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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学蓬：名角们的工资高得来自己都不好意思
星期一 五月 30, 2016 9:59 am
摘要
主动要求降工资的现像绝非一个北京京剧团如此，稍微有点名气的艺人们无不争先恐后地表态，担心自己一不小心没能紧紧跟上趟，政治上就此被打入另册——说白了，当时鼓噪一时的著名演员主动要求降工资的热潮，不过是在面临巨大政治压力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罢了。
关肃霜一张脸胀得通红，模样儿就像被当众抓获的小偷，声音小得犹如蚊子叫似地回答周总理：“实在太多了，每月3……3000元。”
谈起自己这一生走过的路，童祥苓感慨万端。
晚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这辈子，和邓小平一样，也算是三起三落了。‘文革’前挺不错的，1957年那会儿就给我定每月350块钱工资呀，那时候上面馆吃一碗阳春面八分钱，一碗牛肉面、红烧面才一毛五分钱。一袋洋面两块钱，35块钱就能买一两金子。上有名的红房子、德大那样的西餐馆吃一顿西餐，也才花1块钱。
“我四姐更不得了，她在京剧院每月开1100块钱的工资，那是多少钱哪!得算巨款了吧?从购买力来说，现在的超级大腕儿恐怕也没几个能和她比呀!解放以后，全中国没有一个人有私人汽车，童芷苓有!当时上海文艺界除了周信芳，最有钱的就是童芷苓，陈佩斯他爸陈强拍《魔术师奇遇》的时候，坐在敞棚汽车里面钓鱼，你要问那车是谁的，他一准儿跟你说：跟童芷苓借的。进口福特呀!我四姐后来一加入共产党，就主动把房子啊、车子啊，反正家里值钱的东西，全捐献给国家了……那可是寸土寸金的淮海路上，六层楼带花园的大公寓呀，说捐就捐了，不像现在的人，爱玩虚的。那样一幢楼，要放到现在，恐怕得值好十几个亿吧?”
的确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文艺界大角儿的工资，比党政军高干们的工资高出一大截。
笔者查到文革时期的一张重庆市文艺界造反派出的报纸，有一篇文章写着：
在文艺人员中，工资高得令人难以想像。一些大演名、洋、古 ，封、修、资的资产阶级名演员，他们极力宣扬帝主将相，才子佳人，他们是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吹鼓手。他们的月工资高得相当惊人。请看：
上海市的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2000元，混入党内以后减为1760元，高出国家规定的文艺人员一级工资标准四倍多。
北京京剧演员马连良，月工资1700元，其中保留工资1366元。
京剧演员张君秋，月工资1450元，录制《诗文会》选段，仅30分钟，得酬金600元。
京剧演员李少春，月工资1000元，拍了电影《野猪林》后，又得酬金3000元。
资产阶级的老演员拿高工资，解放后新培养出来的青年演员也拿高工资。天津市京、评、越、豫四个剧团的16名主要演员，参加工作最早是1953年，他们的工资最低351元，最高达950元。
曾经轰动一时的《千万不要忘记》，这出戏大家是熟悉的。现在我们就看看这本书的作者丛深到底千万不要忘记什么?丛深他本人有工资，书写成之后，得稿费7000元。由于把这本书改编成剧本，演出单位很多，于是他就每天忙于翻阅各地的报纸，统计演出单位，写信催要演出费。就是这位提醒青年人不要打野鸭子搞外块的作者，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作者，他自己却因此得到几万元的高额收入。
文化部保存的另一份历史栋梁档案里写道：“过去有15位名演员已经领受特殊的工资待遇，每月报酬均在500元以上，有的达到1000元。这些人是：袁雪芬、常香玉、袁世海、李和曾、李少春、张云溪、新凤霞等。这次他们的工资即不再增加特定津贴。”
这个名单中没有被视为国宝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文件特别做了说明：“梅兰芳现在的名义工资仅163元，但他自己有一个剧团，收入自理，实际上从来没有领过工资;周信芳、程砚秋是分红制，每月约1500元;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在民营公助剧团，马每月1700元，谭每月1600元，裘1500元;这些人均不宜用特定津贴的办法处理。”
1964年现代戏汇演时，周恩来总理曾问过此事，马连良、李少春、历慧良、裘盛戎、谭富英等人都报了自己工资数。
这些老前辈们觉得“不好意思”，纷纷要求主动“降薪”。
这时周恩来又问：“还有比马先生高的吗?”
关肃霜很忸怩地说：“不好意思，总理，我回昆明后马上主动要求降薪”。
周恩来的目光一下落到了关肃霜的脸上，继续问：“关肃霜，你每月到底拿多少工资?”
关肃霜一张脸胀得通红，模样儿就像被当众抓获的小偷，声音小得犹如蚊子叫似地回答：“实在太多了，每月3……3000元。”
关肃霜心中七上八下，回到昆明后，果然马上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工资降到每月1000元。弄得文化局的领导们莫名其妙，不知她出了什么问题。
中国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的同时，在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行政级别从1级到24级，月工资从590元到45元不等。按照第一次拟定的行政级别工资方案，中共高层官员的收入相对是比较高的：
一级 军委主席 610元 毛泽东
二级 副主席 550元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
三级 元帅 500元 陈云、邓小平和元帅
四级 大将 450元 粟裕、徐海东、陈赓等大将
五级 上将 400元 大军区、省、部级正职
1955年8月31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此后又颁布新的工资标准，不仅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而且将工资等级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560元，最低18元;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为649.6元，最低工资为20.88元，最高与最低工资之比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
吊诡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还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际，就明确提出过，即使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争取无产阶级最基本政治权利的斗争中，共产党人也应当坚持提出“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限度地限制因等级制所造成的种种流弊。
然而，自称马恩忠实信徒的苏联人却偏偏与这一精神背道而驰，据1940年苏联职务等级工资的标准，月收入最高可达10600卢布，而苏联的月平均工资仅有339卢布。当时苏联人的最高最低工资之比，高达31.3：1。苏联人建立起来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及党政干部内部的分配差距，大大超过了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公职人员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在资本主义各国中，除极少数国家如加拿大、新加坡外，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一般仅在8——10倍上下，美、日亦仅在20倍左右。
国民政府战后的文官薪给标准，共37个级别，每级别的相差数，最少5元，最多40元，仅8倍，相邻各级别之差较为平均，最高级别和最低级别之比，亦仅为14.5：1。
正是基于以上列举的情况，再加上党内对苏联经验的迷信，使得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显得无所作为。他只能把问题归结为金钱本身存在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钱这个东西是很讨厌的，可是我拿它也没有办法，现在谁拿它也没有办法，列宁也没办法，总归还得有。”(注[1])[page]
工资问题，让毛泽东颇伤脑筋。
还在延安时期，毛就已经对后来的供给制的等级趋向表示不满了。1947年3月胡宗南部占领延安，他明确表示这是好事情，至少“打碎了庞大机构、官僚腐化”，逼得过去那种“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供给制标准也改了。他甚至讲:“供给标准就这样好，打到南京上海都不要再提高。”(注[2])
1949年中共中央初进北京城，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时，一位军队高级将领当场提出：“资本家吃饭时要摆五六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这不行，军队应当增加薪水。”
与会者当时多表示支持。
毛泽东却当即提出不同意见，他直截了当地反驳道：“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六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毛泽东显然对国务院制订的工资标准不满意，工资改革工作的帷幕刚刚落下，他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现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提出了批评。他在为大会做结论时专门就此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将来可以考虑也减少一些薪金。”他并且提到，不仅是薪金的问题，实际上还有特殊待遇问题，“一是物资供应，一是警卫太多，必须很好地注意加以改变，以身作则，才能号召人民艰苦奋斗，同甘共苦”。
毛泽东发现，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提到如此之高，各种问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层出不穷。仅仅因为级别稍有不同，待遇有所差别，就有人公开吵架告状，以至痛哭流涕。
毛泽东对此极为反感，他不止一次在党内公开批评说，工资固然应该增加，但“现在看起来工资有些不很适当，已引起人们的不满”。更奇怪的是，级别高了，工资多了，“闹地位、闹名誉，争名夺利这个东西也多起来了。过去的那个拼命的精神，过去阶级斗争的时候，跟敌人作斗争的时候，我们那种拼命的精神，现在有些同志身上就消失了。讲究吃，讲究穿，比薪金高低，评级评低了痛哭流涕……据说还有几天不吃饭的”，“为个人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算什么?他甚至气愤地训斥道：“至于你那个几级几级，就是评得不对也要吞下去!”
废弃供给制，实行工资制，固然不可逆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越来越认定，这未必是一种进步。他断言，共产党人仅仅是因为要迁就现实，才不得不做这样的让步，但让步的结果，却让出一个“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等级制”来。(注[3])
这实在让他始料不及。他对工资制改革所带来的等级制后果公开表示质疑，“供给制改成工资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是，那次改变有很大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不仅高级干部的薪金太高了，而且因为你高一级，我低一级，那么大的差别，弄成“父子关系，猫鼠关系”，把党的传统都丢掉了。
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批评，引起了周恩来等人的重视。1956年的工资改革刚刚完成，国务院就迅速拟订降薪方案，上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很快发布指示宣布:党政高级干部，即行政十级以上干部全面降薪。降薪后，行政一级由560元降为504元;二级由505元降为454元;三级由450元降为405元……十级由190元降为184.5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各级工资间的最大级差数，从28：1变成了25.2：1。
替毛泽东管了12年家的吴连登晚年回忆说：“1955年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主席的工资原本定的是610元，后来主席带头把自己的工资降成了404.80元，江青的工资是243元，他们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这儿支出，他们俩是AA制，每个人都有一本明细账。”
但毛泽东指示，宋庆龄的工资不能降。
在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中，工资最高的并不是纸面上的毛泽东，而是宋庆龄。当时，宋庆龄每月工资为579.5元，另外她还享有每月300元的活动经费，这样加起来，她的工资比毛泽东的工资还高得多。
中国第一代领导夫人们的工资主要取决于她们个人在党内的资历，而不是领导们的行政级别。副总理李富春的夫人蔡畅，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的工资级别就比1925年入党的邓颖超要高一级。邓颖超每月领取342.7元的工资，这又比1929年入党的朱德夫人康克清的工资高了一级。
作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一开始享受的工资待遇并不高，每月只有243元，“文革”时她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工资并未随着地位变化升上去。一直到“中共九大”召开之后，江青的工资才涨到342.70元。
王光美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刘少奇结为伴侣。因资历较浅，工资才120多元，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夫人中最低的。
想想，一个童芷苓的工资，就差不多相当于蔡畅、邓颖超、康克清、江青工资的总和。而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工资，不过是童芷苓的一个零头。
而在五六十年代，一个一级工人每月工资31元，学徒工每月18元，解放军战士每月津贴只有6元。
中国在1960年之后连续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这是当时官方的说法)，国内经济萧条，民众生活困难，出现了大饥荒，全国饿殍遍野。
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削减行政级别三级以下的工资：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
从那时起，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人大委员长朱德，工资统统是404.80元。
当时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费仅为八九元，三四十元的月工资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
童祥苓说：“我五姐葆苓也是名角儿，那时在北京的中国京剧院，每月工资1000元，也和广州的红线女一样，联名致信党中央，觉得自己的工资和劳动人民比起来，高得来自己都不好意思，主动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
1958年，北京市京剧团有一个上呈市文化局的《关于降低北京京剧团演职员工工资问题的报告》，
该报告黑字白纸地写道：
北京京剧团演职员的工资很高，经过整风运动，演职员们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主要演员马连良、谭富英和一般演职员都纷纷提出降低工资。特别是在最近的向党交心运动以后，降低工资，已经成为全团演职员工的普遍要求，和急待解决的问题。
主动要求降工资的现像当时绝非一个北京京剧团如此，而是在全国蔚然成风。稍微有点名气的艺人们无不争先恐后地表态，担心自己一不小心没能紧紧跟上趟，政治上就此被打入另册——说白了，当时鼓噪一时的著名演员主动要求降工资的热潮，不过是他们在面临巨大政治压力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罢了。
(注[1]) 引自《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
(注[2]) 引自《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注[3]) 笔者注:这是1974年毛泽东在谈到八级工资制时的说法。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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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等候多时了，死亡先生
星期一 五月 30, 2016 9:53 am
摘要
在杨绛看来，死亡就是一个遗忘的过程，如果她不将那些经历和感悟写下来的话，这些都将随着死后喝下的那一杯“孟婆茶”而烟消云散。因此，固守余生的任务之一，就是将这些记忆和感悟书写下来，不让自己成为那个悄无声息走向死亡、最终为人所遗忘的“土馒头”下的死者。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
记者：在您翻译的四部作品中，《斐多》是您的跨界之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进入哲学，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愉快、高尚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这本对治忧愁的译作，有纪念钱先生的特别意义吗?
