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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少昆:京歌青衣唱词


星期六 二月 25, 2017 2:31 pm


(男)
曲终人散的时候
凄婉哀怨的身影
浮现胸臆中

侬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侬知是谁

那是青衣角色
落花付水流
苦雨打残红

(女)
几多风寒露水重
娇愁多病的身子
浸淫煎熬中

骨冷怕成秋梦
听风梦无踪
残烛忆情浓

(男)
青衣演绎红颜薄命
(女)
青衣诉说心灵伤痛
(男)
天下情为何物
(女)
情为何物
(男)
解不开
(女)
解不开情结
演不完悲剧重重
(男/女)
悲剧重重

---费名琰谱曲

张耀鸿费名琰演唱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22288d0102el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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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ng


星期三 二月 22, 2017 6:37 pm


her umbrella
pops up
like a blue lotus flower
floats
in the misty rain
pulling
eyes, heart
as if pulling
a kite

now only
a blue dot
traffic lights blurry
faces foggy
tears
f
a
l
l
from
the sky


云天written at the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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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河《义乌之囚》之二


星期二 二月 21, 2017 11:53 am


从弟弟的住处回到城里,天已经很黑了。街路上所有的铺面都已关闭,只有马路上的垃圾和破报纸被风刮得在打着滚。风在加剧,把铺面的广告牌和塑料雨棚吹得嘎嘎作响。杰生想起了印度人拉米,上回拉米在多伦多遇见他时告诉过自己在义乌的电话号码。他试着给拉米打了电话,没想到马上接通了。拉米说了自己所在的位置,让他过去见见面。杰生看看时间还不是很晚,就在稠州路上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拉米所在的印度人聚居区一个叫“小小孟买”(LITTLE MUMBAI)的酒吧。



从宾王路那里拐到福田路,马路宽了,看起来像是到了另一个城市。街两边冷冷清清,明亮的路灯下不见行人。这条路的两边原来都是农田,几年之前,政府在这里征下几万亩的地,要建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福田商品城。在前面的地方,第一期的工程已经完工,一部分的圣诞礼品、首饰、画框工艺等市场已经迁入新市场。杰生在出租车里能看到路边那些高高的塔吊、还搭着脚手架的庞大的建筑体。福田市场前方的汽配街附近有一个小街区,因为租金便宜,在义乌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人都聚居在这里。这里有了他们自己的宗教场所、出租屋、旅馆、酒吧、饭店甚至学校。“小小孟买”酒吧外面画着大象,有一个寺庙一样的屋顶,亮着几盏不很讲究的霓虹灯。杰生走进来后,屋内浓烈的咖喱气味扑面而来,里面坐着一桌桌暗色皮肤的人,有几个穿印度衣裙的女人在做招待。杰生远远看见拉米坐在里面的桌子上。非常奇怪,虽然是在自己的国家里,看到了拉米却好像是在天涯异乡看到老朋友一样亲切。



“嗨!你看起来不错。”杰生对他说。他的确感到拉米比起一年前精神了许多。



“这地方比多伦多好,我可以喝到天亮。”拉米说。他说得没错,在多伦多酒吧过了十二点就要关门,而且喝酒的客人还不能把酒带出店门继续喝。



杰生想起“9·11”那天,他正送货到拉米的货仓,在他的办公室看到电视里纽约世贸双子塔倒了下去。那次他看到拉米的脸上有真正的恐惧,而他当时心里多少还有点幸灾乐祸。那以后,生意就开始变得难做了,后来他才明白拉米的恐惧是有理由的。



杰生知道拉米早年在香港生活经商,挣了不少钱。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大陆出口物资大多是通过香港转口出去的。拉米那个时候做的是中国纺织品出口代理,生意做得最多的国家是利比亚,还见过卡扎菲。到了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开始有了自己进出口的渠道,加上香港主权要回归,拉米的生意开始式微,便带着细软移民到了加拿大。杰生是在街头推销时在爱格灵顿街一个小杂货店里认识拉米的,拉米当时说自己很快就要进入批发行业,他的一个兄弟要把生意让给他。果然,不久之后他接手了一个一万多平方英尺的大货仓。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杰生卖了大量的货物给拉米。拉米的销售渠道掌握在一个叫帕米的推销员手里,拉米脾气不好,最后和帕米闹翻了,生意也亏得一塌糊涂。拉米后来没有了货仓,只靠自己开着车推销点货物。这个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受不了在街上推销货物的辛苦,人开始垮下去。杰生有很久没有他消息,但想不到这个家伙还是有办法的,到义乌做起了出口代理。他在香港生活过,对中国的事情略知一二,很快适应了义乌的环境。他传话给杰生说自己在义乌很快活很自由,这里有很多的印度朋友,还有很多女人可以搞。他说每天要喝一瓶威士忌才会去睡觉,看他今天喝酒的模样,这话不会有假。



“我为你感到难过。我听说过你弟弟的事情。你弟弟是个很酷的家伙,在义乌有很多朋友。没想到他会被人刺死。”拉米说,他的眼睛里有真心的悲哀,印度人的眼睛看起来特别真诚。



“我非常自责,不该让他到义乌来。要是他不来义乌,就不会出这样的事情。有时候我会想到是我害死了他。我对他了解和关心都不够。”杰生说,他的心情败坏,喝了一大口威士忌。



“你去过警察局吗?他们跟你说些什么呢?那些人是怎么打死他的?”



“我还没去警察局,我刚刚到这里,我会去了解一些情况。事情是有点蹊跷,我弟弟不是爱打架的人,怎么会和人动刀子呢?而且对方是非洲的黑人。”杰生说。



“你有没有见过查理?也许他知道些什么。”拉米说。



“谁?哪个查理?”杰生问,他像被什么蜇了一下,精神马上集中了起来。



“查理·杜,以前多伦多红龙公司的那个家伙。”拉米说。



“没有。我没有见过他。他不是早就不在多伦多了吗?我很多年没见到过他。你怎么突然提起了他的名字,让我很吃惊。”杰生说。



“他到义乌来了。你看,好多在多伦多做生意失败的人都跑到义乌来了。”拉米说。



“查理并不是因为生意失败离开多伦多。他好像是故意把生意搞糟了,把家庭和生活都搞糟了,然后就离奇地失踪了。没想到他也到义乌来了。”杰生说。



“你弟弟死前有一段时间,和查理经常在一起,有的时候还到这个酒吧里来喝酒。我远远看着他们,你弟弟对他好像是一个弟子对待大师一样尊敬。”



“有这等事情?我和弟弟经常通电话,他从来没提起过和查理在一起,而且警察在调查和侦破我弟弟被害案件中,也从来没提起过有查理这样一个人存在。”杰生说。



“我也没说他和你弟弟被杀有关系,只是觉得他也许知道些什么情况。反正那段时间他常和你弟弟在一起。”拉米说。



“我要见见他。他在什么地方?你有他的联系电话吗?或者地址?”



“我什么也没有。查理也不是固定出现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固定的生意,有时会很长时间都没有在义乌。你找他不容易。不过,很多人知道查理的,你多问问店家,不少店家和他有来往的。”



“他在义乌干什么呢?”



“听说是给人家做代理,帮助人家组货。他在非洲打开了市场,在义乌很有影响,非洲这块市场大半都是他的了,也听说他在这里办工厂了。”拉米说。



“他开工厂?在什么地方?生产什么东西?”



“不知道做什么东西。听说工厂是在海边的什么地方。”拉米说。



杰生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突然心里有一股海鱼的腥臭味升了起来。这种气味在最近几个货柜里都有出现,他找出原因是一种迷彩的双肩背包上散发出的。他为了驱除这种气味花了很大的工夫,也为这种带气味的双肩包吃了官司。在拉米说起查理在海边开工厂的时候,他不知为何心里会出现这种海鱼的腥臭味。他发现自己的梦魇中一直有查理的影子。查理的影子经过了拉米的叙述,和非洲大陆黑人产生了关系。而杰生意识中弟弟出租屋里那些非洲地图、面具、炼金术书籍等东西,都在那海鱼的气味里飘浮起来。











这个晚上杰生回到了“花来香”宾馆。脑子里一直在想拉米说的查理在义乌和弟弟走得很近一事。



拉米称他为查理。大家都这么叫他,但杰生知道查理真名字叫杜子岩。他相信拉米所说的弟弟经常和查理在一起的话是真的,因为他说到弟弟和查理在一起时像对待大师那样恭敬。正是这句话,杰生觉得拉米没骗他,因为他自己最初见到查理的时候,也是像一个学生对待大师一样战战兢兢。拉米的描述非常准确。



杰生还清楚记得第一次见到查理时的情景,那个时候他还在多伦多皇后区金先生的批发货仓里做工人。有一天,他看见有一男一女两个华人在货仓里面的货样中间看来看去,不出声响,还避开了金先生不快的目光。金先生是个上海人,在加拿大三十多年了,原先做小生意一直不挣钱,就这几年中国出口廉价商品之后,他的批发生意才好了起来。他很怕生意被人家学走,所以只接待有零售执照的买家,不让做批发的同行参观,对于华人面孔的生人更是防贼一样警惕。当金先生看到这一男一女陌生华人在货仓里转悠心里便是一股怒气,脸也拉得很长。只是此时货仓里有几个犹太客人来批发东西,金先生得陪着客人说话,才没有去盘问这两人。



这两人一直在货仓转悠是有原因的,他们在等着时机。当那几个犹太人带着货物走出门口,还没等金先生去理会这一男一女,他们自己便向着金先生走过来了,向他说明他们是做进口的,想让金先生看看他们的样品。在获得金先生同意之后,那男的便到外边的车上取来样品箱子。



那一天,金先生一直是拉着脸对着他们,看着他们一件件从样品箱里拿出样品摆到桌上,一直摆出不感兴趣的臭脸。而这个时候,杰生就站在不远的地方,看见了这两个人的模样。那个女的四十来岁,衣服很简单,头发也很朴素,说话比较多,但听不出是哪里的口音。那个男的年纪略大一点,头发有点卷曲,头大,下巴部分却是尖的。他的眼睛有点奇怪,有点像庙里的四大金刚,带着一点点的斗鸡眼。他们和金先生说了很久,最后金先生买了他们一些东西。杰生这个时候听到他们说这些货物是从中国义乌采购过来的。



