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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九讲座:文字的个性与风格
星期三 十月 21, 2015 10:46 am
文心社新泽西分社于10月17日星期六借位于新泽西中部城镇Piscataway的Church会所, 特别举办《陈九谈小说写作:文字的个性与风格》的文学讲座。20多位多年的写作爱好者,甚至还有远道纽约和长岛者赶来参加。讲座由文心社负责人枫雨主持,先向大家介绍陈九,然后讲员开讲两小时,中间穿插有听众互动回答问题。最后听众们还参与了陈九《纽约第三只眼》一书的签售活动,大家争相与作者合影。
陈九在讲座开始,特别说到自己的职业是数据库设计师,并不是科班出生的专业作家,他每天八小时上班,文学是他的爱好,也是他的毕生追求。自文革后期写出中篇小说《晚霞》,被传为手抄本险些“闯祸”后,陈九就没再写过小说,直到八六年赴美留学之后。九十年代初陈九开始在北美华文媒体发表诗歌。不久便开始散文和小说的创作,其个性风格日臻成熟。陈九的中篇小说《挫指柔》,《老史与海》分别荣获第四届《长江文艺》完美文学奖,和第十四届文学百花奖等重要文学奖项,得到国内主流文学界的重视。
陈九在幽默风趣和中肯严肃的讲解中,向大家道出他的写作体会和一些独到的见解。陈九认为,
文学的特性就是要显示个性。文字,是多种艺术表达方式之一种,也同样要追求表演的,要通过平面的文字,表达出空间感,让读者体会到其“立体”效果。作者如果能够让读者体会到文字的个性与风格,那就可以说不错的文字。从本质上说,文学是以情感为皈依的,文是字,学是情感,这才是文学的本意。
文学需要作者的勇敢和真诚,离开这个前提,很难有好作品。读者不需要说教,像日常生活中一样,需要知心朋友,这与作者创作的初衷是一致的。当然,也要适度把握叙述的尺度,不需要什么都公诸于世,或纠缠于琐事之中,这不等于真诚,而是絮叨。作者受到读者的喜欢,不是因为文字游戏,而是亲切感,真诚的文字个性。文学史上很多传世之作,就因为作者坦诚的个性,以及作品中展示出来的勇气而流传千古。
作者需要把人的个性,通过独特的文字风格,和多年努力逐步积累出的“才华”,在作品中显示出其“叙述”工程中运用文字和驾驭人物特点的能力。
陈九还说到自己的写作风格。主要是受益于长期的诗歌写作,例如宋辞的影响就比较大。自己因为喜欢方言,加上对诗歌中的节奏和韵律特点以及语气停顿的把握,写作时会带上了立体三维不可缺或的因素--丰富的声音意境。例如,《水獭街佚事》,就是让读者忘记文字,去体会出百老汇歌舞剧的效果,用声音和节凑表达各个族裔人物在大舞台上的个性特征。个性加上艺术性,才有文学的风格。还有一部的作品《常德道大胖》,是运用天津方言写成。方言的使用必须适度,不是追求过分的纯,让读者感受到其文字和语言存在着扑面而来的声音“空气”就可以了。
陈九后来在回答听众的提问时说,作者在写作中作品的质量,文字的运用等,需要作者自己去把握和控制,拿捏合适,而不只是靠灵感的驱使。他自己每天的生活中基本上简单安静的,这样才能在众多头绪和不时闪现的各种各样灵感中,在手头积累的多个写作要点中,在有限的日常时间和人生中,把握好重要的写作计划,因为现在随着写作经历和经验的积累,要写的东西非常之多。
另外,听众有提问,除了写诗写小说,是否有写散文。陈九说现在小说和散文的界限已经逐渐模糊,甚至不再重要。有些散文就像小说一样写出人物,有些看似小说的东西,实际上却是散文。作品除了故事意境之外,还应有暗指的境界,更深的寓意,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还有,在谈到与国内作家的交流态度时,陈九说到,海外文学爱好者不应孤芳自赏,因为毕竟是“中文的根在那边”,现在几个非常有分量的杂志,仍然是有质量保障的,很多大家公认的作家,就是通过这些刊物,从发现,扶持和推荐而逐步成长起来的。
左起:纽约Suny大学赵兰教授、纽约作家蔡维忠、石溪大学李文心教授、枫雨、纽约作家陈九、作家南希、含嫣。
前排左起:梓樱、唐简、王博、应帆、蔡维忠、李文心,老莫。
后排左起:徐燕妮、山石、艺萌、张姗姗、陈九(讲员)、王开春、苗娟、枫雨、赵兰、含嫣、南希、世桑。
文/世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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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初识中宣部
星期日 十月 18, 2015 1:05 pm
由于协调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培养工作,和5个试点院校有时会被招到中宣部、教育部开会。此前由于出差、级别不够或其他不便,没有参加中宣部的会议。11月25日,又通知我去参加一次会议。通知上说了议题、时间等,但不说中宣部地址,只说在该部的某楼某会议室。要求提前把参会人员和车号报给某个联络人。
由于领导繁忙,责成我一个人去开会。公车不敢要,打车舍不得,开自己的车不愿意(找不着路和停车位、操心),只有坐公交车去了。
但是中宣部在哪里呢?这个地方,除了美国的卫星地图上有,其他中国所有的地图上都不标出。知道离党中央很近,甚至本身就是中央,但就是不知道具体地址,不知道在哪条街上。之前打给我的电话上,来电显示都是8个0。是故作神秘,还是不可告人。
怯生生的打手机问通知上的联系人,中宣部在哪? 回答说开车怎么怎么走。又怯生生的说没有车,准备坐公交车去。电话那头明显的楞了一下,然后沉吟着告诉我,坐什么车,然后怎么怎么走。
地铁到了北京某处繁华的商区,知道离中宣部不远了,但怎么找也找不到。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清楚。只好再打电话给联系人怯生生地问路。顺着指示,走到一个不挂牌子和标识的大门口,看到武警站岗,估计就是了。只有里面的人出来接,才能进去。我党做了多年的地下党,现在成了执政党了,仍然保留了地下秘密工作的优良传统。尽管它早已是中国最有权势的机构,其影响之广,连万能的互联网也奈何不得。
直接上某个楼的大会议室。里面宽敞亮堂,装修之精良,设备之先进,不用赘言。照录一下墙上的大字:
“责任如山、勤奋如牛、心细如发、守口如瓶、团结如一”。
其他几个“如”我就不说了。只是都守口如瓶了,还怎么团结如一呢?
因为要守口如瓶,会议的内容就不说了。开了不一会儿,就散会了。尽管到了饭点,我想肯定是不会招待吃饭的,此前去教育部开会也是如此。中国的官场是,上面的人去下面考察开会,肯定会好吃好喝好招待,走的时候还得贡点纪念品。下面的人来上面、特别是部委办事,所谓“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能给你赐个座、喝杯水就皇恩浩荡了,不可能留下吃饭。减少公款吃喝,可见我国的反腐倡廉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难得复旦大学的几位老师领导,每次大老远的乘机赶来,就为了开教育部、中宣部1–2个小时的会议,然后带着精神回去贯彻落实开会。
会后退出时,看了看这个大气明亮中西建筑交融的院子。停了很多奥迪以上的豪车,几乎都挂着京o或部队的车牌,尽管我知道这里并不是警察局也不是国防部。难道是套牌车,好随便违章、闯红灯、警车开道?
