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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怎样“批判”家用电器？
星期三 六月 08, 2016 7:17 am
当国人对马桶盖趋之若鹜，哲学家怎样思考家用电器？
家庭中的机器看上去是非强制性的，看上去人们可以主动地选择它，就像人们打开电视或者电脑好像是自主的。但是，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乃至电脑已经控制了人们的生活，或者说，它们嵌入了生活从而构成了生活本身。
这是刚出版不久的《论家用电器》中描述的，这是一本令人惊奇的书，作者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汪民安。
我们的生活陷在家用电器的网络中，却甚少反省这些家用电器带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相当深刻的，既影响到家庭空间部署，又影响到家庭伦理关系。“事实上，家庭伦理和家庭空间密切相关。”
汪民安将家用电器作为传记的对象，揭露了洗衣机、电冰箱、手机、电视机等电器在家庭生活中所展现的空间权力结构。
那么这是一本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机器之作吗？在澎湃新闻的专访中，他告诉记者，他并不喜欢批判，但喜欢怀疑。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您在写家用电器时并没有使用很多外部的政治经济分析，而旧作《现代家庭的空间生产》里面还是比较多的，您是怎么考虑的？因为很多“物”是一个时代的产物，“物”的生与死很多时候是一个时代决定的……
汪民安：是的，我没有使用外部的政治经济分析。我理解你说的外部分析，就是强调物是如何被时代生产出来的，又是如何被时代和历史所淘汰的。这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的朋友徐敏有几篇谈论这样问题的文章非常精彩。比如他分析录像机是如何走私进来的，如何在中国普及的，又是如何在几年之内被快速地淘汰的，还有与之相关的录像厅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等等，他的文章充满了大量的数据和历史调查，非常具有说服力。这些研究从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我要说的是，完全不同于时下众多回忆80年代的角度——展开了对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分析。但我的意图有点不一样，我强调的是对机器的使用，尤其是在家庭中使用这些机器的经验。我把这些机器尽可能限制在家庭空间之内。这也是我将自己局限在家用电器方面的原因。我不仅想表明，这些家用电器带给个人什么样的影响，而且还试图表明，它对家庭产生什么影响，不仅对家庭的伦理关系，而且对家庭的空间关系诸如家庭的部署等等产生什么影响。事实上，家庭伦理和家庭空间密切相关。不过，我并没有对此做大规模的社会考察，我无意于此，也不擅长与此。我是从自己的个人经验出发来展开我的论述的。这次，我不是在桌前摆满一堆书，翻几页书，写几行字。我的桌面上空空如也。我一边写作，一边回忆，有时候还长时间地盯着这些机器就像画家正在描摹它们一样。使用这些电器的经验逐渐浮现，我快速地将它们记录下来，提出了一些问题，发表了一些感想，仅此而已。但是，您或许会问，一种个人经验有何代表性和普遍性呢？我的回答是，每个人的个人经验是历史性的，是具体而独特的。但是，每一种独特性都带有某种普遍性。人们常常将独特性和普遍性对立起来，似乎普遍性的前提就是要消灭独特性。但是，我的意见正好相反，普遍性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要肯定独特性，没有独特性和具体性就没有普遍性。普遍性和独特性应该相互肯定。现在，我越来越强调独特性和具体性的经验。我把它展示出来，这是我个人的机器使用经验，但这难道完全不是时代的经验吗？
澎湃新闻：今天的物化、异化与过去有什么不同？从整体上你怎么评价当今人在机器中迷失的状态？你持有马克思式的批判立场吗？
汪民安：异化和物化是马克思和卢卡奇从黑格尔那里借来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在一个特定时代的批判用语。它们的脉络和意义非常复杂。如果非要对它进行最简单概括的话，它指的是人们劳动生产出来的对象反过来控制了人本身；人和人的关系变成了物和物的关系；物塞进了人的意识中并牢牢地控制着他们。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一切都和商品及其普遍生产脱不了干系。在今天，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变化，而且愈演愈烈。人们的意识完全被物所控制。今天人们普遍意识的主要客体不就是一套舒适的住房吗？所有人都为此殚精竭虑。
在卢卡奇那个时代，机器尚未进入家庭，机器在工厂之中。工人们在机器上被迫地适应它的节奏。机器是异己的力量，它对人的吞噬非常残酷——今天很多人提到的血汗工厂仍然大抵如此。但我分析的是当代家庭中的机器。工厂中的机器和家庭中的机器有所不同。家庭中的机器看上去是非强制性的，看上去人们可以主动地选择它，就像人们打开电视或者电脑好像是自主的一样。但是，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乃至电脑已经控制了人们的生活，或者说，它们嵌入了生活从而构成了生活本身。一旦它们从生活中被剥离出去，人们就会感觉到生活出现了巨大的失误。我在书中谈论了许多这样的问题。当然，家庭对机器的依赖，这说不上是迷失。机器带来的方便显而易见。在此，我也很难说对机器进行了严格意义上的批判，我不过是试图暴露它们的运作机制，这些机制太日常了，以至于我们很少对它投以质疑的目光。我确实引用了马克思一次。我在书的后记中解释了一下我为什么要有引文。引文在这里相当于某种程度上的演戏。你知道，没有引文很难在所谓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我必须装点一下。这就是我要用引文，包括引用马克思的主要原因。我对机器谈不上批判。尤其是家用电器。总的来说，我不喜欢批判，但我喜欢怀疑。批判是用一种立场取代另一种立场。怀疑则是对一切立场都表示批判。
澎湃新闻：著名的英剧《黑镜》用极端的情境展示了电器、数码产品发展到一定条件之下呈现的黑暗人性样貌，而您的物的抒情诗基调还是有温情的。就您自己而言，对于家庭居住空间，是不是有一种迷人的乌托邦想象吸引着您？
汪民安：家庭住宅谈不上有什么迷人之处，更谈不上乌托邦想象。对我而言，家庭空间就是一个生活和工作的场所。我必须吃饭，必须睡觉，必须工作，我就在这里，只能在这里，当然，我也绝不排斥这里。而家用电器不过是家庭这个空间的必须配件，它们内在于住宅结构本身，是住宅的有机部分。住在家宅之内，在某种意义上就住在电器之中。
我去过很多朋友的家里，许多人精心收拾房间，一尘不染，考究的家具灯饰，合理的空间区隔，沐浴在阳光中的宽大阳台，以及巧妙地点缀在房间中的花花草草，所有这一切都舒适怡人。这或许是一个迷人的空间？不过，我更看重的是一个沉默的空间，一个沉默的空间比一个整齐舒适的空间对我来说重要得多。我能忍受凌乱，但不能忍受喧嚣。你之所以觉得我充满了抒情的基调，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家庭空间是我能回避他人的唯一地方。如果不呆在家里，我还能呆在哪里呢？这并不是说，我不愿意和他人相处，而是说，我不愿意参与到一些我没有兴趣的人事之中。你知道，在被迫跟一些乏味的人呆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多么迫切地想回到家中——这个时候，家庭空间确实充满了迷人之处。
澎湃新闻：您说过家庭空间体现了父权制，那么相应的反抗是不是也从家庭空间入手？
汪民安：我十年前的文章近乎有点开玩笑地说家庭空间体现了父权制。空间生产体现了父亲（家长）的力量。这么说，有它合理的地方，你看看孩子在家庭空间的部署和选择方面有什么发言权吗？但随着孩子的长大，我要修正自己的观点。今天，孩子通常是家庭空间中的主权者。家庭通常是围绕着孩子而运转的。反抗和争斗，既有孩子对父母的反抗和争斗，也有父母对孩子的反抗和争斗。
澎湃新闻：您认为90年代因为房屋商品化使得中国的家庭空间开始施展力量并塑造家庭，而20世纪随着城镇化蔓延、房地产掠夺式开发和房价飙升，大众的居住观也在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家庭空间的生产有哪些变化？
汪民安：只要房价很高，只要房产是家庭中的一个决定性的经济事件的话，家庭空间的生产就很难说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家庭空间生产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当然，90年代是一个开端，所有人面临着住宅的私有化问题，也就是说，所有人都面临着无家可归的状态，因此，人们不得不在住宅市场上孤注一掷，倾尽全力。这就是这个世纪头十年席卷整个国家所有阶层的残酷的空间之战。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空间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今天，这场战争开始逐渐落幕，但它最后的结局尚未清晰显现，它也未得到有效而生动的事后分析。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许多人通过这场空间战争已经获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对住宅的需求也许并没有那么迫切了，至少在可见的眼前没有那么迫切了。而且，有点讽刺性的是，人们开始买房是担心将来无房可买（这就是空间战争的重要根源），但是，后来发现，无论买了多少房子，总还是有大量的房子等待出售。空间消费的速度比不上空间生产的速度。毫无疑问，围绕着住房的空间之战还会继续下去，但它的剧烈程度会减低。
澎湃新闻：您这本书让人想到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在诗意之中呈现出一个抽离、抽象的家庭空间，在我看来您笔下的家和电器甚至带有一种陈列的遗存的视角，而人性在其中是相对缺席的。写作“物的传记”是否会带来“人”的空缺？
汪民安：以物为主题的写作当然是以物为主。
我写过几本讨论所谓“观念”、“思想”或者“人文”的书，我有点厌倦了。我觉得有必要谈谈非人的东西了。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垃圾的文章，也写过一点有关植物和动物的东西。我一直在为写一本关于动物的书而做准备。不过，这些非人的主题并非和人没有关系，只不过它不是从人的角度来谈论人的，它转换了视角来谈论人，或者说，它不再是作为人的配角来谈论人，它们在和人的关联中都有自己的能动性。
谈论物，谈论机器，谈论动物，将它们上升为书中的主角，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人从这个舞台上删掉。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认同目前欧美新近的哲学时尚“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的看法。他们重视物，但是，代价是要将人牺牲掉。我的观点是，物很重要，它可以对人产生能动作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没有人。我写过一篇长文来讨论在物的研究中人所占据的位置，本来想把它作为《论家用电器》的前言。但是，我发现它太理论化了，同整个书的风格不匹配，就把它拿掉了。
汪民安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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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眼中的真实毛泽东 ——钱理群在政治大学文学院的讲演
星期一 六月 06, 2016 5:03 pm
前几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曾透露：毛泽东曾经在1957年反右后期说：“要
是鲁迅活到今天，他有两种可能，不是顾全大局、不说话，或者就是被关起来，
但还是会写。”
这个事情引起较大的震动。也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很多人就开始讨论…
我怎么看毛泽东对鲁迅的如此评价？我还写了一本书叫做《远行以后》，讲
鲁迅的“接受史”。我觉得毛的回答是可信的，以鲁迅和毛泽东的关系来说，也
有很大的可能性。
实际上周海婴的这本书里面还提到了一个叫做杨继云的鲁迅研究专家，和鲁
迅本人关系也非常密切，也一直照顾许广平和周海婴的。但这个杨继云有件事情
大家都不理解，在四九年以后，他一直没有写关于鲁迅的任何回忆。
后来他才透露，“我最想回忆的人就是鲁迅”，“鲁迅曾经和我讨论过，有
一天中共掌握政权后，鲁迅对新政权和自我命运的分析。但这个是不能公布的，
所以没有写出来。”鲁迅对共产党掌权后的自我命运，是有相当且细致的思考的。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份，鲁迅去世后，李济也有一个回忆录，他就谈到了，鲁
迅曾和这个冯雪峰(中国共产党和鲁迅的连络人，也是鲁迅相当器重的学生)说：
将来革命胜利后，我要第一个逃跑。因为你们第一个要杀我。冯雪峰连忙说不会
不会。1934年四月三十号，他给曹聚仁的一封信里面说：如果有天旧社会崩溃了，
我将有一天要穿着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
后来大家看了都很震撼。
鲁迅为什么生前就有如此预感？他和毛泽东之间冥冥中有个对话。
在当代中国最了解毛泽东的是鲁迅；最了解鲁迅的，也是毛泽东。
这是二十世纪中国不可回避的两个历史人物。
对他们两人的了解，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些讯息。我们要来回顾梳理一下他们
两人的关系。毛泽东开始思考鲁迅大概是在1934年，那时，鲁迅进入了毛泽东的
视野。一九三一年，毛因为党内斗争失势，非常郁闷，他曾说过“那时连一个鬼
也不上我家的门。”在极度的孤独寂寞中，他读了许多书，也读了鲁迅的书。失
意困顿的人最了解鲁迅。毛泽东那种心境下一读，他即把鲁迅看作知音。
有一天，冯雪峰回忆，毛泽东到他家来，说今天我们不谈别的、专谈鲁迅。
冯雪峰就说，有一个日本人说过：全中国懂得中国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
蒋介石、一个鲁迅，还有半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
后来，有共产党人要把鲁迅抢救出上海，让他到苏区当教育委员，毛泽东也
反对。毛说，还是让他留在党外作用大一点。毛泽东也曾说，我们是不可以给鲁
迅出题目让他作文章的。
冯雪峰又是个革命者，常常一早出去革命，晚上一回来，又迅速跑到鲁迅家
里，聊到半夜一两点才回家睡觉。
许广平常常听到两人间的对话，冯雪峰说“先生，做这个”鲁迅说，不行。
冯雪峰再劝、又劝，最后鲁迅就说，好吧!
