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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架”青春电影书写的是谁的青春记忆
星期一 四月 11, 2016 12:42 pm
【事件】不少观众反映，青春电影《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从头打到尾”
【观点】这类电影中所谓的青春记忆，其实是青春影像记忆，并非源于生活的真实写照
“青春绝对不只是打架和恋爱，还有诗和远方。”这是一则媒体报道对近期上映的青春电影《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一句提醒。这部电影给不少观众留下的印象，是“从头打到尾”，有人质疑：“难道兄弟情只能靠打架巩固？”“恕我见识浅，我上大学时真没见过这样的打架。”主题曲《横冲直撞》和海报上四个男生扛着球棒满脸伤痕的样子，更加深了影片的暴力色彩。
打架到底是不是青春记忆的一部分？这部电影是围绕高晓松上世纪90年代初所作同名歌曲IP开发的作品，不如就从这首歌说起。这是为数不多的记录男生校园生活的一首歌，歌词中诸如“分给我烟抽的兄弟”“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等细节令人难忘，它勾画的青春沉默而迷茫，充满困惑与思索，并没有给予“打架”任何描述，至少说明，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校园来说，“打架”并不是能够代表“青春”的、值得记忆的内容。
时代变了，“打架”代替“思索”成为正青春着的90后、 00后校园生活的“主旋律”了吗？每个人只要看一看身边的年轻人，就完全可以得出否定的答案。今天的校园生活远比上世纪末多元复杂，但学子们身上的生存压力也更重，他们大多数过着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与书籍、考试为伴的日子，笔者这样概括，并不是要否认一些青春电影中反映的“堕胎”“打架”等个别不良现象的事实存在，而恰恰是想借此发问，这类电影表现的是谁的青春？
日本动漫《灌篮高手》中，多次出现男主人公与不良少年打架的情景；改编自日本漫画的台湾偶像剧《流星花园》中，女主人公曾饱受校园暴力的折磨。这些作品尽管并没有把“青春”直接等同于“打架”，甚至如《灌篮高手》等作品，主题相当健康向上，但是“打架”作为青春题材影视剧中的流行元素，为年轻观众所喜闻乐见，创作者把“打架”当成“青春”的代表性事件的误区却根源于此。《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中所谓的青春记忆，其实是青春影像记忆，并非源于生活的真实写照，它忽略了我国的校园生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电影表现的不是大多数人的青春，而是类型化、商业化的“青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类作品给观众提供的观影体验，和武侠、玄幻、穿越等以奇观取胜的非现实作品并无不同。
什么是青春？或许一时难以回答。但什么是影视作品应该表现的青春，却明白无误。呈现于其中的青春记忆应该被精心选择和提炼，脱去青春片的类型外衣，它应该像一切有责任心的作品一样，以青春的视角参与现实，表现年轻人的生活、成长、思索和努力，它应该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中每个人的青春，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青春。而从《致青春》的“堕胎”、《小时代》的“物欲”，到《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打架”，青春影视作品的创作者对青春的认知一直过于狭隘，不是草率地借鉴日本动漫、港台偶像剧中舶来的青春，就是囿于符号化的人物设定、烂熟的桥段无法自拔，描绘一幅中国的、二十一世纪初的青春图景真的那么难么？
我们不得不回看那首同名歌曲，歌词中这样写道：“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每当你又听到晚钟，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点点滴滴来不及难过”是一个中国的60后，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回首青春时的心理体验，它的表达方式、表达内容独一无二，它告诉后来的创作者，青春先是每个人的，然后才是一个群体的，要唤起群体记忆，先要回归个体经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青春电影对青春表述的偏差，是其与传统表达方式、表达内容完全脱节导致的。不同时代的人的青春记忆、对青春的定义、提及青春时的内心感受肯定不同，但“青春”在每一种民族文化笼罩下所象征的精神内涵，是不可以随意更改替换的，对于创作者来说，确定这种精神内涵，找到一脉相承的独属于中国青春电影的表达方式、表达内容，是当务之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楚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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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忆“四五运动”被抓经历：监狱里不想将来
星期一 四月 11, 2016 12:41 pm
摘要
雷颐对杨奎松的研究方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评价说：“把党史变为历史学，是一个时代的要求，许多人这方面作出了成就，杨奎松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党史从法学变成了史学。
杨奎松今年59岁，很多读者见过他之后都悄悄议论：“太年轻了，看上去像40岁。”对于他的同行们来说，羡慕他长相年轻之余，也羡慕他60岁不到即出了一整套的题材宏大的著作集——《革命》，将自己过去的研究做一个总结。
这套刚出版的《革命》著作集包括杨奎松的四本旧作，从不同角度回顾建国前的革命史：《“中间地带”的革命——从国际大背景看中共成功之道》、《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此前这些书出版时均引起过学界和普通读者里不小的震荡。历史学界素有“南高北杨”的说法，在高华早逝之后，杨奎松出了这样一部著作集，也让学界对他寄予更多期望。
写诗的年轻人
杨奎松在网上的履历里有一句“半年坐牢”。这是指1976年周恩来去世之后，他和当时很多年轻人一样，激愤于政治状况写了几首诗以示抗议，在“四五事件”后被捕入狱的一段经历。就在群众抗议活动被镇压的第二天，首都体育馆举行声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万人大会中，他的一句“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就被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刘传新在报告中当“反诗”公示于众了。
在这之前，杨奎松是厂里的好工人、先进生产者，甚至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习小组。一下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进了监狱，这个反差可想而知有多大。但问起他当时的感触，他很淡然地说：“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同情，我不是什么反革命，我也不承认，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今天说起来可能有点不可思议，我觉得认识我的人没有人会把我看成坏人，当时很自信，所以没觉得怎么样。”
被抓进监狱的最初几天，杨奎松不知道自己被关在什么地方。在只有一个人的一间空荡荡的牢房里，只能隐约听见外面喇叭的声音。他回忆说：“我原来在厂里是羽毛球队的，在牢里闷得不得了，因此还每天坚持练打球的步伐，跳来跳去，很少去想什么将来，当时真的不担心。”通常有过牢狱之灾的人都会回忆狱中生活对自己的影响，但是杨奎松不觉得有多可怕：“也许是因为没有受刑挨打吧，我个人没觉得这件事有特别大的一个影响或者是刺激。这之前我不太了解自己，蹲监狱那次我就发现了自己的这种心态，无所谓，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杨奎松的同行们一直评价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理性和冷静也许就来自他的这种遇事比较淡定的心态。谈到1980年代有一段时间大学教师工资低，北京某大学有副教授在学校里卖菜卖煎饼，时人议论纷纷，他当时想的是：“这有什么，如果我没法教书了，蹬个三轮车我一样敢上街去卖菜。”
让党史回归史学
杨奎松上大学读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毕业拿的是“法学”文凭。用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雷頣的话来说，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共党史被定性为是高于历史学科的指导性学科，因此，明明只是历史一部分的党史，不仅成了一门独立学科，而且在改革开放后恢复学位制的时候，还被划成为法学学科了。
但那个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很多海外的不同信息、不同说法已经逐渐传入到大陆来了。正是不同于传统写法和说法的信息，使得杨奎松和他的同学们对传统党史的教育和说法越来越感到怀疑。
大学的毕业论文，杨奎松做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经过。这一政策的确定，可以说决定了中共后来的生死存亡。但这样一个重大的政策是中共自己独立自主的制定，还是由于其他什么因素的影响才形成的，这在当时对杨奎松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当年的说法是，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从此中共革命就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是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后快一年才提出并确立起来的。因此，传统党史理所当然地把它看成是遵义会议的一种结果。然而，杨奎松考察当时有限的历史资料和国内外研究成果，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并得到了学界的肯定。这对杨奎松是个很重要的鼓励。他说：“这个问题可以重新考察、重新结论，其他问题自然也可以这样做。”
杨奎松1953年出生，懂事后的教育几乎是在“文革”年代完成。尽管“文革”末期他就开始比较并注意到马恩学说和官方说法的不同，敢于写文章去批评当时的官方说法，但是，他承认，与生俱来所受到的“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教育，对他一直有很大的影响。他说：“从我在天安门事件中和坐牢期间写的诗词中就能看出来，‘革命’那种观念是深入到我们当年年轻人的血液里的，言谈话语或诗词歌曲中都能体现出来。当年写反诗的我，丝毫不会像今天这样去想问题。当年读雷锋的名言，即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那时候的年轻人会思考一些问题，会照着书本批评政府，但对自己相信的东西，还是很难轻易去怀疑。理论上我会知道马克思怎么讲，教科书里怎么讲，会比较谁对谁错;但在日常生活中碰到各种各样涉及‘革命’的观念或概念，我还是会先入为主地把它们看成是对的。”
让杨奎松开始改变“黑白分明”的简单化思维方式的，是他的入狱经历。自己一下子从革命青年，变成了反革命，包括在和狱中的一些犯人深入接触后，都使他看问题变得复杂和成熟了许多。他发现，所谓善恶是非其实是不能简单地从一个角度来做判断的。不要说对这位曾经的惯偷应该如何判断其人的善恶，需要有更复杂的眼光和多面的考察，不能一概而论，就是对我们今天认定的好坏人，也需要有多角度的了解或理解。“比如我就曾经被打成了反革命，当年如果戴着反革命的帽子从监狱出来，很多人不了解我的人，必定会把我看成坏人。而熟悉我的人，或者我的亲人，肯定不会这样看。”
同样，他相信对历史问题的观察及其态度，也要避免观念先行。他举例说：“比如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历史，中国人的看法就非常对立。很长时间以来，站在同情国民党一方面的人，一定把毛泽东妖魔化;站在中共一方面的人，则一定把蒋介石妖魔化。双方面看自己的领导人，自然好得不得了。如果我们始终这样看历史，历史还有真实可言吗?”
