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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明灯
星期三 十月 12, 2016 8:36 am
文革时期一个年轻写作者的故事，他曾经与文学结缘，最终却离文学而去。是什么让他改弦易辙最终走向平庸？小说以朴素的语言，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暗藏人生隐喻。
江上明灯
叶兆言
1974年夏天，记忆中两件事都与电影有关。一是我母亲单位的年轻女演员李芳芳要去拍电影，一是父亲和王文斌一起写电影剧本《江上明灯》。李芳芳人长得漂亮，导演到剧团来挑女演员，一眼就看上了，立刻选中。
王文斌家离我家不远，也可以算邻居。比我大5岁，小时候5岁差距很大，感觉比我要大得多。他的弟弟妹妹是一对双胞胎，与我是同学，姐姐王武斌与我同班，弟弟朱武斌在隔壁班。因为异性双胞，两人一点都不像，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我们只是奇怪为什么都叫“武斌”，后来才明白一个跟母亲姓，一个跟父亲姓。他家成分不太好，父亲当过国民党反动军官，因此很穷，我们学校下乡劳动，朱武斌不肯去，理由是他哥王文斌回来探亲了，如果要去农村，带走被子铺盖，他哥没办法睡觉。
王文斌与父亲一起写电影剧本的缘由很简单，他在安徽农村插队，写了一个故事，被某电影导演看中，鼓励他写电影。那时候，除了八个样板戏，能看到的电影非常少，新拍摄的国产片更少。看来看去几部外国电影，都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颠颠倒倒。很多老干部已复出，邓小平进了政治局，四届人大正准备召开，形势一片大好。王文斌基本上不明白电影剧本怎么写，无知便胆大，粗粗写了一稿，导演看了，说，这不行，我帮你找几个人改改。于是找到了父亲。
除了父亲，还有个京剧团编剧老赵，有一段时间，经常在我家讨论电影剧本，剧本名字叫《江上明灯》，我曾经看过油印的征求意见稿，封面上几个美术字很醒目。俗套的英雄人物故事，情节很简单。有一天刮大风下暴雨，江面上的航标被吹走了，年迈的老支书为了过往航船安全，将小船划到江中间，手举航标灯为船只导航。
这样的故事要拍成电影，显然是个技术活。父亲很得意自己的编故事能力，觉得经过他加工和改造，故事变得越来越好看。首先老支书改了，改成年轻的美女书记，为什么李芳芳一下子被选中拍电影呢？还不是因为生得漂亮。其次，增加了阶级斗争元素，有好人，还必须有坏人，有了坏人才有戏剧冲突，才会好看。父亲的扬扬得意被母亲打断，她警告他不要忘乎所以，要提高警惕，1957年就是太自以为是，所以犯了错误，所以成了右派。母亲这么一说，父亲顿时不吭声。
母亲从内心深处讨厌老赵，趾高气昂地过来讨论剧本，总是在快吃中饭的时候。他倒一点不见外，该抽烟抽烟，该喝茶喝茶，饮酒吃饭，好像都是天经地义，都是应该的，不吃白不吃，不享受白不享受。谁让你们工资高，谁让你们高级知识分子，活该你们有钱，有钱就得共产主义。很快，王文斌也像老赵一样，烟酒茶样样都学会。习惯成为自然，只要是在我家讨论剧本，父亲就得乖乖地提供后勤保障。母亲背后跟父亲抱怨，说，难怪人家看不起你们这些拿笔杆子的，一天到晚正经事干不了，就知道蹭吃蹭喝，这叫什么知识分子？有句形容词一点都不错，这叫臭知识分子，够不要脸的！
我家保姆也在背后抱怨，要临时加菜，一顿饭吃上几个小时，地上扔得到处都是烟头，浓痰吐在了痰盂边上。结论是父亲做人太窝囊，太好说话，人家明摆着拿他当冤大头，就算是57年犯过错误，就算文革又被打倒，也不应该这么被人欺负。然而父亲觉得根本不算事儿，能工作就是最美好的，一个人只要能工作，能干与写作沾边的活，就证明人生还有那么点意义。说着说着，他又有些按捺不住得意：
“小王这个剧本，很单薄，非得是我给他出出主意才行。”
父亲最得意之处，原来故事中的阶级敌人乘小船去破坏航标，改成悄悄将拴木筏的铁链解开，让木筏顺流而下，把航标灯给撞走了。这样一改，坏人的故意破坏，也有个故意破坏的样子，感觉上要真实和自然。没想到恰恰是这改动，让事情变得不可收拾。《江上明灯》一度接近拍摄，剧本一层层送审，有位领导无意中看出问题，说航标灯不是普通玩意儿，它象征着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象征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航标没了，江上明灯没有了，说明什么呢，是不是有什么潜台词藏在里面？航标作为指路明灯被木筏带走了，木筏是木头捆在一起，很容易引起联想，双木成林，这木筏会不会与林彪有关？眼下正在批林批孔，这电影很可能会是一株为林彪翻案的大毒草。
一时间，大家变得有些恐慌，老赵赶紧撇清这情节与自己毫无关系，当初他就觉得不妥，隐隐地觉得不太好，曾提出过疑义，是父亲坚持认为这细节巧妙，认为这细节更真实。母亲又紧张又生气，他这一撇清，等于把父亲推到了风口浪尖。王文斌很委屈，说，这不是明摆着不讲道理吗？母亲说，你小伙子年轻，不知道阶级斗争的复杂，不知道写东西有多危险，很多事都是不讲道理的，只要一上纲上线，问题就不得了，就会很严重，就犯错误。
父亲无话可说，眼睛瞪得老大，憋了半天，一开口便结巴：
“我们还、还可以再改。”
“改什么呀？”母亲不耐烦地说，“算了，别改了。”
父亲不甘心，说：“蛮好的一个电影剧本，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
这事说过去也就过去，毕竟不是文革刚开始，四人帮还在台上，邓小平是主持工作的副总理，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搞整顿。某种意义上来说，文革中的整顿，就是后来改革开放的先声。反正电影是不拍了，王文斌又开始写小说，仍然还叫《江上明灯》，将原来的剧本改成长篇小说。
王文斌有个女朋友叫阿玉，第一次见到阿玉，是他将她带来我们家。说起来很荒唐，这位女朋友，其实是别人的未婚妻。阿玉与王文斌在同一个生产队插队，早已是名花有主，已经和当地大队书记的儿子订婚。因为都是南京知青，她喜欢看小说，尤其喜欢看外国小说，听说我们家有很多藏书，一定要让王文斌带她过来。
阿玉是个很漂亮的女孩，真的很漂亮，个子不高，人很白，小巧玲珑，头发有点棕黄，长得像外国人，大家给她起的一个绰号叫小洋人。我母亲对王文斌说，你这位女朋友很漂亮。王文斌乐呵呵不说话，阿玉十分大方地纠正，说，我不是他的那种女朋友，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她这么一说，王文斌立刻很尴尬，想笑，笑不出来，最后还是笑了。
阿玉说：“你笑什么，我本来就是有男朋友嘛。”
王文斌说：“我又没说你没有。”
父亲让王文斌抽烟，他连连摇手，说不抽烟不抽烟。父亲十分奇怪，说，怎么戒烟了？王文斌说他原来就不抽烟，过去要抽，也是学着玩玩。然后就瞎聊天，一起吃饭，打开书橱借书。父亲不在乎别人来吃饭，就怕别人跟他借书。很长一段时间，文革轰轰烈烈，他的书概不外借，理由很简单，借口很充分，这些书都是大毒草，都是封资修的黑货。到了文革后期，大家悄悄地开始读书了，有点上进心的年轻人到处找书看，父亲虽然心痛，找不到好的理由拒绝。
母亲便说我们家这位最怕别人借书，这是用刀子在割他的肉，有些话他不好意思说出口，我来帮他说。你小王今天带了女朋友过来，我们要给你这个面子，但不能多借，借两本，顶多三本，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王文斌看了看阿玉，阿玉说，好吧，我们只借三本，看完了再过来换。
这以后，过几天阿玉就会来换书看，刚开始与王文斌一起来，再后来，常常独自一个人就来了，来了也简单，只是认认真真找书看。渐渐熟悉了，会跟母亲聊天，跟父亲谈谈看过的小说，跟我却没什么话说，大约觉得一个毛孩子，跟他没什么好说的。那年头，很多知青回家探亲，都会赖在家里不回去，阿玉家经济条件好，有哥哥有弟弟，就她一个宝贝女儿，能在家里多住一天是一天。
我们开始知道阿玉的未婚夫在部队里当兵，是工程兵，已经入党了，很快要复员，一复员就准备结婚。知道王文斌曾经追过她，事实上直到现在，仍然还没死心，还在死皮赖脸地追求。知道阿玉对王文斌也动过心，她其实挺喜欢他的。知道阿玉母亲嫌王文斌家成分不好，嫌他家太穷。还知道王文斌第一次是怎么去阿玉家的，这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有一年他们相约一起回南京过春节，在途中，王文斌嬉皮笑脸，说，新年里我能不能去你们家拜个年，见见你父母？阿玉很大方，说，你要来只管来，我们欢迎。不过我们家人不好客，很夹生的，他们要是对你不客气，我也没办法。当时是在长江的轮船上，从安徽回南京，都是坐船。图便宜，睡大统舱，人很多，船舱角落里有个痰盂，是有机玻璃的，看上去很脏，不过在当时，也算是一种很新的款式。王文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痰盂，说，我去你们家，总不能空着手吧。阿玉笑了，当然是空着手，我跟你就是普通朋友关系，你去我们家玩，干吗还要带东西呢？
