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度过，在我所有的少年梦想里，没有一个与自己拥有一部汽车有关，大部份都是为人民服务和为祖国奉献的纯情。

当然在乡间，也切身感受到交通的困难。村庄里一辆新单车都值得骄傲，也是一个家庭的购物梦想。我清晰地记得六，七岁坐着牛车的情景，更多时候是追着手扶拖拉机跑，偶尔坐上一次，油然而生满足感，觉得它是世界上最牛的机械驱动的交通工具了。

飞驰的骏马是我儿时最崇拜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交通工具。因为只在书里看到，从来没见过。其实我当时所看的《十万个为什么》已经告诉我光的速度有多快，人类已经登上了月球。不过我几乎一点也没有把这些与我周围的生活联系起来。1980年读初一时，我因为在作文比赛中写了在上学的路上看到仍是牛在耕地而感到痛心，接而发誓要为改变这种状况努力读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得了全校的一等奖。

我们生活在历史急剧变化的时期。我有时觉得自己三十四年来前十七年的生活和后十七年的生活，似乎在不同的星球上，恍若隔世。

八十年代中后期，许多人热衷于出国，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听前面出国回来的人说，在欧美澳所谓的“西方国家”轻易就可以买上车，买上房，对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收入而言，这是个太遥远的奢望了。谁也没有想到，十几年后，中国的汽车工业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我是几年前买的车，此前不会开车，也没想到开车。因为我一直对机械东西的操作有一种距离感，觉的那不是我玩的。

但在珠海住了七、八年之后，发现什么人都可以掏出个驾照来开车，观念也变化了。加之做了几年生意，从无到有，也确实感到没车不方便。挤公交太慢，受时间和线路的限制；踩单车做生意？在珠海是无论如何不能的。你踩着单车去，岂不是让客户心里凉了半截？入乡随俗，风尚如此。

决定买车后也没有什么激动，只是看到公司里的人高兴的样子有点感动。那天决定买了，财务给我送存折的时候竟然一路小跑。每次想到这个情景总觉得责任重大，因为有人依靠你，你就不能半途而废，要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让公司变得越来越好。

这么多年来，他们一定是羡慕所谓有“私家车”的人，我虽本质上对这些一般不以为然，但总要迁就这所谓的生活。就像家里人很喜欢过年，我总不能一个人别扭，于是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火热的过年气氛之中去。真融进去了，就像演员演好了某一角色，一时也会物我两忘，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矣。

刚才说到买车的时候公司里的人开心超过我，而我几乎体会不到什么特别大的快乐，这不是矫情，是真话。因为我一直很怕开机器一类东西，我在犯愁怎么开车。

学是学了，真上路开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第一次单独上路，从香洲到前山还挺顺利，心中不觉有几分得意。眼看大功告成，却不料在最后拐弯进院子的时候大意了，一时手忙脚乱，前保险杠的一角撞在院墙门上，虽只是撞坏了一点，而且也有保险公司赔，却是出师不利。

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天都在紧张担心中度过。进车位啦、倒车啦，经常会让我一身大汗。去一位朋友那里他已经开了好几年车了，我抱怨说：“自己开车太累了。”他奇怪地说：“驾驶是一种乐趣啊！”我说：“也许对你而言是一种乐趣，对我来说是种折磨。”

那段时间，几乎每周保险公司都要来。一会儿倒车撞着栏杆了，一会儿进车位顾头不顾尾，把旁边车的油漆刮掉了，一会儿在红灯时刹车不够及时，把前面车的后保险杠碰坏了……事情都不大，但特别烦人，尤其是耽误时间，误了许多很急的事。保险公司那一年在我这儿也是赔了大本，要不是看我的驾照确是新手，肯定怀疑我在骗保呢！

