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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
星期二 二月 21, 2017 11:44 am
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
——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三）
·忻鼎亮·
（上接 zk１５０３a 四，“另册”阴影下生活）
２，兰考和兰考的知青们
我正式踏上了工作岗位，处境比在农场是又好了许多，“紧箍咒”似的档案在县组织部，本单位的同事都不知道我的过去。我表面上是和大家一样开始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我还需倍加小心：不能得罪领导，不能参与任何政治运动，否则后果会比以前更惨，因为我已经没有学生身份了。那时兰考很穷，穷得难以想象，但那里的人们还是比较老实、胆小、善良，（不似现在河南专门造假的印象）处事比较实际，对政治理论淡漠。那时的大形势是文革中的一个低谷区，政治环境也稍有宽松。我被分在兰考县科委，属政府机关，没有什么太具体的业务工作，除了经常去工厂和农村蹲点外，我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也许是本性难移，积习难改，我沉积了两年的思想又被激活了。在河南的那几年，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结交了一批新朋友，二是读了许多书，清理了思想，写出了政论、文艺等方面的一批处女作。
我来兰考前，上海有一批知青在兰考插队，分别集中在韩村、唐寨、大付堂三个知青点。我到兰考后，不久就与他们有了不同程度的接触。韩村的知青最多，以五十一中（位育中学）中四和中一的学生为主体，另外还有颇有名气的上海中串会的核心人物，市东中学的侯美度（红鸥）、复旦附中的张水荣等。我较为相知接触最多的是我的校友，比我低两届育才中学的陈韶麟。这些插队学生多数是真心诚意到农村锻炼自己的，他们平时本分地参加劳动，空余时还能认真读书，有一定的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大付堂的知青基本上都是中学造反派，持中串会观点，如管宇春、邱月芳（海鹰）等在文革中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他们对接受再教育一类的口号内心并不认同。接受再教育态度最好的应是唐寨的知青点，他们积极参加劳动，认真地学习农活，与另外两个知青点少有来往。因此。他们很快就得到县里的表彰和嘉奖。队长复旦附中的樊颂贤被评为毛著学习标兵，不久就上调参了军。客观地说，这三个知青点的知青大多数都是下乡青年中的好学生，但他们选择到兰考插队都不是正常途径的统一分配，而是自己和兰考知青办联系的。个人当初的内在动机至今无法考证，但三十几个来自重点中学（大多数）的学生集中在兰考插队，已成为很有特色的事件留在了知青下乡史上。我和他们相识在贫穷落后的兰考，那时，文化沙漠似的环境和强烈的精神生活需求使我们很快有了频繁的交往。我和他们中近三分之一的人有过一定程度的深谈，和其中的一些人成了好朋友，交情一直保持到如今，我的老伴也是当年兰考唐寨的知青。
我在劫后余生的日子里，居然很快地结交了一些思想上的新朋友，这是得益于兰考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兰考人很穷，最关心的就是怎样能不挨饿、不受冻，对生活上能给与他们一些帮助的人都有感恩之情。比如，每次从上海回来，能给周围同事、邻居分送糖果、牙膏、肥皂等小礼品，他们就会记住这些情谊。研究社会制度、政治理论离实际生活很远，绝大多数人对此毫无兴趣，他们不关注这类人，也不会认为这类人是坏人。所以，我在兰考和一些朋友们谈论政治问题，也没有受到任何注意，我与那批知青的清谈沙龙一直持续着。即使他们尽数上调到工厂，我们之间无穷的话题始终没有中断。
与我思想上交往最多的是韩村的陈韶麟和唐寨的朱学勤。陈韶麟是上海育才中学高三学生，和我不但是校友，在文革中还有一段彼此不知的缘分。文革初期，我们中国科大几个原育才中学的校友写大字报到母校，认为育才中学的教改是修正主义的教改，校党总支和段力佩校长应对此负责，接受群众批判。此举马上受到强烈的反击，在育才中学校领导的组织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给我们扣上放反革命邪火的帽子，指责我们是小右派分子。在近乎一边倒的舆论下，陈韶麟等二十三个同学写出了《谁敢灭火？！》的大字报，指出我们点的是革命之火，对我们表示了罕有的支持。我们在兰考邂逅相遇，谈起这段往事，彼此的亲近感骤增，不久就成了思想上交往频繁的好朋友。他在７７年文革后首届高考考入开封师范学院（现河南大学）中文系，７９年考入本校现代文学研究生，师承任访秋先生，专事周作人作品研究。毕业后就职于中国科大，在科大少年班教中文，后调至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工作至今。陈君为人坦诚，忠于友情。早在插队期间，就对鲁迅有深入仔细的研究，在经济很困难的情况下买齐了鲁迅全集，并认真通读。只要谈到鲁迅及其著作有关之事，他都能详细地谈出出处和原委。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又研读周作人的作品，对周氏兄弟的文学成就有独到的认识和见解。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不愿笔耕，述而不作，以至于他的精到见解不能问世。我们之间的交情已有四十余年，在政论、文学、社会现象等方面，我们一直延续着没有谈完的话题。
朱学勤也是当年与我接触频繁的年轻人，他现在已是赫赫有名的独立知识分子，其业绩不用我赘述了。他当年在兰考唐寨插队，和我老伴同一个集体户。他是６９届的学生，文革开始时还在读小学，当时因仰慕这批兰考知青，单身一人来兰考，是这批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志向高远，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读书极其勤奋，也有相当的领悟能力。开始时，他不断向学兄、学姐们学习，像海绵似地吸取知识营养，不久在见识上就有了逾越。那时我们相识了，经过多次交谈，我惊讶不已，如此年轻的上海知青居然对政治理论极感兴趣。后来，应他的要求，我和他在开封陋室里谈了三夜，详述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我从自身经历谈起，按我独特的理解分析整理文革的脉络的各类典型事件。朱君听得十分投入，并不时发问，许多内容他都记得很牢，多年后都能具体谈及。据说他回巩县后，曾把我的谈话内容作了认真的回忆并作了书面记录，从此开始了正式的对文革资料搜集和研究。我们之间另一重要话题是谈《南共纲领》，学勤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在旧书店购得该书，读后十分兴奋，与我谈及此事。该书是我在６８年精读并作了详细读书笔记的，我虽然当时身边已无书，仅凭回忆，我把整体框架和主要内容对他系统地讲述了下来。后来在通信中他竟戏称“忻君吾师”。现在，青蓝易位，他业绩卓著，在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领域的高论，我大概连听也听不懂了。除了这二位，兰考的知青们在文史或理工等方面做出成就的不乏其人，但他们对兰考的这段生活都觉得对自己一生有一定的价值，并没有对当时非常艰苦的生活作不堪回首状的控诉。我也同样，认为在兰考时期精神生活还是比较值得回味的，除了一批知青朋友外，我还交了一些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大学生朋友，交往一直保持到现在。
３，浩劫年代读书和写作
文革后期对失落感很强的大学生来说，也许是个学习知识和提高承受力的合适空间。那时，我们正处于精力旺盛求知欲很强的时期，在一片大批判的阶级斗争浪潮中，我们没什么正经事可做，却又有大量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正是认真读书的好时光。我在兰考呆了一年多，被抽调到开封地区推广优选法小分队，不久就留在了开封地区科委。在那里，我和本单位的图书馆管理员保持了相当好的关系，我教她数学、中文和外语，（她正准备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被推荐上大学）她给了我翻阅封存禁书的自由。我如鱼得水，不但补看了几乎所有的中外名著，还接触了萨特、弗洛伊德、悉尼·胡克、德热拉斯等政论和哲学著作，顿时感到眼界大开，自觉思想境界又深入了一步。这又得益于河南这样的环境，人们对我这样异于常人的举动缺少“政治敏感性”，只认为我是个爱学习的青年。经过大量的阅读和思考，我对许多社会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鉴于大学时期的教训，我又不敢与人交流，和好朋友的谈论也尽量限制在安全的范围内。这样，我的思想成了一个只有输入而没有输出的系统，我感到不爽，于是决定写些东西，留些作品，相信将来会有用，即便是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也好。那时，我虽然还是单身，但已有一个九平米的独立宿舍，安全尚可保证。于是，从７４年开始，我笔耕不止，写出了一批仅有手稿而不能公开的作品。现在偶尔翻阅，虽然觉得当时见解上不够成熟，语言还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但其中的激情和敏锐仍为可贵，至少我现在是不复再有了。
第一个作品是一篇小说，题名为《经验》，写一个县级机关科研弄虚作假的事，是在我相当熟悉的领域内虚构的故事。之所以初选这一题材，是为了先练练笔头，也让我这爱好文学的理工科学生过一把文艺写作瘾。此后，我便一发不可收，先后写了《论自由》、《李白与杜甫》、《谁之罪》等一批政论、杂文和小说。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我在那时写了两篇批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文章，这是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后，并将其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比较后的学习体会。我认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将人的意识和事件过程都简单化了。意识应该包括感觉和思考，而思考则是决定人们行为主导因素。而《实践论》恰恰淡化了思考的功能，过多强调感觉。另外《实践论》描述实践过程过多强调了经验感知，忽略了思维和间接知识的作用，特别在知识共有的现代化社会，人们获得正确认识多数来源于学习知识，而不是亲身体验。毛的这些哲学思想正是他历来罔顾科学规律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缘由。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过分突出对立统一规律，而将量质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视作其附属，这就将社会发展过程简单化，把制度的变更看作两个阶级的位置互换，这就造成他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发展的全部。它片面地强调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斗争，无视矛盾双方存在的同一性，这就使我国长期处于斗争的气氛中，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他的内因决定论更是显得缺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常识，也是全国人民一直陷于无休止的内斗中的理论根基。那时，我对毛泽东的认识比７０年前又进了一步，当然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些想法不足为奇，更何况也未必都正确，我仅想说明当时自己的思想变化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另一篇值得一提的是题名为《血雨催春》的小说，它以７６年四五事件为背景，主要描写一些当年经历文革的大学毕业生在这次政治事件中反抗暴政的表现。四五事件引起我强烈的愤慨，觉得不写不足以平息内心怒火，于是我在没有具体材料的情况下，凭想象虚构了这样一篇小说。这是用血写的文章，充满了激愤，现在翻看还竟不住动情。为了安全，我的这批文字手稿在当时基本不示于人，极好的朋友也仅能看一些小说类的，如批评毛泽东的文章在“四人帮”未被打倒前无一人看过。经过一次劫难，我仍然敢于如此“不安分”，是因为随着阅读量增加，我越来越感到这样的专制制度肯定长不了。一旦龙归大海万寿有疆之时，应该能看到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从现在的目光看，这些文章无论是思想或表达方式都有一定的欠缺，但它毕竟是我思想变化的历史纪录。在上世纪末和前几年，有些朋友都借阅了我的这批作品，特别是一些文革研究者认为其有相当的价值。而我仅把此看作自己人生旅程的一个环节，也是我这样一个具有异端思想的人批评主流社会而发出的不同声音。
４，人生的转弯
此后，随着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打倒，文革结束，我的人生轨迹出现了急转弯。接下去的生活就是重新拾起数理化，苦读外语，考回科大回炉班，交大研究生，生活节奏顿时紧张起来，精力和兴奋点又回到了我原来的专业领域。毕业工作后，因业务上逞强的欲望使我陷入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必经的常规程序，集中精力不停地搞课题、写论文，为了使自己的职称尽快从中级、副高到正高一步一步地升上去，因此能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和比较舒适的生活条件。对知识份子应有的推动社会变革的社会责任心却在一定程度上罔顾了，也许是心有余悸，也许是兴趣的转移，总之，我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基本中断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可能我有些机会可以进入体制内，这便于名正言顺为社会变革发声。八十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掷地有声口号的感召下，社会上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氛围很浓。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倡导下，许多平民出身的年青知识分子被选入了“第三梯队”，作为新一代各级接班人培养，像我这样当过“反动学生”居然也在此列。那时，我的档案已经过两次清理（林彪事件后和文革结束后），已经没有一打三反运动留下的痕迹了。单位领导启动组织培养程序，派人到中国科大外调，了解我在文革中的表现。那时科大力学系当政的是我同年级同学，他为了成全我的好事，重点强调了我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受到迫害，对我运动初期造反派的身份淡然置之，至于“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估计一字未提，就这样我顺利进入后备干部名单。那时，正值控诉文革当热时期，不少人将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痛苦浓墨重彩地上升为“受迫害”在各种公开场合反复讲述，以便积累政治资本。一位与我颇为相知的领导见我从不谈文革，曾直言相询，问我怎样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我实言相告：“我文革中被整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批评毛主席。”他听后频频摇头，而后又反复提醒：不要把这话再对别人讲。说实在话，我当时对自己专业上发展甚为看好，对是否当官看得很淡，始终也不要求加入共产党。到了八九民运以后，我彻底失望，中断了这方面的任何念想。这样，由于我的不配合，仕途无望也是情理中的事，在体制内发声也就成了幻想。我退休后，逐渐淡出了专业，也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旧病复发”理所当然。但是非常可惜，在与朋友们接触中，我很快发现：由于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思考、研究的中断，现在的认识离社会科学前沿问题的讨论已很有差距了。所以，我只能将自己在文革中思想变化的经历实录下来，希望能对文革研究和政体改革作极微薄的贡献，也了却我一生中最后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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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
星期二 二月 21, 2017 11:43 am
【往事非烟】
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
——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二）
·忻鼎亮·
（上接 zk１５０２c）
三，一打三反运动
１，山雨欲来
科大迁校到安徽后，“一打三反”运动接踵而来，我一生中最恐怖的日子即将来临了。科大到安徽开始落在安庆党校，那里的条件实在太简陋，于是又迁到了合肥。安徽省革委会将合肥师范学院的地址让给了科大，总算有了房子能够勉强安置这群落魄的师生以及一些拆散了的仪器器材。我随大部队到了安庆后，没有再跟随去合肥，便坐船回上海过年去了。
在上海，我已听说有中央文件下发，要在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这场运动，重点在于“一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主要惩治文革中出现的现行问题。过完年不久，我们班就有同学来信告我，要我尽快回学校参加运动。我当时的心情比较复杂，这次运动来势很凶，从清查内容看明显是要整肃文革运动中的政治异己分子，我们恰好就是目标，内心自然有本能的紧张感。但我的侥幸心还是比较重，心想：刚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已经被清查了一遍，而且有了明确的结论，应该不会出问题。更何况安徽这样的土地方，工军宣队的整人水平会比北京的高？我们根据北京的成功经验，如法炮制不就可以了吗？不必过度紧张，这样反而会显得心虚。于是，我故意晚了几天到学校，而且到了合肥后，我还在大哥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才去报到。那时，同学们大多数都已返校，大家见面后几乎都是谨言慎行，没有嬉笑闲谈的场面，气氛比我想象的要紧张。我们班的临时班长何世平带我去见系里的工军宣队领导报到，系工宣队队长姓谢，是淮南煤矿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他见了我立即摆出下马威，厉声厉色地问我为什么迟到？我随便找了一个理由，他勃然大怒：难道这事比“一打三反”运动重要吗？随即又给了我一个明显的威胁：不要以为我们不了解你忻鼎亮。我心里明白，工军宣队已经盯上我们了，但我对谢队长这种虚张声势的诈唬很鄙视，再一次地错误估计了他们的整人能力。
安徽省既然接纳了中国科技大学，显然非常重视这所学校，当然首要的任务是要它服从。“一打三反”运动正是个好机会，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来压服这批桀骜不驯的学生，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科大的学生们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受到的迫害，更甚于其他大专院校。安徽省革委会派出了阵容强大的工军宣队，来领导用以制服这批带着怨气来的京城师生。工宣队队长是安徽省革委会常委李东林，原来也是淮南煤矿工人，造反起家，荣升至省革会常委。军宣队来自李德生的嫡系部队十二军，有几个师政委压阵。他们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在搬迁时闹得最厉害的四系（近代物理系）安置在白湖农场（一个劳改农场），一系（数学系）在铜陵，二系（物理系）在寿县，三系（化学系）在马鞍山，五系（近代力学系）在合肥本部，六系（无线电系）在淮南。各个系分别搞运动，学校办了一个大型的学习班（在合肥），将当时的两派的核心人物集中起来开展运动。我们由于后期游离在运动外，也没资格进入校学习班，在合肥系里参加运动。通过学习，才知道这是中共中央在１月底下发的１９７０年３号文件，其中突出的就是要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文件中这样说：“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我觉得其中仅“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条有很大的随意性，其他都应有实际行为。但来势汹汹的气氛明显比文件本身更为可怕。
２，攻守同盟