两人聊着天，说东说西，王文斌突然起身，当着阿玉的面，径直走过去，将那痰盂端起来，看了看，拿到盥洗室，很认真地将上面痰渍洗掉。恰好水池边上有一小块用剩下的肥皂，反反复复一遍遍洗干净，然后众目睽睽之下，又将痰盂拿回船舱，放回原处。阿玉很吃惊，说，怎么成了做好人好事的雷锋？王文斌笑而不语，若无其事，不光阿玉吃惊，一船舱的人都觉得奇怪，都看着他。中国人有随地吐痰的坏习惯，在公共场所，谁也不会认认真真地往痰盂里吐痰。现在洗干净了，看上去像是一个没使用过的新痰盂，更没人往里吐。快下船，王文斌从旅行包里拿出几张旧报纸，很细心地将痰盂一层层包上，包裹严实了，又腾出一个网线袋，将包装好的痰盂放进去，然后像拎着一个篮球那样，大大方方大模大样地下船了。
更为精彩的部分还在后面，正月初二那天，王文斌到阿玉家做客，所带的见面礼物，竟然就是这个痰盂。我们听了目瞪口呆，不敢想象，阿玉说她也觉得难以想象，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可以在那么多人的眼皮底下，就这么肆无忌惮将公家财物据为己有？
“这玩意儿我们家现在还用着呢，我妈挺喜欢这个痰盂，”阿玉重提此事，仍然哭笑不得，“其实他完全可以空着手来，我妈又不明白怎么回事，我也不能把实话说出来。”
母亲觉得很好笑：“想不到老实巴交的小王，竟敢做出这种事来。”
阿玉说：“我也批评过他，你们知道他怎么说？他说人穷志短，没钱又要想讨好你们家人，迫不得已，只能出此下策了。”
父亲说：“这话不对，人可以穷，不应该志短。”
母亲倒是愿意理解，说：“也不容易，这说明小王为了你，什么事都敢去做。”
“其实我不愿意跟他，不是为了他穷，也不在乎他家庭成分不好，说老实话，我们家人也不是真在乎，主要是不赞成他写东西。”阿玉突然脸蛋通红，叹起气来，十分无奈地说，“我爸我妈都觉得写东西太危险，都觉得这行当不好，不安全，而且他写的那些东西，一点都不好看。”
阿玉这番话，母亲深表赞同，意味深长地看了父亲一眼，父亲被她看得很不好意思，信心全无，觉得这话是在说自己，简直就是冲着他去的。
……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6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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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为 人 民 服 务
星期一 十月 10, 2016 5:50 pm
引子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摘引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著名演讲稿《为人民服务》
第一章
许多生活的真实，是需要以小说的方式表达的。
那就以小说的方式表达吧。因为某些真实的生活，只能通过虚构的桥梁，才能使那种真实抵达真实的境界。
发生了一件事情，是小说中的事情，也是生活中的事情。
或者说，是生活重演了《为人民服务》那部小说中的一个事件。
专门负责给师长家里做饭的老公务班长吴大旺，提着一篮青菜站在师长家的厨房门口时，那件事情就叽哩咣啷，氢弹爆炸样，展开在了他的面前。原来摆在餐厅桌上的那块印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大红字样的木牌，又一次出现在了厨房磁砖镶面的炊台上。字的左侧，是一颗发光的五星；右侧，是一枝挂有水壶的长枪；下边，是一排丰收的麦穗。老公务班长是全师的学习榜样，政治典型，对这木牌的深刻含意，有着不同凡响的理解。他知道，五星，意蕴的是革命。水壶和长枪，表达的是战斗和历史；是一段漫长而艰苦的革命历程。而麦穗，则意味着丰收和美好的未来，意味着实现共产主义之后那绚丽的岁月。
有一天，不知道师长从哪儿提着这块刷了白漆、印了红字，并在字的左右两侧和下面用红黄套印了五星、长枪、水壶和麦穗的木牌回到家里摆在餐桌上时，师长肃穆地盯着正往桌上摆着饭菜的公务员兼炊事员的班长吴大旺，说知道这木牌上的意思吧？吴大旺专注地盯着看了一会，细心地做了研解，师长也就慢慢地微笑起来，一脸舒展灿然，说不错，我师长家的公务员、炊事员也比他们觉悟高。
吴大旺不知道师长说的他们是谁们，依照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做的不做的军事原则，又到厨房给师长和他的夫人烧汤去了。从此，那块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木牌，便永驻在了师长家的饭桌上，和醋瓶、辣椒瓶、小磨香油瓶一道，成了那饭桌家族中最伟大、光辉的一员。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岁月像穿过营院的河流，无休无止地朝前平静而安祥地涓涓奔袭。师长总是在每天晨时的军号未响之前，便着装整齐地从二楼下来，到大操场去察看他那日日训练的基层军官和士兵，夜间熄灯号吹响许久之后，才略有疲惫地回到家里，脱下军装，楼下洗漱，上楼休息。革命与工作，就是师长的灵魂与生命，是师长人生的全部内核与内涵。抗日战争、土地革命，解放战争，这些伟大的历史，从他的童年伊始，就像一条历史的软绳匹尺，在他的生命中丈量着他每一天的意义，直到他已经五十周岁、日过正午，临西将去的老年等在面前，他还依然每天都用那软绳匹尺去侧量他生命的意蕴。而他的夫人，那位年轻、漂亮，比师长小着十七、八的女人，师长总是称她为小刘的师医院护士刘莲，自从成为师长的妻子，就再也没有去医院做过医护人员。不知是师长不让她从医上班，还是她不愿再上班从医，就这么整整五年，呆在师长的楼里，与楼为伍，与师长的威严为伴，做着高干楼房的主人。
关于刘莲，吴大旺对她知之甚少，在到师长家里之前，可说一无所知。不知道她娘家是哪里，不知道她哪年参军到了部队，做了护士，不知道她五年不上班，除了每天饭时从楼上下来吃饭外，其余时光都呆在楼上干些什么。除此之外，吴大旺还不知道她不上班，部队还给她发不发工资；不知道她本属军人，五年不穿军装，忘没忘记军人的规则和职责。她的历史，对他是一片被大雾蒙罩的空白，宛若四季深雾笼罩的一片山脉，他不知道那山上是光秃秃的一片，还是郁郁葱葱，布满深沟狭谷，鸟语花香，泉水叮咚。
因为不知，也就不再关心；因为不预关心，师长对他的工作也就十分满意。尽管是已有几年军龄的老兵，尽管档案里的荣誉如仓库里堆着的货物，可表扬、立功、嘉奖，当典型，做模范，年中或年底，师管理科的科长会准时像发枕头睡觉一样送给他，他却还是觉得远远不够。说到底，他是一个贪婪荣誉的人，是一个渴望进步的优秀士兵。回忆起来，他是在一次师后勤战线学习与业务大比拼的活动中，因为不仅能一字不差的背下来２８６条毛主席语录和《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经典文章，而且还能在三十分钟间，连挖灶、切菜在内，完成色香味俱佳的四菜一汤的迫切任务，而一举重榜，被师长挑挑拣拣选调到了师长家里，做了师长家的专职公务员兼专职炊事员。
管理科长问，到首长家里工作，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他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做的不做，不该说的不说。
管理科长说，还有呢？
他说，要牢记为首长家里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管理科长说，重要的是，要说到做到，把语言落实到行动上，把口号落实到实践上。
他说，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会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做一个又红又专的人。
管理科长说，那好，你去吧，我们等着你从师长家里把喜讯带回连队，带回你的家乡。
吴大旺就从警卫连调到了师长家。
半年来，他兢兢业业，克尽职守，做饭、种菜，打扫一楼的卫生和在楼房前的院落里，种花养草，修整树枝，除了期间回家休过一次短假外，几乎没有离开过这座编号为一号的洋楼小院。因为他的敬业，因为师长对革命工作和党的事业近于偏执的痴心和热爱，在一次伟大的党中央号召的精减编制运动中，师长便带头减掉了家里的公务员和警卫员。从此，在师长上班之后，这座原来由苏联人修建的兵营洋楼里，就只剩下了师长那三十二岁的妻子刘莲和这二十八岁的炊事员兼公务员的吴大旺，如同偌大的一处院落里，只剩下了一株鲜花和一把锄头样。