这些话并不是偶然钻进了杰生耳朵,而是他有意去仔细倾听。为了听到这些话,他故意装出是在整理离金先生不远的一个货架上的东西,而实际上是为了听他们的说话。杰生在这里做工的主要目的是在暗地里学做生意。他留心搜集金先生的供货商和客户的信息,准备不久自己做进口生意。因此,当他看见这两个做进口生意的中国人时,想到自己很快也要走这一条路,心头怦怦跳动。



这一对男女就是查理夫妇。一个月之后,杰生对查理略有所知,知道了他是美国一所大学的酒店管理学博士,一年前来到了加拿大。他现在住在一个出租公寓里,开一辆有二十年车龄的老丰田厢式车。一个初夏上午,杰生看到查理带着一件样品又来见金先生。那是一种用竹子编的汽车坐垫凉席。查理满头大汗,很激动,口沫乱飞,对金先生说这个产品如何如何好。金先生左看右看,没把握能否卖这个产品,就让他拿两箱子过来试试。第二天查理来了,他抱着一个巨大的纸箱子,用肩膀顶开门就进来了,而通常这样的重货都会用推车的。他的脸涨得通红,咬着牙齿,看起来异常有力,很难想象他是个有博士学位的人。他把箱子放在金先生指定的地方,用开箱刀割开纸箱,把里面的竹制坐垫展示出来。那竹片看起来有点象牙的光泽。



不知为何,杰生对这两箱竹垫特别在意,一直留心有没有人买它。两天过去了,一张竹垫都没有卖出去。第三天的时候,杭州人戴利维来了。每次戴利维到来的时候,金先生都会很欢迎,干活的伙计也会很开心,因为他总是会带来很多八卦消息。要是说起来,戴利维本身就是个八卦的话题。他原来是杭州一家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出国之前听一个老资格的科长说在加拿大中文报纸报缝里有个叫刘贵章的人的电话号码,只要给他打个电话就可以把你接走。这个老科长说话无心,戴利维却牢记在心里了。五年前他随公司来多伦多做展览时,在唐人街买了一份《星岛日报》,在报缝里果然找到一个叫刘贵章的人的联系电话和地址。那时他没办法打电话,只给那个地址写了封信,说自己要脱逃。他把旅馆房间号留下,但用了化名赵联。第二天白天他在展馆,晚上回来时,旅馆前台告诉他今天有个叫刘贵章的人打电话到他住的房间,要和一个叫赵联的人说话。戴利维知道联系上了,但又极度害怕。带队的领导嗅出了味道,知道有人要脱逃,当天晚上开会宣布明天要全体住到领事馆去。戴利维一听骨头都冷了,他知道一到领事馆,就等于进入了中国领土。在那里国安人员可以审讯他,甚至可以直接带他上回国的飞机,等待他的将是监狱生活。戴利维觉得现在只能赌一把了,他不动声色,装作没事一样。到了夜里,他离开房间,说去大厅里倒杯咖啡。他一离开房间,领队马上跟了过去。此时他已接近旅馆的门厅,他一个箭步蹿出门厅,领队一把没拉住他的衣袖。他像兔子一样狂奔,一逃到街上,知道就没事了。这里有警察,领队不敢动粗了。领队只能改成笑脸,隔空喊他名字,小戴,你回来,快回来!小戴只管大步前行,此时他已熟悉了唐人街的情况,知道用二十五分加元硬币可以打公用电话。他打通了刘贵章的电话,劈头就骂,我?菖你妈,你差点毁了我性命。这刘贵章连连道歉,说自己给他打电话太鲁莽,很快开车过来把他接走了。刘贵章本来想拉他做些政治方面的勾当,可戴利维是个明白人,死活不干。他开始在央街、登打士街一带倒卖手表,五块钱批发来,五十块钱卖给游客,很快有了点钱。如今他干的是盘购积压货的生意。把倒闭公司的积压货低价买来,再分类高价卖出去。



就是这个一身八卦的戴利维,知道多伦多杂货批发业的大量消息,每次来都会让人乐一阵子。今天他来了以后,在货仓里转了一圈,看到了竹垫子,就说,这是查理放这里的吧?金先生说没错,你怎么知道的?



“他这货几乎铺遍了所有的批发商,你隔壁的几家都有放,都不好卖。”



金先生一听,脸上就挂不住了,因为当时查理说这一带只放他一家呢。戴利维还说这竹垫会发霉。金先生让杰生把上面几张拿出来,果然看到下面的几张有霉点。金先生问杰生卖出多少了。杰生说都没卖出。金先生就告诉杰生,打电话给查理要他把东西拿回去。



戴利维接着说,你们知道查理一家在多伦多的故事吗?大家都说不知道。戴利维说那我来讲讲。一听戴利维讲故事,大家就知道有八卦了,金先生转怒为喜,大家都有一种兴奋感。



戴利维说的是查理家族的故事……



……毫无疑问,戴利维说的八卦故事给查理的形象蒙上了一层不祥的色彩。



第二天查理接到了金先生的电话,过来把竹垫拿了回去。这一回,杰生帮了他一把,用推车把纸箱子运到门口,还帮他装到了车上去。之前,查理只看着老板金先生,没有注意到杰生,这回好像才发现他似的。



“兄弟,你刚来的吗?”查理问杰生。



“哪里啊,我一直在这里。你第一天来见金先生的时候我就看到你了。”杰生回答。



“干吗为这个小气鬼打工?你不想自己干进口吗?”查理说。



“是有这个想法,可是没有门路,不知怎么做。”杰生说。



“这个不难。你什么时候有空到我店里坐坐,我教你几招。”查理把自己在东区唐人街的地点告诉了他。杰生之前在戴利维的八卦中已经知道了这个店铺位置。



杰生一直记得第一次去唐人街见查理的情景。他从戴利维嘴里听来的八卦让他对这个店铺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恐慌感。尽管店铺里都点着灯,他还是觉得这屋里黑沉沉的。他看到查理坐在店铺里面,像是一个泥胎的菩萨,看到有人进来也没反应。杰生自己转了一圈。在商店前面部分,放着不少生活用品。还有一部分是礼品区,放着一些东方的工艺制品。但是在后面部分,放着的却是灯笼、佛像,还有香烛、纸钱,这说明以前查理老母亲卖的一部分货物是冥器。他在货架中间转着,突然看见查理就站在一个关公像边上,吓他一跳。



这个时候店里没顾客,查理和杰生说起话来。



“听说你是美国毕业的酒店管理学博士,怎么会对义乌这种做小生意的地方感兴趣?”



“这话说起来会很长。我是个老三届生,还没成年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到处串联。那个时候就是想闹革命,想到可以战斗的地方去。我十五岁和几个同学去了云南,加入了金三角的知青军队。我的青年时期就是在金三角丛林里度过的。我参加过很多次游击战,打死过人,也负过重伤,生过很严重的疟疾病。我认识不少金三角的毒枭,他们其实都是些老军人,一辈子在丛林里打仗。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了八年,到‘文革’结束才离开了那里,回城考上了大学,后来又来到了美国。你知道,我的心里面有一些很奇怪很黑暗的念头,它们像种子一样,遇到了合适的条件就会膨胀发芽。多少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像是在烈日下行走,内心焦灼不安,像是一个没有贝壳的寄居蟹,赤裸着身体。我在美国得了严重的焦虑症,差点进精神病院。”



查理一说起这些事就显得精神亢奋,眼神发直。杰生觉得他说得没错,他看起来的确有点精神病的症状。



“后来为了写博士论文,我来到了中国考察酒店业。我最初只是去广州、上海、香港这些大城市,那些地方并没有让我觉得有意思。可我第一次踏上了义乌的土地,我就发现自己内心起了变化,好像沙漠上行走的人进入了绿洲,感到清凉和舒适。你知道,以前我们读书时都说抗战时期革命青年都向往着延安,不管那是不是真的,反正我到了义乌之后就像当年那些青年到了延安一样的兴奋。多么美好的地方,你看那些商城和摊位都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那些原来种地的农民都变成了企业家,一个小小的县城突然成了世界的中心,全世界的人们都往这里跑,不管是美国英国,还是最穷的非洲,做小生意的人都往义乌跑。当我站在了义乌的街头,就觉得这里是世界的中心,一条条纽带从这里伸展出去。只有义乌这样一个和土地紧密联系的地方,才可以和世界上那些有真正生命活动的地方产生联系。到了义乌之后,我发现了自己的方向,我内心那块黑暗开始融化了。这里才是我心灵的故乡,是我精神的圣地。”



“你的意思是觉得义乌是做进口生意的好地方吗?”



“目前我想到的只是这样。自从我发现了自己内心和义乌这种神秘的联系之后,我就离开了美国酒店管理业,开始从义乌进货到多伦多销售。我母亲的这个店铺正好可以让我用来起步。我现在还刚刚开始做,事情不是那么容易,我遇到了很多困难。最近我内心那种焦躁的感觉又来了,好像随时会爆炸一样。”查理说,他的脸上再次出现了一种疯狂的神色,但很快就消失,恢复到了正常。



有一阵子,杰生听他说话,已经忘了戴利维说的他兄弟分尸朱朱的事情。但这回查理脸上露出的这种神情,让他又联系上了那件事。他们是兄弟。



“看你说话的样子,好像义乌对你来说重要的还不是做生意挣钱,而是别的方面一些事情。”



“我现在还说不出来,我只是觉得在义乌有一条通向我梦境的路径。我前些日子看过一本书,里面写到了对一个失落梦境的描述。一个失落的梦境可能在秘密的山峰上原封不动,被稻田埋没或者被淹在水下。它广阔无边,不仅有一些八角凉亭和通幽曲径、萤火虫、随风飘落的树叶,它还是由河流山川、部落、省份和王国组成,这样一个梦境是错综复杂的,包括了过去和未来,在某种意义上还关系到了银河之外的星云。”查理说着这些,完全沉浸在虚幻的想象中。



“你说的这些事情我无法理解。你是不是把义乌当成你过去的金三角了?”杰生说。



“某种意义上说,义乌的确包含了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就在这个时候,店里面进来了两个姑娘,是那种当地高中学生模样的白人。她们在店里面东张西望转了一圈,眼睛不时瞅着查理。查理觉得她们有什么事,就转头问她们:



“May I help you?”(我可以帮你吗?)