穿过出门路上一个大楼的大厅,里面展示着许多各个地方献上的宝物。只想提一下云南大理送上的一块无比高大的大理石,里面有许多天然多彩的像山脉云层的花纹,立在那里,就像中国的山水画一样,让人心旷神怡,充满遐想。
其他宝物就不提了,个个都是美轮美奂。因为要“守口如瓶”,就到此为止。
走出门外,车水马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乔木,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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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逵、武松、鲁智深,这3个人我看可以进共产党
星期日 十月 18, 2015 9:13 am
《水浒》是毛泽东欣赏的古典小说之一,他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
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3个人我看可以进共产党,没人推荐,我来介绍。”
我们回过头再认真读《水浒》,就能领会毛路线上依靠的对象须具备甚么条件。
第一条就是立场坚定敢杀敢拼不怕死;第二条就是头脑不要太复杂,文化水平越低越好,最好是李逵这样不识字、大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蛮汉。
第一条好理解,毛信仰马、列主义。马克思当时认为:“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目的;列宁说:夺取政权“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毛也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手下没有一帮敢杀敢拼不怕死的忠诚壮士,就不可能进行武装斗争。再说,武装斗争也合乎中国特色。
中国的朝代更替大都是武装斗争打出来的:周灭商、秦灭六国、汉推翻秦……唐、宋、元、明、清一直到本朝。
第二条,是孔夫子的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产生的影响,头脑简单又立场坚定,这样的人最有战斗力,若是书读多了,知道了许多历史真相,也许观点就不会一致,使唤起来就不那么顺手了。
根据以上观点,我们再具体看看〈水浒〉人物里面哪些是“我们路线的人”。
李逵又名李铁牛,祖贯是沂州沂水县百丈村人氏,家庭出身贫农,因为打死了人,逃走出来,这样的出身与处境,正是早期入伙最有利的条件,加上他在战场上表现十分勇猛,《水浒》第四十回中有一段文字描写李逵劫法场后“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推倒倾翻的,不计其数……这黑大汉直杀到江边来,身上血溅满身,兀自在江边杀人。晁盖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那汉那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
象李逵这类“绿林大学”敢杀敢拼的学生,立场坚定不怕死,又是战场上的主力,尽管身上还有酗酒好赌的流氓习性,但有的领导就喜欢这类人,毛说:“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有毛撑腰和介绍,李逵肯定是最早入党的《水浒》人物。
武松是河北邢台清河县(今邢台市清河县)人,属城市平民,家庭出身略逊李逵,他凭一身武艺走南撞北,居无定所,无牵无挂,是个流浪汉,有赤手空拳在景阳山冈打死老虎的光荣战绩,也称得上当时的名人,又有毛介绍,入党也是情理之中事。
鲁智深曾是渭州经略府提辖,是个旧军官,出身虽不怎么地,不过后来在二龙山建立了根据地,拥有一支武装力量,是革命早期党拉拢争取的对象,有毛泽东介绍,不但能入党,也许还能当个营长、团长之类的职务,至于他后来要在六和寺退党修行佛教,根据党的组织原则、纪律,根据入党誓词,却不一定能如其愿,因这事打成叛徒也未可知。
李逵、武松、鲁智深因毛介绍能入党,那么和李逵家庭出身差不多的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拼命三郎石秀、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等这些人呢?
军阀混战时期有句俗语:“扯起招军旗,就有吃粮人”,如果没有人介绍,他们为了混口饭吃,也不知会投奔到哪个党派门下卖命,倒是处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代,尤其是“社教”与“文革”时期,他们入党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那时讲究“政审”,所谓地主、资本家、右派……等“黑五类”、“二十一种人”家庭出身的人想入党,首先得背叛自己的父母祖宗,与“阶级敌人”划清界线,入党因而大费周折……莫说入党,就连升学读书也没有资格,湖南1964年的中考、高考,成绩优秀但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绝大部分被剥夺了升学读书的权利,成为“知青”下放到农村劳动;上大学只论家庭出身不论学习成绩,发展到后来,象张铁生那样考试交白卷的党员也能上大学,并当作典型宣传。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石秀、解氏兄弟等人,凭他们贫下中农的家庭出身,只要他们愿意,轻而易举就能入党。他们和李逵一样不识字不会自己写入党审请,那,没关系,可由别人代写,只须按个手印,举起右拳头,跟着别人念完入党誓词便可成为党员。
那么,这些人入党后能否有所作为?
在黑白颠倒的年代,这些人如果混进党内,一定是不分是非的传声筒,难得指望做出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事来,能不开历史倒车就谢天谢地了。
1967年湖南道县大屠杀就是典型实例:那些法盲、文盲、崇尚暴力的李逵们成立了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任意处置杀人,在短短的六十六天之内,杀害了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四千五百多人,杀害手段极其残暴!比起李逵“不问官军百姓,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阶级立场坚定”的鸟人!对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不问男女老幼,一律杀死。青年妇女集体轮奸后被杀害;在怀中吃奶的婴儿被刀枪砍死捅死从桥上丢到河里;六、七十的老太婆脱光裤子被投入八十余米的深坑;男人们被丢到石灰堆里活活烧死……
那么,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几员女将能不能入党?入党后的命运如何?
如果是革命早期,估计这些人可以入党,因为那时入党有坐牢杀头的危险,这个时期的党员一定有坚定不移的信念。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那时入了党,其命运也还要看她们嫁给了什么样的党员老公,遇上钟情的,在大风大浪中还个感情寄托,若是碰上花心的党员老公,那可就惨了,在你为革命坐牢面临杀头时,那个花心老公却又有了新欢,此刻你还一厢情愿地思恋他,他却正搂着山寨夫心肝宝贝地喝酒作诗呢!
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和平时期能入党吗?如果顾大嫂不再开赌坊,孙二娘不再开黑店做人肉馍头,找点关系,估计问题不大,“在腐败治国”的特定时期,入了党后再回过头开黑店赌坊也未尝不可,若是有兴趣入朝廷参政议政,而这些娘们狗嘴里又吐不出象牙,提不出象样的议政方案,那也没关系,做个举手木偶,风波亭杀岳飞举手拥护,骂秦桧为岳飞平反也举手拥护,把握一条,只要随大流趋权势,就能当个年年参与议政的“不倒翁”,老百姓说你是个鸟,你昂头挺胸,亮出十二号针头都戳不穿的超级厚脸皮大声叫道:“俺这代婊又不是你们给的,俺就是个鸟!”人家也拿你没办法,你照样吃香喝辣。
扈三娘在和平时期能入党吗?这个问题笔者不屑回答,且不讲地球人,只要是脑壳里没进水稍许懂点事的中国人都知道,武、貌双全的扈三娘,要想入党绝非难事,在特定的和平时期,混入党内王英式的长官廷尉多了去了,如果扈三娘不在乎二嫁、三嫁这些虚假名份,攀个干爹老爸,入党如囊中取物。
宋江、卢俊义、吴应、公孙胜、关胜、林冲、花荣、柴进……等等,能入党吗?这些人都是“非无产阶级”甚至是“剥削阶级”出身,按照“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审原则,只要他们彻底背叛自己的家庭,他们“表现好”,通过考验,是可以入党的。这些人有知识,有文化,是革命队伍中的精英,事实上108位梁山英雄排座次,他们都名列前茅,占据了领导地位,由此推论,他们入党后,也必定位高权重。
而时迁、段景住这帮人,凭他们那一贫如洗的家庭出身,在“阶级斗争”年代,不仅能入党,还有可能成为优秀党员,还有可能霸蛮塞进高等学府“深造”,至于将来是否学有所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阶级立场”坚定,不会读书,塞进党校培训一年半载,出来后对社会对国家是否有所贡献?天晓得!