事情的开始，吴大旺浑然不知。他不知道半年来，他在饭桌上吃饭时，师长的夫人曾无数次仔细地看过他，不知道他在楼后锄菜时，她曾经天长地久地透过窗户凝视他，不知道他在前院给葡萄藤打架时，因为浓密的葡萄藤和密不透风的思想工作样，遮住了她的心灵和视线，使她不得不拿出师长的高倍望远镜，把他从葡萄叶的缝隙中拉近和放大。长年累月地看他额门上的汗，像珠宝店的老板在放大镜下看一粒钻石或玛瑙，看他脖子的青筋和肩头上裸露在外的黑皮肤，像观赏一片青紫的上好玉器。而他对此，却从未觉察，不晓分毫，像路边野外的一株槐树，闻不到被关在花园里的一株牡丹之香。如此，也就终于在三天前的黄昏里，在师长去北京的某一神秘场所，参加为时两个月的学习和研讨有关军队要进一步精兵简政的重要会议的第二天的落日中，吴大旺陪着师长的妻子吃过晚饭后，他在收拾着碗筷，她外冷内热地瞟他一眼，顺手把写着为人民服务的木牌从靠墙的边上，拿起来放在了红木饭桌的这头儿，像让他去院里为她取一样东西样，就那么随随便便，有意无意地把木牌往桌子这头的角上一摆放，轻轻淡淡说，小吴，以后你只要看到这块木牌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就是我找你有事儿，你就可以到楼上去一趟。
他不知道，爱情的导火索，在他的混沌中已被她悄然点着。第一次看见那块为人民服务的木牌不在饭桌的原处时，是三天前它醒目裸裸地出现在客厅中央楼梯底角的四方木柱上。看见那块被移动了的为人民服务的木牌，吴大旺没有发怔，他知道移动就是命令，知道这时她叫他是有一样他必该去做的工作在不折不扣的等着他，于是，便慌慌地上了几阶楼梯，才想起半年前来师长家里报到的第一天，师长以最温顺、冷峻的口吻对他说，楼上的啥儿都不用你操心，没有你刘阿姨的话，你不要往楼上走半步。师长的话如毛主席的语录样响在他的耳边上，到楼梯的转角处他把脚步慢下来，轻抬轻放，如同踩在一踏即碎的玻璃上。
他不知道那楼梯是什么木头做成的，常落脚的地方有灰白的脚痕儿，木纹细得如人的皮肤纹，踩上去又柔软，又实在。楼上有淡淡一股腐白的香味，吴大旺闻着那味道，像闻到了一股罕见的浸人肺腑的女人的香。他知道，去见师长的妻子刘莲，是不该像他第一次回家相对象那样，心里无可遏止地砰砰乱跳。这种心跳有背于一个革命军人的觉悟和立场，有背于他要求上进的内心和思想，于是，就收住脚步，用拳头在胸口上捶了一下，再次地警告自己，说上楼是因为有他必须的一项工作，就像革命的链条上，有一个环节在楼上，他不能不往楼上去。也就力挽狂澜地把心跳的频率减下来，如同把反革命的浊流遏止住，这才轻脚慢步地上了楼，发现了二楼的结构和一楼一模样，东边是两间卧室，南边是厕所，西边是一间空房子。空房子的楼下是厨房和餐厅，而在这二楼里，它有些会议室的模样儿，一圈摆了木框沙发和茶几，墙上挂了各式各样的地域行政图和军事布署图。
不消说，这是师长的工作间，和文人的书房样，看见地图上无数的血红箭头和盘来绕去的红线、绿线、蓝线、黄线，还有各种的圆圈、三角和方框，吴大旺本能地把目光从那屋门口儿缩回来，似乎一下子明白师长说的没事不要往楼上多走半步的关键所在了。秘密就是一扇门户，以门户示人，也就无异于泄露军机。一个军人，立当以保护军机为使命，不该看的绝对不看，不该说的绝然不说。吴大旺之所以深得师长和其妻子以及革命与政治的信任，正是因为他做到了这一点。
心跳缓和了，一种庄严慢慢的笼罩了他全身。把目光从地图上迅速地移过来，盯在东边靠左有老式雕刻的屋门上，他朝前移了几步，抬头挺胸，面对前方，目不斜视，短促有力地唤了两个字——报告。
回答他的是沉寂。
他又提高嗓音唤出了报告两个字。
沉寂依然如黄昏样漫在这楼里。
他知道她在那卧室里。这间卧室，就是她生活的全部核心和内容。这幢苏式的楼院，就几乎是了她全部生命轨道铺设的地盘和圈地。他想再拓开嗓子唤报告，却是身不由己地拿手在门上敲了敲。
她回应了，说进来吧。
他推门进去了。
这才看见屋里没有开灯，一片昏黄的模糊。床、桌、椅子都溶在半粘半稠的模糊里，像化在了一片泥水中。她就坐在床檐上，手里拿了一本书，是《***选集》第一卷，没有看，只是那么拿在手里边。
他说，阿姨，有啥事？
她说，开关绳吊到上边了，你帮我拿下来。
顺着她的目光，他果真看见床头桌边的开关绳盘绕在了那褐色的开关盒子上，人不站到桌上去，就别想把那绳子拉下来。他就到了她身边，拉过桌前的椅子，把椅面上的藤编垫子取下来，脱下鞋，拍了拍并不脏的脚底板，还又找来一张旧报纸，铺在椅面上，这才上去把吊在开关盒上的绳子拉下来，并顺手把开关绳儿朝下一拉，电灯便亮了。
屋子里一片光明。
因为这光明，他看见窗外有了一片的黑暗。因为窗外的黑暗，他发现在这光明里，连白灰墙上发丝样的裂纹都显得分明了。屋子里没什么奇特，就像军营的军械仓库里没有新鲜的武器样，墙上贴了毛主席的像，挂了毛主席语录的镜框画，写字台上摆了毛主席的石膏像，靠墙角的脸盆架子边，有一块大镜子，镜子上方印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镜两侧一边挂了师长的高倍望远镜，一边挂了师长不常佩带的五四式手枪。枪盒是牛皮，发着暗红的光。而镜子的最下边，摆着一张梳妆台，梳妆台上铺着一层绿玻璃，玻璃上摆了几瓶那年月罕见的雪花膏、香粉盒和女人们用的剪子、梳子类的日用品。这一切，都不曾超出吴大旺的思想范畴。他虽然没有到过这一号院的二楼上，可他同二号院的公务员一道登过师政委家和这一模样的苏式楼，知道师政委和他那在师服务社当会计的家属住的屋子就是这模样，俭朴、简单，处处透着传统的光荣和荣耀。
师长家二楼深藏不露的俭朴征服了吴大旺的心。他从那椅子上跳下来，想找一句话向刘莲表达他由衷的敬意时，慢慢地穿上鞋，直起腰，终于就憋出了一句话——
刘阿姨，没事了吧？没事我就下楼了。
她却有些不悦地说，别叫我阿姨，好像我有多老样。
他憨憨地笑了笑，想抬头去看她却又顺口说，阿姨叫着亲。
她没笑，一脸的正经与严肃，温和与紧张，对他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她说小吴，以后当着首长和别人的面你可以叫我阿姨，没有人了你可以叫我姐。
她的声音柔软、亲热，像一个真的姐姐在弟弟做错了事情后所给预的关心和批评。吴大旺有些意外地感动，极想就在这个时候叫她一声刘莲姐，以不失时机的聪敏，把这种姐弟关系定下来。可是说到底，刘莲是师长的夫人，而自己只是师长家的炊事员兼着公务员，公务员兼着炊事员，等级像长城样横在他们之间，使得他有天大的能耐，就是能把毛主席的书一字不拉地全部背下来，一分钟内能烧出十个色香味俱佳的汤菜来，他也还是叫不出刘莲姐姐那几个字。他没有唤出口的胆量和勇气。他只能对自己的胆怯和懦弱，怀着深切的痛恨和仇视，又以感恩戴德的心情，抬头去看着师长的妻子，他的刘莲姐，以期从自己的目光中，传达出他对她的感激和敬爱。
他就缓缓地抬起了头。
他的眼前便如闪过一道彩虹样，使他一下子不敢相信他看到的彩虹，就是师长的妻子，他的刘莲姐。
他看见刘莲把那本书放在了床头上，原来她身上竞是单单穿了一套红蓝起花的绸睡裙。因为是睡裙，就宽宽大大，松松垮垮，像随时会从她身上掉下来。不消说，单是刘莲穿了睡裙，她也不会如一道彩虹样出现在他面前。毕竟，他也是结过婚的老班长，是警务连少有的真正见过女人的人。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天气热，不知什么时候刘莲把摆在床头的座式摇头电扇打开了，那电扇摇头晃脑，每次把风送过来，都把刘莲的裙摆掀开来，把风从她的下身吹进去，又从她脖子下的裙口吹出来。那裙摆的开口少说有着一尺五寸长，每次风把裙摆掀起时，她的大腿就赤裸裸的一股脑儿露出来，又白嫩，又修长，还又精赤条条，显着许多一动一弹的大腿上的肉。
这是他凭生第一次见到女人穿睡裙，果真是有一股诱人的桂花白的女人的香味，从那裙下徐徐地飘出来，在屋子里缓缓地弥漫着，堆砌着，压得他脖子发紧，呼吸困难。挤得他双手多余，多余得没地方搁，只能吊在两腿边。因为多余，手就有些颤，汗在手心控制不住地流出来。他只往她身上瞟了一眼睛，眼珠便像燃了火，被烧得灼痛焦疼了。可在他要迅疾地把目光移开时，却又看到因为风要从她的胸口走出来，就不得不把她睡裙的胸口鼓胀开，在那鼓胀的胸口处，他的眼角在失去警惕时，不慎就看到她的乳房儿，又白又大，圆得如圆规划过样，满鼓荡荡，如同他发面最好、火后最好时蒸出的师长最爱吃的又暄又虚的白蒸馍。师长是南方人，刘莲也是南方人，他们都把蒸馍叫馒头。吴大旺看见刘莲露出的那大半个乳房，他就想到了他蒸的又大又暄的馒头了，手上就有了些伸手想抓的冲动了。可是呢，他毕竟是一个在家里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在部队又成了有理想的人，争取崇高的人，受师长和组织器重信赖的人，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毕竟像记得自己姓甚名谁样，吴大旺记住自己仅仅是个师长家的公务员兼的炊事员，而不是师长的儿子或侄子，不是刘莲的弟弟或表弟。他知道他该做什么事，该说什么话，不该做什么或者不该说什么。理智像冰雹样一下砸在了他头上，落进了他心里。这是师长家的二楼卧室屋，他的妻子在卧室里穿什么衣裳，露哪儿不露哪儿都是本该的事，自己的媳妇才和自己刚刚结婚那个月，不也在洞房里单穿个裤衩，露着双奶走来走去吗？女人在男人面前，没有不崇高的灵魂；男人在女人面前，只有不健康的思想。吴大旺在转眼之间，以革命的优秀而光辉的理性，克制了资产阶级非理性的荒唐邪念，拯救了自己差一点走入悬崖的灵魂。他平静地把目光从刘莲身上一滑而过，就像目光从没有什么新奇的水面滑过一样，将目光落在她翻过的那本《***选集》上，说，阿姨，没事了吧？
刘莲脸上又一次有了不悦，她一把他盯着的那本《***选集》拿起来顺手放到一边后，冷冷地问，
小吴，你在首长家里工作，最重要的要记住什么？
他说，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做的不做。
