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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京剧院新春演出季
星期四 一月 29, 2009 11:20 am
国家京剧院“新春演出季”初四初五将在梅兰芳大剧院上演两出好戏。
1月30日大年初五亮相的是《春草闯堂》。该剧由国家京剧院上世纪60年代根据福建莆仙戏移植改编而成，讲述的是浪迹江湖的书生薛玫庭行侠仗义，打死了调戏小姐的花花公子吴独，聪明的丫环春草当机立断，闯进公堂，指认薛公子为相府姑爷。一道道难题纷至沓来，春草一个个迎刃而解。在一场绝妙的喜剧性误会中，老相国终于接纳了薛玫庭这个白衣女婿。这出剧目曾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首演，历经改编创作，已经成为国家京剧院的保留剧目之一。
此次上演的《春草闯堂》，著名演员吕慧敏和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研究生徐孟珂分别在剧中饰演春草和胡知府。吕慧敏是《春草闯堂》的首演者、著名表演艺术家刘长瑜的嫡传弟子，她清脆甜美的嗓音、伶俐活泼的表演把一个机智勇敢而又爱憎分明的丫环形象演绎得惟妙惟肖。徐孟珂是国家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他的表演分寸把握得当，不温不火，活脱脱地刻画了一个投机钻营而又胆小怕事的知府形象。两人的表演配合默契、珠联璧合，剧中的一些经典场景如公堂斗智、抬轿等精彩唱段和有趣剧情，一定会让戏迷观众度过一个愉快的节日夜晚。
电影《梅兰芳》的热映，让人们对梅派京剧和男旦艺术更关注。1月31日大年初六，“新春演出季”的收官之作正是由北京京剧院著名京剧艺术家、张派乾旦传人温如华与著名叶派小生江其虎共同演绎的梅派名剧《凤还巢》。
京剧《凤还巢》是一出充满风趣的轻喜剧，讲述了明朝侍郎程浦告老还乡，生有二女，相貌奇丑的长女雪雁和美丽聪慧的次女雪娥，程浦欲将雪娥嫁给故友之子穆居易，而皇氏宗亲朱焕然也看上了雪娥……结果阴差阳错，雪雁冒雪娥名吓走了穆居易，朱焕然则错娶了雪雁；后几经周折，穆居易终与雪娥成亲，程家一家团聚。梅兰芳曾于1929年在北京首演该剧，使其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梅派剧目之一。此次《凤还巢》中，张派乾旦传人温如华将在剧中饰演女主角程雪娥，叶派优秀小生演员江其虎饰演男主角穆居易。
张派乾旦（男旦）传人温如华考入中国戏曲学校后，曾向姜妙香、茹富兰等前辈小生名家学习表演，后结识张君秋先生并向其问艺，由小生转学青衣，他功力深厚，扮相俊俏，曾在电影《霸王别姬》中为张国荣扮演的程蝶衣配唱原声。剧中饰演穆居易的叶派小生江其虎，嗓音高宽醇厚，表演富有光彩。舞台上，一个步调婀娜、眼神流转、嗓音甜美；一个风神俊秀，气质儒雅，刚柔相济，将让人充分领略到名角名戏的动人风采。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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蔑视帝皇的反封建共同意识（其一）————两个曹雪芹
星期四 一月 29, 2009 11:11 am
《红楼梦》的反封建意识早为红楼读者和红学人士所意识。其反封建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蔑视帝皇痛恨八股赞美女性。
这儿，从这一点出发分几个部分来比较曹雪芹的《红楼梦》和高阳的《朱楼梦》（曹雪芹系列小说）。
《红楼梦》是不敢写明年代的隐写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即便是神怪小说往往也写明时代比如《西游记》《封神演义》。武侠小说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历史小说了——如此隐讳的历史小说恐怕就此一家。
因此，《红楼梦》中作者就可以比较放肆地攻击帝皇。但是，毕竟它又是一部言情小说爱情小说——虽然不再是传统的写法但是吸引广大读者的往往首先是这一条。久负盛名的越剧《红楼梦》开禁在大陆放映时的异常轰动就是明证。
我至今记得，山西厂里同事看了之后赞不绝口。各个车间常有人要我把各个唱段都给他们哼上一遍。亏得我记得住全部唱词——也不光是女性而且有大量的男性。组干科一位男科员就是红楼戏迷，其实他是地道山西人，根本不懂嵊县方言。
所以，体现在红楼这部书里蔑视攻击帝皇的情节是非常有限的。这当然不能够去责怪曹雪芹——因为他毕竟并非是像骆宾王那样写一篇讨伐武则天的檄文。
第一条是元妃省亲的时候在大观园接见祖母母亲父亲很含蓄的话语。当初何必送我到那见不得人的地方！是啊，为啥呢？说是皇恩重特许省亲，片刻之后就得重新被禁锢在那深宫之内。何况，那些长辈还得如此方式见礼——所谓皇家礼仪。
那就是一种直接的控诉。之前，恐怕没有那么直接的叙述——出自妃子之口进入国戚之耳。一切的一切，恩宠来自裙带。所以元妃她只能含泪回宫，所以贾府听说宫中娘娘死亡那么地紧张。到最后，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成灰。元妃的去世不可避免地预示着贾家的覆灭。
第二条是林妹妹的一句话。那也是被人们津津乐道尤其是红学人士特别是愿意持阶级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非常欣赏的一句话。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林黛玉不希罕把它扔还给了贾宝玉。
实际上，林妹妹此时此刻并没有很清楚这确实是皇家的东西。否则的话，林妹妹是不是会采取这样子的态度就值得考虑。这儿很有点儿恋爱中的小女孩子惯于撒娇的“作”“作”。因为那只不过是借花献佛，并非贾宝玉他特意自己去购买自己亲自去制作。而林妹妹历来在这方面很敏感。自然，要在这字里行间看出林妹妹对“臭男人”的不恭和不尿也是可以引申出来红楼作者在借桑骂槐有所指的。
再者是帝皇家的穷奢极欲。这有赵嬷嬷的回忆话语为证，也有大观园的景致成本为证。（这儿还不包括四大家族的奢侈。）
关于红楼蔑视帝皇的直接证据大致上是这些。同时，读者也不要忘记到头来贾宝玉也去赶考，也受封典。林妹妹在元妃省亲的时候也“安心大展奇才”以博妃子表姐的欢心——虽然最后因为限制一题一咏而未能如愿，只获得一个并列冠军。
至于高阳先生笔下的《朱楼梦》，没有朝代藏匿没有政治迫害——那是没有一种贴着“利用小说反党”横匾的一间书房。所以，在那个字数为红楼三倍的鸿篇巨制里蔑视帝皇的段落多的是！那样一种直截了当异常讽刺的语句情节读来也是特别特别地解气！
中国漫长的历史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而中国当代的历史文学却深陷于“农民起义”与“帝王家史”的循环之中。九十年代以来，“帝王家史”复辟成为历史小说之主流，其中最为卖力地倡导“唯皇史观”的小说家是二月河。在前后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二月河先后出版了《康熙大 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三个长篇历史系列小说，这三部从篇幅上来看堪称“大书”的著作，总共五百多万字，使得二月河火爆文坛，红透荧屏，一度成为“中国大陆版税最高的作家”。