杨绛：1997年早春，1998年岁末，我女儿和丈夫先后去世，我很伤心，特意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因为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
我选定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我按照自己翻译的习惯，一句句死盯着原译文，力求通达流畅，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
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我译前已读过多遍，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感到女儿和锺书并没有走远。
应该说，我后来《走到人生边上》的思考，也受到《斐多》的一定启发。
上文选摘自《文汇报•笔会》记者周毅对于杨绛的采访。
死亡在真正与祂面对面之前，永远都是一个值得咀嚼的话题，当祂莅临的那一刻，究竟是画下了一个句号，还是一个省略号，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题，尽管这个话题往往只在与祂擦肩而过的那一刻电光火石般浮现在脑海中，但一旦开始思考，便无法再把祂从脑髓中驱逐出去，并且越是越是感觉到祂的迫近，对于它的思考就越来越频繁地闪现在自己的脑海里，直到自己彻底被祂占据。
很多年后，已是皤然老妪的杨绛仍然能够清晰地记起自己在大学时代的一次诡异的经历，这个18岁的小姑娘静静地安卧在宿舍的床上，虽然她睡觉一向很轻，“屋里有谁起夜，她没有不醒的，你从床上轻轻坐起来，她那边就醒了”，而且为了方便，她睡觉时没有锁门，但当她的朋友回来时，门却锁上了，“她推呀，打呀，叫呀，喊呀，里面寂无声息。旁人听见了也跟着帮她叫门。
人愈聚愈多，打门不应，有人用拳头使劲擂，有人用脚跟狠狠地蹬，吵闹成一片，而门仍然紧锁，她们开始猜测杨绛暴死了，或是自杀了，并且对这个长着一副“孙猴儿‘生就的笑容儿’”的小姑娘为何自杀作出了种种理所应当的猜测。但屋里的杨绛却对门外的沸反盈天丝毫不知，直到她“忽然感到附近人喊马嘶，好像出了什么大事”她才起来下地开灯，“睡眼惺忪”站在门口，用自己安然无恙的猛然现身让门外以为她已死的人惊喜得齐声叫了一声“哦!”
59年后，杨绛在她的《遇仙记》里记下了这则看似无关紧要的陈年旧事，和她的其他零碎饾饤的回忆文字一起收录在她的散文集《杂忆与杂写》中。这本小册子远不如杨绛的另一本私人回忆《干校六记》闻名于世，除了其自序中引用的英国诗人兰德的那几行“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常被割裂引用之外，这本小册子的诸多篇章长期以来只有钱锺书和杨绛的研究者才会惠顾光临，而这篇《遇仙记》可能又是其中最令人匪夷所思又看似毫无意义的一篇。
但讶怪的是，2007年，也就是这篇文章发表的19年后，97岁的杨绛却在她的《走到人生边上》借一个二十多岁农村出身读过这篇文章的女孩子之口，旧事重提，并且勾出了一连串自己耳闻或是经历的鬼神故事。这些故事的特点是无从解释，无法证明其真伪，又不似《聊斋志异》抑或《阅微草堂笔记》那样有设神道以教化人心的企图;而作为一名已经九十七岁，又向来淡泊名利的老人，似乎也毋须编造这种拙劣鬼神故事来耸动人心，哗众取宠。但杨绛仍然不惮笔墨地将这些无甚意义的鬼神故事记述下来，尽管它们似乎并不能给生者以教化或是愉悦，甚至带来的只有莫可名状的诡怪和恐惧，但它们都指向了同一个目的地，那也就是杨绛长达一个世纪的旅途所最终抵达的终点，也是每一个人最终都难以逃脱的宿命：死亡。而这些闯入生者空间的鬼神，正是向活着的人传达来自那个世界的信息。
鬼神：“鬼之言归也”
在杨绛所记述的诸多鬼神故事中，最惨然的一个当属她在下放干校时听村里人讲的“饿死人的年代”的故事：
“那时候饿死了不知多少人，村村都是死人多，活人少，阳气压不住阴气，快要饿死的人往往夜里附上了鬼，又哭又说。其实他们只剩下一口气了，没力气说话了。可是附上了鬼，就又哭又说，都是新饿死的人，哭着诉苦。到天亮，附上鬼的人也多半死了。”
杨绛并没有深究这桩令人不堪细思的传闻的真实性，就像她的大多数散文一样，只是记述故事，却并不给读者以明晰的结论，她似乎认为结论本身就藏在故事里，在这篇故事的下一段，她很快一转：“鬼附人身的传说，我听得多了，总不大相信”，似乎要否定上述这些鬼神故事的真实性，但她紧接着否定了自己的这种“不大相信”，更引述莎士比亚的名言“这个世界上，莫名其妙的事多着呢。”之后又缕述古代经典诸如《左传》中记载的闹鬼事件，以及自己大学时一位“谨小慎微”的同学讲的自家凶宅闹鬼的恐怖故事，和他不信鬼神的父母给他讲的爷爷奶奶同时看到太公显灵的故事。这让她感到“困惑”。
这种“困惑”实际上成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的另一个门径，自称为“老朽”的杨绛为了解答自己的“困惑”而在97岁那年开始了自己的思考，她表示自己“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实际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么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这一谦虚的口吻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已近百岁的老人的勃勃雄心，杨绛并非简单的“自问自答”，倘使如此，她大可以像她的许多旧稿残编一样放在抽屉里，作为一种有益的思考游戏的产物，她要做的乃是冲破一种思想上的窒碍，这种窒碍也就是她在后面所委婉提到的“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干碍我的自由”。
在杨绛看来，这种党派、教徒以及“条条框框”已然是一种“社会风尚”，这种社会风尚以所谓的“不信不迷”的“思想正确”表现出来，而这种所谓“正确”的“思想”乃是“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境界”。对杨绛来说，鬼神的存在尽管介于是非有无之间，但对它的思考却恰恰是步入这一“形而上”境界的门径，也是对长久以来以进步为名对人进行“思想改造”的一个反动。
20世纪革命中国的母题之一即是驱鬼逐神，这里面的“鬼神”既有传统文化中实际上意义上的超自然存在，亦有其象征意义。无论是早期以科学民主启蒙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亦或是继之而起以集体改造人性塑造“新人”为目的的政治运动，鬼神皆被视为封建迷信、颓废想象，与现代革命意识形态格格不入。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革命者，都心心念念以驱鬼逐神为使命，胡适在1915年的一首诗中认为只有驱逐鬼魅，革命才能迎入新世纪“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棰，鞭笞驱逐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到1940年代，延安制造出的最负盛名的歌剧《白毛女》中则赞颂“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便成人”。
这种将传统和旧时代比拟为应当消灭的鬼神思维成为一条系谱，时而作为意识形态的口号，时而又作为现实斗争的对象。并且最终在1960年代被混为一谈，制造出一种名为“牛鬼蛇神”的社会身份，许多曾经在思想界驱鬼逐神的知识分子也未能免于中枪，纷纷被划入这个他们昔日激进批判斗争的队伍之中，成为接受“思想改造”后的新一代的斗争对象。
杨绛和她的丈夫定然对此感同身受，因为他们本身就身为“牛鬼蛇神”中的一员而遭受“鬼神”在革命下应有的鞭挞箠楚，“有一晚，同宿舍的‘牛鬼蛇神’都在宿舍的大院里挨斗，有人用束腰的皮带向我们猛抽。默存背上给抹上唾沫、鼻涕和糨糊，渗透了薄薄的夏衣。我的头发给剪去一截。斗完又勒令我们脱去鞋袜，排成一队，大家伛着腰，后人扶住前人的背，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谁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要挨鞭打”。
当杨绛终于活着从牛鬼蛇神的地狱中爬出来，恢复人身后，她便将这段经历详尽细致的记录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鬼附身”，昔日的鬼魅被作批判的名目加在自己身上，从此作为人的身份被鬼所占据，也遭受鬼在那个时代受到折磨。恰如一幕在1960年代被下令禁演的“鬼戏”《李慧娘》中，遭逢乱世而死的女鬼李慧娘所说的“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
当杨绛在1988年写下那篇自己大学时代“鬼附身”般的文章《遇仙记》时，正是她的那本讲述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遭际的《洗澡》杀青刊行之时，这两件事尽管未必有其因果前后，但却暗中偶合了这段回忆和它要呈现的意义。被“鬼附身”沉睡不醒的人直到被巨大的声响惊醒才发现自己在别人眼里已经死过一次，这何异于那段把人当成鬼挣扎纠缠于生死之间的经历?
而在接下来的19年中，杨绛再次面临女儿和丈夫的先后离去，自己孤独地守着过去的记忆时，鬼神的意义很自然就再度浮现在她的脑海之中。当杨绛写下这本《走到人生边上》时，她刚好徘徊在自己的生死边缘，当她从医院里出来时，她想到的是“我是从医院前门出来的。如果由后门太平间出来，我就是‘回家’了。”这恰好是对“鬼”的一个最古老也最经典的解释“鬼之为言归也”。
“站在人生的边缘上”的杨绛也许在自己给自己设定的“困惑”中感到了某种归去之前的急迫感。当她记下这些鬼神故事时，就像她自己在文中所说的“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鬼神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象征，它是被批判打倒的历史，是附身于自己的记忆，是被人怀疑遗忘的现在，也将会成为自己将来的归宿，她早年的“鬼附身”的往事，她干校下放时村子里被而饿死的冤鬼，她和她的同行们沦为“牛鬼蛇神”的遭际，以及她的至亲至爱离去的孤寂和哀伤，都被融入到鬼神这一宏达的系谱之中。在她的《神和鬼的问题》最后，她写道：
“但是我相信，我们不能因为看不见而断为不存在。这话该不属迷信吧?有人说，我们的亲人，去世后不再回家，不就证明鬼是没有的吗?我认为，身后的事，无由得知，我的自问自答，只限于今生今世”——“鬼神”仍然固执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一如看不见不能断为不存在，那些被刻意无视的记忆也将会像鬼神一样返回人世，作祟于现在和未来。[page]
死亡：“我”一直在这里
只有鬼才能直面死亡的意义。而杨绛寥寥无几的直接描述死亡的文字，也恰恰诞生于她被迫成为“牛鬼蛇神”的那段经历中。杨绛非常罕见地写下了具体时间和地点，可见此事给她留下的印象至深，直到她在8年后写下这件事时，仍然历历在目，那是1971年1月3日下午三点左右，她在菜园里远远望着有三四个人在萝卜地东边的溪岸上挖土，“旁边歇着一辆大车，车上盖着苇席。”等到挖坑的人只露出脑袋和肩膀了，坑已够深。“他们就从苇席下抬出一个穿蓝色制服的尸体。我心里震惊，遥看他们把那死人埋了。”
“冬天日短，他们拉着空车回去的时候，已经暮色茫茫。荒凉的连片菜地里阗无一人。我慢慢儿跑到埋人的地方，只看见添了一个扁扁的土馒头。谁也不会注意到溪岸上多了这么一个新坟”。
自此以后，这具陌生人的死亡和他不起眼的坟墓却成了杨绛心牵肠挂之处，她第二天就告诉一同下放劳动的丈夫“留心别踩那新坟，因为里面没有棺材，泥下就是身体”，过几天下的一场大雪，杨绛又“只愁雪后地塌坟裂，尸体给野狗拖出来”。直到她看到“地果然塌下些，坟却没有裂开”她才略感安心。直到她离开时，她还和丈夫偷空通往菜园看了一眼，“那个扁扁的土馒头也不知去向，只剩下满布坷垃的一片白地”。
“因此我常记起一幅画里，一个老者背负行囊，拄着拐杖，由山坡下一条小路一步步走入自己的坟墓;自己仿佛也是如此。”
陌生人悄无声息的死亡和化为乌有，使杨绛进入对死亡的思考。这是杨绛第一次在自己的文章中明确地提到死亡给她本人的感受。在此之前，死亡只是她运用的一种文学手段，用以加强戏剧性冲突，比如她在1946年出版的讽刺剧《风絮》中为女主角沈惠莲设计的自杀式死亡，因为她的男友方景山为了革命而牺牲了她，绝望之余在一场三角恋爱的冲突中举枪自杀。但1971年杨绛目睹的死亡却真正使她反思人生与生命的意义。不仅因为年岁已长，而是她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死亡的意义也许在于祂给生者带来的影响。在她的早年时代，虽然也需要忍受亲人的去世，但死亡是一种自然的轮回，而当她步入晚年时，死亡却可能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到来，那座“扁扁的土馒头”里的死者就是其中之一，而她的女婿王德一在批判中的自杀，更让她看到了日常生活被强行撕裂开后的巨大苦痛。
《孟婆茶》是杨绛第一次真正地将死亡作为主题写下的寓言故事，这篇写于1983年11月的文章伪托一个梦境来讲述杨绛对死亡世界的观感，通往来世的方法是乘坐一列“露天的火车”，这列奇特的火车“不是车，因为不在地上走;像筏，却又不在水上行;像飞机，却没有机舱，而且是一长列;看来像一条自动化的传送带，很长很长，两侧设有栏杆，载满乘客，在云海里驰行”，这列火车通向的第一站是一个叫“孟婆店”的站台，只要喝了孟婆店的孟婆茶，就“什么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按照管理员的解释，“忘记”其实就是卸去“身上、头里、心里、肚里”夹带的那些“私货”，“夹带私货过不了关”，是无法继续通向彼岸的旅程的。也因此，杨绛急忙逃离了孟婆店，因为“我夹带着好些私货呢，得及早清理”。
这似乎意味着，在杨绛看来，死亡就是一个遗忘的过程，如果她不将那些经历和感悟写下来的话，这些都将随着死后喝下的那一杯“孟婆茶”而烟消云散。因此，固守余生的任务之一，就是将这些记忆和感悟书写下来，不让自己成为那个悄无声息走向死亡、最终为人所遗忘的“土馒头”下的死者。
记忆成为了一种证明存在的方式，而抹去记忆则无异于死亡。而“孟婆茶”的作用正是消灭这一记忆，制造出真正的死亡。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提供“孟婆茶”消灭个人记忆的死亡世界，似乎并不是一个理想之地，而是现实世界冰冷无情的官僚体系在阴间的翻版。在记述丈夫钱锺书和女儿钱瑗相继去世的那篇令人黯然泣下悼文《我们仨失散了》里，通往死亡的路途成了一个名为“古驿道”的怪诞之旅，生病住院被写成去“开会”，钱锺书的病房是驿道河中漂泊的船，而这个驿道上处处充满困惑和诡谲的气氛，人被严格控制起来，“看不见的地方，别去。不知道的事，别问”。当杨绛问那个官气十足的掌柜“不能用一个问字，不能打一个问号”时，掌柜瞪着眼睛警告道：
“你这话已经在边缘上了，小心!”
