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首页 -> Blogs(博客) -> 飞云浦
正在观看博客的会员有： 没有
|
曹文轩：美与思想具有同等的力量
星期五 四月 08, 2016 5:51 pm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2016年4月出版《曹文轩作品精选集》，其中包括《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等16册图书
4月4日，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 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揭晓，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摘得桂冠，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得这一殊荣。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帕奇·亚当娜宣读颁奖结果时说：“曹文轩的作品书写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的挑战的榜样，能够赢得广泛的儿童读者的喜爱。”并如是称赞其作品“用诗意如水的笔触，描写原生生活中一些真实而哀伤的瞬间”。
曹文轩1954年出生于江苏盐城一个十分贫穷的乡村，他坦言，自己的童年是在物质窘迫中度过的。他回忆，自己最不喜欢的季节是春天。因为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季节，头年的粮食吃完了，而新一年的粮食还未收获。春日又很长，似乎漫无尽头。春天热烘烘的太阳将人的汗毛孔一一烘得舒张开来，使人大量耗散着体内的热量。他曾这样描述：饥饿到了极致，有一种想啃石头的欲望。太阳是那么的辉煌，那么的耀眼，他却巴望它能早点沉没，让夜的黑暗早点遮住渴望见到蒸蒸日上的世界的眼睛，也遮住——干脆说死了——饥饿的欲望。他后来开玩笑说，他怀疑自己的脑子都被饿坏了。一个时期，他的发育似乎停滞了，这引起家人的恐慌：莫是个矮子！常常仰视别人，使他有了一种深刻的自卑感。大年三十晚上，他带着要长高的渴望，勇敢地爬门板。这是当地的一种迷信，据说这样可以长得跟门板一般高。不屈不挠的基因，使他终于又拔高了一截，成为一个身材正常的人。
显然“苦难”是曹文轩童年记忆中的一个关键词，但同时，无论是他慈善的老祖母、疼爱他的母亲、充满哲思的父亲，还是给他无限情趣和恩泽的水乡，都为他童年刻下了温暖的记忆。或许这些，不仅让苦难在他的生命中转化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文学力量，更让他的文学创作与理论建树与儿童紧紧相连。
可以说，中国近30多年的儿童文学，是与曹文轩先生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儿童文学还处于十分沉闷的状态下，他勇敢而又智慧地提出“儿童文学应回归文学”，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他提出“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到后来提出“儿童文学是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的理念，他的文学思想一直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儿童文学。
“美与思想具有同等的力量。”这一精神始终贯彻于曹文轩的全部作品之中。在儿童文学普遍放弃文学性或是一味注重其思想教育功能的情况下，他对儿童文学的定义作了更为全面的界定。他认为，“美是儿童文学的一个不可丢失的基本面”，“美感教育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能”。他在大量的文章与讲话中，反复阐述：只有那些既思想深刻又具有审美能力与审美情调的人才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人。儿童文学应比其他任何文学艺术的门类更需要注重美。他的作品是中国儿童文学中最为优美的文字。他的作品之所以得到广泛关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作品所具有的美感，而这些美感在今天的儿童文学中似乎已经不多见了。人性、大自然以及种种思想、种种物象的美，在他的作品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呈现。它们不仅感动了青少年，也感动了成人，他的作品常常被全家人共同阅读。长篇小说《草房子》《红瓦》《根鸟》《细米》《青铜葵花》《大王书》《枫林渡》《山羊不吃天堂草》《丁丁当当》等，百余篇短篇小说以及30多种图画书等莫不如此。
在商业化氛围愈来愈浓重的今天，曹文轩先生不为所动，始终坚持经典化写作。同时，在儿童文学普遍放弃安徒生的悲剧传统，基本上倾向于嬉笑与快乐的语境中，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理论上，他却始终坚持儿童文学的悲剧精神。“儿童文学不能简单地定义为‘是一种给儿童带来快乐的文学’，儿童文学除了给儿童喜剧快感，还应当给儿童悲剧快感。”痛苦感、悲剧意识、忧患意识，应与快乐同行。他始终坚持儿童文学的悲悯情怀。“宽广的人道主义”是理解他作品的关键词语。
曹文轩“成长小说”概念的提出，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问题，从理论上也从实践上划分了儿童文学的不同区域以及不同区域的不同尺度，从而使许多过去的儿童文学所不能触及的方面，现在变得顺理成章。他的成长小说系列为中国儿童文学开辟了新的生活领域与审美领域。近十年来，曹文轩涉足图画书领域，系列图画书开创了中国图画书的新的历史。在他看来，图画书是用来给孩子打精神底子的书。他的“无边的图画书”“在所有文学的门类中，图画书是离哲学最近的一种”等富有见地的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理论与实践并举，被誉为中国的“图画书之王”。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文慧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金满楼：乾隆为何不肯放过张廷玉？
星期五 四月 08, 2016 5:40 pm
摘要
在乾隆看来，张廷玉这是什么行径呢?是典型的巧宦心术，把做官当成获取个人利益的工具，时势有利就全力营求，时势不利就主动求去，以图保荣避祸，哪里算得上纯臣所为?
一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不过其当政之初却是手忙脚乱，因为雍正的驾崩过于突然令其接班极为仓促，年仅二十五岁的他几乎没有政治经验，也完全没有做好当皇帝的准备。
不过，好在雍正给他留下了鄂尔泰、张廷玉两大重臣，在后者的帮助下，乾隆才得以顺利接管朝政并及时的稳住阵脚。
张、鄂二人为官数十年，以其对各级官僚体系及朝政运作的熟稔程度，对乾隆初政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让乾隆感到不满的是，随着鄂尔泰、张廷玉两人地位的不断上升，其身边也日益形成利益小集团。以鄂尔泰为例，其子侄辈多半为总督巡抚，如鄂容安为两江总督，鄂弻为四川总督，鄂宁为云贵总督，鄂昌为甘肃巡抚，鄂乐舜为山东巡抚，可谓满门显贵，家族势力也大为膨胀。
张廷玉的情况也比较类似，其家族子弟多为达官要职，如其弟张廷璐曾任礼部侍郎，其从子张若溎曾任刑部侍郎、左都御吏等，长子张若霭官至礼部尚书，次子张若澄为内阁学士等。此外，桐城张、姚两姓为当地大族并世代联姻，时称“天下缙绅，张、姚二家占尽其二。”
鄂尔泰、张廷玉是雍正遗诏中指名要配享太庙的重臣，其在位日久，位高权重，即便二人并无植党企图，但其身边总少不了趋炎附势之人。大臣们各怀揣度攀附之意，由此分出派系，彼此争权夺利。
大体而言，鄂尔泰一派主要以满人督抚为主，另有尹继善、史贻直等朝中大僚;而张廷玉的支持者多为科举出身的汉人官僚，其中不乏朝中九卿及地方督抚。颇具讽刺的是，雍正生前最恨朋党，而其最信任的两位大臣在乾隆朝后竟然成了两大朋党之首领。倘若雍正地下有知，或许也只有尴尬苦笑了。
对于鄂、张两党，乾隆也是心知肚明，其采取的策略是“擒贼先擒王”，矛头直指其首领。首先被打击的是鄂尔泰，其部分原因是鄂尔泰为人傲慢，行事张扬，加上结党营私的吃相外露，因而被乾隆多次降旨“严行申饬”。乾隆六年(1741年)，御史仲永檀参奏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鄂善，鄂尔泰及其长子鄂容安相继被卷入，乾隆甚至放出如此狠话，“鄂尔泰应该自思：朕从前能用你，今日能宽你，难道将来独不能重治你的罪么?”战战兢兢数年后，鄂尔泰于乾隆十年(1745年)病逝，总算是福大命大，不但保全了名节，而且还顺利地配享了太庙。
二
相比而言，张廷玉就要老道圆滑多了。如时人所说，“张文和(即张廷玉)之察弊，亦中人之才所易及。乃画喏坐啸，目击狐鼠之横行，而噤不一语。”张廷玉也不去管它，笑骂任他笑骂，他只想当个太平宰相，正如他的那句名言，“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安安静静地致仕荣归，这辈子也就算功德圆满，再无他求。对此，乾隆也觉得有些过分，说“张廷玉善自谨而近于懦者!”
