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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戏曲音乐剧剧本《生死桃花劫》第一幕
星期二 五月 31, 2016 1:28 pm
新创戏曲音乐剧剧本《生死桃花劫》
赵燮雨
新创戏曲音乐剧剧本《生死桃花劫》其创意来自著名经典芭蕾舞剧之冠《吉赛尔》，并对此进行了全面中国化戏曲化本土化的再创作。
场次
第一幕第一场：花艳
第一幕第二场：花谢
第二幕第一场：花迷
第二幕第二场：花飞
备注：第一场和第二场场景相同。
出场人物
姬赛儿，桃花坞最漂亮最善良最单纯的女孩子
姬妈妈，姬赛儿的母亲
齐天祥，琅琊堡少堡主，贵族身份，年轻英俊
齐天祥跟班
萧高逑，桃叶村大地主的儿子，纨绔，好色
萧高逑跟班
桃花坞领主
桃花坞领主夫人
桃花坞领主女儿
桃花坞随从
桃花村十二女伴
桃花村男青年八位
阴司判官
阴司油流鬼
阴司孟婆
十二女鬼
观音大士
第一幕第一场：花艳
场景：桃花坞桃花村
时间：春天，桃花盛开的时候
幕后合唱：
阳春三月桃花村，
桃花村里花盛开。
桃花盛开逢喜事，
喜事来临心欲醉。
〔幕后合唱声中大幕拉开，二道幕前。
幕后传来萧高逑的吆喝声：小的们，走起来哦！
〔萧高逑的跟班前导，萧高逑摇着一柄大折扇摆摆摇摇地上场。
萧高逑唱：
阳春三月猫儿叫 ，
公子王孙乐逍遥。（跟班伴唱：乐逍遥啊乐逍遥！）
今日出门去玩耍，
何处会有女多娇？（跟班伴唱：何处会有女多娇？）
〔四个跟班一字排开。
跟班甲唱：
阳春三月桃花村，
跟班乙唱：
桃花盛开一朵朵。（萧高逑插白：唉！我要看人，看花有什么意思？）
跟班丙唱：
桃花村里美女多，（萧高逑插白：哦！）
跟班丁唱：
最美最美有一个！（萧高逑迫不及待地追问：是哪个啊？）
跟班齐唱：
美女名叫纪赛儿，
少爷您看到之后——（萧高逑急忙插白：怎么样啊？）
保管您，
别的女人都成了黄脸婆！
啊呀，黄脸婆！
萧高逑：那还不快走！
〔萧高逑在离他最近的一个跟班屁股上踢了一脚。那个跟班摔了个狗啃屎，赶紧爬起来和其他跟班一起簇拥着主子急步下场。
〔二道幕升起。
〔桃花村头桃花盛开的胜景。舞台一侧隐约可见纪赛儿家门首。
〔桃花村姑娘小伙一起上场。
桃花村姑娘小伙边舞蹈边歌唱：
桃花村的风水实在好哎，
称得上山清水也秀。
桃花村的小伙个个壮哎，
个个健壮像水牛。
桃花村的姑娘人人俊哎，
朵朵桃花都含羞。
要问最美是哪个，
就数村头姬赛儿。
美得女伴个个自惭不如她，
美得女伴想要嫉妒不能够，
美得小伙心里想追不敢追，
美得小伙欲要多瞅不敢瞅。（一起插白：为什么？）
怕的是多瞅一眼就昏了头，
怕的是多瞅几眼会神魂颠倒脚步不稳掉下山沟沟。
十二女伴齐声：（对小伙子们）你们哪个敢追姬赛儿啊？
八位男青年连连摇手：不敢不敢，我们谁敢啊！
十二女伴齐声：（行进至侧幕旁，对内）姬赛儿，姬赛儿，快出来吧！快出来吧！
幕后传来姬妈妈的声音：来啦，来啦。
〔光彩照人的姬赛儿和姬妈妈一起上场。
姬妈妈：赛儿，去和大伙儿玩一回吧。姑娘小伙们，你们都知道赛儿她身子骨弱，可别让她太劳累了啊。
场上其余众人；姬妈妈，我们知道啦！
〔八位男青年推推攮攮遮遮掩掩地躲在姑娘背后张望偷看姬赛儿。姬赛儿走上前几步，站在舞台中央。姬妈妈一扬手，男青年们一哄而散（下场而去，姬妈妈回进门内）。此时，以姬赛儿为中心，十二位女伴围成半圆圈。
姬赛儿领唱众女伴合唱（边唱边舞——采茶舞）：
桃花盛开好风光哎，
采茶姑娘上山岗。
手提竹篮采茶来哎，
茶叶采来片片香。
边走边唱采茶瓣哎，
瓣瓣茶叶瓣瓣香。
采满一筐又一筐哎，
桃花坞里歌声亮。
〔萧高逑及其跟班悄悄地上场，探头探脑。
萧高逑：（背白，指着舞蹈队伍里的姬赛儿）就是她！（接背唱）
丰腴白暂圆圆脸，
两颊又露浅浅窝。
酒窝梨窝双双有，
啊呀呀，实实在在醉倒我！
〔萧高逑急不可耐地扑出去，跟班紧紧跟上。姑娘们节节后退。
萧高逑：啊哈，这个最美最美的美姑娘，叫姬赛儿的快跟我回家——保你吃香的喝辣的，穿绸的着缎的享福去喽！
姬赛儿：胡说！快给我滚！
女伴：对，一派胡说，快滚快滚！
〔一番追逐后，形成包围圈。女伴把姬赛儿保护在最内里。
萧高逑领唱，众跟班伴唱：
（我）桃叶村里名声有，
家产豪富称榜首。
（你）娇娇滴滴美人儿，
赶快随我去享受。
金银首饰任你挑，
珍珠宝玉样样有。
你就是想要天边星和月，
我也能给你摘到手！
姬赛儿领唱，众女伴伴唱：
（你）肮肮脏脏癞皮狗，
叫你赶快给我走。
正经大路你不去，
偏到此地来滞留。
哪怕你金银珠宝堆满在村口，
尽早打消坏念头！
〔萧高逑及其跟班还想继续纠缠。
女伴高声喊叫：弟兄们快来啊！
〔桃花村男青年一并上场。他们一上场就把萧高逑及其跟班打得落花流水屁滚尿流狼狈下场。
桃花村男青年欢叫吆喝：我们把他们赶走喽。
姬赛儿：谢谢众家兄弟。
桃花村男青年（连连摆手）：不用谢不用谢。就是，就是真要谢嘛——不如（被打断）
女伴：不如什么？
桃花村男青年（有点手足无措）：不如，不如也让我们一起和你们，和姬赛儿跳个舞。
姬赛儿（大方地）：好啊，来！
〔场上众人翩翩起舞，气氛热烈。
〔其间，一身便装的齐天祥及其跟班悄悄上场。
〔齐天祥站过一旁，定睛观望，一下子被姬赛儿吸引住了。
齐天祥背唱，跟班伴唱：
天上的嫦娥哟，来到了人间，
山涧的清泉哟，滋润我心田。
纯洁的姑娘哟，美貌似天仙，
梦寐的爱人哟，就在我面前。
婚姻由父母包办哟，门阀加金钱，
男女自主的爱情哟，真挚如蜜甜。
〔齐天祥不由自主地走近，与之对应着舞蹈队伍散开。他们众星捧月般地围着缓步走到舞台中央的齐天祥和姬赛儿。
〔齐天祥和姬赛儿四目对视，慢慢地边转圈边对唱。跟班依旧待在远处角落。
齐天祥唱：
桃红柳绿春意染，
桃花坞里花盛开。
朵朵桃花有深浅，
心上的人儿啊你最美。
姬赛儿唱：
桃红柳绿春意染，
桃花坞里花盛开。
桃花村有贵客到，
远道的客人啊请过来。
〔齐天祥走近姬赛儿身旁。
齐天祥唱：
天上的嫦娥哟，来到了人间，
山涧的清泉哟，滋润我心田。
纯洁的姑娘哟，美貌似天仙，
梦寐的爱人哟，就在我面前。
婚姻由父母包办哟，门阀加金钱，
男女自主的爱情哟，才真挚如蜜甜。
姬赛儿唱：
城堡的王子哟，来到了乡间，
清香的气息哟，滋润我心田。
亲切的眼神哟，他情意绵绵，
梦寐的爱人哟，就在我面前。
哪像方才那畜牲哟，门阀加金钱，
心灵搏动的感应哟，才真挚如蜜甜。
〔齐天祥上前拉住姬赛儿的手，两人翩翩起舞。同时，场上男女青年双双伴舞，跟班在远处跟随节奏轻轻鼓掌。
男女青年齐唱：
城堡的王子哟，来到了乡间，
清香的气息哟，滋润她心田。
亲切的眼神哟，他情意绵绵，
梦寐的爱人哟，就在他/她面前。
哪像方才那畜牲哟，门阀加金钱，
心灵搏动的感应哟，才真挚如蜜甜。
女伴齐唱：（站到一边）
姬赛儿她，
胆小易惊还易喜，
眉弯宜笑更宜嗔。
一喜一嗔总有意，
不语不笑亦迷人。
桃花村中数头挑，
今日里，一见钟情遇上你这个俏后生！
男青年齐唱：（站在另一边）
桃花村中数头挑，
今日里，一见钟情遇上你这个俏后生！
我们服输俱退让，
只有羡慕无嫉恨。
你要善待姬赛儿，
否则啊，嘿嘿——休想提亲，
姬妈妈她断然不会肯！
〔姬妈妈悄然上场。
〔齐天祥和姬赛儿在歌舞过程中一回头看到姬妈妈，停止舞步。众人相应停步。
〔姬赛儿向妈妈介绍齐天祥。
姬妈妈唱：（上下打量仔细端详齐天祥）
好一个英俊健壮年青人，
欢迎来到桃花村。
赛儿她既然喜欢你，
妈妈我怎会不应承。
要知道，她是我的珍和宝，
不会轻易让她嫁出门。
她的一颗玲珑心，
赛过比干还多一窍，
她一副娇弱身驱，
恍若西子更胜三分。
你一定要待她和我一般样，
要知道，她是我的宝和珍。
请问你家居何方地，
家里还有什么人？
齐天祥唱：（鞠躬）
我家住在琅琊堡，
家中共有三个人。
父亲母亲还有我，
独子单身——年方二十春。
上天今日眷顾我，
让我找到意中人。
情投意合两相爱，
待我禀告父母——花轿亲迎到桃花村。（掏出一枚戒指，接白）
姬赛儿姑娘，你愿意做我的未婚妻吗？
〔姬赛儿含羞躲到姬妈妈身后。
〔姬妈妈接过戒指，给姬赛儿戴上后把她交到齐天祥手中。
〔齐天祥握着姬赛儿戴上了戒指的手高高举起。
〔场上众人围绕着舞台中心的齐天祥和姬赛儿，群情振奋。
〔大幕合拢。
第一幕第二场：花谢
场景：同上场
时间：上场后数日
幕后合唱：
阳春三月桃花村，
桃花村里花盛开。
桃花盛开逢喜事，
谁知乐极偏生悲。
〔幕后合唱声中大幕拉开，二道幕前。
幕后传来萧高逑的吆喝声：小的们，走起来哦！
〔萧高逑的一个跟班前导，后面两个跟班各对萧高逑摇着一柄大折扇，屁颠屁颠地上场。
萧高逑唱：
可叹可恼更可恨，
出师不利桃花村。
越思越想心烦乱，
岂肯罢手怎甘忍！（接白）
叫那个去打问的，怎么还没有音讯？
〔跟班甲手搭凉棚眺望。
跟班甲：（手一指）少爷，他回来啦！
〔萧高逑和别的跟班涌向一侧。
幕后传来跟班乙的喊声：少爷，我回来啦——
〔跟班乙前滚翻一个跟斗上场。
跟班乙唱：（气喘吁吁地）
少爷命我去打问，
悄悄前往桃花村，
探得消息回转来，
若有赏赐喜不胜。（对萧高逑，接白）
少爷，我打听来的消息是——（上前耳语）
〔萧高逑闻言大怒，飞起一脚，跟班乙倒扑虎落地。
〔跟班乙一骨碌爬起。
跟班乙：少爷您别性急啊——（再次上前耳语）
萧高逑眼珠一转笑逐颜开：哈哈，我倒是明白了。赶快！一拨人马前往桃花坞先行出发，另一拨人手随后去那琅琊堡——就说你们是桃花村村民，让姬赛儿派来请他们少堡主的。（专对跟班乙）不错，不错，回头赏你一个丫头！
跟班乙：（故意学样，单腿跪地）喳，奴才谢主隆恩。
萧高逑：还不快走！
〔萧高逑走在前头，场上众跟班随同下场。
〔二道幕升起。
〔桃花坞领主随从前导，桃花坞领主和夫人女儿一起上场。
