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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可能“导致儿童患糖尿病”


星期五 三月 06, 2009 9:03 am


英国的科研人员说,一种常见的病毒可能是许多糖尿病病例——尤其是儿童糖尿病的患病原因。

在60%患有1型糖尿病儿童的胰脏组织发现了肠道病毒的迹象,而没有糖尿病的儿童几乎不存在这一现象。

在40%患有2型糖尿病成年人的胰岛素生产细胞上也发现了被这一病毒感染的迹象。

这个发表在医学杂志《糖尿病》上的研究结果增加了研制有关疫苗的可能性。

尽管基因在糖尿病患病原因中起重要作用已经广为人知,但过去几十年来,医学界也在考虑外界因素以及病毒感染的可能性。

得出这一最新研究结果的是苏格兰格拉斯哥的病理学家艾伦?弗里斯医生。过去25年来,他从全英国收集了大量在被诊断患有1型糖尿病后不到一年去世的儿童的肌体组织样本。

肠道病毒是一种常见病毒,其感染症状是呕吐与腹泻。弗里斯医生认为,肠道病毒很可能是导致糖尿病的原因之一,只不过迄今科学技术还无法将其检测出来。

“重要发现”

在英格兰半岛医学院还有布莱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协助下,弗里斯医生对从72个死于糖尿病的儿童患者身体解剖中留取的组织样本和另外50个没有糖尿病的儿童组织样本进行了对比与研究。

他在糖尿病患者儿童的组织样本中,尤其是胰岛素生产细胞中发现了肠道病毒的迹象。

英国糖尿病协会主席弗雷姆医生说,这一研究成果是在了解引发糖尿病潜在原因方面“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他说,下一步将是查出这些病毒以及它们在人体内的活动,这将有利于我们找出预防1型糖尿病的方法。

资助这次科研行动的英国少年糖尿病基金会负责人阿丁顿说,这一研究成果极为重要,因为1型糖尿病患者数量每年都在增加,而迄今为止我们对此毫无办法。

文章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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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迎回南洋抗战国军遗骸忠魂牌位


星期五 三月 06, 2009 8:58 am


据台湾媒体报道,二次大战时被日本送至太平洋岛国、台湾称巴布亚纽几内亚,简称巴纽(大陆称巴布亚新几内亚,简称巴新)当奴工的国军战俘的遗骸终于有望返回台湾。

据信,台湾国防部于上周派人前往当地会勘,并将于明天傍晚(6日)由一个专案小组带着忠魂牌位返台。

忠魂牌位将在中正机场举行简单军礼迎灵后,直接前往大直忠烈祠安位。

台湾国防部军事发言人虞思祖表示,台湾与巴新没有邦交关系。因此,台湾媒体报道说,之前国防部的态度比较低调。

台湾国防部计划配合3月29日台湾春季祭祀大典当天,为忠灵在大直忠烈祠举行隆重的入祀仪式,表达国防部对这些殉职官兵最崇高的敬意。

而长期关注此事的国民党立委林郁方说,现阶段先迎回英灵,是政府能给为国捐躯的忠烈们最起码的尊敬和承诺,表示"国家不会忘记你们!"

两岸关注

自从去年底媒体披露巴新国军遗骸之后,引发两岸媒体的关注。

在台湾官方表示,这些军人都是国民政府军人的同时,大陆媒体也报道了巴新拉包尔(台湾称拉布尔)发现中国军人墓冢的消息。

中国大陆网友还发起联署、募捐活动,希望把军人遗骸运回大陆。

中国外交部也表示,非常重视拉包尔中国军人墓冢,并且会积极研究后续事宜,而中国驻巴新的外交人员也展开辨识工作。

历史背景

日本在二战中占据了拉包尔之后,在当地修建机场和军港,借以支援在太平洋海域作战的日本舰队。

当时日本军方从中国大陆挑选了一千多名战俘送到位于俾斯麦群岛的拉包尔。这批战俘被用来做苦力,当中的600多人死于拉包尔。

据称,当年被送到拉包尔作苦力的中国战俘,有新四军、新一军、十八军等部队人员。

苦力当中据说还有几名是当年在上海四行仓库力挡日本大军,掩护友军后撤的"八百壮士"。

文章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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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的李光洁,别样的赵家乐