许小昆到校比我还晚，有点奇怪，工军宣队并没有训斥他，淡淡地把他晾在一边。我开始的处境也与许小昆相近，除了刚到校的那次下马威，他们再也没理过我。工军宣队在运动开始时并不急于揪人，一方面组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另一方面要大家联系实际，批判反对搬迁的思想和言行。因为我校的搬迁，是完全违背广大师生意愿的官方强行决定，所以校内两派师生几乎一致反对。现在工军宣队上纲上线，要大家强行认识：迁校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反对迁校就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这说明反动思想的萌芽已经存在自己的头脑中。这一招确实相当厉害，每个人都有了“原罪”，谁不转变立场，立即和工军宣队保持一致，谁就是继续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就要成为运动中惩治的对象。在这样的高压下，大多数师生除了就范，无可选择。同时，工军宣队还开展了一个“检查思想，公物还家”的小运动。背景是这样的：在北京时，当大家知道迁校决定无可更改时，同学们非常愤怒，毁坏了一些公物泄愤。也有些人拆了桌椅，用木板作箱子、板凳，更普遍的是用木板自制收音机盒子。这件事也被工军宣队小题大做，说这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大爆发，而且要大家把用公家材料做的物品归还，并检查交代用短波收音机收听敌台的“罪行”，上纲说这就是现行问题。这样，人人都有可能被定为“反革命”，为了自我保护，大家只能对工军宣队唯命是从，不敢有任何抗拒。在强大的思想震慑下，群众已彻底表示了屈服，工军宣队初获全胜，整人的大戏正式开场了。
校学习班重点整肃的是原科大造反派《东方红公社》的一些核心骨干分子，详细情况无从得知。我们系整肃的重点有两个：一是原东方红公社的作战部长陶荣甲，他和北京市的一些造反派（多数已遭整肃）多有联系；另一个就是我们《齐卫东》战斗队，被工军宣队盯上的除了我和许小昆外，还有徐立林、焦大化、钱德生等人。我系运动领导者除了谢队长之外，还有军宣队的潘指导员和一位姓贺的结合干部（据说还是个十二级高干）。整人者经验丰富，手法老到，有条不紊地先打外围战。当时，我们“齐卫东”中受到压力最大的是徐立林，他被抓住的一个硬把柄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与一位干部子弟徐XX谈恋爱时有越轨行为。工军宣队对此无限上纲，并对那位女同学做分化工作，告诫她不要受反革命分子迷惑，而背叛自己的革命家庭。对徐立林则严令他老实交待问题，不准私自串联，并对他的行动作了监视。而对许小昆和我则不动声色，没有任何异常的迹象。我有些迷茫，猜不透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不敢与同伙们串联商量对策，只能被动地静观其变。我们班有些与我关系较好的同学劝我应该争取主动，把以前运动中的问题主动向工军宣队交待清楚，当然他们并不知道我内心还有很多“反动”思想。我自然不会接受他们的劝告，自己找上门去岂不是更显得心虚？
在一个休息日的晚上，我、许小昆、徐立林冒险在校园僻静处商量了一次对策。许小昆重新强调了我们应付工军宣队的原则：文革运动中的具体事件一概承认，但拒绝上纲，私下言论的事坚持守住。并再三提醒，态度一定要好，要安分，不要刺激工军宣队中任何人。徐立林就问了一下焦大化、钱德生处是否叮嘱过，为了避免被发现，他先回宿舍了。许小昆和我又谈了几个关键问题：第一，这次运动来势凶猛，声势远胜过清队运动，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这一点我表示赞同，但内心的侥幸心理仍未消。第二，我们能否躲过这场灾难的关键是我们的言论问题不被败露。我觉得这点应该靠得住，因为尖端的观点和言论仅限在我和许小昆之间，徐立林虽有些所闻，但知道不多。我确实忽视了平时口锋不严，大不敬的言论已有一定范围的流传。第三，许认为，徐立林那里最危险，他的女友就是工军宣队的突破口，应考虑如果小徐被攻破后怎么办。我觉得小徐很讲义气，他会顶住的，即便有意外，只要我们俩死扛住也未必会有大难。最后，我们两人互相勉励了一下，觉得为了理想哪怕坐二十年牢也值，似乎大有义无反顾的气概。现在经过四十多年后再回想当时情景，我们真是严重“走火入魔”：两个毫无政治背景的小青年，为了一些尚欠成熟的思考，居然能到不顾身家性命的地步！其实，我们的所谓理想太虚弱了，与强大的整人机构过了几招，就遭到了惨败。
运动开展将近一月，我们的厄运正式来临了。起因是这样的：我们的一位好朋友梁XX是已毕业的６３级学生，他出差路过合肥，来看望我们，我和徐立林一起接待他。这触怒了工军宣队，谢队长质问我：为什么违反规定，私自和徐立林串联？我表示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不准和徐接触），更何况是外地有朋友来看望我们。他闻言怒斥：你居然态度如此不端正！并当即决定：今晚开忻鼎亮的批判会。我心里已经早准备好有这一天，也想正好趁机摸一下他们的底牌。第一次批判会他们未见成功，批判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过去炒过的冷饭，积极发言的多数是对立派的同学，我平时关系好的同学多以沉默表示对我的同情。我心想他们的招数只不过如此，则仍以无所谓的态度作进一步的面对。但工军宣队丝毫没有放松，一方面宣布我是批判对象，让一个同学每天寸步不离地监管我，再不让我与其他人在有联系机会。另一方面加紧了对徐立林和他的女友施压工作，我已无法了解任何相关信息，只能从观察周围同学对我的态度来判断形势的变化。两天后，我隐隐觉得情况有些恶化。有些同学竟会对我怒目而视，一些关系较好的同学路遇时也会有意转过脸去，为什么会这样？事态趋于严重是肯定的，但严重的程度我实在无法得知，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工军宣队上有中央文件，下有各种手段掌握控制了群众，且拥有经验丰富专业整人机构，信息畅通，知己知彼，完全是压倒优势。而我仅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只能接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现实。
３，屈辱投降
在第二次批判会时，工军宣队已经完全成竹在胸了。开始发言的几乎都是平时的好朋友，揭发的多数都是我私下“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使我即刻崩溃的事是：有人揭发我们是个“叛国投敌反革命”小集团。这是文件中明确列在首位的罪状，如果坐实，定是敌我矛盾无疑。事情是这样的：大约在６９年初某一天，我们一些好朋友在许小昆家吃饭，那时，我们的思想已对文革非常厌恶，对现实也甚为不满。在席间，我趁着酒兴，说到我们未来前途暗淡，如果有机会，能逃到苏联等国，倒还有我们的用武之地。大家也都附和，还说到在内蒙或沿海一带都有机会。其实，这仅仅是当时的一种发泄，大家也只是说说而已，事过之后，我几乎忘了这个茬。在批判会上，我的一位参加这次“黑会”的朋友揭发了这一场景，我才突然想起确有此事，顿时如遭霹雷，思维完全失控。工宣队已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招的致命效果，冷冷地插话：“你别想狡辩抵赖，至少已有两个以上的人证明了你的这一罪行。”顿时会场沸腾，“打倒叛国投敌份子忻鼎亮！”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声音中确实带有许多愤怒的情感。我心中感到战栗，我明白，有不少同学觉得我欺骗了他们，居然内心隐藏着如此反动的思想。在当时，对文革的不满，对一些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的不满比较普遍。但对整个国家制度不满，对毛主席不满，绝大多数人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的思想已超越了群众认同性的底线，同学们不明白我们这样的想法究竟为了什么，因此失去了平时的信任，甚至怀疑我们真的有罪恶企图。如果说第一次批判会同学们多数屈从于压力，而这次却真心地站到了工军宣队一边。我确实崩溃了，第一次感到被社会抛弃是什么样的滋味。工宣队胜券在握，像猫耍弄老鼠一样找我谈话，问我对这次批判会的感受。我完全像一只斗败的公鸡，低着头，什么也说不出来。谢队长准确地掌握了时机，用嘲弄的口气问：“你自己说你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我已没有任何申辩的力量，继续无语。他软硬兼施：“你问题这么严重，我们还是想挽救你，关键是你自己要端正态度。”我以往的“豪气”全消，连连求饶：“我一定老实交待。”他毫不放松：“态度老实要有具体表现，我们只是点你一个问题，你们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吧？”进而威胁：“最好你自己说，要不然再开次批判会帮助你？”我脑子顿时一片乱麻，鬼使神差地竟说出了：“我反对毛主席……”“嘿，嘿，……”谢队长发出瘆人的阴笑：“这就对了，回去好好写交待，把事情说清楚，我们才能考虑给你出路。”我屈辱地投降了，这令人终身羞愧的一幕永远留在脑海中始终磨灭不去，从此，我完全掉入了工军宣队布置好的陷阱中，再也没有抗争的余地了。自那时起，我的宿舍被调整，定名为“忻鼎亮学习班”的小组即刻成立，与我同房的都是小组成员，为了加强对我的监管并防止出现意外。
那晚，我几乎整夜失眠。在“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它的狗头”的年代，我人生的前景一片黑暗，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无法预测，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工军宣队的意志，老实交待自己的“罪行”。第二天，我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写了四十几张纸的交待，把自己怎样开始怀疑毛主席及后来思想的发展，详细地交待了一遍，以表示是自己的“投降”态度。结果，效果相反，谢队长怒气冲冲地把这一叠纸扔在我面前，声称：“全是废纸。”我一时懵住了。后经学习班一位好心同学提醒，我才明白书写交待的格式，必须要一件事一写，写明时间、地点、在场人、谈话内容和行为。我这才明白，工军宣队根本不是要挽救我，给我出路，而是要把我这“反革命”言行坐实，以便定案。但我无法反抗，只能按照其要求回忆、交待。由于我们都是随便的私下谈论，时间地点大多数已记不清，所以也永远无法得到他们“态度老实”认可。我自己的情况已经无所谓了，“叛国投敌”、“反毛主席”都认了，还有什么不能承认的，关键是我要尽量想办法把我“投降”的事告诉许小昆。工军宣队同样关注到这一点，他们胁迫我，要我在公开场合下揭发许小昆，一方面可以给与“小集团”的一号人物心理上致命打击，另一方面能使我和许之间产生矛盾和不信任，以利于进一步的互相揭发。这是他们彻底打垮我们的最后一步，校军宣队领导曲政委不惜放下身段亲自找我谈话，警告我，如果不公开揭发许小昆，则说明以前的“认罪”态度都是假的。我表示：揭发可以，但希望能在此前先见许小昆一面。这种“与虎谋皮”的妄想遭到了曲政委无情的嘲讽：“你认为现在还有资格和我们讲条件吗？给你立功的机会都不想要，你问题的性质自己清楚，别等进了监狱再说后悔。”高压下，我再次屈服，在批判许小昆的全系大会上，我站起来揭发了许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我们“小集团”的同伙在大会上接二连三的揭发，工军宣队顺利攻克了《齐卫东》最后一个堡垒。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便兵败如山倒，《齐卫东》小集团每个成员都有一个学习班，每班都配有六、七个同学或老师监管，完全失去自由。每天不是开批判会，就是写交待。五系工军宣队成果辉煌，揪出了“齐卫东叛国投敌反革命小集团”。系里成立了大专案组，由姓贺的那位老干部负责，汇总我们每天上交的交待和揭发材料。
４，追查后台
事态发展日趋严重，专案组汇总材料时感到有些震惊，我们“反动思想”的深度超出了一般大学生的认识境界。他们认为，这不可能是几个二十几岁毫无社会经验的学生自己悟出来的想法，后面一定有“长胡子”成年人指点和煽惑，于是，他们集中调查我们的各种社会关系。我们究竟交待了那些“反动思想”使工军宣队起疑，我现在已无法详细回忆，更何况我们的交待材料在平反后已全部销毁，只能靠记忆中仅留的点滴简述。我交待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有两条记忆比较深：一件事是我和许小昆在讨论《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这篇文章时，正值中共九大召开后不久。我们拿这篇文章与林彪九大政治报告作比较，（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张春桥的大作）说林的报告是完全违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因为马克思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的改变，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而林的报告丝毫没有突出这一点，而是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因。我们进一步批评了毛泽东的著名语录：“……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用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是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反的。于是我们用马克思的观点逐段批判了九大报告。另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和徐立林在许小昆家一起讨论恩格斯的《家庭国家私有制的起源》。许小昆在谈到国家这一概念时，强调了恩格斯突出的国家阶级调和的功能，并批评在文革中“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这一说法。我们认为毛泽东在这里偷换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概念，把它变成了暴力镇压异己的工具，才造成现在这样独裁专制的状态。
我记得谢队长曾拿着一叠我们交代的材料，对我怒斥说：“这样反动的一套理论，只有你们这几个人才说得出来，这类材料不需要旁证，就可以定你们的罪。”工军宣队一面对我威胁、恐吓，一面逼我们详细交待各种社会关系，以便确定指使我们的后台，把反革命集团的案子定实，把阶级斗争的故事编得圆满。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后台，所有的想法都来源于自己的阅读和思考。于是，案情进展受阻，陷入了僵局。工军宣队完全理解不了，我们为什么要冒着坐牢的危险去思考这些问题，这一定有政治目的；他们也理解不了，这样的“反动理论”怎么可能没有成人的点拨而自己形成。因此他们便认为我态度不好，抗拒交待，几乎天天“批判帮助”，逼我供出后台。我更是痛苦不堪，一则我真的没有后台，说真话就被认为是对抗运动。要我交待各种社会关系，是令我感到最承受不了的事。自己身败名裂，反正也就这样无所谓了，而要涉及别人，必定是连累别人，也就是出卖亲友，今后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于是，我尽量躲闪，避重就轻。但这毫无用处，我已经完全进入被禁锢的牢笼中，任何挣扎都是徒劳的。事后我才真正明白我国的整人制度的厉害，被整者只有三种选择：坦白、抗拒和蒙混，一般人往往都选择蒙混过关。其实，从实际效果看，却是最不理想的，在强大的专政樊笼面前必定是输得精光。工军宣队软硬兼施：“你实际上也是受害者，那些给你灌输反动思想的人在毒害你，如果不把毒根挖掉，我们怎么挽救你？”“你不交待别人会交待，你想保的人最后也逃不了，而你也因为抗拒有同样的下场。”于是。“忻鼎亮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我几乎接近崩溃。那时，我常闪过选择自杀的念头，最合适且可行的莫过于摸电门了。究竟是没有勇气还是无法摆脱看管，我记不得了，但这些日子里的精神苦难则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工军宣队对付我们另一重要手段是将我们分别置于不同的位置，使我们各人之间产生怀疑和猜忌。在我面前，他会说XXX态度好，并抛出一些让我不安的材料，使我对同伙的不信任感增强。在另一人面前，则说我的态度好，并用同样手法进行挑拨，甚至使一些诈术。这样，我们的关系网越展越大，许多线索的焦点集中指向了我。在我们这伙人中，我的人脉关系最广，朋友也最多。往日，我一贯以“讲义气”自诩，朋友圈中也落下了“热情仗义”的好名声。现在，他们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连累，而且事情发展的后果难以预测，这些朋友会受到什么样的整肃？我们当时已被定为科大最严重的“叛国投敌反革命”小集团，在这种形势下，寄希望于别人在揭发时有丝毫的留情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自己觉得输得精光，已经毫无抵抗的想法，只是不知工军宣队还要相逼到什么地步。其实，工军宣队想法很简单，他们就是要把“阶级斗争的故事”编得圆满。如此“反动”的思想，要是没有“后台”的教唆，没有实质性的反动行为，而仅是几个二十多岁学生的“胡思乱想”，将使这一阶级斗争重大成果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笑柄。所以，他们从全面清查《齐卫东》的关系网入手，致力追寻后台。我放弃了无谓的抵抗，实事求是地交待了我和朋友们的思想交往，但确实没有人教唆我，也确实没有后台。这样，对我们的审查陷入了僵局。
为了进一步扩大运动的战果，大约在５月期间，工军宣队宣布成立展示“一打三反”成果小分队，向科大各系所在的驻点巡回批判《齐卫东》反革命小集团，我作为反派主角在全校被游斗。在小分队出发前，谢队长对我训话：“你明白不明白为什么选你去批斗，因为许小昆现在态度比你好，你要好好在这过程中转变立场，尽快彻底交待问题，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再拖下去别怪我们没给你出路。”对他那种离间式的心理战，我心里清楚。选我去批斗，一是因为我的朋友圈大，各系都有一些好朋友，批斗我可起到两面施压的效果；更重要的还是希望在追后台环节上打开缺口。小分队由工宣队一位师傅和我系一位左派老师郭XX负责，还有五六位同学是正方的批判者，有四位“中间人物”关X、连X、徐立林及其女友（被我拉拢利用和拖下水的）上台发言，表明已经转变立场和我划清界限。反派仅我一人，站在台上被批斗。小分队自合肥出发，经铜陵、（１系）马鞍山、（３系）白湖农场、（４系）寿县、（２系）淮南（６系），游斗了一大圈，不但在本校，而且还到工厂和其他学校批斗。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每天在屈辱中度过，更令人难堪的是每次批斗会后都要我谈体会，被迫不停地自我侮辱。在其他系，我也看到了有些朋友也遭类似的境遇，在劫难逃的情绪更使我感到前景一片漆黑，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社会上的一些“反革命分子”境遇就更惨了，被杀、被关的遍遍皆是。我有大学生的身份还算幸运，观看过我的批斗会的工人们都疑惑：这样反动的人居然还没被抓进去？
５，侥幸免灾
也许是冥冥天意的眷佑，据说在６月份，中央下了一个有关在运动中被清查的学生处理方案的文件，强调了只要没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学生都应从宽处理，按时予以毕业分配。我至今也没有见过这一文件，在文革资料库中也未搜到，具体内容细节均无所知，仅知这一文件是对我这样的“反动学生”“皇恩大赦”。近期，我也采访过当初搞过我们专案并见过此文件的同学，他也记不起文件的详细内容，只告诉我：工军宣队对照了文件对我们的专案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讨论。当时主流的意见认为：我们虽然思想反动，但确实没有现行活动，也没有社会背景和后台，主要的“罪行”是小范围内的“反动言论”。而且，根据各人交待的言论绝大多数时间、地点、场合和内容都不能完全对上，能落实的“罪行”不多，所以宜从宽发落。但也有认为：我们攻击毛主席罪名很大，即便有一条，按当时运动的规则，也应从严惩处。那时，负责我们专案的是淮南煤矿的一位姓贺的干部，据说级别很高。他虽然思想属于文革主流派，但把握政策还算可以。在他的主持下，我们问题的性质从敌我矛盾中被拉了出来。
在那时，我除了每天面对写不完的交待和受不尽的批斗，别的事情一无所知。当看管我的人还一直说我态度不好，有重大问题没交待时，突然接到系里通知，要我第二天在落实政策大会上作认罪发言，并宣布《忻鼎亮学习班》结束。几乎与世界隔绝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工军宣队就这样轻易放了我？他们会给我定个什么罪名？当时也不容我多考虑，必须要认真准备好明天的“认罪发言”。第二天，系里召开全系落实政策大会。会上，徐建中、钱德生、徐立林、焦大化、我及一个干部子弟，先后做认罪发言，表示和自己过去的反动思想决裂。除了那个干部子弟外，其余人都是我们“小集团”的成员。（许小昆因尚未结案，没如期分配，比我们晚走了一段时期）我那天的悔罪确有一定的诚恳度，当然思想上想通是不可能的，因为隔离期间仅是权力的高压。我的后悔是内心意识到不该如此轻率地用生命去作无价值的政治秀，还连累了许多亲友，另外，我对这样侥幸地劫后余生原因完全迷茫，不知该感谢谁的帮忙，这种复杂的情绪也带入了我的发言中。会后，我算是被解放了，获得了渴望已久的自由。虽然，这一结果远好于我的心理预想，但我的审查结论是犯严重政治错误，内容还是相当可怕的。当然，所谓的“叛国投敌”这条，因查无实据没有写进结论中，但整篇结论仍显出“身带重罪”。我并没有留下当时完整的结论记录，但三条“罪名”的记忆是很深的，结论说我有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言论，而且这一结论是进入档案的，它使我身处“另册”的阴影在长时期内始终无法消除。客观地说，这样的结论原则上并没有冤枉我，思想上是有的，言论也是说过的。问题是因言定罪的专制体制和政治运动，实际上扼杀了一代敢于思考社会问题的年轻人，使中国的社会沾上了一层浓浓的奴气。不久后我才知道，文革中定为犯政治错误的共分为六个等级，我属于最重的一级，再往后就是敌我性质了。比较其他造反派大学生的定罪，我并不算“宽大”。不过，总算暂时逃出了樊笼，也经历了失去自由的滋味，积累了难得的挨整经验。
