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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月斋谈《史记》
星期二 十一月 17, 2009 8:18 am
饮月斋谈《史记》
许蔚
有人说一个人他一旦开始回忆往事，就算是真的老了。庆幸的是，老人是智慧的渊薮，几乎全世界的民族都这么看。大家注重的是阅历，也就是过往的经验。历经世事，需要一定的年头，所谓“白头宫女闲坐话玄宗”，靠的是回忆。历史都是过去的事情，所以讲故事的人会说“历史老人告诉我们”。班孟坚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老子传说是周守藏史，生下来就是个老头儿。老子有大智慧，孔子礼老，这是美谈。中国的尊老既是尊重知识，也是尊重历史，这是美德，也是传统，从没有文字到有了文字，我们的历史是独一份。长期以来，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有这份自豪，这是当然，四大文明，惟有中国几千年来有自己相对完备的历史书写，从未间断，街谈巷议，尧舜禹汤文武周，哪一王传哪一王，哪一代承哪一代，大体而言，从来不需要研究而再研究，这是史官的功劳。当然，每当历史的转关，错综复杂，需挖掘考索方能明了，这又是外话了。
上古的历史，因为上世纪初以来“疑古风”的盛行，早早地被提起了质疑，只是哪一方面都拿不出关键的物证，打打口仗而已，三皇五帝到底有没有，是虚构还是真实，神话传说玄之又玄，却未必就不是历史，到现在也只能说口承历史或许有其可靠的来源，未必尽数捏造。人类的历史，终归是有一段闹不清楚的传说时代的。而三代较之三皇则似乎更为可信，既有白纸黑字，也有考古发掘，有文字，有宫殿，据说连夏朝的大都市都有发现，日本人的抹杀论也就只能抹杀自己了。传世文献如《诗经》、《周易》等等先秦古籍，疑的人多，信的人也多，内容虽然参杂，却都含有夏商周三代的往事。《诗经》讲商人旧事，或许可以看作史诗，有人认为是宋人（商遗民）的作品，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商代的历史叙述。《周易》的编成，掺进去很多事情，有占卜的实际，也有过往的典故，抽离了语境，商人的流离便很有以史为鉴的味道，很多人于是也当作历史来看。《尚书》不用说是一份历史档案的合集（东晋的葛洪早就说《尚书》不过是一些官样文章而已），里面真真假假，争论了上千年。这些东西，《史记》讲三代往往要参考，到民国时的殷墟大发掘，甲骨研究风靡至今，很多人，王国维先生所谓“殷先公先王”都可以在那些占卜记录上找到他们的名字，没有大的出入。至于土里刨出来有名有姓，而史书无明文或述之不详的，因为文献不足征，叙述便往往有所出入，加之写历史的人有所祖述，有所别择，或者省而不书，或者避而不谈，所以史书的记载，如果有新的材料，就需要重新审视。
三代的事情，在司马迁，所闻见颇多，但文献散亡，也不一定什么事都能知道，他又要追求古今之变，天人之际，讲的话就不一定靠谱儿。著名的汲冢古书，晋代盗墓盗出来的战国古书《竹书纪年》，虽然流传到两宋之际就已经散佚了，但就前人所辑存下来的部分而言，五帝且不去说它，夏商周特别是商周大变局，就和《史记》不大一样，小邑周偏处一方，东征西讨，名以讨逆，实以兼并，逐渐坐大，一步一步蚕食大邑商，虽然简省得厉害，读之尤能惊心。司马迁要讲盛衰兴亡，寻求世代迁转的规律，这既是历史，也是道，所谓“君人南面之术”，也就是古为今用，是很务实的观念，所以一切都要为“主义”服务。当这种“以史为鉴”的观念太过浓重的时候，笔上写出来的玩意儿肯定就要有点走样，褒贬都是趋于理想化的，不是也不可能趋于实录。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春秋》宣二年所记“赵盾弑其君”，这是历代的学者都盛称的所谓“春秋笔法”，如果没有《左传》那么详细的故事，就这么五个字，千年以后的人也就只好被作者牵着鼻子走，以为弑君的人真的就是赵盾了，而真正的凶手赵穿反而用不着背负弑君的恶名。所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强调的还是“法”，是“礼”，是一种观念，跟连死两人的齐太史可不太一样。
古代史书的撰修，就传世文献而言，《春秋》是最早的，传说是孔子所编，作为儒家六经之一，地位很高，其实只不过是鲁国地方的史书，主要记录的是鲁国一国的史事（起鲁隐公元年讫鲁哀公十四年，包括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等十二公，历二百四十二年），当然也略及他国之事。那时候各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史书，而“春秋”本是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由于儒家的撰述，比如孟子，舆论所及，《春秋》慢慢变成鲁国史的专名。这部《春秋》，作者向来说是孔子，但早在唐代就已经有人怀疑。不管怎么说，汉代的人普遍推尊为孔子所作，并且把它当作史书的经典范例，影响极其深远。《春秋》出来以后，有三传，《公羊传》、《穀梁传》、《左氏传》，《左传》出现其实很早，但在汉代影响不及前述二传，一直是私学，到很晚才立于学官（一直要等到喜欢《左传》的刘歆出来，在他的鼓动之下，后来才有《左传》博士的设立）。《左传》的作者相传是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是和孔子差不多时代的人，据说是个瞎子，但这只是个传说，就好像瞎了眼的荷马，大约都渊源于巫史不分的想象。在内容上，《左传》基本和《春秋》是相对应的。以三传相比较而言，《左传》的特点是补充了大量的史事，从而使得简略如账簿的《春秋》具有了可读性。所以像关羽这样的武将，可以好读《左传》不释卷，因为有很多战争故事，行军打仗的范例，很生动，不枯燥。从《春秋》到《左传》，叙事的成分加强了，尽管对话时引经据典不厌其烦，但是人物性格的塑造、事件经过的叙述以及场面的展开与雕琢都开始进入了历史的书写，到司马迁作《史记》，《左传》的这种努力则已然全面开花，纪传体史书的出现不仅仅是文体的变革，关键是人成为了历史的主角。
《春秋》是“经”又是“史”，经典的东西，后来人都照着样子做，司马迁作《史记》上起三皇下讫本朝，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二本纪笼罩全书，可看作是纲领性的东西，不多不少十二篇，整个儿都是仿照《春秋》的“十二公”而来。后来班固根据刘歆《七略》改编成的《汉书•艺文志》，其中《太史公书》百三十篇（也就是《史记》）就放在《六艺略》的《春秋》一类。到班固自己作《汉书》也不例外，同样是十二纪，依然是遵循《春秋》的老传统。“本纪”是为帝王立传，所以到后来也叫“帝纪”，尽管还是依照年代编排，但就客观结果而言国家大事已成为帝王个人形象的附庸。《史记》是通史，不管过去有多少帝王，因为《春秋》十二公，为了照顾这个数字，司马迁只写十二篇，前四篇“五帝”、“夏”、“殷”、“周”都是世代，第五篇“秦”是方国，这五篇中帝王都跟纪年一样不是主角，到“秦始皇”开始才是帝王，又凑上一个“项羽”，接着是“高祖”、“孝文”、“孝景”一直到本朝的“孝武”，这中间还夹了一个“吕太后”。项羽是败寇，吕后是女主，虽然都是历史事实，但以之入“世家”也就够了，而均入于“本纪”，后来班固作《汉书》虽然加了个《惠帝纪》，但是仍然继之以《高后纪》，除了文章结构的考量之外，挥之不去的是“孔子”的伟大身影。
