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乱、大治与“大窒”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 2008-11-28
这些天来，国际社会极关注的，是中国官方媒体被允许报道“负面新闻”。而中国媒体似乎一点没让大家失望，马上就报道了甘肃陇南市11月17-18日的骚乱事件。不过，未出现在中国官方报道里、而由国际媒体披露的细节是：该地发生拆迁户上访演变成万人抗议，当地政府未及时出面协商解决问题，只得出动大批武警“镇乱”，造成100多人重伤，200多人被捕，据说有人死亡。
在这之前不久，则有关于江西、贵州等地性质类似、规模相当的骚乱事件报道。所有这类事件，皆触及中国治理的神经中枢：中国社会为何难以摆脱“乱—治—乱”的封闭性循环？我的观察是：要害在于在“大乱—大治”之后，插入了“大窒”。
1949年以前的百年中国，历经兵祸战乱；1949年后的中国，历经政治动荡。可以说，“大乱”是无论中国的官或民均深为恐惧的局面。只有毛泽东例外，他一生最大的自信就是，他想乱就乱、想治就治，从大乱到大治，均在掌控之下。
确实，中国在文革前的几次乱，都被毛控制下来了。但文革这场大乱，并未如他所愿那样收放自如，直到他驾崩时仍未停止。文革是毛一生中最有意搞起来、也是惟一没有被他控制住的一次大乱。邓小平从第一次复出到第二次复出，努力做的，就是将毛的“大乱”转向“大治”（即所谓的“安定团结”）。毛曾批评邓，安定团结不是不讲阶级斗争。1978年当邓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者后，其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大治”，他认定这乃是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若将邓的治理目标放在中国充满动荡的近现代史上来考察，这一诉求无疑是合理的；若将其放在10年文革的背景上来考察，更显合理。邓当时为达到“大治”所采取的很多政策，符合国家的长期发展利益，也符合当时绝大多数百姓和官员的期待。在毛时代，中国各阶层都被折腾得太惨了。
邓小平当时采取的最重要的“大治”措施，是废除文革期间中国老百姓揭露批判官僚特权、贪污腐化也是互相攻击打"派战"的最基本手段——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
任何一个合理的举措，只要把它推行过分，就会从正确迈向谬误。“好的最大敌人是最好”，我经常引用这句话。“好”是个相对概念，如果把好的东西推向极端，就会成为负面的东西了。
假如邓在取消文革时代的“四大自由”——它们既是老百姓发泄民愤的渠道，更是毛整肃对手的武器——的同时，能够以更大的力量来发展现代社会里民情、民怨、民意表达的合法渠道，如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和相对自由的媒体，那我们今天就可以讲，邓不单取得了终止大混乱的成就，也开辟了更先进的治理机制。在邓主政初期，对此并非全无考虑。他曾有过一些先进的设想，这方面最突出的体现，是1980年邓的《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邓的这篇文章中有句名言：没有好的制度，任何人都可能做坏事。这个提法已接近于宪政思想的出发点，即制度的制衡远胜过领导者个人的道德素质。只要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可以说，中国很多的官僚特权和腐败，就会遇到有效的制度抗衡。可惜邓在这方面不坚定，本来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1983年"整党"，很快遭遇一些当权者的抵制，那样下去，会伤害手握实权的既得利益者。因而这一理念非但没有持续下去，反而出现了针对彻底改革派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从那以后，邓越来越把稳定看作超越一切的治理目标，所有在他看来、或由告密者打小报告说是会“影响稳定”的改革做法，都被他制止或抛弃。邓的这个思想，在两次学潮后更成为一种迷信：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只要能保持稳定，都是值得做的，而且要力排众议地做。这个思想后来更发展成1990年代的官方口号：稳定压倒一切。
稳定作为一个施政目标，并非中国所独有。问题出在“稳定压倒一切”。就像刚才提到的，把“好的”推向“最好”，就会出问题。当稳定可以“压倒一切”的时候，不管口号的提出者是何用心，哪怕出发点是好的，但在中国体制的现实条件之下，就会变成“权势压倒一切”。那样，对民间寻求正义的渠道，对无权势者抵制和抗议对他们的伤害并寻求补偿的行动，就能够无情压制。
于是，“稳定压倒一切”在众多场合，就成为权势者压倒受害者抗议的声音、压倒公众对受害者的同情和支持、压倒社会公正的上方宝剑。这方面可以举出成千上百的例子。多年来，“稳定压倒一切”成了地方上贪官污吏和与之勾结的恶势力——不管恶势力是来自经济领域还是社会层面——最重要的挡箭牌，成为他们自保的铜墙铁壁。

我说中国治理的非良性循环，要害就是在“大乱—大治”之后，插入了“大窒”：“稳定压倒一切”，就窒息了中国民间释放中小程度的怨忿不满、社会释放中小矛盾冲突、政府和民众之间释放中小紧张关系的通道。
所以，这个问题的悖论、或者说它的黑色幽默和悲剧在于，随着“稳定压倒一切”成为不可挑战的信条，成为施政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社会里的种种不满和诉求在找不到释放的常规渠道的时候，本来是中小程度的，往往演变成大的；本来是非暴力的，往往演变成暴力的；本来是小规模暴力的，往往变成大规模暴力的。可以举出好多例子，包括陇南事件、瓮安事件、杨佳事件等等。“稳定压倒一切”，使得很多原来可以通过独立司法渠道解决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淤积起来，累加成爆炸性的麻烦，酿造着部分人群的极端主义情绪。
回顾中国的改革30年，看看它从“大乱”到“大治”，再到“大窒”的过程，可以负责任地说，解开这个死结，是中国的治理走出非良性循环的唯一出路。在2000多年专制传统的背景下，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皇帝、总统还是主席，都希望国家保持稳定，就连毛泽东那样喜欢“大乱”的人，也是希望通过大乱达到大治，目的还是求长期的稳定。
中国当今的领导者，或未来的领导者，要想使中国的发展不遭遇大的中断，避免中国社会里出现事与愿违的大混乱结果，就必须把“大窒”这个死结解开。惟有解开这个死结，中国才能在治理上，走出2000多年来的非良性循环。

手机报1129
[][]老曹再看到对四川救灾一些问题的议论。其一：
“红十字会，你真把我们的爱心用到四川地震灾区了吗？” 网友"王人则"写道，北京对口支援什邡，北起多田野(北京)起重机有限公司捐了三台大吨位吊车给成都红十字会。然而，急需吊车的什邡没有收到，这三台车却出现在成都建工集团路桥公司、罗江县建设开发公司、三台县胜达公司。成都建工还要求给吊车装空调、开发票。"三台县的那辆吊车被所属公司给包出去干私活，使用人员不爱惜、不保养，还不小心给开翻了，我们去给车做售后服务的时候都好心疼"。
老曹问：被点名的单位请回答，三天时间够了吧？
Y：如曹报属实，主其事者注射死都不能解恨，该枪毙。

[][]其二：
"砖块在地震前卖2毛5左右，现在卖到了7毛；有的地方卖到了7毛5，灾区的百姓，本已脆弱不堪，怎么承受这疯狂的涨价压力？还有水泥、钢材、河沙，全都疯狂地涨价，国家给百姓建房的补偿，实际上都被无良的建材商昧着良心豪夺走了！"在北川投资砖厂的李浣女士告诉《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
老曹之见：台湾发消费券的做法，可用在灾区。干脆把几十亿直接发到灾民手上，帮助他们过冬，这会是四万亿开支当中最有效、最体现以民为本的做法。
Y：严重同意老曹所议。灾区的这个冬天会比较难过。玉树有个孤儿院，本无取暖设备，在吴敬琏，迟惠生，周天勇，孔庆东，潘涛，陈尔强、郑如青夫妇，许胜勇、陆荟如夫妇，张涌，吴岱如，杨明辉等等好心人的帮助下，已经解决了问题，超出所需部分，给孩子们买些床铺和衣被。好心人的名字不能一一列举，我将另文写下这一感人的义举。在这里我谢谢大家了。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佛里曼评论：，我们国家某些收入最高的银行家，其实是被高估的笨蛋，他们连自己在卖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是说，这些贪婪讽世的人其实心知肚明，只是故意视而不见。花旗几乎从每个链结中大赚其钱，花旗管理高层，包括前财政部长鲁宾，却对他们所创造的鲁莽金融工具一无所知，银行内风险管理与风险投资主管间狼狈为奸。美国政府花纳税人三千亿美元纾困的对象，就是这批人。不过，我们似乎没有别的选择，坐视花旗垮掉，恐将酿成更大的灾难。
老曹以为，不把这种金融大贼投入大牢，不没收他们的巨额（实际上也是非法的）所得，小奥不可能在世人面前重建美国的金融业的道德和信誉。
Y：合法还是非法，得有法律说了算。可能法律滞后了。

[][]老曹周末继续谈东莞的事情。中央4万亿元救市计划，主要侧重铁路公路基建、灾区重建等，富裕的珠三角未必获益，东莞已准备「自己执（求）生」，投资1400亿元拉动内需。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认为，「（东莞）是金融危机下的重灾区，都没有派到。钱没有花到要害。」
老曹之见：东莞当初崛起时，中央给了多少钱？没有吧。现在自己拿得出1400亿，抵得上内地一个穷省的实力，还是好样的。
Y：1400亿拉动东莞内需？东莞人口有100万么？如果是100万人口，每人可摊到14万哪！是拉动内需还是比赛花钱？老Y不懂，请懂行的人有以教我。

[][]老曹前日转摘《珠三角考察记录》前半部，今天继续。前日还谈到温家宝视察珠三角，特意去了深圳，实际上他也去了东莞，而且更值得注意。近日东莞本身正在网上大辩论，“梁山伯”与“祝英台”展开厮杀，热闹得很，背后各有支持者，官与商阵线分明。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已好久不见，令人兴奋。而老曹所引文章，以“第三者”身份发表看法，同样可供决策者参考。
Y：老曹，听上去这厮杀只与官与商有关呢。

[][]续一
珠三角关税征缴力度很难得到提升，尤其是在深圳、东莞等进出口大关，征税效率已经是非常高了。也可以延伸到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的征收，继续增加的难度应该越来越大。在未来经济下滑的情况下，税收的增长更加值得担忧了。海关开始降薪，基层海关下降10％－20％，省级机关下降20－30％，当然都是以福利形式发放的工资，下降应与关税收入增长放缓直接有关。至于灰色收入，他们都笑叹海关现在已经管得非常严，谁出事谁负责，都已成了清水衙门。
老曹真希望中国所有的衙门都成“清水”。这也表明海关系统及时整顿，救了不少公务员。
Y：海关不是清水衙门，至少是“海水”。

[][]续二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零售数据增长近期大幅放缓，珠三角的现实情况更为严重。房地产成交量大幅下降对家电销售构成很大冲击，某家电连锁集团透露，今年广州团购部面对房地产商销售仅600多万元，去年全年为3000多万元。东莞寮步镇最大的家具城今年经营情况是开业六年来最差的。由于新房销售下降和装修减少，今年销售减少了约30％，积压存货无法处理。大家都在为工程单竭力竞争，主要原因也还是新房销售下降了。
老曹之见：看来希望房地产业回暖的不只是房地产商人。
Y：是啊，想赚钱的，都希望房地产兴隆。

[][]续三
深圳吉之岛今年的销售情况将低于去年，玩具部门的销售预计比去年下降15－20％。腊肉店生意艰难，销量下降不是问题，关键是肉价一直下降，根本不敢屯货，稍微多存了点货就得赔钱（多么简单的道理，与目前的钢铁、有色、化工等很多行业相似）。
老曹担心的是，西方是金融危机领先，再扩展到实体经济，而中国金融体系没出大事，实体经济却先陷入困境。
Y：老曹莫乱说，现在“经济危机”是个大痰桶，大家有口水应该一致往里面吐。

[][]续四
这次开车去东莞、广州，最大感受就是路上车少了很多，我们周五下午从深圳去东莞、周日从广州回深圳，都一路畅通，没遇到任何塞车，通关都不要排队，时速都在100公里以上，这是去年前年不敢想象的。看着正在建设的莞深高速复线，我在思考是否短期有建设的必要；现在全中国都在建高速公路，如果广深和莞深都跑不满，其它高速公路能跑满吗？（想起去年在山东出差的情形，双向8车道的济清高速路上都见不到几辆车）。
老曹知道，四万亿丢下去，不知又有多少条高速公路提前上马。
Y：“若要富，先筑路。”有人把高速公路比作印钞机呢。

[][]续五
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园是东莞市重点工程，据说共投资1000亿，规划打造成东莞的高科技中心，引进世界500强进来，严格限制高耗能和高污染企业。不过，在里面转来转去，就见到了金威啤酒、华为（在建）、iRiver, 东莞新能源（做锂离子电池电芯），看不出有多少高科技的东西。据说现在因为招商太少，也把一些化工、污染企业（我们见到了生产PCB板的生益电子）引进来了。产业升级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也不是几年就可以升级出来的。
老曹以为最后那句话最精到。下次接着转摘有关银行的内容。
Y：没关系，我们可以搞举国体制，大干快上的。一万年太久，只争任期。

[][]某报社本月开工资：“编辑2000，记者1800！”编辑记者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哪里有开这样少工资的！” 财务主任：“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全球金融危机，报社的钱都盖了大楼，都搞了基建，过几天还要跌呢！” “我们都辞职吧！”财务室主任冷笑：“你们不上班，人家就饿死了么？人才市场有的是大学生。” “你们行行好心，多开一点吧。”另一位在电脑上玩游戏的女孩子听得厌烦，睁大了眼睛说：“你们嫌当编辑记者们工资低，不要上班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啰嗦做什么！我们有的是人，你们不上班，我们正好把自己的大舅子小叔子安排进来，也混个有工作经验！”
以上摘自网上“多收了三五斗”博客。老曹补叙：拿了那点工资的编辑记者最后没有辞职，有人买了晚上的火车票去了山西，听说那里有人会给记者发钱。
Y：给记者发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山西现在成了门前放着的擦鞋垫，是个人走过，就可以蹭上几脚。