星期五 三月 06, 2009 8:52 am


昨晚,有老板请客晚饭——照例这种饭局搞得很晚,许多言不由衷的人言不由衷的话。再加有事忙,就看了两集。

这应该是赵家乐的情感戏和郭洋港的情感戏。

还是赵家乐的情感戏好看。那种性格也是我喜欢的——这儿特指在恋爱方面。我特喜欢三次对仗的前两次。一次在饭店一次在卡拉OK。那种爆发力,特欣赏。相比之下江小荷的爆发力差得多。

而郭洋港就比较起来更加平平。那个咖啡馆女老板也是满脸的死腔。不知道为何,这次选的女主角都不咋地。远不如最开始看的那两部——一个欧阳一个小妹再加上一个太太(就是大少爷,后来成为正儿八经的李太太)。

郭洋港的恋爱观是值得欣赏的。但是,那演出来的“板”也真没治!沙溢胖了不少,国内好多影星包括斯琴高娃也算在内,都不及韩星注意身材维护——那是要花大力气减肥的。戏曲舞台上的我最熟悉的例子有孙徐春和吴素秋。那时候孙徐春在上海沪剧院三团开炉戏《血染姐妹花》中被称为贾宝玉,现在跟沙溢一样溢出。

从这两集也一样看出李光洁是最棒的,沙溢要次一等不过这次也算有收获。而“蓝宇”最差劲。那个单名的名字电脑上不好找,就老用别的说法代替啦。

看过他的所有作品,以《血色浪漫》最佳,特别是前半部分;以《蓝宇》《暗物质》和那个馒头里的“鬼狼”最次。假如我是他,只是假如,那个鬼狼角色无论如何不应该接,结果里面没有一个人不是拙劣水平大暴露。接蓝宇这个角色好理解——甚至于郭晓东也带着某种遗憾推辞之后晚成名了好几年,尽管他的推辞理由也不够充分。

这次,引出了又一个突如其来的青年女性。凭感觉她会参与到袁浩东和林紫云中间来,也不知道猜对没有。她也是观赏价值缺缺。咋搞的啊?都是关系户?!

小配角好的不少。赵爸赵处长是一个,孟叔是一个,林爸也是一个。林妈就有点脸谱化,她起先梳一个发髻,好像也不符合上世纪末的情况。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是牛大武——当然排在张少华的奶奶之后。还有好的是这次看到的汪主任——就是那么一个人!甚至于美国归来的赵家乐前恋人也不错——她还算能看得上眼。三个人在饭店的戏一比,李倩那个傻样!这场戏也是女主角(还是领衔)被女配角比下去的一个范例。

回头说说我推崇的奥斯卡电影《虐童疑云》。那只有十来分钟戏的黑人女演员多好啊,一下子冒出来多有戏!母亲明知真相却极力回避偏又不得不变相地哀求,那种忍辱负重的下层非裔女性对儿子的护犊之情让人屏住呼吸。当然,梅尔史翠普也绝对没有被她比下去。这就是强强联手戏好看的原因。

道理和看球赛一样。如果一边倒,那球赛就没看头。只有咬得紧比分不断地打平追上这才是精彩!

真心希望李光洁转战大银幕。好莱坞大牌或者次一级的大牌都只演电影——除开客串电视不算。拍电视比拍电影辛苦,或许应该一半对一半,逐步离开小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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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大和解:戴晴提南非模式引起回响


星期五 三月 06, 2009 8:07 am


「六四事件」亲历者和研究者戴晴呼吁:平反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行为;应借鑑南非模式,对「六四」评价完全对立的双方,实行真相调查、正义认定,然后实现社会和解。她的呼吁激起海内外巨大的回响。澳洲的中国和解智库海外召集人丘岳首呼吁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解决六四问题的第三条道路浮出水面:体制内的开明派、改革派与社会上的理性人群推动和解,化解仇恨。

还有三个月,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二十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炎黄子孙心情複杂,在追悼事件死难者的同时,都希望中华民族能走出这段历史伤痛。人们开始议论纷纷,有要求彻底平反,有坚持当年开枪实出无奈,认为稳定压倒一切,不愿再提。不过,另一种声音开始浮现。身在北京的当年「六四事件」亲历者和研究者戴晴,透过亚洲周刊呼吁:借鑑南非模式,对「六四」评价完全对立的双方,实行真相调查、正义认定,然后实现社会和解。

她的呼吁激起海内外巨大的回响。在澳洲的中国和解智库海外召集人丘岳首也发出同样呼吁,联手组成「真相调查与和解委员会」,使死难者安息,让死难者家属慰藉,令中华民族重新上路。当年六四的亲历者如陈子明、梁晓燕等也纷纷对此回应,表示认同。

