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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影视界为何难出“大腕”！
星期三 九月 16, 2009 8:47 am
世博会即将来临，世人的焦点肯定会越来越密集地注意到上海。给大大小小的“上海话题”加温。但近一年来的媒体公关战愈演愈烈的背后，人们发现，尽管上海媒体越来越兴奋，上海社会越来越热闹，与此相关的“上海话题”越“炒”越多，但真正有灵魂的“上海题材”却始终难出来，难代表“上海城市精神”去攫取世人的心。舞林大会、笑林大会、全家都来赛、东方天使…等一大堆娱乐节目，把世人的眼睛吸引了过来。但它们仅仅给人是一种“码头”的印象，试问“潜伏”在这些热闹背后的“上海城市精神”又有多少“精神内核”呢？！这其实是上海“土产”的“大腕”的缺席所带来的结果。让人十分感概叹息。
上海的“大腕”才是上海最好的“代言人”，是真正留住世人目光的。联想到近几年上海一直仅有单独的“桥” 的功能，“码头”的功能，而缺少有全国影响的大腕，大艺术家出现。造成原创的其次与艺术品质的边缘化！这导致了艺术品种的增多而上海艺术家不受人重视的社会世态怪象。
拿上海的影视作品举例，上海的表演艺术家在全国的影视艺术实验活动中大都只有次角和龙套的地位。难得有支撑影视作品与观众号召力的大作、大腕出现！过去上海影视界不乏叫得响的大腕，编导演中群星璀璨，交相辉映。是国家的“半壁江山”。夏衍、郑君里、赵丹、白杨、张瑞芳…还代表了各个时代的声誉。但看看现在的上影厂是个什么情况呢？！有些遗憾。它沦落到买地才能“养家糊口”的地步。只为他人搭桥，做嫁衣。究其原因，还是创劲、冒劲不够！上影厂应该有创新大手笔，应该不只想着“买地盘”，而应该有制造新大腕，扩大地盘，抢地盘，收复城池，当“大开发商”的勇气与魄力。
成立了文广集团后的上视电视剧创作团队也越来越影响小了。以前的“求索”“创新”等团队不见了踪影。原创的思想品味与格调都高的大作品始终难以现身出来。“署名”的多，原创的不多！所以上海大腕，千呼万喊难出来。
泱泱一千七百万人口的上海，它的主要媒体窗口上视、东视仅仅是靠一些娱乐节目在坚守地盘。很难想象它们能走向国际。上海的影视界都只是“桥” 而绝非再有“半壁江山” 的自诩了。缺乏大家，缺乏大作，进而缺乏大腕的不正常状况看来急需改变。
近几年，上海的影视文化事业发展虽也作出了较大成绩，但总的来看，拿它与一个国际大都市比，与一个拥有一千七百万人口，连续十四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的超大型城市比，还有相当的距离。这座城市需要知名度。需要大腕！ 2010年上海世博会就要来了，文化诸方面的发展如果还停留在这样一个只有“桥”没有“地”的发展水准上，那不必讲世博会那样高的目标很难实现，就是全市人民的文化精神生活也很难满足。上海需要原创，上海呼唤自己的“大腕”，这些才是上海向世人掏出的最值钱的影视文化名片！
转自好兵帅克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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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一句顶韩寒一万句？
星期三 九月 16, 2009 8:41 am
8年前，著名作家刘震云和天才少年韩寒先后做客某家网站，并有过一次交锋。
在采访中，刘震云对这位80后作家充满了宽容和鼓励的姿态——
主持人（对刘震云）：您怎么看待韩寒，怎么看待中国的教育现象？
刘震云：我觉得韩寒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少年，他在《三重门》里面还用过一个标题，叫“一地鸡毛”。我觉得对韩寒来讲，起码从创作来讲，困难不在现在，而在今后。当一个人接近自己生活的时候，写作是非常容易的。当你能够排斥这些日常的生活，排斥自己的生活，能够越过自己的生活，进行艺术想象的时候，你会感到面前有非常大的困难。如果韩寒想成为一个长时期的作家的话，我希望他能够顺利通过这个障碍。
而年轻狂傲的韩寒对刘震云这位前辈却似乎有点不太领情——
主持人（对韩寒）：上一次，有一位作家叫刘震云，你了解吗？
韩寒：还行。
主持人：他说你是一个天才的少年作家，你怎么看？
韩寒：他可能没有看过我的东西。
主持人：他看过《三重门》，里面有一个“一地鸡毛”的标题。
韩寒：可能我这个标题把他弄得比较高兴，就夸我一句。
8年后的今天，两人一不小心在淘宝网上遭遇并PK上了。
2009年4月30日，北京春季地坛书市正式开幕。书市组委会追赶潮流，在同一天首次将精挑细选的部分书市图书搬到网上进行售卖，包括刘震云、王立群、王金战等知名作家签名版的《一句顶一万句》、《中国不高兴》、《澜本嫁衣》等11本图书。但4天过后，这家名为“北京书市官方店”的网店却尚未售出一本书。
这与韩寒的网上书店火爆的人气形成了鲜明对比。4月19日开业第一天，便签售2000余本，半个月时间内已售出10多万册图书，毫不逊色于一家中等规模的书店。昨日，该网店还发布通知告知广大网友，“‘五一’后正式实施一人一次限拍一本；如用购物车同时拍下数本的，我们会关闭交易或退款，不再发货。”
为什么若干著名作家，却干不过一个业余作家（韩寒是一个职业赛车手，并且兴趣广泛）？仔细分析，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作者的定位和特性；一个是图书的价值取向和差异。
众所周知，淘宝几乎是年轻人的地盘，而韩寒的粉丝大多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自然熟悉也在26岁以下的年轻人，对网购之类的新事件自然轻车熟路；而刘震云、王金战等作家的读者更多偏向三十岁以上的中青年人，他们大部分习惯去书店购买图书。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韩寒的博客访问量已突破2.4亿，在这样一个流通量巨大的网络平台上为自己的网上书店做广告，自然既贴切而效果又奇佳。
但这只是表层原因，其里则是流行文化的甚嚣尘上。笔者手头正好有韩寒的《他的国》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前者的语言尖刻、俏皮、机警、新鲜，读起来特别轻松解气；后者号称中国版的《百年孤独》，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很大，“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构成言说的艺术，都能拧出作家的汗水”，读起来自然让人费劲。
韩寒的书，一万句轻似一句，如众马下注千丈坡似的畅快，读完后可以完全甩在脑后；刘震云的书，真正一句顶一万句，有如背负重荷攀爬峭壁，即使表面的些许冷幽默，也驱赶不了背后的沉重与孤独之感。
两种书都有其价值和市场。但从单纯的文学价值而言，我肯定会选择后者。《一句顶一万句》我一次顶多读几十页，读完后我会好好地收藏于自己的书柜中；《他的国》的两天的时间看完，然后送给了我的侄儿——他一直眼馋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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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时序与曹雪芹的生年
星期三 九月 16, 2009 8:39 am
《红楼梦》的时序与曹雪芹的生年
刘昭源
（作者自注：本文于2008年10月29日下午3时，刊载在《红楼艺苑》网站上，次日《新浪圈子“红楼”》等几个网站均有转载。现在作一些文字修改，收入到本人的博客之中，并称为博客版。）