劫后余生，我必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这次被整是必然的吗？哪些因素会造成政治运动中被整？今后如何避免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纵观我国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以及文革中多次劫难，凡是遭到政治整肃者都有其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必然因素是指运动政敌的涵盖范围，如果身处其中，挨整的可能性就很大。例如，清理阶级队伍，我们处于边缘状态，逃脱的概率就相对大一些；而一打三反运动，我们正是整肃的重点，逃脱的机会就很小了。偶然性是指被整者的综合人际关系以及运动中产生作用的大小，这种因素随机性很大，属于不可控范畴。人际关系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与掌权者的关系，二是群众关系，两者都可能对被整程度产生影响。一般说来，政治思想异端者多数性格张扬，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多少都有些问题，造成挨整概率变大，整肃程度也相对会严重。实事求是地说，我的人际关系应该算是好的，主要是因为我坦率热情，乐于助人，但也有恃才傲物的毛病，往往与掌权者关系较难相处。我们在一打三反中挨整，人际关系因素并未产生主要影响。当一旦成为目标被击中后，被整人方掌握的材料则成了定“罪”轻重的主要因素。按如今的法律，对思想犯的定罪时没有法理依据的，也无法确定“罪行”的轻重。但当时确有反革命罪的条例，也包括了思想犯，实际的执行更是把侧重点指向有“反动”思想的人。这样违反人权的法理，当时不但被掌权者当作震慑异端思想的专政工具，在一定的程度上还得到了社会的认同，社会上确实认为：私下的“反动言论”是有罪的，这也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整人运动得以胜利的群众基础。
其实，在１９５４年，建国后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自由。但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地用专政的手段整治异端的思想和言论，实际上属于法外私刑。更可悲的是这样一种政府违法行为，在领导意志和舆论宣传的强力下，把批评政府同反革命罪硬性等同起来。这样，文明社会公认的政府违法行为变成了合法化、常态化，而且得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认同，也成就了整人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一打三反中，具有“反动思想”的人按“反动”程度划分，大致可分为四个级别。第一级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各种形式的发泄，具有这样想法的人很多，群众中对这类人大多数是同情的，也就是说，这样的“反动思想”有相当大的共鸣度。所以，如果仅有这类言论者，多数不会挨整，除非人缘很差当了替罪羊；第二级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成员有攻击言论，这就相对问题严重一些，特别是对林彪、江青和周恩来的批评和讽刺可能被定重罪。但在群众的内心对这类的“反动思想”也有一定的容忍和同情；第三级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批评，在“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的时代中，这无疑是头等重罪，在群众中也基本没有认同度。但在一定数量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中也不乏同情者；第四级是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质疑，在当时是极少有认同者，仅有个别知识界思想先驱者，就全国总人数比例相对是非常小的。客观地说，我当时的思想已逾越了３。５级，已处于严重“脱离群众”状态，人际关系瞬时急剧下降。平时比较要好的同学们大都觉得：真想不到忻鼎亮堕落得那么快，思想竟会如此反动！一些道德上的亮点也被作了另类的演绎：坦率成了作伪，热情成了别有用心，乐于助人被说成拉人下水，我当时真有强烈的众叛亲离孤立感。即使在我“被解放”以后，有个当初的好朋友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鼎亮，今后千万不能再反对毛主席！”还有个上海的好朋友曾直言相询：“那时说你们叛国投敌是不是真的？”我如实相告：“仅有逃出去的思想。”他追问：“如果当时有机会，你会走吗？”我仍实说：“会的。”他长叹：“我们的思想差得太远了。”
我渐渐明白：这样的整肃思想犯的制度在当时确有一定的社会认同性，由于共产党长期垄断了舆论，再被频繁洗脑状态下，老百姓要探索社会发展的真理是不可能的，我的囹圄之旅确有其必然性，可谓在劫难逃。在运动前的各种防范措施基本上是没用的，成为目标后企图避重就轻蒙混过关更是低估了整人者的能力。如果一定要作策略的比较，选择一言不发或者彻底坦白要比选择蒙混过关略好些。一言不发的前提是“反动言论”散布面极小，且被整者有相当好的心理素质。可惜大多数被整者往往都选择蒙混与整人者周旋，结果当然败得更惨。我相信，大多数有被整经历的会和我有同样感受，只是要承认自己有“变节”行为难免尴尬，要知道，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容许“反革命”“坚贞不屈”的。
四，“另册”阴影下生活
１，部队农场锻炼
我算是等到了毕业分配，在填志愿时，我尽量填贵州、吉林、广西等边缘贫困地区。大概是为了不给我“叛国投敌”提供便利，将我分到了中原河南，先到军垦农场劳动。我当然没有任何资格讨价还价，回上海探望父母十来天，就早早地到商丘８１８１部队农场报到了。惊魂未定的我马上就进入了受严格管束生活，一切都和部队新兵一样，除了要承担强度极重的劳动，整天还都生活在部队干部的监控下。让大学毕业生到军垦农场锻炼，是文革中新创的改造“臭老九”的重要措施，为了使这些曾经有过不受约束经历的年轻人夹紧尾巴。当然像我这样有严重问题者更是要倍加谨言慎行，不能有丝毫放纵。我非常明白，我的档案已将我归入“另册”，考验我忍耐力的生活从此开始了。
我所在的部队属于武汉军区，在商丘仅呆了三个多月，就转到６０９０部队，到湖北沉湖农场去劳动锻炼。沉湖位于汉川、天门和沔阳三县之间，原是个围湖造田的劳改农场，条件相当艰苦。我们连分在农场砖瓦厂劳动，工作就是烧砖烧瓦。我们班承担的是窑厂最重活儿装窑和出窑，就是把泥砖坯摆列在窑里待烧和把烧好的砖装车运出窑外。我们工作八小时都在窑内，出窑时的温度已经超过正常人忍耐的极限，许多同学都有在窑内昏厥的经历。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胁迫下，多数昏厥的同学都是在外边被凉风吹醒后继续回窑内劳动。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更不能因此而回宿舍休息。年轻人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大约个把月后，因高温昏厥的事就基本没有了。我们在窑内不仅要适应高温，而且要非常快的速度装窑、出窑，出一窑砖的总时间记录频频被我们打破，当地的民工也为我们这些大学生能如此拼命劳动而感到惊讶。
我是“戴罪之身”，到了农场后就暗自警戒自己：好好劳动，谨言慎行。开始时，我像阿Q一样，非常怕人发现头上的“癞疮疤”，闭口不谈文革和学校里的事。实际上，大家很快就知道了我在学校里犯过政治错误。一是因为我们连里有很多科大的同学，二是连领导在全连大会上已明确点出：我们连里有一些犯过政治错误的学生，希望能好好接受改造。我这才慢慢知道，类似我这样的人却有一定数量，其中有一些著名“反动组织”的成员，如：湖南《省无联》、《红色怒火》、湖北《北决扬》、复旦《孙悟空》等，相对说来，我的性质较为严重。我原以为，同学们也会像在一打三反中一样，像避瘟疫似地避着我。实际上，情况要比我想象的好，同学们大多数比较友善，连领导也没有明显的歧视。但我的精神压力仍很大，不仅在开会时经常要为自己过去的“污迹”不停地自我批判（？），而且在平时的言行中不能有丝毫差错，否则就要冠以抗拒改造的帽子并与过去的“反动思想”联系起来。我又不能在各种活动中表现出过分积极，以免被人认为是作伪；我更不能向管束我们的军人献媚示好，这种恶心的举动我实在做不来。我唯一能选择的保平安措施就是拼命干活，我那时身体非常瘦弱，１。７６米的个头，体重仅一百斤刚出头。像挑担、搬重物一类的硬活，我无法与人比拼，但一些比速度、比灵巧的活，我通常都干得很好。例如：装窑、出窑，我总是在砖多的外道，抹砖、搬砖的手脚很快。一些农村同学看我这样干活，连连摇头，善意提醒：长期劳动的农民没有这样干活的。我只好苦笑，我只是为了有个好的表现强作的劳动秀。在几十年后，我用健康“还了债”：我的腰和膝关节都有器质性的伤病。
当然，我在农场的生活也并非顺利，潜在的惊险和歧视性的屈辱也时有发生。排长是个比我们年龄还小的农村兵，文化程度很低，对大学生们面上显得盛气凌人，以掩盖自己内心的自卑。所以他特别喜欢同学们当面奉承，而这恰恰是我最不擅长的“软肋”。他觉得我这样有严重问题的人竟敢对他表示冷淡，所以就不时地寻衅找茬。有一次，我被砖头砸伤了脚，大脚指甲全黑了，恰好第二天要拉练行军，将走一百多里路。我们班长（同学）提出，忻鼎亮明天在家整理内务，不去拉练了。排长坚决不同意，说这点困难都不能克服，哪像接受改造的样子？我制止了班长继续申诉，第二天，咬着牙硬是没有掉队，坚持走完了一百多里路。回来时，全身发烧，淋巴肿得像核桃般大，袜子上全是血，脱也脱不下来。还有一次，我和一位中南矿冶的同学私下议论副班长的短处，被告发到连里。连里竟上纲上线，认为我是“旧病复发”，抗拒改造。幸好当时正值河南到湖北调防，才躲过了一劫。可见当时我的言行必须百倍小心，才能免灾。
最险的一次当然是７１年初清查五一六运动，虽然部队已明确运动的形式只搞正面教育，但当时的气氛还是相当紧张。小病大养、浪费粮食等小缺点都当作阶级斗争动向来批判。有一同学在批判会上发言，竟提到：我连有叛国投敌分子在抗拒改造。幸亏那时的连领导还算比较掌握政策，再加上我有较好的人缘和良好的劳动表现，有惊无险的度过了这一关。直到九一三林彪事件宣布，中央号召学习马列著作，整个政治斗争的紧张气氛松了下来，我的日子也相对好过了许多。说实在的，那时号召读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六本马列著作，我在文革前期已熟读过，随口讲述书中内容让同学们感到惊讶。有些同学就大胆地在会上表扬我：马列著作学得好。总之，随着阶级斗争弦的松动，我的人缘和处境也呈正相关上升。这样的劳改生活过了一年半，劳动锻炼结束，我被分到了河南兰考县科委工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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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
致聚会同学——回忆“一打三反”
·孙进和·
〔简介：１９７０年初，中国科技大学南迁合肥落脚未稳，近代物理系师生被集中白湖农场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深挖“帝修反别动队”。２００名学生，１２０名受到牵连，８０ 名建立了档案，最后有组织处理结论的２３名。全校十名左右学生教工自杀。这一段个人亲历中国科技大学文革历史，文中涉及人物，均为真实姓名。〕
虽然我没有计划参加２０１４年近代物理系６４、６５级同学聚会，但是在关注着同学们的动态。看到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出现在Email里，一种怀旧的惆怅油然而生。
还是说点什么吧，用自己的经历，给科大的裤档里补上一块补丁。虽然补上了不好看，不补在隐私处留下一个洞，不是更难看吗？
的确，科大的同学是优秀的。就我们６５４４总共２０人的小班来说，其中有的领衔博士导师；有的位列企业翘楚；有的做了幕僚高官；有的发了横竖大财； 最不济的流落中学教书，屈尊杏林坛主，大材小用虽有恨，珠落草莽亦闪光。
相形之下，我则惭矣愧哉。我没有什么瞩目成就可以向老同学展示。如果非要找人生亮点的话， 也是萤火微光聊以自慰而已。这几十年我完成了人生的转变， 由一个专制制度批量铸造的驯服工具，转化到一个独立思考的自由人，回归了人性。
刚入科技大学，我还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单纯、腼腆青年。苍白的脸上还残留着大饥荒时期的菜色。冬天穿一条北方农民的大裤腰甩档裤。这种中式棉裤没有制服裤前档的开门，肚子堆着窝窝囊囊的三层褶皱。一些邋遢农夫会在前档滴上尿液，一个冬天下来会泛白。（说实在的，我在农村倒没有注意这一现象）宋国权就不分清红皂白称我的棉裤是“尿碱裤”，实在是天大冤枉。
除去穿着土气，思想还傻气。从来没有想到接受公平教育是青少年的正当权利。对于能领取１８。５元的助学金入读著名学府而对党和政府感恩载德。
然而那时的我也有我的困惑：全国的大饥荒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公社的田地荒芜了《人民日报》却还说连续大丰收？为什么农村干部欺压百姓无处申诉？——这一切黑暗面我曾经善意地认为中下层干部蒙蔽了中央，一旦毛泽东了解了实情，一切都会纠正。
进入科技大学９个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刘少奇“三自一包”让我彻底明白了：原来毛泽东的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一条坚持三面红旗、饿死人不偿命的路线；毛泽东是中国大饥荒的始作俑者；毛泽东是一些基层干部为虎作伥迫害农民的那只虎。毛泽东念念 不忘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就是要找一个在他死后还继续奉祀香火的继承者，目的是逃避被追究历史责任。
以马列主义为标榜的毛泽东和他的司令部，实际上是唯心论，唯意志论的大本营。 毛泽东创造的一系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都是为加强个人独裁专制的诡辩学说。中国政权已经沦为一部法西斯机器。
文化大革命是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颠倒，把原来被遮盖到底部看不到的丑恶翻出来了。看的越多，心理的愤懑越多。可是在当时严酷的专政 气氛下，表面上还得做出“誓死保卫”、“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样子。喊口号心口不一，让我感到人格分裂，精神痛苦。
忍受不住内心里的熬煎，我试探着和一些同学交流思想。发觉持同样观点的人还不少，而且越来越多。包括一些在运动初期有“联动思潮”的革命干部子弟，对于毛泽东的认识也渐渐持批判态度。当然他们的转变起源不在于挨过饿，而在于他们的父辈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令他们由红五类一夜之间变为“可教育子女”，骤然的政治地位落差，从天上掉到地下，摔醒了一些人……
一到白湖农场，我就感到形势不妙。南字１２７部队要借助“一打三反”运动整肃科技大学的意图显而易见。深挖反革命学生不可避免。我忧心忡忡盘算如何避过这场灾难。在“一打三反”运动的预热期，有一个“公物还家”运动。我主动归还了用公家木板制作的箱子，目的在于早些撇清自己。那些木箱摆在连队小广场上展览。其中大小两只做工精细，人们啧啧称赞，那就是我的处女作同时也是收山作品。
不久，我看到郭伟丰被限制起来，坐在路边呆呆地写交代材料。随后传出郭伟丰、杨积胜、吴理反革命小集团的说法。我估计郭伟丰、杨积胜顶不住压力，会把我给端出来。
大学前４年，我和郭伟丰没有深交。他的那种高干子弟张扬气势，让我疏而远之。科大搬迁，我是留守队员。郭伟丰特意到我的房间住了一夜，进行过一次彻夜长谈。他让我估计未来中国形势。我对他说过一句话：“林彪上台，中国会出现军事法西斯主义统治”。
果然，军宣队很快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再让参加劳动。虽然我很厌恶白湖农场的超体力劳动，我的腰肌劳损就是在巢河船上卸化肥袋子压伤的，以后断续疼了几年。但是参加劳动是一个安全信号，说明你还没有被置于运动靶心。
我认真回忆了和郭伟丰的谈话，捉摸对策。既然抵抗不住，就索性交代了攻击林副统帅的言论。专案组说我的交待和郭伟丰的揭发口径吻合的很好，军宣队认为我的态度老实，就解除了隔离审查。
没几天时间，虞文泽在厕所给我暗示，马梅杰反革命小集团被攻破了，涉及到了我的一些言论。在当时气氛下，通风报讯风险很大。
果然，我又第二次被隔离审查。我认真回顾与马梅杰谈话的过程，交代了自己和马梅杰议论过“江青有小资产阶级情绪”的话题。被隔离审查一段时间后，再无新的问题揭露 ，军宣队似乎又有解除我监管的意思。
不料，又一次风云骤变，政策攻心组同学突然开会对我厉声喝斥，要“竹筒子倒豆子”彻底交待问题，在他们冷言冷语的敲打中，我捕捉到信息是秦广文也被围歼了，又扯出我的一些言论。这让我彻底崩溃了。
我在秦广文面前是没有禁忌的。两人从文化革命中期就开始质疑文化大革命，私下点评时政：毛泽东好大喜功；不懂工农业却瞎指挥，四处巡视乱作指示；大跃进造成大批农民饿死却诿过抵赖……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视察全中国，专车曾经？过我的老家正定县。正定县干部登车向国家主席汇报工作。妇联主任说：“我们正定县的妇女举行过罢工了，坚决要求成立大食堂，结束妇女几千年围着锅台转的历史，解放妇女。”实际上毛泽东在巡视过程中表扬了食堂吃饭不要钱是共产主义新生事物。正定县干部闻风而动，紧急命令从即日起不许各家烟囱冒烟，一律集中吃大锅饭。妇联主任编造的妇女罢工拒绝做饭的谎话，令毛好生喜欢。全国推行食堂化就成了农民自己的迫切要求。我看到这段史料，感到好气好笑，抨击这是典型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例子。昏君佞臣一唱一和，制造民意，整治农民。
那时候天津大学红卫兵８。１３ 收集了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谈话。咸淡不拘，荤腥具陈，编篡成砖头厚的油印本，名叫“毛泽东思想万岁”。从那本书里，你可以发现许多毛泽东前后矛盾的论说。有明哲之言，有昏聩之言；有亲民之言，有殃民之言；有诚实之言，有奸诈之言……总之从那里你可以追踪到毛泽东的发迹历史，你可以找到毛泽东的话去驳斥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本“毛泽东思想万岁”，让我走向批判毛泽东之路。
秦广文一开口交待，我的最要命的一道防线被突破了，因为我们一起涉及的话题很多，不好对口了。我怎末交代也过不了关了。连部谢指导员几次吓唬：“你的这些反动言论，拿到外单位，一条两条就够枪毙了。”
既然一条言论已经够枪毙，那末再有几条也就不在乎了。我冷静下来决定换一种策略，系统交代自己是如何转向批毛的思想历程，尽量不涉及具体话语，也不涉及他人。专案组再拿具体的反动字句来和我对证，我就说，“这话符合我的思想，可能说过。但想不起来在那里说的，在什么地方说了。”或者说：“不象我说过的话。”但是态度要诚恳，要痛心疾首表示服罪，愿意脱胎换骨改造，争取从宽处理。
从此我就一直被全天候隔离监视，白天起床就开始写交代材料，深夜坐在烛光闪烁的蚊帐里反省。被揪出来交待问题的学生很多，每人一支蜡烛，在黑黝黝的晚间，形成灯火辉煌的白湖夜景。即使无所交代，也要在床上坐得挺直了，保持到１２点钟，不能打瞌睡，专案组同学就在旁边监督。去厕所也有人监视，确保厕所里没人了才放我进去。这样松松紧紧，打打停停，从５月开始，直到８月份结案毕业离开白湖。
军宣队二排长在全排批判会上说：“我们终于把隐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孙进和挖出来了！”排长没料到这个出身贫下中农、貌似诚实可靠的学生，却装了一肚子的坏水，险些把他这位阶级斗争觉悟高的小军官蒙骗过去。（自我评价：本人本质上是非常诚恳有信的人。）
随后军宣队安排了我在全系“一打三反”会议上发言。我把这次发言当作争取从宽处理的一个机会，一面高声地批判郭伟丰、马梅杰反革命小集团，一面大泪滂沱地忏悔自己的罪行。我没有其它选择了。
最后公布我的组织处理结论，听起来象是法院对强奸犯的判决书，姑且算是我强奸了毛泽东吧：
“孙进和，男，现年２３岁，河北省正定县人。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反应堆工程班学生。该生在无产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放弃思想改造，受到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思想逐渐走向反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该生认罪态度较好，根据党的政策研究决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最后是安徽工军宣队，近代物理系革命委员会的签署盖章。这是我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了。当时，我争取的是不要判刑，赶紧毕业走人。
回忆完白湖的厄运，我声明一点。我没有责怪郭伟丰、杨积胜、马梅杰、秦广文等同学的一点意思。没有抱怨你们不够坚强供出了我。相比之下，我一旦陷落，就举双手向军宣队投降，显得更没骨气。重压之下，必有怯夫，这是普通人性。重压之下，宁做玉碎不做瓦全，是圣人一级的高尚人性。可惜我们这些“帝修反别动队”（周恩来语）很难升华到圣人，如果真是圣人，恐怕也活不到今天腻腻歪歪写回忆录。
