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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讲座《賽金花和她的時代》


星期四 十月 08, 2015 8:13 am


主講:趙淑俠
地點:黃氏藝廊,RSVP 網路訂位
日期: 10月17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2 點至4點,2:00 - 4:00 PM

LITERATURE SEMINAR (In Mandarin) -- Shu-Hsia Chao (趙淑俠)

(提醒: 座位有限, 當天您的訂位將會保留15分鐘, 逾時不候, 謝謝您的體諒)有

賽金花:「眼望天國,身居地獄,這樣的苦苦掙扎便是人的一生。」(趙淑俠/《賽金花》)

《賽金花和她的時代》

主講人: 趙淑俠

賽金花是中國近代史上富有傳奇色彩的女子之一,她生活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葉,曾經三度嫁作人婦,三次淪落風塵,曾作公使夫人出遊歐洲,也是清末第一名妓。賽金花一生大起大落,她14歲被賣到蘇州河的花船上,墜入風塵,16歲邂逅洪狀元,展開傳奇生活。這位西方人眼中的絕代佳人,卻是中國人眼中的低賤小妾,她雖然頑強抵抗當時社會體制,做出一些驚世駭俗的舉動,終究是人海沉浮中的一個渺小卑微女子。在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的烽火連天之際,據說,她斡旋聯軍統帥,保衛北京市民,雖然成就了她生命的另個制高點,但社會並不原諒她充滿原罪的過去,最後她終於在「眼望天國,身居地獄」的哀歎中,孤寂淒涼的消失於紅塵盡處。
1990年,趙淑俠以歷史人物傳記方式寫成36萬字《賽金花》,寫作過程中她力求忠於史實,用兩年的時間勘察遺蹤足跡,閱讀各類中、德文相關史料,書寫兩年,歷時四年完成這本著作。此書由台灣九歌出版社初版,於1991年獲中山文藝小說創作獎,接著又獲金鼎獎,並蟬聯暢銷書榜首多時,至今於台灣和中國已再版30多次。《賽金花》手稿,於1991年為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收藏,近年國內外大學中已有多名研究生,以趙淑俠版《賽金花》做為碩士或博土論文的主題。
如何評價賽金花,這個議題爭論了百年沒有答案,在不同的作家筆下, 她有著不同的性格,形象幾經人為塑造,"賽金花" 早已成為超越她本人的概念和符號,而她的真實面貌也許永遠都會是一個謎。史上許多以賽金花為主角的作品,作者都是男性,從這些男性視野所描繪的賽金花,多半著重在她身為一個妓女的形象以及環繞著有關她的緋聞野史。趙淑俠則以女性的敏感和悲憫,用現代視角來透視及感受賽金花的命運;一般的評論認為,趙版《賽金花》,還給了賽金花「人的本性」和「新的生命」。
趙淑俠說,當她閱讀過豐富的相關史料後,發現了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像賽金花那樣一個父死弟幼的寒門女孩,對於自己的命運是很難掌控的,一旦被迫墜入風塵便永無翻身之日,雖然努力掙扎想過正常人的生活,卻因社會不給機會,而必須受盡侮辱與命運玩弄,最後仍舊淪為當時男性社會的犧牲品。因此,趙淑俠希望能根據她所蒐集的相關資料,以賽金花為經,並以當時的時代背景為緯,用一個全新的角度來寫一本忠於歷史的女性小說。在這次的文學座談中,趙淑俠將與聽眾分享她眼中的賽金花,也藉由賽金花的經歷,重現當時中國社會轉型的珍貴歷史形象,喜愛中國文學歷史的你們千萬不要錯過這個難得的機會!


關於趙淑俠

趙淑俠祖籍黑龍江,生於北平。1949年隨父母到台灣,曾任美術設計師、廣播電臺編輯等職,也曾擔任中國人民大學、 浙江大學、華中師範大學、黑龍江大學等院校的客座教授,旅居歐洲三十多年,現居美國紐約。1991年,在趙淑俠的奔走籌畫下,<歐洲華文作家協會> 在法國巴黎成立,是為歐洲有華僑史百年以來,第一個全歐性的文學團體。
1980年以《我們的歌》崛起華文文壇的趙淑俠,堪稱少數兼具台灣、中國、北美以及歐洲經驗作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趙淑俠自1970年代開始專業寫作,共出版作品三十餘部,其中長篇小說《賽金花》及《落第》並拍成電視連續劇。1991年以《賽金花》一書獲台灣中山文藝獎,1980年獲台灣中國文藝協會小說創作獎,2008年獲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終身成就獎。她曾擔任 <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 會長,目前是 <世界華文作家協會> 榮譽副會長。

〈賽金花〉初版於1990年由台灣九歌出版社出版

賽金花十六歲,初嫁洪狀元時 (1887年)

趙淑俠〈賽金花〉一書至今於台灣和中國已再版30多次,對此書有興趣的讀者可洽紐約法拉盛世界書局

【座談大綱】

〔1〕賽金花的身世,生長的時代背景
〔2〕邂逅洪狀元,展開傳奇生活
〔3〕西方人眼中的絕代佳人,中國人眼中的卑賤小妾
〔4〕頑強抵抗,驚世駭俗,人海沉浮
〔5〕八國聯軍,成就生命的另個制高點
〔6〕一生大起大落,放不下的是個名份
〔7〕眼望天國,身居地獄,消失於紅塵盡處


【黃氏藝廊】聯絡電話:(212) 225-8400
電子郵件:[email protected]
地址:法拉盛緬街39-10號303室(3樓)
39-10 Main Street, Suite 303 (3 Fl)
Flushing, NY 11354 (Hwang Gallery)

文/张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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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你的,就一定会兑现。------杜维善:我遥远的父亲杜月笙