独立思考和不轻易下判断的习惯一直体现在杨奎松的研究中，他的这种研究态度也引来了不同的看法。肯定的说他“冷静、理智、全面”，否定的说他“不彻底”，“缺少批判力”。但杨奎松对这一点很坚持，他总是讲，历史研究第一位的是要求真，即要尽可能地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在努力求真的基础上，还要努力对历史何以发生做出论据充分，且符合其时空背景的合理解读。至于评判，在他看来未必是历史学家必须要做的事。雷颐对杨奎松的研究方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评价说：“把党史变为历史学，是一个时代的要求，许多人这方面作出了成就，杨奎松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党史从法学变成了史学。”
五年党校经历接触到珍贵资料
大学毕业后杨奎松被分到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工作。中共中央党校是那个时代少数几个可以保存中央内部文件的单位，同时党史研究编辑部又是可以随时接触到大量中共党史研究新成果的地方。在党史研究编辑部的五年，给杨奎松的研究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通常认为高华和杨奎松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史中两种研究方法：高华是用人们常见的材料得出不常见的结论;杨奎松是大量发掘新史料，与旧资料勘比结合，发现新史实。
杨奎松能发掘到的新资料之丰富，让许多人叹为观止。而他所以能够有如此之能力，早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曾经在中央党校工作过，并且还赶上了一个中央档案馆比较开放的好时候。杨奎松在新书发布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一情况，说：“在我80年代刚刚想从历史角度来研究中共历史的时候，资料几乎找不到，当时档案根本不开放。海外有些学者，批评我们的中共历史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认为我们的学者长期没有太多新的突破，很多应该去找的档案都没有去找。我后来特别解释过，说明这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局限。在80年代，包括90年代上半期，我们要想做这方面的研究，只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你在中国的官方研究机构工作;一个是你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有足够的条件，能够到海外去。当时有几个中国人有条件自由出国?因此，后一个条件其实不存在，主要要靠第一个可能。我的幸运就是有机会进了中央党校工作。”
杨奎松相信，他能够成就后来的研究，早年最主要的就是机缘巧合地进了中央党校，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珍贵的档案资料。当然，光有机会还不够，还要有意识、有雄心。因为当年，包括今天，在中央党校，甚至在可以更直接地接触到这类珍贵资料的中央研究部门中工作的研究者不知凡几，真正能够像杨奎松这样有目的、有意识地发掘史料的研究者并不多。正是因为充分利用了这几年的机会阅读大量档案资料，等到90年代开始有机会去俄国、美国、日本，和台湾查找更多方面的史料，杨奎松才得以在那些年里开始一本又一本地形成他的研究成果。
努力求真的不懈追求
把自己研究1949年以前的四本书以《革命》之名结集出版，在杨奎松也是想给自己前三十年的研究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他说：“我从1982年大学毕业开始，一直在做历史研究，我的志向是把中共历史重新写一遍。我从中共诞生之前，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开始写，从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等等这些方面入手，一步一步到今天，差不多三十年。我从2000年以后开始着手做建国以后的历史研究，建国前历史研究基本上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出版社提出来说要做这个选题，我也觉得不如干脆把这个事情稍微做一个了结，下面好全力以赴地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
杨奎松经常在书中对历史提出一系列假设性的问题，如果不是A而是B会怎样?在总结《革命》的四本书的时候，他也问了一连串问题：“我希望能够了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那样一系列事件。中国为什么会走向革命，为什么会是这样革命，为什么中国有两个革命党，大家会选择不同的道路，又为什么一个失败，一个成功?生活在今天，我非常关心今天这个社会怎么来的，今天所有的这一切，我们所面临的这一切，无论成功的地方、失败的地方，大家关心的许多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先回到历史当中去，要了解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
在讨论杨奎松的研究时，所有的历史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词：真实。《炎黄春秋》的徐庆全评价说：“高华和杨奎松有一个相同点，都是走的实证主义的路子。不讲假话。”但是，到底什么是“真实”，现实中还是会引发很多分歧。杨奎松1994年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书，其开篇第一章最初发表时，围绕着他的文章中的第一句，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这一陈述语，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绝对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不难看出，到底什么是“真实”，远不只是一个历史研究能够解决的问题。杨奎松说他当时真是觉得“哭笑不得”：“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外国传入的，难道是中国自己产的吗?”
杨奎松的建国史研究刚刚进展到50年代，他说，但愿自己能活得再长一点，因为他根据他30年来的研究体会，相信距离今天越远的历史，政治的敏感度越低，还原历史真实的可能性越大。“希望随着社会发展，我们的政治能够更开放。如果我可能活得稍微长一点，我相信我们现在研究起来困难重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将来就可以变得更开放一点，我们还原的历史真实也就会越多一点。”
对话杨奎松：总结历史，才能看到未来
杨奎松的《革命四书》各有侧重，从书名基本上都能看出叙述重点：《“中间地带”的革命——从国际大背景看中共成功之道》、《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解读国民党的对共政策、《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相同的一点是，四本书几乎都强调了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都强调了历史发展中的各种偶然因素的重要作用，里面的历史人物都不再是脸谱和符号。历史当然是复杂的，但是真正像杨奎松这样尝试从多方面的视角来审视的学者并不很多。尽管这是四本旧书的结集，但是在今天看来它们仍然足够新颖震撼。
避不开的苏联
时代周报：您的四本书里都提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或者苏俄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这是您接触到比较多的中苏关系资料使然，还是您原来就有的一种思路?
