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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继增：建国后第一部遭禁的长篇小说
星期二 六月 28, 2016 9:16 am
摘要
新版与原生态的老《腹地》相比，已被他修改得面目皆非。共产党员终于都彻底高大起来，村里的人也都有了“喜神似的”相貌，反面人物则变得猥琐不堪。据王林长子王端阳说，修订本《腹地》，他读了几次都没读完，总觉得里面有“高大全”和“三突出”的东西，令人啼笑皆非。
创作于战争年代的长篇小说《腹地》，是作家王林拿生命换来的。这部以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为背景，被著名作家孙犁称为“一幅伟大的民族苦难图和民族苦战图”的优秀作品，1949年9月出版后曾引起热烈反响。但随即遭禁，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受到批判的小说。作家王林遭受了怎样的磨难?这部小说经历了怎样啼笑皆非的命运?
“绝不中途退场”的传奇作家
1942年春，日本侵略军在冀中平原展开了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根据上级指示，为保护和储备干部，冀中军区党政军机关的人员，要暂时撤离，转移到平汉路西的太行山区。作家王林时任冀中文建会副主任、火线剧社社长，属于这次转移之列，但他坚决要求留下，坚持斗争。王林向奉军区首长程子华、吕正操之命前来接他撤走的同志表示：“冀中最后留下一个干部，那就是王林!最后剩下一个老百姓，那也是王林!日本鬼子要搞‘三光’，只要王林活着，冀中就不能算‘光’!”王林的解释是，“这正如同演戏演到高潮一样，我不能中途退场。作为一个文艺写作者，我有责任描写这一段斗争历史，我不能等事过境迁，再回来根据访问和推想来写，我要作为历史的一个见证人和战斗员，来表现这段惊心动魄的民族革命战争史。” 经负责组织干部转移的冀中区党委常委周小舟批准， 王林作为例外留了下来。
王林置生死于外的选择并非偶然。 在之前许多重要历史关头， 他都是极富传奇色彩的在场者和参与者。
王林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衡水县(今衡水市)。16岁时离开家乡，到北京一家商店学徒。这期间，他经常在前门箭楼前，听爱国学生的街头宣传和募捐讲演，受到五卅运动的影响，开始追求进步。1930年春，王林在北京今是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青团，曾因发动同学举行罢课，反对国民党军阀混战，一度被警察局逮捕拘留。是年秋，他考入青岛大学外文系，193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该校地下党支部书记，并秘密介绍同学俞启威入党(俞启威即后来的中共重要人物、天津市第一任市长黄敬)。俞启威当时买了一处房子作为党组织秘密机关，王林在此处领导同学进行民主爱国罢课斗争，同时参加左翼文艺活动，发表了《这年头》、《龙王爷显灵》等一系列短篇小说。
1932年夏，王林身份暴露，被国民党当局开除学藉，遭警察局密探抓捕，他跳楼逃逸上海。在上海，他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的春秋剧社，并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到杨树浦日商上海第二纱厂以扫地工人为职业，开展地下活动。同时，参加党领导的厂外工人夜校和工人业余剧团。1933年春，王林受党的派遣，到南京国民党通信部队做兵运工作。后受命赴江西，孰料中途联络员脱逃叛变，他只得夺路回到北平。转年12月，他跟随已成为北平地下学运领导人的黄敬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并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同前来镇压的军警宪特展开殊死搏斗。
1936年7月，王林接受了中共北方局的一项特殊使命。当时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中共重要人物，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中共北方局刘少奇、柯庆施等负责人出于保存干部实力，灵活斗争策略的考虑，经请示张闻天并获批准，要求被关押的薄一波等一批党员履行“反共启事”手续集体出狱。王林便是第一位被北方局派去传递指示的人。他在探监时见到了狱中党员代表李楚离，令王林意外的是，李楚离竟凛然拒绝：“我已经坐了6年牢，按刑期也快出狱了，凭什么要在自首书上签字?”言罢转身离去。望着虽年仅30几岁、却已是一头白发的李楚离的背影，王林一时泪眼模糊。他没有完成组织交办的任务，回来即以实情相告，不久即离开了北平。后来通过做工作，狱中党员还是执行了北方局的指示而集体获释(这批人在文革中曾被打成“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1936年9月，王林被派往西安张学良的东北军学兵队做地下工作。学兵队成员，多为在北平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其中有谷牧、王一平等人。这期间，王林和作曲家张寒辉合作，创作了《打回老家去》等救亡剧，主题歌在东北军官兵中传唱一时。西安事变爆发后十余天，就公演了王林创作的以事变为背景的独幕剧《火山口上》，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映。当时史沫特莱也来西安观剧，并且找到作者王林，要求将救亡剧翻译成英文广播出去，让全世界了解西安事变的“真正原因和真正力量”。王林此间最重要的收获，是结交了张学良贴身军官孙铭久，潜移默化地促使其接受中共统一抗日的政策影响，西安事变中，正是孙铭久亲自带人前往华清池捉住蒋介石的。
七七事变后，王林返乡抗日。他找到了吕正操领导的冀中人民自卫军，留在自卫军政治部工作。这一时期，他陆续写了《警号》、《小英雄》、《家贼难防》等精短话剧和《十八匹战马》等短篇小说。由于大部分取材于真人真事，很受群众欢迎。王林还组织发动“冀中一日”、“伟大的一年间”等抗日军民写作运动，积累了大批宝贵的抗日文献。老首长吕正操曾亲自撰文评价：“王林为人开朗，富有风趣，能接近群众，妇孺多识其名。从抗日至解放战争胜利，他始终在冀中坚持工作，誓与故土乡亲共存亡，不愧为冀中人民的好儿子。他长年累月走乡串户，熟悉地方风土， 所知掌故最多， 有冀中活字典、 活地图之称……所著《腹地》真实生动，富有史料价值。”
王林被亲切地称做“乡下人”，类似的评价，还曾出现在文学大师沈从文的文章中。王林在青岛大学读书期间，曾用王弢、儁闻等笔名，在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国闻周版》文艺栏陆续发表了《怀臣的胡琴》、《小粮贩陈二黑》等系列乡土题材作品，并出版了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
《幽僻的陈庄》出版后，王林寄给鲁迅、沈从文各一册。鲁迅在1935年4月22日的日记中有记载：“午得王弢所寄赠《幽僻的陈庄》一本。”1935年2月18日，沈从文发表了《〈幽僻的陈庄〉题记》一文，对王林作品赞许有加：“他是北方乡下人，所写的也多是北方乡下的故事。作品文字很粗率，组织又并不如何完美，然篇章中莫不具有一种泥土气息，一种中国大陆的厚重林野气息。现在他把他写的一个长篇给我看……看完了这个作品，我很感动。”
沈从文以“乡下人”自称，也把王林称做“乡下人”，当出于爱才之心。但王林没有沿着原定计划写下去，他毕竟不是一个书斋作家，一旦听到革命事业的召唤，他就会义无返顾地奔赴残酷斗争的最前线。[page]
“像写遗嘱一样”凝成的杰作
王林1942年冬开始在硝烟战火中动笔，1943年夏完成30万字的小说《腹地》初稿。写作中，“敌人仍在穿梭‘扫荡’剔抉清剿，枪声不断从四野传来”。王林今天转到这村，明天转到那村，写完一沓稿纸，他就坚壁藏匿在地道里。直到抗战胜利后，王林才从土里把手稿挖出来。
回忆起当时的写作，王林说：“关于反‘扫荡’斗争的艰苦生活，我都如实地写进《腹地》中了。在那样残酷的环境里，得时时刻刻准备着牺牲，留在冀中的同志们，当时传着这样一句口头语：‘端起饭碗来，也不一定能吃完这顿饭。’因为，敌人的点碉如林，汽车路、封锁沟密如蜘蛛网，随时随地都可能与敌人遭遇。我虽然坚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但并不敢幻想自己能够在战火中幸存。我就这样，像准备遗嘱一样，蹲在堡垒户的地道口上，开始了《腹地》的写作。”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叫辛大刚，是一位因伤致残回到村中的八路军战士。他参加了剧团，并跟剧团主演、一位美丽的姑娘白玉萼相爱。村支书范世荣是破落地主后代，丧妻后想将白玉萼续弦，于是在村中开反淫乱斗争会批判辛大刚。此时，日军开始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村支书躲到了亲戚家，村政权陷入瘫痪。危急之时，辛大刚毅然担负起军人的职责，带领村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作者一方面歌颂了冀中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昂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抨击了当时根据地内部的一种新的黑暗势力——混入党内的投机、蜕化分子，并通过先进分子与这种黑暗势力展开斗争，从而构成一幅反“扫荡”立体画面，显示了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权的团结和巩固。作品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许多共产党员、普通的农民，昭示出冀中人民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民心向背，才决定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1946年，王林将《腹地》手稿本拿给文艺界的朋友们看，征求意见。曾在延安鲁艺任戏剧系主任的张庚提意见说：“第一节到第六节气魄大，但辛大刚到剧团中搞恋爱去了……这村前后两任支书皆坏蛋，令人不知光明何在。”
在批评意见中，陈企霞的声音是最响亮的：“不同意将一个党的负责人写成这样。政治影响不好，让人觉得共产党的力量在哪里?不应该告诉说共产党里有坏蛋。《腹地》的主要缺点就是没有爱护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违背了毛主席的文艺原则，这是暴露黑暗。”
针对这部小说还有各种各样的建议，比如“能否将支书换成副支书”等等。
王林的心里全乱了，觉得自己的神经“实在经不住这些老爷们的奚落啦”。他有苦难言，“后悔不先看了毛主席的文座会《讲话》再写文章。请原谅我写时，连党报都看不见……”令王林欣慰的是，持肯定意见的人也不少。作家沙可夫鼓励他：“张庚同志他们给的意见，不一定就是说这篇文章完全要不得，用不着藏之名山，应该出版。”康濯也写信给王林：“花了两天时间，看完了大作《腹地》，我激动得不行!我拼命找黑暗，但找不着!我拼命找‘看不出人民力量’的东西，但人民力量都向我涌来!”