[][]老曹日前报了旅行社资料外泄，让我们知道一批批公仆到美国公干，实际干了些什么。现在有更多物证贴到网上，各位可自行查看。账单中有两项特别有意思，一是动辄几千元一封的美加邀请信，谁做这门生意绝对一本万利；二是那只450元的护照包，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据说有人公费出洋还要拿回扣，那就良心大大地没有了。不过，月初老曹在纽约时听一位做导游的上海同胞说，他打工的旅行社主要做公费团生意，下半年业务量大跌，主要因为国内严格控制官员出国。
老曹以为，这种事情本来是管得住的，那些地方就是不管罢了。现在已规定招待旅游等同行贿，那么公费旅游就应该等同贪污了。既然真凭实据已经公诸于众，有名有姓，那就可以立案了吧？
Y：刚听说撤了两官儿。公费旅游，当今世代一大公害也。

[][]老Y送来周日笑料，应该是made in Taiwan 。已经看过的可以不笑。
有前辈说：他上辈子杀了人，所以这辈子处罚他当老师。唉...我想我不只杀了人，还是杀错人，才会沦落到当 国文老师。（下面选造句题中几则）
题目：其中
小朋友写：我的其中一只左脚受伤了。
老师批语：你是蜈蚣吗？
题目：陆陆续续
小朋友写：下班了，爸爸陆陆续续的回家了。
老师批语：你到底有几个爸爸呀？
题目：难过
小朋友写：我家门前有条水沟很难过。
老师批语：老师更难过。
题目：又 又
小朋友写：我的妈妈又矮又高又胖又瘦。
老师批语；你的妈妈是变形金钢吗？
题目：欣欣向荣
小朋友写：欣欣向荣荣告白。
老师批语：连续剧不要看太多了！
题目：好吃
小朋友写：好吃个屁。
老师批语：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题目：先……再……
小朋友写：先生，再见！
老师批语：想象力超过了地球人的智慧。
题目：况且
小朋友写：一列火车经过，况且况且况且况且况且况
老师批语：我死了算了。
老曹反倒觉得当这样的老师永不衰老。
Y：高中以前，就不该学什么洋文，把国语先学学好才是正事。

[][]老曹更正：日前报山西田家涉入弊案时建议：北京高层或许应该把山西当作一个典型，下决心查查清楚，为民除害，为民谋利，才能够真正弄明白今天中国根本问题之所在、出路之所在，才有“科学发展”之可能。原稿“之”字误植为“死亡”，意思相差甚远，特此更正。
Y：谁查清楚了，估计离“死亡”也不远了。老曹更的什么正。

[][]29日是泰州高港刁铺中心小学（原名环溪小学）80周年校庆，前来庆贺的有很多学生家长。家长两天前就收到学校让孩子带回的请柬，并带回老师“转话”：庆典之日到校“赞助”一下，有的老师干脆给“份子钱”订了200元标准。校门口两台验钞机忙着收“礼钱”。
一座小学能延续八十年历史，很不容易；但在今天的老师校长手中，一个早上就声名尽毁。
Y：这话北大清华的校长先生们也该听听。

[][]续六
现在银行普遍将目光投向政府大项目以及大的国企单位，不过这部分贷款利息通常非常低。为了短期利益，部分支行也协助房地产企业“假按揭”，每笔涉及的商品房常是几十套上百套，风险非常大。不良贷款虽然还没有大规模上升，但风险点不断增加：近期钢铁、化工产品价格下跌，已使部分原材料抵押贷款出现风险；出口型企业倒闭已使银行出现不少坏账；房贷的断供情况越来越多，深圳一些价格跌幅超过50%的楼盘断供情况非常多。局部地区坏账上升明显，广东地区的坏账率上升很快，据了解某股份制银行广东分行的坏债率已经达到了10%以上。
老曹担心，中国的银行体系会受到不良贷款增加与利率下降的双重夹击。
Y：看来把钱存银行也未必保险啊！我们对存款安全也该有个法律说法吧。

[][]续七
更令人担忧的是江浙地区相互担保问题。江浙民间资本泛滥，使江浙地区的资金链问题可能比珠三角更大，如果一家公司倒闭，可能会迅速以担保的形式拖垮其它公司。信用卡过度泛滥的风险已经开始显现，恶意透支、套现方式层出不穷，信用卡坏账率迅速上升，尤其是股份制银行。本轮经济下降程度应大幅超过1998年金融危机，悲观的预计银行坏账率也很可能达到上次程度。
老曹明白，为什么北京现在开始为信用卡套现立法限制。但等到法律生效，要套现的应该也套得差不多了。
Y：是啊，羊跑光了，把牢补好，可以养猪。这也相当于“腾笼换鸟”。

[][]续八
中间业务下降非常明显。去年占中间业务重要构成的基金、理财产品、三方存管等业务，今年急剧萎缩。由于经济活动减少，票据、信用证等也萎缩。关于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诉却是越来越多，银监会对这些问题的调查都忙不过来。挂钩澳元/欧元产品、挂钩港股产品、海外投资产品等等，由于银行宣传时基本上没有提示风险，投诉的情况非常多。由于产品亏损严重，很多大客户都开始威胁银行的客户经理了。
老曹之见：许多金融产品连大行老总都搞不明白，就是敢卖也敢买，分行小职员推销时怎么向客户讲得清楚？但最后一定还是客户（特别是小客户）自认倒霉。
Y：时代进步了，杀人可以不用刀，用金融产品，手机套餐等等就可以了。

[][]各位度周末之时，一些记者同行却在枪林弹雨之中。印度孟买恐怖攻击事件还没有完全结束，残存势力仍在最后抵抗，现场联机报导CNN女记者话说到一半，背后就传来连续枪响，她以卡车为掩护继续联机报导。混乱中还有记者受流弹波及。
同样，泰国政府驱散民众净空机场时，一名主播播报到一半，子弹就飞过屏幕前。这名男主播稍早播报时外头就传来枪声，他却保持镇定继续播报。枪声越来越近，最后打进来距离他只有几公分，让他受到了子弹擦伤，不过没有生命危险。电视台窗户玻璃上可以清楚看见弹孔。
老曹敬告各位：真正的记者不是好当的。
Y：想起老人家的话来：“风景这边独好”（本山大叔念的）。

周其仁:中国经济还很有尿水

当未来很不确定的时候，有时候看看过去，会帮助我们从被经验证明有效的办法中吸取力量。当今这个世界，中国需要这样，美国恐怕也需要这样。回到被证明有效的办法中去，才能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很有意义。

改革开放是被逼出来的

在座的各位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见证人。我谈谈我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些体会。

对改革开放，我最深刻的体会是：如果要问改革开放从哪里来的，它应该就是被逼出来的。这个“逼”，是促进人类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30年前的中国，处在这个被“逼”的环境中。在当时，第一，人口数量非常多；第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屹立在世界，非常不容易；第三，我们原来选定的体制，困难重重。我们当然可以用宣传的办法，每天莺歌燕舞，说形势大好，但走进中国普通人民的生活，你会发现很多问题。10亿人口，其中8亿农民种粮食，都不能让中国人民吃饱饭。1978年人均收入不到134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实物，粮食、柴火都算进去，现金部分只有二三十块钱。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只有一般的贫穷，这个力量还都不足以逼出一场改革。另外，中国一些局部地区、甚至全国较大范围出现了饥荒，这才逼出了体制的变更。

包产到户是30年前发生的改革。包产到户有个前提，就是允许农民有块自留地。自留地哪来的？就是饥荒逼出来的。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天灾占3分，人祸占7分，是政策、体制、作风出了问题，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这当然威胁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稳定，所以就逼出一块小小的自留地 ——自留地所有权是公家的，使用权交给农民。所有在农村待过的人发现，同样的农民在自家地里的劳动和在集体里的劳动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好制度要扩大。要扩大还要靠逼。1978年，安徽、内蒙、贵州遭遇恶劣天气，面临饥荒威胁，这时候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就产生了。仔细回想，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为什么老能摸到石头？因为底层总有变革的要求。收入没法提高，会没有人想办法吗？生活不能改善，会没有人想办法吗？中国底层不甘心，总会有人去试。

为什么1978年能开始改革开放呢？一个是客观实际“逼”着不得不做，是底层自发的活动；另一个是得到了上层的承认，提供了合法化的空间。早在1956年下半年，温州就已经有了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但在过去，经常是底层应付困难的办法不容易得到国家上层的承认，很难合法化。不合法化，就不能持久，就不能变成制度。

改革开放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不得不做。改革要触动传统的观念，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逼着不得不做” 的力量。中国所谓有希望，就是基层总有厉害的人。都说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其实你到温州去看，计划体制下就已经有人在搞所谓“地下工厂”，问题是那个时候没有合法地位，今天打一枪后天就被抓起来了。邓小平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当国家处于“被逼”的环境时，他会做一个反应，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国家机器不能高高在上、脱离实际，以为只凭教条和书本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而是要从底层的实践活动中吸取力量。改革开放，就是这么一个底层自发的努力慢慢被国家上层结构吸收的过程。

我自己很幸运，30年前也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得到了回黑龙江参加考试的机会，从而可以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到了北京，又遇到一个机会。当时党内一个开明人士杜仁生（音），他给年轻人去调查研究的机会，于是我可以参与农村改革的调查。中国这么大，底层生活这么丰富，南北方都有创造。下去调查，把调查的东西拿来，互相比较、鉴别，从中发现合理因素，然后先用短期政策承认，再把这个政策长期化，如果发现效果好，上升为法律、国家制度。这就是我体会到的改革。

现在回头看，这么一套朴素的办法，实际就是实事求是的办法，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中国就走出这么一条路了。原来在教条的想法下，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公社、公有制，那就是全盘公有，归公的土地越多越好。斯大林的体制，是按照马克思思想让全社会成为一个超级国家公司，组织生产。听起来是有道理，可以避免重复生产。可是一实践，发现有问题。一个是信息成本太高，搞不清楚无数的消费者需要什么东西。另外激励机制不够，中央计划机关下的命令需要很久才能传达到底下去。这样的话一层一层怎么管好工作？超级国家公司的模式，对付战争、对付法西斯很有效。到了今天，用举国体制集中精力解决一个问题有效，但要让和平时代千百万人改善生活，这个体制就没效。邓小平的厉害之处在于运转了超级国家机器多年。他曾经是中央第一线领导人，他知道信息成本之高。北方过去冬天没有蔬菜吃，要储存大白菜。这样的事情年年要中央副主席陈云同志亲自批意见、亲自抓。没有高级领导人抓，这个机器就转不动。这种困难大家都感觉到了，但怎么走出来？就是要尊重下面基层的创造，大胆开放，把企业放进来，这些企业用不着层层请示，厂长、经理有自主权。基层总有些厉害的人不罢休，要求得到自主权。东南沿海属于“战争前线”，国家没有布多少企业，但是也总有一些厉害的人在工业、商业里打转，寻找机会，甚至以当时看来非法的手段改善生活、创造市场、抓住机会。邓小平的政策，就是从这里头发现的。芜湖的傻子瓜子，炒得好，邓小平文献三次提到傻子瓜子，就是不许党内左的力量去随便动它。现在回头看，中国从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解套出来，就是因为能够充分尊重地方、底层的实践。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总有厉害的人，总有不善罢甘休的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么一个底层自发的努力逐步得到国家上层结构承认的过程。

当然，这里头是不平衡的。我们的多种企业、经济有了发展，我们的民营企业得到了承认，这些都是今天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基础。但我们要看到，这个改革的进步是不平衡的，在别的领域，比如政治领域、行政体制领域不那么配套。邓小平说过，如果改革没有均衡地推进，到一定时候就很难推下去。

什么东西会把中国进一步往前推呢？最近大家都讨论困难，讨论威胁，讨论次贷危机、华尔街金融风暴，我们不应该只研究这个事件本身，而是要借机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抽象出来看待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好的时候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坏的时候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因为坏的时候会形成一个“逼迫”的力量。
中国经济衰退几率等于零

这几年，内需一直无法扩大，为什么扩大不了？居民家庭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例不到50%。而80年代改革的时候，这个比例达到70%多，接近80%，老百姓有钱买东西，市场就建立起来了。90年代中期以后，国民经济增长非常快，但税收涨得更快，与此同时，改革过程中一些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土地——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因此，从收入角度看，国民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集中在了政府手里。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如果国民经济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由于外部冲击——遇到困难的时候，这就是改革的一个机会，因为这个“逼迫”的力量就要来了。每个政府都想多做事情，解决民生困难，多创造政绩，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在座的哪位如果有机会从政，也是会这样想的。但是在现在的困境中，如果不做调整，目前的局面是没有办法维持下去的。我国高度依赖出口，外销市场出了问题，大量的沿海生产力就停止了，工人回乡下，这可能酿成巨大的经济、社会压力。现在看来很难完全摆脱这种局面。这当然是坏事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从回看改革开放30年的角度看，可能也是一个机会。正是这样的力量，让我们的国家从政府到民间形成了一个合力，共同解决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比如，税收能不能相应的减一减，政府控制的很多资源能不能更多的往市场上放。我们不是30年前的中国，中国逼迫下的改革最终增强了国力，中国尝到了这条道路的甜头。这个记忆尤在，这就是一个机会。