两个月后，心里没那么紧张了，胆大起来，技术也熟练了。实际上是人与机器的磨合达到了平衡，人对机器不再恐惧了，确实慢慢感觉到一点乐趣。

首先是空间变小了，时间变长了。这是相对论的说法，用在这儿别以为是吹牛，是这么回事。我算是切身感受到两千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如匈奴、蒙古、契丹、女真等——为什么对农业文明的各朝各代汉族政权构成了那么大的威胁，而且还直接建立了两个统治中华全境的朝代——元、清，蒙古骑兵更是横扫欧亚，鲜有对手，原因是什么呢？骑兵的速度太快了，步兵无法与之相比。骑兵节省了军队的体力，可以载负更多的物资。这是一场革命，不身临其境无法体会。试想，带着粮食、行囊，沉重的兵器赶了几天路的士兵，他的体力怎么还能应付一场激战呢？更不用谈在辽阔的草原上骑兵令人窒息的冲锋和来无影去无踪给对手带来的巨大恐惧了。

不过好像也有点消极的办法。那就是“深挖沟，广积粮。高筑墙”。长城就是按着这个思路来的。不过在战争手段上的根本劣势以及农业文明民众在战斗力上的衰退还是决定了唐以后的中国历史在艰难的喘息声中支离破碎，中华全境两度被外族统治。

当我感觉到自己从“步兵”到“骑兵”之后确实感觉到驾驶的乐趣了。你的活动半径大了许多。你可以去许多公共汽车到不了的地方，你可以忘记公交车几点收班，你这个活动的房屋可以放比骑兵更多的东西，你可以开车去很远的地方旅游……“私家车”的好处，我慢慢体会到了。

一个经商的人（尤其在我这个阶段）是很难从心里平静下来的，但这种生活方式我喜欢，有悬念，有挑战，有新鲜的不可知，有一个接一个的目标，有激情，有所谓的成果，当然也有压力与风险。我一生也许都脱离不了这种生活方式，但我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纯粹的商人。我总有我商业之外的价值追求。
说到这里，就说到我们之间的区别。你实际上比较喜欢安稳而没有挑战的生活，也就是为生活而生活。从你认为人生主要目标已经完成上就可以看出来，而我总是喜欢给自己设立新的目标。也许是从小的教育将我培养成了这样一个人，也许是我进大学以来接受的欧美文化的薰陶将我造就成了这样。虽然我有时也想停下来，过一过清闲的生活，但总是有许多的因素令我不由自主地往前走，总是忍不住又投入到激烈的比赛中去。虽然一个接一个的比赛有时也会让我疲惫不堪，甚至厌倦，但我现在离退役还早得很，我需要不断超越自我。
这些也许你很难理解，就像佛教对世界的理解是悲观的，而现代一般价值观认为世界是乐观的一样，没有对错，只有角度和倾向性。
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没有变化也没有成就的平静得象蚂蚁一样的生活。（虽然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没有区别没有名字的蚂蚁，变化和成就似乎毫无意义，但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体验中，显然不是这样。我们不能总是站在上帝的角度而忽略作为个体的人的角度。）别人这样生活不能说错，甚至意味着幸福，而我只能观赏，不能实践。
人生苦短，我要活尽每一天。
我本质上更喜欢变化，丰富的生活对我有益无害。
别人都在这样生活，你这样生活并不错。勉强你面对压力与挑战，只能让你痛苦。
我如果在内地按传统的方式生活，不要求变化，也许会过着一种朴素和谐的生活，然后三十年一晃眼，我们都老了，一生就结束了。
这也没什么不好的，我想象过这样的生活。在十七岁之前，我设想的生活正是这样。
但是许多因素出现了，许多事情改变了，这十七年来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这个时代，让许多人过另外一种生活，我正是其中的一个。不一定好，但是这也是一个方向。就象硬币的正面和反面，你不能说哪一个更好。但你只能选一面。
这会儿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高三的时候，老师以《知足常乐》出题让我们写作文，其本义是想叫大家说我们在生活上要知足，在事业上要不知足。我在作文中说，生活也好，事业也好，知足与不知足者都有道理，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两种不同的哲学取向而已。前者自己开心，后者总有努力的方向，精神上充足，而且一辈子下来还有东西给别人看。前者好闲，后者好忙，各有其好，各得其所矣！
我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因为我在1985年就主张多元并存了，当时我才十六岁。
这些年来我的生活到底如何？有时我也在问自己。沿着思考和写作的路子走下去会是另一个局面。但是在这种现实之下，又能活成怎样？这是个未知数。
这是个重视物质力量的时代，我们必须对生活的许多环节具备激情，才是个在地球人的价值观里有意义的人。
我被许多琐事所埋没，也可以被看作是浪费生命。但怎样才可以算作不浪费呢？在天高云淡的旷野之上，春夏之际，象孔子说的“咏而归”，就一定不是浪费吗？其实许多生活的美妙部分之所以美妙，就因为我们不能天天过它。但可以想象，盼望，甚至奢望，“虽不能之，心向往之”。
人生无论怎样过，都是个遗憾的艺术。