死亡是一种近乎专断的压抑性体验记忆被斥为必须卸下的“夹带的私货”。这一切的原因显而易见，一如记忆乃是个人存在的证明，疑问也是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而死亡的目的正在于消灭个人，当杨绛在描写死亡时，她所描写的是一个个体被消灭的、死气沉沉的世界，它用迷雾来伪装自己，设置禁令来剥夺人的自由意志，消灭记忆来最终使个人化为虚无。这也是杨绛为何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的原因，她试图冲破这种僵化的窒碍：“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
在钱锺书和钱瑗去世后，她忍受着极大的悲痛翻译了柏拉图的《裴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篇两千三百年前古希腊哲人的对话录中，杨绛被“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感到女儿和锺书并没有走远”。
对死亡的思考提供了一种虽死犹生的可能，也消解了死亡将会带走一切的专断。当杨绛站在人生边上，死亡的脚步愈发的迫近时，她却坚定地相信死亡并不会带走人的一切，对过往人和事的记忆以及属于个人的意志，也就是不灭的灵魂，“我”是不会被死亡消灭的，就像她讲述的鬼神故事一样，他们总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人世，让人们感知到死亡的尽头并非空无：
“我站在人生的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能有成绩，就不是虚生此世了。向前看呢，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灵魂既然不死，就和灵魂自称的‘我’，还在一处呢”。
杨绛就以这种方式为死亡画下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省略号，当我写下这篇文章时，这位“老先生”已经乘坐火焰列车飞向彼岸，此刻只有她知道，那个世界里有没有鬼神，有没有官僚气的管理员，有没有让人遗忘一切的孟婆茶，但既然她留下了一个省略号，那我们倒不妨认为，那个戴着老式眼睛、总是笨手拙脚的丈夫和她聪慧懂事的女儿都在等待着她的到来，死亡只是一个瞬间，我们仨从来没有分开过。
来源：共识网 作者：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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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口述：留在那里的爱情
星期一 五月 30, 2016 9:38 am
摘要
我想，不管是那个群体，爱情是永恒的一个话题。在这里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生存环境、人际交往、悲欢离合等等。知青的群体也不例外。生活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知青的情爱史被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1968年12月21日以后，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上山下乡运动，都是17、8岁的年青人在伟大领袖的一声号令下，跑到了千里之外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他们被安排在同一个连队生活和工作。生活的艰辛、枯操、无奈使这些年青人开始在爱情的港湾寻求避风港，由此产生了一个知青婚姻的话题。
40多年以后，这些已经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人又相聚在一起，在一间茶坊里，我们这些当年知青坐在一起聊天。此刻窗外依旧是车水马龙五光十色，一对对情侣互相依偎着匆匆走过，喜欢散步的老人们则互相搀护着悠然自得地行走着。你能够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看见爱情的影子。大城市的夜幕下留给我们的是繁华和喧闹。而我们的青春岁月是在遥远的西双版纳红土地上度过的，我们的爱情生活是在那莽莽的丛林里生根、开花、结果。我们谈及往事，不由地感慨万千。人生的40年在一瞬间就这样过去了。
已经不会再有“情敌”相见时的那种仇恨和嫉妒了。回归到平静的心态的时候，更多是理性的思考。一个连队的知青之间的情爱史只是1600万上山下乡知青中婚姻状况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缩影。我想记下这些事情，留给我们的历史，留给我们的后人。透过这些小事，至少可以看见那个时代的痕迹。
席间，坐着的曾经是恋人，现在各自都有了家庭;有曾经结婚生孩子的夫妻，现在各奔东西离婚了;有从苦难岁月里结合的患难夫妻，如今恩恩爱爱相守在一起;还有曾经为了在爱情的天平上取得胜利而动手动刀的，如今相见只是谈谈的一笑而已……。还有为了爱情到了发疯的人，进了精神病院的;有背着自己的情人又与他人幽会的故事。知青啊知青，这样的故事在那个年代不断地演绎着。
我想，不管是那个群体，爱情是永恒的一个话题。在这里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生存环境、人际交往、悲欢离合等等。知青的群体也不例外。生活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知青的情爱史被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当我们满怀豪情走向农村的时候，在这个性萌发的年龄段里，满世界是阶级斗争的口号。知青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少男少女。“再教育”者从一开始对知青实行禁欲主义的办法，到以后的对于知青男女同居的放纵和对于女知青肆无忌惮的摧残。一部知青的情爱史生动具体地揭示了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种种弊端和劣迹。许许多多人间的悲剧就是这样诞生了。许许多多的知青由此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一些的知青专著把知青的情爱分成三类：1、知青与知青结合(包括不同出发地知青的结合)。2、知青与农民的结合。3、知青与城镇职工的结合。还有一些另类的情况。但是基本上以这三种情况为主。现在，有专家提议要研究知青的情爱史。一部知青史包含了那个时代丰富生动的历史，情爱史是其中的一部份。与人类的历史研究一样，情爱史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从知青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在这些血气方刚的年青人的全部活动里，演绎的就是一部情爱史。有真诚的爱情，也有虚假的爱情;有性爱的需求，也有道德的败坏;有痛苦的分离，也有无奈的告别;有政治因素的结合，也有为了回家的需求……。这里有知青与知青的结合，有知青与农民的结合，有知青与素不相识的城里人的结合，包括同一出发地城市知青的结合，也有不同出发地城市知青的结合。五花八门，丰富多彩，举不胜举。
今天，当大家又坐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了昔日的不安、为难、尴尬。有默默在祝福对方的，有暗自庆幸自己没有与对方结合的，也有感叹命运的不公，或者是后悔自己走错的路。一切都不可能在假设里进行问题的思考。已经成为历史，需要我们理性地去思考。于是，我记下了这些我们曾经经历的往事。
爱情的故事有个人的隐私成分，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记下这些只是为了使我们不要忘记那个难忘的岁月而已。
一、爱与性
在我们知青聚会时，多年不见的阿春看见我以后，似乎有些话欲说又难以可口。憋了半天，他很神秘地告诉我一件事情，并且说这件事情基本上“封存”了将近40多年了。这是阿春说的事情——
那时，我与小刘住在一起。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喜欢交朋友。每天晚上就跑东跑西地去聊天吹牛。什么“梅花党的故事”，什么“一双绣花鞋”，还有“第二次握手”等等都是那个时候听来的。小刘则不同，下班回来就一个人待在家里。每当我回宿舍的时候，他总会说，阿春，我很苦恼，有许多话想告诉你。我就让他说。可是他总是把要说的话又吞进肚子里去了。
在我俩的宿舍隔壁住的是王大根和金小玲一对。两个人在谈恋爱，热火朝天的。大家都是上海知青，就是他们睡在一起也不管我们的事情。那年，大根回上海去办理病退的手续。也许是很不顺利，他一去就是三年多。留下小玲一个人很孤独。
记得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我照例在晚上出去玩了。等到11点的时候回到宿舍时，小刘居然不在宿舍。我很纳闷，他会到那里去呢?在这个连队里，小刘基本上是不与别人打交道的。唯一能与他说说话的就是我。所以领导上把他安排和我一起住。
不管他，我就躺下睡着了。迷迷糊糊地我被小刘推醒了。只见他涨红着脸，喘着粗气，情绪激动地对我说，怎么办?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我是一头雾水。
小刘喝了一口水，坐在床边，用毛巾擦擦汗。等了许久，他神秘地对我说，你要保证，不许说出去!
我保证!
小刘说，我做人了。
什么做人了?我简直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小刘又一次要我保证守密。我答应了。
小刘说的事情：
自从王大根走后，金小玲一直在暗地里对小刘很好。只要阿春出去玩，小玲就会找各种借口与小刘说说话。有时会送一些吃的东西来，有时会到小刘的宿舍里坐一会儿。今天，金小玲把小刘找去，为他煮了四个鸡蛋让他吃。在连队里，大家都知道小玲是出了名的“铁公鸡”，平时是一毛不拔的。今天可是破天荒了。开始小刘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情。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里四个鸡蛋意味着什么，我们平时连鸡蛋壳也看不见的。
昏暗的灯光下，小玲穿着一件圆领的汗衫和一条短裤。当她弯腰扫着残留在地上的鸡蛋壳的时候，透过圆领衫的领口，小刘看见了小玲躲在圆领衫里硕大的乳房。随着小玲手臂的摆动，这对乳房在不停地抖动。小刘有一种按耐不住的冲动，但是他极力忍住了。小玲抬起头来看见了坐在床边一脸通红的小刘。小玲突然扔掉扫把抱住了小刘说，陪陪我，陪陪我!
小刘浑身上下颤抖着。他不敢去拥抱她。这是大根的女朋友啊。
小玲使劲抱住了他，在他的脸上拼命地吸允。嘴里不停地说着同一句话：我要!我要!……他们一起倒在了床上。
小刘感到自己浑身上下都被激情燃烧起来。他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拥有一个女人。他发狠地咬她，咬她的嘴唇、咬她的乳房、咬她身上的一切。当两个人完成生命里的交融后，大汗淋淋地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小刘突然哭了。小玲温柔地趴在他的身上安慰道，没事情的。我要的，是我要的!没人知道的!
小刘讲完了。阿春感到这个故事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料。他不敢相信自己是在听一位知青朋友的讲述。他更不敢相信这件事情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
灵与肉的交融?爱与性的交融?
