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的秋天有几分象北方的，晴朗的，凉爽的，有时又下
着小雨的，只是节令比北方晚一个月罢了。珠海的天空同样也
适合人做梦，晨风初拂，午睡醒来，夜深之时，都有愉快的气
息在风中环绕。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遥远，又是那么贴近，
贴在你的心里。
爱这空气，爱这草坪，爱这绿树，爱这幽静，爱这微雨，
爱这生活，是一种静静的感情，静静的快乐。静静，多么美妙
的字眼，过往未来都没有了，风浪也没有了，恩怨也没有了，
只有眼前这静静的节令。
灿烂的太阳，在蓝的天上，白的云间，照耀着。树叶也亮
了，池水也亮了，山岗也亮了，每一点每一点的绿荫，每座桥
和每一座椅，都在分辨着这光线，感受着这份金黄的宁静。高
楼的影子越变越短了，又越拖越长了，一些人坐在高楼的影子
里，神态那么从容。在海上，一只张着帆的船，却还在岛屿之
间游弋，一些波浪在细碎地喧哗着。阳光下，有人露出了静静
的微笑。
登到高楼之上，可以看到山峦之间静静的雾气。风吹拂着，
使它们聚拢又飘散，象过往岁月中的每一场大雪。那些山中，
时而有一两人攀援而上，时而全无人迹，只凭太阳静静地晒着。
山，一个多么好的概念，它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之外。
阴暗的色彩，在细雨绵绵的早晨来临。雨中的风，一扫你
昨夜的残睡，你从迷惘中探出头来，仿佛来到生命中的第一天，
朦胧中忘却了一切。风从阳台吹进来，从窗户的每一扇吹进来，
轻轻巧巧走遍房间的每一角落。桌上的书啊，纸张啊，似乎也
感受到了这份欣喜，放下了一贯的矜持。雨丝好象也进来了，
掀起我薄薄的衣衫，清凉的感觉，从头顶直贯到脚，披上件外
套吧，它将告诉你一个新节令已到来。
雨停了，树、房屋，却更加沉默，昔日能重来么？美梦能
再现么？多想叫生活，纯净些，再纯净些。
沉默中远远的地方有人唱着，缥缥缈缈地：
“世上诸事原不过是一场空，我们却还要在这空里做梦。”

1993年11月

食肉动物在吃的问题上是绝对排它的，这体现了生存的残酷性。且不说它以其它动物的的死亡作为自己生存下去的前提条件，同一种群之间，同一家庭之间，一样争吵撕斗，不容对方染指，哪怕那是自己的母亲。

在《动物世界》里，当母狮子看到自己的孩子已经可以与自己争抢食物，有我无你时，她会悄悄地走开，从此已经长大的小狮子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母亲。分析家们说，这不是因为母狮子伤心，而是它觉得小狮子已经长大，可以独立了；而且它为了避免母子相斗的一幕。

其实不用看《动物世界》，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养狗，母狗生了小狗崽子，那是非常捍卫的，最初的一段日子，谁也不能动它的宝贝，连主人也不行，它也一样咬。可是狗崽子长大了，一样会来抢她的食物，她也会选择默默的走开——当然不会失踪。

在生存的残酷里，我们一样看到原始的伟大的母爱。

我喜欢看《动物世界》，其实是想从中发现人类的轨迹，因为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在这种对比中，我明白了一件事：人类的进化，本质上是道德的进化。

人类的食物在什么时候才基本解决，不用害怕饥饿呢？是在农业文明时期，而不是游牧文明时期。农业文明部分回归了食草动物的生存方式：食物以植物为主，而不是以动物为主；并且人类自己种植，不仅仅是依靠大自然。

食草动物要比食肉动物和谐温和得多，那种母子相斗的一幕在食草动物这里是不可能发生的。食肉并不代表着进化，灵长类本来就是以植物为主食的。

游牧文明的食肉性决定了它的强悍，也决定了它的杀伐和抢夺，它们是古代文明——主要是农业文明建立的——的破坏者，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波斯、古罗马文明都是被游牧民族破坏的，罗马帝国在扩张期也有着明显的游牧文明的痕迹，后来加入了希腊的商业文明的因素。四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与游牧民族的斗争史，也差一点被破坏掉，有赖于自身的非宗教性、平衡性、丰富性和人口优势，才反过来创造了以文明战胜强敌的奇迹，同化了统治自己的游牧民族，让其消失于无形，就像一小块肉，在一大锅水里煮得无影无踪。