和解是目的,它与未来相联系,要求对立而敌视的双方能共同参与其中。真相与正义却是和解与宽恕的前提,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这二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陡增,社会和民族精神面貌都发生深刻变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这一切为解决类似「六四事件」等敏感历史问题,提供了一个机会和基础。

「六四事件」真相未明,内情错综複杂,还有待更多资料披露。但作为执政党,当下的中共若寻求解决「六四」历史伤痛,有了较大回旋空间。南非实现和平的民主转型,是世上的一种奇蹟,它的成功模式堪称典范,值得中国在解决六四和其他历史遗留问题时借鑑.调查真相,揭示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真相调查是为了大和解而不是为了聚集仇恨和再镇压。前进的中国,不可让历史悲剧重演。

戴晴说,「六四事件」二十年来,镇压的一方一点点改口,从「有组织的暴乱」到「动乱」到「风波」到「事件」,直到尽量一个字不说,恨不得全世界把这档子事都给忘乾净.而被通缉、遭关押和逃亡在外的运动领袖,包括持同情态度的民众呢?则一直要求镇压当局和他们的继承人对事件、对受难者和当时的组织者「平反」。二十年了,佔主导地位的,永远是这两边的声音,不是黑就是白,听不见中间的声音。在最基本的真相还没有揭示出的态势下,两边就这么对抗着。

她认为,第一是要一件一件个案剖析,不能笼统地说谁全对谁全错。第二是正义寻求与认定:发生了那么大的事,又积累了这么多年,连谁让野战军带着狙击手的一枪毙命武器,开进坐满人的广场,谁一次次拒绝斡旋,一边「期待广场血流成河」,一边分钱逃命,直到今天,无论真相还是正义,都没有得到全民起码共识,这个社会有可能和解和谐么?「六四」到了今天二十周年,政府那边选择不说话,越淡化越好。淡化并不意味着真相和正义,更不意味着人民就没了想法。就拿戴晴自己来说,为「六四」坐过牢,现在什么都没有,参加工作四十九年,没有工资,没有退休金,没有医疗保险,还不许她在自己祖国发表作品餬口。她没有恳请领导「平反」,但要求正义,坚持公民的权利。

戴晴提出「大和解」是基于南非成功的模式。她说:「当年南非的种族统治、种族压迫、种族残害,世人皆知。到了二十世纪的后期,在全世界,与普世价值对着干的国家,南非政权是一个,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人权宣言的签字国一直谴责它、排斥它。南非的黑人和白人慢慢觉醒。图图大主教提出成立真相、正义、和解原理,极其艰难地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他们国家实现「和解」,一点不比中国容易。底层黑人被残害杀戮,多出于无理性与法制可言的种族压迫。后来,他们一个一个案子调查、分析、鑑定、解决。今天,我们希望有中间的声音:体制内的开明派、改革派;社会上的理性的人群,能够发出声音,使得正义伸张、仇恨化解,让社会一点一点进步,即所谓的「和平演变」,而不是政府里的强硬派和社会上的激进派永远打下去,再酿成事件乃至革命。」

戴晴在香港接受了採访,又匆匆赶去广州,而后返回北京。她是当年「六四事件」亲历者和研究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戴晴被人们列为中国文坛「八八之星」,当时就有评论提出三个「问题」:戴晴身为高干子弟,对社会的不公正现象,为何却持尖锐的批判态度?她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既得利益者」,为何能对自己有可能获益的社会持一种理性批判?为何她文章的矛头专门指向一些人认为她本应维护的东西?

当年中国文坛出现了「戴晴现象」:其一,八六年前后,不少作家在探求实验性文体,戴晴却开始了她对话录与访问记的创作,访问的对象是梁漱溟、黎澍、厉以宁、严家其等学者,追寻的是人们所接受和关注的新思想新观点;其二,八八年,正当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突然走红,不少作家为力免题材「撞车」而苦心思索,戴晴接连打出几个震动文坛和史坛的重抱,有《王实味与百合花》、《梁漱溟与毛泽东》、《储安平与党天下》,既是纪实文学,又是当代史论,用文学形式提出当代史上令人深省的问题;其三,八九年前后,人们还在继续关注戴晴作品时,她又参与关系国计民生的三峡论证,组织一批记者採编而自费出版《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一书,打破围绕三峡工程不应有的沉默和平静,引爆理应展开的争论。