领主/夫人/女儿唱：
多时不到桃花村，
领主唱：
满眼春色正宜人。
夫人唱：
又见村里桃花盛，
领主女儿唱：
心旷神怡满目春。
〔姬妈妈姬赛儿一起上场（走出家门），对领主一家致礼。
姬妈妈：不知领主一家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请领主恕罪。
领主：我们听得有人前来禀报——桃花村里桃花盛开，说走就走，没有派人前来通报，姬妈妈不必介意。
夫人：是啊，不必介意的好。想当年你在我们家帮佣的时候，你女儿和我们女儿小时候还是听不错的玩伴呢。
〔姬赛儿和领主女儿相互致意，两人翩翩起舞。
〔桃花村女伴和男青年一起上场，场上众人围观姬赛儿和领主女儿共舞，共同随着节奏拍手。
〔姬赛儿和领主女儿收步。两人对视，都发现对方手指上戴着的订婚戒指。一起伸手并视。
姬妈妈：（上前检视）啊呀呀，真的是一模一样的两个订婚戒哦。（接唱）
一样款式一样亮，
一样钻石放光华；
不大不小一般样，
恰成一对不二价。
〔两位未婚妻收手。
领主：那真是巧了！太好啦，如果可能，我会在我女儿出嫁之日同时来给姬赛儿姑娘主婚，可好？
夫人：这要是两件喜事一起办，再好也没有了啊。
〔姬赛儿害羞地躲到她妈妈身后。
姬妈妈：好的，好的，再好也没有了。一遵按照领主的意思办。请三位一起进屋喝口茶吧。姬赛儿她身子虚弱，也该歇一歇了。
〔姬妈妈引领，领主一家进屋，姬赛儿和领主随从尾随下场（进屋）。
〔场上女伴和男青年欢呼，分组起舞，边舞边唱。
男女青年齐唱轮唱（可考虑再分组重复一遍）：
桃花村里桃花坡，
桃花盛开一朵朵。
朵朵桃花多娇艳，
今年更加结喜果。
两桩喜事一起办，
明年都要当外婆！
〔齐天祥和跟班上场，走向屋前。
〔萧高逑和他的跟班暗上，躲在远处。
齐天祥：姬赛儿，姬赛儿，是你派人叫我来的吗？
〔姬赛儿上场（出屋）。
姬赛儿：（诧异）没有啊，不过，你来看我，我总是高兴的。
齐天祥：那也好。我可以待到午后，然后还要赶回去继续和我父母关说我们的婚事。
〔姬妈妈上场，其后是领主一家三口随同上场（出屋）。
这上场来的四人异口同声：是你来了！
〔领主女儿走上前来，热情地握着齐天祥的手。齐天祥不情愿地挣脱。
领主女儿（并不在乎，转身对姬赛儿）：他就是我的那位未婚夫，琅琊堡少堡主齐天祥。
姬赛儿/姬妈妈：什么？！你，你就是桃花坞领主的准女婿？！
齐天祥：（尴尬地要辩解）不，不！哦，是，是——你听我解释——（被打断）
桃花村男女青年群情激愤：哼，你这个大骗子！
姬赛儿：天哪！（接唱）
满以为遇上一位知心人，
却原来雨打桃花乱纷纷。
果然是一模一样订婚戒，
我，我，我怎么去和领主女儿来抗争？
〔萧高逑和他的跟班分开人群，走上前来。
萧高逑唱（对姬赛儿，他的跟班跟着伴唱）：
一模一样两只订婚戒，
一前一后两个女娇娃。
先期订婚先为大，
何况出身贵族家。
姬赛儿你只好委屈当二奶，
奉劝你认命——不然还是让我俩来谈婚论嫁。
〔姬赛儿气愤之极，手指着萧高逑怒骂——（演唱过程中终于不支倒地）
休要想乘虚而入讨责骂，
定是你派人叫他来我家。
只怪我遇人不淑眼睛瞎，
让坏蛋来到村前看笑话！（摘下戒指扔还给齐天祥，接白）
我好怨啊，我好恨呀——我……（一头栽倒在姬妈妈怀里）
姬妈妈领头，桃花村男女青年以及齐天祥：姬赛儿！
〔桃花村男女青年扑向姬赛儿。旋即，桃花村男女青年和姬妈妈一样发现姬赛儿已经去世。桃花村男女青年一齐跳起来，怒目指向齐天祥和萧高逑。
男女青年：滚，给我立刻滚！你这个大骗子！你这个大坏蛋！
〔齐天祥和萧高逑疾步下场，他们的跟班尾随下场。
幕后合唱：
桃花盛开逢喜事，
谁知乐极生悲恻。
一阵狂风暴雨来，
满地落红心悲切。
〔幕后合唱声中大幕合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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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钱钟书一生为何不提鲁迅兄弟
星期二 五月 31, 2016 1:19 pm
摘要
钱钟书不提鲁迅，不是一个偶然的习惯问题，而是有意识的选择，这种选择中包含了钱钟书对他所生活时代中的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
许多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钱钟书在他一生的文字中，极少提到鲁迅，应当说，这个判断大体是可以成立的。鲁迅和钱钟书不是一代人，但因为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太重要，一切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不和他发生关系的，就是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没有间接关系，也极少有在文章中不曾提到过鲁迅的，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中，从不提鲁迅的，钱钟书可能是极少的例外。
钱钟书不提鲁迅，不是一个偶然的习惯问题，而是有意识的选择，这种选择中包含了钱钟书对他所生活时代中的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在钱钟书眼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地位是不高的，钱钟书看不起他们。傅璇琮在《缅怀钱钟书先生》一文中回忆，1984年他出版《李德裕年谱》后，因为书名是钱钟书题写，他给钱钟书送去一本。钱钟书对傅璇琮说：“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遗著，道及时贤，唯此两处。”这是钱钟书说他在新版的《谈艺录》中提到了傅璇琮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本书中还引述了吕思勉的《读史札记》。从钱钟书对傅璇琮说话的口气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道及时贤，唯此两处。”这是一个自觉的选择，选择即是判断。
既然钱钟书不愿意在他的所有文字中提及鲁迅，或者周氏兄弟，研究者总要找出原因和事实。本来钱钟书生活的时代，要完全避开周氏兄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一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相近，二是早年也曾有过间接的文字关系。钱钟书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非常深入，特别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有许多创获，而这个领域恰好和周氏兄弟重合，所以在非要涉及周氏兄弟的时候，钱钟书的办法是暗指而不明说。李国涛在《钱钟书文涉鲁迅》一文中注意到，上世纪40年代，钱钟书在上海发表《小说识小》数题，其中谈到《儒林外史》时，钱钟书发现，吴敬梓沿用古人旧材料不少，创造力不是最上乘的。钱钟书说：“中国旧小说巨构中，《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处最多。”同时钱钟书指出：“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这个“近人”是指谁呢?李国涛认为是指胡适和鲁迅，胡、鲁之著都是名著，影响甚大，钱钟书都曾寓目，可能更多地是指鲁迅。
高恒文研究指出，钱钟书《小说琐证》开篇即引焦廷琥《读书小记》卷下一则笔记，《西游记》演比丘国事本《旧唐书·杨虞卿传》，而有“此可补周氏《小说旧闻钞》”之按语。“周氏”即周树人，即鲁迅。此文发表于1930年的《清华周刊》第三十四卷第四期，可见作者看到的《小说旧闻钞》当为1926年版;查该书1935年版，虽然有所增加、改正，但钱钟书以为“可补”的这条材料并没有补入。
钱钟书在晚年不得已提到鲁迅的时候，主要倾向是否定的，一方面是避免直接提及鲁迅，非要提及的时候，尽量少说或者不说，而且谈锋中颇有深意。解读钱钟书与周氏兄弟的关系，是理解钱钟书的一个角度，也是理解钱钟书心理的一个角度，注意这个思路，对于深入研究钱钟书是有帮助的。
钱钟书不愿意提及鲁迅，不等于他从来没有提过鲁迅，而是说他可能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周氏兄弟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