她问，宗旨是什么？
他说，为首长和首长的家人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
蛮聪明嘛。她松驰下来自己脸上因不悦而绷紧的皮肤，把被风吹起的睡裙撩过来盖在大腿上，像真的一个大姐那样对他说，你知道我比你大几岁？
他说，不知道。
我只比你大五岁，她说，你说你是该叫我姐姐还是叫阿姨？并不等他回答，她又顺手拿起床头的一块方巾递给他，说擦擦汗，我吃不了你，既然把我当成你们师长的老婆看，那你就得像回答师长的提问一样回答我的话。
他就用她递的方巾擦了一把汗。
她说，你结婚了？
他说，啊。
她说，哪一年？
他说，前年。
她说，有孩子了？
他说，去年生的。三个月前，我回家时，你不是还给我家孩子买过小衣裳，你忘了？阿姨。
她停顿了一会，像喉咙突然噎了一样东西，片刻之后接着说，现在你别叫我阿姨。我是你姐。是你姐在问你话儿呢。
他重又抬头看着她。
她说，你最大的理想是什么？
他说，实现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她暖冷冷地笑一下，那笑像一块碳火上薄薄包了一层冰。然后，她板着面孔又重复着强调了那句话，说我是你姐，你要给我说实话。
他说，嗯。
她说，你最大的理想是什么？
他说，提干。把老婆、孩子的户口都随军带到城市里。
她说，喜欢你老婆吗？
他说，说不上喜欢不喜欢，结婚了，她是了你的人，你就得一辈子为她想着了。
她说，那还是喜欢嘛。
就都寂下来，让沉默像军用帐棚样盖在屋子里，盖在他们头顶上。风扇一直在对着刘莲吹。吴大旺热得汗如雨注，不知是因为天气，还是因为紧张，他感到汗水从头上流进眼里时，又蜇又涩，像盐水进了眼睛里。他知道她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而他只敢盯着她床上铺的水色的绿单子和挂在半空的纱纹帐。时间像老牛拉破车样慢慢走过去，到了实在煎熬不过了，他就试着说，阿姨，还问啥？
她冷着他的脸，不问了。
他说，那我、下楼吧？
她说，下去吧。
可在他要转身下楼时，刚到屋门口，她又叫住了他，问了一句莫名奇妙的话。
她说，实话对我说，你每天睡觉洗澡吗？
他回头不解地看着她，说洗。说在新兵连时我们指导员是南方人，谁不洗澡他就不让上床睡。
她说，是每天都洗？
他说，天天洗。
她说：你走吧。记住那块为人民服务的牌子不在饭桌上了，就是我叫你上到二楼有事了。
他便从二楼逃似的下到一楼里。到一楼做的第一件事是到厨房拧开水龙头，哗哗地洗了一遍满头大汗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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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川普，如何应对性骚扰录音指控
星期一 十月 10, 2016 11:25 am
毫无疑问，民主党重磅炸弹抛出——川普性骚扰录音公布。
也成为第二轮辩论的开场重头戏。
这当口，和第一次辩论川普起先占优势决然不同。川普完全处于尴尬守势。
其实，他不必到末了抛出克林顿前总统丑事。
希拉里以为抓住把柄，没想到自己屁股底下也不干净。
川普可以这样回答：第一句——
我从来没有和这位女性发生性关系——这是比尔当年的开初撒谎，对国会，对全民撒谎。
注意到性骚扰和发生性关系是绝然不同的概念。
第二句——
这是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这是希拉里丈夫承认撒谎承认不忠诚（包括对妻子对家庭对选民）后再次辩解。这句话后来还被成龙沿用。
相信，所有男人都会心照不宣。
从而，可以推想，当年连前总统都被宽恕了，那么——
第三句——
这段对话在私人处所，私密所在，不是在椭圆办公室，不是在白宫。
这区别就大了去！
第四句——
如果当选州长，当选总统，决不会也决不容忍这种事情在白宫在总统身上发生。
厉害不！既表态忠诚职守又反击一拳。
第五句——
我当时只是一个草民，不是公务员，更不是总统大人。
作为草根（从无官职，再有钱也是草民——但看中国的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末尾），这就为同是草民的大众博得同情分谅解分。何况并非真的出轨。
第六句——
作为前第一夫人，连自己的丈夫都管理不好，还能管理国家？假定她事先毫不知情，那么，她的警惕性判断力都大成问题。
古训，修身治国。
所以，希拉里作为比尔的妻子，难以摆脱那个终身丑闻——白宫口交险遭弹劾。
有其夫必有其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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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历史和文化
星期一 十月 10, 2016 10:58 am
“地名”以外的地名
地名不仅是一个名称所代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还存在地名本身以外很多方面的内容。我们现在讲地名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它们的时间意义和概念，因为从空间范围讲一个地名，无论点还是面，是通过地理坐标，用具体界限划定的。但是任何一个空间范围其实都与一定的时间范围相联系，这个时间范围有的长有的短，在这个时间范围里面又与很多地名以外的事物和因素相联系，所以地名除它们的本意之外，还有其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民族的等各方面的意义。
早期的地名实际上反映了族群分布，尽管我们对它们的具体内容还不了解。如商朝人，几乎将所有做过都城的地方都称为“亳”，早期迁移到的地方也命名为“亳”。又如，山东好几个地方地名都带“不”(音夫)，其实这也是反映某一个族群的流动或者分布的特点。再如“姑”字，江南有好几个地名有这个字，最著名的是苏州，被称为姑苏。对“姑”字以前有几种望文生义的解释，但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认为“姑”没有具体意义，只是越人的发语字。但这类地名的存在反映了某支越人的分布。再如敦煌，从汉朝开始就有人根据汉语解释“敦煌”二字的含义，后来日本学者指出敦煌不是来源于汉语，而是来自土著民族的语文，汉字是采用音译，所以不能按字面解释。不仅敦煌，我国西北地区还有很多地名，当汉朝人记录下来时已经无法考证它们的含义，但都反映了古代西域一些族群的分布，以及族群的影响，但在这些方面我们目前研究很不够，将来或许能通过这些地名破译民族成分的密码。
早期的地名后来成为国名，成为朝代的名称，其实开始往往是指具体的地方，例如秦、汉、魏、晋、宋等。以“汉”为例，来源于汉水，因为有了汉水，才有了汉中等地名。刘邦的封地在汉中，成为汉王，以后他建立的朝代就是汉朝。因为汉朝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的影响，基本上奠定统一中国的疆域，所以这个民族主体被称为汉族。这些地名经历具体的事件后发展成国名，因为开国皇帝或者统治者往往会把这些地方作为发祥地，以后成为朝代名称。
地名的迁移也反映人口迁移或民族的迁移。比如汉高祖刘邦的祖籍是丰县(今江苏丰县)，他父亲长期生活在丰县。刘邦做皇帝以后将父亲接到关中，尊他为太上皇。但太上皇却闷闷不乐，表示住在关中不开心，因为听不到乡音，看不到邻里斗鸡遛狗，吃不到路上卖的饼。于是刘邦下令将丰县居民全部迁至关中，为他们建一座新城，完全模仿复制丰县。据说复制非常成功，移民将从家乡带来的鸡狗放在城里，都能找到原来的窝。这座新城被命名为新丰，就这样，丰县的地名被搬到关中。像这样的例子历史上不止一个，所以我们往往能看到早期地名从北方搬到南方，从中原移到边疆。
北京郊区有很多以山西州、县或者小地方命名的地名，是因为明朝初年有大批山西移民，整体迁到北京郊外，所以留下很多山西地名。但是这样一种地名搬家也出现过败笔，我认为最大败笔是乾隆皇帝把西域改名为新疆，“新疆”原指在贵州境内一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后来被设置为几个县，所以当地称之为新疆。乾隆年间，天山南北路平定之后，西域被改称为新疆，以后建省时也用了这个名称。这当然是乾隆皇帝为了宣扬他的赫赫武功。尽管这不会改变新疆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但还是授人以柄，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外国有人攻击我们，说中国到乾隆年间才占有新疆的，因为你们自己都承认新疆是你们新的疆土。其实清朝学者已经发现漏洞，所以他们解释为“故土重新”，但这也可以解释为左宗棠从阿古柏叛乱中收复新疆。这至少是改地名的败笔，如果沿用西域，与2000多年前一致，岂不更好!