张廷玉的这种状态，说好听一点叫稳重平和，说难听点就是不思进取，这让雄心炽烈、急于表现的乾隆当然感到不满。这时，鄂尔泰的去世倒是个好时机，乾隆乘机调整中枢，三十出头的青年权贵讷亲被任用为军机大臣，而且位列于张廷玉之前，这让后者心中多少有些尴尬而不自在。
一年后，乾隆又下谕旨，称“大学士张廷玉服官数十年，今年逾古稀，每日晨兴赴阙，未免过劳，朕心轸念。嗣后可仿此意，不必向早入朝。”换言之，张廷玉已经被排除在核心圈外，其地位的急剧下降已成事实。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毕竟岁月不饶人，自然规律不能抗拒。乾隆三年(1738年)后，张廷玉自感精力大不如前，看文件眼花，写字打颤，正如他在请辞兼摄吏部的奏折中说的，“今犬马之齿六十有七，自觉精神思虑迥不如前，事多遗忘，食眠渐少。”不过这次却被在位未久的乾隆给驳回了。
乾隆十一年(1746年)，张廷玉最看重的长子张若霭突然病故，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对张廷玉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此后，张廷玉的精神状态急转直下，如《啸亭杂录》中说的一个笑话：张文和公晚年颇以谦抑自晦，每遇启事者至，动云：“好、好。”一日，有阁中胥吏请假，公问何事，曰：“适闻父讣信。”公习为常，亦云：“好、好。”舍人等皆掩袂笑，而公未觉也。
乾隆九年(1744年)，张廷璐告老还乡时，张廷玉作诗送别。在诗中，张廷玉对老弟的退休归里颇感羡慕，而对自己能否顺利引退则似无把握。诗末两句，张廷玉希望自己返回故里时，老弟能在家门口“拄杖花前一笑迎”，兄弟俩把酒话旧，共度余年。不过，这只是他的美好愿望，因为张廷璐在回乡次年即因病去世，而张廷玉的引退问题则屡经波折，几成噩梦。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张廷玉趁着入宫赴宴的机会向乾隆提出致仕的请求，说自己“年近八旬，请得荣归故里”。说到动情处，其“情辞恳款，至于泪下。”张廷玉本以为，自己主动让出位置，乾隆会心领意会，顺势推舟，以便安排新人上岗。但他没想到的是，乾隆仍拒绝了其请求，说“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
张廷玉听后争辩说，宋、明两朝也有配享大臣乞休回家的，如明太祖时期的刘基等。更何况，七十悬车乃古之通义，老子曾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而引退，于国于臣都是好事。
张廷玉的话让乾隆听了很不痛快。要知道，刘基求归是朱元璋猜忌功臣的结果，张廷玉以此为例，岂不是把自己也当成了朱元璋那样的刻薄寡恩之主?作为朝中重臣，一身任天下之重，岂能以艰钜自诿，而以承平自逸?如果七十必令悬车，又何来八十杖朝之典?如必以泉石倘徉，高蹈为适，独不闻武侯鞠躬尽瘁之训耶?
话说到这里，张廷玉也不敢再辩了，只得免冠叩首，呜咽不能自胜。眼看老臣流涕，乾隆也不好怎么样，当日之辩无果而终。退朝后，一向争强好胜的乾隆觉得道理没有说清，于是又在次日发布长篇谕旨，将这番争论公布于天下。
谕旨中，乾隆一下就把此事提到了“君臣大义”的高度，说“为君则乾乾不息，为臣则蹇蹇匪躬，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张廷玉身为老臣，“不独受皇祖、皇考至优至渥之恩，不可言去。即以朕十余年眷待之隆，亦不当言去。即令果必当去，朕且不忍令卿遽去，而卿顾能辞朕去耶?”
乾隆又说，如果有人参奏张廷玉恋栈要职而求去，这尚可理解;无人参奏而自行求去，则有违君臣大义。为人臣者，断不可存此心;如预存此心，必将漠视一切，君臣间泛泛如秦越人之相视矣!如此，年至则奉身以退，谁又肯为国尽心出力?“此所系于国体官方、人心世道者甚大!”更何况，“我朝待大臣恩礼笃至，而不忍轻令解职。大臣苟非隆老有疾，不轻陈请，恐不知者反议其贪位恋职，而谓国家不能优老。”
最后，乾隆还是对此事做了一定的妥协，令张廷玉不必兼理吏部的所有具体事务，改由大学士来保兼管吏部事。
高阳在《柏台故事》中说，乾隆之所以不准张廷玉退休，原因有二：一是担心张廷玉回到桐城故里后，以其肚子里的存货，如雍正继位及弑兄屠弟，杀年羹尧、隆科多灭口等秘事恐怕会流传民间;二是乾隆认为张廷玉虽然祖籍桐城，但其家数代为官，自小“长于京邸，子孙绕膝，原不必以林泉为乐”，在京城同样可以“从容及仗，颐养天和”。
高阳之说也不是全无道理，不过其所说的秘事未必是真，而以张廷玉的谨慎性格，所谓秘史外传也没有得到事实的证明。如以乾隆的个人角度来看，张廷玉很可能是因为他在朝中受了冷落、心生不满所致。而且，张廷玉一再乞休的做法明显表明，他对自己的忠诚和个人感情远不及对父皇雍正，这才是让乾隆感到十分生气的原因所在。
三
此时的张廷玉，运气也有点背。在乞休被拒不久，因为孝贤皇后的突然去世，乾隆性情大变，大清官场人人自危，张廷玉也不能例外。当年九月，乾隆《御制诗集》刻本刊行后，由于其中讹误甚多，作为总裁官的张廷玉被交部议处;十月，翰林院所撰的孝贤皇后冬至祭文中用“泉台”一词不妥，张廷玉作为撰文人之一，也被罚俸一年;十一月，张廷玉等又因拟写票签错误而被交部议处，最后被销去二级。
拟旨、文字原本是张廷玉的优长，但乾隆偏要在这个问题上一再挑刺，这让张廷玉难免有“伴君如伴虎”之惧。张廷玉做了一辈子的官，一直以来都是顺风顺水，基本没犯过什么错，但要是事到终了而晚节不保，那前面做得再好也不过是一场春秋大梦。想到这里，张廷玉渴望退隐的念头也就越来越强烈，及时抽身退步，给自己的一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也就成为他余生最大的愿望了。
乾隆十三年的风波日渐退去后，张廷玉终于抓住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在次年十一月的一次君臣谈话中，乾隆发现张廷玉这一年多来的变化太大了，其思维明显迟滞，说话也时常颠三倒四，昔日警敏周密之能臣，已成老态龙钟之颓势。有见于此，乾隆心中也不免感叹，岁月无情，概莫能外!
召对结束后，乾隆顺便问起其身体状况，张廷玉趁机详陈衰疲之状，并试探性地提出退休请求。这次，乾隆总算动了恻隐之心。数日后，乾隆发布谕旨，称张廷玉“自今年秋冬以来，精采矍铄，视前大减，……夫座右鼎彝古器，尚欲久陈几席，何况庙堂元老，谊切股肱。然亲见其老态日增，强留转似不情，而去之一字，实又不忍出诸口”。之后，乾隆命人将谕旨送到张府，让张廷玉自择去留。
按乾隆的设想，老练过人的张廷玉应该明白自己的意思，回奏时应一面陈述自己老病不堪，难于支持，另一方面又犬马恋主，不忍离去;这样的话，乾隆才好顺水推舟，做出关心老臣的姿态，特命其荣归故里，优游泉林。如此，君臣应对才算是干净漂亮，成就一段佳话。
但是，让乾隆大失所望的是，张廷玉见旨后喜出望外，当即上奏谢恩，“请得暂辞阙廷，于后年江宁迎驾。”事已如此，乾隆也看出张廷玉一来是求去心切，二来也确实是老了，已不复当年的精明。既然这样，就放他走吧!
为此，乾隆再发谕旨，说“大学士既陈奏恳款如此，应加恩遂其初愿，示朕优老眷旧，恩礼始终之意。著准以原官致仕。”此外，“伯爵非职任官可比，仍著带于本身。”因为此时正是严冬，乾隆又安排张廷玉在明年春天启行，届期另颁恩谕，南巡时也可相见。谕旨最末，乾隆还展开联想的翅膀，说十年之后，“朕五十正寿，大学士亦将九十，轻舟北来，扶鸠入觐”;届时，君臣重逢话旧，“成堂廉盛事，不亦休欤!”
按说，张廷玉的一生仕业到此算是划上圆满的句号了。但鬼使神差的是，张廷玉这时又想起了“配享”问题，这问题不解决，他走也走得不安心。是啊，此前乾隆在谕旨中说过，“从祀元臣，岂有归田终老之理”，而自己的对头、文渊阁大学士史贻直等人也曾参奏自己不当配享，这万一回到故里而失去配享荣誉，未免有些太过可惜了。
辗转数日后，张廷玉在儿子的搀扶下进宫面见皇帝，请求以一言为券，保证自己死后能配享太庙。如此惊人之举，若是换到以前，张廷玉恐怕是想都不敢想的。
乾隆听了张廷玉的哀哀请求后也是惊诧莫名，继而十分不快。他万万没想到，张廷玉竟然会得寸进尺，所言所行迹近要挟，竟然要皇帝写保证书!且别说自己没不让张廷玉配享太庙的打算，就算有，那也容不得张廷玉指手画脚啊?张廷玉这么想、这么干，明摆着就是信不过他嘛!
想到这里，乾隆真是差点把肚皮气爆。但到最后，他还是忍住了这口气，算了，好事做到底，不跟这老糊涂计较了。毕竟，张廷玉是三朝老臣，雍正遗诏“保其始终不渝”并令其配享太庙，就算不看张廷玉的面子，也要顾及父皇的面子吧。
当然，身为皇帝之尊，保证书是不能写的，不过可以破例再开一次恩，以诗为券，算是答应了张廷玉的请求。当晚，乾隆越琢磨越不是滋味，于是他写了一首意味深长的诗给张廷玉，曰：造膝陈情乞一辞，动予矜恻动予悲。先皇遗诏惟钦此，去国余思或过之。可例青田原侑庙，漫愁郑国竟摧碑，吾非尧舜谁皋契?汗简评论且听伊。
乾隆诗中的情绪是明显的，不过得了保证的张廷玉在兴奋之下竟没看出其中的毛病，他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按理，张廷玉在次日应亲自进宫谢恩，但或许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加上天气严寒，第二天他竟未能亲自赴宫而只是命其子张若澄代其前往到宫门谢恩。而正是这一小小的疏忽，结果惹来了漫天的大祸。
四
就像压力锅一样，乾隆对张廷玉的不满并非一日，这次一再加恩、再三容忍，而张廷玉却并不感恩，甚至连基本的礼节都如此轻慢，这下乾隆的愤怒算是到了临界点了。其当即命军机大臣拟旨，令张廷玉“明白回奏”!这下，张廷玉知道麻烦大了，他也顾不上严寒和病体了，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宫中磕头认罪。
但是，乾隆的火气更大了。因为事情太清楚了，令其明白回奏的谕旨还没发到张家，张廷玉却已经知道内情，天还没亮就赶来认罪，这不是明显有人走漏风声，暗通信息吗?军机处一向号称严密，如此以往，这还得了?
