是不是疯了? 恰在此时，《哪吒》的第一稿梗概在上海电影节的创投单元拿到了最具创意项目奖。“我就知道，这个事儿可以做，没有什么退路了。”李霄峰说，“有一个瞬间，我感觉到四面八方的空气呀，正在向我聚拢。”
3
2002年，李霄峰从比利时逃学回到北京，一时不敢告诉家人，也就没地方住。他找到了在“电影红茶坊”结识的老朋友冯睿。当时冯睿住在东直门的回迁房，一个月房租1800。李霄峰就在他的房间里打地铺。有天晚上两人喝酒谈心，冯睿说：“李霄峰有一天你做导演，我来给你当制片人。”
那时候冯睿的工作是《新京报》的电影记者，为一篇调查报道，冯睿把整个中国电影产业的底子摸了一遍，报道发表后得罪了不少人。因为对真实的限度产生了质疑，冯睿后来离开《新京报》，彻底进入电影业，做宣发和制片，自己接一些项目。他说：“说是站着挣钱趴着挣钱还是躺着挣钱，但是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我是撅着挣钱，挺痛苦的。”
2014年春节，《少女哪吒》的试拍、建组、谈演员都已经完成，李霄峰忽然发现，管母亲借的40万快花光了。就像刚从比利时回来那天一样，他又找到了冯睿。冯睿想了想，建议他“停，先止损”。
但是冯睿知道，李霄峰是一个嘴上答应“好的好的，对对对”，但是绝对不听建议的人。根据冯睿在电影业的经验，《少女哪吒》有融资的先天缺陷：不够商业，新导演，没有明星——李霄峰坚持用符合角色设定的新人主演。冯睿告诉他：“你弄这么一个东西目的一定要明确。第一次拍电影，你是想要作品成立还是想要卖大钱?口碑和票房你可能只能选一个，这个片子它先天不具备票房的潜质，那我们干脆就放弃，就一心来扑口碑。多少导演第一部拍完就籍籍无名了，与其这样不如用作品来把你抬出来。”
“这些都是我，一个制片人的嘴脸，”冯睿说，“制片人会比较功利，比较现实。”
实际上，冯睿当时手上正进行着一个自己的项目。考虑一周后，他决定卖掉手头的项目，将钱挪过来投进《少女哪吒》。“第一，李霄峰是我朋友，还是投友谊嘛;第二有个承诺在那儿摆着——虽然是酒后的。”2014年初，冯睿正式进了《少女哪吒》剧组。
之后，就是无数人的钱在滚来滚去，拆了东墙补西墙，“今天找这个借40万，明天找那个借30万，先把前面这个还上”。最惨的时候账上没钱，而冯睿卖项目的资金一时还没到，他觉得快完蛋了，“如果停机的话，李霄峰会损失，因为他前面自己垫了100多万，我要给他停掉的话，这100多万就打水漂了，怎么办呢?——我就哭。”哭完，又有朋友的钱刚好到账，然后冯睿项目的买主也通情达理地打来了尾款。《少女哪吒》就是这样在2014年5月18日杀了青。杀青后半年，所有资金才到位，投资方共计9名。
愉悦的创作过程告一段落之后，真正焦虑的阶段就在眼前。
作为独立制作的《少女哪吒》，9个出品方里面没有一个懂发行。2015年春节，李霄峰拿出家藏的好酒，专门请发行界大佬们来吃饭，取经。大佬听完情况，有的说：“霄峰，你这个片先搁一阵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什么什么片，拍完以后搁了三年，现在发，成了!”还有的说，你们走节展啊，“长了一副得奖相儿”。李霄峰急了，整个项目开始了两年，拍完都快一年了，“我必须得有个交代”。
在冯睿看来，饭等于白请，好酒也是浪费，“还不如给我喝了。”但他也承认，这情况正常。“李霄峰是用最难的办法，办了一件最难的事儿。”看过样片的大发行公司直接跟李霄峰说：“我觉得你这电影不错，你下一部戏想拍什么?我愿意跟进，剧本给我看啊，行，再见。”
最后，《少女哪吒》的发行交给了上海的 “鑫岳”，一家小型发行公司，老板是冯睿的朋友。冯睿找到他的时候，他说：“发行了那么多恐怖片，也该为真正的电影还还债了。”
更改了无数次发行策略，走了无数弯路后，《少女哪吒》的上映日期最终定在2015年7月11日，正处于“国产片保护月”。冯睿预见到票房很可能不佳是在上映前的两个月，但是真正感觉“要完蛋”，是在7月6日。
7月2日到19日，冯睿与李霄峰正在跑全国的院线，一家一家影院考察环境，见排片经理谈排期。7月6日，冯睿在重庆见到了7月10号的排片：《小时代》48场，从早上10点排到晚上11点，7个电影院全部如此。“我就知道完蛋了。”
