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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我的姑父（6）
星期日 十一月 30, 2008 9:37 am
没想到，我好婆给的一只金戒指相当于眼下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救助资金一样，把因老板破产陷入困境的父亲救了出来。
至今没有想通的是摆一个小人书摊能够勉强度日这还不错，怎么可能促使我父亲他在喘过气来之后又迈步走向资本家的道路。
往事尘封，已经不可能揭开谜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父亲他终于决定回转故里。
据我所知，这当口有过一场讨论前路的商议。
我好婆认为有自己的女儿女婿在身边是好事，何况亲家那儿有的是儿女（存活的有四男五女）。要从小人书摊再往前走一步，最容易的前景就是开一家烟纸店。
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旧上海滩的烟纸店应该没有丝毫印象，只能从电影电视连续剧里看到——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中。那个烟纸店老板娘痛恨自己丈夫看到女主角就不肯把眼光挪开。
那时候的上海弄堂口的烟纸店真不要太多哦。我家住的弄堂两头都有，横弄堂口还有一家。小时候我还跟着老太太经常去东方旅馆下面的那家烟纸店玩，我自己的二舅公在闸北（现在的不夜城地区）开着一家。也就知道了烟纸店老板自己是不用买火柴不用买草纸的。每盒火柴里抽掉几根，每叠草纸里拿过一张就够平常的日用需求。小本经营嘛，就算是精打细算吧。这种烟纸店记得是公私合营后成为集体制，好像到文革阶段销声匿迹。现在代之而起的就是那种连锁便民店。
可是，我父亲他不是那种把目光停留在烟纸店这种小业主级别。但是在上海滩要发展谈何容易。这就促使他一定要回到他的出发点——江苏常熟老家虞山镇。
我很相信丈母女婿之间的商议会有这么一个结果。因为后来我知道我父亲他是一个宁为鸡口不为牛后的人，就算是打麻将吧，我觉得跌倒胡也不错终归是赢，累积小赢那也是一种胜利。这种性格造成我在学术道路上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豆腐干，当然按照评定职称的要求也必定会有一级杂志上发表的东东——光是豆腐干肯定不行。但是我对短平快实在是情有独钟。我父亲可不！用我好婆的话来说，他哪怕是一手烂牌也会想要做清一色。属于那种会狠博的性格——这又让我联想到为啥他的老板进入股票交易市场后会由顶峰一下子滑到破产。老板的决策固然有问题，但是作为他手下的红马甲也难逃其咎。
终于，他从常熟出来到了上海，又重新由上海回到常熟。这跟他的同胞手足最后留在上海发展的结果大相径庭。反正，在我看来我的父系亲属他们凡是离开了老家的都比呆在虞山镇的要有出息得多。
既然回常熟，那就绝对不是开一家烟纸店的事儿。总算是开张了一家书店，名为书店恐怕不是以卖书为主业。但是好像沾沾自喜的是卖过进步书籍，这算是父亲他追求进步的一个标志。
另一个标志也是让他沾沾自喜的是店招。那金粉辉煌的店招是吴祖光给写的。说是大名鼎鼎的年轻文人，其实我父亲和他并不相熟。根源在于吴祖光当时的妻子（著名电影演员，并不是后来的新凤霞）她弟弟和我二姑妈正是处对象。而且是他追求着她，我二姑妈总是不搭不理的样子。当然，我父亲和这位最后没有成功的准妹夫关系很好，就转弯抹角地求来了吴祖光给写的店招。
本来，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铺子，大概仍然是小业主的范畴。可是新民主主义阶段对民族资产阶级来说是一个好时机好发展的黄金时期。也难怪刘少奇要喊新民主主义万岁。发展的结果是我父亲的这家书店确实是像模像样了——因为主要是卖文具文具里面又有进货派克牌金笔尖和金笔，这样一来，正好在划阶级成分时超过二千元资本成了资本家。
说是小地方和大上海应该不同吧——就像北方和南方的地主划分标准不一样，可是居然也有没有啥自有资本的资本家。我大学一个同学校刊的总编上海学生，一个偶然的机会说起他父亲公私合营后年股息只有几毛钱。我很有疑问，他的回答是他父亲开珠宝店，可是珠宝都是别人寄售的以此来周转所以本身并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结果也照样是资本家。
就算是评上了资本家——照阶级划分标准来看当时的小业主家庭要比资本家神气得多似乎两者之间是一条鸿沟，可我父亲结果自己又不是资本家。公私合营的时候，我母亲是私方业主而不是我父亲——因为他自己早已离开了老板（资本家）那个位置。
正因为他执意要回常熟也正因为他当了资本家可又不是资本家，这才给他自己也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灾难。
你看，命运就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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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宪源《血火痴情——被尘封的文革故事》评论
星期日 十一月 30, 2008 8:37 am
文革历史长篇小说《血火痴情》作者李宪源先生，是网络上被围剿的著名“毛左”人物。尽管我们在思想上有着许多歧见，但是，他不屈不挠的讨论使我心生敬意。他对于文革有着持久的思考热情。文化大革命是对于每一个思想者的一次严峻考验，也是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一道巨大难题。它对于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民族性格，都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文化大革命充分暴露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 30年了。尽管已经有了“全盘否定”的结论，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在坦克下形成的“不争论”的“共识”拖延的时间愈长，人们对于文革的认识日形分歧。对文化大革命的审判已经结束，但是对于文化大革命客观、公正、全面的研究，似乎还没真正开始。
2003年，我参观重庆著名的红卫兵墓。寂寂墓园，丛丛墓茔，许多墓碑的铭文已经斑驳脱落。年轻的生命在花季提前凋落。对于我们来说，过去年代的热血、浪漫、激情和狂热是如此地陌生遥远，不可接近。曾经发生的一切都变得不可理解，不可思议。在今天，剩下的只是时代的荒谬、残酷和非理性。