海峡对岸的高阳先生从来不是那么一种历史小说家。或许应该说他也是没有丝毫的卑言和媚骨的大写的人，直立的人。他是超越两岸政治的一个文学家历史小说家——他用他的铁笔写春秋，写出了帝皇世家的另一面写出了宫闱深处的黑暗面。
具体体现在曹雪芹系列小说（我把它合并称为《朱楼梦》）里有好多好多篇章——这一点和高阳先生其他涉及帝皇的历史小说一般无两——借用种种手法揭示帝皇的虚伪狡诈以及荒淫残忍。
在一系列后续文章中将逐一展开。这儿作为这方面阐述的开篇，仅仅是个简略式的段落。
首先是帝皇家在帝位传承上的内斗——真可谓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其次是帝皇家的穷奢极欲。这一点和红楼一样，但是更加具体更加鲜明更加生动。
帝皇家的争斗到了尘埃落定之后，并非是风平浪静。帝皇为了一己立威，肆无忌惮地滥杀功臣以杀鸡惊猴杀一儆百。那种蒙受不白之冤的无妄之灾，那种令臣下心惊肉跳的场面多次出现在《朱楼梦》小说之中。特别是抄家——那写得远比《红楼梦》来得精彩得多。
最直接的是对雍正的看法。根本不是二月河笔下的勤政君王而是一个道貌岸然内心奸诈的家伙。内中多有不敬之词，特别是当有消息传来京城又要举丧的时候，苏州织造府内居然为猜测很可能是雍正去世时的欣喜。之后证实是太后去世不是皇帝的时候那种沮丧，矛头直接指向当代帝皇——恨不得他早死！
这也是一个引子，敬请关注红楼高学继续——年内很可能就会写足地煞七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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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晒美国大银行里的大人物
星期四 一月 29, 2009 9:40 am
刘以栋：晒晒美国大银行里的大人物
美国的银行很多，有八千多家。虽然这些银行大大小小不等，但其中的三大银行：花旗 （ＣＩＴＩ）、大通（ＪＰ Ｍｏｒｇａｎ）和美国商业银行（Ｂａｎｋ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却都是庞然大物，每家银行的总资产都在两万亿美元左右。两万亿是个什么概念：目前中国每年的国民总产值也就３、４万亿美元，美国每年的国民总产值也就是十三、四万亿美元。
２００８年，是美国银行的灾难年。从２００７年五月到现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美国银行业的市值缩水超过两万亿美元，从高点的三万亿美元降到现在的一万亿美元以下。现在资产最大的花旗银行正计划解体，变成两个小银行，应了中国那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老话。
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后，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Ｇｌａｓｓ－Ｓｔｅａｇａｌｌ）法案，把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分开管理。商业银行归美联储和货币管治办（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ｔｒｏｌｌ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ＯＣＣ）管，投资银行归证券和交易委员会（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ＥＣ）管，保险公司则归各州的保险部门管。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家似乎都忘记了大萧条时期的痛苦，联合推翻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前财长保尔森则是其中主要推手之一。现在看来推翻“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一大错误决定。
过去这些年，旁观了美国银行的一些事件。现把我道听途说的事写下来，或许可作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花旗银行的现总裁潘伟迪（Ｖｉｋｒａｍ Ｐａｎｄｉｔ）原在摩根士丹利添惠工作。那时摩根士丹利添惠（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Ｄｅａｎ Ｗｉｔｔｅｒ）的退休老人正在赶当时的总裁裴熙亮（Ｐｈｉｌｉｐ Ｐｕｒｃｅｌｌ）下台。裴熙亮原在添惠公司工作，摩根士丹利跟添惠合并时，摩根士丹利的麦晋桁（Ｊｏｈｎ Ｍａｃｋ）为了表达善意，让裴熙亮先当两年总裁，然后由麦晋桁接替。可惜裴熙亮恋栈不下，整肃麦晋桁的部属，最后逼走麦晋桁本人，把摩根士丹利添惠搞得一团糟。当时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会成员征求潘伟迪意见时说，没有什么理由不让裴熙亮当总裁。潘伟迪留下一句名言：哪有什么理由让他当总裁呢？！从这里可看出，银行总裁也并非都是德才兼备的正人君子。
潘伟迪出于对裴熙亮的行为不满，从摩根士丹利出走，成立自己的对冲基金。他的对冲基金被花旗银行收购后，潘伟迪被重用。花旗前总裁查尔斯·普林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ｒｉｎｃｅ）下台后，他成为花旗银行现在的总裁。值得一提的是，潘伟迪管理的对冲基金，回报一点都不好，帮客户赔了不少钱。由此可以看出，华尔街的大人物，同样不知道市场的未来走势，只不过人际关系好罢了。
花旗银行前总裁查尔斯·普林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ｒｉｎｃｅ）曾留下一句名言：音乐没停时，舞接着跳（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 ｓｔｏｐｓ，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ｔｈｉｎｇ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Ｂｕｔ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 ｉｓ ｐｌａｙｉｎｇ，ｙｏｕ＇ｖｅ ｇｏｔ ｔｏ ｇｅｔ ｕｐ ａｎｄ ｄａｎｃｅ．）。可惜音乐停止时，他没了座位，被赶下了台。这是一个典型的同行竞争问题。大家都知道不对的事，你是否能坚持不做？！
花旗银行前执行委员会主席鲁宾（Ｒｏｂｅｒｔ Ｒｕｂｉｎ），以前是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他最近一直狡辩说，花旗现在的烂摊子，跟他毫无关系。人们不禁要问，鲁宾处在那样高的位置上，到底在做什么？如果他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每年要拿几千万美元的薪水？如果参与决策了，那就要负起责任。迫于压力，鲁宾最近终于辞职。