为什么在土地改革的问题上形成了政治共识呢？为什么最近在土地问题上有些重要的推进呢？有人认为国家重点工程需要拿地，政府要发展，也需要地。我的看法，还是要回到国民经济。如果顺风顺水，我们的改革很难往前推。有的时候遇到困难，就逼出一个合力，可能会带来一些机会。中国不是日本，更不是欧美国家，中国要建设的地方很多，只要经济政策对头，中国不会出现经济衰退，我大胆的讲出现衰退的几率等于零。不像日本，日本的政策很难摆动，大小河道里都铺上水泥了，河都改造过，农村都建好了，路都是非常漂亮的。而中国离这个阶段还早。大家从城市圈往外走，可以看到中国需要建设、需要投资的领域非常非常广泛。但制度不对头，谁能去投？谁有权投？而谁又有权转让这些资源？我相信今天这些问题跟30年前的问题有共同之处，不同的地方是，我们30年的实践会让我们对困难和威胁产生一种新的认识。因为被形势逼迫，就需要调整我们的制度，调节我们的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国有与民营利益板块之间的关系，这就有可能在困难的情况下逼出一条新路。

利用这个机会，我想表达这个想法。今天早上刚刚公布了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各位媒体朋友都很担心。我们不要那么着急，马上就进入细致的问题，现在是很好的回看30年的时机。我对30年改革开放的理解，就是逼迫会产生很大的力量，在中国只要认真摸，你总会摸到石头，终会走出一条路来。我们过去因为落后，所以老是要跟着别人走，这是对的，今后也要学别人。但1840年以来，中国向别人学习的问题上，屡屡有错。毛主席讲过，为什么先生老是打学生呢？1840年以后，中国人一直学日本，日本侵略中国；学西方，西方侵略中国。建国以后，我们改革开放也是学。我们计划体制学苏联，学来学去苏联垮了，这条路走不通了。然后我们学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也不行了。后来我们发现，东亚模式最好，学日本、学韩国，几乎要达成一致认识时，日本出问题了，然后开始学美国。

这一次，美国出问题的机构中很多大行的行长，当年都是我们非常虔诚地组织队伍去参观、学习时的老师，请他们上课，听他们讲怎么控制风险。现在，教我们控制风险的老师出问题了。老师都不行了，那怎么办？那就得靠自己了。这就是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用这个模式或那个模式来建设一个大的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必须回到30年前邓小平讲的话，所有的本本条条主义都是错的，从实际出发这条路，才走得对。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有自己的人民，有它自己走过的路，我们要开放、学习，但照搬任何一个模式，都不可能成功，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出了问题，是好事情，中国的机会来了。我们中国的心理已经成熟，我们不会把自己国家的命运简单的说成是照这个还是照那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导致的困难，与30年前的饥荒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今天看，是大体正确的一条路。今天的困难，今天的中国人还在继续往前走。我相信，中国有非常美好的未来。谢谢各位！

谢国忠：重大事情即将发生

2009年，世界很困难，老百姓会很苦，这个大家都知道，不用说都明白。不确定的是国家的政策太随意，经济总是政治的影子，重大事情即将发生，普通百姓一定看好自己的钱。 ( http://www.tecn.cn )
主持人：ANDY你好，谈到你，人们都联想到乌鸦嘴，不过历来你的预言基本都是对的，你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A股不过是当官的玩具而已，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甚至骂你卖国贼的网友们都反戈拥护你，是否这也算一次预言？另外你的每次发言是不是都配合你所服务的公司利益？　 ( http://www.tecn.cn )
谢国忠：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我一个书生怎么卖国呢?我没有东西去卖，我又不是当官的，大家的投资失误我理解，那不是我决定的，投资是自己的事情，赔钱怎么能怪别人呢？一个大人跟孩子玩游戏，吃亏的肯定是那个孩子，股票就是这个道理，而我们孩子的家长又偏偏不保护孩子，这是最可悲的。我呼吁普通老百姓远离股市，可没人听，都想发财，你自己什么水平都不知道还与狼共舞，信息都不对称，你进去就是跟人送钱花的，不仅华尔街贪婪，我们老百姓也贪婪。我还是说投资是自己的事情，不管公司也好个人也好，你自己的钱，还是自己保管好，只相信自己。如果自己都不相信了，最好什么都不做，跟着舆论跑的话越做越赔。A股目前就是很荒唐的东西，你自己也知道的，不是说我说就是那个样子，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网络说点击量过亿，我认为不是很成熟的事情，你应该相信自己的判断。投资也要这样。 ( http://www.tecn.cn )
主持人：美国这次离咱们近了，据说奥白马的弟媳，就是深圳的，我们也算有了国际亲戚了，不知道我们寄予希望的奥巴马能否给国内带来好运呢?历来我们是朝里有人好做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们知道，奥巴马上台会重新调整经济思路，这样的变革对中国是好事还是坏事？是机遇还是挑战？ ( http://www.tecn.cn )
谢国忠：奥巴马是美国人民选出的总统，是美国民意的代表，他必须为选民负责，人民能让他上台，就能让他下台，这是民主国家的本质，权利不能乱用，权利是受监督的。奥巴马是美国利益的代表，他只考虑美国利益，不管他是黑人也好，非洲裔也好，他就是美国人，美国选民把信任给了他，他就要履行承诺，与其他无关。即便是奥巴马的爸爸，他也不敢给他半点公权力的好处，更不用说弟媳的国家了。不过，奥巴马会认真考虑美中关系的，目前他有求于咱们。美国的国家政策是连贯的，布什政府出现问题，现在轮到民主党收拾残局而已，他的国家智慧是靠智囊集团支撑的，不是谁都可以乱该的。这一点跟国内是区别很大的。他嘴上说的很漂亮，他的演讲很有蛊惑力，但他骨子里只有一条信仰，那就是美国利益高于一切。奥巴马面临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他解决问题的工具是有限的，美国人也不是一条心的，就看共和党怎么配合他的政策。另外，那些国际资本家的要求他也不能疏忽。反正他们的信仰也好，信念也好，就是赚钱，有一个持续的赚钱环境。国家出台政策要考虑资本家的感受，那些国际资本家太厉害了，我感觉奥巴马是被绑架了，或者说自讨苦吃。中国的问题是官问题，这个谁都知道，你自己的事情寄托在别人身上，本来就不应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谈机遇和挑战都是无聊，你干好自己的事情不就行了吗？你自己都不努力，别人谁也帮不了你的忙。现在国内是千方百计转移视线，美国经济再不行，他也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经济再困难，他的汇率一直在升，全世界聪明人很多，都选择美元避险，这就是道理了。我们不能指望明天我们去管理这个世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你看我们的企业，再看看美国的企业，不就明白了吗？你不赚钱是不行的，赚钱的能力一定要长远，国家才能强大。光嘴上那个说是靠不住了，还是用钱来说话。美国困难主要是花钱太多造成的。我们的困难是不赚钱造成的。 ( http://www.tecn.cn )
主持人：希拉里铁定是国务卿，财政部长是盖特纳，好像国防部长要选鲍威尔，劳工部长还没有合适人选，巴菲特拒绝财长的位置，这样的政府组阁，有点豪华，也有点时尚，这样的政府能给世界带来什么新鲜空气？ ( http://www.tecn.cn )
谢国忠：时尚是肯定的，选民本来就选了一个比较酷的总统嘛。形势很糟糕。过惯了富日子的人过不了穷日子。我认为农民是最苦的，可农民都认为自己不穷，相反城市人都觉得自己是穷人，不工作享受国家补贴的低保，你给他钱越多，他越不工作，反过来越骂你，这很有意思。美国的情况大体跟我们城市的情况差不多，都是有钱的后遗症。　 ( http://www.tecn.cn )
美国人很单纯，就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人家获取利益是在制度透明之上的，是受监管的，不像我们的事情，国家象一个人的家庭一样，我们都给他们打工，只许听不许说。　 ( http://www.tecn.cn )
希拉里会延续克林顿政府的经济政策，毕竟这些成功的经验不需要重新学习，不过会有所调整。全世界都会陷于民族保护主义的怪圈中，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看谁能挺了。美国会把拯救中小企业当成大事，先解决好就业问题，稳定好了收入，再解决其他问题。上次克林顿把日本经济退后10年，小心这次他们试图拿中国垫背。 ( http://www.tecn.cn )
中国自己的经济本来汽车业.房地产.外贸就占到GDP的50%，现在的经济状况大家都看到了，汽车和房地产都是花了过头的钱，靠外贸赚钱养活，外贸有问题，就会有不良连锁反应，就会影响一代人。 ( http://www.tecn.cn )
这些美国的领导人，都会把我们的困难当成他们讨价还价的时候，都会钻你的孔子，这是他们工作的实质，这届民主党的使命就是趁火打劫，使美国继续有钱，世界更加贫穷。　　 ( http://www.tecn.cn )
外贸是不行了，人家也想让你不行，现在要想到最倒霉的事情。世界加工厂这个庞大的引擎会慢慢熄火的，产业会向更贫困的国家转移。我们是富了，你心里老担心经济，就说明你还不行，什么时候借钱象花自己的了，国家和国民就是贵族了。 ( http://www.tecn.cn )
主持人：照你的说法，世界末日到了（呵呵呵…）节目最好，请你给观众预测一下，2009年的经济情况，2006年末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你预言过2008年的情况，回头感觉你还是有眼光的，不过我们都希望听到你预言的是一个好消息，好吗？ ( http://www.tecn.cn )
谢国忠：我们都要为自己的事情负责，今天的结果都是昨天的报应。灯红酒绿的时候你不反思所作所为，现在不接受结果是不负责任的。　　 ( http://www.tecn.cn )
世界经济还是要看美国的，他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美国有问题，谁都有麻烦，就看谁离地震源最近了。离着越近，伤害越大，这是常识。　　 ( http://www.tecn.cn )
奥巴马选择希拉里作为国务卿，我认为他已经是牌位了，美国实际是希拉里时代了，不会是副总统时代，也不会是鲍威尔时代，总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美国的贫民黑人总统，也是这个时代的骄傲了，民意的自豪，历史记住了奥巴马，已经不错了，别指望他有作为，那很困难，不是说不可能。　 ( http://www.tecn.cn )
克林顿30岁当州长，奥巴马30岁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有一点肯定，现在的美国是克林顿政策的再翻版，美国朋友开玩笑说，克林顿拉链门让希拉里毫无颜面，这次希拉里翻身了，会不会也回敬他一个拉链门？我说就看奥巴马的魅力了，如果奥巴马有这个魅力，那么世界得救了。　 ( http://www.tecn.cn )
2009年，世界很困难，老百姓会很苦，这个大家都知道，不用说都明白。不确定的是国家的政策太随意，经济总是政治的影子，重大事情即将发生，普通百姓一定看好自己的钱。　 ( http://www.tecn.cn )
主持人：时间有限，不得不再问一句：什么重大事情即将发生？　　
谢国忠：一是有钱人整合国家资源。想想苏联的卢布成了废纸是另一个问题。

杜平：中国跻身“世界领导层”之后
联合早报/任何一次全球性危机都有可能导致国际格局的震荡乃至重组，而目前的这场全球经济危机尤其如此。11月15日，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二十国集团（G20）在华盛顿召开“处女峰会”，就如何应对这场危机进行了磋商。此次峰会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取得了多少具体成果，而在于向世界宣告：少数富国主宰世界经济事务的历史已经终结。

谁是历史的终结者？过去几十年，在类似华盛顿金融峰会这样的重要场合，人们绝对看不到发展中国家的面孔，更不用说让它们扮演重要角色。但在此次峰会上，虽然七大工业国依旧参与其中，但新兴经济大国的出现使该集团中的某些成员国显得相形见绌。确实，由于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的集体亮相和发声，世界舞台上终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初次尝到“出头”滋味

从形式上看，是新生的二十国集团否定了七国集团继续存在的价值，但在实质上，却是新兴经济体的出现使得七国集团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在非对抗、无冲突、无痛苦的状态下，这些新兴国家以和平的方式，温柔地终结了西方国家垄断世界经济事务的局面。

当然，七国集团及其衍生的八国峰会还有可能继续存在一个时期，但其捉襟见肘的能力早就不能应付国际经济新格局，其名存实亡的命运已经变得不可逆转。

可以说，未来几十年，二十国集团将是世界经济事务中的新领导机制，同时也是列强之间进行战略博弈的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虽然欧洲希望继续扮演主角，而且其作用依然不能忽视，但以目前的趋势来看，真正的主角是美国和中国。

中国此次跻身于“世界领导层”之后，其国际地位实现了大幅度跃升。如此之“突变”，也许令人“猝不及防”。想当年，俄罗斯甘愿以低人一等的姿态委身于八国集团，一度引来西方世界的更加不屑。而相比之下，中国在新的决策架构下，一跃而成为举足轻重和不可缺少的主角，甚至还被一些西方国家视为世界经济的“救世主”。这种差别的背后，当然有深刻的因果关系。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心无旁骛，在国际事务中甘于寂寞。它今天初次尝到了“出头”的滋味，完全是用智慧、毅力和努力换来的。

务实和慎重的改革态度

然而，作为“世界领导层”的后起之秀，中国与当今唯一超强美国如何相处，仍然是耗费心思的首要外交课题。这是因为，中美关系的状态如何，不仅攸关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重建过程，而且更关系到中国自己能否继续顺顺利利地崛起。

如同过去一样，美国对中国的戒备警惕之心，将继续左右着它的对华政策。在华盛顿看来，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无论这些挑战是否出于中国的主观意愿。而在北京看来，中美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是双方发展速度快慢不同所导致的结果，也是和平竞赛、公平竞争的结果，美国不应该把中国的崛起当作必然的威胁。

