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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麦啦——《当爱已成往事》美女篇续
星期二 二月 09, 2010 4:36 pm
历数美女，是一件心旷神怡的事儿。一个人美不美，还有气质在内作为极其重要的因子。这也是为何秦怡年纪那么大仍然是东方美女的典型之缘故。反过来，某些被极力称作啥啥啥国际级美女的实质上完全算不得美。自然，青菜萝卜个人所爱。这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不过我还是喜欢多说一句话——好多人们口中尤其是西方人士嘴巴里讲的所谓美实在是性感魅力而不是美丽。美丽是美丽，魅力是魅力，美丽不是魅力同样魅力也不是美丽。诚如聊斋志异里面所提到的——说一个大嫂级别的女人美而不媚，君若一媚可夺西子之宠。可见美和媚的分野。
第一次看到郝蕾，当然是在颐和园里。不明白那部片子到底要说点啥正经。当时也没留心谁谁谁是谁谁谁。唯一记得的就是开头一晃而过的那个十七岁的单车里的小青年。
后来就知道了一批人的鼎鼎大名。当时也没觉得有多少漂亮美丽英俊潇洒的人，一下子在人们口中都变得不是帅哥就是甜妹。反正当时就是那个在大校的女儿和新结婚时代之后大红大紫的郭晓冬，在颐和园里照样是灰溜溜的样儿没有觉得有多么地帅气。直到老八才又红又紫起来的段奕宏也是如此。或许是因为那部电影让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床戏和胡闹上面，结果既不是尽情地表达感情又不是尽情地展示肉体搞得来那个两面不讨好。
关于这一点，我始终纳闷。尤其是郭晓冬，说是拒绝蓝宇是因为想去八一厂圆自己的和家人的梦----军人梦，不想接那样一部另类的片子，可是怎么又去跑到颐和园里去了呢。那部片子难道不另类？何况除去大胆赤裸的床戏还有政治考量的问题。因而这就难免叫人去想郭晓冬拒绝蓝宇是否有别的背景在内。
扯远了。反正郝蕾的亮眼就是密令里的大少爷。很帅气也很霸气。并且让人大吃一惊----悬疑安得也很好！
后来，那就是美女了。总觉得不是个美女的样儿。因为李光洁的缘故，也不好意思说也就是从来没好意思在网上哪怕是个人博客里去评头品足。
古人说，爱屋及乌或者干脆就说投鼠忌器吧，实在是有道理的。
现在好啦，没关系啦。可我还是说不清楚为啥会不觉得她是一个美女。你看我的眼光也不咋地吧。我一直是一个很粗心的人，没有仔细打量一个人的习惯。看着顺眼就是顺眼了觉得好看就是好看了认为漂亮就是漂亮啦，没深思熟虑的观察过。
还是用高阳先生朱楼梦里的一句话大意是觉得一个人好看不需要说出究竟哪儿好看。尤其是要越看越好看百看不厌那才是真好看。
可惜，郝蕾显然不是那样子的样儿。特别要注意的是明星尤其是女明星，一定要看她的素面朝天。那才是庐山真面。
我粗心说不清楚子午寅卯，可我家的另一半行！
那天我们看往事，就说起往事来。边吃瓜子边说，说着说着就说到我觉得郝蕾她不好看，不知道为啥郭天王要爱上这么个后妈———自然这也是当演员的一种无奈。
我太太一针见血。你看到了没有？她的上嘴唇有点儿往上翘，有点儿往前突出。这还不打紧，可连带着嘴形成为不是弯弯往上的弧形，而是另外一种方式----和通常不一样的弧形。
这就说到点子上了。到底是女同胞看女同胞仔细啊。
不相信？再去看看别的往事女性的嘴形。数高英的嘴形最好看，别的都不错，丝毫不影响我说的美女篇里的位置摆放。而，偏偏是这个而，轮到郝蕾要有这个but，怎么办呐。只好实话实说。
大家看过人头漫画或者抽象画吗？看看哭和笑得最简单最基本的嘴形有啥区别？
郝蕾也别泄气，注意一点就行。或者稍微花些钱马上就可纠正。
别的那啥国际级别的美女可是早就定了型，没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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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戏“喂”出人才和原创力
星期二 二月 09, 2010 1:17 pm
[文汇报头版]
用戏“喂”出人才和原创力
文汇报记者 张裕
在上海，京剧院导演王青并没有太大名气，那些“重点剧目”演职员表还少见她的名字。然而“墙内开花墙外香”，王青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排演的秦腔现代戏《大树西迁》，继夺得第十一届中国戏剧节“曹禺戏剧奖·优秀剧目奖”之后，最近又入围“2008-2009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30部初选剧目。