“是的,我们想要买一种彩色铅笔,是迪士尼品牌的,米老鼠那种。”两个白人姑娘说。



“没有。我们这里不卖这些。谁告诉你们这里有这些的?”查理突然生起气来,脸色涨红地说。



“大叔别生气。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告诉我们的,她以前在这里买过这种彩色铅笔,特别喜欢。过几天是她的生日,我们很想给她一个惊喜,在生日派对上送给她十二打这样的彩色铅笔,让她当礼物发给大家。”



面对着这两个可爱又性感的女孩,查理的怒气消退了下去。他看起来有点犹豫,狐疑地看着她们,但最后他还是改了主意,对她们说:



“你们等着,我去找找。”



查理进到后面的库房,一会儿出来,拿着一个内包装纸盒。他当着女孩的面把纸盒打开,里面的彩色铅笔真的印着迪士尼米老鼠的图案。



那女孩子在打开纸盒之后,两个人都发出快乐的惊叹,然后她们付了钱,拿到了收据。一个拿出了照相机对着纸盒连续拍了几张,另一个脸色沉了下来,对查理说:



“对不起,我们是多伦多迪士尼公司律师事务所的代表。你所贩卖的迪士尼彩色铅笔是冒牌的,已经侵犯了商标权益。这是我们律师事务所给你的信件,请你在指定的时间缴纳罚金三万加元。否则我们将提告法庭,指控你犯罪。”



查理一听,脸色的怒气上升。他后来说这怒气是对着自己来的,怎么会这样笨,中了小孩子的圈套。他当时就大骂起来:



“Fuck you of bitch,get out here!”(?菖你的母狗,滚出去!)



那俩女孩见状赶紧掉头跑了,要是晚跑一步,弄不好查理真的要对她们动粗。



查理坐在那里气得脸色发白。杰生得知了这件事的来由。大概是一个月之前,有几个警察过来堵住他的店门,搜查了店铺,搜出几个冒牌的香奈儿、古驰的女包,他们要查理缴纳一大笔罚金给品牌公司的代理人。查理了解到那几个警察是在休班的时间被品牌公司雇用来搜查他的店铺的,并没有正式的搜查令。一个华人大律师得知详情后,愿意免费帮他打官司,控告品牌公司违法搜查他的店铺。眼看着他的官司就要赢了,没想到对方施了一计,用几个女孩子引他入套。这下对方有了新的证据,帮他的律师也没办法了。



那以后,杰生没有再去他的店里,也不知这个官司是如何结束的(后来听说他还是被罚了一大笔钱,坐了一个星期监狱)。就在杰生即将淡忘查理的时候,查理突然变成了多伦多进口业的大人物。他成立了一个叫“大红龙”的进出口公司,在一个展览上,杰生看到了查理身穿高级西装,开着奔驰车,戴着墨镜,很是风光。那时据说他在海上走的货柜有几十个,每天都有三四个货柜到达。他租了市中心地段五万平方英尺的货仓,雇用了几十个印巴人当推销员。那时只要是他进口的货物都非常好卖,他进的产品成了市场风向标。查理在生意最兴盛的时期,多伦多同行都叫他“疯子查理”。杰生就是在这个形势下开始做进口生意的,他完全是在查理的阴影之下,生意起步非常艰难。有一天他经过东区唐人街的时候,看见了查理原来的店还开着。他进去一看,看到了店里坐着一个白发的老妇人。起先他以为是查理的母亲,仔细看想不到是查理的妻子。比起第一次在金先生货仓见到她时,她的样子变化很大,头发全白了,神情落寞。杰生和她交谈,得知她的儿子回中国东北老家读中学了。杰生好生奇怪,国内的人都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到多伦多读书,而查理的孩子为何居然独自回东北老家读中学?还有他老婆怎么会一头白发独自在看一个卖冥器的小店?这和他的风光样子反差太大了,这可不是正常的现象。



果然,不到两年,查理的大红龙公司就灰飞烟灭。最初的那种繁荣很快过去,他的生意一落千丈变得很萧条,行业间还传出消息说查理的老婆疯了。有一天查理突然消失了,家里的人也跟着消失。人们发现那五万平方英尺的货仓里剩下的都是卖不出的垃圾货,推销员的工资拿不到,都来哄抢积压的货物。查理欠了很多个月的货仓房租、银行贷款、员工薪水,信用卡也透支了,他留下的一份遗产就是他的几十个印巴人推销员都学会了做生意,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成了多伦多市场的主角。他们知道通往义乌的路线,从义乌进货继续供应给多伦多市场,而查理从此没有再在多伦多露面。一个疯狂的茧子孵化了,飞出一条恶龙,翻云覆雨了一阵,然后不见了踪影。



(节选至此)





——摘自中篇小说《义乌之囚》,作者陈河,原刊《人民文学》



阅读全文请关注《小说月报》2017年1期,2017年1月1日出刊










中篇小说



陈 河  义乌之囚

选自《人民文学》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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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河《义乌之囚》之一


星期二 二月 21, 2017 11:51 am


精彩导读


《义乌之囚》第一段文字至少在五年以前已经写成了,我知道这将是一个好小说,但却搁浅在那里。这个小说的最初想法来源于以前在阿尔巴尼亚时候的一件事。一个从意大利到地拉那做生意的温州小伙子在生意开张不久,帮他在义乌组货的弟弟被人杀死。我并不知道里面的细节,也没仔细打听。我记住了这个事情,像过去读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一样印象深刻。到加拿大后我自己也开始去义乌,和义乌的人做了十几年生意,可以说非常了解这个地方。但是很奇怪,我后来写了很多小说,却一个字都没写到义乌。



五年之前,我觉得应该写写义乌了,我写了上面提到的开头之后,马上陷入困境。我从最初的语调里感觉到我在写一个有野心的大故事,但是我无法把故事引向我的目标。我在义乌跑了那么久,应该对义乌的情况了如指掌。然而真的有愧于这段经历,我脑子里的义乌,一直还是一个迷宫一样虚幻的地方。我在开头部分写的义乌老市场迷宫般的四楼是一段真实写照,也是一段象征和暗示。而我真正的用意是说,义乌是一个脉络遍布全球的博尔赫斯式的迷宫。我多年前去过墨西哥的坎昆,深入到尤卡坦半岛看玛雅古迹。有一天在梅里达城过夜,那是一个美丽古老而偏僻的城市,亚洲人很少,当地人争相和我们合影。在一条街的巴萨市场里,我看到做买卖的小摊里全是义乌货。一个摊主告诉我,他每两个月跑一次义乌,从来不去广交会。我感到义乌的触须遍布到了全球每一个角落。



要写出这样一个义乌,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知道,写这样一部小说需要耐心,得让它慢慢成长。这几年里,我心里一直会挂念这小说,经常会拿起它来,想好几天,觉得自己已经找到办法了,奋笔疾书,最后发现自己还在原地打转。但进步还是有的,只是像植物一样生长着,难以觉察。



这篇小说除了弟弟被杀这个中心事件,还有几个主要的点:一个是欠债被囚禁的故事,我起初一直在囚禁上做文章。还有就是双肩背包海鱼的腥臭气味,这让小说有一种噩梦感。第三年的时候我加入查理这个人物。这个人物有疯狂的想法,我控制不了他,不知道让他怎么发展。又经过了两年多时间,我总算把这篇小说想通,写成了。这样,我最终以蜗牛的速度让小说抵达到了遥远、黑暗而神秘的地方。



——陈河











杰生是昨天夜里一点半钟到达义乌城的。一天前他坐加拿大航空公司班机从多伦多出发,下午四点到上海浦东机场,再坐机场五线到火车站,用护照买到一张卧铺票,晚上八点坐上去义乌的火车。当走进卧铺房间时,看到下铺坐着一个非洲黑人女子,他和她打了个招呼,随即爬到了自己的上铺。从上铺看下去,这个非洲女子的手臂像乌檀木一样光滑发亮。杰生和她交谈了起来,她会说简单的英语。她说自己是非洲中部一个叫纳布尼亚的部落的人,现在要去义乌。杰生说自己也是去义乌,问她去义乌做什么,她说自己是信使(messenger),说自己的部落被军阀包围了,十分危急,部落派她找人去解救。杰生听着,以为她在讲梦话,看她的样子也像在梦游。没多久,杰生听到她发出轻微的呼噜声,这样他自己也迷迷糊糊睡着了。在到达义乌之前,乘务员把到站的旅客叫醒。杰生和她又说了几句话,问她要住什么地方,要不要和他一起坐车进城。她说不要了,她自己会安排,要去住一个名字叫“巧心”的宾馆。这样,杰生下火车后就坐出租车到了“花来香”宾馆,时间已是两点多钟。他在飞机上一点也没睡着,喝了酒也没用,人已疲倦到了极点,所以一进房间倒头便睡。



他醒来时,发现窗帘外面一片白亮,响着混杂的人声,这让他明白市场早已经开门了。他一看时钟,还不到七点,这里还保持着农民早起赶集的习性,像农贸市场,只是没有牲口的叫喊,只有人们在大声说话。他才睡了三个多小时,脑子昏沉沉的。但他还是决定马上起床,因为他心里堵得慌,在床上躺不住。



杰生是个动作利索的人,不到十分钟,他就穿戴好了走出宾馆,只觉得外面阴冷潮湿,寒风刺骨。这个时候是二○○四年,义乌市场一大部分都还在稠州路一带,福田大市场尚在建设之中。杰生住的宾馆靠着江边,挨着宾馆的是几家卖皮鞋的商铺,夹杂着一家卖菜刀剪刀之类的五金店。其间还有一家早餐店,很多家长带着穿校服的孩子到里面吃东西。附近有一所小学,能听到学校广播放的升旗歌曲。杰生进去买了稀饭和小笼包。他熟悉这里,以前来吃过,认得做馒头的还是那个老板,店里还是和以前一样脏。在吃早餐的时候,他心里还没想出接下来先去哪个地方。他只是觉得十分烦闷,每回到义乌的第一天,他都会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心烦意乱。但他知道这是无法回避的,他必须鼓起精神来对付。



“好吧,就让我先去找那个做围巾生意的小青吧,看来她是知道很多事情的。”杰生对自己这么说,决定先去位于商场三楼的围巾帽子市场。



虽然好几年没来义乌,杰生还是没费力就找到了老市场的巨大建筑。这个看起来很简易的建筑十分庞大,它是个四方形的房子,每条边长有一公里,有四层高,外墙是简易的石灰墙,粉刷成发紫的蓝色,而屋顶上铺着的是钢架横梁加上玻璃纤维瓦。一二层是开放式的,店铺挨着店铺,但是三楼四楼的内部很复杂,像是一个迷宫。这里就是围巾帽子类市场,里面布满多个井字形的组合,一个套一个,有穿堂风在回旋,很冷,店铺里稍微聚集了一点热气,马上被冷风带走了。杰生在通道里绕着圈子,在一个个挂满围巾的店铺中间张望着,他看的不是那些围巾,而是在寻找一个人。



杰生现在要找的是那个卖围巾的小青。他还记得她的摊位号是H5068,但他发现这里的编号已经采用了一种新的系统,他已经无法按编号找到原来的那个店面,只得凭着记忆在楼道里寻找。在凛冽的穿堂风中,他努力唤起记忆里小青的形象:齐额的刘海,明亮的眼睛,修长的身材。他只见过她几次,而且已经过了三年,记忆有些模糊,无法准确地在心里画出她的样子。时间还早,这里的商铺卷拉门还刚打开,店主们有的在洒扫,有的凑在一起讲八卦新闻,还有的凑在一起打牌。几个擦鞋的妇女坐在楼梯边等着客人,有小孩在打一种会发光的陀螺,还有些卖青菜豆腐的挑着担子在叫卖。杰生在一个店门口稍一停留,在隔壁店里聊天的店主就飞快地跑回来,问:要不要?这里的店主第一句话几乎都是这三个字“要不要”,杰生以前觉得好笑,客人还没进门看货,怎么会知道要不要呢?