文革期间,湖南望城县杨桥公社副书记莫直正带领一帮人去托塔野鸡坪参观抗旱典型,听了那里社员从山洞中引出阴河水的事迹,回到杨桥召开基层干部大会,他当时说的话,过了四十余年,现在还活着的与会者还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同志们,首先声明,我是一个‘大脑粗’(当时干部引以为荣的时髦话)没得文化,‘臭老九’的那套文条条的鸟话我不晓得讲,我只晓讲‘牛屎三担六箢箕’几句硬梆梆的话。这次到托塔野鸡坪参观抗旱,长了见识,学了经验。托塔野鸡坪的大队书记带领贫下中农到洞里头搞水,日夜奋战,在阴道里搞了四十多天,过硬把那个水搞出来了……”
如果“黑旋风”作报告,想来也超不出这水平:“我叫李铁牛,是个‘大老粗’,大字墨墨黑,细字不认得。东风吹,战鼓擂,吃过人肉杀过人,我怕谁?”
……
作为《水浒》108位英雄,早期参加革命,应该个个都能入党,包括好色鬼矮脚虎王英、开黑店杀人越货的地刑星张青、入宅小偷地贼星鼓上蚤时迁、盗马高手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还有那制造假酒谋财害命的地耗星白日鼠白胜等等一些鸡鸣狗盗之徒。
党的路线斗争历来就有,七次、八次、九次、十次……每次都得清洗一些或“左”或“右”的“叛徒”、“内奸”、“特务”、“反党集团”……这些位高权重的精英,若是站错了队,难保不被“批判”或“开除”。
宋江在三打祝家庄时立了功,受了表扬:“我们干革命,就得学宋江,要谨慎”,可后来宋江接受招安,就成了叛徒,肯定被开除出党。至于卢俊义、吴应、公孙胜、关胜……这些人会不会开除出党?这就要看他们站在哪条路线上。就是站在正确立场上,也难保不被清除,冤屈的人事次次都有。且不说“文革”中多如牛毛的冤、假、错案,恐怕谁也统计不出历来的运动中到底冤死了多少人,毁坏了多少家庭。“大跃进”运动,造成全国性饥荒,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指出造成饥荒的原因,讲了真话,却莫名其妙地和支持他讲真话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真言逆耳利于行”,听不进真话,继续坚持错误路线,结果造成了和平时期全国饿死三千多万老百姓的悲惨事件!若卢俊义、吴应、公孙胜、关胜等人凭着耿直心肠参加庐山会议,敢讲真话,只怕也会打成庐、吴、公、关梁山反党集团。
由此可见,《水浒》里入了党的同志,历经“反右”、“社教”、“文革”等运动及“三年大饥荒”等事件中,讲真话要格外小心翼翼,稍不留神,便有可能被“批判”,被迫害甚至被“开除”出党。
那么《水浒》里诸如高俅、蔡京、童贯、杨戬、张都监、高廉这些狗官能入党吗?这些人呀,都是阿谀奉承之徒,深谙官场“巴结”之道,他们心怀鬼胎、表里不一,入党之前,不但不会说“我入党是为了贪污受贿”,反倒是“为人民服务”喊得震天响,一但党票得手,一但官场得意,便是“中山狼,得志更猖狂”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坏蛋,其非法所得,决不是《水浒》里说的“十万贯”,而是“亿万贯”!当然,“天网恢恢,疏而不失”,遇上励精图治、依法治国的英明领导,这些狗官便都一败涂地难得幸免。至于高衙内、殷天锡这类“贪二代”,倚仗“天恩祖德”,在党内虽能显赫一时,终逃不出正义的审判,君不见将载入史册的“石油亲王”、“电力老大”、“电信大王”、“厚太尉”、“薄知州”、“郭衙内”……,哪个逃得出神州天网?!万一阴差阳错侥幸逃过法律制裁,决逃不过人民大众的口诛笔伐!
Paul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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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中共第一支笔”传奇
星期日 十月 18, 2015 7:57 am
胡乔木——“中共第一支笔”传奇
毛泽东实在是喜欢胡乔木的才,有他在省心大了,想说的话、想写的事,只要跟胡乔木说个题目,讲个大概意思,就立刻能成一片大文章。十年间,胡乔木是秘书、是幕僚、是朋友、也是学生
1941年初,29岁的胡乔木迎来了他人生的“双喜临门”。这年1月,他第一个孩子胡木英出生;2月,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突然满面春风地走进胡乔木的窑洞,说:“乔木,毛主席那里缺人手,点名要你去做秘书工作,兼任中央政治局秘书。”这可真是太突然了。
胡乔木寻思自己连毛主席的面都没见过,怎么会点名叫我去呢?王若飞笑着说:“主席看到你在《中国青年》上那篇《青年运动的思想问题》,写得好啊!”就这么简单,胡乔木成了毛泽东的秘书。孔子曰:“三十而立”,30岁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谓是盛年的开始,对于胡乔木来说,更是他人生的起点。
从“校对”开始,进入权力斗争核心
报到当天,毛泽东和他见了一面,毛泽东也就简单寒暄几句,知道来了个新秘书。刚开始,没当过秘书的胡乔木有点不能进入角色,不知道自己该干啥。作为文化秘书,该从何做起呢?