很多人将文革和纳粹德国以及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可是，事实却是，在所有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在毛泽东的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并且，中国与苏联以及所有其他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区别就是，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反映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异化的强烈焦虑和深刻忧思。文化大革命是对斯大林主义的造反。它企图轰毁无比强大和牢固的官僚主义专制机器。王力雄在《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一文中指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是“毛泽东思想”最独特的内容，因此称为“毛泽东主义”。王在《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中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群众运动，摧毁官僚利益集团。王一方面将文化大革命定义为巨大的历史灾难，另一方面又视之为一次悲壮的历史超越。《血火痴情》的作者正是从这样的思路来理解文化大革命。尽管他们两人对于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评价也许完全不同。在小说第17章《以革命的名义》中，作者把文革大革命看作是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讨论过的有关作为革命党的中共生死存亡的命运这一问题的回应，即中共如何跳出中国历史上一代一代先革命造反、后腐败变质，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很自信地回答，他找到了一条新道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也因此，作者把文化大革命理解为”继续革命“，看作是”社会主义大民主“的一次悲壮的试验。
在香港《七十年代》杂志一九七四年三月号上发表的《论文化大革命》一文中，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何柄棣教授回忆，他 1942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看到警察打人，加以劝阻，警察毫不迟疑地向他吼叫：“这些老百姓不揍，还揍谁？”当他回答说自己也是老百姓的时候，警察看见他身穿已经破旧的苏格兰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叽布裤，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装，还是老百姓！？”何炳棣说，在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他在文章的结尾说：“根据我对古今中外历史的了解，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无论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多少灾难，无论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怀着何等复杂的感情，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把平等和公正，把底层人民的权利如此急迫、如此真诚地提到了历史和时代的面前。也许造成历史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过于急迫了。
与国民党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敌视相反，毛泽东和中共把自己看作是五四遗产的合法继承者。毛泽东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启蒙和改造以及人的觉醒和自觉持续努力。他对于个性解放、精神解放、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民主、群众运动持有强烈的信念。他对“政治”有着持久的关心。他是“专家治国论”和斯大林主义最深刻、最彻底的批判者。他期望将人从官僚专制制度中解放出来，将人的主观创造性解放出来。
与其说文革与纳粹德国有什么相似的地方，还不如说它令人想起同样发生在德国的另一影响了现代欧洲和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这就是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人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浩劫”，“革了文化的命”。埃拉斯慕斯也同样评价路德所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路德所到之处，文明销声匿迹。”不论是欧洲的宗教改革，还是中国的文革，从来就不是抽象的教义之争，而是实际的利益和权力斗争。随着宗教改革开始的是一个新的阶级的兴起，是现代资产阶级登上欧洲和世界的历史舞台。文化大革命则关系到另一个新的阶级的历史命运。
宗教改革不是凭空和偶然地降临德国。1456年，在德国的符腾堡印刷出版了欧洲第一本书——拉丁文版的《圣经》，经束了《圣经》的手抄历史。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定义“印刷资本主义”，印刷术的发明和资本主义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像威力无比的炸药猛烈地轰毁了封建主义的载体。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达引发了欧洲的政治和社会震动。宗教改革发生在首先在欧洲发明了印刷术的德国的符腾堡。而路德就是符腾堡大学的神学教授。路德不满罗马天主教会的贪污腐化，发动了宗教改革运动。1517年10月31日，路德把他著名的批判罗马教会的贪污腐化的大字报《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符腾堡大学教堂的大门上。他还把论纲印刷出来，广泛散发。路德否定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坚持只接受《圣经》和公理的指导。路德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圣经》的德译本。这使得任何识字的人都有可能不依赖教会及其教士们的路径亲自接触《圣经》。在宗教改革之前，《圣经》的解释权力被严格控制在官方教会和教士们的手中。印刷术发明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接后果就是，许多人都可以拥有《圣经》，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面对上帝，教会再也不能控制和垄断《圣经》的解释权力和权威。当然，宗教改革的另一个后果是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新教派，随之而来的是教派纷争和广泛、血腥的宗教战争。
