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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嘲诗，看“躲进小楼”的鲁迅心态
星期五 十月 23, 2015 5:35 pm
这老年鲁迅，似乎不如孔融八、九岁之二子懂得“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父亲被曹操投入监牢，二子并不逃避，朗朗告以此语。鲁迅十三岁，因祖父科场罪案，逃到外祖父和舅父家，现在五十余，依然只会逃。
原题：“横眉冷对千夫指”究系何意?——鲁迅《自嘲》诗解析
一九三一年东北“九一八”衔着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日本侵略军虎视鹰扬、大举侵华，恨不能一口吞掉中国。一九三二年十月，鲁迅作诗《自嘲》，对那个强盗横行、公理何在、苍天为之倾的悲剧时代，交出卑怯回答：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在中国、东亚、整个世界——希特勒崛起于西欧、墨索里尼崛起于南欧、日本崛起于东亚而构成欧亚纳粹、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犄角之势——人类正义面临严峻考验，鲁迅持颇见个性的逃避态度。他的夸张和矫饰，自私和卑怯，对民族悲剧和人类命运的淡漠，从这首诗得到清晰表露。
不妨透过字面略作揭示。首联运交华盖、未敢翻身云云，显系矫饰。他处世取实利，却装出可怜相，诸如谋取国民政府四年高额津贴，获取大笔版税，同时身为反政府秘密组织老大，正是朝野两利，鱼和熊掌兼得，上海滩属他闹得最欢。这种处世做人已属道德破产，然而他名利双收。他挂着普罗革命作家名衔却住着小洋楼、过着灯红酒绿的大财主式生活。谈何运交华盖、未敢翻身?他一个筋斗翻上左翼盟主地位，气势汹汹率众征讨异己作家，几无人敢撄其锋，却虚言“已碰头”。此时，左联内部尚未出现对他的公开批评(四个月后首甲们发表批鲁文章)。他必定碰头，只是时候未到。此联乃旧文人玩弄笔墨、装腔作势、饰喜为悲。“欲何求”三字，遮掩多欲之心，诸如加入左联、博左翼领袖声名和势力、以遂打伐异己之心，此其名欲;背后托请他人为其说项蔡元培、争竞政府每月三百元大洋津贴，此其物欲。这虚荣心与金钱欲，使之丰裕富足、闹腾不已，却装出老僧无欲腔调，偏说“欲何求”。
第二联“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露出酸腐作态、自卑自贱习气和小市民混世心态，遮掩破落户子弟及时行乐、抓取实利的现世主义人生观。所谓“破帽遮颜”，显露装穷叫苦之矫饰心。他一点不穷，至一九三一年底，他已领取国民政府高额津贴长达四年零一个月共一万四千七百元大洋，加上每月版税和稿酬，他已是上海文人之巨富。这副“破帽遮颜”的叫花子相，正见矫饰。饭店酒楼、影院戏院、出入汽车侍候，却拿“破帽”二字扮成无产者式穷酸相。
“漏船载酒”，泛之中流，见出中国陆沉、民族大难之际醉生梦死、追欢取乐的人生态度。他不关切民族命运，却乐于缩头藏身于沉沦中的“漏船”之一角纵酒贪杯。悲剧国运和冷漠态度构成强烈对照，此句是全诗核心。船已漏，却任之，势必沉没;泛中流，贪欢乐，亡在旦夕。“漏船载酒”四字，泄漏这个时代的强烈悲剧意象和鲁迅把酒贪欢的幸灾乐祸态度。沉船上的人们在浴血奋战、英勇抗敌、喊声震天，鲁迅置身沉船却置若罔闻、苟且偷生、把酒贪欢，这一点最值注意。这漏船显然隐喻日寇铁蹄践踏下的中国大地和民族命运。如果把一年前东三省沦陷和本年初日本发动的上海“一二八”战争加紧吞并中国(漏船已至中流)联系起来思考，鲁迅“漏船载酒泛中流”之隐意和心态已跃然纸上。如果注意到沉船上的鲁迅无一文抗议或谴责侵略者，知道他此时格外积极地和许多日本人诗酒密谈、亲善交往、广结善缘，如果知道他背后竟阻止日本人学习汉文并向之表白“我是排斥汉文和贩卖日货的专家”，那么，对于急流漏船上的鲁迅何以对此沉船命运处之泰然、诗酒不辍、怡然自得，就会恍然大悟了。
“漏船载酒泛中流”显示鲁迅对中国命运和战争结果了然于心。中国亡国、民族倾复，在他心中已成定局。他的态度是，置身沉船，无所挂怀，任它改了正朔，任它沉没去罢(“管他冬夏与春秋”)，决不放弃杯中物，决不抛弃这小小快活林。“漏船载酒泛中流”与“管他冬夏与春秋”突显他处此民族苦难时代而毫无民族责任感、自私而卑怯的人生态度。
鲁迅这种漏船取乐心态，与明末东南小朝廷心态颇似，却更恶更黑，他明知亡国之势而俯首等待、决不抵抗。明末大诗人吴伟业在《鹿樵纪闻》中感叹晚明福王小朝廷之腐败堕落和醉生梦死，最是一针见血：“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复溺之将及也，可哀也哉!”(卷上“福王下”)
正由于鲁迅对中国命运持此冷漠、超然态度，对个人小家庭生活持此现世取乐态度，所以才有末联“躲进小楼”成三口小家之“一统”，不管中国民族大家庭之沦亡，不管中国大地之乾坤正朔、冬夏春秋，遑论窗外之枪声炮声、歌哭万端、神州陆沉。于是，“漏船载酒”与“躲进小楼”，勾勒出这颗卑贱自私、怀有二心者灵魂之两面：听任民族倾复，贪求个人和小家安乐。
末联“躲近小楼成一统”正是“漏船载酒泛中流”核心诗句之演化，即躲避社会责任、全无民族尊严、更无男人气概。三十年前那个写出“我以我血荐轩辕”诗句、被研究者们视为表现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宏愿”的青年周树人哪里去了?
“管他冬夏与春秋”这种自私自乐的狭隘心态，与他早年《惜花四律》那种不见乾坤襟抱、唯见女人美酒、及时追欢取乐的人生态度一脉相承。他的心灵性格有无广度、深度和高度，在青年时代已见其身胚尺寸。这《自嘲》小诗实乃一个懦夫的性格画像和心灵自白。
第三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亦需辨析。所谓“千夫指”， 意思是：千人所指、万夫所恨。这里需要注意，此句“横眉冷对千夫指”，可有意思迥异之两解：一、作诗者“横眉冷对”的是千夫所指万夫所恨之人。若做此解，则是作诗者与大众、与整个民族站在一起、共同对敌。二、作诗者“横眉冷对”的是千夫万夫对作诗者的指责和痛恨。若做此解，则是作诗者与大众、与整个民族乃至与人类为敌。
以往研究者和注释者将此句一致解为第一意，完全不知第二意，乃至有许多牵强附会和无据之想象和发挥。只取第一解的人，显然既不知格律诗规则，亦不懂鲁迅，特别是不懂当此国破之际鲁迅之黑色心灵性格。此时，鲁迅念念不忘的是被他切齿痛恨并视为敌人的本国人。他“横眉冷对”的，是文化界那些持不同观点的同胞，亦是全体国民、整个中国民族。作诗人此句，在于第二意。此意与下句“俯首甘为孺子牛”方可互文，即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面对千万国民之指责和痛斥，我将始终如一采取横眉冷对、不屑一顾之冷嘲和敌对态度，而对待自己的儿子，我却心甘情愿作其牛马。一“冷对”，一“甘为”，即横眉冷对千万民众，俯首只爱一个小儿，斯乃对仗，构成完整本意。此意从全诗之核心意旨(“漏船载酒泛中流”)和整体诗意(“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得到印证，构成完整诗思结构。
孺子牛，出自《左传》哀公六年：“鲍子曰：‘女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背之也!’”(你忘了先君齐景公口里衔绳、做他儿子荼的牛，荼跌倒，把景公的牙齿也折断了吗?现在你要违背他的遗嘱而立别人吗?)鲁迅诗中所谓孺子，是他的三岁儿子，他要做的是他儿子的牛。把“孺子”解为中国百姓或别人之子，那是不知其人而生拉硬扯。躲进小楼的鲁迅自然只背自己的儿子。倘若推及他人孺子、同胞苦难乃至人类苦难，作诗者就不会是漏船载酒、躲进小楼、管他冬夏春秋、任他水深火热这副自私心态、逃避责任和卑怯行为了。倘若作诗者“横眉冷对”的是国民的敌人，那决不会采取“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副毫不负责的卑怯态度，他就应当是挺身而起、反抗邪恶、与“千夫指”向的敌人作殊死战斗，而取“我以我血荐轩辕”之行动。
“躲进小楼成一统”，过自己小家庭的富足日子，是日寇践踏中国的苦难年代里鲁迅心态和生活写照之一。然而，无情的现实早把他躲进租界小楼、不管神州陆沉的迷梦轰得粉碎。他躲进小楼，却躲不过日军炮火。八个月前，他被日军炮火和突然搜查吓得狼狈钻进日本人家里请求庇护。八个月后，他竟如此健忘和自欺，把国难中风雨飘摇的小楼视为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不知秦汉，无论魏晋，侈谈什么躲进小楼、不管春秋。
严酷的事实已经警告他，中国的苦难现实、破碎河山是躲不开的，所谓躲进小楼，纯属痴人说梦。面对日军日益猖獗的侵略行动，鲁迅携着酒壶“躲进小楼”，躲避的不正是抗日大潮、放弃的不正是抵抗、缺乏的不正是人格的骨气和民族的尊严麽?事实上，他携家带酒、躲进小楼，用各种假名写了那麽多小文不断放暗箭、对抗日军民大泼冷水、讥刺加嘲骂，不是在等待和迎接迅速亡国、神州陆沉麽?
这老年鲁迅，似乎不如孔融八、九岁之二子懂得“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父亲被曹操投入监牢，二子并不逃避，朗朗告以此语。鲁迅十三岁，因祖父科场罪案，逃到外祖父和舅父家，现在五十余，依然只会逃。对日本，他没有个人抗议，没有抵抗行动，却屡屡携妇挈雏、扑入日本人怀里求庇护，还要“避居法国‘租界’” 呢，他这种无耻无骨无人格之行为使美国左翼记者斯诺感到惊奇不解(注一)。
鲁迅对自己民族似怀异心。一九三二年四月，他把此年写的一些讥骂抗战军民的小文题为《二心集》，其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这“携贰的心思”，需要注意。他自知有怀贰之心，写的亦是怀贰之文，所以笔下隐晦、躲藏，这是他的世故。他向日本人表白他是“排斥汉文和贩卖日货的专家”，正是“携贰的心思”之自白。
胡风提供一条晚年鲁迅材料：“一次，他用低沉的调子说：‘我懂了，为什么明末的知识分子希望亡国……”(注二)置身日寇铁蹄下、亡国阴影浓重之际，鲁迅此言配合其与各色日本人之间的亲善密谈、对抗日军民冷嘲热讽，愈见其心思所在，恰可解读此诗之心态，透露其心灵实质，证实本文剖析之不虚。
激流求乐，任其沉船，小楼不安，偏要索居，勾勒出一颗黑暗、自私、怀有异心者之自画像。题为自嘲，即自知丑陋、自我解嘲也。这位态度最左、批判和诋毁国人最烈者，在日本侵略者践踏中国河山、凌辱中国民族的苦难年代里，竟能超然物外。这与他谩骂的摩挲小品、玩物丧志、走狗奴才，究有何异?