八十回本《红楼梦》，写了贾家，又写甄家，真真假假，耐人寻味。现在我们知道，曹雪芹是“借甄家写曹家”，让曹家不至从此泯灭。否则这个“似有若无”的甄家，从文学的观点看来，全部都可以删除。所以不妨说，在《红楼梦》中，贾家是一个艺术大宝库，而甄家则是一座曹家小陵园。为了让后人发现这个陵园，曹雪芹设置了两个路标。
第一个路标设在第十六回，作者借赵嬷嬷之口说道：“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也不信的。”
第二个路标设在第七十五回，作者借尤氏之口说道：“昨日听见你爷说，看邸报甄家犯了罪，现今抄没家私，调取进京治罪。”
因为在江南“接驾四次”而又被“抄家”的，千古以来就只有曹家，所以它不可能不被发现。1921年，胡适终于把陵园的大门打开，“无材补天”的曹雪芹，也就从此让曹家名扬天下。
“借甄家写曹家”是曹雪芹当初创作的一个意图，它是“内证”与“外证”的桥梁，是一个已被证实的红学假设。正如任何科学假设都会成为探索新知识的出发点一样，完全有理由相信，从这个假设出发作进一步推论，将会对曹雪芹的身世有更多的了解。确切地说，我们至少还可以知道，《红楼梦》的时序和曹雪芹的生年，并且可以将“生年”、“接驾”和“抄家”，统一在一个完整的时序中。
（一）《红楼梦》的时序
前八十回本《红楼梦》，应当说是有明确时序的。第一回说“朝代年纪”“失落无考”，只不过是避讳之词，所以脂砚斋接着就说“大有考证”。现在的问题是要用科学的方法，把它考证出来。
大家知道，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第三回“黛玉进京”，第四回黛玉第二天看望李氏母子，所写的都在同一年冬天。这一年黛玉六岁，宝玉“七八岁”，贾蓉“今年才十六岁”，贾兰“今年方五岁”。按第三回所说，宝玉比黛玉“大一岁”，于是他这一年应该是七岁。另外，他当年在夏天的生日已过，不可能达到八岁，也只能按七岁计算。由此可知，黛玉、宝玉和贾蓉分别比贾兰大一岁、两岁和十一岁。第七十八回在本书最后一年，这一回题“姽婳诗”时，贾兰十三岁，因而黛玉十四岁，宝玉十五岁，贾蓉二十四岁。从第七十四回到第七十八回，时间均在本书最后一年八月中秋节前后，这时贾家已经知道“甄家抄家”后返回京城。所以只要把它与“曹家抄家”后于雍正六年返京对应起来，便可以断定，本书最后一年就是雍正六年。这样我们就定出了《红楼梦》的时序：宝玉从一岁到十五岁，就是从康熙五十三年到雍正六年。
首先核对一下，宝玉和相关人物在不同回目的年龄，是否具有一致性。先看康熙六十一年第六回“秋尽冬初”，“刘姥姥初进荣府”时，贾蓉“十七八岁”。对照上下文，应该是十八岁（表明他的生日应在“冬初”之后），于是这一年宝玉九岁。雍正二年第十三回冬天秦可卿死时，贾蓉在捐官履历上填写“二十岁”，所以宝玉是十一岁。再看康熙五十三年第一回，宝玉出世时英莲（香菱）“年方三岁”，香菱与宝钗、袭人、晴雯“同庚”，说明宝钗比宝玉大两岁。雍正四年第二十二回宝钗过“十五岁”生日，宝玉应是十三岁，在同年第二十五回确实写着：“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到雍正六年，宝钗和晴雯显然是十七岁，但第七十七回中秋过后，宝玉撰《芙蓉女儿诔》，却说晴雯死时“十有六载”。不过，如果认为晴雯的生日在死期之后，享年不到十七，只能按十六计算也是对的，因而宝钗在这一年仍然是十七岁，宝玉仍然是十五岁。
从总体看来，《红楼梦》的这个时序基本上是正确的，回目、年龄和年代都有着内在一致性。但在局部上，确实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错误。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造成，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作者故意把年代主线搞得模糊一些。
《红楼梦》一书，从第一回到第八十回，时间跨度共十四年。它是按照人物的年龄顺序去写的，可称为相对时序，从红楼元年到红楼十五年。通过“借甄家写曹家”，把朝代确定出来，相对时序就成为绝对时序，从康熙五十三年到雍正六年。现在要验证一下，这个绝对时序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符合作者当初的意图。好在曹雪芹当初考虑得很周到，他不但让我们利用“甄家抄家”，去确定绝对时序，还让我们利用“甄家接驾”，来验证这个绝对时序。
雍正二年（红楼十一年）第十六回，凤姐说道：“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康熙六次南巡的年代分别为：康熙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按凤姐说话时的雍正二年向前推算，她所说的“早生三十年”，是康熙三十三年，刚好是二十八年和三十八年的平均值；“早生二十年”，是康熙四十三年，也刚好是四十二年和四十四年的平均值。所以凤姐所说的“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指的正好是“康熙南巡”，而赵嬷嬷所说的江南甄家“接驾四次”，指的也正好是曹家“接驾四次”。就是说，“甄家接驾和抄家”与“曹家接驾和抄家”，不但事实相同，而且时间也相同。这样一来，我们就把当年胡适的结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脂砚斋说“朝代年纪”“大有考证”，说明在他的心目中，《红楼梦》确实有一个绝对时序。雍正二年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后，写凤姐代理宁国府时发现五件事，紧接着脂砚斋就写下了一条甲戌眉批：“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令余悲痛血泪盈面。”甲戌年为乾隆十九年（1754），“三十年前”指的正是雍正二年（1724），可见在时序问题上，脂砚斋与曹雪芹是一致的。
时序和地点相结合，就构成时空舞台，两个时空舞台有着不同含义。贾家舞台在北京荣宁二府，用来演出作者创作的一幕幕人生戏剧，其中所用的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的生活素材，甚至可以包括康雍乾三朝。但它们一经转化为艺术，已是面目全非，所以对贾家这个艺术大宝库而言，绝对时序是不重要的，它属于一个更大的时代。甄家舞台在金陵“体仁院”（不妨把它读作“体会曹寅的衙院”），它是一座曹家小陵园，用来陈列作者几条最主要身世资料，其中包括“接驾”、“抄家”、“生年”等等。所以对于甄家而言，绝对时序就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只有在绝对时序中，作者赋予它的特殊历史使命，才会显露出来。在“生年”问题上，对绝对时序抱不信任态度，只信“外证”，不信“内证”，从方法论来看并不可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寻求曹雪芹生年的“外证”，现在几乎让人绝望，但只要我们用正确的科学方法，严密的逻辑思维进行推论，就可以通过“内证”把它确定下来。
（二）曹雪芹的生年
单从直觉去看就有理由猜测，贾宝玉的生年生日与作者有关。其一是第一回贾宝玉出世，书中特意安排一个“甄士隐”作为见证人，而按照脂批，他就是“真事隐”；其二是书中众多重要人物，都有明确生日，唯独主角没有，显然是作者有意避讳。但要让猜测成为证据，首先就要确定，甄贾宝玉的生年生日是否一致。