稿子就这么无着无落，王林茫然无措，不知如何处理。丁玲劝王林“将《腹地》给周扬寄去”。
1949年1月，王林随部队进入天津。这年6月，孙犁向王林透露了他了解到的上层意见，“如作者不修改也可以”。几乎同时，王林接到了周扬来信：“很久没有写信给你，《腹地》也没有全看完，但就我所看到的部分，我觉得是可以出版的，有些地方仍尚需稍稍修改。最近，欧阳山、康濯看了，有些地方与我有同样的意见。现将他们写的意见寄给你参考，你是否在最近抽出一点时间，来做最后一次修改后即付印。这对于你和我们大家都算完成了一件任务，抗日史诗，是需要写和印的……”王子野还奉周扬指示给天津新华书店写信打招呼。
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前一天，长篇小说《腹地》由天津新华书店出版。1950年5月上海新华书店再版，在群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孙犁当时发表文章评论说：“这是一幅伟大的民族苦难图，民族苦战图，作者王林自始至终亲身经历了这个事变。写‘反扫荡’是本书最拿手最成功的地方。当然，本书最精彩的地方还是真正写出了地道的冀中人民的生活的战斗的情绪。因为作者写的不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苦难，也不是单纯以故事传奇动人的英雄故事。这是一幅严峻的甚至残酷的现实图画……这里沒有传奇，沒有编造，沒有粉饰。”[page]
给毛泽东上书
在1950年第27、28期《文艺报》上，时任该报副主编的陈企霞发表了长达两万多字的文章《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文章写道：“带着十二分的惋惜，郑重地指出这部小说无论在选择英雄形象上，反映农村内部斗争上，描写党内斗争和党的领导上……都存在着本质上的重大缺点，这些缺点和小说全面地纠结在一起。”“在小说《腹地》中，抗日战争在一个具体的村子里，党的领导实际上是被否定了的，党的作用是看不见的，党内的斗争充满了无原则的纠纷。”作者警告说，“对于我们矢志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者，是值得十二分警惕，应该千百次去思索的。”
在《腹地》出版前，王林虽然知道陈企霞曾有过批评，但没想到他会公开投掷这颗“重磅炸弹”，立刻被这一记突如其来的闷棍打蒙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一生不会再有比反‘五一大扫荡’更深刻更熟悉的体裁和生活，我不能不把这事当生命来关心!作品比我的生命还要重要，我死了也要写遗嘱，要求解决这个问题。”王林感到气愤，“因为陈企霞同志的批评，《腹地》实际上成了禁书。”
那时的《文艺报》，几乎直接代表着执政党对文艺思想的态度和看法。这篇重磅长文将《腹地》定性为“否定党的领导”，实际上已经宣判了这部小说的死刑。当时虽然也没有具体的禁止发行这本书的文件，但这篇批判文章一出，新华书店很快就全部下架，买不到这本书了。作家孙峻青给王林写信，说特地去书店寻找这本小说，无法买到，后来他偶然在废纸堆里发现了一本扯去封皮的《腹地》。为此，王林曾专门找到周扬评理：“我这是在日本鬼子的炮楼下写的小说，你也曾支持过，但现在又要打入冷宫。你到底有何态度?”周扬不置可否。王林想不通，却无奈，于是在书的最后一页用钢笔抄录了郑板桥的两句诗激励自己：“隔鞋瘙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
这次名为批评实为批判的《腹地》事件，是王林命运的拐点。此后，他因为这部小说一共写过8次检查。
“同志们帮我认识了我在创作上的主要错误，是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在写完长篇小说《腹地》一年多以后到北岳区整风才正式看到的。”这是王林1952年3月27日写的检查。但他仍对所谓“自然主义”、“暴露黑暗”等指责保留看法，他说无论从主题抑或内容上，这都是一部“光明战胜黑暗”的作品。
“对于对他的批判，虽然我父亲心里从来没服气过，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怀疑过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思想。他总想怎么改造自己，怎么跟上新的文艺思想。这很代表他们那一代人的想法。”后来也成为作家的王林的儿子王端阳如是说。
1953年4月22日，他写下了《给毛主席书》和《对〈腹地〉新的检讨和辩护》。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用三个叹号为自己打气：“信是发出了!毛主席不会再犯官僚主义的!这是一线曙光!”
3个月后，王林终于等来了一封中宣部的回信。信中写道：“这种问题完全可以在作家中间进行公开讨论。经我们提议，全国文协创作委员会准备在最近召集专门的座谈会谈论你的小说《腹地》，我们并提议届时请你本人参加讨论。”
很快，文协内刊《创作通讯》上刊登了准备召开《腹地》讨论会的消息。王林喜出望外，天天盼着这个座谈会。但再无下文。后来王林才得知，所谓中宣部的回信，只是“一个秘书看了看就回了信”，并未经高层认可。
1953年夏，王林在北戴河遇到《文艺报》主编丁玲。丁玲问他：“《腹地》为什么不出版了?”王林没好气地说：“不是给你们《文艺报》批评得书店不再给出了?”丁玲说：“国营书店不给出，拿到私营书店出!”王林回了一句：“我多少还有点儿共产党员的自尊心!”丁玲告诉王林：“企霞同志那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我虽在《文艺报》当主编，但是我没看过《腹地》。”王林惊讶地问原因，丁玲说：“我听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我怕卷入旋涡!”接着哈哈大笑起来。王林当时的感觉是：“她开心地大笑，我却浑身打冷战。”不过，丁玲对于创作自主的一番谈话，还是让王林稍些安慰。丁玲说：“文艺创作的领导是自己，别人的意见接受与否，自己应有完全自由。”她说，她很不高兴拿草稿给别人看，热心的同志乱出主意，弄得自己不知道听呀还是不听!
1954年元旦下午，王林到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吴砚农家做客。晚饭后，吴砚农劝导王林，对小说被禁一事，就不必再追究了。王林有些火：“这问题比我的生命还重要，我死了也要写遗嘱要求解决这问题!”吴砚农劝道：“历史自有公论，何必再追究?”王林更加生气：“书被禁，他们想象过去国民党秘密枪杀共产党员似的，杀错了也算了?我却不能不追究历史的公平解决!”
1954年，感觉到“呼天不灵，入地无门”的王林终于低头，又写了一份《我的检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创作上无一件成功。抗战期间写的《腹地》又严遭打击和批评……所以我的情绪是‘自馁’、‘自惭形秽’……我初步认识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危险性，希望同志们帮助挖掘和监督改正。”
尽管文艺评论家侯金镜等撰文为《腹地》说了一些公道话，却无法改变以政治运动整肃文艺战线的大势所趋。后来，丁玲与陈企霞一起，以“丁陈反党集团”的罪名被打入另册。王林这位善良的作家，这时候也不再记恨陈企霞了，而是更加反省自己。王林在日记里写道：“昨天接大刘(王林夫人——笔者注)的信，她一冲动还要越级向党中央申诉，要求对我《腹地》另一种定论。今天买了本陈著《光荣的任务》，看的目的是找反驳的理由。看完之后，却觉得陈是一腔热血，对我的战斗生活和材料是抱着崇高的同情和惋惜，原先对他的不满，今天却激动地流出泪来。”其实王林此刻的心情是复杂的，在那样的肃杀气氛中，既“惺惺相惜”，又“感激”对自己的批判。
面目全非的修改
王林毕竟是一位坚定的作家，他一面检讨一面投入创作。《一二·九进行曲》、《站起来的人民》、《叱咤风云》等一批长篇小说和话剧剧本也在艰难中产生。但王林最看重的还是被遭禁的《腹地》，为此他不惜把后半生的心血搭进去，一改就是30载。
“一有想法就写个修改提纲，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脑子完全混乱了。”王林越来越陷入自我怀疑。即便改革开放之后，他也从没想过是不是可以把最初版的重新出版，而是认定《腹地》必须得修改，按照“新思想”修改。偶尔，王林也会让子女帮自己誊抄《腹地》修改稿。而子女们却说，你改那个干什么?你知道那么多事， 写个回忆录多好!他们对父亲感到很失望。
在王林噤若寒蝉、唯恐疏漏的不断反省中，《腹地》全书几乎皆为败笔，无一是处。这种可怕的创作后遗症贯穿了王林后半生。他逐章反思着：“太压抑，不典型”，“妇女太落后”，“个人英雄主义”，“正面形象还没有树立起来”，“应当首先讲毛主席的井冈山的斗争”……
经过多年修改，新版《腹地》终于在王林去世后的一年(1985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王林至死也没能看到缠绕自己几十年、代表自己思想改造成果的新版《腹地》。新版与原生态的老《腹地》相比，已被他修改得面目皆非。共产党员终于都彻底高大起来，村里的人也都有了“喜神似的”相貌，反面人物则变得猥琐不堪。据王林长子王端阳说，修订本《腹地》，他读了几次都没读完，总觉得里面有“高大全”和“三突出”的东西，令人啼笑皆非。
王林病逝后，王端阳开始重新了解和认识父亲壮阔而坎坷的一生，并找出了家里保存的唯一一本1949年版的《腹地》。王端阳曾撰文：“我刚看了几章，就被强烈地震撼了。拿我现在的文艺观念来看，这是一部伟大的直接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之所以说它伟大，就在于两个字：真实。”但由于当初“左”的批判，“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父亲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也不断地试图用‘新的文艺思想’修改《腹地》，用他自己的话说‘几乎等于重写’，结果却是越改越糟。这真是一个悲剧!”