多少年过去了，这件事情阿春重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起。后来，大根办完病退的手续回到了连队。没过多久，大根与小玲一起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连队回上海去了。在他们之间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以后在上海的日子里，每逢大家聚会的时候，小刘没有来过一次。什么原因呢，谁也不知道。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点燃了一根香烟。烟雾腾空而起在屋里环绕着。我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的阿春，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回城后，大根和小玲就结婚了。生了一个儿子，可惜是不读书的儿子，至今还闲逛在家里当“啃老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小玲已经退休了，大根还在为儿子打工，要继续为他提供资金的保障。否则，这个宝贝儿子又会闯出什么祸事是难以预料的。
那时在我们云南的兵团里，一开始实行的是禁欲主义。哪个知青谈恋爱了，是大逆不道的事情。轻者教育，重者批判。但是一对对苦难的知青结合像潮流一般不可阻挡。那些曾经反对知青恋爱的人们反而高兴地发现，这是扎根边疆的具体表现。你有了孩子，就必须结婚。结婚了，就必须留在农场。在知青当中发生了宁可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也不愿意结婚的事情。更有甚者，自己堕胎，把孩子扼杀在生命的摇篮里。当事情败露后，女知青居然会恳求领导：我不要探亲假了，求求你们放了我们吧。
我不想去责备小玲的不道德。作为人，尤其是一个女人，这样做已经超越了道德的底线。我也不会去为大根可惜，作为一个男人实在是很无奈。他们早就是非法同居的一对，他们有着自己对于性的渴望。在寂寞与无奈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找一种生理上的满足，情感上的依赖，这只是他们之间的隐私而已。无知吗?面对着这样一群无知的、愚昧的知青，面对着当时窒息的政治空气和环境，你还能做出什么解释呢?[page]
二、被拒绝的爱情
当大家知道小刘发疯的消息后，都感到很震惊。好不容易回城了，开始了我们知青的新生活的时候，他却疯了。
小刘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他的症状和奇特，不像大多数的精神病人大吵大闹，摔桌子踢板凳的。他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谁的话都不回理睬。仿佛这个世界里已经没有人类的存在，唯一能够与他对话的是自己。他会用木讷的眼神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随后发出一丝苦涩的微笑。
自从小刘与小玲有了一夜情以后，他按耐不住内心的渴望，时不时地会在深更半夜偷偷溜进小玲的宿舍去。在那里他可以享受到本能的快乐。一直到小玲的男友大根从上海回来，他再也不会去那里了。在他的眼里，大根是多余的人，为什么要再回来呢?这个情敌!最令人气恼的是小玲，她和自己的男友依旧是嘻嘻哈哈搂搂抱抱。似乎与小刘之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见面的时候，连句话也不说。两人交融在一起的海誓山盟都被跑到九霄云外了。
你就这样绝情吗?小刘想了许多报复的办法，想出口气。但是细细一想，人家是有男人的。只是这个女人的性欲太强烈了，把自己当做了她的泄欲的工具。也好，至少我占有过她了。她的男人该戴一顶 “绿帽子”了。哼，我不吃亏的。这样一想，小刘开始寻找新的女人了。
小刘发现这个连队里就是缺少女人。留在连队里的女知青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对象。没有找男人的女知青，都是准备嫁到外地去逃离云南农场的。晚上他躺在床上，把连队里的女知青一个一个像看电影一样过了一遍。唉，尝过女人滋味的小刘实在是难以忍受这样痛苦的煎熬，他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向自己的隐私处……。
他忽然发现，连队里号称“小酒窝”的霏霏是一个单身的女知青。传说她也要想办法离开云南，只是至今八字没有一撇。她单纯中带有一份天真，快乐中蕴藏一份甜蜜。这样的姑娘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啊。
第二天上山的时候，小刘故意走在霏霏的身旁。平时少言寡语的他这时会滔滔不绝地对霏霏讲述许多稀奇古怪的新鲜事情。干活的时候，他会抓紧时间把自己的活干完，然后跑去帮着霏霏干活。连队里的人发现了这个奇特的现象，都在议论纷纷。有好事的人对霏霏说，他在追求你了。霏霏回答，胡说八道，我怎么会在这里谈朋友。我要回家的。有好心人劝小刘，你死了这份心吧，人家根本不会与你谈朋友的。小刘回答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自己心里有数。
为了讨好她，小刘特意写信叫父母从上海寄来咸肉。他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专门把咸肉送到霏霏的宿舍去。霏霏先是一愣，她用奇怪的目光注视着这位在她心目中毫无位置的男人：你拿回去，我不要!小刘说，这有什么关系的。我这里多了，就给你的。霏霏生气了。她指着小刘说，告诉你，我不会在这里谈朋友的。你趁早死了这个心。再说，就是要谈，我也不会找你这样的人。
最后这句话刺痛了小刘的心。就是要谈，我也不会找你这样的人。我算什么?我也是个男人，一个知青!他拿起咸肉一扭头走了。小刘怎么也想不通自己花了这样大的心血来向这个女人发起进攻，收获的是这样一句话。我这样的人，我是怎样的人呢?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回到宿舍，他蒙起头来哭了。
没过多久，“小酒窝”的调令来了。她走了，是嫁到安徽一个县城当老师。同时，与他有着一夜之情的小玲和自己的男人大根一起办好病退的手续回上海去了。这下，小刘感到彻底失望了。都走了，留下自己一个人了。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被戏弄一番以后又回到了起点。大返城的时候，他回家了。到了上海，他疯了。
40年过去了。小刘在我们这个群体里消失的无影无踪。好几次知青的聚会，我们都在设法打听他的下落，都没有结果。以前居住的老房子早就拆迁了，那家医院也被动迁搬走了。唯一能够打听到的是一位老邻居提供的一点“线索”：据说是自杀了。是不是，谁也无法肯定。也不要去找了，万一这是真的，不是在触痛人家家里人的心痛之处吗。大家默默地接受着这个没有证实的事实。
三、留在那里了，我的爱情和青春
1979年春天的时候我们都走了。离开了那生活了将近十年的云南农场的时候，有一位姑娘留下了。因为她结婚了，嫁给了老连长的儿子。
那天，当我们回城的汽车开动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看见她。后来知道，她一个人躲在家里默默地流泪。丈夫担心她那怀孕的身体，劝她不要再哭了。她猛然间抬起头来，对着自己的丈夫大吼道，都是你作的孽。
小翠的丈夫比她小两岁。那年我们知青来到连队的时候，他见到我们知青时喊着叔叔阿姨。从农场的中学毕业以后，回到生产队里参加劳动。反正老子是队里的一把手，怎么说自己也是“干部子弟”。
小翠在知青里属于那种不太漂亮的女孩。发胖的身材，不高的个子使她很难在灵巧和秀美上得分。有的知青在暗地里叫她“小胖子”。尤其是看见阿虎和小陈这样一对般配的情侣的时候，心里直骂爹娘留给自己这样一幅模样。小翠曾经试图给一些知青朋友发出过“秋波”，但是得到的回应是冷谈、嘲笑、讽刺、讥笑。她渐渐地灰心丧气。感到生活对于她很不公平。就在这时，连长的儿子闯入她的心窝。
由于就住在隔壁，只要下班回家了，连长的儿子会有事无事地过来与她聊天，陪她说说话。当他得知大家对于她的“雅号”时竟然说，我就喜欢你这一身的肉。吓得她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
儿子把自己的心思告诉给老子听。老子哈哈大笑，你小子是蛤蟆想吃天鹅肉了。人家是上海姑娘，要你这个乡巴佬?儿子回答，那你就等着瞧吧。等着瞧?从心里讲，老子当然愿意成全这门亲事。上海姑娘，这样我的亲家就是上海的。大城市啊，做梦都在想去一趟啊。连长用他手中的权力开始帮着儿子对小翠发起了强烈的攻势。
很快，小翠缴械投降。连长的儿子在一个月圆的深夜，悄悄地爬进了小翠的宿舍。没等到小翠清醒过来，他已经爬进了小翠的被窝里。啊，男人，是一个男人，一个熟悉的男人。小翠无助地看着他发疯似地撕裂自己的衣裤，闻着他一嘴的酒味，忍受着他那粗大而又毛糙的双手的蹂躏……。当他的一切都得到满足以后，小翠所要做的只是呆呆地望着屋顶上的茅草，透过着茅草顶依稀能够看见的月光。身边的男人正打着酣，睡得好香好香。这就是要与她一辈子生活的人?小翠不敢相信。
天亮了，连长的儿子起床了。他再一次地亲了亲小翠，一个转身回家去了。望着一夜未归的儿子，老子的心里明白了几分。前不久他作为连长还在大会上强烈地批判知青队伍里未婚先孕的丑事，现在起他准备再也不提这些事情了。自己要成为上海人的亲戚了，这可能是上辈子修的福吧。没过多久，他们就结婚了。
回城以后的知青聚会，小翠也来了。我们得知，现在他们回到了上海。他们的儿子已经工作了。就是小翠的丈夫已经肝腹水了。脸蜡黄蜡黄的，天天躺在床上。连长早就离开人世，他祈盼的到上海会会亲家的美梦终于还是没有实现。他的儿子实现了来到上海生活的梦想，可惜的是已经病入膏肓。如今，他俩的户口都在农场，拿着农场低廉的工资，维持着家庭的生活。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不再谈起当年这段恋爱的历史。小翠也不愿意向大家说起这一切。我们知道，她把自己的青春留在了那里。只是在大家狂欢的时候，我看见她的眼圈红了。
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一书里说：“知识青年与农民的结合在全部婚姻中涉及面最广，酿成的苦果也最多。这种婚姻类型又包括男知青娶女农民，女知青嫁男农民两种形式。一些资料显示，女知青嫁给农民的人数明显超过了男知青娶女农民的人数……知识青年与农民的结合在全部婚姻中涉及面最广，酿成的苦果也最多。”
著名影星刘晓庆当年曾在贫困的四川宣汉县当过知青，她回忆说：我每天在幻想与破灭之间挣扎，我第一次渴望着“爱情”：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能够每天来帮助我挖地，只要坚持八个月，我就一定嫁给他。(《我的路》刊于《文汇月刊》1983年6期)刘晓庆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评说小翠呢?[page]
四、缤纷的世界
在我们这一批知青里，阿康是最幸运的。因为是独子，他在上山下乡的第四年按照当时政策的规定回到了上海。阿康走的时候把更多的思念留在了西双版纳。因为这里还有他的女友，还有他死去的孩子。
在连队里，阿康是第一个有孩子的知青。一到连队，他就看上了美丽漂亮的小艺。没过多久小艺就怀孕了。在当时这是未婚先孕，是农场的纪律所不允许的。为此连队给了他们处分。小俩口决心把孩子生下来，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啊。可惜的是，孩子降生没有多久就夭折了。那天，阿康是含着热泪亲手把孩子埋在一片桔子林地里。爱情的结果就这样覆灭了。
随着知青政策的松动，传来了独生子女可以回上海的消息。阿康是符合这个政策的。当时我们都很羡慕，他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们在这里还不知道要待到何年何月。
阿康是一个好男人。临走的时候，他一一关照自己的朋友照顾好小艺。他对小艺发誓，这辈子一定等她回到上海。就是回不去，他也会与她结婚的，永不变心。一对情侣由于国家的政策的原因，只好暂时分离。以后，在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浪潮里，我们都回到了上海。他们正式结婚了。那天，在小艺家石库门里，楼上楼下大大小小的房子都被征用了。我们云南回来的知青被安排在天井里的两桌。刚刚回城，又是他们第一个结婚，大家都赶来凑热闹。我们这两桌酒席从下午2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知青专席的最大特点是喝酒。我们不是一瓶一瓶地喝酒，而是用烧开水的水壶装满黄酒，一壶接着一壶不停地喝着。当大家开始进入到“豪言壮语”阶段的时候，不知是谁唱起了《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首歌。“爹娘啊，爹娘啊，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一时间大家都热泪盈眶。那时我们在云南农场的时候，就是唱着这首歌思念故乡，盼望着回家。现在我们回家了，但是这份知青的情结依旧还在。过去的岁月留给我们的回忆是终身难忘的。
结婚后，阿康和小艺生了一个女儿。生活是平静的。每天忙忙碌碌地上下班，回家后照顾老人和孩子。在我们知青中，阿康一直是大家在道德上的楷模。回城后他耐心地等待着小艺的回来。他感到自己的责任是要对小艺负责。不管当时她是否能够回来，作为一个男人要负起这份责任。孩子在长大，世界在变化，人的心理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阿康和小艺的婚姻渐渐出现了一些裂痕。
上海是一个花花世界。随着改革开放脚步的加快，各种物质的、精神的诱惑不断吸引着从农村回到城市的知识青年。自己大好的青春岁月在山沟沟里度过的，现在要抓住生活的尾巴，赶紧补回过去的损失。要吃，要穿，要娱乐。生活就是这样美好多彩。
小艺希望阿康随出国挣钱的大军到日本去，希望阿康能够下海去做生意，希望……。在这样的希望里，阿康感到很无奈。自己一个普通的工人，靠着工资的收入维持着家里的开销。渐渐地他感到有的力不从心，他无法满足妻子和女儿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各种需求，加上一些其他的原因，最终的结果是分手!