从战国的纷乱到秦的大一统，及二世而秦亡地分，致群雄逐鹿，又以楚汉相争，终使汉一统天下。这期间兵火不绝，大小战役成百上千，战场名将也是不可胜数。要记录这数百年间的人物、事件是很简单的，需要的只是一名书记员，而不是史家。但是要能把这些人物、事件梳理清楚，让人读来不会混淆，一件是一件，不能把秦晋的战争与楚汉的战争写成一个模样，也不能把孙膑、吴起等人写成一个调调，这就需要特别的本事。如果说对战争作全景式的描绘是《左传》开创的优良传统，那么对沙场英雄作个性化的塑造则是《史记》所作的突出贡献。项羽跟刘邦是两个很奇特的人，如果项羽还算有那么一点贵族血统的话，刘邦就只是一个市井小人，他们两个纵横争霸，是平民对贵族的胜利，是前无古人的事情。项羽这个人，身高八尺，目有“重瞳”，司马迁甚至因此怀疑他是舜的后裔，而且膂力过人，能够扛起大鼎，跟商纣王一个样，勇猛得很，用后来评话小说里的话“身高八尺挂零，膀阔腰圆，一双胳膊跟小柱子差不多，力大无穷，碗口粗的铁棒抡起来跟柴火似的，咔嚓一下就给掰折了”来描绘项羽，大概也不过分。他们家过去世代为楚国的大将，到项羽的时候虽然早就是一介布衣了，但是他们家还保持着世家的传统，所以他有机会学习书法跟剑术。但是他没有那个心思，他说：“会写名字就可以了，练书法有什么用？击剑嘛，只能敌一人。要学就学能敌万人的东西”。于是他的叔父项梁就教他学习兵法，但也就是三分钟热度，刚开始还挺认真，日子常了又耐不住性子，所以学得也不是太好，粗通而已。后来秦始皇出行，他跟着项梁去看，指着说“彼可取而代之”，吓得项梁忙堵上他的嘴。这是《项羽本纪》刚开头的内容，简单的一两件事情勾勒出项羽的个性，顽劣而又鲁莽，显然这也是后来小说家笔下典型的猛将形象，张飞、李逵、陈咬金、李元霸等等，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着《史记》中项羽的魅影。至于项梁，则是非常的小心，后来因为杀了人，跑到吴地去，日常事务都照兵法安排。后来陈胜、吴广造了反，会稽太守找来项梁商量，也打算乘机起事：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人在大泽乡揭竿造反。那年九月，会稽太守跟项梁说：“大江以西都造了反，这正是上天要灭亡大秦的好时机。我听说先发则可制人，后发则会制于人。我想要发兵，让你和桓楚来率领”。当时，桓楚正逃亡在外。项梁说：“桓楚跑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只有项羽知道。”于是项梁跑出来，告诫项羽带着剑在外面等候。项梁再进去，跟太守坐在一起，说：“那么请你叫项羽来，让他领命去找桓楚吧。”太守说：“诺。”项梁便把项羽叫了进来。项梁立马给项羽使了个眼色，说：“可行矣！”项羽掏出宝剑，一转眼的工夫，太守就人头落地了。于是，项梁提着太守的人头，身佩太守的印绶，走了出来。太守门下的这些个宾客们全都大惊失色，乱成一团，项羽则挥剑乱砍，又杀死数十百人。于是一府上下全都战战兢兢趴在地上默不作声，也没有谁敢起来。项梁便把以前所熟识的那些豪士、官员找来，告诉他们说这么干是为了起大事，于是便在吴举起了义旗。之后便派人从地方上收罗兵员，得到精兵八千人。项梁任命这些吴中的豪杰为校尉、候、司马。惟有一人没有得到任命，自己去找项梁理论。项梁说：“先前我有事吩咐你去办理，结果你没有办成，因此不任用你。”大家听说后，无不心服。
项梁的老谋深算加上项羽过人的勇猛，生死存亡的紧张场面，是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以及英雄传奇小说所必备的单元，几千年来从没有变化，到现在拍电视、拍电影往往也要套用。其实，这一事件，简单来说就是项梁等人在会稽造反，传统的史书记录了这个也就够了。而司马迁的功绩便在于，将历史事件像写小说一样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历史人物不再只是历史事件中千人一面的一个符号，而是具有独特个性的活生生的人。项羽的个性是如此鲜明，一举手一投足，从开始到结尾，一个刚愎自用的莽夫，随随便便就可以杀死上百人，大吼一声连马都要吓瘫在地，这是什么样的气概！然而就是这个盖世的霸王，鸿门宴上，却又踌躇不能定，以妇人之仁，不仅没有能杀掉刘邦，还失言害曹无伤丢了脑袋，虽追悔而莫能及。到后来兵败垓下，终于无路可走，英雄末路，美人迟暮，战争配爱情，革命加浪漫，俗套中的俗套，可是谁也不会因为他是坑杀降卒的魔王、火烧咸阳的强盗而不为他落泪。
项羽帅军在垓下安营扎寨，士兵剩下不多了，兵粮也耗尽了。这时候，汉军和其他诸侯的军队把他们严严实实地围了好几层。那晚，听见四周围的汉军士兵都哼唱着楚地的歌谣，项羽大惊失色，说：“难道汉军已经攻占楚地了吗？怎么会有这么多楚人！”于是他从床上爬起来，坐在帐中喝起了闷酒。他有个名叫虞的美人，常常临幸，跟在他身边；还有匹名叫骓的骏马，常常骑乘。项羽乘着酒，悲歌慷慨，作了首诗：“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这么唱了几句，虞美人也随声附和。这一来，项羽不觉泪落数行，左右站立的将士也都跟着低头流泪，无法仰视。
之后项羽翻身上马，带着手上八百多名壮士全部上马，乘着夜色往南边突围，脱离了包围圈。到快天亮的时候，汉军才有所发觉，便派骑兵将领灌婴率领五千骑兵赶忙追击。等到项羽渡过了淮水，手上能够使用的骑兵就剩下一百来人了。他逃到阴陵，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路，向一个种田的老头问路，老头骗他说“往左边走就是了”。他便领军往左，结果陷到一片大沼泽之中。由于这个原因，汉军才追上了他。项羽于是又率军往东走，跑到东城的时候，只剩下骑兵二十八人了。后面追来的汉军骑兵则有数千人。项羽估计这下逃不掉了，就跟他的这些骑兵们说：“老子从起兵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打了七十多场仗，攻击老子的被老子击溃了，老子攻击的全都臣服于老子，老子从来就没有打过败仗，凭这个才称霸于天下。可是现在呢，终究还是受困在这里，这是老天要灭亡我啊，不是因为我征战不休而得罪。今天只有以命相搏，决一死战了。我打算为你们痛快地杀一场，我一定可以三战而三胜，为你们突破重围，斩杀敌军的将领，砍倒敌军的大旗，叫你们都知道是老天要灭亡我，不是我杀伐不休的罪过。”于是项羽分二十八骑为四队，各朝一个方向。汉军的包围圈又好几层。项羽跟手下的骑兵说：“我替你取敌军一将军的性命。”于是命令四个方向的骑兵都向山下冲锋，预定在山东面的三个地方集结。项羽便策马大喊着往下冲，汉军士兵无不溃逃，乘势斩杀了汉军的一名将军。这时，赤泉侯（杨喜，后来封为赤泉侯）作为骑兵将领，在后面紧追不舍，项王怒目圆睁，大吼一声，赤泉侯和他的战马都吓破了胆，往回逃了好几里地。于是项羽便跟其他几路骑兵会合，分作三处。汉军搞不清楚项羽在哪一处，便把部队也分成三队，把项羽他们各自重新又包围了起来。项羽见势策马狂奔，又斩杀了汉军的一名都尉，杀死汉军士兵数十百人。突破重围之后，项羽把手下的骑兵集合起来，已损失了两路，只剩下了原来的一半人马。项羽对剩下的十几名壮士说：“怎么样？”这十几名壮士都认同他说：“正如大王所言。”