什么时候知道有贝克汉姆这个人，记不太清楚了，但肯定在2002年世界杯之前。我并不太看英超，原因是输赢都与我无关，我又不赌球。

那时的汉姆打扮得还是“辨丽可喜”的，不过我从没有认为他有多帅。他长得象我一个同学，而这个同学一直被公认为不太帅。

作为男人和足球迷，一个曾经常参加业余足球比赛的人，我有理由认为汉姆不够帅。因为在我的眼里，无疑马拉多纳是最帅的，其次是罗纳尔多，甚至罗纳尔迪尼奥，里克尔梅都是超级帅哥。（不过我从没认为齐达内帅，虽然我很敬佩他）

就从纯粹的美学角度而言，克林斯曼，巴斯滕，托蒂，皮耶罗似乎也比汉姆略胜一筹。当然，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

诗歌界有句古语，叫“功夫在诗外”。汉姆之所以在女性球迷中大受青睐，功夫也是在球外。

他跟辣妹结婚，不知吸引了多少媒体的关注。在女性眼中枯燥乏味的足球比赛，与一个王子公主的的童话故事联系起来，倾倒了亿万柔肠芳心，直叫午夜梦回，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求之不得，辗转反侧。

汉姻似乎很是会意，或者是受辣妹的影响，踢球之余，简直成了时装界的义务模特。

如今这个传媒发达的世界，被专家称作“注意力时代”，一旦你被广泛地，强烈地关注，这种关注过了一定的限度，你就成了这个世界某种意义上的国王，世界的金库就为你打开。

汉姻成了女性心中的白马王子，梦中情人，虽然他已有妻子，但并不影响她们喜欢他。她们象林清霞评价“四大天王”一样，认为汉姻的眼神最勾人。

商家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贝克身上的商业价值让他们兴奋得彻夜难眠。在他们用汉姆做广告赚了大钱的前提下，也分了一个天文数字给他。

神话就这样让传媒和市场创造出来，贝克富可敌国，过得比国王还要自在。

世界杯应该给贝克发一个特别奖，因为他，世界杯增加了数以亿计的不懂球的女球迷。这意味着巨大的商机。

汉姆有踢球的天才，他的45°传中其弧线、其准确度、其时机把握都堪称世界一绝，他的任意球功夫如果排名世界第二，没有人敢排第一。他在全盛时期，即使在巴西队中，也应是中场的绝对人选。

但因为他太帅了，是全世界女球迷的偶像，他只要伸手，金库的大门为他自动打开；他踢球时，会有一个漂亮的，同样富不可言的明星老婆在旁边看着。于是，他太爱惜自己了，他在场上，也跑不动了，或者不想跑了，不想坚持了。

因此，英国队就只能踢几场就灰溜溜地回家了。贝克汉姆，你没有想过，身为英格兰的队长，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更伟大的球星的。

英国队拥有的天才球员，一点也不比法国队差，甚至还略胜一筹。每次看到齐达内，我都为之感动。他就像我们村带头苦干的张支书，天不亮就起床干活。在他的带领下，乡亲们在奔小康的道路上不待扬鞭自奋蹄。