从目前已见到的史料判断，钱钟书最早提到周氏兄弟是在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新月》杂志(第四卷第四期)上。在这一期杂志的书评专栏中，钱钟书以“中书君”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评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文章，这一年钱钟书只有二十二岁，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虽然钱钟书在文章中对周作人的书先做了一个抽象的肯定，认为“这是一本可贵的书”，但在具体评述中，基本是对周作人看法的否定。在文章中钱钟书有一段提道：“周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模型;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革’人家‘命’，就是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
从一般常识上判断，钱钟书读书的时代不可能不读鲁迅的书，这篇书评只透露了一个信息，钱钟书是读鲁迅的。需要注意的是，就在钱钟书发表这篇书评不久，他父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1933年9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本书是中国早期文学史中较早对新文学和鲁迅有明确评价的学术著作。本书中对鲁迅的评价，很有可能是钱氏父子讨论的结果。
《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提到鲁迅时说：“而周树人者，世所称鲁迅，周作人之兄也。论其文体，则以欧化国语为建设……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幽默大师林语堂因时崛起，倡幽默文学以为天下号;其为文章，微言讽刺，以嬉笑代怒骂，出刊物，号曰《论语》;而周树人、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之流，胥有作焉。……树人《阿Q正传》，译遍数国，有法、俄、英及世界语本。《呐喊》《彷徨》，弥见苦斗。张若谷访郁达夫于创造社，叹其月入之薄，告知‘鲁迅年可坐得版税万金’以为盛事。语堂方张‘小品’，鲁迅则视为有‘危机’，谓：‘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之时，谁还有闲工夫，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即要悦目，当有大建筑，坚固而伟大，用不着雅。’”
钱基博对周作人的评价是：“阿英有现代十六家小品之选。自作人迄语堂，附以小序，详其流变;吾读之而有感，喟然曰：此岂‘今文观止’之流乎?作人闭户读书，谈草木虫鱼，有‘田园诗人’之目。然流连厂甸，精选古版，未知与‘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之渊明何如?苦茶庵中又不知有否‘田父野老’之往还也?”
请特别注意这一段对周作人的评价：“语堂又本周作人《新文学源流》，取袁中郎‘性灵’之说，名曰‘言志派’。呜呼，斯文一脉，本无二致;无端妄谈，误尽苍生!十数年来，始之非圣反古以为新，继之欧化国语以为新，今则又学古以为新。人情喜新，亦复好古，十年非久，如是循环，知与不知，俱为此‘时代洪流’疾卷以去，空余戏狎忏悔之词也。”
本段行文及意思与钱钟书在《新月》杂志上评价周作人的观点完全相同，此点可说明钱氏父子的文学观非常接近，是父影响子还是子影响父可以再作讨论，但这个事实提醒研究者注意，钱钟书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来源，很有可能与他父亲有较大关系。如果确定了这一事实，对理解钱钟书很有帮助。
鲁迅很可能没有读到过钱基博的这本书，他只是在1934年出版杂文集《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剪贴了一篇《大晚报》上署名为“戚施”所做的《钱基博之论鲁迅》。该文对此书涉及鲁迅的内容有这样的介绍：“钱氏之言曰，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钱先生又曰，自胡适之创白话文学也，所持以号召天下者，曰平民文学也!非贵族文学也。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著。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钱先生因此断之曰，周树人徐志摩为新文艺之右倾者。”
鲁迅对此文发出这样的感慨：“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话，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评’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然而我觉得它很有趣，所以特别地保存起来，也是以备‘鲁迅论’之一格。”[page]
不过依然需要注意的是，钱钟书在《容安馆札记》第八十四则中，对于鲁迅主张直译的观点，依然和他父亲钱基博持同一立场。这更说明钱钟书的文学观和钱基博何其一致。甚至我们不妨再大胆假设一下，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新文学及其作家的评价，很有可能就来自于钱钟书，因为钱钟书早年曾为他父亲代笔给钱穆的《国学概论》写过序言，所以这种假设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1979年钱钟书访问日本，在京都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人问他如何评价他父亲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钱钟书谨慎地说：他们“父子关系的好，是感情方面的良好;父亲对自己文学上的意见，是并不常常赞同的。不过，父亲的许多优点之一是开明、宽容，从不干涉自己的发展。至于《现代中国文学史》，有许多掌故，是一本很有趣味的书;而现代方式的文学批评成分似乎少了一点”。钱钟书提到的“有许多掌故”是一个机智的回答，其中有可能包括了他们当时对中国新文学和周氏兄弟的评价。
钱钟书对鲁迅的看法，还有一个可能是和他与杨绛的婚姻有关。钱、杨相识恰好也在1932年前后，在著名的“女师大风潮”中，被鲁迅讥讽为“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是杨绛的三姑。杨绛晚年写了《回忆我的姑母》，在文章中也一字没有提及鲁迅，只说了一句：“1924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 这种行文的风格极似钱钟书，无言的深意在熟悉的文坛话语中尽现，提到了“落水狗”，还有想不到鲁迅的吗?但就是不提这个名字。
钱钟书在小说《猫》中明显讽刺了周作人。一般认为，《猫》中的陆伯麟这个人物源自周作人，虽然小说人物是虚构的，但虚构人物有生活来源也是事实。这个陆伯麟，钱钟书在小说中描写道：“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像他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中国文物不带盆景、俳句、茶道的气息的，都给他骂得一文不值。他主张作人作文都该有风趣。”
钱钟书在这里叙述时用了一个“作人作文“，其实已暗示了这位小说人物的来历。至于这位陆伯麟的言论，在钱钟书笔下，就更让人往周作人身上去想了。陆伯麟说：“这些话都不必谈。反正中国争不来气，要依赖旁人。跟日本妥协，受英美保护，不过是半斤八两。我就不明白这里面有什么不同。要说是国耻，两者都是国耻。日本人诚然来意不善，英美人何尝存着好心。我倒宁可倾向日本，多少还是同种，文化上也不少相同之点。我知道我说这句话要挨人臭骂的。”钱钟书还借书中一位人物陈侠君之口对陆伯麟作了这样的评价：“这地道是‘日本通’的话。平时的日本通，到战事发生，好些该把名称倒过来，变成‘通日本’。”钱钟书还说这位陆伯麟“是沪杭宁铁路线上的土著，他的故乡叫不响;只有旁人背后借他的籍贯来骂他，来解释或原谅他的习性”。
钱钟书写《猫》是在1946年，当时绍兴确实在杭甬铁路线上。“某籍某系”是著名的“闲话事件”中陈源的说法，主要指当时北大国文系中的浙籍“太炎门生”(如马幼渔、马叔平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这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由此判断，《猫》为钱钟书对周作人的讽刺，完全有史实依据。
195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讨论何其芳的《论阿Q》，由于何其芳没有过分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鲁迅笔下的小说人物性格，曾受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但钱钟书却赞成何其芳的观点。他指出，阿Q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某些文学作品中都能找到。钱钟书以《夸大的兵》《女店东》《儒林外史》等作品中的人物和宋、金史实来证明自己的论断，杨绛也和钱钟书持同样的看法。钱钟书的这个认识，其实是不赞成把阿Q精神看成原创的人物性格，这也反映出钱钟书对鲁迅的理解和评价。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讲述钱钟书的小说《灵感》时提道：“主人公是个声名太响而简称作家的笨蛋，在竞争亟欲染指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失败后突然生病。他卧病在床，心中气愤难遣;病榻前围满一群泪汪汪的崇拜者(这使人记起垂危的鲁迅所得到的景仰，但这位作家较似蒋光慈、曹禺和早期的巴金混合体)。”