到这个地步，项羽本打算东渡乌江。乌江的亭长掌着船等在那里，劝项羽说：“江东虽然小，但也有千里之地，人口达数十万之众，称王也足够了。希望大王赶紧渡江。这会儿只有我有船，等汉军追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渡江的。”听他这么说，项羽仰天大笑，叹道：“老天要灭亡我，我还渡江干什么呢！更何况我和江东子弟八千人一道渡江往西，他们中间现在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即便是江东的父老兄弟们可怜我，奉我为王，我又哪里有脸面去见他们呢？就算他们嘴上不说，难道我心中就不会愧疚吗？”于是项羽便对那位亭长说：“我明白你是位长者。这马我骑着也有五个年头了，所向无敌，也曾经一日行千里，我不忍心杀它，就赐给你吧。”他于是命令身边的士兵们都下马步行，与追上来的汉军短兵相接，作最后的厮杀。结果只有项羽还杀死了汉军数百人，而他自己也身中十几刀。这时，他一回头刚好看见汉军骑兵司马吕马童，说：“你不是我的老熟人吗？”吕马童仔细打量他的面容，指给王翳看，说：“看，这位就是项王！”项羽便说：“我听说汉军用黄金千两、封邑万户买我的人头，我把着功劳给你吧。”于是自刎而死。王翳上前砍下了项羽的头颅，其他骑兵则一哄而上争抢项羽的尸体，相互践踏攻杀，又死了几十人。最后，杨喜、吕马童、吕胜、杨武各得了尸体的一部分。他们五个人把五份合在一起，正是项羽的尸体。于是把封地分为五块，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霸王别姬”、“乌江自刎”，传唱至今，人们无法相信也不愿意相信。善良的人们总希望英雄总能够绝处逢生，最后还可以与美人再续前缘，这是古今中外共通的美好愿望。我们看好莱坞的电影，老调重谈，俗不可耐。“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几千年来真正打动人的还是悲情之美、残酷之美，东方民族也最能欣赏这种美。
司马迁的时代，今文经学大行其道，当时的学者们喜欢也擅长讨论王朝轮替，他们引入五德终始的理论，争论不休，成天鼓吹的是天命所归，目的就是为政权的正统性寻找支撑，毕竟新的王朝是依靠犯上作乱得来的天下，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打破了旧贵族的承继传统，是平民造反的口号，这是怎么说也都说不过去的。而所谓“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说或许是后来所追加，也可能真的就是当初制造出来的预言，所谓瑞应谶记，赤帝居南，白帝在西，西则是秦，刘邦则沛人，表明刘邦得国的合法性（后来有所谓高祖斩白蛇剑，宝藏于武库中，后来失火飞去，汉家不久也就灭亡了）。《史记》给刘邦这位开国君主作传，从一出生就笼罩在天命的光环之下，说是刘老太在水塘边跟神灵相通所生，是蛟龙之子，又说他长相很是奇特，高脑壳，厚嘴唇，胡子一大把（所谓美须髯，这是英雄人物的共同特征），左边大腿上还满布着七十二颗黑痣，我们听评书，看武侠小说，都知道，但凡碰见长得这副德性的人，不是微服出行的帝王，就是深藏不露的大侠，所以吕老头看他这样子觉得他贵不可言，不顾老婆反对把女儿硬是许配给他，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吕后了。这些玩意儿，上古帝王乃至佛祖神圣的传说，往往都有这么一出，后来的史书讲开国的皇帝大多都是这个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地方政府的低级执法人员，拥有这些特征的刘邦在乡间横行，好酒又好色，欠账、耍无赖就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升级为英雄人物的花边轶事，只有吕老婆子觉得他是个破流氓，结果还是为了衬托吕老头的慧眼识真。
单父这个地方有位吕公与沛县令关系不错，为了躲避仇家跑来作门客，于是就在沛居住下来。当地的官员士绅听说长官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都来祝贺。当时萧何担任主事，管理礼物的收纳，便给客人们定下规定说：“贺礼不够千钱的人，都坐到堂下。”刘邦那时候还是个小小的亭长，平时就常常捉弄大小官员们，于是写了谒帖，虚报“贺钱万”，其实一个子儿也没有带来。这样的谒帖被送进门，吕公见了大惊，赶忙起身到门口去迎接。吕公这个人本来就好相面，他看见刘邦那副尊容，便心生敬重，于是领他入坐。萧何则说：“刘老四总喜欢说大话，很少有做到的时候。”刘邦倒是自顾自调弄欺负在座的客人们，径直坐到上座的位置，别人也没有什么办法。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吕公眼睛一挑，暗示刘邦留下来。刘邦便把杯中酒一饮而竟，跑过来。吕公跟他说：“我从小就喜欢给人相面，相过的人很多，但从没有一个像老四你这个样子的，希望你好好珍惜自己。我膝下育有一女，打算就许配给你老四了。”酒席结束后，吕婆子气得大骂，对吕公说曰：“你本来总认为的咱们女儿的命好，迟早是要嫁给贵人的。沛县令跟你关系那么好，想要娶女儿，你不同意，怎么好好的擅自决定许给刘老四这货？”吕公答道：“这哪里是你这个妇人能了解的。”最后还是把女儿嫁给了刘老四。吕公的这个女儿就是后来的吕后，后来生下了孝惠帝和鲁元公主。
如果说对开国皇帝来说这些神话都还算是正常的话，战场上逃命，同样是面对重重的包围，项羽左冲右突，杀出一条血路，这是英雄气概，也是事之所必有；换作刘邦，则是西北忽起大风，扬沙走石，昼如黑夜，乘机开溜，这显然是瞎扯蛋，有意的神化。而在如此过分地渲染天命的背后，司马迁并没有抹杀刘邦的流氓本性，比如在被项羽追击的路上，屡次把自己的儿子女儿也就是后来的孝惠帝、鲁元公主推下车，弄得身边的随从都看不过去。后来被项羽包围，拒不出战，项羽威胁要把刘老爷子给煮了，他竟然厚颜无耻地说他跟项羽约为兄弟，他的爹就是项羽的爹，如果项羽要煮自己的爹，也请分他给一杯羹。这些负面的故事还有不少，只不过都放在项羽的传记里面来说，后来人把这作为史书编撰的一个通例，即所谓“互见法”，实际上也是《春秋》为尊者讳的传统的继续。
刘邦的发妻吕后，是位个性很强悍的女人，汉朝开国那一帮名臣，什么韩信、张良、萧何等等全都受她摆布，死的死，跑的跑。刘邦以后本来是孝惠帝，司马迁没有专门给他立传，而是附在《吕太后本纪》里，所谓“母强子弱”，在中国日后的历史舞台上常常重演。也许是因为女主临朝，外戚专权等等都不是什么好事情，司马迁虽然在传记末的评论中说国家无事，人民得以蕃息，好像是大加赞扬，然而在《吕太后本纪》里的对吕后的恶行却也毫不掩饰。相比之下，《汉书》只是在《惠帝纪》末尾的“赞”中表达一点愤慨，而在《高后纪》中却并没有展现吕后恶毒的一面，对种种劣迹讳莫如深，最后“赞”又照抄《史记》，叫人完全搞不清楚吕后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种倒退，人的个性重又消失在历史中。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有其宜也。话说刘邦一死，吕后就开始张罗对刘邦的宠姬戚夫人及其子赵王的报复行动，极尽残酷之能事，绝非常人所能想象。