杨奎松：都不是，这是历史的问题。
过去讲革命史，不大讲外部因素，大家更多地把目光放在国内，提到外国多半是讲怎么侵略我们，我们怎么爱国，怎么反抗，基本上其实是一种民族革命的史观。但是，我开始着手研究中共史的时候，就碰到了当时大家不大会去思考的问题，即苏联援助和影响的问题。那个年代里，许多党史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了，但受那个时代政治观念的影响，大家想的、研究的，更多的还是想要证明：中国人如何如何独立自主地在革命。说苏联或共产国际影响，也主要是说其影响如何错误，不大有人会去从另一方面去看问题。政治先行、观点先行的情况非常严重。
考察中国近代史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十九世纪末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或者是欧美资本主义的力量，或者是落后的带有中世纪色彩的专制主义的力量，国内精英分子能够选择的救国的道路，不可避免地只能是欧美式的。这种情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后才逐渐发生了改变。由于俄国革命的成功是渐进的，它直到1920年才控制了自己的远东地区，它控制了远东地区，也就很容易跟中国发生关系了。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也正是在它1920年春天开始把他的代表派到中国来之后，才发生的。光是这一点，就不难看出中共的成长过程其实是跟苏联在东亚，特别是对中国的影响力相适应的。我们说中国的两个革命党，即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什么都是在1920年代初以后才陆续发展起来了?一个根本的原因，也正是由于1920年代初这两个党都直接地得到了革命苏联的大力扶助和支持。国民党过去讲自己的历史，一样很少讲苏联的帮助。今天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没有1923年国民党与苏联正式结盟合作，没有苏联的大力援助与指导，孙中山像过去那样靠游走于各个军阀之间，一会儿上台一会儿被推翻，国民党不知要多少年才能真的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由于1923年双方有了全面合作关系，国民党一下子就有了自己的军队、自己的银行、自己的政府。
过去党史教科书最喜欢用毛泽东在矛盾论里面讲过的一段话，即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个观点没有错。问题在于，在内部条件具备的时候，外因就不止是条件了。石头孵不出小鸡这是内因决定的，同样是鸡蛋的条件下，鸡蛋能不能孵出小鸡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外因决定的了。离热源距离合适的鸡蛋，就容易孵化出小鸡来;离热源远的，往往就孵不出小鸡来。中国与苏联有两千公里的共同边界，离苏联这样近，怎么能不受影响?实际上，我们只要看看当年主要共产党国家的世界分布图就会发现，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是围绕着苏联创立起来的。地缘政治的作用显而易见。因此，研究中国的近现代史，不讲国际的影响不可能，不讲苏联的影响和作用更不可能。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大部分都有苏联的影子，回避掉就讲不清楚事情。比如西安事变，过去人们研究了几十年，注意苏联这个因素的人不多。我的书就是把事件放到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去考察，就清楚地看出中共、张学良、蒋介石，以及整个事变的发生和结果，没有哪个没有受到苏联的影响。
历史的偶然因素
时代周报：您的书里非常重视偶然因素，经常做很多的假设的，您觉得对历史假设，意义在哪里?
杨奎松：按照传统的解释，今天中国的发展一切都是必然的，走这条路是必然的。我注意偶然因素的影响，是希望大家了解，历史上哪一步走错了、哪一步没跟上，都过不来。这对今人来讲是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人的因素固然重要，但客观条件要更重要得多。过去在革命思维的作用下，中国人常讲一句话，叫“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实际上，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时候，靠人力是创造不出条件来的，硬去创造“条件”，要么会付出极惨痛的代价，要么创造出的“条件”也构不成真正的条件，上去一下也是假相。我讲偶然因素很重要，就是提示读者，历史的发生、发生固然有一定的规律、逻辑和取向，但离开了具体的、现实的、既存的条件，想一步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其实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历史上曾经很成功的中共，也是要循着种种具体的、现实的和既存的条件前行，人的或领袖的作用，最主要的只是在于能否发现、尊重和抓住那些具体的、现实的和既存的，有时可能是一闪即逝的客观条件为我所用。任何脱离实际或不尊重实际条件的追求，任何僵化的意识形态指导，都一定是要碰壁的。
回顾建国前的历史，西安事变和1946年和战的抉择，都是中国革命史最重要的转折点。但两大事件背后的各种偶然因素实在是太多，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中共能抓住机遇，全在它的领导人发现并顺应了当时各种现实的和既存的客观条件。这两大事件固然一是防守的，一是进攻的，中共选择的方向有所不同，结果在短时期内表现各异，但最终对中共都是有利的。
时代周报：您一直对人物研究有兴趣，着墨也经常在此，为什么?
杨奎松：我们所研究的所有历史是人的历史，我们对人的关怀及解读人的命运变化更容易反映历史中人的地位、作用和历史对人的影响，因此，研究人更容易让读者看到历史及历史中人的复杂性，看到社会发展影响的复杂性，也更容易打动人。实际上，也正是因为我们持续地关心历史中的人，研究历史中的人，过去很多太过片面或意识形态化的人物形象，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无论是对革命史中的蒋介石也好，毛泽东也好，这种变化都是显而易见的。
时代周报：经济学家说，中国改革走到这一步，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能做的已经很有限，下一步需要的是历史学家发挥作用。你在研究中共成功之道以后，会怎么看待中国下一步发展?
杨奎松：我一直说我是研究历史的，读故纸堆，评论当今，特别是预测今后的发展路径，我想我没有这个资格。
但是，假如要我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中国来说，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里最重要的一点，恐怕还是要突破意识形态和既有的僵化思维模式的束缚与影响。共产党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的政党，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建立在主观设定的理想目标之上的。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理想目标固然重要，但离开了具体的、既定的社会现实或客观条件，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很可能成为人们走向理想目标的严重障碍。1936年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如果不放弃革命的苏维埃革命模式与旗帜，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改制”、“改编”，就不可能从两三万人一举发展到上百万人。改革开放后，如果不是两三度修正传统的意识形态语言，不是邓小平发令停止“姓社”、“姓资”的争论，我们今天可能还是在原地踏步，经济还是发展不起来。因此，领导者或者执政者必须清楚地了解中共几度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教训，必须清楚地了解中国也好、世界也好，人类社会发展基本历程和总体趋势，否则就形不成应有的战略眼光与智慧。
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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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一个伪艺术批评家
星期一 四月 11, 2016 12:34 pm
摘要
艺术批评是一种判断力的书写，不在于知识链条和逻辑，后者要么不产生知识，要么产生伪知识。
1、艺术批评是一种判断力的书写，不在于知识链条和逻辑，后者要么不产生知识，要么产生伪知识。
2、人文学术归根结底在于眼光和对直觉的分析，当代艺术(特指观念性的艺术)之所以是骗术，在于它违背了艺术将一个不可穿透的他者带到现场的基本法则而仍然假冒艺术之名。
3、观念已是符号化的结果，当它占据艺术的中心，使艺术之为艺术的他者却从后门隐遁了。一个可邀请他者来安居的作品才称得上是艺术，艺术的越界再怎样如火如荼，也无法越过它沉默的、玄学的核心，艺术的越界只是不断打破过去的艺术表现方式、手段、规范、权威、戒律等等，也即改变邀请和居住的方式。那些声称艺术与非艺术不再有什么界限，或者干脆将展现社会学问题冠以艺术之名，必为欺世盗名之辈。
4、艺术本质上是指示的，指示意味着既显现又隐匿，两者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双重性，双重性是所有类型艺术的标志。显现而不可抵达，如同天边的晚霞，就显现而言，艺术是表达，就隐匿而言，艺术是沉默，所以艺术永远是非范畴化的，准确地说，是无法被范畴化的，即便是现成品艺术，如果称得上艺术的话，也必须是一个在话语边缘形成厚度的符号。这个厚度是言说与沉默、显现与隐匿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不可能弥合。