星期三 十月 07, 2015 11:21 am


杜维善:我遥远的父亲杜月笙


2007年5月的某一天联系到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杜维善时,电话那头的声音是一口标准的京腔,在电话里,杜先生把采访约定在未来他回大陆的某个时机。
   时间久了,这个约定也慢慢淡忘,偶尔想起,以为不过是谢绝采访的一种婉拒。不料上月某天,突然接到电话,“我是杜维善,我到北京来了。”见面时坦率告知之前的疑虑,杜先生只淡然一笑:“我答应你的,就一定会兑现。”
   75 岁的杜维善并不善谈,谈话中偶尔流露出的眼神也颇有几分凌厉。每一位知道杜维善身世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将他与熟悉的一个形象暗暗作对比——那便是他父亲杜月笙,这位被称为上海滩教父式人物,几乎成了旧上海的符号。
   20 世纪60 年代起,一个偶然的机会,杜维善开始收藏中国古钱,时至今日已是收藏界颇有分量的收藏家。1991 年,杜维善将自己收藏的全套丝绸之路钱币,捐给上海博物馆,填补了一项空白。杜维善并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杜月笙之子的身份,他更愿意以收藏家的身份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
   因为父亲与梅兰芳、孟小冬的关系,杜维善也关注着陈凯歌的电影《梅兰芳》,不过对孟小冬与梅兰芳之间爱恨交织的复杂关系,杜维善坦言并不指望电影能展现多少。他最关心章子怡演的孟小冬究竟像不像。
   遥远的父亲
   对“杜月笙的儿子”这个身份有什么特殊感受,坦率说,这问题我好像从来没想过。早期我出去做事也没人认识我,知道我的人我也不是常碰见,所以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不过,自从做古钱收藏以后,知道我身份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会奇怪,因为大家认为我是个家庭背景很复杂的人,不可能有这种嗜好。我的出身不是我能选择的,我也没办法逃避这种命运。
   其实小时候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少。我母亲跟父亲结婚后,她自己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坊16 号,父亲和前三位夫人——我们称呼“前楼太太”、“二楼太太”和“三楼太太”住在华格臬路的老公馆里。老公馆不是我们去的地方,印象并不深。
   抗战爆发后,父亲先离开上海,借道香港到了重庆,我们和母亲一直住在上海,那段时间过得比较艰苦,平常用钱都得节省。记忆中,我们家很少吃米饭,都是面食为主,我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那时候我才几岁,父亲多少有些担心我们。上海政治性绑票很多,如果日本人或伪政府的人把我绑了去,以威胁让他赶紧回上海,那岂不很麻烦?不过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也没地方去。无非是出门上学,或者出去逛逛,我那时候喜欢逛上海四马路,就是现在的福州路,那边都是书店,我喜欢逛书店。
   直到抗战胜利的前两年,母亲才带我们到重庆与父亲团聚。因为父亲的生意和产业都在上海,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了上海,先是暂住在现在的锦江饭店,我们住在另一个朋友家里,彼此还是分开的。那时也不觉得父亲的身份有什么特殊,觉得一切很自然。所以,真正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也就是1949 年我们到了香港以后,但那时和父亲接触也不多。平时我早早就上学了,放学回来,吃完饭睡觉前,见了面叫一声“父亲”,然后就快快走开。平常我们吃饭也是分开的,我、姐姐和母亲在一个台子上,父亲和一班人在另一个台子上。
   父亲在我们面前一直很严肃,给我的感觉是很有距离,所以我与父亲始终没建立起一种亲近感。一方面父亲很忙,不可能经常和我们接触;另一方面,在父亲的观念中,在杜家始终以正房的长子为大,所以家里对外应酬都是大哥、大嫂出面。但我姐姐是长女,所以比较起来,她跟父亲的关系更近些。以往家里来了重要客人,父亲也会让姐姐从学校回来陪同客人的女儿。就像在影视或小说里看到的一样,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互相之间的明争暗斗是少不了的。我的母亲是第四房太太,她不太会用心计,但在杜家任何一房太太中,如果不用心计就要败下阵来。每位太太身边都有一些参谋给她们出谋划策,怎么争宠,怎么夺权。母亲也有很多参谋,有一次父亲过生日,几个太太事先商量,决定在那天都穿一样颜色和式样的旗袍,这样大家平等。母亲回来就问参谋这事情怎么办——如果答应她们的条件,那她终归是四太太,要排在后面,显不出地位;如果不答应,其他人肯定要数落她。那两个参谋说:你先答应下来,她们说什么样的你就去做,母亲也就依计行事,可她暗中另外预备了一套。生日宴一开始,她与其他几个太太穿一样的衣服出来,可是没几分钟,马上去换了一件。这样一来,众人之中她突出了。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都是我们搬到台湾后母亲跟我们说的。
   前楼太太很早就去世了,剩下的4 位夫人中,母亲和孟小冬的关系是最好的,其他两位夫人一天到晚地斗争。三哥四哥的母亲就是和二哥的母亲吵得一塌糊涂才带着两个儿子去英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杜家,兄弟间的斗争也很厉害,父亲有11 个孩子,我是男孩子中的第7个,因为我年龄小,也不住在一起,所以我也没涉及其中。父亲想培植大哥杜维藩,但实际上他是个阿斗。大哥喜欢喝酒,我父亲常常骂他:你代表我请客,可是客人刚刚到你就醉了,你还怎么代表我?但杜家的接班人始终是他,父亲的观念始终变不了,所以在他留的遗嘱里,长子和长孙的遗产多一份,其他几个都是平分——不过这些事情,也都成为旧中国的一个背影了。
   多面的父亲
   很多人对父亲的印象都来源于上海滩的那些电视剧,以为他们整天过的是刀光剑影、打打杀杀的生活。当然电视剧必须这样拍,否则就没人看了。
   《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当年曾见过父亲,还写了一篇《杜月笙传》,徐铸成文章中说,以为像杜月笙这样大亨式的闻人,纵使不是红眉毛、绿眼睛,总该是一介草莽式赳赳武夫,但见面后,只是一个修长身材、面色带青的瘦削老人,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言谈中也少带“白相人”常说的粗话。我父亲是个弱不禁风的人,听母亲说,父亲刚和她结婚时还喜欢戴金刚钻,因为上海在外面跑的叫“白相人”,他们都喜欢戴金刚钻,好像是一种身份。母亲就跟他讲,高级社会的男人不戴金刚钻,他的这种习惯就一点点地改了。父亲长年是一袭长衫,即便在家里,领扣也系得紧紧的。不过抗战前,蒋介石给过他一个少将的头衔,他拍了一张穿军装的照片,他一生中仅有这样一种形象。
   父亲因为小时候家境贫寒,没怎么受过教育,所以对我们的教育看得特别重要,一定要让我们在可能范围内受到最好教育。杜家的家教非常严,尤其是对男孩子。有一次大哥逃考,被他狠狠打了两个耳光。在家中,父亲的严厉具体是通过母亲执行的。有一次,姐姐英语没考好,母亲打了她十鞭子。