大通银行的总裁詹姆斯·迪蒙（Ｊａｍｅｓ Ｄｉｍｏｎ），跟花旗前总裁查尔斯·普林斯，是当年桑迪·威尔（Ｓａｎｄｙ Ｗｅｉｌｌ）收购花旗银行的左膀右臂。据说，詹姆斯·迪蒙当年因没有给桑迪·威尔的女儿一个好位置，而被桑迪踢出花旗银行，不知桑迪现在是否为当年的决定后悔。现在大通的处境可比花旗好多了。这里可以看出，美国也不总是任人唯贤的。
詹姆斯·迪蒙离开花旗银行以后，被聘为第一银行（Ｂａｎｋ Ｏｎｅ）的总裁。第一银行原为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一家区域性银行，它收购芝加哥的第一芝加哥银行以后，把总部搬到了芝加哥。大通收购第一银行以后，詹姆斯·迪蒙后来变成了大通银行的总裁。詹姆斯 ·迪蒙有一名言：如果现在就让我当大通的总裁，那么第一银行的收购价格还可以比现在低。也就是说，为了确保他以后能取得总裁位置，他不惜把第一银行低价出售。号称始终把股票持有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大公司总裁，在现实中可能并不总是那样做的。第一银行被收购的溢价（Ｐｒｅｍｉｕｍ），比同期被收购的波士顿舰队银行（ＦｌｅｅｔＢｏｓｔｏｎ Ｂａｎｋ）的溢价低很多。
收购波士顿舰队银行的美国商业银行，其总裁肯尼思刘易斯（Ｋｅｎｎｅｔｈ Ｌｅｗｉｓ）今年被美国银行家报评为本年度银行家。成为第一位被该报两度评为年度银行家的人物。有一次刘易斯接受领导的一项重要任务，领导问他何时能动身时，他留下一句名言：你交代完任务后，我就出发。刘易斯行事果断，有点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味道（Ｄｏ ｒｉｇｈｔ ｔｈｉｎｇｓ，ｒｉｇｈｔ ｎｏｗ）。
刘易斯的果断行为，在收购美林公司这件事上，起了负作用。美国商业银行这次收购美林银行过于仓促，并且付价太高（６０％Ｐｒｅｍｉｕｍ），显得没有大通银行的詹姆斯迪蒙作风老道。詹姆斯·迪蒙收购拜尔斯恫的价格是如此之低，以致政府都不得不强迫他提高一倍价钱。更何况拜尔斯恫有大约４０％的生意是跟大通银行做的，如果它破产，大通也会损失惨重。大通兼并华盛顿互惠时（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Ｍｕｔｕａｌ），只取其中的银行部分，扔下总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持有人不顾，是典型的资本家唯利是图行为。刘易斯现在感到上了美林前总裁塞恩（Ｊｏｈｎ Ｔｈａｉｎ）的当，所以最近把塞恩赶出了美国商业银行。
银行职员属于白领阶层，银行的总裁更是高高在上的职位。但美国银行的总裁并非都来自名门望族。第一星银行（Ｆｉｒｓｔａｒ）和美国银行（ＵＳ Ｂａｎｋｃｏｒｐ）２００１年合并时（现为美国第六大银行），两家银行的总裁是一对亲兄弟（Ｊａｃｋ Ｇｒｕｎｄｈｏｆｅｒ ａｎｄ Ｊｅｒｒｙ Ｇｒｕｎｄｈｏｆｅｒ）。其父是一位酒保，其母是一位女佣。出身卑微的奥巴马能成为美国总统，期望年轻一代的中国人能大有作为。我们老了，无所谓也力不从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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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撒娇者的病例分析 ─ 海德格尔、周作人、顾城
星期四 一月 29, 2009 9:26 am
精神撒娇者的病例分析
李锐
为了读者，也为了使我的分析不致受到干扰，下面所举出的三个人先略去他们的名字。又为了使得大家对他们有所了解，我先把这三位先生的言行做一个最简要的介绍：
第一位，哲学家，男，生于1889年9月26日，死于1976年5月26日。对于一位哲学家最应该但也是最难于介绍的就是他的哲学。为了不至于陷入笔者的信口胡说，我还是把哲学家的原话摘录如下：
人却是被存在本身“抛”入在存在之真理中的，从而如此这般地生存的人看护存在之真理，以便存在者在存在之光中作为它所是的存在者显现出来。至于存在者是否显现以及如何显现，上帝和诸神，历史和自然是否进入存在之澄明以及如何进入存在之澄明中，是否在场与不在场，都不是人所决定的。存在者的到来是基于存在之命运。但就人来说，仍然有这么个问题，即他是否获得相应于存在之命运的他的本质的得体的东西；因为人作为生存着的人须得按照存在之命运看护存在之真理。人是存在的看护者。（见《说不可说之神秘》，孙周兴著，第163页）
好，只这一段话已经够我们云里雾里地琢磨一辈子了。必须声明的是，这几句话绝不能代表哲学家的全部哲学，这不过是在通过一滴水想象一下大海。为了让我们这些不懂哲学的普通人，对这位哲学家的地位有一个大家都可以明白的了解，我再引述几句另外的评论：“他是当代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本体论学者。”（《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第629页）“对我来说，XX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哲学家。……阅读XX决定了我全部哲学的发展道路。”（福柯，见《权力的眼睛》，严锋译，第116页）“另一方面是同样复合多样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不断引起争论、谜一般的、仍须不断被阅读的XX的思想。……困难的严重性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那就是XX的‘思想’动摇了哲学和人文科学的根基。”（德里达，见《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何佩群译，第136、138页）为了更明确他说明这位哲学家的地位和业绩，我们不妨引用他也是哲学家的情人的赞语——“思想帝国的无冕之王”。
这位哲学家到了晚年风采依然，我再把一个现场目击者的描述做一下转录：“……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不是他的渊博学识，或深奥思想，而是他作为一个教授的个人风格。他是一个极其严格的导师，不能容忍哲学研究上的任何无知、浅薄、怠惰或谬误。他对此深恶痛绝、毫不留情，几乎到了令人生畏的地步。我记得在一次讨论会，XX像一头咆哮的狮子，因为他对手里挥舞着的一篇教授论文极不满意，认为它简直与哲学研究毫无共同之处！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至少说了三个小时，几乎把那篇论文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批驳得体无完肤。所有坐在XX周围的人：那些未来的博士和教授们，再加上我，都噤若寒蝉。那是一种末日审判的景象：XX仿佛用一双无形的手，把那篇有罪的论文一页一页地撕得粉碎。我们既不敢正视伟大的哲学家，也不敢旁顾惊恐不己的论文作者，只觉得那些亵渎过神明的纸片仿佛不断地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那时，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意念：‘谢天谢地，幸亏我不是他！如果我是他，又该怎么办？’其他的，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没有听。我相信，除了XX和那位可怜的、想当教授的博士之外，这就是那次讨论会上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见《读书》1996年第9期153页，作者，萧瑟）