所以法国队差一点又拿到了冠军，只是缺那么一点运气。“运也，非战之罪也”。就是齐达内那招“铁牛耕地”，也比冠军更有价值。因为这很像我们村张大爷的性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以前不太喜欢齐达内，从此开始我喜欢他了。他像条汉子。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帅的动作。

再说，即使齐达内不被罚下场，法国也不一定能拿冠军。

我常想，假如汉姆不那么帅，英格兰也许可以拿冠军。到了这份上，钱再多又有什么意思呢？作为运动员，有天才却拿不到冠军，才是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将来的足球史记不住一个富可敌国的贝克汉姆，但是会记住一个“铁牛耕地”的艺术大师齐达内。

可惜啊！汉姆。

最近我留意研究了一下不同生活状况的人的一生，发现大概可分为四个阶段，四场比赛。而许多人两场比赛就出局了，当起了观众。

第一个阶段从出生到高中毕业，这是每个人学习书本知识和部分生活知识的阶段，也是第一场比赛。很多人认为这一场比赛赢了就万事大吉，输了就万劫不复，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当然好的开头是谁都希望的，不过没有开好头也不要紧，第二场比赛更为关键。

高考结束后，进高校的读书去了，没能进高校的有些去部队了，有些进工厂打工，有些继续种地。

大概在四十岁前后，第二场比赛结束。从高校出来的，如果从事学术、写作、科研等工作，这时一定要到达中坚层次，否则基本就要准备出局，如果从政、从商，还没有达到一个合理的“性价比”，第三场也只能打打“外围赛”了，精彩的决赛阶段比赛大概与其无关了。

这些读了高校的，因为有一个稳定的、优裕的、受人尊重的工作，比赛的动力性反倒呈下降趋势。而那些第一场比赛输了的人，其中的相当部分不可以小视，他们咬牙奋斗二十年，往往大有成就。兵家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正是他们的真实写照。这些人受学历的影响，大部分选择经商。经商正如写诗，“诗有别才，非关书也，”与读书多少并不成正比。当然，文盲不能写诗，这从另一角度可以解释杜甫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方向性的正确。

经商靠人脉，要广交朋友。读书人往往过于眷恋自己，不随和，对稍不顺眼的人就不愿来往，而且讲义气方面也显得不够。这样经商几乎不可以成功，尤其是白手起家.

从社会底层打拼上来的人，心态非常平和，风雨坎坷给了他丰富的经验，智慧和机警的处事方式，紧强的脊梁和心灵，他们有着强烈的胜负欲，为了成功可以委屈自己。这些都是冠军选手必须具备的。

所以历代读书人虽多，很少能成为开创性的人物。光武帝刘秀年青时曾入太学，算是个大知识分子，要知道西汉时还没有科举制度。他能开创东汉的天下，除了因为出身于豪强家族，也与他从小练武，在西汉末年的战争中长期冲锋陷阵有关。刘秀曾经只带十数骑从四十万大军的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突围成功。这样的一代人杰当然与一般书生不同。

经商与打仗有相通之处。军人要战功，商人要效益。但战功以杀人为基本要素，而经商是有益于全社会的。李世源先生说：“经商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他人”。每一个成功的经营者都承担了很大的社会责任，他掌握的所有资产都在社会的大经济循环中进行，他实际上只是经营活动的负责人而已，一般而言他只会将很小的资金用于个人消费。从经济哲学的角度讲他们是有理由被尊重的。当然商人的争胜之心必须在道德和法律的控制下进行，否则也会带来灾难。

在美国也是这样，绝大多数百万富翁都是高中学历，他们的能力来自于实践，他们聘请大学以上学历的人管理企业。

第二场比赛给第三场比赛打下了必须的基础，第三场比赛才是决定一个人能否进入历史的视野的关键之役。许多人在这时都只能当起了观众。在这里文学是一个特例，许多文学家在二十多岁就奠定了自己在历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例如李贺与王勃。因为他们只要与自己打交道即可成功。也有大器晚成的，如曹雪芹。