我们能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做一些离经叛道的思考，已经难能可贵了，我们应该自豪。没有人有资格嘲笑我们的意志软弱，因为他们连软弱的行列都不敢加入；也没有人有资格嘲笑反革命小集团不堪一击，一朝分裂，顷刻瓦解。因为他们没承受过法西斯大集团锤子的打击，何况那锤子就是他们帮忙装上了手柄。
在制止法西斯屠杀无辜的设计上，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让群众进化出更坚硬的脖子，以致崩卷了屠夫的刀刃，让屠杀进行不下去。正当的思路是我们要设计一种让屠夫畏惧的制度，让他们没有胆量举起屠刀来。竟敢口口声声向民众亮刀亮剑者，就要背负反人类罪，遭到刑法和历史的无情追究。以色列人就在不弃不舍地干着这件事，他们让德国法西斯分子无立足之地，只有改名换姓、畏罪潜逃。
１９７１年９·１３ 事件发生，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汉，中国政治气候开始变化。中国科技大学调回我的档案。我的三反言论中，许多攻击毛泽东的言论和攻击林彪、江青的言论纠缠在一起，难以撕扯清楚。这样工军宣队在白湖用了几个月逼出来的“恶毒攻击”言论，做为“反扩散”材料一并烧毁了。
有了白湖一劫，我不断告诫自己要谨言慎行，把精力用于业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有了较大进步。但是毛泽东这个精神枷锁始终没有打开。全国电子工业学大庆会议和全国科学大会都组织了代表瞻仰毛泽东纪念堂，虽然我心里早就对毛氏心存鄙夷，但也只能板起面孔，一本正经两次通过水晶棺。在全国电子工业代表谒拜毛灵的那次，静谧的灵堂突然爆发出尖厉的嚎啕，那是河北省的一位女劳模实在压抑不住无产阶级感情，发出的撕心裂肺的悲痛的哭声。还断断续续地说：“毛主席，你老人家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呀？！”
“怎么办？这个祸国殃民的独夫民贼死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当然，这是我的腹语，不敢通过声带。女劳模一步三顿足地忠孝嚎啕并没有感染听众，大家都默默地、怪怪地看着她，毛灵堂里形成“一蛙独鸣，群鱼消声”的尴尬音响效果。
我感到我的精神世界依然属于半恍惚半压制状态。１９８９年，我到美国进行技术考察，适逢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兴起，我判断新一轮的镇压又要降临。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反了吧！这次老子不陪你们玩了！决定留在美国。我真正的精神解放自此开始。
在美国，我接触了大量国内禁止流传的史料，看到各种观点的交锋，颠覆了国内灌输给我的许多信念，从全方位看中国，反而对黑幕笼罩的中国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黑社会的传统，杀手把刀架在受害人脖子上时，要发表一通黑社会宣言：“老子今天让你死个明白，你是得罪了X老爷了，我们是替X老爷送你上西天的！”（如林冲在野猪林就听过这一通宣言）黑社会固然黑，尚且知道尊重临死者的知情权，让死者死个明白。
可是中国的政治连黑社会的透明度都没有。执政者掩盖和歪曲历史上重大人道悲剧事件的真相，剥夺人民的知情权，企图把谎言坚持到永远。正如习近平反对的——“搞历史虚无主义”。
谁是大饥荒期间饿死几千万人的元凶？
谁承担夹边沟的数千名右派分子被抛弃荒野，死而被食尸的罪责？
湖南道县６千余名地主富农及子女被野蛮处死甚至满门灭绝，政府缉捕审判凶手了吗？
天安门广场上究竟打死了多少群众？
周永康的政法委究竟冤杀了多少无辜生命？有没有法院、监狱、医院勾结，活摘囚犯器官的反人类罪行？
……
层层积压震撼全国的人命大案，受害者死得不明不白，家属亲人也活得不明不白。你想明白吗？“颠覆国家政权罪”伺候！法律成为对付民众的矛头，成为人们争取正当权利的威胁。
毛泽东的遗体是历史遗留下的一块垃圾。也有精神威胁作用。不是说五脏俱空的尸壳能召魂聚鬼作祟害人，而是当朝政府在释放一种信号：毛时代的罪恶不可追究，毛镇压民众的手段可能重新启用。归根结底，是现政权借尸吓人。
我不由得想起很久以前看到的一段动物世界影片。一群野猪在丛林中觅食，忽然它们警觉地停下来，原来在它们前方卧着一只死豹子。豹子已经腐烂得肉消骨枯，塌瘪的豹皮还勉强维持着豹子形状。野猪们围成半圆圈，鼻孔喷出咻咻的告诫声音，小心翼翼向死豹子方向推进。这时一阵微风吹过，一团腐朽的皮毛轻轻一翻。其中一只野猪吓得掉头就跑，顿时引起雪崩效应，一群野猪顷刻逃窜无踪。
我的感慨是，如果我继续留在中国这块丛林里，我也会是这群野猪中的一只。在丛林的法则支配下，我连免于对死豹子恐惧的自由也没有。
免于恐惧，独立思考——这不是事业成功的标准，确实是回归人性、实现自我的最低条件。老同学们，拙见陋论令诸位见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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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一）
星期二 二月 21, 2017 11:41 am
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
——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一）
·忻鼎亮·
前言
年近古稀，本应已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但总觉得有心结未了。为了使坎坷跌宕的人生画圆句号，不留遗憾，只得重新启动即将老化的思维，做人生最后一次笔耕。
回忆文革是我一生最大的心结，我真正的了解社会、了解中国、了解自己的思维脉络是从文革开始的。单从表面上看，文革几乎毁了我一生，不但耗费了我精力和体力最佳时期的大好年华，而且使我这样一个名校的好学生，险些沦落为永难翻身的反革命分子。但它使我学会了在逆境中坚持伶俜苦旅，深度地理解了人生的真正价值。现在，文革的时尚代名词就是“十年浩劫”，它成了大众赌咒的恶魔，也是探讨研究的禁区，这样的一笔抹杀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这样的亲历者有责任、也有义务恢复文革的真实面目，这段历史不澄清对国家的未来将留下无穷的遗祸。近十余年来，许多朋友在不同的场合均劝我尽快写些自己文革的经历，以免留下人生遗憾。但“写什么？”和“怎样写？”这两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以致迟迟未能动笔。非常感谢《记忆》和《昨天》等文革研究的网刊、网站，为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提供了一个沟通交流和说真话的平台，也为还原真实文革历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还为我解决两个困扰的问题给出了一定的启示。
连续五年，坚持不懈地读完了每一期《记忆》和《昨天》等网刊，在同好们的许多有价值文章的启发下，我基本确定了写回忆的主要内容。在文革中，我并非名人，也没有能力深层次地阐述和研究各阶段发生的重大事件。但对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自己挨整的经历则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作为一个“犯思想罪”的大学生受到整肃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当然，这类内容以前也有许多文章涉及，但我个人认为，似乎存在一种偏向。受害者往往受个人情感控制，对刑讯逼供这类残酷场面描述得过于浓墨重彩，把整人者一定程度上作了妖魔化处理。而对因制度性而产生的精神恐怖和纯熟的威逼整人技巧揭露不够，缺乏对祸害巨大的政治整人运动的机制作深入挖掘和思考。大家不妨回忆一下，自建国以来经历的大大小小的多次政治整人运动，哪一次不是以整人者大获全胜而告终的？当然，本质的原因是他们掌握了权力，但运动的发起者和倡导者必须就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对全国人民做出合理的解释。在具体运动实施中，也必定有强有力的手段迫使挨整者内心屈服，单靠暴力是达不到有效的震慑效果的。历经一次又一次成功的政治运动，整人的机制逐渐完善，整人的手段也日趋成熟，整人的经验得到不断总结提高形成系统化格局。我认为，我国能称雄于世界的最强项就是对政治异己分子的整肃，这经过了反复成功实践一直沿用至今。当然，这类运动最后终将被历史彻底抛弃，但这需要经过受害的人们共同努力，深入地从体制上揭露其非人道的罪恶。
写回忆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真实，几乎每一个作者都这样说，但给读者们的感受则并非完全如此。关键首先在于对真实二字内涵的理解，我认为回忆的真实性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事件本身真实，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把当时的场景做尽量客观的描述，这一点，我相信大多数作者都在努力这样做，但人的记忆有一定的选择性，与事实有偏离的回忆和利于己方的回忆时常有之，在所难免。真实的第二层含义是事件的描述应该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因为每一事件都是由各个小片段组成，单选了A片段，删去了B片段，就会对事件的真实性产生重大影响，另外，视角的不同也会对事件的描述形成差异很大的结果。这一点要做到有相当的难度，也是一些口述史不能得到认同的重要原因，但回忆者则应尽可能这样去做。第三点应强调的是思想真实，就是说作者应当如实地回忆自己当时的思想脉络，不应以现在的思想去解释当年事件发生时的行为。这点更难做到，因为思想的真实性是无法客观检验的，而且，作者遗忘的可能性更大，只能根据其当时的言行作逻辑性判断了。另外，影响真实度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取决于作者是否有功利性目的。有些老干部的回忆之所以不能得到读者的采信，原因就是他们极力想把自己在文革中的失当行为洗白，把自己装扮成文革的一贯反对者。其实在文革初期他们大都是拥护这场运动的，在整肃、打倒与自己有利益冲突的同僚们时的积极性远比平民造反派更发自内心，只是没有想到火会烧到自己身上。现在为了显示自己是浩劫中的受害者，就将文革中某一小段的痛苦经历集中描写，而对自己的劣迹只字不提，以 “为尊者讳”的形式，达到描红自己的目的。这种回忆掩盖历史真实，对后人严重误导，危害很大，关键是其功利目的十分明显。我辈一介平民，回忆文革一是出于恢复历史真实的社会责任心，另外也是为了解除自己的心结，毫无功利目的可言。但人总有好面子的痼习，特别当回忆自己挨整的经历时，受害人往往会侧重写自己与整人方不屈的抗辩，或是虚与委蛇地巧妙周旋，而整人方常常被写得词穷理屈、暴跳如雷，以至武力相向。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挨整者在多数情况下是屈服、检讨、认罪，以致揭发同伙以求立功。上至刘少奇、彭德怀、章伯钧、罗隆基，下至普通老百姓，大多如此，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作过“永不翻案”的屈辱承诺。所以，在写这类回忆中，应当对自己屈从、被降伏的状态作适当实事求是的描述，虽然这样展示自己的负面形象会令人难堪、尴尬，但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认识到政治整人运动的现实危害性和形成的制度性原因，以求最终铲除这长期害人的毒瘤。
我已是一个暮年老人，长期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一生虽无大为，但自觉坦荡，无所欲求，将自己这段经历如实示世，以求还原历史，揭露整人制度之罪恶，其余一切均可置之度外了。
一，文革前的我
１，我的家庭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原因历来都是个谜，许多哲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都在对此问题进行研究，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我认为不管是谁，塑就其内外在形象的因素不外乎：先天基因、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而其中家庭影响则是幼年性格形成的主要因素。
我出身于一个知识家庭。祖父是晚清官吏，他在１９０４年光绪恩科中进士，后历任潜山县知县、亳州知州、宁国府知府，晚年在沪授课著书，是忻氏家属中杰出人物。父亲是祖父的独子，天赋十分聪慧，在古汉语、书法、诗词等领域均有很深的造诣，国内和台湾所办的当代文学艺术家传略中均载有父亲的小传。但父亲的一生中，其才智始终未得以充分发挥。行运不佳固属重要原因，另外也因性格所致。父亲心性淡泊，处事懦弱，而且职业远离了他的专长（父亲一生主要在中国水泥公司从事财会工作）。因此他的才具伴随其平铺的一生悄然而去，没有留下应有的传世之作。不过，父亲一生还是相当愉快的，他技艺甚博，琴棋书画、中医、篆刻、星象、射谜均有涉足，且具相当水准。他自幼秉承家学，打下了深厚的汉学基础，后入西洋学校就读，肄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就职后便有一份较丰厚的收入，三、四十年代时在水泥公司任财会主任，属高级白领，虽然子女多、家负重，但生活大都维持在上海中上层社会水平。１９５８年后，退休赋闲，经济收入大幅下降，但子女们大都已参加工作，且能行孝，故生活仍能保持一定水平，平时以读书、赋诗自娱，“文革”中居然也未受什么冲击（在那时也算是奇迹了），平安地度过了晚年。母亲是慈溪富商之女，与父亲成家后，共生了九男四女（其中五人幼年夭折，现存我兄弟姐妹８人）。母亲虽然一生从未就业，文化也只有小学程度，但她极其聪明，博闻强记，待人接物、处世谈吐皆不亚于当时上层社会的太太们。在识人方面，她有极好的直觉，评价言简意骇，一语到位，对我们这个大家庭始终有着相当的控制能力。不但父亲惧内，我们大多数子女对母亲一直敬畏有加。
我出生于１９４５年四月十七（农历）卯时，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末期，上海经常遭受轰炸，夜间要实行灯火管制。故而父亲给我起名叫鼎亮，字可采，乳名惠曾。据说这是父亲用了《左传》中“亮采惠畴”一语，三个字正应了我的三个名字。因为我是父母最小的儿子（按顺序应为第１３，按现存男丁，我排行第六），幼年时比较得到父母钟爱。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父亲认为我的八字较好。父亲不但自己替我排了八字，而且得到了当时著名星象学家马万廉的首肯。我的八字是：乙酉、辛巳、丁酉、癸卯，年支和日支双见文昌和天乙贵人，日元丁酉称为日贵格，火命坐财，俗称朱雀乘风。按紫微斗数算法，命宫见紫微、天府，称为“紫府格”。应该说，这一命格是相当好的，但缺陷是四柱不见正官、正财，且行运不佳，多刑冲，这也许是我命不符实的原因吧。总之，我一直觉得自己比较坎坷的一生并不像命格中显示的那么好。
我在家中排行最小，只有哥哥姐姐而无弟妹。平心而论，我的兄姐们均有各自突出的天分，如机遇好，几乎都有成为名家的可能性，这也许是遗传的原因，父母的智慧在子女们身上得以闪光。应该说，他（她）们不平常的经历都可以独立地写传记，但本节的主旨是想谈兄姐对我性格形成的影响，特别是在“文革”中，所以就尽量删繁就简了。
我们家最有官运的是二哥，他名鼎言，字可坊，生于１９３０年，据说此名出典于《论语》：“言可坊也”。他在学生时代读书非常用功，是父亲最满意的儿子，并有意培养他上大学（当时培养一个大学生是很不容易的事）。后因在高中期间不幸遇车祸，才被迫缀学而未圆大学梦。其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他便参加了工作，成了一名机关干部。他似乎生就具有当领导的素质，不久便获培养并多次提拔，三十岁后就提为上海普陀区税务局副局长（这在未有解放前革命经历又如此年轻的干部中颇为罕见），最终他官升至闸北区委书记，至今年逾八十，仍被奉为闸北区“区宝”。在我懂事后，父母就一直叮咛：二哥就是我们这些弟弟们仿效的楷模。但由于年龄上的差异，且又不住在一处，缺少直接接触交流，他对我在思想上实际影响甚微。对我年青时代思想性格影响最大的是四哥和五哥。四哥名鼎永，字可久，生于１９３４年，此名出典于《易。系辞上》：“可久则贤人之德”。他才华出众，风姿倬雅，是我们兄弟中最具男性魅力的、也是有相当叛逆性格的一位（这点对我影响颇大）。他在未修完高中学业时便自愿报名参了军，在西北空军部队担任地勤技师。当时他年青热情，对新社会充满信任，是我家中最拥护共产党的一员。不久，无情的现实便浇灭了他的激情，１９５７年，他与中国数万右派一样，因“言论罪”划为中右分子，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复员回上海，在某化工厂任技术员。１９５８年，我随父亲回沪上中学，我们弟兄三人（四哥、五哥、我）都住在康定路老宅中，生活在一起达六年之久。在与他的日常交谈中，常能听到他对时弊的抨击和对时事的讲解，对我影响颇大，也使我隐隐地感到社会的不公正。五哥名鼎亹，字可闻，出典于“亹亹可闻”。他１９４１年生，长我四岁，由于年龄相近，我们相处最久，感情也最好。五哥笃信诚实，克己从人，待人处事极为宽厚，他长于奕算，从小数学非常出色，弈棋也有过人的天赋。我在读中学时，他是我恒定的数学家庭教师，也是我棋类的导师兼弈友，我的理性思维形成得益于五哥不少。他１９６４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是我国第一代计算数学专业人才，工作勤恳踏实，业务能力也很强，惜不善处世，以致在专业上未能得到应有的社会地位。好在他生性淡泊，素来不争，业余时棋牌消日，自得其乐。非常可惜的是他在２０１０年得了癌症，未到七十岁便谢世了。
我出生在康定路８８弄（涵养邨，一条较好的新式里弄）１４４号一栋三层的小楼，它位于当年徐家花园的东邻，弄内居住的大都是中高级职员，生活水平处于社会中上层。我家东方文化气息甚浓，常以诗礼传家而自豪，邻里们亦公认忻家是擅长读书的人家。那时，我和五哥及许多子侄们频频收到一些名牌中学（育才中学）和名牌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录取通知书时，邻里们除了投以敬羡的眼光，同时也觉得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父亲从小就要求我每天背诵一些古文名篇（《刻舟求剑》、《劝弈》等），那时我也不大识字（四岁左右），就像小和尚念经似的死背。这样的做法从长远看确实效果奇好，我至今仍能一字不差地背诵这些文章。而后便是每天练习毛笔字，临一份高振霄先生手书的魏碑（张猛龙碑）帖。我的兄姐们大都有一手好字，父亲也支持我们看一些古典小说，这也是从幼年到老年一直保持的一大爱好，大约在小学三年级时，我已将《三国》、《水浒》、《西游记》、《封神榜》等名著读得非常熟了，以致至今尚能将全书的回目、１０８将的姓名、绰号等细节倒背如流。正是因为在这样的传统文化影响下，我幼小的心灵中形成比较牢固的意识是：用功读书——忠心报国，这也是父亲所希望的主流导向。但在另一面，我似乎更喜欢仗义疏财、豪气纵横、好广交朋友的侠士，特别欣赏那些不附权贵具有独立叛逆性格的英雄。所以，我确实觉得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匡扶汉室名臣固然是我仿效的楷模，但像武松、吴用那样的好汉对我也具有同样的吸引力，而像欧阳春、展昭那样的侠士则更是令我心醉，这样的性格伴随我度过了整整的一生。
２，我的学生时代
我在小学时代是一个合格的好学生，由于家庭的教育和父母的遗传，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是数一数二的，各门功课都比较出色。另外举止也比较文明，言谈行为皆有度，显得有着良好的教养。虽然三年级时曾从上海转学到南京，但这并不妨碍我在老师和同学们心中好学生的地位。唯一会和老师发生轻微冲突的是：当我的好朋友受到老师不公正批评时，我常常会仗义执言，这种与老师不保持一致的行为常使老师感到不快。１９５８年，我小学毕业，被南京中央路小学选为全校七名保送生之一，可以选择南京任何中学免考就读。但因父亲退休回沪，我放弃了极好的就学待遇，回沪参加初中考试。虽然当时上海与南京教育质量有一定的差距，但我仍以相当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育才。进了中学后似乎境况不怎么好，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的逆境。首先上海人的那种本能的排外情绪使我甚是尴尬，当有些同学知道我来自南京，鄙夷的眼光随之而来；另外，育才中学毕竟集中了同龄人中智商较高者，我在初一时学习成绩并不突出；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我竟在体检中被查出曾患过肺结核，（当时乃是一种可怕的病）这样，我一贯良好的人缘、长期拔尖的成绩以及老师的呵护、同学的尊重统统消失了。好在这段时间不长，一年之后，经我自己的努力，境遇大幅度地好转，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学习成绩从中游迅速跃升为前茅，特别是数学和语文更为突出，另外我豪爽乐于助人的性格很快地扩大了我的朋友群，还有从小好强的性格，使我在乒乓球、象棋、唱戏、看古典小说甚至跳绳、拍毽子、扯铃等娱乐游戏都玩得非常好，因此我人缘大增，很快就成了同学中的中心人物。那时，我非常欣赏韩愈在《原毁》中的一段话，“彼人也，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说来也惭愧，那时真不知天高地厚，觉得人家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能做到，但这句话倒确实使我一生中处事始终保持着很强的自信性。