自从中国开始在经济上崛起以来，中美两国在这样的问题上发生过太多争执，一方散布和鼓吹“中国威胁论”，另一方抱怨美国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结果彼此之间增添了太多不必要的猜疑，双边交往与合作的气氛也受到损坏。将来，当实力差距越来越小的时候，双方是否还能避免冲突？能否在竞争中找到更多合作双赢、相辅相成的机会？

从华盛顿金融峰会的情形看，中国虽然不满意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但似乎不急于立即和大幅度改变现状。在原则上，中国主张改变美国独大的局面，对欧盟和其他新兴国家提出的主张予以附和，但在具体政策和操作上，中国的态度是谨慎的，与欧盟的某些激进主张有明显区别。

其中，一个重要的迹象是，在华盛顿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呼吁对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全面”改革，但同时又强调改革的“渐进性”和“实效性”。可见，中国对改革的态度是积极的，也是务实的。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要采取何种立场和态度，当然必须为自己的利益目标服务，因此它只能按照自己的判断，根据自己的能力，并且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重大的国际事务，包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有条件地协助美国

具体地说，在国际经济秩序重组的问题上，中国既要从欧盟和其他新兴国家的主张中寻找共同之处，也要从美国的立场和主张中寻找符合自身利益的地方。中国若要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就不能倒向任何一方，不为任何一种主张所羁绊。当然，作为新兴国家的一员，中国必须为这些国家据理力争。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是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获益者，所以同样有责任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包括对美国的领导地位予以适度尊重。
美国过去一直认为，将来只有中国才有能力威胁到它的国际地位。但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人们突然发现，美国受到的公开挑战，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来自欧洲。从鼓吹全面改革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到谴责美国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再到主张终结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所有这些颠覆性的主张全部始自欧盟国家。这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国际地位所遭遇的最为严峻的挑战。

对欧美之间的争权夺利，中国不可能做到置身事外，反而会有身不由己的压力。欧洲想要借助中国来迫使美国交出部分权力，美国也希望中国支持它维持现有的局面。作为有可能取代美国的未来超级大国，中国此时也许可以有条件地协助美国维持大局，以不挑战美国的承诺来换取美国对中国核心利益的认可和尊重。从美国当年以和平方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新霸主的历史经验看，中国在面对世界头号强国时，依然需要放低身段，韬光养晦。

环顾世界，能够对中国构成最大伤害的国家只有美国，假若中美两国友好地站在一起，中国就将无所畏惧。中国要追求更大的利益，要继续增强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不一定非要反美不可。相反，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依然漫长，美国的支持与合作依然不可缺少。今天的中国还远远没有做好取代美国超强地位的准备，因此还必须继续卧薪尝胆，脚踏实地锻炼内功，直至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评价公共物品
盛洪

火车在那曲站停了下来，我们兴奋地想下车眺望一下藏北风光，不料脚刚踏上月台就觉得喘不过气来。原来这里不仅因海拔高气压低，我们呼吸不充分，而且因为空气中含氧量只有14%，相当于正常水平的三分之二。这时才感到平时无所不在的氧气的宝贵。自到了海拔4000米以上，车箱里一直充着氧。不由得想起老子讲的“太上，不知有之”。与之类似的东西就是市场。由于市场的价格机制，我们不需要计算要将多少资源用于何种产品的生产中，且每种产品生产多少。我们今天认为在市场中有数不清的产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市场只有在价格机制失灵时才显得重要。

北京城区经常有一些井盖被偷。这是因为井盖是铁做的，偷者可以拿去卖废铁。没有盖的井口往往敞在那里，路人不慎就会掉下去，轻则受伤，重则致残，有时甚至还有生命危险。陕西来京务工人员袁周利就因井盖翻开堕井丧命。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因此吃了不少官司，一般致伤的赔偿费在3万元左右。如果发现井盖丢失并及时补盖上，就是一件有益的公共物品。因为这将减少大量的损伤。这就是城市管理的内容之一。其它内容还包括道路破损的修复，道路上垃圾的清除，路灯、标示牌、邮筒等设施的维护，下水道堵塞的疏通，自来水管道破裂的修理，摊贩挤占道路的管理，等等。这些服务之所以被归为“公共物品”，是因为人们无法排他地消费。例如，一条道路上一个丢失的井盖被补盖上了，我们不能规定只有付了钱的人才能走这段路。既然无法排他地向个人收费，也就不会有企业愿意提供这样的服务，其责任非政府莫属，其供给也就是非竞争性的。这就是政府的城市管理职能，其性质符合公共物品的定义。

遗憾的是，由于城市管理服务是一种公共物品，市场的价格机制就会失灵，我们无法简单地通过价格信号判断，一项城市管理服务到底提供了多少效用，也就无从知道，我们将多少资源配置在这种服务上是合理的。由于供给是垄断的，消费者在需求的数量和质量上无法得到满足时，也不能再找另一个供给者。所以经常的情况是，人们无法直接评价政府的供给的水平，在供给不足时就只能“忍受短缺”。例如我家住在北京的昌平区和海滨区交界处，离我家不远有一个交通环岛。在去年的某一天，路面被扒开，似乎要重新修路。路面的坑很是密集，以致开车根本无法绕开，只能慢速从坑上开过。这种状态持续了大约两个月后，我从网上找到电话向昌平区的相关单位投诉。十天之后，得到的回答是，因天气渐冷，要等到第二年春天再铺路。但到了第二年夏天，仍然不见动静，只是将那些坑填了一下。这段路被扒开到现在应有一年了。

当然，人们对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的不满也还有一些渠道可以表达。如向有关机构投诉，通过传媒反映，在人代会上批评，以及最后，在造成重大损伤后可以上法院起诉政府相关机构。但这些信息表达，都没有像市场那样的力量，如果服务不好就不付钱；对政府没有强制力。政府有什么反应，取决于政府的自觉。一些政府部门经常对居民的抱怨置之不理，如同对我那样；但还是有负责的政府，例如北京市东城区政府。它创建了一套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其创新在于，第一，将城市管理的内容分别定义为“部件”和“事件”编上号，并确定固定不动的“部件”的地理坐标，将相关数据储存在信息中心；第二，将东城区按一万平方米为单位划分成许多网格，聘用专职的城市管理监督员，每一个监督员负责大约18万平方米的区域，一旦出现城市管理的“部件”破损或发生“事件”，就及时向信息中心汇报。由于建立了这套系统，东城区的城市管理有了极大的改善，管理效率也有很大提高。城市管理问题的发现率从30%上升为90%，处理时间从平均一周缩减为12小时。老百姓也有明显的感觉，2005年一季度，信访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3.5%；在回答我们的问卷时，有大约94%的被访者认为2005年东城区的城市管理水平比2004年有“很大提高”或“有所提高”。

然而，这都是些大概的数字。由于没有市场的评价，我们不知道这种新的城市管理模式到底创造了多少新增福利。有人也会质疑，东城区政府创建的这套数字化管理系统也许又是一项政绩工程，付出的成本也许远远高于获得的收益。这就需要对城市管理系统的改进所带来的社会效用提高作出定量的评价。问题在于，城市管理是一种公共物品，不能直接用市场评价，又怎么评价呢？所幸经济学一直关注着这个问题，想出各种近似的办法来替代市场对公共物品进行评价。

一种方法叫作“市场替代法”，即用与我们想要评价的公共物品相近的私人物品的价格，来推断公共物品的价值。我们发现，与城市管理比较近似的私人物品是小区物业。物业服务除了保安以外，其它方面与城市管理很近似。如小区卫生，道路的平整，路灯、井盖和其它公共设施的维护等等。一个城区相当于一个大小区。于是我们根据北京市政府对经济适用房的物业费指导价的每平方米0.55元，减去0.15元的保安费，得每平方米0.4元；用此价格乘以东城区的住宅、写楼和商业用房面积，得每年约9400万元。由于没有行政用房和工业用房的相关数据，这一数据是低估的。但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城市管理所带来的社会效用应不低于此数。

除了市场替代法以外，还有一种方法叫作“意愿支付法”，即直接向消费者即居民发问，他们愿意为城市管理的这种改进支付多少钱。为此我们对1300户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对回答的处理，我们得出平均每个居民愿意支付约为170元，用此数乘以东城区的所有居民、从业者和旅游者折算的人数，得出城市管理新模式为东城区每年新增了1.58亿元社会福利，而城市管理新模式每年新增的成本只有833万元。这就回答了那个有关“政绩工程”的质疑，新增福利远高于追加成本。公共物品一旦能够被比较精确地评价，我们就能比较准确地判断政府的效率。

得出上述数字并非易事，这是我们的一项受托研究的结果。这项研究运用了公共选择理论，制度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等经济学各分支的理论成果综合地构建了研究的理论框架，利用了经济学问卷调查的丰富经验设计了调查问卷，其中不乏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例如，为了较精确地分析成本和效用，从东城区数字化管理系统的实践出发，我们提出了一个基本数量单位“件天”。“件”即“部件”、“事件”之件，“天”即年月日之天。“件”是空间概念，“天”是时间概念。“件”“天”相乘，即时间空间相乘，综合反映了城市管理的水平。例如一个城区一年丢失了5000个井盖，平均一个月后才补盖好，那么井盖的破损程度（破损量）就是5000乘以30为150000件天。如果改进了城市管理，将补盖好的时间缩短为一天，那么井盖保持良好状态的水平（保运量）就增加了5000乘以29为145000件天。同理，如果由于管理效率提高减少井盖丢失的数量，也会使保运量增加。在过去，城市管理部门一般不考虑时间，只要是将井盖盖上就行。件天的概念对城市管理缩短破损时间作出了评价，这使得居民因较少地暴露在井盖不盖的危险之中，显然福利增加了。

由于有了比较精确的评价体系，我们还得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论。例如我们发现，在城市管理新模式创建之前，东城区的城市管理部门是在社会福利意义上绝对亏损的，即总成本大于总效用，数额大约为1亿元。这意味着这个部门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新模式的创建和运行一举扭转了绝对亏损，但在财务意义上还是亏损的。即如果按照市场规则，没有人愿意按照政府的这么高的成本付费；如果按照人们意愿的水平付费，一个企业就会亏损。这当然是因为新模式还背负着旧城市管理体制的成本负担，但也说明还有改进余地。由于研究给出了比较明确的成本函数和效用函数，我们还可以据此给出城市管理公共物品的最佳数量，精确到件天，以及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

由于我们能够解决对公共物品的评价问题，我们就能够对政府的工作作出较精确的评判，就能比较政府各个部门的实际工作绩效，就能够对政府内部的资源配置提出改进意见，也能够将不同地区的政府放在同一个竞争的平台上，即所谓标尺竞争。如果这些都能实现，就能极大地改进我们政府的工作，提高政府的效率。这意味着社会承担的政府成本将大幅度降低，因政府在制度结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成本的节约将会带来数倍数十倍于此的社会财富的增进。



盛氏危言
——专访著名经济学家盛洪
采访 孔国华

作为中国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先生一直致力于对中国改革和中国发展的研究。早在1985年，他准确把握住了中国即将腾飞的脉搏，在经济学家中第一个提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概念，并且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会持续15年到20年。2006年，他又率先再次强调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景，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会持续20年到30年。

盛洪先生有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一次判断在事实中得到了验证，细心者会留意，在1996年出版的著作《盛洪集》中，他1985年撰写的文章“为经济高速增长声辩”被放在第一篇的显著位置；次年，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经受住了考验。而有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二次判断，不但有厉以宁、林毅夫这样的重量级经济界人物抱有同感，而且似乎也正在得到验证，至少到目前，在国内汶川地震、国外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的经济还在快车道上。

其第一次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限的判断表明，盛洪先生对中国经济发展持有保守的乐观态度。这意味着，如果他第二次有关经济高速增长的判断也成为事实的话，中国极有可能迎来一个经济持续50年高速增长的世界经济史上的神话。这也自然关联着，已经长达3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以及在这个前景中企业和个人甚至政府的定位、机会和挑战。盛洪先生怎样评价中国的改革，在他看来，政府怎样才能更有效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入，企业怎样才能抓住未来改革时代的市场机遇和产业机会，个人怎样才能在盛世背景下拥有快乐的幸福观？在30年改革开放之际，相信他的话可以给读者带来深深的启迪。

“市场经济是一个好的制度”

《时代财富》：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您如何评价三十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变化？

盛洪：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快，也最为成功的制度变迁过程。30年来中国发生的变化，虽然有些人还嫌过慢，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其实是非常快的；它带来了30年经济高速成长的奇迹，所以也是最成功的。如果一句话来总结，可能是这句话。

《时代财富》：早在1984年，您即提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当时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概念，一定程度上中国当时的发展前景还扑朔迷离，什么促使您大胆判定中国经济将高速发展15~20年？

盛洪：讲得夸张一点，就是感觉很好。要是讲道理的话，就是对市场制度的坚信。在1984年，我国已经非常清楚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而相对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和激励的显著提高，结果就是经济效率的提高，而持续的效率提高就是经济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制度变迁导致的效率的提高，比简单要素数量增加带来的经济增长幅度要大，速度要快。

《时代财富》：但当时市场经济道路的前景存在变数，譬如，有回到计划经济的危险，迄今，我们有时仍然会听到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优劣的争论。您为何会如此坚信会中国会沿着市场经济的道路走下去？

盛洪：当时，虽然还有变数，但是中国要走向市场经济的路径已经相对明晰。如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

那时候我刚读研究生，对市场经济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分析，觉得确实是很有效的制度，它会带来经济增长和发展，带来个人收入的增加，也就是说，一旦走向这条道路，会获得巨大回报。获得回报证明我们走得正确，也就会有更多的人拥护和支持这样一条改革开放的路线，因为大家会在过程中越来越体会到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要好。所以政治上的阻力会随着改革获得成功而减小。