注一：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
注二：胡风：《鲁迅先生》，《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三年第一期。
来源:共识网作者:孙乃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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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锡刚：郭沫若与康生
星期五 十月 23, 2015 11:48 am
在漫长的动乱岁月中，康生飞黄腾达，一直为毛泽东所信用，赫然成为第四号人物;郭沫若则迭遭丧子巨痛，以不断讴歌“文革”而力求自保。
1980年代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诗歌卷，刻意摒弃作者创作于“文革”期间而在前已结集出版的一部分作品，甚至连“文革”前的一些作品亦未能幸免，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重到晋祠》，其首句为“康公左手书奇字”。时隔三十余年，有研究者辑录《郭沫若全集》集外佚诗，结集出版。内中收有此诗，却未能探究当年摒弃的缘由，竟解“康公”为康有为，实则“康公”乃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康生——这就是当年摒弃此诗的原因所在。
郭沫若于1965年12月写作此诗以“奇字”称道，虽不无夸张的成分，但也并不太过离谱。康生于金石书法造诣甚深，陈叔通推许其为当代书法四大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沈尹默、郭沫若、齐燕铭)，其来有自。借着“康公左手书奇字”的诗句，来说道郭沫若与康生的交往(档案未能解密，自然只能是浮光掠影)，多少可以折射出那个革命时代的风貌。
【毛、郭诗词唱和的高级信使】
作为执掌意识形态领域大权的政要，康生在与文化人的通信中颇具雅人深致。1962年7月，康生致信红学家周汝昌，内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最近郭沫若、陈叔通、张奚若、李富春、李先念、杨尚昆诸公及陈毅元帅都去看了恭王府，大家都很有兴趣。据张奚老说，过去梁思成教授及林徽音(应为林徽因——引者注)女士(已故)对恭王府之建筑曾作过研究。游园时粤剧名演员红线女持一团扇(上画钱塘江大桥)请郭老题，郭老题诗一首曰：一日清闲结雅游，百年余梦觅红楼。楼前尚有湘妃竹，扇上钱塘天外流。”1962年春，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渐趋激烈之时，也正是在中共欲“挽狂澜于既倒”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康生重获毛泽东的信用，成为“中共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的实际主持人，乃至渐次成为掌控意识形态领域权倾一时的政要。郭沫若与康生的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交往，就从“反修”说起吧。
1961年10月，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观看浙江绍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精》。正为“反修”而殚精竭虑的毛泽东，在11月中旬写出唱和之作：“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毛泽东后来说过这样的话：“和诗是驳郭老的。”环顾高层，既能在“反修”的大政方针上足以信赖，又因通晓诗赋而有共同语言的，大概非康生莫属。于是康生就成为了毛泽东的高级信使。这首和作于1962年初由康生抄示正在广州的郭沫若。拜读了毛的和作之后，郭沫若即通过康生转呈“再唱和”，改变了“千刀当剐唐僧肉”的激愤，代之以“僧受折磨知悔恨”。毛泽东读到康生转呈的“再唱和”之后，于1月12日复信康生，称道“和诗好，对中间派实行统一战线就对了”。在高层的推许之下，这出绍剧迅即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在全国公映。就这样，借助一出戏，弄出了一篇“反修”的大文章。
以现已披露的材料，康生对毛、郭首度唱和仅起传达信件的作用，而一年后毛、郭再度唱和，康生的作用就不仅于此了。1963年元旦，《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满江红·元旦书怀》。康生颇为欣赏，书录全词并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推荐。毛泽东接读之后，即于元月9日写出和作，并函复康生：“一月三日信收到，大谢。郭词很好，即和一首，请郭老和你为之斧正。”轻易不向党内同志言谢的毛泽东，一破惯例。遗憾的是，世人至今无从知晓康信的内容。总体而言，郭词格调高昂，这对刚刚走出三年困难境地的国人多少是一种鼓舞。毛泽东把握时机，在此时下达了向“苏修”反攻的进军令——在此前后连续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七篇“反修”檄文。细读郭词，令康生书录并向毛泽东推荐的，更为紧要的可能是这样几句：“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历史的真实是，“反修”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为发动“文革”作舆论准备。郭沫若后来意识到《元旦书怀》的价值所在，遂改题为《领袖颂》。这真是点睛妙笔。
这年7月，康生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无果而返。毛泽东亲往机场迎接代表团。郭沫若目睹机场欢迎盛况，赋《满江红》一阕，以“天外人归”开篇，内有“半月长谈争正谊，四方公论明真相”之咏。这年9月上旬开始，中共中央陆续发表《九评》，反修”进入高潮。作为起草这些大块文章的实际主持人，康生“功不可没”。12年之后，其讣告中有“光荣的反修战士”之誉，盖源于此。郭沫若在“反修”高潮期间，写了一组《满江红》讽咏其事。《全集》虽不予收录，但世人仍可在此前出版的《沫若诗词选》中读到。
【康、郭合作诠释毛诗】
在“反修”高潮中，迎来了毛泽东的七十寿辰。1963年夏季，程潜、章士钊等民主人士发起诗会雅集，并邀陈毅、郭沫若等中共要员加入，以为毛泽东祝寿。陈毅等中共高层人士以“党内不祝寿”为由婉辞。然而此事似乎成为编辑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以为庆祝的契机。作为个人行为，朱德、董必武等中共元老均写诗“敬祝”“恭贺”。
出版《毛主席诗词》，康生自然是主持其事的最合适人选。1963年12月6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今天或明天开会讨论诗词问题，我现在有所删节改正，请康生同志主持，提出意见，交我酌定为盼!”为着体现隆重，同时出了两种版本，一是人民文学版，由郭沫若题签《毛主席诗词》，是为普及版;二是文物版，由康生题签《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以集古宋版书字体排成线装本的版式(虽非珍藏版，然确能显出古色古香的气息)。文物版的“出版说明”以郭沫若手书刊印，这可以说是两人的联袂合作。
1964年元旦，《毛主席诗词》在全国各地开始发行，与此同时，将“其中十首是没有发表过的”另以《诗词十首》为题，在全国各大报刊头版头条刊登，并同时配发作者的近照。郭沫若诠释《诗词十首》的第一篇文章《“百万雄师过大江”》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刊出。从此时直至当年5月末，《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连续发表郭沫若的10篇诠释文字。这些文字多处涉及康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两人的再度联袂合作。
在诠释《三打白骨精》唱和之作的篇章里，郭沫若披露由康生抄示得读毛诗的感受，并以自己的“再唱和”表达“看法是深入一层”的感受，披露毛泽东对“再唱和”的评论，为人们解读这篇“反修”文章提供了当事者的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在诠释《卜算子·咏梅》的篇章里，郭沫若又一次透露康生抄示而引发自己创作咏梅词及《东风吟》的缘起。这首咏梅词，作者颇为自赏，书赠包括华罗庚、丁景唐、朱琳等在内的各界知名人士，笔者所见即不下四五种条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最能见出两人联袂合作的，要数诠释《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篇章——
我请教了康生同志，他为我画了一个简明的示意图，并作了详细的说明。原来仙人洞在佛手岩下，在牯岭的西边。洞是天然生成的，高约两丈，深广各四五丈，洞中有石建的吕祖龛，龛后有一滴泉。泉水自岩上滴下，终年不断，环以石栏，形成一小池，即名为一滴泉。康生同志有《朱履曲》一首以纪游。有序云：“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与主席、定一、伯达、乔木、田家英等同志同游仙人洞。相传此处为周颠所居，朱元璋访仙不遇之地。游罢归来，因作小令一支。”其曲文如下：
仙人洞——天开石窦，
一滴泉——地辟清湫，
绿荫深处隐红楼。
踏白云，天外走，
望长江，天际流，
这神仙到处有。
得到了康生同志的详细说明和他的绘形绘声的妙曲，我对于仙人洞本身算有了一些领会。
其实在毛泽东诗词中，这首《题仙人洞照》的绝句并没有太多的本事，词句亦较显豁。郭沫若这样写自由其心态所致。文无定法。读者多半还是喜欢有趣味性和知识性的文字。这篇诠释文字有四千多字，也还是关于仙人洞和仙人的文字更能吸引读者。至于康生和郭沫若在诠释毛诗时的合作，这倒也不失为生动的佐证。
【欲使发表毛词墨迹成为“文坛一大胜事”】
这新发表的十首诗词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反修”诗词，郭沫若的诠释自然也不脱这个时代主旋律。例如，解“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郭沫若匪夷所思地将“帝子”坐实为“现实的一体”——
我认为：这所指的就是：根据高瞻远瞩，脱离高蹈，采取高屋建瓴之势，到人群中去，投身于火热的现实斗争中的时代精神。说的更鞭辟近里一点，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结合了起来的毛主席的思想。
康生早在1958年即提出“顶峰”论，在鼓吹个人崇拜上，大概怎么说都不为过吧。1964年10月中旬，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11月上旬，藉十月革命47周年之机，中共中央倡议并派出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联新领导会谈。经接触，认定苏共要推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作为代表团成员，康生自诩“十下莫斯科”，并以改刘禹锡《再游玄都观》志感：
百亩宫中半是苔，昙花净尽铙花开。
光头和尚归何处，前度张郎今又来。
“光头和尚”自然是指赫氏，改“刘郎”为“张郎”，盖康生本名张宗可也。康生所谓“十下”，是指自1959年1月参加苏共二十一大，至1964年11月之行，为“反修”而十次抵达莫斯科。这与“前度刘郎”藐视“种桃道士”作比，其实是拟于不伦。康生的这种做派，与其说是羞辱赫氏，莫如说是自我吹嘘。郭沫若才思敏捷，以“十下莫斯科”为上联，对出“稳坐钓鱼台”，凑成一副联语。由康生实际主持的中共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常驻钓鱼台，故时人称之为“钓鱼台写作班子”。郭沫若亦不止一次在钓鱼台泼墨挥毫。郭沫若才华横溢，“稳坐钓鱼台”虽系熟语，但集为下联，用郭沫若的话说，确是“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康生见之，当有“甚惬吾意”之叹。看来这是郭沫若颇为自赏的神来之笔，不数日之后，又在一首题康生所作兰竹图的五言中再用此句。1965年元月，钓鱼台写作班子工作人员贾一血持康生所画兰竹图，向郭沫若夫妇求题。在所绘兰花图上，康生并书有“一血一笑”四字，落款为“三洗老人”(康为自己的书斋取名“三洗堂”，自谓洗笔、洗砚、洗思想);在所绘竹叶图上，康生并书有“一雪一粲”四字，落款为“钓鱼台人”。郭沫若的题诗书于画卷之后：
一血即一雪，爱兰兼爱竹。寒流滚滚来，香清而节直。
一笑复一粲，好画真耐看。
稳坐钓鱼台，永为人民战。
这首题写于“春节前十一日”的五言，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钓鱼台人”的推崇。在此期间，两人还有过一次合作。依惯例，《光明日报》在春节这天的头版头条，刊登由康生提供的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墨迹。1964年刊登的是《采桑子·重阳》。这两首词的墨迹均得之于康生。康生当年所写的一则题记交代了缘由(原文无标点，为引者所加)：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晨八时至泽东同志寝室开会，见案头有宣纸三叠，墨迹犹新。展视之，乃泽东同志近书词稿三首。此三词所用牌调为清平乐、减字木兰花、采桑子，皆二次国内战争时所作，向未发表。今经手书，尤为珍贵，真可谓光腾万丈，笔扫千军矣。自思如能请而得之，加以装潢，传之后世，诚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也。会议十二时毕，我乃持此三稿，向泽东同志请曰：“我甚爱此，可否惠我?”泽东接稿。熟视后说：“三词尚未定稿，先拿去看看吧。”我既获许，快甚，持之急出，顿觉中南海之晚秋景色，真“胜似春光”矣。
康生欲使毛词墨迹“传之后世，诚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然而当年毕竟气候未臻，经由此后几年的大力“反修”，狠批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别有用心”，审时度势，已是水到渠成。由此而有1964年初在全国各大报刊头版头条刊登《诗词十首》的超规格版面安排。正是在这年春节，在康生指令下，《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采桑子·重阳》墨迹。郭沫若配合这两首毛词墨迹的发表，写了两篇诠释文字。比较起来，诠释《采桑子》虽也有以贬抑宋玉、杜甫、欧阳修为陪衬，显扬《重阳》的时代印记，但大体持论公允;诠释《清平乐》则除却考证史迹，更以书法家的眼光评论毛词墨迹，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别出心裁的文字：
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为了书法的顶峰。例如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了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
这确实是将毛词墨迹的发表弄成了“社会主义文坛的一大胜事”，待到1966年春节发表《沁园春·长沙》墨迹时，不但照例配有郭沫若的长达六七千字的诠释文章，而且已不限于《光明日报》，全国各大报刊均在头版刊登，且配有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的大幅照片。郭沫若关于毛词墨迹的评论，似可视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浪漫笔致，其实却是社会活动家敏感于时势的得风气之先。
【联手发起“兰亭论辩”】
以书法行家的身份，称颂毛泽东诗词墨迹是“书法的顶峰”，真是石破天惊。有意味的是，与此同时，郭沫若和康生合作发起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论辩，似乎不单纯是有关书法史的学术之争。