我对社会、人生有一定的看法始于高中时代，当时我虽然学习、人缘都很好，但我一直不是共青团员，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我觉得班上的团员相当一部分是因讨好班主任而被吸收入团，德才皆无可取之处；其二，我不愿意自己提出申请，心想团支部如能像刘备请诸葛亮那样来请我入团方觉遂愿，现在看来当时的想法真是十分幼稚可笑。到了高三，我似乎开始脱离了孩子气，关心起政治来了。主要是因为当时中苏论战给学生们震动很大，“老大哥”忽然变成了敌人，学生们从小形成的理念出现了颠覆性的改变，也使一部分学生开始独立地对政治对社会进行思考。我就属于其中的一员，同时也从内心感到毛主席敢于挑战权威的伟大、了不起，就从那时起开始自觉地学习毛主席著作。那时，我的班主任赵婴婴老师对我很是偏爱，当然主要原因还是我的学习成绩好，性格直率真诚。另外，我在同学中也有较好的人缘，于是，我入团，当团小组长，下乡劳动评为标兵，一气呵成，一贯有点白专倾向的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补上了“红”的一课。毕业高考后，我如愿地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人生一路顺境，我踌躇满志地第一次离家到了北京。
我在大学里非常要求上进，进校后不久便当上了团干部，（支部宣传委员）学习上仍能保持较好的水平，平时自觉学习毛主席著作，刻苦锻炼自己，还递交了入党申请，应该说还是在顺境途中正常前进。但我和政治指导员的关系始终处得不太好，原因我至今也不很清楚。我当时虽然积极靠拢组织，但喜欢独立思考的个性丝毫没有减弱，对指导员经常要求我们无条件服从颇为反感。例如，在团支委会上，大家经常会因为一些不同意见发生争论，对方常常会以“这是指导员的意见”话语作为评判对与错的标准，这使我感到非常不快。有一次，为了一位同学的入团问题，我直接与指导员发生了争执。我同班且同宿舍的关XX，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他入学后不久，哮喘病发作，学校决定让他休学。这就意味着他从此以后不能再进科大的校门了，而且，这样的病不能坚持大学学习的结论需大打问号。于是该同学就直接给郭沫若校长写了封信，力陈自己能够坚持学习，希望学校能收回成命。后来，在郭校长干预下，关XX恢复了学籍，事实证明了他完全能够完成大学学业，学校前面所作的决定是有一定问题，对学生的前途缺少应有的关心。当时，他还不是团员，我是他的入团联系人。他各方面都表现不错，当即将讨论发展他入团时，我的提议突然受阻，我才知道此事指导员有异议，于是，我和指导员之间一场不愉快的谈话就发生了。指导员明确地指出：关XX不听党组织的话，直接给郭校长写信行为和内容都有问题。我对此说法非常不解，学校的不当决定不是被郭校长纠正了吗？怎么是不听党的话呢？难道基层组织的错误决定就不能向上申诉吗？指导员严肃地纠正我：我们的党是伟大、正确的，这也体现在基层组织上，并不是说，组织的每一个决定都保证正确，如果确实是委屈到了自己头上，正确的态度是先接受，相信党以后是会纠正弥补的。过分考虑个人得失，凭自己感觉判断对错，立即要求上级纠正，以保证个人利益，置组织的威信不顾，这样的行为能说是一切以党的利益为重吗？他还批评我：你是个积极要求入党的人，这样的认识距离党员的标准很有差距，朋友的利益和党的利益应该怎样摆难道不懂吗？这样还能为党的利益牺牲一切吗？我听了内心非常郁闷，如果在这基础上讲道理，我确实驳不倒他，但在情感上我也实在接受不了，这使我对指导员只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随着文革的临近，阶级斗争的气氛逐渐浓重起来。那时，毛主席的一些内部讲话也通过各种传了出来，其中“与毛远新的谈话”、“与王海容的谈话”和“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我看了以后觉得心情十分舒畅。当然，其中深刻的含义我根本无从理解，只觉得毛主席是提倡抵制不正确的领导的，与基层组织对我们的思想要求有所不同。另外，毛主席反复提醒：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们都隐隐觉得中国可能要出大事，只有紧跟毛主席才能在阶级斗争风浪中站稳立场。于是，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自发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学习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学习毛主席著作，讨论国内外形势。现在回想起来，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如果中国要出事，肯定发生在上层。
许多朋友对我在文革初期会加入造反派的行列表示不解，像我这样的名牌大学的好学生，在前途上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为什么要选择造反？当时的具体想法现在很难回忆，冲动的成份较大，毛主席反复提醒的“要防止出修正主义”是精神支柱。究其内在的思想和性格原因，我的叛逆性格和独立思考的个性可能是其必然性所在。直接起因可能是指导员强行灌输“驯服工具论”引起我强烈的思想反弹，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贴指导员压制学生的。综上原因，也许是我选择造反的原始动因，但一旦进入运动中，许多事情就会身不由己了。
二，我在文革中
１，文革初期
在文革中我的经历复杂，事情也比较琐碎，删繁就简，我主要根据自己思想演变脉络，重点突出与“一打三反”有关的事件进行叙述。
在北京大学生的理念中，文革的真正开始时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晚上，电台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犹如一把烈火，把运动的气氛一下子轰起来了。每个学生都在这样考虑问题，北大的陆平、市委大学部部长宋硕都是黑帮，我们学校的党委就没有问题吗？当学生们贴出大字报质问校领导时，其实每个学校的领导的反应几乎都是一样的。一方面强调本校与北大的不同，另一方面以反右斗争的经验威胁、警告所有学生。但这一次，他们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样，北京所有高校均无例外，校党委被宣布有问题，由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进校领导运动。这是北京高校第一阶段的运动概况。
我们学校的党委在６月９日被群众轰倒，党委书记刘达停职反省，我们系６月９日晚开了批判黑帮爪牙大会，会上，两位与造反学生冲突较为激烈的政治指导员被批斗（包括我们年级的那位指导员）。我在这一阶段站在怀疑校党委的师生一边，人生第一次尝到政治斗争胜利的喜悦，甚至误认为自己毛主席著作学得比较好，政治嗅觉敏锐。其实这一阶段时间很短，学生的政治选择有较大的偶然性，大致上，一些个性较强、易冲动的、平时与领导关系较差的学生比较容易选择造反。造反的师生们在那一阶段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压力，但由于时间短暂，对我们的心理影响并不太大。
我们学校的工作组是中国科学院派来的，科大一直是受科学院和北京市委的双重领导，科学院的影响更大些。工作组进校后，一方面对校党委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另一方面组织师生学习社论和文件，让学生们的思想和行动纳入正规渠道。政治冲动是有一定惯性的，学生们对工作组许多限制其行动的条条框框不满，而且，大家还存在着这样的怀疑：科大是属于科学院直接领导的，科大党委有问题，难道科学院就一定没有问题？现任党委书记刘达有问题，难道前任党委书记、现任工作组长郁文就没有问题？于是，和其他学校一样，怀疑工作组的大字报陆续出笼，到６月下旬达到高潮。这次造反的师生们的境遇就很惨了，工作组毫不留情地发起了“抓游鱼”运动，一些对工作组提意见较激烈的、语言出格的师生们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整肃，受批判、斗争的约有近百余名，多数都是前阶段反对过学校党委的，被重点整肃的有贾志斌（二系教师）、王国政（四系）、沈连芳（三系）、陈思轩（六系）等人（后来他们大都成为东方红公社的负责人）。虽然我校整人程度不像清华那样厉害，但学生们毕竟第一次感受到政治运动的无情和恐怖，好端端的同学一夜间就变成了反革命。虽然现在已对文革进行了全盘否定，但对刘邓主持的这场五十天的整人运动，别说挨整的同学不能原谅，大多数的当年亲身经历者都不能释怀。我虽然没有勇气公开反对工作组，但对被批斗的同学们很同情，也写过为他们鸣不平的大字报，对工作组的做法内心非常不满，隐隐觉得他们的言行与《人民日报》多数的社论精神不符，虽然自己并未被整，但觉得这五十天的日子真是很难过。
当我们听到北大传来陈伯达、江青等批评工作组的讲话后，非常兴奋，同学们多数都有很大的解放感，觉得自己真的能够当家作主了。运动又发生了转折，工作组奉命撤走，但没有给被批斗的同学平反，只是笼统地承认了对运动不够理解的错误。师生们当然不肯罢休，强烈要求工作组深刻检查，说清自己的问题，为被整的师生们道歉、平反，相同观点者成立了“红灯联络站”，意为对工作组不放行。也有另一部分师生认为，工作组虽有错误，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校党委是定性的黑帮，应将运动转入斗、批、改的轨道，不应揪住工作组不放。北京各高校情况大致雷同，平心而论，各校党委领导运动时间极短，劣迹不多，而工作组在五十天内一片恐怖，劣迹斑斑，同学们对其痛恨程度远胜过对校党委，揪工作组更发自内心，后来各校的造反派基本上都在那时串联形成。
我当然是持批判工作组的观点，与许小昆、焦大化等同学组织了《齐卫东》战斗队，写了些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在这阶段，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思想上理清了脉络，特别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造反有理”的语录给我思想上震动很大，结合反修防修的斗争，我想了很多。首先，我确信修正主义一定出现在中高层官员中间，他们并不是原先就是坏人，而是在领导的位置上被权力腐蚀的。所以，防修反修的关键是要让人民群众拥有揭露和监督官员的权力，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新特点。８月８日《十六条》公布后，我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并特别注意到文件中多次提到：“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另外，我还注意到《十六条》中的第五条和第九条：第五条讲的是党的阶级路线，不但没有支持那些官宦子弟狂吼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所谓的“阶级路线”，也没有提到“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这样官方习成的说法，而是强调依靠左派，团结大多数，孤立右派。这样的提法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新的阶级路线？我隐隐觉得，由于所处的时期不同，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把主要矛头对着已失去权力的地富反坏右，似乎不合适了，应该重新确定阶级阵线，以便对最大的敌人“走资派”进行斗争。第九条讲的是文革中权力机构的组织形式，它没有强调党团组织的领导，也没有提到政府部门的职能，而突出了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这些新的组织形式，还重点强调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我觉得旧的机构和组织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求，而且新组织形成的原则有利于防止领导脱离群众而变修，这是从机制上反修的重要措施。
当然，作为一个刚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不可能作更多深层次的思考，在运动初期，我确认了几条道理：为了防止中国变修，矛头应当永远对准当权派；至于他们是好的领导还是走资派应取决于其对群众的态度；不断地从机制上制约领导应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我自以为这是对文化革命的正确理解，甚至还误认为这是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内容，毛主席说的如此决然：“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既没有前提，又没有条件限制，他就这样说了！难道我们还不该义无反顾地造反吗？
２，上海串连
到了８月下旬，学校里的两派依然争论不休，北京社会上血统论猖獗。我们便萌发了出去串连的念头，大家一致意见是去上海，这是我的家乡，我自然很乐意。我们当时同去的六个同学中，只有许小昆和冯正中是红五类，那时学校里已有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总部，我们既无资格参加，也反感他们的言行，觉得不是红五类不能参加红卫兵的原则不合理，写了一篇《我们就是红卫兵》，做了几个无字的红布袖章就出去串连了。在火车上，我们遇到了北大、北京邮电学院、北大附中、北京七中等学校的同道学生，大家自愿结合在一起，起了一个“北京南下造反队”的队名，在同车偶遇的上海某中专老师建议下，于８月２４日，我们到了上海文化广场旁边的上海机器制造学校。该校是上海一所最好的中专，以前称为国立高机，学生们大多是学习优秀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该校的运动状况也比较典型，师生们以对党委的态度分为保守和造反两派，运动中呈现的模式几乎和我们在学校里遇到的一样，所以我们毫不犹豫地支持造反的一派。由于上海的运动比北京有滞后，加上我们北京红卫兵的身份，我们的快速表态引起了轩然大波，也惊动了上海市委，此后，我们在上海再也脱不开身了。（这段经历我在《与顾训中访谈录》中已有较详细的讲叙，这里不再赘述。）
从我们到上海后直至１０月，可称为在沪的第一阶段，在这阶段，上海的造反派还处于弱势，我们的主要活动就是支持各单位和部门的造反派炮打司令部。与我们原先同来的伙伴们由于种种原因多数都离开上海回北京了，所剩的主要成员就是许小昆、我和北大的高冀芬，后来又有北京师大女附中郭宝珠、刘丽芬和北大的胡伯安等加入，我们将队名改为“首都齐卫东”，这个队名一直用到我们最后离开上海。我们这段时期联系的单位和部门除了上海机校外，还有复旦大学、上海海关学校、上海青年话剧团、黄浦京剧团、上海舞蹈学校和上海红西南红卫兵指挥部等，我们始终坚持“炮打司令部”的理念，支持各个部门的造反派，并与他们建立了较长时期的联系和友谊，有些朋友情谊一直保持至今。
我们在上海这样的言行，必定将触及上海市委。在８月３１日，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委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为了要求上海市委解决各类问题，最后冲进了市委大楼，与保卫市委的人员发生了肢体冲撞。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冲市委大楼的行动，但全力支持北京红卫兵，反对上海市委压制群众，压制造反，也写了传单，参加了街头的辩论，常常被人围攻。在这段时期，虽然我们的处境不佳，但我的想法很坚定，牢牢掌握矛头对准走资派的大方向，深信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并看清了文化革命形势的。但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时，也常有觉得解释不清的时候，并为这些困扰感到纠结。主张保上海市委一派经常强调：上海是文化革命的发源地，是批判“海瑞罢官”的前哨，柯庆施是官方重点肯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么上海市委怎么可能是黑帮呢？怎么可以把矛头集中炮轰上海市委呢？许小昆在对红西南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负责人有这样一番解释：上海市委以前是好的，但并不能保证它在条件环境改变后永远是好的，走资派就是因为脱离群众地位改变后变坏的，所以上海市必须在群众运动中接受检验，形而上学地认为上海市委能进保险箱是错误的。当时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十六条”明确指出，干部分为四类，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你们这样遍地开花地狂轰滥炸，难道就没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嫌？这个问题也提得很棘手，确实，我们是毫无例外地支持了炮打，因为没有一个领导欢迎群众给他贴大字报的，也没有一个领导不为此组织反击的，难道真的是“洪洞县内无好人”？开始，我们只能针对具体领导理论，避免延伸推广，直到《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概念，我们的疑团释然而解。好的干部只要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也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只要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就应当接受批判、炮轰，目的是通过批判，让这些干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当时还有一个让我们头疼的问题是：北京来沪的红卫兵相当一部分主张血统论，宣扬红色恐怖，有的甚至肆无忌惮地打人、抄家，同时他们中多数又持反上海市委的立场。我们和他们是炮轰市委的同盟军，但又不愿在宣扬血统论和胡作非为等方面与他们为伍，所以，我们有节制地与他们相处，谨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和许小昆等在整个文革中，没有抄过一次家，没有打过任何人，也没有砸坏过任何公物。
到了当年的十一月以后，上海的造反派逐渐从少数变成了多数，从劣势化为优势。我们写的《九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小册子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实际处境大幅度地改善，但自己的思想却始终未能平静。我们当时参与文革的理念是反修防修，而且坚定地认为不受群众监督的领导最容易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并误认为这是理解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要义。造反派转弱为强后，虽然还没有实际掌权，但已能起到左右局势的作用。此时，再与一些造反头头们接触交往，竟发现他们的霸道程度丝毫不亚于各单位的当权派。再往上看，中央文革中一些成员的作为令人生疑，他们不停地运动群众，一点也没有接受群众监督的样子。这都是毛主席默许的吗？难道他们就不会变修吗？这些萌芽状态的想法使我们渐渐地与主流造反派队伍拉开了距离，也为我们以后的挨整生涯埋下了危险的伏笔。如果当时我们仅仅停留在思想上，哪怕只限于私下谈论，可能距离危险处境还远些，但我们居然还相信：毛主席可能支持我们的想法，这才是致命的错误。于是，我们有了一些行动。正当大多数造反派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姿态对逐渐倒台的走资派“痛打落水狗”时，我们与复旦大学《杀阎王》战斗队的潘啸龙、谭启泰等不合时宜地探讨着：造反派今后该怎么办？核心的意思是，造反派现在地位改变了，如果不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就可能成为运动的阻力，走向反面。对自己和本派战友，不应争名夺利，而应防止因地位改变而变修；对被打倒和靠边的干部，不应罢官了事，而应争取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保守派更应热情欢迎，以示造反不分先后。我们和复旦的几位朋友在这方面的观点很有共鸣，他们不愧是新闻系的高材生，很快就写出了一论、二论、三论《造反派怎么办》，其中许多标题很醒目：“文化革命不是罢官革命”，“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我们不保”，“夺权就是夺人”等，很鲜明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文章出来后，许多造反派称其为大毒草，在两个阶级大决斗的时刻，居然有人津津乐道地自揭短处！（文章我们并未具名，但在其后上海反逆流运动中，《杀阎王》公开检查中提到，他们这些“反动思想”是受了齐卫东的影响）这时，我们开始了和主流造反派的不同行进方向。对著名造反领袖批判，我们选择了表现最不像话的聂元梓，公开支持北大的反对派井冈山、红联军。对中央文革，我们没有胆量像地院的朱成昭那样公开抛出质疑文革的八大观点，也不敢像科大《雄师》那样在西单贴大字报质问“中央文革向何处去”，我们虽然理想主义成分较重，但要“舍身撞雷”还是很害怕的。就我自己而言，当时对中央文革也确实余情未断，虽然不喜欢江青、戚本禹的专横、跋扈，讨厌康生、张春桥的奸诈、阴沉，但对陈伯达、王力、关锋等还是甚有好感。
到了１９６７年，正是造反派们为了建立新的权力机构争名夺利时，上海以复旦大学为中心出现了许多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除了张春桥在历史上确有疑点外，更令大家反感的是他在处理群众组织关系上经常采用两面派手法，所以，复旦大学原来颇不团结的三派（红革会、红三司、炮司）居然在这个问题上一致起来了。那时，我也对张春桥甚为反感，曾数次与复旦《杀阎王》，上海机器制造校《武工队》的朋友们议论此事。虽然还没有冲动到公开炮打，但已被有关部门记下了一笔黑账。再加上我又做了“为陈其五、章博翻案”等一些犯忌的事，我已被即将掌权的新贵们渐渐视为异己，当初“反旧市委的光辉业绩”大为减色。一起造反的战友们的胜利不但没有给我带来社会地位的荣耀，也没有让我内心感到喜悦，这样在春节后，我便无趣地离开了上海，返回科大。