作为建国后第一个遭批判的作家，王林始终在不断校正自己，但却与真实的文学世界渐行渐远，由创作的巅峰状态跌入万劫不复的低谷。
2007年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之际，解放军出版社重新出版了1949年版《腹地》。广大读者和评论家对旧版小说好评如潮，说它是“解读和反思伟大抗日战争的第一笔”，“真实细腻的自然主义手法是《腹地》的灵魂”，“王林是位了不起的战地军旅作家”。
王林曾历任天津市总工会文教部部长，天津市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河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2009年11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天津作协和解放军出版社联合举办“纪念王林百年诞辰座谈会”，深切回顾了王林追求真理、矢志报国的一生，赞扬他以笔为枪投身革命的献身精神，充分肯定他坚持现实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杰出的文学成就。王林反映西安事变的长篇小说《叱咤风云》荣获鲁迅文学奖。由吕正操将军作序的《王林日记》也由于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并推出了7卷本《王林文集》。
“《腹地》事件”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悲剧，而且是中国文坛从此政治斗争连绵不断的一个缩影。这种“左”的批判曾给作家创作和文学事业带来惨痛的戕害。是金子总要闪光。当阴霾扫尽，王林，一个革命作家的名字和他用生命换来的作品，依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来源：《文史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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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情
星期五 六月 24, 2016 4:36 pm
分别听了两次关栋天杜镇杰演唱的这首京歌。感动之余把歌词记下以供共同欣赏——特注：两人演唱的词稍有出入。如有记录欠缺之处敬请指正。
地不分南北西东
人不分老少中青
跨越了千山万水
在今天我们相逢
一份唱不够
一份说不尽
如痴如醉的那份京剧情
京剧情
中华情
京剧情
神州情
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四海闻名
两百年文明的底蕴博大精深
灿若群星万魅生
演人间悲欢离合
唱古今亮节高风
一招一式见真功
一板一眼总关情
一轮明月圆了思乡梦
夜深沉魂牵游子情
告诉千山万水
告诉南北西东
让那千山万水铭记这次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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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和霍桑《红字》
星期五 六月 24, 2016 4:24 pm
摘要
纳撒尼尔·霍桑和肖斯塔科维奇要用一个短暂的抒情段落来结束强大的高潮段落，因为他们需要获得拯救，需要在越来越沉重或者越来越激烈的叙述里得到解脱。同时，这高潮之上的高潮，也是对整个叙述的酬谢，就像死对生的酬谢。
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中第一乐章的叙述，确切的说是第一乐章中著名的侵略插部与《红字》的叙述迎合到了一起，仿佛是两面互相凝视中的镜子，使一部音乐作品和一部文学作品都在对方的叙述里看到了自己的形象。肖斯塔科维奇让那个插部进展到了十分钟以上的长度，同时让里面没有音乐，或者说由没有音乐的管弦乐成分组成，一个单一曲调在鼓声里不断出现和不断消失，如同霍桑《红字》中单一的情绪主题的不断变奏。就像肖斯塔科维奇有时候会在叙述中放弃音乐一样，纳撒尼尔·霍桑同样也会放弃长篇小说中必要的故事的起伏，在这部似乎是一个短篇小说结构的长篇小说里，霍桑甚至放弃了叙述中惯用的对比，肖斯塔科维奇也在这个侵略插部中放弃了对比。接下来他们只能赤裸裸地去迎接一切叙述作品中最为有力的挑战，用渐强的方式将叙述进行下去。这两个人都做到了，他们从容不迫和举重若轻地使叙述在弱软中越来越强大。毫无疑问，这种渐强的方式是最为天真的方式，就像孩子的眼睛那样单纯，同时它又是最为有力的叙述，它所显示的不只是叙述者的技巧是否炉火纯青，当最后的高潮在叙述的渐强里逐步接近并且终于来到时，它就会显示出人生的重量和命运的空旷。
这样的方式使叙述之弦随时都会断裂似的绷紧了，在接近高潮的时候仿佛又在推开高潮，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培育着将要来到的高潮，使其越来越庞大和越来越沉重，因此当它最终来到时，就会像是末日的来临一样令人不知所措了。
肖斯塔科维奇给予了我们这样的经历，在那个几乎使人窒息的侵略插部里，他让鼓声反复敲响了175次，让主题在十一次的变奏里艰难前行。没有音乐的管弦乐和小鼓重复着来到和离去，并且让来到和离去的间隔越来越短暂，逐渐成为了瞬间的转换，最终肖斯塔科维奇取消了离去，使每一次的离去同时成为了来到。巨大的令人不安的音响犹如天空那样笼罩着我们，而且这样的声音还在源源不断地来到，天空似乎以压迫的方式正在迅速地缩小。高潮的来临常常意味着叙述的穷途末路，如何在高潮之上结束它，并且使它的叙述更高地扬起，而不是垂落下来，这样的考验显然是叙述作品的关键。
肖斯塔科维奇的叙述是让主部主题突然出现，这是一个尖锐的抒情段落，在那巨大可怕的音响之上生长起来。倾刻之间奇迹来到了，人们看到“轻”比“沉重”更加有力，仿佛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一道纤细的阳光瓦解了灾难那样。当那段抒情的弦乐尖锐地升起，轻轻地飘向空旷之中时，人们也就获得了高潮之上的高潮。肖斯塔科维奇证明了小段的抒情有能力覆盖任何巨大的旋律和任何激昂的节奏。下面要讨论的是霍桑的证明，在跌宕恢宏的篇章后面，短暂和安详的叙述将会出现什么，纳撒尼尔·霍桑证明了文学的叙述也同样如此。
几乎没有人不认为纳撒尼尔·霍桑在《红字》里创造了一段罗曼史，事实上也正是因为《红字》的出版，使纳撒尼尔摇身一变成为了浪漫主义作家，也让他找到了与爱伦·坡分道扬镳的机会，在此之前这两个人都在阴暗的屋子里编写着灵魂崩溃的故事。当然，《红字》不是一部甜蜜的和充满了幻想的罗曼史，而是忍受和忠诚的历史。用D·H·劳伦斯的话说，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间故事，却内含着地狱般的意义。”
海丝特·白兰和年轻的牧师丁梅斯代尔，他们的故事就像是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在勾引和上勾之后，或者说是在瞬间的相爱之后，就有了人类起源的神话同时也有了罪恶的神话。出于同样的理由，《红字》的故事里有了珠儿，一个精灵般的女孩，她成为了两个人短暂的幸福和长时期痛苦的根源。故事开始时已经是木已成舟，在清教盛行的新英格兰地区，海丝特·白兰没有丈夫存在的怀孕，使她进入了监狱，她在狱中生下了珠儿。这一天早晨──霍桑的叙述开始了──监狱外的市场上挤满了人，等待着海丝特·白兰──这个教区的败类和荡妇如何从监狱里走出来，人们议论纷纷，海丝特·白兰从此将在胸口戴上一个红色的A字，这是英文里“通奸”的第一个字母，她将在耻辱和罪恶中度过一生。然后，“身材修长，容恣完整优美到堂皇程度”的海丝特，怀抱着只有三个月的珠儿光彩照人地走出了监狱，全然不是“会在灾难的云雾里黯然失色的人”，而胸口的红字是“精美的红布制成的，四周有金线织成的细工剌绣和奇巧花样”。手握警棍的狱吏将海丝特带到了市场西侧的绞刑台，他要海丝特站在上面展览她的红字，直到午后一点钟为止。人们辱骂她，逼她说出谁是孩子的父亲，甚至让孩子真正的父亲──受人爱戴的丁梅斯代尔牧师上前劝说她说出真话来，她仍然回答：“我不愿意说。”然后她面色变成死灰，因为她看着自己深爱的人，她说：“我的孩子必要寻求一个天上的父亲;她永远也不会认识一个世上的父亲!”