许广平后来描述：这些是庄严工作、努力工作的人，为了整个中国未来的光
明，他是连生命都可以置之度外。
这个看法，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鲁迅对那个时候对共产党的看法。
鲁迅是经验主义者，从那些具体的个人共产党员身上，鲁迅看到他们为国家
忘我牺牲的风格。
后来，冯雪峰为鲁迅写过一篇文章：《答托派的信》，信里说，“那切切实
实足踏在地上、为了现在中国人而流血奋斗者，我都引为同志。”
这段话非常值得着墨，鲁迅提出了一个衡量个人或集体政党的标准：
其一，是看你是不是够能反抗那些妨碍中国人生存的黑暗势力？你是反抗黑
暗、还是助长黑暗？
第二，你能不能脚踏实地的作一些改善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事情。
鲁迅当时是一个非常激烈地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知识分子，所以他认为共
产党是反抗这种专政的一股力量、而且脚踏实地的在做一些事情。
30年代鲁迅认可共产党，还有一个理由：他个人的理想。
有一个在苏联革命初期在苏联待过的中国工人写过见闻录，鲁迅为这书写序，
序中说“这是一个促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几万万的群众涌现出来，自己
做支配自己地位的人。”鲁迅表示了对社会主义的肯定。
当然，我们可以说鲁迅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判断有误，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
当中，唯独苏联经济还在保持高速成长，那时全世界的很多左翼知识分子都纷纷
倾向于苏联。
在此背景下，鲁迅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认可，一个层面是建立在认定中国共
产党是为中国人生存而努力奋斗的；另一个层面就是认可社会主义。
鲁迅还有更大一特点：虽然认同共产党、但他又有怀疑主义思想；一方面认
可、一方面又再观察。这和其它左翼知识分子不一样，不像他们一旦坚信不疑、
就不再怀疑。
经过这样的观察，他很快发现问题：在日本侵略的背景下，共产党提出要搞
统一战线，于是在文学上有个提法：国防文学。
鲁迅并不反对抗日的统一战线，但是他担心，在爱国的旗号下、过分强调对
抗日本的气氛下，会不会反过来损害工农利益、认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因此他
提出另一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从今天来看这两个口号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共产党说，我提了这个口号，你
不能再提另一个，你必须决对服从。
我顺便举例子，郭沫若开始时也对国防文学的口号持保留态度，但是当共产
党告诉郭沫若说：这是党提出来的，郭马上改口支持，说我要做党的喇叭。
如果你不绝对服从党，你就是背叛；当时左翼知识分子就有很多争议：到底
是要做独立的知识分子、还是要做党的喇叭？
如此，鲁迅就和上海党组织起了冲突。有个共产党员说：你这是要破坏统一
战线！如果你不听从指挥，我们要对你“实际解决”。
鲁迅一听勃然大怒，问他：什么是实际解决？是要充军呢？还是要杀头呢！
鲁迅他会说：我支持你，但这也是出于我的独立判断和选择。这个不能妥协。因
此他才说，革命成功之后，共产党第一个要杀的，是他自己。
鲁迅常能从事件中提炼概念：称这些共产党领袖是奴隶总管、革命工头。鲁
迅认为，这些人一旦掌权，他就可能反过来奴隶别人。
这个就形成他对共产党的基本看法，今天你反抗奴役、明天你掌权了就要奴
役别人。
鲁迅和毛泽东之间还有另外一节也很好玩。
冯雪峰回到上海时，给鲁迅带去了一阙毛的诗词。我估计，就是西江月·井
岗山“山下旌旗在望、山上鼓角相闻”那个。鲁迅一看，哈哈大笑说，毛泽东这
首诗有山大王的气概。
问题是，冯雪峰又把此话传到毛处，毛一听也哈哈大笑说：我就是山大王！
是革命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办法有策略的革命的山大王！
1945年，有人在重庆问他：你还写诗嘛？毛泽东说，现在没什么心情写。我
以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是土匪了。毛泽东还说过，我是小学教员，但我没上过大
学。我上过绿林大学。
鲁迅怎么看这个山大王、绿林好汉？这就涉及到鲁迅的一个经验：20年代，
现代评论派和鲁迅论战，当时英美派的绅士称鲁迅为学匪。鲁迅答曰：说我是匪、
我就是匪，那又怎么样呢？他曾说，绿林书屋东壁下。
他对绿林的认可，可说是因为鲁迅对来自民间，对于反抗官府、有一股野气
的人，都是认可的。
但我们不要夸大他的认同，他是有非常严峻的批判的。他曾经说过，中国历
史上就说那些土匪，造反土匪，他们其实是农民革命军，是农民起义。而他们的
最大问题，不是真正想把皇帝推倒，而是自己要过皇帝瘾。他不是要根本结束封
建统治，鲁迅其实清楚看到：共产党的革命就是农民造反。
他说：你们说，干什么活是最赚钱的？造反！他某种程度是一个投资，今天
牺牲，但将来是要大贵大富的。阿Q的作梦，梦到大把的元宝、女人、梦到小弟
不听话就打他，说“给我干活”。说到底，就是为了女人、金钱和权力，就要这
三东西。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号，鲁迅逝世前三个月，他在一封信里就说：阿Q正传
的真正涵意还没有人懂。他有个说明：很多人以为，我写阿Q造反是写辛亥革命
的事情，但事实上我写的不是二十年前的事情，而是二三十年后的中国。
这里可以看出来，我们这就懂了，鲁迅对共党的基本判断就是，实际上是农
民造反，要当皇帝，彼可取而代之。这是鲁迅对毛与共产党的基本分析。所以他
才说
“你来了，我要逃亡。”
那么鲁迅就陷入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
他为了要反抗国民党一党专政、参与反抗社会运动，而且唯一反抗国民党的独裁
力量，就是共产党。他不能不支持共产党。
但是，他又清楚看到了自己的下场。这就是鲁迅在去世之前在遗书里说，我
死了就赶快收，赶快忘掉我。一想到死后可能被利用、甚至被迫害，他只想保证
自己死了，就完结了。
但鲁迅的悲剧大概就在这里：一切无法结束。不可能随着他的死而结束。
人们从不同的意义和原因不能忘掉鲁迅，包括毛泽东。毛泽东还是要紧紧地
抓住鲁迅，毛泽东在鲁迅身上做了三篇文章，很值得研究。
首先，一九三七年鲁迅逝世周年时，毛泽东曾做过一个演讲：论鲁迅。
毛泽东做了两个判断：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
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觉得吧，毛泽东把鲁迅说成这样，是最不符合鲁的意
愿的。鲁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说人们都把
孔夫子当成敲门砖，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被历代的统治者捧起来的。他万万
没有想到，他才刚死，就被毛泽东给捧起来了。
为什么毛要说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呢？毛泽东内心有个情结：在他的早期
著作里，强烈地表示了自己想当圣人的愿望。他说，中国有两种人，豪杰和圣人。
前者是在某一领域取得非常成就的人；但圣人，是要影响人的思想、成为人的精
神导师的人。而毛泽东就是又要当豪杰又要当圣人，且更深的是想要当圣人。但
在一九三七年的时候他不可能当圣人，他只好先把鲁迅抬出来，他看出了鲁迅在
知识分子当中的巨大思想影响力。
第二点，再论鲁迅的演讲里，毛泽东说：鲁迅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这也很
有意思。在此之前，共产党对鲁迅评价最高的人是瞿秋白。但即使是他，也只把
鲁迅看成党的同路人、党的朋友，不会把鲁迅看成自己人。但是毛泽东就说，鲁
迅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显然就是要把鲁迅的旗帜拿到党的手里。
第二篇文章是《新民主主义论》。他对鲁迅又做了两个重要评价：第一，鲁
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这也
就包含了毛泽东对于五四的评价。
在此之前，中共党人对五四的评价并不高,因为认为这是由胡适等资产阶级
所领导的一场运动。但现在对五四，毛的评价变了，说这是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如李大钊、陈独秀所领导的。毛又说，五四运动在思想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毛泽东又把五四的旗帜高高举起，他就变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合法
继承人。
我就认为国民党比较笨，他始终不去跟五四拉关系。毛泽东因此争取到了很
多很多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毛对鲁迅的评价，就是要争夺知识分子和文化思想的
正统地位。
第二，他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
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信仰。这个话是对的。毛泽东从个人来说，他对鲁迅的
认识还是深刻的，还把鲁迅给纳入了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这种民族情绪！这可以看
出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特质。我至今，我也这么认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当然，毛又在这里把鲁迅英雄化，但若说鲁迅是文化战线上最正确、最勇敢、
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那么毛泽东的潜台词是，谁是全面
战线上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呢？显然是
毛泽东他自己。毛一方面举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子、一方面举起民族主义的旗
子，瞬间赢得了很多的知识分子同情。
最典型的之一就是胡风。因为胡风对鲁迅评价非常好，但一直不为人所认同，
直到看到毛泽东。这使他非常兴奋。胡风就连临死的时候，还是肯定毛泽东的。
但毛泽东自己也知道，高举鲁迅旗帜是有风险的，因为鲁迅的批判锋芒是很
彻底的，这种批判，也是有可能指向自己的。抗战开始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中，
他们许多人是鲁迅的及门弟子。延安当时也成立了鲁迅文艺学院，开会时也要专
门为鲁迅默哀。但是知识分子一旦接受了鲁迅，就会把他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
贯彻到底。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是王实味。
他是深受鲁迅影响一作家。他就用鲁迅的思想来观察延安，于是就发现许许
多多的问题，并且用鲁迅的方法来批判，写了个《野百合花》，结果遭难。他强
调，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该把批判精神贯彻到底、应该勇敢正视社会和心
灵的黑暗，特别是他还用了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王实味发出号召“我们要用硬
骨头精神来对抗我们的上司！”
延安据说有个轻骑兵墙报，这儿有王实味的文章。毛也提着灯去看了墙报，
看完之后说：现在的问题，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主义挂帅？他看到了争夺
领导权的危险。但是他不能一下批评鲁迅，所以只能去批判王实味。就说呢，王
实味是背叛鲁迅的，只好这样。你举了鲁迅的旗子，这个旗子就可能倒过来对着
你。于是，这就有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批判说，今天还是要用鲁迅的笔法，要分清敌我。对敌人可以用鲁迅
杂文笔法；对人民、尤其对人民政权用杂文笔法，那就是人民的敌人，要剥夺他
自由民主的权力。最后王实味被枪毙了。当时鲁迅在延安的学生们，大部分的知
识分子都投降了。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丁玲，她说：我回头是岸。但王实味迎头冲
撞最后被杀害。用我的话来说，他随着鲁迅而远行。
王实味这样的结局，正好印证鲁迅的预言：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说，他
在反抗旧社会时，文艺家和政治家是一致的。但是革命胜利以后、政治家们掌权
后，他们就想维持现状，他们不希望继续批判现实。但是作家和文艺家还要继续
批判，这时政治家只有压制文学家，甚至杀他的头。如果你要继续坚持独立的知
识分子的批判理想，你就要被杀害。
王实味死了，胡风还在。已经到了一九四八年，共产党快要掌权了，未来的
新中国的思想文化要向什么方向发展、谁来领导呢？毫无疑问是毛泽东思想。但
是毛泽东又说过啊，鲁迅的方向就是新中国的方向啊。这是个悖论。
对胡风来说，应该要坚持鲁迅的方向，而且他还振振有辞：是你(毛泽东)说
的啊！这个问题怎么解释是非常头疼的问题。所以毛就动员了党内一些理论家来
解释这个难题，展开对胡风的批判。
毛泽东提出，他把鲁迅分成前期和后期，说鲁迅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从小资
产阶级出发，向无产阶级转变到后期的鲁迅。前期的鲁迅则都是鲁迅的局限性。
胡风恰好强调怀疑主义、改革国民性，因此毛泽东就批判胡风是抓住鲁迅的局限
性来反对党，实际上是反鲁迅的。
一九四九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我有一解：他说的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不过就
是一时之豪杰。数风流人物，还要看我毛泽东。我要当圣人。当他掌权后就要进
入他梦寐以求的，毛泽东当圣人的新时代。但是，你已经说鲁迅是圣人了、那怎
么能要再出一个呢？
如果一九四九年鲁迅还活着，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们可以从鲁迅生
前的言论看出，一来，他可能对共和国的成立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有可能实践
他的理想。二来，鲁迅不是又说，共产党来了我要跑嘛。
很多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都在想这个问题，于是就出现两种不同说法：一个
占主流地位，郭沫若写了一首诗：鲁迅笑了。胡风也说鲁迅在微笑。“微笑在他
宁静如水的目光里、微笑在他桀傲不逊的牙刷胡子里”，胡风还是比较天真的。
胡风的学生张中晓在建国初期提出了另外一看法。张中晓说，随着共和国诞生，
鲁迅非常孤独和寂寞。因为鲁迅是永远不满的。这就是在四九年的两个想象。
回到刚才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文化的发展方向是谁领导？圣人是谁？据说
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在会上说，文艺发展方向应该是毛泽东思想，胡风立即站起
来反对说，应该继续发扬鲁迅！
另外一个是文字报告。周扬曾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方向
就是唯一方向，只能是这个方向，要有别的，那就是错的。那怎么处理鲁迅这个
烫手山芋呢？在纪念鲁迅的一个会上，就提出了“学习鲁迅与自我改造”，把鲁
迅又纳入了自我改造的系统了。
对鲁迅的认识和操作，我盖括为：利用、限制、改造。这其实也就是中国共
产党对知识分子的策略。要改造出一个新的鲁迅。
怎么改？首先，是通过对历史的重新叙述和记忆，来建立一个鲁迅和共产党
与毛泽东的所谓历史的联系。所以冯雪峰就发表了回忆鲁迅的回忆录。他绘声绘
影地说了这么一个事情：“有一天，在我和鲁迅谈到我党和毛主席，鲁迅面向着
窗子、抚着胸口，淡淡地说：我想，我作为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
下面，悲剧就发生了：因为这样的话从冯雪峰口里说出来不是这么有说服力，
一九五九年，许广平出版了鲁迅回忆录，她说：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工作是在党的
具体领导下进行的、他对党的尊敬是到最高点的，他对毛主席的思想是虚心接受。
我想许广平她说这样的话，也有半被迫、也有半自主的成分。我的理解是，许广
平可能不是真正懂鲁迅。
第二个办法：从学理上去重新解释、从学术上重新阐释。有一个老共产党员