水晶在《侍钱“抛书”杂记——两晤钱钟书先生》中记述了1979年钱钟书访问美国时，他向钱钟书提出的一个问题——当时他们忽然发现，忘了问钱钟书关于鲁迅的观感，便连忙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钱钟书回答：“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 ‘短气’(Short-winded)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
赵瑞蕻曾回忆说，1983年6月，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开会时，赠给钱钟书自己的一本书《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并请钱钟书指正。赵瑞蕻说：“钱先生说他已大体上看了我送给他的书，说很不错，对年轻人读懂鲁迅这篇东西很有帮助。他同意我关于鲁迅与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研究这一课题的论述。”
1986年10月9日，北京召开“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钱钟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致开幕词：“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就愈多，‘中外文化’是个大题目，题目愈大，可发生的问题的范围就愈广。中外一堂，各个角度、各种观点的意见都可以畅言无忌，不必曲意求同。” 据说钱钟书的开幕词“换来的只是一片沉默的抵制，因为他说伟大人物是不需赞美的”。 由此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判断钱钟书对鲁迅的态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钱钟书是一个特殊的作家，他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对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极少正面评价。他是文学评论家，但他几乎从没有正面评价过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作家。他在学生时代评价过同学曹葆华的诗歌，但也是以否定为主。钱钟书的这种个性和风格，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我们通过他的文学作品或者学术文字中的线索，来判断他的思路和风格，可以为研究钱钟书打开另外的思考天地。
钱钟书是一个善于用讽刺手法的作家，在他所有的文字中，这是最明显的风格，但作为小说家，钱钟书的想象力并不超群，他凭空虚构故事的能力，从他已有的小说创作来判断，也有较大局限。他的小说一般都有故事来源，有些甚至能让读者产生与真实生活对应的感觉。所以钱钟书凡出小说集，都要强调他的故事是虚构的，不要对号入座，这其实是钱钟书对自己小说虚构能力的不自信。
出版《人·兽·鬼》的时候，钱钟书在前言中说：“节省人工的方法愈来愈进步，往往有人甘心承认是小说或剧本中角色的原身，借以不费事地自登广告。为防免这种冒名顶替，我特此照例声明，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兽是驯服的家畜，而且鬼也并非没管束的野鬼;他们都只在本书范围里生活，决不越规溜出书外。假如谁要顶认自己是这本集子里的人、兽或鬼，这等于说我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竟会走出了书，别具血肉、心灵和生命，变成了他，在现实里自由活动。从黄土抟人以来，怕没有这样创造的奇迹。我不敢梦想我的艺术会那么成功，唯有事先否认，并且敬谢他抬举我的好意。”
到了《围城》出版的时候，他又在序言中强调：“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杨绛在《关于小说》中表达过一个意思：“真人真事的价值，全凭作者怎样取用。小说家没有经验，无从创造。” 这也可以看成是钱钟书小说创作的一个经验。所以，研究钱钟书的小说，使用一些索隐的方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很有可能这是理解钱钟书小说的一个基本视角。
源：《靠不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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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迪士尼，一个创业路上的勇士
星期二 五月 31, 2016 1:09 pm
沃尔特.迪士尼在创作中
上海迪士尼乐园正在试运营。迪士尼乐园这个吸引无数游客的电影主题乐园，从1955年在洛杉矶开幕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具知名度和人气的主题公园。从此不必再千山万水奔赴海外，在上海就可以开始奇思妙想的迪士尼旅程。
创造了这个梦幻王国的主人公沃尔特·迪士尼，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从报童、快递小哥，到世界顶级的庞大迪士尼娱乐产业，他的创业路上遭遇无数坎坷荆棘，甚至灭顶之灾：资金短缺、商业欺骗、员工背叛、对手倾轧、技术巨变……他凭着执着的梦想，跌倒爬起，将每一次危机当做成功的契机，埋头向前。
在创业的路上，失败者都是一样的，遭遇挫折、灰心放弃，而成功者却各有各的精彩。解读沃尔特的成功，对今天的创业者同样具有开拓思路勇敢进取的意义。
为什么迪士尼的片子里总是缺少父母
在迪士尼的电影里有个“巧合”，除了恶毒的后妈，父亲、母亲的角色常常空缺。小小年纪的主人公总是要依靠自己的勇气，历经坎坷、百折不回，最终找到自己的幸福。这得归功于迪士尼公司的创始人沃尔特·迪士尼，因为他自己就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靠着不懈的奋斗，从一个小报童成长为娱乐帝国的缔造者。甚至在晚年病重期间，因为梦见自己来不及把报纸准时送到订户家而突然惊醒。
1901年12月5日，沃尔特·迪士尼在美国芝加哥出生。他是勤劳父母的第四个孩子。之前，靠着父亲造房子的手艺，日子过得不错，但随着经济不景气，到沃尔特出生时，父亲已沦为建筑工地上每天只赚1元钱的小工。不久，父母决定离开大城市，在马瑟琳小镇买了一个农庄，父亲带着三个大儿子忙着耕地，母亲带着沃尔特和小女儿饲养家畜，不劳动者不得食。小沃尔特负责养猪，用奶瓶给发育不良的猪崽喂食。人们常常看见这个孩子，骑在一头猪上，率领着他的猪队友们，排着队在镇上走过。
沃尔特父亲是个相当严厉的人，是全家说一不二的指挥。沃尔特的大哥二哥用自己耕地赚来的钱买了镶金链的表，遭到父亲叱骂，一气之下双双离家出走。到1909年，父亲患病，此时三哥罗伊16岁，沃尔特8岁，小妹6岁，无力为继，只得将农场折本出卖，全家投奔到叔叔居住的堪萨斯城。
沃尔特对堪萨斯城最深的记忆是3毛钱1份的报纸。他和三哥罗伊3点半起床，挨家挨户送完早报再赶去上学，中午帮药房送药或给糖果店打扫清洁换一顿午饭，下午放学再跑去送晚报、卖报。整整6年，每天700份报纸，风雪无阻。其间罗伊受不了也离家出走了，沃尔特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一次次摔倒在雪坑里，贪恋订户家有暖气的公寓楼道，稍一放松就睡着了，惊醒就没命地跑怕上学迟到。
沃尔特喜欢上学，虽然他功课实在一般，但班上有他最好的和他同名的朋友沃尔特·裴费，他俩都喜欢看马克·吐温的书，喜欢画画。沃尔特·裴费的父亲幽默亲切，带他们看马戏看电影，帮他们排练节目。沃尔特最拿手的是扮演林肯演讲，这让一向瞧不上他的校长也刮目相看，让他四处表演。那些马戏团、剧团缺人的时候，他就去帮忙，有一次模仿卓别林，一下就得到2毛5分钱。他画画的本事也不赖，至少街头理发店的老板很喜欢，只要每周画上一张，老板就免费给他理发。最可爱的是一位叫舍伍德的医生，竟然花5毛钱买下了一张画，钱虽不多，但对沃尔特的鼓励却让他铭记终身。