杰生对义乌的历史是熟悉的,他知道这里的店主在几年之前都还是在地里干活的农民,而且很多是小学都没读过的农村妇女。她们迎接客人说的“要不要”这句话其实和以前赶集时卖鸡蛋卖芋头时说的话一个样。但也有例外,这里的一个店主让他难以忘怀。三年前那一次他从楼下大堂里的日用杂货商区转到了楼上的围巾帽子商区之后,在拐角看到一个店铺的外面陈列着一批色彩醒目设计新颖的围巾。他只觉得眼睛一亮,走近一看,那些围巾看起来质地还不错,像是羊毛的,底下有个商标“CASHMERE”,就是开司米的意思。杰生走进了摊位里面,看见里面的样品更多些,有条纹的、方格的,还有仿造名牌的。他还发现这个摊位精心布置过,灯光和色彩都有点讲究。他正在看着,却听得后面有人问:要不要?还是那句可笑的话,他心里想。但是他回转头来,却发现说话的是个相貌秀丽气质青春打扮入时的青年女子。他心里一惊,觉得这个姑娘不大可能是刚刚从农田里出来的,听她的话音也是比较标准的普通话。那个女青年从一排排围巾中显露出来。尽管第一句也是“要不要”那样的话,她后来介绍产品却十分得体和内行。她就是杰生现在要找的小青。



在这个冬日的早上,杰生从多伦多来到了义乌商品城的顶楼,什么也没做就一直在找这个叫小青的姑娘,是有原因的。这个叫小青的女子当时让他惊艳,后来一起吃过两次饭,在 KTV唱过一次歌。在最后一次见面的那个晚上,他们一起喝了酒,情欲在心里升起,只差一点他们就有了身体关系,但最终杰生选择了退缩。这一退缩,让他们之间的温情荡然无存。后来,他们就再没有见过面。杰生现在后悔的是弟弟到义乌为他进货时,他不该介绍弟弟去找她。弟弟是个不会自制的人。从他后来收到的货来看,弟弟一定被她吸引住了,采购了大量她的围巾,质量大不如以前,价格又不便宜。弟弟在义乌出事之后,他父亲在讲述事件经过时,一直提到弟弟和一个卖围巾的女人关系密切,似乎他们有同居的关系。杰生相信父亲讲的这个卖围巾的女人就是小青。



弟弟是一个月前被杀的,他死在一场酒吧里的斗殴。那场斗殴后的隔天早晨,一个扫大街的人在街角一排冬青树丛下面发现了弟弟的尸体。他是因腿部动脉被刺断,流血过多致死。看得出来,他是挣扎求生时,钻进了树丛。警察的调查报告称弟弟和几个人在酒吧时,有一群黑人袭击了他们,其他人逃走,弟弟却被刺中。义乌的警察很重视这个案子,很快就破案,把杀人者抓到了。行刺者是个在中国签证过期的非洲黑人,身无分文,现在据说已经被关押在广东的外事监狱。弟弟出事的时候,杰生正因为那一批假冒名牌的双肩包吃官司,处于担保假释状态。如果这个时候他回国去料理弟弟的事情,法院会认为他弃保逃跑,所以父亲没让杰生回国,他自己去义乌处理了后事。



杰生想起小时候的事。弟弟比他小三岁,小时候一直和他争东西吃,两个人经常会打斗。杰生十六岁到了纽约,寄居在舅舅家里。那是极其难受的几年,但是弟弟并不知道外面的艰难,一直觉得父亲偏向杰生,整天和父亲吵着也要出国。弟弟中学毕业就不读书了,成了问题少年,在东门一带打打杀杀,老是惹麻烦。杰生父亲是卖烧鹅的,每天起早摸黑在菜市场上。杰生那个时候一直在纽约打工,根本没有能力把弟弟带出来。好多年后他到了加拿大,结婚,生了孩子,开始自己做进口生意。起先是他自己回国到义乌进货,后来,父亲让弟弟帮他在国内进货,免得他飞来飞去花钱花时间,而且可以把弟弟带起来,等生意好了可以合伙,下一步也可以带他到国外去。父亲这个决定犯下致命的错误。弟弟在义乌的两年多时间里,开销很大,几乎占到采购成本百分之十,而且货物很多不对路,到了国外卖不出去。弟弟以为杰生是华侨外商,钱挣得很多。其实杰生一直在投钱,把自己以前打工挣的钱全投进去了,还使用老婆娘家的钱。丈母娘用住房抵押了一笔贷款,把钱给杰生做生意本钱。弟弟被人杀了,不管情况怎么样,弟弟都是为他的生意送命的,所有的亲戚都会这么认为,连杰生的父母亲也是这样想的。因此,杰生在心里为弟弟的死背起了一个十字架。不过唯一让他稍觉安慰的是,弟弟还没有成家,没有妻室,这样至少没有连累他人。



杰生转了几圈,市场里的人慢慢多了起来,那些店铺开始忙着做生意。杰生想着一个月之前,弟弟还在这些摊位之间跑来跑去,现在却已经死去,没有人会记得他,不禁悲从中来。就在这个时候,他转到了一个通道的尽头,看到那里挂着几条熟悉的开司米围巾。他认出这是小青的围巾店。他还记得一个细节,小青围巾店外面有个窗口可以看见中国银行大楼尖塔顶。他转头一看,果然看到了中国银行楼顶。于是他振作起精神,走进了店里面。



“要不要?”



杰生听到声音。那是一个中年男人,从铺子里的办公桌后面站起来。



“这里是小青围巾店吗?”杰生问道。



“不是的。你要不要?”那人生硬地回答。



“我知道这里以前是小青的围巾店,她现在在哪里?”杰生坚持问。他急着要找到她,因为只有从她那里他才会了解到弟弟的事情。



“我不知道她在哪里。你到底要不要?我给你便宜一点。东西都是一样的。”



“你得告诉我她在哪里,我找她有事。”杰生坚持着。



“我说过我不知道。你这人真是很烦。”那人说着,不再理会杰生,坐到桌前开始摆扑克牌算命。



杰生感觉到这个人一定是知道小青下落的,只是不愿说,几乎所有的义乌人都把信息看作是神秘的财产,不肯和别人共享,于是杰生决定使点手段。他说:“我是来找她赔偿的,我收到一批她发的货全部霉烂了。如果你不告诉我,那我就认你这个店铺。我马上去找工商管理局去,让他们来找你赔偿。”



他这些话似乎发生了作用。那人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几个字,塞给了杰生。“你快走吧,到这个地方看看,也许她在那里。”他没好气地说。



杰生看看纸条,上面写了个地点是:庐山街45弄6号。



杰生知道庐山街是在市场斜对面,处于稠州路和篁园路之间的南侧。庐山街口有一个牌坊,上面写着“文胸内衣专业市场”,紧挨着的是卖袜子的街。他以前并不知道文胸是什么,以为是人工增大乳房之类的东西,在走进这条街之后才知所谓文胸其实就是胸罩。这个市场除了庐山街外,还包括了桂林街、漓江街和保联一街,里面的店面都是卖胸罩内衣的。杰生第一次进入庐山街时加快了脚步,因为他觉得这里的店面如同女洗手间女浴室一样有着性别倾向,男人在这里走不合适。但是后来他在这里进过几批女式内衣,很好卖,之后脸皮也就越来越厚,自如地在这些店铺间走动了。



他仔细看着门牌,发现了45弄6号不是在街上,而是在一条小弄堂里面。弄堂内停着一辆桑塔纳车。当他推开了这个门牌的大门,发现里面是一个古式的院子,里面有天井、中堂,中堂上堆满了装满货物的纸箱,还挂着各式各样的围巾样品。原来她还卖围巾,并不是改成了卖胸罩内衣内裤了。院子里有几个人在干活,有几个本地工人,还有两个包着香葱一样头巾的印度人在用胶带枪打纸箱包。所有人都转头惊讶地看着杰生。



杰生说要找小青。他们都说小青现在不在。问他们她什么时候回来,都说不知道。再问她的手机号码,也说不知道。杰生知道他们一定有,只是不肯说。他说那他就在中堂等她回来。他感觉到其中一个本地人偷偷在后面打电话,说的是义乌本地话。杰生感觉到他是在和小青说话。果然,那人出来问他是什么人。杰生说自己是加拿大来的杰生。那人又跑到后面去,说了一通话。一会儿他出来让杰生等着,小青还在很远的东阳,要两个小时后才能回来。他带杰生进入一个房间去休息,这里有一张沙发和电视,看来是专门给客人休息的。杰生打开了电视,靠在沙发上看起来。



兴许是路途太累了,加上时差的关系,杰生一阵困意袭上来,沉入很深的梦境。他做的是一个童年的梦,里面有蜻蜓、蝴蝶和很多羽毛。他后来被一些声音吵醒了,醒来时还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只是脸上挂满了睡觉时流出的口水。他赶紧擦干了口水,听到外边有人说话,是一个女的声音,然后看到了一个女的走进来。一开始他还没反应过来她是谁,但很快认出是小青。她以前是长头发,现在剪短了。她冷冷看着他,问他有什么事情。