雍正五年（红楼十四年）夏天，书中用第六十二回和第六十三回篇幅，详细写贾宝玉十四岁生日。在此之前，同年孟春第五十六回，作者又以不寻常的安排，对甄宝玉作不寻常的描写。不但写出甄贾宝玉样貌完全相同，性情完全相同，还让他们在梦中相见，最后又由袭人点明，他们是一对镜像人。这一切都分明向读者暗示，这两人只能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就在同一回，却说甄宝玉“今年十三岁”。这大概又是作者故用“狡猾”之笔，画出“烟云模糊处”。对此周汝昌说：“按甄贾全同，足见宝玉此时尚只十三四，当年十四而仍云‘十三’者，盖因新年甫换，去年岁数一时口中难改也。”也就是说，只要当年生日一到，甄贾宝玉两人仍然都是十四岁。搞清作者的真意所在，就可以把“借甄家写曹家”，进一步推广到“借甄宝玉生年写曹雪芹生年”。而这种推广，正是所有科学都要采用的方法。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这是作者自己隐秘写下来的生年，称为曹雪芹自己的生年“甲午”说。按照脂砚斋的“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可知曹雪芹死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1763年2月12日），于是推得亨年四十九岁零八个月左右（详见下文的生日推断），这与张宜泉的“年未五旬而卒”，可以说是完全吻合。应当指出，“年未五旬”是一个严格表述，它只能是“年未五十”，所以亨年“四十九”，因为用约数来为死者“盖棺定论”，于理不合。
曹雪芹的“生年”、脂砚斋的“卒年”、张宜泉的“亨年”，三者本来是相互独立的，但一经组合起来，却构成了一个完美整体，“内证”和“外证”都统一起来，三者可以互证，所以不再是孤证。实际上，只要从卒年“壬午除夕”和亨年“年未五旬”出发，就可以推出生年“甲午”。因此，“借甄家写曹家”的假说，现在又一次得到证实。也就是说，它经受了“生年”、“接驾”和“抄家”三大事实检验，由此足以表明，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科学假说，实际是曹雪芹当初创作的一个意图。
由于曹雪芹的生卒亨年，对《红楼梦》关系重大，所以有必要从本文的观点出发，对一些有代表性的理论作简要评述，以便对这一问题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1）生年“乙未”和卒年“壬午”说
此说认为，曹雪芹是曹顒的遗腹子曹天祐，按照曹頫于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呈送康熙的奏摺，他应当出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这可称为生年“乙未”说。再按卒年“壬午除夕”，就推出亨年“四十八”。此说不能成立有二，其一是亨年“四十八”与亨年“年未五旬”，实际并不一致；其二是曹天祐不可能是曹雪芹，这可以从第一回脂批看出：“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显然，曹天祐既是遗腹子，就不会有这个弟弟。
（2）卒年“癸未”和亨年“四十九”说
此说认为曹雪芹的生父，并不是曹顒，而是曹頫。以卒年和亨年立论，可推出生年 “乙未”，与上说相同。如果认为甄贾宝玉年龄相差一年，此说与本文的时序是相容的，但如上所述，这决不会是曹雪芹的原意。
之所以提出卒年“癸未除夕”说，主要是发现敦敏的《小诗代简寄雪芹》和敦诚的《挽曹雪芹》，与卒年“壬午除夕”存在着矛盾。又看到卒年脂批的批年是“甲午”，与“壬午”相距十二年，于是就断定，脂批把卒年“癸未”误记为“壬午”。但据靖藏本《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残页，证实“甲午八日泪笔”应为“甲申八月泪笔”，所谓“误记”已无根据。况且，像脂砚斋这样的文字工作者，无疑是会把曹雪芹的卒年记录下来的。至于以敦氏兄弟有关几首诗，来怀疑卒年“壬午除夕”，这至少是以偏概全，因为有其它可能性当初并未考虑到。事实上，由以下从争论中概括出来的一组最可能发生的事件表明，它们是完全可以与敦氏兄弟的几首诗相容的。
曹雪芹的死因，是壬午除夕“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一病无医竟负君”一句，清楚表明，从病到死,敦氏兄弟都不知道。雪芹死后不久，那个“新妇”可能就把他草草埋葬，死在西山，葬在西山。直到敦敏写《小诗代简》，他们兄弟两人都不知道死讯，这个“简”当然也没有寄到。实际上，在“上巳前三日”的聚会中，敦敏记下了七个人名，并无曹雪芹，而此后亦确无他尚在人世的任何证据。大约在甲申年初，亲友们才将曹雪芹进行重葬，由西山改葬到通州曹家祖坟，并且举行了重葬仪式。就在重葬之后，敦诚一改再改，一连写了三首《挽曹雪芹》，而在这一年八月，脂砚斋也写下了他著名的卒年脂批：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余（奈）不遇獭（癞）头和尚何！怅怅！
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本（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
甲午（申）八日（月）泪笔。”
改正个别错字和批年后，这个脂批有如一篇精简悼词，意思连贯，一气呵成，完全看不出标点有何不妥。前一个“成”字，无论怎样标点，都有只能作“写出”，后一个“成”字才作“写完”，并没有什么“语无伦次”。提出要把它重新标点，取消其卒年证据资格，那是暴殄天物。从脂砚斋认为“朝代年纪”“大有考证”看来，他对曹雪芹把生年写在书上，应当是心领神会的，所以才在此把卒年补上，为曹雪芹一生画上一个句号。
（3）卒年“癸未除夕”和享年“四十”说
此说亦认为曹雪芹的生父是曹頫，从享年和卒年立论出发，就推出生年为雍正二年（甲辰，1724），可称为生年“甲辰”说。由于此说认为，曹雪芹与甄贾宝玉生年相同，所以也就推出绝对时序从雍正二年到乾隆三年。
先看一下这个绝对时序，是否与曹雪芹的原意相符。从第七十四回到第七十八回，时序应在乾隆三年八月，写金陵甄家抄家后回京。但金陵曹家被抄家后回京，根本不可能在乾隆三年，所以“甄家抄家”与“曹家抄家”，是毫不相干的。第十六回，时序应在雍正十二年，凤姐说若“早生二三十年”，就可以看到“当年太祖仿舜巡”。早生二十年，是康熙五十三年，但这时康熙南巡早就结束，所以“甄家接驾”与“曹家接驾”，也是毫不相干的。可见这样的绝对时序，完全与事实不符。卒年和享年都有错了，生年和时序也只能跟着错。
敦诚的享年“四十”与张宜泉的享年“年未五旬”，都是十分明确的。胡适等人企图在二者之间寻求折中，必然不能让人信服，因为用约数来为死者定寿数，有违常理。不过查阅敦氏兄弟有关的诗句可以发现，他们在曹雪芹年龄的问题上，并无一个统一的认识，甚至可以说是比较混乱。这些诗句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是“四十年华付杳冥”，说明抄家时，曹雪芹只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其二是“秦淮旧梦人犹在”、“扬州旧梦久已觉”和“秦淮风月忆繁华”等等，说明抄家时，曹雪芹已经步入少年时代，否则这些“秦淮旧梦”云云，就毫无意义；其三是附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可见曹雪芹的生年，至少应在康熙五十一年之前，说明抄家时，曹雪芹已经是个青年人了。
红学没有任何理由，从这些充满自相矛盾的说法中，就选出一个亨年“四十”来作为立论根据，因为这是违反科学原则的。如果以正常逻辑去推论，并不排除在右翼宗学结识时，曹雪芹已将自己的年龄，向敦氏兄弟小报了九岁，于是才出现“四十年华付杳冥”这样的误会。之所以会这样，一个可能是他们属于忘年之交，另一个可能是敦氏兄弟为皇室宗亲。至于“秦淮旧梦”之类的诗句，因为是平时闲谈中自然流露的反映，所以反而更具真实性。如果按照生年“甲午”说，曹雪芹在雍正六年返京时已十五岁，那么这一类诗句就变得合情合理，它们与享年“四十九”的矛盾自然也可以消除。