第二位，散文家，男，生于1885年，死于1968年。这位散文家的前面是可以加一个大字的，为了证明这一个字加得绝无夸大之嫌，我来摘引他的一篇日记，此日记写于庚子年3月16日，庚子年是1900年，那一年他十五岁。
晨坐船出东郭门，挽纤行十里，至绕门山，今称东湖，为陶心云先生所创修，堤计长二百丈，皆植千叶桃垂柳及女贞子各树，游人颇多。又三十里至富盛埠，乘兜桥过市行三里许，越岭，约千余级。山中映山红牛郎花甚多，又有蕉藤数株，着花蔚蓝色，状如豆花，结实即刀豆也，可入药。路皆竹林，竹萌之出土者粗干碗口而长仅二三寸，颇为可观。忽闻有声如鸡鸣，阁阁然，山谷皆响，问之轿夫，云系雉鸡叫也。又二里许过一溪，阔数丈，水没及骭［骨干］，舁者乱流而渡，水中圆石颗颗，大如鹅卵，整洁可喜。行一二里至墓所，松柏夹道，颇称闳壮。方祭时，小雨簇赖落衣袂间，幸即晴霁。下山午餐，下午开船。将进城门，忽天色如墨，雷电并作，大雨倾注，至家不息。
这个十五岁的少年随手写下的日记具有柳宗元的神韵！可散文家在五十一岁时提起它来颇为漫不经心：“旧事重提，本来没有多大意思，这里只是举个例子，说明我春游的观念而已。”一个人十五岁时的闲笔就已经如此老成，如此了得，成年以后做了教授做了散文家的文章就不必我再多置一言。当年郑振铎先生曾把他推崇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如果没有了他，“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见《郑振铎文集》第三卷第181页）。
第三位，诗人，男，生于1956年，死于1993年。诗人是世界上最容易接近的，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了他的诗：
没有目的／在蓝天中荡漾／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
也许／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我希望／每一个时刻／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我希望／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画出笨拙的自由／画下一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一片天空
一瞬间——一崩塌停止了，／江边高垒着巨人的头颅／戴孝的帆船，／缓缓走过，／展开了暗黄的尸布
好了，已经很多了。篇幅所限，我不能再抄下去。对这位诗人有人评价说他是“令传统黯然失色的崛起的一代诗人最年轻的一位”。我想，对于诗人，有这样一句评价就足够了。其它的，都是多余。这位六岁能诗的神童曾被人看作是“追求童话的诗人”和“拒绝成长的孩子”。
在做了一番文抄公之后，我不能不讲出谜底了。我们现在来看看上述诸公的另一种行为和名气：
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二次大战期间，当弗赖堡大学校长以辞职来反对纳粹的政策时，海德格尔公然以选举继任校长。他加入了纳粹党，每月按时交纳党费，并且直接参与了对犹太教授的迫害。战后，曾被判处停止任教，禁止公开教学五年。从二次大战结束，一直到海德格尔去世，他对自己参与纳粹的行为从未做过公开的忏悔（见上述引文出处及《读书》杂志1996年第1期康正果先生的《哲人之间的是非和私情》）。从此，这位以深刻思考全人类“存在”的合理性的大哲学家，不得不面对全人类的质问：你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和道德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最伟大最深刻的思想可以和最丑恶最残忍的行为并行不悖，那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有什么坏事可以不做？
散文家，周作人，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做了汉奸，在中国人浴血抗战的时刻，他却出任汉奸政府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从此，这位从自信从容的极点而上升到了“平和冲淡，恬静闲适”的散文大家，不得不面对所有普通人的怀疑：难道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大雅士，非得要投敌叛国才能“平和冲淡，恬静闲适”么？
诗人，顾城，曾经在农场放过猪，做过搬运工、锯木工、文学编辑。1987年5月应邀出访欧美，1988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并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和妻子谢烨一起“隐居威赫克岛”（又译为激流岛。有关顾城的引文和资料均出自黄黎方编著的《朦胧诗人顾城之死》一书）。1993年10 月8日，“当代诗人顾城，怀疑婚姻触礁，在奥克兰市威赫克岛自家门口，用斧头砍死了与自己结婚十年的妻子谢烨，然后在门前的树上上吊自杀”。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让读者难以接受的，让朋友难以相信的，让所有的解释都无法自圆其说的，是诗人的杀人，是诗人以如此残忍血腥的手段杀死自己的妻子。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质问：这个世界上如果连诗人都要去杀人，那还有什么人可以不杀人，还有什么人可以不被杀？其实，在顾城杀人之后，他的“自杀”已经不是自杀，只可看作是“畏罪自杀”。所有自杀所可能达到的生命的追问、精神的历炼、情感的尊严，部被杀人之举腐蚀殆尽。尽管有朋友以诗一样的方式把这称作“一次行动艺术”，但也还是觉得“无法让人原谅”。不错，是无法原谅。如果诗人可以用杀别人来完成自己最后一行诗，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希特勒为了《我的奋斗》而杀千百万人也是诗的一种；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毛泽东为了“继续革命”，为了“玉宇澄清万里埃”而把千百万人推进文革的炼狱也是诗的一种，或者还是“伟大的史诗”呢。如此，我们将永远无法区别善良和丑恶。如此，天下千百万男女艺术家的妻子或丈夫，就都得等待着某一天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一次“天才的行动艺术”。连艺术也可以拿来做杀人的理由，岂不是天理难容！