写了一论文：《论鲁迅小说的限制》，把鲁迅学说纳入到毛泽东思想的框架下。
他说，革命民族主义的鲁迅得到的结论，与毛泽东完全一致；有些不合乎毛泽东
的，就是他的局限性。鲁迅作品的传播研究和阅读出版，也成为一个政治行为，
由党来操办。鲁迅全集的出版完全控制在党手上，删去了鲁迅很多骂周扬的书信。
所以五八年出的鲁迅全集不全，还把鲁迅的作品选入中小学课本，而且显然是用
意识形态的角度选的。
应该说，成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代人，显然是透过国家来理解认识鲁迅；
但是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有机会能够接触到鲁迅的原文，因为一读了鲁迅，思想
就会发生改变。他的批判性不是政治可以控制住的。
我们那个时候是把党、毛泽东和鲁迅看成三位一体的，一方面有三位一体的
崇拜、一方面又被独立自由反抗的意志所吸引。我们这一代对鲁迅，是有着心里
的迷雾和心里的觉醒，是交织在一起的。
一九五七年的毛搞了两个运动：先是发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来打击党内的
反对派和党的官僚；二方面，又联合党内官僚来打击知识分子。
这个过程中，第一阶段时毛泽东极力鼓动鲁迅的造反精神，对大家说“舍得
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毛说，我看鲁迅如果到今天，还会继续写杂文、而
且会当文联主席。(这个位置后来是郭沫若当了)，意思就是说，如果鲁迅活着，
他会是你们的头，他会讲(共产党的缺点)、而且勇敢讲，鼓励大家讲！
第二阶段，到了反右阶段了。毛泽东就在一次和知识分子的谈话中说，鲁迅
或者再说话就进监狱；若他顾全大局，沉默吧，他就安全。这其实也是在跟这些
知识分子打招呼，也算是毛泽东的一个“好意”。大部分的人确实顾全大局了，
毛还说：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还是有的。他们就成了
万劫不复的右派。
接着说到文革：当毛泽东已经到一九六零年，因为大灾荒而很多人对他不满，
觉得他应该负责。毛泽东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动作，其实就是后来的文革。
那段时间他非常孤独，是高处不胜寒；当时他很孤独寂寞，所以又想到鲁迅。
那是鲁迅诞辰八十周年。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毛泽东当时的心境。文革一开
始，毛给江青的信里又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很孤独，因为他知道，
他在向全中国挑战。
鲁迅这个人非常不幸，每到中国历史转折点总被提出来。1966年10月19号鲁
迅逝世三十周年，就召开了一个规模极大的会，郭沫若又做了演讲：纪念鲁迅的
造反精神。郭沫若是非常敏感的喔，他总能喊出他那时代的最强音。他知道，要
坚持两条：造反，要服从党的最终领导；造反的目的，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
认识。郭沫若把毛泽东的心思揣摩透了。
悲剧继续产生：许广平说，毛泽东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鲁迅是毛
泽东的小兵。之前还说是党的小兵，现在是毛泽东的小兵了。
我们在文革时代的年轻人，只能读毛泽东或者读鲁迅。文革时期，鲁迅完全
被完全地歪曲了，他真正成了敲门砖、真正成了打人的石头。因为除了毛著外不
能读别的书，大家找出路的时候，只能从鲁迅来找。特别是在文革后期。因为文
革前期的影响，年轻人都在误读鲁迅，但到了后期就反映了，主要是人们开始独
立地接受鲁迅。
有一个因素：毛泽东把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这些大批的知青到农
村后，开始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鲁迅笔下的种种人。他们对鲁迅作品发生了全新
的认识。鲁迅的艺术的根、他的灵魂是深深扎在农村的土地上。很多人都发现：
中国的人民多么苦；中国的人民多么好。这个时候再读鲁迅，大家就发现鲁迅跟
底层人民的血肉连系。不了解中国农村，实际上是无法真正了解鲁迅的。我自己
也在这个过程中真正了解鲁迅，那时读鲁迅读得热泪盈眶，跟在书斋里读书完全
不同感觉。那时候才感到鲁迅和我们息息相关。
第二个原因是林彪事件发生。这对我们这些知青来说，那是一个晴天霹雳。
一下子就产生怀疑了。以前对毛泽东坚信不疑，但现在会想，你指定的接班人怎
么会成了叛徒？大家开始用怀疑精神和批判现实来看现实的、摆脱了党的鲁迅。
总而言之，今天只有到文革后期，鲁迅才真正走进了中国的青年和知识分子
的心灵。
我的鲁迅观，基本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当一个人处在绝望的时候，我
们那个时候真是绝望到底的，但是恰恰就在那个时间点，鲁迅来打开了你的思路。
他不一定能给你答案，但他会对你有所启发，让你的脑子动起来。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林彪同样给
毛致命的打击，他再次陷入不可解除的孤独和寂寞。这一刻，毛再次想起了鲁迅。
1971年10月份，毛泽东大病刚好，到武汉视察时说：我劝同志们看鲁迅的杂文，
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鲁迅的书不好懂。他过世之前，还特地让有关部门把
58年版的鲁迅全集十卷本排成大字本，硬是通读了一遍。
它的结论是什么？这几乎是毛泽东最后的话：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代圣人。第
一代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尼克松访问中国时，恭维毛
泽东说：你的思想改变了世界和中国。毛泽东响应尼克松说，我的思想没有改变
世界和中国，我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区而已。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他终于得出自己不是圣人的结论。这时，鲁迅远行已
久。
(XYS2016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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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多俊：秦二世的“皇帝新衣”
星期一 六月 06, 2016 4:19 pm
摘要
尽管各个奸臣之“奸”手法多样，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极尽吹捧忽悠、阿谀奉承之能，替主子歌功颂德，文过饰非，给主子制作和披上“皇帝新衣”。
人们读史，面对历代王朝走马灯一样更替轮回，常常感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左传.庄公十一年》)孔子曰：“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庄子-人世间》)想当初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中国，摧枯拉朽，气势如虹;未料短短10余年之后秦皇朝之土崩瓦解亦何等爽快淋漓!秦皇朝大起大落的原因和教训，前人之论备矣。然而其中有些细节仍能给后世人新的启迪。何况如杜牧所言后世人往往“哀之而不鉴之”呢?这里提提秦二世的一段事。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大泽乡揭竿而起，振臂一呼，天下响应，风起云涌，震慑咸阳。秦二世问计于权臣，赵高忽悠二世曰：“关东盗”不能成事。二世又召集众博士、儒生开会听取意见。书呆子们直言这是民众造反，皇帝必须出兵镇压。二世以为大天朝何来“造反”一说，不高兴，把他们统统治罪。当时只有一名儒生叫叔孙通的，他对二世说：天朝主上英明伟大，天下一片歌舞升平，万民拥戴，无人敢反，只是发生一些鼠窃狗盗而已，何足挂齿?二世听了，颇为满意。叔孙通赢得二世欢心，免去一劫。然而随即逃离都城，最后加入了汉军反秦阵营。由此事，我想到了许多，下面分述之：
一、关于秦二世
首先想到的是觉得丹麦人安徒生那个“皇帝新衣”童话故事写得是何等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啊!无论古今，也无论在欧洲还是遥远的东方，故事里那样的国王、臣民和那样的小孩，比比皆是，层出不穷。人一般都喜欢听好话，不愿听批评，“文过饰非”。而身居高位乃至极位的权势者则尤甚。只是有些人轻微些，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就连历史上公认的中国古代明君如唐太宗，也曾几次讨厌过谏议大夫魏征，只不过后来还是终于愿意接受批评。其他君主就鲜有唐太宗那样的明智和气度了。秦二世算个坏典型，但也不是绝无仅有的。说他典型，例如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些事，确实可以套上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新衣”，这是“皇帝新衣”的东方版。秦二世自己昏庸，看不到也不愿承认秦皇朝的恶政及其已经带来迫在眉睫的危机。权臣赵高迎合其心态，送给他一件“新衣”。众博士儒生就像童话中那个天真无稚的小孩;叔孙通则老练精明，扮演了童话中的众大臣。
据史书所载，秦二世胡亥本昏庸之辈，历来文过饰非，上述之事难免。然而此等荒唐闹剧为什么就是有人愿意一再演绎?有些人原本不算糊涂的后来却也荒唐起来，又是何故?颇费思量。这里想到在秦二世之后两千多年，同样发生在遥远东方某个国家的一些事。有某位君主，原也算得上大大的聪明人，后来执政中犯了一系列罪错，引发十分严重的社会灾难，国家几乎处于崩溃边沿。该君主不去悔悟改弦更张，以求得人民和同事们的谅解，却硬挺着自己“一贯正确”，而内心却十分空虚和害怕，生怕有人藉其罪错推翻他取代他。于是一方面不惜代价把那些可能潜在的政敌一批批地打倒，同时物色了几个能替他披上一件“皇帝新衣”，并带头为穿上新衣后的他拼命叫好的人，准备让他们接班当君主。又考虑到所物色的那几个人有些势单力薄，还必须有人替那些接班人护驾。物色张三，张三不干，打倒;物色李四，李四不行，打倒。又物色王五，王五不错，迎合了君主的需要;只是后来发现这王五也心存异心，又被该君主收拾掉了。最后这位君主终于落得孤家寡人，孤独郁闷地死去。在他死后，尸骨“未冷山东乱”，他所钦定的那几个心仪的接班人也统统被关进了班房。
可巧的是这个王国后来又出了个与之有些类似，即也是为了掩饰罪过而一心想要披上“皇帝新衣”的君主。其人本来无德、无才(但有些歪才)、无功，全靠特定机遇，投机取巧，小人得志，上了大位。主政之后胡作非为，犯下了种种罪孽。又生怕被对手拿作把柄，在他退位和死后被人翻案算账以至于鞭尸。当其任期届满仍赖着不肯下台。后来实在赖不下去了，于是将在任期间收买的众多嫡系门客干将打手，统统给予重用，安插到党国各要害部门，以图继续维护其身上那件“皇帝新衣”，阻止政敌上台主政揭短翻案。为此设下了种种圈套，本以为万无一失，不料后来阴谋节节败露。其中包括他最初安排的某接班人遇阻不能一步到位后，无奈之下临时走马换将替补上去的某人，在其终于察觉该退位君主的全盘阴谋之后，翻然醒悟，恼羞成怒，反而成为该退位君主的死对头。这时该退位君主除大呼“看走眼了人”之外，也已另无它技可施，看来只有等着死期的到来了。
由此也就可以想到两点：第一，人不能只听好话，不听批评。增广贤文说：“良言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你只爱听好话，就会有人来阿谀奉承，给你“皇帝新衣”，蒙蔽你，让你当聋子、瞎子、傻子。你的敌人就会给你搞“高级黑”，明褒实贬，等着看你笑话，看你下场。要警惕啊!第二，特别是当你犯了过错甚至罪孽，一定要能正视，承认它，改过自新，绝对不能文过饰非，披上虚无的“皇帝新衣”以图遮掩。自己不能这样做，更不能拉拢别人来替你这样做。否则你的笑话越闹越大，结局更加悲惨。
二、关于赵高
赵高可谓比较典型的“奸臣”，此无异议。他为什么要给秦二世披上“皇帝新衣”?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架空和取代秦二世以便自己上位。公元前207年他逼死了秦二世，本想直接做皇帝，但当时形势不利，才捧出秦始皇孙子子婴作了傀儡。不料反被子婴所杀。公元前206年子婴降汉，秦皇朝灭亡。
历史上赵高之流奸臣更是屡见不鲜，几乎各朝各代都有。尽管各个奸臣之“奸”手法多样，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极尽吹捧忽悠、阿谀奉承之能，替主子歌功颂德，文过饰非，给主子制作和披上“皇帝新衣”。而其目的则都是保住自己高位或进而篡位取而代之。历代制作和给主上披上“皇帝新衣”的奸臣为什么多呢?是因为前面已说历来喜欢穿这种“新衣”的主子多呀，有需求便有供给啊。别的例子都不说了，这里再说说本文前面已经提起的那位王五的故事。
这王五着实可算是一位复杂人物。早年他跟随主子打天下，战功卓著，本是个大大的功臣。主子坐天下前10几年，他由于身体欠佳等原因一度淡出政坛。后来主子因为要死命地掩饰罪责，穿上“皇帝新衣”而大开杀戒。首先扳倒兵部大臣，再过几年发动了更加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众多开国元勋、王公大臣、老帅大将，纷纷落马惨遭迫害。但开展这样大规模的整肃，君主也需要有人，特别是如王五这样在军队中颇有影响力的干将给他支持壮胆。这就给了王五一个大好机会。王五立刻振作起来。他摸透了主子心思，为了迎合其需要，一出山便给主子制作和披上一件“皇帝新衣”。王五不愧大家气概，不动则已一动惊人。他制作的这件新衣非同一般，乃是“最最最”华丽光艳的、“顶峰”级、“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能出现一次的新衣。王五并在主子整肃“政敌”迫害群臣方面给予赞同和支持。这进一步讨得主子欢心，以至作出让王五做他接班人的承诺。
当王五近乎歇斯底里地吹捧主子那年月，对于主子他显然是个十足的奸臣。当时就连普通百姓都有人看出来了，并十分反感。据我亲知，湖北农村有一位农民指着当时全国各地城乡无处不有的正副君主画像说：此人一看就是奸臣。还有一个年约8、9岁小学生因为他父母是“五类分子”常受批斗而心生痛恨，竟把画像中王五的“眼珠”挖掉了。当然这位农民和那可怜的孩子的结局是十分悲惨的。被王五大肆吹捧神化的那位君主呢?前面说过他本不是傻子而是个大大聪明人，怎么看不出王五的用心呢?只是正如君主后来在一封写给皇后的信中所说明的那样，当时君主与王五都是在互相利用：君主是利用钟馗打鬼;王五在利用君主谋求自己上位。所以后来当君主许诺王五做“接班人”，而王五正想假戏真做时，君主突然翻脸，把个王五整得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这时，国人倒替王五同情起来，甚至还觉得那王五有点可爱。
首先可以肯定，王五对于主子来说是个十足的奸臣，他具备中外历史上所有奸臣各种特质。国人为什么后来又觉得他有点可爱呢?除了鉴于他后来落得悲惨下场，人们往往对失败者生出一点怜悯之心外，王五着实也同许多奸臣如赵高之流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畧述之：第一，此人之奸，手法不同凡响，属于真正的大手笔。本来王五也是个明白人，其内心对主子是很不认同的，这从后来他儿子主持制定反叛君主的“5(武)7(起)1(义)”计划中骂他是“当代秦始皇”“暴君”等字眼可以得知。但他一旦吹将起来，便可以一下子把斯人吹上了天去，不怕肉麻，也顾不得犯下逻辑和语法低级错误，说出如“最最最”之类颂扬的话来。又如他为了在主子和群臣面前显示对主上的尊崇和自己的谦卑，在每次登上城楼检阅屁民之前事先总要计算出自己后离君主十几步为好。又何等精细!第二，此人颇有胆略。以其一贯之精明，他应该明白他对主子那一套吹捧术主子也会察觉出些端倪，主子让他“接班”的许诺有些半真半假，但他就敢假戏真演，浑水摸鱼，在刀刃上跳舞，这是需要些胆量的。特别是当他察觉主子已经不信任他准备对他下手时，不甘束手就擒，毅然暗地拉起个小队伍，制定政变计划，并着手暗杀和准备不得已时南下某地另立中央以对抗。这在当时人人都领教过那位暴君的凶狠，谁都不敢贸然起事的情况下，王五能够如此，也颇算条好汉了。事后此消息被披露于众，在长期一潭死水的国度，着实也算条惊天动地的新闻。何况不少国人对那位暴君早就痛恨之极，知道有人居然敢于造反，也是大快人心的。基于此种心理，所以国人反倒对那王五肃然起敬了。至于之前王五对那暴君的肉麻吹捧，倒觉得责任不在吹捧者，不在于“皇帝新衣”的缝制者，而在于喜欢和渴望吹捧，需要穿“新衣”的那人。
三、关于众儒生与叔孙通
在上述秦二世那个故事中，众博士、儒生之率真和稚气，宛如安徒生童话中那个孩子，这原也无可指责。知识分子学者本来就不是、也不同于政客，爱讲真话，讲真理，不屑权术。不得主子喜欢，自是难免。只是可叹有些多年混迹于政坛的人，特别是身居高位的臣属，如果也如此，那就惨了。例如在前述那个国度的那个朝代，在那位君主属下就有一位这样的重臣，他叫老P。老P本是个军人，打江山也替主子立下了汗马功劳，并曾被封为“P大将军”。可是这位鲁莽的“大将军”不识时务，不知随时应变。待打下江山主子登基做了皇上，他不知改口尊称皇上陛下，还照旧直呼其名。平时遇到皇上有些变质腐败之举便直言指责，让皇上很是不快。特别是后来皇上犯错，他不但不替其掩饰，给其“新衣”遮丑，反而进“万言书”直谏，因而触犯龙颜，落得首先被打倒的下场。考察这位老P，较之于那位王五之对于主上的忠心，显然老P才是忠臣，王五是奸臣。可是王五却能得到主子欢心，还曾被封为接班人;而P却正如古人所言，落得“忠良自古无下场”。