在知青的聚会上，阿康和小艺都来了。他们形同陌生人一般。我们都为此感到惋惜，能怪谁呢?我与阿康坐在一起谈了起来：“能不能再重新和好?”阿康很坚决地回答我：不可能了。
我知道，现在他们各自都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各自都生活的可以。不管这么说，毕竟在那最艰苦的岁月里有这样一份情感;毕竟女儿还是他们联系的纽带;毕竟我们都是知青。也许，我的考虑是很天真浪漫的。生活中，爱情是一道很复杂的题目。不是1+1等于2这样简单的数学题。
难道就这样结束了?我问道。他没有回答。一阵沉默以后，阿康说，我想到云南去一趟。看看埋在那里的孩子!这是我的孩子啊，可惜一出生就没了。我看见阿康说这番话的时候，眼里含着泪花。是啊，这份不了的情是别人无法体会到的。那个孩子，是他们爱情的结晶，是那个难忘岁月的见证。难得阿康还有这样一份思念之情!说不清的情感啊。对于我们历经那个上山下乡岁月的知青来说，还有多少这样的悲喜剧呢?天知道![page]
五、就这样一次，留下了“孽债”
这件事情封存了将近30年。
离开农场已经有30年了，小兵急切地想回去看看。爱人不解地问道：你在农场难道有“孽债”，这样急吼吼的要回去?小兵不语，心里很明白，这是真的!
还是在几天前，留在农场的知青朋友阿富来电，问起一些当年的事情。当阿富说到连队边上红旗寨的事情时，小兵好像触电一般的紧张。他关切地问阿富，你是否知道阿娇现在的情况?阿富说，我今天来电就是想问你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话说到这个份上，大家心里都明白了。这一夜小兵一直没有合眼，往事历历在目。
记得来到农场以后，小兵和大家一样整天在连队里劳动。周而复始地过着平淡的日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股青春的热血在心里萌动。特别是在看见同伴中一个个恋爱、结婚、生子后，小兵有着一种莫名的冲动。他也试着向一些女孩子发出了“信号”，可是没有一个女孩子接受他的爱情之箭。小兵苦恼了，他搞不明白爱情怎么这样难。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看见同龄的女知青，小兵总会眯起眼睛偷偷地端详着。他感到自己有点想入非非了，有点无法控制了。小兵想要个女人!
连队的山脚下的寨子叫红旗寨，这是一个僾尼族居住的寨子。时间一久，连队里的人和寨子里的人都混熟了，来来往往有了一些交流。一次小兵和几位知青朋友到寨子里去玩，无意中看见了一位漂亮的僾尼姑娘。当小兵用之愣愣的眼光注视着这位僾尼姑娘的时候，大家都对小兵说，你要是看上了，就上呀!在一片哄笑中，说着无心，听着有心。时间一久大家也就把这件事情忘了。听老工人说，这个叫阿娇的姑娘在这个寨子里是最漂亮的，有许多僾尼小伙在追求她。不知是什么原因，阿娇就是不为所动。而一旦农场的知青们来到寨子里玩的时候，阿娇就会打扮地漂漂亮亮地出现在大家的跟前，有意无意地在知青面前展示着自己。
大返城的时候，大家都各自为回家的事情忙碌着，很少再去关心他人的闲事。在连队里，大家很少见到小兵的出现，不知道他去忙什么事情了。那时，大家不是在忙着整理行装准备回家，就是在谈论知青北上请愿的事情。谁也没有注意到小兵在干啥。闲的无聊的小兵漫无目的地走向了红旗寨。寨子里很安静，路旁一群小狗见到熟悉的小兵个个都摇着尾巴跑过来乞讨着食物。小兵径直走向阿娇的房前。透过竹子编织起来的墙的缝隙，小兵看见阿娇正在脱衣要睡觉。昏暗的油灯光里，小兵看见阿娇丰满的乳房在颤动着，白净的大腿袒露在自己的眼前。小兵只是感觉到喉咙口在冒烟、心在剧烈地跳动。啊，女人，这就是女人。小兵冲了进去，吹灭了油灯……。当小兵回到连队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在一种满足的感觉里入睡了。仅仅一天，小兵可以顶替的公函到了。他匆匆地整理了自己的行李，赶上最后一班车子回城去了。
上班、找对象、结婚、生子，就像所有回城的知青一样，小兵过着平静的生活。在接到留场知青阿富的电话以后，小兵一下子就懵了。就这样一次啊，就是这一次留下了自己的种啊!小兵实在是想不通如何来处理这件事情。他拼命地抽烟，苦苦地思索。阿富告诉他，小兵走后，阿娇到连队来找过他，见到了阿富。当得知小兵回城去了，阿娇一声不吭地回寨子去了。不久，阿娇生了一个女儿。阿富去看了，活脱脱地是小兵的“翻版”。这肯定是小兵的孩子。阿富安慰着阿娇，阿娇则说，这件事情她谁也没有告诉，希望阿富也为她保密。这以后，阿娇嫁给了寨子里一位没有生育能力的人。
在电视剧《孽债》播放的时候，阿富再次来到阿娇这里，他看见阿娇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一次次地流泪。好几次阿富说要告诉小兵，都被阿娇拦住了。今天，阿娇的女儿要出嫁了。阿富不顾阿娇的阻拦，打了电话告诉了小兵。阿富对小兵说，你真他妈的不是个东西。你要来农场赎罪!
唉，这就是“孽债”，一个发生在知青中的故事。故事还在延续，但我写不下去了。人世间有多少这样的悲欢离合，能怪谁呢?一部《孽债》电视剧轰动了全国。“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的歌声在到处回荡。“孽债”似乎成为我们这些曾经到过云南的知青的“代名词”。不能去责怪叶辛先生，生活中却有其事。荒唐的年代里这样荒唐的事情还少吗?能够怪谁呢?
六、好聚好散
每次聚会，我们都会看着阿虎和小陈会不会一起来，其实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人家好好的，一点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尴尬。谈笑风生，嬉笑怒骂，还是和当年一样。
阿虎和小陈来到云南不久就悄悄地恋爱上了。男的长的英俊漂亮，身材魁梧，一身强劲的肌肉引来许多女知青羡慕的目光。女的则是苗条的身材，修长的个子，走起路来就像现在的时装模特儿一般。这两个人结合，大家都感到很般配。经常是男的帮着女的干活，女的为男的缝缝补补。到了休息天的时候，两个人携手去街上逛逛。很恩爱的一对。
几个春秋过去了，两人的关系早已公开化。大家也不足为奇了。在云南的农场的各个连队，这样公开的恋爱是举不胜举的。特别是在场部要放电影的时候，这时是恋人们自由发挥的好时机了。等到大家都去场部看电影的时候，宿舍里就剩下一对对青年男女。至于在干什么，谁会去关心呢。开始时那些好色的连队干部会趁机去抓个现行。久而久之，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人家小两口子谈恋爱，管你什么事情!当时我所在的连队的领导还说，肚子大了好，生娃娃嘛。这是扎根农场的实际行动嘛。
好景不长。一个消息震惊了全连。小陈要走了。原来她的父母在外地一个城市里为她找了一个对象。小伙子提出只要结婚，就可以把小陈调到厂里上班。
谁不想离开云南这个农场呢，小陈也一样。父母之命是不容违抗的，可是自己在这里已经有了男友。她清楚地记得两个人在一起的日日夜夜，虽说是没有结婚，但是他们之间已经有了真正的结合。无论是在宿舍，还是在橡胶林地，只要有机会，两人都会忘情地交流、交融在一起。这份情啊，难解难舍。阿虎对自己的点滴好处此时都涌现在眼前。
那天，当阿虎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他暴跳如雷。他发疯似地在连队里怒吼着、狂叫着。吓得小陈连家门也不敢出。她不知道如何去安慰男友受伤的心灵。她恳求一些好友帮帮忙去劝劝阿虎。她表示自己很对不起他，愿意做他的好妹妹，以后就以兄妹相称。
阿虎在大家的劝说之下渐渐地冷静下来。他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眼下的事实。他同意在小陈走的时候保持冷静、克制。
接小陈的男友来到了连队，这是小陈将来的丈夫。小陈小心翼翼地接待着这位头一次见到的男人，心里更担心阿虎的出现。因为到这个时候，未来的丈夫是根本不知道她在这里会有一位相恋多年的男友的。一天过去了，没事。两天过去了，也没事。第三天要出发了，事情终于爆发了。阿虎找上门来。他没有指责小陈，而是冲着新来的男人破口大骂：算你是厂里的人了，来气气阿拉。告诉你，小陈是我的老婆。你懂吗?
小陈未来的丈夫一头雾水，不知眼前这个男人到底要干什么，在胡说一些什么。他看看这位凶神恶煞般的男人，又看看身边一身不吭的女人。这是他似乎明白了一些。戴着眼镜那斯斯文文的样子里露出了一丝不安。
朋友们都来劝阻，阿虎越说越起劲：老子和她好了几年了，你就像蒋介石一样下山来摘桃子了，轮不上你在吃的。今天你要把她带走，我丑话说在前头，你前脚走出连队，我斩断你的前腿;你后脚走出连队，我斩断你的后腿。告诉你，老子是练过武术的，玩玩你这样的知识分子是绰绰有余的。你滚吧!
小陈哭了。夹在两个男人里，她实在不知道应当怎么办。就算跟着未来的丈夫回到城里去，今天的事情以后该如何解释呢?自己不是不是处女将成为当天连队里公开的话题。天哪，这叫人怎么活下啊。她爱过阿虎，但是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如此粗鲁无礼。要是和这样的男人生活下去，将来也会吃苦的。原来谈恋爱是的彬彬有礼此时化为凶恶暴虐。可以理解，在失去自己心爱的人的时候，男人们理智的低下。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为了自己的将来，你阿虎也要看在情份上帮帮忙呀。为了安抚阿虎痛苦的心灵，小陈专门偷偷地与阿虎相会。拥抱中流尽了泪水，最后一次做爱是那样的甜蜜和美好。两人信誓旦旦的誓言此时他难道都忘记了吗?爱情啊，甜蜜的时候是多么美好，苦涩的时候是多么丑陋。
在众人的劝阻下，一场风波平息了，阿虎为此大病了三天。小陈走了，据说她一路上一言不发。这段农场的爱情故事走到了终点。
以后，他们各自组建了家庭。由于这层关系，一直没有联系。大家都有顾虑，生怕影响到现在的家庭。几十年过去了，在知青聚会的时候，他们又相遇了。一点也没有那个时候的狂风暴雨，也没有一丝的尴尬。见面了，问个好，点点头。一切都显得如此的平静和谐。
阿虎说，以后他们约了几次。大家找个地方，谈谈各自的生活，谈谈孩子的成长等等。作为特殊的朋友，这已经是足够了。各自的家庭都相安无事。
在《中国知青史》里，我看见刘小萌是这样谈及这个问题的：“知青与城市职工(包括军人)的婚姻多数具有几个共同特点：知青一方为清一色女性;婚姻由父母包办或亲友撮合，缺乏感情基础;夫妻分居城乡，从一开始就成为‘牛郎织女’。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强烈反差，促使一些女知青及其家长将择偶的目光投向城市，使这种婚姻具有了为返城准备条件的明确目的。……一些女知青，家中无权无势，返城无路，眼看着同伴一个接一个地远走高飞，只得把自己的命运压在与城市职工订婚上。虽然国家有关政策不允许农村户口的妻子和子女迁入男方所在的城市，但这种结合毕竟为女知青提供了长期探亲，与城市建立稳定关系的保障;女方还可从丈夫的工资中获利。尤为重要是，国家政策在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同时，为城乡两地长期分居夫妇的团聚仍留有一些活口，这使在农村的女方或迟或早能返归梦牵魂绕的城市。”
刘小萌进一步指出：“缺少爱情基础，通常是这类婚姻的致命伤。女知识青年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和应有的尊严，换取一张进城的门票。有的女知青为了返城，违心地与城市下来的招工人员达成协约：与后者建立恋爱关系，条件是后者利用手中的招工指标，在短期内将她调回城市。……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婚姻的本质受到最粗暴的蹂躏，它不再是伊甸园中青年男女纯真爱情的升华，却蜕变为赤裸裸的利益交换的手段，由此埋下数不清的苦果。”[page]
七、深深的记忆
老三姓张，大家习惯叫他老三。到云南农场后，他干活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平时老三的话不多，大家在一起闲聊的时候，他最多是笑笑而已。
西双版纳的农场，最为头痛的吃菜问题。一到雨季天的时候，几乎各个连队都会断菜。老天爷一个劲地下雨，把地里的菜都浇死了。老三所在的连队却与众不同，雨季天照样有菜吃。这要归功于湖南来的老工人老苏的本事。久而久之大家看出一些名堂。老苏种菜有自己的绝活，他每天4点就起床到菜地干活。等到大家上班了，他却在家里悠闲的抽着香烟。到大家下班的时候，他又在地里忙开了。他只说了一句：白天，火辣辣的太阳下能种好菜?