王青这朵在“墙外”吐露芬芳的“花”，可以说是上海京剧院“送”出去的。院长孙重亮对此说了一个“喂”字，这一个字可以概括京剧院用人机制和院团运作的创新探索。他说：好导演、好演员，都是要用戏“喂”出来的。2004年王青被上海京剧院作为“有潜质的技导人才”引进上海，很快就发现了这里不一般的用人机制：不把人圈在自家的小天地里，而尽可能为大家活跃于舞台创造条件。几年来，王青不仅在本市，更在外省市舞台频频“练手”，排演的大小剧目不下30部。而在她周围，别的年轻人也正生气勃勃地成长。
原创力是文艺院团的核心竞争力。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让年轻人有更多更大的舞台练手，让灵感才情释放，从不成熟走向成熟？孙重亮们绞尽脑汁。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他们总结出“放虎归山”、“金屋藏娇”、“潜伏名师”等几条颇有京剧台词味儿的“计策”。
“放虎归山”，把全国舞台为我所用求双赢
擅演新编戏，是上海京剧院的传统。一生演戏600多出的海派京剧大师周信芳，自编自导或与人合作创排的新戏就多达120多出。上海京剧院继承并发扬这一优良传统，这些年来原创力十足，新戏源源不断，《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成败萧何》等剧目，在屡获全国各类文艺大奖的同时，更深得京剧迷们的认可和喜爱。
有人说，上海京剧院是全国戏曲界新编戏创作的一面旗帜；孙重亮却居安思危：这面大旗还能扛多久？看看《廉吏于成龙》等获奖剧目，几乎每部大戏都打上了外地名编剧、名导演的印记；再看剧院内部，如今能在全国叫得响的编剧、导演、舞美等人才，却是太少了。现在全国文艺院团的用人原则都是“不为所有、只为所用”，不肯“养”编剧导演，这一来，几位全国著名的“金牌导演”个个成了“飞行导演”，同时为不同省市的几部大戏忙乎。孙重亮说，将鸡蛋只放在“金牌导演”、“名牌编剧”这一个篮子里，对一个国家剧院是危险的，为保证艺术创造的“可持续”，必须下决心下本钱培养一批自己的创作人才。
演员出身的王青刚到上海京剧院时，虽然不乏导演经验，并显示出了一定的才情，但孙重亮知道，马上让她担纲大戏还有风险，“一旦失手，她可能在上海文艺界立足的空间都没有了”。但不给机会，她又如何积累经验和胆量？孙重亮鼓励她先到外地剧团练手。在外地舞台上，王青很快找到了灵感和自信。她给佛山市青年粤剧团导演《小周后》，让女主演李淑琴夺得了“梅花奖”；她给淄博五音戏剧院导演《云翠仙》，救活了这个传承“稀有剧种”的剧院；她给甘肃省陇剧院导演《官鹅情歌》，拿下了第十届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剧目奖……
在外地排戏，条件不及上海，有时候连舞台上地毯多出的边边角角都要王青自己动手剪，但她坚持着，因为，“在外地排上几十部戏，回上海舞台才有底气”。王青说自己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如果剧院领导让我天天呆在单位，我自己恐怕不会想到走出上海，那我也就不是今天这样了。”
“金屋藏娇”、“潜伏名师”，就为悉心育人才
圈内人都知道，京剧编剧成长周期很长。要掌握西皮、二黄等各种京剧板式的词格，懂得如何为老生、花脸、青衣写出各具韵味的唱词，知道如何结构一个京剧文本，没个十年八年很难做到。十几年前，上海京剧院从戏剧院校引进龚孝雄、冯钢两位编剧人才，然而他们都没有被安排在编剧岗位——龚孝雄进了剧院办公室，冯钢则在艺档室一呆好几年。对于如此“金屋藏娇”，孙重亮自有打算：如果直接让他们做编剧，四五年出不来一个剧本，他们在剧院就呆不下去了。但“金屋藏娇”，让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在老戏里浸润，当自己动手写新编京剧，就不会看着“南梆子”曲牌不知如何填词了。
冯钢在老戏里泡了近十年后，机会来了。2004年2月，中国驻丹麦大使甄建国建议上海京剧院排演“京剧版哈姆雷特”，参加丹麦“哈姆雷特之夏”戏剧节。3个月后，冯钢拿出剧本，剧院花8万元排成京剧《王子复仇记》。上海京剧院副院长单跃进告诉记者：“8万元，支付一位名编剧的稿费都不够！”2005年7月，《王子复仇记》赴丹麦克隆堡演出，在“哈姆雷特故乡”展示了中国国粹与莎士比亚的“艺术化学反应”，得到当地媒体广泛关注。《王子复仇记》五进欧洲，在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上演。