第二天,胡乔木敲开毛泽东的门,看见他正在看《六大以来》的清样,便主动请缨:“主席,我来看这个吧?”毛泽东停下手中的笔,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说:“你这算找对任务了。”接着又道:“校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细心。校对也叫校雠,要想对待仇人一样把错误校出来。”或许胡乔木当时并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就深深地卷入了中共党内最高的意识形态交锋中,也就当然成了毛泽东的“天子门生”。
毛泽东受到《联共(布)党史》的影响,为打击党内政治对手、掌握党内意识形态解释权,于1941年亲自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其中收录了从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直到1941年11月期间中共中央和主要领导人公开发表的五百余篇文件,将毛泽东确立为正确路线的代表,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列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以中共党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为主线,并遵循这一主线对所收录的一些历史文献进行了删改。《六大以来》的编辑是毛泽东“从人到神”的第一步,而胡乔木参与其中,从此胡乔木鞍前马后追随毛泽东。
很快毛泽东就发现胡乔木的才能。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五天后,毛泽东把胡乔木叫到办公室,他习惯性地点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乔木,你给《解放日报》写一篇社论,题目就叫《苏必胜,德必败》,我首先说说想法,供你参考。”接着毛泽东谈了四点框架性观点,一说完毛泽东就告诉胡乔木:“你现在就动笔,把它写出来,写完给我看看,明天见报。”一个小时后文章写出来了,毛泽东看了看,只是稍作修改就发表了。要知道,这个时候斯大林还在痛苦地沉思,直到7月初才缓过劲来。从此之后,胡乔木的社论一篇接一篇,代表了中共中央的声音,鼓舞了中国军民。
毛泽东为胡乔木捉刀代笔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即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毛泽东幽默地说,“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在前往重庆的飞机上,胡乔木问毛泽东:“主席,我们能不能回来?”毛泽东沉吟片刻,从容地说:“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转身问随行人员:“去重庆,你们怕吗?”“不害怕!”“对。这次去重庆,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谈判成功,那咱们就从从容容地回来;另一种可能是被扣押,坐大牢,甚至杀头。但也用不着怕!要是坐牢的话,我们就在牢中看书学习。”
从重庆回到延安,毛泽东就生病了。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此时,延安的主要医院都撤离了,留守的医护人员又不济事。12月,胡乔木回到延安,见到了大病初愈的毛泽东,陪着毛泽东散了一次步。毛泽东告诉他:“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他兵散了,新闻检查也取消了。”
在之后胡乔木随毛泽东转战陕北。1947年3月18日,中央撤离延安,《解放日报》停刊,新华社担负起了通讯社、中央机关报和广播电台三重使命。1948年4月,胡乔木被任命为新华社总编辑和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这期间,他撰写和修改大量社论、评论和新闻。其中《驳蒋介石》、《无可奈何的供状》等重要社论成为解放战争中犀利的投枪。吴冷西曾回忆说:“胡乔木头脑中似乎有一部计算机,一切不符合标准的稿件,哪怕是很细微的差错,他都能准确地挑出来,又被重新正确处理。”
1950年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中共可能将东北、内蒙古和新疆送给苏联”的言论。这个谣言使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很紧张,他和莫洛托夫商议后准备共同发表一个声明。毛泽东连夜起草了这份声明,立即发回国内。在电报后面他特意注明:“用乔木名义发表。”毛泽东竟然为胡乔木捉刀代笔,虽然这在毛和胡之间是一个特例,但也是一个秘书最大的殊荣。
胡乔木给毛泽东当秘书整整十年了,毛泽东实在是喜欢胡乔木的才,有他在省心大了,想说的话、想写的事,只要跟胡乔木说个题目,讲个大概意思,就立刻能成一篇大文章。十年间,胡乔木是秘书、是幕僚、是朋友,也是学生。
紧赶慢赶,跟上毛泽东
1957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当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翻来覆去难以入睡。他立即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来驻地开会。“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这个开场很让人不安。果然,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毛泽东右手拿着烟,左手拿着《人民日报》继续骂道:“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的会议你们都是参加的,参加了回去不写文章,这是坐白板凳。”胡乔木刚解释了一句,毛泽东就接着骂:“叫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现在是百家齐鸣只有马家不鸣(指马克思家)。”
6月13日,毛泽东又送给胡乔木一份《北京日报》,上面批道:“比《人民日报》编得好,你们的水平要提高……文字也有八股味,希望思索改进。”跟了毛泽东十五年,这是第一次被批评有八股味,这叫胡乔木很揪心。当晚,他跑到菊香书屋见毛泽东,毛又叫上吴冷西一起谈。这一次的谈话很成功。先从西汉刘邦知人善用谈起,最后毛泽东答应从国家主席位子上退下来后,多给《人民日报》写写稿子。
6月下旬开始,《人民日报》连发六篇社论,胡乔木终于再一次跟上了毛泽东的脚步。
“彭老总的信也可能适得其反”
1959年7月,中央在庐山召开纠“左”会议,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生动活泼,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大家称之为“神仙会”。正当胡乔木等几个秀才起草《庐山会议议定记录》时,彭德怀杀了出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
7月17日上午,胡乔木收到了毛泽东印发的彭德怀的信。中午在餐厅吃饭的时候,他和吴冷西、田家英、陈伯达谈起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大家都觉得写得不错,与他们起草的《议定记录》思想一致。吴冷西和田家英都觉得“由彭老总出面说话,有分量,作用大”,胡乔木却摇头道:“也可能适得其反。”
果然,7月21日,胡乔木给张闻天打电话叫他谨慎些,少讲话。可张闻天还是“把他想讲的都讲了”,张的讲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22日他找柯庆施谈了,表达了不满,说要“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23日,会议形势180度大转弯,庐山会议从“纠左变成了反右。”
在小组会议上,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几个“秀才”都说了支持彭德怀的话,以胡乔木对毛泽东的了解,他建议大家“赶快写一个检讨”,胡乔木说:“话不要多,几百字就行了。”毛泽东对胡乔木说:“秀才们表现不好,要夹着尾巴做人。”显然,胡乔木在大会上支持彭德怀纠“左”,说“1958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的话已经传到了毛泽东那里。
接下来的几天,胡乔木的心一直悬着,直到7月30日,杨尚昆跑来告诉他:“主席已经要我给会议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和吴冷西的问题了。”胡乔木长舒了一口气:“毛泽东饶了我们了。”
接下来的八届八中全会,胡乔木的日子一样不好过,尽管胡乔木心里清楚,毛泽东是在颠倒是非黑白,但是在维护毛泽东的问题上胡乔木是不打马虎眼的。毛泽东在会上还说:“有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是挖不去。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听毛泽东这么说,胡乔木算是彻底放心了,可同时又生出一股卑微之情。最终,胡乔木以大局为重,振奋精神起草了大会决议。但是从内心,他对毛泽东的态度悄然发生了变化。
从庐山上下来,“大跃进”一发不可收拾,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打击。1961年8月17日,正在北戴河休假的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信说明自己三个月来疗养的情况,表示不能参加庐山会议的遗憾。不久,第二次庐山会议召开了,这次会议第三天毛泽东给胡乔木回信:“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已愈唯度……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不问时事。做一、二、三年休养的打算……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胡乔木追随毛泽东20年,这封意味深长的信标志着胡乔木“被休假”了,是靠边站,也是保护。
最后一次见毛泽东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胡乔木看到了《文汇报》上姚文元的那篇《评海瑞罢官》,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要出大事。得知毛泽东在杭州开会,胡乔木请求“趁主席在杭州见一见、谈一谈,向主席倾诉这几年的心里话”。胡乔木的求见迟迟没有消息,这不禁令他黯然神伤。正当他和夫人准备从上海回京时,杭州方面紧急打电话来叫他去见毛泽东。胡乔木车头调转,直奔杭州。
从1941年起,胡乔木与毛泽东的交往已经有25年了,25年来他还是第一次感觉到,和毛泽东见一面竟然有这么难。终于见到毛泽东了,他却忘记了早已想好的话,还是毛泽东很明朗,他告诉胡乔木:“你回到北京,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便是毛泽东最后的嘱托。
自此之后,两个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尽管胡乔木多次求见,都被江青挡下。说起胡乔木和江青,两个人的关系颇有些微妙,论职务胡乔木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江青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他算得上是江青的老上级了。可是在另一种场合中,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江青又是毛泽东的夫人。对于这种微妙关系,胡乔木的态度是对江青“敬而远之”,这又犯了忌。你和人家老公纵论天下、探讨文章,却对人家老婆“敬而远之”,不要说江青难伺候,就是一般女人也会心里不痛快。
1961年夏天,胡乔木开始休养后,闲来无事便开始写些诗词,并呈送给毛泽东欣赏,以此保持与毛泽东的沟通。收到胡乔木的诗词,毛泽东非常高兴,忙里偷闲地做些修改工作,两人你来我往,品诗论词,胡乔木的诗词经毛泽东修改后,接连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没想到,1966年7月,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厉声对胡乔木说:“你的诗词主席费心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工作。”胡乔木顿时傻了。
毛泽东:“胡乔木怎么挨斗了?”