其实,戴晴提倡的「大和解」,在部分知识分子和民众中早有共鸣。零八年三月,中国和解智库历经多番曲折,在北京成功举办召开「冲突与和解」为主题的学术座谈会,二十多位学者与会。据悉,和解智库准备零九年在境外再举办一次类似座谈会。中国和解智库海外召集人丘岳首说:「我十分赞同戴晴的观点。将「和解」这一概念推向公共舆论,我以为不是早了些而是晚了些。受制于历史和现实诸多条件的限制,「和解」这好东西被我们冷落太久了。」

北京独立学者陈子明认为,八九年「六四」之前曾经有一个政治和解的契机。即使在八九年民主运动中,也有政治和解这种新思维的萌芽。他手上有三个资料:第一个就是刘晓波、周舵起草的《六。二绝食宣言》;第二个是《经济学周报》在六月四号那一期发的一篇文章《中国需要平心静气》,署名是陈非,是经过编辑部讨论的;第三个是陈子明在那时给《经济学周报》起草的一篇社论稿,叫《以妥协求共识,以理解求团结》,但没有来得及发表,《经济学周报》就被封门了。他当时在那个文稿里写道:「如果政府和学生以及支持学生的民众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能够和平地解决,中国就会在宪政、法治、民主的道路上前进一大步;如果天安门广场上的政治僵局继续维持下去并最终导致流血,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就会大大地倒退」。「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和民众中的一部分人,都缺乏「政治和解」的理念……当人们的价值、利益、选择出现矛盾时,则以妥协求共识,以理解求团结」。他认为,应当追寻和积累自己历史上「和解」文化的每一个资源,使之发扬光大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张博树说,「和解」代表了一种政治文化,是在平等意识上的一种沟通、一种交流、一种妥协。这种传统的确是中国缺乏的一种东西。但正因为缺乏,所以更需要提倡。现在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强权,在中国的这种政治环境里面,要想来推进政治的和平转型,就需要不断放大和解的声音。之所以在当今提出这个概念,前提是过去存在六十年的这样一个制度本身是一个专制,这个制度是没有生命力的。今天所做的,不管是实践层面的,还是思想层面的,其最终目标都是把这样一个政治体制给变了,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制度。政治和解的目的也是要促成制度的转型,和解可以作为制度转型推进过程当中的一种手段或策略。那么,和解具有的政治价值就表露出来了。

北京环保志愿者梁晓燕也说,对于和解,除了政治领域,可以从现在可控的领域开始,需要有一种建立在社会最基层寻求和解的共识。和解要从大家愿意寻求共识开始,尝试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机制。现在,完全可以从非政治领域开始,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亚于政治领域。她说:「我更倾向于从一个一个的社会细胞,建立起一种公民的沟通、协商、寻求共识这样的一种机制。这就需要从一个一个小小的公民群体开始,大家在一些领域中学会共同共事。否则一旦政治机遇突然来临,我们就很难寻求政治共识。因为我们事先完全没有这个机制和这种训练,一到那个时候,所有个人都在说话,所有人的声音全都在一片嘈杂中,很难变成社会共识。这个机制的建设和能力的训练,不必等到政治环境根本变化的那个时候。我自己更觉得应当从寻求社会和解开始,使得这种和解的声音在不同层次上的传播,也使得寻求和解的努力在不同的层次被人实施,不是只在政治层面的传播才是有价值的。」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杜光说,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提倡宽容和解的精神,这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构件。要实现和解,就应当解决形成当前的不和谐局面的社会矛盾。一、对于一些全国性的历史积案,如反胡风、反右、文革等,执政党已经意识到这些历史错误,就应该公开向人民道歉,求得人民谅解。二、对于目前认识还有分歧的事件,如「六四」,则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真相委员会」或「和解委员会」,查明来龙去脉,公布真相,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三、对于遍布各地的冤假错案,可成立省市县的「真相委员会」或「和解委员会」,接受蒙冤群众的申诉,查清事实,依法处理。四、解除对一些守法公民的监视、跟踪,转变以友为敌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以理解取代敌视。五、取消劳动教养制度,撤除劳教场所。六、解除对滞留国外的同胞的回国禁令,允许他们来去自由。这些都是实现社会和解的重要步骤。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可以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提高执政党的威信,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

二月二十二日,戴晴在香港接受亚洲周刊专访,以下是访谈摘要:

你什么时候有「和解」的想法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吧,我那时候说,现代中国有两个革命,一个是共产党推翻国民政府的革命,一个是现在对共产党不满的人要推翻共产党的革命。有的人是两个革命都喜欢,比如说刘宾雁;有的人是两个都不喜欢,比如我。因为我看到了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这么了得的人,革命之后又怎么样呢?有的是喜欢前面的革命,不喜欢即将到来的,比如现在正当着权吃香喝辣的列位;有的是喜欢后面的,不喜欢一九四九年的革命,比如蒋家孔家的一些人。

四二七没镇压是双赢

在你眼里民间发出声音是不是「革命」?