5、当一个批评家无法直面以上问题，或做出严肃的反应，只在现实的、制度的或知识形态的层面喋喋不休，必是伪的，但也因此要比真的批评家更易赢得话语权。
6、当代人除了聪明还是聪明，不仅没有情怀，更要命的是聪明里没有任何内涵，极其空洞的聪明，却因聪明而不断越界，不断制造新鲜事件。这种流行的聪明病就是相对主义，他的另一面则是实用主义，虽然两者来自对人类历史中的真理病的治疗，却在似是而非的治愈之时，它们本身又成病。一个当代批评家若不能穿越轻浮而浅薄的相对主义，也便是个伪批评家。
7、实用主义将人类的视线彻底拉回现世和现实，相对主义又完成了人类思想的自杀，它把一切都看作一种知识形态，像衣服一样可以扔掉，当然也可以不断穿上新的衣服，对于个体而言是为了避免无聊寻求些刺激，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是为了苟活而确立游戏规则。相对主义总被误读为虚无主义，只因都导向无和不确定，但是它们的差别犹如懦夫的自杀与英雄的就义，相对主义是完全的空洞、死寂、无意义，是完全肉体的、现世的高度近视带来的盲目状态，虚无主义却是一种直面无限与可能性而产生的情绪，是远景上的“有”，是从无到有的生成状态，也就是茅小浪说的“虚无之有(乃艺术的最高原则)”。
8、从相对主义那里才会得出这一结论：人类的生存没有意义，没有可以理解的真相与本质价值。虚无主义只会使人坚韧地守望可能性，也只有可能性，来自无的信息只能由每一个体接收，无法彼此替代，也不可学习与传承——最多是外部的提示，因为它根植于每一个体与生俱来所面临的处境。十九世纪至后现代所弥漫的“虚无主义”少有虚无主义，而多是相对主义，从现世的“真理”统治反转为彻底的否定，无所适从而失望、颓废、堕落，或走向极端的自私与功利主义。一个真诚的相对主义者，会把自己逼到了无所依傍的绝境，而走向功利主义的相对主义者却是伪君子，在批评上必竭力掩盖其多重标准之虚伪。
9、当代批评家若不能降服这轻浮的相对主义，他就不可能获得对艺术的判断力。简单地说，相对主义是个视觉上的偏差，比如a=b，a和b就是不同的知识形态，a和b的转换是否定式的，并且是无穷的，当当初建立等号的痕迹被遗忘了或忽视了(源于焦虑或破坏的欲望)，人的判断力也就被彻底流放了。
10、这个时代的荒谬就在这里：当我认为眼前这人无自知之明，他必然会像泥鳅一样轻易地从我的手指间滑过——这不过是你这个人感受到的，与他何干?
虚伪的相对主义者必是不学无术者，但在世上混，聪明如今人，谁还会没有一张好看的皮?只是当我披了件与之不同的皮，就像夜半出来吓人的影子，也便把他吓出原形来，这时代原是鬼多人少。
来源：李心释的南风驿的艺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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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 知识分子的不幸
星期一 四月 11, 2016 10:00 am
摘要
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该信什么，信到哪种程度，你说了并不算哪，这是令人遗憾的。
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国王把他交给王后处置。王后命他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这位武士当场答不上来，王后给了他一个期限，到期再答不上来，就砍他的脑袋。于是，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寻求答案。最后终于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头;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为故事。据说这个答案经全体贵妇讨论，一致认为正确，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要是在今天，女权主义者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纪，这答案就可以得满分啦。
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活着呢，还是死去，这是问题。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杀的年代，我已经懂事了，认识不少知识分子。虽然我当时是个孩子，但嘴很严，所以也是他们谈话的对象。就我所知，他们最关心的正是赶得上赶不上的问题。在那年头死掉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被杀，准是觉得赶不上好年头了。而活下来的准觉得自己还能赶上──当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在此列。因此我对自己的答案颇有信心，敢拿这事和天下人打赌，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这种不理智。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说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对此我有个答案，但不愿为此打睹，主要是怕对方输了赖账：此种不理智，总是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的领域。不很久以前，有位外国小说家还因作品冒犯了某种信仰，被下了决杀令，只好隐姓埋名躲起来。不管此种宗教的信仰者怎么看，我总以为，因为某人写小说就杀了他是不理智的。所幸这道命令已被取消，这位小说家又可以出来角逐布克奖了。对于这世界上的各种信仰，我并无偏见，对有坚定信仰的人我还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有一篇歌词，很有点说明意义：
跨过大海，尸浮海面，
跨过高山，尸横遍野，
为天皇捐躯，
视死如归。
这是一首日本军歌的歌词，从中不难看出，对天皇的狂信导致了最不理智的死亡欲望。一位知识分子对歌中唱到的风景，除了痛心疾首，不应再有其他评价。还有一支出于狂信的歌曲，歌词如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就是好来
就是好啊，就是好!
这四个“就是好”，无疑根绝了讲任何道理的可能性。因为狂信，人就不想讲理。我个人以为，无理可讲比尸横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也要尸横遍野，“文化革命”里就死人不少，还造成了全民知识水平的大倒退。
当然，信仰并不是总要导致狂信，它也不总是导致不理智。全无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无信仰无价值的人正给社会制造麻烦，谁也不能视而不见。十年前，我在美国，和我的老师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对一般人来说，有信仰比无信仰要好。起初我不赞成，后来还是被他说服了。
十年前我在美国，适逢里根政府要通过一个法案，要求所有的中小学在课间安排一段时间，让所有的孩子在教师的带领下一起祷告。因为想起了“文化革命”里的早请示，我听了就摇头，险些把脑袋摇了下来。我老师说：这件事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要这样嗤之以鼻──没你想的那么糟。政府没有强求大家祈祷新教的上帝。佛教孩子可以念阿弥陀佛，伊斯兰教的孩子可以祷告真主，中国孩子也可以想想天地祖宗──各自向自己的神祈祷，这没什么不好。但我还是要摇头。我老师又说：不要光想你自己!十几岁的孩子总不会是知识分子吧。就算他是无神论者，也可以在祷告时间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道理说服了我，止住了我的摇头疯：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念才成。就我个人而言，虽是无神论者，对于无限广阔的未知世界，多少还有点猜测;我也有个人的操守，从不逾矩，其依据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所以也是一种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理应不反对别人信神、信祖宗，或者信天命──只要信得不过分。在学校里安排段祈祷的时间，让小孩子保持虔诚的心境，这的确不是坏主意──当时我是这样想，现在我又改主意了。
时隔十年，再来考虑信仰问题，我忽然发现，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渎神是罪名，反民族反传统、目无祖宗都是罪名。只要你能举出一种可以狂信而无丧失理智危险的信仰，无须再说它有其他的好处，我马上就皈依它──这种好处比其他所有好处加起来，都要大得多啊。
现在，有这样一种信仰摆在了我们面前。请相信，对于它的全部说明，我都考虑过了。它有很多好处：它是民族的、传统的、中庸的、自然的、先进的、惟一可行的;论说都很充分。但我不以为它可以保证自己不是打人的棍子，理由很简单，它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其分量足以使人颈骨折断：反民族、反传统、反中庸、反自然尤其是头两顶帽子，分量简直是一目了然的。就连当初提倡它的余英时先生，看到我们这里附和者日众，也犯起嘀咕来了。最近他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着文，提出了反对煽动民族狂热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因为看到了第一顶帽子的分量。金庸先生小说里曾言：“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民族狂热就是把屠龙刀啊。余先生不肯铸出宝刀，再倒持太阿，以柄授人──这证明了我对海外华人学者一贯的看法：人家不但学术上有长处，对于切身利害也很惊警，借用打麻将的术语，叫做“门儿清”!