   父亲对文人一直有一种向往,也对他们很敬重。他结交了很多文化名人,很多文人也都成为他的私人律师或座上客。章太炎与父亲的私交甚好,1930 年父亲在家乡买了50 亩地,造了“杜氏家祠”,章太炎不但为杜家编了家谱,还写了洋洋千言的《高桥杜氏祠堂记》。杜家祠堂建成那天,包括蒋介石、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要人都送了牌匾,场面很大。
   章士钊曾做过教育总长,后来又在上海做大律师,所以那时他们的交往比较多。章士钊算是父亲的私人律师兼参谋。很早前,毛泽东要送很多共产党员到巴黎去,他找到章士钊帮忙,章士钊又来找我父亲要钱,父亲觉得各方面人都要结交,求到门下就要帮一下。
   我父亲也比较喜欢行老章士钊,在重庆时,章士钊和我们家住在同一栋楼里的楼上楼下。章士钊自己有个小书房,我每天给他磨墨,磨好了他来教我写字。
   后来到了香港,殷夫人还把章士钊用过的砚台送给我。父亲发达后,江湖上一些事情他就让别人出面去做,与早期的兄弟也保持了一点距离,而他更多做一些公益和慈善。每有灾害发生,父亲一定出面组织赈济。每逢春节过年,在杜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上海滩人都知道给杜先生拜年是不会空着手回去的。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年关将至,父亲就让手下到几个银行调钱到家里来,还有米,米倒不成问题,因为老公馆的管家万墨林是上海商会的,所以无论多少米万墨林都能拿来。那时候来老公馆拜年是排着队来的,包括很多穷人、乞丐,只要到大门口来给杜先生拜年,终归是能分红的。
   父亲的老家在上海浦东高桥,每年夏天他都要从药房买大量的“痧药水”、“诸葛行军散”,送到高桥,挨家挨户免费送发。这个举动坚持了好多年,我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到浦东老家去,是划船过去的,当时的浦东还是一片荒地,哪里像现在的浦东。现在杜家祠堂也不在了,好像还有一栋小房子,是空军某个部队驻扎在那,其他全部没有了。
   不论对父亲有何评价,有一点是公认的:在民族大义上,他从来没有动摇过。父亲反日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我想这一点跟帮会有关系,老一代帮会里的人对日本人有仇恨,帮会里有很多观念也传袭下来。但最主要的是,父亲有一个很强烈的“中国人”的意识,所以他非常恨日本人。
   抗战一开始,父亲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的名义,联合上海各界组织救护队伍。即便在父亲撤到重庆以后,海外很多捐赠的物资或救济品,都由父亲接收后运往内地。他在上海布置了很多人,像万墨林、徐采臣,在日占区做地下工作,暗中帮助国民政府。徐采臣是日本通。高宗武和陶希圣要逃离汪精卫阵营时,蒋介石就是通过我父亲,要万墨林暗中帮助他们。而日本投降时,国民政府要接收上海时,父亲也做了很多稳定上海的事。
   各自飘零
   1949 年5 月1 日,父亲带着我们一家离开上海,在香港我们住在朋友为他选的坚尼地台18 号,这里成了最后一个杜公馆。很多人跟着我们家一起去了香港,算起来,老老小小有100 多人。那些人跟随他多年,也可以说是从小打天下的人。
   这些人在香港的生活问题,也一直是父亲的心病。父亲的财产主要是留在上海的不动产,现金很少,所以到了香港后,家里全部的现金只有10 万美元, 是他早期存在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那里的。当时父亲本来想从香港到美国, 但是家里人就将近30 人,这10 万美元连签证费都不够, 所以父亲最终还是放弃去美国的想法。其实如果他去美国,宋子良也会帮他的,但是他最终还是没有走这一步,一方面是面子,另一方面也是一直在举棋不定。
   父亲去世前不久,有一天,他让姐姐把保险箱里的一个信封拿给他。父亲很喜欢也很相信姐姐,保险箱钥匙归她管。信封里有很多单子,原来都是别人借钱写下的欠条。父亲把那些借据都撕了。他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他清楚很多借他钱的人从大陆跑到了香港,也没有多少钱了,那些借条是还不来的,不能以杜家的身份逼人家还钱,我到现在还有万墨林的借条。其中有一个人的借条上面是五百个金条的借据,这还不是最高的。
   父亲那时候情绪很不好,也彷徨不定,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他本来就有哮喘病,后来更加严重,医生越请越多,用药越来越杂,身体却不见起色。几个月下来,他自嘲说:“如今我是拿药当饭吃,拿饭当药吃了!”
   父亲在香港很少出去,但天天家里有客人。他和以前国民党的那些人也还来往。也许是父亲当年在上海滩的影响,国共两党在1949 年以后也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做他的工作。大陆解放后,章士钊几次来到香港,都住在我们家。父亲对政治上的事情看得很明白,但他两边都不得罪。美元,剩下的分了几千块美金。父亲过世后我们就去台湾了,因为那时陆京士到台湾做了“立法委员”,后来顾嘉棠也过去了,父亲去世后,以前和他来往的人对我们都还很照顾。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可能也是现代社会的人很难理解的。
   父亲在去世前曾嘱咐:将尸骨运回上海,葬在故乡浦东高桥。母亲在他走后,把他的灵柩运到了台湾。原以为很快就能安葬于大陆,所以一直没有下葬,但后来看到回故乡越来越难,最后葬在了台北汐止。转眼间已是半个世纪过去,杜家第二代只剩下几个,散落在世界各地,彼此间也没有联络,我的姐姐还在国外,也已经八十多了,我们离得较远,也是几年才见一次。安葬回上海老家是我父亲的意愿,是很敏感的事情,不是说想迁就迁。有传统的迷信观念,也有政治上的考虑。不管怎么样,我希望这件事情最好能在我这一代解决。我们这一代做不到,下一代就更渺茫,他们从小住在国外,对家族概念丝毫都没有。改革开放初期,我回大陆想在内蒙古投资做生意。有一次,陆京士托我带信给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他们早年都是父亲的门生,只是后来各自跟了不同的政党。信的内容,我想也是想为冷冻多年的两岸关系寻求些解决办法吧。我相信陆京士的举动,蒋经国是知情的。我也把信转交给了朱学范,但是不久陆京士就去世了,几年后,蒋经国也死了,此事再没有人提起。现在市面上出了很多杜月笙的书,正史野史都有。偶尔我也会翻几下,但没有更多的兴趣。在我看来,没有一本书会写出一个真正的杜月笙,父亲当年在国共之间参与了很多机密事,但这些事情他不和我们家人讲。证实父亲的事情比较困难,牵涉到政治问题就不好写了。至于我自己,年轻时没有意识到要了解杜家历史,等现在想了解了很多重要人已经过世。1979 年我回来的时候,在上海还见过我家的账房先生,他叫黄国栋,当年不愿意跟我们去香港,而要留在上海看管我们的房子,结果被送到青海劳改了许多年。如果当时的政治气氛像今天这样宽松,账房先生肯定有许多事情能够讲出来,可是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敢讲,几年前他也去世了。父亲的事情就只有他的几个学生像陆京士、万墨林等比较清楚,但他们留下的回忆也不多。有些事情也许永远成了谜。
   本文摘自 文汇出版社《活在别人的历史里》,李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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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心法师》:对鬼神文化的有效撷取