中华文化圈的人们吃饭，许多人用筷子从一个碗里夹菜吃，还要喝酒、猜拳、高谈阔论，许多人视这种共盘制为恶习，推崇欧美人的分盘快餐制。我认为中式吃法在文化上主要意义在于彼此认同，没有敌意，互相信任，强调亲近，和谐，这是农业文明特有的。而游牧文明总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所以是分盘制。共盘制感染传染病的机率，我看也比接吻和性开放小不知多少倍。而分盘制我们并没有拒绝，在街头的快餐店和单位的饭堂，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我国人民办事，是一定要吃饭的。除了追女孩子搞气氛，大抵都是吃中餐。这是符合进化论的。

2006．11．4

余秋雨先生最近在《凤凰卫视》开了一个栏目，叫《秋雨时分》，我经常看。这是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难得的思考文化和文明的大问题的大学者，他有着敏锐的思考力、洞察力和责任感，是令我敬佩的，我也受到了很多启发。

他讲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几千年延续不断，重要原因之一是不远征。这一点，我既有同意的部分，也有不太同意的部分。

同意的部分是：中华文明至少从周朝开始，成为典型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种植，筑城，组织强大的国家，以抵御自然灾害和游牧民族。中华文明以其强大的平衡性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强调道德进化是人类进化的本质特征的思想家们建立起来的道德体系，对无限制地扩张和征服是反对的。汉以后的历代重臣几乎都是儒家，他们本能上总是将人民幸福、国家安宁、国家繁荣作为根本追求，而不是征服遥远的地区，统治全球。

不同意的部分是：对远征没有明显的界定，也没有说明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统治和管理能够达到的限度。秦的征百越，汉的征匈奴和西域，隋和唐的征朝鲜和唐的征西域，都不能说是不远征。汉的征匈奴和西域可以说是自卫反击式的，但征云贵的西南夷，就不能说是被迫的了。当时汉武帝问那地方有多远，大臣说比天上最南边的那朵云还要远，汉武帝于是将其取名为云南。那么远的地方还要去征服，怎么能说是不远征呢？那差不多是从意大利到丹麦了。

实际上，中国人的聪明在于三点：一、建立了强大的君主集权的国家。在古代技术条件下，如果强调民主，统治的区域必然只能是希腊那么大，或者像战国时代那样战乱不已（分封制也不是民主，只是授权而已）。二、建立了强调平衡和谐的道德观，以忠孝信义等为核心价值，不是让人民追求极限，而是追求和谐。三、了解在当时技术条件下能统治的限度，适可而止。这实际上也是平衡的思维方式。所谓技术条件，主要指交通和通讯。在当时，修驿道和建驿站，是管理全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技术条件能达到的方式。唐朝诗人说：“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几天时间，最多不超过10天，驿马可以从边疆到京城。这应该是无意中探索出来的一个管理的限度吧！而这已经跟今天的欧洲一般大了。

马其顿的远征导致自身文明覆灭，是因为太性急，不懂得慢慢消化和巩固的原理。成吉思汗虽然也死在远征的路上，但他的国家并没有崩溃，这是因为他的扩张是几十年慢慢积累起来的，已经稳定了。至于后来他的三个后代分开统治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也是家族权力斗争和技术条件决定的。而他的孙子忽必烈建立的元帝国，基本上就是后来的大清帝国的规模了。忽必烈的远征军曾到达印度尼西亚的瓜哇岛和日本，够远的了吧？虽然他的十万精锐在日本全军覆没于飓风，但他的国家安然无羔。元朝后来退出中原，被明朝取代，是因为蒙古这个游牧民族在文明上没有积累，根基不深，又不愿汉化。满族人后来主动汉化，多统治了一百多年，但自己的民族却消失于无形了。

这些对我们今天的企业界应该是有启发的。企业可以有某个时期机遇很好，爆发一下，但不能头脑发热，搞大跃进，总体上还是要讲究平衡，稳步发展的。

因此，我认为中华文明能延续几千年，不是因为不远征，而是因为建立了一个平衡式的文明。

圣诞节不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废话。提醒这一句是因为我们的圣诞思维要从这里开始。

圣诞节前的日子里，给朋友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总要赶一赶时髦，说句“圣诞快乐”，尤其是年轻人和有一定教育背景的。商界更是如此，围绕圣诞节做文章的广告铺天盖地。