至于国内的学者，门儿清就不是他们的长处。有学者说，我们搞的是学术研究，不是搞意识形态──嘿，这由得了你吗?有朝一日它成了意识形态，你的话就是罪状：胆敢把我们民族伟大的精神遗产扣押在书斋里，不让它和广大群众见面!我敢打赌，甚至敢赌十块钱：到了这有朝一日，整他准比整我还厉害。
说到信仰，我和我老师有种本质的不同。他老人家是基督徒，又对儒学击节赞赏;他告诉我说，只要身体条件许可，他每年都要去趟以色列──他对犹太教也有兴趣;至于割没割包皮，因为没有和他老人家同浴的机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信仰的爱好者。我相信他对我的看法是：可恨的无神论者，马基雅弗利分子。我并不以此为耻。说到马基雅弗利，一般人都急于和他划清界线，因为他胆敢把道义、信仰全抛开，赤裸裸地谈到利害;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他的评价不低，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但我还是不当马基雅弗利分子──我是墨子的门徒，这样把自己划在本民族的圈子里面，主要是想防个万一。顺便说一句，我老师学问很大，但很天真;我学问很小，但老奸巨猾。对于这一点，他也佩服。用他的原话来说，是这样的：你们大陆来的同学，经历这一条，别人没法比啊。
我对墨子的崇拜有两大原因：其一，他思路缜密，有人说他发现了小孔成像──假如是真的，那就是发现了光的直线传播，比朱子只知阴阳二气强了一百多倍──只可惜没有完备的实验记录来证明。另外，他用微积分里较老的一种方法来论证无穷(实际是论兼爱是可能的。这种方法叫德尔塔- 伏赛语言)，高明无比;在这方面，把孔孟程朱捆在一起都不是他的个儿。其二，他敢赤裸裸地谈利害。我最佩服他这后一点。但我不崇拜他兼爱无等差的思想，以为有滥情之嫌。不管怎么说，墨子很能壮我的胆。有了他，我也敢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赤诚分子，不怕国学家说我是全盘西化了。
来源：1996年第2期《东方》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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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艺术剧场首推戏剧普及系列演出《宝贝，来看戏！》
星期一 四月 11, 2016 9:55 am
随着亲子演出市场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国外优秀儿童剧被引入了申城舞台。可是，那些痴迷于“朵拉、“樱桃小丸子”、“灰姑娘”等国外经典儿童IP的孩子们，知不知道什么是“水磨腔”？什么是“生、旦、净、丑”？
上周末，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全新原创系列《宝贝，来看戏！》以一场精彩的昆剧“拼盘”打响头阵，让人看到了传统戏曲“老少通吃”的巨大潜力。
“儿童版”昆曲，必须要有趣
“我们不光要引进国外最优秀、最好的剧目，也希望能把传统经典的中华戏曲文化呈现给孩子”，儿童艺术剧场总经理梁晓霞这样解释筹划《宝贝，来看戏！》系列演出的初衷。今年，这个系列将呈现“京、昆、沪、川”四大戏曲种类，每个季度带着孩子认识一种曲艺，让中国优秀灿烂的传统艺术在孩子们心里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我们不是一定要求孩子马上就爱上戏曲，但至少要从形式和概念上让他们有一定地了解，比如戏曲的名字是什么，最出名的折子戏又是什么，从而产生兴趣。”
说到昆剧，爱好戏曲的爸爸妈妈们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或者是“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这些唱词美则美矣，要让小朋友们看明白，却实在勉为其难。那么，“儿童版”昆剧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怎么样的？其实，看不了手眼，可以看身法；唱念不行，还有做打。因此，“趣味性”是这场演出有别于其他戏曲演出的最大特色。
“文武”折子戏，孩子们叫好
不出所料，上周六的儿童艺术剧场，荡漾在一片戏剧的海洋中。
大厅里，一场特别的讲座正在举行，昆剧院的武生演员向小朋友们详细介绍了昆剧历史和角色小知识：“红白黄绿蓝，咧嘴又瞪眼。”舞台上五彩缤纷的大花脸代表什么意思？原来，不同的脸谱代表的是不同的人物性格。
“什么是小生？”“就是很帅的大哥哥”；“什么是武生？”“就是打架很厉害的哥哥”；“那老生呢？”“是有胡须的叔叔或者伯伯”……一位妈妈拿着《宝贝，来看戏！》的节目册，正在给孩子“临阵补习”。而DIY彩绘区里，一群孩子则用脸蛋直接体验了一把戏剧的魅力，一勾一划，萌娃秒变美猴王。
更多精彩还在舞台上。现场，上海昆剧团带来了三段“文武兼备”的折子戏——《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牡丹亭·寻梦》与《三岔口》。在看到孙悟空“钻入”铁扇公主腹中，连翻带滚、拳打脚踢时，孩子们有模有样地跟着爸爸妈妈大声叫“好”。此外，考虑到小朋友的观演特点，演出现场还安排了儿童节目主持人金炜串场，将戏曲鉴赏与互动游戏穿插其中，妈妈念起“水磨腔”，爸爸上阵练武戏，台下的孩子则成了最捧场的啦啦队。
看到玩High了的孩子们，梁晓霞也难掩兴奋，她用了两个“没想到”：“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本来我们以为首次传统戏剧的演出，票子卖起来可能有点累，可是两场的票子很快就卖光了。说明戏曲普及是有市场的，家长是有愿望带着孩子来了解这些的，只是他们之前不知道有什么合适的途径。因此，未来戏曲普及也将是我们剧场重头戏”。她透露，如果效果好，明年，儿童艺术剧场还会将更多地方戏曲的种类搬上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舞台。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殷 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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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巴：旁观者议文革
星期一 四月 11, 2016 8:53 am
摘要
总之，说文革是一场殃及中国大陆全社会的共产党的内乱，符合实际情况，任何没有偏见的人都会认可这一点。
1966年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中国共产党执掌中国大陆政权后发生的一次最大事件或政治运动，它持续十年，被称作“十年动乱”、“十年浩劫”。这十年的动乱对中国大陆民众的心理、思想、道德观以及他们对执政党及其领袖的认识，对中国大陆后来的社会发展应当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对这样一场被称为“动乱”甚至“浩劫”的“运动”，系统地进行研究是极为必要的。虽因种种原因，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官方似乎很少有这方面的公开研究，但民间对文革的探讨和议论却从未停止。互联网上议论、探讨文革及文革中的人和事的文帖可以说汗牛充栋。
“横看成岭侧从峰”。对于文革这一牵涉了上上下下各个社会阶层、亿万人、历时又十年的运动，因各人当时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不同，其对文革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当年由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中的某些人使劲地挥动皮带抽向“阶级敌人”、革命豪气冲天之日，正是当时的贱民黑七类生命难保痛苦不堪之时。因此，如今人们对文革有不同的认识与议论是完全正常的。
本人系一草根，不属红五类，因知道“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子”，所以在文革爆发时先是相当焦虑、心定后则做了逍遥派，完全是一个旁观者，在这里对文革的议论也只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得出的观感，纯属一家之言。而文革到底是回什么事?占有资料和经费之利的专门学者以及官方的研究成果虽然最为重要，但千千万万的“一家之言”对全方位认识文革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文革的性质：殃及池鱼的共产党的一次内乱
关于文革的性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认识。例如林彪这个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帮手和文革初的“暴发户”，当他协助毛泽东打倒刘少奇而成为党章中规定的“接班人”时，他说文革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显然好得很。但当毛泽东与他翻脸、逼得他爬上“三叉戟”仓皇逃命时，如果他在飞机上反思文革这几年，他还会说文革好得很吗?