上文已指出，只要从卒年“壬午除夕”和亨年“年未五旬”出发，就可以推出生年“康熙五十三年”。如果说，由两个“卒年”和两个“亨年”，可以推出四个“生年”，则“康熙五十三年”这一生年，其可能性就占了四分之一。那为什么这一生年却一直处于红学的视野之外呢？其深层次的原因，显然是与对曹頫生年所作的估计，有着密关切关系。因为曹雪芹的父亲，既然不是曹顒，就应该是曹頫。如果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三年，那曹頫在康熙五十四年上任前一年就当父亲，他是否有资格就成为疑问。有人确实是按“黄口无知”的字面意义，把他说成是个“孩子”的。
首先要指出，曹頫的父亲曹荃（曹宣），在当曹顺父亲之时，只有十七岁。所以只要曹頫任职时有十八岁，亦即生于康熙三十七年，他就有资格当曹雪芹的父亲。
其次要指出，曹頫任职时至少有十八岁，因为无论康熙怎么对曹家格外施恩，也不至于把一个“孩子”，捧上江宁织造宝座。有两份谢恩奏摺，有助于我们对此作出正确判断。
曹顒《康熙五十二年江宁织造曹顒奏谢继承父职摺》：“窃奴才包衣下贱，年幼无知，荷蒙万岁旷典殊恩，特命管理江宁织造，继承父职。”
曹頫《康熙五十四年曹頫奏谢继任江宁织造摺》：“窃念奴才包衣下贱，黄口无知，伏蒙万岁天高地厚洪恩，特命奴才承袭父兄职衔，管理江宁织造。”
如果自称“年幼无知”的曹顒，当年是二十五岁，那么自称“黄口无知”的曹頫，说他当年有二十岁，看来并不为过。
（三）曹雪芹的生日
现在来进一步确定曹雪芹的生日。第一回写灵通宝玉投胎，只是说在“炎夏永昼”。雍正五年用了两回篇幅（六十二和六十三回），写宝玉十四岁生日，但具体日期，依然讳莫如深，避而不谈。不过，曹雪芹却留下了一条线索：就是要我们用倒推法去确定这一生日。也就是说，我们要从第六十六回“谁知八月内湘莲方进了京”这句话开始，倒推到第六十二回夏天某月某日宝玉生日为止，要求中间发生的事情，在时序上不应存在矛盾。需要指出的是，必须把第六十四回林黛玉“七月瓜果之节”这一情节排除在外，因为它明显与上下文存在矛盾。在下边的叙述中，我们用括号把结果填上去。
第六十二回宝玉十四岁生日（四月中旬某日）。第六十三回生日第二天，贾敬“殡天了”。贾珍等回京，“掐指算来，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四月底上下）。第六十四回贾珍等回来后，“择于初四日卯时请灵柩进城”（五月初四）。治丧期间，贾琏与贾珍父子合谋他和尤二姐的婚事。“这里贾琏等见诸事已妥，遂择了初三（六月初三）黄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过门。”第六十五回贾琏完婚后，“眼见已是两个月光景”（八月初三）。第六十六回贾琏听说要叫他去平安州，“不过三五日就起身（八月初六或初八），来回也得半月工夫（八月下旬）。”贾琏中途遇到柳湘莲，并约好返京日期。到去完平安州再回京后，“谁知八月内（八月底）湘莲方进了京”。
根据上述时序分析，甄贾宝玉和曹雪芹的生日，可以合理地认为，大约在四月十三、十四和十五之间进行选择。如果选择四月十四，考虑到四月共有29日、五月共有30日，那就可以推出：贾敬的“死亡日”是四月十五，贾珍等人的“回家日”是五月初一，贾敬的“治丧日”是五月初四，贾琏的“成亲日”是六月初三，“治丧日”和“成亲日”相隔29日。对于这29日，曹雪芹似乎又有另一种说法，第六十八回王熙凤说：“…亲大爷的孝才五七，侄儿娶亲，这个礼我竟不知道。”
有人由此得到一个简单的生日推断法：（1）贾琏的“成亲日”是六月初三；（2）“才五七”的开始日是贾敬的“死亡日”；（3）“才五七”就是“才到五七”，亦即“死亡日”后29日。于是从贾琏的“成亲日”往前推29日，便得到贾敬的“死亡日”是五月初四，曹雪芹的生日是五月初三。但这种脱离时序分析的推断，终究是站不住脚的，只要把结论放回到时序中一检验，矛盾就暴露出来。因为从贾敬的“死亡日”到贾珍等人的“回家日”，相距要半个月。如果“死亡日”是五月初四，那“回家日”就是五月十九，再往后推29日，“成亲日”就变成七月初八。如此重复推断，还要陷于无休止的循环。
曹雪芹大概是怕后人会被“七月瓜果之节”之类搞糊涂，所以又专门补充一个“才五七”说，以便让人在作出时序推断之后，可以进行验证。其实，只要把“才五七”的开始日定为贾敬的“治丧日”，这个验证便大功告成，时序与“才五七”说就统一了起来。要知道，作者写的不是一个普通治丧，而是一个特殊治丧，所以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普通的治丧，死亡日和治丧日相同，“才五七”的开始日也相同；但贾敬的治丧，死亡日和治丧日并不相同，两者至少要差半个月。
实际上，所有四月二十六日及其以后的“生日”说，都不可能是正确的。第二十七回写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其中宝玉与探春闲话时笑道：“你提起鞋来，我想起个故事：那一回我穿着，可巧遇见了老爷，老爷就不受用，问是谁作的。我那里敢提‘三妹妹’三个字，我就回说是前儿我生日，是舅母给的。”现在看来，这个“前儿”，大约是之前十二日左右。但真有人不管这段话，认定这一回所写的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就是贾宝玉和曹雪芹的十三岁生日。
最后确定曹雪芹的生日是：康熙五十三年四月十四日（1714年5月27日）左右。加上“左右”两个字，表示前后可能有一日的不确定性，这虽然有点遗憾，但也只好实话实说。
转自刘昭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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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淮海路大厨记忆中的名流吃客
星期三 九月 16, 2009 8:36 am
一个淮海路大厨记忆中的名流吃客
选自于“档案春秋”2009年第八期
五十年前，我十三岁，考入了上海商业学校烹饪班，成为了新中国有史以来招收的第一批烹饪专业学生。毕业后，我和同学们被分配到上海的很多知名饭店，有南京路上的梅陇镇酒家、珠江酒家、新雅饭店、还有德心馆、五味斋、乔家栅等。作为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当年还不满十七岁的我，来到了淮海路上有点历史的“鸿兴馆”菜馆，“学生意”（实习），一年后，“满师”。此后的几十年岁月中，我又先后在太平桥的大新春、八仙桥的老人和、及绿野饭店、大同酒家、远香居京菜馆，夜上海等淮海路上的老饭店从事厨师的工作，直到90年代初“停薪留职”……。回过头来再看这段经历，由于淮海路年代久远，早年曾是青帮汇杂的必争之地，解放后附近戏院、剧场众多，还毗邻上海电影局，所以不少海上闻人、文艺界演员都曾是经常光顾这些老饭店的吃客。在几十年的厨师生涯中，伴随着这条商业街上诸多老饭店的兴盛、衰败、变迁，我也记忆和见证了，一段段发生在淮海路上的老饭店与名人往事……
京剧名家盖叫天最爱吃的炒面
市商校毕业后，需实习一年再“满师”，我被分配到鸿兴菜馆，一干就是近十年。
鸿兴馆位于淮海路、普安路交界处，就是如今高档写字楼林立的中环广场那一带，放在当时，也算是很好的市口了。同今日中环广场里几家私房菜馆，动不动人均几百元的高消费相比，当时鸿兴菜馆的菜价走的是平民路线，最贵的松鼠黄鱼才卖一元八角，便宜如炒面、汤面、生煎也不过一角两角。和我之前实习过的“乔家栅”、“绿野饭店”不同，鸿兴馆是一家兼营苏锡帮炒菜和点心的“混搭”饭店，每天早上六点不到就开张，一直要营业到接近凌晨时分，既做早点心、下午点心、夜宵，也做正餐时间段的午市和晚市，总共要做五个档口，换句话说，在里面工作也是相当忙碌和辛苦的。