星期三 十月 07, 2015 9:47 am


如果说《捉妖记》的成功来自它对《山海经》的精华进行了现代化手段的展现,那么《无心法师》则是对中国鬼神文化的一次有效撷取。在名字上,两部影视作品都十分直白便于理解,在观众懒惰到必须凭借名字来判断作品类型的今天,《无心法师》用四个字为它赢得了注意力。

法师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占有重要位置,可从某个时间段开始,这一文艺形象突然集体消失,直到这两年,才得以以影像的方式重返观众视线,电影《钟馗伏魔》取得4亿票房,即可视为观众渴望重口味类型片的一次消费需求释放。

看《无心法师》有熟悉的感觉,这感觉来自遥远的童年,墙根下讲鬼故事的老人,独自走夜路看到的不明阴影,一个孩子夜晚睡不着时产生的丰富想象力,来路不明被翻得很破烂的繁体字小说……《无心法师》在创作上抓住了这种童年心态,因此它被一些观众诟病的慢节奏问题,相反却成为一种特点,慢节奏对于恐怖气氛的渲染,会让胆小的观众产生受虐的快感。

《无心法师》在制作上又是一部网络风格的作品。有时候会觉得演员的表现方式和它的故事题材有点不融入,但这或是它在网络上受追捧的原因所在。观众群已经完成了更新换代,网络一代有他们自己的欣赏方式与习惯,只有如此表现,他们才会觉得作品是专为他们拍摄的,《无心法师》的网络气息,如同几十年前同类型作品散发的保守甚至陈腐气息一样,都会是迷人的东西。

比较注重镜头的使用和细节的刻画,这种电影化的手法使得《无心法师》拥有了一种品质感,有时候会觉得它有炫技的意图在,但炫技总胜过漫不经心或粗制滥造,作为类型剧的一个新的标致性作品,《无心法师》可为它自己的续集以及其他的制作公司,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标准。美剧之所以出现诸多优秀作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走了电影化路线,让观众产生了免费消费电影的愉悦感。

《无心法师》曾推出过一版酷似《小时代》风格的绚丽海报,但这只是营销上的一个小点子,骨子里《无心法师》是一个特别中国化的作品,留心看它的服装与布景,会发现这部剧带着鲜明的乡村审美痕迹,以及非常朴素传统的价值观,男女主角相识、相爱的方式,剧中人物的种种交流,走的都还是传统电视剧路线,剥离掉它赖以吸引眼球的捉妖驱魔情节,会发现它仍然是一部常见的青春爱情剧或社会伦理剧。

主打恐怖风格的美剧几乎推出一部火一部,如《行尸走肉》《我是僵尸》《低俗怪谈》《汉尼拔》等等,现代观众对于重口味影视作品的需求,迎来了最狂热的时代。中国观众自然也需要这样的本土作品来打发时间,但受环境限制,我们的影视业还没有机会在这个创作领域进行更多尝试。《无心法师》走出了艰难的一步,保持低调是在为同题材作品创造继续生产的条件。目前也没有对这部剧上纲上线的批评,大家对它不约而同的宽容与爱护,是一种心照不宣的保护。

文/韩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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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与真实


星期三 十月 07, 2015 9:31 am


还是先说篮球吧。很多年前,资深的NBA解说员张卫平在央视的转播间被问到了一个问题:“你第一次在现场看NBA的感受是怎样的?”张卫平,曾经的国手,现今的央视解说员,一下子愣在了那里。张卫平最后说:“想哭。”

2014年是世界杯年,在这一年当中,足球回到了它的王国,足球再一次成了我们日常的话题。不过我很想表达一个容易被我们忽略的看法,——我们在球场上踢过的那个球和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个玩意儿,它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东西。

球场上的足球是什么?是水平面上的一项运动,22个人都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因为防守和封堵等原因,持球人的视线是有死角的,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球该往哪里传,你很难在紧张激烈的奔跑当中做出最佳的选择。当然,教练有教练的战术安排,通过大量的演练和重复训练,球员也能像背诵课文那样记住自己的战术走位,人就该那样跑,球就该这么传。