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建立了奇特的党国体制。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的党国体制类颇似于宗教改革前罗马天主教会统治下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这种以现代化为目标建立起来的现代神权政治把世俗和神圣、现代和传统、本土和西方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神权政治在世俗与神圣、现代与传统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内在矛盾。如果说清教是美国人的一种市民宗教的话；那么，以追求平等为目标的毛泽东思想则是一种中国农民的宗教。这种把“造反有理”大写在他们的旗帜上的新的农民宗教，既有“等贵贱，均贫富”的传统，又有平等的现代理想。它企图创造一个地上的天国、人间的天堂。这场革命，不仅是一场宗教革命，而且也是一场社会革命。
1976年政变和文革的结束，铺天盖地的“伤痕文学”开始了历史的“新时期”。“伤痕文学”是一种“受害者”的文学。它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进行了简单明白的清算和义正辞严的宣判。李宪源的《血火痴情》明显不同于与以往的“伤痕文学”；不是进行道德的宣判，而是从事历史的检讨和思考。在作者看来，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简单的道德混乱，而是一场复杂的利益博弈。这场“全面内战”既不是由于抽象的意识形态，更不是毫无理性的疯狂，而是被压抑的社会力量凭借对于一个特殊的领袖人物的权威和盲目信仰为自身权利冲决。在《血火痴情》这部小说中，没有道德上的完人，哪怕是作者所同情的人物，他们也有道德上的缺陷，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最后都成为了悲剧人物。根据作者家乡造反派领袖“小说真实描绘再现了太湖之滨发生过的许多可歌可泣文革故事”之封背题评看，《血火痴情》似乎纪实性味道很浓，尽管作者坚持这是一部“纯属虚构”的长篇历史小说。
小说从1966年初“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写起。1957年反右斗争以来，已经养成了宁“左”勿右的习惯，然而，实际上却是形左实右的社会实践。小说以广阔的视角广泛触及了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的矛盾，主要通过锡城市货运公司、惠湖中学、土地庙、苏南工学院，来展现当时中国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不同的社会想象，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契机集中地表现出来。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小说一开始就通过货运公司和某农村“土地庙”，揭露了当代中国社会新的矛盾。第一章《重逢》叙述舞蹈演员凌漪因为得罪了贾师长，凌漪的新婚丈夫被打成了“右派”，送进劳改营，自己背上勾引老干部的罪名被发配到货运公司当苦力。凌漪的遭遇引起了既具有正义感又在群众中具有威信的、在机关开过小车的司机奚大雄的同情。在第二章《土地庙》中，原《锡城日报》编辑高远因为替凌漪丈夫鸣冤叫屈，被打成右派发配回乡，大队支书戴洪发霸占地主女儿高虹时母女，却受到上面的保护。苏南工学院马进、王小燕等人组成的“四清”工作队来到土地庙，发现了农村隐藏的新的社会矛盾。“四清”工作队长马进认为，“四清”运动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两极分化。烈士子女王小燕热情、赤诚，富有使命感，同情高虹时的不幸遭遇，将戴洪发看作是“四清”的对象，因此在“四清”工作队内部引发了冲突。按季家驹队长的说法：“光凭四类分子子女的揭发控诉，就要整共产党，工作队的立场往什么地方放？”
小说中所描写的惠湖中学黄军所代表的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袁世清之间的矛盾冲突折射了当时普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惠湖中学干部子弟骑着“永久13型”自行车在大街上横行直撞，表达他们的特权，“当这支车队一阵风地冲上运河大桥时，大桥仿佛在抖动；当它横冲直撞穿过马路街道时，公共汽车得为它停步让道。”他们因此获得了“夜袭队”的称号。而这个称号曾经是用来称呼被他们的父辈打跑的日本鬼子汉奸的。然而，革军子弟却对社会怀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因为成绩优秀的同学受到重视，他们觉得自己受到政治上的排斥和压制。可是，另一方面，在底层的同学看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貌似公正，实际上并不公平。那些住在“草鞋浜”的工人和城市贫民子弟，以及一小部分从郊区农村来的农民子弟，除了象袁世清那样的个别情况，他们中的极大多数，即使天资才分与工学院那些知识分子和市委干部子女不相上下，受诸多客观条件限制，处于无法公平竞争的劣势地位上。
苏南工学院围绕着“半工半读”发生了不同教育路线的冲突，据作者介绍，是以武汉大学曾经发生过的真实故事为历史原型，反映了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矛盾冲突。在武遥看来，工学院两股对立的力量，体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之间的矛盾。东欧国家的领导集团和某些中国领导人，竭力主张“专家治国”、“专家治厂”和“专家治校”的路线，而毛主席则肯定体现群众路线的《鞍钢宪法》、干部及学校师生定期参加劳动和旨在缩小“三大差别”的人民公社化等。武遥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应该得到充分正视和合理解决的一种内部磨擦和冲突。
小说全景式地描写了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从基层到市里，直到中央的矛盾和互动。锡城人物的命运与上层的斗争相联系在一起。“一月风暴”，“二月逆流”，武汉“百万雄师”事件和“陈再道事件”，直到林彪事件，无不影响到锡城人物的浮沉。在作者看来，1966年的“全面内战”形成了文革的高潮。1967年的“二月逆流”、“百万雄师”和“陈再道事件”成为了文革的转折，体现了毛泽东在军方压力下的战略退却。1968年湖南“省无联”的极左思想震撼了中南海，使文革走上了“穷途末路”。在极左思想的“省无联”看来，中共的整个上层统治阶层在建国十七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 “官僚主义者阶级”；而“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阶级。文革中所形成的新政体——革命委员会，不过是”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一月风暴“只是”对个别人的罢官，而不是对特权阶层的推翻，不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林彪事件成为了文革的终结。