读者诸君现在怕是要笑话我的愚蠢了——把这么三块大石头放到一口锅里来煮，看你怎么煮得熟？我自己也觉得把海德格尔、周作人、顾城三个人放在一起，似乎有点驴唇不对马嘴。以我的浅薄和笨拙压根就不配谈这三位各自的本行，但我的出发点不在哲学，不在散文，也不在诗；而是出于这三个名人，这三个精神和思想的杰出者却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犯下了如此骇人的罪行。这种事情不只在它的可怕，而更在它的难以解释，更在它的令人尴尬。按惯例，我们都被劝告最好把学问和人分开，把艺术和人分开。可我们又都知道，无论怎样分开，也无法填满我们心里那道遗憾的鸿沟。在这种遗憾的背后，在他们共同的行为背后，我一再看到的是一种被我名之为精神撒娇者的病症。还有一点叫我难以启齿的，就是眼下这三位精神撒娇者都和我一样，都是男人。因此，所有对他们的剖析，也都让我觉得难免和自己有关。我只能勉力为之，看能不能把它说清楚。
海德格尔可以看作是进攻型的精神撒娇者。我已经说过了，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我不配发言。对此，德里达说得很清楚，“如果这些人对海德格尔知之甚少，他们就没有资格谈论‘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或‘海德格尔的哲学’”。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知之甚多，他为此而专门写过一本书：《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德里达并没有像大家惯常所做的那样，把人和学问分开，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从历史中一直延续而来的纳粹主义”，指出了纳粹主义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中心地位，指出了 “纳粹主义与欧洲的其余部分，与其他哲学家，与其他政治的宗教的语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见《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中“海德格尔，哲学家的地狱”一章）。但是，德里达谈的是哲学，他并没有能告诉我们上面那位目击者所看到的海德格尔。那个参加了纳粹行为的海德格尔，那个照样挥舞着讲稿为“真理”而咆哮的“思想帝国的无冕之王”。目击者萧瑟先生说那个海德格尔“更像一位普鲁士的将军”。有了这位目击者的描述，我相信，海德格尔战后的沉默和“不忏悔”，更是拒绝忏悔。想想吧，一个照旧以为是真理的宣喻者，一个内心身居“王位”的思想者，一个俯瞰本世纪所有人的“孤独者”，他怎么会忏悔呢？你倒叫他向哪一个平庸者忏悔呢？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可配听他的“忏悔”么？我们有能够听得懂的智力吗？可是和海德格尔先生的纳粹行为一比较，我们就能看明白，他老先生在“真理”的秋千上荡得实在是太高了。他就像一个挂在秋千上拒绝回家吃午饭的孩子。在他那一套“真理”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毁灭了欧洲也几乎毁灭了人类以后，他照样 “在纤绳上荡悠悠”，这不是活活的撒娇又是什么？
尽管海德格尔在晚年已经又完成了他从“存在”向“大道”的哲学转向，走进了“说不可说之神秘”的超拔境界，但这超凡越俗的哲学境界的获得，并没有使他在宣谕真理的时候，放弃自己的“普鲁士将军”风格。海德格尔为什么不站在奥斯威辛的铁丝网前面，去宣谕他那份至高无尚的“哲学”呢？如果一个“低贱”的犹太人听不懂，一群“低贱”的犹太人也听不懂，那么四百万犹太亡灵加在一起总能听懂他一两句深奥的“真理”吧？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个德意志人对战争忏悔，但是我们有理由听一听德国哲学的反省，我们有理由听一听德国灵魂深刻的忏悔之声。可惜，这不是海德格尔这样的精神撒娇者所能做到的。海德格尔“不能容忍哲学研究上的任何无知、浅薄、怠惰或缪误。他对此深恶痛绝，毫不留情”；但是，他对于向整个人类犯罪却先是参加纵容，后又无动于衷。两相对照，你立刻就可以看到一个精神撒娇者的虚伪和丑陋。
我把周作人姑且算作是自信型的精神撒娇者。如果说对海德格尔的纳粹行为，我们即便是反感，也大多出于理性和思想的判断，因为潜意识中总觉得他到底是个“外人”。可周作人的“附逆”，却叫中国的读书人“欲说还休”，真正的“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真正是在满桌的佳肴看见一只死苍蝇。前面提到的那篇郑振铎先生的文章题目就叫《惜周作人》，开篇第一句就是“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文章的末尾又全都是惊叹号：“他实在太可惜了！我们对他的附逆，觉得格外痛心，比见了任何人的堕落还要痛心！我们觉得，即在今日，我们不单悼惜他，还应该爱惜他！”之所以悼惜、爱惜、痛心再三，那是因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无光”。可是，眼前的事实是，两个巨石重镇就有一个投降了侵略者，当了汉奸。在中国这个最讲究人品和文品和谐统一的国度里，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一位最有学识最儒雅最淡远恬静的散文家，却干出了最下作最无耻的勾当。而这些“勾当”当初都曾经在他的如花妙笔之下，被三言两语地揶揄过，旁征博引地剖析过。比如他的《责任》，他的《谈文》，他的《吃烈士》，他的《我们的敌人》就都可归入这类文章。在中国新文化运动风雨交加的进程中，周作人以“人的文学”起步，以“平和冲淡，恬静闲适”自居。其实，苦茶庵主人，苦雨斋知堂先生，是以他的学贯中西而自信，是以他比别人更看透了世界而自傲的。看看下面这副悼念死难学生的对联：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见《泽泻集》：《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以上以下有关周作人的引文请查阅他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等。）
请看，请愿学生、学界名流、新闻记者、革命政府、帝国主义，尽在周先生的笔下得到了应该得到的提醒、讽刺和抨击。对照一下鲁迅先生刻骨铭心的《纪念刘和珍君》，你立刻就能体会到周作人那一份保持距离、节省感情的超然和自信。如果仔细看过了周作人在“九·一人事变”之后所写的《弃文就武》、《岳飞与秦桧》、《关于英雄崇拜》这一类的文章之后，你就会明白，他早就对战争形势、历史是非、道德人格这些问题有了非常透彻的见解，他对这些见解也照样是从容而自信的。他后来的选择正是这些见解的自然结果，而并非是别人的逼迫。他从心里根本就看不起那些惶惶而逃的文友们。郑振铎来劝他与大家一起走，他开口说的就是《弃文就武》里的见解：“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不能打，又不肯走，那留下来做什么呢？他早就想透了，他早已经把道德意义上的岳飞和秦桧用“历史事实”做了颠倒。他的附逆是一种世人皆愚我独智的自信之极的选择。那个虚惊一场的假刺杀，不过是粗鲁的日本军人打乱了周先生的从容。既然金人占领过这块土地，蒙古人占领过这块土地，满人占领过这块土地，现在，它为什么就不能被有海军的日本人占领一次呢？搅这种历史的浑水做什么？为这种无聊的事情“舍身取义”，岂不是“白死白死”？岂不是傻瓜才干的事情？和海德格尔一样，抗战结束后，这位最会写文章的散文大家，对自己的“失算”和附逆不置一辞，一直到死也没有说一句忏悔的话。有人说这叫作“一说便俗”。自信而至此，真像一个捏了一张花糖纸的犟童，你就是说出天来我也不会松开手承认那是空纸一张。只可惜这一次撒娇的不是犟童，是一个过了天命之年的老头子，是一个学贯中西“恬静闲适”的教授和散文大家。一个白发苍苍者的撒娇是很不好看的。幸亏我们还有为抗战而死的郁达夫；幸亏我们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学贯中西，但却至死不移其志的陈寅恪；不然的话，我们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后来者，可怎么才能洗清这文化餐桌上的汉奸气？