早上天微微亮，四开间门面的鸿兴馆就开始营业了。不到七点，门口的生煎馒头窗口总会排起长龙一样的队伍，吃客们都在翘首等候着淮海路上最美味的生煎快些出锅。要知道，鸿兴馆的前身是“小罗春阁“生煎馆，解放后，因为公私合营的缘故，罗春阁便与专营苏锡帮的老鸿兴馆，还有其他几家小食铺，并成做一家，改名叫鸿兴馆。小罗春阁虽然消失了，但他家的生煎手艺还是原原本本地传给了鸿兴馆，许多几十年的老吃客们，便也被带了过来。有一次，我在店堂里正在做开业前的准备，只听到外面排队买生煎的队伍里，传来一阵高过一阵的笑声。凑热闹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两个排队客正在用唱滑稽戏的方式互相“骂山门”。仔细再看看，可把我和同事们给乐坏了，这两个人实在不一般，正是上海滑稽界的台柱演员文彬彬和范哈哈。说起文和范，在吴语正当道的那时上海，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自编自演的《三毛学生意》在电影院公映时，几乎场场爆满，就连如今滑稽界的“老戏骨”嫩娘也曾在影片中受到两位的提携。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文彬彬和范哈哈一个挤在队伍的前头，一个来晚了便挂在队伍末尾，两人趁排队有些无聊，便叽里呱啦、你来我往的，现场说起滑稽戏来给大家解闷，引得众人哈哈大笑，就连做生煎的师傅也光顾着看滑稽，差点把生煎给烧糊掉了。
除了美味的生煎，鸿兴馆的炒面也是相当出名的，在以前的老鸿兴馆时期，就普遍受到了吃客们的青睐。解放之初、文革以前，上海人的文娱生活还是挺丰富的，淮海路附近的娱乐场所如：“大世界”、大众剧场、共舞台，生意都相当不错。每到晚上九、十点钟，附近剧院夜戏散场了，鸿兴馆也迎来了当天的又一个就餐高峰。对于我这个沪剧迷来说，在众多吃客当中，也会特别留心到一些看似平常却又不一般的面孔：每晚准十点，风度儒雅的沪剧演员解洪元先生便走进鸿兴馆，他总是一个人买好筹子坐下来等，不多久，他的夫人——当时上海沪剧院的丁是娥女士也来了，两个人多数是点炒面加肉丝浇头。常常是，解洪元还没有吃完，丁是娥便已经吃好先离开了。我就在想，丁作为沪剧院领导，又要演出，又要负责剧院的日常事务，还要参与剧目的创作编排，当年肯定是很忙碌的吧。记得那时候，还有几位经常来鸿兴馆吃面的沪剧演员，其中便有因《红灯记》而名震一时的韩玉敏、袁滨忠。这对搭档当时正是三十出头的光景，在戏里分别扮演李玉梅、李玉和，他们和戏中扮演奶奶的老演员凌爱珍，关系相当熟络，常常是三人结伴到鸿兴馆，一同来吃炒面。我不止一次听到，韩玉敏、袁滨忠称凌爱珍为“姆妈”，可见她们之间的交情是相当深的。
颇让我意外的是，鸿兴馆的炒面不仅是本地人喜欢吃，而且许多外地人也会慕名而来。就连北方籍的京剧界武生泰斗、一代宗师盖叫天也喜欢这里的炒面，而且他还吃出了门道，特意关照炒面的沈朝丁师傅要用粗阔面为他炒。盖叫天在离淮海路不远的东湖路有处住宅，只要他从杭州过来住，隔三岔五地便叫家里的佣人，过来买几份炒面打包带回去，而且雷打不动的一定是炒面加鸡丝浇头。记得是文革前吧，有几次，老先生竟然亲自到鸿兴馆来了，当时那个阵势，可真是让我开了眼界。他和家里人是坐轿车过来的，老先生身穿古朴的中式长袍马褂，带着顶皮帽子，一个人阔步走在前头，后面紧跟着五六个家人。进入大堂，老先生坐到面朝南的座位上，一言不发，其他人也都围坐在边上，一声都不敢吭。等到菜和炒面上齐了，只要老人家不动筷子，不发话，家里人便一动不动……从当年这些就餐细节上，不难看出盖老先生治家是相当有一套规矩的。后来，他的儿子张剑鸣（小盖叫天）、张二鹏都很有出息，成为了京剧界的名家，我觉得与盖老先生严格管教儿子的雷厉家风也是不无关系的吧。
有人问我，当年你能看到那么多文艺界的名人吃客，而且自己又是爱好滑稽戏、沪剧和电影的人，会不会像如今的追星客一样，去跟对方搭讪，或是问他们讨签名呢？实话实说，文艺界的名人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都是艺术家，是大腕，是名角了，可是在当年我们的眼里，他们也无非都是些平常无奇的普通人，都很低调的。而且就收入而言，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走穴拍广告，名气再响的演员也是在体制内安安分分地领一份微薄的工资，和普通老百姓一样，都要精打细算过日子。在我们这些厨师的眼中，名人光顾老饭店，也就是普通的吃客一分子，无非是冲着小菜的味美价廉而来的。
说到这里，我想起个人来。有一位曾经在京剧界红过一阵子的演员，叫沈金波，记得我后来在淮海路上绿野饭店工作时，他是我们饭店的老吃客。沈当年曾在《智取威虎山》中和童祥苓搭档，出演少剑波的角色，最走红时还到过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演出，就连毛主席也点名要听他唱戏。后来，沈金波岁数上去了，在舞台上也就渐渐淡出。有一阵子，他几乎天天来店里买糖醋排骨，到后来，一个服务员半开玩笑地半调侃地问他，“红烧排骨要瓦？”，他也只是笑笑。虽说糖醋排骨算是性价比很高的一道荤菜了，而且甜酸入味，很容易下饭，但沈金波再喜欢吃糖醋排骨，天天吃恐怕也是会吃腻的吧。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有一天突然听别人说起，沈金波生毛病走掉了，算下来也就是六十岁左右的光景吧。
太平桥小吃摊
客观地讲，当年逛饭店、下馆子其实并不是一件稀罕事，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只要你量入为出，还是消费得起的。不过话说回来，天天吃饭店也并不现实，所以，那些设施相对简陋的小吃路边摊，就成了受市民欢迎的另一种就餐选择，记得当时，我离开鸿兴馆到太平桥的“大新春”酒楼工作，店对面就是著名的太平桥小吃摊（具体位置就是如今太平桥绿地中的太平湖）。说是小吃摊，却挺有些如今在上海遍地开花的“大食代”的雏形，在各种各样油帆布的伞棚底下，一长溜的饮食摊位成长条形排开，有煮面的，有烧粥的，有煎大饼炸油条的，冬天时，还会有摊头卖些类似于北方风味的羊肉杂烩，无论是口味、价格还是花色品种，都足以让吃客们饱食一餐后心满意足的离开。
那时候，在老百姓心目中，光顾“路边摊”似乎也并不是什么掉价的事情，摩肩接踵的小吃客人群中，除了工人、学生以及日常居家打扮的家庭主妇，也常常也能看到些穿着挺括，谈吐间透出些身份的人们，其中也不乏一些名人面孔。有几次，我就曾撞见电影演员陈述骑着辆破旧的“老坦克”，跑到我经常光顾的一家摊位上，笃笃定坐下来，优哉游哉的呷着花生米，惬意地一口口咪着小老酒。不过，他的穿着可实在是毫不起眼，若不仔细瞧，还真让人以为是哪条弄堂里出来的居民呢。我看过很多陈老先生拍过的电影，他不仅演反派人物出名，也同样演过喜剧电影中嬉笑怒骂的老百姓角色，感觉惟妙惟肖，相当地贴近生活。可能这也正和老先生经常“出没”于小吃摊有关系吧。
后来，我听摊位上的一位师傅讲，陈述还做了一回伯乐，把一位胖胖的女服务员介绍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参加体育题材电影《球迷》的拍摄。当时我还专门跑去看过这部电影，那位女服务员演得真不赖，她在戏里和当时的名演员关宏达搭档，演一对“大块头”夫妻，说起关宏达，只要提起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那个被关进冷气库，身上肌肉冻得硬邦邦的“大力士”，恐怕大家都是有印象的吧，由关的银幕形象展开联想，你我都应该能想象出他的“妻子”——胖服务员的身材自然也是毫不逊色的。我觉得，陈老先生之所以会在小吃摊上相中她，除了胖以外，也多少是看出了她身上所具备的一些表演天赋来。要不然，上海滩上的“大码子”女性何其多也，何必就相中这一位呢？说不定，老先生在小吃摊“佯装”咪酒之余，就已经对这个胖服务员“暗暗叫”观察了许久哩…….