我持乐观态度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对领导人的判断，比如邓小平。我一直认为他主张改革，走开放的道路，走市场经济道路。甚至在1989年六四风波后，我还是坚持这个看法。在中国政治制度下，邓小平当了领导人，是一个偶然现象，但是虽然有偶然因素，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市场经济是一个好的制度，加上最高决策层的支持，被一个亟需发展的国家接纳，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时代财富》：时隔22年后，2006年，市场经济渐渐深入人心，您再一次提到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概念，为什么？

盛洪：当时，中国的状况，跟我1985年文章的预见是大致不差的。但有一个新问题，当年我总结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包括四小龙，日本和巴西，发现它们都有一个经济高速成长期，一般持续15~20年，最长30年。后来，首先是巴西80年代就开始停滞，然后是日本和四小龙分别在1990年代初、1997年金融危机时终结高速增长。 2006年，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20多年了，会不会也结束了她的高速成长期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写了《巨国效应：中国还有几十年的高速成长吗》，在《权衡》上刊登。我的回答是：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不但不会结束，还将持续20年到30年的时间。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跟这些国家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体，有13亿人，是巨国。作为巨国，首先市场巨大。国内市场到现在远远没有饱和，家用电器在农村还没有普及，汽车大众化刚刚开始，住房商品化也刚刚开始。

另外，城市化意味着巨大的投资机会和投资需求，也是增长的动力。因此，我们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大概不到50%，如果以80%为目标的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但如此，巨国还意味着我们有取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就是刘易斯所说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中国农村劳动力还没有向城市转移完，相当长时间会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

由于是巨大国家，所以中国有规模经济。我们可能在技术和管理上不如欧美国家，甚至在劳动力成本上又不如一些亚洲周边国家和非洲、拉美国家，但是巨大国家带来的规模经济优势能让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竞争优势，使经济高速增长起码还可以持续二十年。

“我们在亲眼看着猿怎么变成人”

《时代财富》：1993年，您应邀作为访问学者赴美研究学习时，科斯教授希望您能够投身于对中国具体的制度变迁的研究。以您的观察，中国的改革在制度变迁的研究方面，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

盛洪：中国的制度变迁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在亲眼看着猿怎么变成人”。作为一个研究制度的经济学家，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历。而很多美国经济学家，没有这么幸运，比如诺斯和科斯。前者写制度变迁的书，都是用历史资料来解释制度变迁，他现在也很重视中国的制度变迁，每年都来中国；而科斯，虽然没来过中国，却很关注中国的变化。中国改革对他们的理论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素材。

中国制度变迁的过程有很多可以总结的，有很多话可以说。但什么是最重要的因素呢？还是在宪政层次的变化最重要。我最近在想，有两句话最重要，是基本的宪政变化；其它变化，都是这两句话合乎逻辑的结果。

一句是邓小平说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什么意思？就是不要管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叫什么名字，是什么主义的，这都无所谓。关键在于，我们选择的经济制度或政策是否能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带来经济的增长，带来老百姓收入增长这样的实惠，这是最重要的，这句话排除了我们要选择更好的经济制度的障碍。

第二句话，是陈云说的“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什么意思？我们若回到毛泽东活着的年代，清规戒律太多了，毛泽东说的都是对的，因为他是神。所以他说计划经济好，公有制好，就不能改了。一个社会，因为一个人说的一句话，谁都不能违反他，是很可悲的。陈云说他是一个人，什么意思？就是说人都会犯错误，他说的话就不一定都正确，不是“句句是真理”，对的话我们听，不对的话就不听。毫无疑问，这句话也不仅是针对毛泽东的，对陈云，对邓小平，对以后的中国政治领导人，都一样。没有一个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不能反驳。这样的氛围下，大家就可以提各种各样的方案和办法，只要对经济增长有好处，能提高效率。以后中国发生的一切，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邓小平和陈云说的这两句话可以看成中国改革的宪政原则。

《时代财富》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两个重要的前提，其实您和其他很多经济学家都讨论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经验和教训，回头看，您觉得我们的哪些“改革财产”弥足珍贵？

盛洪： 在以上提到的宪政原则下，中国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们怎么看清楚的？看清楚之后，又怎么走的？为什么中国走好了，但俄罗斯没有，东欧一些国家也没有走好？从甲到乙，有很多条路，你要选择一个最好的路，这很重要，这条路的成本最低，改革也就最容易成功。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过渡经济学中有很多讨论。

例如 “增量改革”。对增量有很多解释，比如企业的承包制改革中，存量是上交的，增量部分则可以在企业与政府间分成。还有，比如体制外改革。如国有企业有着盘根错节的利益，改革比较困难，我们就在国企之外进行改革，所以改革早期到9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空起；到现在民营企业发展得也很好。

另外，还包括局部改革，像深圳、浦东等地方，都是先在局部施行某些改革措施，待产生示范效应后，再推广全国，而不是直接在全国改革。

当然，还有补偿改革。有些改革会造成一部分人的损失，如果让这些人承担这些损失，他们就会反对，就会给改革带来阻力，因此就需要对他们进行补偿。例如粮食价格的改革，原来计划粮价是偏低的价格，一开始价格倒挂，给农民高，给城镇居民低，后来就把暗补变成明补，给城镇居民每个月补多少钱，再以后就不管了，粮食价格也放开了。

此外，计划权利的交易也值得一提。实际上是指计划权利与计划义务的对冲。比如，过去生产汽车的厂子有平价获得一百吨钢材的权利，但有上交一百辆平价汽车的义务。现在不要一百吨平价钢材，也不交一百吨平价汽车，就对冲了。但制度就变了，变成了市场经济。

《时代财富》：您刚才肯定了邓小平和陈云的话，但我在您的书里看到您对“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也是非常持肯定态度。在我们确定了改革的基本方向后，“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态度和思路是不是还要持续？

盛洪：我觉得是的。现在有人批评“摸着石头过河”，说你怎么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和明确的道路和步骤。其实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制度变迁是更为复杂的，人的理性有限，不可能事先完全看清楚。所以说“摸着石头过河”是更为清醒的一个做法，它承认人的理性有限。批评摸着石头过河的人所希冀的那种整体的透彻的改革计划实质上是计划经济思路的延续，是不可能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试错，就是走走看，对的继续，不对就改正。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一致。所以这点还要坚持。人类不可能现在就知道将来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也许若干年前，很多人认为美国是理想模式，但现在大家可能不这么认为了，因为美国出问题了，尤其在今天，“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更可取。

《时代财富》：这是不是和自由主义精神也是一致的，在“摸着石头过河”时，群体的创造力被激发了。

盛洪：是。自由主义也是经验主义，不是建构主义。经验主义坚持在大的宪政方针的前提下大家去自由选择，在试错中前行。原来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建构主义的东西，总要事先有个总体规划，然后按此去作。以前觉得是好的，现在发现其实不好。

《时代财富》：所谓不要“摸着石头过河”，产生的结果可能会导致回到计划经济。

盛洪：对。他假定有一个人能够全部看清楚，但不存在这样的人。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很多领导人，试图用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做市场应该做的事情，包括中国出口什么样的汽车，以什么样的价格去参与竞争，又忙又累，可又没有市场做得好。相比较而言，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似乎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领导人的工作状态，国事繁忙，却还能够经常打桥牌。其聪明之处就在于，说过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摸着石头过河”两句话，就把属于市场的事情都交给市场来解决了。

“没有市场化的地方存在着巨大的增长潜力”

《时代财富》：您做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判断的时候，肯定也考虑到了中国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在进行两次高速增长论述的时候，您有关中国发展不确定因素的考虑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

盛洪：没有太多变化。其实，前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后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是一样多的。例如，外国出现的危机，就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现在的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没有根本的不同。

但是，确定性真正主导着中国的发展，这个确定性就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刚才讲1984年，虽然当时市场经济叫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方向却是清晰的。那一年是公司元年，很多人下海经商，热烈的市场经济气氛是很多人都能感到的。而到了2006年，继续走市场化之路仍然是确定的。我们虽然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很多方面，包括产品市场、要素市场，都已经市场化了，但也有很多地方没有市场化，而没有市场化的地方存在着巨大的增长潜力。因为市场制度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计划经济是不一样的，简单一变，就会带来财富增量。

《时代财富》：您刚才提到金融危机，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有可能对中国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盛洪：会有影响，不过，我觉得影响不会那么显著。首先是因为，中国歪打正着地，或者说比较清醒地意识到了一些问题，而没有直接去引进欧美的一些金融衍生产品，比如次级贷款债券，所以在中国本身没有次贷这样的问题。此外，中国购买了国外某些金融机构的债券，但是量比较小，会有一些影响，但其实没有直接卷入。因此，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并不大。

间接影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因为所谓间接的影响，也就是认为美国甚至欧洲经济放缓将导致对中国出口产品需求的减少，会直接影响到中国整个的需求。因为净出口是总需求的一部分。

也会有一些相反的因素来减少损失。需求品分为必需品和奢侈品。危机来的时候，人们会大幅降低奢侈品的需求，而不是必需品。原因在于，危机中，吃饭、穿衣不能少，人们也要买东西，而且根据自己的收入尽可能买相对便宜的东西。而中国企业，主要生产必需品，而非奢侈品，中国产品又比欧美的产品价格更低。从这个角度考虑，这样的结果对中国未必是不利的。

还有一点，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在国外需求减少的时候，中国企业可以转而为国内需求提供产品。当然，内需的潜力挖掘也需要一系列政策，比如我曾经提过的减税建议。这些年中国财政收增长太快，而且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因此有很大的减税空间。减税只是降低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而不会让我们的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

除此之外，还要在制度上多下功夫。目前中国巨大的内需主要表现在城市化的需求上，而城市化需求又主要表现在对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需求上，这个需求一时半会是不会被满足的。因为需要巨额投资。因此，如果民营企业能把投资转到这个方向，前景诱人。比如道路，北京交通如此拥堵，缺少的就是道路。全国很多地方都是如此。究其原因，在于政府缺少资金修路，另一方面又不能把民间资金吸引过来修路，这就是问题。如果我们能把针对外国市场的一部分资金，转移到为中国城市化服务的轨道上，决不会导致由于外国市场突然萎缩，造成中国大量生产能力闲置、大量资金不知道往哪投的局面。一些制度障碍使一些投资不能进入这些领域，比如缺少成熟的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制度，以及相应的监管制度，使民营资本无法大规模进入这一领域，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桥梁、绿地，等等。

《时代财富》：我们是一个投资杂志，比较关注商机，在产品和要素市场上，那些市场化程度不够的读者，对我们的读者也许就蕴含着商机，能否具体说一下，大概是哪些产品、要素市场需要市场化？

盛洪：首先是土地。我们的土地还不能真正自由交易。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土地产权自由交易是节约土地的有效制度”，指出因为我国对土地使用的管制政策，造成了城市过度扩张和农村土地、宅基地荒废的局面，土地配置效率极低，并且为某些部门和官员带来了寻租机会，从而成为腐败滋生的重要背景。而如果土地实现自由交易，则会使中国土地的价格回归真实，会让城市用地的扩张速度大大减缓，会让农村的闲置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会形成人们节约使用土地的习惯。

第二点，是人力资源。现在初步形成了人力资源的市场制度。比如大学生就业实行双向选择，实际是一个人力资源市场化的过程；人们从一个单位辞职到另一个单位，单位把不满意的员工辞退聘用满意的人，也是一个人力资源市场化的过程。

但这是不完整的，存在很多障碍，比如户口制度就在阻碍人员的自由流动。在北京读书的外地大学毕业生要考虑是不是能弄到北京户口，而这完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东西，打破它，人力资源能够自由流动，政府部门和企业才能在更大范围内选择人才，人才才能在更大范围内选择服务的单位和喜欢的岗位。

另外，教育制度还停留在计划经济，这也是中国人力资源市场化面临的最根本的障碍。

我们学校的设置，院系的设置，教授资格的认定，博士生导师的认定，大中小学的教材编写和课程设置，基本上是完全和学校无关的机构在管理。这跟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管企业生产没什么区别。企业到底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全由计委决定，而这些产品可能不适销对路，不符合需求结构，而我们今天人才的生产恰恰跟过去物质生产是一样的。

试想按照今天物质生产那样的制度，即市场经济制度去培养我们的人才，其质量和数量跟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就像我们今天的物质财富，跟过去物质财富不可同日而语一样。

当然，能源和其它许多自然资源也亟待市场化。不过，相对而言，土地和人力资源的市场化是今后中国社会长期高速发展的制度潜力所在。

《时代财富》：您提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中国的市场规模是很重要的考虑参数。相对规模，是不是市场活力的激发也很重要？比如农村市场，有可能该普及电视、汽车，但在城乡贫富差距过大、相当数量农民还不够富裕的情况下，却普及不起来。

盛洪：我觉得不是激活的问题。如果是市场制度的话，就会自动激活而不是靠谁来激活。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不少地方的市场是被压抑的。

比如农村市场，为什么消费能力不够，需求不够旺盛？当然首先是和收入低有关了。那为什么收入低呢？现在很多违反市场制度的规则或政策，侵犯了农民，使农民不能获得他们应该获得的那部分财富。还是说土地，如果能自由交易，无论是通过集体还是通过个人，都可以通过正常的交易来获得相应的财富。但现有土地制度框架下，农村土地实际上只有先被政府部门征用才能变成城市建设用地，这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可以以非常低的价格从农民手里获得土地然后再转手高价卖给开发商，导致农民根本获得不了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土地升值的好处，而这些本来可以是农民来获得的。农民收入没有应得的那么高，或者说没有更多分享到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带来的好处，导致农村市场需求不足。

当然，即使实行了土地的自由交易还不够，只有辅之以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才能激活农村市场。在城市卖东西和在农村卖东西，是不一样的。城市卖东西，因为人口集中，卖东西交易费用相对要低，比如家乐福，人流量很大。但在农村，建不了家乐福这样的超市，交易难成规模，单位交易成本就比较高。所以，有时候还不单纯是农民买不起，很多厂家商家没法有效的去销售，所以导致在农村产品不能有效的去销售。