但电视不一样,它的机位不可能和球员处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它在看台,它在高处,甚至在十多米的高处。这一来有趣了,画面成了鸟瞰图,球场再也没有所谓的死角了,所有的一切都一览无余,并一目了然。然而,相对于球场上的球员而言,我得说,电视画面是一幅彻头彻尾的“假象”,没有一个球员对球场上的态势可以一览无余,并一目了然。在“假象”面前,“足球”是多么地简单,“看上去”太容易了。别忘了,这个“假象”还有它的导播呢,你想看什么,你想从那个角度去看,画面一下子就切换过去了。导播关注的是传播,他顺应的恰恰是我们这些观众的感受。久而久之,我们这些看球的人形成了一种有关足球的认知,其实,这认知已经脱离了足球,它体现的只是“转播的思维”。必须承认,“转播的思维”比“足球的思维”要清晰得多、明确得多、广阔得多、细微得多。然而,它也有遗漏,这个遗漏就是球员在球场上的具体感知,尤其是位置感,——这才是足球最为本质的那个部分。转播带来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看球的人永远比球员聪明:你他妈的怎么能这么踢呢?猪!我们只是忘了,我们的眼睛在高空,而球员的身体在场上,他们的眼睛在场上,他们的判断也在场上。高高在上的眼睛永远是聪明的,无所不知,像上帝。

相对于地面上的足球,画面是不真实的。你要想知道足球并不像你“看到”的那么容易,最有效的办法是“下来”,走两步。

是机位的“高度”决定了画面的角度,我想说,角度是至关重要的东西,角度变了,这个世界也就变了。事实上,在我们看世界的的时候,所谓的角度往往是别人的,恰恰不来自我们自己。知道这一点并不容易,如斯,后遗症是普遍的:眼高,手低、脚低、心智低。对了,最后是嘴硬。

科学与技术在帮助我们真的“看到”这个世界,可我们必须承认,科学与技术有时候也会合谋,它们共同为我们提供一种幻影、一种谎言。因为合谋者是科学与技术,我们自然而然就选择了笑纳。说到底,科学与技术并没有撒谎,是我们的不智、狂妄、盲信和盲从让科学与技术成了撒谎者。

我还是想说电视和画面。人类的视觉实在是一种神奇的感知,它远比我们所知道的“能看”要复杂许多。比方说,视觉在体积上的还原能力就近乎魔幻。就说我的身高吧,是一米七四,上了电视呢?上了报纸呢?在影像画面上,我的身高也许只剩下十个厘米。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我的身高只有十厘米。人类的视觉就是这样妙不可言,它自然而然地会就把视觉上的误差“修复”到物理世界最真实的那个状态。

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依然要说,画面是真实的,画面也是不真实的。

2012年,在美国的达拉斯,我见到了张卫平先生,因为刚刚从达拉斯的“美航球场”出来,我没有问他为什么在第一次现场观看NBA的时候会“想哭”,我想我已经知道他的感受了。就在“美航球馆”的门口,有一块竖立的、巨大的白布,上面有乔丹、科比、勒布朗等天才球员摸高的高度。红色的是乔丹。金色的是科比。黑色的是勒布朗。那是他们母队的颜色。我站在白布的下面,举起手来,——让我来告诉你我的真实感受吧,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人类的血肉之躯仅靠弹跳就可以抵达那样的高空。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在同一个时空里,我亲眼目睹了勒布朗的飞身暴扣。那是怎样的弹跳速度!那是怎样的弹跳高度!那是怎样的弹跳距离!近乎恐怖。——人类的血肉之躯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它传奇的一跃。

这样的画面我陌生么?不,一点也不。我在电视里见多了。可是我依然要说,无论我们的视觉有多么出色的“修复”能力,电视的画面空间毕竟只有电视那么大,它永远也无法还原物理世界里的现实距离。勒布朗究竟有多快?勒布朗究竟能跳多高?勒布朗究竟能跳多远?画面是体现不出来的。只有在同一个空间里亲眼目睹之后,你的内心才能体会到近乎恐怖的震颤。我是被感动的。这感动超越了体育,它让我知道了一件事,在人类平凡而又日常的躯体内部,蕴含着惊天动地的能量。它足以让我们自豪,它足以让我们动容。真他妈的“想哭”。天赋是多么地蛊惑人心,艰苦的训练是多么地蛊惑人心。我坚信,因为天赋与训练,我们的血肉之躯是可能的。我们的精神也一样可能。可惜,这些本该属于我们的震颤,画面一律替我们省略了。

我突然就回忆起2000年来了。悉尼奥运会男子篮球的小组赛,美国梦四队对法国国家队。全世界的球迷至今一定还记得这个画面:身高一米九八的文斯·卡特在三分线外断球,然后,沿四十五度角内切。法国队的中锋,两米一八的弗雷德里克·韦斯,他堵住了卡特的线路,他想造卡特一个犯规。应当说,韦斯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噩梦即刻降临。卡特腾空而起,他的裆部贴着韦斯的头皮呼啸而过。这就是所谓的“世纪之扣”,惊悚一点的说法则是“死亡之扣”。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的电视画面,镜头当即就疯了,它在捕捉不可一世的卡特,还有几近癫狂的加内特。他们在庆祝,如痴如醉。

就在同一个空间、同一块场地,另一个人,弗雷德里克·韦斯,几乎消失了。其实他并没有消失,只是不在画面的内部。这个骄傲的法国人是在欧洲篮球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欧洲篮球的文化和NBA有质的不同,它强调的是整体而不是个人,它钟情的是技术而不是身体。韦斯做梦也想不到,NBA的球员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打球,身高只有一米九八的家伙硬生生地用他的裤裆把两米一八的韦斯给吞了。蛇吞象,生吃。——欧洲的球员即使有这样的弹跳也绝对干不出这样的事来,它不在韦斯的篮球常识之内,甚至,不在他的生活常识之内。没有人会谴责卡特,这就是文化的差别。我估计韦斯把录像回放一百遍也不相信这是真的。事实很残酷,是真的。韦斯的自尊与自信受到了致命一击,在他遥远的鼻孔四周,弥漫的全是裤裆的气息,挥之不去。其实,故事仅仅开了一个头,——决赛来临了,法国队和梦四队居然又遇上了。我想说,法国队的教练是仁慈的,他体谅韦斯,没有安排韦斯出场。韦斯静静地坐在替补席上,脸上挂着神秘的微笑,像遗忘了使命的外交官。他知道镜头会找到他的,所以他要笑。——他本该有一个多么美好的未来啊,早在一年前的NBA选秀大会上,纽约尼克斯已经选中他了,韦斯全新的人生就等着悉尼奥运会落幕。然而,卡特的裤裆从天而降,像安装了GPS,直接击中了韦斯的天灵盖。一切都毁了。韦斯放弃了他的NBA。对他来说,哪里还有什么NBA?所谓的NBA,只是裤裆里的DNA。