对于文革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是理所当然的。如今仍有人喜欢文革、怀念文革一点也不必大惊小怪。
作为一介草根平民，我对文革的看法是：文革是一场引致全国大动乱的共产党的内乱。这种内乱表现在中共最高层就是，除文革的发动者、操控者毛泽东、江青等少数几个人地位稳固外，其他人说打倒就打倒了，说命丢了就命丢了。今天还在疯狂地打倒别人，明天自己就又被打倒;今天还是“亲密战友”“接班人”，明天却要么惨死(刘少奇)要么死无完尸(林彪)……。
至于殃及全国，“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五柳村2015年2月.杨继绳《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导论)。经历过文革又思维正常的人都会认可叶帅说的这些数据。
总之，说文革是一场殃及中国大陆全社会的共产党的内乱，符合实际情况，任何没有偏见的人都会认可这一点。
2、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分析
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毛泽东在气头上虽然说过自己动一个手指头就可以打倒刘少奇，但真正动手时他还是不敢掉以轻心。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他的一贯作风。经过极为秘密又周密的策划他才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倒刘的大“战役”、大运动。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分析起来，应当说是相当复杂的。这中间既有显意识中的动机、又有潜意识中的动机。他显意识中的动机似乎是正面的，但他潜意识中的动机却是完全负面的。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潜意识中的动机，或原因，我认为有三条。
第一，是由于他在潜意识中存在着害怕他人从自己手中夺走权力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既来自他潜意识中存在的由他个人及家族独享权力(家天下)的思想，也来自于从事暴力革命手上的血太多，一旦失去权力可能会遭到清算的担忧。
应当认为，毛泽东是有很严重的帝王思想、即家天下思想的。至少，在他的潜意识中是如此。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他的家天下思想使然。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将自己的老婆江青定为权力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从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公开的他与他侄儿毛远新的谈话，从毛远新几年间就从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成了封疆大吏、1976年还成了有毛泽东代言人性质的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人们隐约看到了毛泽东权力永归毛家的企图以及为实现这一企图所作的苦心安排。只可惜毛泽东未能再多活两年，所以他的这一企图最终没有能够得逞。
二，是他在自家独享权力的潜意识的支配下，不自觉地产生的对那些在言行上对他不那么俯首听命、甚至敢于向他提出不同意见、会动摇他绝对权威的昔日“战友”的忿恨和欲除之而后快的心理。
人人都知道，彭德怀之被无情打倒是因为他向毛泽东写了“意见书”;谁又能说，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讲“苦日子”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与他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残酷地整死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呢?
第三，是由于毛岸英死后，自己的儿子中已没有合适的、可以统治国家的接班人，他担心自己把费尽心机、含辛茹苦夺来的江山交给别人以后，别人会搞家天下。为此，他心有不甘。
林彪野心勃勃的儿子林立果过分暴露的锋芒、在军队里坐火箭般地提升及被称为“天才”，显然使毛泽东担心今后的中国会变成林氏江山。于是，他与林彪的政治蜜月很快结束了，矛盾迅速激化。
当然，可以认为，毛泽东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把权力交给林彪这个被他写进党章中的“法定”的“接班人”。他之所以许诺将大位交给林彪，实际上是一场肮脏的、尔虞我诈的政治交易丑剧。他要打倒在全国人民心中威信已快超过他的、被全党认为是他的接班人的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他要更换那一大帮对他的胡作非为瞎指挥心里已有些意见，对他的胡言乱语已有些听不进去的老臣，他必须拉掌握着军权的林彪入伙才有十分的把握。
而毛泽东之所以坚决要打倒刘少奇，可能与刘少奇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和一群聪明健康的儿女有关系。刘少奇也许没有毛泽东、林彪那种家天下野心，但以自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毛泽东并不放心。
前面讲的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潜意识里的动机。而毛泽东发动文革显意识里的动机，则是出于他捍卫自己理想的目的。
虽然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尝了一点小甜头(分田分地)之后，随之带给他们的便是无尽的折腾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困、饥饿和苦难，但有时我仍觉得有理由认为，毛泽东最初还是同情苦难的劳苦大众的。他的理想，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广大人民群众不再受剥削压迫，不再受苦的“公平”社会。他认为，中国由他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这种理想就能够实现。
但事物的发展往往并不依人的主观愿望而转移(除非人的主观愿望建立在客观实际的基础上)。不幸得很，毛泽东很快就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所领导的共产党的干部在掌权以后，不少人迅速滑向了腐败。“因为他们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他们比资本家还利害”(毛泽东语)。也就是说，执了政的共产党，其干部大多正在变成、或已经变成了比地主、资本家还要厉害的新的官僚、新的老爷，即毛泽东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因此，很明显，毛泽东觉得他领导革命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人民共和国”不仅仅只是有“改变颜色”“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而且正在“改变颜色”、正在“复辟资本主义”。
毛泽东不能容忍自己的理想破灭。他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成功地夺取江山使他过份地自信，过份地相信主观能动性而忽视客观规律的必然性，忽视社会有它自己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规律：既然你掌握了绝对的权力，那么你的腐败就必定是绝对的。毛泽东的专制主义思想基础、他夺取江山后的成就感、他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偏见，以及他偏执的性格(这一点可能与年老有些关系)，更主要的是他独享权力的潜意识，使他想不出其他办法来阻止共产党干部滑向腐败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江山“改变颜色”。
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他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采取了搞政治运动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手段来对付他癔想中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侵蚀，对付他癔想中的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他根本没认识到，侵蚀共产党并使之腐败、堕落的并非资产阶级思想，而是权力;他搞“运动”所使用的那一套手腕不但是邪恶的政治流氓把戏，一点都不道德，而且使他自己彻底倒退到了专制独裁主义。由于享有绝对的权力和对权力的滥用，他自己的腐败与堕落其实比他手下的官僚更甚。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人们已永远无法探知，只能作些见仁见智的推测。不过从文革的效果来看，如果说动机和效果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就只能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极为负面的了。
3、文革的必然性
毛泽东发动文革有其必然性。这既与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有关，与暴力夺权的历史有关，也与毛泽东的人格特征有关。
