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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林外史》的标准来审视《围城》？钱钟书不高兴
星期六 十月 10, 2015 11:35 am
《围城》问世后，面临着情形类似的命运，大家普遍容易接受的，也就是小说家对于教育界包括海外留学、学位文凭买卖、大学教育体制等各种问题的批评和揭露。至于钱锺书对于当时学界种种人物具体的影射与讽刺，评论界往往觉得刻薄和无聊。
虽然《围城》发表后不久，就有人将这部小说称作“新儒林外史”[1]，但真正将《围城》与《儒林外史》两部小说联系起来比较的，最先还当是夏志清的发明。他在1960年代就说：
《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引者按，原文作greater comic exuberanceand a structural unity)。[2]
19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也往往称《围城》是“新《儒林外史》”，这最早可能是李健吾提出的，他的理由，在于“这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各种知识分子的画像”[3]。此后的附和者也认为，钱锺书这部小说“展示了最丰富的知识界众生相”，“不是科举制度的宠儿和弃儿迂腐辛酸的悲喜剧，而是洋学衔和旧学问错综时期新儒林的诸生相”[4]。则所谓的“新《儒林外史》”，实渐渐被表示为“新儒林之外史”，不仅是古典小说名著同一题材的追摹之作，而且也承认是在前人旧作基础上对于同类题材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在夏志清的表述里，钱锺书的“优势”更明显，不仅仅体现在题材上，更体现于小说构思和技巧的运用中。就此而言，把《围城》称作“新《儒林外史》”或“《新儒林外史》”，都是将之置于《儒林外史》的影响之下。但是，如果像夏志清一样认为“它比它们优胜”，那么我们就不能光看新作比旧作多了什么，而是应该着眼于其共性，挑拣这两部小说共有的特点来一较高下才是。这样看来，结构统一、喜剧的意涵更丰富，也许都只是现代小说本身所具备的条件，并非《围城》作者钱锺书真正和《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之作者比较高低的所在。
一
1946年，就在《围城》这部小说开始在上海《文艺复兴》月刊连载不过两三个月之后，钱锺书在上海《联合晚报》发表他评论中西古典小说的《小说识小续》，谈到《儒林外史》这部小说，说：
吾国旧小说巨构中，《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处最多……[5]
所谓“蹈袭依傍”，乃是指摘这部小说缺乏艺术创造力。钱锺书曾论“从古”有二：“不自知之因袭”和“有所为之矫揉”，后一种虽原本是说刻意的复古，但也可以理解为这里所说的“蹈袭依傍”[6]。古典小说吸收他书素材，化为己用，是常见的事情。按照金和《跋》中所云的“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抽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7]，乃是赞美《儒林外史》事事有据、语语不虚。大体说来，小说家转借他书而谋取素材的方法可分为两类：一是照搬原本的人物及其本事，或以本名或以化名将之写入小说，比如第一回写王冕，第四十一回写江宁知县即以袁枚为原型等。这类《儒林外史》的人物原型与本事考证，自当初各家序跋评点者如金和、张文虎(天目山樵)、平步青早着先鞭，今日专门研究《儒林外史》者又有进一步的发明[8]。 ——虽然也有裁断不明的地方，比如第一回危素守余阙庙事，李、朱所引之材料，并未涉及主要事件，无异隔靴搔痒。朱之《汇编》已经找到沈节甫《纪录汇编》，却只抄录卷一二九《闲中今古录》的一则关系不大的材料，而没有引陆容《菽园杂记》卷三所说“盖余、危皆元臣，余为元死节，盖厌其自称老臣，故以愧之”这段更关键的话;甚至也没注意到何孟春《馀冬序录》所记明太祖口谕“素实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阙庙去”这段话[9]。
另一种小说家用故书材料的方法，则类如黄庭坚所说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不正面吸纳原本材料的情节结构和意义指向，而是为当下具体的创作需要所配合使用，使之脱离原来的文本语境，甚至是从侧面或反面的角度，生发出新意来。这把旧的文本或经验材料打碎后重新组织入新文本的方法，看似是更为细碎微观，实际上却使得文学创作浑然一新，旧语故典有了生机。钱锺书对于江西诗派的熟稔(虽然也许如他所说，自己并不崇宋)，以及他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谈论文学翻译所提出的“化”之最高境界，使我们都大概可以联想到，这些观点也会影响到他对小说写作的看法。他一向更为关注的是文学作品修辞命意上的创造力，此处对《儒林外史》也是并不太强调对于人物和本事的追查，而是多着眼于吴敬梓在使用前人嘉言妙语时是否展现出足够的个人才能，可以让他这部作品无愧于其所获得的崇高地位。若以谈艺之眼光观之，这番“识小”，不算“小结裹”，乃“大判断”[10]。
钱锺书的意见在于，《儒林外史》的作者并未具有称得上“旧小说巨构”之等级的才能，理由是本事可以照搬，但语句修辞上的因循蹈袭有些缺乏生命力。他举出若干小说家抄袭前人成句和修辞命意的证据，“已见有人拈出者，则不复也”(不重复张文虎、平步青等已有之说)。在此引举二例：
(其一)第十三回马二先生与蘧公孙论作八股文道：“古人说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尘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着得的么?”按以目喻文，始于王仲仁《论衡》。《佚文篇》曰：“鸿文在国，圣世之验。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则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自纪篇》语略同。《传灯录》卷七白居易问惟宽禅师云：“垢即不可念，净无念可乎?”师答：“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虽珍宝，在眼亦有病。”施愚山《蠖斋诗话》驳东坡论孟襄阳云：“古人诗入三昧，更无从堆垛学问，正如眼中着不得金屑。”马二先生之言，实从此出。[11]
(其二)第七回蘧景玉道：“数年前有一位老先生，点了四川学差，在何景明先生寓处吃酒。景明先生醉后大声道：‘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六等的了。’这位老先生记在心里，到后典了三年学差回来，会见何老先生，说：‘学生在四川三年，到处细看，并不见苏轼来考，想是临场规避了。’”按钱牧斋《历朝诗集》丁集六汪道昆传有云：“广陵陆弼记一事云：‘嘉靖间，汪伯玉以襄阳守迁臬副，丹阳姜宝以翰林提学四川，道经楚省，会饮于黄鹤楼。伯玉大言曰：蜀人如苏轼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当以劣等处之。后数日会饯，伯玉又大言如初。姜笑而应之曰：访问蜀中胥吏，秀才中并无此人，想是临考畏避耳。’”周栎园《书影》所载有明文人轶事，皆本之《历朝诗集》，此则亦在采摭中[12]。《外史》蹈袭之迹显然。
例一完全是关乎语词(以目喻文、眼中着不得金玉屑)之蹈袭的，例二虽涉及人物事件，但实际上重点也在于言语噱头上的重复(苏轼临场规避)。钱锺书极好议论修辞命意上的创造、蹈袭和摹仿中的翻新，后来他在别处也时常还有新见，比如《谈艺录》补订中曾提到第三回周进斥责童生魏好古之“杂览”语，“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乃是照搬了明末文人陈际泰《已吾集》卷八《陈氏三世传》中的成句(原文“讲”字作“诵”)[13]，也是可以补充在这里的。
此外，古典小说中的诗文，若是喧宾夺主，则会成为作者炫耀才学、影响情节发展的败笔，但如果适当点缀，因人造情，反而能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满，《红楼梦》中大多诗词文赋，虽然水平不算高，但往往可以贴合人物身份性情，基本上是能够起到积极效用的。钱锺书对于《儒林外史》里的诗句韵语颇不满意，他在《小说识小续》中指出，小说里杨执中绝句照抄《南村辍耕录》载吕思诚律诗的下半首、杨之室联见于《随园诗话》、陈和甫叙李梦阳扶乩诗照抄《齐东野语》所载降仙诗的下半首，都未能展示出小说家的个人才能来[14]。更不必说第41回里沈琼枝“又快又好”的咏槐诗，作者竟不肯出示只字片语[15]。后来钱锺书著《管锥编》又说：“《外史》中诗多取他人成句，非吴敬梓自拟”[16]，便以第29回萧金铉诗“桃花何苦红如此，杨柳忽然青可怜”为例，指出本自袁洁《蠡庄诗话》卷四记张啸苏句，这是钱锺书晚年的新发现，《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的编者们没有注意到。
钱锺书在《小说识小续》关于《儒林外史》部分的最后一节说：
据德国人许戴泼林格(Stemplinger)所著书(Das Plagiat in der griechischen Literatur)，古希腊时论文，已追究蹈袭。麦格罗弼士(Macrobius)《冬夜谈》(Saturnalia)中有二卷专论桓吉尔剽窃古人处(Furta Vergiliana)。近世比较文学大盛，“渊源学”(chronology)更卓尔自成门类。虽每失之琐屑，而有裨于作者与评者皆不浅。作者玩古人之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会心不远，往往悟入，未始非他山之助。评者观古人依傍沿袭多少，可以论定其才力之大小，意匠之为因为创。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余故发凡引绪，以资谈艺者之参考。[17]
需要指出的是，古希腊文学创作里的“蹈袭”(Plagiarism)，有一部分是与喜剧家或讽刺文学家有关，比如阿里斯托芬剧中对悲剧作品的谑仿，又如琉善摹拟柏拉图对话篇所著的嘲世之作等，其实已是胜义纷披的翻新。而拉丁文学传统，即源自希腊文学，独自创造者本来就不多。且不论“麦格罗弼士”的著作如何不声不响地抄袭前人[18]，维吉尔虽有剽窃古人的事实，我们却不能否认他整部作品的崇高地位。即使有重复之处，恐怕也多属于史诗作者对于古昔文学与学问传统的运用和发扬。“麦格罗弼士”对此实无多少贬斥之词。受古人沾溉而启发己作，这本身并无问题，故云“往往悟入，未始非他山之助”。钱锺书这里强调的是，在对传统的摹仿学习中仍要有自己才力的表现。他以这一要求来审视《儒林外史》，显然以为这部小说做得还不够出色。
二
如果按照上文钱锺书对《儒林外史》的指摘意见和标准，翻过来审视《围城》，我们发现后者的确在小说的艺术创造力方面大有建树。但是，当年《围城》发表之后，除了称赏赞誉的声音外，也有批评者不满中西典故的连缀，道作者耍小聪明，把小说当成骈体文来做[19]。联系1940年代的文学风气来看，“骈体文”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肯定都是腐朽迟暮的文体。钱锺书行文好“掉书袋”，似乎是人所周知的共识。但如果认真依钱锺书所说的“渊源学”，仔细调查一下这些典故书袋是如何嵌入小说文字的，就会发现，这些典故的使用，并不是穷措大偶吃筵席后炫耀牙缝里的肉屑，而是渗入了作者自己的心智，使之脱离了旧的文本语境，与这部小说能够融为一体。
后来，钱锺书在议论《文赋》“暗合于曩篇”之语时曾说：“若侔色揣称，自出心裁，而成章之后，忽睹其冥契‘他人’亦即‘曩篇’之作者，似有蹈袭之迹，将招盗窃之嫌，则语虽得意，亦必刊落”;后在增订中又反复重申“为文之道，割爱而已”的意思[20]。从此处可以见到作为文学家的钱锺书，对于自己创作中要回避中西前贤文词中已有之立意拟象这一规则的自觉。然而钱锺书同时又颇重视文学创作里的博学兼采，做到“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21]，从而于旧典故中生发出新意来，起到“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也就是上文所引及的“点铁成金”之主旨了。他写《围城》，便也是走这条创作途径。