顾城可以说是典型的自恋型精神撒娇者，更准确一点说，在自恋前边还应该加上自私或是极端自私。顾城极有天赋，这天赋在他那儿先是变成了诗，渐渐地，膨胀成一种自我神话。看了我在上边提到的那本书，你能明显地闻到在顾城周围，在他那个小圈里弥漫着的天才崇拜的味道。他做什么都应当被人理解为是奇特的，他做什么都应当被理解为是诗歌的延续，以至于他装神弄鬼也必须被理解成是真诚到了极端才会如此。至于什么是天才，什么是装疯，什么是真诚，什么是虚伪，我们不忙下结论，我们还是看看所能看到的事实。顾城当初为了追求谢烨，曾经弄了一只木头箱子睡在谢家门前，直到感动了“上帝”——谢家的父母。他成功了。妻子从此跟着他浪迹天涯，他要出国就出国，他要“隐居”就“隐居”。结了婚自然会有孩子，可顾城并不想当父亲，“儿子出世后，一度我们夫妻关系很紧张，最可笑的是顾城也像个孩子需要人照顾，他认为儿子抢走了我对他的爱。我们之间为这个孩子产生了不少磨擦。后来他企图自绝。在他和孩子之间，我必须作出选择，只好把孩子寄养在别人家，他心情也慢慢好转”。（见118页）
顾城可以不要儿子，但是不能不要情人。在他有了情人英儿之后，解决的方式是由妻子谢烨出面办理一切麻烦的出国手续，把情人接到隐居的威赫克岛上来，然后再叫妻子“让贤”，由着两位痴男恋女在岛上翻云覆雨。但是妻子只许让贤不许离开，情人只许“尽情”不许“扶正”，“他渴望爱慕他的两个女子也相互爱慕”。这种态度倒是和海德格尔不谋而合。其实这种态度并无天才之处，它和天下无数庸夫俗子的贪婪也都不谋而合。可惜，英儿不打算就这样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诗人。一年半以后，“她是跟一个教气功的洋老头一起失踪的”。于是，感情和自尊大大受挫的诗人，决定把这一切写成一本可以传世的书，书名就叫《英儿》。这种做法也无天才之处，大部分以文为生的男女，有了这种经历都是先下手为强，以先入为主夺取“话语权”。这本书的写作还是又回到了老方式当中：顾城口述，谢烨打字。所有的情爱和性交场面一一诗意化地重现、重温于“自传式纪实小说”之内。顾城自己说“主要是想反映一些又能解释又无法解释的事情”。有别人评论说“这部小说主要写了主人公顾城与他的情人英儿及妻子雷在太平洋一个岛上的生活冲突与情爱冲突。书中的顾城不想建功立业，不想为夫为父。他渴望爱慕他的两个女子也相互爱慕。生活中的顾城就是这样用文字构筑他的理想王国”。当有人在电话里问及谢烨，她为什么能在这种事情里付出如此的牺牲和献身的时候，谢烨回答说“我相信不管顾城与哪个女人好，他都离不开我。他的生活能力很低，依赖我简直到了令人无法相信的地步”。——真是天可怜见！曾几何时，一个被诗人狂热追求的恋人，竟然沦落到了要靠“依赖”才能存在。太阳底下老掉牙的故事，上演了一遍又一遍。可怜的是，总有人认为自己才是最好的主角。最后，这个理想王国里的第二个女人也终于要出走了。谢烨终于有了自己另外的恋人。他们已经开始商量离婚的种种事宜。自尊和情感都输光了的顾城惶惶不可终日。他已经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再写一本俗套的《谢烨》了。于是，就有了最后的最后：这个“理想王国”最后在诗人的斧头下变成一片尸体的瓦砾。一个以先锋而傲世的诗人，死亡的方式和味道竟是如此的肮脏陈腐。
我真心地希望大家都去看看那本《朦胧诗人顾城之死》，那样，大家就可以评判一下，看看是不是我因为反感而产生了偏见。
顾城在他最后的时间里经常谈到死。死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这倒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死，从来就是哲学和艺术的命题。死，也从来就是人所必须面对的命运。让我难以相信的是顾城在考虑怎样利用他的死，他希望用诗人之死来引起世界对《英儿》的关注，他希望用死来为自己做一次世界性的“聚焦”，换句话说，他盼望着用死来为自己做一次广告。
“他一直想的是自杀，但是从来没有想伤谢烨。”
“是这样。（肯定语气）”
“本来他就这样说他那本书完了以后说好就要自杀，本来就说这样就可以把这本书哄起来……”
可是他杀了谢烨。顾城是先杀了谢烨然后再杀了自己的。目击者是他的姐姐。
看到这里，我的眼前一片漆黑。真的是一片绝望的漆黑。——连杀人和自杀也要拿来按照广告方式操作了，这精神撒娇真真是撒到头了。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双黑色的眼睛感动过多少人呀！可如今连这双眼睛里所唯一看见的也不过是自己世俗的名声。这双寻找光明的眼睛，现在只希望看见自己死后的光荣。他在盼着 “这本书哄起来”。帝王修了陵墓希望不朽。诗人写了一本书也希望不朽。大家对于不朽的贪心和迷信原来是一样的。有了这么一双前后不一的眼睛，有了这残忍的一斧，我不得不质疑顾城到底有多少真诚？他的去国离乡是一种精神流浪、自我流放的内在需要，还是一种昆德拉所说的“媚俗”？或者根本就是惟恐赴不上时髦？把国家国土的界线也当成就是精神的界线，这是一种误会？是一种无知？还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取消，自我殖民化？一个自称“我跟世界有强烈冲突”的隐居者，一次又一次地去欧洲、去美国，去大学，见记者是什么意思？一个隐居者“哄起来”要干什么？一个要当鲁宾逊、要当陶渊明式的自食其力的人，怎么又事事处处像个孩子一样需要人照顾？“没有谢烨，写信都找不到纸笔”。当初放猪、搬运、锯木头的时候并没有谢烨来照顾，不是照样长大成人了？而且成了诗人。是不会？是不做？还是装出一副儿童的面孔？这一切是不是都像他头上那顶永远不摘的裤腿式的帽子，原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原不过是一个“名牌”所需要的商标？自己所不想承担的就推给别人。自己想得到的就是死了也要一起带走，就是死了也一定要占有。一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天才，怎么竟然还是放不下奴隶时代的殉葬行为？和前两位比起来，这第三位精神撒娇者只能说是更下作。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理由，也是最后的理由可以为顾城开脱——就是说他精神崩溃了，他疯了。疯子是可以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又保护了天才，又谴责了犯罪。这样我们就可以又赞美诗人，又赞美无辜的生命奉献。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勇气面对那个付“出了全部的爱，付出了全部的牺牲，最后也付出了生命的女人吗？当我们大言不惭地说诗人顾城以生命宣布了这个世界的荒谬的时候，我们敢说那个叫谢烨的女人也同意我们的诗句吗？我们心里明白，为这个荒谬的世界而自杀的艺术家太多太多，可只有我们这一位是先杀别人再杀自己的。我们再来做一个假设，如果这个事件中的位置做一下颠倒，如果是女人杀了男人，如果是女诗人谢烨以自己的行动艺术宣布了这个世界的荒谬，我们可还愿意把这么多的赞美和托辞给予这个女人吗？恐怕我们早已经抑制不住满脸的义愤和悲哀了—— 我们这些可怜而又可卑的男人！