还有很多地名本身就记录了一段历史，最典型的，是今山西、河南两个县的名称：闻喜和获嘉。闻喜本是西汉河东郡的曲沃县，汉武帝经过时获悉平定南越叛乱的喜讯，即改名闻喜。当汉武帝行经河内郡汲县新中乡时，又传来了发动叛乱的南越丞相吕嘉被俘获的消息，即下令在此新设一县，命名为获嘉。类似地名还有很多，每个地名都记录了一段历史。
又如重庆本来叫恭州，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月，孝宗之子赵惇先封恭王，二月即帝位，为光宗皇帝，称为“双重喜庆”，于是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所以有很多地名，如果仔细了解研究一下它的来历，往往就是对本地历史的重要记载，有的甚至是很重要的篇章。
同样，地名在对外关系上也有表现。最典型的是解放时被称为镇南关的地方，为了表示与越南的友谊而改名睦南关，以后为了突出与越南“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又改为友谊关。20世纪80年代，我去友谊关考察，越南大炮把友谊关屋顶打穿的洞还在，那时候看到友谊关这几个字感到啼笑皆非。但是最近去的时候，不仅友谊关楼已经修好，而且我已经能够站在新划定边界线上照相留念了，现在至少这个关的确是友好的。
地名在民族关系上也有表现：解放被称为绥远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改称为呼和浩特；比如乌鲁木齐原名是迪化。有的不一定改，却反映了民族关系的历史事实。清朝实行改土归流后，新设了一批府级政区，在命名上都看得出，比如湖北恩施，所辖县原来都是土司，新设府县被看成朝廷施的恩。
还有很多纪念性质地名，从最早将黄帝陵所在地称作为黄陵，到近代全国各地很多以“中山”命名，比如中山路、中山大道、中山公园，广东香山县改为中山县，现在叫中山市。国民党政府为了表彰卫立煌，曾在安徽六安县金家寨设立煌县。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各市都有马路改名为中正路，上海的爱多亚路也改名为中正东路。台北有罗斯福路，新中国成立后东北的城市中有斯大林大街。还有颂扬性的名称，并不太明显，实际上大家都明白，比如说中共一大会址的地方，原来是望志路，是用法国人的名字命名的，解放不久改名兴业路。这些地名有些存在时间很短，有些持续至今，这就反映出不同时期政府与民众的意志和情感，也反映出被纪念者的影响程度。
有一些地名反映一个阶段或一段时间的观念和价值趋向。比如民国年间冯玉祥主政河南时设博爱县、民权县，台北市有忠孝路、信义路、仁爱路等，各地有不少地名以自由、民主、和平、幸福、解放、复兴、建设等命名。
有的地名是地理环境的反映，这类地名在研究历史地理时很有意义。有的是当初概念与今天不同，有的当初是对的，但现在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具有规律的，比如河南与河北划分是以黄河为界，但也可发现，河南省有一些地方跨到黄河北边，所以地名本身归类是一回事，但以后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恰恰为我们研究历史上地理环境变迁提供了根据。
还有一些地名体现了近代殖民的历史。帝国主义侵入我国后，一些地名发生了变化，比如东北的一些地名，在俄国入侵之后被换成俄国地名，香港被英国占据后，很多英国地名就被搬到了香港。比如香港的太子道，就是因为1922年英国王储爱德华到访以后，将一条街道改名的。又如上海的戈登路(今江宁路)，就是当时为了纪念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英国人戈登。霞飞路是用法国著名将领的名字命名的，解放后为纪念淮海战役改名淮海路。
总之，地名如果只是记录它所代表的空间范围，那么它是纯粹的地名。实际上，地名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
“中国”称谓的变迁和含义
“中国”这两个字最早发现是在一件青铜器上，考古学家称之为“何尊”，它是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县被发现的。尊上面有铭文，铭文上面出现两个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最早的“中国”二字。铭文中叙述了这样的大意：武王在攻克商朝首都后，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向上天报告：“我现在占有了中国，准备把它当做自己的家，并且统治那里的民众”。
中、国这两个字最早都是象形文字。“中”本来是一面特殊的大旗，是商朝人为召集他的部队和民众集合用的标志。由于集合时这面旗帜总是处于中间，以后就衍生出中心、中央、最重要的等意义。
“国”(繁体写成國)也是一个象形文字。中间的口表示人，有几个口就是几个人，所以称为人口。口下面的一横杠表示一片土地，无论生活或生产都离不开自己的土地，所以还得有人拿着戈守卫。为了更安全，需要在四周筑上一道城墙。所以国实际上是有围墙围起来的，有人守卫一个居民点，一个聚落，一座城，古代又称国。
“中国”的含义就是在很多国里，处于中心的、最重要的国，这就是中国。商与西周的国都很多，春秋初期还有1000多个。在这么多国中间谁有资格称为“中国”呢？只有最高的统治者，比如说商王以及后来的周王，他们居住的地方才有资格称为中国，“中国”是天子所在的国。
但东周时天子的地位名存实亡，各诸侯国间相互吞并，国的数量越来越少，国土却越来越大。到战国后期，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和若干小国，所以诸侯都开始以中国自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秦朝，称皇帝，自然也自称中国了。以后历代王朝都自称为中国，连入驻中原的少数民族，或者与中原关系密切的政权也都自称中国，中国概念从一个点扩大到整个国家，甚至包括边疆的少数民族的政权。比如契丹人建了辽朝，到辽朝后期，也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南北朝时，南朝、北朝都称自己为“中国”，而骂对方是“索虏”“岛夷”，隋、唐统一以后它们都成了“中国”一部分。“中国”实际上成了这个国家的代名词，但各朝都有自己的国号，如清朝称大清、大清国。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开始有了“中华”和“中国”两种简称，以后基本都是用中国了。
在古代，中国的民族含义等同于华夏诸族或者汉族，与之对应的称呼是“蛮”“夷”“戎”“狄”，比如“南蛮”“东夷”“西戎”“北狄”，或者“蛮夷”“夷狄”。文化上的含义也只指华夏、汉族的文化，不包括其他民族。今天的中国当然应该包括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而广义的中国文化也应该包括56个民族的文化。
历史上，中国的地理概念往往等同于中原，但这个中原并没有明显界限，并不一定就是河南省，甚至更大范围，都可以称为中原，如山东、山西、陕西、河北、安徽等地。
“中国”两个字从3000多年前发展到今天，与中国的国土、人口、民族、文化、历史密切相关。中国所蕴含的意义，不是简单以多少万平方公里或者地理坐标所能诠释的，是一部活生生的国家和民族发展史。
“北京”的演变
以北京为例，“北京”这个地名我们可从两方面分析。一是北京这一块土地它的名称有过哪些变化；一是北京这两个字在历史上曾经代表过哪些和多少不同的空间范围。
北京这个地方最早能找到的地名是燕和蓟，在周武王封燕以前，“燕”这个地名已经存在了，又称为蓟。到秦汉时，出现了广阳郡，郡是县以上一级政区，在汉朝郡与国并行，所以一度被置为广阳国。附近两个与广阳郡关系密切的，一个是渔阳郡，一个涿郡。所以，也有用渔阳、涿郡来代表北京的说法。东汉以后又出现了幽州，燕国还曾被称为范阳郡、范阳国，燕国后来一度又出现燕郡，这些名称都是交替出现的。“燕”实际上最早是燕城，以后有燕国，有燕郡，涿郡更靠近原来的蓟县。到了金朝，北京这块地方被称为中都大兴府，后来又有了大兴县。元朝时被设为大都路，成了首都。
明朝地名变化最为复杂，但奠定了今天北京的基础。明初设立北平府，后因明成祖迁都，把北平府改成顺天府。在一级政区(相当于今省级)设了北平布政使司，当时南京被称为京师。迁都到北平以后，北平改称为“京师”。但因为原来的京师还保留首都地位，为与北方的京师加以区别，被称为南直隶、南京，京师就被称为北京。清朝官方一直称现在的北京为“京师”，周围的行政区为直隶，但无论官方民间，习惯还是用北京。清朝废南京，改南直隶为江南省，以后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民国初，北京继续作为首都而存在。1927年，南京成为首都，北京改名北平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定在北京，北平改称北京。
从曾经的一个小诸侯国、居民点，发展成为区域性中心和重要军事基地，又成为另一个非汉族政权的都城，到现在成为国家首都。北京地名的演变反映出这座城市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部北京的开发史、政绩沿革史和社会变迁史。
各地曾出现的“北京”
“北京”作为地名，曾经在全国很多地方出现过，北至今天的内蒙古，南至江苏都用过。为什么北京这个地名曾经用于全国各地？既然称之为北京，相应地肯定有南京等地。这说明在历史上，特别在分裂时期，政治中心往往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反映地名地理的坐标也在变化。坐标体系中，比如中心城市发生变化，那么，相对应中心位置，以及相应中心的地名也会发生变化。
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使用“北京”两个字的是西晋时的江南人。当时，他们称洛阳为北京，这种叫法不是正式名称，正式名称叫做洛阳。在江南地区、特别在原吴国，洛阳被称作北京，既含有因为京城在北方，还包含着是北方政权的“京”的意思。
真正把“北京”当做政治中心的做法，源于十六国的赫连勃勃称统万城(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为北京。他在实力扩张到关中，占领长安后，在长安设南台，即在南方的政府机构，把统万城称之为北京，是正式的都城。
北魏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以后，因为平城是故都，一度称之为北京。这是相对洛阳所处的南面而言，对原来首都的尊重，以满足一些贵族老臣对旧都的眷恋，所以称之为北京。
到了唐朝和五代的后唐、后晋、后汉三代，都称晋阳(今山西太原)为北京。唐朝还存在南京、东京、西京的建置，因为唐高祖李渊从晋阳起家，所以称之为北京。五代的唐、晋、汉的统治者也是从晋阳起家的，所以晋阳继续拥有北京的称号。
金朝入主中原，把原来辽朝的临潢府改名为北京，就是今天内蒙古的巴林左旗。后来以中京大定府为北京，在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北。因为当时金朝政治中心内迁，相对而言，这些地方成了北面，才有了北京的称号。