再说那位叔孙通，可算是位高人。他也曾当面吹捧秦二世，但不是为了升官甚或篡位，只是权衡时势，暂且糊弄一下，以求自己免罪脱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嘛，事后不是迅即逃离咸阳“追求真理”去了吗?纵观其他朝代，此类高人也有，但不多见而已。
2016年6月4日于岳麓山居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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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青年近卫军》《铁道游击队》的唏嘘故事
星期一 六月 06, 2016 4:18 pm
摘要
一部红色经典，几多唏嘘故事。然而，“经典”背后的历史正被迅速遗忘。
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描写的是煤矿小城克拉斯顿诺青年抵抗法西斯占领军、成员最后大都英勇牺牲的故事，50年代也是我国青少年的必读书。不知多少青年为书中英雄人物感动得热泪盈眶，说此书影响了我国一代青年毫不为过。然而，法捷耶夫和《青年近卫军》的曲折遭遇，却少有人知道。
没想到，现在看来正统得不能再正统、旋律“主”得不能再“主”的《青年近卫军》，也曾险遭灭顶之灾。出生于1901年的法捷耶夫十月革命前就接近布尔什维克并参加革命活动，1918年入党，1919至1921年在远东参加红军游击队。不久就开始了以俄国国内革命战争为题材的文艺创作，特别是小说《毁灭》，赢得高度赞誉。
后来他担任苏联作协总书记、理事会主席，成为文艺界的高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听说了克拉斯顿诺一些青年自发组织起来打击德国占领军的故事，深为感动，便到此采访，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小说《青年近卫军》。小说歌颂了反抗侵略者的英勇行为，作者又是作协总书记、理事会主席，所以1945年出版后，大获好评。然而好景不长，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突然发文严厉批评小说，最严厉的谴责是：“小说忘记了一个最主要的东西，一个能说明共青团员生活、成长和工作特征的东西，这就是党的、党组织的领导和教育的作用。”(闻一：《“青年近卫军”：未讲完的故事》，《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12期)此文一发，舆论立即从一边倒的赞扬变为一边倒的批判，以前赞扬过他的作者又纷纷撰文批判。
原来，此书一出就有电影导演将小说拍成电影。没想到，却因此惹了大祸。因为斯大林看完电影后勃然大怒，这些青少年的行动都是自发的，“共青团组织哪里去了?党的领导哪里去了?”再一了解，电影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期大林如此态度，报上必须立即安排严厉批判《青年近卫军》的文章。法捷耶夫得知事情原委，立即在《真理报》发表公开信，承认这些批评是公正、正确的，并答应修改小说。他根本不敢辩白，当时克拉斯顿诺的党的领导人许多已被杀害，领导机关已经转移他处，青年的反抗完全是自发的。爱伦堡回忆，此事发生不久与法捷耶夫会面，法对他说自己“没有修改正文，而是增写了几章――写几个老布尔什维克，写党的领导作用。他沉默片刻，又补充道：‘当然，即便我成功了，小说将已经不是原来那样……不过，也许我是太崇拜游击习气了……时代是艰难的，斯大林知道的比咱们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下)，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页)后来，他还是对原小说的25章作了彻底改写，并新加了7章，最主要的改动是出现了党的指导员和领导者，着力描写了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的领导作用，“青年近卫军”就从“自发组织”变成了在“党的领导下的组织”。“修订本”于1951年出版，法捷耶夫终于渡过险关。
无独有偶，五六十年代我国著名的“红色经典”《铁道游击队》的遭遇与《青年近卫军》几乎一样，但作者刘知侠却远没有法捷耶夫那样幸运，他的遭遇要悲惨得多。
他的经历与法捷耶夫十分相似，也是年轻时就参加革命的“老革命”、老共产党员。19岁投身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曾做过战地记者。抗日战争期间，听说了“铁道游击队”的事迹，就两次通过敌人封锁线去鲁南的枣庄和微山湖，到铁道游击队深入生活,为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收集了丰富的素材。1949年后，刘知侠曾任济南市文联主任、省文联副主席兼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主席、《山东文学》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50年代初，他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家喻户晓，还改编成连环画，1956年还拍成电影，也是影响了一代青少年的经典作品。
然而，“文革”伊始，《铁道游击队》却在1966年5月就成为首批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点名批判的电影之一。那个著名的、所有人都要反复学习、当时具有最高权威性的《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对电影《铁道游击队》严厉批判道：“没写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写的是主席批判的游击主义。游击队不依靠群众，都是神兵，只有芳林嫂一个群众。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不象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游击队，象一帮农民、小资产阶级队伍。没写党的领导，不象八路军领导的，单纯地搞惊险神奇动作，宣传个人英雄主义。影片插曲很不健康。”(祁晓萍编著：《香花毒草：红色年代的电影命运》，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电影是“大毒草”，小说自不例外，也开始受到严厉批判。此时已“间不容发”，未给刘知侠任何“修改”、“重写”的机会，他立即被“揪了出来”，关入“牛棚”。仅1966年7月22日、26日、28日和8月4日这四天的《大众日报》，都在“彻底揭露和批判刘知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通栏标题下发表整版整版的“大批判”文章。
几个月后，“文革”公开打倒刘少奇，刘知侠罪加一等。因为《铁道游击队》第27章“掩护过路”，详尽描写了铁道游击队掩护胡服(刘少奇的化名)过陇海铁路，到延安开“七大”的历史事实。在“牛棚”的囚禁中，他遭到非人的磨难，在一个初春的深夜，他撕破床单，结成布绳，拴在窗口上，从3层楼上逃了出来，跑到市郊的“芳林嫂”的原型刘桂清家。“芳林嫂”冒着风险掩护了他四个多月，为他养好了伤口。面对贴在门前的刘知侠通缉令和一次次搜索，她临危不惧，几次机智地将刘知侠转移到儿女们和朋友的住处，使他安全度过最危险时刻，保住生命。(严民：《刘知侠与“芳林嫂”》，《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03月24日。)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被批斗、游街、劳改，身心受到空前摧残。“四人帮”被粉碎后，刘知侠恢复“正常”生活，包括《铁道游击队》在内的一批“文革”前“红色经典”“解冻”。1977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准备再版《铁道游击队》，此时“文革”虽已结束但并未被“否定”，刘少奇还未平反，所以出版社提出必须将原著第27章中关于刘少奇的有关段落完全删掉，迫于当时的形势，也为了能够再版，刘知侠只得忍痛违心答应;而且，这一版的扉页印上一段黑体字的“毛主席语录”：“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箝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以此“语录”反驳十年前“游击主义”的“罪状”，作为重出此书的“合法性”证明，也是当时的“时代特色”。不管怎样，这毕竟是“拨乱反正”时代的开始，意义不容低估。
更悲惨的是，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政委李正的扮演者、也是电影《南征北战》中为人熟知的“高营长”扮演者、著名演员冯喆在“文革”中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年仅四十八岁。一说他是在“牛棚”中不堪折磨悬梁自尽。(金大漠：《冯喆，留下悬梁之谜》，《上影画报》，2001年第1期)一说他是在“牛棚”被“专政者”打死后被伪造成悬梁自尽。(刘澍：《冯喆之谜破解》，《大众电影》，2001年第2期。)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开始被批为“很不健康”，“格调低下”，后来逐步升级为“反动”：“革命人民”大唱“东方红，太阳升”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但这首插曲第一句“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是“别有用心”将毛主席比为“快要落山”的“西边的太阳”，“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罪加一等：“用低俗的歌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动之极”!词作者芦芒和作曲者吕其明虽然都是新四军时期的老战士、老革命，也都惨遭迫害。
前向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新拍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有些“下一代”听说早就有电影《铁道游击队》、而且这部现在看来正统得不能再正统、旋律“主”得不能再“主”的影片在“文革”中竟是被严厉批判的“禁片”时，那样优美动听、健康明朗、积极向上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竟然曾是“很不健康”甚至“反动”时，不禁大吃一惊、大惑不解。的确，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想像那种专制、严苛的程度。连《铁道游击队》都是“大毒草”，那样的插曲都“很不健康”，“香花”、“健康”的标准之严格、荒诞则可想而知，也就只能“十年八部样板戏”了。
一部红色经典，几多唏嘘故事。然而，“经典”背后的历史正被迅速遗忘。一些学者的“红色经典”研究只谈其表面的“文本”意义，有意回避其后的“历史”。传媒人崔永元策划和制作的纪录节目《电影传奇》中有“微山湖上――铁道游击队”专集，本是讲影片“幕后”的故事、花絮，却也根本没有提到这部电影、小说后来的悲惨命运。一个不敢、不能、不愿正视自己过去、正视自己历史的群体或民族，将走向何方?不能不令人担忧。但愿，这只是杞人之忧。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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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宣：“赖青”轶事
星期一 六月 06, 2016 4:09 pm
摘要
在1977年恢复高考前，除了红二代之外，我们这一代人的大多数人处境就是这样。在流动固化的年代，单位或工种一旦形成，鲜有能改变者。加之我们同属“狗崽子”之列，上升空间基本被封杀，没有可以期待的前途。
2012年，历史学家L教授回家省亲。近二十年不见，见到从“穿开裆裤”就在一起厮混的伙伴,两人都很高兴。
L教授给我介绍了他的女儿。90后的小侄女长期在日本生活，性格阳光，很是可爱。L教授要我这个当叔叔的，有机会给她讲一讲中国的社会，讲一讲我们亲历的历史，希望她了解中国，不要忘了根。
我很疑惑，何必给今后生活不会和国内事物有交集的阳光女孩讲沉重的话题?年轻时的坎坷和磨难，是我们无可选择。况且和我生活在一起的儿子听起来都觉得不可理解，以为是“天方夜谈”的东西，在国外生活的她更是难以理解。所以，我对教授的承若一直未能兑现。
讲宏观的历史，不如讲父辈亲历的事情更生动、更可信，所以把我们在黑暗和荒唐年代经历的一些事写下来。我完成了承诺，希望后代能够理解。
先给小侄女说一句话：你的父亲曾经是“赖青”。
“赖青”的由来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之后，城里的年轻人分为了三个群体：知青、社青、赖青。
知青——知识青年。各学校的学生被驱赶到农村，开始了插队生涯，这个名称大家熟知。
社青——社会青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进入学校。例如家境困难，无力上学者;因文革耽误了小学上初中的“小学超龄生”;按照下乡时规定的政策，独生子女或有兄弟姊妹，但是其他人身体残疾者;本人有严重疾患，不能下乡参加劳动者……总之，有某种官方认可的理由留在城市的青年。
赖青——没有“正当”理由，“赖在城里不愿下乡的应届学生”，人数相对于知青要少得多。一个充满贬义的称呼，和“赖皮”“耍赖”“无赖”的含义紧密相联。今天看来，这些人其实比我们这些多少还有些许“革命热情”“正统教育”印记或者不愿意影响父母处境的人更先觉悟，更有勇气一点，敢于和“体制”抗争。
“赖青”中的大部分出身不好，在1963年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恶潮中，成为学校里的另类，被歧视、斗争弄得伤痕累累。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下乡也是“垫背的”，只能“赖”在城里。
事实也是如此，同学中的红二代们可以开后门当兵，毛某人可以以一句“子承父业，当兵无罪”来合法化开后门; “大招工”时，各单位的“政审”又很难为出身有问题的开门。所以不少出身不好同学，在乡下一呆就是8年，直到知青大返城才跳出农门。
我虽然意识到了这个结局，却没有勇气抗拒。学校按花名册落实该下乡的学生，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不办理下乡手续，学校就会通知父母所在单位。通知措辞严厉，“XX人应该下乡，但迄今为止不办理下乡手续”，抗拒者就会被冠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名遭受迫害或处理，直接殃及父母和家庭。没有那个胆子，也不愿意家庭被牵连，所以只能下乡插队。
不久，学校完成了动员任务，再用学校的名义来动员也不合适，学生们全部名义上毕业了，后面的去向与学校何干?各单位和街道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简称“知青办”)，市上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统一管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事务，继续督促“赖青”们下乡。
“知青办”权力很大，炙手可热，负责认定学生有没有合法留在城里的资格，认定在下乡中因病因伤转回城市的知识青年能不能回成都落户口等等。
在严格的管理之下，“赖青”的生存空间被挤压进狭缝里。社青，街道和单位可以为你安排一些工作机会，诸如罐头厂剥桔子瓣;肠衣厂刮肠衣;工地上担土方;在学校代课之类。运气好，还可以安排你参加交通警察等正式工作。“赖青”，带着抗拒上山下乡的原罪，这些事情和他们无缘。非但无缘，还和阶级敌人一样，随时被“知青办”的工作人员查缉，意图将伟大领袖的指示贯彻得严丝合缝，不留任何空子可钻。
到了知青大返城时，“赖青”们的处境仍然很糟糕，所有招工单位都不会招收他们。哪怕是随后兴起的“退休顶替”，也要求顶替者有合法的身份，“知龄”两年以上的知青或合法的社青。所有“赖青”都无路可走，只有用装病来通过“知青办”审核，把身份变成“社青”;或者是“老王不见面”，浪迹天涯，让知青办找不到人。
要想合法转为“社青”的身份，是一个高技术活，装病也不是轻易能够得逞的。想想也是，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平日里活蹦乱跳，如何马上疾病缠身、病入膏肓?病情还得“召之即来，来之能病”?