上海滩最老的饭店
几年之后的文革中，我告别了“大新春”，来到了上海滩上最最老的饭店——位于龙门路、金陵中路转角处；至今已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老人和”菜馆。讲到这里，读者可能会有些小小的纳闷，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你这个厨师怎么动不动就跳槽呢？其实，当时淮海路上的绝大部分饭店都是国营性质，统一划归卢湾区饮食公司管理，无论你是“老人和”还是鸿兴馆的厨师、服务员，说到底都是同一家公司的员工，各饭店之间的人员流动也是很常见的。。说起上海最老的饭店，现在的人们总是说城隍庙的上海老饭店或是十六铺附近的德兴菜馆什么的，其实和“老人和”相比，前两家饭店，都只能算是小阿弟了。要知道，上海老饭店创办于1875年，德兴菜馆创办于1883年，而“老人和”是在1800年（清朝嘉庆年间）开办的，这个时间比上海正式开埠还要早上近半个世纪。
我所见到的“老人和”，其实已经是搬过一次家的新店了。最早的“老人和”不在淮海路上，而是在老城隍庙一带，一开始也并不叫“老人和”，而是叫做“人和”，取自“天时、地利、人和”的意思。大约在1930年代，由于战乱，“人和”老板便将菜馆从老城厢的旧址，搬到了法租界的淮海路上（具体位于今天的金陵中路、龙门路口）。据老师傅讲，当年“人和”从城隍庙搬过来之后，却发现汉口路附近已有另一家 “人和”抢先开业了。两家“人和”狭路相逢，弄得食客们也都一头雾水，于是，店老板们便闹上法院打起了争名官司，一个说是李逵遇李鬼，一个说是“先来后到，先下手为强”。所幸，官司没多久便有了结果，不过那位做法官的明显是和稀泥的做法，他判定让重名的“人和”改名叫“新记人和”，而城隍庙的“人和”则冠以一个“老”字，改招牌为“老人和”菜馆。“新记人和”之后怎样，我不得而知，但“老人和”自从改了名之后，生意却是愈发地好起来了，并一直持续到解放以后。
上世纪60、70年代的“老人和”，基本维持了解放前的旧貌，为上下两层的砖木结构，楼下前半部分是大堂，后半部分是厨房。仔细看，便会发现一楼和二楼颇有些不同，一样都是八仙桌，明显楼上的做工要精雕细琢许多，而且楼下是长条凳，楼上则是一人一座的太师椅。以此为区分，楼上楼下的价位也有区别，一楼走大众家常路线，小菜都是大批量事先烧好的，类似于今天的快餐。楼上则菜式精致许多，供应的许多菜肴，都是师傅一道道精心制作，慢烹热炒出来的，口味和楼下的相比，当然是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色。
对于这家有着百多年历史的“老人和”，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上海人都以能过去吃一顿地道而美味的本帮菜为荣。而当家厨师们的手艺，也是“砰砰响”一点不含糊的。当年，该店的老师傅们，各有几道叫得响的看家绝活，譬如说炒鸡腰、红烧秃肺、醃川、煎糟等等，可以说，他们的厨艺也真正代表了上海本帮菜的最高水平。但可惜的是，师傅们当年最得意的一道道本帮菜，现如今已几乎绝迹了。就拿炒卷菜来讲吧，这里的卷菜可不是现在的卷心菜，而是野生青鱼的肠子，厨师起高火加热油，恰到好处地把鱼肠子炒成卷曲状，口感好，味道灵，让吃者真是回味无穷啊……
“老人和”菜馆与黄金荣
上面提到了“老人和”的吃，其实他家最出名的，不止于此。除了上海滩上顶呱呱的本帮菜之外，“老人和”还有一面在解放前被老板视作为镇店之宝的“镜子”。挺让人费解的是，文革前，这面看似不合时宜的镜子，居然还是稳稳当当地摆在店堂里，老员工们似乎也并没有觉得有何大不妥。说不妥，倒不是说这面镜子怎样古怪，而是镜子上用红色颜料，有模有样地写有几个醒目大字——“黄金荣”。
据店里的老人讲，那还是日本人入侵上海时候的事了。当时“老人和”刚从城隍庙搬迁到淮海路一带。“人生地不熟”的说法，在饭店经营上也颇有些微妙的体现。此处的“人生地疏”，倒不是指做生意本身，因为“老人和”的本帮菜招牌毕竟在上海滩是响当当的，很快就招徕了一批又一批的回头客。但表面的红火之外，也隐藏着一些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某个白天，几十个来者不善的流氓小赤佬，大摇大摆地闯进“老人和”，白吃白喝不讲，还口气猖狂地勒令堂馆叫老板出来听训话，号称自己是来自郑家木桥（今福建路）的某某帮派，大放厥词地要挟其交多少铜钿出来，否则就别想做生意云云。老板虽然给了钱，但头脑拎得很清楚，对方不是省油的货色，有第一次就肯定会再来第二次第三次，长此以往也不是个办法，但一时间他也想不出什么好对策来。老板所担心的事情，比预计中来得还要更快，没隔上几天，那几个凶神恶煞又闯上门来了。不过离奇的是，他们前脚刚进店门，像是有人盯梢并通风报信一样，不一会就跟进来一个身着罗衣长衫，脸上布满麻子的中年先生。那位“麻皮”先生一言未发，只是亮了个相，就把前面出场的几个流氓小头目，吓得双腿屈膝伏地，头也不敢抬地直喊求饶。原来，这位神秘的中年男子，正是当时上海滩最出名的流氓头子黄金荣。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些奇怪，“老人和”跟黄金荣会有什么关系，这个流氓头子为何会亲自跑出来替无权无势、开饭店的老板撑腰站场子呢？其实，道理想想也蛮简单，黄金荣的豪宅，就坐落于龙门路上，离开“老人和”仅有几步之遥的钧培里。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黄金荣虽然未必曾亲自去“老人和”做过座上宾，但差遣家中下人到“老人和”买些酒菜，倒是时常有的事情，这一来二去的，也多多少少成了熟客。再讲了，当时的几位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顾竹轩，在上海滩算得上是三分天下，各占一块地盘。现如今，几十个陈家木桥的小赤佬竟敢跑到黄老板的地盘上，而且是近在眼皮底下的黄公馆附近撒野，这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了？如果不给点颜色看看，保不准会给人“黄老板江河日下，连小喽喽都敢和他叫板”之类的口舌。
作为报恩，几天之后的黄公馆里，就出现了“老人和”东家带着礼金毕恭毕敬的谦卑的身影，自此之后，社会上就传开了——“老人和”老板正式拜黄金荣为老头子，而且也确实有实物为证，没过多久，一面尺寸颇为“煞根”的镜子，被黄金荣手下的彪形大汉们抬进了“老人和”的店堂，方方正正的镜面上，还书写有“黄金荣题赠”的字样。照黄金荣的文化水平，镜面上那几个遒劲有架势的字应该不是黄本人的手迹，但不管是不是他的真迹，仅凭着“黄金荣”这几个字，在解放前鱼龙混杂的上海滩上，恐怕是比上海市长的手谕，还要更有威慑力和气场吧。
不过，这样一面流氓头子馈赠的镜子，在新中国成立后，自然是不会有什么好的命运了。但不知怎的，在解放初的十几年，它还是稳稳当当地保留在店堂里，即便有些那样碍眼，但并没有人付诸于实际行动。直到几年后的文革浩劫，这面镜子终于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关于它的下落，我问了好几个“老人和”的同事，大家也都莫衷一是，觉得很有些蹊跷哩……