吕后对戚夫人及其子赵王都极为怨恨，便命令把戚夫人打入冷宫，囚禁起来，并派人去召赵王来京。使者来回跑了好几趟，赵国的国相建平侯周昌对使者说：“先帝把赵王托付给我，赵王年纪还小。我私底下听说太后对戚夫人深为怨恨，相要把赵王也召去一并诛杀欲，我可不敢送赵王走啊。更何况赵王还病着呢，不能遵照旨意进京。”吕后知道后，大怒，便命人召赵国的国相进京。等赵国的国相被召到长安以后，就又派人去召赵王进京。赵王动身上路。他还没到，孝惠帝心有慈仁，知道太后怒火正盛，于是亲自到霸上去迎接赵王，和他一起入宫，而且起居饮食，时时都在一起。吕后想杀赵王，可是没有办法，找不到机会。孝惠帝元年十二月，孝惠帝一大早跑出去射猎。赵王年纪还很小，不能跟他一样早起。吕后听说赵王一个留了下来，急忙就派人去灌他喝下毒酒。天刚刚亮，孝惠帝就回来了，这时候赵王也已经已断了气。于是便把原来的淮阳王刘友迁到赵国，立为赵王。夏，诏赐郦侯父追谥为令武侯。太后于是又命人砍掉戚夫人的双手双脚，挖掉她的眼睛，用烙铁烫平她的耳朵，给她灌哑药，然后丢到厕所的粪坑里，管她叫“人猪”。这样过了几天，吕后就派人叫孝惠帝来看“人猪”。孝惠帝见了，一问才知道就是戚夫人，大哭了一场，便生了病，后来过了一年多也没有好转。他派人向吕太后说：“这真不是人干的事情！我是太后你的儿子，可还是不能得到治理天下的权力！”孝惠帝因此每日纵酒淫乐，不理朝政，因而落下病根。
孝惠帝二年，楚元王、齐悼惠王都入朝觐见。十月，孝惠帝跟齐王在吕太后的面前燕饮，孝惠帝认为齐王是兄长，就让他坐上座，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吕太后一见便怒火中烧，于是叫人斟了两杯毒酒，放到面前，让齐王起身过来祝寿。结果不竟齐王起身，孝惠帝也跟着站起来，端起酒杯想要一起祝寿。吕太后这下慌了手脚，自己赶忙起身把孝惠帝手上的酒杯打翻。齐王看见觉得奇怪，便不敢喝，假装喝醉而离去。后来打听到那是毒酒，齐王很是害怕，觉得如此一来就没办法活着离开长安了，很是担忧。于是齐国的内史士便对齐王说：“吕太后只有孝惠帝跟鲁元公主两个孩子。现在您有七十多城，而公主的食邑只有几个城而已。如果您把所管一郡让出来献给太后，作为公主的汤沐之邑，太后一定会很高兴，这样一来您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于是齐王就跟吕太后提议要把城阳郡让出来给鲁元公主，并且尊公主为王太后。对此，吕太后果然很高兴，欣然同意。于是便在齐王的府邸大摆酒宴，歌饮尽欢，酒席结束后，就让齐王回自己的国去了。三年，方筑长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诸侯来会。十月朝贺。
孝惠帝七年秋八月，孝惠帝去世。发丧的时候，太后虽然大哭，但却并没有流下眼泪。留侯张良的儿子张辟强任侍中，那时候才十五岁，他对丞相说：“太后只有孝惠帝这么一个儿子，现在去世了，哭起来也不觉得悲伤，您可知道这其中缘由何在吗？”丞相说：“是什么原因呢？”辟强说：“孝惠帝没有成年的子嗣，因此太后对你们这些老臣们都心怀畏惧。您现在上书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军，掌管南、北禁军，并请让他们吕家人都入宫来，在内廷任职，这样一来太后才能心安，而你们这些老臣才能侥幸逃脱杀身之祸。”丞相于是便采用张辟强的这一计策。太后听后，心中很高兴，这才痛苦流涕，表露哀思。吕氏从此便总揽大权。于是大赦天下。九月，孝惠帝下葬。太子即位为皇帝，拜谒高庙。元年，朝廷一切号令就都由吕太后定夺发布。
正如爱会使人盲目一样，恨同样也会叫人盲目，当一个人可以接受一切阴狠的手段的时候，她连自己的儿子的死就都可以无动于衷了。一个嫉妒成性、心肠狠毒、自私自利而又满腹心机的悍妇形象跃然纸上。也许有人会说吕后有大谋，成大事，是天生的阴谋家。如果是这样的话，她怎么会想不到后来的诛杀诸吕呢。司马迁刻画的毕竟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妇人，一个小家子气的妇人，这样的妇人是一个传统，所谓“外戚”，对司马迁来说也有切身的体验。
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是不得已而用之的东西，打来打去最后都没有好结果，，柔弱能胜刚强，阴谋能胜强力，好杀之人“不可得意于天下”。项羽东征西讨，烧杀无度，一旦兵败，身首异处，死无全尸。面对“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刘邦说“吾宁斗志，不能斗力”，论以命相搏他没那个本事，论韬光养晦他很在行。从以武力打天下的西楚霸王，到以巧诈得天下的汉王刘邦，再到阴谋掌权的吕太后，权力在兵戈扰攘声中悄然落入弱势一方的手中。司马迁在给项羽的评价中大批征伐斗战之罪过，在给吕太后的评价中大谈修养生息的好处，持的依然还是道家的看法。司马迁秉持这样的观念去描绘他心中的历史，所谓“无韵之离骚”，即是他个人的离骚，也是整个人类的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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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月斋谈《世说》
星期一 十一月 16, 2009 5:48 am
饮月斋谈《世说》
许蔚
茶余饭后扯闲篇，从古到今一个样。管你是书生还是武夫，坐下来无非东长西短。汉末纷争，流离颠沛还不忘你好我好大家好，转眼便已成前朝往事。也难怪今朝风流君子偏好掌故家言，名人轶事包打听，小道消息满天飞，狗仔队的营生早几千年都在干。
域内四大，天地有圣人管着，讨论来讨论去，一般人都漠不关心。皇帝以外，日常事，官最大，国人的传统，官家的事情总是第一位，我们也从官儿开始谈。汉魏时代的人要做官，不像后来经由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也不像现在通过公务员考试竞争上岗，靠的主要是推荐，乡举里选，也就是大众舆论，不管效果怎么样，看重的是人品，关键是名声。讲究品题，汝南平舆的许家最擅长，升天入地一句话，尽管偶尔也有点相术（这其实可算是识鉴之术，虽不能人人精通，却也应该略知一二，现在贬为迷信，犯不着）的味道在里边，放到现在大概也可以叫作独立资质认证或者第三方资质认证。如果你要说这不过就是考证儿嘛，许家人就是考官呗，虽然有些牵强，但是就目的而言，也似乎差不了太多。不过，这种品评主观性很强，没有一定的标准，一个一个分开来评价没有什么大问题，大家放在一起比较就常常会惹起争议。为什么他好，他不好，要服人，不容易。
《世说•品藻第九》注引蒋济《万机论》，说许劭的评价有失公允，他为了要褒赏樊子昭而故意地去贬损许靖，很不地道。对此，刘晔反驳说樊子昭这个人本来是个小商贩，从社会底层拔擢起来，很不容易，一直到七十岁，退居赋闲能甘于寂寞，入朝为官能不务钻营，好得很呐！可是蒋济还是不服气。他说这话是没错，樊子昭从小到大一辈子都秉行不改，是个正人君子，好是好，但是你看他的说话谈吐，又有哪里能比得上许靖呢？这一比较，麻烦事就出来了。后来庞统跑到吴国见到陆绩、顾劭和全琮，评价全琮还说他喜好追求名声，就像汝南的樊子昭一样，也可以看作是对许劭的辩驳意见，可见很多人都觉得你许劭这回看走了眼，评价不大合理，而全琮就因为这样的讥讽而闹到声名全毁的地步。不过，根据《三国志》的记载，许靖本来就跟许劭不和，兄弟之间闹矛盾，恶言相向也是人之所常有，而许劭贬低许靖大概也有点意气用事的成分。