1965年6月号《文物》杂志，发表郭作于同年3月的《从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光明日报于6月10日、11日全文予以转载。文章发表之前，康生、郭沫若分别致函南京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宫维桢，可为两人合作提供佐证。
郭沫若文章的基本观点是：传世《兰亭序》文的作者并非王羲之，则《兰亭序》帖的书者更不可能是王羲之;他是《临河序》的作者，传世《兰亭序》乃后人在《临河序》的基础上窜入140余字而成，与王羲之思想不合;《兰亭序》帖书者为隋代智永。王羲之是公认的“书圣”，《兰亭序》又是其公认的代表作品，否定了《兰亭序》的作者，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这位“书圣”的地位。尽管郭沫若在文章中表示并不否定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承认《兰亭序》帖自有其价值，并称自己至今仍能不依帖而临出全文，但是真如他后来所形容的，“文章一出，四面八方都骚动”。那么王羲之的字体究竟是怎样的呢?郭沫若称：“关于这个问题，康生同志就文献中作了仔细的探索。他认为‘王羲之在唐以前和唐初是以善草隶、隶书、章草著名的。’他收集了资料五条如下。”接着，郭沫若不厌其详地开列康生提供的五则史料。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四则史料出于《晋书·王羲之传》。郭沫若对《晋书》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了，加之要写这样的翻案文章，这些史料在他而言断不是什么新鲜货色。然而郭沫若似乎依然不愿掠人之美，指名道姓地告诉世人，这是出于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政要的提示。开列五则史料之后，郭沫若直接引用“康生同志的结论”：“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是没有脱尽隶书的笔意(原文着重号为郭所加，郭在文中最为看重而反复涉及的就是这个结论——作者注)。这和传世《兰亭序》和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径庭的。”郭沫若强调：“这见解非常犀利。”这等于是以康生提供的史料来论证康生的观点。这位学术大家竟如此无所顾忌地等于为当今政要“作注”。
事情还不止于此。8月17日，康生致函郭沫若：
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难的。然后我又将您的两篇文章的大意简要地告诉了他，又将找到的孙星衍的材料也告诉了他。他说如果确实，倒是有用的。最后我说等郭老文章改好，可以送给主席看看。看样子他是愿意看的。
郭沫若即于当天致函毛并寄上8月7日所作《〈兰亭序〉和老庄思想》及12日所作《〈驳议〉的商讨》两文的清样。8月20日，毛在退回清样时致函郭：
8月17日信及大作两篇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
这最鲜明不过地表达了毛对“兰亭论辩”的观点。后来章士钊这位以毛的老朋友自居而敢于上书的中央文史馆馆长，亦改变了视“兰亭论辩”只是百家争鸣的“论学”，纯粹是学术问题的观点，深悔上书之举，“一下子又卷进了政治漩涡”。章氏的这种遽变颇有意味，也正从一个侧面昭示学术背后的政治。以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所表露的雄视古今、睥睨包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内的封建帝王的心胸，以其对书法艺术尤其是草书的酷爱，对在《兰亭序》帖上“迷信”唐太宗的陈见，是完全可能不以为然的。以康生的一贯作派，也不大可能无所依傍地标新立异，进而将这种新异通过郭沫若公之于世。这年11月7日，“兰亭论辩”已近尾声，康生在致古文字学家唐兰的信中说出真意：“以现有各种兰亭本子而论，我说本世纪以来对之评价甚低，即使能证明临本尚存王书轮廓，这也只能反映兰亭书法之姿媚而已。”“今岁已发表之兰亭文章，我读得不多，就我所见，除郭老外，大都只论兰亭之真伪，不谈书法之优劣。也许论者以为兰亭书法已有千古定论，毋庸涉及，其实真伪问题，归根到底是从评价高低而来的。避谈书法高低，只论兰亭真伪，即使引尽古籍，亦不能令人心服。兰亭书法评价，据我看并不复杂，其所以弄得神妙莫测，这恐与历代皇帝的提倡与长期的迷信宣扬大有关系”。其实，郭沫若“破除迷信”还没有大胆到否定《兰亭序》帖自身艺术价值的地步。
康生与郭沫若联手发起的“兰亭论辩”，在当时似乎不了了之(这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学界视线为之转移)。但在1973年出版的《兰亭论辩》一书的出版说明中，肯定郭文“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并进而将这场学术争鸣定位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斗争”。这正是毛泽东当年对章士钊《柳文指要》的批评。而郭沫若驳高二适崇拜唐太宗更使毛泽东有“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子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的激赏。至于说否定《兰亭序》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否定王羲之这位中国书法史上公认的“书圣”，是否与称颂毛诗墨迹乃书法之“顶峰”为一时之巧合，只能是见仁见智了。
【郭沫若为康生写挽诗】
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为的就是要戴上学术论争的面具。然而在洞明世事的郭沫若看来，这文坛泰斗和学界班头的双重桂冠招来的正是文艺界和史学界批判锋芒的双重逼拶。他除了准备检讨就是以实际行动表示对现实政治的认同和拥戴。1965年12月初，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不畏北国严寒，千里迢迢前往中国科学院工作队所在的晋东南各地参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大寨行》组诗18首便是此行的文字记录。1966年元旦，组诗以标题套红并手迹刊登在《光明日报》“东风”文艺副刊。颇堪玩味的是，组诗的编次以“康公左手书奇字”起句的七律《重到晋祠》排在开卷的位置，以五古《大寨行》压轴。考虑到组诗的冠名，以这首五古压轴算是带有画龙点睛的意味，那么《重到晋祠》并非以时间为序而置于卷首，无非是为了突出“康公”。
“文革”前夜，郭沫若一度如芒在背，向有关方面写信表示要辞职。毛泽东在听取有关方面汇报之后，表示仍应“保护郭老”，只是应当作点自我批评以便继续工作。1966年4月14日，在全国人大举行的一次常委会议上，副委员长郭沫若不失时机即席发表讲话，以痛切的言辞检讨：
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好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
……
我今天的话好像是表态，确实是表我的心态，说出了我心里想说的话。我现在是，要好好向工农兵学习，还不能谈怎么样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现在应该好好地向工农兵学习，拜工农兵为老师。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于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现在应该向工农兵好好学习，假使有可能的话，再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与会的副委员长康生在会后指示秘书长迅即将郭沫若的发言记录送本人核定，然后报送远在杭州的毛泽东。4月28日，《光明日报》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为题，全文刊登郭沫若的这篇检讨发言。5月5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均以全文转载。如此精细周到的安排，显然表示出最高层既对这位文坛泰斗予以保护的意向，又借助其在国内外的影响进一步张大“文革”的声势。
“文革”结束后，有人斥责康生报送郭沫若的检讨发言系落井下石。这其实是因人废言(事)。以康生与郭沫若的交谊，当然更要紧的是康生对领袖意图的揣摩，则不失时机的报送也还是在帮助郭沫若过关。须知，在当年严峻的关头，并非人人得有作自我批评的机会。
在漫长的动乱岁月中，康生飞黄腾达，一直为毛泽东所信用，赫然成为第四号人物;郭沫若则迭遭丧子巨痛，以不断讴歌“文革”而力求自保。
1975年12月中旬，康生在患病多年后去世，讣告中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盖棺之辞。郭沫若对此前相继病故的陈毅、李富春、董必武等熟识的革命家未有吊挽之作，而为这位“光荣的反修战士”则写下了“文革”以来的第一首挽诗：
第五卫星同上天，光昭九有和大千。
多才多艺多能事，反帝反修反霸权。
生为人民谋福利，永扬赤帜壮山川。
神州八亿遵遗范，革命忠贞万代传。
这首挽诗当年并未公开发表，亦未见传抄。1977年9月出版的经由作者“亲自校阅”的《沫若诗词选》亦未收录，这多半是时势所致。这本诗集收录大量当年并未发表的歌颂“文革”的作品，何以对这首颂扬“光荣的反修战士”的吊挽之作付之阙如?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仍向康生致敬，这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墨迹》依旧沿用康生当年的题签。然而就在这年秋冬，康生在“文革”中的劣迹开始遭受清算。稍后于《沫若诗词选》出版的赵朴初的《片石集》亦收有大量吊挽之作，唯挽康生之作亦未收入。
1977年春，收藏者以康生当年所写“为人民”三字的隶书条幅求题，病疴在体的郭沫若勉力书跋，内有“余挽康老诗中偶有‘为人民’三字，今缀录于后”等语。这才使人们得能读到这首必为《郭沫若全集》摒弃的挽诗。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人总难免局限性，郭沫若为康生写挽诗，置于当年的历史情境之中，毫不为怪。为着介绍郭沫若与康生的交往，笔者征引此诗，说不上是对前人的不恭。应当正视历史，愈能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历史，便愈能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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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权世界的《女史》
星期五 十月 23, 2015 11:20 am
作者集聚了古今中外不为人知的形形色色女性，历数她们的苦难、才情、欲望、挣扎、野史，不仅令人眼界大开，对“女性”的历史有了深入、另类的了解，更以典入诗、出古入今，直通当下中国，沉淀了历史与现实之“重”。
书 名：女史
作 者：杨典
出版社：成都时代出版社
书 号：978-7-5464-1439-3
出版日期：2015年10月
定 价：39.80元
【作者简介】
杨典，作家、古琴家、画家。1972年生于重庆，现居北京。出身音乐世家，自幼随父学习音乐，古琴师从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虞山派泰斗吴文光先生。著有《随身卷子》《琴殉》等。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难以归类的奇书，作者集聚了古今中外不为人知的形形色色女性，历数她们的苦难、才情、欲望、挣扎、野史，不仅令人眼界大开，对“女性”的历史有了深入、另类的了解，更以典入诗、出古入今，直通当下中国，沉淀了历史与现实之“重”。
【作者自序】
著书唯剩颂红妆
大约自一九九四年后，我便开始试图写一些关于女性的作品。奈何那时阅历浅，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是单面的，故写过一篇“红经：觉有情”之后，便不知如何继续了。目前这一本有一百余则的《女史》，不该说是诗，而更多的应是一本体裁较特殊的“散句体”书。我所言的“女史”二字，其本意是包括《周礼·女史》定义在内的，即一切古今史中的真实女性(绝非虚构的泛称)，无论是知识女性、不知名的民间女性、被侮辱与被歧视的女性、个人生活中的女性或传奇女性等，最终合成之随笔作品。
之所以不说她是“诗”，乃因诗只是形式。
我在这里收录的更多的，是读书笔记、一闪即逝的灵感与历史现象的综合，目的即在于打乱所有编年秩序、人文设计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即所谓“杂于一”。当然其中的每一则文字，每一首“诗”或笔记，都带有非常详细的注释。
为什么要这么写?大约因为不得已吧。
本书涉及的体裁，大约包括了笔记体、散文体、新闻体、索隐体、对话体、戏剧体、古诗体乃至短篇小说体等，从多元化的角度来解构“女史”这一文化母题和社会现象。但本书的主要气质仍是遵循诗与笔记体的风骨。
为什么一定要写女子?无疑，首先自然是因我们都爱女人。
尽管“女史”一词，本来具有充分的男权制度性质，也来自于上古男权制度的设计。但好在一语双关，用现代汉语来看，她也意味着一切女性的历史。必须说明的是，我所希望写的肯定不是一部“女性大辞典”，或“女性名人大全”之类的书(历代奇女子、惨女子、被遮蔽的丑女或绝世美人，皆不可胜计，仅记载于正史者已成千上万，此区区一本小书，岂能尽数?)而是想追寻一种英人克莱夫·贝尔(CliveBell)所言之“有意味的形式”。此语当年不屑，后不知不觉，我又有些认同他这句不痛不痒的话。什么是“有意味的形式”?在我看来，就是要点到为止，懂得倾向与见好就收。因克制是文学乃至一切艺术的奥秘。
因为有欲，我们渴望宣泄与表达，也渴望占有、毁灭或突破。
又因为有情——即女人，我们在宣泄的同时，又受到了一定的抑制。是女人教会了我们爱与性的激情，甚至生与死的关照，又同时也教会了我们如何克制。
但这只是“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吗?那未免又太轻浮或高蹈了。
我更深刻的感触是：永恒的女性，引我们另辟蹊径。
为了“避嫌”，写作中我尽量回避了那些太有名的传说中的女子，回避了一般文学作品中的女子形象，或已有太多人关注的女子故事，而把更多的焦点，放在了那些被忽视的女性身上。尤其是那些真实存在过，又被忽略的女性，并尽量从女性的角度来写。即便写到与男性有关之处，也用女性的角度。当然，我非女子，且厌恶当代汉语中雕琢的某种“文学娘娘腔”。因女性是一种奇特的，超越于男性语言思维局限的生物。而“女史则是一种审判时代的机警”。因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及任何时代，女子们所具有的自然力量和美学救赎，常常比男子更有力，也更有良知。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个男权世界太可耻、也太污秽，已不值得再写了。而越是残酷的大时代、大环境中，往往越在小女子的身上才得到深刻体现。或因大多数男子除了惯性地选择类似的价值观外，便是选择同流合污。在男权世界，男子即是有、是物质、是文明与经济的产物，而女子是无、是情感、是自然与隐性的生活。后者才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在巨大的压力下，男子往往不是惯犯，便是同谋(入世精神)。最不济者，也只是对残忍和暴力不闻不问的逃避者(隐逸传统)。而女子则在我们视若无睹的情况下，充当了最大的担当。只是这种担当，从来就被认为是次要的罢了。故中国文学二千多年，即便是西厢、金瓶、牡丹、长生、桃花、浮生六记或秋灯琐忆，西青散记或影梅庵忆语，乃至浩若烟海的杂剧、话本、戏曲、笔记、野史传闻或禁毁小说等、色相千变万化，本质往往也是男子在写、在写男子，或是为男子而写。更莫要说《二十四史》中大量的“列女传”，也不过是为标榜她们作为男权附庸的惨烈。直到清初石头记，才有人敢“大旨谈情”。而那些滚滚逝去的真实女性及其文化们呢?全都化为无人知晓的尘埃了。我随便举两个例子：如葛兆光先生在《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曾详细论述提到的那个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因朝鲜使者金锡胄入了山海关后，在丰润县附近的榛子店一户高姓人家墙上，偶然发现的明亡后，从江南流落至此的女子季文兰的旧日题诗与序：