起初，弄一个医生证明，证明你有肾炎、肝炎、心脏疾患就能过关。不久，“知青办”发现其中猫腻。严格了种种程序，一般的伎俩随即破产。
装肾炎，先是寻找真正肾炎的病人，说好话，递上好烟若干支，求得一份样本交“知青”办。“知青办”发觉了有假冒的样本，要求陪同到医院取样。只要不跟进到厕所里，就有可趁之机。将事前准备的生鸡蛋蛋清滴进样本中，加上刺破手指滴两滴血进去，一份“肾炎尿样”妥妥的。不知是哪位仁兄意欲急功近利，滴进去的蛋清太多，蛋白试验强阳性，显微镜下都可以看见蛋白的絮状物，而且这么“严重”的肾炎，居然找不到“管形细胞”，明显是造假，“知青办”再次改进，要在他们目视下取样，这就没法了。
装“肺结核”，用一片“纸烟精”(香烟包装的锡箔)，剪成不规则的圆形，贴在后背，X光透视，结核晚期出现了空洞。这种伎俩太小儿科，只要医生不愿意为你有所隐瞒，要你换个侧位，立即就发觉造成空洞影的东东其实就在你的表皮上。
装“心脏病”更是不可能，可以寻找病人的心电图图纸，但是要守着你做心电图，如何装得像?
装“胃溃疡出血”，检查前食用猪血旺，一查大便，隐血三个加号。问题在于不久就要求有钡餐检查的X光片才能确认，这不是轻易能作假的。
坊间还有种种传说，说是X光检查前吸两支浸透碘酒的香烟，肺上就会出现大面积的阴影。现在想起来都害怕得小肝乱颤，且不说香烟浸透碘酒后能不能点燃，碘蒸汽进入肺脏会不会一命呜呼也未可知。
……
为了识别“赖青”和“知青”想“因病”转为“社青”的企图，“市知青办”将所有掌握的作假案例汇编成了一本手册，详细记录了做假的手法和打假的办法，让各单位“知青办”的工作人员学习。我们把这本册子称为“赖青手册”，记得正式名称是《知青工作经验汇编》，册子下发后，又根据发现的“新动态”发了若干份补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赖青”们永远是弱势。
估计因为谅“赖青”们尚不至于为“赖”在城里真正伤害自己的身体，也不会具有专业知识，所以“赖青手册”上没有用药物中毒导致身体病态的案例。
“赖青”们心理素质都很好，敢于和当局耍“泼皮”。虽然前途暗淡，却有一个口头禅支撑他们“赖”下去，“久等必有一禅”嘛。
“赖青”的家世
我从小的朋友L某某，有兄弟两人。熟识的朋友，称呼哥哥是“L老大”，弟弟为“L老二”(就是以后的L教授)。
L老二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出身于四川内江望族，毕业于名牌大学经济系，是国内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著名学者;母亲更是出身成都市有名的家庭，是陆军少将、川军将领N老太爷的大小姐。
成都解放前夕，已经离职赋闲在家的N老太爷参加了四川彭县起义。解放后安排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当然也是一个闲职。原来居住的大公馆(规模很大，现在成都军区院内的五担山，是公馆的后花园)自然是没有了，全家搬到我家附近一条街，在N老太爷的老家居住，众多庶出的子女也各奔东西。
说是“起义将领”，在新朝的社会环境中依然属于“准阶级敌人”之列，只不过暂时宽大处理而已。N老太爷1960年病逝后，家里的境况更是每况愈下。1963年，N老太爷的幺女因为出身不好，不能考大学(即使考，也会事前在政审时被加盖“不宜录取”的印章，哪怕你成绩考得再好也无济于事)，成为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到西昌插队。L老大虽然天资聪颖成绩不错，也只能选择在中等技术学校就读，早早的参加工作。
L老二的父亲L伯伯1946年毕业于名校，解放后被划入“旧知识分子”的行列，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潜心于他的学问，不和所谓共产党培养的“新知识分子”竞争，远离争斗的漩涡，历次政治运动倒也平安无事。L老二的妈妈N嬢嬢，本来是大小姐，受过很好的教育，解放后只能在商业系统干一般的工作，文革时更被“发配”到商办药厂的分装车间当工人，每日分装“红药水”“蓝药水”之类东西。
L伯伯从解放伊始，和我的父母就在一个单位工作。对于L伯伯的学问和人品，我父母是很尊敬的，加上解放前就是熟识的世交，故而是挚友。上一辈是朋友，我自然和年龄差距不大的老二也是好朋友。两家居住于相邻的两条街，抬腿就到。老二每天到我家来三次很正常，来五次也不稀奇，反过来也是一样。
文革前，老二顾忌进入“红二代”人数众多的四中就读，当了“丑小鸭”，转而进入平民子弟占大多数的学校读初中。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平民学校的“红五类”子弟占很小比例，文革开始时的“红五类”学生虐待“黑五类”同窗的事件远不及我就读的四中惨烈。
文革中的其他磨难却是L老二躲不过的。和我家一样，N老太爷的公馆(前院已经在50年代对私改造时被国家强行“经租”，面积大大缩水)，被数次抄家，浮财尽失，房屋“被志愿上缴”。房管局安排进若干住户进入，将老二一家挤进两间房屋蜗居。老二和外婆同住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两间小床(老二的还不是床，只是木板搭起的一个平台)占据房间大部分面积，中间只有一个约一米宽的通道。一张小桌，放置油盐酱醋，兼做切菜的操作台。到了饭点，以两间床为支点，放上一块木板，就是一家的餐桌。L老大如果回成都探亲，两兄弟抵足而眠，连翻身都困难，老二只能到我家借宿。虽然我的情况也差不多，但是总有一间稍微宽一点的床可以栖身。
……
L老二的家世大致如此，所以在知青上山下乡时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当“赖青”，免得和小姨(N老太爷的幺小姐)一样，陷在乡下当一辈子农民。[page]
“赖青”转“社青”
1969年我下乡了，L老二留在城里，彼此的来往稀疏了许多。据街坊其他“赖青”所说和我回城时的观察，老二还“坤得四楞四现”(成都俚语，表面上活得有滋有味之意)。谎称自己有心脏病，知青办也没有经常为难他。我很羡慕，比起我在乡下的磨难，他过的是“神仙的日子”。
“赖青”们好景不长，1971年后，下乡的知青随着招工大潮纷纷回城。即使是出身不好的人，虽然保密的信箱厂矿去不了，商业系统去卖茶叶，旅馆公司去当服务员，百货大楼当营业员之类的工作还是可以的。我因为出身不好，某国防厂意欲招收我时，到父母单位“政审”，单位说父母乃“5.16”份子(至今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东，无外是按当时报纸上流行的词语，信手拈来的名词)被拒之门外，只能到商业系统，当了汽车修理工加电工。有了一份微薄但稳定的收入，身份成了工人，可以每天回家。和当知青的苦难相比，仿佛是天堂的日子，轮到“赖青”羡慕我了。
知青下乡两年后可以招工，社青也陆续在安排工作，只是苦了“赖青”们。为了防止“赖青”们走捷径，知青办加大了查缉力度，随时对装病者进行检查认定，弄得“赖青”们鸡飞狗跳，不得安宁。L老二的家庭没有体制内过硬的关系，要参加工作只有一条路，N嬢嬢退休，按政策让他顶替，可是这得装病将身份合法化。
找来几本《内科学》和《药物手册》，两兄弟仔细研究如何用药物导致身体病态，还要一过性的，不要对身体产生不可逆的伤害。研究结果：洋地黄可以导致心率失常，如果洋地黄片不可得，满街的夹竹桃行道树的叶片煎水，也有类似洋地黄片的作用。关键问题是：洋地黄中毒，会有严重的心脏损害，不是一过性的，闹不好小命就此交待。不敢冒这个险，只能作罢。知青办催得紧，检查认证时间已经确定，如何是好?
一天晚上，我读一本法国小说(记不清楚书名了)，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抵抗运动的事情。书中有一段，说到抵抗战士在夜间出动，对德军占领军的交通线、通信电线进行破坏时，先服用盐酸麻黄素，由此可以保证一夜不打瞌睡，但也会有血压增高、恶心、呕吐的副作用。读到这里，眼前一亮，抵抗战士服用后还可以执行任务，随后还可以继续生存，可见副作用是一过性的。我如获至宝，马上翻身下床，跑到L老二家，给他看了这一段。
第二天，我们去新华书店翻阅《药典》，查到麻黄素的最大用量是：极量：成人一次60mg，一日150mg。15 mg一粒的药片，一次最多可以吃10粒。说干就干，约好了他去药房买药(那时，还没有新型毒品这一说，麻黄素列入国家二类管制药品也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作为一种医治哮喘的常用药，各个药铺唾手可得)，我在医药仓库用大堆报废的表式血压计和听诊器拼凑一套堪用的，开始试验效果如何。
按照一次四粒的用量服用，L老二通宵失眠，所有副作用都“完美”出现，就是血压增高不明显。眼见身体检查时间临近，咋办?L老二决定试一试一次服用六粒，“不成功，则成仁”，孤注一掷。分手前，L老二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要我明天一早就到他家，看看会不会出现意外。
第二天一早，我忙不迭的冲到他家。L老二在床上辗转反侧，头剧痛，还不住呕吐;脸色潮红，就连眼睛的巩膜都是红的。眼见他如此痛苦，想起前几天恶补的《内科学》中高血压危象一节，赶忙绑起血压计测血压。乖乖隆的东!210/150MM汞柱，升血压的作用按书上的描述出现了，但是这可是作死的节奏啊。忐忑不安中，我们等待药物药效逐渐消失。许是人年轻代谢速度快，到了晚上血压有所降低，痛苦也少了许多。三天之后，血压平复如常。L老二很高兴，这一下子找到了对付知青办检查的办法了。
几天后，到了知青办指定的检查时间。有服用六粒没有出意外的经历垫底，L老二想一蹴而就，竟然一次服用了九粒。第二天，他踉踉跄跄的到了指定医院，在知青办的人员目视下，医生量了血压。医生很纳闷，看起来好端端的年轻小伙子，咋个和老高血压病人一样出现了高血压危象?怕在检查中发生意外，医生要知青办人员马上送L老二回家休息;知青办人员也怕在他们陪同时出问题，一路小心侍候自不待言。这一次关键检查，以L老二“全胜”告终。
按照规定，第一次检查确诊后，三个月后还得复查，最后确定能否成为因病不能下乡的“社青”。 对工作很负责的知青办人员可不是吃素的，除了医学检查之外，还要对住家周围的街坊邻居走访，了解疾病是否确实。L老二平时挑水搬煤，不时还和人打篮球，“身体倍儿棒，吃饭倍儿香“。“群众的眼睛自然是雪亮的”，所有情况都被知青办掌握。
一天，L老二正在街道中段的“自来水桩”处(文革中的成都，自来水管网在老城区只布设到街道的几个点，有人专门看守，按桶出售。)挑水，一辆吉普车早就停在附近，两个知青办人员“蹲守”其中。一声断喝：“LXX，站到!”，两个人将L老二“押上”汽车，直接前往医院检查。
突然袭击，L老二没有机会准备，似乎无论何种“勾当”都不能得逞。来到医院，他又是脸色潮红，血压210/150MM汞柱。知青办人员很是郁闷，明明半小时前还好端端的，咋个进医院就血压高?检查结果摆在那里，由不得他们不相信。
原来，第一次检查后，L老二已经预先想到了会被突然袭击的可能。得“高人”传授，从上汽车伊始，看似坐在椅子上，其实屁股对椅子的压力趋近于零。到坐在医生面前测血压时，他已经“马步蹲桩”半小时许。“体位性”高血压，焉能不出现?