于是，乾隆将张廷玉当面痛骂一顿后，当晚又亲自缮写了一篇上谕，大加痛斥。接着，乾隆又开始追究军机处泄露消息的责任。
被责之后，张廷玉回奏称“十三日实因心恐谢恩稽迟，急欲趋阙泥首，是以向早入朝，并未先得信息。”看到这里，一向爱较真的乾隆又不高兴了，说如果十三日“因风寒严劲，步履不前，则次日何尝不寒?且何难于谢恩摺内声明?……是日承旨系傅恒、汪由敦二人，以二人并论，则非汪由敦而谁?”
汪由敦为张廷玉说情固然不假，但乾隆心想这事也可能错怪好人，于是又给自己留下余地，说就算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不是汪由敦送信，那也必定是军机处司员、中书等有人送信。张廷玉在军机处任职二十余年，这些人都是他的属员，暗通消息也在情理之中。此事若严加审讯，不难查个水落石出。不过，朕自即位以来，一再包容张廷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为这事遽兴大狱也大可不必。但有一点必须搞清楚了，朕绝非可以随意朦混了事的人，且张廷玉摺内于汪由敦不涉一字，明系避重就轻，其荐汪由敦，非以爱之而实害之也。如今汪由敦已经被革职留任，张廷玉也自请交部严加议处，那好，就交付廷议，看看大臣们作何公论。
皇帝定了调，大臣们当然心领神会，廷议结果是“张廷玉除不准配享外，应革去大学士职衔并伯爵，不准回籍，留京待罪。”对此，乾隆很是满意，说张廷玉之罪，“固在于不亲至谢恩，而尤在于面请配享”，试问他为何非要朕“一言为券”?明摆着就是信不过朕，这才是朕最生气的地方!试想太庙配享的都是功勋卓越的元老，张廷玉何德何能，有何功绩，可以和那些元勋相提并论?鄂尔泰还算有平定苗疆的功劳，张廷玉所擅长的，不过是谨慎自将，传写谕旨，所谓“两朝纶阁谨无过”罢了!
说到这里，乾隆总算把自己压了多年的真心话说出来了：“在朕平心论之，张廷玉实不当配享，其配享实为过分。而竟不自度量，以此冒昧自请，有是理乎?”
骂也骂了，真心话也说了，感觉舒畅的乾隆又开始扮好人，说张廷玉虽然不配配享，但看在他是耆旧大臣并蒙皇考隆恩异数的份上，这次也不跟他计较了。说到底，配享是先皇所赐，这个朕不能改，但伯爵是朕所赐，张廷玉既对朕毫无感情，那也不必给他，“着削去伯爵，以大学士原衔休致，身后仍准配享太庙。”至此，张廷玉乞休与配享之事算是告一段落。
从此事件也可看出，乾隆对张廷玉的看法与父皇雍正大为不同，而其中也彰显了两人性格的极大差异。平心而论，雍正为人毅定阴鸷，但其性格中却有着天真任性的一面，其施政处事常有冲动急躁之举，而张廷玉办事周密细致，耐性极好，两人恰好互补，因此君臣相得，十分融洽。在雍正看来，张廷玉不仅有才华有能力，而且品德高尚，忠于人主，称之为“纯臣”也不为过。
至于乾隆，情况就不一样了。张廷玉是精明人不假，但乾隆同样是精明人，一样的世故，一样的玲珑多窍。所谓“同类相斥”，乾隆一眼就看出了张廷玉身上的“巧”和“滑”。在其看来，张廷玉表面上勤勉尽责，背后却心机极深，很多事都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只不过手段高明，善于掩饰，世人不知，为其蒙蔽而已。从乞休与配享这事就可以看出，张廷玉“辗转思维，惟知自私自利，不惟得之生前，而且欲得之身后。”
在乾隆看来，张廷玉这是什么行径呢?是典型的巧宦心术，把做官当成获取个人利益的工具，时势有利就全力营求，时势不利就主动求去，以图保荣避祸，哪里算得上纯臣所为?
张廷玉辛辛苦苦一辈子，没想到最后落得灰头土脸，名誉扫地。心惊胆战之余，他只想赶快回乡，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五
转到来年三月，张廷玉按之前“明春回乡”之旨请示乾隆，以备启程。这次，乾隆倒也算给面子，说上年的事情弄得很不愉快，但近来详加体察，张廷玉“实乃龙钟昏愦，力不能支。当时闻命之下，精神短浅，或心思实有不到，而非出于恃恩疏节，亦未可知。”
作为和解，乾隆命“赐给御制诗篇手书二卷，并御用冠服数珠如意诸物”，起程之日，“仍令散秩大臣领侍卫十员往送，用示朕优老眷旧至意。”
张廷玉的运气也着实是背到家了。就在他收拾停当、准备启行之时，皇长子永璜去世了!张廷玉曾为永璜的师傅，这时当然不能置身事外，只能一次次行礼如仪。好不容易熬过初祭，丧礼告一段落，张廷玉归乡心切，于是又向皇帝上奏，要马上启程。
话说乾隆死了儿子，而且是自己对不住的皇长子，此刻心情简直恶劣透了，浑身像吃了枪药，有气没处发。张廷玉这一上奏，无疑是火上浇油，硬把自己撞在了枪口上。
乾隆十五年(1750年)四月，借着额驸、超勇襄亲王策凌配享太庙之际，乾隆指桑骂槐地说，“详阅配享诸臣名单，其中如费英东、额亦都诸臣皆佐命元勋，汗马百战，功在旂常，是以侑享大烝，俎豆勿替”。大学士鄂尔泰配享已过优容，张廷玉更是不当配享。彼在皇考时，不过以缮写谕旨为职，自朕御极十五年来，毫无建白，毫无赞勷，朕之姑容，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做做样子而已。
说完这段刻薄话后，乾隆旧事重提，说张廷玉因乞休、配享事被革去伯爵后，仍“靦然以老臣自居，并不知感”;其一心求归，不巧遇上皇长子定安亲王之丧，甫过初祭即奏请南还，“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安亲王师传，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谓尚有人心者乎!?”最后，乾隆令将此旨及配享诸臣名单交于张廷玉，让他自己说说看，到底有没有配享的资格。
话说到这份上，张廷玉只得自打耳光，说自己“老耄神昏，不自度量，于太庙配享大典，妄行陈奏。……臣既无开疆汗马之力，复无经国赞襄之益，纵身后忝邀俎豆，死而有知，益当增愧。……敢恳明示廷臣，罢臣配享，并治臣罪，庶大典不致滥邀，臣亦得安愚分。”
乾隆随后将张廷玉的回奏交廷臣集议，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张廷玉不应配享，而且应革去大学士职衔。乾隆说，朕本意并不想停其配享，但张廷玉的举动实在过分，一再乞休不说，还要朕“一言为券”，朕允其请，而其竟谢恩不至。及遇皇长子之丧，甫过初祭即奏回南，于君臣大义及平日师傅恩谊，毫不在意。著照大学士九卿所议，罢其配享，至于所议革去大学士职衔之处，仍著宽免。
习了一辈子臣术，最后还是一败涂地;辛苦了一辈子，最终却丢了伯爵和配享两项荣誉，张廷玉这回算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灰溜溜地回老家了。更让他生气的是，其归家之日，地方大员为了避嫌，竟无一人出面迎接。备受打击后，张廷玉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没多久他又惹上了麻烦事。
原来，四川学政朱荃为多捞点主考官的外快而隐瞒母丧消息，其“匿丧赶考”，为御史储磷趾所参。这事本与张廷玉无直接关系，但朱荃曾受张廷玉举荐，两人又是儿女亲家，乾隆厌恶张廷玉，结果把他也给扯上了。事后，乾隆派内务府大臣德保前往张廷玉老家抄查追缴以往三代皇帝对张廷玉的一切赏赐。
乾隆十五年(1750年)八月，钦差大臣德保来到张家后，随即命人开箱砸柜，大肆查抄，几成挖地三尺之势。所幸的是，张廷玉持身清正，并无太多财产。当然，这并不是德保来此的主要目的，其所奉密旨其实是借追缴名义严查张廷玉的私人文件及藏书，看看老张对乾隆究竟有无怨怼之词。所幸的是，张廷玉为人确实谨慎，德保费了老大劲，仍旧一无所获。
按说，退休高官休致回家后，通常会写点笔记、回忆录什么的，即便不对外公开，给儿孙们看看借以励志也是常有之事。但张廷玉虽留有文字，但绝不涉及政事，更别说什么秘闻了。德保查抄了张廷玉数百封私人书信，但其中均为家常琐事。张廷玉也自编了一本年谱，但其中只记载了自己一生大事，涉及三朝皇帝时只记“恩遇”、“赏赐”，而无一字涉及朝政及机密。完事后，德保对老张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此谨慎，都快成了精了!