椎髻空怜昔日妆，红裙换着越罗裳。爷娘生死知何处，痛杀春风上沈阳。
奴江右虞尚卿秀才妻也，夫被戮，奴被掳，今为王章京所买，戊午正月二十一日，洒泪拂壁书此，唯望天下有心人见而怜之。季文兰书。
无论是否时明季落难之女，学界尚有争论，但若无金锡胄《捣椒录》的记载，以及后来中朝两国文人如徐文重、李颐命、洪良浩、李在学、崔秉翰等以及一些无名氏的相关记述乃至各种和诗，恐怕季文兰这个弱女子的存在或才华就会永远淹没在大历史之尘埃里了。而类似她这样的民间女史，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也都是多不胜数的罢。
季文兰作为一个符号，她在题诗之前与之后的生活，永远不会被人知道了。而所有的一切，也都神意地应和了那句“唯望天下有心人见而怜之”。这就是文学的意义。
再如，女史不仅说历史与文明中的女性，也关系到性与歧视，爱与误读。譬如白话文初期刘半农创造的“她”这个字，过去也是没有的。古时宁愿称那个女子为婆娘、贱人、那妇人、伊或某人家的“堂客‘等，也不会以第三人称直接说她(包括他、牠与它)。此盖因女子或阴性事物在古人眼里终究是“非正面”之故。关于此类议论，如当代学者黄兴涛先生在其《“她”字的文化史》一书中也有详细论述，此不赘言。因此类个别文字训诂之事，也完全不是我写此书之要点。不过，由此我倒是忽然想起史上的一件趣事：即刘半农先生大概知道，“也”字在甲骨文时期本意是指女子的阴户。她即“也女”或“女也”，也算是一语双关了。当年陈寅恪先生曾发表《与刘文典教授论国文试题书》一文，很严肃反对用这个字，认为汉语完全不必要效法西方语言的人称形式，更不必为此重新发明一个字。而民国时，于右任先生听闻有人要将中东那个阿拉伯国家Yemen译作也门，曾表示反对，认为将人家国家叫做女子阴户，实在不雅，不如译作“叶门”更好。奈何于老虽是国学大家，辛亥元老，精通甲篆金籀字体和书法，却至今无人搭理他的建议。
当然，进入近现代以后的中国女子，尽管享有了所谓“女性解放”、“第二性”或“女权运动”等舶来品之喧嚣，但都是哲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即便用官方强制推广或宣传，也不会真正进入中国人心。政治其实是一种性别差异的延续。恩格斯在论述上古原始时期人类社会的转变时云：“母权制的颠覆，乃是女性所遭受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此语与《老子》的“玄牝”之学(即“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牝即雌性、阴户、母体与女人等之统称)，及“牝常以静胜牡”之论，其实是一样的。因道家哲学崇尚阴性，本不过也是来自对上古母系氏族制度“以柔克刚”的一种文化总结。母权制丧后，无论是在中国，乃至一切有国家主义的地方，后来的政治文化模式(包括宗教文化模式)，本质都是男性的，同时也就是具有暴力或压迫性质的。
或正因为如此，故陈寅恪先生曾有诗云：“著书唯剩颂红妆”。(我并不认为陈写这句诗仅仅是指其以《柳如是别传》或《论<再生缘>》入史之不得已，或仅仅是在特殊年代对某种意识形态的怀疑，而应是泛指的一切男权叙述方式)。陈虽然终其一生未用过“她”这个字，但终其一生都在研究女性、尊重女性并且以女性为其史学之象征。
“凿户牖以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也“。一个房子或杯子之所以有用、而且美好，皆因中间是空的。如果没有空的存在(如子宫或女性之美)，那制造房子的铁石再坚固，雕刻杯子的瓷器再华丽贵重，也只是一个个丑陋的死疙瘩。
本书的写作初衷之一，也是试图为这“空与虚无”，作一点我自己的注脚。
另外，因本书的体裁“可以是诗”，所以也就“可以不是诗”，而是任何文体。我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刻，部分地启用了“新诗”这一方法。写作的根本目的，除了为认识女性，也是对当前昏暗的汉语写作，作一点开疆拓土的述求。与去年出版的《随身卷子》一样，实验作品，大多是一次性的。若一种实验能反复用之，绵延不绝，乃至可将无限事物尽收眼底，不断翻新，或不可称为“实验”，而权且可称为“风格”了罢。是以为引。
来源:胡杨文化传播作者: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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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帕情缘
星期五 十月 23, 2015 11:18 am
红楼影视小说——遗帕情缘
此红楼中篇影视小说系按照编剧赵燮雨同名戏曲剧本改写而成。与此同时，本着作者一贯的一鸡三吃原则，还有相应的电影剧本。
《遗帕情缘》，当然其创作源头是《红楼梦》有关情节，然而经过了全新创编。
众多红楼丫头里，晴雯大概是最早被搬上舞台成为女主角的一个丫环。另外还有平儿紫鹃司棋等人。
而颇具性格的怡红院小红却还是一个未曾见到在红楼戏曲中出现过的女一号人物。这一次在《遗帕情缘》中，期待林红玉这个身份性格特定的红楼丫头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面和观众见面。当然，贾芸他也是从未见之于戏曲舞台的男一号，有人认为他是红楼众多男性中最值得欣赏的一位。
在众多小姐里，我最欣赏贾探春；于是，率先就有了红楼探春这部完整的大戏。在众多丫头中，我最喜欢林小红，于是，就有了遗帕情缘这部大戏和小说。
引子
第一章节：借银赠银
第二章节：遗帕拾帕
第三章节：斗槽跳槽
第四章节：传机泄机
第五章节：撵红嫁红
第六章节：避祸惹祸
第七章节：感恩报恩
引子
遍游红楼，阴盛阳衰，女性为主。
泥和水，并非和稀泥，最终是水冲刷了泥。水的清澈，反衬了泥的恶浊。可以说就连男一号怡红公子贾宝玉也不例外。
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总共卅六位。除开曹雪芹明言正册十二位之外，另外两本册子都未能道尽其详。总觉得小红这丫头必定会在其中——或许还是副册吧。可又总觉得她，如此聪明伶俐而又勇敢的一个丫头，不应该归在薄命司里。
可以这样说——在众多小姐里，我最欣赏贾探春；在众多丫头中，我最喜欢林小红。于是，就有了遗帕情缘这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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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决定论还是爱情决定论——评王攸欣先生的“《红楼梦》根要”
星期四 十月 22, 2015 11:22 am
王攸欣先生的论文《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与〈红楼梦〉根要——为纪念
〈红楼梦评论〉发表110周年作》 （以下简称“王文”）发表于《曹雪芹研究》
2014年第4期，目的是为《红楼梦》找到一个“根要”。王攸欣先生为《红楼梦》
找到的“根要”是叔本华的“意志”，或曰“能”，或“动能”。同时提出了一
种“新文化观”，并且用这种“新文化观”分析《红楼梦》的“根要”，得出了
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本文就来分析这些结论。
一、一个伪命题
王攸欣先生为《红楼梦》规定的主题是：“叙述贾宝玉以贾府与自身的资源
优势，与众多青春少女密切相处，各自希求获得更好的基因延续机会，却因文化
或本能的原因，均告失败，引发无可奈何的悲剧命运和绝望体验，最终或逃离家
族或青春虚度或香消玉殒的结局。也表现了贾府人物在基因延续资源竞争中因未
能调谐自身与文化、现实竞争规则的关系，由繁华至衰败的过程。”（王文）
接着，王先生分析“贾宝玉在生存与生殖资源两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势”，
“宝玉也就成了青春少女们最为理想的匹配对象”，又“获得了与众多少女亲切
相处的机会，……那些少女……自然不免产生爱慕之情。宝玉则‘爱博而心
劳’。”（王文）
按王先生所说，大观园里面的少女仿佛都像动物一样相互争夺贾宝玉的生存
资源和基因资源。不少人也想当然地认为，似乎大观园里的少女们都在围着贾宝
玉转，每个人都想获得宝玉的青睐，似乎每个人都将宝玉作为自己争夺的对象。
这其实是错觉。王先生也是这样看的，他也被自己的错觉欺骗了，或者是想当然。
事实是不是这样？
贾府中，有名有姓的青春少女约有八、九十个，按照王先生的说法，“众多
青春少女”都“希求获得更好的基因延续机会”，而宝玉是她们“最为理想的匹
配对象”（王文）。因此，几乎所有青春少女都在竞争宝玉的“生存资源”与
“生殖资源”。如果不是所有少女都参与竞争，也是大多数少女都参与竞争，至
少是半数以上参与了对宝玉资源的争夺。只有这样，才能说是“众多”。但是，
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少女并不对宝玉的资源，特别是生殖资源感兴趣。
我们具体地分析一下。
在“十二钗”中，宝钗、黛玉自然是激烈的竞争者，史湘云的竞争力就不如
宝钗、黛玉，主观上竞争的欲望也比较弱。妙玉与宝玉的男女情愫似有若无，算
不算竞争者就很难说，她几乎没有竞争力。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是宝玉的姊
妹，自然不会竞争宝玉的基因资源。李纨、王熙凤、秦可卿只当宝玉是小孩子，
她们不会去竞争。巧姐还小，还谈不上竞争宝玉的资源。
可见，在十二钗中，多数并未“希求”宝玉的基因，也并未参与对宝玉资源
的争夺。
十二钗之外，算作是主子的少女，如薛宝琴虽然“比画上还好”（第五十
回），生殖资源丰厚，但是她与宝玉的所谓婚姻只是薛姨妈在瞎揣度，薛宝琴自
己并未对宝玉有所表示。邢岫烟只是在妙玉“寿怡红”时给宝玉出了一个主意
（第六十三回），此外与宝玉再无瓜葛。李纹、李绮姐妹。李纹已“许了人家”，
李绮也未表现出对宝玉有兴趣。尤二姐、尤三姐姐妹，尤二姐嫁了贾琏，尤三姐
也并不是非宝玉不嫁，她看中的是柳湘莲。她们都不能算是宝玉资源的竞争者。
《红楼梦》中的丫鬟是一个较大的少女群体，据红学家徐恭时统计，有名有
姓的丫鬟共73人（多数丫鬟只有名没有姓）。在这个群体中，有多少与他人竞争
宝玉的资源呢？大概也就只有宝玉身边的几个大丫头算是竞争者。王攸欣先生认
为，为了获得宝玉的生存资源与生殖资源，获得宝玉的“优质基因”，个个使出
了浑身解数，勾心斗角，“几乎都在以各种方式争取着更好的顺位”。据说，这
是基因交换的顺位。但是，袭人对宝玉的爱是自私的爱，她考虑更多的是自己将
来的归宿，甚至“采取告密的手段，打击排斥她最有力的竞争对手”（王文）。
晴雯对宝玉的爱则是单纯的爱，这种爱并不考虑“资源”，也不掺杂自己的利害
关系。
宝玉身边的几个大丫鬟，可能如王先生所说，认为宝玉是她们“最为理想的
匹配对象”（王文）。但是，其他的大小丫鬟，如檀云，佳惠，四儿，坠儿，良
儿，小红，春燕，篆儿等等有几个如王先生所说，去追求“顺位”呢？不少丫鬟，
宝玉自己都不认得。比如小红，她的兴趣根本不在宝玉身上，她另有心仪的对象。
书中这样描写：
见到小红，“宝玉笑问道：‘你也是我这屋里的人吗？’那丫头道：‘是
的。’宝玉道：‘既是这屋里的，我怎么不认得？’那丫头听说，便冷笑了一声
道：‘认不得的也多，岂只我一个，……’”（第二十四回）
宝玉屋里的丫头多得认不得，何以去争夺宝玉的生殖资源，何以追求“基因
延续的顺位”？可见，即使是宝玉身边的丫鬟也并非都去与他人争夺宝玉的资源，
并非“各个希求获得更好的基因延续机会”。
其他房里的丫鬟，只有王夫人房中的金钏儿算是与宝玉有几分瓜葛。剩下的
六、七十个丫鬟，如黛玉房里的紫鹃、雪雁，迎春房里的司棋、绣橘，探春房里
的侍书、翠墨，惜春房里的入画、彩屏，以及李纨房里的素云、碧月，宝钗房里
的莺儿、文杏等等，她们没有一个表现出要与他人争夺宝玉资源的意愿，即没有
表现出对于宝玉的“优质基因资源的渴望”，也并无“无法拥有的焦虑”。因此，
也没有“失去的恐惧”，更没有“基因延续机会的危机”。（均见王文）。不仅
如此，因为她们与宝玉没有爱情，她们对宝玉几乎是不理不睬，有的则采取敬而
远之的态度。
具体地说，迎春房里的司棋另有所属，她与宝玉根本没有交集，似视宝玉如
无物；黛玉房里的紫鹃只是替黛玉着急，她自己的事情怕是来不及想；雪雁年龄
还小，她随黛玉初进贾府时只有十岁，还是“一团孩气”（第三回）；贾母身边
的大丫鬟鸳鸯明确表示对宝玉没有兴趣，根本不考虑对宝玉基因的争夺。她决绝
地说：“别说是宝玉，就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
（第四十六回）这种态度，能说要与他人争夺宝玉的资源吗？剩下的那些大小丫
鬟大多与宝玉没有什么交往，何谈争夺？
再看看女伶十二官。
在女伶十二官中，只有那个与宝玉“倒像是双生的弟兄两个”（六十三回）
的天真烂漫的芳官，与宝玉尚有一丝男女之情的迹象，但要说芳官与他人争夺宝
玉的资源，就很勉强。其余如藕官菂官的假凤虚凰等等，对宝玉根本没有兴趣。
其他多数女伶并没有表现出与他人争夺宝玉的生殖资源的意愿，她们与宝玉来往
不多，更有甚者，还有些讨厌宝玉。我们来看看龄官对宝玉的态度。
宝玉“各处游的烦腻，想起《牡丹亭》曲来”，便去找龄官，龄官“见他进
来，文风不动”。宝玉“陪笑央他起来唱‘袅晴丝’一套。不想龄官见他坐下，
忙抬身起来躲避，正色说道：‘嗓子哑了。前儿娘娘传我们进去，我还没有唱
呢。’”（第三十六回）
那“忙抬身起来躲避”，明显的是不欢迎宝玉，甚至不愿意宝玉挨到她，碰
到她。那“前儿娘娘传我们进去，我还没有唱呢”。意思是：别说你了，娘娘传
我去，我都没去，你算个什么。这不明明是讨厌宝玉的意思吗？
在龄官事情上，宝玉都觉悟了，“人生情缘，各有分定”（第三十六回）。
王先生却还没有觉悟。
十二官中，其他如文官、宝官、玉官、艾官、豆官、蕊官、葵官、茄官等等，
与宝玉毫无牵连，更谈不上与他人争夺宝玉的“基因 资源”。
可见，十二钗中的多数少女，六七十个丫鬟群体的多数少女，十二个女伶中
的多数少女，这些也就是大观园中的多数少女，都没有与他人争夺宝玉资源的意
愿，许多少女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何来争夺？难道司琪、鸳鸯、小红、龄官……
尤二姐、尤三姐姐妹、薛宝琴、邢岫烟、李纹、李绮姐妹……等人不知道宝玉的
生存资源和基因资源都很丰厚吗？难道她们看不到贾府的奢华（奢华代表生存资
源丰厚）吗？她们知道，也看到了，为什么她们不去争夺呢？为什么她们不听从
基因的指令而非要去找生存资源和基因资源都远不如宝玉的男人如贾蔷、贾芹、
潘又安等？难道为了“缓解个体间的残酷竞争”（王文），需用“文化”调节资
源的分配？其实，原因不是别的，只因为她们之间没有爱情，基因并不能决定爱
情。爱情决定了小红爱贾芹，龄官爱贾蔷、司琪爱潘又安。她们是人，她们的人
性决定她们认为男女的结合取决于爱情的有无，而不是别的什么。
但是，在王先生笔下，“宝玉也就成了青春少女们最为理想的匹配对象”，
贾宝玉与大观园里面的女孩子之间，不管有没有爱情，都可以还原为、归结为赤
裸裸的“基因交换”。每个人都在寻求良好的基因，以延续自己的基因。
可见，“众多少女”与贾宝玉之间不但不是“各自希求获得更好的基因延续
机会”，反而是“众多少女”，甚至是大观园中的大多数少女都没有希求宝玉基
因的意愿，她们有的对宝玉无动于衷，有的根本不感兴趣，如司棋，更有甚者，
还表现出对宝玉的某种程度的反感，即那位宝玉看着其画“蔷”的龄官。正如宝
玉所云：“我竟不能全得了。……各人各得眼泪罢了。”（第三十六回）
因此，“贾宝玉以贾府与自身的资源优势，与众多青春少女密切相处，各自
希求获得更好的基因延续机会”（王文）是一个伪命题，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错
误的论断，而将这个经不起推敲的错误的论断拿来作为论据，其结论之不可靠也
就不言而喻了；如果结论不能成立，王攸欣先生为《红楼梦》所规定的主题也就
不能成立；如果王攸欣先生为《红楼梦》所规定的主题不成立，其为《红楼梦》
找到的“根要”也就要画问号了。
二、宝钗与黛玉争夺宝玉，争夺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王攸欣先生是如何分析宝黛钗关系的。
王先生差不多用了一节来分析宝黛钗之间的关系，但是，王先生的兴趣几乎
全在宝黛钗的“生存资源”与“生殖资源”上，不及其他。在王先生的笔下，宝
黛钗各自考虑对方的资源是否有利于自己的基因延续，至于宝黛钗之间的感情关
系，似乎在王先生的视野之外，爱情是可有可无的。
贾宝玉“是贾府玉字辈中最具生存资源的贵胄公子”。贾宝玉的基因资源，
或曰生殖资源“也甚为优异”，就是在其“体魄上没有显出过人之处”的“基因
之劣势”，也用“中国文化成熟甚早”遮掩之。
分析黛玉“有着一定的优异基因”，对其“孤零怯弱”的基因劣势却反而被
宝玉选择，则用“保留基因多样性”来解释。
分析宝钗，更是“有着优异的基因”，她“家境富裕”，无异有着丰厚的生