作为西方国家一年中最重要节日的圣诞节，正越来越深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中，尤其是一亿多城市人口，更尤其是临近港澳的广东省。“西方国家”这个词其实并不准确，换成“欧美国家”也不准确，因为放眼全球，有几个国家不过圣诞节呢？

随着几个世纪来欧洲文明以其强大的物质力量向全球的延伸，东西方文明从碰撞到宽容到融合，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这其中也包括美洲印第安文明在碰撞后的消亡。

为了缓解一下这个话题的严肃性和沉重感，我想说明的是，每年全世界各地的人们也在过春节，我指的不仅是华人或东亚、东南亚背景的人士，欧、美、澳等国本地人士也跟着当地华人一起过。对他们来说，一个历史悠久的、好玩的节日是生活的一大收获，只要能从中获得快乐、感受到生活的祥和就行，不存在文化的隔阂。

在现实的欧美澳各国文化中，圣诞的宗教色彩已经很少了，更多的是一种传统，是一种神圣、庄严、欢乐、温暖，与亲情、童话、休闲相结合的气氛，类似于中国的春节。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使中国的许多人喜欢去过圣诞节，这其实很正常，因为它们体现的文化特色，是其它节日没有的或代替不了的。

不排除这其中有些崇洋的心态，这也不奇怪。一者西方（我还是沿用这个词，因为似乎也没有其它更好的词代替）近百年的文化确有其优点和优势，尤其在理性、科学、工商业等方面，许多地方太值得我们去学习了，一般老百姓有点崇洋并不足怪；二者正因为接触少，了解少，不免有些神秘，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如果交往多了，自然就平和了。

说到圣诞，绕不过基督教这个背景，这也是这个话题的敏感之处。其实西方社会这些年来不乏对《圣经》质疑的著作，我手边就有一本《耶稣，最后的法老——揭示西方文明的真实历史》，英国人拉尔夫·伊力斯所著。在此我并不想争论宗教问题，因为在今天的文明状态下，我宁愿把《圣经》看成是一部艺术作品，不是历史，无需逐字逐句地去解释、对照、验证和反驳，它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历史已经翻过了沉重的一页）成为文化背景的一部分。盲从和激烈反对都是没必要的。至于有人喜欢这个文化，愿意去教堂或参加基督教的聚会，把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寻求心情宁静的方法，就像有人喜欢去庙宇里静坐或烧香，只要对社会公众无害，就应该尊重他自己的选择。

不过有些人信仰基督教是为了功利的目的，简单地说就是“求上帝保佑”，把上帝看成警察局或保险公司。保佑他干什么呢？保佑他升官发财。这与另一些人去庙里烧香求菩萨保佑有异曲同工之秒。而另一些人的目的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品行和追求良好的心灵感受，从而具备更多的向善、豁达、宽容、平和、快乐和热爱生活之心，也就是感受它的文化价值，我认为后一种人显然更为正确一些。