这只是忍受的开始，在此后两百多页叙述的岁月里，海丝特经历着越来越残忍的自我折磨，而海丝特耻辱的同谋丁梅斯代尔，这位深怀宗教热情又极善辞令的年轻牧师也同样如此。在两个人的中间，纳撒尼尔·霍桑将罗格·齐灵窝斯插了进去，这位精通炼金术和医术的老人是海丝特真正的丈夫，他在失踪之后又突然回来了。霍桑的叙述使罗格·齐灵窝斯精通的似乎是心术，而不是炼金术。罗格·齐灵窝斯十分轻松地制服了海丝特，让海丝特发誓绝不泄露出他的真实身份。然后罗格·齐灵窝斯不断地去剌探丁梅斯代尔越来越脆弱的内心，折磨他，使他奄奄一息。从海丝特怀抱珠儿第一次走上绞刑台以后，霍桑的叙述开始了奇妙的内心历程，他让海丝特忍受的折磨和丁梅斯代尔忍受的折磨逐渐接近，最后重叠到了一起。霍桑的叙述和肖斯塔科维奇那个侵略插部的叙述，或者和拉威尔的《波莱罗》不谋而合，它们都是一个很长的，没有对比的，逐步增强的叙述。这是纳撒尼尔才华横溢的美好时光，他的叙述就像沉思中的形象，宁静和温柔，然而在这形象内部的动脉里，鲜血正在不断地冲击着心脏。如同肖斯塔科维奇的侵略插部和拉威尔的《波莱罗》都只有一个高潮，霍桑长达二百多页的《红字》也只有一个高潮，这似乎是所有渐强方式完成的叙述作品的命运，逐步增强的叙述就像是向上的山坡，一寸一寸的连接使它抵达顶峰。
《红字》的顶峰是在第二十三章，这一章的标题是“红字的显露”。事实上，叙述的高潮在第二十一章“新英格兰的节日”就开始了。在这里，纳撒尼尔·霍桑开始显示他驾驭大场面时从容不迫的才能。这一天，新来的州长将要上任，盛大的仪式成为了新英格兰地区的节日，霍桑让海丝特带着珠儿来到了市场，然后他的笔开始了不断的延伸，将市场上欢乐的气氛和杂乱的人群交叉起来，人们的服装显示了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使市场的欢乐显得色彩斑驳。在此背景下，霍桑让海丝特的内心洋溢着隐秘的欢乐，她看到了自己胸前的红字，她的神情里流露出了高傲，她在心里对所有的人说：“你们最后再看一次这个红字和佩戴红字的人吧!”因为她悄悄地在明天起航的船上预订了铺位，给自己和珠儿，也给年轻的牧师丁梅斯代尔。这位内心纯洁的人已经被阴暗的罗格·齐灵窝斯折磨得“又憔悴又孱弱”，海丝特感到他的生命似乎所剩无几了，于是她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告诉他和他同住一个屋檐下的老医生是什么人。然后，害怕和绝望的牧师在海丝特爱的力量感召下，终于有了逃离这个殖民地和彻底摆脱罗格·齐灵窝斯的勇气，他们想到了“海上广大的途径”，他们就是这样而来，明天他们也将这样离去，回到他们的故乡英格兰，或者去法国和德国，还有“令人愉快的意大利”，去开始他们真正的生活。
在市场上人群盲目的欢乐里，海丝特的欢乐才是真正的欢乐，纳撒尼尔·霍桑的叙述让其脱颖而出，犹如一个胜利的钢琴主题凌驾于众多的协奏之上。可是一个不谐和的音符出现了，海丝特看到那位衣服上佩戴着各色丝带的船长正和罗格·齐灵窝斯亲密地交谈，交谈结束之后船长走到了海丝特面前，告诉她罗格·齐灵窝斯也在船上预订了铺位。“海丝特虽然心里非常惊慌，却露出一种镇静的态度”，随后她看到她的丈夫站在远处向她微笑，这位阴险的医生“越过了那广大嘈杂的广场，透过人群的谈笑、各种思想、心情和兴致──把一种秘密的、可怕的用意传送过来。”
这时候，霍桑的叙述进入了第二十二章──“游行”。协奏曲轰然奏响，淹没了属于海丝特的钢琴主题。市场上欢声四起，在邻近的街道上，走来了军乐队和知事们与市民们的队伍，丁梅斯代尔牧师走在护卫队的后面，走在最为显赫的人中间，这一天他神采飞扬，“从来没有见过他步伐态度像现在随着队伍行进时那么有精神”，他们走向会议厅，年轻的牧师将要宣读一篇选举说教。海丝特看着他从自己前面走过。
霍桑的叙述出现了不安，不安的主题缠绕着海丝特，另一个阴暗的人物西宾斯夫人，这个丑陋的老妇人开始了对海丝特精神的压迫，她虽然不是罗格·齐灵窝斯的同谋，可是她一样给予了海丝特惊慌的折磨。在西宾斯夫人尖锐的大笑里，不安的叙述消散了。
欢乐又开始了，显赫的人已经走进了教堂，市民们也挤满了大堂，神圣的丁梅斯代尔牧师演讲的声音响了起来，“一种不可抵抗的情感”使海丝特靠近过去，可是到处站满了人，她只能在绞刑台旁得到自己的位置。牧师的声音“像音乐一般，传达出热情和激动，传达出激昂或温柔的情绪”，海丝特“那么热烈地倾听着”，“她捉到了那低低的音调，宛若向下沉落准备静息的风声一样;接着，当那声调逐渐增加甜蜜和力量上升起来的时候，她也随着上升，一直到那音量用一种严肃宏伟的氛围将她全身包裹住。”
霍桑将叙述的欢乐变成了叙述的神圣，一切都寂静了下来，只有丁梅斯代尔的声音雄辩地回响着，使所有的倾听者都感到“灵魂像浮在汹涌的海浪上一般升腾着”。这位遭受了七年的内心折磨，正在奄奄一息的年轻牧师，此刻仿佛将毕生的精力凝聚了起来，他开始经历起回光返照的短暂时光。而在他对面不远处的绞刑台旁，在这寂静的时刻，在牧师神圣的说教笼罩下的市场上，海丝特再次听到那个不谐和的音符，使叙述的神圣被迫中断。那位一无所知的船长，再一次成为罗格·齐灵窝斯阴谋的传达者，而且他是通过另一位无知者珠儿完成了传达。海丝特“心里发生一种可怕的苦恼”，七年的痛苦、折磨和煎熬所换来的唯一希望，那个属于明天“海上广大的途径”的希望，正在可怕地消失，罗格·齐灵窝斯的罪恶将会永久占有他们。此刻沉浸在自己神圣声音中的丁梅斯代尔，对此一无所知。
然后，叙述中高潮的章节“红字的显露”来到了。丁梅斯代尔的声音终于停止了，叙述恢复了欢乐的协奏，“街道和市场上，四面八方都有人在赞美牧师。他的听众，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认为强过于旁人的见解尽情吐露之后，才得安静。他们一致保证，从来没有过一个演讲的人像他今天这样，有过如此明智，如此崇高，如此神圣的精神。”接下去，在音乐的呜响和护卫队整齐的步伐里，丁梅斯代尔和州长，知事，还有一切有地位有名望的人，从教堂里走了出来，走向市政厅盛大的晚宴。霍桑此刻的叙述成为了华彩的段落，他似乎忘记了叙述中原有的节拍，开始了尽情的渲染，让“狂风的呼啸，霹雳的雷呜，海洋的怒吼”这些奢侈的比喻接踵而来，随后又让“新英格兰的土地上”这样的句式排比着出现，于是欢乐的气氛在市场上茁壮成长和生生不息。
随即一个不安的乐句轻轻出现了，人们看到牧师的脸上有“一种死灰颜色，几乎不像是一个活人的面孔”，牧师踉跄地走着，随时都会倒地似的。尽管如此，这位“智力和情感退潮后”的牧师，仍然颤抖着断然推开老牧师威尔逊的搀扶，他脸上流露出的神色使新任的州长深感不安，使他不敢上前去扶持。这个“肉体衰弱”的不安乐句缓慢地前行着，来到了绞刑台前，海丝特和珠儿的出现使它立刻激昂了起来。丁梅斯代尔向她们伸出了双臂，轻声叫出她们的名字，他的脸上出现了“温柔和奇异的胜利表情”，他刚才推开老牧师威尔逊的颤抖的手，此刻向海丝特发出了救援的呼叫。海丝特“像被不可避免的的命运推动着”走向了年轻的牧师，“伸出胳膊来搀扶他，走近刑台，踏上阶梯”。
就在这高高的刑台上，霍桑的叙述走到了高潮。在死一般的寂静里，属于丁梅斯代尔的乐句尖锐地剌向了空中。他说：“感谢领我到此地来的上帝!”然后他悄悄对海丝特说：“这不是更好吗。”纳撒尼尔·霍桑的叙述让丁梅斯代尔作出了勇敢的选择，不是通过“海上广大的途径”逃走，而是站到了七年前海丝特怀抱珠儿最初忍受耻辱的刑台之上，七年来他在自己的内心里遭受着同样的耻辱，现在他要释放它们，于是火山爆发了。他让市场上目瞪口呆的人们明白，七年前他们在这里逼迫海丝特说出的那个人就是他。此刻，丁梅斯代尔的乐句已经没有了不安，它变得异常地强大和尖锐，将属于市场上人群的协奏彻底驱赶，以王者的恣态孤独地回旋着。丁梅斯代尔用他生命里最后的声音告诉人们：海丝特胸前的红字只是他自己胸口红字的一个影子。接着，“他痉挛地用着力，扯开了他胸前的牧师的饰带。”让人们看清楚了，在他胸口的皮肉上烙着一个红色的A字。随后他倒了下去。叙述的高潮来到了顶峰，一切事物都被推到了极端，一切情感也都开始走头无路。
这时候，纳撒尼尔·霍桑显示出了和肖斯塔科维奇同样的体验，如同“侵略插部”中小段的抒情覆盖了巨大的旋律，建立了高潮之上的高潮那样，霍桑在此后的叙述突然显得极其安详。他让海丝特俯下面孔，靠近丁梅斯代尔的脸，在年轻的牧师告别人世之际，完成了他们最后的语言。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最后的对话是如此感人，里面没有痛苦、没有悲伤、也没有怨恨，只有短暂的琴声如诉般的安详。因为就在刚才的高潮段落叙述里，《红字》中所有的痛苦、悲伤和怨恨都得到了凝聚，已经成为了强大的压迫，压迫着霍桑全部的叙述。可是纳撒尼尔让叙述继续前进，因为还有着难以言传的温柔没有表达，这样的温柔紧接着刚才的激昂，同时也覆盖了刚才的激昂。在这安详和温柔的小小段落里，霍桑让前面二百多页逐渐聚集起来的情感，那些使叙述已经不堪重负的巨大情感，在瞬间获得了释放。这就是纳撒尼尔·霍桑，也是肖斯塔科维奇为什么要用一个短暂的抒情段落来结束强大的高潮段落，因为他们需要获得拯救，需要在越来越沉重或者越来越激烈的叙述里得到解脱。同时，这高潮之上的高潮，也是对整个叙述的酬谢，就像死对生的酬谢。
来源：西方音乐评论 作者：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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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祥京：何顿与路遥文学奖
星期一 六月 13, 2016 8:36 am
摘要
何顿的《黄埔四期》却不一样，翻开第一页后，让人欲罢不能，一直让人读到生理极限。我五天三夜就读完了全篇近百万字，可何顿却整整写了六年。
路遥文学奖2015年年度奖终于2016年6月12日举行了颁奖仪式，获奖者为湖南作家何顿。我除了欣慰便是祝贺。
路遥文学奖是为了纪念英年早逝的著名作家路遥设立的年度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奖。由路遥生前好友高玉涛于2012年筹备、2013年1月8日创建，路遥文学奖研究中心主办，2014年1月8日在北京大学开评，由中国著名高校、著名文学期刊等文学权威机构资深文学批评家、文艺评论家组成“评委会”评审。首两届获奖小说为《活着之上》、《黄埔四期》。
路遥文学奖面向整个汉语文学写作，旨在坚守现实主义文学理想，鼓励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致力于提高汉语作家对社会现实的重视与关注，推动汉语文学发展。