存资源。“基因条件……有着天然的吸引力”等等。总之，宝钗资源丰厚，不论
是生存资源还是生殖资源都非常丰厚。（引文均见王文）
从王先生的分析看，黛玉的资源，不论是生存资源还是基因资源，都没有宝
钗丰厚。
王先生说黛玉“读过书，学过诗，才华出类拔萃”，这也算作是黛玉的“有
着一定的优异基因”。但是“学过诗”没有，“读过书”没有，跟基因有什么关
系？基因是先天的，生理的。“学过诗，读过书”与否，是后天的，社会的。是
否“学过诗，读过书”丝毫不能改变先天的，生理的基因。分析宝钗则认为她
“为世俗名利观念所染，尤其被男权社会意识形态教化”，等等，而这些也与基
因毫无关系。王先生却将这些全算作基因，并将之归结为“优异的基因资源”
（引文均见王文）。既然是“基因资源”，当然能够遗传。但是，这些“优异的
基因资源”却丝毫不能遗传。“不论你一生获得的聪明才智有多少，绝不会有点
滴经由遗传途径传给你的子女。新的一代都是从零开始。”（理查德·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中信出版社，2012年9月第一版，第26—27页。）其实，这些
连“基因资源”都算不上，更何谈“优异”？
据王先生所云，宝黛钗之间只是基因的竞争，或曰“基因延续机会”的竞争，
即使有爱情，那也是在基因支配之下的爱情，是基因“指令”他们进行“基因交
换”，因此也“指令”他们产生爱情。
在王先生的看来，似乎每对男女为了获得基因延续机会，眼中都盯着异性的
基因资源，谁的生存资源和生殖资源丰厚，他（她）就是“基因交换”的对象。
比如宝钗，甚至“自觉”地这样做：她“自觉到这样更能获得基因交换对象选择
的成功”（王文）。为了说明宝钗的这种“自觉”与前面王先生说基因“天然地
而非有目的地以最佳方式去实现这种载体的功能”之自相矛盾也顾不得了。
总之，在王先生的眼中，只见基因，不见爱情；只见基因，不见人。人像动
物一样，只是基因的载体。基因支配着人的行为。在两性问题上，人只是寻求可
以为自己延续基因的对象，而不是寻求爱情。大观园里面的男女“各个希求获得
更好的基因延续机会”，各个都在寻求有丰厚基因的异性去进行基因交换，无不
如此。只要资源丰厚，便可作为结合的对象，即基因交换的对象。
但是现实生活却常常违反这个逻辑。
我们知道，黛玉与宝钗之间，是有竞争的，她们都在争夺宝玉，但是，她们
争夺的却不是同一个东西。钗黛之间到底是争夺什么？即宝钗和黛玉争夺宝玉的
“资源”，还是争夺宝玉的爱情？这是一个问题。
先看薛宝钗。
宝钗与黛玉争夺的主要是宝玉的“资源”。
宝钗之选择婚姻的对象，主要不是因为爱情，考虑更多的是“资源”。这一
点确如王先生所言，宝钗争夺的是宝玉的生存资源与基因资源。
宝钗原来是要“待选嫔妃”，或“充为才人赞善之职”（第四回）的。她要
竞争才人、赞善，就全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资源”，即“生存资源”，当
然其中还有家族的利益。但家族的利益说到底，还是“生存资源”。她落选以后，
才不得不求其次。宝玉的“资源”虽然不能与皇家的资源是相比，但贾家毕竟是
钟鸣鼎食之家。因此，宝钗不得已而选择宝玉主要不是因为爱情，更多的是为了
宝玉的“资源”，希冀能得到贾家的“资源”，为自己寻得一个相对较好的归宿。
这是一种自私的爱。因此，宝钗与黛玉的竞争，主要的是竞争资源（生存资源与
生殖资源），用王先生的话说，是在竞争基因延续机会。
宝钗“有着优异的基因”，她“肌骨莹润，容貌丰美，妩媚风流……智力、
才华甚为出众，反应敏捷……家境富裕，母亲疼爱……”等等。宝玉“突出的基
因条件，对她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既然如此，她与宝玉是天生的一对。但是，
她“可能意识到如果自己与黛玉着意竞争宝玉的爱情，还可能会遭遇竞争失败带
来的严重挫折感”。我们注意到，王先生这里用了“爱情”两个字，“竞争宝玉
的爱情”，而不是竞争宝玉的生存资源与基因资源。这说明，王先生也自觉不自
觉地意识到，宝钗与黛玉的竞争不只是生存资源和基因资源的竞争，而是作为人
性的爱情的竞争。宝钗怎么做呢？她知道，如果与黛玉竞争宝玉的爱情，她是会
失败的，因此，“她所能做的，当然是通过自己的性情、行为，影响决定宝玉婚
姻者的评价和选择”。她所做的，并不是“通过自己的性情、行为”去争取宝玉
的爱情，而主要是在宝玉的外围“下功夫”，把功夫用在“影响决定宝玉婚姻者”
身上，甚至“着意考察笼络袭人”。（引文均见王文）她的努力是一定会失败的。
宝玉与宝钗之间更多的是男女之间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异性之间的互相吸引，
而不是人性意义上的爱情。宝玉与宝钗没有或很少思想的交流，更不要说默契。
但是，如果说宝钗对宝玉完全没有爱情，那对她也有点冤枉，但是宝钗的主要目
的，是获得一个宝二爷夫人的位置。
再看林黛玉。
黛玉与宝钗争夺的是宝玉的爱情。
对于所谓宝玉的资源，黛玉根本不考虑，也无须考虑。在这样的竞争中，如
果从获得宝玉爱情的角度看，宝钗是的失败是注定的，黛玉的胜利也是注定的。
不过，这一点，宝钗自己并不懂得，因为她主要的着眼点是资源，生存资源与生
殖资源，爱情对她来说，即使不是可有可无的，也是相对不重要的。而爱情对黛
玉来说，则是比生命还重要的。如果没有宝玉的爱情，黛玉是无法生存的。因此，
黛玉从不在宝玉的外围下功夫，她甚至不管“决定宝玉婚姻者”，即贾家的统治
者贾母怎么看（当然，从前八十回的描写看，贾母是赞成宝玉与黛玉的婚事的），
也不会去笼络袭人。如果说她也“下功夫”，她只是在宝玉身上“下功夫”。
黛玉比起宝钗，从“资源”上看，没有优势。她生存资源不如宝钗，宝钗家
是“皇商”。黛玉的基因资源也不如宝钗丰厚，她身弱多病。黛玉所有的只是爱，
对宝玉无私的爱，爱到没有自己的爱。因此，黛玉对宝玉的爱，是一种纯洁的爱，
或者毋宁说是纯粹的爱，是一种纯得只剩下爱的爱。除了爱以外，黛玉什么也没
有；除了爱以外，她不懂什么是生存资源与基因资源。
在爱情上面，人们“只能用爱来交换爱”（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刘丕坤译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页。）。如果想用“资源”
来交换爱，是换不来真正的爱情的；想用爱来交换“资源”，你付出的本就不是
真实的爱。爱情“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
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1卷，人民出版社，第90页。）。
就是说，爱是以被爱为前提的。真正的爱只能用爱来交换。要想获得爱（被爱），
必须付出爱。
薛宝钗不是用爱来交换爱，她的爱是掺杂了杂质的爱。黛玉什么也没有，不
论是生存资源还是基因资源都不如宝钗，但她有爱。
固然，人的两性关系也包括如王先生所说的基因交换，因为人也是动物，尽
管人是高级动物。但是，作为人的两性关系的根本的是爱情。
宝玉选择宝钗似乎更符合基因决定论的理论，但宝玉偏偏选择了黛玉，其间
的决定因素不是基因，而是爱情。贾府的焦大不爱林妹妹，也不会爱宝姐姐的。
决定这一点的不是基因，而是社会的原因，他们之间不会产生爱情。
我们暂时不讨论后四十回的作者，也不讨论后四十回曹雪芹是如何安排宝、
黛、钗的结局的。我们暂时同意后四十回中，宝玉、宝钗的结合，但是宝钗依然
没有获得宝玉的爱情，即使黛玉没有与宝玉结合，也依然获得了宝玉的爱情。
三、宝玉为什么选择黛玉？
宝玉为什么选择林妹妹而不选择宝姐姐？很简单，因为他们之间有爱情。
书中第三十二回湘云、袭人、宝玉的一段对话，可以说明这一点：
“正说着，有人来回说：‘兴隆街的大爷来了，老爷叫二爷出去会。’宝玉
听了，便知是贾雨村来了，心中好不自在。袭人忙去拿衣服。宝玉一面蹬着靴子，
一面抱怨道：‘有老爷和他坐着就罢了，回回定要见我。’史湘云一边摇着扇子，
笑道：‘自然你能会宾接客，老爷才叫你出去呢。’宝玉道：‘那里是老爷，都
是他自己要请我去见的。’湘云笑道：‘主雅客来勤，自然你有些警他的好处，
他才只要会你。’宝玉道：‘罢，罢，我也不敢称雅，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并
不愿同这些人往来。’湘云笑道：‘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
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
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
什么！’宝玉听了道：‘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
问的。’袭人道：‘云姑娘快别说这话。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说过一回，他也不管
人脸上过的去过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这里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
见他走了，登时羞的脸通红，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
姑娘，不知又闹到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提起这个话来，真真的宝姑娘叫人敬
重，自己讪了一会子去了。我倒过不去，只当他恼了。谁知过后还是照旧一样，
真真有涵养，心地宽大。谁知这一个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见你赌气不理他，
你得赔多少不是呢。’宝玉道：‘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若他也说过
这些混帐话，我早和他生分了。’”
再看第三十六回宝玉评论宝钗：“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
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同一回，宝玉评论黛玉：“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
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
按照王攸欣先生的逻辑，宝玉与宝钗都应该有“交换基因”的要求，那么，
宝玉为什么不选择宝钗？
宝玉不选择宝钗，并不是因为基因，而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或曰
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亦或曰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因为宝玉与宝钗已经
“生分”了。对宝钗来说，男人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学问。她常用“混账话”规劝
宝玉，劝他“立身扬名”。宝钗所称赞、主张的行为在宝玉看来，就是“混账的
行为”，是他极为鄙视的行为。因为那不过是使他成为“国贼禄鬼”，宝玉是绝
不会这样做的。她之所爱恰是他之所憎，反之亦然。对宝钗来说，一个男人怎么
能不谈“经济学问”呢？对于宝玉来说，一个“清净洁白女儿”怎么能“学的钓
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呢？于是二人每语及此，宝玉便“拿起脚来走了”，
躲得远远的。“拿起脚来走了”，说明宝玉是极端厌恶，极端反感的。这种“混
账话”从女孩子的口中说出来，他是不能忍受的。一旦有了这种思想，便变得不
“清净洁白”，便肮脏了。而且，谁同他说这些“混账话”，他就和谁“生分”。
宝玉同宝钗之间那一点建立在“异性相吸”基础上的“爱情”（如果也算爱情的
话），便丧失殆尽了。这种理性上的分歧导致感情上的“生分”。日常相处交流，
因为没有共同语言，这种“生分”的关系，还哪里谈得上爱情。
当然，生活并不是如此简单，黑是黑，白是白。认为宝玉与宝钗全无感情，
怕也不是事实，这从宝玉挨打之后，宝钗为宝玉送药疗伤，二人的情景，就不是
全无感情的。但是，宝玉与宝钗的感情是完全不能与宝玉与黛玉的感情相比的。
如果要宝玉在宝钗与黛玉中选择，宝玉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毫无悬念地选择黛玉。
因为，宝玉与黛玉有共同语言，有共同的价值观，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宝玉与黛
玉的爱情是真挚且深挚的。而宝玉与宝钗，按照王先生的逻辑，只是两性之间的
异性吸引，即宝玉看重的只是宝钗的生殖资源。
我们且不管曹雪芹在后四十回中怎样安排宝玉和宝钗的婚姻，我们设想宝玉
与宝钗真的结合了，她们如何共同生活。宝钗因为有“世俗名利观念”（王文），
她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整天用“经济学问”等等的“大道理”规劝、要求宝玉，
要求宝玉“立身扬名”。宝玉则认为这样做便“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宝玉忍受
不了，便“拿起脚来走了”，躲得远远的。这日子还怎么过？
宝玉与宝钗的关系除了异性相吸，亲戚相处那一点感情外，爱情的成分太少。
爱情中当然包含了两性关系的肉体吸引，但是如果只剩下肉体吸引，那与动物便
没有区别了。
再看看宝玉挨打（第三十三回、三十四回）。
宝玉挨打，贾府的重要人物几乎都牵连进去了：贾宝玉不用说，此外、贾政、
王夫人、李纨、王熙凤、迎春、探春、惜春，直到贾家的主宰——贾母；后面还
有薛姨妈、宝钗、香菱、袭人、湘云等等也都在这里。这是贾府的一个大事件。
宝玉挨打之后，众人都来探望。我们只看看宝钗和黛玉看望宝玉的情景。
宝钗是必然来看宝玉的，因为她是“应该”来看的。宝钗的来，虽然也有情
感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是出于“理”和“礼”。贾府这样的大事，按“理”，
宝钗做了她应该做的事，她可以无愧地面对自己；按“礼”，她也做了应该做的
事，她是严格按照“礼”的要求做的。她在贾家这个对“礼”要求十分严格的诗
礼簪缨的大家族中并未失了“礼数”。在众人面前，特别是在贾母等人面前，她
的做法很得当，符合对一个大家闺秀的要求，这也是她自觉地在做“决定宝玉婚
姻者”的工作。她刚一进门，就“手里托着一丸药走进来”，那丸药是为挨打的
宝玉疗伤用的。宝钗为宝玉带来了实际的好处。
黛玉则不然，她只出于情，根本不考虑应该不应该，不管什么“理”与
“礼”，也不管她的行为在贾母等人的眼中是否符合礼教的要求。她只听从自己
内心的呼唤。她不会想到要给宝玉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比如疗伤的丸药等等。
她只是“气噎喉堵”，“两个眼睛肿的桃儿一般，满面泪光”。
宝玉挨打，看望宝玉，对宝钗来说，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对黛玉来说，
则是心与心的交流。宝钗带来的那疗伤的丸药更多的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关心；
黛玉什么也没有带，她根本不考虑要表现什么，只是听从自己内心的要求。那一
丸药按照王先生的说法，是属于生存资源的；黛玉所能给予宝玉的不是生存资源，
只是感情。在这一点上黛玉的生存资源——如丸药——是不如宝钗丰厚的。宝玉
黛玉是心与心的交流，是情与情的默契。
在宝黛钗的关系中，只有宝钗是按照王先生所说的逻辑，即基因的逻辑在行
动。如前文所说，她原是要进宫竞争才人、赞善的，不言而喻，宫里的生存资源
自然是雄厚的，只是生殖资源未知。进宫不成，才退而求其次。在贾府，据王先
生分析，宝玉的生存资源和生殖资源都是丰厚的，宝钗便看中了宝玉。无奈宝玉
偏偏不按王先生的逻辑行事，因为宝钗经常说“混账话”，宝玉极度反感，不能
忍受，常常是“拿起脚来走了”，因而“早就”同宝钗“生分”了”。
难道基因在男女两性相吸中不起作用了吗？当然不是。看看第二十八回的描
写：
“宝玉笑问道：‘宝姐姐，我瞧瞧你的红麝串子？’可巧宝钗左腕上笼着一
串，见宝玉问他，少不得褪了下来。宝钗生的肌肤丰泽，容易褪不下来。宝玉在
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
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他身上。’”
宝玉动心于宝钗的肉体吸引，确有基因指令的意味，但只是在那一刻，宝玉
似乎是为基因支配的。但是在那一刻的时间之外，宝玉始终不渝的，是对于黛玉
的爱情。我们甚至可以说，宝玉战胜了自己基因的指令，按照人性的要求在寻找
自己的爱情了。