“你不认识我啦?我是杰生,是杰林的哥哥。”杰生说,心里不是滋味。



“这个我知道,你以前买过我的围巾。你还来买围巾吗?”小青还是那样冷淡。



“不是为了围巾,我是想找你打听一下我弟弟的事。”杰生说。



“这个事你不要找我,应该找公安局去了解。”



“是的,我会去那边了解的。我只是听说你是我弟弟的好朋友,所以才来找你。我爸爸说弟弟死之前和他打电话时经常说起你。”杰生说。他看到这句话发生了作用,小青的眼圈一下红了。



“那你怎么过了一个多月才来?你是他亲哥哥吗?”小青说。



“是,我来迟了。弟弟出事的时候,我正吃官司,被关在警察局里。后来被保释出来,但那段时间失去了出入境的自由。直到上个星期那边的警察局才取消了对我的限制。”



“先吃饭吧。我这里还有客人。吃了饭再说话。”小青说。然后她到别的房间,招呼客人。



接下去,杰生被叫到了饭堂吃饭。这是老房子后面的一间厅堂,摆着一张大圆桌。他奇怪的是,饭桌上坐着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奶奶。她的眼睛有白内障,在喝着一杯酒,吃相凶猛,像是一个年轻人戴着老人面具。桌上摆着一个大火锅,烟雾水汽弥漫,对面看不到人,像是过去的澡堂。同桌吃饭的有一个伊朗人、一个印度人,他们都会使用筷子。杰生坐下之后,小青也来了。她的身后跟着一个穿武警制服的人,自我介绍是当地消防队五号分站队长。吃饭过程大家都很安静,好像是在一场宗教仪式中。











吃过饭,天已经大黑。杰生又等了一会儿,小青终于把事情做完了。她告诉那个老奶奶她要出门。小青是这老奶奶养大的,老奶奶的眼睛一直瞪着杰生。小青背起了包,带着一只小狗和杰生一起走出来。她打开车门,小狗熟练地跳进去,坐到后排。当车子开出一段路,车子暖和了一点,车厢内散发着小青身上的气息。杰生感到这种气息和弟弟的死亡事实混合在一起。



“真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杰生说,他这样说其实是想打破车内的沉默。



“不客气。应该的。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我心里也一样。”小青说。



“我们现在去哪里?”杰生问,他看到车子已经开出了城区,过了一条河。



“去你弟弟租下的房子。他的房子已经付了半年的房租,还没到期。我有房子钥匙。他留下的东西都在那边。”小青说。



这个时候车子转弯,进了一条小路。这路水泥路面已经铺好,可路灯和交通标志都还没做。车子在一座房子前的路边停下,借着这座三层高的楼房一些窗户透出的亮光,能看到路基下面还是一片农田。小狗跳下了车,摇着尾巴兴奋地跟着小青。小青拿钥匙打开了楼下的门,小狗一头跑进去,往楼上跑,然后站在二楼一个门边叫了几下。小青把房门打开后,小狗钻了进来,没有叫,只是在每个房间找来找去。



“它在找你弟弟。”小青说。



杰生打量着这套房子。这是一室一厅的小单元,是弟弟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墙角还散乱地放着一些样品,桌子上有一部电话机,杰生在加拿大和弟弟通话就是通过这部电话机。杰生因为他进货东西不对路或者花费太大等事情,经常在电话里和弟弟大声吵架。有一次他明显地听到了狗叫声,大概就是现在这条狗。杰生看到了床上还有被子,厨房里有碗筷,他心里像是灌了铅一样沉重。弟弟已经没有了,要不是因为他的生意弟弟不会来这里的。现在弟弟死了,而他的生意也糟糕得像是陷入一个泥潭。杰生坐在桌子前,看着桌上的那部电话,突然控制不住痛哭起来。他埋头哭了一阵,想起小青还在房间里,转头去看她,看到她也在那里流泪。



“他出事的那天,我刚好出差去广州了。”小青说着,“那天晚上我和广州的客户吃饭应酬,很吵,听不到手机响。吃好饭看手机时看到一个小时前杰林给我来过电话,我打回去的时候没人接。后来知道他给我打电话时,他已经被刺中了,正在树丛里。要是我接到了电话,也许马上可以找人去救他。他要是马上打110的话,救护车也会来救他。可是他只想到了我,可能已经太虚弱,失血过多了,只能想起我一个人。现在想起真悲伤。”



“这事说起来还得怪我,我现在很后悔让他到义乌来。他不是一个适合做生意的人。”杰生说。



“这个我同意。你弟弟是个可爱的小伙子,但不是一个适合做生意的人,他太意气用事。”小青说。



“这个我知道。他死得太年轻了,才二十八岁,人生还没真正开始。你能告诉我吗,他死前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



“他并不喜欢眼前做的事。他一直说以后要到欧美国家去。他好像对指望你带他出去失去了信心,有段时间他跟我说起过准备找偷渡的蛇头带他出去。后来他还跟我说准备去非洲。”



“其实他对国外的情况一点不了解,以为国外的生活像电影里一样精彩,地上都铺着黄金。他要是真到了国外会吃尽苦头的。我父亲因为让我出了国,觉得亏待了弟弟,所以就什么事都向着他。我父亲给他钱做了几桩生意,办托运部、开小酒馆、开网吧,结果都亏得干干净净。我一直觉得欠着他的情,虽然知道国外很辛苦,还是惦记着想办法要带他出来。我从美国到了加拿大后开始做生意,开始的时候生意还蛮顺手的。我父亲为了让弟弟有事情做,说服我让他到义乌帮我进货,实际上那个时候开始我的生意已出现麻烦。我前些日子还在想早点把弟弟弄到美国算了,就算让蛇头带他偷渡也行,可是没想到他突然就出了事。”



杰生和小青说了一阵子话,小青说自己还有些事情,要先回去。她把房子的钥匙交给他,让他在这里慢慢整理他弟弟的东西。这里要回城里很方便,一出马路就有出租车。



现在杰生独自待在这间屋子里,弟弟的气息充满了这间屋子。父亲在电话里交代他要把弟弟使用过的碗和筷子带一副回来,这样他在阴间才有饭吃。还有弟弟穿过的衣裤也带一套回来,和碗筷一起放在他的墓穴里。杰生把父亲交代他收拾的东西都收进一个提包里,还收了弟弟穿过的一双运动鞋,他觉得弟弟在另外的那个世界里需要穿鞋子走路。杰生还发现弟弟杂乱的抽屉里有一些非洲地图、黑木面具、硬币、几本关于黄金的书、一些印刷粗糙的图片和小册子。他没仔细看,但感到有点奇怪。他想起小青说的话,弟弟干吗对她说要去非洲?是准备绕道非洲去西方国家吗?弟弟为何和黑人打架而死呢?他抽屉里怎么有这些关于非洲的东西呢?这些事情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



……





——摘自中篇小说《义乌之囚》,作者陈河,原刊《人民文学》



阅读全文请关注《小说月报》2017年1期,2017年1月1日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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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


星期二 二月 21, 2017 11:45 am


 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
        ——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四)

                ·忻鼎亮·

(上接 zk1503c)

五,余生的思考

  1,我所理解的文革和造反派

  文革是中国建国以来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我一生精力最充沛的时期就在文革中度过,让我忘却这一年代是不可能的,简单的“十年浩劫”的评语和结论也难以令人完全接受。自文革结束以后,官方的基调就是“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造成的十年浩劫,其主要罪状是打倒、迫害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评价文革“宜粗不宜细”的权威话语的控制下,对文革的深层次分析讨论一概禁止,不但官方媒体忌讳文革,甚至民间的研究和讨论也可能受到警方的干预。其实,硬性设置禁区是罔顾历史的自欺欺人做法,十年间现实的社会运动不可能真的被人们忘记,也不会因为高压让所有人都缄默不语,只有在此期间作恶而又被粉饰者才妄想永远掩盖真相。由于民间有识之士的不断努力,近年来不少文革亲历者的著作在境外出版,文革资料也不断闻世。特别是《记忆》、《昨天》等民间电子刊物、网站的发刊和流传,它给许多文革亲历者提供了一个话语平台,使文革研究的真实性和历史性都有了本质的突破。作为经历那个时代有良知的中国人,应有责任和义务还历史的原貌,力求把真实的文革留给后人。

  我认为:文革的整体面貌至今尚未有客观公正的评述,其中包括文革的起因、进程的分析、功过的评价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文革的起因涵盖这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党内高层的宫廷斗争,这方面已有不少论著和文章流传,我作为一介平民,也难辨真伪,且不是草民们关注的范畴。另一层面是普通老百姓为什么会积极参加文革,他们的动因何在?现在因为全盘否定文革的主调得到各级当权者的认同,所以大多数人在谈及文革时往往强调自己的消极和厌恶,以表明从未与这类的邪恶同流合污过。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客观地说,文革初期大多数人是以积极的姿态投入的。原因很简单:正常的公民都希望能在政治运动中有个好的政治表现。共产党的强项就是搞运动,每次运动后都会提拔一批积极分子,大家都明白,这是改善自己社会地位的捷径。

  自从建国以来,决定社会地位的因素有:户籍、成分(家庭出身)、身份(所从事的工作)、学历,还有政治表现,其中最具不确定性和可变性的就是政治表现。文革刚开始,人们都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场空前规模的大政治运动,所以大多数人认真学习文件和社论,积极参加运动当然是件非常正常的事。另外,毛泽东在运动中反复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点是有相当的群众基础的。不管毛本人是真心这样说,还是政治诡计,老百姓们从内心情感上是认同的。因为建国以来,整个体制是党领导一切,给普通百姓的实际感受就是党的领导决定一切,特别是反右斗争以后,批评党的各级领导就是右派的等同语,平民们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受了委屈或不公正待遇,基本上无处申诉。当然,政府的大政策是大体保证了绝大多数公民的生存权,但个人的个性受伤害、自由被限制的情形比比皆是。具体执行政策的各级干部们,即便有的是真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也难免在处理问题上带有个人好恶,在基本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十七年来,干部们累计的积怨已经造成了干群之间的情绪对立,这也是运动初期许多人积极投入的重要原因。