当然，医生同情“赖青”的处境，放了L老二“大水耙子”(成都话：放水的意思)是确实无误的，如果按照医学检查规程，让他躺在诊查床上平静五分钟再测，这个“把戏”立马完蛋。
有惊无险，L老二终于通过了“复查”，按程序办了转为“社青”的手续。L老二顶替成了工人，为了让他顺利“退休顶替”的N嬢嬢，坚持工作多年后终于能够退休回家休养。
这是1973年下半年，离上山下乡开始已经四年过去了。
“赖青”当工人
“赖青”成了工人，除了身份合法外，劳作却十分辛苦，远不及当“赖青”时“潇洒”。
L老二顶替到了商业系统办的药厂，在“薯蓣皂甙”车间当工人。“薯蓣皂甙”，听起来十分高大上，其实工作非常辛苦，条件也很恶劣。深山老林中收购的“黄山药”，加上硫酸蒸煮水解，然后滤出药渣提取，得到的“薯蓣皂甙”是甾体激素和避孕药的原料。
L老二所在的“水解工段”，有几个深埋在地下的直径三米有余的大木桶，成吨黄山药放在里面，加上浓硫酸和水，用蒸汽蒸煮几小时，然后把药渣放在板框压滤机中滤干。车间里蒸汽蒸腾，酸雾弥漫，就连车间地面的混凝土地面都被酸液腐蚀成了蜂窝状。所用工具，铁铲，斗车;出料时，工人穿一双高筒雨靴，高温环境中赤裸上身，下身和《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身自著犊鼻裈”类似，一条破短裤遮羞......。没有技术可言，就是“苦力”的干活。
L老二削尖脑壳想进提取工段或者以后厂方想把“薯蓣皂甙”再合成一步成为“双烯”的试验小组，稍微改变一下工作条件。可是厂支部书记老D，据说以前是西南王李井泉的警卫员，阶级斗争观念坚定不移。认为他是军阀后代，有了一份正式工作已经是“皇恩浩荡”，好岗位轮不到“狗崽子”。加上L老二“政治上不思进取”，不积极向团组织靠近，总是和工厂里的一些“落后分子”打得火热，在一起讲“荤龙门阵”和非正能量的话题，所以瓦解了他的“企图”，还不时在大会上“敲打”他
80年代中期，我成了L老二原单位的党委书记，由此发现了曾经围绕在老二身边潜在的危险。为了控制“敌情”“社情”，过去单位由保卫科长和党委书记掌握了一批“秘密治安保卫力量”，成员每月发给一些津贴(5-10元)。津贴由保卫科长悄悄发放，财务上只用书记和保卫科长签字的“白条”按特别费用支出，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有谁。
显然，这些人员不可能是充满“正能量”的积极分子，用这些人，什么情况都摸不上来。只能用一些有“负能量“的“散眼子”(成都话：落后分子)，才可能深入到每一个角落。一旦出现“反革命标语”、“反革命言论”“反革命聚会”等等事件或苗头，这些人就会及时向保卫科科长汇报线索。
从名单中，我发现有L老二关系密切的“散眼子”。所幸，老二和他交往，并不涉及任何政治性话题，或者是“散眼子”本身就是混津贴的，压根不准备汇报任何情况，只是“潜在危险”。
我和L老二的单位同一系统，但是我的工种比他好，虽然劳作一样辛苦，但还有可以钻研的“技术”，可以学习《汽车修理手册》《电工手册》等书籍，无师自通地操练手艺。有了手艺，不时可以用休息时间为居住郊区同事架设电线、安装电灯，为没有汽车保养能力的单位应急修理汽车等，混一顿“油大”(成都话：酒肉管饱的宴席)和两包好烟。L老二没有手艺可学，只能达到成都市井小儿挖苦工种不好的我们这一批新工人的歌谣：“矬(成都话：差)是矬，有工作;凶是凶，临时工。”的境界，以有工作来聊以自慰。
在1977年恢复高考前，除了红二代之外，我们这一代人的大多数人处境就是这样。在流动固化的年代，单位或工种一旦形成，鲜有能改变者。加之我们同属“狗崽子”之列，上升空间基本被封杀，没有可以期待的前途。故而下班后尽力“饱读诗书”，在穿戴上努力修饰，幻想具“轻佻浮华”的文生士子气质，期待着有桑间濮上燕会的好事降临。
我不知在那一本书上读到一句话，“有意保持衣衫褴褛，和优雅的谈吐同时示人，是一种特殊的浮华”，深以为然。下班了，也是一身油污片片的工装，只有脚下的一双北京布鞋，刻意保持一尘不染，以此显示自己的“野性”和不羁。L老二和我相反，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发型经常打理，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穿不起白衬衣，但套在棉毛衫上的衬衣假领总是随时保持白净;参加工作后首先装备的手表，也是找外县商业系统当领导的舅舅“开后门”买的瑞士二类名表“罗唐纳”( Rodania，比我120元一只的上海牌贵60元);骑一辆永久12半链盒平车(不及我的永久18全链盒平车)……
装备虽尽力齐备，L老二也是一个“帅哥”，谈吐不俗，风度翩翩，可是感情上却依然四处碰壁。[page]
“赖青”的感情经历
即使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官方，现在也不否认文革期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黑暗的年代。高压政策近乎疯狂，专制统治无孔不入，社会气氛令人窒息。为了稍微能够自由呼吸，我们进行过许多尝试：参加“革命组织”造反，感谢伟大领袖解放自己;和对立“组织”争执谁是“左派”，直到刀兵相向;到工厂参加劳动，“改造世界观”……。任何尝试在那样的时代，都得不到好的结果。剩下来的时日做些什么好呢?人活着总要做些什么的，尤其对不肯安于现状的人更是如此。
想做点什么的冲动加上青春期“荷尔蒙”的刺激，最常见的行动就是“扇盒盒”。
成都市井俚语把求偶称为“扇盒盒”，等于现在的“撩妹”“泡妞”。相比起来，“扇盒盒”更为形象，更为直接地说明求偶的目的。这个名词现在已经没有人再说起，偶然在我们的下一代面前说起，小一辈都不知所云。其实，这个名词的来源于我们60、70年代读小学和初中的男孩流行的一种游戏---“扇烟盒”和四川钓鱼的一种方法---“扇白钩”。
“盒盒”---香烟盒折叠成三角形，一个放于地下，用另一个使劲摔在旁边，利用掀起的气流或直接将地下的香烟盒拱翻面，即为胜利者，得到这枚烟盒。香烟有好有坏，烟盒也按香烟的好坏分等级，相互之间有一定的兑换比例。一枚“中华”烟盒兑换两枚“牡丹”烟盒;一枚“牡丹”烟盒可以兑换两枚“前门”“大重九”等等，乃至到了贩夫走卒所抽的“春耕”“经济”，一枚“中华”可以换十枚。
折起的三角形烟盒，长边是一个狭长的开口，我们中间醒事较早的人(成都话称之为“坏娃娃”，大多来自社会底层的孩子)常把三角形的两锐角相对向中间挤压，狭缝就成为一个橄榄形的开口。游戏中，开了口的烟盒迎风面积大，容易被风流掀翻，大家都这样做。此时，“坏娃娃”一脸坏笑，说是学姐学妹的胯下之物的物理结构与之类似。久而久之，“盒盒”成了女人的代称，只不过明白其中粗鄙甚至“淫秽”含义的人不多，故而流行起来。
“扇白钩”---四川的一种捕鱼的方式，和垂钓不同，鱼线上栓若干锋利的多头鱼钩，在水流湍急处奋力将鱼钩抛到远处，不断用鱼竿牵动。如果水里的鱼遇上鱼钩，就会被鱼钩挂住，这种方法，成功率很低，但是锲而不舍的重复，还是会有斩获。“扇白钩”的“扇”和“扇烟盒”的“扇”，在成都话中都是一个类似动作的动词，两者结合，很生动地说明了“撩妹”“泡妞”的目的和过程。比起同时代其他地区的名词“处对象”“把妹”“耍朋友”等要“娱乐”得多，对吧?
一旦“扇盒盒”成功，成都话称为“闶盖盖”。“ 闶”，成都俚语中指一种居高临下，用一个物件盖住一个物件的动作。例如，“把锅盖闶起”“闶一顶军帽”等等。如此，“闶盖盖”的含义成为名花有主的代名词，街头巷尾经常可以听得见坐在一起闲聊的婆婆大娘们说，“哎呀，大姐，你家女子有对象没有啊?你看李家女娃子，早就“闶”起盖盖了……。”
虽然是市井俗语，仔细探究还是源远流长。“高门有闶。”，张衡《西京赋》中有这个字。kàng 形声。字从门，从亢(gāng)，亢亦声。“亢”意为“管道”。“门”与“亢”联合起来表示“管道的门”。至于如何转化成成都方言的，留待语言学家考证吧。
“扇”，古来有之。鲁迅先生在《二心集·唐朝的钉梢》里写到：上海的摩登少爷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随不舍，术语谓之“钉梢”……大约可以说是“追蹑”。据钉梢专家说，那第二步便是“扳谈”;即使骂，也就大有希望，因为一骂便可有言语来往，所以也就是“扳谈”的开头。我一向以为这是现在的洋场上才有的，今看《花间集》，乃知道唐朝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事，那里面有张泌的《浣溪纱》调十首，其九云：
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
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
我等自认，总是受过良好教育且天资聪颖，多少有些素质。不耻和街头“烂眼儿”(成都话：小混混)一样，在街头和公共场所追逐素不相识的女孩，口称“小妹儿，耍一会儿嘛!”。于是，就有了写小说替代“便须佯醉且随行”的事。
一天，L老二兴冲冲的给我说，电影制片厂医务室有一个专门“打针”(注射)的护士姿色不错，年龄也很小，要我去“搲(Wa,平声，成都俚语：看)一眼，看看够得上“巨粉(极其漂亮的女孩)”不。两人相约去了，可是护士小姐对我们这两个自认的帅哥根本不屑于看一眼，对我们的搭讪也沉默相对，两个只得悻悻离去。我说：“至多是“粉子”(漂亮女孩)而已，况且是冷美人，你娃多半“扇”不到哈。”他反驳，说是：“人家只是矜持而已，说明人家没有耍过朋友，正好!”
之后，L老二辗转打听到了C小姐的名字，摸清了确实名花无主。“消息未通何计是”?想到那时候传说的女孩青睐的对象是民谣所称：“整乐器(会演奏乐器)，打体育(会打篮球)，业余时间写小说”，他决定写一篇小说寄给C小姐，希望得到C小姐芳心，又不至于落入给不认识的女孩写不着调“情书”的俗套。
小说的故事情节如下：洪雅山区，50年代中仍然有老虎出没。某农夫在水田中驾牛犁田，忽然山中密林扑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农夫怕牛被老虎吞吃，挡在牛前，被老虎一口咬住上手臂。惊恐中，农夫顺势将小臂伸向老虎咽喉，老虎恶心，闭不上虎口，农夫手臂也扯不出来，僵持很久。农夫大呼救命，赶来的乡亲用“沙枪”(土造猎枪)装上铁条，击毙猛虎。老虎虽被击毙，但锋利的虎牙将农夫的手臂伤得厉害。县医院建议截肢，农夫惊恐，转投山中草药医生，终保住手臂云云。
事情不是虚构，是L老二在洪雅游历时听说。加上老二一番梦笔生花的渲染，成了一篇符合当时“一把草，一根针”治疗大病，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去”主旋律的短篇小说。意欲用写小说的本事和医药卫生工作牵强附会，引起当护士的C小姐瞩目。
信写好了，但是在关注C小姐前，L老二和电影厂的K小姐有一段交往，虽然无果，但是厂里知道的人很多。唯恐名声“不佳”，他给我说:”萱哥儿，这封信用你的名字和联络地址寄出去哈。”，我同意了。他不放心，反复叮嘱：“你娃不要悄悄地和C小姐联系，“耗子别左轮---起了打猫的心”哈。”
信寄出去了，L老二每天都到我家来，询问是否有回信。等了一个月，任何回信都没有。老二精心炮制的“小说”，泥牛入海无消息，连“依稀闻道太狂生”的机会都没有。
大部分机会，还是在认识的朋友圈里，经过辗转介绍得来的。可以比较方便地抵达“第二步便是“扳谈”;即使骂，也就大有希望……”的程度。
我有一个朋友Z小姐，父母都是高校老师，父亲是一个极好的数学教师。我从乡下回城，开始自学完成全部高中课程。数学的学习常遇见难题，先是拜成都某中学的一级教师为师，为我讲解难题。后来因为老师年事已高，我转投Z小姐父亲为师，经常到她家请教。本身就认识，走动多了，我和Z小姐成为很好的朋友。