明朝曾一度将开封府命名为北京。朱元璋建都南京以后，深知南京位置偏南，希望在北方找到一个能够长期建都的地方。他一开始中意开封府，将其升格为北京。后来，却发现从南方通往开封的水路淤积，水量不足，无法保证粮食的运输，最后不得不放弃。
永乐年间，北平府改顺天府，这时北京的概念才和今天的北京城联系起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北京，都是因为出现过或同时存在南京的缘故。明朝迁都后的正式名称叫京师，但因为两京并建，只能用南北加以区分。要是没有这个情况，那么宣德正式迁都后不会再有南京，也就不会有北京，更不可能到清朝还继续称北京。1927年北京改成北平后，当时的居民往往继续称北京，而不用北平。这足以证明历史地名具有非常强的生命力，也有非常强的滞后性，一些地名正式名称反而不如俗称，部分习惯称法能够得到延续。
从一个地名——北京的变迁，理解北京这两个字代表不同的地名，不同地理坐标。说明地名除了本身所应有的代表的空间范围概念以外，在不同的时间范畴里，有复杂、更为深刻的含义，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更换地名的乱象
现在社会上出现一种随意更改地名的现象，中断了历史的延续。一些地名，特别是县名和县治所在，从秦汉时期沿用到现在，2000多年来不仅名字没有改，地点也未曾发生变化。但是，其中的一些地名被莫名其妙地改掉，从此就消失了，与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一些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地名也消失了。近年，一些地方又盲目恢复古地名，却往往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从更改、消失再到恢复的过程，总是会产生许多麻烦。比如，沔阳是从南朝就存在的地名，迁都后设置过郡、县、州、府、镇，但到1986年，沔阳县被撤销，建仙桃市。而仙桃此前只是县治所在镇的名称。荆州市一度改成荆沙市，后来又恢复。襄阳与樊城改称襄樊市，现在又恢复成襄阳了。一些地名本来是历史上非常重要，或者跟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有关，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与此同时，任意恢复古名的情况也有很多，也由此产生了很多后遗症。
在行政区划调整中人为取消了不少旧地名，随意简化县级地名，甚至民政系统中间无法再登记原来的籍贯。我本人从小登记出生地为浙江吴兴县南浔镇。现在已经没有吴兴县，只有吴兴区。但吴兴区不包括南浔镇，南浔镇隶属于湖州市南浔区。不过，吴兴这个从三国时就出现的地名总算保存下来了，而更多的古地名却消失了。
更改地名，对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有割断历史的危险。后人也不知道你到底指的是哪里，现在很多争夺历史名人故里的现象很可笑。其实有些古地名在今天什么地方是很清楚的，但频繁的区划调整、地名改变给一些人可乘之机，人为制造很多矛盾。本来，大多数行政区划的调整只要改通名就可以了，没必要改专名，但是为了表示是新地名，或者为了扩大影响，故意将专名更换。这不应该，也是很可惜的。随着一些专名的消失，跟它们有关的历史文化也将被湮没。
目前的行政区划名称也相当混乱。中国历史上曾经用过的行政区划通名很多，为什么现在不能做到用统一的名称代表一种区划？例如，市既可以代表省级的直辖市，也可以指地级市，还有县级市。我们为什么不能下决心统一规划行政区划通名？非但没有做这项工作，还不断出现新的混乱，如“区”，已经有了省级的自治区、地级的直辖市区和县级的市辖区，现在又出现了副省级的综合开发区、地级或县级的开发区、新区，还有矿区、城区、郊区。
用景点名称取代政区名称是造成地名概念混乱的又一做法。最典型就是把徽州改为黄山。如今，外地人如果说去黄山，本地人就会询问你，是要到黄山山下去，还是去老屯溪。同样的，都江堰、井冈山等变成了政区名，很容易与真正的景点混淆。
用景区名取代原来政区名称的一个理由是：改名后能够促进旅游开发，增加地方收入，这种说法完全是欺人之谈。如张家界，要是没有被确定为世界自然遗产，没有大规模的开发和投入，仅凭改一个名，就能增加十几个亿的收入吗？商业因素的冠名做法，也是地名更换的一大原因。在市场经济情况下，我并不反对适当采用商业冠名的形式改变地名。而前提应该坚持原有地名必须保留。现在往往因为商业利益，永久性把地名改掉了，不应该也不合法。正确的做法是根据出资的多少，确定新地名的使用期限，而不是永久性的改变。
一些外国地名在中国的滥用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有人曾要求禁止在中国使用外国地名，我并不赞成，适当使用外国地名是可以的。比如，已经成为当地历史的外国地名应该保留，在一些开放城市适当增加一些以外国人名、地名命名的地名也并无不妥。但将一些地方命名为风马牛不相及的外国地名，不仅缺乏严肃性，还容易引发其他国家的不满。随意把别国地名拿过来命名景点、小镇，侵犯了他国的地名使用权。而滥用外国地名反映出命名者的价值观念混乱，或者高估这些外国地名的价值。例如，一些新建的楼盘、新开发的小区钟情于使用外国地名以显示档次，这种做法，地名管理的相关部门应该严格控制。
我经常问学生，你是哪里人？他们往往只告诉我是某市人，只讲到“地级市”一级。我问是哪个县(区)，他们才告诉我。为什么木说全？他回答怕你不知道。介绍籍贯的传统做法是到县一级，如果不这样做，长此以往，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将会越来越贫乏，地理知识不仅需要在课堂上的学习，它的传播和巩固还需要日常真正的使用。如果，我们接触地名越来越单一、笼统，势必造成大家地理知识越来越贫乏。
总而言之，我感到地名是我们历史和文化的宝贵遗产，因为任何地名的产生，一般都反映出当时这个地名出现、存在和延续的一些因素，而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规范地名的使用，地名的文化建设的立足点就在于传承文化和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使地名资源能够为我们今天和今后所用。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Author: 葛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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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创意”成为写作的一种习惯
星期六 十月 08, 2016 4:20 pm
几乎每一个写作者都有一个雄心：让自己的作品留下来，成为经典。如何做到这一点？文学理论家、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是这样给作家们指路的：“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这种特性要么不可能完全被我们同化，要么有可能成为一种既定的习性而使我们熟视无睹。”他认为，但丁是第一种可能性的最好例子，莎士比亚则是第二种可能性的最佳榜样，充满矛盾的惠特曼则常在这一悖论的两边徘徊。
事实上，当我们今天面对创意写作的时候，我们会非常自然地想到这个词：陌生性。众所周知，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艺术，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创造。而创意写作，正是为鼓励创造而生的。然而，当1936年爱荷华大学率先建立创意写作研究生教育时，在学界和媒体界却有很多人批评其为工业化的流水线复制作家模式。对此，爱荷华大学的回应是：“尽管我们部分同意一个普遍流行的观点，即创作是不能被教出来的，我们仍坚持相信并且在实践中也发现，天赋是可以被助长的，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看到了这点。如果有人可以‘学会’拉小提琴或是弹钢琴，那么也可以‘学会’创作，尽管没有一个训练的模式可以保证他一定能做得成功。从工作坊里出来的那些校友里，有杰出的诗人、小说家和短篇小说作家，我们相信，他们带给我们的远多于他们所学到的。我们将继续寻找这个国家最有才能的学生，并且传达我们的理念，即创作不能被教出来但可以被鼓励出来。”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创意写作的作用问题。“创作不能被教出来但可以被鼓励出来”，也就是说，创意写作的目的仍然是致力于开发人的天赋。
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在多个地区的高校教授创意写作，他也认为对于写作有四个关键的要素，即天赋、智力、直觉和判断力，“创意写作项目可能无法使你的天赋、智力和直觉有显著的提高，但对于一个作家判断力，比如作品优劣的问题，是可以有帮助的”。在托宾看来，参与创意写作是具有一定的门槛的，它只能针对部分问题给出部分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先天条件要好，然后可以得到提高，但是它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作家。
摆脱传统僵化的语文教学模式
一直以来，在中国有一个观念：作家不是教出来的。作家都是天才，是自然生长的。
古往今来，关于文学天才的记述不胜枚举。元代的辛文房就这样来描述李白：“十岁通五经，自梦笔头生花，后天才赡逸。”
在西方，作家和诗人被称作“天才”，他们也是天生的，靠的是天赋，或者至少天赋是成为作家的前提。莎士比亚是从剧院里成长起来的；巴尔扎克是学法律的，德莱塞中学都没毕业，他干脆被称作一个“除了天才一无所有的作家”。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被艾略特称为西欧文学史上的三个世界级天才。在西方，“天才”这个词汇一直与作家们联系在一起。
在近现代中国开始现代式的学校教育后，传统的中文系教育不是以培养作家为目标的。中文系出身的作家也是靠天赋成长起来的。而创意写作的目的，只是为了激发天才们自身的天赋而已。
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天赋成为作家的人，创意写作又能做些什么呢？
中国中小学的传统写作教育，从根本上说是新闻写作教育。“记叙文”是要学会讲一个故事，这种故事一般有关真实发生的事件，《记生活中的几件小事》《记某某某的一天》等等，事实上就是通讯写作；“议论文”则类似于新闻评论，如《老太太摔倒了无人扶之我见》等。高考作文基本上也是考这两种文体。即便是新闻写作教育，也被弄成了一种教条式的教学。高考指挥棒的“威力”是显而易见的，因而老师们向中小学生推荐的大都是《写作指南》《作文秘笈》之类的书籍。这种书籍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把写作搞成了一种模式化的工作，这事实上仍然是科举时代的八股文的延续。