2015年12月3日，第二届路遥文学奖在京揭晓，经过萧夏林、鲁大光、邵燕君等9位年终评委投票，湖南作家何顿的长篇小说《黄埔四期》以4票当选榜首。
这部小说之前只在《收获》杂志上发表部分内容，希望这次获奖能够促进单行本的顺利出版。第二届路遥文学奖的终评委有9位，包括于慈江、孙民乐、邵燕君、赵勇、黄发有、萧夏林、王向晖、鲁大光、陈锟，文学评论家李建军、解玺璋、杨新岚等担任观察员。
入围年度评选的作品有6部：第一季度的冠亚军陶纯《一座营盘》和王华《花村》，第二季度冠亚军何顿《黄埔四期》和次仁罗布《祭语风中》，第三季度冠亚军陈永和《一九七九年纪事》和周瑄璞《多湾》。经过评委投票，何顿的《黄埔四期》获得4票位列榜首，《一座营盘》和《祭语风中》各有2票，《多湾》获得1票。
评委们认为该季度长篇小说的问题依然是叙述大于描写，中篇小说长篇化，纪实高于文学，重复无新意，新闻大于文学等，无论长篇小说的内容，还是形式，第三季度都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好作品。恰恰，何顿的《黄埔四期》的文学性打动了评委，现实主义的写作技巧也更胜一筹。
何顿的《黄埔四期》能夺年冠很不容易。
值得注意的是，何顿的《黄埔四期》原稿总计有100余万字，经修改删节后仅剩78万字，此前在《收获》杂志长篇专号上也只刊登了45万字，该长篇并未正式出版小说单行本。评委萧夏林称，评委会得知《收获》只是刊登部分内容后，评委又看电子版全本小说。“目前还没出版单行本，依靠刊物发表的删节本和电子版全文获奖。但是，这不影响路遥文学奖的评选。只要作品发表了，就获得了路遥文学奖的评选资格。即使作品发表在网络上，只要作品过硬，路遥文学奖也会青睐。”这正是路遥文学奖的可贵之处。
路遥文学奖还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民间组织，他们的目标就是民间机构，非盈利的，纯公益的，没有任何商业性质的。在这一点上，它与“官办”机构完全是两码子事，民办姓“民”，公民的“民”。
路遥文学奖的发起人高玉涛也是文学爱好者，他的执着与良知使他对现在的文学现状忧虑重重，尤其那些胡编乱造的、躲避矛盾的、脱离现实的、宣泄个人情绪的“新八股”作品让人失望，而且今天文学越来越边缘化，不能给人道义上的启蒙，令人恶心的文字还有不少。高玉涛的坚韧不拔的意志使他成功地设立了路遥文学奖。
高玉涛等人以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胸怀在做一项公益的文学文化事业，这对促进中国的文学文化的变革与繁荣有着深远的意义，同时也可促进中国文化产业走向世界，得到全人类的认同。
何顿的《黄埔四期》获得第二届路遥文学奖并非偶然。
《黄埔四期》的初稿洋洋百万字，第一次书写黄埔四期一代精英，两个家族在国共两个历史时代，从青春报国，尤其抗战到内战，由投诚到土改文革，由改革开放到耄耋而死，历尽战争辉煌苦恼和家族苦难的命运。小说叙事宏阔，自由从容，举重若轻，用最朴实的现实主义笔法，书写历史，塑造人物，悲壮处悲壮，温柔处温柔，欢喜处欢喜，悲切处悲切，决绝处决绝，小说在书写大中国历史真相和中华民族悲剧命运之时，强烈书写了黄埔四期两个英杰人个人和家庭的从天堂到地狱的悲剧命运，彰显了现实主义最强大的文学能力，更展现了现实主义文学天下无敌的永恒魅力。
何先生虽勤奋，也不算高产作家，高产的东西不一定是好东西，尤其是“抗战类”题材小说，要不被写成“抗日神剧”，要不冗繁的文字枯燥无味，只能当成催眠剂。何顿的《黄埔四期》却不一样，翻开第一页后，让人欲罢不能，一直让人读到生理极限。我五天三夜就读完了全篇近百万字，可何顿却整整写了六年。
本人作为小说主角之一的家属，为他提供过不少史实资料，讲述过父辈们的奇闻趣事，甚至陪同何顿驾车不远万里去寻访抗战先辈们的抗战足迹。早几年，我们还从湖北石牌跑到云南的高黎贡山，腾南、缅北，大半个中国的抗战旧址几乎跑遍了。他还耐心地访问了幸存的抗战老兵、及抗战土司的后裔。何顿写东西总是溯流而上觅源头或登珠峰瞰全境，其思路开阔，决不闭门造车。
作为何顿长篇小说《黄埔四期》的第一读者，想不吭声也无法压抑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因为该书主角之一的谢乃常就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立主采用的、家父报考黄埔军校的实名。家父谢乃常的前半生无疑是亲共的，并和那些地下党员混到称兄道弟的地步。我们的父辈，对待共产党人的感情很复杂，甚至很微妙，受父辈的影响，还曾为父亲的选择而沾沾自喜。世界在变化，人也在变化，普世价值让我们有所反思、反省，至少今天明白了这个世界上什么叫洗脑?什么叫忽悠?一个行将就木之人连这个简单的道理还不明白，那才真叫人生的悲哀。
毫无疑问，何顿先生是写作抗战类小说的高手，我虽不懂文学的含义，也能感觉到作者的语言幽默犀利，小说在描写功力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真实历史的缺席，也让中国失去了塑造国家英雄的机会。走在英国伦敦的大街和公园，随处可见二战将领和士兵的雕像，下面摆着花环，随时有人祭奠瞻仰。不分族群与党派，为反法西斯战争牺牲的将军士兵都能得到民众的敬仰，这极大地增加了民众的国家认同。而这些超越党派与政争的国家纪念，我们做得远远不够，愧对先人。
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咱们的父辈们在写检讨以及个人回忆这类史料中，总有一些无可奈何的违心自责与谬误，也难免记忆不周，还有主观成见或为名人友人亲人讳。这些，何顿先生凭借敏锐的嗅觉，努力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甄别，在小说中处理得很好。
作家何顿当然是知识分子。美国的萨义德在他著名的《知识分子论》里讲，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敢于对权势说“不”。权势这两个字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是有权者，一个是势。民意也是一种势，代表了一种潮流。传统中国讲究“天命”和“天意”，现代社会没有天了，开始讲究潮流和时势。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也”，但，这些“识时务者的俊杰”通常都是顺潮流的“滑头”，有良心的作家是特立独行之人，往往既不刻意反潮流，也不刻意追潮流，是能够在各种权势、潮流里保持独立、头脑清醒的人。
何顿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王小波曾在《沉默的大多数》中引用过《铁皮鼓》的故事，他觉得这个小孩太神奇能不长大，而我们只能不说话。王小波曾对格拉斯推崇备至，认为他是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者之一。他在文章《小说的艺术》中写道：“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是：卡尔维诺、尤瑟纳尔、君特·格拉斯。
86岁的格拉斯曾对德国媒体表示，因为身体原因将无法再创作长篇小说，写作不再是他的主业，他把大量时间用在画画上。他表示自己将专心画水彩画，把画画当成“一个新的开始”。何顿先生恰恰相反，他原来的专业就是美术。写作的潜质突破了大洋之面，就像一艘核能潜艇，乘风破浪，不可收拾。
1959年，格拉斯的小说处女作《铁皮鼓》遭到评论界的强烈批评，愤怒的参议员们拒绝授予他布莱曼文学奖，小说在杜塞尔多夫被焚烧，却成为了全球畅销书。何顿先生的《黄埔四期》或许也会遭到社会上的非议，这是不容置疑的。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即使出版抗战类书籍也不容易。审读制度的苛刻，对名人也不例外，审读人也有审读人的难处。当然,其它因素亦可影响到作品是否能顺利出笼。《黄埔四期》也同样坎坷，好在当今出版社的领导人也比过去开明开放多了，这也是道义所在。庙堂之上的人也明白：一成不变的“审读制度”只能让中国的“文学”永远呆在死胡同。
不是上了《人民文学》，上了《收获》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关键还得有一个是非观。一个开放的法制社会，真正的自由撰稿人，从不靠什么头衔吃饭，全凭稿费糊口，不像我们可爱的的国度，从上到下还有什么“作家协会”，由纳税人的钱把他们包养起来，被包养的文人提起笔来，谁不会掂量掂量应该歌颂谁?若是被包的二奶,时不时还敢去和小白脸偷情,御用的文人连这点勇气也没有。何顿先生无疑亦属“二奶”之列，但他却是少有的出墙之杏。
知识分子自身的逻辑是遵从自身知识的良心，以及对人道的良心。
知识分子是“文人”。我讲文人可以相轻，但不能缺德。往往在解释中国这个复杂社会时，要求我们有足够的知识、我们知道的历史真相太少,太少。
何顿先生的小说总离不开“性”。有人称何顿是“痞子作家”，我倒不认为他一定风流,风流不一定是才子，才子风流也不尽然。我倒主张随缘就好。风流不下流，已是好男人，不必苛求，因为十个男人九个坏。
何顿的文笔在重墨之处，往往是一气呵成，很有底气，也文气十足，但坏气也十足。读他的文章，妙趣就在于插科打诨中偏见至性至纯，乡土话连篇，与莫言—样显现丰乳肥臀，有的甚至更浑。
剪不断理还乱。有些人对学者们一提到“性”就郁闷、反感、厌恶、甚至惧怕，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理解。“理解”是宽容的代词，常说“理解万岁”就是这个道理，这更说明了性启蒙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这不是她(他)们的错，错就错在“传统”社会，错就错在中国教育的失败，错就错在庙堂之上的大人们台上的道貌岸然。
我毫不掩饰家父既是战场上浴血拼搏的抗战老兵，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风流将军”。 何顿先生在“黄埔四期”动笔之前，我曾承诺过好友何顿放开写，放手写，我只会为精彩段落喝彩，不会与小说人物对号入座。我最鄙视的就是树假典型，哪个主角不是“高大全”?如果仅仅是为了卖萌，假发、假牙、假乳房更令人恶心。
在何顿的《黄埔四期》小说中，谁都不是完人，这才是人写的东西。