因此，倡导土地自由交易的同时还要鼓励城镇化。土地自由交易为城镇发展选择适当的位置和规模提供了条件，而城镇又会把分隔开来的、规模小的农村市场聚集起来造成一定程度的集中，从而形成有效市场。

《时代财富》：如果这些消极的因素都消失了，中国市场的潜力应该更大吧？您的判断会不会更乐观，例如，高速增长的时间可能会延长？

盛洪：对，市场潜力应该更大。这三十年，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制度变迁带来的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已经让世人刮目相看。充分发掘其内在潜力，可能会支持更长的时间的高速增长。但是，高速增长的时间有多长，需要谨慎对待。2006年我的判断给了下限上限，也就是20~30年。再长远些，我是想象不到的。

事情也许还要反过来想想，就是一旦改革全部到位，土地制度完全市场化，人才流动、人才培养制度也逐渐走向市场化和民间化，中国再往前走，反而可能更困难，因为我们已经穷尽了市场化的潜力，反而不能高速增长了了。所以，改革几十年分开一步步走，每一步都有潜力的释放，才能持久。一旦一下子释放的话，比如明年就实现了，可能在两三年内带来巨大的增长，但之后就会下滑。

“垄断企业已经变成改革的巨大阻力”

《时代财富》：中国长达四、五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将伴随着一大批产业的兴起和发展，这无疑也是中国企业面临的机会。因为只有足够多的企业存在才能支撑起一系列的产业，才能保证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中国企业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像三鹿奶粉事件引发的有关企业道德底线的思考。在千载难逢的机会面前，中国企业哪些地方做得还不够？

盛洪：三鹿事件实际上不是企业的问题，可能都不是监管不足的问题，而是和政府对一些地方企业的过度保护甚至纵容相关。食品行业竞争非常激烈，一旦出现影响企业信誉的问题，实际上是全军覆没。我相信任何一家民营企业，都不敢置顾客的生命、健康和安全于不顾。三鹿，当然也包括其他出问题的奶制品企业，可能既有国有企业，也有合资企业，可能因政府的纵容而有恃无恐，轻松逃脱甚至抵制监管，得以只看眼前利益，进而酿成了三鹿奶粉事件这样的悲剧性事件。

《时代财富》：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中国应该给这些民营企业留下更大的空间，政府不应该过多干涉企业的具体事务，无论是超越公共服务边界的支持还是限制。

盛洪：可以这样理解。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企业出问题，一般都和政府的介入有关系，或者和企业的产权国有性质有关系。当产权归属国有时，负责人没有对产权长久利益和企业声誉负责的动力，因为企业的发展和他个人没太大关系；同样，一个非国有企业如果和政府过往密切，则可能放松自身对保证长远利益和企业声誉应该具有的要求和努力。道理差不多。

《时代财富》：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制度有问题，如果制度好，会有大量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会存在，不会出现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

盛洪：是这样的。但我也看到一篇文章说，美国纽约市也出现过一起毒奶事件，它的情况又不一样，是和垄断有关。因此，还不能说民企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一旦垄断也就难说。民企加上竞争，才会约束自己。在产品行业，产权制度加上充分竞争，会比较有效。

《时代财富》：除了这些，除了您上面提到的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滞后，是否还有其他瓶颈因素在影响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盛洪：不叫瓶颈，是障碍。国有企业垄断集团是现在最大的改革障碍。改革到今天，一些所谓的重要部门的国有企业还没有进行改革，以国有名义掌握着一些国有资源从而占据着垄断地位。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非常廉价获得原油、土地等资源，因此少交纳的大量租金，摇身一变成为了他们的收入；还是这些国有企业，十三年不上交利润，这些利润成为企业的自身收入。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这些年，由于资源的价格上涨，它们获得了资源升值带来的好处，但却把这些国有资源升值的利润看成是自己当然的利益。本来其实是国家的，它们当成了自己的！现在我们又看到，北京的油价可以在全球油价大跌的前提下，又向上调，这简直是肆无忌惮的挑衅。垄断企业已经变成改革的巨大阻力。

“盛世的时候要特别警惕”

《时代财富》：您关注到中国高速增长这个问题，肯定证明它对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

盛洪：我觉得这个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告诉你中国有一个比较乐观的前景，说明中国的好日子不会马上就完，按照现在的速度继续发展，她迟早要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但是，这也可以延伸说明，中国整体作为一个很大的国家，对世界就有巨大的影响。身为一个巨大国家，有着很强的经济实力，有着越来越多的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力。如果中国人还有更高追求的话，应该通过这样的影响力来施展和实现，像对大国责任的重新界定，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改变，等等。

《时代财富》：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化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盛洪：中国文化的影响还是比较正面的，只要你深刻理解和恰当地运用。比如，中华文化强调“民无信不立”，反对“与人谋而不忠”。强调信、强调忠，引导合作者以诚相待，引导员工忠诚于企业，会在市场制度的各个环节节省交易费用，从而利于市场制度的有效运转。

不仅如此，中华文化的一些特点，可能使得中国市场经济的运转比一些欧美国家会更好。例如与人为善的态度。

欧美国家的人在与别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更强调个人利益，有时候可能恶意对待他的对手，可能导致合作不能延续，最终两败俱伤。现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基金的倒台、公司的倒闭，可能都在一些基金经理的预料中。但倒台在他看来没有关系，因为他有破产保护，他也不会把之前拿到的巨额奖金和期权收益吐出来。巨大利益加之只顾自己的立场，一定程度上，美国次贷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也说是一些基金经理人的恶意并不为过。

可是“与人为善”意味着为对手着想、为合作伙伴着想，这样的文化无疑很棒。

《时代财富》：中国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盛世，我们现在取得的成就，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和以前取得的成就，有何异同？

盛洪：有相同的地方。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社会体，只要和平和自由的局面共存，并持续一段时间，就自然会成为盛世。

不同的地方，是近代的区别，就是西方的入侵。受到了和平和自由两方面的威胁。中国共产党打败了西方，保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了和平，改革开放后自由的尺度逐渐增加。中国才又发展起来了。但这种区别并不大。因为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之前，也都面临着战争的威胁。

《时代财富》：如果您在2006年的判断成为现实，中国将再度迎来一个盛世，我们该怎样来看待和适应中国盛世的现代版本？

盛洪：盛世要有危言，要慎大。

刚才讲历史上的盛世，之前有战争，之后又灾难。文景之治后是七国之乱，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后是安史之乱，康乾盛世后是鸦片战争。所以，盛世的时候要特别警惕，因为盛世最容易头脑膨胀犯错误。

上次为《时代财富》写社论，我为什么要写“慎大”？因为中国有慎大的传统，大了尤其要慎重，否则犯了错误就要摔下来，美国现在就在犯这样的错误。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只有避免了这样的错误，繁荣才能持久。大了欺负别人，吞并别人，都是不对的。文化的征服不是武力的征服，而是征服人心。

中国强大绝对不是要侵略吞并别人，中国强大是要对世界各国民族带来好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别人可以侵犯你。强大了不欺负别人，但别人强大了欺负你也是不可以的，你要反抗。

《时代财富》：但中国的几次盛世之后，好像也没有大的向外征服的过程啊。

盛洪：但有被冲昏头脑的地方。比如“七国之乱”，盛世中养成诸侯坐大的态势，中央权威才会被挑战；“七国之乱”不久后即位的汉武帝穷兵黩武则把文景之治的积累给消耗殆尽。而唐代的开元盛世，如果不是唐朝疆土扩张过快，藩镇割据就不会形成，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安史之乱。

“只是以物质来衡量幸福是有问题的”

《时代财富》：在中国改革的发展前景、国企改革、上海重新定位、反垄断、法律对改革的支持以及企业的平等发展等方面，您都表现出了惊人的预见性。接下来，您能否预见一下未来的二、三十年，除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还会发生什么？

盛洪：经济学家一般不预见，我们只能把握一些大的趋势。所以你的问题，我无法回答。

《时代财富》：那是不是有东西远比经济高速发展更重要？

盛洪：那当然，是中国人民的福祉和全世界的永久和平，也包括中华文化的普及。经济增长，不代表大家都会很高兴。比如经济增长很快，但农民失地，他就不是愉快的。只有大家权利都不受侵害，才能真正快乐。不能说我们现在快速增长，就把这些问题忽略了。

《时代财富》：失地的农民是权利受到伤害，但有些人，好像权利没有受到伤害，比如白领和企业家，他的快乐指数好像也不高，很多人都有严重的心理疾病，有的人甚至因为压力过大而自杀。

盛洪：其实这说明，如果只是以物质来衡量幸福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个社会在精神上很贫乏，在文化上没有继承传统，人们生活得很富足但未见得很快乐。如果人们数着物质来计算自己的幸福的话是不成的，最后一定是效用递减。但如果有文化，他能超越物质，感觉人生有意义，感到超越物质的幸福。因此，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还要有精神文化的增长。中国的文化是有超越性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是孔子总结出来的，不是说我的财富建立在掠夺的基础上，也不主张物质主义，因为要“立人”，要“达人”。但现在中国人把自己的文化，包括文化形式都丢了。五四以来，在文化意义上，中国处于一个反文化过程，人们在粗鄙化。
[ 孔国华《时代财富》记者 ]

11-20　手机报
[][]在广州举行的中国森林城市论坛上，中科院院士蒋有绪呼吁，政府可以考虑对企业甚至排放二氧化碳的市民征收生态税“可以考虑让市民每个月买20块钱的生态基金”。华南植物园副主任周国逸说，生态税不得不征而且很迫切，在现在企业升级改造过程中，它是一种推力。
老曹叹曰：中科院院士的本事，莫非就是把好好的事情变得叫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真不知道他这个二十元钱是如何科学论证出来的。不如先算一下为开那个论坛排放了多少废气！
Y：蒋院士的话我让我想起与他同姓的那一位前辈来。我小时候受的教育是，那位蒋先生统治中国的时候，苛捐杂税不胜其多。建议“早些年读过”历史的老曹比较一下那时的和现在的税负状况。“捐”就不用比较了。

[][]为纪念鲁迅诞辰121周年，某网站以“在你心目中，鲁迅是个什么人物？”为题做网络调查，选项包括：
1、大文豪
2.一个仇视民族文化的人
3.苏联间谍
4.非常神经质的人
5.想当作家又想当领袖
6.马甲多
7.包二奶
8.最多文章被语文课本选用
9.文不文白不白
10.皮包骨
11.日本书店的常客
12.把翻译当创作
老曹以为，想出这些选项的，一定是既熟悉鲁迅又很不喜欢鲁迅的人，最有可能早些年读过中文系。
Y：老曹不会是在影射老Y吧？呵呵。老Y实在没那闲工夫，也不屑于做这种偷坟掘墓的活计。不过要是我，还会加一项：只可能在旧社会和租界里存活的人。

[][]上海《新闻晨报》日前报道橘子里有蛆虫，上海最大柑橘产地崇明县的橘农认为，此报道断了他们橘子的销路。19日上午，逾百愤怒橘农围堵了《新闻晨报》所属上海《解放日报》，要求报社「解决问题」，「买下我们的橘子」。上海电视台大楼18日也遭围堵，很可能也是这批橘农。 实际上，近日来上海各类媒体几乎每天都呼吁市民购买「爱心橘」。
老曹想起四十二年前的这个时候，《解放日报》曾被上海工人造反派围困，规模比今天农民兄弟要大得多呢。
Y：“《新闻晨报》所属上海《解放日报》”听上去有些别扭。这年头，媒体是风箱里的老鼠，日子可不好过啊。这年头，怎么什么事儿，都要靠“爱心”才能解决问题啊？老是呼吁市民的爱心，是会透支的。

[][]网友爆料称，浙江丽水市一小饭店老板为了逃避查卫生，竟然声称自己成立独立国家，叫「中太众人劝归国」，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还制作了国徽。附近市民揭穿店主把戏，说他装疯卖傻，为躲避执法部门检查。
老曹知道，“中太”是他的店名，但为什么要叫“众人劝归国”呢？很想看看他做的国徽是何种样子。
Y：我猜想那“国徽”的样子可能是两根油条和一张大饼的几何形状之组合。那个国名的意思，其实很简单，他知道他“国”不了，只是心中有气，希望以此引起注意，让众人来劝劝他（他也许未必知道谁是陈云林），他就会放弃“独立”的立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和平同一。一劝就归的觉悟，非但民进党比不了，就是国民党，也比其差多了。

[][]网上有“江湖雀语”谈当日新闻中的悖谬之事，选摘几条：
为解决矿难不绝问题，规定：矿长必须具备大专文凭。
武汉一律师按照规定，要求查看武汉政府的财政账，被以“过于敏感”为由拒绝。
为应付国家用卫星对土地情况做检测，广东某地在荒地上铺塑料“绿网”以示绿化。
上海商院失火死人，为使用“热得快”所致。原因：学校的热水供应限时，不方便。
老曹每天编写手机短评，也每每对所见所闻之事感到无法理解——荒谬到无法理解。
Y：这说明老曹应该加强学习，否则，就做不到与时俱进，就不能充分理解中国特色。台湾当年对出版人有“必须具备大专文凭”的要求，结果是，很多没文凭的出版人争相娶个大学生太太回家，一时之间，台湾的“出版人”女性倍增。本来“江湖雀语”分两种，乌鸦和喜鹊。有些耳朵选择性太强，只听得喜鹊，听不得乌鸦，结果乌鸦们纷纷“落网”。