３，动荡岁月
１９６７年是大动荡的一年，也是我们思想上激烈动荡的一年。我回到学校以后，正是中央文革和主流造反派清肃十二月黑风完胜之时，不管是代表红二代的联动，还是代表造反派的地院朱成昭、北大井冈山、红联军，均受到毫不留情的镇压。我们学校的《雄师》、《井冈山》也属这类思潮，（详见拙作《科大的雄师和井冈山》）受到了科大主流造反派《东方红公社》的坚决打击，《雄师》的五位骨干遭到牢狱之灾，其它成员不同程度受到整肃。我们虽然思想上有类似的倾向，但幸好行动上没有卷入，《东方红公社》多数人还是认可我们这几个老造反派的，但我们的名字已在东方红镇反组里挂了号，罪名是在上海炮打张春桥，勾结北大井冈山、红联军反聂元梓。由于我们在《东方红》内的人缘和影响力，负责镇反的６９６战斗队还算客气，仅作了一次变相审问，再没有深究。但从此时起，我们已被划入随时有被整危险的人群行列，另册的阴影一直威胁着我直到改革开放时代。６７年初，我们的境遇还算可以，科大东方红的大多数造反派的朋友们（包括大部分总勤务站的头头）对我相当友善，经他们推荐，我在东方红动态组和《东方红报》工作，虽然不是主要负责人，但也属有一定决策权的核心成员，这又为我继续违背无产阶级司令部旨意的行为提供了条件。那年年初，社会上发生的主要事件是反击二月逆流，在中央表现为老干部与文革新贵之间的矛盾，在地方上多数表现为支左军队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称为二月镇反，各地的造反派们因为军队在权力和理念上的冲突，其领头者纷纷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我在动态组每天都看到外地造反派受害的材料，出于在文革中共同造反的情感和对整群众行为的痛恨，我开始为受害者讨回公道而努力。其中，重要的有如下几个事例：
A，支持上海舞蹈学校“毒草派”：上海舞蹈学校《白毛女》剧组是江青亲自主抓样板团之一，是一个不便进入的禁区。当时，该校的学员对芭蕾舞剧《白毛女》有香花和毒草两种观点，香花派的理由非常直白，此剧是江青同志肯定的，当然没有问题。毒草派则运用当年流行的大批判理论，认为喜儿、杨白劳都是中间人物，“逃到荒山”和“喝盐卤自杀”都是消极行为，没有突出与地主阶级的正面斗争，所以，突出中间人物的题材就是毒草，至少有严重问题。当然，持香花观点总是安全的，自然也是大多数；但持毒草观点的基本上都是运动初期的造反派，他们没有在造反胜利后停步，成立了“卫东到底”战斗队，其中有顾峡美、潘永宁等人，再次充当少数派。为此，他们在反逆流中又一次被整。我与顾、潘等在６６年造反中就认识，对他们的遭遇非常同情，而且，我在当时也赞同毒草观点，便公开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同年四月，《白毛女》剧组赴京演出，顾峡美原是该剧的主角，因持毒草观点就取消了她在重要场次的演出，演出后，她大胆地拦住了江青，要求向她反映问题。江青破例地单独接见了顾，并对她表示了宽慰和安抚，要她放下包袱，还表示因观点问题整她是不合适的，最后叮嘱她，这次谈话不要外传。顾峡美鉴于对我的信任，把江青接见的详细过程告诉了我。我认为这是“毒草派”翻身的很好的契机，于是，我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在《东方红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把江青私下谈话中有利于“毒草派”内容公示在媒体上。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造江青同志的谣”、“攻击革命样板戏”等罪名自然就被加上了。
B，支持三军“冲派”：北京有许多军事院校，在文革初期，他们虽然不能像普通高校那样直接参加文化大革命，但他们也受到地方运动的影响，学校的师生们也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军内造反派可没有那样能享受胜利的幸运，他们反对的是驻京三军的司令们，这些都是林彪要力保的爱将，所以，他们相比其对立派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无革派”）显得弱势，幸亏有强大的首都三司红卫兵的支持，在６７年上半年还能得以生存。是年五月，三军无革派组织了一台文艺演出晚会，以壮大声势。三军造反派抓住了晚会没有突出文化大革命和路线斗争的问题，大做文章阻止演出，以图挽回被动形势。直至发展到５月３１日直接冲击演出会场，惊动了林彪、总理和中央文革，经上层权衡，三军造反派终于被抛弃，被称为“冲派”，实际上被打成了反动组织，许多成员惨遭整肃，比地方上的挨整者处境更为不堪。因为上层多次表态，北京及各地的造反派再也不敢公开对其表示支持，其境遇更是雪上加霜。我们原先对三军冲派也仅是一般的支持，并没有过多的联系，在中央表态后，我们去“军艺星火燎原”看望，见他们被整的惨状，激起了强烈的同情心，遂给他们捐钱、捐粮票，还在《东方红报》上发了一篇褒扬三军冲派的文章。这当然是闯了大祸，被指责为公然对抗林副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C，支持“上柴联司”，反对上海市革会：上海是我文革期间“创业地”，在京时我一直关心着上海的形势。那里的“反逆流”和北京的“反二月逆流”完全是两回事，上海的“反逆流”着重就是整炮打张春桥的造反派，其中“红革会”处境最惨，我的不少朋友均因此事挨批遭斗，引起我对这一新生政权内心不满。是年夏季，我二次返沪，正值上海两派激斗之际。一派以上海市革会、工总司为代表的一些左派组织，人多势众，掌握全市政治、经济资源，又得到中央的支持，当然位于上风；另一派为首的是一个工厂的造反组织，简称上柴联司，仅四千余人，但得到相当多的平民支持，其中主要的是在“反逆流”中被打下去的一些组织，特别是工人造反派中的非主流组织，他们组成了各区的“支联站”，经常在人民广场举行演讲，听者数万之众，居然形成了一定的气候，能与市革会对抗。我在一月份曾去过上柴厂，当时只觉得是一个单位的两派之争未予重视，而且也并不倾向于联司。但这次看到后，心境大不相同，一个完全没有背景的组织，居然能造成如此声势，其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以及对群众心理掌控能力之强是异乎寻常的。而且，我对那些新贵们本有不满，再加上我历来同情弱者的秉性，就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支联”的行列。我们以《齐卫东》名义，召开了几次支联派串连会，还组织了一次市内游行，虽然当时给了联司较大的精神支撑，但最终效果却是事与愿违，不仅没有给联司群众任何实际帮助，还把自己和朋友们都牵连了进去。不久，解放日报社革委会负责人之一是我的一位中学交情极好的老同学，他看到一份绝密敌情内参，把我在上海的一些活动都当作阶级敌人反对上海市革委会的动态通报了。他冒着“通敌”的危险把这情况告诉了我，并警告我迅速离开上海，否则后果严重。这样，我又颓丧地离沪返京，开始了我的“退出江湖”生涯。
从６６年文革开始到６７年秋，我以十分积极的姿态投入了文革运动。虽然在实际行动中不断地有磕碰，但我自认为信念很坚定，因为我确信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一次反修防修大演习，只有发动群众运用“四大”的武器，才能防止修正主义出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在此期间，觉得充分体现了自我价值，误认为不管什么政治见解都能公开发表（当然只是时候未到，以后是要毫不留情地被清算），所以，总觉得有潜在的动力支撑。到了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指示发表后，“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的警告犹如当头棒喝，我开始意识到危险的降临，赶紧悬崖勒马，实际上为时已晚，在以后的运动中是难逃厄运了。顺便说说，上述文革经历只是为了作为一打三反中挨整的铺垫，删繁就简，突出了自己与运动主流的对立性和偏离度，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专门喜欢标新立异胆大妄为的人。
４，思想变异
我在文革中之所以自信地投入，源自于这样的信念：总觉得毛主席会支持我的想法。不管是前期与各级当权派的争斗，还是后来一些脱离文革主流的行为，我一直盲目自信，认为自己是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确实有些朋友也曾提醒：我的想法和行为并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对大民主的理解，与毛泽东的想法是完全背离的。记得印象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在６７年一月，我在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住地和地院东方红的朋友们聊天，一位《高旗无畏》战斗队（朱成昭麾下主力队伍）的朋友在介绍朱成昭的八大观点。其中讲到朱预计：随着文革的深入，大民主将越来越少。我当时甚为不解：毛主席不是强调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要号召群众起来造反吗？要是没有大民主，造反何从谈起？还有一次是６７年春，我和许小昆与科大井冈山刘祖平、倪诗茂等谈论文革形势，老刘也说起同样观点，我忍不住奋起反驳。老刘要我重新仔细阅读一下运动初期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说我的想法与邓拓接近。我当时觉得不能接受，他们怎么会认为毛主席愿望是要强化专制？他不是文化大革命中大民主的倡导者吗？直到毛主席６７年秋季后一系列指示发表，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理解的毛泽东思想是错的，促使自己积极投入文革运动的支柱信念轰然倒塌。
现在要重新回忆当时思想脉络的具体变化已是很困难，但有几点还是记得非常清楚。首先是对“走资派”概念的理解，“十六条”中提的是“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竟然把很重要的“混入”两字忽略了。毛泽东及其文革追随者的意思是：这些“走资派”并不是因为地位改变而变坏的，而是原来就是混入党内的坏人，所以受到严厉惩治的不是建国后劣迹斑斑的贪官污吏，而是当年国共斗争中有过污点的“叛徒”、“特务”，而只要忠于毛主席，不管如何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甚至镇压群众，都无关紧要，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准炮打！这和我信奉的“炮打司令部”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其次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解，也就是怎样防修反修的问题。毛泽东的说法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样对文化大革命实质的解释实在令我无法理解，建国十七年，国共两党除了隔岸放些无效炮弹外，并无任何实际的正面冲突，怎么能说文革是两党斗争的继续呢？莫非刘少奇、彭真等代表了国民党？或者说是受蒋介石委派的？反修防修又怎么解释？苏联变修也是受了沙皇势力的影响吗？这实在是匪夷所思，与我以前对文革的理解完全大相径庭，甚至是对立的。“毛主席最终会支持我的”幻想实际上成了泡影，继续投入文革的愿望嘎然而止。另外，随着那时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相继倒台，北京和各地的不少思想略有出格的造反派均惨遭整肃，而且完全是永难翻身的态势。我感到极其灰心，而且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我最崇拜的领袖居然在使诈，为了打到政敌竟欺骗全体国民发起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造神整人运动！我当时的情绪就像祥林嫂用斧头砍庙门的门槛一样，对毛泽东从崇拜到失望转至反感，当然，对以后的现实运动我兴致索然，开始了自己的认真读书生涯。
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信徒开始怀疑毛教的教义，这让我感到既痛苦而又有超脱感，痛苦的是我必须重新理清自己的思想，摈弃以前遵奉的信念；超脱感是因为我终于又回归到了自我境界，摆脱了教义的框框，开始理性地独立思考。于是，我和许小昆、刘祖平、倪诗茂、徐立林、王昌燧等人一起读书、讨论，脱离了实际运动。由于当时的文化禁锢，书源很少，我们如饥似渴，凡是封、资、修，洋、名、古的书只要能找到，就一本一本地传阅。中国历史是我们重点攻读的内容，在此期间，我读完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本和部分《资治通鉴》等重要典籍，刘祖平古文功底深厚，经常给我们讲解《通鉴》中的一些片断，使我得益颇多。我自己觉得长进最大的（用当时的说法也就是中毒最深）是认真阅读了马、恩原著和国外的一些政治书籍。在此之前，我虽然笃信毛泽东思想，但对马、列著作知之甚少，出于对毛泽东思想正确性的质疑，我必然会考虑：毛泽东是继承、发展了马列主义了吗？两者之间差别何在？我那时像学高等数学那样去读马、恩两卷集，每篇文章都认真地做了阅读笔记，力求弄通原著的每一句话的实际含义。在这过程中，许小昆对我帮助很大，他有相当强的理性思考能力和对译著的阅读能力，从中不但帮助我顺利地精读完了这两册经典，而且还补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一课。当我读过了这些经典及列宁两卷集、《马克思传》等有关书籍后，思想上确实有了质的变化。具体的读书体会就不详细展开了，结论性的收获主要有两点：
第一，我已确信，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差别甚大，中国目前所宣传的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理念，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主义精髓（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强调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毛泽东思想中几乎没有什么体现，实在感到难以将两者强连在一起。第二，通过对原著的精读，我的思想信仰从毛泽东思想转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觉得马克思、恩格斯分析问题有超凡的深度，逻辑性和穿透力极强，完全是高质量的理性思维，较之毛泽东武断、直白的俗话确有天壤之别。（具体内容可能后章节会有一定涉及，这里就不展开了。）另外还有一类书籍对我影响相当大，在许小昆家（其父是中央外贸部的高干）我看到了许多“修正主义”国家的政治理论内部参考资料，以及在反右斗争中一些著名右派（如林希翎等）的言论集。这些从未见过的对社会观察的独特视角和理性思考问题的方法，又如醍醐灌顶，使我眼界大开，深感到自己以前的无知和幼稚。在６７年初，我对文革中出现的新思潮非常感兴趣，还搜集了不少这类文章和大字报，对比这时看到的书籍和资料，很快意识到文革中理论的肤浅。
特别是精读了《南共纲领》，心中既惊讶又敬佩，作者对用暴力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弊病的分析，竟是如此透彻深刻，我当时甚至觉得自己在文革初期的思考和分析都是多余。现在回忆起来，《纲领》内容中两个主要观点对我触动很大：第一，书中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后，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因素仍然存在，并以新的形式出现，执政党应当不断地铲除这些因素；而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里，也有许多社会主义因素，没有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完全可以通过和平斗争的方式，扩大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影响政权的性质。第二，在现代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资本主义因素表现得最主要新形式就是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这是这类国家中的最大危害。正是这些观点，使我思想有了质的变异。我逐渐坚信：我国是个极易产生特权阶层的国家，它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危害。在人类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距离真正人类理想的公平社会未必比我们远。（当然，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网络时代，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发达国家的政论和时评，《南共纲领》的一些见解也不足为奇了，但在当年文化荒漠思想禁锢时代，喜好用理科思维方法分析问题的我，见到这类文章时的惊愕心情现在人们难以理解的。）尽管这些“修正主义”的观点和当时国内主流政见何等的格格不入，但他们仍是尊奉马克思主义的，仍是认为共产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对十月革命和新中国成立还是肯定的，只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容易产生特权阶层，产生压迫人民的新资产阶级，这一点与我的想法很有共鸣。这样，我就逐渐进入了思想“走火入魔”时期。
说实在的，我当时对自己的思想和情绪的变化也有一定的恐惧感。毕竟那时思想犯比比皆是，更何况我已经对伟大领袖产生了逆反，这比我在运动的一些越轨行动严重得多，牢狱之灾，甚至性命之忧随时均可能发生。虽然我的朋友们都非常强调“江湖义气第一桩”的原则，但有些想法也仅限于我和许小昆之间，特别是对毛泽东的非议。当时我毕竟还年轻气盛，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仅仅为了解开思想上的纠结，竟将自己的一生置于危险之中。既然是“走火入魔”，当然也无法在异端的思想道路上踩住刹车，于是我还看了许多类似的政治历史书籍，如《第三帝国的兴亡》、《斯大林时代》以及波兰、匈牙利等国家关于波、匈事件的政论和时评，我的思想初步形成了“反动”的雏形：
第一，我认定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第二，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存在着产生新的特权阶层的弊病，南斯拉夫的政治见解是对的，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第三，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利用群众对官僚体制的长期不满而设计的打倒政敌的骗局，我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欺骗，但矛头对准“走资派”也就是官僚特权阶层总是对的，这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症结；第四，那是从阅读大量“修正主义”书籍和资料中知道了“不同政见者”这一词的含义，并对索尔仁尼琴这类人非常敬佩，甚至认为值得终生仿效。当然，这些主要都是政治领域的思考，还有一些经济、科研和其他方面的观点，当时也被认为是反动的，后来已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同，并为当政者采用实施，在此就不做“表功式”的赘述了。这些观点，我和许小昆之间是认真交换过的，也经常一起探讨、思考，但和其他朋友并没有非常明确地点破，仅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但应当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的这些朋友中多数对毛泽东并没有明确的不满，对整个国家的体制也没有系统的思考，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持反感态度。
５，整肃开始
在６８年，工、军宣队进驻学校之前，虽然我在运动中多有越轨，出格言论不少，对立派偶有大字报给我冠以“反革命”帽子，甚至本派也有一些人认为我思想反动。但这些都是群众的诈唬，并没有制约效应，我也没感到有多大的压力，仍是我行我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享受着文革前期赋予的自由。工军宣队进校后，情况大不相同了，虽然我校没有像清华、北大那样曾有过大武斗以及与工军宣队的对立，但按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学生们挨整的时期不可避免地来到了。
我校主要由军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并掌握控制学校的一切权力。开始时，军宣队组织学习，以及搞早请示晚汇报，绣毛主席像，跳忠字舞等令人不胜厌烦的造神活动。其目的一是将脱缰的野马用强力收回，另外为了让这些学生们清醒，在集中的权力面前，你们除了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服从管理，已经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了。