老三是老苏的徒弟，跟着老苏种菜，渐渐地也掌握了一些种菜的本领。两个人在山沟里的一片菜地里默默地耕种着，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每当月亮升起的时候，老苏的女儿就会把饭菜送到菜地里，让这爷俩好好吃上一顿。这时，老苏会叫老三陪着自己的女儿说说话，自己一个人在地里干活。时间一长，大家都在开玩笑说，老苏把老三当做女婿了。
这以后，老三干脆吃在老苏家里。每天要到熄灯的时候才回到自己的宿舍睡觉。老苏两口子也心安理得地把老三当成未来的女婿了。连老苏的小儿子见到老三都叫“哥哥”了。老苏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勤恳老实的女婿，还是上海知青，多么体面啊。
老三对自己的好友阿春说过，女知青还有多少呢?嫁人的嫁人，回城的回城。我还能找谁呢?反正这辈子是回不去了，有老苏这样的好人家也蛮好的。是啊，是蛮好的。可惜好景不长。知青大返城开始了。
老三的父母一天一个电报，要他立即回家，顶替母亲到厂里工作。可以回上海了，这是老三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老三为此失眠了几天。怎样对老苏说呢?这些年来，是老苏一家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自己，把自己当成亲生儿子一般对待。老苏的女儿和自己就差办理正式的结婚手续这一步。自己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回家，多么伤老苏一家的心啊。
这时，老苏找到了老三。“回去!”老苏很坚决地说：“能回去不回去，你是傻瓜啊!”老三一句也说不上。
“我和老太婆商量好了，你和海云(老苏的女儿)的事情就到此为止。我们能够理解你父母的心情。”老苏说：“谁不盼望自己的孩子回到身边啊!”老三哭了。他突然跪在老苏的面前叫了一声：“爸!”
老三临走的前一夜，老苏在家里摆了一桌酒席为老三送行。几位还没有离开连队的知青也应邀参加。席间，知青们向老苏不停地敬酒，感谢这位老工人对于知青的照顾。老三开始一声不吭，喝着喝着嚎啕大哭起来。他紧紧地拥抱着老苏，半晌才说出一句话：这辈子我忘不了你们!后来，在老三全家的坚持下，老苏一家到上海来玩了一次。
以后呢?在知青的聚会上我问老三。“以后，我成家了。海云在云南也成家了。我们经常通通信。海云的生活过的不好。农场搞了承包，干活干不动了。家里过的很苦。唉，我也无能为力啊。我也协议保留劳动关系，每月只有这点钱。要是我混的好，我一定会帮助他们。”
老三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眶里包含着泪水。
八、苦难的旅程
小宁和小云是同屋的好朋友。来到云南以后，两个人形同姐妹形影不离。最主要的是，当其他的知青在热火朝天地坛恋爱的时候，她们俩则按兵不动。也有一些男知青向她们射来丘比特之箭，但是她俩就是不为动容。有人说，这是一对尼姑。其实，他们各自在为自己的出路想尽办法。
云南农场绝对是不可能再待下的地方。眼看着身边的知青一个个回去了，谁都会动心的。调动?她们不像那些北京的知青，家长们都有一官半职的，找个关系，托个熟人就可以让自己的子女远走高飞了。病退?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病，就是有的话，眼看着许多的知青朋友艰难地办理过程，比登天还难。困退?家里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找到困难的理由。对照了政策文件，几乎没有一条对得上号的。
对于女知青来说，最好的途径是嫁人。只有嫁人了，农场是无法阻挡你回家的脚步的。身边的女同胞们一个个都是采用这样的办法离开了这个地方。小宁与小云选择了这样的办法。当然，家长们的一番辛苦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至于嫁到哪里，嫁给谁?只好听天由命。反正是要离开这里，这些问题就不可能过多地去考虑了。
小宁嫁到了离上海不远的江苏一个县城里。
小云嫁到了远离上海的河南一个城市里。
走的时候，她们说自己也不知道今后的会是怎么回事情。反正能够离开云南是梦寐以求的大事。在她们走的时候，知青们的反响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认为这样做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有的认为这样嫁人简直是胡闹，是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也有的人在感叹自己何时能够离开这里。
知青聚会的时候，组织者很细心，专门安排了一辆车子到火车站去接小宁。据说，她从云南嫁到江苏后，一直没有回过上海。大家生怕她不认识路，因为这些年来，上海的变化太大了。等到把小宁接到聚会的会场时，我们发现她说的是一口江苏的土话。上海的语言对于她来说已经是很陌生，上海的方言她几乎听不懂了。唉，岁月真能改变一个人啊。她说，幸亏你们来接，否则真的不知道怎样来到这里。谁也不去问她在江苏的生活情况，大家只是一个劲地在回忆当时在农场的生活趣事。面对着大多数回到上海的知青朋友，小宁流露出一丝羡慕的神情。谁会知道在她们离开云南以后，那里会爆发知青大返城的浪潮呢?要是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也许命运就不是今天这样的结果。
小云是接到通知以后自己来的。她已经退休了，一个人带着女儿回到了上海。自己的丈夫还在那里上班。她默默地坐在那里，倾听着大家对往事的回忆，对新生活的渴望，对将来的期盼。
席间，当我们大家举杯祝愿过好后知青时代的每一天的时候，我看见她们的眼里饱含着泪花。因为只有我们这些曾经同甘共苦过的知青，才会知道流落他乡的酸甜苦辣，才会体会到生活的艰辛，才会感受到回家的不易，才会珍惜今天来自不易的安定生活。
小云回来了。好在父母的住房比较大，能够容得下她和女儿居住。对于将来，她希望女儿好好读书，在上海找到一份好工作。等到自己的丈夫退休后也到上海来，一家人可以团聚了。
小宁是在一对知青朋友的家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回去了。上海已经没有她的立足之地，她的家在江苏。这么多年来，她是很难得地回上海一次，而且是与知青朋友聚聚。不知道再次回去时她会想些什么?
聚会的时候，我在默默地统计着。一个连队的知青从同一个学校出发上山下乡，50多人中女知青占了一半。有5、6个人是通过这样的途径离开云南的，占女知青总数的20%左右。直到今天，她们有的回到了上海，但是户口还在当地。有的继续生活在那里，就是说当年她们从上海出发以后，这辈子再也没有回到家乡的可能和机会。17、8岁的青年，现在都已经开始步入老年了。一辈子就漂泊在外啊。
生活还将继续。我们这一代人最终的结局是无法预料的。每个人走的路也是不相同的。好在今天的国家太平了，再也不会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折腾。愿我们所有的知青兄弟姐妹生活好!
九、苦涩的结果
分别了将近30年的时间，在知青的聚会上，大民与阿平见面了。这对在当时连队里最早的恋人，没有结合的命。能够怪谁呢?
聚会结束以后，大家都留下了联系的地址和电话。在不经意中他们的目光对视了一下，似乎在告诉对方什么。阿平现在的丈夫老周催促她赶紧回家了。夜幕下大家匆匆地互相握手告别。
几天以后，大民和阿平在一家咖啡屋里见面了。他们没有拥抱，没有握手，只是礼节性地让座。
“没关系吧?”大民问道。他是指阿平的外出会不会引起老周的不安或者怀疑。
“没有关系，他上班去了。”阿平平静地回答着。
大民说，真没想到，30年以后我们会在这里见面。那时，你是下了决心把我给甩了。不怨你，谁叫我是黑五类的家庭出身呢。嗨，你那时也是够狠的。不理就是不理，害的我快得相思病了。
阿平说，都怨你，那时你走后我来找过你的，想与你重归于好。我看见你在桌上的笔记本上写着：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可是结果呢，你怒气冲冲地把我赶走了。这一别就是30年。
大民与阿平是一起去云南农场的。那时，他们在一个班级读书，坐在前后排。平时两个人经常会开开玩笑，久而久之就产生了一些好感。到上山下乡的时候，大民准备去云南，阿平拿不定主意。阿平的父母知道后果断地向自己的女儿发出指令：跟大民一起去云南，这样也可以有个照顾。于是，在双方父母的默许下，两人一起来到了云南。既然家长都已经同意了，两人在连队里也就毫无顾忌地相处在一起。一直到两年后第一次探亲开始，他们之间出现了裂痕。
阿平终于获得了探亲的机会。一起回家探亲的还有老周。等到大民终于获得探亲的机会回到上海以后，阿平和老周已经结束了假期回到连队。在回家探亲的时候，阿平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一来大民的家庭是黑五类，跟着他以后怎么办?二来大民身体不好，在农场生活下去，没有劳动力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生存的。一路上，她想的很多很多。在爱情的天平上她开始倾向于身边的老周。身强力壮，为人老实。
这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就在大民还在上海的时候，他得到了自己的女友“变心”的消息。他苦恼过，懊悔过，理智渐渐占了上风。在回到连队以后，他们分手了。
30年过去了。知青的队伍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人生的舞台上，各人在演绎着不同的剧目。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无所作为的、也有意气风发的。
阿平顶替了自己的父亲，进了一家纺织厂，早早地下岗回家了。老周顶替了自己的母亲，进了里弄生产组工作。企业改制后，他自谋出路，工作一直很不安定。大民的现状是阿平没有想到的。现在他是一家企业的领导干部，每月有可观的收入。这时，阿平感到很后悔。人生的变化实在是难以预料的。
大民说，其实我很感谢你。因为当年你把我甩了，使我感到很气恼。我究竟差在什么地方?于是，我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我相信会有一天见到你的。我要让你后悔的。
阿平说，从内心来说，我早就后悔了。要是那时候你再来找我，我一定会与你继续和好的。可是你就此再也没有来找我。而且还从连队里调走了。这以后叫我到那里去找你啊。
大民说，过去的就过去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的。既然我们曾经相爱过，这段初恋的美好情感就留在心里吧。生活还将继续，让我们都祝福对方幸福快乐。
这时，大民轻声地哼起一首叫《萍聚》的流行歌曲：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
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 。
不必费心的彼此约束 ，
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 。
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 ，
对于你我来讲已经足够
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 ，
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 。
据说，阿平回家后大哭了三天。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来往。
阴差阳错。也有人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天知道!