我不喜欢革命,并不意味着厌恶民间发出声音。恰恰相反,民间声音比什么都重要:独立的利益团体;独立的报纸、杂志,要有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我并不反对纯洁的、富于正义感和责任心的学生,无论二十年前还是现在:对社会症结,他们最敏感、最敏锐,而且没有利益驱动。喊出来,大家警醒,制度改革跟进。但是我认为,「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都是后世政治势力将它们定义为学生运动。

你现在怎么评价当年的「六四事件」?

依我看,从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到四月二十七日,共产党老调的社论出了,学生坚决抗议,结果共产党当局历史第一次没有镇压。这一段日子里,参与学生运动的青年人很多,包括后来不屈不挠的领袖,比如吾尔开希。在那阶段,大致是学生按照他们自己的认知、自己的脾性行动的。四月二十七日没有镇压,二十九日,统战部认为民众与社会「双赢」,开会庆祝。青年干部局长陶斯亮开场就说:孩子们太可爱了,我们的党也做得很漂亮。但有人不这么想。据我所知,郑义也从山西赶来了,和后来的领袖在地理位置上很靠近的北大作家班的作家们冲动得很。于是又有学生起来,「恳请恩师支援,不令民主运动夭折」,这是我五月初在北京大学参加赵萝蕤教授主持的女性作品研讨会时亲耳听到的。这局势一直延续到五月十三日。五月十三日之后的绝食到五月二十日戒严令发布,依我看,已经不是典型的学生运动了。

为什么如此评价?

群众运动的要素包括:有领袖,有目标,有策略,有利益群体。学生运动世事不公大声嚷,嚷完了就完了。而在戒严前这一周,嚷过的同学早已回去上课,但有人心不甘,比如现在在美国的王丹、郑义那批人。

群众运动使得等机会发动清肃以重排交椅的政客看到机会:中共党内,杨白冰、王震等已搬掉了胡耀邦,一直不满那时正在前台的赵紫阳。他们当然可以想别的招儿,但人群既然已经涌到街上,连国宾来了都不让,何不利用呢?五月二十日戒严令,算是赵紫阳拿不出办法的「一个证明」,但还没那么严重,严重到你老赵非走开不可,就是我们看到的对戒严令只发布、不执行:警察不动,居委会不动,基层党支部不动,这是共产党么?它最拿手的左右群众的活儿,怎么不出手?我们在那时候已经看得很清楚,这就是有意不动,让你闹,让你乱,乱到不可收拾,直到赵紫阳除了下台没第二条路。这已经是群众运动为表象的党内派系斗争。

你怎么评价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一书的观点?

这本书我没看,但有所闻。总的感觉,他俩提出的观点,与我所想的很接近。近代中国灾难重重,大家为救亡,把基本启蒙放下了。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悲剧:民族大敌当前,别的先放下,大家参加共产党抗日。而到后来,共产党通过整风抢救,把他们一个个改造成工具,再用到内战战场。现在他们自己不是说「两头真」吗?就是这一整批人生命历程的概述: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然后党指到哪打到哪,暮年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中间那「不真」,就是共产党的工具。所谓「告别革命」就是不要用暴力的手段,去推翻一个你不喜欢的政权,就算一举成功,并不意味着社会改造完成。大家协商,作出妥协,不要动不动就打仗杀人。我向前一点,你退一点,你不让,我就退一点,整个社会一起往前走。如果「告别革命」是这个观点,我同意。

他们的观点被境外不少人批得厉害,你提出「和解」,不担心也会遭遇一场批判?

「六四」十五周年时,我发表过两篇文章,提出过类似「和解」的意思,很挨了些板砖。骂得比较精采的一句是「戴晴的良心让狗吃了」。因为我明确表述:一九八九年五至六月间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的事情,这不是一场「得到了控制的暴乱」,也不是一个「遭到镇压的伟大民主运动」。它是现中国在实现其社会转型时候的一个挫折、一个后退、一场悲剧。这一挫折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轨道。你採访我谈这个观点,确实是在招骂,但我又一想,这些话是要有人说的呀。

今天具备条件成立「和解委员会」吗?