回过头来看,就“世纪之扣”的两位当事人而言,真正的主角并不是卡特,对他来说,他只是完成了千百次扣篮当中的一个,如斯而已;但是,“世纪之扣”对韦斯的影响是如此地漫长、如此地巨大。他的运动生涯就此改变,他的一生就此改变。这是一件大事件,韦斯是大事的当事人。一切都发生在同一个空间里,然而,镜头偏偏把他给忽略了。我们有理由指责电视转播么?没有,绝对没有。在彼时,在彼刻,电视转播去捕捉卡特是天经地义的,镜头理当记录那些惊世骇俗的枭雄;镜头理当尾随胜利者,而不是倒霉蛋。这是竞技体育不二的逻辑。

画面是如此真实,但是,另一种真实,或者说,更令人关注的真实却不在真实的画面之内,它被遗漏了,像不存在。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一如韦斯失魂的背影,无影无踪。

【此文系毕飞宇先生授权,新浪博客编辑代为发布。感谢毕飞宇先生。——新浪博客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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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作家方舟子稱屠呦呦「誇大自己成就」引爭議


星期三 十月 07, 2015 9:24 am


科普作家方舟子稱屠呦呦「誇大自己成就」引爭議包括屠呦呦在內的科學家在上世紀70年代研究青蒿素藥物,40年後屠得到了諾獎的認可

中國科普作家方舟子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表示,剛剛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屠呦呦在發表研究成果時忽略了他人的貢獻。

84歲的藥學家屠呦呦在周一(10月5日)成為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三名獲獎者之一,她在從植物藥中成功提取青蒿素的研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

中國人首次獲得諾貝爾醫學獎引起中國媒體廣泛討論,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就此消息發表了讚揚的言論,但同時也引來關於中國院士制度和屠呦呦個人的爭議。

「屠呦呦的成果發表過程中確存在拔高自己、貶低他人、忽略別人貢獻的缺點,」方舟子在接受鳳凰網採訪時說。

方舟子指,屠呦呦在發表專著時可能未嚴格按照學術規範署名。

「她因此備受其同事、同行詬病,也是她三次選院士都沒能選上的因素之一,」方舟子告訴鳳凰網說,「成果的署名起碼應該做到尊重事實,不誇大自己的成就,不忽略同事的貢獻。」

屠呦呦與另外9名科學家一起在1996年獲得中國「傑出科技成就集體獎」,而在2011年,她個人則同樣因青蒿素的研究成功獲得拉斯克臨牀醫學獎。

包括屠呦呦在內的科學家在上世紀70年代受到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號召,研究治療瘧疾的青蒿素藥物,研究成功後過去超過40年,屠呦呦獲得到諾貝爾獎的認可。

今年在《科學學研究》上的一篇論文曾指,在青蒿素發現前,「其他項目組成員做了累積性的、試錯和探索性的貢獻」,多個單位及科研人員的貢獻「不容忽視和否認」。

宣告獲得諾獎後,中國媒體對屠呦呦沒有博士學位、留洋背景和院士頭銜卻取得諾貝爾獎成就的現象進行了議論:《人民日報》對中國大陸學術界的院士評選制度提出了質疑,另一些媒體則就青蒿素提取是否屬於中醫藥領域的科研成果產生了爭議。

諾獎委員會委員、瑞典卡羅琳斯卡醫學院教授漢斯·弗斯伯格(Hans Forssberg)在頒獎禮的發言中表示:「我們不是把本屆諾獎頒給了傳統醫學,而是把獎項頒給了被傳統醫學『啟發』而創造出新藥的研究者。」

方舟子則指出:「青蒿素是在對數千種中草藥進行複查的基礎上發現的,僅僅在這個意義上,它和中醫藥有一點點關係,而實際上它的發現和中醫藥沒有太大的關係。」他在2011年曾發表文章評論青蒿素的發現,指青蒿素是採用化學方法提取的植物藥,靈感來自中醫藥典,但「其實青蒿素不是中藥」。

對方舟子關於屠呦呦的評論,中國社交網站新浪微博上的很多網友似乎並不認同。

「越無知的人越噴!」其中一條評論說道,「諾貝爾獎是世界公認的,得獎者本人都說是中醫藥給世界的貢獻,難道你們也去打假?」

另一條評論則指方舟子「光找事,不辦事」。

在互聯網上被稱為「科學打假鬥士」的方舟子在2012年因發文指中國年輕作家韓寒的作品有人代筆而引發爭議,韓寒因此而以誹謗罪起訴方舟子。

在與韓寒網上罵戰期間,方舟子註銷了在新浪微博上的帳戶。

(BBC 編寫:列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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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資料:已獲得諾貝爾獎的12名華人


星期三 十月 07, 2015 9:21 am


中國藥學家屠呦呦獲得2015年度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成為有史以來第12位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BBC中文網為您盤點12位至今已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

李政道
1957年,年僅31歲的李政道與另一位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共同獲得這一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有史以來首兩位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之一。

李政道1926年出生於中國上海市,因抗日戰爭而未能完成中學學業。1943年,他考入遷至貴州的浙江大學物理系,師從束星北及王淦昌等人。後又轉學到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為二年級生,師從吳大猷等人。

抗戰結束後,李政道在導師吳大猷的推薦下,於1946年赴美進入芝加哥大學,並在1950年獲得博士學位。1953年,李政道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擔任助理教授,其研究工作也集中在粒子物理和場論領域。

在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5年後,李政道於1962年加入美國國籍。

楊振寧
1957年,楊振寧與李政道共同獲得當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有史以來首兩位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之一。