这说明，宝玉与宝钗之间更多的是男女之间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异性之间的互
相吸引，而很少是人性意义上的爱情。宝玉与宝钗从来没有思想的交流，更谈不
上默契。宝钗的肉体吸引，即她的生殖资源，或曰基因资源，不足以支撑宝玉对
她的爱情。在对钗、黛的选择中，宝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黛玉，决定的因素是爱
情，而不是什么生存资源和生殖资源。
黛玉的行为更不符合王先生的逻辑，她并未看中宝玉的什么“资源”，不论
是生存资源还是生殖资源，她一概不管，只是看中宝玉其人，因为她爱宝玉。而
她之爱宝玉也完全不是因为什么宝玉的资源丰厚，只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共同语言，
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思想感情。他们都鄙视“沽名钓誉”之徒，视之为“国贼
禄鬼”。这在黛玉葬花、宝黛读《西厢》等章节中有明确的表现。
在紧接着第三十一回湘云、袭人、宝玉的一段对话后，便是宝玉、黛玉“诉
肺腑”。这说明，对宝玉来说，爱情不仅是感性的，而且是有理性意义的思考，
因为宝玉知道自己与黛玉具有共同的思想，有共同的价值观。在宝玉所坚持的根
本的事情上，黛玉与他的看法是相同的或相通的，比如黛玉从来不说那些“混账
话”，“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等。
宝玉选择黛玉之违反王先生的逻辑，据王先生说这是因为要“保留基因多样
性”。
四、用文化上的“保留基因多样性”能否为宝玉选择黛玉辩解？
在基因看来，宝玉选择黛玉是不符合基因的“利益”的，但是，宝玉为什么
不选择宝钗而选择黛玉，据王攸欣先生说，“新文化观”可以给我们答案。
王先生给我们简单介绍了“新文化观”的主要内容：“人类是经过不断的基
因突变，自然选择、淘汰，适应性能力发展程度最高的基因载体，天然地而非有
目的地以最佳方式去实现这种载体的功能，而这仅仅依靠个体是远远不够的，因
此发展出文化及其一切伦理、行为规则，来组成复杂稳定的群体（具有共同基因
库），最为充分地实现这一功能。”（王文）
先来看看这段话中混乱的逻辑。
在这段论述中，人类为实现基因载体的功能，“仅仅依靠个体是远远不够
的”，必须依靠“复杂稳定的群体”，而要“组成复杂稳定的群体”，必须“发
展出文化及其一切伦理、行为规则”。因此，“文化及其一切伦理、行为规则”，
简言之，即文化是“组成复杂稳定的群体”的充要条件。只要人类为实现基因载
体的功能，就必须“组成复杂稳定的群体”，而要“组成复杂稳定的群体”，就
必须“发展出文化及其一切伦理、行为规则”，简言之，必须“发展出”文化。
这里的逻辑关系是：“个体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原因，结果是必须“发展
出文化……”。
人以外的动物也是基因的载体，甚至一切生物，包括植物、细菌等等也是基
因的载体。“我们是生存机器，但这里‘我们’并不单指人，它包括一切动物、
植物、细菌和病毒。”（英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中信出版社，2012
年9月第一版，第24页。）因此，人以外的一切生物为实现基因载体的功能，都
是“仅仅依靠个体是远远不够的”，都必须“组成复杂稳定的群体”。因此，按
照王先生的逻辑，一切生物都必须“发展出文化及其一切伦理、行为规则”，就
是说，都必须发展出文化。但是，为什么细菌、病毒、植物以至人以外的动物，
没有“发展出文化及其一切伦理、行为规则”呢？难道“仅仅依靠个体是远远不
够的”这个产生文化的充要条件对于人类是适用的，对于细菌、病毒、植物以至
人以外的动物就不适用了？那还是充要条件吗？可见，人类作为基因载体的功能，
“仅仅依靠个体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组成复杂稳定的群体”，并不必然得出
“发展出文化及其一切伦理、行为规则”的结论。王先生的“因为……所以……”
的逻辑是不存在的。
不仅这里的“因为……所以……”的逻辑不存在，下面，王先生还有一个
“因为……所以……”的逻辑，也是不存在的。不过与本文关系不大，略去不谈。
“新文化观”怎样落实到宝玉选择“交换基因”对象的呢？
王先生认为，“人类文化要保留基因多样性”，要有“同情心”，即“建立
起同情弱者的伦理取向”，不要“因竞争淘汰会很快使群体内个体数量大规模下
降”（王文）等等。
我们且不争论后四十回是否曹雪芹的文字，也不争论前八十回贾母以至贾府
上下是否都默认了宝黛婚姻，只看宝玉对宝钗和黛玉的态度。选择资源丰厚的宝
钗，抛弃资源相对薄弱的黛玉，不是最符合基因的逻辑吗？宝玉选择黛玉并不能
获得遗传学上的优势，相反，他选择黛玉只获得了遗传学上的劣势。但是为什么
宝玉偏偏要选择资源相对薄弱的黛玉？
前面说过，爱情使宝玉选择了不利于基因延续的黛玉，而放弃了相对有利于
基因延续的宝钗。但是，王先生不这样看。
王先生说：“人类……天然地而非有目的地以最佳方式去实现这种载体的功
能……”。既然宝玉宝钗都“天然地”资源丰厚，那不是天生一对吗？既然是
“天然地”，怎么宝玉不是“天然地”选择宝钗，而偏偏选择资源相对薄弱的黛
玉？如果是为了基因的延续，宝玉与宝钗结婚生子不是最好吗？因为宝钗拥有健
康的身体，就是说，宝钗的“生殖资源”比较丰厚（当然，也有人说，宝钗生来
有病，她的病并不比黛玉轻。那是另外的问题，这里不予评论）。为什么在宝玉
这里，基因就不是“天然地”作出选择呢？
基因延续的重要条件，如果不是最重要的条件的话，就是健康。只有身体健
康才是基因延续的保障，身体怯弱之人基因延续的机会少。这是必然之理。因此，
身体怯弱是基因延续的大危险。黛玉在这一点上输给了宝钗，而宝玉偏偏选择了
身体怯弱的黛玉。宝玉为什么要“忽视、包容”黛玉的“基因劣势”？为什么选
择了基因延续机会少于宝钗的黛玉？这用“基因延续机会”是不能解释的，用
“同情弱者的伦理取向”，用惧怕“基因失去多样性”，用“文化调节资源”
（均见王文）也是不能解释的。
王先生大概也发现了自己的矛盾。“天然”的选择是不会选择弱者的。按照
基因的逻辑，宝玉选择宝钗是注定的。为了使宝玉选择黛玉获得合理的解释，王
先生就搬出了文化的功能。据王先生说，宝玉之所以选择资源相对薄弱的黛玉而
不选择资源丰厚的宝钗是因为：
“人类文化需要保留基因多样性的缘故所建立的同情心——如果没有能建立
起同情弱者的伦理取向，则基因竞争淘汰会很快使留存下来的基因失去多样性，
也就丧失特定基因群体很大部分的适应性，从而使群体内个体数量大规模下降，
甚至灭绝……”（王文）
王先生所说的“文化”的一个功能是“保留基因多样性”。
文化的这种作用能不能为宝玉选择黛玉辩解呢？
我们暂时同意王先生的解释。但是，就算是为了“保留基因多样性”也应该
保留强健身体基因的多样性，而不会为了“保留基因多样性”而保留孱弱身体的
基因。王先生也承认，宝玉“因为情感固着……可以包容黛玉的这一劣势”。王
先生也认为，黛玉“性情真纯，情感忠贞。与宝玉青梅竹马，耳鬓厮磨，有着较
长时间的性情磨合和共同记忆”（王文），这些，都是后天的因素，是宝黛产生
爱情的因素，对于基因延续来说，这些都不重要。甚至“读过书，学过诗”对基
因延续来说，也不重要。对基因延续最重要的是健康。因为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基因延续是不可能的。
如果从基因延续的本性说，或从“天然地而非有目的地以最佳的方式去实现
这种载体的功能”说，宝玉选择资源丰厚的宝钗是毫无异议的，因为选择宝钗，
基因延续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宝玉的行为是对其基因主人的背叛。
退一步说，就算是为了人类“保留基因多样性”，为了人类的“同情心”，
选择弱者也并不能达到“保留基因多样性”的目的。既没有达到生物目的，也没
有遗传学上的根据。因为“文化”，因为“同情心”等等，选择了弱者，但同时
却放弃了强者。选择了弱者，似乎保留了基因多样性；放弃了强者，却减损了基
因多样性。而且，弱者基因延续的机会更少，强者基因延续的机会更多。究竟是
哪一种选择更符合基因的本性呢？
可见，在宝黛钗的关系上，“同情心”并没有起到“保留基因多样性”作用，
也没有达到“保留基因多样性”的目的。只是保留了孱弱的黛玉的基因，丧失了
相对健康的宝钗的基因，这不符合基因的“利益”。这一增一减，文化的“保留
基因多样性”的功能成了空谈。这不是与王先生为文化所规定的功能背道而驰吗？
而且，人类如果一味放纵自己的“同情心”，一味为了“保留基因多样性”，总
是选择相对孱弱者去延续弱者的基因，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人类不是要自取灭
亡吗？
因此，宝玉的选择黛玉而不选择宝钗，遵循的不是基因的“天然”逻辑，也
不是“文化”、“同情心”等等的逻辑。他遵循的是爱情的逻辑，人性的逻辑。
我们能够设想贾宝玉不爱林妹妹而爱宝姐姐吗？选择林妹妹是因为两个人思想与
感情的默契，所以才产生了爱情。是因为宝玉与黛玉之间存在着爱情，是宝玉非
黛玉不娶，黛玉非宝玉不嫁的爱情这个两性关系中的人性因素决定宝玉选择黛玉。
宝玉同黛玉一样，根本不考虑什么“资源”。因此，宝玉之选择黛玉不是“同情
心”，也不是“文化”的“保留基因多样性”的功能作用，更不是什么“基因”
的作用。而宝玉与宝钗之间更多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异性相吸，他们之间爱情的
因素太少，宝钗考虑更多的是自己将来的归宿，主要不是爱情。
我们把王先生的逻辑扩展开来看。
如果目的是“保留基因多样性”，那就不需要什么“文化”，什么“同情
心”。贾宝玉兼收并蓄，三妻四妾不是更能“保留基因多样性”吗？像贾琏、贾
珍那样的皮肤烂淫者不是更能“保留基因多样性”吗？男人三妻四妾，女子诸多
面首，岂不更能“保留基因多样性”？如果再推论一下，动物没有文化，但是，
按照王先生的逻辑，如动物式的乱交不是什么样的基因都能保留下来吗？可见，
“文化”的“保留基因多样性”做的并不好。如果是为了“保留基因多样性”，
动物比人类的“文化”做得更好。基因延续，繁衍人类，保留基因多样性……这
些，动物式的乱交都可以做到，且可能做得更好，何用文化为？人以外的动物没
有文化，它们却能“保留基因多样性”，人有了文化这个重要的因素，反而不能
“保留基因多样性”。难道是因为人类的基因更落后，而动物的基因更先进？王
先生不是说，“人类是……发展程度最高的基因载体”吗？怎么反而不如动物了？
或许这不是王先生的初衷，逻辑却得出了可能有悖于王先生初衷的结论。
几千年人类文化朝着一夫一妻制的方向发展。可见，文化并不是如王先生所
说，是为了“保留基因多样性”，而是为了使人类更文明，更远离野蛮，更具人
性，更远离动物，使人类更“文”化。这也是“文化”一词的最初的且最根本的
词意。
基因的逻辑是生物学的逻辑，王先生的“新文化观”的逻辑是伪社会学的逻
辑，不是爱情的逻辑，不是人性的逻辑。
这种“新文化观”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五、爱情的力量战胜了基因的力量
据王攸欣先生说，《红楼梦》第九十回贾母王夫人为贾宝玉议婚一段是“相
当精彩”（王文）的，王先生举这一段是要说明贾母与王夫人是按照基因的逻辑
淘汰了黛玉的。
且看王先生引的这一段：
“贾母皱了一皱眉，说道：‘林丫头的乖僻，虽也是他的好处，我的心里不
把林丫头配他，也是为这点子。况且林丫头这样虚弱，恐不是有寿的。只有宝丫
头最妥。’王夫人道：‘不但老太太这么想，我们也是这样。但林姑娘也得给他
说了人家儿才好，不然女孩儿家长大了，那个没有心事？倘或真与宝玉有些私心，
若知道宝玉定下宝丫头，那倒不成事了。’”
作为基因载体的贾母、王夫人可算是按照基因的指令，“天然地而非有目的
地以最佳的方式去实现这种载体的功能”（王文）。她们不是替自己去寻找“交
换基因”的对象，而是按照基因的要求为贾宝玉选择生活资源和生殖资源都丰厚
的薛宝钗作为“交换基因”的对象。但是，同样是基因载体的贾宝玉却并未按照
基因的要求“天然地”选择资源丰厚的薛宝钗作为“交换基因”的对象，反而选
择了资源不如薛宝钗丰厚的林黛玉，违背了基因的指令。这不是很奇怪吗？宝玉
身上带着王夫人一半的基因，带着贾母四分之一的基因。基因只是为着自身的延
续着想，它并不为作为人的贾宝玉着想。对于基因来说，贾宝玉是背叛者。但是
作为人来说，贾宝玉是忠于自己的爱情的，是会为了爱情不惜牺牲一切的。贾宝
玉维护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
父母与子女在婚恋问题上意见相左，双方各不相让的情况历代皆有。不排除
父母一方“天然地而非有目的地以最佳的方式去实现这种载体的功能”，为子女
选择“交换基因”的对象。但是，子女一方因为与父母的意见相反，子女一方就
不是“天然地而非有目的地以最佳的方式去实现这种载体的功能”了，子女一方
就违背了基因的指令。当然，也不排除子女一方“天然地而非有目的地以最佳的
方式去实现这种载体的功能”，为自己寻求“交换基因”的对象，那么，父母一
方也就不是“天然地而非有目的地以最佳的方式去实现这种载体的功能”了，父
母一方就违背了基因的指令。
这种载体A违背载体B的意愿为载体B选择交换基因的对象的现象在封建社会
可说是比比皆是，屡见不鲜。两千多年前的《诗经》已经有了这种父母对青年男
女爱情的干涉。如《郑风·将仲子》，她本来“仲可怀也”，但是“畏我父母”。
在《鄘风·柏舟》中那女子更是发誓：“之死矢靡它”，而她的母亲依然不答应。
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同样也反映了父母对青年男女爱情婚姻的干涉。汉末的
《孔雀东南飞》更是青年男女反抗父母之命的典型。当然这些都是艺术作品，但
是艺术是现实的反映。即使现实中也不乏陆游和唐婉等等的悲剧。外国也不乏其
例，最著名的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等。这说明两点：一、基因载体并不总是按
“天然地而非有目的地以最佳的方式去实现这种载体的功能”的；二、基因并不
能任意支配自己的载体。这里的载体当然是指人。因此，人类这种“适应性能力
发展程度最高的基因载体，天然地而非有目的地以最佳的方式去实现这种载体的
功能”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退一步说，即使是贾宝玉与薛宝钗结合了，且不说这是不是曹雪芹的原意，
那也不是基因的力量，而是社会的力量。即使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
互相看中了对方“丰厚的资源”，最后还不是社会的力量取得了胜利？
站在基因的立场上，封建婚姻的父母之命（在《红楼梦》中是贾母和王夫人）
应该是执行基因指令的现实形式。或者说，许多情况下，基因的指令是通过父母
之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基因通过父母之命来束缚青年男女的自由婚姻，而青年
男女的自由恋爱则直接违反了基因的指令。基因作为人的行为的动力，使得父母
总是越俎代庖，替青年男女寻求交换基因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青年男女寻求爱情的行动实际上就是在尽力摆脱基因指令的
束缚，经过至少几千年的斗争，人性终于战胜了基因的束缚，终于战胜了自己的
动物本能。青年男女终于摆脱了基因的束缚，越来越以爱情为唯一标准去寻找自
己两性结合的对象。人性终于渐渐取得了胜利。
诚然，基因依然在起作用，但是，问题不在于基因是否依然影响人的行为，
而在于基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的行为，在于基因的指令是否依然不可违反。在
两性关系上，爱情终于成为重要的，甚至有时候是唯一的两性结合的条件，基因
的影响终于退到了次要的地位。
动物是受基因控制的，而人的行为却可以违反基因的指令。因此，爱情的胜
利就是人性的胜利，就是人性对于人的动物性的基因的胜利，就是人性摆脱基因
的完全控制的胜利。
贾宝玉没有执行基因的指令，他竟然欲寻找身体怯弱的黛玉去“交换基因”，
在基因看来，这简直是大逆不道。贾宝玉以及众多追求爱情的青年男女的行为说
明“我们的大脑已经进化到一个程度，使我们得以背叛自身的自私基因。”（理
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第ⅩⅤ页。）。基因是自私的，人却可以不是自私
的。动物是必然、必定、必须按照基因的指令行动的，而人却可以拒不服从基因
的命令（“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我们人类，能够反抗自私的复制基因的暴
政。”（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第227页。）），而按照于人有利的方
向行动。比如避孕的行为，这简直是造了基因的反。“我们的大脑，已经和我们
的基因分开并足够独立去反抗它们了。……我们每一次使用避孕套的时候就走出