没有。我活着看见的机会都很小。但并不能意味着我们不说。但这一原理,在南非已经成功实践。刚才你告诉我,有的省已有公民以网民身份被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又给了我一点希望。在中国,连一个业主委员会都成立不了,连一个村长直选都障碍重重。社会如此不成熟,恐怕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都难于组成。不仅「六四」的真相调查不了,上世纪三十年代AB团真相能调查吗?延安整风的真相能调查吗?这么着名的张东荪,把他由中央政府委员打成「叛国」,最后死在牢里,真相调查能开展么?好在现在一本本当事人的回忆录出版了,当局想要掩盖历史真相越来越不容易。但一些重要史料也面临有意销毁。目前民间与极权的力量相差还是太大。不过,我们不发出声音,那两边你死我活的声音会更大,仇恨的结会越抽越紧。

要调查真相,你最担心什么?

在中国,极权者走卒最常说的是:不错,我是关了你、打了你、毁了你的一生,但我是奉命行事。若问他谁给你的命令、你奉行这一命令的依据是什么,必须有法制。在法的面前,要有举证、罪责判定。中国法制不健全,执行成员构成问题太多,从警察、检察官到法官都得听党的,这些都十分可怕。还有立法的问题,一个《新闻法》,三十年都出不了台。所以说,每一步都困难重重,但我们还是得呼吁。

和解委员会如何构成,现在有人呼吁让民运人士回国回家,你怎么看?

我觉得外面太看重那些民运领袖了。你要让柴玲、李禄、吾尔开希「回家」,政府的客人?后盾强大的在野党?死难青年的血喂肥了的政客?因此,和解委员会要真正代表民意。什么是民意,现在连表达自主言论的自由都没有。与二十年前比,中国有了网络和网民,有了初始、虚拟的民间社会。民间社会的要素是,成员有自己的财产,利益独立于当局,有自己的声音、有独立的组织、有与当局抗衡的能力。这些在中国还远不成熟。

在境外叫得最激烈的人,并不一定够格参加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依我从旁观察,现在比较成熟、有点希望的还是在网络虚拟社会里。境外声音嘹亮,除了说话不必付出生命代价,还有一个原因:许多国家,比如美国顺应其反共传统,等于拥有资源。一些人喊出资源掌管者想要的声音,以维持生计。对此,我不说是好是坏,你找到资源,愿意做这些事,这是你的自由。但成立真相委员会,应由谁出任,必须认真考量。当然,如果一开始就追查「六四」开枪令谁发布、如何下达的,容易把事情做死。我认为,可以先从容易下手的事着手调查。先要有一个概念,再要有方法和程式,而后让它慢慢成长。

对「天安门母亲」这一组织展开的调查,你怎么评价?

丁子霖等人「天安门母亲」的调查:死了多少人,他们是谁,出自什么家庭,怎么死的……对此我赞同而且钦佩。不过依我看,对「六四死难者」的界定,还可以再宽些。比如「六四」刚过去几天,北京有七、八个「砸军车」年轻人遭「立即执行」。这之前,他们属于「严打」(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严厉打击行业违法行为)对象,本已坐过牢,再送到新疆,原本刑期已满,回到北京,一肚子仇恨,「六四」事件中,看到军车、坦克,就跟着扔石头。他们就这么立即枪决。每个死者都有一场血泪故事。学生领袖、激进教授与作家,跟这些被枪毙的人,生命价值是一样的。在真相调查中,不能有所谓珍贵不珍贵之别。「天安门母亲」立足一个一个个案查清楚,我十分赞同。

赞同天安门母亲

有人问,下达了戒严令你还上街,自己就没有责任吗?

丁子霖的儿子是戒严令之后上街的。戒严令那天我回家,找不见女儿。他爸爸说:拦军车去了。我急了,立刻骑车出去找。最后在通向青龙桥的国际关系学院附近追上了。我朝她嚷,你勇敢啊,一个人去拦军车。你知道这军车为什么停下来吗?那是因为它得到命令,是你拦得住的吗?立刻跟我回家,哪儿也不许你去。我认为,不管李鹏(时任国务院总理)是什么样的人,他发布戒严令时那副凶巴巴的样子如何,但这是政府在那样的时刻发布的戒严令,实际意味着对违令者什么都能干。戒严令在当时确实尽量让北京人都听到了。这里既有常识问题(公民必须遵守政府法令),又有阴谋在运行:发布者为什么不抱着保护平民原则积极推行。

你把孩子叫回家了吗?