既然没抓到张廷玉的把柄，乾隆也只得悻悻然地说，德保实在胡闹，只是让他追缴赏赐之物，如何能胡乱抄张大学士的家?这万一把老人家吓着，看朕不追究你的责任!话虽如此，事情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一再打击下，张廷玉自是夹起尾巴，老实做人。据说，其居家期间，日日兀坐家中，终日不发一语。回乡五年后，张廷玉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去世，享年八十三岁。消息传到京城后，乾隆也觉得自己对张廷玉确实苛刻了点，说“要请之愆，虽由自取，皇考之命，朕何忍违?且张廷玉在皇考时勤慎赞襄，小心书谕，原属旧臣，宜加优恤。应仍谨遵遗诏，配享太庙，以彰我国家酬奖勤劳之盛典。”
如此，被反复折磨多次后，太庙的那块冷猪肉最终还是摆到了张廷玉的嘴边。终清一世，汉大臣而得配享太庙者，惟张廷玉一人而已。略有遗憾的是，张廷玉谥“文和”而未能得“文正”，这或许也说明乾隆仍对其心存芥蒂。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皇帝写诗怀念昔日的五位大学士，其中张廷玉的一首有这样几句，“悬车回故里，乞言定后荣。斯乃不信吾，此念讵宜萌。……后原与配食，遗训敢或更。……斯人而有知，犹应感九京。”
诗后，乾隆自注云：“张廷玉虽有过，余仍不加重谴，仍准以大学士衔休致，及其既卒，仍令配享太庙。余于廷玉曲示保全，使彼泉下有知，当如何衔感乎?”这段话，译成白话就是：张廷玉虽然犯错，但朕并未严惩，仍准许其以大学士衔退休。及至去世，朕仍令其配享太庙。如此优容保全，如张廷玉地下有知，又该当如何感激涕零?
当然，乾隆有时也不乏自知之明。张廷玉去世三十年后，乾隆临雍视学，其想起当年曾欲举行三老五更古礼，“彼时鄂尔泰依违其间，张廷玉则断以为不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自撰三老五更说，命勒碑辟雍，而其所见与张廷玉同。
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复见张廷玉所议，遂命勒碑其次，并题其后，谓张廷玉“有此卓识，乃未见及”，“设尔时勉强行之，必有如廷玉所谓资后人之议者矣”;“盖戊午朕方廿八岁，而戊戌则六十有八，此亦足验四十年间学问识见之效，而年少时犹未免有好名泥古之意，至今则洒然矣”;“以识已学之浅深，及弗掩人之善也。夫廷玉既有此卓识，何未见及朕之必不动于浮言。”
最末，乾隆又加了一句，说“朕必遵皇考遗旨，令其配享。古所谓老而戒得，朕以廷玉之戒为戒，且为廷玉惜之。”由此可见，乾隆对张廷玉冒犯之事始终未能释怀，这大概也是张廷玉备受折辱的原因了。
来源：今日值得花时间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八十年代”征文获奖名单
星期五 四月 08, 2016 5:32 pm
共识网“八十年代”有奖征文项目于2015年08月26日启动，2015年10月15日截止。
此次征文，共识网一共刊发41篇优秀来稿。但经编辑部讨论甄选认为本次征文，未能收到让人眼前一亮的上乘稿件，故此决定本次征文一等奖空缺，望广大读者理解，并且感谢各位对共识网的一贯支持。
经编辑部评选(参考文章点击量以及点赞数)，现将征文评选结果公布如下：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
农夫：贫困县的八十年代
谢祥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爱情片
三等奖：
马双有：一个人民教师的痛苦选择
彭劲秀：八十年代，我人生的黄金年代
柳建球：悲哀的胜利
优秀奖：
八十年代，青春墓碑上的铭文
余杰：我要读书
胡述武：仕在囧途——我的八十年代
宋立民：下铺老王与恩师于安澜
焦玉莲：八十年代这坛老酒
获奖者奖品和证书将于近期陆续寄出，如有获奖者还未告知邮寄地址和手机号的，请发邮件至[email protected]，以便尽快为您寄送。
恭喜以上获奖作者!
共识网编辑部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裴宜理：中国知识分子领导了一场反对他们自己的革命
星期四 四月 07, 2016 5:36 pm
摘要
在许多国家的革命当中，文化人和教育都很重要，但是没有一个地方的革命运动，有像中国革命这样的强调教育的功用，强调革命家作为教育家的功用。中国革命，包括毛泽东本人，对儒家的传统基本上是持否定的态度，但是他们在革命运动当中，一直都非常强调对老百姓普及教育。
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和研究中国革命。也许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革命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于1948年秋天出生在上海。几个月后，当我在圣约翰大学任教的父母带着我离开的时候，解放军正在炮轰上海。我们一家搬到了日本，我就在1950年代充满着公众抗议运动的日本长大。当时，我父母在圣约翰的同事们经常从中国过来，到我们在东京的家来看我们，谈论中国的情况，晚餐桌上的谈话常常继续到夜深。正是大人们这些有关中国革命及其命运的热烈讨论，激发了我一生对中国革命的兴趣。
从我在198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书《华北的造反者与革命者，1845-1945》(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到新近出版的《巡逻革命：工人纠察队，公民性与近代中国国家》(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我一直在试图解释中国革命的渊源和意义。今天的中国，从闪亮的天际线到无处不在的星巴克和大超市，看起来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时代完全是两个世界了。毛逝世以后的三年，我到南京住了一年。那还是革命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票证的年代，我记得吃饭要用粮票，买衣服要用布票，大家都穿着蓝制服，吃的是不怎么新鲜的卷心菜和很硬的米饭。当时的留学生团体都比较同情中国革命，我们的生活也很革命化。清晨，跟着学校大喇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醒过来。我们中一些比较健壮的，但不包括我自己，就会以革命的热情冲出去随着广播早锻炼。我们互相之间以同志相称，还在学术问题、政治问题的争论中经常引用毛主席语录。
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巨大变革后的今天，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化和革命经济似乎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去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行了纪念费正清中心成立五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会议报告中是这样阐述举办会议的考虑的：“当中国正在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今天，中国革命正在退潮。… 这一新的发展瓦解了我们从前有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大叙述。”会议报告认为，历史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需要采用一个全新的观察角度，革命已经不再能够指导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对20世纪以及21世纪中国发展的解读。
我前一段时间去访问古巴。现在的古巴，还是到处可以听到西班牙语的革命这个词，不仅是官方的广播和官方的媒体在讲革命，老百姓也谈论革命。古巴人似乎对革命有共识，你随便问一个古巴人革命意味着什么，你会得到几乎同样的回答：第一是高质量的教育普及，第二是高质量的全民医疗服务。
在中国，情况似乎不太一样，大家现在都不大谈革命。但是如果随便问几个人革命的意义何在，你都会得到各种不同的回答。中国的革命太多了，所以大家对革命都有不同的看法。从近现代史上来说，从太平天国革命到辛亥革命，到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到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然后又有文化大革命，甚至有些人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说成是一种革命，革命的范围非常广泛。每一次革命，都造成了非常不同的后果，而不同社会和经济阶层的人们也从各自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这些重大事件。也许这也是中国人不爱谈论革命的一个原因。在上海的马路上，你听到的都是对购物和股票的议论，而不是阶级斗争之类的事情。然而，我却要说，历史学家只有把今天的中国及其改革开放时代所取得的惊人的经济发展放在中国革命的背景下，才能对之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革命的影响在今天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仍然显而易见，研究中国革命，才能懂得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国历史的每一步发展，都受到前一次革命运动的影响。对最近这一轮的经济革命，也必须在前面所发生的那些革命的基础上来理解。在其他国家中，革命的历史同样影响着今天的发展，我自己的国家美国也是如此。美国18世纪革命对于今天美国政治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其意义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就地域之广和多样性来说，可与中国粗略相比的自然是印度了，后者在近年来也开始启动了雄心勃勃的经济自由化计划(其计划开始于1980年代，但只是在该国于1991年发生全国性经济危机之后才显示出特别的紧迫性)。然而，这两个亚洲巨人之间差异极大的改革模式，不仅使人们联想到他们截然不同的历史及政治制度。无论如何 ，这两个国家近年来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 就经济增长的几乎每一个要素而言(如国民生产总值、国民平均收入、工业化、生产总量、出口量、资本流动、外债，等等)，中国远远超过了其邻居的发展速度。而且，就基本生活指标而言，如文化水平和生活期望值，中国也远远超过了印度。
那些试图解释这两个国家之所以存在显著的社会经济差异的学者，对这两个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做出了互相矛盾的判断。有些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使印度在经济改革上有优势。但有些学者则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使它的经济改革不如中国那么有效率。不管印度的情况怎么样，中国现代经济的基础，是在毛泽东的年代里打下的。毛泽东的革命，开始于中国农村，1949年以后，他仍然关注着中国农村。中国的农村在政府的关注之下，有了很大的改变。毛泽东对农村的一系列政策，虽然有消极的方面，但是也有积极的方面。特别当我们比较印度的情况时，这些积极的方面就变得非常明显。
在1949年，国际学者大多数都认为印度工业化发展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前景，会比中国好得多。因为当时印度的工业化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另外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印度训练了一批行政官员，建立了规范的官僚机构、行政系统，以及非常成熟的英国式的司法系统，这些都是印度的优势。但是30年以后，即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中国在这几个方面都已经超过了印度。美国著名地理学家Rhoads Murphey教授认为中国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要归因于“(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义无反顾的投入和三个相关方面的优势：即计划经济，革命的意识形态，被革命动员起来的民众的巨大力量。”几年之前，印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就认为中国的优势正是印度的弱点，即印度没有对农民的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有足够的投入和关注。50、60、70这几十年的毛泽东时代，我们有很多可以批评它的地方，但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为农民提供的基本医疗和教育，以及农村道路水电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就不可能有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如此看来，费正清中心纪念会议的前提，即“当中国正在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今天，中国革命正在退潮”，是有问题的。相反，中国经济能够有今天的发展，并能持续发展的原因，应该到革命里面去找。
在谈中国革命之前，我们应先给它一个定义，即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谈中国革命。但是如果把中国革命定义在一种或两种意义上，我们就会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中国革命，经历了那么长的历史年代，又有那么丰富的内容，很难仅以一概全。
今天我想讲讲我自己对中国革命的意义的看法，我这一看法是根据我最近正在进行的对安源煤矿的研究中得出的。在这里，我首先想感谢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先生，是他把我带到了安源。前几年的夏天，我和于建嵘先生一起到安源地方去做调查。但在感谢他的同时，我要做一个声明：我在这里所阐述的观点，是我自己的观点，于建嵘先生不付任何责任。
我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早期这一阶段，非常有兴趣。这一阶段，即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有很多年轻的、热情的共产主义青年，深入到工人群众当中去。 其中一个就是安源煤矿，在那里，他们非常积极地开展工人运动。像安源这样的案例，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图形，即共产主义的活动家，是怎么在工人群众中找到愿意听从他们、愿意跟着他们一块闹革命的人的一种方法。
虽然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大批非常出色的对中国革命进行研究的专著，但是我们似乎仍然不能回答这么一个问题：这些青年知识分子，这些1921年在上海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怎样以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主义来吸引社会上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的。
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在其他的革命过程中也同样存在，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中国革命来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在中国儒家的传统当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他们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很大，他们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这是中国的一种特殊的情况。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共产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如何吸引这么多人参加革命的呢?虽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完全以一种革命的姿态来接受西方传过来的民主理念，从而反对自己的儒家文化传统。但他们还只是一小部分人，而绝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像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在观念上有彻底改变。那么这么一小部分的革命青年，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将他们自己所信奉的新的思想，传播给大众并让大众信服呢?