就英杰而言，若引经据典，陈平盗嫂仍然是一代名相，真正的完人是不存在的，只要在道德范围之内，其实都是能够容忍的。如果都带着显微镜看人，一定要评出个对错出来，如《黄埔四期》中描写的张灵甫将军乃国军中的抗日将领，这不可否认，但是一切的纷争其实都来源于要的是个抗日完人，将军也有七情六欲，是个人更会有性格缺陷，所以黑将军的人黑有缺陷，就觉得这不符合完人将军的形象，粉将军的人认为将军就是个完人，所以要和黑者争执，这就是问题所在，谁都不是完人，只要在爱国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又不欺压百姓，这都值得敬佩。
随着2015年9月3日天安门大阅兵的身影逐渐淡去，有关抗战史学的讨论却并未烟消云散。这个话题从抗战结束后就开始讨论，争议了七十年，现在看起来也没有争论终结的希望。学术范围内的讨论，可以使研究更接近真实状况，都是值得赞扬的。
我们的父亲无疑是抗战老兵。
如果我们的父辈也算“抗战英雄”，“枪林弹雨”的几十年、“腥风血雨”的几十年，父亲常有尴尬。
在十年之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为我们家属补发了父辈(谢乃常与文于一)应享受的荣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对父辈的在天之灵亦是一种慰籍，对家属也是一种荣光。这无疑也是历史的进步。
何顿写小说又不等同司马迁著《史记》。小说有小说的特征，没有想像力，没有引伸，没有恰当的夸张技巧，那也不叫小说了。
文学允许虚构，历史是真实的，“虚构的”形式如何能让“真实的”历史到场?只能是“虚构的真实”罢了。虚构的真实当然不是真实本身，如《黄埔四期》描写的主要人物都是客观存在的，前后几十年的打拼也有事实依据，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小说里描写的那些人物，那些人物的语言、行为、思想状态，一句话，细节，确实是彼时彼地的细节吗?肯定不是。但我们也就能够从这些魅力无穷的细节中找回尘封历史的真实一面。
推介“主线”真实的抗战小说还是对民众最好的一种启蒙形式。引用冯唐的“金线论”：“文学的标准的确很难量化，但是文学的确有一条金线，一部作品达到了就是达到了，没达到就是没达到，对于门外人，若隐若现，对于明眼人，一清二楚，洞若观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之心’。何顿先生几部抗战小说的脉络始终都沿着抗战史实这条“金线”，尽情泼墨，发挥得淋漓尽致。
好文章，好本本的面世，只是“时差”问题，金子总会发光的。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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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毅然：早期留美生轶闻
星期三 六月 08, 2016 8:20 am
摘要
政府对留美幼童提出契约：你们对中国政府负有责任，留学期间不准加入美国国籍、不准加入外国宗教、不准为个人利益终止学业，留美期间每天必须学习中文与儒经，学成后务必回国服务。同时规定不得学医学、传教等科，只能学实业。甚至连地理、钢琴、诗歌也认为不必学。
【留美初兴】
我国留美始于1840年代，起初纯属民间行为。第一批留学生中的三位——容闳、黄胜、黄宽，均为澳门马礼逊教会学校的学生。1847年1月5日，校长布朗博士因病归国，希望能带3至5名中国学生留美。此举得到香港基督教会教友的资助，向每位留美生提供两年的留学经费与赡家费用。当布朗校长宣布此事，40余名中国学生均默然无声，只有贫家子弟容闳等三人起立。当时国人对海外几无所知，只听说到了海外，美国野人会剥掉人皮换上狗皮，弄成“四不像”，再送去展览。容闳等三人亦非大智大勇，他们怀揣疑虑踏上征途，只希望学点西方的技能，好赚钱养家。
1870年，曾国藩被从美国归来的容闳说动，由容闳具体落实选派学童留美。洋务派之所以决定派童留美而非留欧，乃当时朝野认为美国对中国最友好，而且美国的学问比欧洲更实用，其工业化发展迅速。1871年9月3日，曾国藩、李鸿章奏请选派幼童留美，从海关收入中拨留专款。9月9日即获旨批准，决定挑选120名少年，分四批留美。此为清政府首批派出留学生，最小者10岁，最大者16岁，平均年龄才12岁。之所以将年龄定于12到16岁，乃因计划留学时间为15年，“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被选幼童大部分来自东南沿海，广东84名(占70%)、江苏22名(占18%)、浙江8名、安徽3名、福建两名、山东一名。(钱钢、胡劲草《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转引自2004年5月1日《文汇报》)之所以多为粤籍，半因容闳老家是香山籍(今珠海)——并非容闳刻意“泽被乡梓”，实为无法完成名额，容闳只得动员亲朋好友。
尽管留美免除一切费用，毕业后再提供游学欧美两年的经费，归国后还得经总理衙门衡量后方能录用。留美幼童李恩富，1886年在美国出版的《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一书中，记述了当时的招生实况：“几乎没有哪家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一个远得根本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国家，而且时间是如此之长。更主要的是，那个国家据传说住的是一些尚未开化的野蛮人。”120名留美幼童中，无一名八旗子弟，亦无一位汉人高官之后。
留美幼童分四批渡洋，在旧金山登岸，再用7天乘火车横穿美国大陆，先后抵达新英格兰，入住40余户美国家庭。他们目标远大，学习刻苦，部分学生用10年就完成了15年的课程。《纽约时报》评曰：“中国幼童机警好学、聪明智慧。像由古老亚洲帝国来的幼童那样能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业有成，我们美国子弟是无法达到的。”
此时，清政府对留美幼童提出契约：你们对中国政府负有责任，留学期间不准加入美国国籍、不准加入外国宗教、不准为个人利益终止学业，留美期间每天必须学习中文与儒经，学成后务必回国服务。同时规定不得学医学、传教等科，只能学实业。甚至连地理、钢琴、诗歌也认为不必学。
1881年，留美幼童返沪，没有迎接的笑脸和鲜花，被称为“番书仔”，由水兵押往上海道衙，审查后被分派各地充任翻译，月银仅四两。其中41人分配到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大沽鱼雷局等海军系统。1884年8月23日的中法“马尾海战”中，留美生6人参战，4人牺牲。1888年成立北洋水师，一批留美生成为中国最早的海军军官。1894年甲午海战，北洋留美生或死或伤，或俘或黜，李鸿章数十年心血组建的北洋水师毁于一旦。
【“北大的五大臣”】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官费及私人资助的增加，留美生名额有所递增。工商业家穆藕初，在一战中办纺织业发了大财，捐了一笔款给北京大学，指定送五位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罗家伦、康白情、汪敬熙、段锡朋、周炳琳留美。这笔私人捐助高于一般官费，其时的官费生每人每月90美元，穆藕初给的费用则是每人每月120美元。清末时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有人便戏称这五位留美生为“北大的五大臣”。
遴选时，还有一名备选生孟寿椿，囿于名额无法成行。为此，“五大臣”自愿每月减至100美元，省下的钱凑成一个名额给孟寿椿，成了“六大臣”。六人中，段锡朋、周炳琳上了纽约的哥伦比亚研究院，罗家伦上了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1919年，冯友兰作为河南唯一留美补缺名额得到官费，也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当时美国大学上本科很难，上研究院反而容易，毋需任何考试;北大乃美国承认的大学，持北大文凭就能入学全美各大学研究院。
此时的清华学生赴美前也有“恐洋症”。1922年，闻一多赴美前与梁实秋讨论，像他们这样的人，到了有“汽车王国”之称的美国，会不会被汽车撞死?后来，闻一多从美国寄回的第一封信，头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接着劝梁实秋出来开开眼界。早在1915年，梁实秋报考清华学校时，就曾被家里人百般阻挠，梁父梁咸熙还是前清秀才、同文馆英文班首届生，祖母得知孙子要考清华，急得大哭——要捆起铺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寻常之事;况且在这个学校待满8年后，还要漂洋过海到新大陆去求学，更是难以想象的事。
1917年，哈佛大学文理科的学费标准为每年250美元，商科400美元一年，弗吉尼亚州立大学40美元一年。清华留美生不论何地何校，一律缴纳生活费60美元/月(后增至80美元)。实际伙食费的开销，即便三餐均去校园周边的中等餐馆，每月30美元足矣。《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4)》，三联书店1995年版][page]
【留美男生的三个等级】
在当时的留美生中，分为两大派，一派以北大生为典型，一派以清华生为典型。清华生专业知识扎实，英语流利，社交活跃，衣冠整齐，但对中国的事情知之甚少，对政治不感兴趣;另有一小部分属于“生活享乐型”：泡吧喝酒、学跳交际舞、追求异性谈恋爱。相较起来，北大生的优势更明显一点，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较多，关心世界政局，而缺点是英文底子差，社交不行，穿戴落伍。