这部作品不同于一般的虚构叙事作品，大量地引用了历史文献，出现了大量真名实姓的历史人物。作者无法忘情于历史。它体现了作者试图通过小说还原历史真相，寻找历史的真实轨迹的强烈愿望。同时，他不仅将文革看作是一个历史事件，同时也是一桩重要的思想公案。
作者将文革看作是“社会主义大民主”的一次失败的实验。对国家管理的理想形式和民主政治的思考和探索是作者最重要的出发点。小说第十二章《乱套》通过市委书记陆波对于文革的感受来揭示文革政治的特点。陆波对文革发生的最初感受，来自于文革发动的方式。陆波对于文革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措手不及，迷惑困扰。《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底下群众中都传开了，市级领导却竟然被蒙在鼓里。文革文件不是像以前一样一层一层一级一级地传达，而是通过报纸和广播等大众传媒一下子就直接捅给了老百姓。这表面上是抹杀了一个时间差，然而，实际上打击和取消了长期以来制度化了的领导干部的权威。不分高低贵贱，不论是干部，还是群众，任何人，包括“牛鬼蛇神”可以不分先后次序，分享原来由各级领导干部垄断的传达文件的精神，形成了“文件面前人人平等”的反常局面。领导干部丧失了对于文件的解释控制权。正如陆波所忧虑的：“一旦缺少了这种必不可少的解释和指导，每个文件读者，不管他是心地纯正还是心怀叵测，对文件精神都可有意无意地误解歪曲，断章取意，各取所需。如此而往，将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混乱局面？”
作为“市委书记”对立面的奚大雄，则满怀激情地向凌漪叙述他理想的国家政治：“从北京大学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起，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尽下台；而那些本来不起眼的小百姓，不仅对单位里的事情，就是对国家大事，都能说长论短。而且据说这种情况，今后在中国会形成一种制度习惯。不管哪一级干部，都要受群众的管。群众如果不满意，觉得他们办事不公道，随时可以撤换罢免。”
小说描写了因为各种不同的动机卷入文革的各色各样的人物。唐延言出身一个中共高层领导的家庭，与异国恋人的爱情受到父母粗暴的干涉阻挠。他投身文革，但因为“旧病复发”而被迅速淘汰出局。小说也详尽描写了武斗和在文革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与争议的“血统论”。袁世清和苏晨菲为了逃避“红五类”子女红卫兵的迫害，参加“抗美援越”，在途中遭到北京“高干子弟”红卫兵的虐待，最后死于丛林之中。“革干子女”史苏星对他们的死感到同情，从而与“血统论”决裂。
造反派奚大雄、王小燕和马进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他们具有不同的思想修养、人生经验和性格特点。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富有理想和正义感，反对对于人的歧视和不平等。奚大雄是锡城市货运公司驾驶员，复员军人，他同情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凌漪的命运，热心为她翻案奔走。在文革中，他成为了造反派的重要人物。小说这样描写奚大雄对于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的理解：“连同他们的子女家属，亲朋好友，代表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社会阶层。而真正那些罪恶昭彰、本质恶劣的坏人，在任何地方，都只可能是少数。正因为这一庞大阶层的人，平时不能得到公正对待，老是受到单位领导压制和社会歧视，不平则鸣，他们才会首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向过去受到的错误压迫进行反抗报复，以为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享受应有的个人尊严和社会尊重。”马进和王小燕在文革中提出激进的革命主张，主张人人平等，反对任何歧视，不满工人之间的差别待遇。在他们看来，合同工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王小燕是烈士子女，思想单纯、激进，初生牛犊不怕虎。王小燕不满现实黑暗，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是凭着她对理想社会的单纯信仰和青春的热情。“只要有人敢于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提出不同意见，就会给你加上种种帽子，直到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反革命。”她对政治压抑和社会专制有着天然的强烈的不满。马进是苏南工学院马列教研室讲师，比起单纯天真的王小燕来，他是一个成熟的思想者。参加文革的过程也是他不断思考的过程。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文革，其重要的政治目标和理想是根据巴黎公社的原则和经验，对国家机器和统治阶层形成有效的群众性监督体系，加强党群关系，确保“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他对文革的结果深感失望。在他看来，毛泽东对发动文革缺乏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不同集团的政治态度缺少准确的把握，造成人们普遍的思想混乱和白热化的派别斗争。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欢呼声中，普遍存在“结党营私”、“以人划线”、以权谋私的现象，到处盛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家长制式的个人独裁统治，一个地区的最高军政首脑，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反对自己的大批干部群众，扣上“反党乱军”等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高层领导的个人沉浮，代替了政治原则和路线斗争的是否标准，助长了“跟人不跟线”的倾向，最终导致了崇高政治信念和革命理想的丧失。
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使这些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走上了悲剧的人生道路。小说以造反派的悲剧命运结束。造反派遭到了蔡国柱所代表的“支左”驻军的镇压，奚大雄等造反派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马进写“告毛主席党中央意见书”，被蔡国柱定为攻击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执行枪决。王小燕参加“炮打张春桥”密谋，逃亡海外参加菲共游击队。在凌漪自杀以后，奚大雄也卧轨自尽。