冯睿说，这与他两三年前做第一部电影发行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世界。“那个时候你还能影响到影院经理的排片，那时候片源少，哪怕是暑期档也没这么多的大鲨鱼…… 现在是一个死结，最终话语权在影院。”
在合肥的左岸影城，李霄峰走进排片经理的办公室，亲眼见到了挂在墙上的大图表，每周、每月的票房清清楚楚写在上面，影院经理直接对票房负责，他们的收入和影院绩效也直接挂钩。“他们的压力很大，权力也很大——他愿意为你做点什么的时候，权力就会大，如果不愿意，他就是正正常常的一个影院经理。”
这家影城的排片经理告诉李霄峰，他们特别向总部申请了《少女哪吒》，一天排一场，包括周末。“我觉得我们作为电影人，应该为电影做点什么。”听见经理这么说，李霄峰差点从沙发上跳起来，“什么情况?一个排片经理跟我说他是电影人?我当时惊诧莫名，特别感动。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都不把自己当电影人，一个经理说他是电影人，把自己看成整个电影行业里的一部分，把自己的事业看成比自己高的一个东西。”
当然，李霄峰也知道，这样的人是沙里淘金，少之又少。他和冯睿都很清楚，跑院线，见经理，其实不会得到任何正式有效的承诺——哪怕得到了也没用。冯睿的目标和出发只是，让李霄峰从一个不想跟观众交流的人，变得能够将同样的话在一个晚上面对不同的观众，在不同的影院说三遍。“我觉得他在成长。他知道和观众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也会看到只有三四个人的一个场，这也是影院给的。他会明白在终端，面临的生态是怎样残酷。”
在《小时代》和《栀子花开》的夹击下，《少女哪吒》公布的排片率是百分之0.12，据冯睿说，实际排片率更低。首映那天，《哪吒》排了104场，而发出的拷贝是2012份。
李霄峰说，所有人都在告诉他，要研究市场，要尊重市场。“我不认为这是个健康的市场。把这些事儿都说透了，就是金钱可以操纵一切，可以蹂躏一切。”
《少女哪吒》的总投资超过900万，票房在100万左右，加上卖版权等收入，总共亏损20%-30%。李霄峰说，9个投资人对他的要求都是“别亏太多”——所以，还凑合。但这与冯睿“打平”的期许有差距。目前他们在操作第二轮放映，准备进大学校园，尽量让投资人“再少亏一些”。同时，李霄峰重新开始修改筹拍《哪吒》时放下的剧本，那将是一部接近类型片的犯罪电影，制片人仍是冯睿。开拍日期初步设定在明年4月，“这取决于资金”。
顾小白和卫西谛都表示，这样的结果已算是不错。“品相很好。”卫西谛这样评价《少女哪吒》。新晋导演的处女作往往是小制作艺术片，能够做到品相好，业内有口碑，下一部的资金压力相对就会减小，“之后，也许会逐渐融入一些类型片元素，慢慢探索艺术和商业的平衡，也是常见的情况”。
《少女哪吒》讲述了两个少女的故事。 在影片中，一个女孩妥协于世俗生活，另一个选择自毁，点题的话由这个十几岁的女孩说出：“这个世上只有一种活法，那就是诚实地活着。”
像当年的LIAR一样，许多看完《少女哪吒》的电影爱好者写了观后感。李霄峰收到很多邮件，有些人告诉他，被这部电影打动到落泪，也有人感到恐惧，还有人讨厌它，甚至表示仇恨。回想为这部电影经历的一切，李霄峰承认，有些时候，他会“轻微地厌恶自己”，也有些时候，“我在想，可能都是我当年骂过的，这事现在要报应在我们身上了，挺有意思的。”
在杭州的一次免费放映会上，李霄峰遇到了一名主动发言的女观众。她盯着李霄峰说：“你给我讲讲，白马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这电影，我没看懂。”李霄峰回答，你看不懂正常。女观众很生气，站起来拎着包走了。
事后很多朋友批评李霄峰处理得不好，劝他以后别这么直接，“多讲讲你创作的艰辛”。李霄峰说：“我是很真诚的，我是真的觉得没看懂特别正常，为什么一定要看懂呢?”