我认为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中国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并没有掩盖他们作为知识精英、社会精英的身份，而是利用这样一种身份。他们就是以一种领导阶层的姿态，以一种知识精英的姿态，出现在老百姓面前。把他们的理念，首先灌输给乡村中的一些上层绅士，再通过他们，让下层的老百姓也同样接受。用“接受”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接受他们的理念，二是接受他们的身份，即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精英，作为一个领导阶层，在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一种合法性地位。所以我认为中国革命呈现了一个悖论：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领导了一场反对他们自己传统的革命。从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充分利用传统中国社会所赋予他们的领导者的角色，而宣传了一种其实是反对儒家、号召大众性的革命的这样一种运动。
我今天要讨论的案例，就是安源煤矿。在1920年代初期，安源得了一个绰号，—— “小莫斯科”。为什么被称为“小莫斯科”呢 ?因为那些热情彭湃的青年革命家，都聚集到这里来，聚集到一个他们认为是工人聚集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时，毛泽东负责湖南的共产主义运动，他马上就把安源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地点。这里有几点原因：第一，安源煤矿是工人阶级聚居的地方，有超过一万的工人聚居在那里，所以它是一个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第二，安源在江西的西边，而毛泽东主要的活动地方是湖南，这两省是毗邻的，有很多安源工人都是湖南人。
在 “毛主席在安源”这幅画中，毛主席穿着长衫——知识分子穿的衣服，向工人群众宣讲革命。画这幅画的画家刘春华，在创作这幅油画之前，专门去安源访谈当年那些老工人。那些老工人告诉他，毛主席来的时候，穿的是长衫，是读书人的样子，他们当时非常的感动，说：“读书人从来不到我们这种破地方来的，竟然一个读书人来了。”那些老工人还说毛主席下井了，到井下去和工人们交谈。他们非常深刻的记得，毛主席当时问他们：“你们上过学没有啊?识不识字啊?”他们说：“我们都没钱吃饭，哪有钱上学啊?”“那你们喜不喜欢上学啊?假如说学堂是免费的，你们去不去啊?”“那我们就去啦，我们都想上学，我们子孙也想上学，我们都想学点知识。”毛主席就说：“好，明年我会派一个教师过来。”
一年还没到，毛泽东就派一个人去了，派去的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立三。李立三当时刚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他是个非常好的人选。因为他的父亲是个秀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教了他很多古典文学，工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师。
安源属于萍乡县，而萍乡县的县长不喜欢白话文，他非常推崇文言文。所以李立三到了安源以后就用他最漂亮的文言文，写了一个要求在安源办学的建议，那封信写得非常漂亮，县长就批准了。李立三在这里办了一个夜校，他穿着文人的长衫，挨家挨户的去访问当地的工人家庭，动员大人小孩都来上夜校。因此他得了一个绰号——“游学先生”。
一天晚上，夜校的学生在读报纸时，看到一条新闻 ，即上海的工人成立工人俱乐部。那些工人读了后，就去找李立三，说：“我们能不能也成立一个工人俱乐部?”李立三非常高兴的答应了。李立三成立的是一个工会，但它的名字叫工人俱乐部。李立三是在开展工人运动，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工人动员起来参加中国革命。所以他办的夜校、工人俱乐部和编写的教科书都能很好得结合在一起。
李立三很聪明地通过传统的手法，来达到他动员工人参加革命的目的，其中有一个办法就是狮舞。湖南，江西的传统，每逢元霄节的时候，一定会舞狮，地方上的武术高手，就在本地的舞狮活动中大显身手，以这样的方法，来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来跟他们练习武术。李立三就找了一位武术高手，在元霄节的时候，把狮舞舞到了安源地方精英每一家。在舞了一天后，他后面就跟上了几百名青年要跟他学武术了，他最后没有把这些年轻人带回家，却舞到了夜校。到了夜校以后，他出乎意料的宣布：“夜校李先生教我们从今以后不要学打了，也不再教拳了，只有读好夜书，才能走正路，要读书就跟我们去。” 这些青年加入夜校后，很快又加入工会。工会就在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举办了一个仪式，庆祝新的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在这个仪式上，李立三领着头，所有工人俱乐部的工人跟在他后面游行上街，走遍了整个安源。他们一边游行，一边高呼口号“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劳工万岁!工会万岁!”。在这个游行队伍当中，有一个八人抬的大轿子，一般来说，地方上的这种庆典，轿子上抬的都是土地神等一些民间宗教中的神，但是这一次，抬的是一尊马克思像。
工人俱乐部发展了大概有五六百人，这对于安源整个的工人群体(大概有一万人)来说，它还是个小数目。但这五六百人非常热情的投入到了他们的工作中，并做得很好。
这一年夏天，也就是1922年夏天，毛泽东再一次来到了安源，他认为李立三的工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于是他认为举行一次罢工的时机到了。他在回到长沙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李立三，指示他应该考虑怎么来举行罢工了。毛泽东对计划中的罢工，引用了老子《道德经》里的一句话“哀而动人”，要感动周围的人。他的主要目的，是举行一个非暴力的罢工行动，从而取得安源地方上老百姓的同情。
在罢工开始前的几天，毛泽东又派了一位青年革命家去安源，这就是刘少奇。一般人对刘少奇的印象是头脑比较冷静，毛泽东就是怕李立三太冲动、热情过度，可能会导致罢工失败。而他们两个人，可能是领导罢工的最好的组合。这次罢工进行得非常成功，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李立三能够争取到当地上层人士 (尤其是地方洪帮大头目) 的支持。这些上层人士(象李立三父亲的好朋友，萍乡商会的领导) 出面来调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所有罢工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没有一点暴力。
这次罢工结束以后，安源赢得了“小莫斯科”的称号。李立三离开了安源，到其他地方去继续做工运。刘少奇在安源又继续呆了三年。在这三年过程中，夜校越办越大，从一个夜校发展成了好几个夜校，人数也扩展到了上千人。工会也发展得非常迅速，在当地造了一所大剧院，这是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建筑。在这个大剧院里，工会的成员上演各种各样的戏曲、音乐会、演讲，或是举办艺术展览，吸引了地方上和周围地区、甚至全国各地的人们。安源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实验田非常成功。此外，工会还设立了阅览室，订了各种各样的书报，工人们在能够读书识字以后，可以在阅览室里自修。
国民党在1928年国共关系破裂以后，进行了清乡运动。在清乡运动过程中，他们在安源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在关于为什么会在安源遇到这么大阻碍的报告里，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共产党的红色教育。这个报告指出，在30年以前，安源的工人都是土包子，什么话也不会说，什么事也不懂，大字不识一个。但是李立三到那办了夜校后，安源的工人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变得非常有组织，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什么话，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并能做非常有条理的发言。国民党对此感到惊讶。但是最后清乡还是把这个小莫斯科给清掉了，安源的共产主义被镇压下去了。
1930年秋，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建立了中央红军，他们到安源来征兵。毛泽东这一次不再穿知识分子的长衫，而是穿着红军的军装。很多安源的工人们，也都穿上了军装，有几千名安源工人参加了红军。很多安源工人参加红军以后，担任了红军政委的职务，有十一位安源工人后来成了将军。从1921年到1930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有了戏剧性的转变，从以教育为主的活动，转变到了军事革命。但是如果没有前一阶段共产主义的红色教育，就不可能有后一阶段革命运动的成功。