这场比赛大概在六十岁左右结束。这是一般人退休的年龄，如果你在此后参加六十岁到八十岁的第四场比赛，还在赛场的中间闪耀，你一定可以载入史册，因为你一定是真正的冠军。







2006．8．3．

生活在今天的年青人，有了更多的选择权。我读小学，是七十年代中后期，主要在1976年后。那时农村还没有电视，除了阅读，只能听收音机。我家的收音机坏了，就走上二里地去干爹家听小说连播。

1980年去小镇上读初中，听说镇文化中心有了一台14寸黑白电视，我跟同学都跑过去看。文化中心的人也想显摆一下，调了一个晚上，电视上除了条条杠杠之外什么也没有，大家都很尴尬。

这台电视是为了转播那场著名的大审判。

那时候基本上只有一两个电视台可以看，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什么选择。今天的选择性之多，用“乱花迷眼”来描述，也显得不够了。深更半夜，堂而皇之地大谈治疗男女性病，性功能障碍。这并没有什么不对，让人觉得不对味的是几乎没有多少平实的科学精神，只有借专业之名卖狗皮膏药的江湖气，以及连哄带诈，调戏人类智慧的诡异，为了治同样的病，赚更多的钱。

选择多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痛苦。

著名的哲学家萨特说：“自由就是选择。”这句话我把它延伸下去，认为“命运就是选择”。

我们的命运在我们自己手中，在每天的一件件小事和大事的选择之中。不可否认，我们经常做出错误的选择，而学习和智慧就是让我们尽量做出更多正确的选择。高手对决，往往是比谁犯的错误更少。如果你90%以上的选择都是正确的，你一定是个非常成功的人。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是件非常难的事，甚至可以说是天地间最难的事。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也可能是稽康，凭记忆，手头没有可查的资料），经常“向晚意不适，驱车向古原”。他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任由马儿随意东西。往往到了“歧路”（交叉路口），马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停下来听主人决定。而他就大哭一场，调转马头回家。如果在今天，他一定被称作“脑子有问题人士”，没有女孩愿意嫁给他。其实这个行为带有非常深刻的哲学和诗意，是非常现代主义的。他是一个纯粹活在哲学平面上的人，拥有完全的哲学智慧。而哲学是一切智慧之上的智慧。他“遇歧路哭而归”的行为实际上提示了人类的共同困境和痛苦：选择的痛苦。

痛苦虽然痛苦，但我们还是要将它轻松化。你可能一辈子做出了90%的正确选择，但有件事你没有选择权，那就是死亡。当然，你有权推迟它的到来，但有一定的限度。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再来看命运和选择。社会给出了相对最接近公平的自由选择的机会，我们通过良好的学习和训练，形成包含但高于感性思维的理性思维，同时不放弃感性思维，甚至在许多特殊情况下以感性思维为主体（例如创作音乐，诗歌作品时），然后作出正确的选择。

做选择要三思而行，尤其是大事。人生的转折关头，用几周甚至几个月去思考也不为过，但不能因此优柔寡断，一事无成。吃午餐想半天不知去哪里，最后只好不吃。阮籍“遇歧路哭而归”是哲学上具有象征意义的光照千古的行为，但我们在具体生活中不能这样做。

做选择需要学习，向历史学，向书本学，向生活学，向别人学。核心的一点，学习成功的人和事，多与成功者在一起。

做选择在三思的前提下，不能压力太大，要轻松面对成败。前面讲的大背景实际上是遇到失败后自我心理的调整。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正确并不是唯一性的，甚至没有正确的答案，只能看你的倾向性。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观念的变化，正确和错误的位置有时会互换。这些既是选择的痛苦，也是选择的魅力，由此造就了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人生和命运，也是我们做选择时足以宽慰的。

2006/08/06

在我大学时代以及其后的许多年,一直是反对思想的,虽然我骨子里是个思考型的人.为什么呢?一是受现代派艺术的影响,认为感觉大于理性;二是我那时以写诗为主,诗是基本反对理性的一种艺术形式;三是那个时代传统思想太多,每个人都很累.强调感觉,反对思想,有助于更轻松地为痛饮现代文明扫除障碍.