几天后，《少女哪吒》的一名文学策划给李霄峰发来一条微信说：“你本身就拍了一个不为世人所理解的人，不要指望别人会接受你。”
“白马”这个意象来自于李霄峰的另一名文学策划。那个女孩本是山东胜利油田一个造油厂的会计，生活在东营一个县城中。她读了《失败者之歌》，给李霄峰写邮件，李霄峰被她的文笔和文学素养吓着了。有一天，这个女孩早上8点钟骑一辆破自行车去上班，县城的主干道上全是拉煤的大货车，尘土飞扬。骑着骑着，她突然看见马路对面有一匹白马，就栓在电线杆子上。她停下车，看了很长时间，然后骑着车又走了。回到办公室她给李霄峰写了封信，描述那匹白马，诉说心中的难过。她写：“我很后悔，为什么没有上前去把它放了。”李霄峰回信，告诉她：“你是看到了生活中的奇迹。”
“在普通平常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枯燥里，忽然看到一个活灵活现的东西，而且还美，这不是奇迹吗?”李霄峰说，“所以很多人问我白马是什么东西，我说你管。你看到它，不就够了吗?还要怎么样，难道你非要看到它撒欢着跑才高兴吗?”
在《少女哪吒》的结尾，终于有一个女孩走上前，解开了那条缰绳。
来源:正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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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是一种“遭遇” ——(《黑麻地少年》代跋)
星期日 九月 20, 2015 2:40 pm
有一博友表示很郁闷，希望我给他一些建议。我请一朋友联系他，博友面对我朋友欲言又止，话肯定是有，但不知怎么说，从何说起，最终也没说出什么，也许不是我本人，他不愿意袒露心迹。交流前提是信任。强求不得。
根据我朋友提供的情况，我揣测，那位博友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因为，有一句话我非常关注，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GAY——他处在选择的边缘。
我想用简单的话告诉他，如果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就不必知道。
同志爱，不是什么，只是一种遭遇。这是我的观点。
博友，你要避免遭遇。换句话说，如果你还没进入，还没有认识这个圈子，你不要试图进来，不要试图创造“遭遇”。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你仔细读过我的故事吗？我所有的“故事”，都想告诉你，这是一种遭遇，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取向。上帝从来没有创造过第三种人，上帝只给了你选择的权利。
这个观点也许是颠覆性的，但不是没有根据。
大家都知道美国性学博士Kinsey（金赛），他把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分为6个等次，从1——6分别是程度。1，更接近异性恋，或者说基本就是接近异性恋的双性恋者。6，则是比较纯粹的同性恋。
Kinsey认为自己的程度是1，但是，当有一天他的助手——一个程度在4——6之间的男孩和他同住一个旅馆的房间，他看着光身子洗澡的男孩时，Kinsey的同性恋指数迅速提高。男孩向他示爱，并问他的指数“现在达到几了？” Kinsey毫不犹豫地说：“4！”之后，他们做爱了，从接吻到抚摩到……恋人的一套尽数演绎。在那个时段，在那个房间里，博士和助手成为一对不折不扣的同性恋人。也可以说，那个时段，那个房间里，Kinsey博士遭遇了。如果没有遭遇，Kinsey的程度依然是1。
我说的完全是真实的事，虽然，最初是一个学法律的人告诉我，但我以后查看过有关Kinsey的生平记载。这是真实的。
学法律的那人还有一个比较极端的论点，他认为全世界所有的男人都有可能成为同性恋者，无一例外，关键是看他有没有“遭遇到”。他认为，男人爱上男人和爱上女人的化学反应是一样的，前提是“看对眼”——也就是爱上这一个“人”，终极目的是让自己生理得到满足，而不是首先要满足对方。两者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他还有许多论据，比如，他认为有据可查的数字是97%——99%的男人都有自慰行为，而自慰的的本质是自恋，而自恋是产生同性恋的基本因素。既然如此，还有什么男人不可能发生同性恋呢？
他还根据自己的观点解释，为什么帅气的男人比较容易发生同性恋，因为，帅气的男人比较容易被“看对眼”，道理就像漂亮女孩比较容易被人爱上、性感的女人比较容易遭暴力侵害一样简单。由此看来，社会风行的“花样美男”和“男色消费”现象是滋生同性恋肥沃而广阔的土壤。