著名作家陈应松跟我讲过一件事：一位中学生通过微博向他求救，说老师布置了一篇作业，要他概括一篇散文的“中心思想”，这篇散文正是陈应松的作品。陈应松看后回答说：没有什么“中心思想”。中学生不信，苦苦相求。他无奈地说：我也不知道“中心思想”是什么，你自己试试吧，也许你比我概括得更好。
的确如此，对于所谓的“中心思想”，中学生们也许比作家本人概括得更好。在中小学，语文课堂上干得最多的事，就是归纳“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以这种方式来指导学生理解一篇文章。我们几代人都是从这样的语文课上成长起来的。因而当自己写作的时候，自然也有明确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由此可见，中国中小学的语文教育，更多的是逻辑思维教育，而缺少形象思维教育。即便是逻辑思维教育，也缺少批判性的思维，对课本上的所有作品，都只是顶礼膜拜，尽力寻找它的好处，而不是批判它的缺陷。似乎所有的课本作品都是尽善尽美的，学生只需要背诵，只需要模仿。创造性就是这样被扼杀掉的。对写作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没有什么所谓的“中心思想”。对于优秀的文学作品，读者都可以结合自身的经历来完成阅读体验。作家完成创作后也只是完成了作品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是由读者来完成，这就是所谓的“读者的再创作”，故而莎士比亚说“一千个人的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学的魅力正在于此，所以千百年来，无数的“红学家”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仍然没有得出什么“中心思想”，他们仍在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很显然，有明确指向的创作不是真正的文学创作，只是论文、新闻或者其他实用性作品。
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学生到了大学之后，仍然只会那些八股式的写作。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意写作如何帮助普通人在传统的僵化的语文教学模式下摆脱出来，这才是一个新的课题。
唤醒普通人沉睡的写作能力
就创意写作教学活动而言，归纳起来，目前中国各大学有三种目标：一是培养传统的作家，尤其是严肃文学作家；二是培养市场化写作人才，这种写作包括类型文学写作、广告方案写作等商业性写作；三是培养普通人的一般性写作能力。
以培养传统作家为己任的大学致力于内容的创意、思想的创意；以培养市场化写作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则致力于形式的创意；而对于以培养普通人的写作能力为目标的大学而言，则显得有些尴尬，因为现在的大学生都不会写作了。
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不得不一再降低我们的教学标准。我们不光要还中小学教育对学生们欠下的债，甚至还要花很大一部分力气先去纠偏。于是尴尬就在于：我们需要在内容与形式上同时着力，又面临着学生在这两方面基础的欠缺。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的教学对象有三个最突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阅读量的匮乏。功利化的社会背景下，大家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要的是那些“有用”的东西，学生们天天忙着拿学分、拿各种各样的证书。他们居然绝大部分连中国的古典“四大名著”都没有读过，更遑论那些林林总总的外国名著了。第二个问题是认知的偏差。这种偏差通常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写作是作家的事情，他们不需要学会写作；二是把写作当作应用写作，认为只需要掌握各种文体的格式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人写演讲稿时，充满全篇的就是成语、名人名言以及说教。第三个问题是不热爱写作。写作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就是交流，这样一个时代，交流的方式太多太便捷了。我们可以用声音、图像甚至视频来取代文字。文字似乎成了一个多余的东西，谈恋爱也不需要写情书了。
难道写作真的只是作家们才能具备的能力吗？我们回到写作的主体——作者的身上来思考这个问题，才发现普通人并非没有这些能力，而是他们的能力都沉睡了。我们需要的，只是唤醒。
第一，唤醒感官。写作者的第一个能力，就是感知世界的能力。事实上，人类天然具备这种能力。我们能看到各种事物，能够听到各种声音，闻到各种味道，甚至还能感受那些五官不能及的世界。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些东西都被抹杀掉了。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我们发现，学生大多只会用眼睛和耳朵这两个感官，其他的感官被忽略被忘记了。当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写下“我听见花儿在唱歌”，却被老师批评的时候，他们的其他感官就在逐渐被封闭。而当我们在课堂上，重新唤起他们的这些感官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面前顿时豁然开朗。
第二，唤醒经验。经常有“70后”的作家对我说，我非常羡慕你，有那么丰富的人生经历，吃过那么多的苦头。我会这样回应他们：你以为我愿意啊。事实上，对于文学来说，没有哪种经历更有厚度或更有价值，关键是你从那些经历中得到了什么。所以古往今来的文学大家们职业不同，生活经历不同，却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文学殿堂中的重要一员。普通的写作者常常不知道怎样来处理自己的生活经验。他们的经验都在沉睡。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有的创作都最终来自经验，虚构、想象也不例外。
第三，唤醒内心。创意写作的关键是陌生性。对于陌生性而言，没有什么比人类更有优势了。自从有人类以来，在这个星球上生活过的人多得无法统计，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在哲学家莱布尼茨看来，“每一个生命体都是一个单子，每一个单子都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着生命”。从这种意义上说，陌生性就在创作的主体身上。我们除了面对这个纷繁芜杂的外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无比深邃无比独特的内心世界。因而，唤醒内心是普通写作者需要面对的另一样工作。
当然，关于普通人的创意写作，可说的还很多，在此不一一论述了。
近些年来，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关注创意写作，开始引入创意写作的越来越多。但是大部分人的目光都盯在那些有天赋、有可能成为作家的人身上。事实上，大众的创意写作，才是创意写作的基础。在美国，创意写作已经进入中小学。对于大众而言，创意写作的真正目标，是要消灭“创意”两个字。因为“创意”，本来就是写作的应有之意。让“创意”成为写作的一种习惯，这才是我们最终想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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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创意写作大会关注文学教育新话题
9月24日，全国创意写作大会在京召开，来自高校的专家与活跃在创作一线的作家汇聚一堂，探讨“创意写作”的现状与未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设立“写作中心”“创意写作专业”以及“驻校作家”等文学教育新体系，带来高校文学教育从“文学史认知”“文学理论教授”到“创作实践”“服务社会”的渐变。从2009年国内第一家创意写作研究中心在上海大学成立到现在，短短的几年内，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以及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安徽、陕西、四川、重庆、黑龙江、吉林、广西、湖北等地逾百所高校均已开设创意写作课程。随着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的稳步发展，“中文系的教学目标是不是培养作家”“作家能不能教”等最初饱受争议的话题已经不是问题，如何打通创意写作上下游的联系从而使创意写作服务于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如何建设有中国气派的创意写作体系，如何进行创意成果的转化，如何与国际创意写作文化接轨等实践性问题成为当前热点。
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文艺报社、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中心共同主办。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何建明出席大会并讲话，《文艺报》总编梁鸿鹰主持会议。大会期间，中国创意写作领军人物、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中心执行主任葛红兵和50多位高校教师、评论家、青年作家一起，围绕“传统写作与创意写作的融合”“影像时代的中国创意写作”“创意写作与中国文学国际影响力”等议题展开研讨，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见解和学术研究方向。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丁伯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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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掏心掏肺,是文学家大忌