在许多国家的革命当中，文化人和教育都很重要，但是没有一个地方的革命运动，有像中国革命这样的强调教育的功用，强调革命家作为教育家的功用。中国革命，包括毛泽东本人，对儒家的传统基本上是持否定的态度，但是他们在革命运动当中，一直都非常强调对老百姓普及教育。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投入，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革命投入，它所获得的回报是非常巨大的，不仅在战争年代，就是现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教育的回报也是非常明显的。
去年的一个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教育程度已经达到了91%的识字率。而印度，识字率只有59%。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像这样的在识字率方面的差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说明为什么印度在经济发展上，与中国有这么大的差距。今天我的演讲选择教育这个问题，因为我想我们在座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教育这个问题一定都非常关心，也一定会有一份普及教育的责任感。在革命初期，像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不仅是他们自己，更是广大的中国老百姓，所以他们就把教育从大学殿堂带到了民间。
在今天的中国，大家不再以同志相称，也不再早上伴着革命歌曲醒来，我们现在也不再用粮票、油票、布票，并且物质极为丰富。在这个意义上，可能就不再需要革命了。但是在其他一些方面，我们还是要非常郑重的考虑革命对我们的意义。对于普通的工人农民来说，现在孩子的教育费用和家庭的医疗费用，都已经到了几乎是很难承担的地步。在我看来，中国革命的一些传统，还是非常值得保留的。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也都会认识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即不仅考虑自己的教育问题，也要考虑为整个社会提供优质的普及教育的问题。在我看来，知识精英在这方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微信公众号，2016-4-4 作者：裴宜理 著 姜进 译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方绍伟：政治崩溃有规律吗？
星期四 四月 07, 2016 5:15 pm
摘要
对于社会改造来说，本能观念比理想观念的力量更大，这也是不同社会的表面不断趋同而本质却持续趋异的根本原因。
作者按语：本文是《政治崩溃的逻辑》一书的“引言”及“目录”部分，《政治崩溃的逻辑》在2016年3月出版时被改名为《持续执政的逻辑：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首发图书信息见“淘宝天猫网”(新浪微博：http://weibo.com/1588240045 )。
持续执政与政权崩溃本来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说法，持续执政的规律也就是政治崩溃的规律。不论古今中外的哪一种政权，对于持续执政或持续轮流执政的愿望来说，最关键的莫过于弄清政权及政权制度崩溃的根本原因。
一部专著可以针对一个大问题或小问题，也可以针对一个长远的问题或暂时的问题。说起来可以大中见小、小中见大，长远中透着暂时、暂时中透着长远，但是，有所侧重总是不可避免的。现在读者手里拿的这本书，要研究不是诸如“武王伐纣时出现的彗星是不是哈雷彗星”这样有意义的小问题，而是“持续执政或政治崩溃原因”这样的长远大问题。书里也有历史的细节和政治的细节，但作者更偏向于从细节中探出头来观看整个地平面，并侧重于“看看人类都干了些什么”而不是“想想人类应该干些什么”，同时抱着一种“有话要说、说完不再说、要有贡献但只能贡献这么多”的抛砖引玉心态。
虽说涉及的问题是长远的大问题，但它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长远大问题。最近几十年，中外舆论界和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怪异的不对称现象：预测和讨论中国是否崩溃的人很多，研究和分析政治崩溃规律的人却很少;争论中国模式好坏的人很多，探讨政权及政权制度可持续规律的人却很少。情绪发泄压倒因果分析是舆论界的常情，但学术界也用价值理性压倒认知理性(如美国的章家敦、沈大伟提出的中国崩溃论)，就不免令人惊讶。不管是左是右，价值冲动注定要以牺牲真相为代价。
本书要讲的是政治崩溃的一般原因和普遍规律，它从中外对比中提出了一个制度与文化组合解释的新理论，并以此对中国的王朝政治及近代宪政的兴衰史进行重新解读，同时也对“中国崩溃论”进行一种纯理论及非意识形态的质疑和否证。当今的“中国崩溃论”争辩激烈，但本书对这个问题的结论却只是一个副产品，辩驳“中国崩溃论”对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来说很重要，但它对本书的方法论和实质理论来说却不重要。本书更关切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崩溃的逻辑”及其对整个中国政治史的解读，它涉及如下十方面的问题：
1.一个政权为什么会巩固或崩溃?
2.一种政权制度为什么会巩固或崩溃?
3.中国为什么会有朝代循环周期?
4.中国为什么没能象英国那样发展出君主立宪制?
5.英国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之后，为什么日本能把君主立宪制模仿成功而中国却不能?
6.民国初年的共和立宪为什么也没有成功?
7.民国初年未成形的多党民主制又为什么会演变成蒋介石的混合独裁制?
8.宪政民主制后来为什么能在台湾取得成功?
9.大陆的终身一党制为什么会演变成限任一党制?
10.限任一党制的中国模式为什么能持续了近30年，还能否持续下去?
一个政权崩溃后，新政权可能依然采用新的或旧的政权制度，所以政治崩溃包括政权崩溃和政权制度崩溃两种情况。政权崩溃和政权制度崩溃都是有规律的，这些规律非常清晰，但却由于某些细节迷雾或愿望冲动而变得模糊不清。一个政权为什么会垮台呢?通常的回答是：因为这个政权不得人心，或者，因为政权不得人心而遭到反抗。但是，这样的“传统智慧”却是有问题的，这种思路反映的是政治愿望而不是政治真知，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心从来就不是一致的，人心不仅分立和多样，分立多样的人心也有繁杂的个人排序和总体排序，即便在人心大体一致时，人心因素也不是政权崩溃的最关键因素。
细节迷雾或愿望冲动害怕的是逻辑分析。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指出，政治崩溃的规律非常浅显，只要我们抛弃细节迷雾和愿望冲动的圈套，就能够很容易地理解问题背后的本质。用英籍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简单地说，解决难题往往不是因为找到永恒的答案，而是因为发现了新的视角。
对事物本质性的认知一定是实证性而不是规范性的，规范冲动必然会干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实际上，政治崩溃的规律如此清晰，以至于本书似乎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看法，也好像没有作出什么理论上的创新，而仅仅是把人们已经知道的事实组合成一个整体而已。如果重新组合也能算是一种贡献的话，本书就是对这个“事实组合”或“事实整体”的表述。
关键之处只有细小的差别，但结果却会因此而截然不同。理论创新如此，人对规律的认识也是如此。人与黑猩猩的基因大约只有1%的差别，但两者能力发展的结果却迥异。这个对比曾经被用于想象某种外星超智慧生命，如何可能大大超乎人类的理解范围;但人与黑猩猩的差别，可以被归结为大脑充分发展的人能不断地追问原因，并具有其它动物所没有的抽象能力和解释能力。抽象能力使人与动物的区别从“意识”的差异变成了“知识及其复制叠加”的差异，人类从而能获得一种英国量子物理学家多伊奇所说的“无穷的开始”。认识规律就如同宗教信仰那样，正是人类追问原因和抽象解释的能力充分发展的结果。
1883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写给她孙女海塞公主的一封信中说：“我很真诚地提醒你，不要试图寻找每件事的起因以及解释。试图找出每件事情的起因是很危险的，会导致找不到任何东西却只有失望、不满意、内心不安，最终是悲惨的结果。”但是，人类从来就不怕这种悲惨结果，寻因是人的本性，因为不确定性是人类的本质规定，人类为此不得不追寻起因及解释，以便获得自己的行动指南。寻因的欢乐结果永远足够压倒悲惨结果，认识规律不仅是因为规律有用，也是因为规律包含人类的认知本性，是有限对无限的一种头头是道但却非常脆弱的把握，但人类的这种脆弱却是一种“必要的脆弱”。一切的振振有词可能只是假说与猜测，问题只在于哪一个假说与猜测更有说服力。
所谓规律，说的是诸多重要因素中那个最重要因素的一般规则，这个最重要因素能够强化其他因素，从而共同决定事物发展的趋向。发现政治崩溃的规律，同样要求抓住诸多重要因素中的那个最重要因素。当然，这里所说的规律不是自然科学那样的规律，但它依然是一种类似于“市场规律”那样的、从“贯通性概括”上升到“贯通性规则”的规律，是一种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确定性。质疑规律存在的人满足于“贯通性概括”，但象“价值规律”那样在人类历史中一直起作用的“贯通性规则”却不会因此而消失。