与“金屋藏娇”不同，“潜伏名师”是为帮助年轻人近距离“巧取”名师技艺。2004年，剧院创排新编历史戏《成败萧何》，当时请来的舞美设计是大名鼎鼎的薛殿杰，灯光设计是伊天夫。创排之初，剧院安排两个大学毕业不久的设计师郑加杰、陈晓东，以助理名义紧跟名师，重活粗活抢着干。当《成败萧何》参加中国京剧节时，两位老师主动提出在“舞美设计”、“灯光设计”一栏上与他们共同署名。郑加杰很激动：“在老师身边听口传心授，真学到了许多绝活，收获巨大！”
宽容“及格线以下”的戏，“用子弹喂出好枪法”
这些年，上海京剧院成了全国的“得奖专业户”，但盛名之下，压力有时会磨掉创新锐气，“因为太爱惜羽毛，就会苛求每部戏都是精品，每个创作环节都精妙绝伦，但这不尽符合创作规律——那些有待成熟的年轻人，很可能因此就被推到一边了。”
认识到这一点，上海京剧院决定更放手，创造各种机会让年轻人上手。在上海京剧院，小戏和老戏已经成了年轻创作人员“试手”的项目，“排这样的戏成本低，即使失败剧院也输得起”。
这种可行有效的出戏出人模式确定下来，是理性的选择。最近,京剧院提出了“京剧小剧场”运作概念，把“建造一座300人的京剧专业小剧场”提上议事日程。孙重亮说，他要让院里的导演、演员、编剧等等每月都有新戏上手，他要压缩出人出戏的时间,“战场上没有谁天生会打枪，舞台上没有谁天生会导戏演戏，好枪法是要用子弹喂出来的！”这个新理念新做法会有怎样的结果，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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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比亚河的女儿
星期二 二月 09, 2010 12:59 pm
冈比亚河的女儿
•曼陀罗•
宽阔的冈比亚河缓缓地打了个弯，独木舟灵巧地转入一条蜿蜒逶迤的内陆支流。木浆掠过清澈的水面，惊起了树丛里成百上千的苍鹭、白鹳、鹈鹕、鹭丝、篦鹭、燕鸥和斑鸠。鲦鱼轻快地跃出水面，在船头划过一道银光。
淡水和海水混合的潮间带，红树林（ｍａｎｇｒｏｖｅ）愈加地茂密起来。盘根错节的支撑茎和呼吸茎高高地顶出水面，将树木凌驾在空中。一丛丛墨绿的叶子，在潮湿的空气里微微摇晃着，将陆地和河水连接起来。
雨季的天空压得很暗很低，是每天必经的那一场暴风雨的前奏。树木和青草的清香弥漫在空气中，柔和而淡雅。我瘦弱的小姑娘，雅瓦拉（Ｊａｗａｒａ），孤独地站在天穹下，大河边。衬在大自然气势磅礴的图画上，你渺小得如同一粒被遗忘了的砂砾。
独木船被波浪推上泥泞的浅滩，轻轻地搁了浅。沼泽地是那种凝重的黑，寂静的黑，冷漠的黑，严峻的黑。黑的天，黑的地，天地间只有你一袭猩红的长裙。
那是你割礼前的最后一日，我九岁的小姑娘雅瓦拉。明天你将告别童年，也告别你身体的某一部分。那是你的“成年礼”（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是你生命的分界线。从此，你将真正成为女人。
我紧紧地握着你细小的手。你笑着，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活活泼泼地望着我，“Ｔｕｂａｂ，（西非对非黑色人种的外国人的称呼）我好想有你一样的白皮肤！”我盯在你的脸上，你那近乎墨黑的皮肤闪着光亮，细腻而滑润，象晶莹的黑宝石。我把你拥在怀里，我将我的悲哀我的痛楚我的伤感我的眼泪深深地埋在心底。你有多么的漂亮啊，我的小姑娘。和我一样，你是一个女人。而决定你作为女人的命运的，并不是你的肤色啊，是你的文化，是你的信仰，是你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根深蒂固的习俗和生活方式。
那种对女孩子的割礼，有两种形式。通常的是割去（ｅｘｃｉｓｉｏｎ）阴蒂和阴唇，更有甚者，便是将阴部缝合（ｉｎｆｉｂｕｌａｔｉｏｎ），只留下针尖大的一个小孔以供小便和经血的流出。这两种手术经常是同时进行，以完成女孩子由童年向成年的转变。
不，你不知道！从来没有人对你说起过这种割礼的真正细节，——它是一种神秘的仪式。你和村里其他的女孩子一样，早早地在心里期盼着这个标志着你成为女人的重要时刻。
妈妈给你重新梳了头发，无数根细长的小辫子从额头整齐地排向脑后。辫梢上拴着彩线，红色绿色橙黄浅粉，把你打扮得光鲜照人。你羞涩地低着头，掩饰不住你心里的激动和自豪。
远处有鼓声响了起来。低沉的，辽远的鼓声。如同心脏有节奏的律动。
猴面包树（Ｂａｏｂａｂ）下空旷的土地上，聚满了欢快的村人。男孩子的割礼，总是伴随着隆重的庆祝仪式。不仅仅在信奉原始宗教的非洲，犹太人，穆斯林和某些基督徒也有同样的风俗。只是，这里实行了４０００多年的割礼仪式，更深刻地融入了其民俗民风礼仪和信仰。庄重，严格，特性鲜明，意义非凡。这是每个人攀上成人阶梯时必须接受的对肉体的考验。更是对意志和勇气的挑战。