14岁那年，沃尔特第一次抓住了父亲挥向他的拳头；15岁，离家打工，在火车上当提篮“快递小哥”；16岁随父母搬到芝加哥，上艺术函授班学画；17岁，他虚报年龄进了邮局，攒工资买了一台摄影机，拍了生平第一部电影，在巷子里自编自导自演卓别林；同年底参军离家，在法国巴黎继续当“快递小哥”———作为美国红十字救护队的司机运送救援物资。18岁退役后，他用薪水加上在巴黎赌场赢来的钱共计500美元，独自回到堪萨斯创业。从此，他踏上了艰苦奋斗的电影之路。
沃尔特是典型的白手起家，靠独立闯荡，认识社会，一路成长。他非常珍惜这段经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珍惜家庭，尤其是从小教他识字画画、一直爱护着他的母亲。当他在好莱坞扎稳脚跟，有能力置地买房时，他特地在工作室附近为父母买了独栋大房，作为庆祝父母金婚的礼物。父母搬进新房，发现煤气炉有问题，工作室的员工帮忙修好了炉子。不料真正的问题出在管道，第二天管家发现他的父母双双煤气中毒，父亲抢救回来了，母亲却回天乏术。沃尔特因此极度自责，迪士尼的同事们普遍认为，正是这个心理折磨，令沃尔特很难触碰父母尤其是母爱的题材，这个秘密，也渐渐成为迪士尼内部的一个传统。
也有传记作家不信这个传说，“考证”说迪士尼作品中母亲缺席的特点，源于沃尔特并不是迪士尼家族的血缘，而是西班牙贵族与洗衣女工的私生子，始乱终弃后，漂泊到芝加哥的女工实在无力抚养，送给迪士尼夫妇。但人们普遍认为此说可信度不高，因为很难想象贫穷的迪士尼家庭，在已经有3个儿子的情况下还会收养男孩。据说流言传布甚广的时候，沃尔特自己也调查过此事，毫无头绪。此后私生子一说，基本不被认可。
米老鼠有个被抢走的哥哥叫奥斯华
迪士尼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沃尔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切起源于一只老鼠”，后来被人们引申为“一只老鼠造就了迪士尼的伟业”。米老鼠成为迪士尼的老大，最了不起的形象大使。
2015年，英国电影协会一名研究者在浩如烟海的协会藏品中发现了一部名叫《雪橇铃》的动画片刻碟，这是迪士尼1928年制作却从没上映过的电影，原胶片早已难觅踪影，英国电影协会也是从发行拷贝中转制的。这部片长6分钟的无声动画影片的主角是一只名叫奥斯华的兔子，圆头翘鼻大脚像极了米老鼠，还有一对松松软软的长耳朵，只要将长耳朵在靴子上蹭蹭，就能获得好运。这只行事调皮滑稽、性格叛逆不羁的兔子诞生于1927年，是沃尔特·迪士尼创造的第一个系列动画形象，十足是米老鼠的“哥哥”。
奥斯华的消失和米老鼠的诞生，背后是迪士尼创业早期的一个悲愤而励志的故事。
1919年退役来到堪萨斯的沃尔特，在一家广告公司打工，结识了年龄相仿、经历相似的同事乌比·依维克。他俩搭档为农庄、百货公司和剧院设计了大量的广告图案。但经济不景气，老板生意一闲便辞退了员工。沃尔特与乌比决定自己做，凑钱成立了依维克·迪士尼公司，这第一个迪士尼公司仅存在了一个月。两个好兄弟投奔堪萨斯电影公司，开始创造“会动的广告”亦即动画片，他们的鬼点子多，动手能力强，很快成为公司的赚钱机器。两年后，他俩用赚到的钱合伙再次创业，开办了“卡通欢笑公司”，拍摄他们想要的那种有故事情节的动画片。和所有的创业故事一样，这段路程遭遇各种曲折，买主失踪、员工逃离、居无定所……其间沃尔特完成了第一部打着“沃尔特·迪士尼电影”标记的《小红帽》等6部短片，还开始尝试用真人与动画合成的《爱丽丝梦游仙境》。渐渐的堪萨斯城里到处有沃尔特的债主，纽约的一位发行商玛格丽特·温柯勒虽然来信对《爱丽丝》表示兴趣，但她并没有支付定金的意思。眼看山穷水尽时，正在洛杉矶退伍军人医院养病的三哥罗伊再次救急，并建议这个爱电影胜过爱生命的弟弟到好莱坞试试运气。
1923年7月，沃尔特变卖了摄影机，加上罗伊的钱，买了一张头等舱火车票，奔赴好莱坞。但是在那个制片厂林立的名利之都，没有一个老板肯接受这个开口就要做导演的毛头小伙子。他决定还是从头开始，说服罗伊，买了台二手摄影机，在汽车间里，兄弟俩再度创业。
格丽特·温柯勒在这年10月份终于出现，这次她签下了《爱丽丝梦游仙境》系列片的合约，12部总价3300美元。迪士尼兄弟制片厂终于挂牌开张。在完成前6部的第二年5月，凡事亲力亲为的沃尔特意识到自己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构思故事。他一再写信，开出他所能付出的最高工资周薪40美元，终于说服乌比放弃在堪萨斯周薪50美元的稳定工作。
随着乌比的到来，迪士尼终于达到了沃尔特所要的局面：既不因为质量要求而拖拉进度，又不因为赶进度而损失质量。在如约完成《爱丽丝梦游仙境》系列后，1927年4月，《幸运兔奥斯华》出生了。
此时格丽特·温柯勒结婚了，将手头所有的生意交给了丈夫查乐斯·米兹打理。这个米兹是个精明的商人，总是能从迪士尼完成的片子里挑出这样那样的毛病，抱怨片子让他赔钱，以此拖延付款；他甚至要求重新签订合同，将买断的付款方式改为按收入分账。在得知环球影片公司想定制一套以兔子为主角的动画片时，他拿下了这个订单，转身与迪士尼签下了制作合同。在这个合同里除了规定《幸运兔奥斯华》系列总计26集，还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迪士尼放弃奥斯华的形象版权，价格则提高到2250美元。
沃尔特和乌比开始设计兔子形象和故事情节。在1927年4月完成的第1集里，奥斯华是个生了太多孩子的可怜爸爸，爱心满满却手忙脚乱。环球公司雪藏了这部影片，股东评委会要求这只兔子必须年轻浪漫活泼矫健。沃尔特和乌比从头再来，在第二集《小车故障》里将兔子改成“一个年轻的角色，精力充沛、活泼敏捷、俊俏慧黠而好冒险，而且体型也是高挑干净”。
《幸运兔奥斯华》终于成功了，报上的好评纷至沓来，观众们纷纷涌进影院，只为了看看在正片开演前加映的这只兔子。这部影片使得这位年轻的沃尔特学到了重要的知识。他以前凭直觉感觉到的看法得到了证实：卡通片中，一位强烈而又吸引人的中心角色是不可缺少的；而且也需要一个好的故事主线，但布局太复杂也可能破坏使人发笑的效果。他也认识到影片公司的评委会可能会阻碍一个人的创造力。但他不曾料到的是，作为制片人，他很快就将学到更重要的一课，代价巨大堪称灭顶之灾。
1928年2月，《幸运兔奥斯华》的第一份合同到期，沃尔特兴冲冲地赶去纽约，与米兹签订新的合同。他知道奥斯华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卡通明星，出品方环球公司和发行方米兹都从中赚得盆满钵满，而他本人因为精益求精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债台高筑。他的要求不高，只是把价格从2250美元提高到2500美元。但米兹非但一口拒绝，还把价格降到了1800美元———因为他手中握有一把杀手锏，他已经和迪士尼公司各部门的重要员工秘密签订了合约，“要么接受低价，要么我挖走你全部的人自己干”。
这是个如雷轰顶的消息，胸无城府的沃尔特一向对米兹敞开大门，却不料一场卑鄙的挖角和背叛已然在他眼皮底下暗度陈仓。不幸中的大幸是，米兹没能打动乌比，乌比依然坚决地站在老友迪士尼这边。失去亲手创造的奥斯华和一手培养的几乎全部动画师，沃尔特来不及诅咒、悲愤，他告诉罗伊，“最后的笑才是真正的笑”。
在从纽约回洛杉矶的火车上，沃尔特决心创造一个新的全部属于迪士尼自己的动画角色。途中路过堪萨斯的时候，深陷困境的他想起了在堪萨斯创业时的艰难困苦，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绝境中，曾经有一只老鼠与他相伴度日。他掏出纸笔，开始勾勒这只老鼠，陪伴着他的妻子莉莉安给它取名“米奇”。
回到好莱坞的沃尔特和乌比开始悄悄为这只老鼠修改外形、创造性格、设计故事。根据合同，那些背叛了他的员工要到6月才结束迪士尼的工作开始为米兹效力。吸取教训的沃尔特和米兹在自己的公司里不得不地下像情报员那样小心翼翼避人耳目，白天乌比锁着门画，上色由迪士尼家的女眷们在自家停车库里完成。夜里公司员工下班后，沃尔特就把绘好的赛璐珞板拿到制片厂去，拍摄下来，再赶在第二天员工上班前清理干净。当那些员工跳槽而去的时候，乌比的进度已经达到每天画700张的惊人程度。
从这只米老鼠开始，迪士尼伟大的动画事业正式启航。而失去了灵魂人物沃尔特、乌比的兔子奥斯华，加上背叛了沃尔特的动画师们与商人米兹争执不断再度出走，奥斯华渐渐被观众厌倦，幸运不再。
他把同行眼里的“灾难”，变成腾飞的机会
1928年5月10日，米老鼠横空出世，第一集《疯狂飞机》在好莱坞日落大道电影院试演，第二集《骑快马的高卓人》也在创作中。虽然报上评价不错，但没能收获沃尔特预期的轰动效应，也没人愿意发行，因为整个好莱坞都在忙着应付一场风暴般的“灾难”———有声电影诞生了!
敏锐的沃尔特及时发现了症结所在，当好莱坞一多半人都在抱怨将因此失业的时候，也意味着这个行业将重新洗牌。相比人多钱多产品多的大公司，体量小的独立制片迪士尼船小好掉头。他立即将米老鼠的第三集《汽船威利》设计为有声电影，并且明确要把声音作为一个角色来创造。
当时好莱坞的片厂垄断了最新的录音设备，以此控制有声片的节奏，好出清无声片库存。沃尔特立即辗转堪萨斯、纽约，寻找录音师和录音设备。尽管债务缠身，但沃尔特坚持不用录在唱片上的那种通用的方法，他不要音画不同步的有声电影，而要一步到位，直接录在胶片上。这样做没有经验可循，成本比预算大大超出，逼得罗伊典卖家当。在录音棚里，沃尔特亲自上阵，承担了米老鼠尖叫、小老鼠吵闹等对白、音效，米老鼠从此开口说话了!