本书的分析从“中国史论”和“制度史论”两个方面展开。从“中国史论”的角度看，迄今为止，似乎还很少有人用自己的原创理论对整个中国历史进行完整解释。运用外来理论去解释中国历史的，主要有郭沫若的“五阶段论”、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循环论”、金观涛的“超稳定系统论”和吴稼祥的“多中心治理论”。另外，对中国历史提供部分理论解释的还有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韦伯的“儒教与道教论”、孟德斯鸠和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钱穆的“非专制论”、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吴思的“血酬史观”、牟宗三的“政道-治道论”、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柏杨的“王朝瓶颈论”、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和福山的“科层-法治-问责论”。
从“制度史论”的角度看，现代制度经济学里有六大逻辑：布坎南的“公共选择逻辑”、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卡普兰的“集体信仰逻辑”、梅斯奎塔的“政治忠诚逻辑”、诺斯的“开放机会逻辑”、阿塞莫格鲁的“包容体制逻辑”。似乎可以说，中国史论方面还缺乏实质性和有说服力的原创理论，制度史论方面也缺乏一个有一般解释力的“政治崩溃的逻辑”。
本书包含了一个相互支持的双重任务：一是用中国和英国的政治史去阐释“政治崩溃的逻辑”，确立一种解释政治崩溃的一般理论和一个政治史比较的解释框架;二是用包括政权和政权制度在内的“政治崩溃的逻辑”去解释中国政治的兴衰，从而完成对中国政治史的重新解读。
本书的“政治崩溃的逻辑”包含了五个具体的理论内容：政权主体论、统治商数论、限政商数论、政治博弈情景论、制度文化挑战论。按照副题“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的字面含义，本书将从制度与文化的视角，用“政治崩溃的逻辑”去发现和解说中国历史的兴衰演变规律。
本书关于政治崩溃原因的“组合逻辑”包含八个环节(见第六章，制度文化的定义见第三章)。这些环节并不特别复杂，更谈不上神秘。未发现整个逻辑及其各个环节如何环环相扣，这与其说是因为缺乏认知能力，还不如说是因为缺乏认知愿望。找不到政治崩溃的真正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总是让生动故事和价值愿望压倒了认知愿望。价值愿望考虑的是立场、人心和对整体人心的想象，可认知愿望不这样考虑问题，认知愿望不让价值和立场的考虑影响认知的考虑。
真知更可能来自于认知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冷酷实证”分析。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史更具有普遍性，但诗人和史家用的是不同的逻辑，借助艺术气质很难发现社会规律，用烂漫诗句所发现的社会规律也往往只是美好愿望。在这种愿望里，烂漫气质能够有助于想象如何去缩短和减轻社会的阵痛，但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微妙往返的才是道。一个规律如果真的是规律，人们在违反它或缩减其影响时，必定还是在遵循它。真正的社会规律必定是“认识到但被决定”，否则，人们就会按照利害的考虑把规律消除掉。如果发现社会规律时只感到兴奋不已和跃跃“可”试(如误把“有计划按比例科学发展”的愿望当成规律)，被发现的就一定只是某种想要却没得到的价值愿望，不是不想要也会起作用的社会规律。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对中外历史的叙述局限在常识的范围内，对于有争论的问题尽量采用被普遍接受或新近的观点;本书对历史的“事实考证”毫无贡献，它侧重的是对历史的“逻辑考证”，是融政治学和制度经济学于史学、把政治学和制度经济学历史化，从而把经验概括上升到因果规律的实证分析，也即是在被历代史家耕垦了无数次的历史田地上发现一个从未被开辟的全息空间的尝试。
研究历史不仅在于对事实本身的纪录和辨正，更在于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分析和解读。实际上，甚至包括纯粹的原始记录在内，几乎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在“以论带史”，因为记录和解释都不可能不包含任何方法、假设和价值偏向，问题只在于方法、假设是新是旧以及价值偏向是多是少，也正是这个原因，史家们往往发现，史料多反而容易导致史实乱。但是，把历史揉进现成理论(如“五阶段论”)，与对自然展现的历史进行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依然非常显著。
近代以来，西方的历史哲学从“历史的哲学”转向了“历史学的哲学”，研究的热情已经从历史规律转向了历史认识和历史叙述，并把历史“超验神秘化”的危险(包括黑格尔、斯本格勒、汤因比、雅斯贝尔斯的直线论或兴亡论)部分转变成了把历史“繁琐碎片化”的危险。希望本书对历史的因果分析和“逻辑考证”，能够有助于避免这两种危险，同时有助于摆脱中国史学的“历史循环观”。
史学里有“历史进步论”、“历史批判论”和“历史发生论”的不同偏向，本书显然侧重于“历史发生论”，它对“现实如何”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应该如何”的兴趣。所以，本书不讨论人们应该如何避免政治崩溃。对社会变迁来说，理想观念的力量是强大的，这种力量导致很多人把精力都放在借鉴和改造上，但本书在解答问题时，更多的是把重点放在本能观念上。本书力图证明，对于社会改造来说，本能观念比理想观念的力量更大，这也是不同社会的表面不断趋同而本质却持续趋异的根本原因。
历史象一条长河，河面上充满了花枝招展、引人注目的浪花，但那些深沉的支配力量，却只有借助制度文化微观分析的显微镜、加上制度文化宏观分析的望远镜才能显现。从制度文化对历史的因果分析和逻辑考证，就是要让历史装上本来就是属于它的翅膀。
1982年经济学诺奖得主斯蒂格勒，在讲自己的个人体验时说：如果你说自己是物理学家，听者会回应“物理学我不懂”，于是不再说下去;但如果你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听者会回应“经济学我不懂，但我认为…...”，接着会滔滔不绝大谈起来。这个故事的含义是：人们很容易对政治经济表达愿望，但对物理化学表达愿望就难多了;政治经济方面的意见可以更多地诉诸愿望而不是见识，物理化学方面的意见对见识的要求则高得多。这里要说的是：其实，政治经济也存在一些接近物理化学的规律，人类因为夸大自由意志而不太愿意承认社会规律的存在，但人类并不可能因此而逃脱社会规律的约束。
目录：
引言 政治崩溃有规律吗?
第一章 政权崩溃之谜
1，仁政情结：残暴崩溃论
1.1，不残暴亦亡
1.2，治道与政道：不残暴亡，残暴亦亡，残暴未必亡
1.3，间接原因、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
2，后院起火：内讧崩溃论
3，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腐败崩溃论
4，外患内忧：外侵崩溃论与扩张崩溃论
5，旧瓶新酒：经济崩溃论与系统崩溃论
5.1，经济崩溃论
5.2，系统崩溃论
6，“托克维尔定律”与“亨廷顿定律”：松动崩溃论
6.1，手铐与脚镣的不对称
6.2，统治成本和制度需求的背后：统治能力和制度供给
6.3，先射箭，后画靶：“非主体分析”与“事后愿望分析”
第二章 “政权主体论”：天无二日还是天下为公?
1，流寇与坐寇的故事
2，内圣外王：主权与天道
3，“5463国家定义”与“政权主体论”
4，天下之事决于上：终身专权
5，立嫡以长不以贤：家族继承
第三章 “统治商数论”：政权崩溃与制度文化
1，中国历史上的“自残悲剧”与“基因悲剧”
1.1，夏商周的浮沉
1.2，秦朝的兴亡
1.3，汉朝的盛衰
1.4，魏晋南北朝的分合
1.5，隋唐的起落
1.6，五代十国与宋朝的荣枯
1.7，元朝与明朝的兴衰
1.8，随机偶然性与制度必然性
2，强人依赖：君主制的统治能力与统治责任
3，“统治商数”：破解政权崩溃之谜
4，案例再验证：清朝的覆灭
5，制度文化组合：天命观与朝代循环
第四章 “限政商数论”：君主立宪与制度文化比较
1，英国的制度文化：王位身份、宗教一体化与国王议会二元主权
1.1，诺曼征服之前：王位身份与基督教在英国的扩展
1.2，中世纪王权起伏时期：国王议会的二元对立
1.3，英国内战与“光荣革命”：君主立宪如何可能?
2，“限政商数论”对中英制度文化的解读
2.1，世袭规则与暴力规则：君威、君位、君主的区别
2.2，君权限制的差别原因：“制度文化六组合”
2.3，“限政商数”：破解君主立宪之谜
3，戊戌变法真有可能成功吗?
3.1，“理论假说解释法”和“后来事态解释法”
3.2，戊戌变法的背景与细节
3.3，变法成败是政治策略问题还是制度文化问题?
4，清末立宪为什么失败?
4.1，庚子事变：对外失误和妥协换取内政调整和稳固
4.2，“日本迷雾” ：慈禧为什么接受预备立宪?
4.3，加速立宪与袁氏出卖：“君威信仰”下的立宪逻辑
第五章 “政治博弈情景论”：民国理想及其破灭
1，民主的致命缺陷与民主的公地悲剧
1.1，宪政民主的游戏规则及致命缺陷
1.2，“公地悲剧”与“民主公地悲剧”
1.3，民主政权与民主制度的崩溃原因
2，“妥协即软弱”和“无能也通吃”：袁世凯对国民党
2.1，“临时约法”如何变成“袁记约法”?
2.2，帝制之争：“君子误国，甚于小人”?
2.3，护国运动：“梁启超困境”与“制度文化三层模型”
3，北洋政府与“单一权威崇拜”
3.1，秩序决定制度：“府院之争”与“护法运动”
3.2，还是秩序决定制度：直皖、直奉与北伐战争
3.3，“政治博弈情景论”：民国宪政为何不能?
4，蒋朝象秦朝那样二世而亡?
4.1，孙中山大旗下的新版袁世凯
4.2，台湾民主如何可能?
第六章 “制度文化挑战论”：“限任一党制”与“中南海共识”
1，持续执政：中国模式颠覆了什么?