对。那晚之后,我要出去,就在门上贴纸条,说这几天你哪儿都不许去,就待在家里。后来她说,当时在家,听妈妈打电话、接受採访,觉得你说的也对。可是我一到学校,和同学在一起就全不一样了。丁子霖的孩子是高中学生,她把孩子关在厕所里,那孩子爬窗户出去了,在街上就遭到流弹。对这个案例,必须每个细节都查得清清楚楚,然后是法律鑑定:所中的是什么子弹,有没有抢救,是否狙击手的爆炸子弹,击中了就没有救的可能。另一方面,政府的戒严令已经下达,在街上(而非住宅内)遭遇流弹,个人(成年或未成年)有没有责任?都得说清楚。每个个案不能笼统去说,每个人都须分清责任。对「天安门母亲」,我是钦佩的,她们所做的已经得到人们的公认。共产党是独裁者,但恳请它平反无助社会前进,中国问题并非推翻它就解决得了。

香港朱耀明牧师发起「我要回家」运动,为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争取回家的权利,你怎么看?

我很尊敬这位牧师,但还是觉得图图大主教的准则更公正,也更智慧。让这些人士回家,别笼统说,先提出名单,比如第一批十个人、他们是谁、是哪年出来的、为什么要离开、怎么出来的、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如果回去了要做什么等等,都清楚之后要公布。不要说「六四」流亡者个个英雄。更不能按当时地位决定先后。必须一个案子一个案子调查。当时香港人捐了上千万港元,这些钱是怎么花的,没花完的去了哪儿?我记得有篇文章说,领袖李禄六月三日说分钱安排逃跑路线。文章作者说还有同学在帐篷里睡着,要不要叫醒大家一起撤。李禄说,叫醒他们,咱们就走不了了。这一细节是否属实?要由真相调查委员会提交。如果帐篷里还有同学,最后被坦克碾压而死,那么开坦克的兵、下命令的军官,都有责任;不叫醒追随者率先逃命的领袖,也必须在法庭上提出来。这就是真相调查。

你认为「平反」的提法有什么不妥?

首先是不平等,你是统治者,我是被统治者,我恳求你为我平反;你可能理我,可能不理我。二是不公正,不是依法行事。没有标准,想给谁平反就给谁平反。平反往往是统治者的策略。权利被侵害的公民要的,不是策略,而是法理与法治运行。再说,现在叫喊「六四」平反,当局会收得更紧,邓家不能得罪,杨家(杨尚昆)和王家(王震)也不能,连李鹏的六四日记都不能出版(即《关键时刻》),还说什么真相啊。


作者:江迅 文章来源: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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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的辉煌和哀伤(系列之十四)——杨派创始人杨飞飞


星期四 三月 05, 2009 12:17 pm


与解洪元是倒数第二个出场的生角演员相对应,杨飞飞是倒数第二个出场的旦角演员。

杨派创始人杨飞飞是赵春芳的妻子,再说一次不是上海早报里乱登的说成是邵滨孙的妻子。杨飞飞和邵滨孙倒是同台演出过——那是解放前在那一部石派名剧《叛逆的女性》演出时,杨飞飞演石筱英的丫头,邵滨孙演石筱英的小叔。有一段“抢绢头”就是讲邵滨孙拣到石筱英失落的手绢。杨飞飞来寻找并索讨,最后从他手里抢走。另一次就是六大沪剧团联合演出《雷雨》,杨飞飞演四凤邵滨孙演鲁大海。不过两人没有多少对手戏。

杨派创始人杨飞飞的杨派非常有名。她也是上海滩三大著名悲旦之一——另外两位是静安越剧团的戚雅仙戚派创始人和上海评弹团的徐丽仙丽调创始人。这三位嗓音都独特,全部非常适合演悲旦。流派也是根据嗓音特点结合剧情逐步得到公认。原先他们都是小角色,后来成为名家极负盛名。我好婆就非常喜欢戚雅仙的“唐”下去的音调,也非常喜欢徐丽仙的咏叹。

戚雅仙是看过《血手印》,没有看过她的《玉堂春》。徐丽仙主要是听电台,那是没有一曲不听没有一部书不听的——包括和蒋玉泉搭档的赴港演出“关亡”,玉蜻蜓一折以及“小妈妈的烦恼”等开篇,“新木兰辞”更是百听不厌。