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之一是官僚集团构成了仅有的精英集团，官僚集团垄断了权力，没有任何制衡他们的力量。它在周期性的玉石俱焚的农民起义中一次又一次地死去和还魂。今天，官僚利益集团无比地贪婪和彻底地无耻。今天，许多人依靠诅咒来克服他们对于报应的恐惧。可是，诅咒只是恐惧和无力的症候，仅仅依靠诅咒并不能够阻止“暴民”的节日在哪一天再一次重临。《血火痴情》这部小说不是诅咒，而是企图探索文革的社会和历史动因。
文化大革命曾经将湖南一个17岁的中学生推上了中国思想的舞台，并且将文革的内在思路推向了极端。《血火痴情》是一个当时才12岁的文革亲历者对于文革执着思考的结果，是对于文革历史动因的初步探索。如果说“伤痕文学”是对于文革声泪俱下的单纯控诉的话；那么，作者似乎没有充分正视文革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和巨大的历史灾难，没有正视正是在文革过程中思想和政治专制达于极端的恐怖。也正是这样，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省无联”的“杨曦光”在文革结束变成了杨小凯之后，走上了和作者不同的思想道路，而杨曦光和杨小凯之间的思路脉络不仅有迹可寻，而且没有本质的区别。其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激进的自由主义，对权力永远的怀疑和不屈的批判。我不知道，如果在作者与杨小凯之间展开一场对话的话，展开的将是一场怎样的对话？作者自己在文革结束后转向自由派，又由自由派重新回归左翼立场，因此在自己的思想内部本身必然曾经发生过一场深刻而艰难的对话。
2007年12月26日完稿 作者：旷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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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为何不杀汪精卫
星期六 十一月 29, 2008 5:29 pm
大清为何不杀汪精卫
龙应台
有次写文章时无意动用了“大清”，一友人打电话来笑问：你什么时候成“子民”了？
曾几何时，“大清”是以“满清”自居的，满人说“满蒙回藏汉”就像今天大陆人说“56个民族”一样顺口，武昌首义成功，追求“博爱”的革命政权为了体现民族平等，在自己的教科书中用“清朝”取代了“满清”，那边的“中央电视台”落户台北后，看多了里面的“清宫戏”，没想到这“大清”竟也不知不觉生根开花，流之于笔端。
昨天，几个朋友在一起喝酒聊天，喝着扯着，话题自然而然地聚集到那个大陆青年身上了。朋友突然问：应台，你说清政府为何不杀汪精卫？让我的思绪顿时飞向了旧时的星空。
旧时京都十景之一的“银锭西山”，如今已经变成高楼林立的庞然怪物。银锭桥是当年汪精卫埋炸药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地方，汪精卫如果当时被清廷杀了，估计在后来的教科书里，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将与《与妻书》同为不朽。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汪精卫，没有被清庭杀害，有人说是缘于他与肃亲王善耆、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的父亲的狱中对话。这是有出处的，当年两人确实在狱中有过言语与思想碰撞，多年后，汪精卫还用“杰出的政治家”来比拟肃亲王。
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就算肃亲王被那位28岁的青年打动，有意救他一命，能否说动摄政王载沣也是一个大疑问。有道是“时势造英雄”，真正救了汪精卫的，用今天的术语，应该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民意。
汪被抓后，连革命党人也以为必死，但当汪的“绝命诗”传出，特别是陈壁君自投监狱与汪精卫“同生死”的消息传出后，大清民间舆论陡然为之一变，呼吁释放汪精卫等“刺客”的声音甚至在北京也不绝于耳，并演变为对革命党人的同情与支持，时人形容为“南望革命军，有如望年”。对这一切，清政府不能不有所顾忌，大清统治者肯定还知道，杀掉汪精卫虽能增加民众的恐怖，但也必然增加民众对清政府的厌恶，在这个历史的“机遇期”，我们还是要感谢清政府作出了“刀下留人”的选择，至于汪精卫后来的所作所为，则另当别论。
我是个反对死刑的人，但我也知道这一极刑在长时间内，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还将“客观”存在。有时我只能强迫自己，退而求其次，转而希望每一个死刑的判决都要经得起民意的检验，这个民意检验，用中国人的惯常的一句话，就是必须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情况下才能作出。记得前不久，大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先生曾提出“判不判死刑的三条标准”，其中一条是“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想必也是此意。法律应该就是这样，只有得到民众的信任才能指望民众遵守它。
然而，这一天，在台海两岸民众的期待中，就这样滑落了。从此以后，凡是经历过这一历史的人，在他们的心底里，肯定知道：有一个算术符号从此有了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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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分身法的缘起和滥觞（1）
星期六 十一月 29, 2008 12:35 pm
其一，传统意义上的分身法
红楼研究中，分身法历来是一个热门且有趣味的话题。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参与这一话题也算是凑热闹轧闹猛。
首先，分身完全不等同于化身。
化身从历史上来看，在文化作品中很可能出现得更早，从我的印象来说恐怕也更广泛。记得小时候看四大名著，因为少不更事对《红楼梦》是懵懵懂懂，根本不知道什么分身不分身。看得津津有味的是《西游记》，当然四大之外又有《封神演义》这样的神怪小说。
舞台上面最著名小时候就有深刻印象的是六龄童主演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白骨精化身有三变——一变少女二变老妇三变老丈。这三个人物形象都是白骨精的化身，而不是这三个人都一起藏在那一堆白骨里头。