厄运仅仅刚开始，文革中大规模地对群众的整肃从６９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拉开了序幕。刚开始遭整肃的对象主要是一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教职工，每次开校级或系级的大会上，总有一些倒霉者被陆续揪出来，关入由军宣队设置的专政队隔离审查。这和文革初期群众自设的专政队完全不同了，大乱时的专政机构没有稳定性，也没有社会认同性，其恐怖感远不如眼前的专政队。一旦不幸进入，就有永无翻身之日的可能，而且，被专政的罪名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校内人心惶惶，气氛极为紧张，继工作组专政后，灾难又一次落到科大师生们的头上。随着整人运动的深入，文革中的现行问题也进入了清查的范畴，在６７年公安部六六通令规定的现行反革命条款上，又增加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和组织策划大型武斗等内容。这样，整肃的范围不仅限于教职工，很快就扩大到了学生，遭此厄运者数量渐渐增多。我的朋友刘祖平因为北大“红旗飘”组织的牵连被揪进专政队，另一位关系不错的王元元也因上海铁路南站武斗事件而遭殃，现实的危险在逐渐接近，我们已处于紧张、恐惧之中。
整人者往往有很好的阶级斗争嗅觉，我们系的军宣队进驻后不久就注意到了我们“齐卫东”战斗队，准确地确定了我们是五系学生中清查的重点，并不失时机地成立了调查我们的专案组。我们主要的“罪状”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其中包括反张春桥、反上海市革委会、反对样板戏、支持“三军冲派”对抗林副主席，以及与上海、北京一些已被整肃的“反动”组织关系密切。这些“罪名”要完全抵赖是不可能的，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辩解的基本原则是：坦率承认客观的事实，强调我们动机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为认识错误才造成了不良后果，但对我们读书会中的一些议论及相关的“反动”思想严防死守，坚决不能外泄。我们系里一位军宣队负责人找我谈过一次话，要我认真交待文革中的问题，争取主动。我非常爽快地将运动中的错误细细讲了一遍，并表示自己毛主席著作没有学好，对错误造成的影响感到非常痛心，今后一定在军宣队的领导下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看我态度挺诚恳的，他们掌握的情况我都已交待，说了些要和以前的错误决裂一类的话，后来再也没有找过我。当时，军宣队准备怎样对待处理我们，我心中一点也没数，仅仅感觉似乎有个专案组在调查我们，但结果会怎样，内心非常忐忑，这样的煎熬过了半年多。
记得６９年初夏某个周六的傍晚，我在我三哥家度周末。我们班上一位女同学（因她不愿在我的回忆中提到她的名字，故简称连X）来找我，她非常坦率地告诉我，她前一段在搞我们的专案。我深知她这样做是严重违反专案纪律的，万一泄漏她也将受到牵连，很惊讶她的行为。她说：以前也不太清楚我们在运动中干了点什么，这次通过专案清查，觉得我们整个运动中的行为都是为了理想，没有任何私欲，不管是对是错都是令人钦佩的。我当时听了真的很感动，这位连X虽说和我关系不错，运动初期也一起造过反。但她毕竟是学生党员，除了党的原则，她竟然还有自己的道德判断，而且也同样不计私利。在上海串联时，解放日报的一位我的中学同学曾给我通报过上海市革会整我的绝密消息，我为此事感动过，因为我看到了情感和道德的力量。这是第二次类似事件，说明了在阶级斗争硝烟弥漫的社会里，还有非政治因素存在的场所，五千年的古老文明社会终究不能被残酷的斗争哲学无情地全覆盖。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暂时告了一个段落，我们侥幸地度过了一次难关。军宣队专案组给我们的结论是：革命小将犯错误，并当了我们的面销毁了专案材料。这其中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首先，这场运动主要对象并非学生，也不是特别强调现行问题，边缘的位置使我们有了许多逃脱的机会。其次，由于在专案组内有同情我们的朋友极力帮忙，这比我们自己的辩解有力得多。最重要的是我们私下的言论问题并没有涉及，我们好朋友之间的友谊和攻守同盟经受住了考验。另外再加上我们平时人缘较好等因素，这场有惊无险的灾难就这样逃过了，但也为我们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厄运留下了伏笔。短暂的成功大大增加了我们的盲目自信，特别是我自己竟如此昏昏然：认为共产党的整人运动也不过如此，我们这些名校高智商的大学生怎会斗不过没文化的军人和工人呢？其实，我的这类想法不仅大错，而且给以后带来了一定的实际危害。挨整的要素主要是如下三点：社会大形势、对象的“罪行”和对象周围的环境，（这问题在以后章节中还将进一步细述）我们的这次幸运与自身的智商相关性是很小的。
此后，科大的师生又面临新的灾难，在林副主席的军委一号通令下，中国科技大学将要搬迁出北京。中国科大是建国后新创办的一流名校，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亲任校长，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等一流科学家都在校直接为学生们上课，文革前，我校一直被称为科学家的摇篮。现在要把这样一所学校搬出北京，绝非一件小事，一些类如高速风洞和实验室等国内稀有的实验设备可能毁于一旦，选择一个合适的新校址来安置万余师生也是一件十分费周折的事。但在文革中，科技和教育地位低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最后决定：科大搬迁到安徽。这一缺德的决策究竟是谁拍的板，至今尚无法查清楚，在科大校史上留下了尴尬的一页。６９年年底，在强权的压力下，６９、７０两届的学生以及大部分老师被迫就范。虽然大家怨言纷纷，但科大的前途不可能掌握在广大无权的师生们手里，只能落户安徽。从此，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科技大学的命运一落再落，当年的辉煌只能成为历史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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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河：以小说方式破译甲骨文密码
星期一 二月 20, 2017 5:08 pm
陈河 1958年生于浙江温州，1994年出国经商，现居加拿大多伦多。近年重拾写作，著有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在暗夜中欢笑》《布偶》《甲骨时光》等。获郁达夫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
印 象
停笔经商
十年后重归文坛
2016年年末，陈河的长篇小说《甲骨时光》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引起文坛关注。在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上，陈河斩获“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这距离他第一次萌生写一部关于甲骨文、考古的小说已有五年之遥。
《甲骨时光》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陈河虚构的人物——甲骨文专家杨鸣条，受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傅斯年所托，来到安阳调查殷墟。抵达安阳后，他发现这里布满了历史雾障。此后十几年，杨鸣条在安阳遭遇到一系列神奇事件，最终找到了商朝的甲骨典籍宝库。围绕殷墟甲骨，陈河用文字引导读者跋涉在中国古老文明的神秘地带，再现了爱国人士在民族危难时刻的文化觉醒和担当。
陈河是温州人，上世纪80年代，他的第一篇小文章发表在报纸上。那时候陈河写了不少作品，还担任了温州市作协副主席，他的理想是要写出最好看的小说。但是，现实与理想总有距离。1994年，陈河出国，在阿尔巴尼亚经营药品生意。1999年带着妻女移民加拿大。这期间，他停笔整整十年，但写作仍是他的梦想。2006年，他完成了小说《被绑架者说》，引起国内文坛关注。
十几年海外生活的经历，给了他丰厚的生活积累。他打了个比方：“有了自己的粮仓，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有几根挂在墙外晒太阳的老玉米。”他源源不断写出新作品。远离故乡，让他看待历史和生活的视角发生了转变，也逐渐摸索出自己写作的方向。“对于我们这些定居海外的作家，如果写国内当下现实，由于不能身在现场，肯定会有生疏感，乃至失之准确。如果写本身经历过的记忆，或者写历史上的故事，可能会写得更好一点。”
旅居国外的陈河经常回国，除了探望亲人，还会到国内各地走一走。行走的过程让他放松，才会注意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正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行走，诞生了《甲骨时光》这本书。陈河说：“或许真如博尔赫斯所说的，一本书本来就是已经存在的，作者只是花力气把它找出来。现在想想，我觉得《甲骨时光》的书稿好像真的是事先存在的，只是被埋藏在某个地方，就像那些甲骨被深埋在安阳的土地下面一样。”
被殷墟的神秘图景深深吸引
花了5年时间深入研究甲骨文
记者：作为作家，您当时为何想到去涉足一个全新的领域，研究甲骨文考古？
陈河：说实话，我读书不多，写了一本关于甲骨文的小说，我自己也蛮奇怪的。2011年，我在北京为新书出版做宣传，接下来还要参加全国作代会，中间有一段间隙，我去了河南安阳看殷墟。事先没有任何打算，只是准备去玩一次。但人到了安阳就不一样了。当地有一条河叫洹河，《诗经》对其有过描述，这条河的河床被深深地切开了，河岸披着绿色植被，河底流淌的水呈黛绿色，河中有洲渚，开着水生植物的花。这条河唤起了我对时间的感觉。在接下来的参观中，又不断冒出让我惊奇的展品、让我感叹的故事。我知道了甲骨文是贞卜的记录，内容大到国家战事、播种时节，小到国王的一次牙痛。通过甲骨文，我看见了三千年前商朝神秘而美丽的图景。我被殷墟深深吸引。
记者：写这样一本历史背景深厚的书，切入点还是很难确定。
陈河：真正刺激我的，是我在礼品摊上买到了李季写的《安阳》。他是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在上世纪20年代回国以后，参加了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考古队。书中对安阳发掘做了详尽介绍。这些知识分子在安阳干了十几年，最终取得了巨大的考古成就，把甲骨文以及商朝的那段历史搞得清清楚楚，挖出了很多珍贵文物，这让我非常感动。过去中国的文人只知道在书斋里把玩古董，不屑于也不可能到现场去挖掘。当时国内几次重要考古发现，比如仰韶红陶、北京周口店，都是外国人主持的。傅斯年认识到安阳殷墟的重要性，所以，尽管困难重重，仍组织了安阳考古。我在潜意识中觉察到，这里面将有一个巨大的故事。
记者：想到这里面会有故事，但是通过什么途径找到这个故事迷宫的入口？
陈河：结束中国的行程回加拿大时，我带走了一大堆书，有邦岛男的《殷墟卜辞研究》、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杨宝成的《殷墟文化研究》、郭胜强的《董作宾传》，行李都超重了。回去之后埋头阅读，通过阅读，我看到了商朝的城市、河流、民居，看到了根据甲骨文的记载而复原的地图。我还发现了甲骨文发掘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加拿大人明义士。他从1914年起就在安阳当传教士，是最早收集和研究甲骨文的外国人之一。
记者：看的资料越多，觉得需要继续深入挖掘的东西越多。
陈河：我足足花了5年时间才深入到甲骨文文化中。当然我的目的并不是做考古研究，而是要让读者觉得这本书非常好看，除此之外还能宣传我们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我的阅读量已远远超出了我原来的想象和计划。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大大拓宽了我的思路，我没白花时间，最终的产物就是这本书。
从《达·芬奇密码》中得到启发
让虚构人物在真实历史里完成故事
记者：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顺利吗？
陈河：最初几章写得很顺利，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写到考古队到安阳之后开始发掘，我的思维就掉进了资料里，一直想的就是挖掘挖掘，推进不了故事。我干坐在书桌前，一整天也写不出一个字。转机出现在2013年，我和妻子去意大利佛罗伦萨参观博物馆，博物馆里正举行《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的新书发布会。冥冥之中似有暗示，我在那一刻明白了，我要适当拉开与材料的距离，把小说往好看里写。
《达·芬奇密码》我读了好几遍。我发现西方人对耶稣、《圣经》的知识非常熟悉，跟他们的精神世界有密切联系，一旦在宗教里面找到切入点，会很快调动读者的思维。而我们要说甲骨文有什么密码，我们的大脑里是没有这种共同记忆的。我开始想王国维的故事也很多，是不是可以插几个进去，但是我发现这条路也不通。当然，我还是从丹·布朗、帕慕克这些作家的书里吸取了很多飘逸的素质，吸取了《达·芬奇密码》的技巧。我在书里写到商朝的画，画里有一些新的图标暗示甲骨宝库的位置，破译了这些密码，就能够找到新图的地点。整个故事把破译密码作为推进故事的动力。
记者：本来是想写一部虚构的小说，但里面又有大量的史实，这二者之间如何融合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陈河：初稿完成时，我并没有欣喜若狂，因为它没达到我梦想中应该有的状态，但一时我又无力修改，便把它发给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韩敬群总编辑。他看了之后认为，小说有出人意料的新奇之处，但整体叙述上更像一部非虚构的纪实性作品。在他的建议下，我经历了一番痛苦的修改。历史小说可以有非虚构的气质，但更需要作者在写作时充分运用还原的想象力和虚构的想象力，两者缺一不可。我最终卸下了写实的包袱，明确自己要写的是一部小说。在大的故事架构上，尽量做到有史有据，严格考证，但小说主要人物杨鸣条却早已脱开了原型，他不再是历史人物，而是一个完全由我创造出来的小说人物。
记者：您的这个创意非常好，让虚构的人物在真实的历史里面完成故事。作家麦家说您的这部小说“让艺术的想象力飞上了历史的天空”，您认为好的小说是要飞起来吗？
陈河：好的小说要飞得起来，我一直渴望做到这一点，最后也总算让杨鸣条飞了起来。写到最后我甚至这样想，我所写的所有细节，就是为了让杨鸣条飞起来。杨鸣条支持它飞起来，这个小说就成立了。这个飞起来也不是随随便便的，是要找到好多细节，好多事实，营造一个环境让他飞起来。
记者：您的作品是纯文学作品，如何才能吸引大众读者？
陈河：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写所谓的通俗小说比写纯文学的精英小说更难，因为通俗小说有更多人要看，而且我们又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文学品质。如果写得天花乱坠，写得像《盗墓笔记》，觉得不是我们自己的口味。所以一方面想把故事写得好看，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文学品质，这是蛮挣扎的事情。其实纯文学作家也可以借助通俗文学的表现手法。西方很多很受欢迎的大师，比如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他们也在小说里融入了侦探小说的技巧。我这本甲骨文题材的小说，如果不用这些通俗文学的技巧，普通读者是不会喜欢的。这种技巧还能帮作家看清整个故事，它的效果要比写纯文学小说好得多。
对写作始终保持耐心
海外文学的概念已经淡化
记者：您最早写作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来一度停笔，是什么原因让您重新回到写作这条路上的？
陈河：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那时候我总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有一个和亲戚到阿尔巴尼亚做药品生意的机会，我就出国了。到海外以后中断了写作，直到2005年才重新开始写。写作这件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一直存在。再次开始写作，我的感觉比以前要好很多，一方面是自己这十多年的经历，碰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另一方面离开中国后，跟家乡在空间上有了距离，回过头来再看过去的事，心里更加明白。
记者：过去常常有一种声音，说我先去赚钱，等赚够了钱再回来搞艺术。但兑现的人非常少，您是一个特例。
陈河：我这个人做什么事情都坚持不住，但对写作却特别有耐心，坐在那里很长时间，一个字写不出来也不会烦。我觉得写作就像长跑，需要慢慢积累。当然我也通过十几年的经商把自己的经济问题、财务问题都解决和安排好了，我可以不靠写作吃饭，用一种比较职业的方式去从事写作。
记者：谈谈您平时写作的状态。
陈河：我现在的状态是，不管有没有灵感，一定会用每天早上的时间去写作，然后中午休息一下，下午会看一些书，去游泳、散步，偶尔也会写一点。我每天也就写那么一两千字，每天写一点，积累起来就是一个好作品。在写作方面我是一个比较勤快的人，自己的写作中断了10年，等到重新开始写的时候已经快50岁了，但是从恢复写作到现在我已经出版了10本书，应该说是蛮高产的。我觉得自己还能继续写下去，目前在同时筹备好几本书。
记者：在海外生活的华文作家与国内的作家相比，状态有哪些不同？
陈河：现在海外从事华文写作的人挺多的，但说实话，他们大多是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偶尔在报纸上发一发文章，有一部分会印书出版，但专职写作的不多。海外华文作家跟国内相比，无论是资源还是人数，都没有可比性。当然国外还是有非常成功的作家，比如严歌苓。
在中国国门还没有打开的时候，大家对国外的事物非常好奇，如果一个人用文章把国外的生活写出来，大家都会觉得好看。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出国，在巴黎、纽约的街头随处可见中国人，大家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看过了，于是所谓的海外文学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我写作的时候一直没有“海外”这种观念，我就是一个写作者，不过是居住的地方不一样而已。
陈河口述
无论走多远
文学始终在我心里
我是温州人，1976年当兵，在部队打了几年篮球，复员后，在温州汽车运输公司当个小干部。那时大家都是文学青年，我写过一些小说，但一直没有像样的作品。我读到海明威的一句话，他说一个菜鸟去学写作学了5年，假如这5年一点成就都没有，那就不要再写了。
决定到阿尔巴尼亚去做生意时，我没想过以后会回归写作。 我们做药品生意，从中国进口青霉素、扑热息痛、链霉素这类药。第一个集装箱都是青霉素，标签上只印着中文。人家让我们改过来，用不干胶印一个阿尔巴尼亚语的说明贴上去。那个货柜有几千箱，每箱有1000瓶，手工改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我们的房东说你交给我，我让邻居们帮你贴，一箱青霉素一美金就可以搞定。结果第二天早上，屋子外面的人都在排队等着领青霉素回去贴标签。
那里的人特别悠闲，早上7点上班，下午3点下班，下班以后吃中饭，饭后睡一觉，黄昏时所有人都会出来逛街。繁华地带的街道上、花园里都是人，大家很开心。到了周末，不管有钱还是没钱，人们都会到海滩去游泳、喝啤酒。
可能稍微有点年纪的人都记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看过很多阿尔巴尼亚电影，比如《宁死不屈》《广阔的地平线》。有一天傍晚，我们去边境的一座城堡。我看到一棵树，树下有一个少女雕像。当地人告诉我们，这个雕像是电影《宁死不屈》里主人公米拉的塑像。《宁死不屈》对我来说是很遥远的记忆，多年后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又接触到电影里的人物原型，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文学的时刻。离开中国，我以为再也不会接触到文学，但那时候我反而走到文学里面。我发现，原来文学一直在我心里，始终没有被遗忘。
1999年2月，我带着太太和女儿移民去加拿大多伦多。那天气温低到零下二十摄氏度，说好来接我们的移民律师没有来。我们上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去一家离唐人街比较近的旅馆。就这样，我们一步一步开始了移民生活。
2005年，我在出国后写了自己的第一个中篇小说《被绑架者说》，寄回国内，发表在《当代》上。后来的小说，又在《收获》《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也出了几本书。我本身是一个小生意人，如果不回到写作，大概也跟温州小老板们差不多，打打麻将，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幸好，文学又成了我最后的归宿。
《天津日报》，2017年02月17日