满怀喜悦的沃尔特回到好莱坞，发现上门推销的方法突然不管用了。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观众口味也在变，连默片明星开口说话都未必让观众喜欢，一只老鼠说人话，会有票房吗？既然老板们担心的是观众，沃尔特便直接以每周500美元的价格把《汽船威利》租给莱琴伯，一个推销电影的广告老手，后者聪明地决定只在百老汇的一家戏院里放映，并且是在《流氓打群架》这样的正片前放映。1928年11月18日，躲在观众席后排的沃尔特终于迎来了他期待的轰动———走出影院的观众仿佛忘记了他们是来看《流氓打群架》的，个个都在议论那只让他们笑得喘不过气儿的老鼠!报社记者也赶来了，报上一片赞扬之声。趁热打铁，沃尔特将之前的两集也改成了有声电影，一时间米老鼠成了街谈巷议的风云人物!各大片厂纷纷主动向迪士尼招手，迪士尼和米老鼠开创了动画片的新世纪。
成为好莱坞香饽饽的迪士尼，开足马力投入《米老鼠》动画系列。1930年，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同样的情形再度出现———这次是占迪士尼1/5股份的乌比被挖走了，沃尔特开始反思自己的一贯强势的领导作风，痛心疾首以致抑郁。几乎与此同时，天然色公司研究出把三种主色的底色合在一起的方法，意味着继声音革命后，电影业将迎来又一轮风暴———色彩革命。风头正劲的黑白米老鼠，要不要冒险？
沃尔特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大量招募失业的年轻人，为他们开办动画艺术夜校，从中培养人才，这个学校就是如今的加州艺术学院；另一件事就是制作彩色电影，出重金与天然色公司达成协议：在两年之内只有沃尔特可以使用这种三色合成的彩色方法。第一部彩色动画《花与树》试验成功，迪士尼开创了电影新纪元。
紧紧将版权控制在手里的沃尔特，还充分挖掘出了动画形象在电影以外的价值。当时全国各地的影院都有自己的“米老鼠俱乐部”，参加的孩子们超过100万，渐渐还有了统一的会员卡，每周六举办活动，唱主题歌，表演节目，选举小干部，订立“米老鼠信条”……深陷经济大萧条的商人看到了这个庞大的市场，纷纷用买版权的方法，通过向迪士尼支付一笔费用，把米老鼠的形象用在自己的产品上。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报纸争相高价刊登米老鼠漫画，原先已向法院申请破产的儿童用品公司，通过制造的米奇和米尼形象的玩具、餐具、家具……在经济大萧条的美国，米老鼠真正成了起死回生的吉祥物。
沃尔特敏锐的远见，让他在一次次的时代变迁中挺立潮头。1936年，他耗费200万美元天价制作被好莱坞讥笑为“迪士尼蠢事”的动画长片《白雪公主》，耗时3年，动用75名动画师和上百员工，80分钟200万张画，在0.23美元票价的当时，第一次发行就赚了800万元，第二年被翻译成10种外文登上49个国家的银幕，票房收入超过同时代所有其他影片。此举成功地将处于电影行业里从属地位的动画片成为独立的片种；1950年代，当好莱坞面临电视冲击的时候，他主动与电视台合作开设专题，向公众宣传迪士尼的新片和计划，推出《迪士尼奇妙世界》，亲自担任主持人，向观众介绍迪士尼的动画片、自然纪录片、观光影片、科教片等即将上映的电影和预告片，和NBC订立了长期战略合作计划……而他首创的电影主题乐园“迪士尼乐园”，更是将迪士尼事业推向巅峰。
来源:文汇报 作者:陈晓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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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聊发少年狂，一树梨花压海棠
星期二 五月 31, 2016 1:01 pm
摘要
文明的传承，有时在于口口相传，比如评书体传载历史故事，让枯燥的材料鲜活起来，使之立体、轻盈，读之捧腹，笑后大悟，欲罢不能。
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UTS)法学院留学期间，经常逛日本人开的伊纪国屋(Kinokuniya)书店。它坐落在著名的GEORGE ST.上，对面就是石刻的伊丽莎白女王雕像，她端庄大方，手握权杖，挥斥方遒。圣诞节的时候，还有人给她套上冬装，悉尼的圣诞节是不下雪的，于是浪漫的悉尼人就在她背后的伊丽莎白大楼墙面上画上冬季雪景。
伊纪国屋的书籍大体按照Nonfiction(非虚构类)和Fiction(虚构类)划分两大部分，还特辟出中文馆、日文馆。中文馆内大都是港台书籍，日本馆中则是漫画书籍居多。
Nonfiction书籍严谨有余，但比之生动有趣的Fiction，可读性大打折扣。二者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展示出不同的风格。Fiction以轻松活泼的文字，由浅入深讲透一件事。其实，文明的传承，有时在于口口相传，比如评书体传载历史故事，让枯燥的材料鲜活起来，使之立体、轻盈，读之捧腹，笑后大悟，欲罢不能。它可以把抽象的道理通过具体的事例得以体现，寓教于乐，或为教化他人，或为传播知识，或为消遣娱乐。Fiction好比高颜值明星，Nonfiction更像是实力派，不过无论高颜值还是实力派，都是舞台上闪耀的星星。有些书是高颜值加实力派，那么流传千古一点也不奇怪了。
那时候《哈利波特》系列发行量惊人，然而英美Fiction中排列榜首的不是J.K.罗琳，而是简·奥斯汀，这位终身未嫁的女作家，辞世近两百年，依然粉丝无数。她的那些小说，被设计成套装书，硬壳、大气，齐刷刷地摆在书架上的显眼位置。
(二)
日本Fiction中的高手级别当属渡边淳一。他的小说中很多章节桥段中都有医生这个意象，或者干脆就以此为题材，如《无影灯》、《麻醉》、《雪舞》，这与他的从医经历有很大关联。有作家指出，写作无非就是把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刻画出来，如果不熟悉，不但写得不真实，让内行人看了，更是闹笑话。翻开文学史，医生扎堆。契诃夫、毛姆、鲁迅，也是学医出身，他们都是医学院逃逸的才子。学医一个好处就是对人的生理结构了解得比常人透彻许多。人体器官组织在他们眼中就像一般的机器零件一样，各有各的用途，哪里出问题了，就补救哪里。许多疾病是由于心理方面抑郁、狂躁等原因导致的，精神问题更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就迫使医学院的学生们不断反思人性，由生理到心理再到精神，成了必然的过程。他们对人性之剖析，如用了手术刀一般，在无影灯下清晰明了。
渡边淳一对性之研究、描写、刻画，独步学界，成了文坛一绝，这体现在《男人这东西》、《女人这东西》等书中。《失乐园》是婚外恋题材小说的典范，加之《欲乐园》、《复乐园》构成乐园三部曲，浑然天成。曾有朋友感叹，渡边淳一的这些小说读之令人心碎，却又让人如痴如醉。伟大的作家的贡献在于人类精神领域，这意义远远超过了医学领域对人体的治疗。一个人不必因为学了某专业而一定从事本专业，或许他天赋在于其他方面，亦未可知。只要他喜欢，热忱、专注，这比任何名利驱使下的动机更有力。而“力比多”的影响，或许还能超过宗教的狂热。疯子与天才往往只在于一念之间，如尼采。或许由于梅毒病因，尼采最终精神分裂了。可见，“疯子”不一定是贬义词，它也可以是非常人可以做到的那一类人的代名词。
(三)
Fiction中有名者还有毛姆，世人称之“故事圣手”。但他的散文随笔同样清新隽永，读之回味无穷。他善于建构故事空间，打造作者与读者间沟通交流的平台。他打通了Nonfiction与Fiction的任督二脉，二者都玩转娴熟。比如在《观点》一书中为歌德立传，所刻画一代文豪缘情写作的形象栩栩如生。他写道，歌德喜欢把自身经历感受写入小说，带有半自传色彩。按现代话语，有点像“身体写作”。
对了，歌德也高居Fiction琅琊榜，两百多年前，《少年维特之烦恼》一篇使歌德名声达到高峰，后来他在小说方面的成就再也无法超越。可见，年轻气盛时节的光阴一旦逝去，无法再体会那激情。此间人事情态，过了即逝。
歌德因维特而腾达，得以流连达贵之间，得大名而不拘小节，不断追求自己所好之女色。似乎好色在文人雅士处就高尚纯洁了许多，仿佛道德境界一旦在诗歌中得到升华，就掩饰了其品行污损之处。歌德于醇酒妇人处忘返，灵感不断，激起创作火花闪闪。
民国时期，还不是老练政客的郭沫若，意气风发，着笔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其文结尾处，余音绕梁：“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这是我们人性中的至洁至纯;啊，怎么从此中有惨痛飞进?”“可爱的读者哟，你哭他，你爱他，请从非毁之前救起他的声名;你看呀，他出穴的精魂正在向你耳语：请做个堂堂男子哟，不要步我后尘。”
歌德的小说诗性浓郁，非有大家译笔，难得其神髓。郭译这书信体小说，韵味挺足的。杨武能译本也不错，大概因为先入为主，郭译一直令人难忘。文艺味道者，百读玩味而不厌。爱情基于人的本能，本无可非难，难而觊觎有夫之妇，虽是本性，但亦难逃道德非难。而西方小说中，屡见红杏出墙、诱惑、偷情之桥段，美其名曰：歌颂爱情。古往今来，以爱情之名，坑了多少良家妇人!
歌德74岁时还爱上19岁少女乌尔莉，因其母反对，惨遭拒绝，伤心欲绝，悲愤中写下了《马里恩巴德哀歌》。这简直就是老年维特之烦恼!彼时的歌德，可谓如苏轼笔下“老夫聊发少年狂”，他若能读到苏学士戏谑张先的那首艳体诗，“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叠夜，一树梨花压海棠。”，必是艳羡不已，恨生不逢其地，恨生不逢其时!