神怪传奇里这种化身极多，又比如由《金鳞记》改编的越剧《追鱼》，那鲤鱼精“暂把真身来隐藏，变作牡丹俏模样”也是化身而不是分身。
第一个印象明确了啥叫分身的源头来自《封神演义》里的老子一气化三清。
第七十七回：老子一爇化三清——
“一爇三清势更奇，壶中妙法贯须弭；移来一本还生我，运去分身莫浪疑。诛戳散仙根行浅，完全正果道无私；须知顺逆皆天定，截教门人枉自痴。”
——话说老子在陷仙门大战，自己顶上现出玲珑宝塔，在空中那怕他雷鸣风吼；老子自思：他只知仗他道术，不知守己修身，我也显一显玄都紫府手段，与他的门人看看。把青牛一拍，跳出圈子来，把鱼尾冠一推，只见顶上三道气出，化为三清，老子复与通天教主来战。只听得正东上一声钟响，来了一位道人，戴九云冠，穿大红白鹤绛绡衣，骑兽而来，手仗一口宝剑，大呼曰：“李道兄！吾来助你一臂之力！”
通天教主认不得，随声问曰：“那道者是何人？”道者答曰：“吾有诗为证：
『混元初判道如先，常有常无得自然；紫气东来三万里，函关初度五千年。』”
道人作罢诗曰：“吾乃上清道人是也。”仗手中剑来取。通天教主不知上清道人出於何处，慌忙招架，只听得正南上又有钟响，来了一位道者，戴如意冠，穿淡黄八卦衣，骑天马而来，一手执灵芝如意，大呼曰：“李道兄！我来佐你共伏通天道人。”把天马一兜，仗如意打来。通天教主曰：“来者何人？”道人曰：“我也认不得，还称你做截教之主，听我道来。诗曰：
『函关初出至昆仑，一统华夷属道门；我体本同天地老，须弭山倒性还存。』
吾乃玉清道人是也。”通天教主不知其故，自古至今，鸿钧一道传三友，上清、玉清不知从何教而来？手中虽是招架？心中甚是疑惑，正寻思未已，正北上又是一声玉磬响，来了一位道人；戴九霄冠，穿八宝万寿紫霞衣，一手执龙须扇，一手执三宝玉如意，骑地狮而来。大呼：“李道兄！贫道来辅你共破陷仙也！”通天教主又见来了这一位苍颜鹤发道人，心上愈觉不安，忙问曰：“来者何人？”道人曰：
“你听我道来：
『混沌从来不计年，鸿蒙剖处我居先；叁同先天地玄黄理，任我傍门望眼穿。”
吾乃太清道人是也。”四位天尊裹住了通天教主，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通天教主止有招架之功。且说截教门人见来的三位道人，身上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光婵灿烂，映目射眼；内有长耳定光仙，暗思：好一个阐教，来得毕竟正气，深自羡慕。
以上摘自小说原文。由此可见，那分身法主人浑然不动而分身却能独立存在并行事——奇妙就奇妙在此，连得通天教主都难识其中奇奥玄妙。
依此类推，孙悟空拔一把毫毛能够化成千万个小孙悟空来和敌方抗争当然也属于此一类。不过，孙悟空到底道行要比老子浅，那些化身不能像上清玉清太清这般神通一个不小心孙猴子不能不马上把它们收回来。——毕竟只是些毫毛嚼碎了喷在空中变化而成，自然远不如老子“一气”化出来的分身。——那是由“顶上三道气出，化为三清”，好乖乖，法力当然可以说几乎等同于老子本尊。
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分身在现代电影里也有出现。我最熟悉的例子是李连杰电影《救世主》——那个让李连杰圆睁双眼的家伙,还是“李连杰”。如果有人对这样一种一人演两角究竟算不算分身还是应该算化身有疑问的话，那么影片英文名字就会告诉你实情。那天外来客本来就在救世主体内——这应该是编导的苦心。
再推而广之，年初华语恐怖电影《错爱》里的情况也能算在分身术里。总而言之，分身不同于化身的第一条标准是一分为二一分为几，而不是此一变作彼一。说把这部恐怖影片也算，则是因为那个死者进入到被寄生者的体内时而是甲时而是乙。让那位年轻的丈夫觉得浑然一体。
我不清楚其他小说里有没有像《红楼梦》中的那种分身术写法，无暇查对考证。但是，诚如文化大家所言——自从曹雪芹的《红楼梦》问世之后，传统的写法就被打破了——接下来我们便要讨论“非传统”的分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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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中国古代情色诗歌（性部之一）：巫山云雨
星期六 十一月 29, 2008 11:22 am
李商隐《有感》：
非关宋玉有微辞，却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
古诗中涉及男女欢会的内容，常用巫山神女、云雨高唐之类的字眼，其始作俑者是楚辞大家宋玉，他在《高唐赋》中记述楚怀王游高唐时怠而昼寝，梦见神女自荐枕席，并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从此“巫山”、“云雨”、“高唐”、“阳台”、“朝云”、“暮雨”、“楚梦”、“神女”等词就都语涉暧昧，不能随便使用了，正所谓“楚天云雨尽堪疑”。反过来，当言及男女欢爱之事时，这些字眼又为作者们提供了方便含蓄的说法。
怀王之子襄王也想学其父风流，与宋玉同游于云梦之浦，令宋玉赋高唐之事，日有所闻，夜有所梦，果然也与神女相会梦中，《高唐赋》的姐妹篇《神女赋》即记述此事。宋玉在此赋中极尽文字渲染之能事，描绘了一个尽善尽美、举世无匹的美丽女神形象。后人对神女念念不忘，不少文人加以赋咏，如建安时期的陈琳、王粲、应瑒、杨修等均有《神女赋》，曹植《洛神赋》也属此类作品。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大批香艳诗歌，其中有不少用楚王艳遇影射男女情事。梁武帝萧衍的一首《朝云曲》有句“复还没，望不来，巫山高，心徘徊”。《玉台新咏·卷十》载有一首梁简文帝萧纲的《行雨》诗为：“本自巫山来，无人睹容色。惟有楚王臣，曾言梦相识。”《艺文类聚·卷十八》载有梁元帝萧绎的一首《古意诗》：“妾在成都县，原作高唐云，樽中石榴酒，机上蒲萄纹，停梭还敛色，何时劝使君。”在萧氏父子带动下，梁朝许多文人都曾创作艳情诗，涉及巫山云雨，如沈约《朝云曲》，费昶《巫山高》等。南朝陈·江淹《休上人怨别》有“相思巫山渚，怅望云阳台”，江总《杂曲三首》之二有“阳台通梦太非真，洛浦凌波复不新”。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来，南北朝诗歌用楚王事，多是表现那种因佳人若即若离、可望而不可即而给作者带来的惆怅之感，与男女性事关系不大。
到了唐朝，巫山云雨在诗歌里出现的更加频繁了。初唐四杰都写过此类作品，卢照邻有《巫山高》，骆宾王有《忆蜀地佳人》，王勃有《江南弄》，杨炯有《巫峡》。王勃的《江南弄》如下：
江南弄，巫山连楚梦，行雨行云几相送。瑶轩金谷上春时，玉童仙女无见期。
紫雾香烟渺难托，清风明月遥相思。遥相思，草徒绿，为听双飞凤凰曲。
这首诗虽用了“巫山”、“楚梦”、“行雨”、“行云”等词语，但并非淫艳之作，表现的是情人相见无期，音迅难通，只好各自在清风明月之下遥相思念。
岑参《醉戏窦子美人》云：
朱唇一点桃花殷，宿妆娇羞偏髻鬟。细看只似阳台女，醉著莫许归巫山。
这首诗将美人比做巫山神女，但也不算淫诗，只是末句“醉著莫许归巫山”稍有一点意淫的味道。
李白有许多诗句，将美女和巫山云雨联系起来，如《寄远》十二首有“美人美人兮归去来，莫作朝云暮雨兮飞阳台”、咏妓诗《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有“楼中见我金陵子，何似阳台云雨人”、《清平调》咏杨贵妃有“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等。