大同酒家烤鸭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首日——八零年一月一日元旦，我又调到当天开张的大同酒家工作，这是一家老店重开的粤菜馆，当时已经有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大同作为淮海路上独此一家的粤菜馆，虽然是由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创办的，但口味却很正宗，在上海诸多同类型饭馆中也是排得上号的。大同酒家里最知名的一道菜，是港式的果汁烤鸭，这道菜后来还被评上过全国大奖，要知道，当年淮海路上的众多饭店中，也就只有“老人和”的糟菜，拿到过同等级的殊荣。
“大同”的烤鸭好吃，而且价钱也不贵，记得当时卖一元八角一斤，因为我曾经做过一阵饭店的原材料采购，知道一只鸭子进价一斤就要一元左右，刨去成本和人工，饭店几乎是赚不了多少钱的。不过，关于鸭子的价格，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还曾发生过一个颇为荒唐的小插曲。有一阵社会上刮起了“饭店要为劳苦大众服务，不能为资本家垄断”的口号，于是，造反派头头们便规定各家饭店，每道菜的定价不能高于五角钱，而且黄鱼、烤鸭、螃蟹这些高档菜，还得继续照常供应。虽然当年的“五角钱”限价行为，今天看来无异于开国际玩笑了，但当时谁也不敢说“不”。为了避免入不敷出，厨师们绞尽脑汁地翻花样经，把鸭子切成鸭肉丁、鸭胸脯片，掺杂些茭白、双菇之类的辅料，炒一炒或拌一拌，还可以烧鸭架汤，靠着这套“一鸭几吃”的办法，也算是撑过了一阵子。所幸的是，当年这个荒唐的“五角钱”很快就被取消了，因为事实证明，造反派们对饭店的瞎指挥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开饭店还是得按照成本核算的老规矩办事。
文革结束后，不少在动乱中受到不公待遇的艺术家们，陆陆续续得到平反，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中。当时，经常来大同酒家买烤鸭的吃客里，有一位唱滑稽的名家杨华生，说起来，这位老先生还真是蛮有意思的。烤鸭在出炉后，都是一只一只挂在熟菜间里，吃客们在购买时可以透过玻璃，根据目测对鸭子的大小、卖相进行简单挑选，再向熟菜间的师傅做出类似于“要左边第一只”、“挑个最肥的”的要求。可能是杨华生来的次数多了，熟菜间的切菜工都知道了他的喜好，后者总是很有默契地为他精选一只卖相最好的鸭子，横竖刀工切成细巧的鸭肉块，包装好笑眯眯地递给他。有好几次熟菜间换了陌生面孔，杨老先生见状，便把脸凑近小窗口，又生怕对方看不清楚，再补上一句“侬晓得我是啥人哇？”言下之意便是，我是杨华生，请你帮我挑一只好一点的鸭子……印象中，还有一个电影演员康泰也是大同酒家的常客，他在《青春之歌》里和谢芳配戏，饰演了林道静的亲密战友卢嘉川，戏中角色比较俊逸、深沉，但在现实中却是个大剌剌、爱好高谈阔论的“话匣子”。我在大同见到时，康泰已经约莫五十岁了，经常是下午饭店休息的时间段，他还坐在店堂里厢，和饭店职工们“嘎三糊”，跟大家侃一些拍戏中的逸闻趣事，说到兴致高时，整个饭店里便回荡起他那如演戏般中气十足的声音。
赵丹也曾多次光顾过大同酒家。他应该算是名声在外的大艺术家了吧，穿衣服却很朴素，也是相当低调的。虽说那时候赵丹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也并不是很好的样子，但每次都是一个人过来的，也不见有小辈陪着。我还特别留心过，他来去都是乘26路公交车的。每次看到赵丹进来，服务员都会主动安排一个小包间，让他静静心心地坐进去吃菜。饭店的同仁们都很佩服他，佩服他的演技，敬重他的人品，大家也都有一种默契，像他这样优秀的老艺术家，就应该享用一个比较幽静的用餐环境。其他人，比方说王文娟孙道临夫妇来大同酒家，也会受到同样的礼遇。
说起来，当年赵丹都点些什么菜，其实也没啥特别，无非是一些口味清淡的冷热小炒，记得他还很喜欢吃大同的招牌汤——香菇凤爪汤，每次来都是必点的。赵丹最后一次来大同吃饭，也就是1980年夏天的事情，之后没多久，广播里就报道了赵丹因病在华山医院辞世的消息。直到现在，我还时不时地记起当年那个穿马路走到26路车站的身影，有时候忍不住想，大同酒家的小包间，那一碗香菇凤爪汤，或许就是赵丹离开这个世界前的最后一次下馆子吧……
老饭店今何在？
故事讲到这里，很多读者尤其是年轻人肯定会问，你讲了那么多的老饭店，譬如本帮菜的“老人和”、苏锡帮的鸿兴馆、广东菜的大同酒家，还有那些味道“交关”好的生煎、炒面、烤鸭，为什么我们都没有逛到过，吃到过，甚至连听都没有听到过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作为上述这些老饭店的老厨师，我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怅然的，一时也不知该从何说起……
大同酒家在1990年代初改名为富丽华大酒家，经营特色也不再以粤菜为主，从此店里的生意便是一落千丈。维持了几年的惨淡经营后，富丽华酒家便被卖给了华联商厦，从此关门歇业。如今，在新华联商厦也就是大同酒家旧址附近，开出了一家主营苏锡帮面食的沧浪亭。撇开沧浪亭面条是不是好吃不谈，他家有一样东西是肯定要尝尝看的——就是烤鸭。那个果汁飘香的味道，和当年大同酒家卖的烤鸭，几乎是一模一样。
鸿兴馆在淮海路商业街区规划中，因为配合市政建设的需要，在1993年便被拆掉了，也并没有另择新址再开业。前一阵我在网上无意中查到，在上海某处另有一家鸿兴馆，不过那仅仅是重名而已。至于鸿兴馆的生煎馒头和炒面，随着店内老师傅的相继离世，早已是后继无人了。
“老人和”菜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也是因为拆迁的缘故，从金陵路搬到打浦桥一带。尽管是国营体制，但当时的经理颇有“老字号”的保护意识，他保留下了原先的店貌和经营特色，使得生意也是相当不错的。有一年，香港明星赵雅芝参演了一部老上海题材的电视剧，还专门去“老人和”现场取景，看中的就是“老人和”原汁原味的老上海风情。但不知为何，打浦桥的“老人和”最后还是关门了。掐指算来，从1800年开业，到2003年落幕，“老人和”总共经历了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要知道，上海从小渔村发展到如今的远东大都市，这当中也不过是两三百年的历史。作为上海滩上历史最悠久的一家老饭店，“老人和”最终没能坚守下去，悄无声息、不为人所关注地，黯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不能不说，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遗憾吧。
备注：原文中明显有误的地方比如把王文娟误作徐玉兰等几处已经在转载时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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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参照替周立波担心
星期二 九月 15, 2009 5:59 am
周立波下一个大动作是海派清口个人演唱会。
上次说的是个唱会和海派清口究竟有点啥关系，现在来说大面积翻唱他人歌曲哪怕是山寨版会有哪些问题。
个人兴趣常常是无所谓的。问题是周立波本人并非歌星，也没有自己的音碟（指歌曲不是指两部笑侃）。那么他势必要唱别人首唱的歌曲并以此来赢得票房。