《围城》中也有人物原型和本事。与《儒林外史》不同的是，《围城》涉及的近现代知识分子形象，除了方遁翁外，其他基本属于钱锺书同代人。这些人物的原型本事，目前也有些考证或是推测，如董斜川是影射冒效鲁，曹元朗取材于叶公超，唐晓芙的原型或许是赵萝蕤等[22]。对于小说人物的处理，钱锺书并非是仅就某个原型的某一二事件来写的，而往往是综合了多个不同的本事来“入戏”，甚至又添入其他类似人物的某些特征。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董斜川，《吴宓日记》中早就已指出其原型为钱锺书的好友冒效鲁，后来学者卞孝萱又举出多方面的例证来。而小说人物董斜川身上又不仅是冒效鲁一人的反映，比如他说看书读到樊增祥写诗记述自己把咖啡当成鼻烟，这应该是钱锺书本人的所见，还有“陵谷山原”的诗论，实际上是钱锺书自己以同光诗人的崇宋眼光所作的一段精彩概括[23]。其中钱锺书一向得意于自己对王令王广陵文学价值的发现，故而让小说人物特意顿住问了一句“知道这个人么?”(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微妙之处，在于冒家祖上为忽必烈第九子脱欢，曾以镇南王身份驻扎广陵扬州)。至于好夸耀与旧学人物之交往以及魏晋名士风气[24]，则不光是冒效鲁一人的特点，可能还糅合进了其他的现实人物(例如陈寅恪)[25]。董斜川的诗，除了“好赋归来看妇靥，大惭名字止儿啼”，出自冒效鲁的《还家作》：“妇靥犹堪看，儿啼那忍嗔”，还有几首则像极了陈三立的风格，但总是留着些把柄漏洞，大概都是当时人私下讥嘲陈三立构思欠佳之作的一些谈资[26]。钱锺书《石语》中，引另一位“老世伯”陈衍私下的议论，谓想学散原体者，有一捷径，就是“避熟就轻”，简单说就是回避寻常语言和熟悉的修辞手法，刻意营造怪奇风格[27]。对照着小说中董斜川的诗句，自然就明白他的意思了。
《围城》绝少照搬他人材料，偶尔有只言片语的引述，也不是纯粹忠实地征引，比如褚慎明口称“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说是罗素引的一句英国古话，而实际是出自《蒙田随笔集》[28]。蒙田原文并无“金漆”这个修饰语，褚慎明将出处归于罗素，恰恰是因为此公肯敷衍他，故而语语点缀其名号以自抬身价，这便多了一层讽刺效果。《围城》中还有一次直接援用了《儒林外史》已有的比喻：“桌面就像《儒林外史》里范进给胡屠户打了耳光的脸，刮得下斤把猪油”[29]，这也是改变了原本比拟的对象，把人脸转到对桌面的形容上来了。
钱锺书更擅长的是借用别人现成语句时稍加点化，使味道境界大为不同，比如董斜川诗集里愤慨中日战事的两句：“直疑天尚醉，欲与日偕亡”，见民国元老人物褚辅成《抗战八咏》其二(1939)末联：“与日偕亡期渐近，岂堪自荐酌春醪。”[30]钱的改作，不仅颠倒了上下句的位置，还更换了语气，将褚氏原作中“自醉”的警省，变成“天醉”的沉痛悲愤。
又如这段描述方鸿渐眼中三闾大学学生的文字：
这些学生一方面盲目得可怜，一方面眼光准确得可怕。他们的赞美，未必尽然，有时竟上人家的当;但他们的毁骂，那简直至公至确，等于世界末日的“最后审判”，毫无上诉重审的余地。[31]
这段话是形容现代高等教育体制中学生对于老师的评判，谓不见其优长，而专觅其窘困之短处，对于教师学问的赞美不过是偶而的人云亦云，一旦教学中个人利益受到损害影响，便理直气壮地予以毁骂和控告。钱锺书在1948年发表的《杂言——关于著作的》一文中，第一节就说：“赞美很可能跟毁骂一样的盲目”，这里作者形容的是作者与评论者的关系[32]。这两节文字很可能都受到西方古典著作的影响，即古罗马学者奥略·葛琉斯(AulusGellius)《阿提卡之夜》一书中所引哲学家法沃里努斯(Favorinus)的话：“无力之赞美较乎猛烈之责难更令人羞耻”。[33]
三
钱锺书在《小说识小续》中说：“近人评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余故发凡引绪，以资谈艺者之参考”[34]，的确像是针对于五四新文学家们的古典小说研究所发之论。1917年，钱玄同和胡适在白话文学运动中所表彰的第一流古典白话小说，都选择了《水浒传》、《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三部[35]。192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新式标点本《儒林外史》，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三人分别写了一篇《新叙》。陈独秀表彰这部小说客观地“刻画人情”;钱玄同也强调“描写真切”、思想健康，适合青年学生阅读的特点，并认为吴敬梓具备新思想。
然而影响更大的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的意见。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肯定，立足在“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乃是中国讽刺小说之始，而所谓讽刺的针锋，显然是由于“时距明亡未百年，士流盖尚有明季遗风，制艺之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故而“书中攻难制艺及以制艺出身者亦甚烈”[36]。这里的“攻难”，或所谓“秉持公心，指擿时弊”，与鲁迅所定义的晚清“谴责小说”的“掊击”或“揭发伏藏，显其弊恶”，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学界近来仍有质疑的声音[37]。其实，晚清人对于此书早有“不刻不足以见嫉世之深”(黄小田《又识》)、“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光绪十一年宝文阁刊本黄安谨序)[38]的认识，已算是接近鲁迅的思路。胡适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意见表示赞同，他认为吴敬梓是“有学问有高尚人格的人”，《儒林外史》是一部“全神贯注的著作”，并受到当时思想界的影响，故而能够“公心讽世”。相比之下，晚清的谴责小说家以写小说骂人为糊口的方法，“他们所谴责的，往往是当时公认的罪恶”，容易得到读者的响应[39]。
钱锺书并非全面否认《儒林外史》的价值，他读此书极熟，著作以及读书札记中随处可以见到这部小说的引文。但如果放在第一流的作品里面，钱锺书对《儒林外史》的评价则是有所保留的。《林纾的翻译》中引李葆恂所述阮元对《儒林外史》的赞许，“不惟小说中无此奇文，恐欧、苏后具此笔力者亦少;明之归、唐，国朝之方、姚，皆不及远甚。只看他笔外有笔，无字句处皆文章，褒贬讽刺，俱从太史公《封禅书》得来”[40]。但随后钱锺书又补注说，李氏评价更高的小说作品是《醒世姻缘》，与之相比，《儒林外史》“沉郁痛快处似尚不如”[41]。这似乎也代表了钱本人的看法，他论及《文史通义》对当时学界的讥讽时说：
窃谓《文史通义》中《书朱陆篇后》、《黠陋》、《所见》、《横通》、《诗话》、《读〈史通〉》诸篇于学人文士之欺世饰伪、沽名养望、脱空为幻诸方便解数，条分件系，烛幽抉隐，不啻铸鼎以象，燃犀以照。《儒林外史》所写蘧公孙、匡超人、牛浦郎等伎俩，相形尚是粗作浅尝。[42]
按，《书朱陆篇后》系针对戴震而发;《横通》揭示当时目录文献学者之陋;《黠陋》针砭近世文集之失;《所见》一篇泛论世风舆论;而《诗话》专刺袁枚《随园诗话》[43];《读〈史通〉》则讥嘲学林中偏听轻信的弊端。戴震晚生于吴敬梓，且暮年方成名，小说家可能对他并不熟悉。至于袁枚，根据张文虎批语，小说第三十三回中的姚园即袁枚之随园。钱锺书说：“(袁枚)其人宜入《儒林外史》，则子才之行实也”[44]。此外，《文史通义》中还有《立言有本》、《〈述学〉驳文》两篇，专门批驳汪中的学问文章，与此处论题不尽符合，且根据不足(“余闻之而未见，然逆知其必无当也”)，于是钱锺书在此也没有列举出来。汪中正是小说中匡超人的原型。
通过与《文史通义》进行对照，钱锺书认为，吴敬梓对于儒林的针砭与讥刺，只不过是“粗作浅尝”，不够深刻。这也许正是“公心讽世”所致，因为所持的是一般人的标准，故大多只能放在八股制艺的层次来进行描述，这样的小说置于五四新文化的语境之中，自然大受反对封建传统士大夫之人生观的一代知识分子所推重。钱锺书对于《儒林外史》的批评，则是着眼于更高一层的学术生态环境里面，这就联系到诸如戴震、汪中、袁枚这个知识精英分子群体，对于这些学问精湛或才思敏锐的人，其实是很难体察其丰富的精神世界中所存在的问题的。《围城》问世后，面临着情形类似的命运，大家普遍容易接受的，也就是小说家对于教育界包括海外留学、学位文凭买卖、大学教育体制等各种问题的批评和揭露。至于钱锺书对于当时学界种种人物具体的影射与讽刺，评论界往往觉得刻薄和无聊。大多对于钱锺书及其《围城》持有保留意见的声音，都会至少同意司马长风的意见，即以为《围城》的内涵不够深沉，虽然有出类拔萃的小说技巧，却是才胜于情。这正是停留在《儒林外史》的标准来审视《围城》所致，殊不知钱锺书自己对于这个标准是并不满意的。
晚清时，那位写作了另外一部当代之儒林小说《孽海花》开头几回的金松岑，曾在《国粹学报》发表他对文学创作的看法：
夫著书之人，如英雄之争天下，从古帝王之业，真能赤手开创而无所凭藉者，历史上多不过三四人。著书之业，真能独立而改制而无所依傍者，经籍所志，多不过五六人。其他皆炳古人之烛以为荣光而已。[45]
今人说及小说或其他文体的文学创作，倒是很少有人涉及到学问之沿袭依傍的问题，仿佛真能人人都“赤手开创”了。新文学似乎是石头缝里跳出来的东西，反对崇古拟古，提倡直接取材于生活，则于学问何干?然而，素材里面的人事材料，固然可以全新，汉语言文字的组织如何便真地遗忘渊源、泯灭传统了呢?依靠传统，满篇典故，却并不就意味着食古不化不能创造，我们在此藉由钱锺书自己的谈小说艺术的文字，来审看《儒林外史》与《围城》两部小说的成就，或许也是一次对新文学传统的反思。
[1]无咎(王任叔)：《读〈围城〉》：“恋爱正是新儒林外史人物的新课程，它和旧儒林外史颠倒于学而优则仕的闱墨中人的描写，划出了新旧时代的两个风貌”。载香港《小说》月刊，第1卷第1期，1948年7月。
[2] C. T. Hsia, A History ofModern Chinese Fiction, pp. 441-442,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61. 译文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再版)，刘绍铭等译，第380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3]李健吾：《重读〈围城〉》，《文艺报》，1981年第3期。
[4]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下册，第480-48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此前在田仲济、孙昌熙编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也把《围城》称作是“现代的《儒林外史》”(第110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
[5]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第14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6]钱锺书：《管锥编》，第4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版。
[7]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第69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8]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再版;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朱一玄：《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版。此外，中华书局在2011年出版的《吴敬梓集系年校注》(李汉秋、项东升校注，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对吴敬梓的诗词文赋中所见与《儒林外史》人物原型与本事相关的内容，也多有发明，尤其以卷二诗《雪夜怀王溯山山居二十韵》(第177-178页)和卷三诗《赠李俶南二十四韵》(第197-198页)最为重要。