李白《宫中行乐词》有“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纪昀评为“用巫山事无迹”（《瀛奎律髓·卷五》），因为“彩云”之“云”只是暗指“云雨”，把这个典故净化了。这种写法后代借用者不少，如晏殊《无题》“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晏几道《临江仙》“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姜夔《月下笛》“扬州梦觉，彩云飞过何许”及《鹧鸪天》“鸳鸯独宿何曾惯，化作西楼一缕云”等。贺铸《减字浣溪沙》是一首绝佳的闺怨词，有句“欹枕有时成雨梦，隔帘无处说春心”，说的是闺中女子在梦里能象巫山女神一样与情郎相会，而现实是残酷的，一道门帘将她与世隔绝，无处诉说她的怀春之心。张炎《长相思·赠别笑倩》有“去来心，短长亭，只隔中间一片云”，笑倩是歌妓，作者与其相别，感到怅然若失，因为她将象巫山神女一样飘然而去。
白居易有首著名的《花非花》，字词浅显但含义隐晦，算是早期的朦胧诗：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春梦”、“朝云”当指巫山神女，后人猜测此神女实为妓女，因为唐代妓女受召陪客，常是夜半才来，黎明即去。宋代贺铸《鸳鸯语》有“行雨行云，非花非雾，为谁来为谁还去”，显然由本诗生发。
纳兰成德《江城子·咏史》，也是朦胧诗，但用神女事更为明显：
湿云全压数峰低。影凄迷，望中疑。非雾非烟，神女欲来时。若问生涯原是梦，除梦里，没人知。
谈到朦胧诗，李商隐写了不少。“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义山的多首《无题》七律，具体写的是什么，众说纷纭。除篇首《有感》一诗外，他还有不少诗涉及云雨高唐，如《无题》“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叹自己如小姑独处，没有郎君可以依靠，“小姑”在此处指未出嫁的姑娘，语出南朝乐府民歌《神弦歌·清溪小姑曲》：“小姑所居，独处无郎”；《利州江潭作》“自携明月移灯疾，欲就行云散锦遥”，写龙与人交时，口含明珠，锦鳞皆张的威势；《楚宫》“朝云暮雨长相接，犹自君王恨见稀”，讽刺楚王的荒淫。
“楚雨含情皆有托”，唐代诗人用神女事常有寄托，借古喻今，感叹世事变迁。杜甫《咏怀古迹》其二“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作者奉宋玉为师，对其被后人曲解而感到不平，认为《高唐》、《神女》诸赋不只是虚构的淫艳之作，而是有劝百讽一的良苦用心。元稹《离思五首》其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是悼念亡妻，以沧海之水和巫山之云来比喻夫妻间无与伦比的深厚感情，巫山之云，奇诡莫测，目睹过后，其它地方的云就都不值一提了。李商隐《深宫》“岂知为雨为云处，只有高唐十二峰”，此为咏史，帝王风流如雨消云散，只有山川依旧。唐代才色双全的名妓薛涛有一首《谒巫山庙》，其中“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云楚国亡”一句，明确指出楚国就亡在楚王“朝朝夜夜，为雨为云”上。
古人云“词为艳科”，贺裳《皱水轩词筌》“文人词涉于淫”一节说：“文人无赖，至驰思杳冥，盖自高唐作俑而后，遂浸淫不可禁矣。”五代花间词人不少作品都是表现男女情色，描写闺房之中的云情雨意，如牛峤《菩萨蛮》“画屏重叠巫阳翠，楚神尚有行云意”、和凝《河满子》“目断巫山云雨，空教残梦依依”、阎选《临江仙》“不逢仙子，何处梦襄王”、阎选《虞美人》“偷期锦浪荷深处，一梦云兼雨”、李珣《浣溪沙》“早为不逢巫峡梦，那堪虚度锦江春”、毛文锡《赞浦子》“正是桃夭柳媚，那堪暮雨朝云，宋玉高唐意，裁琼欲赠君”、毛文锡《巫山一段云》“朝朝暮暮楚江边，几度降神仙”等等。
“朝朝暮暮”一语常在宋朝词作中出现，多表现男女卿卿我我，亲密无间，如柳永《击梧桐》“试与问、朝朝暮暮，行云何处去”、毛滂《惜分飞》“断雨残云无意绪。寂寞朝朝暮暮”、杨无咎《玉抱肚》“同行同坐，同携同卧，正朝朝暮暮同欢”等。杨无咎还有一首《鹊桥仙》，写牛郎、织女七夕相会，有“朝朝暮暮是佳期，乍可在、人间先老”。秦观也有一首写牛女的《鹊桥仙》，更是名篇：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一年一度的双星会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但“银汉迢迢暗度”的“暗”字却给人以偷情之嫌，似乎在一年之中，两者都在锲而不舍地悄悄向对方靠拢，以求得一夜之欢爱。“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天界的欢会性爱，人间哪得相比？“金风玉露”既点出季节，又烘托出双星爱情之纯洁和欢刻之珍贵。“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温柔缠缅、绮丽香艳，然良宵苦短，分手在即，一个“忍”字，突出地表现了双星千回百转、欲舍不能的眷恋之情；“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是千古传唱的名句，其中“朝朝暮暮”本属“尽堪疑”之列，但“精诚超越形迹”，没有丝毫猥亵之感，明人沈际飞评曰：“七夕以双星会少别多为恨，独谓情长不在朝暮，化臭腐为神奇。”（《草堂诗余正集·卷二》）
“朝云”一词也常出现，泛指美女，为宋代词人惯用，如晏殊《诉衷情》：
青梅煮酒斗时新。天气欲残春。东城南陌花下，逢着意中人。
回绣袂，展香茵。叙情亲。此情拚作，千尺游丝，惹住朝云。
此处“朝云”指“意中人”，“惹住朝云”一句，不管作哪种联想，都有“堪疑”之嫌。晏殊之子晏几道这样的词句就更多了，如《诉衷情》“拟将幽恨，试写残花，寄与朝云”、《诉衷情》“系来花下，解向尊前，谁伴朝云”、《采桑子》“疑是朝云，来作高唐梦里人”等。
苏轼有一个爱妾名叫朝云，在古代文人侍妾里大概是最为有名的，清·徐震的《美人谱》将其列为四大婢妾之一。朝云本姓王，十一岁就来到苏轼身边，据认她是从青楼被赎身出来的，《本事词》称其为“钱塘名妓”，则有点不靠谱。苏轼是个风流才子，自称“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身边曾有众多姬妾，也与很多歌妓舞伎有过风流韵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在《满庭芳》词中赞他为“风流，贤太守”。苏轼曾令朝云向另一个弟子秦少游乞词，少游作《南歌子》以赠，将苏轼比作楚襄王：“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自称“兰台公子”（指宋玉），为赋高唐。苏轼也在多首词作里以楚襄王自居，如《江城子》“今夜巫山真个好，花未落，酒新篘”、《祝英台近·惜别》“间离阻，谁念萦损襄王，何曾梦云雨”等。后来苏轼被贬岭南，众姬散去，只有朝云陪伴，他写下《朝云诗》，其中有：“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此时他年纪渐老，朝云也体弱多病，无力常做“巫阳云雨仙”了，而是以参禅炼丹、延年益寿为要务。