留美生的性别比率较为悬殊，女生的人数不足总人数的1/10，“资源”有限，导致追求者之间竞争激烈。留美生中流传一则笑话：谈一次恋爱一年睡不着觉。因为看中一位满意的对象，先是闹单相思，三个月辗转反复睡不着觉;接着展开追求，三个月忙得睡不着觉;终于有点成功的希望，三个月喜欢得睡不着觉;最后恋情告吹，前功尽弃，三个月气得睡不着觉。冯友兰说：“这虽然是夸大其词，但是搞恋爱确实是极其麻烦的事。”(《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
再据吴宓留美时的日记，1919年第一批留美女生为留美男生划了三个等级：
其人物漂亮，才貌双全，衣饰华丽，名誉远播，善交际、工应酬，多自命政治家，奔走活泼，而尤喜与女学生周旋者，为上等。
其学问渊博，成绩优美，然衣饰朴素，相貌丑老，不事修饰，亦不善交际，安静自守，终日苦读，终其身只可为学者为文士;然喜言道德，性情兀傲，见女学生尤冷如冰雪，不假词色，如是者为下等。
而其介于二者之间，学问、相貌、交际、能力、仪容、举止，均非甚优，亦非甚劣，一切皆在平均之数，谓之庸庸碌碌固可，谓之行事适中，合乎人情，亦可。其于女学生则不即不离，虽不常往来，而间亦同跳舞看戏，和蔼可亲，此则为中等。
三者之中，上等为“得意人”，女学生虽爱之悦之而甚畏之。畏之者，以其飞扬跋扈，用情不专，又胆大能有为。若女学生与之交际过密，恐有堕其术中者;及既失足之后，或则得新而弃旧，转眼若无所顾恋，或其家有糟糠，而又骗得美妻，徒贻后悔而误终身，故女学生不敢嫁之也。下等为“可怜虫”，女学生鄙弃不屑，亦不愿嫁之。惟中等则女学生所最赏识者，既悦其和易近人，又不疑其有他，可托终身，故皆乐嫁之，云云。[《吴宓日记》第四册(1928～1929)]
吴宓好友，同为清华留美生的朱君毅，曾入霍普金斯大学攻读教育统计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留美学生成功要素研究》相当有趣，他利用吴宓提供的《游美回国同学录》，记载了1917年前中国留美学成回国的学生之详细资料，多达278人。朱君毅利用这些资料，第一步先估算每人成功的事实，将留美回国分布在政界、军界、工商界、学界、艺术界等各方人士划定等级，制定分数。以政界为例，国务总理最高，为90分，科员最低，为50分。第二步，把成功的因素划分为五类，即家世(家庭出身)、财产状况、身体状况、办事能力和交际才能。第三步，把278人的五类成功因素与成功的事实联系起来，制订统计表，再各项加分，判定这些因素在一个人的成功中各占多高的比例。此项研究，无论是研究选题还是研究方法，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处于前沿的。
1921年，很有交际能力的留美生蔡竞平(1915年清华毕业生，后为清华校友会总干事)，亦根据朱君毅的统计法，就男女之恋爱与婚姻，以及如何取悦对方等列出五种条件，并根据经验打出各项条件所占百分比，也制成表格《爱情衡》，并附上详细说明，刊载于《留美学生季报》。陈寅恪阅后，戏诗一首：“文豪新制《爱情衡》，公式方程大发明;始悟同乡女医士，挺生不救救苍生。”
“挺生不救救苍生”一句，说的是1911年的清华留美生卫挺生，湖北枣阳人，曾获哈佛商业管理、文学双硕士。学成后不愿回国，入美银行任微职维持生计，同时追求哈佛医学院江西籍女学生邹邦梁。邹邦梁的姐姐邹邦元早年亦留美习医，回国后立志不嫁，并于九江开设医院多年。邹邦梁从哈佛医学院毕业后，任美国医院的助理医生，受姐姐影响，也作了终身不嫁的打算。卫挺生苦爱邹邦梁，殷勤追逐，却数年未果。因为他身长瘦削，又一脸麻子，没有什么钱，好交际，却爱炫耀，“终不能为女子所喜也”。陈寅恪写的那句诗，便意在讥讽卫挺生。据吴宓言：“其后卫君回国，至北京，则职业婚姻两皆易得，并甚满意。”卫挺生回国后，娶了一留日女生，于南京高师任教，并参与筹办国立东南大学。
【老生如何欢迎新生】
“拖尸”(英文“toss”，抛掷、扰乱之意)乃美国大学校园的保留节目之一，是老生对新生表示欢迎的特殊方式。拖尸”即新生入校后不久，老生深夜入室，将熟睡中的新生连人带被卷起，左右晃动几次，然后抛空落地，一般被“拖”的新生直到跌仰在地，才从梦中惊醒。新生被戏弄，只能相对苦笑，尴尬自嘲。因为这是老生表达热情的方式，新生无法也不能发作。
“拖尸”作为“引进项目”，也被留美生带回了中国。清华老生对新生亦采用这一习俗，但似乎有所改进。1934年，姚依林入学清华，在体育馆报到后，被带入高班生围成的圆圈内，必须完成各种动作才予放行，如不服从，即被高高架起抛入游泳池。姚依林得到的指令是用鼻顶球，必须趴在地上才能完成，惹得一群高班生大笑。其他几位不情愿的新生，最后都被一一架起抛入泳池。“拖尸”之风之所以得到延续，一则老生在新生面前可以显摆一把，也让新生明白在老生面前必须“长幼有序”。而且，等新生熬成老生，可去“拖”后面新生的“尸”，从下届新生那儿找回点补偿。
民国初年的留美生，对学位绝不像今天那么看重，不少人顺着兴趣随便选课，拿到硕士学位就够了，有的人甚至连硕士都不要。至于博士学位，一般都不怎么向往，因为难度较大。如要获得博士学位，必须完成一些并无多少实用价值的规定课程。例如外语，英文在美国不算外语，想拿博士学位必须掌握两门外语，对于中国学生而言，便是在学习英语之外还要再学习两种外语。有些学校还承认中文算外语的其中一门，有些学校则不承认。
冯友兰之所以攻读哲学博士，是因为他有一个指导思想：“我的想法是，学校所规定的那些要求，就是一个学习方案，它所以那样规定，总有一个道理。照着那个方案学习，总比没有计划，随便乱抓，要好一点。”(《三松堂自序》)可见，对少不更事的学生来说，尊重前人经验，按着教学计划去学，循径而入，拾级而上，可避免抓瞎走弯路。尤其对讲究整体基础性的人文学科，“师傅领进门”的方式事实上最快最短，效果也最好。冯友兰这一求学心得，核心即在于尊重前人经验。
1904年，入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青年顾维钧，主修国际政治。他发现课程表里有一门必修的矿物学，大惑不解，便跑去问教务长：“是不是排错了?”教务长回答：“没排错。”顾维钧更疑惑了，再问：“我们学政治的为什么要修矿物学，既没用又枯燥。”教务长回答：“你面对一门又没用又枯燥的学问，用耐心将它学会，这就是教育的目的之一。”教育心理学认为：从小培养孩童的耐心乃教育目标之一。有了耐心才可能拴系毅力，若是心浮气躁，何谈能有其它作为?可见，欧美教育界很早就注意到耐心对求学与人生的重要性了。
【“一江春水向东流”】
1949年前的中国留洋生，根本不用担心“一江春水向西流”，一个个都倦鸟思归，异国再大的诱惑都留不住他们。据1937年的“清华留美同学录”所载1152人中，学成回国者1131人，回国率高达98%以上。哈佛哲学博士李济即言：
一般说来，做留学生的人都想学点什么，以备回国服务，很少(我不能说没有)预备在美国居住下去。所以在那个时候，每个留学生都有一定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在美国学一点新东西，预备回国以后能对社会对国家尽一点责任。我就是在这种风气中，度过了我的留学生生活。(《李济文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940年，留英6年的杨宪益拿到牛津荣誉学士后，接到两份聘书：一为哈佛大学中文助教、二为西南联大拉丁文教席。但杨宪益还是想回国，便带着英籍姑娘戴乃迭回来了。1948年初，冯友兰回国，在夏威夷过海关，美方验关员见他的签证为“永久居留”，便善意地提醒道：“你可以保存这个签证，什么时候再到美国来都可以用。”冯答：“不用了。”遂将签证交还验关员。多少人求之不得的美国签证，冯友兰就这么轻易放弃了。
那时的留学生之所以学成必归，除了思乡爱国，经济基础亦是一大原因。1999年季羡林接受杨澜采访，说：“他们(留洋归来者)回来后在国内的生活水平是高级的，所拿的工资300块‘大头’、400块‘大头’，那是很高级了。反正起码不比国外低。”1980年代的留学生就没了这份经济基础，回国工作经济损失很大。季羡林说：“我们现在教授工资只等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1个月工资的1%。”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来源：《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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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怎样“批判”家用电器？
星期三 六月 08, 2016 7:17 am
当国人对马桶盖趋之若鹜，哲学家怎样思考家用电器？
家庭中的机器看上去是非强制性的，看上去人们可以主动地选择它，就像人们打开电视或者电脑好像是自主的。但是，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乃至电脑已经控制了人们的生活，或者说，它们嵌入了生活从而构成了生活本身。
这是刚出版不久的《论家用电器》中描述的，这是一本令人惊奇的书，作者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汪民安。
我们的生活陷在家用电器的网络中，却甚少反省这些家用电器带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相当深刻的，既影响到家庭空间部署，又影响到家庭伦理关系。“事实上，家庭伦理和家庭空间密切相关。”
汪民安将家用电器作为传记的对象，揭露了洗衣机、电冰箱、手机、电视机等电器在家庭生活中所展现的空间权力结构。
那么这是一本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机器之作吗？在澎湃新闻的专访中，他告诉记者，他并不喜欢批判，但喜欢怀疑。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您在写家用电器时并没有使用很多外部的政治经济分析，而旧作《现代家庭的空间生产》里面还是比较多的，您是怎么考虑的？因为很多“物”是一个时代的产物，“物”的生与死很多时候是一个时代决定的……