一个沉稳，厚重的男声唱起来。盖过喧嚣嘈杂的人声，穿过云层，飞上苍天。
“狂风，狂风掀起巨浪
河水，河水涌起波涛”
几个少年，背上插着羽毛，脸部和赤裸的上身涂满白色的垩粉，腰间系一根贝壳串成的细腰带，在激越的鼓声中狂舞起来。
“击鼓啊，狂歌啊，
是考验你的勇气和力量，来舞蹈”
扭胯，抖肩，翻滚，腾跃。鼓点愈击愈快，男孩子们踏在地上的脚步愈急愈重，间或伴随着高昂的喊叫。
“你已经长大成人
真正的男子汉都要经受这一刀”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村人将他们团团围在中央，欢快地笑着，将一个瓶子传来传去，大口喝着自制的烈酒。男孩子脸上流淌着的汗水，一串串摔落在空中。
“孩子们啊，咬紧牙关，决不颤抖
挺起胸膛，昂起头”
蓦然地，鼓声停息。人们肃然而立，一时间万籁无声。男孩子们悄悄地席地而坐，静静地岔开双腿。稍息，那个男声孤零零地重新响在天地之间，格外的悠远深长。
“忍着痛——，憋住气——，不哭不叫——，
勇敢地迎接你生命中这一刀！”
一个头戴面具的男人走出人群，青面獠牙，怒目圆睁。他手里的铁器已经在火上烧得通红。当他漫不经心地靠近一个男孩子的时候，他的助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孩子牢牢抓住。就在那一霎那，他抓起男孩子的包皮，一刀割掉，随即直起身来，将手里血淋林的物件炫耀地高高地举起，展示给周围的村人。男孩子跳起来，紧紧地咬住嘴唇。用双手捂住伤口，在地上转圈，鲜血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迅速地融进赤黑的土地……人们欢叫起来，庆贺一个成年男子的诞生。
我陪着你远远地站在树丛里。女孩子的割礼总是在私下神秘的进行，你等待着。我抱住你的肩，感受到你的炙热。我将下颚抵在你的头上，极力抑制着身体的颤抖。我朦胧的双眼里是惨淡的明天，不知道是民间巫医、助产妇还是你的亲友，她们会将你紧紧地按在地上，用一个木制的钳子夹住你的阴蒂，用刀子或是其他的锋利物件将其割掉。小姑娘雅瓦拉，你将会流多少的鲜血，将要忍受多么巨大的痛楚。我仿佛已经听到你痛苦绝望的惨叫。
他们说，去掉阴蒂有许多的好处，既保障了女人们的婚姻，也维护着她们的贞操。生产的时候还会比较顺利。并且，把那个丑陋可恶的男性似的器官割除，阴部看起来光滑漂亮。还有，经历过这种痛苦会转变一个女人的个性并获得遏制性欲高潮的能力。“如果你通过了这一关，你将能承受生活中其他所有一切的挑战！”母亲们都是这样鼓励自己的女儿。
关于割礼的“意义”一直有不同的说法。窦贡（Ｄｏｇｏｎ）族认为，每个人天生就是双性恋，女人的阴蒂是男性的性象征，而男人的包皮具有女人性器官的包容效果。只有经过各自的割礼手术，才能摈除双性的倾向，还原人本身的性属性。班巴塔（Ｂａｍｂａｔａ）族也有类似的认知，他们同时还相信，在阴蒂和包皮上有一种特别强大的魔力，这种魔力会在性交时突然爆发，产生不可抗拒的能量。因此，阴蒂和包皮是不幸的祸根，必须剔除。
尽管联合国公开要求非洲各国制定法律禁止对女孩子施行割礼，但目前在非洲的三十多个国家每天仍然有将近６０００名女孩子接受割礼。就在三年前的秋天，冈比亚布瑞卡马市（Ｂｒｉｋａｍａ）的法庭前曾聚集了上千名抗议示威的妇女。她们公开反对当地法庭开庭审理九岁的女孩子哈瓦（Ｈａｗａ）接受割礼一案，声援作为被告的７名民间割礼执行者。“女性割礼是我们的文化，没有人可以干涉我们对自己女儿实施的礼仪！”女人们的抗议活动得到了当地绝大多数人公开或半公开的支持。这个古老的习俗，于是被熟视无睹地延续下去。
比如你，雅瓦拉。我九岁的小姑娘。
在雨林的深处，已经搭好了一个小窝棚。你将独自呆在那里，养好你的伤。等你回到村里时，你便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被女人们欣然接受，被年幼的女孩子们由衷羡慕，被男人们首肯并钟爱的女人。一个洁净，纯粹，美丽的女人。
为了那一天，也为了你的一生，你等待着明天。
冈比亚河流淌着，平静地，亿万年来一如既往。
转自咖啡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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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中的一个细节
星期二 二月 09, 2010 12:30 pm
《围城》中的一个细节
谢泳