2003年12月21日

有人说我文章中的名言是：“我考大学的重要动力之一，是可以去那些风光卓绝之地流连忘返，这对于我这个小学毕业前没出过村，初中毕业前没出过乡，高中毕业前没出过县的人来说，无疑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我读大学的时候，专程旅游的人还相对较少。二十年过去了，国人旅游已蔚为大观，每一处有意思没意思的城市和乡村，游人就象掉到地上的糖罐里的蚂蚁，一派繁荣景象了。
据我的研究，旅游之所以不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司马迁式的文人所喜欢，盖在于它是人类普遍性的精神需求，在旅游中，人类有独特的精神体验。我从下面七个方面来进行说明。
其一，早期旅游是满足人们对文化符号的求同性向往。旅游在早期是大部分中国人都不能达到但又羡慕的，所以成了一个可以抽象的概念和符号，一种象征和标志，这种对文化符号的求同性向往显得非常突出。于是旅游、拍照，回来后向周围的人诉说成了必不可少的部分，即使你不说，别人知道了也要求你详细叙述，因为在这个倾听、想象、羡慕的过程中完成了精神分享的过程。
其二，旅游可以满足人们对自然空间丰富性、多样性的好奇，以及对视觉愉悦的追求。就象男女看到美丽的异性总是产生愉悦感和好奇感，人类在面对大自然时也同样如此。黄山、桂林、张家界、九塞沟等等都是这样才成为明星的。
其三，在路上的感觉，短期流浪的感觉，角色变换引起的兴奋。
其四，从第三点延伸下来，对旅游前的原居住地的环境、生活、社会背景、角色的暂时淡化，形成一种久违了的抽象生活，产生一种在平常生活中不易得到的平等和简单。
不仅普通人需要平等，大人物以及中型人物一样在心灵深处有对平等的不自觉的渴求。这种平等状态下对自我的淡化是一种愉快的精神体验，但另一大面，下意识中对不平等的需求也是人类另一种本能。这种状态下自我的膨胀也会带来愉快的精神体验，即所谓“成就感”。但这种状态下人往往感受不到真实自我的存在，只有一个与自己名字一模一样的概念，以及每天要做的事，两种状态的转换是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对自我的体验会更加真实和具体。
不平等是一个无法从根本上清除的结构和系统问题。不平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之一，这是它存在的价值中的一个。但它只能存在于客观的社会状态中，而不能存在于主观意识层面上，否则就会形成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层歧视以及各种精神虐待，这肯定是早已被现有文明所抛弃的。客观的社会状态中的不平等也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可以被社会所接受的平衡中，否则就会引起社会危机，付出不必要的重新整合的代价。二次大战后的人类社会与以前的区别，就在于对这种不平等的控制找到了接近合理的平衡点。二十年前的中国，为不符合人类心灵需求、不符合社会结构和系统需求、不能推动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的过于平等的模式而头疼，今后可能更多地要为不平等带来的问题而头疼了。但只要我们认识到它，就可以解决它。这是一个动态平衡，关键是不断尝试和探索平衡点。欧美先行一步的国家已经有了好的方法，中国固然有自己的具体状况，但解决起来应该也是不难的。
其五，对不能实现的理想的追求。许多人在人生的第二场比赛中失去了对现场生活的兴趣，甚至是抗拒心理，需要在旅游这种淡化人生中找回理想的间离状态，即单纯、热情、新鲜、有目标和多变，没有明显的成功者和失败者。人与人之间是临时和简单的关系，人与生活---旅游点人们的生活，是间离的。不介入的。这种状态会让人迷醉进而有瘾。
其六，对有规则的生活的间离，产生人生延长的错觉。对陌生化的体验使每次旅行都似乎成了人生的重新开始。
其七，寻找浪漫而不可知的奇遇，或概念化符号化的诗情画意。
因此，在信息、通讯、网络、交通、商业、经济收入都具备条件的今天，旅游会成为人类重要的生活方式。

4月16日，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珠海市文联等单位在珠海大会堂举办了全国大型公益活动“春天送你一首诗。”（就是诗朗诵会，穿插唱几首“温柔敦厚”的歌）。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玩“过家家”的游戏，总要给小女孩送点什么，那时还没有浪漫到“送你一首诗”，只是送点花生、瓜子什么的。但为什么要在“春天”送呢？前不久我一个朋友乔迁唐家新居，我没有送钱，送了一首诗给他：“珠海有幸半日闲，往来鸿儒车马喧。唐家从此不寂寞，华堂春暖福无边。”请人写了，裱成一个大镜框给他。可是我没有想到选择在“春天”送，与“大家们”相比，确乎不够雅了。

但我这里写到“春暖”，还是脱不了“矫情”的干系，写诗嘛，总有几分矫情的，“诗歌秀”就更不免有几分酸了。

可是“酸”也是百味之一种。酸奶、酸菜、酸梅汤、酸辣酱都是好东西。

朗诵，是一种行为艺术，让诗立体化，走入大众，走进四月珠海情意绵绵的小雨，走进孩子们幼小的心灵，给他们终生带来美好的回忆……

不过，赵丹，已故著名表演艺术家，（当然，也会朗诵了），曾经在一次酒席等人未开席的无聊中用上海话（在北京赴宴）将菜单朗诵得涕泪俱下，引得在座女眷们泪湿绣帕。当她们事后得知这只是“京酱肉丝”之类的东西的时候……

我无意挖苦这一次美好的“全国大型公益活动”，我只是想强调这是诗的另一种吃法，这一次吃的是酸辣诗。

《天下无贼》里说：“严肃点，正打劫呢！”