2，“统治利益和统治能力的一致性”与“中南海共识”
3，“小集体相互问责”与“地方问责危机”
4，全书逻辑总结
后记：“中国三部曲”与“冷酷实证史观”
来源：共识网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凤姐的“成功”到底值不值得推崇？
星期四 四月 07, 2016 5:02 pm
摘要
不择手段、唯成功论、投机取巧等等“假恶丑”泛滥乃至“存在即合理”，这种后果在未来究竟会爆发出怎样的恶果，真是让人细思极恐。
编按：凤姐最近又火了，先是被某门户网站相中，成为主笔，紧接着被冯仑热捧，直至近日《环球时报》出面痛批，说他在美国混底层。凤姐到底算不算得上“成功”，算的话，她的“成功”模式又值不值得推崇，现组合两篇行文视角不同的文章，供读本站者参阅。
罗玉凤：是“真善美”还是假恶丑
文/吾非羊
“丑陋”一词，在某些时候，可以成为商品售卖，这是现代人类社会中的一个现象。因为，事物越具有稀缺性，其交易价值就越高。
在我小的时候，乡村小镇上经常会出现一种流动博物馆兼马戏团，在那种用帆布搭建的帐篷中，展出各种粗劣的，真假难辨的人类怪胎、传说是外星人的内脏或器官或骨骼标本、两头蛇、独角兽之类的模型，一张门票六毛，观众趋之若鹜，虽然我们知道这些玩意儿可能是假的，但看完后还是感觉花的这一毛钱很值，挺爽的。
在欧洲，是用活人展示丑陋进行收费。路易斯·福克斯克罗夫特在《卡路里与束身衣》中，介绍了一位生活在(1770—1809)年的英国超级胖子丹尼尔·兰伯特，一个身高180厘米，体重330公斤，腰围284厘米，大腿围94厘米的大肉球。兰伯特通过向大众展示他的肉体收取门票，参观一次一先令，借助这些病态的观众的好奇心，兰伯特发了大财，直到他在39岁时因为太胖而病死，人们为他订做了一口装着滚轮的巨大棺材，一路送他进了坟墓。
然而，在当代社会，充满猎奇心的观众不用再支付昂贵的门票赶赴帐篷或马车里去参观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妖人”来找乐子。只要有一根网线或者有wifi信号就可以去观看各种奇奇怪怪的网络红人，得到愉悦的满足。其次，现在也不需门票收入因为它太微薄了，一些机构或许可以借助炒作和吹捧丑陋和荒诞的人物获得点击量，这些点击量可以变现成广告、赞助、融资和上市交易的理由，获得巨大的溢价。比如罗玉凤小姐。
起初，当罗玉凤小姐刚刚“小荷初露尖尖角”时，我对她还是有好感的。当时，大概是2009年底，罗玉凤小姐在家乐福超市担任收银员并发出高标准的征婚启事，并且喜欢看各类地摊文学的书籍。我对她的印象，认为她是个很有自信又不甘寂寞的人，虽然前提是不要去考虑她的容貌问题。之后，罗玉凤小姐慢慢成为中国网络的红人，犹如一颗大王花散发着臭气，在网络世界野蛮成长。她代言广告和游戏，上了访谈节目和杂志，目空一切的瞧不起百分之九九的中国人，虽然这些人是她的衣食父母。但我还是安慰自己，对待罗玉凤小姐，要宽容，因为她是代表着草根向上奋力生长的精神，这是种励志精神。但是，我发现我受骗了，2010底，在赚取了中国网民的点击量和影响力后，罗玉凤小姐去了美国。我发现我们都被她狠狠的利用了一把。虽然她的“成功”之路十分丑陋，但是在“唯成功论”的当下中国，这就是“硬道理”。
之后我很少再关注她。只是曾听说她可能在微博众筹融资要创业什么的，还有些关于她在美国混的不好，被人发现在路边为人美甲等等。除了她那张极具特色的脸庞和衷心祝福她实现“美国梦”外，她在我印象中像一棵已凋谢的奇臭无比的大王花，没有留下什么印记。
但是，在2015年，罗玉凤小姐又出现在我的视角中，一是她成为了某机构的主笔，售卖“心灵鸡汤”。在这周，罗玉凤被人揭发出曾参加美国某反华组织的游行，但是罗玉凤小姐说这是伪造和污蔑她。
之后，罗玉凤小姐又自称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要促进改善中国某权问题。我不知道，让罗玉凤小姐作为中国人的代表在美国发表促进关注此类问题的做法，究竟是对中国人的侮辱还是夸奖。一个借中国互联网的自由与宽容，网民的热情与支持，以欺骗中国网民，出卖丑陋得以成功而后出国，一边享受国外的生活，一边又继续在国内享受中国网红的待遇，又在国外似乎在反过来反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人，其心灵的丑恶胜过其容貌的丑陋。
为了讨论罗玉凤小姐的问题，个别朋友对我很有意见，甚至撕破了脸皮和友谊数落我的不对。但是，我还是想借罗玉凤小姐的事儿，批判下近年来炒作和利用中国网络红人的现象。正如我在《民粹的魅影——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的来源、现状、案例与分析》中曾说的：
互联网以及由互联网技术延伸的手机移动终端传播技术，是目前中国成本最低、辐射最广，影响最大的舆论聚集和信息传播平台。互联网较之传统的报刊、广播、电视，其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影响更大。可以说，谁掌握了互联网舆论和传播平台，谁就掌握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随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大部分人在使用互联网阅读信息。
由于互联网产生了阅读方式和技术革命，原先由精英控制的传统大众媒体的制作内容和口味，不得不向网民读者和民粹方向调整。因此目前一些市场化的都市报媒体，门户网站的新闻报道和时政评论内容，切割了之前以“理性、客观、中立、科学、独立”的精英立场而符合民粹，必然使得内容向非理性、低俗化、偏激化、娱乐化靠拢。如当下某门户网站，邀请一些怪诞的网红人物来吸引眼球，不仅使内容的专业性和视野高度乃至审美下降，造成了整个内容格调的降低。一些微信公众号等新兴网络新媒体，由于其信息发布的简便加之传播速度的快速，让一些“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不正常的网络写手凭借发泄、仇恨性内容，让读者获得阅读快感，获得点击和阅读。这也使得一些微信公众号发表的内容虽然乌烟瘴气，低俗不堪，但深受欢迎。
更让人担忧的是，这些三观不正的网红人士，会给成长中的青少年带来极其不良的影响。比如，不用好好读书，不勤奋努力，只要丑、怪、假、装、吹，就可以开跑车、成名人、发财、出国。于是，这对于那些辛苦一辈子在学院中教书的教书匠、在报社勤勤恳恳加夜班写作的编辑记者、在工厂中一分一分积攒利润的企业主、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劳动的农民、在工厂车间中操作机床的工人、在商铺小店中售卖百货的小业主，那些无数脚踏实地，勤劳勇敢、脚踏实地的中国人民而言，是极其不公正的。
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所树立的“真善美”的传统道德观也很容易被这些网红人士颠覆。不择手段、唯成功论、投机取巧等等“假恶丑”泛滥乃至“存在即合理”，这种后果在未来究竟会爆发出怎样的恶果，真是让人细思极恐。(作者为编剧、作家、资深媒体人)
于建嵘：凤姐“不错的出路”在哪里?
凤姐实在是太火了。《环球时报》发长文批她在美国混底层，就是明证。这可是一份中共中央机关报下设的、国家领导人也常看的大报。它都舍得花功夫来评述一位在美国底层讨生活的人，只能说明这位凤姐的重要性。
通过环球的揭露，我们知道了凤姐如何炒作成为网红，进而去了美国，至今仍然在社会底层挣扎。环球不无感慨地说：凤姐如果她当初在上海努力工作几年，同时勤奋地找机会念书补充知识。那么，在上海那样一个充满机会的大城市，她又怎么会没有一个不错的出路呢?
对于凤姐是否炒作及其是是非非，我没有多少兴趣;对于凤姐今日在美国的处境，我也不太关心;对于凤姐是不是“屌丝”们的励志的榜样，我更不想评论。在这里，我仅仅想与环球讨论一下，什么才是凤姐“不错的出路”?
说实话，如果环球只是批评当年的凤姐不安心做好收银员，不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工作，也许我也没有兴趣与它讨论。因为，无论什么工作都要人做，再平凡的岗位也是岗位。问题是，环球立论的逻辑并不是这样的。在它看来，凤姐之所以在上海当收银员没有“出路”，是由于书读得不多，知识水平有限，只要坚持努力，边工作边念书，就可以有更好的前途。
按照这个逻辑，环球进一步告诉我们，如果凤姐“到了美国后，能一边努力地打工，一边学好英语找机会读书，然后学成后回国创业，那倒也可以算是一段佳话了”。
可见，环球帮凤姐规划的出路就是边打工，边学习;一旦学有所成，或升为白领，或创业致富。然而，凤姐没有象环球设计的这样，“从2010年底到今天，在这近6年的时间里，凤姐一直只是混迹在美国社会的底层”。
这让环球很生气。它愤怒地说：从当年中国上海的售货员，成为了如今纽约街头的美甲店的小工。如果这也叫“成功”的话，那这就是在侮辱“成功”这俩字.。
我对环球如此鄙视底层民众生活的精英主义早就习惯了。实际上，早些年环球在批过这位凤姐时就称：“尽管罗玉凤在中国的知名不无中国媒体圈的原因，但即使让社会公开讨论她的社会活动，绝大多数中国人大概也不会认为，他能够与感动了中国的那些大师(比如余秋雨)以及一些伟大的劳模(比如倪萍)相提并论”。
的确，在环球看来，凤姐不能象秋雨大师和伟大的倪劳模那样感动中国。而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大概也不愿意将凤姐与那些“伟大”的人物相提并论。因为，我们之所以关注凤姐，是由于她的存在，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和无助，以及为改变命运的努力。
来源：共识网 作者：吾非羊、于建嵘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
|
| Blog 拥有人: |
主持 |
| 作者群: |
(没有) |
| Blog(博客): |
观看所有文章 |
|
好友名单 |
| Go: |
上一页/下一页 |
日历
|
«
<
»
>
九月 2025
|
|
1 |
2 |
3 |
4 |
5 |
6 |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 28 |
29 |
30 |
|
|
|
|
连络 主持
Email : Send E-mail
私人留言 : 发送私人留言 (PM)
MSN Messenger :
Yahoo Messenger :
AIM Address :
ICQ 号码 :
关于 主持
注册时间 : 星期四 十月 13, 2005 7:13 am
来自 :
职业 :
兴趣 :
留言板
主持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Blog(博客)
Blog(博客)启始于 : 星期日 二月 25, 2007 3:08 pm
文章数量 : 6358
Blog(博客)历史 : 6773 天
回响总数 : 836
观看人数 : 4216811
RS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