1966年5月末,胡乔木的老朋友、毛泽东另一位得力秘书田家英在中南海喜福堂上吊自杀,年仅44岁,胡乔木悲从中来。不久,厄运又降临到自己头上,回京后,康生找胡乔木谈话,以修路为由要求他搬出中南海,尽管康生客客气气,但胡乔木一听就明白,自己被逐出中南海。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广场上山呼万岁,胡乔木忽然觉得这一切与自己毫无关系,他侧眼看了看距离自己不远的毛泽东,然后沉默着,他知道自己现在的使命就是站在这里,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
12月25日,毛泽东生日的前夜,一群红卫兵冲进胡乔木的家,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批斗大会,胡乔木失眠了,精神很萎靡,他弯腰谢罪,坐着“喷气式”在寒风中颤抖。给胡乔木安上的十大罪状中第一条竟然是“恶毒攻击毛主席,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胡乔木真是欲哭无泪。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乘车经过南长街,当行驶到南长街123号时,毛泽东看到了“打倒胡乔木”的标语,就问张耀祠:“胡乔木怎么挨斗了?去看看。”可惜,胡乔木搬来后一直没有启用南长街这边的东门,而是走北门进出,毛泽东吃了“闭门羹”,不过毛泽东来看胡的消息还是传开了。要知道,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毛泽东的话就是最厉害的保护伞。
胡乔木听说毛泽东来过的消息,立即写信解释大门不开的问题,毛泽东表示“昨日走错门,今日再来”。晚上,汪东兴先到了,与胡乔木一起在客厅等,到了12点才接到中南海的消息——毛泽东不来了,原因是和江青吵架了。心意已到,胡乔木最难熬的日子过去了。
1973年,邓小平复出,之后又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邓小平拉上胡乔木、吴冷西、邓力群几个秀才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跟随邓小平复出的胡乔木开始与“四人帮”唱起了对台戏。凭着他对毛泽东的了解,在为《创业》、《海霞》两部电影申诉和评《水浒》的斗法中占了上风。
1976年,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作为邓小平的智囊机构,政研室自然难逃其咎。江青在一次会上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政治研究室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江青还说,胡乔木“是一个坏人”,而邓小平“把胡乔木这样的人也凌驾在政治局之上了”。胡乔木又“靠边站”了。毛泽东去世后,作为毛泽东最重要的秘书,胡乔木被排除在长长的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外,胡乔木没能见上毛泽东最后一面,这令他抱恨终身。
作为中国最理解毛泽东的人,胡乔木在毛泽东逝世后担负起了为他盖棺论定的重任。198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邓小平挂帅,胡乔木负责。当时,如何评价毛泽东,党内外是有分歧的,中央的意思是既要维护毛泽东思想,又要说明毛泽东的错误。胡乔木跟随毛泽东20多年,毛泽东对于胡乔木,既是领导,又是老师,更是朋友,维护毛泽东他责无旁贷,也是因为深刻地了解毛泽东,胡乔木对毛的错误也是心知肚明。《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应负的主要责任,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一面。(摘自《中共中央第一支笔》)
来源:《文史参考》201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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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的神话与张钦礼的悲剧
星期日 十月 18, 2015 7:0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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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其实就是一种记忆,随着年代久远,很多人和事都变得模糊不清;特别是当事人离世后,如果没有文字留存,许多历史就从此湮灭。“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作为一个具有时代印记的人物,距今已经将近半个世纪;经历过大浪淘沙的政治运动后,很多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人世。笔者有幸见到93岁高龄的张申先生,听他讲起焦裕禄的往事。作为与焦裕禄相识10余年的老上司,张申无疑对焦裕禄有更为真实的记忆。
焦裕禄是山东淄博人,出生于1922年,念过几年私塾。在那个战乱年代,他的经历很是坎坷,甚至坐过监狱,自然也少不了挨打。1946年,焦裕禄参加了中共。据张申回忆,焦裕禄喜欢留偏分头,瘦长脸,大眼睛,中等个子,很有气质,讲话时爱叉腰。他性格比较温和,平易近人,人很聪明,做事利索。因为做过长期的党内宣传工作,他很会抓典型,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焦裕禄讲话总是很有感染力,对工作也非常热忱;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要把一天的工作再回想一遍,他说就像“过电影”。
1948年夏天,张申被上级派遣到河南尉氏,担任中共尉氏县委书记,这是他第一次遇见焦裕禄,焦裕禄当时是宣传部干事。顺便提一下,焦裕禄的爱人徐俊雅也是尉氏人。当时战乱与饥荒不断,农民饿死者不及其数;很多人在逃荒的路上,因饥饿倒毙于沟壑,惨不忍睹。张申率领干部群众,将这些无人收拾的尸体统一安葬,并召开了一场隆重的公祭大会。张申安排焦裕禄来撰写祭文。焦裕禄只用了一夜工夫,就写出一篇感人肺腑的祭文:“风打头,雨打脸,干了一年又一年……”
次日,在尉氏县城北一座大庙前面的广场上,全县万人公祭大会正式举行,方圆几十里赶来的群众烧纸烧香,放鞭炮,超度亡魂。在公祭大会的高潮,焦裕禄亲自朗诵祭文。这篇祭文在焦裕禄的声泪俱下的朗诵下,使参加公祭大会的所有群众都为之感动落泪,现场哭成一片。借此机会,党员干部积极激发群众“挖苦根”,煽动穷人们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和为富不仁的地主阶层的仇恨;“化悲痛为力量”,作为会议主持者,焦裕禄发动义愤填膺的群众参加革命,一起推倒蒋介石政权、解放全中国的苦难农民,号召青年农民当兵入伍。结果公祭大会变成了招兵动员大会,小伙子们纷纷报名,非常踊跃。张申和焦裕禄请他们跟家人商量好,三天以后再来,结果很多人第二天就来了。很快就招了一二百人,交给部队直接带往前线。
淮海战役是彻底改变国共军事力量平衡的真正的“大决战”,战役在1948年冬天打响以后,接上级指示,张申负责组织尉氏、长葛和扶沟等三个县的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组成运输队和担架队,支援前线部队作战。他们共组织了600副担架,4个人抬一个。这支2000多人的民工队伍以党团员为骨干,包括很多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浩浩荡荡开往前线。走到太康一带,谣传说前面有蒋介石的飞机在轰炸,一些民工就吓得脱离队伍逃跑了。焦裕禄听说后非常生气,领着一些精干党员追赶,很快就把这些逃跑的民工抓了回来,而且还狠狠地打了一顿。
焦裕禄因为此事受到了张申的批评:“共产党员怎么能打人骂人呢,他们又不是敌人,民工都是自愿的,不想干就可以回去,不能强制。”等他们的民工队赶到蒙城时,战事已经结束,担架队抬着许多伤兵送往战地医院。陈毅说过,淮海战役是农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这话一点也不假。焦裕禄从这件事吸取教训,在他后来到兰考主持工作时,专门制订了《干部十不准》,其中一条就是“不许强迫群众做任何事情”。
1952年进入土改复查阶段,张申是中共陈留地委宣传部部长,焦裕禄担任共青团陈留地委副书记。张申和焦裕禄作为一个工作队进驻杞县云所村,发动贫雇农反对地主富农。当时新政权刚刚建立,国民党政权的影响还是很大,当地因为交通不便,匪患仍然很严重,工作队的压力很大。有一天晚上,焦裕禄跑到莲花坡村,找到张申求助,说是有土匪要杀他。张申鼓励他“邪不压正”,并给他支了一招。焦裕禄回到云所村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农民揭发土匪流氓的恶行,将“坏人”都指名道姓地暴露在阳光下。在焦裕禄正义凛然的积极鼓动下,会议现场正气高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的人们看到有人主持正义,纷纷站出来揭发恶人恶行,进一步增加了对土匪恶霸的憎恶和警惕,也起到了极好的震慑效果。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和保护,工作队也就安全了;土改复查工作达到了理想的效果,一个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初步稳固下来。