这十几年来，学术界很注意考察拉斯基（H·J·Laski）与民国知识界的关系，相关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不过完全的新材料还不多见。研究拉斯基与民国知识界的关系，主要是注意到当时拉斯基和哈耶克的思想都已形成，何以民国知识分子重拉斯基而轻哈耶克？解读这个问题，可能会加深人们判断某种理论思潮与时代的关系。一般说来，民国知识分子对拉斯基思想比较推重，是发现了拉斯基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而哈耶克对集权主义的警惕，特别是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常常为人忽视。但对拉斯基思想保持另外态度的学者，也不是没有，钱锺书算是一个。
《围城》第七章结尾时，有一个细节。赵辛楣因为和汪太太的关系，要赶紧离开三闾大学，他走的时候把一些书留给了方鸿渐。钱锺书写到：“凑巧陆子潇到鸿渐房里看见一本《家庭大学丛书》（Home University Library）小册子，是拉斯基（Laski）所作的时髦书《共产主义论》，这原是辛楣丢下来的。陆子潇的外国文虽然跟重伤风人的鼻子一样不通，封面上的Communism 这几个字是认识的，触目惊心。他口头通知李训导长，李训导长书面呈报高校长。校长说：‘我本来要升他一级，谁知道他思想有问题，下学期只能解聘。这个人倒是可造之才，可惜，可惜！’所以鸿渐连‘如夫人’都做不稳，只能‘下堂’。他临走把辛楣的书全送给图书馆，那本小册子在内。”
凡《围城》里提到的书，没有一本是钱锺书编造的，都是钱锺书平时熟悉的著作和杂志，钱锺书有深刻印象的东西才会在写作时浮现出来，写小说不同于做学问，都是信手拈来，不必时时查书。
《围城》的这个细节虽是信笔写出，但细读却有深意。钱锺书平时极少专写政论文字，他不习惯专门写文章来表达对政治的态度和判断，但不等于他对这方面的知识和现实没有看法。赵辛楣在《围城》中的身份是留美学生，专业是政治学，对当时的政治思潮自然应当熟悉，在他的知识范围内，民国知识界的思潮应该有所体现。
钱锺书在蓝田国师教书的时候，储安平也在那里，他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后来还根据当时的讲义出版了一本《英国与印度》。储安平在英国学习时，最喜欢拉斯基的学说，到了他办《客观》和《观察》时，在英美政治学思潮中，他也最欣赏拉斯基，他前后办过两本周刊，其中对西方政治学者介绍最多的是拉斯基，拉斯基在中国的学生，如吴恩裕、王赣愚等基本都成为储安平的撰稿人。
为解读《围城》的这个细节，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在“老潘”的博客里看到这样一条材料：“胡适对韦莲司提及“家庭大学丛书”中的一本，联想到我之前在翻译以赛亚·伯林的《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与环境》序言时遇到的“Home University Library”如何翻译的问题，正对此解。胡适提到的Euripides and his age, By Gilbert Murray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 ，与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正是同一丛书所属。”
周质平的《不思量自难忘》常在手边，但没有注意这个细节。现在我把这个材料和《围城》里提到拉斯基的情节联系了起来。钱锺书《围城》中也提到了“家庭大学丛书”，大概这是欧美老牌政治学一类的丛书，希望以后能多留意这方面的情况，不过以常识判断，钱锺书既然提到了拉斯基的书，说明他对这套丛书很熟悉，不会只读拉斯基这一本，比如伯林这本，应当也是知道的。
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的时候，黄肇年片断的译文就曾在《新月》杂志发表，当时钱锺书也是《新月》的作者，应当熟悉拉斯基的情况。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最早由黄肇年译出，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出版，黄肇年在南开大学翻译此书时，曾得到萧公权、蒋廷黼的帮助，后来商务再版此书时改名为《共产主义的批评》，收在何炳松、刘秉麟主编的“社会科学小丛书”中，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本书。1961年商务又作为内部读物重译了本书，改名为《我所了解的共产主义》（齐力译）。