[9]《纪录汇编》卷一四八。
[10]方回《瀛奎律髓》卷十，谓“诗家有大判断，有小结裹”。钱锺书几次引用此语，一处解说“小结裹”即“侧重成章之词句”，“大判断”则是关注“造艺之本原”(《管锥编》，1215页);另一处则说：“诗家有篇什，故于理会法则以外，触景生情，即事漫兴，有所作必随时有所感，发大判断外，尚须有小结裹”(《谈艺录》，第1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补订本)。如果将之比拟于小说艺术，则“小结裹”包括小说文词的句法、章法以及材料的采纳和捏合，“大判断”则是涉及小说的写法。今人的看法，可能会将小说写法等同于结构布局，而将修辞中的艺术思维这种涉及造艺之根本的才能也归于“小结裹”的文法之中。这在论者看来是一种混淆。钱锺书颇好论及文学所呈现的象相和其中的艺术思维，这其实已经是方回所说的“大判断”了。文学中的新生之意象与独运之思维，间接关涉时代精神、思想学术风气，实不可轻视。
[11]又见《谈艺录》(补订本)，第165页。
[12]因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小栖霞说稗》以为出自周亮工《书影》，故有此语。
[13]《谈艺录》(补订本)，第357页。
[14]此外又如第44回中谈话间提到“前人吊郭公墓的诗”源自沈周《郭璞墓》的上半首，虽然点明是前人所作，也是属于以“抄”代“作”的例证。
[15]黄小田此处评语谓：“寻常小说必将诗写出，无关正文而且小家气”，恐属回护之词，难以令人信服。
[16]《管锥编》，第1203页。参看《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1册，第1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17]《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第151页。
[18]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第244页，张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19]前揭无咎《读〈围城〉》：“他用中英德法世界上所有古典名著砌起了城墙”;屏溪(沈立人)《〈围城〉读后》：“不相干的引典”(上海《大公报》，1947年8月19日);方典(王元化)：《论香粉铺之类》(《横眉小辑》，1948年第1辑)以及张羽(王元化?)：《从〈围城〉看钱锺书》：“这书中的人物、生活、感情、思想，还不能脱出旧的窠臼，虽然花样翻新，而货色依然是旧的”，“这些僵尸，都藉着钱锺书的玉体借尸还魂了”(《同代人文艺丛刊》，1948年第1期);熊昕(陈炜谟)：《我看〈围城〉》：“堆砌过火，雕琢太甚”(成都《民讯》，1949年第4期)。
[20]《管锥编》，第1199页;第5册“增订”，第232页。
[21]参看《管锥编》第1250-1252页。
[22]卞孝萱：《钱锺书冒效鲁诗案》，《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4期;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第34-35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扬之水：《〈读书〉十年》(二)，第3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23]钱锺书：《围城》，第9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2版。王培军在《钱锺书小说里的几个故典》(《书屋》，2007年第11期)一文中以为“四山”，源自汪辟疆“六山”之说，“董斜川虽主要用以影冒，可也夹有汪辟疆的口吻”;“三陵”则始发于胡汉民，《不匮室诗钞》卷五《答大厂见谢言诗之作叠恻韵二首》(其一)。按胡汉民自注云，系与冒鹤亭对谈时所言，但是所谓“三陵”，原本指的是宛陵、金陵和广陵。
[24]董斜川道：“我作的诗，路数跟家严不同。家严年轻时候的诗取径没有我现在这样高。”(《围城》，第82页)按魏晋六朝流行父兄以夸耀子弟为声价，而子弟以贬斥父兄为通率，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引李慈铭语，第4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钱锺书私下谓：“嗜名无实，冒氏家风，自辟畺父子已然”，见《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1册，第128页。
[25]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一文中以为陈寅恪弟方恪(彦通)，“拟诸斜川，差为近似”，见《汪辟疆说近代诗》，第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围城》中关于“今之苏黄”的典故，是指苏曼殊与黄遵宪，汪文(前揭同页)则说“至陈散原先生，则万口推为今之苏黄也”。
[26]参看前揭王培军文。
[27]《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第480页。
[28]《围城》，第89页;Essays, III, 5, in The Complete Works, trans. by Donald M. Frame, p. 785, Everyman’sLibrary, 2003.
[29]《围城》，第149页。另一处将褚慎明和《儒林外史》人物杜慎卿对于女人的态度进行比较，见第82页。
[30]《围城》，第91页;庄一拂：《褚辅成先生年谱初稿》，见于《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4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31]《围城》，第249页。
[32]《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第169页。
[33] Turpius esse exigue frigide laudari quam insectanter et gravitervituperari，Noctes Atticae, trans. by John C. Rolfe, XIX, iii, Loeb Classical Library, pp. 358-9, London, 1927. 参看《容安馆札记》第八十一则(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册，第140页，2003年)，其中又言蒲柏“Damnwith faint praise(以苍白无力的赞美予以毁骂)”一语盖出于此，这个意见在英语成语辞书中已成定说，不算是他自己的发现。
[34]《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第151页。
[35]钱玄同：《寄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1期，1917年3月;胡适：《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新青年》，第3卷第4期，1917年6月。后文多出一部《西游记》。
[3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2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37]参看欧阳健：《〈中国小说史略〉批判》，第3章第1节，及第4章第2节，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38]《儒林外史汇校汇评》，第689页，第695页。
[39]胡适：《〈官场现形记〉序》(1927)，《胡适全集》，第3卷，第56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40]《七缀集》，第9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41]《七缀集》，第110页注41。
[42]《管锥编》，第992页。
[43]此篇之前，还有《妇学》及《妇学篇书后》，也是嘲讽袁枚的，则钱氏略之不言。
[44]《谈艺录》(补订本)，第531页。
[45]金松岑：《余之文学观》，《天放楼文言》附录，见《天放楼诗文集》，第134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来源:杨早作者:张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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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 华人家庭孩子的22个特征
星期五 十月 09, 2015 5:38 pm
在美国 华人家庭孩子的22个特征
BuzzFeed刊登了一篇令人捧腹同时引人深思的文章《华裔移民后代的22大特征》（22 Signs You Grew Up With Immigrant Chinese Parents）。任何一种概括总结都有其不足之处，这篇文章自然也不例外。但不论准确与否，它至少能博君一笑。
1.你的成绩单与你朋友的成绩处于不同的分级系统中：A只是一般般；B代表低于期望；C意指不准吃晚餐；如果是D，那别回家了；F？还是去找个新家吧！
2.你吃过好多美味可口的中国菜，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你妈妈从来不准你进厨房。
3.外面的鞋子绝对不可以穿到家里。
4.从小到大，你坚定地认为世界上只有三种职业：医生、律师、会计师！
5.遇到挫折时，你从来不会得到很多的同情，取得成就时，也不会得到多少的赞赏。
6.当你兴高采烈时，你的父母会很快地给你泼一盆冷水。
7.你小时候的照片中一定有一张是齐留海的发型。
8.在你还是学生时，家长反对你谈恋爱，可是一毕业，家长就会突然变了个样，惊讶地问你：“你怎么会还没有男／女朋友？！”
9.当你总算有了对象后，你最好保佑他/她不是以下2种人中的一种：1.其他种族；2.艺术家。
10.你从小就被送去学小提琴、钢琴，或二样都学。你父母会一直督促你练习，可当你真的想要成为专业的音乐家时，你的父母却会吓到魂飞魄散。
11.你不是在学校，就是诸如Kumon一类的补习班，再不就是在父母的中餐厅里帮忙。不知道还有谁比你更惨。
12.必修课：数学、数学、数学！选修课：戏剧、体育和宗教。
13.你父母学习各种最新潮科技的能力简直令人恐惧，而这只是为了能有更多的渠道联系到你。
14.你与全球最佳、最无意识的环保人士住在一起。他们将“再利用、维修和循环利用”的口号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5.你会惊奇地表现，在你白人朋友家的冰箱里竟然放满了诸如Camembert和Brie一类的奶酪。而你的朋友在你家冰箱里发现榴莲时，想必也不会太高兴。
16.在打包行李时，你妈妈总要插手帮忙。她总是会往里塞几条一次性内裤，外加足够一个家庭吃一个月的各种食物。
17.你父母极少带你去海边玩耍，而就算去了，他们也会从头包到脚，而且对吃海鲜远比去游泳更感兴趣。
18.你父母爱死了叫作保鲜膜和铝箔纸的东西。
19.你父母和亲戚们在家庭聚会时会毫不客气地评论你的体重。
20.在周六的中文学校里，你总会发现有那么一两个比你年轻得多的白人小孩，而且他们的中文好得甩你几条街。
21.当你第一次去中国时，你会发现，比起中国的同龄人，你跟美国的俄裔、希腊裔、菲律宾裔同龄人以及其他种族的移民同龄人拥有更多的共同话题。
22.长大后，你才会慢慢地发现，父母对你的严加管教只是他们生活在一个陌生国家的紧张情感的自然流露。
僑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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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救吾先生》：一部并无悬念的主旋律影片为何观众会买账？