从共产党及其政府的组织结构看，它是党国一体、党政不分的结构。这种结构必然造成其机能既异常于正常的政府，又异常于正常的政党。当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嘴上说的是民主(新民主主义)、共和，实际上却是党魁毛泽东的独裁一言堂统治。毛泽东与政治局其他成员间名义上是亲密战友关系，但实际上却是君臣关系。名义上的亲密战友关系使毛泽东不可能象旧日皇帝那样随意处置不按自己意志行事的“亲密战友”(臣子)来解决双方存在的矛盾;而实际上的君臣关系又使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不可能在民主、法制、平等、理性的轨道上解决互相之间在国家管理方面存在的分歧和由此产生的矛盾。双方这种名义上的平等亲密战友关系、实际上的不平等上智下愚君臣关系，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要比名副其实的君臣关系大百倍。但在亲密战友的名义下，分歧和矛盾最先只能掩盖，只能暂时不了了之。这就使矛盾不断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大的爆发。例如1953年高岗事件，产生的原因实际上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对民族资本家的态度以及农业合作化推进快慢上认识及做法上的不一致，是双方矛盾的一次暴露。因种种原因毛泽东最后只好牺牲高岗将矛盾掩盖过去。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双方在治国理念上的分歧越来越严重、矛盾越积越多，终于导致了1966年的浩劫。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这个党是以暴力的的手段成功夺取政权上台执政的。这一成功强化了他们以暴力解决问题的倾向。也使他们难以建立起文明、和平、公开地解决矛盾，尤其是解决重大矛盾的习惯、理论、方法和信心。这就决定了他们解决内部矛盾时也倾向于用野蛮的、暴力的、阴谋诡计的，也就是恶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文革只是他们又一次以恶的方式解决矛盾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占上风的，一定是没有底线、敢采用任何手段的最恶者。苏联、斯大林是如此，中国、毛泽东也是如此。这并不是偶然现象。
4、毛泽东的政治资本、政治债务与文革
“政治资本”这个词大家都熟悉。在工具书中的解释，政治资本是指“一个人参加革命工作的资历和所具备的一定的政治条件。有些人往往把这些条件作为向组织讨价还价牟取个人利益的凭借。”(http://www.zybang.com/question/254ccac2d94f53a93ab29cecbddc9e11.html)。我认为在中共这个圈子里，政治资本就是一个人参加这个组织的资历以及在这个组织发动的“暴力革命”中所作的“贡献”，是他在这个组织中的“功劳”。当然在中共的前二十几年，一个人的政治资本还包括极为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支持程度。而对于一个政客来说，政治资本是其进行政治活动(包括政治投机、政治冒险)的有利条件，是“加分”项。
“政治债务”是本人提出的一个概念，与“政治资本”相对应。对于一个中共党员来说，政治债务是指他在党的事业中所犯的错误，给党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政治债务是他对革命的“过”，是其进行政治活动的不利条件，是“减分”项。
在一个政治集团中，政治资本最多的往往占据最高的位置。当然也不尽然。一个政治资本因种种原因并非最多的人，可以通过手段“打倒”政治资本比自己多者而登上集团的最高位。而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的政治资本已是中共党内最多的。
但是，随着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随着工作重点由暴力革命向管理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转变，情况又逐渐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搞暴力革命、谋图夺权是把好手，但管理国家、指导经济建设却不是一把好手。可以说，指导经济建设是毛泽东的最弱项。但是因为爱权，毛泽东又要处处插手自己的这个最弱项。这必然导致失败，从而使自己的政治资本流失。
到1966年，共产党、毛泽东执掌国家统治权已十七年。这十七年，是在乌托邦思想指导下主观主义治国的十七年。这种凭乌托邦思想的胡作非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大跃进的恶果导致了全国人民的饿饭，也导致了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元帅给毛泽东写了意见书。这使毛泽东遭遇了一次大危机。因为大跃进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大跃进的惨败使他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债务。当然毛泽东不愿支付这个债务，仍嘴硬说要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据说参加庐山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们私下里大多认为彭德怀的意见正确，但毛泽东将彭德怀无情地打下去还是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因为中国共产党、尤其是高官队伍认为他们不能没有毛泽东：当年要不是毛泽东的领导，他们能把实力比共产党强大的国民党赶到台湾那个小岛上去?没有毛泽东，他们可能在国民主党的监狱里蹲着，哪还有机会封侯拜相?所以毛泽东要和林彪重上井冈山打游击的话把他们吓坏了。老大还是老大!他们几乎一致拥护毛泽东打倒彭德怀。
毛泽东要和林彪重上井冈山打游击的话也反映了毛泽东的性格：只能做老大。不能做老大就另起炉灶，哪怕是重新上山为寇。
然而打倒彭德怀并不能止住“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以及对人民生活造成的致命影响。“苦日子”开始了。饥饿在全国漫延，数千万农民饿死。之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发现党的基层负责人(县委书记)对中央的瞎指挥怨气很大(中央的瞎指挥正是出自他毛泽东本人)。而刘少奇讲话后经久不息的掌声，使毛泽东感到了“大权旁落”的危险及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大跃进、“苦日子”使他欠下了巨额的政治债务，使他的政治资本迅速缩水。而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务实作风以及进行的经济调整使国民经济状况得到好转，则使他们的政治资本大增加并有可能超过他毛泽东。
在国内瞎指挥导致经济灾难使毛泽东的政治资本迅速缩水的同时，国际上，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930事件”也使为了做世界革命领袖而热衷于输出革命的毛泽东受到重大挫折。
1965年9月30日，之前几年一直与中国关系极为密切友好的印度尼西亚发生政变，不但多次访问中国、是毛泽东座上客的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被杀，拥有300余万党员、号称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的印尼共产党被赶尽杀绝，同时也有数十万华人华侨惨遭屠杀。930事件还导致了印尼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印尼930事件虽然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当时中国的党和政府却对这一事件的起因和过程讳莫如深。从中央最高层对印尼930事件的这种有悖常理的反应，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毛泽东输出革命的一次重大失败。这一失败必然使他的政治债务进一步增加，政治资本再一次缩水并有可能出现“资不抵债”。
面对另一个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功高盖主”，害怕失去老大地位的毛泽东十分焦虑和恐惧(李志绥医生说他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就是证明)，于是决定再来一次“革命”，将刘少奇搞下去。
毛泽东再来一次“革命”虽有风险，但也有有利条件。一来毛泽东知道，“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叫了十七年，这使他成了正宗的“天子”，“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一观念已深入中国8亿百姓心中。
二来，毛泽东知道共产党的政权已十分稳固。他掌权后立即进行的“镇反”大屠杀，已镇住了中国的全体百姓尤其是农民。苦日子时他们千百万地饿死都不敢造反，所以再发动一次“革命”即使造成社会混乱农民也不敢造他的反。对自己昔日的亲密战友开刀，知识分子虽能看破其实质，也会有自己的不同看法，但他掌权以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早已使他们不敢乱说乱动。
最后，毛泽东牢牢地掌握着枪杆子，而且有林彪这个得力帮手的支持。国防部长林彪，可谓毛泽东的铁杆支持者，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当“三年空前的大饥荒大死亡使广大的党的四级干部(县、地、省、中央)纷纷醒悟过来：毛泽东的领导不行。于是，‘毛泽东下台!’的呼声轰然而起。毛也被迫表示要退下来”时，是林彪出手支持毛泽东，强词夺理地诡辩说国民经济遇到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加上周恩来的抬轿子(http://bbs.tiexue.net/post_4157030_1.html)，这才使毛泽东一时摆脱了困境，没有为他欠下的巨大政治债务埋单。
但是一时摆脱了困境不等于永远摆脱了困境。政治债务巨大、政治资本迅速缩水的毛泽东，只有发动一场“革命”将政治资本可能已超过自己的刘少奇打下去才能保住自己的大位。于是他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5、文革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
(1)文革的社会基础：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搅动着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农村，社会的精英层并不只是简单地被打倒，而是几乎从肉体上被消灭。“镇反”后没多久，又开始“三反五反”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这一系列运动除了使城市的精英层受到打击和压制外，也使共产党掌握了全国所有人的饭碗。不听党的话，连生路都没有了。知识层则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反右”以后完全被禁声。总之，农村的精英层基本上被消灭，城市的精英层也被打倒、被禁声、再也不敢“乱说乱动”。虽然他们人还在，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实际上等于已经死了——有时比死了还痛苦，因为一有“运动”就把他们揪出来修理一番。在中国社会活动着的，实际上只剩下“打江山、坐天下”的各级党政军干部和“翻身得解放的”的社会底层民众。他们构成了文革的社会基础。