  运动刚开始,学生们是当然的先锋队,应该说,多数学生主流动机是为了争取有个好的政治表现。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运动的积极表现形式是造反,潜台词就是:各级基层领导在运动前的许多工作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起来造反就必须判断清楚,以往的事情哪些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而那些又是不对的,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这就给争取好的政治表现增加了难度,不是像以前那样只要紧跟党的基层领导就能遂愿。对造反内容的理解各阶层的和各个不同思想的人思维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十七年来一定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现象,至少文革的发起者毛主席是这样认为的。造反派们认为:最主要的不合理是各级干部们享受着不受群众监督的特权,处事专横跋扈,不听老百姓的意见,这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而一些干部及高干子弟们则认为:十七年来对旧的剥削阶级政治上处理得不够狠(反映在血统论的对联中),对文化领域的四旧也容忍过度(反映在破四旧运动中),这样易造成资本主义复辟,产生修正主义。针对这两个不同的矛头指向,引起了运动初期两派的激烈冲突。对于前一种思想,绝大多数干部是明确反对的,但对于后一种思想,造反派们未必都反对,只是认为不是文革的主要内容。令大多数人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居然支持前一种想法,千钧重的砝码使天平产生了不寻常的倾斜,以往的右派行为竟成了正确的左派。仅半年时间,造反的声浪对当权派的打击犹如摧枯拉朽,各级领导像多米诺骨牌倒塌一样,顿时丧失了长期掌握的权力,当年的威望一落千丈。这和他们十七年来积怨过多不无关系,保守派们除少数各级领导的亲信以外,也并非真诚地拥戴他们的上司,主要是鉴于以往政治运动的教训,因选择造反过于危险才反其道行之,这样的基础是不牢靠的。

  到了67年,运动的主战场成了新贵们为争夺再分配的权力,再由于军队的介入使形势变得混乱复杂。造反派们也明显分化,一部分造反派成了争功邀赏的新贵,他们持续了当初“走资派”的执政风格,同样压制不同政见,有的甚至更为跋扈;另一部分由于和介入运动的军队冲突,再次遭殃,成了新权力中心的反对派;还有一部分带理想主义色彩的造反派,看到了权力的更替并没有改变专制体制的本质,文革运动仅是一场“换汤不换药”的罢官革命,于是有的开始逍遥,有的则成为政治异己分子,在后来的“清队”、“一打三反”、“清五一六”等运动中屡遭整肃。后来的运动再也没有出现1966年下半年的模式,结果都是权力方获胜,几经反复,新的政权渐趋加强,压制不同政见也随之加剧,群众监督领导完全成了一句空话。于是,激烈的政治权斗场所逐渐从群众运动转入宫廷斗争,不稳定的局面一直延至文革结束,十年的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大多数人在期间都受到过各种不同的心灵创伤。

  文革结束后,对它的谴责基本上是众口一词的,但其内容则并不相同。以各级党政干部为群体的人认为:文革中最坏的事情就是群众起来“炮轰当权派”。从当年“西纠”头目孔丹在文革后给陈云的信中可见,他强调“西纠”们没有参与“炮打”活动就表明文革中没干过坏事,至于肆意打人、抄家等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似乎不值一提。而陈云回复中则明确赞同孔丹的说法,表示他们是“自己的子弟”,文革中并无明显过错。这清楚地说明,干部们认为文革中最需要“拨乱反正”的就是“炮轰当权派”,后来的事实也表明,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最彻底。随着群众“四大”权利的取缔,干部的权力被无限扩大,不受人民监督的程度比文革前更甚,为后来干部们大面积腐败提供了先决条件。普通老百姓们的感受则不同,他们对文革最痛恨的是: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在文革中,几乎人人都存在着成为阶级敌人的危险,没有可行的法制保证个人人身不受侵犯,再加上经济遭破坏,人们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导致对文革怨声载道。更为可怕的长效性破坏是在科技文化领域和道德领域的负面影响,知识社会价值的低落除了在八十年代稍有好转外,其社会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道德沦丧的社会化需要非常长的时期才能修复,可惜这方面的“拨乱反正”不但没有认真做,反有加甚,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以至于当我们已成为经济大国时,还因国民素质低下而被人看不起。科学和民主是现代自由社会的精神支柱,在这方面遭受的损伤负面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也是我国人民至今未能有真正幸福感的重要原因。

  造反派是一个特殊群体,它因响应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起来造各级党政领导的反而得名。因官方对文革评价的影响,这一群体现在被严重妖魔化了,被描绘成一群胡作非为的破坏分子,这完全不符合事实。造反派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文革中后期进入政权机构者,上至王洪文及当上各省市领导的代表人物,在人数上是造反派的少数。他们确实成了文革的新贵,不同程度上做过各类坏事。大多数造反派虽有半年的风光,但在以后各阶段政治波折中相继落马,早就被新政权抛弃,而且多被整肃。再加上文革后清查“三种人”的“补课”,能全身而退的数量甚少,可以说,他们是文革中境遇最惨的一个群体。事实再次告诉全国人民,在现存的体制下,反对领导就是“大逆不道”,有独立政见就是“图谋不轨”,一定会遭到最严厉的报复。

  对于造反派有几点需要强调的:第一,他们是思想上能独立思考,不屑于奉承拍马,敢于与领导抗争者,他们选择造反在政治上有相当大的风险,投机因素不占主要成分;其次,文革中破四旧,毁坏文物,肆意抄家,对四类分子进行人身虐待,基本上是保守派所为,当时造反派位于少数,身处险境,生怕受人以把柄,不敢也不能做这类的事;第三,造反派绝不是文革得益者,恰恰相反,他们是文革受害最大的人群,遭到整肃最为严重,身心两方面都遭受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当然,造反派们垢弊也不容掩盖,我也不能认同有些文革研究者的见解,认为造反派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者,“炮打司令部”是开创民主运动的先河。造反派的行为实际上也没有民主理念,他们对付政敌的方法也是无限上纲、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同样也是政治整人术。这样斗争的发展必然会演变成武斗,形成暴民政治,这与和平、非暴力的现代民主运动相距甚远。重读当年造反派们的大字报,确实带有较严重的极左派腔调。

  学生造反派更是遭受文革蹂躏的重度受害者,他们与已有职业的人员不同,很少有个人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动机,理想主义的成分占多数。如果一定要细究其功利性动机,基本上是为了争取一个好的政治表现,也就是孙怒涛所说的:想当个党和政府认同的“优质”大学生。运动初期,在我所接触的大学生中几乎都是积极参加运动的,而且都是积极跟党走的,其动机应该说是很纯洁的。因为家庭或个人原因想捣乱的基本不存在,即便思想上有不满,也不敢在一开始就有所表现。当时,大家比拼的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紧跟程度,在基层党组织失控的状态下,评判和结论只能从报刊的社论中去寻找。如果,某张大字报的观点和后来的社论精神吻合,那么大字报的作者就会成为大众认同的左派。这样,学生们就以极其认真的态度研读每天的报纸,强调认识的前瞻性、思维的敏感性和创新观点的正向效应,最初的学生造反派大体都是这样产生的。从性格角度分析,这些人大都有独立思想,不喜欢拾人牙慧、人云亦云,而且有一定的冒险倾向,因为判断一旦错误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应当说,最早期的造反派领头者大多数是出身和表现都比较好的,因为如果这两方面有亏,不但号召力受影响,还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且,那时的领头人物没有任何上层的指定,完全靠的是自身的影响力,应当说在能力上必有过人之处。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在运动初期造反派处于少数地位时,其核心人物和骨干在思想、道德、智慧和能力各方面,正向因素应该是远大于负面因素的。后来,造反派形成了帮派成了政治运动中的重要角色,并在角斗中逐渐占了上风。那时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成分急剧淡化,为自己的帮派争取实际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地位成了主要目标,届时进入造反队伍者,其动机就难以判断和估测了。初战暂时获胜的造反派大体都这样考虑:最高目标是力求在新的权力机构中争得尽可能多的席位和话语权,最坏的底线是不能被打成反动组织而遭受整肃。这样,“君子不党”的古训已被抛在脑后,早期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则被实际的功利淹没了。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冲突和权力再分配,那些早期领头者,少数人被社会地位和权力所腐蚀成了运动的新贵,多数人在各个阶段和新权力集团发生了冲突,成了运动的牺牲品。后来,经过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学生造反派的骨干们几乎很少有人幸免,成了文革中受害面最广的一个群体。直至文革结束后,对“三种人”的反复清查,应该说,文革初期的造反骨干能免于整肃的基本没有了。数十年过后,这批才能超于常人的群体在政界上层已经绝迹,少数人在科研领域或是商场中凭着自己的才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身的价值,大多数境遇悲惨,个别的连基本生活和基本人权都不能保证。经历了这样的人生坎坷,当年对党的真诚热爱自然不复存在,多数把政治视作为畏途,被迫安于苟活。少数继续关心国事者中,现政权拥趸寥寥,有向往民主政治者,希望中国顺应世界潮流;也有沉迷于文革不能自拔,成了新一代的“毛粉”。

  文革应当否定这是无疑的,但我认为对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的仅是66年下半年到67年初的群众起来“炮打司令部”这一阶段。虽不能说这是民主运动的雏形,但老百姓以独立公开发表政治见解的形式,维护自身的利益,向不受监督的官员们挑战,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尽管其中多有偏颇和弊端,至少能容忍这样大规模地公开发表政治异见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这也是对官僚特权一次巨大的冲击,将官场的弊病和劣迹公示于众,使群众开始认识到专制制度的危害性,无疑是促进社会改革的冲击波。另外,这一运动过程至少反映了一定的民意,官僚体制的积弊已经造成相当程度的民怨,以至于不少群众甘冒一定的政治风险加入造反派的队伍。

  2,社会进步与不同政见

  我本是一个适合研究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文革中误打误撞陷入了政治圈,历经磨难,终于又回到了我原来专攻的力学专业,从事人体力学的研究。人生的这一波折,我没有后悔,反使我更深切地感受到科学与民主的相通。“赛先生”和“德先生”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恒定的精神追求,它既是读书人固有的理念,也是社会进步永恒的思想动力。科学和民主的灵魂就是创新,创新来自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所以,独立思维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支柱。在自然科学领域,现代世界各国政府都鼓励创新,像哥白尼时期那样的惨剧基本没有了。但在政治、社会变革领域,由于有专制政体的存在,独立创新思想就不很畅通,当政者为了自己阶层的利益往往会运用公权来迫害独立思想者,反右运动如此,一打三反运动也如此,直到“六四运动”,类似的情景依然延续着。