星期五 十月 09, 2015 5:35 pm
无论是财大气粗的商人还是风光无限的明星，都是社会的一份子。正是那些在背后不畏牺牲默默付出的人民警察，是他们“摘”下了那些烂苹果，还社会以平安。
原题：刘德华的口音和王千源的演技
《解救吾先生》显然不是这个国庆档期投资最大，宣传最强，明星最亮，排片最多的电影，却在上映三天后迅速收获绝佳口碑，豆瓣评分跃至8.1。从那些先期造势持久，推广铺张的眩目片子中异军突起。影片取材于知名影视演员吴若甫2004年的一起绑架案，先期宣传上除了打出明星阵容外，更以“对真实案件的还原率超过70%”作为影片特色。观众对本片的赞扬主要是 “真实”以及“演技”。
一般观众茶余饭后对于电影的讨论往往集中于是否“真实”。似乎“真实”与否就是评判电影的永恒的，不言自明的尺度。但显然艺术就是艺术，不等于客观现实，如果艺术要以和生活的无限等同为目的，就会流于自然主义的表面的肤浅的摹写，乃至于取消艺术本身。实际上这种“真实” 仅仅是一种对真实的感觉，要么来自于评价者本人有限的经验——银幕上发生的是他所经历过的，于是可以言之凿凿地指认为真实。要么是来自于更高的层面，片子所展现的符合他艺术欣赏的观念与趣味。
在艺术上，“真实”的定义是庞杂和流变的，它涉及艺术和真实/生活的关系。比如德国古典哲学认为艺术给生活赋予形式。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王尔德则认为，生活模仿艺术。而“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一我国大众挂在口上的“文艺理论”。源于1942年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概括。《讲话》继承和发扬了苏联文艺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成为建国后我国文艺创作的主导思想。虽然在一定时期，文艺界政治挂帅，以及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简单化为表现什么人为主角，使文艺创作僵化濒死。但是新时期以来，经过对这一现实主义指导原则的修正，其依旧是我国文艺的主流。在电影上延续这种创作原则，弘扬国家意识形态，反映革命历史题材或者和普通百姓生活贴近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则被形象地称为“主旋律”电影。“主旋律”电影思想上积极向上，符合主流价值观，有固定的剧情和情节结构，角色善恶分明遵照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塑造，具有宣传教育的意义。
《吾先生》一片带有明显的主旋律电影色彩。作为改编自一宗被迅速破获，又因为有明星受害人而引发社会关注的刑事案件的电影，它首先作为一个极佳的案例而具有普法和安全宣传的教育目的。它展现了沉着冷静、兢兢业业、纪律严明、有条不紊、布局周密的公安干警是如何与狡猾却必然失败的绑匪斗智斗勇。侦察、破获、解救的过程虽然曲折，但是一切尽在掌握必定邪不胜正。犯罪分子是如何张狂却无知，都是些见利忘义、愚蠢疯狂、生活混乱、道德沦丧，残忍绝情的乌合之众。而法律的不可触犯，法网恢恢不仅体现在社会治安监控的无所不在，让坏人无影可藏，而且开拖拉的农人的举报更凸显了“群众性”责任，以及相信、配合公安维护法律，人民具有正确法制观念的重要。身处险境的受害者又是如何坚持信念、保持冷静，步步为营，有技巧地和绑匪周旋而能逃出生天。无论是财大气粗的商人还是风光无限的明星，都是社会的一份子。正是那些在背后不畏牺牲默默付出的人民警察，是他们“摘”下了那些烂苹果，还社会以平安。最后，历经20小时的解救，新的一天，无暇休息的副支队长刑峰和曹刚又赶着晨光踏上巡逻的路途。此时刑峰的手机响了，他始终没有时间回一趟家看看儿子。下一组镜头里，刚刚苏醒的北京的清晨，情侣在车站拥抱，孩子在街上嬉闹，早点摊子冒着热气。车广播里波澜不兴地播送着“昨晚本市破获一起绑架案”，镜头扫过警局“为人民服务”的照壁，停在行驶中的警车挡风玻璃前隔着的警帽上。此时从惊心动魄中回过神的观众，更加能够体会这日常平静背后的代价和“公安”二字的重量。
如果说《吾先生》作为主旋律电影的现实主义色彩因为符合了我国观众深入人心的“真实”审美观念和欣赏趣味，而获得认可。那么时至今日，在主导文化需要和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争夺受众的情势下，主旋律电影也在坚持某些核心原则下不断吸收和变化。这种变化时常显示出纠结和不适。对于“真实”的评判过后，观众对于影片的关注转到表演上。演员的表演是一般观众最“天然”、直接的辨识元素。虽然他们常常忽视了成就演员表演的，是电影几乎全部的视听语言。在某些艺术导演眼中，演员的价值不大于一张道具椅子。安东尼奥尼就曾放言，“我使用我的演员，就像一棵树、一堵墙或一片云彩”。本片主角“吾先生”(片中有意发音为吴先生)的原型是演员吴若甫，他因为出演了众多国产公安及军旅题材影视剧，其银幕形象也而更符合主旋律电影的要求，而片子却采用刘德华而不是吴若甫饰演“吾先生”。这种表面上的“移置”，对明星商业号召力的借用，实际上让主旋律叙事和商业元素在缝合时出现断裂，意识形态的实现出现了裂隙。许多观众评价刘德华的原声“港普”让人出戏。刘德华作为纵横流行艺坛几十年的常青树，其声名响彻华人世界。刘德华本人负载的文化意义过于巨大。只要观众认同他是台下的刘德华，就无法对他被遭绑架信以为真，因为绑架他和绑架其他明星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不可同日而语。影片搬用了吴若甫本人的经历，比如曾在南方当兵，来铺排情节，塑造角色。但是同时不断用“在39岁”唱了《恭喜发财》歌曲，演唱会一票难求，印有成龙和刘德华的月历，片酬巨大的香港明星的身份，以及港星林雪作为其朋友，甚至用已经结婚了来制造调侃效果，指认刘德华本人。导演丁晟曾因为和成龙合作而广为人知，此次在主旋律的现实主义框架下，借用商业片 “明星策略”的方法，看似巧妙地获得了双重满足，实际上一定程度间离了观众的角色、情境认同。结尾处“吾先生”惊险获救，警车上的他惊魂未定“拍戏是假的，这是真的，谢谢你们”，背景音乐放出刘德华唱的《小丑》。独具魅力的歌词唱腔，在煽情之外，个中意味在于再次强化大明星也是普通人，以及执法机关的光荣伟大之主流话语。但是观众接受的，更多是此时再熟悉不过的“刘天王”以及他的歌曲。如果依照港台明星参与拍摄的惯例，使用“御用”配音，同时增添吾先生身份的虚构元素，不完全借用原型人物的经历，或许能够使这个人物更具可信度。但这又会损害主旋律创作的“真实”尺度，以及导演构想中对于刘德华巨星身份产生的效果的最大限度的借用。这个“吴”先生，并没有全然成为刘德华的自称的“吾”。这种“拿来主义”却遭际两难的处境，正反映出当下主旋律电影文本在借用中建构的困难。
一部基于现实案件的影片，情节有限。同时要吸收警匪片商业类型元素，增强可看性。但是主旋律电影的现实标准不容罔顾事实的浮想联翩，于是这种想象——银幕奇观就干脆以剧中人的想象呈现。从匪巢内吾先生想象挣脱束缚后和绑匪枪战，到华子讲述劫金库的“理想”，再到警察埋伏小区时预计在小区“收网”的激战，无不是惊险刺激，痛快淋漓。同时用慢镜头，戏曲鼓点音乐等手法极力渲染这些幻想段落。将想象呈现为想象不失为一种折衷的方法。
而主导文化的严正与坚守和对商业类型，大众文化，流行话语的吸收与拒斥，借力和角力，更体现于种种细节中。如曹刚审讯华子时，“你是真不会好好聊天是吧”。结尾处刘烨饰演的刑峰接到儿子电话，对白和字幕上的“诺一”与“爸爸”。还有匪巢中一位“粉丝”绑匪给吾先生看手机，“网上有人发帖，说你被警察抓了，还有说你嫖娼涉黑的”。以及年轻警察看到华子私藏的大量枪支调侃道“这哪时要干绑架啊，直接去钓鱼岛啊”。却被总队长瞪了一眼。
《吾先生》的叙述手法，实际上接近于我国电视观众熟悉的法制节目，经由叙述人的讲述以及“情景再现”结构全片。用不断提示的画内和字幕的时间标识提示情节发展，制造紧张感。虽然倒叙的结构手段从形式上制造了好奇，但是实际上真正的未知的悬疑并不存在。影片在打出片名大字正式开始后，就是一组反铐住的双手的特写镜头——文本内的反派一号“华子”已然落网，他如此出现于审讯室监控镜头/警方/观众视点的审视下。倒叙的过程，并没有给罪犯留出任何视点和不确定的空间，观众只是观看华子落网的经过。在充分了解和认同经验充足、胸有成竹的警察们是如何分工协作、布局安排将华子捉拿归案后，怀着对正义压倒性力量的坚定信心，最终跟随着我公安干警的视点冲进匪巢，救出人质。虽然作为反派一号，王千源看似有很大的表演空间，而文本实际上并未给他留出位置，观众绝不可能认同他。他的所谓的筹码只是一厢情愿，多次谋划逃脱更是异想天开。那一饭盒到了嘴边也吃不着的饺子，与其说是警方使用怀柔策略套出供词的手段，不如说是展现公安文明审讯的人道和纪律更多一些。片中华子从被捕到最后在警方的逼问下说漏了嘴而招供，虽然诡计多端，但却始终处于“你们怎么抓住我的?”的迷惑中，困兽犹斗的张狂除了败坏就只是愚妄。如果说刘德华饰演的“吾先生”虽然在片中基本上被铁索束缚困于匪窟，却一定程度上被要求 “自由”地展示作为香港巨星的个人魅力，包括不少点到为止的幽默，为的是丰富影片观赏性。那么王千源表面上是无法无天“自由”为恶，实际上在片中从无自由。他作为一个宵小之徒满口谎言隐姓埋名，随时携带手雷，过着刀头舐血的苟且日子，他作为主旋律文本中的反派，早已被框定了一种“反面”的位置。如同影片结尾，荒凉的郊外监狱，恢复自由身的的“吾先生”来探监被关押而即将行刑的罪犯“华子”。铁窗内外，华子挂在口边的“你命好”的犯罪托辞，被吾先生的一篮苹果的温情击破。同时彰显出影片主题：平安诚可贵，谁破坏必受惩罚。
《解救吾先生》的成功再次说明现实主义审美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主旋律电影创作在当下年轻化观众为主的电影市场中依旧大有可为。在主导文化的控制之外，更好地和大众文化互动。才能实践《讲话》中为了人民大众，吸收中外丰富的文艺形式之精神。才能再一次让银幕前的观众“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眼泪已涌在笑容里。”
来源:共识网作者:戈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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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时刻: 志愿军战俘第一集“战地余生”
星期五 十月 09, 2015 5:30 pm
1950年10月，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名义，“雄赳赳，气昂昂”,分批跨过鸭绿江，参加历时三年的韩战。65年后的今天，《解密时刻》特别推出《志愿军战俘》电视系列纪录片，以尘封的史料、战场拍摄的镜头和太平洋两岸进行的采访，为您再现当年战争的残酷，揭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亮丽光环背后的真实，再现两万多中国战俘这个被遗忘的特殊群体在那场被遗忘战争中的无奈与坎坷的人生。
2013年清明，北京顺义“琴湖园”小区一个安谧的院落洒满阳光，一位老人轻声哼起了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的曲调。他在回忆一场60年前的战争，内心没有太多的自豪，只有无尽的感叹。
张达（志愿军180师539团见习参谋，返回大陆战俘）：“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在苦难的日子里……”
解说：在地球的另一边，帕特·维吉尔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家中诉说着自己参与的一次镇压志愿军战俘暴乱的事件。虽说已是60年前的事了，可这位当年美国陆军25步兵师的士兵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难隐内心的愧疚。
Pat Vigil: “Fire. Break them up, so we had no other alternative but to fire our weapons, it’s what many people would say ‘it’s my duty’. So, yes, I am one that did fire into that mass of humanity.”