周邦彦曾与一营妓相恋，其女名为楚云，南宋赵长卿有一名笙妓叫梦云；与“朝云”一样，都是香艳之极的名字。梦云一日忽萌剪发修道之意，赵长卿赋了一首《临江仙》劝她：
蕊嫩花房无限好，东风一样春工。百年欢笑酒尊同。笙吹雏凤语，裙染石榴红。
且向五云深处住，锦衾绣幌从容。如何即是出樊笼。蓬莱人少到，云雨事难穷。
词中有多处淫词浪语，如“蕊嫩花房”、“笙吹雏凤语，裙染石榴红”、“五云深处住，锦衾绣幌从容”等，末句“蓬莱人少到，云雨事难穷”更露骨地点明“云雨”之事。
宋代难以计数的赠妓词，表现狎客与风月女子的缠绵之情，总离不了云、雨两字，这在柳永的词里表现得尤其突出，如《洞仙歌》“向少年彼此，争不雨沾云惹”、《浪淘沙慢》“殢云尤雨，有万般千种，相怜相惜”、《迷仙引》“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曲玉管》“岂知聚散难期，翻成雨恨云愁”、《婆罗门令》“空床展转重追想，云雨梦、任欹枕难继”、《阳台路》“倚香偎暖，嬉游惯；又岂知、前欢云雨分散”、《西平乐》“秦楼凤吹，楚馆云约，空怅望、在何处”、《满江红》“访雨寻云，无非是、奇容艳色”、《安公子》“暗惹起、云愁雨恨情何限”、《散水调·倾杯乐》“雨意云情，酒心花态，孤负高阳客”等等。更有赤裸裸无遮掩的，如《宣清》“更相将、凤帏鸳寝；玉钗乱横，任散尽高阳，这欢娱、甚时重恁”、《十二时·秋夜》“怎得伊来，重谐云雨，再整余香被”、《长寿乐》 “情渐美，算好把、夕雨朝云相继”等。柳永还有一首《锦堂春》，描写妓女的心理活动：
坠髻慵梳，愁蛾嫩画，心绪是事阑珊。觉新来憔悴，金缕衣宽。认得这疏狂意下，向人诮譬如闲。把芳容整顿，恁地轻孤，争忍心安。
依前过了旧约，甚当初赚我，偷翦云鬟。几时得归来，春阁深关。待伊要、尤云殢雨，缠绣衾、不与同欢。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更无端。
一个女子因情人负了盟约而生怨恨之心，遂发誓等他再来时，将春阁的门关紧锁，不让进来。当他情急要“尤云殢雨”时，裹紧被子让他钻不进来，以“不与同欢”为要挟。直到更深，仍款款而问，以后还敢不敢啦？
宋朝其它用楚山云雨之意的艳词还有很多，黄庭坚有《减字木兰花》“浓云骤雨，巫峡有情来又去”、《两同心》“隐隐似、朝云行雨，弓弓样、罗袜生尘”、《满庭芳》“朝云暮雨，分付楚襄王”等；秦观的一首艳词《河传》，记一次没有尽兴的幽会：“云雨未谐，早被东风吹散”；而《醉桃源》记录一次得以尽兴的欢会： “楚台魂断晓云飞，幽欢难再期”。秦观有一首曾被误作山谷词的《浣溪沙》，调戏一名叫盼盼的官妓：
脚上鞋儿四寸罗，唇边朱粉一樱多，见人无语但回波。
料得有心怜宋玉，只应无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共伊么。
词中“料得有心怜宋玉，只因无奈楚襄何”一句，是借用李商隐《席上作》诗句“料得也应怜宋玉，一生惟事楚襄王”，用楚山云雨的故事表达自己的绮念，“今生有分共伊么”更是直白的调逗，轻佻之极。
南宋赵长卿作词模仿张先、柳永，艳冶之词甚多，如《南歌子·早春》“又是轻云微雨、下巫阳”、《江神子·忆梅花》“梦断巫云，空恨楚襄王”、《念奴娇·席上即事》“高唐云雨，甚人有分消得”、《天仙子·寓意》“眼色媚人娇欲度，行尽巫阳云又雨”、《簇水》“云情雨意，似十二巫山旧”等。南宋其他词人有周邦彦《丑奴儿》“美盼低迷情宛转；爱雨怜云，渐觉宽金钏”、宋叶阊《摸鱼儿·倚薰风》“红裙溅水鸳鸯湿，几度云朝雨暮”、陆游之弟陆淞赠侍姬盼盼的《瑞鹤仙》 “阳台路回，云雨梦、便无准”、杨无咎《蝶恋花·牛楚》“春睡腾腾长过午，楚梦云收，雨歇香风度”等。一些豪放派词人也有淫艳之作，如张孝祥《多丽》“行云断、梦魂不到，空赋阳台”、张元幹《石州慢》：“辜负枕前云雨，尊前花月”等。
“巫山云雨”一类说法到了元散曲及明清民歌中，更给用滥了，诸如“握雨携云，倒凤颠鸾”、“相偎相抱，尤云殢雨”、“又早是云收雨开，也不肯鸾分凤拆”、“恩情满调云弄雨，契相合似水如鱼”之类说法，多是直指性事，没有多少诗意。关汉卿《双调·新水令》套曲，写男女幽会和偷情，有“楚台云雨会巫峡，赴昨宵约来的期话”；乔吉散曲《双调·水仙子·嘲楚仪》，是和歌妓楚仪的调笑之词：
顺毛儿扑撒翠鸾雏，暖水儿温存比目鱼。碎砖儿垒就阳台路，望朝云思暮雨。
楚巫娥偷取些工夫。殢酒人归未，停歌月上初，今夜何如？
陆文圭《唐多令》写新妇思远人，有“怯雨羞云情未稳，佳会少，远离多”，倒是佳句。在妻子对新婚生活还没有适应，对云雨之事还感到羞怯的时候，丈夫就出了远门，心中感受真是一言难尽。
王实甫《西厢记》里有多处云雨高唐，如《借厢》“虽不得窃玉偷香，且将这盼行云眼睛打当”、《寺警》“无端毫客传烽火，巧为襄王送雨云”、《琴心》“怎得个人来信息通，便道十二巫峰，也有高唐来梦中”等。金圣叹极为推崇《西厢记》，金批西厢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一绝。《赖简》有一句“打扮得身子儿乍，准备来云雨会巫峡”，金批为：“《西厢》最淫是此二句”。更有甚者，《后侯》里抄自《董西厢》的一首诗，是莺莺送给张生的“好药方儿”，最后一联云：“寄语高唐休咏赋，今宵端的雨云来”，莺莺要主动送货上门，并用云雨自比，实在有失贵族小姐的矜持，惹得金圣叹老人狠批为：“诗丑绝”。
the author - 变形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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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中國演藝名人公眾形象滿意度調查結果揭曉
星期六 十一月 29, 2008 11:10 am
新華網北京11月27日電(記者趙超)權威的娛樂界滿意度調研機構『聯信』近日在北京公布了第二屆中國演藝名人公眾形象滿意度調查新人、導演、戲劇3個子榜的最終結果，王寶強、馮小剛、韓再芬分別位居首位。
演員王寶強憑借《士兵突擊》的成功，拿下了『新人王』桂冠，成為公眾形象最滿意的新人。排在前十位的藝人還有王珞丹、董璇、紮西頓珠、林妙可、韓庚、陳楚生、唐嫣、房祖名、馬天宇。評委會秘書長王?表示，王寶強居首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這和他主演的《士兵突擊》有很大關系，其中『不拋棄不放棄』的精神和現在人們的精神需求相吻合，也給王寶強本人帶來了人氣。
在導演子榜的最終名單中，馮小剛力壓多位導演，排名第一，陳嘉上、陳凱歌、高希希、李安、胡玫、馮小寧、杜琪峰、顧長衛、康紅雷緊隨其後。王?認為，觀眾對於導演和演員的評判不同，評價導演時更看重的是其作品中傳遞出的社會價值，包括作品的專業性、主旋律趨向、價值觀是否與時代潮流合拍。
在46位戲劇演員參加的戲劇子榜評選中，韓再芬排名榜首。排在前十位的還有胡文閣、杜鎮傑、葉少蘭、王珮瑜、常秋月、趙殊珠、許荷英、於魁智、袁慧琴。評委會認為，韓再芬最大的貢獻是一直在為黃梅戲的推廣、普及做著積極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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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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