  其实,对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研究应当和研究自然科学一样,必定有其最佳化模式,最优化途径,目标函数应是全体国民的最大利益。事实上,各国政府都在研究这样的课题,但因为其中牵涉到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当政者就不愿意正视客观现实,让各种不同政见进行深入讨论和实践试行。世界上把有独立见解与政府意见不同的称为不同政见者,在我国则以公共知识分子名称代之。不少政府对这类人相当厌烦,千方百计企图迫使他们闭嘴,当年的苏联及东欧诸国皆是如此。一个国家只允许一种声音,这与世界进步的民主潮流非常不相容,压制不同政见,迫害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结果只能是加剧社会冲突。反之,宽容他们,参考他们的政见反能合理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需求,推动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和谐。我认为,对不同政见者的容忍度是当政者的自信力和民主意愿的标志。一个工程系统,如果没有负反馈,系统一定会崩溃的。社会问题也同样,一个国家没有不同政见(主要是反面意见)同样不能长治久安,早晚会有动乱,这不是“境外敌对势力”制造出来的,而是系统本身存在问题。所以,不同政见者的存在,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对社会进步利多弊少。有人担心他们的存在和发声会影响政权的权威性,可能造成政权不稳,甚至被颠覆,这完全是专制体制下的思维模式。首先,如果一个政权被批评就会垮,那么这个政权非常脆弱,一定不代表人民。再者,不同政见者的基本特征就是非暴力非团伙性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们只有和平、理性的抗争,根本不存在对政权的实质性威胁。他们大多来自知识界,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能公开表示不同政见,就表明评判精神和道义担当,并非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能对社会问题提出独立见解,则表明热衷公共事务有奉献精神。如果,这样的知识精英都不能容忍,很难让人相信当政者是真心为了国家强盛和社会进步。

  其实,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古来有之,他们始终是历代专制君王的眼中钉,接二连三遭到迫害和整肃,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启了整治异己知识分子的序幕。虽然唐代诗人章碣明确提醒:“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指出了读书人不会搞颠覆,但仍然减轻不了独裁者对来自文人反向言论的憎恶和打击。在宋代,文人的处境相对最好,因为宋太祖有遗诏,对进谏向君王提意见的文人一律不杀。这样就形成了“清流派”的文人阶层,以议朝政批评当政者为荣,所以,宋朝虽然军力衰弱,但科技文化则是历朝中最繁荣的朝代之一,这与开放言路容忍不同政见有很大的关系。到了民国时期,世界上已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博爱、平等、自由已成了基本人权的内容,形成了知识阶层的共识。共产党就是以批评执政的国民党践踏民主作为号召民众的武器,延安的《新华日报》始终以倡导民主为主调。毛泽东在七大闭幕式上讲话明确提到:“当前世界的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执政后,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当年的宣传,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用专政的手段进行镇压,反胡风是如此,反右也是如此,文革中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更是如此,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整肃的人也一次比一次多。结果反对意见不但没有消除,反而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了大量的正直且有社会责任感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社会上阿谀之风陡长,奉承拍马的小人和唯唯诺诺的平庸之辈接二连三地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对国家的兴旺和文化的繁荣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在现代社会中,不同政见的存在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它是社会的调节系统,有利于执政者不断地改善社会管理,推动时代进步。反之,如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政见采用专政手段压制,必定会使社会畸形,产生内在的不稳定,最终导致崩溃,苏联和东欧诸国就是明显例证。事实上,对待不同政见的态度是考量执政者是否真心推行民主政治的标尺,这也是普世价值的内容,专制政体是应该到了被彻底淘汰的时候了。

  3,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

  我认为:文革最大的祸害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贬值。“知识就是力量”这是颠覆不破的永恒真理,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进步都是在知识不断的更新中实施的,知识分子永远是促进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核心动力。

  当年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指出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是引导社会进步的群体。他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分析,得出产业工人阶级是推动社会进步主力军的结论。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已经取代了工人阶级,理所当然地成了与最先进的生产形式相联系的阶层。(近期在网上流传的普利汉诺夫的封存遗嘱也谈到了这一点)所以,纵观世界各国,凡是重视知识,重用知识分子的国家,相对都生产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反之,都将会出现各种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引起各种形式的政局动荡。

  我国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那时对知识分子还是足够重视的。从经济地位看,按1955年工资制定标准,教授收入比司局长略高,副教授比处长略高,讲师、工程师比科长略高。从社会地位看,知识分子普遍受到尊重,对国家大事(特别是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事)也有一些话语权。随着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开展,知识分子们常常成为受整肃的主体,反复被提醒要“夹着尾巴做人”,要“认真接受改造”。因此,其整体社会地位急剧下降,文革期间降到最低点,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并列为“臭老九”,读书无用几乎要变成了读书有罪,科技文化事业受到了巨大的摧残。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动荡,百姓受难。十年浩劫过后,确实引来了一段可称之为“知识分子的春天”的日子,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语千钧口号的引领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风气骤盛,考大学、考研究生改变命运为广大年轻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不用屈辱地乞求权贵并切实可行之路。不久,又恢复了知识分子职称评定,并确定了技术职称的工资级别。教授工资介于行政正局和副局之间,能享受高干的医疗保障,工程师的工资略高于正科,虽然这比建国初期的地位略有下降,但对“臭老九们”来说已经是相当满意了。那时的知识分子心情舒畅,大多数人都感到报国有门。

  随着权力的经济杠杆作用的日益增大,知识的社会价值不可避免地急剧下降。在后改革开放时代,权力和金钱成了社会权重最大的两个要素,随之而来的则是:知识贬值,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腐败盛起,贫富差距悬殊,政府公信力下降,老百姓怨气上升。经济的连续增长掩盖不了这些社会弊病的繁殖,也没有使人民实际体会到真正的和谐和幸福,知识界又陷入了新的彷徨。不平则鸣,历代如此,现代化的网络成了我国知识分子公开、和平、理性地表述不同政见的唯一场所,虽然经常被一些劣迹斑斑的贪官污吏们诬蔑为受西方敌对势力操纵,但呼吁民主,呼吁整体改革的声音始终不断。因为自由地发表个人意见已是普世公认的基本人权,也是知识分子最看重的自身权利,对它的容忍度是检验一个政府是否真正推行民主政体的一个重要标准。既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知识分子就应该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境遇也应当是社会是否真正和谐发展的衡量标尺。近年来,知识分子待遇与行政官员相比,相形见拙。以上海为例,1993年开始将教授级的医疗高干待遇取消了(曾许诺以后恢复,至今未见任何兑现迹象),如今普通教授的实际收入只能相当于公务员中的科级,对公众事务的话语权更是微乎其微。知识和知识分子没有体现其应有的社会价值,这样将产生的负面后果迟早会显现出来的。

  回顾自己的一生,内心最自我欣赏的是自己的独立思考、喜欢直言的秉性。年少时就是这样,愉快、顺利地渡过了学生时光;文革时过度爆发,以致惨遭整肃;劫后依然如故,坎坎坷坷地走完了从业生涯;风烛残年还要这样,把一些本不应该示人的回忆见著于世,给自己的晚年添烦。此时,不禁想起《屈原·涉江》中的名言:“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本性难移也罢,生不逢时也罢,我总是想把自己该说的话全部说完,为人生不留遗憾。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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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


星期二 二月 21, 2017 11:44 am


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
        ——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三)

                ·忻鼎亮·

(上接 zk1503a 四,“另册”阴影下生活)

  2,兰考和兰考的知青们

  我正式踏上了工作岗位,处境比在农场是又好了许多,“紧箍咒”似的档案在县组织部,本单位的同事都不知道我的过去。我表面上是和大家一样开始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我还需倍加小心:不能得罪领导,不能参与任何政治运动,否则后果会比以前更惨,因为我已经没有学生身份了。那时兰考很穷,穷得难以想象,但那里的人们还是比较老实、胆小、善良,(不似现在河南专门造假的印象)处事比较实际,对政治理论淡漠。那时的大形势是文革中的一个低谷区,政治环境也稍有宽松。我被分在兰考县科委,属政府机关,没有什么太具体的业务工作,除了经常去工厂和农村蹲点外,我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也许是本性难移,积习难改,我沉积了两年的思想又被激活了。在河南的那几年,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结交了一批新朋友,二是读了许多书,清理了思想,写出了政论、文艺等方面的一批处女作。

  我来兰考前,上海有一批知青在兰考插队,分别集中在韩村、唐寨、大付堂三个知青点。我到兰考后,不久就与他们有了不同程度的接触。韩村的知青最多,以五十一中(位育中学)中四和中一的学生为主体,另外还有颇有名气的上海中串会的核心人物,市东中学的侯美度(红鸥)、复旦附中的张水荣等。我较为相知接触最多的是我的校友,比我低两届育才中学的陈韶麟。这些插队学生多数是真心诚意到农村锻炼自己的,他们平时本分地参加劳动,空余时还能认真读书,有一定的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大付堂的知青基本上都是中学造反派,持中串会观点,如管宇春、邱月芳(海鹰)等在文革中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他们对接受再教育一类的口号内心并不认同。接受再教育态度最好的应是唐寨的知青点,他们积极参加劳动,认真地学习农活,与另外两个知青点少有来往。因此。他们很快就得到县里的表彰和嘉奖。队长复旦附中的樊颂贤被评为毛著学习标兵,不久就上调参了军。客观地说,这三个知青点的知青大多数都是下乡青年中的好学生,但他们选择到兰考插队都不是正常途径的统一分配,而是自己和兰考知青办联系的。个人当初的内在动机至今无法考证,但三十几个来自重点中学(大多数)的学生集中在兰考插队,已成为很有特色的事件留在了知青下乡史上。我和他们相识在贫穷落后的兰考,那时,文化沙漠似的环境和强烈的精神生活需求使我们很快有了频繁的交往。我和他们中近三分之一的人有过一定程度的深谈,和其中的一些人成了好朋友,交情一直保持到如今,我的老伴也是当年兰考唐寨的知青。