　　　1990年.在我即将离开大学校门的时候,我的老师汪应果先生在校园里对我说,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更多的理性.在大学四年,我是很敬佩汪先生的思想力的.我如果认为没意思的课,一般十次有七八次不去上.汪先生的课,我几乎没缺过.但他这句话,我只是本能地感到重要,并不能真正地完全理解,甚至有点觉得小题大作.那时我才21岁.

　　　16年过去了，看电视长大的一代人比看书长大的一代人，感性思维更多，理性思维更少，不是一般地少。电脑普及,互联网带来了生活方式的革命，但也让理性思维进一步退化，文化被娱乐性完全换掉了灵魂,新生的一代人被追求形式到无聊的音乐所腌制,被酒吧和时装以及大量球赛、传销所浸泡,连普通的生活逻辑都已经不清楚了,成了典型的无脑人.你不知道他们还能思考什么,他们只有当下即时的感受.难道这就是我们从商业文明得到的幸福生活吗?

　　　人类文明大概可以分为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几类.其中商业文明也很早就有代表作----古希腊文明,它为现代商业文明直接奠定了基本模式. 但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商业文明不应该不可避免地导致无脑时代.因为除了商业,还有文化.文化应该树起思想的大旗,让人们从商业的催眠中睁开眼睛,感受到智慧的光芒.汽车让腿退化,电脑让书法和大脑退化,商业的本能要求是逐步让人无脑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每一个大企业尤其是娱乐型企业都想统治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它们不断追求极限,唯一的办法就是吹嘘自己和催眠人民,传销型企业只是一个痕迹太重的明显例子,其实它是整个以追求极限甚至超极限为目的的现代商业文明的简单模型.每个人都下意识地被卷入其中.上自总统,下到推销员.似乎人类除了物质的幸福,就再没有其它. 这正是商业和工业文明所希望的.它需要没有思想,无脑而充满物质欲望的人类.例如所谓名牌,自称是文化，实际上是一个被催眠的结果,跟文化毫无关系.那些制造商们利用传媒时代人类思考力下降的弱点,攫取了大量超额的利润.我在香港,看到在内地只能算地摊货的东西,冠以某个名牌,就可以卖出几百倍的价钱.那些趋之若骛的购买者大多是辛苦的女工薪族.

　　　现代商业和工业文明,结构完美,运作良好,动力强劲甚至有疯狂之虞,(马克思所说的狂奔的马车, 如果在今天他会说是随时可能会翻掉的一级方程式赛车吧!)表面看似乎顺风满帆,近几十年来吸收了人类思想中的一些人性的因素,饱受好评和追捧,春风得意,如日中天.但细看下去,它仍然露出了许多破绽,留下了三百或五百年后灭绝人类的祸害的种子.让人类变得无脑而充满绝对欲望, 即是其中最严重方面之一.

　　　如果十代、二十代人获得了短暂的物质上的幸福,而以牺牲人类的灵魂、思想、文化、文明、未来和存在为代价,这值得吗?

　　　我们的眼光要看远一点.

　　　我们要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古老的东方(中国)智慧,结合有益的近现代思维方式,动态地中和,纠正极限文明的致命弱点,就像火车的铁轨一样,给动力强劲的火车以制约.


极限文明在人类面对宇宙的强大挑战时,有其极大的意义.它也许能决定在无限远的未来人类在宇宙中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因此不能全盘否定.但对于人类的心灵、灵魂、道德、思想的伤害,绝不可小视.

　　　真正具备文化和文明智慧的人们,一定要敢于主张,敢于批判,为人类重建起灵魂、思想和智慧,让理性的光芒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闪亮!
　　　　　　　　　　　　　　　　　　　　　　　　　　　　2006.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