反抗的一小步了。没有任何原因去相信我们不能够进行更大的反抗。”（《自私
的基因》，第350页。）这种“更大的反抗”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何止贾宝
玉、林黛玉，凡是追求爱情的青年男女，都造了基因的反，因为他（她）们并不
考虑什么“资源”，他（她）们遵循的只有一个逻辑——爱情。像贾宝玉、林黛
玉、薛宝钗这种情况，在人间，每一时代不都是要发生千百万次吗？这种违反基
因指令的行为在人类社会中每天都在发生，每天都发生千百万次。原因不是别的，
就因为人类已不同于其他生物。
实际上，大观园中的“众多”女子，如前所述，都并未听命于基因，他们各
自听命于不同的力量而非基因的力量去与不同的人“交换基因”。黛玉、司棋、
龄官……是听从爱情的召唤，寻找自己的爱情。“众多”丫鬟则听命于社会的力
量，而不是基因的力量，与自己并不心爱的人结合。因此，爱情的力量要大于基
因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更是大于基因的力量。
人的行为已经不同于动物的本能，人的行为并不直接听命于基因。指导人的
行为的是人的头脑，而许多时候，人的头脑是违反基因的指令的。“……我们的
大脑，已经和我们的基因分开并足够独立去反抗它们了。”（理查德·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第350页）因此，“大脑……有能力拒不服从基因的命令”
（同上，第66页。）。爱情的逻辑代替了基因的指令。就如宝玉爱黛玉一事，宝
玉遵从的是爱情的逻辑，而不是基因的逻辑。
因此，直接指导人的行为的已经不是基因，而是人的大脑。基因指令即使发
生作用，也必须首先经过人的头脑，然后才能对人起支配的作用。对人来说，本
能的行为也要首先转化为思想的动力，才能对人发生作用。
当然，再说一次，对人类来说，基因的指令并非完全不起作用，但是它首先
必须通过人的头脑，或曰首先必须转化为思想，才能对人的行为发生作用，而人
的思想许多时候是违反基因指令的（人的大脑“获得了预测未来并作出相应安排
的能力”。（同上，第66页。）），就如宝玉爱黛玉然。
自觉的思想代替了基因的指令，思想遵循的是人性的逻辑，是社会的逻辑。
或曰，人性的逻辑，社会的逻辑代替了基因的逻辑。基因已经不能任意操纵我们
了。
在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关系上，基因的力量败给了爱情的力量。
“我们具备足够的力量去反对我们的缔造者。”（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
基因》，第227页。）
六、在两性关系上，人与动物的区别
动物的两性关系与人的两性关系的区别就是爱情的有无。爱情是两性关系中
的人性因素。
资源，不论是生存资源还是生殖资源，都是属于动物层面的，而爱情则是属
于人性层面的。宝玉不是如贾琏那样的皮肤滥淫的人。因此，在与黛玉争夺爱情
的斗争中，宝钗的失败是必然的，黛玉的胜利也是必然的。黛玉的胜利意味着人
性的胜利。（如果按照后四十回的安排，宝玉、宝钗结婚。在基因看来，宝钗是
胜利者。因为她获得了宝玉的丰厚的生存资源和生殖资源，并且使自己的基因得
以遗传（假如宝钗与宝玉有后代的话）。但是，如果从人性的意义上说，黛玉是
胜利者，因为她获得了宝玉的爱情。）
生存资源就是“饮食”。生殖资源，或王攸欣先生有时候用更“学术”的语
言“基因资源”，其实就是古人所说的“男女”。因此，这不过是用现代的“科
学”语言叙述着陈旧的思想。把生存资源、生殖资源翻译为古圣人的语言，不外
就是“饮食男女”四字。“饮食”是为了生存，“男女”是为了繁殖。
王先生只看见动物的生存资源和生殖资源，看不见两性关系中作为人性因素
的爱情。在两性关系中，如果没有爱情，那么人的两性关系与动物的两性关系几
无区别。王先生只看到了人的两性关系中的动物性的一面，把两性关系只看做生
殖行为，只看做“基因交换”的行为。没有爱情的结合，在本质上与动物区别不
大；基于爱情的结合，就在两性关系上具有了人性的内容，把两性关系提高到人
性的层面。正是爱情，把动物的两性关系与人的两性关系区别开来。
在王先生的叙述中，只看到了人对于基因延续的努力，或曰人对基因交换的
努力，亦即对生殖的努力。爱情被淹没在基因延续和基因交换的行为中，即生殖
行为中。仿佛人的两性关系只涉及基因，而毫不涉及爱情。在人的两性关系中，
仿佛就没有爱情这样一回事。爱情是可有可无的。不仅如此，有的时候，在王先
生的叙述中，爱情还成了阻碍基因做出正确的选择的罪魁祸首。比如，按照基因
的命令（这种命令以贾母和王夫人为宝玉议婚的形式出现），宝玉本该选择不论
是生存资源还是生殖资源都极为丰厚的宝钗，可是爱情却让宝玉选择了不论生存
资源还是生殖资源都不如宝钗的黛玉。如此说来，爱情对于基因的延续来说起着
破坏的作用。逻辑的结论是：爱情是要不得的，动物式的两性关系是最符合基因
利益的。
当然，人不能摆脱自己身上动物的一面。但是，在与他人进行资源争夺的意
义上谈两性关系，就把自己降到动物的水平；与他人进行爱情的竞争则把自己提
高到人性的水平。
爱情的胜利就是人性的胜利。
七、《红楼梦》是否“基因延续机会”破灭的悲剧？
王攸欣先生认为，《红楼梦》的悲剧是“基因延续机会”破灭的悲剧：“因
文化或本能的原因”，使得“希求获得更好的基因延续机会”破灭，从而“引发
无可奈何的悲剧命运和绝望体验，最终或逃离家族或青春虚度或香消玉殒的结
局”。贾府“由繁华至衰败”也是由于“贾府人物在基因延续资源竞争中”“未
能协调自身与文化、现实竞争规则的关系”（均见王文）。总之，大观园里面青
年男女的悲剧命运与贾府的衰败都是由于未能获得更好的“基因延续机会”，而
文化是悲剧形成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本能”）。
这里有两种悲剧。一是贾家这个“世代勋戚、钟鸣鼎食、诗礼簪缨”的封建
大家族覆灭的悲剧，一是宝黛爱情的悲剧。两者不同又有关联。
贾家家族的衰败如大厦之将倾，尽管有如贾政这等略似正直的迂腐之士，有
如王熙凤这样的不一定正派的精明能干之人，有如探春这等看清贾府内里腐烂但
有改革意愿的“能臣”，也不足以支撑这已经腐烂的将倾的大厦。更不用说当衰
败之时必然出现如贾赦、贾珍这等败家子了。“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
尽”（第五回），贾家以至当时整个社会如大厦之将倾，覆巢之卵焉能摆脱悲剧
的命运？因此，《红楼梦》的悲剧是封建大家族覆灭的悲剧，是社会悲剧，而不
是什么争夺“基因延续机会”的悲剧，亦即不是争夺“生殖资源”的悲剧。
贾家是从内里腐烂的，正如冷子兴所云：“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
尽上来了”（第二回）。冷子兴的话，探春给予了证实。在抄检大观园时，探春
说：“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
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
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
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第七十四回）贾家不过是当时整个
社会的缩影，那个社会已经腐烂，不过外表似仍保持着繁华的外观，内里却早已
捉衿见肘。
《红楼梦》产生于18世纪，世界历史已经进入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元
素，社会生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早在《红楼梦》出现前二百多年16世纪的明
朝，就有思想家李贽主张人人平等：“庶人非下，王侯非高”（《李氏丛书·老
子解·下篇》。）；主张个性自由：“士贵为己，务自适”（《焚书·续焚书·
答周二鲁》。）（我们甚至可以说，林黛玉是“为己”的典型，薛宝钗则是“为
他”的典型，不过那是另外的问题，不在这里展开）；主张男女平等：“不可止
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
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焚书·卷二》。）在《红楼
梦》出现前一百多年的17世纪，则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具有民
主色彩的思想。
在社会关系变动的前提下，新的思想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的
人这时也出现了。要求平等自由的思想在社会中扩散开来，特别表现在对爱情自
由，婚姻自主的强烈要求上。在大观园这个具体的环境中，则出现了林黛玉、贾
宝玉一类人物。他们是“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杜勃罗留波夫语）。大观园中
青年男女的出现，是必然的。
但是，这种新的思想，新的人还是幼芽。幼芽虽有大前途却最易被摧毁。历
史还不够发展，新的关系还不够成熟，要求自由平等的思想还不能成为统治的思
想。旧的势力还异常强大。他们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在强大的旧势力面前，林
黛玉们显得那样弱小。“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第二十七回）。
正如林黛玉弱不禁风的身体一样，新的关系，新的人，新的思想，如风中弱柳，
必被摧折。
由于历史的发展，林黛玉们产生了；由于历史的不够发展，林黛玉们被毁灭
了。他们的产生是必然的，他们的被毁灭也是必然的。历史必然地产生了林黛玉
们，历史又必然地毁灭了林黛玉们。历史上新的人被毁灭了。《红楼梦》“将人
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一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一版，第192—193页。），所以是悲剧。
宝玉选择黛玉，说明了基因的力量败给了爱情的力量，而宝玉终于不能和黛
玉结合，说明爱情的力量败给了社会的封建的力量。
这就是宝黛爱情悲剧的根源。
八、《红楼梦》——人间爱情的颂歌
说几句与本文无关却又有关的话。
在成书于《红楼梦》之前的《金瓶梅》的世界中，是没有或极少爱情的世界，
是欲望统治的世界。《金瓶梅》的作者为我们描写了欲望决定一切，也可以说是
基因决定一切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两性关系是由基因决定的，其中男女的乱
交似更符合基因决定论。《金瓶梅》的自然主义描写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在
已经拥有人性的人看来，那是一个龌龊的世界。在《红楼梦》的两性世界中，基
因继续起着作用，但是已不能决定一切。没有爱情的肉体关系，是被谴责的。作
者鄙视这种关系，视之为禽兽，如贾琏与多姑娘的关系。在《红楼梦》的世界中，
起决定作用的是爱情。那是一个美好的、纯洁的世界，从而把人提高到人性的境
界。因此，极而言之，《金瓶梅》表现的是动物，《红楼梦》描写的是人。确切
地说，《金瓶梅》和《红楼梦》都表现了人的两性关系。从总体上说，《金瓶梅》
的自然主义描写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红楼梦》对爱情的歌颂则把人提高到
人性的高度；《金瓶梅》的自然主义描写展示的是人的两性关系的动物性的一面，
《红楼梦》对爱情的描写则是歌颂人的人性的一面。在《红楼梦》中，曹雪芹追
求的是在现实中艰难存在的爱情理想；在《金瓶梅》中，作者展示的是在现实中
赤裸裸地存在的肉体关系。在西门庆和潘金莲的眼中，看到的是王攸欣先生所说
的生殖资源；在贾宝玉和林黛玉眼中，看到的则是爱情。
爱情是人类两性关系中的决定因素，决定男女结合意愿的是爱情，而不是什
么生物因素，基因因素。在大观园里，除了贾宝玉、林黛玉以外，凡是不惧迫害、
勇敢地追求爱情的少女，不管她是小姐还是丫鬟，如司棋、龄官……等等，她们
都听从爱情的召唤，寻找自己的爱情。她们都是曹雪芹所肯定的，赞扬的，歌颂
的。歌颂爱情，就是歌颂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是青年男女爱情的
颂歌。
在基因决定论看来，人是傀儡，幕后牵线的则是基因。但是，基因决定论不
能解释，为什么千百年来文艺家们总是歌颂爱情，歌颂有爱情的婚姻，鞭挞没有
爱情的婚姻。青年男女勇敢地冲破一切阻碍去追求爱情，一直是中外艺术作品歌
颂的重要内容。
“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人类以来就存在的。
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
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
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1卷，第326页。）
如前述，爱情对基因来说，常常是破坏性的因素，它常常破坏基因的决定。
基因选择A，它却非要选择B。基因选择生存资源多的A，它却非要选择生存资源
少的B。基因选择生殖资源丰富的A，它却非要选择生殖资源不如A丰富的B。
爱情是如何产生的？基因决定论认为，谁能满足我生物学意义上的要求，即
满足我对生存资源和生殖资源的要求，谁就能成为我爱恋的对象。没有在思想上
的默契，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仅仅凭藉生物学意义上的异性吸引，是不能产生
长久的爱情的。而且，生物学意义上的结合，与人性意义上的爱情，是不能同日
而语的。
宝黛读《西厢》不仅是表明男女之间互相吸引，更是宝黛之间的思想交流，
是他们对于爱情自由的憧憬、追求与向往。宝玉与宝钗之间就没有这样的思想交
流，他们之间更没有默契，他们甚至连沟通思想的愿望都没有。
这些，都不是基因决定论可以解释的。按照基因决定论的逻辑，爱情可以简
化为、归结为对异性基因的需求，只要能满足基因的需求，就一定能产生爱情，
当然也一定能幸福。按照基因决定论的逻辑，他人，如父母、社会等可以决定，
甚至包办婚姻，只要父母、社会按照基因的利益去配对，就一定能使男女双方获
得爱情，从而获得幸福。但是，爱情是社会过程，基因的延续是生物过程，这是
两个不同的领域，而基因决定论却把两个不同的领域混为一谈，把爱情这个社会
过程还原为、归结为生物过程。
前文说过，人是从动物发展来的，这就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身上动物性的
一面。但是，随着人性的发展，人性的一面愈益上升到重要的甚至是决定的地位，
人的动物性的一面愈益退居次要地位，即对于生存资源、基因资源的追求愈益退
居次要地位。爱情这个人类两性关系中的人性因素愈来愈起着决定作用。为了爱
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作孤注”（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1卷，
第90页。）
基因决定的是人以外的动物的行为，爱情决定的则是人的行为，人性的行为。
资源（生存资源与基因资源）的因素之所以现在还能起着一定的作用，如所谓
“拜金女”的一些作为，是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而只是
“动物的生存条件”（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3页。），是因为我们现在还处于马克思所说
的“史前时期”。只有在“史前时期”结束以后，“人在一定的意义上才最终地
脱离了动物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33页。）。因此，现代人，还没
有完全脱离动物界。人类从对偶制婚姻发展以来，尽管两性关系已经注入了人性
的内容，即爱情，但是在人性还没有获得完全解放的今天，两性关系的人性内容
——爱情——也不能获得彻底解放，而必然被异化，被金钱异化，被生存的需要
异化，归根到底，是被人的生物本性异化。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真正人的生存
条件”。
现代社会，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对于爱情的经济压迫似乎已经不存在了，政
治的压制也几乎不存在了，家族或家庭的阻挠也越来越小了。爱情，这个两性关
系中的人性因素是不是获得彻底的解放了呢？还不能这么乐观。
如果说，爱情是两性关系中的人性因素的话，那么，其他如政治的经济的考
虑就是非人性的。在爱情问题上，许多地方阻碍人性发展主要的已经不是外在的