问题就来了。
请看下列报道——
好莱坞名嘴艾伦面临版权诉讼 即兴表演成把柄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作者:大卫
据国外媒体报道，正当美国著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艾伦·德詹尼丝将成为《美国偶像》的新评委之时，艾伦的负面新闻也随之而来，她很可能会面对美国多家唱片公司的共同版权起诉。
艾伦经常会在自己的节目中来上一段即兴的边唱边跳的表演片段，但唱片公司认为她此举侵权。因为事件涉及的歌曲包括了迈克尔·杰克逊、威尔·史密斯、沙滩男孩等非常多的歌手。目前已经有唱片公司抗议艾伦此举侵权，并委托律师通过诉讼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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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中国的版权保护在这方面不严格不成熟，那么周立波尽管照唱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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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沪剧冲击第三波
星期一 九月 14, 2009 12:40 pm
振兴沪剧冲击第三波，要说的是民营剧团。
民营剧团是相对于国营剧团的词儿。解放前是没有所谓国营剧团的，任你是梅兰芳也是民营剧团梅老板！
现在好啦，文化部终于也像别的部门那样准备甩包袱。今年开始各省市试点若干年之后一律民营。看看，怎么样啊。民营剧团千万不要底气不足哦。
那么如何迎接这样一个新局面呢？从好多其他剧种的消息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沪剧民营团体的前景是辉煌的。
戏曲包括沪剧在内曾经的繁荣和辉煌（不算文革十年浩劫之后的一度重光，也不算各省市自己力捧的剧目这有点儿像各省市自立样板戏）其实都是民营剧团的功劳。现在民营剧团在财力人力物力上没法子和国营大剧团竞争，但是一旦大家都是民营了呢？！
所以，春江水暖鸭先知，或者说笨鸟先飞。好比一只股票，总得先看到前景。谁能想到在小城镇上经营一家仓库式的所谓俱乐部，到现在沃尔玛成为世界第一连锁店！而雅虎古狗也是企业经营以小博大敢于和微软较量的上佳范例。只要有角儿有戏份有观众，只要敢想敢做。从现在的信息来判断，那么国营剧团的挣扎和民营剧团的上升就是大势所趋势所必然。这还不算早就在四乡八镇进行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工作优势所在。
民营剧团要做好准备。现在就应该看清大方向大趋势。
在这方面，完全可以向徐汇燕萍京剧团学习看齐。有兴趣的民营剧团可以到我的新浪博客查找这篇转贴。徐汇燕萍京剧团原先是一个工作室，就像马莉莉办过的工作室一样。不过她是完全脱钩的，后来也没有回归。十年之后，闯出名气。以一个民营剧团的身份排演新戏，并一举夺得梅花。而后水到渠成，正式挂牌成为徐汇燕萍京剧团。
为何我要推崇并极力介绍这样一种模式呢？理由是剧团是演艺单位（这儿的单位已经不是事业单位的概念而是企业单位），虽然自负盈亏不与国家再有包下来一切的关系，但是打出徐汇区级的招牌还是很管用的。并非是徐汇区来管你的一切，而是说明你这个民营剧团达到区级这样一个级别。
好比我希望再有当年六大沪剧团的盛况一样。长江沪剧团就是徐汇区的。再想想，当年的五大区级剧团都可以有足够能力和市一级的人民沪剧团抗衡，假如一旦上海沪剧院也不再是国营剧团而是脱化为民营剧团的话那不就是六大沪剧团并起并坐了吗？
我记得黄浦区艺华沪剧团的《秋海棠》就胜于人民沪剧团。至于好多戏是区级团的看家戏，那是人沪也无法去争的。所以才有人民沪剧团屈尊邀请王盘声王雅琴来合演艺华首演的《金沙江畔》。
就是再小一点的民营剧团也可以考虑挂靠区县级或者乡镇级政府。这不是说事事靠政府，而是取得必要和应有的帮助和关注。打出旗号来！可以说邵敏网友能取得很大的票友成就也是和乡政府一级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那末，票友是这样的道理，如果邵敏他组织（甚至于可以考虑是业余组织）一个民营团体来演唱沪剧或者以沪剧为主（考虑到邵敏他多才多艺），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尽快行动起来！纷纷找到合适的愿意向徐汇区政府那样接纳（不是包养）一个民营剧团的区县级乡镇级政府单位。这是第一步。不要等到了别人家已经捷足先登望洋兴叹。我有一个网络好友——北青越老虎，人家打的旗号就是北京青年越剧团，你看多神气多响亮的牌子！
大家想一想，大家看一看，浦东新区沪剧团——多好的牌子！再有南汇沪剧团松江沪剧团——那是东乡调西乡调的老家。总之，完全可以把诸如崇明沪剧团等牌子重新抬出来。
接下来就是排大戏，或者是排一连串的折子戏够一场演出的时段。民营剧团没有那些条条框框，办法多障碍少思路活，一句话反正是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只要想想，以后茅院长也就是一个民营团体的私人老板不再是吃皇粮，那些个已有民营团体或者尚没有正准备筹划的大大小小老板（可以兼是主演也可以不是）还有啥害怕的呢。明摆着的例子就有《龙凤花烛》这样一出大戏。甚至于连得常州票友都能演袁滨忠凌爱珍爱华沪剧团的名剧《谁是母亲》呢。
并不必去攀比那些名导演名编剧名舞美花大把银子钱搞出来的精品。等到站稳脚跟打响牌子之后自会更上层楼。再说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也能去夺梅花——今年除了民营的燕萍工作室还有个人自费申报夺得梅花。拿沪剧自身的例子来讲，如果舒悦所在的是民营剧团，那么就会像金不换一样专门打造适合他演主角的戏；如果洪立勇自己做老板，那么就不用去学作曲或者一样边学作曲边当第一男主角而不是作曲兼第三男主角。
至于剧本，适合沪剧的本子其实并不少。并不一定要是紧跟主旋律的戏。实际上，沪剧的流传至今，主旋律的戏真正出彩的也并不多。
最后，对所有现有的和将要有的民营剧团说一下子——凡是民营剧团，都可以自由选择我写的适合沪剧演出的剧本，不论大戏小戏。等二度创作完成搬上舞台即取得首演权，并且不必支付分文剧本创作费用。一旦首演，剧作者和剧团双方共享成果。在首演成功之后，再谈适当的剧本创作劳动反馈。若是其他沪剧剧团需要转让，那时候就是你我双方共同的利益所在。
民营剧团不必枉自菲薄。当年山西一出好戏《三上桃峰》就是县级小剧团首演取得成功，然后才是山西省晋剧院搬演。当然那时候文革期间不存在转让权益的问题，拿来主义拿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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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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