说句严肃的话，好诗还是只能看的。朗诵，会让我“三月不知肉味”。不过，我在大学里也组织过“大型”诗朗诵会。

这次，在珠海，我们不能称之为“诗朗诵会”，而应称之为“诗歌秀”，因为穿插着唱起了歌（如《一剪梅》之类在卡拉OK里中老年人点击率较高的）。

不如编一个情节干净却有趣的剧，里面有唱的，有朗诵的，有对白，甚至还可以有舞蹈和武术动作，我相信对诗的普及是大有好处的，“诗人口”一定会大为增加。这一次的吃法叫做“东来顺”——涮诗。

这让我想到足球、围棋。它们说是体育运动，对于爱好者而言，不如说是娱乐活动来得贴切点。它们强调“足球人口”、“围棋人口”的用意，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推理过程：人口多了，收视率就高了， 收视率高了，广告收入就高了，广告收入高了，赞助就高了，赞助高了，大赛奖金就高了。

看来，诗也要寻找娱乐功能了。

实际上，从《诗经》到唐诗、宋诗（词也是诗），一直到清诗，都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娱乐。《诗经》更多地体现了来自民间的民歌特点，屈原时代文人介入创作后，诗就与歌分离了。歌写好了，写雅了，如宋词，就又蜕变为文本保留供世代阅读、曲不知何去的文人产物了。

如今，百姓们在卡拉OK只唱歌，不念诗，诗有点寂寞，不高兴了。

你想，当年能写好诗就能蒙（念上音不念去音）圣上恩宠，有高官厚禄赐予，甚至官至宰相、大学士，真是令人怀想，直恨投胎晚也。比之献药得官的方士，因诗得官，是何等大雅之事啊！

二千年来，中华民族荣获“世界最热爱诗歌民族”大奖原因盖在于此。

当然，帝王热爱诗，说明他的精神生活还是很文明的。不过，他们在热爱诗的同时，也热爱吃、热爱女人，（如武则天就是热爱男人），有些还热爱乱杀人。

诗是什么呢？诗是一种神秘主义、迷幻主义、思维片断和印象片断跳跃的语言的精彩游戏，往好处说，它是精神麻醉剂（止痛，所以悲愤、失恋出诗人、出好诗）。往坏处说，它是精神鸦片，真善美的鸦片。所以李煜在亡了国之后，还在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他不知道，如果他没有这么多愁，不是整日写诗填词、惆怅哀怨、优柔寡断、软弱无能，多点谋国的方略，也许就不会亡国了。情感太丰富了，到了鸦片的程度，活着对人对已都很麻烦，容易引发精神上的问题，顾城就是这样极端的例子。

中华民族文明繁盛，有诗的一份功劳，但在西方进入近现代文明阶段后，它倡导的生活方式却是中华民族衰落的原因之一，至今它留下的生活方式仍与以“准确、稳定、高效、恒久、细致、反复”为目标的现代产业格格不入。

我研究出了一个独特结论，每当诗繁荣的时候，就是这个朝代要出问题的时候。（大概提前50年出此预兆）。

你可以喜欢诗，可以写诗，但如果陷得太深，就可悲了。最好不要做职业诗人。就像哲学，你可以在大学研究哲学，但在生活中，你只是个普通人，你不能像哲学家那样生活。你可以有诗人的情怀，即席背诵几句诗，像江泽民主席那样，（如果江主席像毛主席那样也是个诗人，未必是件好事）这就足够了。

诗应该像流行音乐一样，我们唱了之后，洗洗睡了，第二天准时到厂里上班，不要在加工零件的时候，还在念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事实上，海子的这首诗是这次“公益活动”朗诵的诗中最好的一首，却被排在最后。这充分证明了好诗在朗诵中并不能正确传递其价值的定律。诗和音乐想表达的东西在形式上是绝不一样的。（补充一句，海子是一个自杀而死的诗人）。

诗不能被抬到崇高的地位。我们可以热爱它，但就像老鼠爱大米一样。

至于“诗歌城市”，我想每一个城市都是“歌的城市”，至于诗，怎么样才是诗的城市呢？我不明白。让某个房产公司，或市政府出钱，给每个由中国作协承认的诗人一套珠海面朝大海的豪宅，在春暖花开的时候，“送你一首诗”，应该可以称作“诗歌城市”了吧！

最后，在诗日见式微的春天，在诗的酸菜里加了这么多辣椒，要表示一点歉意。因为我的业余爱好之一，也是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