Z小姐很漂亮，称之为“巨粉”不为过。大大的眼睛，浓密的眉毛，高高的身材。性格很活泼，书读得不少，很健谈，一看就知道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众的是Z小姐的打扮，在大众“兰黑灰绿” 的衣着海洋内扯人眼球。冬天，一顶红色的贝雷帽，鲜艳的呢大衣;夏天，一顶加缎带的草帽，一袭花布长裙。除了我去她家外，Z小姐不时会在星期天来我家找我，交换书籍，顺带要我陪她逛春熙路或是公园，聊聊天，逛逛书店等。
对于Z小姐的邀请，我是很乐意的。穿一身邋遢的工装，和一个打扮出众的漂亮小姐并肩逛街，还有说有笑，大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和冬妮娅类似的场面。感觉到路人频频回顾的目光，小小的虚荣心由此得到满足。
一天，我和Z小姐刚出巷子口，遇见才下夜班的L老二。招呼之后，老二的眼光一直上下打量Z小姐。晚上，老二来了，直奔主题。“她是谁?”，我如实告知;“是否是你的盒盒?”，答曰：不是。一介烂工人，没那个胆子;“介绍给我，如何?”，答曰：当然可以。
第二个星期天一早，我和L老二去了Z小姐家。Z小姐是家中独生女儿，文革时父母未被冲击，生活条件很好。独立的闺房纤尘不染，收拾得整整齐齐，比起我和老二文革抄家后栖身的“蜗居”来就是天堂。老二和Z小姐初次见面，不免有点拘束。为了延长接触时间，我尽量寻找话题和Z小姐聊天，希望老二参与谈话，显示自己才学。
话题从《当代英雄》《红与黑》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从拉赫玛尼诺夫的《拉二》到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从伦勃朗到列维坦......最后，Z小姐说：“你们两人真是才华横溢!”。
介绍他们相互认识了，至于如何发展就是他们的事。从L老二减少了来我家找我的次数判断，事情发展得很顺利。我见到老二时，他总是容光焕发，不住口的称赞Z小姐，幸福满足之情溢于言表。
过了几个月，Z小姐忽然来找我，说是L老二要和她分手，希望我当说客，找老二问问可否继续维持这段情缘。看见Z小姐花容失色，“梨花带雨”，我不忍询问老二提出分手的理由，答应晚上去找老二问问。
晚上，我到L老二家，未等我开口，探亲在家的L老大说：“你娃肯定是当说客的!Z小姐给老二说，她常给要结婚的闺蜜进行婚前教育，可见其非凡，我们老二服不住(受不了)”。这可是冤枉了Z小姐，所谓“离经叛道”的知识，其实来源于我，准确地说来源于一本书。
记不清楚来源，我有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五十年代出版的小册子，书名《青春期卫生知识》，粗略的介绍了一些性知识。在那个人性禁锢，视性为禁区和“淫秽”的年代，自然是罕见和隐秘流传的书籍。为了不引人注意，我还撕去了书的封面。许多朋友都借这本书去看过，书已经被翻阅得很残破，Z小姐自然也借阅过这本书。Z小姐所说，无外是书中内容。只是为何从她口中说出，成了不可接受的理由?为Z小姐鸣不平，我解释了可能的来源，L老大仍然坚决不许老二和Z小姐继续交往。
L老二此时的态度却是隐隐约约表示了种种不舍和心痛。待老大离开，我问老二还有没有其他原因。老二说：Z小姐到他家去了，看见N嬢嬢的病状;也看见了他和外婆同居陋室的窘境;认为L伯伯和她父母对照，一个是死定了的旧知识分子，一个是解放后培养的新知识分子;知道老二工作的艰苦和无技术，Z小姐说：看到这些想一头撞死，不愿意再和他来往。
L老二的现状就是如此，看不到任何改善的可能，Z小姐有如此看法也很正常。我给老二说：就是Z小姐这样说，人家现在也后悔了，能不能再给人家一个机会?老二摇头拒绝。我只能去给Z小姐回话，当然略去了L老大所说的理由，这段姻缘就此结束。
……
和我们喜欢的《当代英雄》中皮却林的玩世不恭，以玩弄别人的感情，造成别人的痛苦也造成自己的痛苦为人生的目的不同，老二的追求全是全身心投入，可总是因为家庭，住房，本人的工作等等原因没有结果。用我们调侃的话说，这个社会，纵有宋玉之才、潘安之貌，抵不上有个好老汉(爸爸)。
“赖青”≈“罪犯”
“赖青”赖在城里，有抗拒伟大领袖指示的嫌疑，不但被密布于街道的“情治网络”监视，而且被“人保组”等强力机构所时时关注，一不留神就成了“罪犯”。
1970年的一天，我约L老二到我插队的生产队去玩，体会一下知青的生活，也算是老二的一番游历。早上，我们上了火车，中午到了生产队。白天老二和我一起出工劳动，晚上抵足而眠。生产队的农民认为他是其他地方的知青，而且不像其他“串队”的知青一样，偷鸡摸狗加惹事生非，和他不久就混熟了，大家都喜欢这个劳动卖力，愿意和他们交流的“知青”。
十余天后，L老二回了成都。老二走后第二天，我正在田里劳动，大队书记领了两个穿“人保组”制服的人来，不由分说，将我“押上”挎斗摩托带到县人保组。一路上我很纳闷，本人循规蹈矩，未作奸犯科，何以如此?到了县“人保组”，几个工作人员严厉地问我，“认识LXX吗?”答曰：“认识，是我的好朋友”;又问：“X月X日，你和他一起干了什么?”，掐指一算，就是我们回生产队的日子，答曰“早上的火车，一起到生产队”。问完，几个工作人员不再理我，留下我一人在房间里。一番摸索，我居然在衣服口袋里摸到了火车票，连忙喊来工作人员观看，证实我没有说谎。又等了大约两个钟头，一个工作人员进来，说是你可以走了。
出了“人保组”，寻思L老二可能出事了，赶忙赶火车回成都。见到老二，得知他也刚回家，也被一辆挎斗摩托“请进”市“人保组”，询问的内容是X月X日你在哪里?干了什么?。一定是老二“如实供诉”后，电话通知县里要我证实，但是为了什么事情，我们一头雾水。
后来才搞清楚，我们离开成都的那一天，恰好是当局在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枪毙“李向阳部队”的成员“瘦狗”( 罗文宪)等八人。几乎在行刑车队游街到东城根街的同时，东城根街银行储蓄所被抢劫，歹徒用砖头砸死了两个女柜员，抢走巨额现金。
轰动一时的大案，“人保组”全力侦破，发动群众广泛“摸排”，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个L老二中学的女同学提供了一条“线索”，说是事发前后曾经看见一个L姓同学蹲在储蓄所附近，有“重大嫌疑”。查证后得知，L姓同学案发时在A县乡下劳动，不可能在现场。“人保组”联想，和L姓同学住街对门L老二也姓L，不是L姓同学就肯定是L老二，而且老二事发当天从成都市消失，还是一个有抗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嫌疑的“赖青”，早就“恭候”他多时了。
奇葩的办案方法令人匪夷所思，接下来的事情更是让人啼笑皆非。L老二原来学校的某位领导道听途说，为了证明“阶级敌人就在我们身边”，阶级斗争需要“天天讲，月月讲”，在全校大会上说：“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我校原XX级学生L某某就参与了东城根街抢劫案……”。高音喇叭的声音传到四周街区，害得老二一段时间不得不给满腹疑惑的街坊邻居们反复解释。
“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只能爆一句粗口：“赖青”活得，好他娘的艰难!除此之外，还能干啥?[page]
“赖青”的自学经历
“轻薄狂生”的经历，只是在特殊年代下的挣扎。大部分时间，我们最热衷的还是努力自学。
为了什么学习?说身处逆境，不堕青云之志，乃至心怀祖国民族等等均是扯蛋，没有“红二代”们的思想境界。只是觉得自己这辈子难道就是一个初中生的文化程度，实在是太冤了，说什么也得靠自己自学，达到文革前高中毕业生的文化水平。至于会不会“然并卵”，没有仔细想过。
当“赖青”，时间大把，教材易得，自然比我条件好，L老二在自学上一直比我的进度快得多。在乡下，我只能看《中华活页文选》《古文观止》等书籍，试图将中学的语文课学完。此外，所谓的“革命热情”尚未完全消失，还醉心于《自然辩证法》《哥达纲领批判》之类书籍。
回家探亲，见到L老二在自学高中的数理化教材。老二的学习环境很差，小屋连一张书桌都放不下，只能将书本放在睡觉的平台上，用一块胶合板垫着写字，窗外还传来一阵阵大杂院的喧嚣。晚上。老二还挑灯夜战，为不影响旁边的外婆入眠，在床上放了一盏台灯，用报纸做成一个大“灯罩”遮蔽灯光。
我很是惆怅，眼见得人家学习在突飞猛进，已经基本完成高中的课程(老二是66级初中生，初中的学业基本上完成)，我却在语文和那些基本无用的东西里艰难地挣扎。1972年初招工回城后，立即向老二借来全部教材，开始拼命追赶。此时，老二已经开始学习高等数学，我望尘莫及。
说到自学教材，我们都得感谢1963年版的中学教材。这套教材的每一个概念，都由浅入深地讲解，认真读几次后就会理解。遇见稍微有难度的，还有一套《自学丛书》可以借鉴，这套书和教材的结构一样，只不过为了自学容易，讲解得更为详细。两套教材对照起来读，然后完成教材中比较难的习题，基本上就过关了。如果再把《苏联数学竞赛习题集》等习题集中最难的习题做一遍，肯定可以达到高中优秀学生的水平。
1972年初开始到1973年7月的时间里，我自学得“昏天黑地”，每天挑灯夜战，周日怀揣难题向名师请教，学完了中学六年的数理化课程(初中我只读了九个月，忝列老三届行列)。此时，老二已经基本完成高等数学的自学，正在研究是往数论还是往泛函分析方面努力，以便看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我永远追赶不上他。
1973年，突然听闻要恢复高考。我很激动，以为近两年废寝忘食的自学终于有了可以检验的机会，几个名师教出的我会一鸣惊人，拿个高分一定没问题。我有资格报考，L老二是“赖青”，没有报考资格。为了精雕细作中学数学知识，保证考试时万无一失，我要老二为我准备两篇作文，我把精力放在研究《苏联数学竞赛习题集》的难题上，到时将老二写的文章看几遍，凭记忆写在考卷上，拿一个语文的高分。
几天后，老二写出了两篇文章。一篇，无中生有地编造了我在乡下参加“一打三反”专案组，由贫农大队治保委员带领，根据模糊的线索，长途跋涉，将一个解放前在当地为非作歹，解放后畏罪潜逃的伪保长(王麻子之流)押回，使之得到清算的故事。另一篇，写了我1973年参加四川炉霍大地震抗震救灾的事情。
两篇文章都是垃圾，只是比报刊上充斥谎话套话又毫无文彩的狗屁文章高明。经过老二多次修改打磨，行文流畅，结构合理，算得上是符合当时“正能量”标准的“优秀短篇小说”。我估计，无论考试的作文题是何物，稍微改动一下标题，可以轻松的抬上去。其他考生在写作文，我在背小说，肯定占得先机。
临近考试，突然通知本次考试不以分数为唯一考量依据，所以采取开卷考试的办法。明明白白地摆着，人家要招收的不是我们这些努力学习的人，而是政治正确、阶级立场坚定的人，我们只是“陪杀场”的。
“陪杀场”就“陪杀场”，尽量把成绩考好，权当是对不公平待遇抗议的呐喊。考试当天，在考场上遇见了若干四中同学也来参加考试，大家都明白只是“陪杀场”而已。为了尽量考好，一个老学长甚至用旅行袋提来一包参考书上考场。数学考试题目非常简单，不超出初二数学的范围，认真准备的东西全无用途。语文考试，老二给我准备的“小说”很容易地默写到试卷上，脑筋都不需要转动。
考试结束后不久的8月2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我们又被“戏弄”了一番，而且这厮还信口雌黄，一句“……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把我们统统打入另册。
这一事件，对我们打击很大。无论如何努力，难逃“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恶名。于是，我止步于完成高中数理化课程，老二止步于完成高等学校《高等数学》的课程。现实就是如此，这些东西学来干什么?看见数学公式和习题就生理上恶心，再继续学习下去，缺乏原始的驱动力。
自学已经养成习惯，总得继续学些什么吧?