话说回来，许劭的品评猫腻大概不多，总体上还都是被人们认可的。一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听了满心欢喜，虽然以情境而言稍有些威逼的嫌疑（这有虚拟的成分，很明显属于文学表达，不大可能是实情），当时也不过小隶而已，以许氏世家尚不至于违心。更何况，你看“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雄豪壮迈，骨气逼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曹操也的确当得起那样的评价。到后来马家天下，杀来杀去，桓大司马，王大将军，跟魏武帝相比就都算不得英雄。既然说到曹操，他的故事很不少，大多与“奸”字分不开，比如梦中杀人、望梅止渴等事，都是说他好为变诈，孙子说兵以诈立，曹操注《孙子兵法》十三篇，有其宜也，但他骨子里的还是“雄”，不是“奸”。《世说•容止第十四》一上来讲的就是曹操的陈年旧事，说一次匈奴使节觐见，曹操怕自己形容短小，有损国威，于是就找了个眉目威武的人来作替身，自己则端着大刀站在一边。事后又偷偷派人问那个使者对魏王有什么印象，结果那个匈奴使者说魏王是不错，不过旁边那个持刀的侍卫才称得上是英雄。这个故事早就有人说是逻辑混乱，纯属虚构。不管是真是假，至少编故事的人是这么看的。到后来的白话小说《三国演义》还采编了这一类的故事，对塑造形象很有帮助。
由于人物品藻的风行，后来遂有刘邵编出一本《人物志》，分门别类，专门谈人物的鉴别方法，那书大讲五行、人才和英雄，时代使然。比较《世说》记载的什么“森森如千丈柏”、“肃肃如松下风”之类的文学语言更加具体和标准化，因而也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甚至有点按图索骥的意思，与后来的相术书渊源颇深。而与人的品鉴相关的则是天地山川自然世界的鉴别，即相地术的大流行。相地术也可以说就是看阴阳宅，风水堪舆之术，先秦时代已流行，而《汉书》里也已经有明确的记载和著录，当时风行的程度从现在的出土文物也能够猜想其大概。那个时代，讲究门第，宗门的兴衰与风水有不解之缘。历代兴建皇陵，选址就很费周章，因而也连累不少人白白送命，当然也有不少人升官发财。司马晋时，羊祜父亲的墓地，据相墓者说就很好，大利子孙，今后门下一定会有人受天承运，作天子，当皇帝。羊祜听到这样的传说，心下很不高兴，派人在墓后进行挖掘，破坏风水。事后，相墓人又跑去看，还说他们羊家会有一个虽然摔断了手，但官儿作到三公的人。而这个人后来被证明就是羊祜自己。刘孝标的注引用《幽冥录》说羊祜原本有个儿子，已经长到五六岁了，容貌非常人可比，就在羊祜掘墓之后，好好地便死掉了，推测下来大概这个夭折的小孩长大以后应该是要从司马氏手上接过天下当皇帝的，因此当时的人都对羊祜的忠义大为叹服。这事情传得很邪乎，当时人都信其必有，我们也不好说其必无。不过按常理来说，你家里会出皇帝，传出去显然是反政府的，人家坐着天下好好的哪里会轻易就让给你，不把你满门抄斩也要发配充军，这在汉魏六朝以至隋唐都是常有的事情（历朝历代之所以禁绝谶纬之学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像秦始皇还为了镇厌王气特意出来走一趟，到底还是把命也丢在了路上（他哪里料到这王气原来只是宝剑之气，后来雷焕在丰城把宝剑掘了出来，送给张华一把，自己留下一把，这上冲牛斗的紫气也就消失了）。如此想来，这故事也似乎还是虚构的成分比较多一点吧。
讲风水相占之术，当时最出名的是郭璞，他也被后世的术家奉为祖师，并且托他的名，有一部《葬书》流传了下来。《世说》收集了他不少这方面的故事，很有趣也很有名，后来唐代人修《晋书》为郭璞立传也照样抄了进去。其中有一则说晋明帝对风水阴阳宅有一定的研究，听说郭璞帮人选择葬地，他就乔装改扮偷偷去看（风水术是实践科学，埋头故纸堆，纸上谈兵，拍脑瓜，想当然，那可靠不住，需要的是实际的经验，看行家的葬例是学习掌握风水之术的捷径）。到了那里，他觉得不对头，怎么这样干，胡来啊。他就问这家主人：“为什么要葬在龙的角上啊？这样的葬法可是要灭门的呀！”那家主人回答说：“郭璞说了，这叫葬龙耳，是葬在龙的耳朵上，不出三年，就会致天子的”。晋明帝问：“你是说这样家里会出天子吗？”主人回答说：“哪儿啊，不是出天子，是会招致天子亲自登门拜访”。根据刘孝标的注，我们知道晋明帝的话有他的书本依据（《青乌子》说葬在龙角上，虽然可以一夜暴富，但是之后便会断子绝孙，香火无继），但是郭璞的出名正在于不故守一法，不死扣书本，随机应变，与时俱进。《晋书》讲这个故事，末了还加了一句“帝颇异之”，可见佩服得很。另有一则故事也同样叫人不可思议，说郭璞随晋南渡，客居在暨阳，后来为母亲择葬，墓地离水还不到百步。当时人都觉得离水太近，万一涨个水，岂不是要遭水淹吗？郭璞不这样看，他说这地方以后会变成陆地的。后来果如其言，沧海化作了桑田，真是神乎其术也。
郭璞精于易学，也著有专门的著作，上面两则故事就很能体现“易”的精神。他这个人好像有那么点学问癖，玩易是出了名的，也写得手好文章，其他像什么古文奇字、风角占历，艰深的东西他都喜欢，当然也追求不老神仙，汉魏以降，这是时髦，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长生不死都是终极追求。
要长生，需服药。当时名士流行服用五石散（又叫寒食散，就是用丹砂、曾青、白礬等五种矿石碾成粉末，和酒服用），何晏是开风气之先的人。他曾经说服用五石散不仅可以治病，还可以使人神明开朗。他这样大加提倡的结果则是公卿贵族全都糊里糊涂地跟着吃。说起何晏，他这个人既好谈玄，为一时儒宗，又尚公主，为曹氏姻亲，而且人长得也白晰俊美。不过，他的白可能是因为傅了粉。但是《世说》讲他夏日吃热汤面，大汗淋漓，愈发显得白净，好像是天生的皮肤好。不过刘孝标不相信，据他所引《魏略》，何晏走到哪里都带着粉帕（好像现在的女士们一样，随身带着化妆品，常常需要补妆），走两步还要顾盼自己的身影，简直就是个自恋狂。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鲁迅先生说他也很难判断。倒是五石散这东西吃下去，从里到外，反应很大，身上皮肤很容易就要破碎，所以穿不得新衣服，新衣服都要浆洗，太硬（《世说•贤媛第十九》说桓冲不好新衣，大概就有这个原因），也不好量体裁衣，太合身则要处处挂擦，穿着都受不了，弄得大家个个宽袍大袖，倒是别有闲适的意味，而为了保护皮肤，大男人抹粉涂脂也就不难想象了。另外，服散最明显也是必须的反应是发热，这叫作“药发”或者“石发”，也就是药力的发作，因为浑身燥热，即使大冬天也穿不住衣服，光着膀子还直喊热，吹凉风，浇冷水，活受罪。但是他们相信长此以往能轻身飞举作神仙，所以乐此不疲，可是热得受不了，所以服过散后要跑出去四处闲逛，兜兜风，这就好像我们饭后的闲步一样，既有风度也有温度，而“行散”慢慢也就成了名士的一个标志。因为五石是珍贵药材，比较难得，有钱人家才置办得起，市井穷人家没法子，怎么办，附庸风雅，但凡身上发热就说自己是服用了五石散，所谓“诈为富贵体”，往往遭到人们的耻笑。据传侯白所撰《启颜录》中有这么一则笑话，说魏时有一个人跑到市场门前躺下来，翻来覆去，口中不停地抱怨说：“热啊！”“热啊！”“真是要热死了！”引来一大群人围观。他的同伴脸上挂不住，就问他怎么了。他说：“我这是石发了呀”。他的同伴感到莫名其妙，说：“你什么时候服了五石散，现在来发作？”这人倒是很淡定，他说：“我昨天在市场买米回家，米里面掺了石子。我吃了，结果现在就发作了”。这故事很有趣，显然出自杜撰，当时士庶的热衷程度也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信奉道教的人很多，赫赫如王、郗，都是著名的奉道世家，数世联姻，也都擅长书法。