杨飞飞最有名的就是打官司的那段“杨八曲”。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茶馆店有点唱节目,其中就有这一段,印象中好像没有别的啥沪剧唱段得到过如此传播。

杨八曲是《妓女泪》里女主角从狱中释放北上寻子路上的唱段。本来,如果是话剧之类的肯定没啥戏可演,而戏曲就能够由于这样一大段唱来把这一场戏铺陈得异常精彩。同理,《为奴隶的母亲》“归家路上”一场戏也是一样。本来就是春宝娘抵押结束回家路上,却唱出了整整一场好戏。——从“翻上高山把路赶”开始就紧紧抓住观众的心。

《妓女泪》文革后复演,分前后两人合演。前半场是杨飞飞得意门生赵慧芳演,后半场就从杨八曲开始是杨飞飞演。原先听着觉得赵慧芳的杨派唱得真好啊,可杨飞飞一出场就感觉大不同,

赵慧芳就是后来演《东方女性》的主角女医生,那出戏非常之好。她是和刘银发华雯合作演的这台戏。

在流派演唱会上杨飞飞是在压台的丁是娥之前出场的一位旦角。她唱的是新编革命现代戏《两代人》。那时候上海沪剧界好戏新戏连台。杨飞飞唱其中的“狱中”一段唱——从“猛听得耳边一阵敌人枪声响”开始,到“千万人跟上共产党”为止。层层推进,一气呵成。

接下来加唱的是《白鹭》中的“回忆”。从“碧绿枝叶粉红花,此花就是日日春”开始到“九年离别情不断啊,今日重逢喜心头”为止。又是满堂彩!

年前举行杨飞飞流派演唱会。很奇怪的是报道中说上海沪剧界五朵金花悉数出场演唱杨派。马莉莉陈瑜茅善玉陈甦萍华雯她们五位其实无一人演唱杨派也不是杨派传人。华雯她还是宝山沪剧团的(勤艺沪剧团是它前身),别的四位也都不是。平时我记得听到过陈瑜在《清风歌》里有一大段唱“星斗暗,夜深沉”中间为了体现人物心情插了几句杨派唱段。仅仅是几句而已。此时此刻换了一个音调,也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杨派。

不知道现在还有谁是真正杨派的继承人。杨飞飞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之一,希望她能有好的接班人。

见到杨飞飞本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们的小姑妈从台北来上海,有人请客在延安路上海儿童艺术剧场看浙江来的越剧。票子是杨飞飞搞来的,位子很好。我陪同专程从常州来的九姑妈一同前往,于是就看到了杨飞飞。之前倒是去过她家住的新闸路新式里弄多次——那比汪秀英住的海防路神气地段也更好。也不知道现在是否还住在那儿。

对杨飞飞记忆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她刚刚还在后台谈笑风生,一出场马上悲切切换了一个人。二是她是很风趣的一个人,这也可能是她长命百岁的原因之一——那三大悲旦其余两位都因癌症早已逝世。最触目惊心的例子是文革中揭发杨飞飞她讲过——“学毛选,就像擦脚藓药水。擦擦是好的,一个勿擦就又要发作。”其实本来满形象的,那时候就成为反动言论。

附注:这段话里那个“擦”字应该读作TA(沪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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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看的一台武打戏


星期四 三月 05, 2009 11:22 am


戏曲春晚点评继续。

今年的武戏比往年多。或许是京剧青年大奖赛上武生武旦出色的缘故或许是以往冷落了武戏演员。

最好看的一出武戏反而不是那些专业演员的杰作。《三岔口》一开场就是眼花缭乱。谢幕时揭晓,原来演员是聋哑人,伴奏是盲人!

简直不可思议。聋哑人演那《千手观音》已经是登峰造极,而《三岔口》的武打除了满台扑打更得合上锣鼓点子。盲人阿炳拉二胡,可也没有给伴奏过京剧武戏啊。

这样的戏迷是最最值得敬佩的戏迷!这样的票友是最最值得敬佩的票友!应该组织他们在残奥会上演出,应该走向世界体现出残疾人热心致力于传统文化传统戏曲发扬国粹的伟大精神。

说到底,说不定能够拿到联合国的啥基金会的资助呢?

赶快行动起来,搞一台完整的残疾人京剧晚会,打响牌子。让中国残奥精神在这样一块阵地上发扬光大享誉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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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frankjiang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9:38 am

祝福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Laughing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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