这样说顾城，这样毫不留情地批评顾城，这样赤裸裸地把一个同时代人，把一个曾经的“知心者”、“代言人”放在精神撒娇者的病床上解剖，我不能不感到深深的艰难和困惑，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惭愧和羞耻。这惭愧和羞耻不是为顾城而是为自己。在对别人的剖析中我也清楚地看见自己精神年轮上，一片又一片相同的黑斑。其实，我们这些搞文学搞艺术的常常会在老路上情不自禁地撒起娇来。比如那动不动就被呼唤来呼唤去的“史诗”，比如动不动就要讴歌起来的“土地”、“人民”，比如颠过来倒过去都打算先锋的“先锋”，等等等等，一句话，我们总是希望有个一劳永逸的依靠，我们总是觉得无论什么沉痛重病都可以被一剂“诗意化”的良药彻底治疗。或者像韩少功说的那样，我们总是渴望“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如此这般也大体都是精神撒娇症的种种表现。
我的所谓“病例分析”不过是一个借来好讲话的由头（我何德何能居然也妄想来开一间“精神诊所”呢）。它或者也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更为流行的话题：病态知识分子角色分析。其实，在欧美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知识分子早已经是一个过时的名词，而且是一个过时的贬义词。在有了这么多的丑陋的撒娇的知识分子以后，在理性至上的支柱在知识的殿堂里倒塌之后，在福柯指出了知识的权力特质以后，已经没有人再愿意以知识分子自居，以知识分子为荣了。福柯说，“我觉得知识分子这个词很怪。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任何知识分子……从他们的言谈中，我总算对那是个什么东西有点印象了。这并不困难——他是相当人格化的。他对差不多任何事情都怀有负罪感：无论是说话，保持沉默，什么也不做，或者什么都做……简言之，知识分子是判决、课刑、谴责、放逐的原料。我并不觉得知识分子谈得太多，因为对我来说他们根本不存在。但是我确实发现谈论知识分子的倒是越来越多，我对此深感不安。”福柯虽然这样说了，可我们又明白，在他们那儿不大再有知识分子这回事的时候，在我们这儿，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要完成的历史责任还远远地没有完成。这可真是一件两难的事情。也许德里达也感到了类似的两难，所以他才争辩说“我正尝试把解构定义为一种肯定性的思考”。我们必须要割断秋千上那根用来撒娇的绳索，可我们又必须用这架子支起自己的历史重负。在没有了那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奖赏之后，也就一切全部只能依靠自己了。当“上帝救自救者”这句话再次在耳畔响起的时候，我们心里应该明白，上帝早已经缺席，我们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回声。歧途漫漫，没有谁来为我们指路。我们只有依靠自己的沉着和冷静了。我们沉着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退路。我们冷静是因为我们已经把理想的火把远远地留在了身后。因为那火把太多次地烫伤过我们的眼睛。一切只有好自为之。一切也只能好自为之。别再糊涂，也别再撒娇了，
走吧。
李锐，作家，现居太原。主要著作有《厚土》、《旧址》、《无风之树》等。
录自《天涯》1998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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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达沃斯：重建危机后的世界
星期三 一月 28, 2009 4:11 pm
第39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星期三（1月28日）在瑞士滑雪胜地达沃斯小镇举行。
有2500名来自全世界90多个国家的政界和商界领袖出席年会，其中包括41个国家的首脑--几乎比去年多一倍。
组织者预测说，今年的年会将是达沃斯论坛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
今年的年会主题是"重建危机后的世界"，重点讨论当前的经济危机、战争、全球贫困状况、以及如何稳定与恢复全球经济等人们最关注的问题。
批评之声
在去年的达沃斯论坛上，由于金融危机的迹象已经很明显，许多可能有麻烦的银行的总裁们把精力都集中在预测未来的经济危机上。
而今年这些银行家和私人股权公司的总裁们也不可能象从前那样趾高气昂，但达沃斯论坛仍然吸引着不少精英和权贵。
今年年会上讨论经济危机会议的第一批门票, 在网上订票开始后的十分钟内一抢而空。
但是批评者会指出，所有计划在年会上讨论的问题中，有许多就是这些每年踊跃参加达沃斯论坛的权贵精英们造成的。
缺席人物
雷曼兄弟总裁弗尔德
一些名人缺席今年达沃斯论坛
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之一，是一些让人眼晕的著名人物可能不会象往年一样出现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
去年九月宣布破产的美国华尔街巨无霸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总裁弗尔德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今年的出席者名单上。而那些未来可能和雷曼兄弟处境相似的银行总裁们，当然也不会有兴致参加今年的达沃斯论坛。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缺席者是几天前被捕的印度顶尖电脑服务公司萨蒂扬电脑服务公司的前董事长拉卓，上星期他承认，数年来一直伪造该公司利润，欺诈金额高达10亿美元。
而本次金融危机起源地美国的奥巴马新政府，对待今年的达沃斯年会也相当低调。两位负责经济的高官--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达沃斯的常客萨莫斯都取消了出席年会的安排，代替他们出席的只有奥巴马的一名顾问。
务实特点
过去几年的达沃斯年会也许给人们的印象是，尽管白天在会场上激烈辩论，晚上却是一个接一个的豪华盛宴，买单的大多数是华尔街大银行的总裁。