帕特·维吉尔：“开火！把他们打散。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开火。很多人会说我只是执行命令。所以，我是朝人群开枪了。”
在大洋彼岸的台湾，年逾八旬的刘纯俭走出基隆市的台湾海军单身宿舍，向来访记者讲述平时很少提到的经历，很多故事就连这位比他小30岁的大陆新娘也是第一次听说。
刘纯俭（志愿军180师540团士兵，赴台战俘）：“有一次我还看到，刚好那里有一个草房子，一架F-84丢了个汽油弹下来，我看它在空中翻、翻、翻，掉在那个房子上面，‘轰’的一声，那个房子整个没有了，就变成一团火球了。”
三人天各一方，理念不同，却因军人的天职而卷入同一场战争，一场牵扯冷战期间东西两大阵营、近20个联合国会员国同时参加、动用除核武器以外所有先进武器的热战。在这次导致几百万人死伤或失踪的战争中，双方有几十万人沦为战俘，有一大批的人从此再也不能返回家乡。
蒋庆泉（志愿军23军步话机员、电影《英雄儿女》王成的原型，返回大陆战俘）: “对我的教训太深刻了。因为那个，我的人生有很大的转折，打掉我的青春，打没了我的一切。”
东方：“来一段志愿军的战歌吧。
张达：志愿军战歌我也没有心情唱了…”
张昌辉（志愿军12军31师后勤处会计，返回大陆战俘）：“说实话，就是在被俘以后仍然是热爱祖国的。现在想起来，好多人不理解我们……。”
解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与苏联商定，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作为在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半岛受降的分界线。控制北部的是苏联，控制南部的是美国。1948年，美国支持大韩民国成立，苏联则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八线成为实际的统治分界线。
1950年6月25日，十几万共产党统治下的北朝鲜的部队突然越过了北纬38度线，向韩国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当天通过决议，谴责北朝鲜侵略。
北朝鲜的军队中，包含着原来属于林彪部下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三个朝鲜族师，其中有大批收编自二战后投降的日本关东军。他们在中国身经百战，是北朝鲜进攻的主力。三天之内，韩国首都汉城陷落；不到两个月，韩国90%的土地被占领。以二战后入伍的新兵为主、临时拼凑起来的美韩军队被压缩在南部沿海的釜山一带，情况危急。
联合国安理会7月7日通过决议，授权组成联合国军，18个国家派军队参战。第二天，美国二战名将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临危受命，接过联合国军的指挥权。9月15日，麦克阿瑟率部队在当时战线的后方仁川港登陆，切断了北朝鲜进攻部队的退路。联合国军全线反击，收复汉城之后大举北进，攻占平壤，直逼朝中边界。
联朝鲜战局逆转后，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多次要求中国出兵，并承诺提供武器与空军支援。毛泽东与斯大林达成协议，苏联为朝鲜战争提供装备，中国提供兵力。1950年10月19日，中共以“志愿军”的名义秘密派出了数十万正规军入朝，经过三次大的战役，夺回了平壤和汉城，并迫使联军撤退至三八线以南。
联合国军紧急抽调部队，在四次战役中全线反击，收复了汉城，把战线推至三八线，并在五次战役中全歼志愿军180师等数万名成建制的部队。
两万多志愿军战俘中的大部分，就是在五次战役中被俘的。
解说：1951年3月22日，在四川成都参军的张达跟随解放军60军180师跨过鸭绿江，参加朝鲜战争。他们被告知，志愿军前几个月都打了胜仗，因此官兵情绪高昂。入朝前，部队进行了“我们为什么要仇视、鄙视、藐视美帝”的教育，全师又换上了苏式武器，让官兵们觉得完全能战胜“美帝纸老虎”，胜利就在眼前。
张达：“对， 换了，全部换了。换的枪是俄罗斯的枪，是苏联的‘水连珠’步枪（既连发步枪）。
东方：噢，枪都是苏联的枪？
张达：苏联的，苏联的枪。”
解说：张达和四川同乡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第四次战役正在激烈进行，联合国军正向三八线发动反攻，志愿军前线部队在后撤。距离前线虽说还有几百公里，联军的空中力量就已经给这些新兵来了个下马威。
刘纯俭（志愿军180师540团士兵，赴台战俘）：“一过了鸭绿江以后啊，那个景色完全改变了。到处不是失火就是到处冒烟，房子没有一个是好的了，破坏到那种程度了。那个时候一过江，白天不准走路，都是晚上行军。白天飞机就来啊，就轰炸啊。靠近江边还好一点，那还还有些距离，还有饭吃。再过了三，四天以后，白天连饭都不敢煮了，一煮饭就冒烟，飞机就炸了。或者白天你在路上走，看见一个人他也打，就是这样的，所以才晓得厉害了，恐怖了。”
解说：联合国1951年1月14日提出就地停火建议，被中国拒绝后，联合国军1月25日开始从37度线附近全面北进，四次战役随即展开。美军前线总指挥、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针对志愿军善于迂回穿插的特点，指挥部队收缩靠拢，相互支援，抢占山头，稳步推进，2月8日逼近汉江，10日占领仁川，迫使志愿军从2月17日开始全线后撤。
程干远（志愿军炮兵7师卡车司机，韩战学者）：“先是让开大路，然后就是两侧包围，用机械化部队投入。然后开始消灭志愿军的主力。”
解说：李奇微继续挥师北进。联军随后在南汉江与志愿军五十军以及三十八军发生激战。联军每天依托强大炮兵和空中火力猛轰对方阵地，志愿军伤亡惨重。在著名的砥平里战役中，志愿军八个团两万五千人包围了美军第2步兵师一个团、一个法国营和一个炮兵营共5000多人。美军迅速构建环形工事，用密集火炮抵御进攻。
程干远：“因为志愿军组织敢死队嘛，就用步兵武器嘛，迫击炮嘛，一波一波的，前面一波，后面一波，后面又是督战队，又是敢死队。前面你不能往后退的，退了后面就把你打掉了。只有往前去，那最后就推着尸体往前冲。所以战斗开始，从四点钟打到六点钟，阵地上就丢下了1800个尸体，就志愿军。”
解说：这次战斗，志愿军攻击部队伤亡5000人，不少伤兵被俘；联军只有几百人死亡，几十人失踪。后来美军坦克援军赶到，志愿军被迫退出战斗。
程干远：“就这样子，打了两天，最后没有办法，他们所有的下面的营的团的干部都讲这个仗不能再打了，最后温玉成（40军军长）直接给彭德怀打电话，告诉彭德怀，这个仗再打下去我们全部完蛋。最后彭德怀决定主动撤退。砥平里战斗，联军认为是第二次仁川大捷，志愿军在国内的解放军的战史上没有人敢提这个事，因为这是个惨败！”
解说：砥平里战役后，中朝部队全线北撤，坚守南汉江的志愿军50军和38军放弃阵地，准备撤到汉江以北。原来封冻的汉江水此时却解冻了，两个军3万多人拥挤在岸边，争夺船只过江。联国出动大批飞机轮番轰炸，江边尸横遍野，江水被血水染红。经过50多天的战斗，志愿军50军和38军伤亡数万，美步兵25师3月9日前后在汉江两岸搜捕了大批志愿军流散官兵。
联军3月15日攻陷汉城，收容大批志愿军俘虏，接着继续攻占韩国城市议政府等地，再次抵达三八线。4月21日，历时87天的第四次战役结束。统计显示，志愿军这次战役中有数千人被俘，是前三次战役被俘人数的两倍以上。
毛泽东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决定投入后备力量14个军共50多万人，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力求一举歼灭联合国军几个师的主力部队。
成干远：“当时四次战役的时候彭德怀曾经跟毛讲过，要主动后撤二百公里，因为部队已经疲惫不堪，无法作战，无法继续再上。就是主动放弃汉城、放弃浑城这一条线，然后往后撤，休整，是吧，固守。但是毛不同意。”
解说：美国的高层这时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杜鲁门总统从战争伊始，就坚持要进行有限的战争，特别是不能将战火扩展到中国境内，而麦克阿瑟将军却不同意总统的政策。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总统不顾全国舆论的反对，将这位二战英雄撤职。由李奇微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杜鲁门总统：
I believe that we must try to limit the war to Korea…… A number of events have made it evident that General MacArthur did not agree with that policy. I have therefore considered it essential to relieve General MacArthur so that there would be no doubt or confusion as to the real purpose and aim of our policy.