[][]重庆出租车罢驶事件余波未了。今20日早晨约7时30分，在北碚区文星湾大桥上，一辆浇满汽油的绿色羚羊出租车横堵在大桥中段，一驾驶员摸样的人士肩挂装满汽油的饮料瓶，手持打火机，准备自焚。 目击者称，该驾驶员为「碚鑫汽运」的车辆承包人，因承受不了公司收费涨价而出此下策。 消息称，准备自焚的驾驶员经劝阻后，已被警方带离。
老曹早就说过，地方政府不敢动出租车行业中的特权既得利益，就永无宁日。
Y：这是不是可以用“乱象频仍”来形容了？想起沙叶新一篇文章的标题：盛世中的危局。那些口口声声“盛世盛世”的主儿，应该下阿鼻地狱。有人说，我们要居安思危，我看哪里有安可居，分明是居危思安。

[][]马英九上任半年，根据远见民调中心最新民调，民众对马执政6个月整体表现，29.8%满意，58.2%不满意，与上个月相比，满意比率上升6.2%，不满意下降9.4%。民众对马信任度，48.1%信任，38.5%不信任，与上个月相较，信任比率上升5.2%，不信任下降4.9%。 远见杂志民调中心主任戴立安表示，马英九满意度连续两个月下滑后11月回升，应该反映第二次陈江会谈成果以及陈水扁涉弊收押等事件。
老曹以为，还应该考虑小马给台湾每个人发放3600台币“礼券”所带来的效应。
Y：老曹的意思是不是说，民意很容易被“收买”呀？

[][]台湾陈阿扁的女儿陈幸妤再度向媒体投书，题为《人心可怕、人言可畏──希望上帝会听到我的声音》。文中说：“我知道以现在我家的情形，就算是被冤枉致死，多数的人也只会噤声不语”； “如果说我有什么微小的愿望，就是哪天眼睛张开不要有记者围着我的家和诊所！” “我也常在想，如果我可以一直睡，永远不要醒多好。”
老曹无法想象陈家的那几个人，每天关起门来从早到晚在干些什么、说些什么、想些什么？会不会真的变疯、自杀？很有点恐怖电影的味道。
Y：幸妤何其不幸，生于阿扁之家。

陇南群体性事件的反思：群众为什么总是被蒙蔽？
来源：红网
17日甘肃陇南武都城区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市委信访室上访，要求对政府搬迁后其住房生活问题安排作答复，领导耐心劝解说服效果无效。而后部分聚集不法分子在少数人教唆、煽动下采取暴力行动，致60人被打伤。陇南市市政府新闻办称17日武都城区部分群众上访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教唆、煽动利用，信访干部公安干警出面劝导遭一些不法分子殴打致伤。

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某地发生了群体性事件，在事件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之前，有关部门对外的公布的情况，“往往是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少数不法分子蒙蔽、煽动利用”云云。甘肃这次发生的事件，也毫无例外，官方的说辞几乎跟地方的没有二致。这就引起了人们的思索，为什么群众每次都不明真相？群众为什么总是被坏人蒙蔽？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我们对这句话的熟悉程度，甚至到了深信不疑的地步。可是，现在我却对这句话有些迷惑。既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为什么总是被坏人蒙蔽？如果群众一次二次看走眼了，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谁也不能保证眼睛随时随地都保持“雪亮”，电子眼也有出毛病的时候。可是几乎每次此类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群众不明真相，被不法分子蒙蔽。群众“雪亮的眼睛“为什么总是不明真相呢？

如果不是群众的“眼睛”出了问题，那么就是“真相”出了问题。我们知道，在一件事情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之前，也就是真相没有大白之前，谁都无法明白真相。可是，为什么总有一些先知先觉就能指责群众不明真相，判定群众不明真相呢？这分明是一种“精英”人士的自负心理，认为群众看到的就不是真相，只有自己认为是真相的那才是真相，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才有资格辨明真相。事发后，所谓的统一认识、统一口径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他们“统一真相”行为。

群众不明真相，往往成为群体性事件发生后的官员推脱责任的说辞，那么，又是谁捂着不让群众了解真相？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众性事件的发生，群众为的就是想明白真相，讨个说法。有关部门作为社会资源的掌控者，及时的向群众发布群众关心的真相，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一些部门，往往从自身的利益考虑，或者是因为心虚气短，不想让群众知道更多的真相。最常见的就是以“信息敏感”为借口的，来搪塞群众。这分明是相关部门把持真相，不想让群众明白。

有首歌唱得好：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锤是老百姓。历史多次明示：只有认真对待群众的眼睛和群众的需求，才能永不言败！在现实中，某些精英人士常怀群众悖论：如果群众所说所做不符合他的心意，那就说老百姓是“不明真相的群众”；群众所说所做符合他的心意，那就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实际上，就是无视群众，无视事实真相的行为。对于已经发生的事实，稳定是重要的，然而事实不断的证明，只有让群众明白真相，才能长久的稳定。

海外主要媒体重要新闻报道摘译

【日本经济新闻11月18日电】日本政府经济财政负责大臣与谢野馨在1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2009年度日本经济很有可能仍然保持负增长。12月，日本政府将正式对下一年度日本经济做出判断。
与谢大臣表示，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日本的出口和设备投资不可避免地出现停滞，日本经济低迷的状态将会持续。他说：“综合国内外各种条件，我们找不到能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

【共同社11月18日电】美国农业部17日公布的一份有关饮食方面的报告指出，全美约有3620万人吃不饱，占了家庭总数的11.1%。该调查于去年12月展开，估计在金融危机等引发经济衰退的当前会有更多的人面临挨饿窘境。
　　报告称，其中特别贫困的家庭达到了整体的4.1%。这一数字从1998年的3.7%起持续上升，表明“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贫富差距正在不断扩大。

【华盛顿邮报11月18日电】花旗集团将裁员约50，000人，约占其全球员工的15%。在过去的一年中，花旗集团亏损多达200多亿美元，此举是为了集团今后的更好运作。花旗集团打算出售一部分的子公司，包括印度的一些后台办公运转部门，还将裁员掉纽约和伦敦金融中心的数千员工。上个月花旗集团曾预计过裁员人数，而新宣布数字却几乎是那时的两倍。尽管如此，公司管理层表示，花旗集团仍没有改变其基本运营模式的计划，这家美国最大最国际化的银行仍会在全球出售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花旗首席执行官维克拉姆•潘迪特(Vikram Pandit)在昨日致全体员工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在这个行业中，我们将是笑到最后的人。”

【纽约时报11月18日电】本周如果联邦政府不出资至少100亿美元来挽救通用汽车的话，通用汽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瓦格纳(Rick Wagoner)肯定是不会离开华盛顿了。但对于已经执掌通用汽车长达八年之久的瓦格纳来说，更大的问题是：他到底应不应该回到底特律继续他的工作。福特汽车，克莱斯勒，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 ）的头目们都将在周二及周三出庭国会作证，而瓦格纳和他的通用汽车才是底特律是否能够得到资助的关键。
全美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现在急需大笔资金来度过美国汽车行业15年以来面临的最大的一场危机。至今为止，瓦格纳已经使尽浑身解数来为三大汽车公司赢得这笔联邦资助。然而，瓦格纳表示，尽管通用汽车已经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界，但他从没计划宣告通用破产，甚至也没有打算申请破产保护。
美国国会的这场辩论将围绕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们是否可以马上获得这笔价值250亿美元的资助。这笔资金可能来自于财政部七千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也可能来自于一笔现有贷款，这笔贷款原本旨在提高三大汽车公司生产汽车的燃油效率。国会一些议员表示，在确定任何资助之前，通用汽车有必要做一些管理层的调整。

【华尔街日报11月18日电】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Corp.)表示，计划行使增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股权至19%的选择权，一个月前外界还担心该银行可能会减持建设银行部分股权。美国银行此次将从中国华安投资有限公司(China SAFE Investments Ltd.)手中购买建设银行股票，交易将在两周内完成。三年前，美国银行在建设银行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之前首次收购后者近11%的股权。
美国银行周一还表示，仍将继续作为建设银行长期重要战略投资者，而且双方都打算在其他方面展开合作。美国银行上个月完成100亿美元筹资活动后表示，将继续持有建设银行10.8%股份中的“大部分”股票。部分人士因此猜测，美国银行可能会在10月底持有建设银行股票的锁定期结束后出售该行部分股权。作为美国财政部向本国大型银行注资2,500亿美元计划的一部分，美国银行还将获得250亿美元资本。尽管建设银行H股股价今年以来随整体市场走低而大幅下滑，但当前股价水平仍高于IPO价格。按资产计，建设银行为中国第二大商业银行。

【华尔街日报11月18日电】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 简称：中投公司)新任监事长金立群表示，中国希望在全球金融体系监管改革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金立群称，中国应该、同时也将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他认为，中国不会起主导作用。上周末，20个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首次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讨论解决金融危机和改善跨境金融监管的途径。


【金融时报11月18日电】全球最大寿险公司中国人寿(China Life)正考虑海外收购，该公司希望利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在外国市场取得立足点。 中国人寿首席投资官刘乐飞表示，金融市场危机尚未结束，但中国人寿认为，启动海外投资的时刻正很快到来。“我们正谨慎但积极地考虑并购机会，”刘乐飞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我们一直在进行大量研究，机会正变得越来越明显。”中国人寿迄今尚未做出任何海外战略投资，该公司的投资组合也几乎全是国内资产。
中国人寿可能的收购目标更有可能是中小规模的金融集团，可能位于美国、亚洲和欧洲的任何地方。刘乐飞还表示，陷入困境的大型金融集团可能会开始出售非核心资产。他表示：“我们认为，未来几个月，将出现更多并购活动。”外界已有人讨论，如果陷入困境的保险集团美国国际集团(AIG)将其亚太业务挂牌出售的话。中国人寿可能收购其部分亚太业务。然而，银行人士表示，中国人寿可能更愿意持有少数股权，这既能成为一笔金融投资，也能在该公司对海外运作更适应的时候，成为未来收购平台。
刘乐飞的言论意味着，一家资金充裕的中国大型金融集团首次公开表明，他们把最近的市场动荡视为投资的机会。中国人寿是中国最大保险公司，也是一个大型机构投资者。此前，该公司曾表示，将更多的关注于快速增长的本国市场，而非大举海外扩张。截至今年9月底，中国人寿的资产负债表上拥有现金305亿元人民币。

【英国广播公司11月18日电】正在哥斯达黎加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该国总统阿里亚斯举行了会谈，并出席签署双边合作协议的仪式。会谈开始前，胡锦涛出席了首都圣何塞举行的欢迎仪式。会谈后，胡锦涛与阿里亚斯总统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在会上宣布两国将开始有关达致一项自由贸易的谈判。 预计，两国最早有可能在2010年阿里亚斯总统任期届满前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这将使哥斯达黎加继智利和秘鲁之后成为第三个与中国谈判自由贸易协议的美洲国家。 两国领导人还出席了一次签字仪式。双方共签署了11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兴建一座炼油厂，设立一所中文学校以及在首都圣何塞建造一座可容纳三万观众的新体育场。中国还答应以购买债权方式向哥斯达黎加提供三亿美元贷款。哥斯达黎加于2007年六月一日同建交60多年的台湾断绝关系，转而承认北京政府。使之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中美洲国家。胡锦涛在哥斯达黎加国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与中国建交给哥斯达黎加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胡锦涛此次对哥斯达黎加的访问，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中美洲地区。
胡锦涛是在美国出席了20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后，于16日从华盛顿乘专机抵达圣何塞的。在结束对哥斯达黎加的访问后，胡锦涛将前往古巴访问。此外，胡锦涛还将出席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路透社11月18日电】由于全球范围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减少，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协会（World Semiconductor Trade Statistics）周二宣布， 2009年全球半导体产品销售将下跌2.2个百分点，而早在今年五月，协会预测的则是5.8%的增长。
全球半导体行业公司都在大举减产。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代工企业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周二宣布，在经历了月销售额最大一次跌幅后，公司将暂时不会考虑新录用任何员工。

【路透社11月18日电】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及南方航空集团有机会成为首批获中国政府注资的企业,带动中资航空股周一全线上扬;券商认为,中资航空公司陷入亏损困境,此举有助于解燃眉之急,但并不能扭转航空公司经营不善、缺乏效率的根本性问题。受中央注资的消息刺激,中资航空股周一全线逆市上扬,南方航空H股和东方航空H股(0周一收盘分别大涨11.9%和7.6%,盘中最高分别劲升21%和17%,中国国航H股亦收涨2.5%;三只航空股于上海上市的A股则齐齐收于10%的涨停板价。“中央注资是预料之内的事,传闻中的金额亦较预期来得小,但对东方航空而言,此举无疑可于短期舒缓财政压力。”摩根士丹利分析员Edward Xu认为,中央向航空公司注资只是第一步,长远行业需要整合才能解决问题。另外,路透稍早引用消息人士指出,国航母公司中国航空集团正在寻求政府注资。

[][]北京有大学生去拍艺术照，回来时很愤怒：某大店拉你进去时说只要700，还送什么。进去之后，租衣服单交钱，化妆前先涂一层什么保护皮肤的，单交钱，拍完后照片PS也要交钱，照片超出12张另交钱，最后尽量节省还花了2000多 。她由此而感慨：周正龙设备齐全，干脆缓刑期间去拍艺术照、婚纱照吧，一定有人慕名前去的，多挣点够补贴家用。
老曹曰，你以为他们拍出那种装模作样照片就是“艺术”？算了吧。那是让你领教什么叫赚钱的“艺术”。
老Y：到北京茶楼喝茶，茶，水，座位费也多有单算的。茶甚至按份卖。如今宰人艺术，可谓登峰造极矣。古人以刀为钱，以今视之，则钱诚如刀也，宰人于无形，良有以矣。