因素，比如，经济的压迫，政治的限制，家族的利益等等。换句话说，由于外在
因素而阻碍青年男女获得爱情是越来越少了。但是，青年男女自己的内在的虚假
需求却阻碍了他们获得真正的幸福。一些女性为了自己并不是真正的人性需要而
委身于自己并不喜爱的男子，或者为了不能满足自己的非人性的虚假的需要——
如虚荣——而拒绝委身于自己真正喜爱的男子。当然，对于男子一方，也存在同
样的问题。妇女不解放，男子也同样不能获得解放。
在满足了人的足够的生存需求的前提下，那些不是真正人性需要的虚假的需
求却左右着一些人的行为，如奢侈、虚荣等等（在现代社会，这些都可以用金钱
买到），甚至为了这些虚假的需求而委身于自己并不真正喜爱的男子，是违反自
己的真正的人性的。她所获得的不是幸福，而只是物质的空洞的满足和精神的真
正的空虚。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在“爱情”中散发着铜臭，而终于失掉了
爱情的男女。这样的悲剧不是天天在上演吗？
《红楼梦》正是在对于爱情的政治的、经济的压迫都还严重存在的时代，歌
颂爱情，歌颂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否定并谴责贾琏和多姑娘、贾珍和秦可卿
等的动物式的混乱关系。在那个社会，追求爱情须准备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要
以性命相搏。贾宝玉和林黛玉不就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吗？因此，在那个时代，
爱情只是许多青年男女的理想，而不是现实。
因此，必须把爱情从“金钱”的压迫下，从动物性的“男女”中解放出来，
使爱情成为男女结合的唯一的因素。这只有使人类摆脱“金钱拜物教”的束缚才
能办到。现在的世界，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没有做到；就现在的政治制度和
经济制度而言，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也都不能做到。“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是
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傅立叶）。现代社会还没有进步到使妇女获
得彻底的解放。
正是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真正人的生存条件”，所以，人的动物性的一面
还留有较多的残余。将来在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下，爱情将成为青年男女选择爱人
的唯一的决定的因素。
将来的社会，在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下，爱情，这个“男女”之间的人性内容，
才能被扶上统治的宝座。“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
动机了。”“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
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
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用基因决定论是不能解
释的。现在，金钱，即王先生所说的生存资源，还有着不容置疑的巨大力量。在
将来的社会，爱情，这个两性间的人性内容，将成为两性之间这种“最亲密的关
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
人民出版社，第21卷，第95页）的唯一的决定的因素。
九、“新文化观”的实质
王攸欣先生认为：文化的一个“根本性的功能”是“让绝大多数个体能够享
受到生命的尊严、生存的价值和一定程度的幸福感”（王文）。这些庄严的理论
一旦落实到现实的具体的社会，便会碰得粉碎。
奴隶社会的“绝大多数个体”无疑是奴隶，奴隶主的文化是否“让绝大多数
个体能够享受到生命的尊严、生存的价值和一定程度的幸福感”？奴隶社会的奴
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他们同牲畜处于同等的地位，他们能够享受生命的尊严吗？
他们有生存的价值吗？处于牲畜地位能够有“一定程度的幸福感”吗？同样，封
建社会的“绝大多数个体”无疑是农民或农奴。农奴是半奴隶，农民受地主的剥
削。他们能享受到“生命的尊严”吗？能具有到“生命的价值”吗？他们有“一
定程度的幸福感”吗？
在《红楼梦》这个“社会”里，有七八十个丫鬟，她们为“山川日月之精秀”
所钟（第二十回）。但是，如龄官所说，她们是“在牢坑里”（龄官：“你们家
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劳什子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
也偏生干这个。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第三十六回）），如
笼中鸟一般 ，哪有什么自由，哪有什么“生命的尊严”？鸳鸯如果不是以命相
搏就成了贾赦手中的玩物。司棋为了反抗贾府的压迫，在封建家长制的逼迫下，
撞墙而亡。晴雯是个有尊严、有个性的女孩子。但是她“身为下贱”，谁让她是
奴隶呢？她们的尊严在哪里？她们的生存价值在哪里？众多的丫鬟，到了年龄，
就被拉出去成批“配小子”。她们的尊严就是随便“配小子”吗？这就是她们的
幸福？贾府里众多的奴隶，男奴隶和女奴隶，他们可算是贾府里的“绝大多数个
体”，他们“生命的尊严”、“生存的价值”在哪里？哪怕是“一定程度的幸福”
又在哪里？
就是主子，林黛玉“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她幸福吗？元春，
被贾家送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可算是爬上了那个社会的塔顶，幸福吗？迎
春被迫嫁给“中山狼”，幸福吗？探春远嫁，幸福吗？惜春“独卧青灯古佛旁”，
幸福吗？就是贾宝玉也是“悬崖撒手，遁入空门”，也并不幸福。贾家的“绝大
多数个体”的“生命的尊严”在哪里？“生存的价值”在哪里？“幸福感”在哪
里？贾家是社会的缩影，贾家是什么样子，折射出那个社会也就是什么样子。
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大多数个体”是不是有尊严？统治那个社会的是资本，
是金钱。资本只是给青年男女以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外观，实际上它变相地强
迫青年男女为资本的增殖服务。资本是有尊严的，金钱是有尊严的，它强迫女人
“自愿”地不得不嫁给自己并不爱的男人，强迫男人“自愿”地不得不娶自己并
不爱的女人。人不过是资本和金钱的奴隶，资本才是主人。莎士比亚以诗的语言
为我们塑造了金钱的“形象”：
“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
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
士。……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
了呕吐，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第四幕
第三场》，《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第一版，第176页。）
莎士比亚说得多么好啊！金钱统治一切，人的尊严早就跑到爪哇国去了。
因此，王先生的“新文化观”认为，文化的“根本性的功能”是“让绝大多
数个体能够享受到生命的尊严、生存的价值和一定程度的幸福感”的论断是不成
立的。
“新文化观”认为，人可以不经过头脑“天然地而非有目的地以最佳的方式
去实现这种载体的功能”（王文）。这是企图用生物学的语言来解释社会现象，
基因决定论使爱情从社会学退回到生物学。“新文化观”则是从威尔逊的基因—
文化协同进化论退回到叔本华的唯意志论。
“新文化观”把人只看作是动物，把人类社会归结为生物现象，把社会规律
归结为生物规律。用生物学的规律代替人类社会的规律，实际上否定了社会的特
殊性，否定了不同于生物学规律的社会规律，从而取消了人类社会的规律。一切
都不过是基因的工具，文化也不过是基因实现自己的工具。人是不能掌握自己的
命运的，一切听从于基因，而基因又听命于冥冥之中的“意志”。人生带有强烈
的宿命论色彩。尽管“新文化观”的出发点是自然科学，但是它却又回到了叔本
华。但是，基因不过是在动物界，或曰生物界执行“意志”的命令，造物主依然
是“意志”。
“新文化观”把自己直接嫁接到叔本华唯意志论这棵树上。基因是叔本华的
“意志”在生物界的变体。但是，基因与叔本华的“意志”是绝然不同的，基因
具有物质实体，它可以被提出，被转移到其他生物体内，而叔本华的“意志”却
只是虚无缥缈的“存在”，没有物质实体。今天，我们可以使基因重新组合，使
植物或动物出现人类所需要的性状等等。这不是基因听命于人吗？基因编辑技术
打破了基因的神话，人不但不是基因的奴隶，人成了基因的主人，成了自己主人
的主人。
“新文化观”从自然科学出发，通过“文化”退回到叔本华。在冥冥中，基
因受意志的控制，人则受基因的控制。不过，“新文化观”与叔本华还是有区别
的，在叔本华看来，人的任何行为都受意志这样一种神秘力量的控制。“新文化
观”则在中间插了一个似乎科学的“基因”，意志通过基因控制人类。因此，所
谓“新文化观”不过是叔本华哲学的现代载体，是叔本华哲学的现代翻版，是
“科学”语言装饰下的叔本华哲学。
十、王攸欣先生的宇宙图式
王攸欣先生找到了《红楼梦》的“根要”，但是这并不彻底，还必须找到
“根要”的“根要”，还必须“上行”，找到“本根”。这个“本根”，据王先
生说，就是“意志本根”（王文）。
基因毕竟只是生物领域内的事情，为了使自己的理论彻底，王先生由生物的
基因上溯到宇宙的根本。“基因延续扩展的固定趋向，源于宇宙的根本动能”
（王文）。“宇宙的根本动能”是什么？王先生回答道：“世界的根本在于意
志”。王先生继续解释“意志”：“选择‘意志’一词，是一种象征化和拟人化
的表达，不很恰当，如果选择纯粹理性化的表达，可以用‘能’或‘动能’代
之。”（王文）因此，“动能”或“能”不过是叔本华的“意志”的另一种表达。
因此，“基因……源于宇宙的根本动能”，实际上是说，基因源于叔本华的“意
志”。“意志”就是“根要的根要”。
王先生是服膺叔本华唯意志论的哲学的，他介绍叔本华的哲学说，“整个宇
宙的根源、本体是意志，人与一切事物都是这样一种意志本体的体现”，“世界
的根本在于意志……人的一切欲望都是这一意志本根的体现”，这是“迄今为止
的人类文化史所发现的最为重要的真理之一”并且认为，“不能理解这一真理，
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世界，也不能很好地理解一切文化包括文学的形态。”（王文）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宇宙的图景：“世界的根本在于意志”。“人与一切事
物都是这样一种意志本体的体现”。基因，也“源于宇宙的根本动能”，即源于
意志。“意志”决定了基因“延续扩展的固定趋向”。基因是“意志”在生物界，
也是在人间的代理。人只是基因的载体。基因代替“意志”统治生物界，行使意
志的职能。人类文化产生的根源也是“意志”，但是，人类文化只是“基因延续
过程中适应于生存环境的功能性因素”。因而人类，不过是基因延续自己，拷贝
自己的工具。归根结底，整个宇宙都不过是“意志”的工具、奴隶。“意志”是
世界一切事物的本原，是世界的本体，世界的支配者、统治者、“根要”、“本
根”，是世界的造物主，它代替了上帝的位置。这样，王先生就为我们解释了世
界和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包括叔本华没有解释，或者没有来得及解释的事物，比
如基因。
这就是王攸欣先生的宇宙图式或曰宇宙观。
树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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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九讲座：文字的个性与风格
星期三 十月 21, 2015 10:46 am
文心社新泽西分社于10月17日星期六借位于新泽西中部城镇Piscataway的Church会所, 特别举办《陈九谈小说写作：文字的个性与风格》的文学讲座。20多位多年的写作爱好者，甚至还有远道纽约和长岛者赶来参加。讲座由文心社负责人枫雨主持，先向大家介绍陈九，然后讲员开讲两小时，中间穿插有听众互动回答问题。最后听众们还参与了陈九《纽约第三只眼》一书的签售活动，大家争相与作者合影。
陈九在讲座开始，特别说到自己的职业是数据库设计师，并不是科班出生的专业作家，他每天八小时上班，文学是他的爱好，也是他的毕生追求。自文革后期写出中篇小说《晚霞》，被传为手抄本险些“闯祸”后，陈九就没再写过小说，直到八六年赴美留学之后。九十年代初陈九开始在北美华文媒体发表诗歌。不久便开始散文和小说的创作，其个性风格日臻成熟。陈九的中篇小说《挫指柔》，《老史与海》分别荣获第四届《长江文艺》完美文学奖，和第十四届文学百花奖等重要文学奖项，得到国内主流文学界的重视。
陈九在幽默风趣和中肯严肃的讲解中，向大家道出他的写作体会和一些独到的见解。陈九认为，
文学的特性就是要显示个性。文字，是多种艺术表达方式之一种，也同样要追求表演的，要通过平面的文字，表达出空间感，让读者体会到其“立体”效果。作者如果能够让读者体会到文字的个性与风格，那就可以说不错的文字。从本质上说，文学是以情感为皈依的，文是字，学是情感，这才是文学的本意。
文学需要作者的勇敢和真诚，离开这个前提，很难有好作品。读者不需要说教，像日常生活中一样，需要知心朋友，这与作者创作的初衷是一致的。当然，也要适度把握叙述的尺度，不需要什么都公诸于世，或纠缠于琐事之中，这不等于真诚，而是絮叨。作者受到读者的喜欢，不是因为文字游戏，而是亲切感，真诚的文字个性。文学史上很多传世之作，就因为作者坦诚的个性，以及作品中展示出来的勇气而流传千古。
作者需要把人的个性，通过独特的文字风格，和多年努力逐步积累出的“才华”，在作品中显示出其“叙述”工程中运用文字和驾驭人物特点的能力。
陈九还说到自己的写作风格。主要是受益于长期的诗歌写作，例如宋辞的影响就比较大。自己因为喜欢方言，加上对诗歌中的节奏和韵律特点以及语气停顿的把握，写作时会带上了立体三维不可缺或的因素--丰富的声音意境。例如，《水獭街佚事》，就是让读者忘记文字，去体会出百老汇歌舞剧的效果，用声音和节凑表达各个族裔人物在大舞台上的个性特征。个性加上艺术性，才有文学的风格。还有一部的作品《常德道大胖》，是运用天津方言写成。方言的使用必须适度，不是追求过分的纯，让读者感受到其文字和语言存在着扑面而来的声音“空气”就可以了。
陈九后来在回答听众的提问时说，作者在写作中作品的质量，文字的运用等，需要作者自己去把握和控制，拿捏合适，而不只是靠灵感的驱使。他自己每天的生活中基本上简单安静的，这样才能在众多头绪和不时闪现的各种各样灵感中，在手头积累的多个写作要点中，在有限的日常时间和人生中，把握好重要的写作计划，因为现在随着写作经历和经验的积累，要写的东西非常之多。
另外，听众有提问，除了写诗写小说，是否有写散文。陈九说现在小说和散文的界限已经逐渐模糊，甚至不再重要。有些散文就像小说一样写出人物，有些看似小说的东西，实际上却是散文。作品除了故事意境之外，还应有暗指的境界，更深的寓意，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还有，在谈到与国内作家的交流态度时，陈九说到，海外文学爱好者不应孤芳自赏，因为毕竟是“中文的根在那边”，现在几个非常有分量的杂志，仍然是有质量保障的，很多大家公认的作家，就是通过这些刊物，从发现，扶持和推荐而逐步成长起来的。
左起：纽约Suny大学赵兰教授、纽约作家蔡维忠、石溪大学李文心教授、枫雨、纽约作家陈九、作家南希、含嫣。
前排左起：梓樱、唐简、王博、应帆、蔡维忠、李文心，老莫。
后排左起：徐燕妮、山石、艺萌、张姗姗、陈九（讲员）、王开春、苗娟、枫雨、赵兰、含嫣、南希、世桑。
文/世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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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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