“我认为，我们必须试图限制韩战的规模。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麦克阿瑟将军并不认同这个政策。我因此认为，必须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确保美国的实际目的和政策目标清晰无误，不至受到任何怀疑。”
解说：李奇微崇尚火力，善于调动多兵种合作。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原来以新兵为主的美军陆战和步兵师补充大批参加过二战的老兵，更多的野战炮兵营完成训练，和先进作战飞机一同投入朝鲜战场，用火力压制中国军队的人海战术。约有50万志愿军部队参加了第四次战役。
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打响，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部队全线猛攻。美军西线防线被突破时，不再轻易放弃阵地，而是组织环形防御，利用优势炮火密集杀伤中朝进攻部队。开战24小时，仅美军第38野战炮兵营就发射了一万多发105毫米（口径）的炮弹，遏制了中朝部队的进攻势头。担任穿插任务的志愿军64军就因美军炮火受阻，未能前进，65军的两个师又匆忙赶到，6万多人被压缩在临津江南岸的狭小地带，被美军火炮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伤亡严重。
刘劲才（60军180师士兵，赴台战俘）：“因为它美军的计划是，你这一个公尺就要有一个炮弹，它这平均一个公尺就是一个炮弹。所以我们在那边讲是共产党是人海战术，美军这边就是炮海战术，共产党是五个人扛一个炮弹，那这边是五个炮弹打一个人，所以这个战争是这样子形成的。”
解说：针对中朝部队战线过长、运输落后的特点，联军出动更多架次的飞机，对中朝军队的后方运输线进行轰炸，令本来就吃紧的志愿军后勤补给雪上加霜。
程干远：“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制空权嘛。从51年开始，就是联军啊，当时是联合国军，就采取叫‘绞杀仗’，就是要把后勤部队啊，把它封锁。”
刘纯俭：“我有一次看到，那个火车隧道，一架F-84（美军飞机）一个俯冲就把那个火箭打到洞里去了。那个洞里面大部分不是伤兵，就是堆的弹药或者粮食这些东西，马上里面就烧起来了。”
解说：由于缺乏空中掩护，深入三八线南侧的志愿军部队只能夜晚发动进攻。李奇微看准了这点，指挥美军步兵白天后撤几十公里，担任掩护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黄昏后撤离。志愿军夜间进攻时，根本看不到美军，后者以逸待劳，等志愿军赶到联军新筑阵地时，再发动反击，火力单薄的志愿军被迫后撤。
马有钧（志愿军60军180师538团政治处干事，返回大陆战俘）：“他不跟你正面攻击，不跟你正面对着干，他是往后撤退。他就是晓得、掌握着你运输情况不佳，就把你的弹药余粮消耗的差不多了，他才开始反扑的。”
刘纯俭：“第一个阶段是叫我们去攻汉城，我记得我们议政府（韩国城市）我们都经过了，还有隔一座山可能就是汉城了，但是飞机啊、轰炸啊、炮打的没办法，晚上又撤退了。一方面与他这个带的补给有关系，他这个弹药和粮食都靠自己背，吃炒面。你后面不能补给，那你一定要撤退回去。”
解说：由于第一阶段进展不大，志愿军决定发动第二阶段进攻，对东线的韩国军队发动攻击。第三和第九兵团部队很快突破了三个韩国师的防线，前进了几十公里。西线美军迅速增援，利用火炮和飞机封锁突破口，炸毁韩军丢弃的武器装备。
解说：美军第二步兵师同时坚守二线阵地，让中朝军队的突破口无法扩大。不久，中国军队携带的弹药粮食基本耗尽，不得不放弃攻占釜山的目标，向北撤退。李奇微抓住时机，命令联军8个师在5月22日开始反击。美军用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组成特遣队积极穿插，时常超越撤退中的中国军队，将落在后面的志愿军60军、12军和27军包围。由于指挥混乱，通讯不畅，60军180师未能及时撤出包围圈。
林模丛（志愿军180师文艺兵，返回大陆战俘）：“5月19号那个战役就完了，就要退，其他部队就退了，都互相交叉掩护撤退。但是，因为当时通讯很不得力，两翼，左翼右翼都退了，中间180师没有及时退，就给包围了。”
解说：180师作为预备队当时的任务是坚守阵地，掩护友邻部队撤退。任务完成后，联军包围圈尚未完全合拢，180师已经渡过了北汉江，但上级突然指示，要该师继续回到南汉江固守。
马有钧：“结果后来是战役上的指挥失误，韦杰，就是成都军区司令员，原来在淮海战役当营长，打得很漂亮。他就是很大意的，他就批评：‘哪个喊你们撤？再给我守一个礼拜！’结果我们由北汉江又跑到南汉江去，在汉江南岸又去构筑工事，跟敌人打了三天，但是打来打去就没得弹药了，跟不上了。”
解说：结果180师陷入联军重围，再加上师部与上级和下属部队之间的通讯不畅，导致指挥失灵，乱成一团。
马有钧：“当时通信条件太差了，我们有个普通的收音机嘛,结果我们前方的首长在讲话，收音机听的清清楚楚的：我到了哪个地方了，你们情况如何如何？那种咋能保得了命呢？肯定敌人就给你窃听了。”
解说：从未想过会被包围的180师高级军官惊慌失措，在营、团建制基本完好的情况下下令分散突围。
林模丛：“我听说是180师师党委开了会，后来传达，叫分散突围。当时情况是这样，我记得很清楚，现在即使我战友也记不清楚，当时下达，当时原话是这样：‘以小组为单位，向西北方向突围’。这个命令下来之后，本来建制还是完整的，整个打散。”
解说：但突围的命令并没有及时传达到所有部队，不少担任掩护的部队错失良机，死伤严重，很多人被俘。
张瑞祁（志愿军180师士兵，赴台战俘）：“我当时已经打了差不多六个月的仗了，最后被切断了，被包围，我们一个营最后剩我们一个连，一个连剩了二、三十个人，掩护全团撤退。最后全团都退完了，就我们一个留一个山上、一个地形要点掩护，最后我们就下不去了，被后面切断包围了，那个美军坦克部队在后面（把我们）切断，最后走不了，等我们突围出来的时候被俘了。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一共被俘六个，其他的非死即伤了大概是，可能没有人回去。”
解说：虽说是分散突围，很多后来回国的战俘回忆说，这其实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各自逃命。师部命令各部队丢掉重武器，从不同地点向西北方向突围。
张达：“当时上级有个命令，就是说，从现在起，大家把武装脱掉了，把什么文件啊， 番号什么的都交了。脱掉后，不要了，大家向着西北方，那是哪里？是春川附近。”
解说：这些人的回忆被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吴金锋收集到他上世纪八十年代采访整理的《安德舍笔记》书稿中。
笔记记载，分散突围的命令下达后，180师丢弃了辎重，师团一级的军官利用权力，把善于突袭近战的侦查排和警卫班等聚集在自己身边，挎着搜集来的冲锋枪，带足弹药和给养，再利用韩国向导带路。180师的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和参谋长王振邦等就是这样突出重围的，这些大人物北渡汉江时，遭遇联军阻击，警卫战士在水中还击，吸引火力，不少人伤亡，掩护上级过江。师团长们如此，其他军官就上行下效。原180师539团副参谋长魏林和团政委韩启明带上各自的警卫员一起走了，一路上有零散部队要跟随，都被他们拒绝。
马有钧：“当时我们一个机枪连的连长，我们团里面的高连长，我喊他高志成（音），我说我要和你一道走。他说哪个要你一道走，我不要你，你自己走，想办法，就不愿意一起带我。”
解说：为了逃命，很多非战斗人员强行跟随，有军官这时举起枪支，逼退属下。很多战俘回忆，优先照顾干部、党员和团员，是中共军队在生死存亡关头的通行做法，韩战自然不会例外。
林模丛：“刚上战场，有个胸章，就在胸章后面标明，是团员写个团员，是党员写个党员，是群众写个群众，是班级、排级还是连级，都要写上，目的呢，就是以后你受伤的时候，先救干部，先救大干部，然后救党员，救团员，最后才抬群众。”
解说：180师的士兵们对上级军官只顾自己逃命，不顾下属死活的做法相当不满，这种不满也促使一些人决定向联合国军投降。
志愿军180师539团运输连通讯员李少良：“过去说官兵相爱，为什么现在副连长把我丢掉？以前说得漂亮，生死相顾，官爱兵，可现在谁也不管。我们暴露那隐蔽在草里的几个干部，就因为不满意他们硬要我们走开。结果，叫我们被俘。要死就死在一起！就告诉敌人，草里还有他们躲着！”
残酷的现实也让志愿军180师538团无座力炮连电话员宋泽银对高级军官们失望透顶，弹尽粮绝的他干脆选择向联军投降：“上级常说，我们部队怎么团结，现在一到恶劣环境，上级就不要我们了，就不管我们了。”
解说：群龙无首，士兵们只好四散而逃，有些部队虽然进行了抵抗，试图冲出包围，可在美军强大火力面前根本无济于事，被压在山谷里动弹不得。
张昌辉（12军31师后勤处会计，返回大陆战俘）：“下来以后就遇到敌人坦克就(迎面)来了，就发现了我们。发现了我们，我们要通过公路，结果就扫射。我就按照领导所指定的方向走，走进去了以后呢，敌人的坦克已经追到我后面，打打打，打了(不知道)多少发。结果我看到一个壕沟，跳到壕沟里头去，这样它就没上来，没有再冲过来了，就在公路上继续走了。但是打的时候炮弹、子弹、机枪子弹就在我脑壳上飞来飞去的，土啊那些溅得到处都是。”
解说：少数下级军官临时收拢已经四散的士兵，组织突围，最后冒着枪林弹雨抵达撤退计划中的鹰峰，以为过了山就可以回家了，哪想联军提前占领了山顶，正在爬山的士兵们遭到猛烈射击和炮轰，仅被打死的就有一千多人。北方回不去，又无法下山，官兵们只好向附近的深山老林逃窜，有人甚至向南而逃，直接成了联军的俘虏。
于荣福（志愿军60军士兵，赴台战俘）：“因为走不动了，因为没吃东西，再加上下雨。有的人有雨衣，有的人连雨衣都没有，所以大家都想办法，找一棵树，把树砍下来，把树头坐到屁股底下，然后这样（滑）下去。这时我们也不知道是那么陡的一个悬崖，等第二天早晨一看，哦，当时真是吓一跳。”
刘劲才：“人家讲兵无粮自散，当官的体力也不支了，他顾不到管那么多了，他就讲，那你们自己去求生存吧，就看你们体力好坏了，体力好就求生路，体力不好的就没办法了。”
谷辉（志愿军60军战士，赴台战俘）：“部队整个被打垮了嘛，整个打垮，兵无龙头了，自散了，管不了了，然后我在国军部队的老同事，我们那时候还是小孩子，也没有什么经验，就跟着那些照顾我们的老同事，就跟着一起大摇大摆的下山了。”
解说：逃入深山老林的官兵们尽管暂时脱离了炮火的侵袭，可随身携带的粮食早已吃完，就只能靠野菜充饥。
刘纯俭：“高粱米啊，玉米啊这些粗粮，炒过以后磨成粉，磨的很粗，不是很细，连盐都不加一点。结果我们吃了以后，因为不敢烧火，因为一烧火，飞机就轰炸。就在山沟里随便拿水拌一拌就这样吃下去，结果晚上就夜盲啊，因缺乏食盐，晚上走路眼睛都迷糊，白天都看不到。”
唐肃成（志愿军60军士兵，赴台战俘）：“三天三夜吃不到东西。韩国那山上都是雪啊，都是那个雪山，也没有东西吃，冷啊，后来美军打进来了，结果我们就被俘了。”
解说：为了瓦解志愿军散兵的意志，联军派飞机在包围圈内的山岭上空飞行，每天几个架次，让懂汉语的韩国女子或志愿军被俘人员直接向地面喊话，强调180师身陷重围，继续抵抗毫无意义，最好早日投降。联军也在地面架设高音喇叭，向着山谷发动心理战。
刘纯俭：“你刚上小山坡上，美军在上面讲话了，先拿那个冲锋枪打了一阵，然后我们那个排长说：‘把枪丢了，把枪丢了’。美军在飞机的广播讲，就是说：我们有飞机，大炮，坦克，希望你们赶快投降。就这样，讲的是中文。”
解说：联军之前投放的传单也产生了效果，不少志愿军人员本来就对到朝鲜充当炮灰感到不满，眼下弹尽粮绝，见到联军传单，听说联军优待战俘，还有饭吃，便向联军投诚了。
刘劲才：“被俘就是因为没有粮吃了嘛，没有粮吃，大家就自己谋生路，谋生路那共产党当官的就管不到你了，就自己找机会，那刚好联军又在丢传单，我们就看那个传单，就说对战俘怎么好、优待，就这样子才找机会投诚联军的。”