有趣的是，他们两家中，郗愔、王羲之既是连襟，又都是并世无双的大书法家，还都是虔诚的道教徒。《晋书》上就说郗愔与姐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修黄老之术。郗愔甚至因为修道而患病，《世说•术解第二十》讲他对道教修炼过于精勤的故事，说他得了个毛病，老是肚子疼，看了很多大夫，可怎么看都看不好。后来他听说有个叫于法开的和尚精通医术，于是请来看病。于法开给他把过脉后，说：“你这病没别的，都是你修道太过执着，太虔诚。”他给郗愔开了一剂药，吃了就拉肚子，结果排出很多的纸团，打开一看，全都是以前吞服的道符。道教讲人身上有三条虫子，整天巴望着人死，到庚申日就上天告御状，揭发人的罪过，缩短人的生命。要想长生，到庚申日就要通宵达旦不睡觉，不让它们跑上天，另外还要想办法把它们都杀死。郗愔吞那么些道符大约也都是为了杀三尸。这听上去挺有趣，但在郗愔则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世界上一切的宗教都有这样的魔力。王家世奉张氏五斗米道，王羲之好服食养生，常常不远千里采寻丹药，《晋书》俱载，而他书《黄庭经》（也有说是《道德经》的）换鹅的故事据陈寅恪先生推测大约也与服丹有关，著名的《兰亭集序》所谓“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也表露出他希求长生的愿望。又据《晋书》说他还与道士许迈交好。这句容许家虽是吴旧族，但据说源出平舆许氏，也是有名的大家族。道教上清派的经典经由许迈兄弟而流传，对后世特别是唐代道教影响很大，梁代陶弘景编《真诰》就是记录许家兄弟父子的降神修道活动，提到许多汉晋名流，当然也包括郗愔与王羲之，因为大多都是已故之人，胡适先生写文章讥嘲说这部书满纸都是鬼话。
王、郗两家数世联姻。先有王羲之娶了郗鉴的女儿，成了郗家的女婿。《世说•雅量第六》记太傅郗鉴叫自己的门客给丞相王导送信，求一女婿，王导回信叫他往东厢任意选一个就是了。门客去看过后，回来跟郗鉴报告说：“王家这些个子弟都不错，听说是来选婿的，一个个都很矜持。只有一个就像没听见一样，坦露着肚皮躺在东床之上，一动不动。”郗鉴说：“这个好，就他了！”此人即王羲之，郗老头觉得他器量不凡，择作女婿，也就是所谓“东床快婿”，后人传之以为佳话。其后则有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仍娶郗家女为妻，不过没有多久，他被选尚公主，遂与郗家离婚，这在献之为抱憾终身之事。《世说•德行第一》载王献之病重，依照五斗米道的传统（黄巾军太平道也一样），家人为设静室，沐浴，更衣，上章首过，这有点像天主教的忏悔，算是一种心理疗法吧。在回答曾有什么过失的时候，他说：“别的也没什么事情，只是记得有那么一件事，就是和郗家离婚。”这个与王献之离婚的郗家女便是郗愔的弟弟郗曇之女，郗曇跟他的哥哥一样也是虔诚的道教徒（《世说•排调第二十五》记录了谢万的风凉话，说：“二郗谄于道”），他这个女儿名道茂，按当时取名的习惯，显然也是信奉道教的人。王、郗两家的联姻，和宗教信仰分不开。王羲之另一个儿子王凝之娶的是谢家女，就是那个小时候把纷纷白雪比作柳絮因风起的女孩。王凝之的虔信道教是出了名的，他也因此死于孙恩之乱。谢家是否信道虽然没有明文记载，但是后来的谢灵运（谢玄的孙子）我们知道他是从小寄养在道士那里，小名“客儿”的，当然他后来的改宗佛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佛教据传在后汉明帝时入华，究竟是否如此，没有人搞清楚过。入晋后，随着五胡乱华，夷夏杂处，大批的胡僧来到中土，依托玄、老传播佛教，在与道教的竞进中，佛教的声势于是乎渐渐地壮大了起来。当时胡僧大多不通汉语，翻译佛经还要找助手帮忙，比如北方的名僧鸠摩罗什，梵文胡语自然顺溜得很，汉语就不行了，磕磕巴巴仅能应对而已。所以《世说》里见到的胡僧很少，有那么几个，比如高坐道人就一点汉语也不会，但他生性高傲，所以也不愿意学，也省去了日常应酬的麻烦，只是跟名士聚会谈天都要靠翻译，不过因为“音声高畅”，尚能做到神采动人。又有提婆，本在符秦，后过江，因庐山慧远法师之请，译《阿毗曇》，据说还曾向大众宣讲《阿毗曇》义，似乎应该是懂汉语的。至于佛图澄，在石赵那里很是出名，只是依靠的还主要是法术，本身会不会汉语，不大清楚。与他们不一样的，康僧渊虽然本是西域人（看名字就知道，他大概是康居人），但出生在长安，长相虽然是胡人的模样，说的却是汉语。《世说•文学第四》记康僧渊刚过江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整天在市场上兜来兜去，想办法营求名声。偶然跑到殷浩那里，正好碰到大会宾客，殷浩让他坐下，慢慢地大家聊了起来，于是谈起义理之学，因此而为人所知。他后来跑到豫章，在离城几十里的地方改房子，隐居起来，钻研佛法。那地方风景很好，有山有水，庾公（一般认为是庾亮，但有争议）等人跑去看他，谈吐风流，别有佳趣，于是声名渐起。后来大概住在山上太贫苦了，康僧渊又离开了那里。讽刺的是，这时候的他已经今非昔比，相当有名气了，可见他的入山不过是为了求名，既然令名已得，也就不再需要隐居了。这不是凭空瞎说，我们从另外一则故事可以更明白地看出来。《世说•排调第二十五》讲支道林托人向竺法深买𡵙山，竺法深回答说：“还从来没听说过巢父、许由要买山而隐居的”。可见和尚隐居是为了求名，当然这样干的也不仅仅只有和尚，儒士的薄性更有甚之者，故孔稚圭作《北山遗文》极尽讽刺之能事，可见假隐士之风已到泛滥成灾，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支道林这个人，品格不是太高，脸皮很厚，学问确实有，但自视甚高，王家诸子弟都不放在眼里，说他们不过是些白颈乌鸦，只会唯唯称是，他又极好争名，谢朗病中，还苦相摧折，必以求胜而后可。他是《世说》里面最常提到的和尚，涉及他的差不多有二三十条，足见他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些记录里面，多有褒扬，也不无讽贬。像上面讲的买山之事，他听到深公这么说，也不过就是表示惭愧而已，终于还是跑到𡵙山去养他的鹤。倒是他与竺法深的纠葛还不止于此，据说有一回，一个南来的北僧与支道林在瓦观寺相遇，论说《小品》经义，两人相互展开辩难。支道林本善辞令，理气纵横，北僧屡屈而不能胜。当时竺法深和孙兴公也都在座，孙兴公问深公：“上人您可以称得上是逆风家，为什么自始自终一言不发呢？”竺法深只是笑笑，并不作答。这原本并不干支道林什么事情，他却要接过话头来，说：“白旃檀树香是很香，但终归比不上波利质多天树，逆风是闻不到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竺法深虽然学问渊博，但是有我支道林在此，哪里有你说话的机会。竺法深虽然为人谦和，涵养深泓，听他这么说，自然也不会高兴，《世说》虽仅用“夷然不屑”四字，也足以表现支道林之俗，不可耐也。由此看来他的养马养鹤皆有近于伪，而所谓“重其神骏”，所谓“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言外之意大概无不是说自己如何的高洁出俗吧，真足发人一噱！