楊振寧比李政道年長4歲,1922年出生於中國安徽省會合肥市。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曾獲得美國芝加哥大學數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擔任清華大學與西南聯合大學數學系主任多年。而楊振寧本人也於1942年畢業於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與李政道一樣師從吳大猷。

1945年,楊振寧考取公費留學赴美,就讀於芝加哥大學,並在1948年取得博士學位。

1949年,楊振寧進入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進行博士後研究工作,並開始同李政道進行了一段長達十多年的科研合作。 楊振寧於1964年加入美國國籍,但後來回到中國定居。

2004年底,82歲高齡的楊振寧與28歲的廣東外經貿大學翻譯系碩士生翁帆結婚,由於楊振寧與翁帆年齡相差54歲,曾經在中國引起熱議。

丁肇中
丁肇中在1976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獲獎理由是發現了一種新的次原子粒子,並把這種新粒子命名為「J粒子」。

1936年,丁肇中出生在美國密歇根州的安娜堡,當時他的父母正在美國進行學術訪問,而丁肇中也因此意外獲得了美國公民身份。不過,在出生後兩個月,丁肇中就隨父母回到中國。

1949年,丁肇中全家輾轉遷至台灣。他在高中畢業後被保送進入台灣國立成功大學的前身—台灣省立台南工學院,並在該校機械工程系就讀。但到了1956年九月,丁肇中以志趣不合為由休學,轉赴美國密歇根大學修習工程學、數學和物理學,先後在1959年獲得數學和物理學學士學位,及在1962年獲得物理博士學位。

畢業後,丁肇中立志要從事研究工作,並在1967年起轉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擔任教授,主要研究高能實驗粒子物理學。

1974年,丁肇中與美國加州史丹福大學教授伯頓·裏克特幾乎同時各自發現新的基本粒子-J/ψ基本粒子。

兩人也因此同時在1976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及美國政府的勞倫斯獎,而且它在頒獎典禮上還用中文發表演講。

李遠哲
1986年,李遠哲因首先以分子角度來研究化學反應的動力學而與達德利·赫施巴赫及約翰·波拉尼共同分享這一年度的諾貝爾化學獎,也是首位獲得該獎的華人,也是首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台灣人。

1936年,李遠哲出生在日治時期的台灣新竹州,並在台灣接受中小學、大學、碩士班教育。由於父親是知名畫家李澤藩,李遠哲對運動與音樂也多有涉獵。事實上,在中學畢業前,李遠哲花了許多精力在體育及課外活動上。

不過,中學一場肺病讓李遠哲在病牀上休養了一個月。在這段期間。他閱讀了居裏夫人的傳記,讓他有成為一位化學家的想法。

高中畢業之後,李遠哲進入台灣大學化學工程系就讀,後來在大二時轉入化學系。後來又開始對物理化學感到興趣,曾去物理系修讀電磁學。

1962年,李遠哲赴美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修讀化學博士。1967年,他又轉去美國哈佛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成功組裝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交叉分子儀。拓展了交叉分子束法的應用範圍,同時也在物理化學領域上,開拓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

1986年,李遠哲以台裔美國人身份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1994年,他又決定放棄美國國籍,並返回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直至卸任為止。

朱棣文
1997年,時年49歲的朱棣文因「發展了用激光(鐳射)冷卻和捕獲原子的方法」獲得當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1948年,朱棣文出生在美國密蘇里州聖劉易斯。他1970年於羅切斯特大學大學本科畢業,1976年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物理學博士學位。

朱棣文出生於學者之家。他的父親朱汝瑾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化學工程博士,並且任教於聖劉易斯華盛頓大學以及紐約大學理工學院的前身布魯克林工學院。其外祖父李書田在美國康奈爾獲得土木工程博士學位,是中國近代水利工程科學的開拓者之一,曾任天津北洋大學工學院院長。他母親的伯父是著名的物理學家李書華也是一位物理學博士,並曾擔任中華民國教育部長。至於朱棣文的哥哥朱築文也是美國斯坦福大學的生物化學及醫學教授。

2008年12月1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名朱棣文出任能源部長。他在2009年1月21日宣誓就任,成為繼前勞工部部長趙小蘭後,第二位出任美國內閣首長的華人,更是首位擔任美國內閣首長的諾貝爾獎得主。不過,2013年2月1日,朱棣文又宣佈辭任能源部長職務。

崔琦
1998年,崔琦與羅伯特·勞夫林及霍斯特·施特默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是以「分數量子霍爾效應」研究成果獲獎的。

崔琦在1939年出生於中國河南省寶豐。1951年,他隻身到了香港,先後就讀於香港培正中學和金文泰中學。畢業後,獲得教會獎學金赴美留學,於1958年入讀美國伊利諾伊州奧古斯塔納學院主修數學。

隨後,他進入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系,並在1967年獲得博士學位。1968至1982年,崔琦在麻省理工學院及美國貝爾實驗室擔任研究院,從事固態物理研究,並在1982年轉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

高行健
2000年,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首位獲得這一獎項的華語作家。評獎委員會在解釋頒獎原因時表示,「其作品的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和藝術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

1940年,高行健出生於江西贛州,他的母親為基督教青年會成員,做過抗日劇團的演員。在母親的影響下,高行健對戲劇、寫作產生了興趣,而且從小就有繪畫的愛好。

1957年,高行健高中畢業後,聽從母親的建議,沒有報考中央美術學院,而是考入了北京外國語大學修讀法語系,並在畢業後在中國國際書店從事翻譯工作。

1980年,高行健開始從事戲劇工作,並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擔任編劇。

1982年,高行健與劉會遠共同創作的劇作《絕對信號》,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演。不過,其另一部創作的作品《車站》,1983年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演後不久就被禁演。