汪民安：是的，我没有使用外部的政治经济分析。我理解你说的外部分析，就是强调物是如何被时代生产出来的，又是如何被时代和历史所淘汰的。这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的朋友徐敏有几篇谈论这样问题的文章非常精彩。比如他分析录像机是如何走私进来的，如何在中国普及的，又是如何在几年之内被快速地淘汰的，还有与之相关的录像厅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等等，他的文章充满了大量的数据和历史调查，非常具有说服力。这些研究从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我要说的是，完全不同于时下众多回忆80年代的角度——展开了对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分析。但我的意图有点不一样，我强调的是对机器的使用，尤其是在家庭中使用这些机器的经验。我把这些机器尽可能限制在家庭空间之内。这也是我将自己局限在家用电器方面的原因。我不仅想表明，这些家用电器带给个人什么样的影响，而且还试图表明，它对家庭产生什么影响，不仅对家庭的伦理关系，而且对家庭的空间关系诸如家庭的部署等等产生什么影响。事实上，家庭伦理和家庭空间密切相关。不过，我并没有对此做大规模的社会考察，我无意于此，也不擅长与此。我是从自己的个人经验出发来展开我的论述的。这次，我不是在桌前摆满一堆书，翻几页书，写几行字。我的桌面上空空如也。我一边写作，一边回忆，有时候还长时间地盯着这些机器就像画家正在描摹它们一样。使用这些电器的经验逐渐浮现，我快速地将它们记录下来，提出了一些问题，发表了一些感想，仅此而已。但是，您或许会问，一种个人经验有何代表性和普遍性呢？我的回答是，每个人的个人经验是历史性的，是具体而独特的。但是，每一种独特性都带有某种普遍性。人们常常将独特性和普遍性对立起来，似乎普遍性的前提就是要消灭独特性。但是，我的意见正好相反，普遍性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要肯定独特性，没有独特性和具体性就没有普遍性。普遍性和独特性应该相互肯定。现在，我越来越强调独特性和具体性的经验。我把它展示出来，这是我个人的机器使用经验，但这难道完全不是时代的经验吗？
澎湃新闻：今天的物化、异化与过去有什么不同？从整体上你怎么评价当今人在机器中迷失的状态？你持有马克思式的批判立场吗？
汪民安：异化和物化是马克思和卢卡奇从黑格尔那里借来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在一个特定时代的批判用语。它们的脉络和意义非常复杂。如果非要对它进行最简单概括的话，它指的是人们劳动生产出来的对象反过来控制了人本身；人和人的关系变成了物和物的关系；物塞进了人的意识中并牢牢地控制着他们。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一切都和商品及其普遍生产脱不了干系。在今天，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变化，而且愈演愈烈。人们的意识完全被物所控制。今天人们普遍意识的主要客体不就是一套舒适的住房吗？所有人都为此殚精竭虑。
在卢卡奇那个时代，机器尚未进入家庭，机器在工厂之中。工人们在机器上被迫地适应它的节奏。机器是异己的力量，它对人的吞噬非常残酷——今天很多人提到的血汗工厂仍然大抵如此。但我分析的是当代家庭中的机器。工厂中的机器和家庭中的机器有所不同。家庭中的机器看上去是非强制性的，看上去人们可以主动地选择它，就像人们打开电视或者电脑好像是自主的一样。但是，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乃至电脑已经控制了人们的生活，或者说，它们嵌入了生活从而构成了生活本身。一旦它们从生活中被剥离出去，人们就会感觉到生活出现了巨大的失误。我在书中谈论了许多这样的问题。当然，家庭对机器的依赖，这说不上是迷失。机器带来的方便显而易见。在此，我也很难说对机器进行了严格意义上的批判，我不过是试图暴露它们的运作机制，这些机制太日常了，以至于我们很少对它投以质疑的目光。我确实引用了马克思一次。我在书的后记中解释了一下我为什么要有引文。引文在这里相当于某种程度上的演戏。你知道，没有引文很难在所谓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我必须装点一下。这就是我要用引文，包括引用马克思的主要原因。我对机器谈不上批判。尤其是家用电器。总的来说，我不喜欢批判，但我喜欢怀疑。批判是用一种立场取代另一种立场。怀疑则是对一切立场都表示批判。
澎湃新闻：著名的英剧《黑镜》用极端的情境展示了电器、数码产品发展到一定条件之下呈现的黑暗人性样貌，而您的物的抒情诗基调还是有温情的。就您自己而言，对于家庭居住空间，是不是有一种迷人的乌托邦想象吸引着您？
汪民安：家庭住宅谈不上有什么迷人之处，更谈不上乌托邦想象。对我而言，家庭空间就是一个生活和工作的场所。我必须吃饭，必须睡觉，必须工作，我就在这里，只能在这里，当然，我也绝不排斥这里。而家用电器不过是家庭这个空间的必须配件，它们内在于住宅结构本身，是住宅的有机部分。住在家宅之内，在某种意义上就住在电器之中。
我去过很多朋友的家里，许多人精心收拾房间，一尘不染，考究的家具灯饰，合理的空间区隔，沐浴在阳光中的宽大阳台，以及巧妙地点缀在房间中的花花草草，所有这一切都舒适怡人。这或许是一个迷人的空间？不过，我更看重的是一个沉默的空间，一个沉默的空间比一个整齐舒适的空间对我来说重要得多。我能忍受凌乱，但不能忍受喧嚣。你之所以觉得我充满了抒情的基调，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家庭空间是我能回避他人的唯一地方。如果不呆在家里，我还能呆在哪里呢？这并不是说，我不愿意和他人相处，而是说，我不愿意参与到一些我没有兴趣的人事之中。你知道，在被迫跟一些乏味的人呆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多么迫切地想回到家中——这个时候，家庭空间确实充满了迷人之处。
澎湃新闻：您说过家庭空间体现了父权制，那么相应的反抗是不是也从家庭空间入手？
汪民安：我十年前的文章近乎有点开玩笑地说家庭空间体现了父权制。空间生产体现了父亲（家长）的力量。这么说，有它合理的地方，你看看孩子在家庭空间的部署和选择方面有什么发言权吗？但随着孩子的长大，我要修正自己的观点。今天，孩子通常是家庭空间中的主权者。家庭通常是围绕着孩子而运转的。反抗和争斗，既有孩子对父母的反抗和争斗，也有父母对孩子的反抗和争斗。
澎湃新闻：您认为90年代因为房屋商品化使得中国的家庭空间开始施展力量并塑造家庭，而20世纪随着城镇化蔓延、房地产掠夺式开发和房价飙升，大众的居住观也在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家庭空间的生产有哪些变化？
汪民安：只要房价很高，只要房产是家庭中的一个决定性的经济事件的话，家庭空间的生产就很难说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家庭空间生产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当然，90年代是一个开端，所有人面临着住宅的私有化问题，也就是说，所有人都面临着无家可归的状态，因此，人们不得不在住宅市场上孤注一掷，倾尽全力。这就是这个世纪头十年席卷整个国家所有阶层的残酷的空间之战。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空间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今天，这场战争开始逐渐落幕，但它最后的结局尚未清晰显现，它也未得到有效而生动的事后分析。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许多人通过这场空间战争已经获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对住宅的需求也许并没有那么迫切了，至少在可见的眼前没有那么迫切了。而且，有点讽刺性的是，人们开始买房是担心将来无房可买（这就是空间战争的重要根源），但是，后来发现，无论买了多少房子，总还是有大量的房子等待出售。空间消费的速度比不上空间生产的速度。毫无疑问，围绕着住房的空间之战还会继续下去，但它的剧烈程度会减低。
澎湃新闻：您这本书让人想到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在诗意之中呈现出一个抽离、抽象的家庭空间，在我看来您笔下的家和电器甚至带有一种陈列的遗存的视角，而人性在其中是相对缺席的。写作“物的传记”是否会带来“人”的空缺？
汪民安：以物为主题的写作当然是以物为主。
我写过几本讨论所谓“观念”、“思想”或者“人文”的书，我有点厌倦了。我觉得有必要谈谈非人的东西了。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垃圾的文章，也写过一点有关植物和动物的东西。我一直在为写一本关于动物的书而做准备。不过，这些非人的主题并非和人没有关系，只不过它不是从人的角度来谈论人的，它转换了视角来谈论人，或者说，它不再是作为人的配角来谈论人，它们在和人的关联中都有自己的能动性。
谈论物，谈论机器，谈论动物，将它们上升为书中的主角，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人从这个舞台上删掉。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认同目前欧美新近的哲学时尚“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的看法。他们重视物，但是，代价是要将人牺牲掉。我的观点是，物很重要，它可以对人产生能动作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没有人。我写过一篇长文来讨论在物的研究中人所占据的位置，本来想把它作为《论家用电器》的前言。但是，我发现它太理论化了，同整个书的风格不匹配，就把它拿掉了。
汪民安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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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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