那时候支道林虽然四处营构，已建立起名声，但是向来被王羲之所轻蔑，自从孙兴公向王羲之推荐无果之后，为了赢得王羲之的亲睐，他就跑到王羲之家附近去转悠，找机会跟王羲之搭讪。一次碰到王羲之出门，正准备上马车，支道林跑过去拉住他说：“您稍等，我有几句话想说。”于是大谈《庄子•逍遥游》，引起王羲之浓厚的兴趣。从那以后，支道林才得到王羲之的肯定。不过王羲之也很清楚支道林有好名且好争名的毛病。之前支道林和殷浩辩论，相王（简文帝）就告诫他说：“理论这东西殷浩可最善长，你怎么好去跟他争锋嘛”。后来殷浩读《小品》有不明白的地方，派人去找支道林。支道林自以为深通经义，就打算接受邀请前去答疑。结果被王羲之拦住，他劝支道林说：“殷浩思维深厚，他搞不清楚的，你也不一定能解释得了。即使一时听从了你的意见，也得不到没什么好名声，倘若不能令他折服，你这十年来所经营的名声可就要毁于一旦了啊！还是不要去的好”。支道林听他这么说，深以为然。王羲之，简文帝曾说他是啖名儿，但是和支道林放在一起，两心相印，有意无意地也显露出王雅而支俗。当然求名的和尚也不止支道林一个，康僧渊、于法开等都是这样，但没有像支道林这样好争到甚至恶语相向的地步（见《轻诋第二十六》），这要在后世也算是犯大戒的吧。不过，更有趣的是支愍度的一番大实话，他跟一个北僧商量说：“用旧义陈说跑到江东去说法，可能连饭都吃不上的哦”，于是创为心无义，讲法多年，后来这个北僧传话给他说：“心无义怎么能成立，这也不过一时权益之计，谋食而已，这样岂不是要辜负如来了嘛”。所以支道林虽然有不少不地道的事情，凭借着一张嘴，却也不妨碍他成为名士们的座上宾。
和尚传教作名士，经教传播以后，自然会积累信徒，因而不乏如二何那样的佞佛者（谢万将他们与崇奉天师道的二郗并举）。当时人对佛教的态度，多惑于报应冥助之说，所谓度人津梁，重在福佑，所以《观世音应验记》、《冤魂志》这样的宣教故事很流行。但是有时搞不好，也会出现不灵验的事情，这就难免要遭到人们的嫉恨。《世说•尤悔第三十三》讲阮思旷尊信佛教，而且很虔诚，他的大儿子好好的得了重病，他就日以继夜地为他祈祷，请求佛祖加护。他满心以为这样诚心诚意会感动佛祖，保佑儿子康复。可没有想到，儿子还是死掉了。从此，他满心怨恨，再也不信佛教了。刘孝标注认为以阮思旷的智识器量不能有此等事，觉得是陋劣之徒捏造出来的。是不是捏造，不能起古人于地下，终归闹不清楚，但是这故事也表明之所以会有“不灵则不信”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在于传教的人从一开始就鼓吹“灵则信”。
上面如许事，现在虽然或作迷信观，但在那个时代却是正经，甚至看作“科学”，说起来也都是古代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要了解古代人的生活，理解古代人的思想，需要平心静气地去接受下来，一棍子打死，就什么也谈不上了。当然啦，古今同为人，大家不是截然不同，过去和现在还是有共通的地方。美女、帅哥人人爱，魏晋时人也同样，就是神仙也要有玉女下降，这是人之所欲，目之所好，美好的东西，不论何时何地都受欢迎。
当时男女皆好色。韩寿相貌俊朗，只要参加贾充府上的聚会，贾充的女儿就透过门缝偷看他，由此相思不能自已。后来她的一个婢女跑到韩寿家里，把贾家小姐相中他的事情抖露出来，并且跟韩寿夸赞小姐容貌姣好，把韩寿撩拨得心动，于是互通音信，相约私会。本来韩寿翻墙入院没有人知道，但是贾小姐身上有一种香，是外国所贡，由是沾附在韩寿身上，经月不散，遂被贾充发现。没办法，木已成舟，为了掩饰丑闻，贾充遂将女儿许配韩寿。这个故事刘孝标注百辩之而不致信，认为纯属虚构，不管怎么样，如果确属虚构，倒反而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像唐代的传奇小说，明清时代的才子佳人小说什么的（特别是像《西厢记》这样的艳情文学代表作），虽然千变万化，却不出此窠臼，无边风月俱由此别开一天地。韩寿为一女所私，还有为千万女所爱的，那就非潘岳莫属了。潘岳这个人虽然人品不怎么样，却是出名的美男子（相比之下，左思虽有高尚之志，却形貌丑陋）。他出门走一圈，满街的女子都争看，朝他的车上扔花果，这是很有名的典故，不再多说。和潘岳齐名的大帅哥还有夏侯湛，他们两个互相欣赏，常常相邀同行，当时人目为连璧，亦是美谈。
帅哥说过了，我们再来看看美女。《世说》里面提到的女子，作为主角的，往往都见于《贤媛》，至于美女往往是男人的附庸，在别人的故事里出现，但因为姿色出众，往往反比故事的主角更得到关注，这其中最有名的恐怕不是甄氏，那就是绿珠了吧。三国时代，英雄辈出，美女也是一箩筐，貂婵，大、小乔，当然还有甄氏，个个都能倾人国。曹操当初攻邺，城破之际急忙派人去找，结果已被儿子曹丕掳走。曹操深自痛恨，叹道：“今年破贼，正为奴！”后来到了司马晋，可与甄氏相比的唯有绿珠。她是石崇的家妓，美而工笛，孙秀很喜欢，向石崇索要。石崇大怒，说：“绿珠是我之所爱，怎么能给你！”由此结下怨仇。后来孙秀凭借赵王司马伦的力量，收斩石崇。在被捕以前，石崇对绿珠说：“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啊！”绿珠哭道：“我当效死”，以为不负，于是跳楼而死。当日石崇问斩，与他同时处刑的还有潘安仁（石崇看见潘岳，说：“这天下杀的是英雄，怎么还有你的事？”可见对他很看不上眼），俊男美女一时殒命，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人之所欲，酒色财，美色富贵俱云烟，说完蛋就完蛋，一翘辫子，美女还可以说是“香消玉殒”，万贯家财可是嘛也落不着。巨富如石崇，一命呜呼，财色两空。只有酒不同，今朝醉后有明朝，明朝醉后忆今朝，朝朝醉，朝朝醒，既然人生如梦幻，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何不一醉解千愁。在那个被看作人的觉醒的时代，随心所欲，但求真淳，越名教而任自然，叫几千年来的士子为之钦慕不已，而这或许不过是后来人的美好想象。那时候的人喝酒，跟服丹药一样，是很有特色的爱好，张翰所谓“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毕卓所谓“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虽有放诞之嫌，终被后来人看作是“自然”之风度，至鲁迅先生作讲演，有褒有贬，目的不同，艳羡依旧。喝酒是解放个性的行为，名士大多好酒，嗜酒如命者也很普遍。服丹药是为了求长生，成仙飞举，便可以脱离这个纷纷扰扰的俗世。当然，喝酒与服药也不无关系。当时流行的五石散，需要随酒服用，钟毓、钟会两兄弟小时候偷服药酒（或本作“散酒”）的故事算是一个例子，另外王忱“服散后已小醉”以致失言犯桓玄家讳（他说了好几遍“温酒来”，犯了桓温的“温”，搞得桓玄大哭一场），可见喝得也不会少。
竹林七贤皆好酒，嵇康兼好神仙，大约他喝酒也和服散有关系。他们中间喝酒最出名的一个是阮籍，一个则是刘伶。阮籍的好酒，主要是胸中块垒郁积，不痛饮不能释其怀，正所谓“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他曾因兵库有酒百斛而求为步兵校尉，机心自有所蕴，故为放达，隋唐之际有王无功绩，也是心系过重，而复为此等事，与阮公为千古知音。阮公之心，发为吟咏，有咏怀诗八十余首，晦涩艰深，宿称难治。母亲去世，他饮酒不事丧，或以非礼，既葬，饮酒三斗，仰天长啸，吐血数升，由而见其真性情。同列七贤之一的阮咸也好喝酒，他们阮家都是酒徒，喝酒不用杯子，直接就着大酒坛，后来梁山泊上大碗喝酒，虽然爽气，和他们还是没法比。他们这些人喝起酒来，什么也不管，有次一群猪跑过来，他们就跟猪一起趴着喝，也不知道哪个是人头，哪个是猪头，想来真是好笑。