来源：共识网 作者：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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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写作与行动——为陈家坪纪录片《快乐的哆嗦》而写
星期一 五月 30, 2016 10:45 am
一个普通人在中国长大的过程也就是他的正义感逐渐受挫的过程，而且，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有最终获得胜利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如果正义感没有湮灭其实就是胜利：因为说到最后正义感在于个人而非环境，而正义却恰恰相反。在陈家坪争取教育平权主要是异地——主要是在北京——高考权利的纪录片《快乐的哆嗦》呈现的对象中，其中的男生在外省辗转求学以保持自己的正义感，而其中的女生则以出国留学的方式保持了自己的正义感，成为了农民工子弟中幸运的少数。女生学会了一门外语，而男生则由于老师的方言听不懂课，普通话成为了他学习和生活的阻碍——他出生在北京，从小会说的并不普通的普通话甚至带着一点“京味”。
正因为此，将这部纪录片当做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来读是很有意思的。陈家坪关心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人的习性，正如他关心正在发育中的社会正义一样。对青少年习性的关注，也弥补了这部纪录片缺少戏剧性的弱点，后者甚至是一个美学弱点。但陈家坪几乎从来不考虑纯粹的美的问题，他对美的理解从来是服从于整体的。
六七年前，陈家坪卖掉了他在北京昌平的房子，为了能够更好地投入个人心智的发展：他用卖房的钱换来自由，以及争取自由的工具，其中就有一台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摄像机。通过自我教育，他成为了一个诗人，现在则又成为了一个纪录片导演。成为诗人让他走进人类的内心，成为——像他这样的——纪录片导演则又让他重新走向人群的包围，仿佛为了完成一个平衡。我和家坪曾经谈到过一个拍电影的计划，但遗憾的是我的剧本终究没有完成。就我有幸和家坪密切交往的经验来看，家坪作为一个人始终没有停止生长，他的生长方式很独特，似乎最直接的结果不是他的写作而是他的行动。
家坪正是通过行动来自我教育，在行动的间歇思考并陷入彷徨，有他的诗歌为证：
我的屋子
我独自在一间屋子里彷徨，
从很远的地方到这间屋子，
亲人们很远有的已经死亡。
屋子，是我风暴的核心，
不，是人世繁华的空场，
身体的天棚容纳我的灵魂。
黑夜合上的那一本古籍，
我只能在阅读之后回味，
人物和感情陪伴我深睡。
黎明从文字里跳出来，
新的一天我内心空无。
历史的砖头和哲学的粗线条，
令长城在山峰之间起伏漂荡，
屋子是高处滚落下来的石头。
衣服和屋子，一个给我温暖，
一个给我自由，穿上了衣服，
我在天黑之前回归这间屋子。
我全身在移动屋子也不停息，
进出的人，成为一个个幽灵，
保存着屋子各不相同的气息。
他们是一间另外的屋子供我入住，
我在这样的屋子里陷入我的彷徨。
这样的诗歌偶或显露出穆旦式的“意识流”的气质，看似分散实则统一，家坪也一直有意学习穆旦。虽然他在学养方面无法与穆旦相比，但他以变革时代中国人的命运代替了穆旦动荡（乱）时代中国人的命运。家坪对街头行动——拍摄这部纪录片，他需要和异地家长一起在北京市教委和教育部请愿——甚至运动的热衷有另一个时代的遗留，但我们必须说，这是20世纪中国政治运动最好的遗产，同时也意味着观念的革新，即从阶级革命到公民维权的思维转变。公民运动实际上是改革的内生物。只有正视公民运动，我们的改革才会成功。我们至少还有三十年的时间观望中国会不会向“文革”式的极端革命逆转，三十年的改革成果至少也需要另外三十年才能挥霍殆尽。家坪甚至从不忌讳他的诗歌忽然具有了左翼诗歌的政治抒情诗的气息，如《我们站到教育部门前》、《步行穿过西单》等。家坪正是以行动的方式生长，并以行动来检验他的思考和写作，于是这些诗歌就好像是出于行动的需要而写，这也无可厚非，当代文学或史诗的理想不应该就是向我们呈现行动中的人的形象吗？
在我看来，陈家坪就像一个永远处在青春期的人，虽然他比我年长一轮，他却比我更为热衷于行动，但换一个角度看，20世纪以来以至现在的中国社会不也是始终没有成年吗？不也处在永恒的青春期？
家坪投身教育平权运动，给他带来的最好一首诗是——
我是一名信访办的官员
我也是人——但不是你们的敌人。
你们说出的话语消磨着我的良知，
你们倾述冤情成为我日常的视听。
在真相与公正之间，我被迫保持着沉默，
我要体恤你们的弱小，平息你们的怒火，
请别让我感动，只有理智才能解决问题。
你讲的虽是事实，我说的却是政策，
这之间的矛盾——我们不要去争吵！
早晨，当我穿过长长的巷道把一扇窗打开，
阳光在高墙之外，移动着你们排列的身影。
在这个世界上每天到底要发生多少不平事，
有多少故事多少故事通过我——达到正义？
我不是制度的设计者，而是被制度所设计，
这个制度是否畅通，已经无人来作出保证。
我只是一个关节，在你们和政府之间，
我过着麻木的生活我的表情没有脸色。
但我也是人——有爱人、孩子和朋友，
在同一个国度我们受限于相同的体制。
下班后脱去工作装，角色并非一成不变，
你替我遭遇了一切，我怎能不向上申述。
2011.5.30
这首诗让信访办官员变成了一个和陈家坪一样的诗人，多少有一点一厢情愿，但不要小看这一厢情愿的力量，它意在唤醒一个在信访办官员那样的位置上从而有可能做下“平庸的恶”（借用阿伦特的概念）的人的良心，让他或她根据自己被唤醒的良心行事。家坪另外一首诗《友爱，或天安门之歌》写道：“为失去友爱的王君/深思片刻”。在抽象的精神意义上，暴君因为失去友爱，也值得我们怜悯；因为失去友爱，暴君其实是比平常人更无能的人：就如这位良心发现的信访办官员，不见得比诗人优越、精神健康、行动自由。同时也要意识到，真正的政治家要改变现实——当他意识到现实尤其政治的现实需要改变——的难度，不会比文学家要改变现实的难度更低：政治家甚至也要利用语言的力量，但人们对他的演讲不会比对一本小说或一本诗集更为迷恋，实际情况可能更为糟糕。
这首诗，以及陈家坪的写作和行动带来的真正教诲是：一种由自由、开放的社会理念带来的信仰，可以挽救即将分裂或处在对立状态中的人民。
在一起看了诗人秦晓宇参与导演的工人诗歌纪录片《我的诗篇》后，一位共产党的书记，同时也是一位有着陶渊明的田园理想的诗人，对我评价这部纪录片说：“还不够黑！”陈家坪的纪录片《快乐的哆嗦》甚至情绪更为明朗，仿佛患上了欣快症的人民本身，在一记述他拍片经历的文章《我被带进丰盛派出所》中，陈家坪如此结尾：“当这一天的幕布徐徐拉下，从派出所放出来的家长们，一个一个神情暗淡，直到最后得知两名记者也被释放，学生家长们才各自回家。一辆警车始终在不远处的街边看守着他们。我几次欲伸手去打开摄像机，但另外一种力量在阻止我不忍心去拍摄残酷、悲伤和绝望。但我的眼睛已拍摄下了这全部的一切。要传播他们，我知道，只有靠我们的心灵。”这是明智的。除了黑暗的东西，我们也应该习惯明亮，习惯精神本身的力量。
其实，那个信访办官员也有可能和我们的诗人一样是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分子，已经被镶嵌进科层制的官僚型知识分子：文件在他手中停留和耽搁的时间越长，表明他的权力越大，至少他的权力感是这样。在当代中国，至少还存在着其他三种知识分子类型：游戏型知识分子、道义型知识分子、行动型知识分子。学院知识分子一般来说是游戏型知识分子与官僚知识分子的混合类型。
与权力的距离和关系，决定着知识分子的各种变形和化身。现代人与权力的关系不像古代人与权力的关系那样直接，古代人要么是权力的支持者要么是权力的反对者，不允许骑墙或模棱两可，但现代人甚至可以想象在体制内部成为体制的反抗者。由于世俗理性的发展和生命空间——尤其是爱情和婚姻这些属于“自然生命”的领域——的扩大，现代人似乎有了更多消极自由，也就是更多游戏和娱乐，但与此同时，生命政治也即对生命的控制也就更为细微，深文周纳，曲尽其妙。而当代中国/人生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既要面对来自现代时间的压力，也会不断回到古代时间与权力打交道的直接性中。
家坪能够不抱怨、坚韧、抱有勇气，是因为他早就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在一首小诗《小狗和三弟》中他反省自己加诸他者（小狗和三弟）的暴力：“我的腿和我的手告诫我，/我曾经是一个野蛮的人。/我把这野蛮写进了诗中，/希望能得到诗神的规训。”于是，“当我被生活狠狠地踢打，/小狗和三弟却给我安慰。”但实际上不仅如此；认识到了恶的存在，命运中的善才会源源不断地到来。
阿多诺曾说：“在错误当中没有正确的生活。”然而当代中国/人生的问题就在于要从错误中产生正确的生活。尼采说过：“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凝视深渊而堕入深渊，也是一种高智能的不幸，因而我们可以补充，凝视深渊更需要技艺。
诗人总是自我教育的，但因为家坪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也是自我教育的。像家坪这样总是在行动的人，才能够贡献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如果你相信奥登这样对作家本质的描述：“得在公道场里公道，在龌龊堆里也龌龊个够。”但毕竟有前半句啊。
普希金诗云：
何必把自由赠给牲畜？
他们只有任人宰割和剪毛的份。
系着铃铛的重轭和皮鞭
才是他们世代相传的遗产。
王东东（2016年，青年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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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学蓬：名角们的工资高得来自己都不好意思
星期一 五月 30, 2016 9:59 am
摘要
主动要求降工资的现像绝非一个北京京剧团如此，稍微有点名气的艺人们无不争先恐后地表态，担心自己一不小心没能紧紧跟上趟，政治上就此被打入另册——说白了，当时鼓噪一时的著名演员主动要求降工资的热潮，不过是在面临巨大政治压力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罢了。
关肃霜一张脸胀得通红，模样儿就像被当众抓获的小偷，声音小得犹如蚊子叫似地回答周总理：“实在太多了，每月3……3000元。”
谈起自己这一生走过的路，童祥苓感慨万端。
晚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这辈子，和邓小平一样，也算是三起三落了。‘文革’前挺不错的，1957年那会儿就给我定每月350块钱工资呀，那时候上面馆吃一碗阳春面八分钱，一碗牛肉面、红烧面才一毛五分钱。一袋洋面两块钱，35块钱就能买一两金子。上有名的红房子、德大那样的西餐馆吃一顿西餐，也才花1块钱。
“我四姐更不得了，她在京剧院每月开1100块钱的工资，那是多少钱哪!得算巨款了吧?从购买力来说，现在的超级大腕儿恐怕也没几个能和她比呀!解放以后，全中国没有一个人有私人汽车，童芷苓有!当时上海文艺界除了周信芳，最有钱的就是童芷苓，陈佩斯他爸陈强拍《魔术师奇遇》的时候，坐在敞棚汽车里面钓鱼，你要问那车是谁的，他一准儿跟你说：跟童芷苓借的。进口福特呀!我四姐后来一加入共产党，就主动把房子啊、车子啊，反正家里值钱的东西，全捐献给国家了……那可是寸土寸金的淮海路上，六层楼带花园的大公寓呀，说捐就捐了，不像现在的人，爱玩虚的。那样一幢楼，要放到现在，恐怕得值好十几个亿吧?”