  我在劫后余生的日子里,居然很快地结交了一些思想上的新朋友,这是得益于兰考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兰考人很穷,最关心的就是怎样能不挨饿、不受冻,对生活上能给与他们一些帮助的人都有感恩之情。比如,每次从上海回来,能给周围同事、邻居分送糖果、牙膏、肥皂等小礼品,他们就会记住这些情谊。研究社会制度、政治理论离实际生活很远,绝大多数人对此毫无兴趣,他们不关注这类人,也不会认为这类人是坏人。所以,我在兰考和一些朋友们谈论政治问题,也没有受到任何注意,我与那批知青的清谈沙龙一直持续着。即使他们尽数上调到工厂,我们之间无穷的话题始终没有中断。

  与我思想上交往最多的是韩村的陈韶麟和唐寨的朱学勤。陈韶麟是上海育才中学高三学生,和我不但是校友,在文革中还有一段彼此不知的缘分。文革初期,我们中国科大几个原育才中学的校友写大字报到母校,认为育才中学的教改是修正主义的教改,校党总支和段力佩校长应对此负责,接受群众批判。此举马上受到强烈的反击,在育才中学校领导的组织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给我们扣上放反革命邪火的帽子,指责我们是小右派分子。在近乎一边倒的舆论下,陈韶麟等二十三个同学写出了《谁敢灭火?!》的大字报,指出我们点的是革命之火,对我们表示了罕有的支持。我们在兰考邂逅相遇,谈起这段往事,彼此的亲近感骤增,不久就成了思想上交往频繁的好朋友。他在77年文革后首届高考考入开封师范学院(现河南大学)中文系,79年考入本校现代文学研究生,师承任访秋先生,专事周作人作品研究。毕业后就职于中国科大,在科大少年班教中文,后调至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工作至今。陈君为人坦诚,忠于友情。早在插队期间,就对鲁迅有深入仔细的研究,在经济很困难的情况下买齐了鲁迅全集,并认真通读。只要谈到鲁迅及其著作有关之事,他都能详细地谈出出处和原委。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又研读周作人的作品,对周氏兄弟的文学成就有独到的认识和见解。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不愿笔耕,述而不作,以至于他的精到见解不能问世。我们之间的交情已有四十余年,在政论、文学、社会现象等方面,我们一直延续着没有谈完的话题。

  朱学勤也是当年与我接触频繁的年轻人,他现在已是赫赫有名的独立知识分子,其业绩不用我赘述了。他当年在兰考唐寨插队,和我老伴同一个集体户。他是69届的学生,文革开始时还在读小学,当时因仰慕这批兰考知青,单身一人来兰考,是这批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志向高远,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读书极其勤奋,也有相当的领悟能力。开始时,他不断向学兄、学姐们学习,像海绵似地吸取知识营养,不久在见识上就有了逾越。那时我们相识了,经过多次交谈,我惊讶不已,如此年轻的上海知青居然对政治理论极感兴趣。后来,应他的要求,我和他在开封陋室里谈了三夜,详述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我从自身经历谈起,按我独特的理解分析整理文革的脉络的各类典型事件。朱君听得十分投入,并不时发问,许多内容他都记得很牢,多年后都能具体谈及。据说他回巩县后,曾把我的谈话内容作了认真的回忆并作了书面记录,从此开始了正式的对文革资料搜集和研究。我们之间另一重要话题是谈《南共纲领》,学勤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在旧书店购得该书,读后十分兴奋,与我谈及此事。该书是我在68年精读并作了详细读书笔记的,我虽然当时身边已无书,仅凭回忆,我把整体框架和主要内容对他系统地讲述了下来。后来在通信中他竟戏称“忻君吾师”。现在,青蓝易位,他业绩卓著,在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领域的高论,我大概连听也听不懂了。除了这二位,兰考的知青们在文史或理工等方面做出成就的不乏其人,但他们对兰考的这段生活都觉得对自己一生有一定的价值,并没有对当时非常艰苦的生活作不堪回首状的控诉。我也同样,认为在兰考时期精神生活还是比较值得回味的,除了一批知青朋友外,我还交了一些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大学生朋友,交往一直保持到现在。

  3,浩劫年代读书和写作

  文革后期对失落感很强的大学生来说,也许是个学习知识和提高承受力的合适空间。那时,我们正处于精力旺盛求知欲很强的时期,在一片大批判的阶级斗争浪潮中,我们没什么正经事可做,却又有大量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正是认真读书的好时光。我在兰考呆了一年多,被抽调到开封地区推广优选法小分队,不久就留在了开封地区科委。在那里,我和本单位的图书馆管理员保持了相当好的关系,我教她数学、中文和外语,(她正准备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被推荐上大学)她给了我翻阅封存禁书的自由。我如鱼得水,不但补看了几乎所有的中外名著,还接触了萨特、弗洛伊德、悉尼·胡克、德热拉斯等政论和哲学著作,顿时感到眼界大开,自觉思想境界又深入了一步。这又得益于河南这样的环境,人们对我这样异于常人的举动缺少“政治敏感性”,只认为我是个爱学习的青年。经过大量的阅读和思考,我对许多社会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鉴于大学时期的教训,我又不敢与人交流,和好朋友的谈论也尽量限制在安全的范围内。这样,我的思想成了一个只有输入而没有输出的系统,我感到不爽,于是决定写些东西,留些作品,相信将来会有用,即便是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也好。那时,我虽然还是单身,但已有一个九平米的独立宿舍,安全尚可保证。于是,从74年开始,我笔耕不止,写出了一批仅有手稿而不能公开的作品。现在偶尔翻阅,虽然觉得当时见解上不够成熟,语言还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但其中的激情和敏锐仍为可贵,至少我现在是不复再有了。

  第一个作品是一篇小说,题名为《经验》,写一个县级机关科研弄虚作假的事,是在我相当熟悉的领域内虚构的故事。之所以初选这一题材,是为了先练练笔头,也让我这爱好文学的理工科学生过一把文艺写作瘾。此后,我便一发不可收,先后写了《论自由》、《李白与杜甫》、《谁之罪》等一批政论、杂文和小说。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我在那时写了两篇批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文章,这是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后,并将其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比较后的学习体会。我认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将人的意识和事件过程都简单化了。意识应该包括感觉和思考,而思考则是决定人们行为主导因素。而《实践论》恰恰淡化了思考的功能,过多强调感觉。另外《实践论》描述实践过程过多强调了经验感知,忽略了思维和间接知识的作用,特别在知识共有的现代化社会,人们获得正确认识多数来源于学习知识,而不是亲身体验。毛的这些哲学思想正是他历来罔顾科学规律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缘由。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过分突出对立统一规律,而将量质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视作其附属,这就将社会发展过程简单化,把制度的变更看作两个阶级的位置互换,这就造成他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发展的全部。它片面地强调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斗争,无视矛盾双方存在的同一性,这就使我国长期处于斗争的气氛中,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他的内因决定论更是显得缺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常识,也是全国人民一直陷于无休止的内斗中的理论根基。那时,我对毛泽东的认识比70年前又进了一步,当然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些想法不足为奇,更何况也未必都正确,我仅想说明当时自己的思想变化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另一篇值得一提的是题名为《血雨催春》的小说,它以76年四五事件为背景,主要描写一些当年经历文革的大学毕业生在这次政治事件中反抗暴政的表现。四五事件引起我强烈的愤慨,觉得不写不足以平息内心怒火,于是我在没有具体材料的情况下,凭想象虚构了这样一篇小说。这是用血写的文章,充满了激愤,现在翻看还竟不住动情。为了安全,我的这批文字手稿在当时基本不示于人,极好的朋友也仅能看一些小说类的,如批评毛泽东的文章在“四人帮”未被打倒前无一人看过。经过一次劫难,我仍然敢于如此“不安分”,是因为随着阅读量增加,我越来越感到这样的专制制度肯定长不了。一旦龙归大海万寿有疆之时,应该能看到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从现在的目光看,这些文章无论是思想或表达方式都有一定的欠缺,但它毕竟是我思想变化的历史纪录。在上世纪末和前几年,有些朋友都借阅了我的这批作品,特别是一些文革研究者认为其有相当的价值。而我仅把此看作自己人生旅程的一个环节,也是我这样一个具有异端思想的人批评主流社会而发出的不同声音。

  4,人生的转弯

  此后,随着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打倒,文革结束,我的人生轨迹出现了急转弯。接下去的生活就是重新拾起数理化,苦读外语,考回科大回炉班,交大研究生,生活节奏顿时紧张起来,精力和兴奋点又回到了我原来的专业领域。毕业工作后,因业务上逞强的欲望使我陷入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必经的常规程序,集中精力不停地搞课题、写论文,为了使自己的职称尽快从中级、副高到正高一步一步地升上去,因此能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和比较舒适的生活条件。对知识份子应有的推动社会变革的社会责任心却在一定程度上罔顾了,也许是心有余悸,也许是兴趣的转移,总之,我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基本中断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可能我有些机会可以进入体制内,这便于名正言顺为社会变革发声。八十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掷地有声口号的感召下,社会上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氛围很浓。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倡导下,许多平民出身的年青知识分子被选入了“第三梯队”,作为新一代各级接班人培养,像我这样当过“反动学生”居然也在此列。那时,我的档案已经过两次清理(林彪事件后和文革结束后),已经没有一打三反运动留下的痕迹了。单位领导启动组织培养程序,派人到中国科大外调,了解我在文革中的表现。那时科大力学系当政的是我同年级同学,他为了成全我的好事,重点强调了我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受到迫害,对我运动初期造反派的身份淡然置之,至于“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估计一字未提,就这样我顺利进入后备干部名单。那时,正值控诉文革当热时期,不少人将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痛苦浓墨重彩地上升为“受迫害”在各种公开场合反复讲述,以便积累政治资本。一位与我颇为相知的领导见我从不谈文革,曾直言相询,问我怎样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我实言相告:“我文革中被整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批评毛主席。”他听后频频摇头,而后又反复提醒:不要把这话再对别人讲。说实在话,我当时对自己专业上发展甚为看好,对是否当官看得很淡,始终也不要求加入共产党。到了八九民运以后,我彻底失望,中断了这方面的任何念想。这样,由于我的不配合,仕途无望也是情理中的事,在体制内发声也就成了幻想。我退休后,逐渐淡出了专业,也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旧病复发”理所当然。但是非常可惜,在与朋友们接触中,我很快发现:由于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思考、研究的中断,现在的认识离社会科学前沿问题的讨论已很有差距了。所以,我只能将自己在文革中思想变化的经历实录下来,希望能对文革研究和政体改革作极微薄的贡献,也了却我一生中最后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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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frankjiang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9:38 am

祝福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Laughing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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