了解拉斯基这本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后，我们再来分析《围城》的这个细节。从钱锺书的叙述笔调判断，他对本书可能有自己的看法，多少带有否定的意味，他说这是一本“时髦书”，以此可以观察当时知识界的风气，陆子潇拿本书告密，说明当时大学中对“共产主义”的防范。高松年知道此事后的感觉是：“谁知道他思想有问题，下学期只能解聘。”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是一本学术著作，并非宣传品，但“Communism 这几个字……触目惊心”，钱锺书在小说中描述这个细节，从侧面反映他的知识结构和对流行思想的感觉，这对我们研究钱锺书很有帮助。1935年，钱锺书曾写过一篇读《马克思传》的随笔，他评价本书：“妙在不是一本拍马的书，写他不通世故，善于得罪朋友，孩子气十足，绝不象我们理想中的大胡子。又分析他思想包含英法德成份为多，绝无犹太臭味，极为新颖。”（《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第292页，三联书店，2006年）从各方面的细节判断，钱锺书对马克思、共产主义这一类思潮和人物有相当认识，至少他对“拍马的书”很不感兴趣。钱锺书对当时流行思潮保持警惕的习惯，可能影响了他一生的选择和判断，以此理解钱锺书的独立性格，应当是一个角度。
2008年7月20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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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十大小说揭晓
星期一 二月 08, 2010 5:46 pm
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十大小说揭晓
虹影的《好儿女花》获十大小说第二名
二零零九年亚洲周刊十大小说紧扣众多历史周年记忆，涵盖南京大屠杀、国共内战、新中国诞生、国民党迁台、反右、文革、大马华人、中国崛起等，拒绝遗忘成为母题。张爱玲、虹影、陈冠中、葛亮、苏童、阎连科、蔡素芬、也斯、陈玉慧、韩丽珠的十本小说，写出更多想象与思考空间，也分担中华民族软实力发展的命运。
二十一世纪首个十年结束了，二零零九年中文小说的内容也紧扣当下众多历史周年的记忆，涵盖南京大屠杀、国共内战、新中国诞生、国民党迁台、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及经济腾飞，等等。文学与历史及今日融合，成为灵感的源泉。
零九年中文小说的特点是，作品藉真切的情境、鲜明的性格再现当下的时代风云，突显历史的岁月沧桑。陈冠中与葛亮就此作出突出贡献。不过，无论文学时空的风景多么悦目清新，真正打动读者的，仍是书中的人物，他们戴着形形色色的面罩，但却说着真话，犹如我们邻居那样，拉近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小说技巧呈现多元化，从纪实到变形，从寓言到假托，从意识流到魔幻现实主义……女性小说家也展示丰沛、坚实的实力，在亚洲周刊入选的十位作家中，女性占据半壁江山。从张爱玲到虹影，都以绚丽文采通透人性，更揭示时代的趋势、聚焦社会的热点，读者为之惊艳。
亚洲周刊评选全球华人二零零九年「十大小说」揭晓：（一）、《小团圆》（张爱玲、皇冠丛书）；（二）、《好儿女花》（虹影、九歌出版社）；（三）、《盛世》（陈冠中、牛津出版社）；（四）、《朱雀》（葛亮、麦田出版社）；（五）、《河岸》（苏童、人民文学出版社）；（六）、《我与父辈》（阎连科、云南出版集团）；（七）、《烛光盛宴》（蔡素芬、九歌出版社）；（八）、《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也斯、牛津出版社）；（九）、《China》（陈玉慧、印刻出版社）；（十）《灰花》（韩丽珠、联合文丛）。
●零九年中文世界最轰动的小说，无疑是「文学祖师奶奶」张爱玲的《小团圆》。读者多年来望眼欲穿而不得的「张爱玲自传」，终浮出水面。书中每个人物都可在现实中对号入座，找到原型。但是，张爱玲早于一九九五年离世，而作者九二年曾在一封信中明言《小团圆》「要销毁」；该作品出版是否有违作者生前意愿？可是，另有更多数据显示，张爱玲根本舍不得销毁《小团圆》，她说过「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而最深知、最好的材料又怎能超越自传性文字？张爱玲还明确表示「《小团圆》一定尽早写完，不会再对读者食言」。张爱玲对该作品倾注心血与感情，可见一斑。