但今年预计盛况不再，那些每年在达沃斯年会上出尽风头的好莱坞明星们，今年据报"集体隐身"。甚至连往年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龙虾、鱼子酱和法国香槟也从菜单上消失了。
据分析人士说，务实将是今年年会的一大基调。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盛宴降格和明星减少上，主要表现在论坛讨论的话题上。
达沃斯论坛的主席施瓦布说，由于目前受困于危机之中，所以必须面对危机，但也要预见危机后的世界。他称这是一场转型危机，全世界在危机后必然会改变。
而醒目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和俄国的领导人将会成为今年年会上的明星贵宾。俄国总理普京和中国总理温家宝都被邀请为开幕式的主要发言人。
中国作用
中国总理温家宝
中国对重新启动全球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论坛组织者说，这一象征性的安排，一方面显示俄罗斯与中国目前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显示中国与俄罗斯希望同经济合作伙伴靠拢的意愿。
论坛主席施瓦布同时强调，中国的合作对于重新启动全球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温家宝总理作为开幕式发言人之一，将向年会介绍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措施。这显示了国际社会对近年来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投入更多关注，也寄予更大期望。来自有13亿人口的中国的需求，以及中国自身经济的增长，将是世界经济从衰退中复苏的重要动力之一。
温家宝总理的此次欧洲之行被中国称为"信心之旅"。尽管北京与欧盟时尔出现一些分歧和波折，但北京的自信和中国与欧洲间合作关系的发展，对处在经济衰退中的世界有很大的积极影响。
虽然达沃斯论坛并不是世界峰会，也从不签署任何协议，但今年的主题"重建危机后的世界"是一个涉及全世界人口实际生活的当务之急的话题。要使这个话题变为现实，中国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
文章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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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七分钟
星期三 一月 28, 2009 4:07 pm
说春晚，已经是老套子，年年也是够热闹的！刚转贴了一篇“赵本山，狠！”也来说说我感兴趣的话题——戏曲。
春晚的戏曲已经压缩得不待压缩——总共七分钟时间。打着锦绣梨园的总招牌——展示一下京剧越剧黄梅戏豫剧四个剧种的经典唱段。真要想过把瘾，去看春节戏曲专题的晚会吧——。
京剧始终是老大，地位不可动摇。所以安排有开场的袁慧琴孟广禄各自的一段唱——戏是一出其实两段唱并不连贯，真的是各唱各的。大轴压轴也是京剧，分别是旦角的《杨门女将》——那是正宗梅派，也就是梅派比较适合这种正宗场合。比较大气嘛，总不能来一个哭哭啼啼的程派打情骂俏的荀派。所以，唱梅派就沾光——这可和那部电影毫无关系！结尾是老生——《红色娘子军》里著名的那四句唱。就是把“且看明朝椰林寨”改成“且看明朝新世界”，够轻车熟路出溜溜的！
饶有新意的是这次强调了名家新秀。也就是不只是名家出场，也有新秀亮相。韩胜存就是李玉和的长相，马力想不到是戴眼镜的。这种做法不错。以往也有过，但是强调得不够。要再说道说道，可惜就是只有京剧一个剧种有新秀出场，其余三个剧种都是名家没有新秀。
越剧仍然是老二。出场的唯一一个独唱——萧雅风采依旧，和我九三年夏天和她同时到民航售票处去拿票子时一般无两。保养得那么好——让人叹为观止！嗓音甜扮相好，那服装也是所有出场戏曲演员中设计得最好的一套女装。台风好极！难怪当年尹派创始人尹桂芳最喜欢她！我记得萧雅在那年的大奖赛里唱过范派的《孔雀东南飞》，也是惟妙惟肖。当然，她的歌也唱得非常之好。
挨下来能和越剧抗争的地方戏曲就是黄梅戏和豫剧。根据地理位置的关系和方言的普及性和容易听懂被接受的程度来说，这两个剧种应该更胜过越剧。那么真要从出场前后来说看来越剧的老二位置摇摇欲坠是不算危言耸听的。
舞台清唱历来是讲究出场次序的——这一点凡是戏迷心里都很清楚不用多说。说实在的，如果豫剧或者黄梅戏里面有一个名演员能够入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或更高的职务，那么在袁雪芬有朝一日去世之后把越剧挤下去是完全可能的。这也不是危言耸听。
可能是张辉要演《双下山》吧，第一次看到清唱时的光头。这和孟广禄不一样，孟广禄的光头司空见惯。到最后所有戏曲演员一起合唱时两个光头挨在一起，感觉很是滑稽。
张辉和周源源合唱老套子。周源源是非遗传承人，张辉不是——真的替他很可惜！据说梅花奖也过了年龄关。那时候干吗不报送《双下山》呢——那不是一出反封建的好戏再创作的好戏吗？等到《和氏璧》时再报送，那两条血红的裤管本身就是一个“不被识货”的不祥之兆。可不是吗——小和尚的结局要比和氏璧幸运多啦。
黄梅戏演唱时的字幕不知道为啥打出来成了越剧《天仙配》。
李树建原先不知道。那也怪我相对来说最不熟悉豫剧。我的另一半在河南插队招工上大学，我可是在山西看晋剧听眉户。最早知道豫剧的只是《朝阳沟》和常香玉的《花木兰》，后来是小香玉再后来是有金不换。要再到网上搜索一下李树建，以后多关注关注。
于魁智的名字就起得好！难怪是魁星是头挑啊。要说有遗憾是两条——一是眼袋比较明显，好像年届六十的黄新德先生也看上去没有啥眼袋非常之年轻；二是那套洪常青的服装，西装左袖上内侧有一个小污点。希望是我在荧幕上看差了——其实并没有，不过我后来又反复看了看好像是一个小黑点。应该是管服装的负责吧。
戏曲事业不景气，这也能从央视春晚看得出。那只不过现在是不能够完全砍掉而已的一种点缀。七分钟，只是一个小小品的时间。
想说的最后一条是除了应景的“众望所归根基牢，宏图大展云路遥。且看明朝新世界，万紫千红分外娇。”来自现代剧目之外，其余所有的唱段都是传统老戏。老戏固然好，只是听来太过熟识。近年来那么多的新戏好戏，干吗不唱唱新选曲新的名家名段呢？我相信张辉周源源他们就有，何必非唱永远的“夫妻双双把家还”。就是于魁智他不也有好些新戏新唱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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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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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博客)启始于 : 星期日 二月 25, 2007 3:0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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