来源：共识网 作者：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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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热”：世纪末的人文神话
星期一 五月 30, 2016 8:00 am
【杨绛去世使钱钟书再次受到关注。特贴我与老友的对话，不为别的，只想告诉世界——我们曾经严肃地追求学术公正。】
钱钟书热是世纪末中国文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真诚崇拜钱钟书。钱钟书在“钱钟书热”中也走上了圣坛，由一个学者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界的圣人。圣化钱钟书乃是“钱钟书热”的最根本特点。这种圣化已经超越了钱钟书个人能力的边界。钱钟书被说成中国的“文化昆仑”，与长城并列的中国“第二大奇迹”。目前的“钱钟书热”仍有一浪高过一浪的趋势。它对于中国文化真是一件幸事吗？产生“钱钟书热”的深层文化——心理原因是什么？当代中国文化界最需要什么样的学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这次理性的对话。
钱钟书与中国文化的欠缺
姚新勇（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以下简称姚）：要正确地评价“钱钟书热”，首先要撇开“钱钟书热”，探讨钱钟书作为一个学者的长处和局限，为钱钟书进行定位。
王晓华（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以下简称王）：可以把全世界有成就的学人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创造了独立的思想体系并开创了一个文化时代者，如亚里士多德、孔子、笛卡尔、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第二个层次——创立了比较有影响的具体学科或对此具体学科进行了体系性建构者，如皮亚杰（发生心理学）、贝塔朗菲（系统论）、苏珊、朗格（文艺理论）等；第三个层次——对某一具体学科有很深造诣并在细节上有较大贡献者，陈寅恪和钱钟书都属于此层次。我们如果对钱钟书进行客观的定位，那么，就必须承认他只是一个第三个层次上的学者。把一个第三层次上的学人说成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代表，实际上说明了当代中国文化的无能。这并不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而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悲剧。
葛红兵（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以下简称葛）：还可以简单一些，把所有的学者划分为二类：一类是思想家型的，这类人具有体系性建构的能力，为人类文化提供了新的问题；另外一种类型是知识型的，这类人通过长期的知识积累获得了渊博的知识，成为会思想的图书馆，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化有细节性的贡献。我认为钱钟书就属于知识积累型的学者。对于知识积累型学者的过分推崇，实际上是与当代文化的总体走向背道而驰的。因为在知识迅速发展、新学科不断出现、信息爆炸的今天，已无人能够掌握全部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重视知识积累大于重视创新，甚至圣化某些“饱学”之士，这说明中国文化还存在着很多落后的成分。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化还是长老型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人们崇拜占有了“全部”知识的人，而似乎站在知识金字塔顶端的人也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着极高的地位。
姚：对于你们两位所说的，我基本上赞同。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些细节。比如说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一书里面研究某句诗中的呵欠，写了一千多个字。我读大学时看了这一段，感到非常地佩服，但现在反过来想，却感到钱钟书的方法是阿尔都塞所批判过的“大学式的思维方法”，即把不同的理论片断放在一起比较。这种片断的比较和综合虽然有时会达到某种意义上的融会贯通的效果，但却很难达到真正的创新境界。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部分的简单相加也不会形成新的整体。对这种方法的过度推崇只会使我们丧失创新的能力。
王：中国文化从渊源处起就不重视体系性建构。我虽然不是崇洋媚外者，但客观地讲，西方文化发展得比较快，甚至市场经济率先在西方诞生，都与西方文化重视体系性建构有关。比如说古希腊的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通过连续的体系性建构开创了辉煌的希腊文化，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近代的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的体系性建构又开创了影响整个世界的近代文化；到了现代，马克思、海德格尔、弗洛依德又开创了全新的文化时代，支配或影响着二十世纪人类的生存方式。中国古代文化相对而言，在体系建构方面的确显得苍白。据某些学者考证，中国古代文论中只有刘勰一人在《文心雕龙》中达到了体系性建构的高度，而这种空前绝后的体系性建构又恰是由于刘勰借鉴了印度宗教的逻辑思维方式的结果。如果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会发现钱钟书恰恰继承了中国文化的欠缺，善于进行评点感悟式的文化批评，而不擅长体系性建构。无论是《谈艺录》，还是《管锥编》，都是评点感悟式的文字。所以，钱钟书是一个对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的思维方式）没有根本性突破和超越的学者。对他我们只能进行实事求是的定位。
葛：我觉得钱钟书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的文学创作，以《围城》为代表；二是文艺评论，以《谈艺录》为代表；三是文、史、哲合一的研究，以《管锥编》为代表。就文学创作而言，很多专家认为钱钟书的主要著作只有《围城》一本，而且属于“文人小说”，只能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方面的成绩；就文学鉴赏而言，他也并非极巅；就《管锥编》而言，他的结论依然是零碎的，所谓打通了文、史、哲，不过是古典主义方法的一种应用，本质上仍是评点感悟。例如《管锥编》中对“文德”的论述，其方法是引用各种文学、历史、哲学著作中的说法，他最后的点评只不过是一二句。
王：我觉得现在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有了钱钟书这样的学者，中国文化是否已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如果说钱钟书是中国的“文化昆仑”和世界级的学者，那么，他是否真正创造了新的体系或新的人文空间？显然没有。他所搞的主要是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而恰恰在这个领域，很多著名的中国学者悲凉地意识到了“中国没有理论”，“没有一个人创立了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在当代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钱钟书并没有为中国文化提供真正新的东西。
葛：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昆仑”，至少要对中国人的生存困境进行思考，为中国文化开辟新的可能性空间，但钱钟书并没有这样做。很多重大的问题，如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转向问题和生态问题，钱钟书都由于视野的局限而未予思考。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界目前对钱钟书的定位是过高的，并不符合钱钟书本人对于文化的实际贡献。
“钱钟书热”源于中国知识分子旧的文化——心理结构
王：钱钟书本人只是一个学者，并无意于成为二十世纪末中国的“文化昆仑”。他之所以被推上圣坛，是由于中国文化结构所决定的。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有许多来自于过去的力量在起作用。比如说，单就博学而言，我所知道的许多西方大学者研究哲学、经济学、法学、美学等，而钱钟书的研究领域不超过文、史、哲，却被说成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化圣人，其中有很多夸大的成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是发人深省的。
葛：我认为“钱钟书热”有很多原因，首先是王晓华所说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心态问题。我认为传统的中国文化心态就是重知识，轻创造。传统的治学方式就是注经、解经和所谓“疏通”。谁知识越多，谁就至高无上，而不是象近代西方那样谁思想越多，谁创造性越大，谁就至高无上。中国有史以来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人崇拜知识型的学者。
王：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还是向后看的，时间流向还是指向过去的。在当代遇到了问题，总要到古代去寻找答案。钱钟书对古代文化的高深造诣，恰好满足了中国人的这种心理。正象葛红兵所说的那样，“钱学热”的根子还在旧的文化——心理结构中。
姚：我认为传统之所以会对我们起作用，旧的文化——心理之所以会决定当代中国人的思考倾向，还有一个生存处境的问题。世纪末的中国文化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要讲话，要么就是言说西方文化的东西，要么就是言说传统文化中的东西，没有别的选择。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学人想超越“后殖民语境”，不愿意用西方话语说话，又没有自己独立的话语，所以，他们选择了钱钟书，企图以此来对抗西方话语。这就使他们陷入了虚假的文化繁荣中，获得一种虚假的文化乐观主义。
葛：要进一步探讨“钱钟书热”的原因，我认为有三个：1.钱钟书满足了文化民族主义的需要——钱钟书渊博的文化学识，特别是他的《管锥编》无限制地引用典籍，给人的印象是外国人谈到的东西我们中国都有。比如说，西方现代派讲意识流，钱钟书说中国古人讲“思波”，也相当于意识流的提法，使文化民族主义者找到了支持自己的证据。2.钱钟书满足了新保守主义的需要——新保守主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无比美丽的瑰宝，只有沿着传统文化的思路走下去才能战胜西方，而他们在钱钟书那里找到了支持自己的东西。3.钱钟书满足了道德理想主义的需要——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处于失落状态，无法为自己定位，而钱钟书则通过广博的知识和道德上的吸引力为他们提供了榜样。这三个原因不能说全是消极的，但是无论文化民族主义也好，新保守主义也好，道德理想主义也好，总的视角是向后的，其立足点是中国已有的人文精神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困惑。所以，这仍可以归结为旧的文化—心理结构在起作用。
王：这里面其实有一种用《周易》对抗计算机的心理。究其根本来说，中国知识分子还停留在或者借鉴西方或者回归传统的二元选择中，还不善于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的东西。这正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悲剧性所在。产生这个悲剧的根源就是包括钱钟书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善于体系性建构，而没有体系性建构就不能创造出新的人文空间、新的人文视野、新的超越理想。例如，“钱学”家们所总结出的钱钟书的几个重大贡献，如企慕情境、距离说、通感等等，基本上可以在西方大哲学家的著作中找到，而且不过是人家大体系中的小结论。这说明钱钟书评点感悟式的思维方式不解决问题。我们现在要超越后殖民语境，那首先要拿出我们全新的理论来，否则就还会再悲凉地喊“中国没有理论”。体系性建构能力的缺乏在现代中国文化界是显而易见的事。我们现在有很多文化名人，而极少思想家。可以说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了向第一个级位的学术境界冲击的能力。无论我们如何推崇钱钟书，将“钱学”炒得多么热，当我们面临新的文学艺术现象时，我们还不能不引用现代西方思想家的方法和结论。
葛：我能理解你的意思：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文化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守成者，还是创造者？是需要知识，还是思想？显然我们需要的是思想家，是能将下个世纪与世纪末区别开来的思想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仅有钱钟书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孔子、海德格尔、马克思这样的大思想家。
王：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和什么样的学人，现在已经一目了然。由此可以看到“钱学热”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它将导致“疏”和“通”等传统致学方式的复辟，妨碍大思想家的出现。从这个角度看，“钱钟书热”并不是钱钟书本人意志的结果。它表面上看是一些人在推动，但实际上是一种超个人的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所以，我们对“钱钟书热”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钱钟书本人的否定。对于钱钟书个人，我们是心怀敬意的。我们对他的定位和评价，除了迎接新文化的诞生之外，并无其它目的。
王：钱钟书是“钱钟书热”的牺牲品。
姚：也许我们这次对话又会将“钱钟书热”炒得更热。
葛：但愿不会如此。
王：要避免新的人文神话的出现，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通过体系性建构创造新的人文空间。这种新的人文空间将使我们超越借鉴西方和回归传统的二分法。我们这次对话是一种真诚的呼唤。如果这种呼唤能够获得响应，那么，我们的真诚就获得了回报。
王晓华/葛红兵/姚新勇------策划/主持 王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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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新刊载的一篇拙文看剑走偏锋
星期六 五月 28, 2016 8:27 am
我不喜欢人云亦云，不喜欢随波逐流，常常独自冥思苦想，别出心裁。
记得曾经谈起英文写作课培训班上教授命题：面试。除我之外全班学生都写求职面试，种种曲折。唯独我臆想了一幕白宫克林顿相亲面试准女婿---那时侯雀儿喜还在上小学吧。完全是杜撰，结果教授大为高兴。
再一次是我的法律专业毕业论文。导师让自行选题，不做限制。班上同学不是刑法就是民法。没有人写别的。因为其实学生并无法律工作实践，主要还是写民法居多，写刑法的大约占四分之一。也是只有我写了《试论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围绕义务教育法展开，说明程序法的重要性。没有明细可执行可操作的程序法，那么实体法就是一句空话。事实列举，例子多多，引经据典。由于剑走偏锋，没有一个同班同学和我有一样的命题，无从比较无法评判谁比我写的好写的深刻。
经济专业的毕业论文也是自选命题。我的题目《浅析曹雪芹的经济管理思想》，当然，没有一个同学会选择这样的课题。对我而言，恰恰是从小热衷红楼的相关内容，套上经营管理学的学科知识便成。
自然，偏得得益，成绩优良。
总之，能够剑走偏锋，往往能别树一帜，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美国《华人周末》专页---2016，05，20刊登了我一篇关于春天的征文。
不好意思，我又剑走偏锋了。
2016，人工智能的春天
春天来临春意荡漾。
这个春季，热门话题之一便是人工智能的赛事。
2016，人工智能的春天。
阿尔法狗四比一完胜李世石，围棋这个人类智能的高级堡垒首次沦陷。即便它输了一局，全球排名也就此一下子跃至第二，仅次于世界第一的中国棋手柯洁。如若柯洁兑现诺言接替李世石二次应战，恐怕难免再缔结城下之盟。
话说人工智能在麻将扑克国际象棋等不少智力竞技领域攻城掠地，看起来是人输给了电脑，人工智能战胜了人类，实际上是人类科技的伟大胜利。
所有诸如“神经网络”、“深度学习”以及“蒙特卡洛搜索树”之类在人工智能上的每一步前进步伐，无一不是人类社会科技文明的飞跃进展。
谷歌等高科技公司正在研究的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操作自行车，甚至于家用机器人性爱机器人等等，必将琳琅满目地占有市场份额。就单说家用机器人吧，早已不是那些个还显得傻笨的扫地吸尘机这么个简单。至于性爱机器人，不仅模拟得十分逼真，据说还将带来莫大商机。
还能设想，以后的围棋对弈不光是阿尔法狗和李世石或者柯洁较量，而且可以是谷歌同联想两者各自研发的贝塔狼和伽玛豹之间的争斗。当然，还会有德尔塔狮、兰布达虎和西格马熊等不断地问世。人类制造出来并让它们相互残杀的这些人工智能大战，仿佛就会像《封神演义》中各路神仙祭起法宝在空中搏击绞杀那样精彩。
围棋棋盘19 X 19纵横方阵，没有楚河汉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黑白世界已经成为智能机器人棋手施展高超技能的疆场。但是，在广袤的人工智能领域中，真正的主人顶级的高手才是不断挑战自我的人类智能 。
今年2016，业已展现了人工智能的春天。请来眺望下一个更加绚烂的春天。说不定到那时侯你正抱着个异性机器人沉醉其中乐不思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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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巴迪欧：我们能谈论电影吗？
星期五 五月 27, 2016 8:43 am
摘要
所谓“优质”，就是作者的坟墓，表明的不是一个时代的艺术，而是艺术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识形态中，真正的艺术总被洞穿。
电影是一种不纯的艺术。它诚然是各种艺术的“合一”，是寄生的，且不坚定，但作为当代艺术的力量，电影恰恰在于创造理念，以及各种理念的不纯性经过一次所需要的时间。
但这种不纯性——理念的不纯性，对于电影评论来说，会不会引向一段陌生的弯路?那种柏拉图建立的哲学之必然性的“漫长弯路”?我们看到，电影批评总停留在感动的喋喋不休与技术的历史之间，至少影评不是在讲述故事(电影对于小说来说的不纯性)，就是在吹嘘演员(电影对于戏剧来说的不纯性)，我们能否单纯地谈论一部影片呢?