文/何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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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入目的当代历史电视剧
星期一 二月 20, 2017 5:00 pm
说起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我想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或者，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如果没有那些历史题材的电视剧，那平常日子里电视节目还怎么看，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多年来，那些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从上古传说一直到抗日神剧，其中有军国大事、社稷民生、风土人情，有官场争斗、宫廷秘史、江湖风波，有历史传闻、家长里短、情感纠葛，有圣君明相、英雄豪杰、普通百姓，当然还有奸臣小人、江湖术士、敌人歹徒，还有宏大的场面、离奇的情节、感人的细节，等等吧，真的是琳琅满目，洋洋大观，扣人心弦。但是，当我们被离奇的人物和故事所吸引，而深深地陶醉于其中的时候，如果稍加留心，看得略微仔细一点，则不难发现，从语言文字到历史常识，从人物言行到环境场面，从思想情感到人文精神，无不是漏洞和错误百出，至于暴力观念的盛行、人道主义观念及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更是触目惊心，令人匪夷所思。
司空见惯的常识性错误
《三国演义》，堪称当代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的经典之作，从资金和人力的投入到剧本的编写、演员的遴选、场地的准备，以及到精心的排练和演出，真的可以说是下了莫大的功夫。该剧正式播出之后所取得的成功和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尽述。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地考察，也不是说没有任何缺陷和遗憾。比如，念错字的现象，就时有发生，“万乘（sheng，去声）”念为“万乘（cheng，阳平）”，“疏不间（jian，去声）亲”念为“疏不间（jian，阴平）亲”。念错字的现象，在历史电视剧中真可以说是俯拾即是，举不胜举了。《雍正王朝》中，唐国强主演的雍正皇帝，将“股肱（gong，阴平）”念成“股肱（hong，阳平）”，饰田文镜之演员竟然将“老妪”之“妪”读为去声“kou”，《旗袍》中，王志文主演的丁默群将“燕（yan，阴平）然”念成“燕（yan，去声）”，《还珠格格》剧中，林心如主演的紫薇格格有一次一边弹琴，一边唱歌，将化用汉乐府民歌《上邪》而成的歌词之句“山无陵”唱成“山无棱”，而且屏幕显示的也是“山无棱”，等等。除了读错字之外，还有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也是司空见惯的。《三国演义》剧中，曹操在除灭董承等反曹势力的过程中言道，我待献帝不薄，如何如何。无独有偶，在诸葛亮六出祁山剧情中，朝中来人言，后主降诏，云云。我们知道，不管是后主还是献帝，都是后来的说法，当时之人怎能如此称呼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能说明，在当代社会，演员们的语文基本功底及素养，的确存在不少问题。
或许有人要说，这都是细枝末节的问题，无伤大雅，不影响总体上取得的成就。但是，我们不妨了解一下过去的演员，从建国初期的那些演员往前说，比如梅兰芳、侯宝林，他们的语文功底和文化素养怎么样呢？我敢说，至少和当代的演员是绝然不一样的。梅兰芳是京剧艺术大师，他有言道：“我是个拙笨的学艺者，没有充分的天才，全凭苦学。”侯宝林被称为相声艺术大师。他们若没有过硬的语文功底和丰厚的文化素养，能当此殊荣吗？而在古代社会，见诸史册的那些所谓的优伶、戏子，大多都可以称为博通古今的大学者。比如优孟、东方朔、柳敬亭等。《唐阙史》（卷下）中有一段记载，唐懿宗咸通年间，有一年延庆节上，佛道举行大辩论，皇帝和大臣们一起出席。辩论会的中间，安排的是俳优们的表演。有个叫李可及的戏子，一幅儒生打扮的模样，来到台上，自称是“三教论衡”。有人问他，既然声称博通三教，那释迦牟尼是什么人。他答道：“是妇人。”又问：“何以见得？”答曰：“金刚经说：‘敷座而坐’，如果不是妇人，为何要等到其夫坐了自己才坐呢？”那人又问：“太上老君是什么人？”答曰：“亦是妇人。”问：“为何？”答曰：“《道德经》上说：‘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有身，吾复何患！’如果不是妇人，为何要担心自己无娠呢？”那人又问：“文宣王孔子是什么人？”答：“亦是妇人。”问：“为何？”答曰：“《论语》上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如果不是妇人，为何要待嫁呢？”这一番诙谐的表演，直惹得龙颜大悦，众臣欢喜。透过诙谐的问答，滑稽的表演，我们试想，李可及岂止是基本的语言功底与文化素养非常过硬，他若非对三教经典非常熟悉，对三教之理了然于心，能表演得如此出神入化吗？我们若了解了这些，还能心安理得地为当代演员们的浅薄与平庸而振振有词地来辩护吗？
经不起推敲的细节问题
当代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在细节上经不起推敲者，也是比比皆是。就拿《三国演义》来说，一开头便设计了刘备戴旧草帽穿破衣服观看榜文的剧情。其实，我们读一读《三国演义》或《三国志》，其中并没有写刘备如此装束的文字。而且，两书中写刘备，只道是家道衰落，与母织席贩屦，且有族人及富商大贾时时周济。我想，用现在的话说，刘备差不多应该是小手工业者与小商贩兼备的身份吧，固然在当时免不了经济上时常困窘，但是像电视剧中那般贫穷不堪，也不至于吧！那么，电视剧中为何要那样设计呢？看到后面，关羽搬开井盖，将从井里取上来的肉分给周围的普通老百姓（原著及《三国志》并未有此内容，这也是电视剧中别出心裁的创造。笔者），我恍然有悟。难道是编剧受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传统的影响吗？抑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呢？还有，孙权接替兄位时，完全是一个年纪轻轻的懵懂少年，此时前后的周瑜，是剧中那般形象，而到周瑜病亡之前，孙权已是黄须飘飘的成年之人，而周瑜看上去还是当年那幅形象，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吗？还有，在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剧情中，有一次司马懿和曹真统率四十万大军侵犯蜀境。诸葛亮预知秋后有连绵大雨，故未调集重兵抵御。后来，果然应验。剧中一边是绵绵大雨，一边是魏兵行军的艰难之况，而另一边则是天光明亮，山川草木分外清晰，让人看了心中不觉发笑。
在《雍正王朝》电视剧中，则有更多经不起推敲的细节。四王爷胤禛以钦差大臣身份至江南赈灾，在扬州召见地方官，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吏任伯安竟然当场拂袖而去。这怎么可能呢？照剧中所讲，任伯安是何等狡猾之徒，即使有不满和抵触之心，怎么会在钦差大臣（而且是四王爷。笔者）当面有如此荒唐之举呢？从后面情节看，任伯安并非大脑不健全者。无独有偶，田文镜曰，可否叫太原县令来，当堂对质？诺敏不屑一顾地说，当然可以。这个对话其实也是有问题的。田文镜为钦差大臣，且是雍正的心腹，诺敏身为地方巡抚，怎么能以这种口气对钦差大臣讲话呢？还有，雍正当年潜邸的奴才坎儿后来被八王爷那边的人利用，做出了背主忘义的事，随后被雍正指派太监处死。令人很难置信的是，坎儿被处死之后好长时间，尸体还在原地放着，当邬思道赶过来时，坎儿手上的那个十分昂贵的戒指竟然还在手上。这是主子处死奴才，又不是暗杀，那尸体放着等谁来处理呢？而且，大多数太监是何等地爱财，难道雍正手下的太监都是清廉高士吗？
人道主义观念及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
多少看过一两部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朋友，大概无不知道，充斥其间的内容，无不是运用阴谋与权术争来斗去，诸如政治斗、军事斗、外交斗，权斗、宫斗、商斗、情斗，内外斗、上下斗、纵横斗，不一而足，而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厚黑学等等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真是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在斗来斗去的情节内容中，贯穿其间的则无不是“成王败寇”的陈腐理念。《还珠格格》中表现容嬷嬷被打板子的场面，几乎都让人有些“大快人心”的感觉了。《甄嬛传》可以用十分突出而又醒目的场面，来展示宫斗失势的华妃被宦官群殴而死的情形。观此剧情，也几乎让人感到有点“异曲同工”之妙了。
《三国演义》剧中，有些情节内含人道主义理念及人文精神的因素，很有意义，比如徐庶与庞统的对话，一个强调的是江南百万生民，一个强调的是八十三万将士，这里显然就有“人”的因素，诸葛亮决定采用火攻方法对付孟获的南军时，他的一些言行，也有重视“人”的思想理念，这都是好的，剧中表现得也比较充分。但是，也有些人物故事及细节，本应该给予重视，或处理得更好一些，但是并没有引起导演和编剧的重视。比如，管宁和郑玄的形象和故事，这里就有极为丰富的人文精神，但在剧中却被轻易地忽略了。而对于暗害张飞的张达和范强，却采用了特写镜头，将张苞杀此二人为父报仇的细节，表现得分外清晰而又充分。我们知道，张飞被害，显然张飞错在前，究其情理，二人也是为了保命，万般无奈之际才走了冒险之途。张、范二将固然有罪，而张飞作为蜀汉赫赫有名的军事统帅，其所犯错在前，怎么能够把一切仇恨都倾泄到张、范二人身上呢？后面关兴斩杀潘璋，其实也有类似问题存在，这里不再细说。
《三国演义》尚且如此，其它历史类电视剧就更不用说了。《雍正王朝》整部剧作，除了有那么一点似乎是治国安邦的因素，除了有那么一点似乎是合乎人情人性的东西外，充斥整部剧作的，不外乎是阴谋与权术，而且连李卫推行新政，都用的是阴谋手段。在表现治国安邦的内容方面，特别借助了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田文镜，一个是李卫。田文镜是科场落榜者，李卫是个奴才出身的文盲。雍正倚重的这两个封疆大吏，对待文化之士，态度竟然惊人地相似。这样的设计，真是很值得耐人寻味。
当然，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雍正王朝》小说的作者。我觉得该部小说的作者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盲点：其一，雍正统治时期，禁锢思想，大兴文字狱，迫害文人学者，达到前无古人的地步，而作者对此竟然未有丝毫正视；其二，雍正时期，西方正是伟大的文艺复兴方兴未艾的时期，资产阶级人文思想深入人心，就是在中国，早在明末就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思想萌芽，而作者对这些毫不在意，竟然对当时一个禁锢思想、强化集权、手段残忍的极权统治者，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不遗余力地正名而歌颂之，真乃不可思议之事。吕留良（1629～1683），明末清初杰出的诗人、学者、思想家，死后在雍正十年因受曾静牵连，被剖棺戮尸，子孙及门人或戮尸，或斩首，或流徙为奴，异常酷烈，为清代文字狱之首。看《雍正王朝》电视剧，当涉及到吕留良时，给人的感觉，好像他是个旁门左道的歪邪之人似的。曾静受吕留良的影响，有反清思想，欲策动岳钟琪谋反，反被岳钟琪告发。其人虽迂阔不实，但在《雍正王朝》剧中把他演成那么一个龌龊的形象，而且让似乎是代表正义和良心的李卫冲进监狱对其拳打脚踢，此等情节内容的设计安排，真是令人恶心之至。这些问题，归根结蒂原因出在哪里呢？我以为，问题就出在人道主义观念及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鲁迅先生有言，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鲁迅先生对这样的社会，自然持批判态度。而在当代历史电视剧的导演与编剧这里，恐怕恰恰成为其指导思想了吧？
在当代各种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从普通常识到细节的呈现，再到贯穿其中的思想理念，存在的各种问题相对比较突出者，恐怕要数《大秦帝国》了。下面主要谈谈该剧中人道主义观念及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
稷下学宫讲学论辩的具体情节，纯属胡编乱造。《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道：“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道：“（孟子）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可见，孟子至齐，是在齐宣王时期，而这时商鞅已被秦重用，变法成功。而在电视剧中，根据情节，商鞅至齐国临淄稷下，当在赴秦变法之前，其时齐国正是齐威王当政。这时，碰到孟子讲学，与其论辩，岂非关公战秦琼吗？当然，文学影视作品，并非历史著作，时间上、细节上有出入，也无不可。但是，剧作中的讲学论辩，缺乏学术依据与思想基础，糟贱古人，轻薄浮浅，实在不堪入目。实际上，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孔子、孟子、司马迁等人是早有批判和定论的，孔子曰，春秋无义战。司马迁曰：“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太史公“以攻伐为贤”数字，已将问题说得明明白白。换言之，其时并非孟子的思想不好，而是举世崇尚攻战杀伐。而剧作中所极力表现的孟子的“迂远而阔于事情”，其实正好是梁惠王对孟子的感觉和评价，所极力表现的商鞅的睿智和深刻，正好是当时整个社会所极力推崇、也为儒道等家所极力批判的功利观念，剧作之改编，实乃莫名其妙，可笑至极。
为了稳妥起见，我还是专门查阅了一下《大秦帝国》小说原著。不料，这一查阅，真是应验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之俗语。原来，在小说原著中，跟孟子辩论者，并非商鞅，而是荀况。而且，更为吓人的是，孟子与荀况辩论到最后，竟然向齐威王提出建议，要求处死荀况。这一“创造性”的情节设计，真是令人大跌眼镜。那么，小说作品中为何会有这样的情节设计呢？再说让荀况来和他辩论，那也应该虑及起码的历史常识。我们只需百度一下，就可知晓，孟子约生于公元前372年，荀况则大约生于公元前313年，这就是说，孟子比荀况要年长大约59岁。这两个人能凑到一块辩论吗？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其实，我们再看看原著后面张仪和孟子辩论中孟子“丑态百出”的情形，答案不难找到。如此“惊世骇俗”的创造性之设计，不正暴露出作者那点浅薄至极的所谓崇法贬儒之见吗？电视剧中把荀况换成商鞅，大概是作者（或编剧。笔者）觉得荀况和孟子辩论不够味吧，还不如让代表法家的商鞅与代表儒家的孟子直接交锋来得痛快来得明白吧。
关于商鞅统兵攻魏的事，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着比较清楚的记载。商鞅攻魏，其实前后有两次，而剧作中显然是合二为一了。其一，大约变法十年之后，“于是以商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其二，第二次攻魏大约过了十三年，齐破魏兵之后，商鞅向秦孝公建议攻魏。“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显然，商鞅在第二次攻魏时，摆了鸿门宴，用“擒贼先擒王”的阴谋诡计，先俘虏敌帅，而后打败了魏军。作为历史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可以虚构，但不能违背起码的历史真实。电视剧中，为了突出商鞅的形象，将商鞅二十多年前就已获得的“大良造”身份挪移到二十多年后，淡化商鞅的鸿门宴之阴谋，极力丑化公子卬的形象，将商鞅的有些言论移到公子卬身上，不是不可以，但将史书记得明明白白的时隔十数年的两次战争合二为一，并编造出两万步兵新军轻而易举全歼三万精锐铁骑的情节，实在是令人笑掉大牙的事。实际上，在具体的剧情中，是一个叫山甲（猎户，原名穿山甲。笔者）的人发明了一种叫马头锤的兵器，剧中所说，十分厉害，秦国的两万新军步兵正是凭借这种兵器，把魏国的三万精锐铁骑打得惨败。试问，既然如此厉害的兵器，后来却为何从未见秦兵再用过呢？
我们知道，在历史电视剧中，没有几个奇女子，没有几段旷世恋情，那戏肯定是做不下去的，《大秦帝国》也不例外。该剧中，商鞅临死时，有白雪、莹玉两个美人陪死；秦孝公临死时，玄奇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张仪遭袭，有妻子挡箭；冯高赴韩就死，让他先回家结婚……如此人物，如此爱情，奇则奇矣，美则美矣，然而，却充分地暴露了中国文化的无耻的一面，也充分反映了作者不正常的心态与错误的价值观。你若不明白，想想电影《泰坦尼克号》如何对待女人和孩子，就会明白了。
可以说，《大秦帝国》电视剧，将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的无知、浅薄、空洞、虚伪、造作与蹩脚以及人道主义观念及人文精神严重缺失等各种问题集中起来，发挥到了极致。历史电视剧，可以休矣！
文/侯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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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先生笔下的金陵美食
星期一 二月 20, 2017 4:39 pm
红楼盛宴，由于接连推出红楼梦电视连续剧早已为世人所熟悉。红学人士也常时提及红楼梦里的精致菜肴——香糟鸭信、胭脂鹅脯、油炸骨头、翡翠羽衣、姥姥鸽蛋、火腿肘子、酒酿蒸鸭以及茄鲞。苏州就有一个餐厅，招牌干脆就此取名叫“花袭人红楼干锅”。连带着红楼梦的缘故，金瓶梅里有关饮食生活部分，也被发掘出来——说是其繁丰品种和细腻程度足堪与红楼梦媲美。
在这儿，要向大家介绍的既不是贾府也不是西门庆家，而是真正的金陵十二钗所在地之一少为人知的江宁织造曹府——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里的朱楼菜肴。也就是中国最后一个旧式文人高阳先生笔下的金陵美食。
“不是三年做官，不知穿衣吃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两句老古话说尽了官宦人家的宴席桌子上应该有些啥好东西端出来食用。高阳先生写的红曹系列小说最开初的四册红楼梦断，就是描写了江宁织造府衙内的种种情事——其中就包含了许多美食。
江宁织造曹府在抄家之前，最后一桌送别酒是二嫂子给曹雪芹北上饯行。因为抄家在即，没有啥好东西请，只有一样为主的火方煨鱼翅。那块火方是开了五条火腿才挑出来的。煨得稠稠的——那鱼翅都煨得出胶了。红黄两色——红的是火腿黄的是鱼翅，再配上一盘现烫的油菜碧绿，既中吃又中看——色香味三者齐全。鱼翅吃得嘴里直发粘，喝一口醇醇的花雕——双唇沾了酒便不致于粘住。
同样的珍品有给苏州织造府来的李大少爷李鼎接风的松江四鳃鲈鱼，几千里外吉林将军送来松花江的白鱼。到了也是由芹官的二嫂子单独给李鼎表叔准备的宵夜，菜肴则更加出色。
在火锅炒菜点心之前是四个冷盘，四种颜色看着就秀色可餐胃口大开——紫酱色的是醉蟹；鲜艳如胭脂的是云南宣威火腿；黄色的是椒盐杏仁；另外一个白色的最珍贵——诨名荤粉皮。
确实，看上去就像是粉皮，色白如雪平滑软腻，呈薄片状。入口滑腴无比，原来是甲鱼的裙边！ 先要把甲鱼宰杀洗净入锅微煮，剔取裙边再用眉镊将上面的一层黑翳全部镊去；然后上笼蒸熟，最后加作料凉拌即可上桌。这么小小一碟子得要用到好几头甲鱼，价格实在不菲。
对应于“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红楼梦断小说里的二嫂子也来到苏州织造府舅公家帮助管理丧事。招待络绎前来的吊客有四样素点心都是热气腾腾的蒸食，计有：菜泥包子（注意到没有，是菜泥不是菜芯）；花素烧卖；芝麻松子馅的蒸饺；枣泥核桃方糕。
其中包子馅和饺子馅都体现了加工配料的细腻；而芝麻松子枣泥核桃便是苏州的特色——那方糕更是江南特产。
食前方丈，花样很多很多。曹家送到客栈来招待亲戚的正餐有——蜜炙火方（又是一种烧法！）、八宝翅丝、荠菜春笋、网油鹅肝，熏鱼、醉蟹、蚬子、风鸡，外加一大碗鸡汤鱼圆。
凑凑乎乎吃一顿宵夜的还有薏米粥、野鸭子肉撕碎了丝熬的粥、虾米拌芹菜、扬州酱菜等。拿江宁织造府丫头们说的话就是肥鸡大鸭子都吃腻了，弄一点新鲜玩艺儿来尝尝。
连带着就是穷家小户办的宵夜照样饶有趣味。——南京特产盐水鸭、镇江肴肉、盐炒瘦壳小花生（下酒最好，就是要小粒花生才够味），再有一盘热气腾腾的包子，好香的味道啊——韭菜馅的！
头伏火腿二伏鸡，三伏吃个金银蹄——民间关于夏天食补的一种说法。这用新鲜猪蹄和火腿脚爪（价格相对于火腿来说要便宜得多）两下锅的金银蹄也是一品锅的一种。除此之外，高阳先生提到一品锅里用到的主料还有果子狸之类野味。
有兴趣阅读原文的读者可以去查阅高阳先生的红楼梦断四部曲——秣陵春/茂陵秋/五陵游/延陵剑，对舌尖上的美食大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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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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