首先各级党政干部是文革的重要社会基础。文革初期各地的抓“小邓拓”、打黑帮、迫害知识分子等等、等等，都是他们主导的。当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对毛泽东表示过不满，所以文革中毛泽东发动造反时要先将他们统统打倒。但他们毕竟是共产党、毛泽东统治的基础，所以只要他们重新表态效忠毛泽东、与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就可以获得“解放”并结合进新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所以，各级党政干部，不管是否被打倒过，都是文革重要的社会基础。
其次，高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干部子弟是文革最主要的社会基础。
干部子弟、尤其是军干子弟是毛泽东最狂热的崇拜者，对毛泽东的感情最深。因为他们父母的高官厚禄，他们自己的优裕生活全都是毛泽东领导的结果。共产党、毛泽东号召上山下乡当农民他们多半会当作耳边风(事实也是如此，文革前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号召的干部子弟凤毛麟角)，但号召他们去打“死老虎”，去革由他们父辈掌权的地盘上的“地富反坏右”的命、去革知识分子“黑帮”的命，他们是乐此不疲的。正因为如此才有卞仲耘们的惨死。
当然，干部子弟中的一些人因为他们的革命老子在文革期间竟然也成了“走资派”、成了革命造反和打倒的对象，因此在文革中也感觉到了失落甚至痛苦，极少数的最后还觉醒了。但整体上，干部子弟是文革的社会基础这一说法，我相信站得住脚。
作为文革的社会基础，排第三的是普通“红五类”及其子弟。最典型的例子是上海工人造反头头王洪文以及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如蒯大富等。正是因为有广大的红五类以及其子弟在下面起哄，文革的“革命”“造反”才搞得那样轰轰烈烈，才造成了那么大的杀伤力。
在谈到文革的社会基础时，也绝不能忘了御用文人，如姚文元、关锋、王力、戚本禹，还有郭沫若。这些人的无耻歌颂以及摇唇鼓舌地大造舆论、大肆煽动，在文革的发动过程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2)文革的思想文化基础
文革这样一场大的浩劫，其发生当然有思想文化上的基础。本人对文化问题是外行，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根据几十年生活的直觉，我感觉文革的文化基础，一是痞子文化;二是忠于皇帝的臣民文化。文革就是这两种文化泛滥成灾的表现。
中国发生痞子文化、臣民文化泛滥并为文革浩劫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我认为罪错并不在中华文化。在其他的文化环境中也发生过类似的浩劫：如德国是基督教新教的发源地，其理性、哲学一直为世人称道，却也在1930年代发生过持续十几年、给德国和世界造成了巨大灾难的纳粹运动;以基督教东正教为思想文化基础的俄罗斯民族，也发生过苏联时期野蛮的集体化运动以及大清洗、大屠杀。所以我认为不能因为曾有痞子文化、臣民文化的泛滥而否定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一种优质文化，她持续几千年、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化就是优质的证明。但中华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一样，有精华、也有糟粕。痞子文化、臣民文化之所以泛滥，是因为自1949年新政权成立以后，中华文化的精华受到了系统的、有步骤的诋毁、破坏和摧残，而掌握了国家全部资源的执政党在对精英层、知识界进行了灭口和强制封口的同时，对全民、尤其是对青年一代进行了十七年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洗脑。其结果就是：中华文化中的糟粕沉渣泛起，再加上与“一声炮响”后传到中国、被称为“宇宙的真理”的外来文化中的糟粕混合发酵，文革的发动在思想文化上终于不再有任何障碍。
6、毛泽东的文革和其他人的文革
这几年社会流传着“两种文革”的说法，认为文革有毛泽东的文革和人民群众的文革。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毛泽东把文革发动起来后，人们并不是个个都按照毛泽东的统一布署参与其中。可以说除了江青、中央文革中的极少数人外，其他人都是各怀心思和目的参与进来的，于是就形成了“两种文革”甚至“多种文革”的局面。其结果，是搞得毛泽东也无法完全掌控这个运动，只能利用手里的一切资源见招拆招、左支右绌。
毛泽东的文革，主要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同时打倒毛泽东认为已不听自己的话、已跟着刘少奇走的官僚系统，对他认为是刘少奇的社会基础的干部队伍进行清洗，重建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和对全党全军全国的绝对支配权。毛泽东的文革的远期目标，则可能是将共产党的天下转变为毛家的江山。
其他人的文革就多种多样了。
例如刘少奇的文革初期是整群众。他这样做大约是想以此向毛泽东表白自己是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并试图以此逃避毛泽东对他的打击。刘少奇的这一做法也是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的常规，初期毛泽东对这一做法也听之任之或者说默认。但当刘少奇派工作队将群众——例如以蒯大富有首的清华大学刺头儿——得罪完以后，毛泽东突然指责刘氏的做法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刘少奇如果还没有得罪群众，毛泽东要将他打倒就有些亏理。现在刘少奇将群众得罪完了，打倒他就能得到一大群有相当能量的群众，如以蒯大富等为领袖的中国最顶级的几所大学的红卫兵的拥护，打倒刘少奇也就因“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名正言顺了。因此，刘少奇的文革，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文革，是整群众的文革，又是被毛泽东打倒并整得家破人亡的文革。
林彪的文革与刘少奇的文革不同。林彪的文革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文革。他先是用自己管理的军队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推进文革保驾护航，同时又利用毛泽东要倚靠自己而“干私活”——无情打击在党内、军中对自己的地位可能形成威胁者——如贺龙、罗瑞卿等。林彪作为毛泽东的帮凶积极参与文革，先是春风得意，但最后却弄得个几近灭门的家破人亡，同时自己也死无完尸。
共产党地方官员和基层单位官员的文革与刘少奇和林彪的文革有相同之处。他们先是疯狂地揪斗“黑帮”和“阶级敌人”这些死老虎;当毛泽东终于亮出底牌，表示文革的斗争大方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他们就既想方设法自保，又试图借机拱倒比自己地位更高的官员以图取而代之，还要打击与自己在官场上有竞争关系的同僚;当然，他们也不忘打击得罪过自己的普通群众。
人民群众，也就是普通百姓的文革更是形形色色。
知识分子的文革，一部分人是打手，一部分人是“运动员”受难者，还有一些人是逍遥派。
在民国时接受教育、家庭出身和历史“黑”，但还端着共产党饭碗的知识分子文革中的角色主要是做“运动员”。他们虽然坐牛棚、挨批受斗、挂黑牌子在所难免，但仍希望能够保住饭碗活命。他们的文革是当“运动员”的文革，是战战兢兢、担惊受怕的文革。
而共产党自己培养出来的红五类知识分子的文革，则多是充当打手的文革。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表现自己最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而积极投身运动。或是因为“阶级感情”，或是为了积累政治资本，他们斗争“黑帮”(老一辈知识分子)最积极最冷酷无情。
那些在共产党执政后才上高中、大学、但家庭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知识分子的文革多半是当逍遥派的文革。他们中一些人的父母还是“运动员”，这决定了他们既无资格、也无充当打手的思想道德基础。运动高潮时他们为了自保也跟在后面喊喊口号，不过当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为争权而武斗和夺权时，他们则躲到了一边，做起了逍遥派。
地富反坏右们的文革是当“运动员”挨批挨斗的文革，是战战兢兢夹着尾巴的文革。不过，这些人中极少数“黑”到了底又年青不怕死的，也曾乘社会混乱之机试图“翻天”。例如乘“公检法”被砸烂而从劳教农场中逃出来的青年劳教人员组成的造反队伍“长沙青年”就属此类。杨小凯在他的《牛鬼蛇神录》中对这些人有所描述。
农民的文革是劳累照旧、饥劳更甚的文革。文革中，农民的生产劳动一刻也没有停过。这保证了全国几亿人仍然有口饭吃。只是随着文革的深入，政策的越来越左，农民的日子一年不如一年。这一点我们在农村深有体会。
工人的文革与农民的文革不同。工人拿国家工资，端着铁饭碗，所以许多工人参加造反而使工厂的生产陷入停顿半停顿。为什么当年买工作业品都要凭券?这是重要原因。
工人的文革是造反的文革、消极怠工的文革。工人虽然有所谓的铁饭碗，但工资低，许多福利待遇没有落实。所以最初造“走资派”的反时，他们的要求是落实福利待遇并一度取得成功。但中央立即提出要反对“福利主义”“工联主义”将他们到手的成果追了回去。
怀着对现行体制和官僚系统的不满，在天下大乱、造反蜂起时，他们顶着“领导阶级”的“光环”当仁不让地当起了造反的主力军、武斗的主力军。湖南最大的造反组织“湘江风雷”、“工联”，其主体就是工人。工人的文革，尤其是积极参与造反的工人的文革，就我个人的感觉，有几分象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文革，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文革。文革中地方上的武斗混乱局面，多半是他们造成的。
总而言之，毛泽东为打倒刘少奇发动文革，自己把共产党的组织搞乱、把社会搞乱以后，等于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许多人利用天下大乱的局面干起了私活，于是形成了毛泽东的文革和其他人的文革之混合，造成了一种迫害和互害的混乱局面。这一局面也许给社会造成了更大的混乱，给百姓增添了更大的痛苦。但不管怎样，一切的罪错均来自于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泽东。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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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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