张申从1954年开始,担任开封地委书记长达15年。1959年,张申因为质疑大跃进被罢官下放。1961年吴芝圃事件后,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张申获得平反,官复原职。当时,兰考县委书记王金碧因生活作风问题下马,兰考需要新的县委书记,但兰考艰难的境况使很多人望而却步。张申经过反复考量,提议由热情质朴的焦裕禄担任新的兰考县委书记。
2
兰考是黄河边上的一个沙地大县,黄河经常在这里决口。这里的沙土地不适合种粮,却适宜种花生、芝麻和西瓜,依靠这些经济作物,兰考农民仍可以维持温饱。直到在1957年,兰考还是一片林茂粮丰,但到了1958年,全国掀起“三面红旗”和“大办钢铁”高潮,整个兰考用于防沙治沙的树木几乎被砍伐殆尽。控制风沙的树木没有了,风沙灾害再次兴风作浪。另外,失去树木以后,洪涝灾害也变非常频繁;由于地下水位上升,又造成了大片的盐碱地。因此形成内涝、风沙和盐碱灾害,被称为兰考“三害”。在这些“人祸”与“天灾”兴起的同时,“以粮为纲”政策又严厉禁止一切经济作物,兰考农民完全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命脉。兰考沙土地的粮食产量非常低,小麦平均亩产不足75斤,有时几乎连种子都收不回。1962年正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人为大饥荒的最后一年。作为这场饿死达数百万人的大饥荒的重灾区河南,到处都是一片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在这一年,兰考县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最低水平。严重的饥荒引发了浩浩荡荡的逃荒要饭浪潮,甚至有几万人被饿死。
1962年6月,焦裕禄刚从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调回尉氏县,担任县委副书记。面对自然环境和民生状况都极其艰难的兰考,焦裕禄与张申谈话时毫无畏惧,对组织上指派的新工作充满信心。张申说,“当时派人去兰考,许多人都推辞,焦裕禄接到命令后带病前去”。1962年12月,焦裕禄正式调任兰考县,担任县委第二书记。张申本来有意让焦裕禄接替王金碧,直接担任县委书记,但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焦裕禄并没有因为不能“升官”而有任何怨悔。就这样,在县委书记空缺的情况下,焦裕禄以第二书记的身份到任兰考,直到一年后在任上去世,焦裕禄都没有接到“县委书记”的正式任命。实事求是地说,焦裕禄并不是“县委书记”。
焦裕禄当时所面对的是一个水深火热之中的兰考。虽然新政府已经成立10多年了,但农民的生活反而变得更糟。焦裕禄刚到兰考上任时,曾经亲眼看到固阳公社刘楼村的一户农民,全部家当不值7元5角钱;而三义寨村有一户农民,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其余人只得睡在床上。事实上,这种不幸的局面持续了很多年,焦裕禄既不是天使,更不是上帝,他根本无力改变这个世界。穆青是1965年冬天到河南兰考,来采访灾区困境的。穆青发现现实的兰考远比他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早在1962年,兰考县的韩村全年一个人只分了12两(16两老秤)红高粱穗,合现在的粮食七两半,这就是一个人一年的口粮。这样的情况在4年后依然如此。穆青在采访笔记中将其形容为“一幅悲惨的流民图”。
可以想象焦裕禄所面对的兰考工作是多么艰难,甚至他作为县委书记同样的吃不饱。当时的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一直跟随焦裕禄参加治理沙丘的劳动,据他说:“当时困难得很,都是我们男劳力在封沙丘,有些小孩、妇女上外边去要饭,要了饭回来再吃。焦裕禄和县长张钦礼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吃着老百姓乞讨来的百家饭,带领兰考的青壮劳力,在盐碱地上,在沙丘上,创造出了今天的绿洲。”
焦裕禄有一句话糙理不糙的名言,叫做“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从到任的第二天起,就马不停蹄地深入基层展开工作。后来记者列出焦裕禄在兰考的日程表,惊奇地发现,这504天中他没有休息一天,都是在拼命地工作。所谓“拼命”,就是他已经患有严重的慢性肝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跑遍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倾盆的时候,他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焦裕禄当时已经患有肝炎,但当时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和营养不良,肝炎非常普遍。张申自己也是肝炎患者,大饥荒时期他下放杞县劳动,也以草根树皮活命,这种“饥荒”曾使他的体重从140多斤下降到93斤。令人没想到的是,焦裕禄的肝炎竟然很快就恶化到肝癌。一次张申因病住院,焦裕禄来医院看望。张申问起焦裕禄的病情,焦裕禄指着自己的腹部说,这里好像一只红薯顶着,疼得厉害。张申赶紧安排焦裕禄到河南医学院一附院检查,焦裕禄的肝癌很快就得到确诊,随即住院治疗,后来又转院到北京治疗。无奈当时已经到了肝癌晚期,焦裕禄又回到郑州。为了节省医疗费用,绝望的焦裕禄坚决拒绝继续治疗,“嫌浪费”,什么药都不吃。他最后只向组织提出一个遗愿,将他死后埋葬在兰考的沙岗上。他说,他生前没有治理好沙地,死后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治好沙地。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逝世,终年42岁。
事实上,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不到一年半时间,其中还有两个月住院。相对而言,作为土生土长的兰考人,张钦礼从1954年就担任兰考县长,在具体的工作上,无疑他对兰考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焦裕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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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底,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和冯健、周原等几位新华社记者来到兰考。据说他们此行的目的本来是采访报道豫东灾区的情况,但听完时任兰考县委副书记的张钦礼对焦裕禄这个前任县委书记的赞扬后,大受感动,随即决定将报道灾区改为重点报道焦裕禄的模范事迹。就这样,关于灾区民众的悲剧变成了关于英雄的喜剧。这时距离焦裕禄去世已经一年半时间。
在很多关于焦裕禄的叙述中,都认为新华社或者说穆青他们是“焦裕禄”的发现者。作为当时的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指出,焦裕禄刚刚去世,开封地区就下发文件,号召全体党员向焦裕禄学习;随后学习焦裕禄扩大到整个河南省。至少在穆青的“大通讯”出台之前,焦裕禄在河南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优秀党员”。对于长期从事宣传工作,并且善于制造“典型”和“榜样”的焦裕禄来说,死后成为一个“典型”“模范”,似乎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张申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说:“焦裕禄去世后,我们认为这个同志很好,精神可嘉;当时地委就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以后又报到了省里,省里也通知学习焦裕禄。”
根据当时宣传工作的规定,穆青他们采写的“大通讯”在发表前需征求地委意见,或者说“审查”。张申回忆说,当时是周原送来的稿件,他没有见到穆青。看过稿子之后,张申只提了两点,即突出毛泽东思想和加强阶级斗争。事实上,张申看到的稿子与他后来在报纸上看到的稿子完全不同。他对那篇“感动全国”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感到迷惑不解,因为过分地渲染和夸大,使文章中的“焦裕禄”与真实的焦裕禄完全是两码事。他搞不清这篇“大通讯”到底是新闻报道、报告文学还是纪实小说。
这篇“大通讯”开头写道:“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作为提议并力荐焦裕禄的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在这里虚化为一个“党”字。毫无疑问,张申是一个重要的当事人,而在穆青他们的采访和征求意见中,张申却被轻易地掠过了。另一方面,在整个“大通讯”中,副书记张钦礼却被浓墨重彩地塑造成为焦裕禄肝胆相照的“良师益友”和“亲密战友”。这是令张申感到吃惊的另一件事。
张申印象中,张钦礼虽然很有工作能力,但权力欲极强。在指派而非选举的体制下,张钦礼一直“李广难封”。王金碧下台后,张钦礼未能如愿升任县委书记,而是空降来了焦裕禄,因此从一开始,张钦礼便对焦采取不合作态度。焦裕禄为此非常苦恼,曾专门向地委提出把张调走的要求。张申从兰考的工作现实出发,给焦裕禄做思想工作,让他克服眼下的困难,不仅不要介意张的抵触情绪,还要团结张一起搞好兰考的工作。再说,张钦礼20岁就做副县长,没有人比他更熟悉兰考的情况。从后来的效果看,焦裕禄接受了张申的这番建议,全力支持张钦礼负责的“除三害”工作。在以后一年多时间中,焦裕禄没有再提类似的要求,即使如此,也绝对谈不上张钦礼与焦裕禄之间有多么默契融洽。