从另一方面看，《小团圆》前四章几近「紊乱」的述，也道出张爱玲焦虑冲动、犹豫困惑的内心挣扎：是否让隐藏几十年的私密见天日？主人公九莉对邵之雍（胡兰成）既痛苦又恐惧，而内心仍呼唤「要他回来，马上回来」。为挽留他在身边，她甚至宁可战争不要停歇。《小团圆》的自传色彩更清晰了。
炉火纯青之作《小团圆》，分明打上文学张爱玲的专属印记，文字更惊艳，情感更铺张，苍凉感更厚重。「跟不喜欢的人亲密是最恶心的」。地下工作者荀桦经九莉与邵之雍营救出狱后，心存「汉奸妻﹐人人可戏」之念，在电车人群中用受过老虎凳酷刑的双膝调戏她，根本不念及救命之恩：若无受侮者的打救，他仍须接受老虎凳「洗礼」，瘐死囹圄也未可知。「汉奸妻，人人可戏」的流氓举止与卖国行径同样令人不齿，逃不脱道义的挞伐。
●《好儿女花》是虹影反思爱情重挫的自传体小说。又名指甲花的好儿女花，活得顽强，花开得灿烂，但极易凋谢。虹影与小姐姐为爱而惨受煎熬，几次自杀未遂，也宛如一双好儿女花。小说接近结束，虹影石破天惊披露，她原来与小姐姐「二女事一夫」。
与虹影巨痛及耻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母亲爱情的高风亮节。在缺吃少穿、腥风血雨的文革年代，母亲爱着包括丈夫在内的多个男性，她与他们爱得无比深挚，也有死去活来的心灵巨痛，却从不接受爱欲与嫉妒的摆布，以格调、质量而论，堪称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楷模。但「母亲已经不在了，我觉得我的根没有了。」
书中也涉及文革的残酷回忆。重庆地区的群众组织互开杀戒，掩埋「烈士」时，战俘们一排四人跪在坟坑前接受枪决，其中有一个十七岁女孩，「一身蓝色学生装，栓根牛皮带，铜扣亮……齐耳短发下一张秀丽脸，大睁着恐怖的双眼。她的尸体被推进坑里，陪葬」。文革两派都在标榜「为毛泽东主义而战」，却干出国共内战都不曾有过的杀降与陪葬，夫复何言！
●二零一三年，中国将是怎样景象？香港作家陈冠中的寓言小说《盛世》称，届时经济危机将重临西方世界，中国更富有、更强盛、更自信、更骄傲，进入盛世；人民充满幸福感，高唱「嗨赖赖」红歌。但全国人民却有一个月的「失忆」，曾发生过大动乱、抢购粮食、军队进城、公安严打、注射禽流感疫苗等恐怖事件，但相关记忆都被当局用药物MDMA抹去。向有「为民请命」传统的知识人活得心安理得，由别无选择走向主动迎逢，「只要体制吸纳我，腐败也好专制也好，我不是不能接受。」
小说主人公老陈、方草地、小希等人收集证据，发掘被人为抹煞的「失忆月」。为此，他们绑架了政治局高官何东生，弄明白「失忆」的来龙去脉。何东生却表示，人本来就是善忘的动物，中国人更渴望忘掉一些历史，中共运气好，「中国人活该给共产党统治」，「这可能是神迹，可能是中国人的共业」。目前，《盛世》港台版与网络版已流入中国大陆，网民以小说为导向，追问中国崛起的立国精神及国家权力合法性，拒绝「嗨赖赖」的幸福感。
●葛亮的《朱雀》是那种属于「鸿篇巨制」的大作品。故事主线由异乡人、来自苏格兰的华裔青年许廷迈切入，从他在夫子庙邂逅南京姑娘程囡相识相恋开始。不过，围绕程囡家族渊源的故事副线更引人入胜，而女教师忆楚的故事格外惊心动魄。忆楚在一个雨夜遭工人老魏强暴，其后嫌犯很有担当地前去警局自首，不料忆楚决定和他结婚，以慈悲之举免除牢狱之灾。可是妻子那个雨夜的惊恐神情及痛苦蜷起的膝盖，令丈夫一年多在床上雄风尽失。
读者没想到，忆楚的那床婚被竟是「故事高潮」。养母与忆楚相依为命，从女孩十二岁起就开始刺绣龙凤被面，谁知结婚前一天才发现上面已有蛀孔，而且「偏偏在凤头上，尽管连夜修补，可是金丝线颜色却对不上色了」。寥寥几笔感天动地，文学功力与用心直逼张爱玲。
●龙生龙，凤生凤；封建主义血统论大行其道。苏童长篇《河岸》翻回了文革史上最丑陋、最愚昧也最血腥的一页。主人公库文轩、慧仙、傻子扁金和库东亮都在为「我是谁」而苦恼，而这个「谁」不过是出身的空虚符号，在励志人生路上其实有百害，而一无用处。
库文轩是中共烈士后代，在镇上当过书记，风光无限。后在一次政治运动中，烈士子弟变成「冒牌货」，跌入社会底层，妻子也离异而去。库文轩当上船工，仍走不出掌权时「风流罪」的阴影，终于挥刀自宫，落下难以启齿的残疾。
但这一刀仍斩不断厄运的吸盘，儿子库东亮重新把父亲的风流事牵扯出来，二代人反目成仇。不过，当烈士纪念碑被迁走时，父子二人捐弃前嫌，齐心力保。库文轩把母亲的纪念碑绑在身上投水自尽，「一个巨人投入河流，我拉不住他……金雀河河面上响起爆炸似的一声巨响，水花四溅，岸上一片惊呼」。这是一曲悲歌，也是一出闹剧，唯革命先烈在冥冥中望风而泣。他们以「不平等毋宁死」的信念而英勇牺牲，换来却是更不平等、更变态的丑陋现实。