第一种谈论电影的方式是“我喜欢”、“我不喜欢”。这是一种无差别的说辞，因为“喜欢”的规则掩盖了标准。出于什么样的期待才能做这样的判断呢?一部犯罪小说可以让人喜欢或不喜欢，可以好也可以坏，但这些区别不能让这部犯罪小说变成文学艺术的杰作，它能说明的是质量，是短暂的伴随时光留下的色彩，之后很快就是记忆的无差别遗忘。我们可以把第一时间的评论叫作“无差别判断”(jugement indistinct)，它关注的是观点之间必不可少的交流，考察的通常是生活对快乐且不牢靠的时光所做出的承诺和逃避。
还有第二种谈论电影的方式，准确地说，它反对无差别的判断。有些争论已经提到这一点，它展现出某部影片并不处在愉快与遗忘之间，不仅是好坏的问题，不仅是它在所在类型中是否优秀，根据这种观点，是某个理念能否被预示出来、固定下来的问题。有一个浅显的信号可以标明这种评论的变化，即提出影片的作者，凭借作者身份让影片被重视起来，而无差别判断主要提及的是演员、效果、印象深刻的场景或者故事。这第二种判断方式试着说明一种特性：作者就是影片的标签。这个独特性是对无差别判断的反抗，它尝试把影片通过运动所讲述的内容与观点分离出来，这种分离也让一种观众——那些察觉并规定了这种独特性的人，从普通大众中独立出来。我们把这种判断称为“差异化判断”(jugement diacritique)，它试图证明要从风格的角度去思考影片，而风格与无差别是对立的。差异化判断把风格与作者联系起来，提出我们应该在电影中挽救某些东西，以避免电影被快乐原则所遗忘。电影中应该有一些名字、人物在时间中被铭记下来。
事实上，差异化判断不过是对无差别判断的脆弱否定。经验告诉我们，它更多是在挽救一些电影作者的名字，而不是影片本身;在挽救风格中分散的元素，而不是电影艺术。我甚至想说，差异化判断是对电影作者的判断，而无差别判断则是对演员的判断，它们的目的都是建立临时的人物回忆索引。归根结底，差异化判断给它的观点指定了一种诡辩的、有差别的形式。它说明，它在建构“优质”电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优质”电影的历史无法描绘任何艺术特征，它描绘的其实是电影批评的历史(往往令人惊讶)。因为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电影批评提供了差异化判断的标签，是电影批评在规范何为“优质”。可与此同时，电影批评本身也是非常无差别的。批评永远无法穷举艺术的独特与罕见。把今天的文学批评与遥远如圣伯夫时期的文学批评联系起来，就一望即知。那个世纪赋予他们的差异化严谨和不可辩驳的优质含义，以及从中形成的观点，在今天之艺术角度来看是荒诞的。
实际上，在一段持续时间里，与无差别判断引发的遗忘不同，某种二次遗忘的效果困扰着差异化判断，其结果不容置疑。所谓“优质”，就是作者的坟墓，表明的不是一个时代的艺术，而是艺术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识形态中，真正的艺术总被洞穿。
因此，有必要设想第三种谈论电影的方式，既不是无差别的，也不是差异化的。我认为它有两个外在特征。
首先，它对判断不感兴趣。因为它放弃了所有要捍卫的立场。影片好不好、是否被人喜欢、是否符合无差别判断的对象、是否需要区别对待，所有这些都在一种对影片的简单谈论中悄无声息地提出来，它们不是要抵达的目标。人们评判艺术作品的规则过时了吗?人们想到过要寻找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忒亚》或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La Comédie humaine)“被广泛喜爱”的意义吗?“真不错”到底意味着什么?无差别判断是荒唐的，差异化判断也同样如此。我们不需要费力就能证明，马拉美的风格比苏利·普吕多姆更好(顺便说一句，他用尽一生去成为最杰出的诗人)。因此，人们在无条件的承诺中用某种艺术信念去谈论影片，它不是为了确立电影艺术，而是为了从中提取结果。我们说，人们从规范判断、无差别判断(“喜欢”、“不喜欢”)或差异化判断(“高级”、“低级”)过渡到一种公理性态度，它追问这样或那样的具体影片对思想产生了什么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谈谈公理性判断(jugement axiomatique)。
如果电影真用一次拜访、一次经过的方式对待理念，并在无药可救的不纯性元素中完成这一点，那么从公理角度谈论一部影片，就是检验某部影片处理一个理念的特有模式所产生的结果。剪辑、镜头、整体运动或局部运动、色彩、身体表演、声音等形式上的考量，只有在它们“触动”理念并捕捉其天然的不纯性时才被引用和提及。
举个例子：在茂瑙的《诺斯费拉图》(Nosferatu, 1922)中，一系列镜头表明了这个死亡国君快出现时的场景。过度曝光的草地、惊恐的马、暴风骤雨，这些都展现了某个事物逼近的理念：一场被日夜颠倒所预示的拜访，一个处于生死之间的“无主之地”。但是，这场拜访也有着不纯的混杂性，某些事物有着过于明显的诗意，悬念把观众的视野带向了期待与不安，而不是让我们看到他既有的轮廓。我们的思想并不沉静，它被带动着，没有占有和征服理念，而是伴随着它旅行。我们从中提取的结果，是思想可能成为穿越理念的思想之诗(pensée-poème)，与剪辑相比，它更是一种对流失(perte)的理解。
谈论一部影片，往往是展现其流失的力量，以让我们想起某种理念。这正好与绘画相反，绘画也是标准的提供理念的艺术，但绘画精细而且完整。
这种对比让我得以面对用公理方式谈论一部电影所遇到的原则性困难。这是在谈论影片，因为当影片真的为一个理念(即我们因谈论影片而假定的内容)编排一次拜访时，它与其他艺术总是处于一种减法或背叛的关系中。把握住背叛的运动而不是其载体的完满，是最微妙的。尤其是，所谓“纯粹”电影操作的形式主义道路最后证明是行不通的。我们要重申：对电影来说，没有什么是纯粹的，电影本质上就是各种艺术的“合一”。
我们再以维斯康蒂《魂断威尼斯》开场穿越运河的那场戏为例。其主题是一个男人完成了他生命中该做的事(这一点被影片剩下的部分不断缝合或取消)，因而唯一的悬念，要么是等待死亡，要么是迎接新生。诚然，这个主题汇聚了许多性质不协调的成分：首先是演员德克·博加德的脸，它传达着某种晦暗不明且充满疑问的独特品质，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它都很好地揭示了表演的艺术;还有数不清的威尼斯艺术风格的体现，都紧密关联于从故事中提取、巩固和完成的主题，瓜尔迪或卡纳莱托的作品展现出的绘画主题，以及从卢梭到普鲁斯特的文学主题;还有，这类在欧洲胜地游历的故事对我们来说，呼应着类似亨利·詹姆斯的主人公体现出的细腻的不确定性;更有马勒的音乐，在彻底的感伤、音调的交响与音色的配合(此处只有弦乐)中变得膨胀而剧烈。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元素之间如何彼此强化又相互侵蚀，某种因过度而形成的分解，这恰恰提供了作为经过、作为不纯性的理念。但是，这里有什么才是电影所独有的呢?
《魂断威尼斯》剧照
归根结底，电影只有镜头(prise)与蒙太奇，没有别的。我的意思是，此外没有别的东西是“电影”专有的。所以必须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按照公理性判断，一部影片就是运用镜头与蒙太奇展示理念的经过。理念如何才能进入镜头呢?甚至是“超镜头”(sur-prise)?它如何被剪辑?尤其是被拍摄与被剪辑的事实在各种艺术的混杂合一中，能向我们揭示出此前并不了解的理念的独特性是什么?
在维斯康蒂这个例子中，镜头与蒙太奇明显创建了一种时间(durée)。这种膨胀过剩的时间，与威尼斯亘古不变的空虚、马勒音乐里柔板的停顿、演员静态和被动的表演(我们只能不停地从他的脸上看到)是同质的。结果影片捕捉到的是一个徘徊在生命或欲望边缘的人。实际上，这样的人本身就是静态的。古老的资源已经枯竭，新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影片中的时间就是对“主观静止”的一次拜访，由带有自身缺陷的各种艺术拼配而成。这是一个此后把自己交付给随缘相遇的人。正如贝克特所说，一个“在黑暗中静止”的人，直到重新出现无尽的快乐，即产生新的欲望，如果有的话。
然而，正是理念中的静止实现了“经过”。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艺术中，或者用赠予的方式提交理念(在这方面绘画是各种艺术的翘楚)，或者为理念创造纯粹的时间，以探索思想领地的结构(在这方面音乐是各种艺术的顶点)。电影，通过特有的可能性(镜头与蒙太奇)，以不呈现其他艺术的方式合并它们，能够也必须实现这种静止理念的经过。
我们在斯特劳布某些镜头与文学文本的关系中(他的格律分析和推进)很容易就能看到这种“经过的静止性”。或者在塔蒂《游戏时间》(Playtime, 1967)的开场，在人群的运动与可称为“原子构成的空洞”之间建立的辩证关系中看到这一点，塔蒂把空间作为静止经过的条件来处理。从公理性角度谈论一部影片总是靠不住的，总会与其他艺术陷入混乱不堪的敌对。但我们能够从中提取这样的线索：它展现出一部电影怎样带着我们与某个理念一起旅行，并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获得独一无二的发现，即如柏拉图已经思考过的那样，理念的不纯总是因为一种静止性在其中经过，或者说一种经过是静态的，正因如此我们遗忘了这些理念。
为了反对遗忘，柏拉图提出了原始视觉与回忆的神话。谈论一部电影，常常是谈论一次回忆：发生了什么?回忆什么?这个或那个理念适合我们吗?这是每一部真正的电影要去对待的，每个理念都如此，即不纯、运动与停顿之间的关系，以及遗忘与回忆的关系。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所能知道的，都如此。谈论一部影片，与思想资源相比，更多是在谈论影片被各种艺术手段所保障的可能性，指出在已拥有的东西之外，还可能拥有什么。或者说：让纯粹之物不纯化，反而打开了通向其他纯粹的道路。
电影因此颠覆了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它实现了对不纯语言的纯化，反而打开了通往新的不纯性的道路。它们承担的风险完全相反。电影，这种伟大的不纯艺术，总是承担着过于愉悦的风险，扮演着堕落的角色。而文学，这种严谨的纯化艺术，其风险是迷失于它与概念的相似，概念把散文(或诗)与哲学缝合起来，因而削弱了文学的艺术效果。
对电影满怀挚爱的塞缪尔·贝克特至少也“拍写”(tourné-écrit)了一部电影，其柏拉图式的标题是“电影”(Film)。简言之，这部影片热衷于游荡在高级文学的风险边缘：它不再生产新的不纯性，而是停滞在概念的表面纯粹中，这其实是哲学家的工作。故而，应该标出真相，而不是生产真相。从在边界徘徊游荡的意义上看，他的《最糟糕，嗯》(Worstward Ho, 1983)是最完美的见证。
来源：《宽忍的灰色黎明》 作者：文：阿兰·巴迪欧 译：谭笑晗 肖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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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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