星期六 十月 08, 2016 4:17 pm
无论是作家，还是文学批评家，都应该面对今天的生活发言。这是文学对时代的意义，也是读者对于文学的期待。
在近期举办的思南读书会上，文学批评家张莉携新作《持微火者》，与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进行对谈，从文学批评与普通读者的关系，到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点评……让这场读书会“对今天的文学思考产生了冲击力”。
读者和作家之间的摆渡者
张莉：《持微火者》这个评论集是我对当代25位作家的看法，坦率地说，这部书我是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写的。我认为，某种程度上，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有和普通读者脱节的倾向。其实，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是不一样的，文学批评需要和普通读者发生关系，文学批评家应该是普通读者和作家之间的摆渡者。
陈思和：文学批评家这个角色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也是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干了大半辈子了。过去我一直觉得，批评家这个身份说出来有点脱离群众的感觉，高高在上。但今天，文学批评家其实就是另一种读者。只不过批评家要发言，普通读者不用发言。
我是不大主张把文学批评写得大家看不懂的。张莉做了一个好的开端，她放下了大学老师、批评家的架子，把自己变成普通读者，用普通读者的眼光来看作家、评作家。
张莉：尽管，我们也说自己是普通读者，但还是跟普通读者不一样，那么，这个“不一样”在哪里？首先，你要用贴近普通读者的语言来说话，要跟普通读者站在一起思考问题。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读者要读你的文章，而不读其他人的文章？原因是你要比别人深刻。我一直觉得，文学批评的前期准备工作很重要，然后，再把你的学术训练和文笔表达结合在一起。
陈思和：我曾经说过，做批评家要从评论同代人开始，因为同代人的事情你最清楚。其实，作家和批评家是一样的，都应该面对今天的生活发言。
作家可以通过塑造人物来表达他对生活的看法，而批评家可以借助作家创作的形象，通过个人的经验和感受去解读这个形象。有时候，作家在创作这个人物的过程中并不十分清楚究竟要说明什么，他只是脑子里出现了这个概念，把自己的人生体会放进去了，这就需要批评家的解读。如果批评家和作家生活在一个时代的话，作家写的东西，批评家会更容易理解。比如，我与王安忆过去都住在淮海路思南路一带，王安忆写的场景我都知道，这就好比，她每天看见的也是我每天看见的，她的很多想法我都特别理解。因为，我明白这个形象的出处是哪里、她是如何创造的，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差不多。
一个好的批评家要有自己的观点。你的人格跟人家不一样，你想的东西就跟人家不一样，你写的评论就跟别人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不只是观点，而是人格、修养、知识和生活环境跟人家不一样。所以，我鼓励年轻的写作者保持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这样对生活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把潜在的欲望和想法说出来
张莉：做批评家要从评论同代人开始，但一个作家的经典化是靠不同时代的批评家完成的。《持微火者》的第一篇写的是莫言，我想从《生死疲劳》进入，做了研究综述后我发现有一篇文章是绕不过去的，就是您写的那篇《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尤其文中对“阎王爷”的理解，非常具有启发性。我发现，在这之后作家本人的理解也慢慢向那篇论文的观点靠近，这是一个特别良性的互动。
陈思和：我们以往的文学的批评大多是传记批评，先考虑作家的世界观、人生道路，再把他的人生和小说合在一起讨论。而西方新批评认为所有作家写的东西、作家要告诉你的全在书里，书以外的东西跟你没有关系。我做文学批评的一个体会就是，一个好的批评家做文本分析，是可以把这个作家心中潜在的欲望和想法说出来的。
《持微火者》里面对莫言的评价很对。有些话当时我没有说出来，我认为莫言很“狡猾”，他的叙事大于他的故事。即莫言的故事很一般，但是叙事方式特别好。《生死疲劳》写的是土改，把地主枪毙了，但地主认为自己是冤枉的这样一个故事，莫言的叙事使这个故事变成“神话”，这就是叙事的本事。
张莉：作为一名70后我和陈老师您那代人有很大的不同，我没有经历过那么多事情，对很多东西没有切身体会。但是，我可以从文本理解里找到另外跟我相通的地方，找到属于我的USB接口。一代评论家有一代批评家认识作家的方法，而经典作品却是几代批评家共同筑就的。
好的小说家有一种预言能力
陈思和：《持微火者》上半部写的这些作家我都知道，我觉得你选的角度很好，选的都是他们创作中很重要的节点作品。比如，写贾平凹你选的是《废都》，那是他创作中很重要的节点。
我记得，当年很多人骂《废都》，认为贾平凹是在炒作，是在故意煽动大家的好奇心。
当时我并没有看《废都》，因为我不喜欢看流行作品。过了两三年，我读到了《废都》的后记。正如你在文章里说的，贾平凹是中国作家中最会写后记的，我就是因为这篇后记对这部小说感兴趣的。贾平凹比我大两三岁，他写这个后记时是40岁。那么，过了两三年，我也正好40岁，贾平凹文章里写的所有苦恼我都感受到了，人生的苦恼，时代的苦恼。于是，我就去读小说。读了以后，我觉得他写得很好，把时代的痛苦写出来了。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真诚地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痛苦写出来。
张莉：那时候，他把自己的写作体系突然一下子打散了，这种打散对于作家来说太重要了。
陈思和：是的，打散。他把生命内在的那种绝望、痛苦通通讲了出来，那时候他是40岁。人到了40岁才恍然大悟，原来世界是这样的。从这部小说开始，贾平凹把自己内心的感受写出来了。
从这以后，这条线成为了他创作的主线。《废都》是贾平凹创作的节点，后来他写《秦腔》写《古炉》，慢慢地写下来，现在贾平凹是一流的作家。
张莉：关于《废都》的分析我是2009年写的。那时候我读这部小说，和我年轻时第一次读这部小说有很大不同，当时让人震惊的东西没有了震惊感。我在想，为什么没有了？因为，好的小说家有一种预言能力，他们所写的那些当时我们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会在未来变成现实。
比如，莫言的《生死疲劳》中有个细节写到，一夜之间，河上漂满了猪。当时这个细节被很多读者和批评家认为是不真实的，哪里有这样的事？但几年之后，真的有了，某一天新闻上说河里漂满了猪，虚拟变成了现实。
说到底还是人性的问题
张莉：在《持微火者》里我也写到了王安忆，我特别想听您对王安忆的看法。
陈思和：在《持微火者》中你选了一个很好的方式，即不是那种理论性的评论，而是在跟作家进行精神交流。这很重要。文学评论说到底还是人性的问题，如果批评家自己的人性、情感丰富的话，解读作品就会解读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如果批评家自己的人性、感情不丰富，只是通过一些理论教条去批评，就很难把握住作品真正的精彩。
你分析了王安忆的《我爱比尔》，认为她的写作是“在变化当中坚持了不变”，特别对。这个作品是她写得非常好的作品，但没有得到评论界足够的关注。
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这个作品我也很喜欢，它也反映出了王安忆的“变化”。以前的王安忆基本随大流，比如某个思潮出现了，她就会写一个有关的作品。到了《叔叔的故事》，她突然选择了自己的位置。王安忆写了那么多小说，我认为《叔叔的故事》是她的代表作。
对时代的感受力和穿透力不足
张莉：这几年，我也在追踪70后和80后这些年轻作家，您如何看待年轻一代作家？
陈思和：现在，大家都在说小说边缘化，边缘化其实就是文学已经不能成为生活的中心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70后作家是在两座山峰之间的一代，前面50后作家太大了，后面80后作家也起来了。
50后作家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政治阅历、社会阅历。上世纪90年代，他们有过一次转型，一大批作家转型到民间。因为有民间这个广阔的空间，一批作家获得重生，如莫言、王安忆、贾平凹、张炜、余华等。
80后作家则是被资本支撑起来的，现在他们基本上都是工作室再加上网络和新媒体的操作模式。
居于其间的70后作家则没有这些条件。他们的年龄让他们没有民间社会的经验，他们停留在都市的边缘，不少人写的是有气无力的小资生活。
一个作家也好，一个批评家也好，不能抱怨读者为什么不看我的作品，而要问自己有没有吸引人的东西。现在，有些作家不敢直面社会，不敢碰触矛盾，不敢把自己掏心掏肺，他们始终在写一个稳定的或是平庸的生活状态，这是文学家的大忌。
张莉：还有一个原因，70后作家的文学处境可能跟读者历来的文学趣味有很大关系。中国人喜欢看关于大事件的作品，而70后作家的写作趣味和这个阅读趣味不相符。他们所书写的平稳生活，和大家理解的好作品、史诗作品不一样。另外，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时代变化太迅猛，以至当时还年轻的他们还没反应过来。
但是，无论怎么强调外在的因素，内在的因素，比如青年一代作家对时代的感受力和穿透力不足也是事实。这和思考能力有关，也跟写作眼界有关。
这一代作家的创作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他们眼里，写作是个人行为，而不是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他们是纯文学观念培养的一代人，这是不是他们的问题？真是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
陈思和：作家的写作要能够对今天的生活产生一种冲击力。今天这个时代问题那么多，为什么有的作家能看到，有的作家看不到？这还是作家本身的问题。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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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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