1985年,高行健又在北京與雕塑家尹廣中舉辦泥塑繪畫展,開始受到海內外媒體的關注,這也是至今高行健在大陸舉辦的唯一一次畫展。

1987年,高行健應邀赴德國從事繪畫創作,並從1988年開始在巴黎定居。

1989年,中國北京發生「六四事件「後,高行健流亡海外,並在1997年加入法國國籍。

由於高行健曾在六四事件後公開反對中共鎮壓學生抗議的作法,一直被中國官方視為是異見人士。甚至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也沒有在中國官方媒體上報道過,甚至到現在還有不少中國內地居民不知道高行健曾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錢永健
錢永健是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的獲獎者。

1952年,錢永健生於美國紐約,他祖籍浙江杭州臨安,有報道稱他是吳越國國王錢鏐三十四世孫。

錢永健來自一個學術世家。其父親錢學矩早年畢業於上海的國立交通大學,獲庚子賠款獎學金負笈美國,獲麻省理工學院機械工程碩士學位。回國後,錢永健曾服務於中國國家航空委員會,任副主任工程師。

後來錢學矩移居美國後曾服務於波音公司,任波音高級工程師。退休後居美國加州,專長繪畫,曾辦過獨立畫展。

而錢永健母親的哥哥李耀滋後來也移居美國,曾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並當選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李耀滋曾任全美華人協會主席,與鄧小平頗有交情。李耀滋之弟李詩穎,亦為麻省理工教授,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

至於錢永健的堂叔即為中國「導彈之父」的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兩院院士錢學森。

錢永健之兄錢永佑則是神經生物學家,也是美國科學院、醫學院雙院士,曾任美國斯坦福大學生理系主任。

1972年,錢永健獲得美國哈佛大學化學及物理學學士學位。1977年,獲得英國劍橋大學生理學博士學位。1977年-1981年,擔任劍橋大學研究員。

1982年至1989年,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副教授。1989年轉任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教授。

高錕
高錕在2009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以表揚他「在光傳輸於纖維的光學通信領域突破性成就」,因此也有「光纖之父」之譽。

高錕在1933年生於中國上海,祖籍江蘇金山,在1949年移居香港,完成中學教育後赴英留學。他擁有英國、美國國籍及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高錕父親高君湘是留美歸國的律師,堂叔父高君平為天文學家,弟弟高鋙為美國天主教大學終身教授。

1948年家族移居台灣,後高錕父親攜家眷再遷往香港。高錕高中畢業後雖已考上香港大學,但因立志攻讀電機工程,而當時港大工程學院尚未為電機工程的教學作好凖備,於是他輾轉就讀了當時位於倫敦東部的伍利奇理工學院(現為格林威治大學),並在1957年取得英國倫敦大學學院電子工程理學學士學位,後於1965年,任職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時又取得倫敦大學學院電機工程哲學博士學位。

1987年,高錕出任香港中文大學第三任校長,並在1989年創立訊息工程學系,直至2009年正式退休,同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劉曉波
2010年,劉曉波獲得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頒發的諾貝爾和平獎,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1955年12月28日,劉曉波出生於中國吉林省長春市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為東北師範大學教師。

1969年,劉曉波隨父母下鄉到內蒙古興安盟科爾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1974年7月,高中畢業後作為知識青年被送到吉林省農安縣三崗公社插隊當農民。1976年11月,被長春市建築公司招為工人。

1977年,劉曉波考入吉林大學中文系,並在1982年畢業獲得文學學士學位後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班生。1984年4月獲頒授文學碩士畢業並留在該系任教。

1989年,劉曉波因為參與六四運動而被捕入獄。

2008年,劉曉波因起草《零八憲章》而再次被捕,並於2009年12月25日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1年,目前仍在在中國遼寧省錦州監獄服刑。

2010年獲獎時,劉曉波仍在獄中被囚,因此也稱為繼德國的卡爾·馮·奧西茨基(1935年)、緬甸的昂山素季(1991年)後第三位在監禁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人。

莫言
2012年10月11日,莫言因為其「以幻覺現實主義融合了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首位獲得該獎的中國籍作家。

1955年2月17日莫言出生於中國山東省高密市,本名管謨業。

莫言童年時在家鄉小學讀書,5年級時因文革輟學,在農村勞動長達10年,主要從事農業,種高粱、種棉花、放牛、割草。

1976年,莫言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任班長、保密員、圖書管理員、教員、幹事等職。

1981年,莫言在河北保定的《蓮池》第5期上發表了處女作短篇小說《春夜雨霏霏》。其後又陸續發表了《枯河》、《秋水》、《民間音樂》等作品。

1986年,莫言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畢業,並在1988年被授予上尉軍銜。

1991年,他在北京師範大學魯迅文學院創作研究生班獲得文藝學碩士學位。

1997年,莫言以長篇小說《豐乳肥臀》奪得中國有史以來最高額的「大家文學獎」,。同年退伍並轉至《檢察日報》社工作。

2007年10月,莫言又從《檢察日報》社調到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

屠呦呦
今年84歲的中國著名女藥學家屠呦呦成為2015年諾貝爾醫學獎的得主之一,她也是有史以來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第13位女性。

上個世紀70年代,屠呦呦帶領科研組創製了新型抗瘧藥——青蒿素和雙氫青蒿素。青蒿素作為治療瘧疾的一線藥物挽救了無數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生活在全球最貧困地區的兒童。

2011 年,屠呦呦曾獲得國際醫學大獎拉斯克-狄貝基臨牀醫學研究獎 (Lasker DeBakey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 Award) ,以表彰她在青蒿素 (artemisinin) 的發現及其應用於治療瘧疾方面所做出的傑出貢獻。

1930年12月30日,屠呦呦出生於浙江寧波市。

據網上資料顯示,父親給她起名「呦呦」,源自中國古籍《詩經》中的詩句「呦呦鹿鳴,食野之萍」。

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學醫學院,在北大醫學院藥學系生藥專業學習,並在1955年畢業於北京醫學院後曾培訓中醫兩年半,並一直在中國中醫研究院(2005年更名為中國中醫科學院)工作,前後分別晉升為碩士生導師、博士生導師,現為中國中醫科學院的首席科學家。

不過,據媒體報道說,屠呦呦先後幾次被提名參選中醫科學院院士,但都沒有被選上,一直是「三無教授」。

(BBC撰文: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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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frankjiang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9:38 am

祝福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Laughing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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