的确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文艺界大角儿的工资，比党政军高干们的工资高出一大截。
笔者查到文革时期的一张重庆市文艺界造反派出的报纸，有一篇文章写着：
在文艺人员中，工资高得令人难以想像。一些大演名、洋、古 ，封、修、资的资产阶级名演员，他们极力宣扬帝主将相，才子佳人，他们是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吹鼓手。他们的月工资高得相当惊人。请看：
上海市的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2000元，混入党内以后减为1760元，高出国家规定的文艺人员一级工资标准四倍多。
北京京剧演员马连良，月工资1700元，其中保留工资1366元。
京剧演员张君秋，月工资1450元，录制《诗文会》选段，仅30分钟，得酬金600元。
京剧演员李少春，月工资1000元，拍了电影《野猪林》后，又得酬金3000元。
资产阶级的老演员拿高工资，解放后新培养出来的青年演员也拿高工资。天津市京、评、越、豫四个剧团的16名主要演员，参加工作最早是1953年，他们的工资最低351元，最高达950元。
曾经轰动一时的《千万不要忘记》，这出戏大家是熟悉的。现在我们就看看这本书的作者丛深到底千万不要忘记什么?丛深他本人有工资，书写成之后，得稿费7000元。由于把这本书改编成剧本，演出单位很多，于是他就每天忙于翻阅各地的报纸，统计演出单位，写信催要演出费。就是这位提醒青年人不要打野鸭子搞外块的作者，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作者，他自己却因此得到几万元的高额收入。
文化部保存的另一份历史栋梁档案里写道：“过去有15位名演员已经领受特殊的工资待遇，每月报酬均在500元以上，有的达到1000元。这些人是：袁雪芬、常香玉、袁世海、李和曾、李少春、张云溪、新凤霞等。这次他们的工资即不再增加特定津贴。”
这个名单中没有被视为国宝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文件特别做了说明：“梅兰芳现在的名义工资仅163元，但他自己有一个剧团，收入自理，实际上从来没有领过工资;周信芳、程砚秋是分红制，每月约1500元;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在民营公助剧团，马每月1700元，谭每月1600元，裘1500元;这些人均不宜用特定津贴的办法处理。”
1964年现代戏汇演时，周恩来总理曾问过此事，马连良、李少春、历慧良、裘盛戎、谭富英等人都报了自己工资数。
这些老前辈们觉得“不好意思”，纷纷要求主动“降薪”。
这时周恩来又问：“还有比马先生高的吗?”
关肃霜很忸怩地说：“不好意思，总理，我回昆明后马上主动要求降薪”。
周恩来的目光一下落到了关肃霜的脸上，继续问：“关肃霜，你每月到底拿多少工资?”
关肃霜一张脸胀得通红，模样儿就像被当众抓获的小偷，声音小得犹如蚊子叫似地回答：“实在太多了，每月3……3000元。”
关肃霜心中七上八下，回到昆明后，果然马上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工资降到每月1000元。弄得文化局的领导们莫名其妙，不知她出了什么问题。
中国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的同时，在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行政级别从1级到24级，月工资从590元到45元不等。按照第一次拟定的行政级别工资方案，中共高层官员的收入相对是比较高的：
一级 军委主席 610元 毛泽东
二级 副主席 550元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
三级 元帅 500元 陈云、邓小平和元帅
四级 大将 450元 粟裕、徐海东、陈赓等大将
五级 上将 400元 大军区、省、部级正职
1955年8月31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此后又颁布新的工资标准，不仅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而且将工资等级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560元，最低18元;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为649.6元，最低工资为20.88元，最高与最低工资之比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
吊诡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还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际，就明确提出过，即使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争取无产阶级最基本政治权利的斗争中，共产党人也应当坚持提出“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限度地限制因等级制所造成的种种流弊。
然而，自称马恩忠实信徒的苏联人却偏偏与这一精神背道而驰，据1940年苏联职务等级工资的标准，月收入最高可达10600卢布，而苏联的月平均工资仅有339卢布。当时苏联人的最高最低工资之比，高达31.3：1。苏联人建立起来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及党政干部内部的分配差距，大大超过了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公职人员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在资本主义各国中，除极少数国家如加拿大、新加坡外，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一般仅在8——10倍上下，美、日亦仅在20倍左右。
国民政府战后的文官薪给标准，共37个级别，每级别的相差数，最少5元，最多40元，仅8倍，相邻各级别之差较为平均，最高级别和最低级别之比，亦仅为14.5：1。
正是基于以上列举的情况，再加上党内对苏联经验的迷信，使得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显得无所作为。他只能把问题归结为金钱本身存在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钱这个东西是很讨厌的，可是我拿它也没有办法，现在谁拿它也没有办法，列宁也没办法，总归还得有。”(注[1])[page]
工资问题，让毛泽东颇伤脑筋。
还在延安时期，毛就已经对后来的供给制的等级趋向表示不满了。1947年3月胡宗南部占领延安，他明确表示这是好事情，至少“打碎了庞大机构、官僚腐化”，逼得过去那种“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供给制标准也改了。他甚至讲:“供给标准就这样好，打到南京上海都不要再提高。”(注[2])
1949年中共中央初进北京城，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时，一位军队高级将领当场提出：“资本家吃饭时要摆五六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这不行，军队应当增加薪水。”
与会者当时多表示支持。
毛泽东却当即提出不同意见，他直截了当地反驳道：“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六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毛泽东显然对国务院制订的工资标准不满意，工资改革工作的帷幕刚刚落下，他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现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提出了批评。他在为大会做结论时专门就此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将来可以考虑也减少一些薪金。”他并且提到，不仅是薪金的问题，实际上还有特殊待遇问题，“一是物资供应，一是警卫太多，必须很好地注意加以改变，以身作则，才能号召人民艰苦奋斗，同甘共苦”。
毛泽东发现，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提到如此之高，各种问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层出不穷。仅仅因为级别稍有不同，待遇有所差别，就有人公开吵架告状，以至痛哭流涕。
毛泽东对此极为反感，他不止一次在党内公开批评说，工资固然应该增加，但“现在看起来工资有些不很适当，已引起人们的不满”。更奇怪的是，级别高了，工资多了，“闹地位、闹名誉，争名夺利这个东西也多起来了。过去的那个拼命的精神，过去阶级斗争的时候，跟敌人作斗争的时候，我们那种拼命的精神，现在有些同志身上就消失了。讲究吃，讲究穿，比薪金高低，评级评低了痛哭流涕……据说还有几天不吃饭的”，“为个人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算什么?他甚至气愤地训斥道：“至于你那个几级几级，就是评得不对也要吞下去!”
废弃供给制，实行工资制，固然不可逆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越来越认定，这未必是一种进步。他断言，共产党人仅仅是因为要迁就现实，才不得不做这样的让步，但让步的结果，却让出一个“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等级制”来。(注[3])
这实在让他始料不及。他对工资制改革所带来的等级制后果公开表示质疑，“供给制改成工资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是，那次改变有很大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不仅高级干部的薪金太高了，而且因为你高一级，我低一级，那么大的差别，弄成“父子关系，猫鼠关系”，把党的传统都丢掉了。
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批评，引起了周恩来等人的重视。1956年的工资改革刚刚完成，国务院就迅速拟订降薪方案，上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很快发布指示宣布:党政高级干部，即行政十级以上干部全面降薪。降薪后，行政一级由560元降为504元;二级由505元降为454元;三级由450元降为405元……十级由190元降为184.5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各级工资间的最大级差数，从28：1变成了25.2：1。
替毛泽东管了12年家的吴连登晚年回忆说：“1955年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主席的工资原本定的是610元，后来主席带头把自己的工资降成了404.80元，江青的工资是243元，他们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这儿支出，他们俩是AA制，每个人都有一本明细账。”
但毛泽东指示，宋庆龄的工资不能降。
在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中，工资最高的并不是纸面上的毛泽东，而是宋庆龄。当时，宋庆龄每月工资为579.5元，另外她还享有每月300元的活动经费，这样加起来，她的工资比毛泽东的工资还高得多。
中国第一代领导夫人们的工资主要取决于她们个人在党内的资历，而不是领导们的行政级别。副总理李富春的夫人蔡畅，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的工资级别就比1925年入党的邓颖超要高一级。邓颖超每月领取342.7元的工资，这又比1929年入党的朱德夫人康克清的工资高了一级。
作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一开始享受的工资待遇并不高，每月只有243元，“文革”时她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工资并未随着地位变化升上去。一直到“中共九大”召开之后，江青的工资才涨到342.70元。
王光美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刘少奇结为伴侣。因资历较浅，工资才120多元，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夫人中最低的。
想想，一个童芷苓的工资，就差不多相当于蔡畅、邓颖超、康克清、江青工资的总和。而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工资，不过是童芷苓的一个零头。
而在五六十年代，一个一级工人每月工资31元，学徒工每月18元，解放军战士每月津贴只有6元。
中国在1960年之后连续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这是当时官方的说法)，国内经济萧条，民众生活困难，出现了大饥荒，全国饿殍遍野。
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削减行政级别三级以下的工资：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
从那时起，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人大委员长朱德，工资统统是404.80元。
当时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费仅为八九元，三四十元的月工资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
童祥苓说：“我五姐葆苓也是名角儿，那时在北京的中国京剧院，每月工资1000元，也和广州的红线女一样，联名致信党中央，觉得自己的工资和劳动人民比起来，高得来自己都不好意思，主动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
1958年，北京市京剧团有一个上呈市文化局的《关于降低北京京剧团演职员工工资问题的报告》，
该报告黑字白纸地写道：
北京京剧团演职员的工资很高，经过整风运动，演职员们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主要演员马连良、谭富英和一般演职员都纷纷提出降低工资。特别是在最近的向党交心运动以后，降低工资，已经成为全团演职员工的普遍要求，和急待解决的问题。
主动要求降工资的现像当时绝非一个北京京剧团如此，而是在全国蔚然成风。稍微有点名气的艺人们无不争先恐后地表态，担心自己一不小心没能紧紧跟上趟，政治上就此被打入另册——说白了，当时鼓噪一时的著名演员主动要求降工资的热潮，不过是他们在面临巨大政治压力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罢了。
(注[1]) 引自《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
(注[2]) 引自《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注[3]) 笔者注:这是1974年毛泽东在谈到八级工资制时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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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时间 : 星期四 十月 13, 2005 7:1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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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Blog(博客)
Blog(博客)启始于 : 星期日 二月 25, 2007 3:0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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