张茂林（联军前线审问员）：“一般的俘虏刚刚过来的时候，都是，至少大多数都是相当狼狈的，就像我刚才讲的，有的根本没有弹药，因为他们补给的问题，有的根本没有东西吃，他们所谓的炒面都吃完了，都没东西吃。所以他们一过来的时候情形是满狼狈的，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人觉得这(下)好了，被俘了，反而好了，这下省着挨饿了。”
解说：联军的心理战攻势对陷入重围的志愿军一个特殊群体效力尤其明显，那就是前国民党军队的起义人员。为了准备第五次战役，毛泽东不得不从后方抽调部队，填补战场空缺。解放军60军就是从四川调来的，之前与起义的国民党95军刚刚合并，在成都的黄埔军校第23期学员没毕业就被60军收编。由于成为共军并非自愿，而且不被重用，或者由于政治理念不同，很多前国军人员，特别是军官们，对中共已经心怀不满，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选择脱离。
周琇环（中华民国国史馆研究员）：“国军旧属的话，他就很希望投降。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军旧属被志愿军当作炮灰送到韩战战场上去的，他们自然就认为说，他一开始就主动想要投降。”
解说：无独有偶，一些志愿军部队入朝前也听到风声，说国民党军队已经参加韩战，这次赴朝是打国民党。
韩军审问员（美军通讯兵1950年11月9日拍摄的志愿军战俘审问影片）：“你过来朝鲜，你们部队长教你们什么呢？李信林（Li Hsin Lin，志愿军40军120师320团战士，一次战役被俘）：部队长他说，过朝鲜来，我们中国国民党打到朝鲜，到朝鲜来他说是打国民党。
问：你们部队长说中国国民党来到朝鲜，他是这样说了？
李：说了。）”
解说：这样说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提振部队士气，因为解放军刚刚在内战中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可对180师的起义人员却适得其反。
刘劲才：“因为那个时候就韩战来就想，你不找生路，早晚是会死，那找生路就是因为听到共产党说台湾有两个师在韩国参战，那我们这样子才有点希望，我算是主动投降，因为我有武器但没有反抗。”
张茂林（联军前线战俘审讯员）：“有一部分人，他们根本就不是被俘，他们就是自己走过来，想办法走……尤其是原来是国民党军队，他们就有(一种)心理，好像是共产党把我们送来等于是把我们当炮灰啊。没有东西吃又没有武器，那这个仗怎么打？所以他们就情愿(自己)走，希望能碰到美军的人，(他们)就投降。”
解说：联军方面显然洞悉这点，随后发动的心理战也利用这个谣传动摇志愿军的军心。
高文俊（志愿军180师538团炮兵见习参谋，赴台战俘）：“后来又接到美国的传单，传单讲国军的刘安祺，刘安祺在台湾后来做过总司令，刘安祺带一个军，有三个师。他说你们过来之后，你们就可以马上回台湾了。你们不愿回台湾也可以，就继续留在国军部队在韩国打。”
解说：美军文件显示，不少志愿军投降后选择合作，向联军提供了情报，让联军及时掌握了志愿军的武器配置和一线阵地等重要情况。
张茂林：“我那个时候听说在西线，在西部战区，有一次跟我一起到韩国去的同事，他在问到有一个战俘跟他说，我们有一个弹药库在某某一个山头后面。居然美军派飞机一炸，果然发生大爆炸，证明的确是个弹药库。”
解说：据统计，在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180师有五千多人被俘，是韩战志愿军战俘群中最大的一批。美第八集团军第21高炮营仅在5月29日当天就收拢了数百名志愿军俘虏，不少人又饿又困，倒在地上就睡着了。
这些被俘人员从不同地点被联军运到水原转运站进行登记，然后送到釜山。看到如此众多的战友被俘，很多人彻底失望了。
张达：“我是在汉城附近被俘的，以后就到了釜山。到了釜山以后，我就感觉我们同一个部队的很多人都来了，就觉得看来战事是打了大败仗了。”
马有钧：“押到釜山以后，那人就比较多，被俘的人就比较多了。到了那儿大家就很失望。但是总有一条，我反正我是要回中国。”
张昌辉：“被俘的人就越来越多。结果有些饿得简直没办法，看到地上有啥子竿子都捡来吃。当时我们还有种爱国主义精神。有时还说，我们再饿，也要忍到，不要去捡地下东西吃，都是这样。”
解说：1951年1月，在釜山的中朝战俘人数已经达到13万7000多人，联合国军决定将大部分战俘迁往距离釜山80海里的巨济岛。
第五次战役之后，双方开始寻求停火。1951年5月31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立克与美国国务院的代表乔治·坎南秘密会面，接洽有关停火事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50年1月，正是马立克代表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动议，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常任理事国。在动议被否决之后，马立克带领苏联代表团离去。而因为苏联缺席，联合国安理会在6月份才得以通过谴责北朝鲜侵略的决议。
乔治·坎南曾经担任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在冷战开始后，他的“遏制政策”理论对于杜鲁门政府对苏联阵营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在他的日记中，坎南提到，根据他的遏制理论，美国在朝鲜必须予以侵略者坚决的反击。
马立克和坎南分别将会面的情况报告给了自己国家的政府。
6月23日，马立克代表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了停火建议。两天以后，美国和中国都表示有意参加。7月10日，各方代表来到开城，开始停战协商。
当时以为，谈判中最困难的是停火分界线的划分。当时联合国军在战争中显然已经占了优势，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在三八线以北。朝鲜与中国要求联合国军后撤至三八线，联合国军方面则要求基本以实际控制线来决定。战俘问题被放在谈判的最后一条。人们觉得，根据《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没想到，正是战俘问题，让停战谈判足足拖了两年零两个月，也使得朝鲜战争多打了至少一年多。
常成（香港科技大学助理教授，韩战战俘研究学者）：“不要说战争爆发之前，就是战争期间，没有人会料到，就是应该这些战俘使得朝鲜战争多打了十几个月。因为停战谈判刚开始的时候，1951年7月份，战俘的交换总是在这个议事日程的最后一段，最不重要，那最后反而变成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到了1951年12月，战俘数据交换以后，就非常明显了，战俘问题就是停战谈判最大的难点。”
与此同时，巨济岛上中朝战俘的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8万，包括近两万名志愿军战俘。朝鲜人民军战俘营多数实现了有效的自我管理，继续与联军作对；志愿军战俘营基本由反共的前国军人员管理，亲共人员受到普遍的压制。其结局不但直接影响到韩战的进程，也让多数志愿军战俘的人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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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名称惹的祸？
星期五 十月 09, 2015 5:09 pm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本是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好事。万没想到，这好事却引起好事者挑动中西医之间斗气、争吵，闹得乌烟瘴气。有人说得到青蒿素是开发祖国医学宝藏的光辉典范，中医之博大精深，还有待今人研究开发，取之无穷。有人说青蒿素之提炼成功完全是因为采用了西医方法，是化学药品，与中医毫无关系。于是，爱国情怀与方法论吵了起来。公婆都有理，吵不出个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这不必要的争吵起源于一个不恰当的词汇——西医。与这个词相对才产生了中医这个同样不精确的词。传统的中医主要是指草药、针灸、推拿。当然，还有刮痧和拔火罐等等医疗手段。称之为中医，完全是一个方便的总称。其实这些医疗手段在全世界主要国家都实行过，只不过没有中国这么发达，这么系统而已。甚至连刮痧和拔火罐这些似乎独具中国特色的土法子在欧洲许多国家也都采用过。英文称前者为coining，称后者为cupping，因为欧洲人没有用专门的器具，就是用硬币和杯子进行这些疗法。据我所知，只有针灸比较独特，大多数国家都没有采用过，但我也不敢说只有中国才有。草药和推拿就更普遍了。所以我们在使用中医这个词汇时，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手段是我们中国人独一无二的专利。
西医这个词汇就更不精确了。首先，西方人不用这个与地域相关的词，而用与时间相关的词modern medicine现代医学，也经常用biomedicine即生物医学来泛指这类科学（其狭义特指现代医学中的一种），以别于传统医学——即与“中医”相似，但远为落后的医学。他们的传统医学还包括一个主要手段，那就是放血。当然，那也不是他们的专利，我们也放血，只不过不像欧洲人那样，动不动就放血，而且往往是由理发匠胡乱实施的。正如莫里哀在喜剧《无病呻吟》里嘲笑阿尔冈那样：只有您这么异常健壮的体格才经得住如此频繁的放血。
生物医学发展这一百来年，西方逐渐放弃了他们的传统医疗。当然，所谓放弃也不是绝对的，在欧美，一些传统的医疗手段仍为人所用，比如服用草药，敷燕麦治疗麻疹，喝李子汁通便等等。但欧美没有传统医学院，那些传统手段多为家传。他们也没有大型传统医疗诊所或医院，绝大多数人都去现代医学诊所和医院看病，采用生物医学方法治疗。个别人由于经济或者信仰等原因而采用替代医疗或者传统医疗手段，还得专门找那类医师。由于疗效不可靠，绝大多数这类疗法都不为保险公司承保。
在中国，传统医学的市场比在欧美要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中医”比欧洲的传统医疗发达得多，而且有阴阳五行、气血津液、风寒燥火等等理论。虽然那些理论很难与生物医学接轨，但在中国的传统医学里是自成一体、自圆其说的，并发展出各种体系、各种流派，远比西方传统医学成熟得多、复杂得多，有效的手段也多得多。当然，随着现代医学进入中国，人们见到生物医学的好处和奇妙效果，大多数中国人都转向“西医”，有病看“西医”，有志学“西医”。学者们多主张医学现代化，“中医”受到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传统医学甚至陷入了存废之争。即使是“中医”医师、学者和专家，由于接受过现代医学的教育，也是用生物医学的思维模式来看待“中医”，解释“中医”，应用“中医”，研究“中医”，即所谓的“中西医结合”。但是不管怎么说，即使在中国，“中医”也比“西医”要弱势得多，看“中医”比看“西医”的人数要少得多，“中医”医师的增长率要比“西医”医生的增长率低得多。虽然2003年经历萨斯病以来，“中医”有所抬头，但总趋势仍然是“中医”在走下坡路。