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主持了一年兰考工作,颇有成绩。他本以为这次该舍我其谁地成为兰考的一把手,结果再次梦想破灭;空降的周化民成为兰考县委书记,同时还调来了一位新县长。正是在这种怀才不遇的困境中,张钦礼意外地邂逅了穆青一行,他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从此彻底改写了他的仕途和人生。在一种个人化的叙述与文学化的写作中,在林彪与毛主席成为“亲密战友”的时代背景下,大通讯营造出一种极为煽情的感染力,焦裕禄被塑造成一个上帝派来天使——“毛主席的好学生”;而张钦礼摇身一变,也成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穆青与冯健、周原合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同时还刊登了《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次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全文播发了这篇长篇通讯。据说节目录制过程中,播音员齐越几次泣不成声。这次声情并茂的节目播出后,整个中国为之感动落泪。随后,全国各种报刊先后刊登了数十篇文章和通讯,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焦裕禄的热潮。在一种统一和唯一的宣传工具作用下,仅仅一夜之间,早已不在人世的焦裕禄就被塑造为雷锋之后另一个神话。在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中,毛主席两次接见焦裕禄的儿女。1966年9月15日,毛主席接见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不久之后的国庆节,毛主席又接见了焦裕禄的大儿子焦国庆。
在新中国历史上,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是两场巨大的民族浩劫,焦裕禄来到兰考的时间恰好是在大跃进之后和文革之前。在这样一个风暴的间歇期,焦裕禄得以完成他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朴素理想。毫无疑问,出身贫寒的焦裕禄始终保持了一种勤俭朴素的美德,因而成为一位恪尽职守的好官僚——“人民的公仆”。这位出身卑微、历经苦难的“县官”面对体制的压力,他更能体察民间的疾苦,对民众保留着深深的同情。当他发现“党的路线”与民众的现实需求发生冲突时,焦裕禄极其灵活地选择了面对现实,这种务实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说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他不顾“以粮为纲”政策,大胆地支持少退林地,并支持对林业采取包给个人的办法。这些看来完全符合实际和常识的举动在当时的政治层面无疑是充满风险的,这也是焦裕禄的人性之美。
从另一方面,焦裕禄也是一名“党的好干部”和“毛泽东的好学生”。正如那篇大通讯所言, “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他无力改变残酷的政治现实。他不可能偏离“阶级斗争”和“大锅饭”的所谓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体制太远。焦裕禄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雷锋般的政治神话,一个重要的标签就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广为传扬的许多焦裕禄语录与“雷锋日记”具有相似的话语方式,比如“干劲不足的时候查思想,思想不通的时候,就要加紧读毛主席的书”;“有党的领导,有毛主席著作,有几十万人民,只要干,一定能在困难当中闯出一条路来,一定会改变兰考的面貌”……显然,焦裕禄精神只是官场版的雷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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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彦芳是另外一个与焦裕禄相识的当事人,他写作的《焦裕禄身后——我和兰考的悲喜剧》于2009年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认为,善于做宣传工作并作为县委书记的焦裕禄到兰考,主要是执行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也就是说,真正为兰考的改变做实事的应当是张钦礼,而宣传焦裕禄的恰恰正是张钦礼。据说,焦裕禄临死之间送给张钦礼一张自己的照片。事实上,焦裕禄生前几乎没有照过几次像,相比而言,雷锋在他最后一年则留下了200多张“好人好事”的照片,简直像个职业模特。
1957年反右运动中,身为兰考县长的张钦礼差点被打成右派,受到党内处分;1958年大跃进运动,张钦礼因反对放卫星被撤职下放农村,进行劳动改造。期间他曾多次向北京写信,揭露当时的大饥荒现实,并得到周总理的接见。吴芝圃被查处后,张钦礼于1961年平反复职。在焦裕禄来到兰考后,熟悉兰考现实的张钦礼仍继续负责解决“三害”(内涝、风沙、盐碱)问题。任彦芳认为,在向新华社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时,张钦礼实际上将一些自己的事情也安在焦裕禄身上,从而使焦裕禄的形象更加“高大全”。在任彦芳看来,最为人不齿的是张钦礼自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从而借焦裕禄来拔高自己,为自己脸上贴金。“反对张钦礼的便是反焦裕禄,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焦裕禄在他离世2年之后一夜成名,兰考成为一个朝圣之地,兰考县委为此专门成立了“学习焦裕禄委员会”,自然由“亲密战友”张钦礼负责。经过长期的官场沉浮,张钦礼或许像另一个“亲密战友”一样幡然醒悟了:说真话寸步难行,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毫无疑问,死去的焦裕禄为活着的张钦礼带来巨大的荣誉;从某种程度上,他不仅是焦裕禄神话的始作俑者,也就是焦裕禄的代言人。1967年,张钦礼宣布成立兰考县革命委员会,这是河南第一个革委会。在火热的文革时代,张钦礼达到了权力和荣誉的巅峰,成为中共九大代表、河南省革委会常委、河南省贫下中农协会主任、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
在任彦芳的记述中,张钦礼制造了一个兰考版的“个人崇拜”神化运动,他不仅把焦裕禄变成了神灵,也把焦裕禄墓地变成了权力的道场。兰考的官员必须将焦裕禄叫爹,乃至穿上孝服,手持哭丧棒,到焦裕禄墓哭灵以示其忠。1977年11月13日,中共河南省委免去张钦礼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职务。1980年,在“四人帮”被审判的同时,张钦礼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张钦礼有期徒刑13年。法庭所公布的罪名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等等。
在此之前文革中,穆青周原等“焦裕禄”的炮制者也因福得祸。“他(焦裕禄)死后,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当《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批为“大毒草”后,这句无中生有的杜撰为作者带来一场横祸。“大通讯”被批判为“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红卫兵涌入新华社河南分社揪斗周原,他藏身兰考,被群众一家家轮流保护,才得以保全性命。很多年后,大通讯再版的前言中写道:“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这篇写焦裕禄的作品被目为大毒草,连同它的作者都受到了批判。”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像那个“亲密战友”一样,张钦礼因为焦裕禄而飞黄腾达,最终又因为焦裕禄而黯然陨落,但焦裕禄没有陨落;焦裕禄失去了“代言人”,但焦裕禄的神话仍然在继续。只是在以后的日子,焦裕禄没有了“亲密战友”。在1990年的电影《焦裕禄》中,“焦裕禄”身边只有一个阴阳怪气的“坏人”,或许他就是暗指张钦礼。在那一片历史迷雾中,真实的焦裕禄与我们看到的“焦裕禄”已经相去甚远。无论制造了焦裕禄的张钦礼,还是成全了张钦礼的“焦裕禄”,都只是一场权力游戏的必要步骤。在这场诡异的官场游戏中,每个人都是难以摆脱其悲剧性的角色,其实都不过是一枚被权力利用的棋子而已。