最有意思的还要属刘伶，他是以酒为命，没有酒就活不了的人，一年到头，醉时多，醒时少，慢慢地就把身体给搞垮了。有一回刘伶酒瘾发作，渴得不得了，于是叫老婆给他拿酒喝。他老婆把酒杯酒壶一摊子全打碎，哭着劝他说：“你喝酒太多了，没有节制，这不是养生之道，应该戒掉！”他说：“好！不过我自己可禁不住酒瘾发作啊，我要在鬼神面前发下毒誓，那才有效果。这样吧，你去给我把献给鬼神的酒肉准备好。”他老婆听他这么说，满心欢喜，在神像前供上酒肉，叫刘伶来发誓。哪里知道刘伶跪下来，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口喝一斛，五斗才过瘾。这妇人之言，神啊，你千万不要听！”于是抓起肉，端起酒，又大醉了一场，叫人哭笑不得。还有一回，他在家喝醉了酒，把衣服脱了个精光，裸奔。有客人来，看见他这副德性，都笑话他。他倒很得意，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怎么都钻到我的裤裆里来了！”真是无赖至极。他们刘家还有一个叫刘昶的，也是整天地跟人一块喝酒，而且不论地位高低，他都不介意，引来旁人的非议。他说：“胜过我的人，我不能不跟他喝。不如我的人，我也不能不跟他喝。跟我差不多的人，我当然更不能不跟他喝。所以整天都跟人醉在一块儿。”虽然有点胡搅蛮缠，但也算是通达之论了。
《世说》收集的这些故事很有趣，也很叫人不可思议，现在多把《世说》当作实事记录，可是刘孝标为《世说》作注，已经常常怀疑某某事为子虚，某某事为乌有，已略如上述，尽管真假难辨，可以想见虚构成分也不少。鲁迅先生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是名言，但并非颠扑不破。《世说》不用说，刘孝标已不信了，另外还有像《笑林》这样讲笑话的书、《妒记》这样讲妒妇故事的书，更是虚构多，实录少了。如果作持平之论，或许也只能说作为志人小说的代表，《世说》尽管是有意收集而来，并非有意创作出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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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海萍蹤
星期日 七月 12, 2009 8:42 pm
綠海萍蹤
久不為此，偶得碎詞，且心斟酌，但得小醉而已。
（一）釀花
夢華無時落
落則落
何太息
但得些許
釀與心識
（二）夢痴
唏噓問何往，翹首不見君
但得片羽翼，還與作夢痴
10：20
09.7.11鍾陵許蔚於如不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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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桐城洪生新婚聯
星期四 六月 18, 2009 11:43 pm
前世離別長自嘯
此生會合復齊鳴
喜逢會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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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time again
星期二 五月 19, 2009 10:13 pm
(1)
艱難層如嶂，小人止於垠。患難無時竟，君子若不驚。若以險為夷，無處不成行。若以夷為險，跬步尤營營。是以天行健，不為險阻懼。千里乘波浪，滄海終得濟。智者參大化，不過一流形。嘯傲彈指間，龍變忽然倏。何為瑣事擾，失意快寇仇。掛帆天齊下，五津四海遊。
(2)
古聖有言盛衰相接，禍福相倚，是物極而必返，否極而泰來，此終古運動之理也。達者於斯，能不豁然？故有盛世常知其亂，亂世乃得其宜者，此則有識之士也，故能坐看雲起。今者人民凋敝，視諸寰宇而略得其生氣者，不可謂非極兇險之時也。幸乎天道不絕於人，絕處尤可逢生。此處亂之事也，安之若定，泰然處之，逆來而順受之，自有會通之時，又何必戚戚於目下而自絕于天道焉？然須知天道雖不絕人，天道亦無親私，故唯勤者方能得其酬，而勇者裁可獲其佑，此太上生生之理也。其無生氣者冀得其生，豈非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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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time
星期二 一月 20, 2009 11:14 pm
给samsung做的东西
丈夫生当戮力功业，其一挫而衰者，谅非士也。知与不知，亦无须挂碍。是是非非可也，善善恶恶可也。但一远近，齐贫富，恩报取与，妙善若合。以不攻阴私为得己，以不坐嫌隙为得人。虽公私有间而善能处之，则连环可解。然不仁爱勤，徒事嗟叹不能致王侯。无私厌恶，虽穷巧慧不能登天门。故当泰然处之，怡然守之。虽胜而不礼失，即败而不有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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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願校經
星期三 一月 07, 2009 7:37 pm
近日讀經得真誥數則，因取日人校本勘之，亦未見出校。連日翻檢諸書又得數十則，想十年之功亦爾爾，遂發願為作補校，積久當成新校一部，庶幾傳諸後世。噫！雖老死雕蟲，假令能為隱居掃一葉，此生亦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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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蔚
星期日 十月 07, 2007 9:42 pm
感谢各位的问候与支持！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6:44 am
拜访，祝你国庆节快乐！
风动
星期五 一月 19, 2007 7:41 pm
问好许蔚。
星子
星期五 十二月 22, 2006 10:04 pm
Merry Christmas!
星子
星期二 十一月 07, 2006 10:11 am
interesting.
good
frankjiang
星期日 九月 03, 2006 10:28 am
这里的诗歌还有剧本不错.拜读了一些.学习了
李智强
星期一 五月 29, 2006 3:32 am
问许老兄好！。。。
枕书然笛
星期二 五月 09, 2006 6:19 am
用小手爪子在这里按一下，嘻嘻~`
许蔚
星期日 四月 23, 2006 6:02 am
大家好！嗬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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