L老二把学习重点放在自学国学经典上，虽然经史子集都有涉猎。读得最多的，还是古诗词，尤其是宋词。老二乐此不疲的将宋词改写成一篇篇散文，说是练笔的好办法。我对此很有疑问，宋词已经达到了中国文字的一个高峰，字字珠玑，改写成散文不是“狗尾续貂”糟蹋圣贤吗?看过他写的文字，确实是不错。把宋词改写成散文，可以学习宋词描写人物，景色，思绪等精妙的结构，还可以体会什么是文章中什么是必要的情节和点睛之笔，由此快速地提高写作水平。
我却走上了一条歧路。父亲要求我通读《列宁全集》第25卷到第33卷，还要做好笔记。认为我笔头功夫还好，单位要我为中心理论学习组撰写各种大批判和理论学习的文章，以便在系统内显示单位的理论学习成果累累，全体职工理论水平不断提高。无奈，虽然心里嘀咕：天天提高那还了得，都成了当代列宁了，可还是得勉力而为。于是，就有了指鹿为马、牵强附会，把王安石推崇为法家代表人物(当时，正逢“评法批儒”)， 《评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这篇刊登在报刊上的文章;也有了为解释何为“资产阶级法权”(来至于 张春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的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供各单位中心学习组交流的“学习心得”…… 。我写的这些狗屁东西说了些什么，现在没有印像了，除了《游褒禅山记》中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的这句名言，一切都忘了。
说到自学，一定要提到L伯伯。L伯伯出身望族，自小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经史子集无所不通，且学贯中西，尤其是在文字学、考据学方面功底深厚，腹中藏有诗书万卷。开始，看见我们两兄弟成天鼓捣旧书，做出一副“做学问”的样子，想到自己也许就是因为这些书读多了才被“边缘化”的经历，曾经坚决反对我们读书;后来，看见我们确实知识贫乏，求知的欲望强烈，才转而默许我们读书。不时，也会指点我们，学习经史子集该是一个什么顺序，先读什么，后读什么，以便成为一个体系。说得最多的，还是教育我们纠正急于求成的学习态度。
记得有一天，L伯伯说：“你们这些娃娃，好读书不求甚解。哪里像我们读书时，一本字典读得滚瓜烂熟，随便翻一个字词考我，我都能给你们说出个子曰。”知道他学问好，是文字学、考据学专家，但是不信他有如此本事。
我马上拿起一本汉语词典，说：“我随便翻一篇，选一个字可否?”“那还用说，你随便翻，”L伯伯信心满满。随手翻到一篇，“姨”字，下面词语“大姨子”。“大姨子是啥子?”我一心想看L伯伯难堪。
知道如果考他国文中的正规词语，肯定他会对答如流，市井俚语不一定行。果然，L伯伯沉吟良久，完全不知道如何解释。“萱哥儿，你肯定是自己造了一个词来为难我!”L伯伯没有办法了。“不是，确实是字典中的词语。”我幸灾乐祸地坏笑。
“那你说字典上咋个解释?”L伯伯无奈地问。“大姨子，妻之姐。”我回答。“我还以为是某种植物的果实。”L伯伯自我解嘲。
虽然如此，关于治学应该有的严谨态度，L伯伯却是给我上了一课。我上大学之后，对于每一个有机化学合成的反应，一定穷其所有能找得到的文献。乃至查阅《美国化学文摘》，连专利号都背下来，就和这次经历得到的教益分不开。
至于说到外国名著，那是我们自学之余的闲书。读了多少?称之为海量一点不为过。近乎如醉如痴、物我两忘的阅读状态，那种和一块干海绵一样吸取所有阅读甘霖的渴求是我们的真实写照。
1976年时，我们发觉文革前出版的外国名著基本上都读过了，寻找一本尚未读过的书已经很困难。通过阅读，我们似乎在与作者交谈，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书中人物的性格、思想、行为中的闪光点逐渐汇聚在我们身上，形成了我们的人格。我们的人性就是这样在阅读中开始复苏，特有的禀赋气质也就在阅读中逐渐成熟。
自学有得，也许是L老二“赖青”生涯中最有价值的收获。
后记
1977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开始了，L老二终于看到了前途。此时，老二工作了四年。按照当时的政策，工龄五年可以带薪学习，所以老二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
我知道，凭他从1969年开始的系统自学，九年的坚持，考一个大学是小菜一碟。果然，老二成了1978年全省文科高考的“探花”。老二醉心于当电视节目主持人，看着赵忠祥每天在屏幕上出现，被亿万观众瞩目，心里很是羡慕。认为自己浓眉大眼，一张国字脸长得比赵标致N倍，准备填报北京广播电视学院。
多年以来，老二遇见大事要和我的父母商量。妈妈听见他居然要报考北广，坚决反对，说是：“老二，那个地方你去不得。你没有看见广播电台、电视台大门口是背枪的守到的吗?那些地方是人家的要害部门，你“狗崽子”往里面拱啥?”言之有理，老二不得不打消了进北广的念头，转填国家最高文科学府的历史专业，成为人人羡慕的名牌大学学生。
在工厂，L老二是一个“苦力”，可是到了大学，因为有五年工龄，成为政治可靠成熟的“工人阶级”代表，安排他和若干日本留学生同住一个寝室。知识的功底加上学校的系统学习，L老二成为学生中的佼佼者，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之后成为旅日学者，在日本某大学任人文科学部教授，早已著作等身，成为著名历史学家。
为历史学家写历史，有点不揣冒昧。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除了“知青”之外，在荒唐的年代中，曾经还有一个人数较少的“赖青”群落。他们一样努力挣扎过，一样不该被历史遗忘。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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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组织工作
星期日 六月 05, 2016 7:57 am
1966年8月至11月，毛泽东主席八次接见了红卫兵和群众，总人数约1100万。这项工作是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的，具体工作由北京军区郑维山、傅崇碧和北京市委吴德、马力、牛连璧等同志负责，并成立了群众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我当时是办公室负责人之一，参与组织了接见红卫兵的工作。
八次接见的情形
1966年5月下旬，清华附中的几名学生写了一张小字报，署名为“红卫兵”。6月2日，清华附中校园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100多名学生在上面签了名。接着，又贴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等大字报。7月28日，这些大字报被转给毛主席。8月1日，毛主席给这些红卫兵写了信，此信成为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之一。在这封信中，毛主席多次说了“热烈支持”红卫兵的话，从而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学生们把“红卫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称，各种红卫兵组织纷纷组织起来，红卫兵运动立即风靡全国。随后，全国红卫兵开始大串联，并逐步集中到首都北京。这样，从1966年8月到11月，毛主席共八次、分十批接见了红卫兵和群众。
第一次接见，在1966年8月18日上午7时半，组织了80万红卫兵和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当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奏起了《东方红》乐曲。大会由陈伯达主持，林彪讲话之后，北京大学的代表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代表发言。大会结束后，红卫兵和群众队伍开始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毛主席不停地挥着手中的军帽向广场上的人们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在广场上空回荡。这次会见还组织了15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分两个方队，在城楼东、西平台上受到毛主席的直接接见。就在直接接见时，北师大附中的一名红卫兵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这次接见时，毛主席从早晨5点多就到了天安门，而且在城楼上一站就是6个小时。这也是毛主席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穿军装。当时因来不及制做军装，是从一位警卫战士处借的。
第二次接见，在8月31日下午5时，组织了70万人，主要是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由于第一次接见时有红卫兵反映看不清毛主席，于是周总理决定对这次接见形式做些调整。就是请毛主席先乘敞篷车接见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这次大会由康生主持，林彪先讲话，后由周总理讲话。当时，林彪戴上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讲话结束后，红卫兵和群众队伍从天安门前通过，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第三次接见，在9月15日下午5时，组织了80万红卫兵，仍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过程与第二次接见大体相同。毛主席等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发，先接见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次大会由康生主持，下午6时开会，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毛主席开始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这次有3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毛主席的直接接见。
第四次接见，在10月1日，与国庆17周年庆典结合在一起。这次组织了110万红卫兵和群众参加。天安门前红、灰观礼台还安排了观礼人员。上午10时5分，北京市代市长吴德宣布大会开始，奏国歌、鸣礼炮后，林彪发表讲话。随后，由工农兵和学生代表、少数民族代表以及外国来宾发言。之后，开始群众游行。游行队伍前面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大幅标语牌。后面是7.5米高的毛主席身着军装、一只巨手伸向前上方的巨大塑像。再后面是《毛泽东选集》的巨大模型。由2万多名人民解放军士兵、民兵和红卫兵组成前卫队，护卫着国旗和国徽的人民解放军挎着冲锋枪，个个高举《毛主席语录》，踏着整齐的步伐，有节奏地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走在群众游行的最前面。红卫兵抬着《毛主席和红卫兵在一起》的巨幅油画行进。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外地和首都师生组成的游行队伍，编为140人的横排面，分成九路纵队，人人手持《毛主席语录》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等的检阅。这次有3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农兵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和红卫兵代表，分批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主席身旁参加节日庆典。大会在下午3点多钟结束。
第五次接见，在10月18日中午12时50分开始。这次接见是以群众夹道的形式进行。这天，从天安门西标语塔的马路上起，途经东长安街、建国门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至北太平庄的马路上，排列了150万名红卫兵，全程约50里。毛主席等乘敞篷车，从红卫兵的夹道中间徐徐通过。红卫兵欢呼连天，掌声雷动。由于红卫兵按广播通知的要求，在原地、原位秩序井然地接受检阅、接见，整个接见进行得很顺利，只用了1个小时。
那时快到初冬季节，北京的天气越来越冷，有的红卫兵没有御寒的衣服，在京吃、住都成问题。根据中央精神，要动员他们离京回原地。但红卫兵说：没有看到毛主席，坚决不回去。因此，又组织了三次接见。
第六次接见，于11月3日上午10时10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次接见采用了红卫兵游行通过天安门的方式进行。陈伯达宣布大会开始，林彪讲话，随后220万红卫兵开始缓缓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接见。这次接见到下午2时结束。由于结束时还有一部分红卫兵尚未通过天安门，周总理指示，未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放在下次再组织接见。
第七次接见，因人数多，分两批进行。第一批接见在11月10日上午10时，接见地点仍在天安门。在《东方红》乐曲中，毛主席等登上天安门城楼，陈伯达宣布接见大会开始，广场集合了30万名红卫兵，另有30万名红卫兵乘坐卡车（每辆车上站50人）分成五路纵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当时驻京部队的卡车数量不多，经周总理同意，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和各军兵种中抽调了一些卡车。当天，有6000辆卡车载着红卫兵接受检阅。这次接见，进行得非常迟缓。红卫兵为了多看一眼毛主席，走到金水桥时，或是放慢脚步，或是返回再次前行。下午3时3分时，毛主席走到扩音器前高呼“同志们万岁!”站在卡车上的红卫兵和在广场的红卫兵情绪更加高涨，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次接见直到下午4时才结束。第二批接见在次日，以群众夹道的形式进行。从木樨地至八王坟约26里的大道上，排列了130万红卫兵和师生。毛主席等在下午2时30分乘敞篷车检阅了红卫兵和师生，共用时42分钟，3点半结束。
第八次接见，分两批、三处地点进行。第一批接见在11月25日上午11时半，组织了70万红卫兵，在天安门举行群众游行。毛主席等登上天安门城楼。康生宣布大会开始，接着游行队伍在《大海航行靠航手》的乐曲声中开始游行，接受毛主席检阅，下午3时半结束。第二批接见在11月26日，分两处以群众夹道的形式进行。一处在市区从天安门东侧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马路上，经西长安街、复兴门大街，到钓鱼台东门马路上，全长6500米，组织了80万红卫兵。下午2时30分，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毛主席等乘敞篷车，从红卫兵中间缓缓通过，检阅了全部队伍，3时结束。另一处在西郊机场，组织了110万红卫兵，也以群众夹道的形式进行。毛主席等乘敞篷车，在市区检阅后，直接到西郊机场，继续检阅，下午5时结束。
组织工作遇到的几件事
1966年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是周总理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的。当时成立了指挥部，具体工作由北京市委负责。我是群众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接见的具体组织工作，经常向周总理请示汇报工作。在汇报工作时，周总理问得非常具体仔细：如问组织接见红卫兵队伍密度，每一平米站几个人，前后厚度有几排；接见沿线设置多少个供红卫兵队伍使用的厕所，通向厕所的通道有多宽，够不够用；沿途安置了多少个自来水笼头，红卫兵饮水够不够用；接见当天红卫兵队伍什么时间出发，什么时间到达集合地点，交通工具怎么安排，等等。
周总理对红卫兵非常关心，指示一定要减少红卫兵的疲劳，把组织工作做好。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红卫兵队伍经过天安门时都想多看看毛主席，行进速度往往很慢，接见的时间不得不延长。为此，周总理提出，要减少毛主席和红卫兵的疲劳，行进速度要快一些，接见的时间要短一些。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采取了用卡车载人的办法，让红卫兵坐在大卡车上经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接见。这样做，速度是快了，但车辆载人有限，接见一次总人数不多。后来又采取夹道的形式，毛主席等乘坐敞篷车，从夹道中间通过，这样速度就快了。如最后一次接见，共组织了260万名红卫兵，不到两小时接见就结束了。
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时，采用了红卫兵游行通过天安门的方式，从上午10时开始接见，到下午2时红卫兵队伍尚未完全通过天安门广场。当时，周总理把我从天安门城楼下的指挥室叫到城楼上，询问还有多少红卫兵未通过天安门，如全部通过还需多少时间。我向周总理汇报：红卫兵队伍已通过三分之二，剩下还有三分之一，按目前行进速度，至少还需要两个半小时。周总理听后说，接见时间太长了，不能再继续进行。指示今天的接见到此结束，剩余的队伍下次再组织。我们就按周总理的指示，做了结束安排，未通过的红卫兵队伍按原路返回各自住地。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组织工作难度很大，每次接见都要调遣队伍，牵涉到北京各区县上千个单位、上百万人的行动；而且变化多，接见时间涉及到安全、天气和领导人的时间安排及健康等不确定因素，有时一个方案变动多次才能实施；并且任务重，组织一次接见，要准备、忙碌好多天，开夜车是家常便饭。记得有一次，我五天五夜没有怎么睡觉，幸亏那时年轻顶得住。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组织工作应该说是很成功的，但在整个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插曲”。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初，为做好组织工作，我们起草了一些口号，报送中宣部审阅后，由北京市委印发。由于这些口号较长，为便于红卫兵呼喊，中宣部领导审阅时便把口号修改得比较简短，去掉了一些形容词。如有一条原来写的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中宣部修改为毛主席万岁。当口号发给红卫兵时，有红卫兵认为口号有问题，于是在接见时，有3000多名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造反”，次日又有200多名红卫兵到北京市委“造反”，要市委交代口号的问题，批斗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力（当时是组织接见红卫兵指挥部的领导），我也被陪斗。我们把红卫兵请到市委会议室，反复做他们的工作，详细讲明口号起草的过程以及中宣部修改口号的经过，之后他们才离开市委大楼。这些红卫兵又认为是中宣部的问题，当天晚上又到中宣部“造反”，批斗中宣部领导，并让马力陪斗。红卫兵闹了一个晚上，才离开中宣部。此后，我们吸取教训，修改了口号并报请周总理审定。以后几次接见红卫兵，都用的是周总理审定的口号，印发下去，没有再发生问题。
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也出了一些问题。那次因外地在京红卫兵有190万人，城区没有大场地，周总理决定分两处接见，一处是城区从天安门东侧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马路上，经西长安街、复兴门大街，到钓鱼台东门马路上，接见80万红卫兵，由北京市委负责组织；另一处在西郊机场，接见110万红卫兵，由北京军区负责组织。那次接见采用群众夹道的形式。接见那天下午3点钟，毛主席等乘坐的车队通过城区夹道队伍后，直接到了西郊机场。当时城区的接见只用了半小时，接见结束后我们就安排队伍疏散，很快就疏散完毕。因怕出事故，大约在下午4点多钟，我又赶到西郊机场北京军区现场指挥部。当时毛主席已接见完毕。北京军区指挥部的同志认为毛主席乘坐的车队离开只有半个多小时，如疏散了队伍，怕堵住毛主席乘坐的车辆，没有马上疏散。我提出建议：根据以往情况判断，毛主席乘坐的车辆现在已进入中南海，应该马上疏散队伍。这时已是下午近5点钟，再晚些天黑，路况又不好，有的地段马路上没有路灯，加之人多拥挤，很容易出问题。但是，他们坚持己见。我再次说明，他们仍不同意我的建议。我不好勉强，只好尊重他们的意见。随后，我就回天安门指挥部了。但我刚到天安门指挥部，机场指挥部就来电话说：“一辆乘坐红卫兵的车翻在桥下，有人员伤亡。”我立即赶到事故现场，看到那里周围没有路灯，车辆是从没栏杆的一端翻到河里的。那时，受伤的红卫兵已被送往医院。后来，有两名红卫兵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总的来说，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组织工作遇到过很多难题，也有值得总结的地方，但我们还是按中央的要求完成了任务。这主要归功于周总理的领导和指挥。周总理对接见的组织工作要求很严，标准很高，抓得很细，指导很具体。如每次接见的方案，都是周总理亲自听取汇报，有时一次接见要开多次会议进行准备、研究。这些事虽已过去了40多年，但我仍记忆犹新。
倪天祚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百年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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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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