张钦礼病逝于2004年,虽然他活得足够长,但他并没有等来“平反”。张钦礼的灵柩被运回兰考时,恰逢焦裕禄逝世40周年;历史就在这一刻交汇,两个当年的“亲密战友”或者“对手”终于在另一个世界重逢。据说,当日兰考有10多万民众夹道迎送张钦礼灵柩归葬,人们焚香祭拜,不少人为之痛哭失声。对于这些悲伤的人们来说,不知是同情张钦礼的遭际,还是伤感于那个将人变成神、将人变成鬼的不堪回首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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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由焦裕禄主持制定,由张钦礼起草的《关于治沙治碱和治水三五年的设想方案》中,依然白纸黑字地写道:“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没有和群众商量,硬按照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干造成的恶果。”
“一个最好的好人焦裕禄,老焦不在了!”焦裕禄在兰考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几步。一年多时间里,焦裕禄用尽各种方法来巩固人民公社这种集体经济模式,“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他甚至不惜献上自己的身体,以身先士卒来换取民众对集体和组织的支持与信任。即使现在,也没有人会怀疑焦裕禄的纯洁与朴素,他的心愿是为了让兰考民众过上好日子,起码是可以温饱。然而,残酷的现实将焦裕禄的梦想彻底击碎,一切都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在这种大锅饭体制下,所谓理想和道德都不堪一击,最终只能沦为粉饰权力的伪善道具。对一个权力至上的国家机器来说,心甘情愿将自己献上祭坛的焦裕禄无疑是一个最完美的牺牲品。
从大跃进开始,兰考就以乞丐闻名。焦裕禄来了,迎接他的是乞丐;焦裕禄走了,送他的还是乞丐。焦裕禄穷尽其能也无法让兰考民众扔掉讨饭的棍子。正如焦裕禄经常引用的一句民间谚语:“水牛掉到井里——有力使不上”。无论对于权力,还是对于历史,真实的焦裕禄其实微不足道,他甚至把自己的生命搭了进去,但也未能让兰考改变。与其说焦裕禄死于疾病,不如说他死于饥荒,这对一心想拯救饥民但又必须维护饥荒体制的焦裕禄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事实上,即使掌握兰考更为长久更有实干能力的张钦礼,他也并不比焦裕禄做得更好。可以想象,在以后的兰考,或许很难再出现焦裕禄和张钦礼这样尽职勤奋、朴素廉洁的官僚团队。1980年,整个兰考的所有人民公社和大队小队在一夜之间全部解散,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数十万兰考人就扔掉了曾经用来活命的讨饭棍。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公社化就是中国式的农奴制。思想家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在一种坏的制度下,好人只能演出一出悲剧,这是“剧本”决定的。回首那段历史,不得不承认,这不仅是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悲剧,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悲剧。寄托于道德模范与权力清官,就如同将自己命运交给一个虚无的神祗,得到的将是失落与谎言。
从焦裕禄的神话与张钦礼的悲剧中,我们应当深切地感受到启蒙的缺失,这使一个现代社会在制度建设上走向歧途。亚里斯多德说过,“法律是排除了激情的理性,因而它比个人更可取”。无论过去还是将来,法律和制度总是比人更加可靠,对于启蒙缺失的中国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一个完善健全的制度建立之前,焦裕禄的神话与张钦礼的悲剧仍然会继续,只是以不同的版本出现。
2009年4月1日,习近平在来到河南省兰考县调研,专程参观焦裕禄纪念园,还看了焦裕禄当年种下的泡桐树。在与当地干部的座谈会上,他说:“经过兰考人民45年的艰苦奋斗,焦裕禄同志的遗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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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启事
星期五 十月 16, 2015 9:55 am
为了进一步活跃,并有力推进海内外华文微型小说的多元、繁荣发展,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决定联合举办第三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
一、主办、协办单位及参赛报刊
主办单位: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新加坡注册)
后援单位:上海黔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肯米特唐华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
协办单位:
上海市作家协会、新加坡作家协会、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泰国华文作家协会、印度尼西亚华文作家协会、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文莱华文作家协会、欧洲华文作家协会、香港华文微型小说学会、日本华文文学笔会、日本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学会、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文艺写作学会、大洋洲华文作家协会、非洲华文作家协会、北美华文作家协会、美国中文作家协会、瑞士华文微型小说俱乐部、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加拿大中国笔会、新西兰中华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澳大利亚悉尼华文作家协会
参赛报刊:
中国:《文学报》《长沙晚报》《小说界》《微型小说选刊》《微型小说月报》《金山》《天池小小说》《东方剑》等
海外:新加坡《新华文学》、马来西亚《马华文学》、泰国《泰华文学》、菲律宾《菲华文学》、美国《美华文学》、香港《香港文学》、《新少年文艺》、澳门《澳门文艺》、泰国《新中原报》大众文艺副刊、《亚洲日报》泰华文艺副刊、《中华日报》副刊、日本《关西华文时报》、新西兰《华页报》、澳大利亚《澳华新文苑》
媒体支持:
中国作家网、新华网、云文学网、上海故事广播《悦读60分》、作家网、加拿大网络电视、美国文心网、美国世界名人网、美国世界精品网、北美华文作家协会网、美国《世界华人周刊》、夏威夷《珍珠港》、澳大利亚澳华文学网、新西兰澳纽网、新西兰中国城网、巴西侨网、印度尼西亚华文网
二、大赛事项
大赛内容:
各类微型小说(包括小小说、微小说、闪小说),每篇字数(包括标点符号)不超1500字;
题材、内容不限,艺术表现方法不限;
参赛作品必须是未发表过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请勿一稿多投。
来稿投寄:
1、200020上海市绍兴路7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三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收;
2、直接发到大赛指定专用邮箱 [email protected]
纸质稿件,宜用A4纸打印。
来稿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发表署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子信箱、手机、微信或电话号码。
3、也可投稿给各参赛报刊,注意事项如上述。
各参赛报刊在发表作品时,请注明:“第三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字样。
4、每位作者的参赛作品以不超过3篇为宜。
5、自荐参赛作品的方法另行颁布。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奖金人民币1万元,奖杯一座;
二等奖5名,奖金各人民币3千元;
三等奖10名,奖金各人民币1千元;
优秀奖30名,奖金各人民币500元;
优秀组织奖若干名,奖励积极参赛的报刊、媒体支持和协办单位;
上述获奖者均授予特制奖状。
大赛组委会对获奖作品拥有纸质和电子出版及改编权,凡获奖者即被视为自愿遵守上述版权的授予。
组委会、评委会:分别由海内外文学界权威、专家组成,名单另行颁布。
大赛时间:2015年10月即日起,到2016年3月底截止。
大赛流程:
2016年4月始,经过自荐、推荐、初选、复审、终评、公示,随后将择时揭晓、颁奖。
各参赛和协办单位的推荐方法另行颁布。
《小说界》杂志社出版大赛专刊,及时报道大赛动态及推介参赛作品。获奖作品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
敬请注意大赛组委会办公室陆续颁布的启事和大赛动态。
中国微型小说学会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
2015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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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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