这个事实说来很难听，主要原因就是“中医”这个错误的名称。热爱祖国的中国人听到看到于国粹不利的事情心里不高兴，这是自然而然必然会产生的感情。如果把手工业叫做“中业”，把工业叫做“西业”，那么“西业”取代“中业”时，我们大概也会悲哀。可是当工业取代手工业时，我们多数人都很高兴嘛。看来这仅仅是一个名称问题。前面说过，我国的传统医疗本不叫“中医”，是为了与西方来的现代医学相区别，才称之为“中医”。我们以前就叫它医学，如同象棋一样，只有外国人为了与他们的chess（国际象棋）区分，才把我们的象棋叫做Chinese Chess（中国象棋）。同理，我们为了把他们的chess与我们的象棋区分开来，才称之为国际象棋。他们自己说到那种棋时，并没有“国际”二字。
棋是游戏，是小事，叫什么大概也不会伤谁的心。况且，他们的象棋也的确更国际化。随着中国在经济上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我们的文化越来越感兴趣。我们的象棋也会走向世界的，但需要把平板的中文字棋子变成立体的形象，才有利于不会中文的人学这种游戏。医学是治病救人的大事，人们更加重视。传统医学在欧美被现代医学逐渐取代是一个自然而然必然的过程，原因很简单：现代医学有效。而且他们没有因称呼而伤害过谁的爱国情怀。欧美人没有把传统医学叫做“英医”，没有把现代医学叫做“德医”，更没有把现代医学取代传统医学说成“德医”取代“英医”。他们也没有把传统医学叫做“欧医”，没有把现代医学叫做“美医”，更没有把现代医学取代传统医学说成“美医”取代“欧医”。我之所以这样重复，就是想让读者感受一下这种说法多么刺耳。可人家没有这刺耳伤心的说法。很不幸，我们使用了“中医”和“西医”这两个不恰当的名称，才使一些人在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发展的过程中愤愤不平、痛哭流涕，才把维护传统医学提高到爱国和政治的高度，才把一个科学问题赋予了民族主义的色彩。
医学是一门科学。科学不是神圣的绝对真理，而是一个不断纠正自身错误，逐渐接近真理的过程。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发展，本应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什么合理有效就保留。什么胡扯没用就抛弃。这当然不仅是指具体的医药，也包括理论和方法。就拿提取医药的方法来说，传统的方式无非煎熬、浸泡、捣烂等物理方法，所得到的药效力有限。现代提炼医药采用化学方法，纯化药素，效力大增。即便是采用物理方法，也不仅是用水或酒等传统的方式来溶解取药。青蒿素就是采用现代医学的方法从黄蒿里提炼出来的，称之为“青蒿”素，又是一个不恰当的名称，也是一个语言有惯性的实例。但这个名称不涉及国家和地域，不会导致爱不爱国的争论。其英文译名artemisinin也不科学。其词根是Artemis，即古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及狩猎女神。她的拉丁名字更为人熟悉，就是Diana黛安娜。这位女神闲着没事了，也在林子里采点药，给妇女治个病什么的。也许是因为希腊人认识到蒿草有医疗作用，所以才说蒿草对于这位女神来说是神圣的，并因此而称其为Artemisia，直译就是阿忒弥斯草。名字挺美的，但并不能让人顾名思义。好在这就是一个名称，只起指代的作用，不会像“中医”和“西医”那样，戳痛人们拳拳爱国之心。
如果我们不使用“中医”和“西医”这两个不恰当的名称，那中国的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的发展也许就不会让很多人若有所失了？也许就不会让很多人因循守旧了？也许就会让他们放下与科学无关的包袱，痛痛快快地在生物医学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了？可惜，语言有惯性，而且其惯性可能比所指实物的惯性还大。很少有谁用过木头杯子和石头碗，但“杯”字仍是木字旁，“碗”仍是石字旁。“删”这动作早已不是用刀刮竹简了，但这立刀旁和竹简的形象还一直保留着。我们早已不用贝壳作货币了，可很多与钱有关的字还是“贝”字旁，如“贩、贬、购、贼、贿、赂、赃、贷”，不一而足。现在的公路上跑的是汽车，但是很多人还叫它“马路”。让人们改变说顺口的名称是很难的。然而我相信，当我们认识到某种名称很容易造成误解时，就会改变它。比如，以前常用的“国画”和“西洋画”这两种很不准确的说法，就已经被“水墨画”和“油画”取代了。而且当人们知道一种事物的好处后，不管叫它什么，早晚会接受它。传统医学中的精华一定会为现代医学所吸取，并在其中发展，其糟粕也一定会被人们所抛弃。这本是医学在各国的发展经历，不应该被两个不恰当的名称所阻碍。
当然，现代医学如同其它各门科学一样，还远非完善。用化学方法提炼出的药素虽然高效，病毒、细菌、寄生虫的反应也更强烈，并可能逐渐产生抗药能力，使目前的灵丹妙药失效，这令医药学家们在不断寻求新药的道路上疲于奔命。也许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扬气血调和，加强体质的传统医学思想，在唤起人体自身抵抗力这方面下更大功夫，让我们的肌体更加健康，促使它避免或战胜各种疾病。人类文明是在交往中发展的，科学是在纠正自身错误中前进的。如果让民族主义情怀妨碍我们接受科学，抱残守缺，我们就太亏了。如果西方人鄙视其它民族，不肯学习人家的文化精粹，那是他们吃亏。但他们把诺贝尔医学奖发给了屠呦呦，奖励中国人提炼出青蒿素，医治主要在第三世界某些国家害人的疟疾。这说明至少瑞典皇家科学院不那么排外，这说明至少瑞典皇家科学院是奉行人道主义的。我们需要多一些人道主义，少一点民族主义，多一些全球观念，少一点地域局限。改变某些不恰当的名称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改变头脑，开阔心胸。
廖康2015年10月7日于伊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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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讲座《賽金花和她的時代》
星期四 十月 08, 2015 8:13 am
主講：趙淑俠
地點：黃氏藝廊，RSVP 網路訂位
日期: 10月17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2 點至4點，2:00 - 4:00 PM
LITERATURE SEMINAR (In Mandarin) -- Shu-Hsia Chao (趙淑俠)
(提醒: 座位有限, 當天您的訂位將會保留15分鐘, 逾時不候, 謝謝您的體諒）有
賽金花：「眼望天國，身居地獄，這樣的苦苦掙扎便是人的一生。」(趙淑俠/《賽金花》)
《賽金花和她的時代》
主講人: 趙淑俠
賽金花是中國近代史上富有傳奇色彩的女子之一，她生活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葉，曾經三度嫁作人婦，三次淪落風塵，曾作公使夫人出遊歐洲，也是清末第一名妓。賽金花一生大起大落，她14歲被賣到蘇州河的花船上，墜入風塵，16歲邂逅洪狀元，展開傳奇生活。這位西方人眼中的絕代佳人，卻是中國人眼中的低賤小妾，她雖然頑強抵抗當時社會體制，做出一些驚世駭俗的舉動，終究是人海沉浮中的一個渺小卑微女子。在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的烽火連天之際，據說，她斡旋聯軍統帥，保衛北京市民，雖然成就了她生命的另個制高點，但社會並不原諒她充滿原罪的過去，最後她終於在「眼望天國，身居地獄」的哀歎中，孤寂淒涼的消失於紅塵盡處。
1990年，趙淑俠以歷史人物傳記方式寫成36萬字《賽金花》，寫作過程中她力求忠於史實，用兩年的時間勘察遺蹤足跡，閱讀各類中、德文相關史料，書寫兩年，歷時四年完成這本著作。此書由台灣九歌出版社初版，於1991年獲中山文藝小說創作獎，接著又獲金鼎獎，並蟬聯暢銷書榜首多時，至今於台灣和中國已再版30多次。《賽金花》手稿，於1991年為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收藏，近年國內外大學中已有多名研究生，以趙淑俠版《賽金花》做為碩士或博土論文的主題。
如何評價賽金花，這個議題爭論了百年沒有答案，在不同的作家筆下, 她有著不同的性格，形象幾經人為塑造，"賽金花" 早已成為超越她本人的概念和符號，而她的真實面貌也許永遠都會是一個謎。史上許多以賽金花為主角的作品，作者都是男性，從這些男性視野所描繪的賽金花，多半著重在她身為一個妓女的形象以及環繞著有關她的緋聞野史。趙淑俠則以女性的敏感和悲憫，用現代視角來透視及感受賽金花的命運；一般的評論認為，趙版《賽金花》，還給了賽金花「人的本性」和「新的生命」。
趙淑俠說，當她閱讀過豐富的相關史料後，發現了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像賽金花那樣一個父死弟幼的寒門女孩，對於自己的命運是很難掌控的，一旦被迫墜入風塵便永無翻身之日，雖然努力掙扎想過正常人的生活，卻因社會不給機會，而必須受盡侮辱與命運玩弄，最後仍舊淪為當時男性社會的犧牲品。因此，趙淑俠希望能根據她所蒐集的相關資料，以賽金花為經，並以當時的時代背景為緯，用一個全新的角度來寫一本忠於歷史的女性小說。在這次的文學座談中，趙淑俠將與聽眾分享她眼中的賽金花，也藉由賽金花的經歷，重現當時中國社會轉型的珍貴歷史形象，喜愛中國文學歷史的你們千萬不要錯過這個難得的機會!
關於趙淑俠
趙淑俠祖籍黑龍江，生於北平。1949年隨父母到台灣，曾任美術設計師、廣播電臺編輯等職，也曾擔任中國人民大學、 浙江大學、華中師範大學、黑龍江大學等院校的客座教授，旅居歐洲三十多年，現居美國紐約。1991年，在趙淑俠的奔走籌畫下，<歐洲華文作家協會> 在法國巴黎成立，是為歐洲有華僑史百年以來，第一個全歐性的文學團體。
1980年以《我們的歌》崛起華文文壇的趙淑俠，堪稱少數兼具台灣、中國、北美以及歐洲經驗作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趙淑俠自1970年代開始專業寫作，共出版作品三十餘部，其中長篇小說《賽金花》及《落第》並拍成電視連續劇。1991年以《賽金花》一書獲台灣中山文藝獎，1980年獲台灣中國文藝協會小說創作獎，2008年獲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終身成就獎。她曾擔任 <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 會長，目前是 <世界華文作家協會> 榮譽副會長。
〈賽金花〉初版於1990年由台灣九歌出版社出版
賽金花十六歲，初嫁洪狀元時 (1887年)
趙淑俠〈賽金花〉一書至今於台灣和中國已再版30多次，對此書有興趣的讀者可洽紐約法拉盛世界書局
【座談大綱】
〔１〕賽金花的身世，生長的時代背景
〔２〕邂逅洪狀元，展開傳奇生活
〔３〕西方人眼中的絕代佳人，中國人眼中的卑賤小妾
〔４〕頑強抵抗，驚世駭俗，人海沉浮
〔５〕八國聯軍，成就生命的另個制高點
〔６〕一生大起大落，放不下的是個名份
〔７〕眼望天國，身居地獄，消失於紅塵盡處
【黃氏藝廊】聯絡電話:（212) 225-8400
電子郵件:[email protected]
地址:法拉盛緬街39-10號303室(3樓)
39-10 Main Street, Suite 303 (3 Fl)
Flushing, NY 11354 （Hwang Gallery）
文/张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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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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