他说，否则你怎么解释，当今社会同性恋与日俱增的现象？他说，这是社会身份、社会角色发生变化的原因。甚至和女性地位的提高、男女平等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他说，同性恋的实际数字远远要超过目前官方公布的统计数。这些问题太专业，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我无法理解，也不想去深一步探究。
我几乎是赞成他的“遭遇说”的。因为，他就是例证，而我也是。偶尔看到博友贝晓东的一段文字，也是一个例证，摘录下来，大家可以读一读：
“有一天，我一个人在教室中看书，那帅哥从外面走了近（进）来，他突然从背后抱住我，我没动（！），他伸手摸进了我的衣领，我开始反抗，但终究敌不过他略健壮的身体，他得意地在我的脖子后面亲了一口，用下半身在我后面蛮力地顶了几下，然后松开了我。我想都没想，就给了他一巴掌，我们都惊呆了，被亲吻触电的感觉涌遍我全身，他捂着印着我五个指印的右脸，呆立着，脸上写满的吃惊、委屈、羞怒。正好有同学进来，他走回自己的角落，我则坐下接着看书。
那一天，我什么也没看进去，耳边回响着左手打在他右脸上那清脆的声音。我偷偷看过他，他嘴角有一丝红色。眼眶里噙着泪光趴在桌角，一动不动……那一晚我失眠了，那个我努力忘记的文凯又复活了，欲望重燃我熄灭已久的寂寞。”
贝晓东的文字通篇在叙述一段“遭遇”，而几乎所有的同性恋文学无不在叙述“遭遇”乃至遭遇引发的一切。
我不太赞成的是100%的男人都有可能成为同性恋的观点。人还是有划分的，Kinsey的6层划分还是比较科学。那么，究竟有没有在1以外的呢？我认为有，比例我不敢说，因为我没有研究。但仔细去想，1以外的这一部分人群依然和遭遇有关。没有遭遇到激发你爱上同性的诱因，说到底也是一种“遭遇”。
我和学法律的那个人的区别在于，我理解的“遭遇”比较宽泛。生活经历，生活环境，生活细节都属于“遭遇”，而不仅仅是遭遇了某一个值得你去爱的美男。比如，当一个男孩生活在女权强势的家族中，或者经历过某个事件，使这个男孩对女性产生偏见乃至畏惧、厌恶，都可能使他成为一个同性恋者。当然，如果遭遇到一个能激发你肾上腺素的美男，就更可能是在劫难逃。
需要说明的是，学法律的那个人在评述同性恋人群时，有两类人是排斥在外的：一是易装癖；一是变性人。我也认为易装癖和变性人不在同性恋范围中（尽管传统将他们归在同性恋人群中），因为他们的生命主题不是“恋”，而是“变”。在这个人群中，情感诉求不是主导，主导他们的是有强烈个人色彩理想诉求。我不知道“理想”两个字用得是否准确，“理想”给人的直观通常比较崇高，当然何莉秀一族也未见得有什么不崇高。说到何莉秀，不妨用她做个比方：在何莉秀的生命中诉求中，“做个女人”是他的原始希望，而不是因为“遭遇”了某个男人因爱不成而产生了做女人的念头——这样来看这个貌似深奥的问题，是不是浅显许多？
说到这里，我还是要回过头来，告诫那位博友，避免去“遭遇”——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如果你承受不了世俗的压力——当人们没有清醒认识这个现象时，世俗的偏见总是存在的，不可避免。做不做得到“避免遭遇”？我不敢说，看来好象很难。但可以努力去避免。因为“同性爱”在当今社会还是很痛苦的。
如果，你已经身在其中，“遭遇”已经促使你成为所谓的圈中人，而你又不想去累及那些“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GAY”的人，那么，你也要避免让他和你“遭遇”。
我在下一篇连载故事里，将要出现的主题就是“遭遇”——那个学法律的人“遭遇”到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后，内心的GAY情结突然就被激发出来，他在震惊之余，突然就感悟到原来人是这样的。
他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黑匣子”，你要小心翼翼地按着，否则，当黑匣子一不小心被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这篇文字，权当我的“前言”吧，我想它应该可以起到对“故事主题”的解释作用。
想听我建议的那位博友，你明白了吗？如果还一头雾水，一定要看我的连载哦！
——冯剑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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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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