[][]香港民意调查发现，受访巿民对自己香港人的好感是43%，比对香港政府好感的高出19%。对台湾人的好感程度比对台湾政府23%高出8%。对大陆人的好感程度就比大陆政府低8%，前者是37%，后者是45%。对日本人的好感是47%，比日本政府高出26%。对美国人的好感程度比美国政府的15%高出21%。近半年之间，香港巿民对香港政府的好感程度下跌18%，对台湾人的好感程度下跌17%，对自己香港人的好感程度下跌14%。
老曹觉得这份调查有点古怪，原来香港人最喜欢的是日本人（而不是香港人自己）和中国中央政府（比香港政府高出21个百分点！），看来“五十年不变”时间太长了。
老Y：老曹，这类调查，宜当八卦视之。

[][]老曹见到一份地产忽悠大全，选摘几则：
户型很烂----------个性化户型设计，紧跟时尚潮流
楼间距小----------邻里亲近，和谐温馨
边上有家银行------紧邻中央商务区
边上有个居委会----中心政务区核心地标
边上有个垃圾站-----人性化环境管理
边上什么也没有-----简约生活，闲适安逸
老曹楼下开了一家发廊，是否可以说“以人为本，兴趣盎然”？
老Y：老曹触类旁通，举六而能反一，明日可代言地产楼盘了。

[][]老曹又一次收到最新版的成语新解，也挑选几则：
知书达礼：仅知道书本知识是不够的，还要学会送礼；
度日如年：日子非常好过，每天象过年一样；
杯水车薪：每天办公室喝喝茶，月底可以拿到可以买一辆车的工资；
知足常乐：知道有人请自己洗脚，心里就感到快乐；
老曹跟着也发明一条：九牛一毛，就是经过九次牛市，全部投资还剩一毛。
老Y：北大物理系许教授建议老Y干脆弄200百成语新解，找人画上插图，拿到香港去出书。

[][]老曹发布填字游戏，测验各位对当今中国社会的认知程度：
有人不慎落水，路人聚而欲救之。其中一人说，落水者是XXX，路人散去一半；另一人说，是XXX的，又散去一半，又有人说，看上去像XX，路人皆散去。猛然有人说，是XXX的，路人蜂拥而回，以石投之，让他活着上来那不是坑死人吗。突然有人惊呼，是XX。众人皆纷纷跳下将其捞起，此人正欲感谢，众人答：让你在里面待会儿水全臭了，我们还怎么活？
老曹建议，做完游戏后不妨试一下把自己放到坑里面，估计会有多少人来救。老曹自己试下来的结果是没人来救，因为我们做传媒的本来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老Y：第一个XXX=公务员；第二个XXX=公安局；第一个XX=城管；第三个XXX=证监会；第二个XX=国足。老曹落水，呼老Y，老Y去救你。

[][]朋友寄来一堆文字，其中有一段涉及老曹：
吾友老曹,电视人也。尝语余曰：改革开放三十年，电视与麻将，于安定团结，作用甚于官员与警察。余笑而许之。
老曹今天还要加上一种：盗版碟。
老Y：那只对老曹有用，因为老曹不会打麻将。

[][]香港最大银行汇丰银行，昨日宣布其于香港历来最大规模的裁员行动，裁减450个职位，相当于香港员工总数约2.1%。以人数计算，比当年亚洲金融风暴甚至非典时更为惊人。汇丰还不排除进一步裁员，有人担心将引发其它银行跟随。
老曹知道，这次被炒的汇丰员工中也有月薪十万的经理。大裁员后，剩下的人又要加班加点不加薪（不减薪就不错了），记得早先金融风暴时，香港中环晚上八点钟才是下班高峰时间。
老Y：HSBC，还是不裁（人）？还是不存（钱）？

[][]内地近日增加输入废纸及废金属，价格回升，下游回收活动重现生机。有回收商表示，每公吨废纸及废金属的回收价格，较最低位分别回升50％及1倍，「至少不用蚀本」，但与高峰期价格仍有距离。
老曹发现，中央政府的四万亿方案一出，香港废品回收业立竿见影。北京的废纸价也已跌到最高时的1/3，不知有没有回升？
老Y：敢情四万亿对废品特有效？

[][]老曹在西祠胡同上看到“陕西潼关县东桐峪近日发生矿难，已发封口费，请真记者关注！”，没有更多资料，有哪位知道怎么回事吗？
老Y：胡同里传出的消息，是不是又叫小道消息？老曹是不是想以此证明自己没拿关县的封口费啊？

[][]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局长刘焕泉澄清，全省今年1月至9月企业关闭总数只有7148家，没有传言“5万多家企业陷入倒闭潮”这么严重。 但中山大学退休教授郑天祥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广东至少占三成。“只有7000多家倒闭企业吗？好像说得轻了点。”香港官员披露，今年在广东倒闭的港资企业就有上万家，还不包括倒闭的台资企业。
老曹以为，其中总有人大错特错，应该不会是局长大人吧！
老Y：7148家，每个企业以7个雇工计，57184人就失业了。有意思，失业人数的后四位数字，正好和关闭企业数相同，只不过是末两位数掉了个个儿。这就叫数字的魅力。至于为什么每个企业以7个雇工计，可当一智力题，提示：非关非常六加一。企业至少有一位老板，七个雇工加老板，就是8个失业者。这是我的统计口径；不同统计口径可得出不同数据。

[][]四平市常务副市长谷常山16日下午在伊通往辽源的公路上，途中下车，正在解手时，被从后面驶来的车辆撞死。车祸地点是事故多发地段。
老曹看到报导中说，55岁的谷副市长“口碑特别好”，但在一些网站的相关消息后面，跟帖大部分是冷嘲热讽、幸灾乐祸的。实际上，这与死者无关，那些网民有几个真正认识、了解他？可怕的是，中国的党政官员与民众的关系真的就如此形同水火？！
老Y：唉，原本不想被尿憋死，唉，不承想，唉。

[][]陈阿扁办公室原放两尊关公像镇邪，扁遭羁押后，关公像突然通通被搬走！有风水专家说，原本关公是保佑君臣义气相挺的，现在扁珍跟部属亲信为了官司撕破脸，再摆关公像也没有用了。「他(扁)面对着洗钱案还有贪污案，希望朋友可以讲义气，他的罪、他的煞就可以挡下来，可惜全部的人都不讲义气。」
老曹笑曰：这帮台独孬种居然还会相信关老爷，不怕被青龙偃月刀统统劈掉？
老Y：怪不得阿扁被关，“关公”帮忙了。

[][]29岁的中国大陆男子林孙富花费3万人民币偷渡到台湾，却找不到工作，在街头流浪5天受不了，16日向警方自首，请求送他回家乡福建。他说，没想到台湾景气这么差，工厂、餐厅都说没钱用他。这次来台真的血本无归，回乡还要被罚款、坐牢。
老曹建议福建省各地把他的事情贴在街头和港口码头，以免其它人也白出三万冤枉钱。
老Y：真如此，就应该给孙林富三万元版权费。他去采访台湾，成本总应该收回。

中国商人为什么宁肯低价倾销国外，也不给国人实惠中国商人为什么宁肯低价倾销国外，也不给国人实惠(转载)
很多美国中产階級是不去沃尔玛商店购物的，他们主要是去希尔斯或麦西商店购物。对于九十九美分的廉价商店也只开在贫民社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沃尔玛商店产品的价格不但没有提高，反而越来越便宜，产品的质量也越来越好。前往的人也越来越多。到了2006年，美国的九十九美分商店竟然在全美最高社区比华利山庄开了一家新店，而且在开业的前本年就创造了一个新店盈利记录。在比华利山庄的商店门前，停着大量的豪华汽车，年收入过千万美元的电影明星们抱着宠物高兴地购买着九十九美分的商品。

自从2002年，我就开始光顾九十九美分商店和沃尔玛商店。原因很简单，那里的商品实在是太便宜了。以前，到美国商店购买一个电源延长线大约需要七美元。但到了九十九美分商店，同样的商品只要九十九美分。面对这样廉价的商品，我为什么不买呢？
　　　　　　
四年前，我的眼睛开始老花，到美国商店购买了一副美国产的老花镜，价格是49.95美元。但就在前几个月，我的朋友伍凡太太对我说，九十九美分商店卖中国产的老花镜，质量很好。我虽然对中国产品质量有些怀疑，但我仍去九十九美分店看了看，并且买了一副老花镜。几天后，我将这副老花镜送给我的医师朋友，请他检查一下有没有质量问题。结果这位医师在检查后说，质量很好，还问我在哪里买的。我听到这个结论，马上就又去九十九美分点一连买了五副老花镜。实在是太便宜了，有了这些老花镜，我在家和单位和汽车里就随手放一个，也不用到处带着老花镜。
　　　　　　
我喜欢做些运动，也喜欢爬山。大约是在2004年，我买了几双登山鞋，其中最便宜的是耐克牌的一双登山鞋。当时的价格是89.95美元。就在前几天，我去沃尔玛进行圣诞采购中发现，沃尔玛正在卖一个大陆生产的登山鞋，令人吃惊的是价格只有2.99美元。而且买第二双的时候给半价的优待。换句话说就是，买两双大陆产的登山鞋只要3.49美元。
　　　　　　
这简直是太令人震惊了。按照传统的美国商业习惯，大陆产的老花镜运抵美国的价格最高不会超过五十美分，如果扣除运费和关税，大致上价格只有四十五美分以内。而大陆产的登山鞋运抵美国后的价格也不会高于一点五美元。如果扣除运费和关税，大陆工厂出口的价格大约只有一点三美元左右。这双大陆产的登山鞋折合目前的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大约不到十元人民币。我对此感到非常的奇怪，也非常的震惊。我打电话给北京的一位经济官员，我问他：“在大陆你能化十元人民币买到一双登山鞋吗？”这位官员对我说：“都什么时代了，在大陆哪还有十元人民币的一双鞋？你还要买登山鞋，三百块人民币买的还是烂牌子，好一点的都要一千多块。”我说：“我在美国就买到了，不骗你”这位官员不相信我的话：“别当我没去过美国，美国要是有这么便宜的鞋，你就全包了，运到大陆再卖也赚钱。”可是，我真的没有骗这位中国官员，我是实实在在地在沃尔玛商店买到了这样的商品。不久，我将这个事情对我的朋友们讲了，老美们都跑去沃尔玛去买中国产的登山鞋，有位朋友一下买了十几双，全家老少每人两双。
　　　　　　
周五，我与一位在大陆投资的朋友谈这件事情，这位台湾商人对我说：“这很正常，现在的情况就是同样的商品在美国销售的价格低于中国。”我很惊奇，问他：“为什么？”这位朋友说:“大陆劳工便宜，成本低，没有美国的这个那个保险，也没有工会，价格怎么能不低呢？中国人出口都是竞争，不是抬高价格，而是相互压价出口”我说：“这些我都知道，但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商品在大陆出售的价格高于美国的价格。”这位朋友说：“你还研究大陆经济呢，这你还不懂？大陆到处是欺诈，贸易商之间拖欠货款比比皆是，生产商只有提高出厂价格才能保障自己的利润，再说大陆的市场看着很大，但实际上很小，百姓买哪里去分登山鞋和跑步鞋？能买登山鞋的只有高消费的有钱有闲的人。但出口就不同了，只要你和外商签订了合约，基本上你就不用担心，美国进口商给你信用状，你可以去银行抵押贷款，生产之后你发货，钱就到手了，没有麻烦，钱少赚点，但风险也小。”对于这位朋友的解释，我相信有其道理，但我想这不是全部的理由。

在一个产品的生产销售过程中，生产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流通环节也很重要，结果我就查找一些大陆的商业流通资料。结果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大陆的媒体报道，目前大陆的铁路货运是超负荷的，要想申请一个车皮的指标，根据各地的情况不同，在运费之外的额外费用竟然搞到五千到五万人民币之间。而大陆的高速公路收费之严重，高数公路Police罚款之滥权更是将运输成本提高的更多。根据大陆的报道，广州到北京的飞机票大约在一千二百人民币之间。特价机票大约在700人民币左右。但诸位可能不知道，如果你开车从广州出发到北京，仅仅是高速公路的过路费就已经高达一千四百人民币。而且这还是你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官方检查，如果你遇到了官方检查，无论何种理由，你都可能再花费三千人民币以上。而根据一份大陆媒体报道，一位常年从广州送货到北京的司机讲，每次往返，大约有七千人民币的额外费用，这个费用不是汽油费，也不是汽车修理费，而是无缘由的罚款和敲诈。可是，各位是否知道，从大陆到美国的海运费用，尽管今年来已经上涨很多，但一个四十英尺的货柜运费也不过是三千多美元。折合人民币也不过是二万多人民币。从这个价格上看，如果从大陆运货到美国的运费竟然比从大陆广州运货到北京海还便宜。我从来不否认中国近年来的经济进步，但经济进步并不能表明万事大吉。相反，短暂的经济进步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特别是未来的挑战。

中国目前就走在了十字路口，而且是在悬崖边上的十字路口。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出口大国，但另一方面，中国有成为国内商品昂贵的国家。相反美国却因为中国出口商品成为了世界上最好的购物中心，全球都要来美国采购商品。难道这不是个颠倒了的世界吗？中国由于地区割据及地方保护主义，商品流通成本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对百姓及工会的漠视，结果就形成了劳工阶层成为弱势团体，劳工薪资无法增长，国内内需无法扩展，而土地的公有制又造成了矿产资源被利益集团无偿侵占，资源成本无法正常体现，中国企业整体上没有完善的司法保护和公平的司法审判制度，结果是企业产品宁可低价出口，也不愿意冒风险国内销售。就这样讲大量的资源和人力贡献给了西方发达国家。就出现了令人吃惊的低价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