●阎连科的长篇《我与父辈》，被称为「锥心泣血的文字」，书中尖锐提问，「我们这个时代渐渐地开始遗忘过去，不知觉中背叛自己的记忆」；但「能逃避和躲开什么呢」？书中写父亲三兄弟的故事，又写自己的故事，也写中国农民逃离故土的顽强努力，更写父辈对子辈不近情理的苛求，而暴躁背后却是刻骨的自卑，令人鼻酸不已的城乡差距，以及夹缝中求生存的窘迫，然而骨气并没有被消蚀。尽管「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诗）」，但社会上最不受赞颂的农民父辈却是最具资格的英雄，他们和世上所有民族的英雄一样，拥有比领袖、精英和名人更值得敬佩的品格。也正是这样的父辈养育了作家阎连科日后的写作血性及文字机锋。
●台湾作家蔡素芬穷尽九年时间，写出「以爱情包装国族历史」的长篇《烛光盛宴》，浓缩了一九四九前后台湾与大陆的漫长岁月。三位女主人公是外省小姐白泊珍、本省女子菊子、以及故事述者「我」。富家小姐白泊珍原籍四川，为替家族「续香火」，曾接受入赘夫婿，后离家出走成为战地护士，最终来到台湾。菊子在帮佣的眷村中，遭数名外省军人轮暴，生下弱智小孩。最后，眷村面临拆迁，启动了不同族群对话、理解的新时代。
战火吞噬生命，而生命在苦难中尽显顽强。为抗日服务的战地护士情同姐妹，以医院为家。当离散姐妹们重逢时，不约而同都有男士相伴，不禁相视而笑，「女儿有个家总是好的」；「幸福可以抵销辛苦」；「离了家的人，会建立起自己的家，与千千万万个家庭一同搬演一个家庭的节奏」。这是多么顽强、多么可敬、多么温馨的生命意识。有女性，就有妈妈；有妈妈，才有人类。
●普鲁斯特说，记忆从气味开始。那么，思考之旅是否从食物启程？《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是香港作家也斯的短篇集，十二个短篇讲述九七回归后香港文化与精神特质的变化。点题短篇《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中，主人公试吃「叫不出名字的水果」，似是「荷兰豆跟龙眼杂交以后的私生子」，味道也还「有趣」。主人公因父母偷渡来港，申请身份证时胡乱填写出生日期，在各种文化系统的夹缝中，对「自我」不甚了了，过节庆也马虎应对，个性散漫善变，象征了香港的多元、犹豫、矛盾、又安于共融的性格。
在《西厢魅影》中，香港教师抵触英国教授的管治，特别感谢他人支持，就像「偏嗜某种偏门食物的老饕……对稍微显示相似倾向的同道人，也容易引为知己」。看到清洁工阿婶把办公桌上的烟蒂、纸团倒进黑胶袋，教师想到自己母亲也是清洁工，从事同样的工作，而「自己是垃圾制造者，心中不由升起内疚之情」。这种温和内省的情怀分明刻有香港性格的烙印。作者认为，国际大都会香港九七回归后，一些人看不起新移民，以往对外乡人的友善态度反而淡薄了，「今日许多看来冒大不韪的东西，都只是家常便饭而已」。作品期待宽容、开放、善解人意香港性格的回归。
●日本素有「一针见魂」之说，意指针脚是极品衣物的真正标记。衣物如此，瓷器更是如此。用火和土炼就的上好瓷器，其质量不仅要有技术保证，更须融入烧瓷人的血泪与情感，由此铸出瓷魂。台湾作家陈玉慧奔走于台湾、北京、慕尼黑，像烧瓷人将灵魂与血汗如投入瓷那样，含辛茹苦写出长篇《China》。
故事追溯到十八世纪的西方，一位矿物学者死里逃生，来到中国找寻烧瓷秘密。凭着超人秉赋，学者习得中文，学会了中国人拱手、作揖、鞠躬和叩头，进入中国皇宫，成为宠臣。学者探究烧瓷秘籍，也开始追寻爱情，立誓为之献身。
到中国学烧瓷，而英语里瓷与中国China共名；瓷器具备与爱情完全相同的质量，即极易破碎，哪怕是微血管般细小的裂纹也无法修复。这一切都是神奇的巧合。陈玉慧在书中书写「最情色最大胆又最传统的中国，最温柔最浪漫又最冒险的西方」；讲述「颠倒众生的爱情传奇，慑人心魄的瓷器盗窃史」。尽管作者在书中主持异国文化的交流，促成中西美学及价值观的对话，却也有挥之不去的疑惑：「西方有必要在中国传教吗？难道这不是强权作风？中国人从来不到西方传教，也永远不会这样做」。
●零九年长篇小说《灰花》是香港作家韩丽珠的首部长篇小说，讲的是横跨三个不同世代的故事，诡丽多姿，却沉痛凝重。主人公外祖母米安「带着自己的根部在不同地域之间流徙，却始终找不到一片适合土壤」；城市天空混浊，工业废气使人目力不济，灰雾包裹每个人，人们都想逃离，但受制于古怪体制、沉沉睡意而寸步难行。
书中有关生命与迁徙故事的意念，据说来自作者母亲，她是马来西亚华侨，她经常跟韩丽珠诉说家族被迫离开马来西亚的历史。在写作时，作家尝试透过母亲去了解上一辈，但笔下呈现的却不是母亲的经历，而是自己对当下的看法，「自我的存在彷佛在疏离的灰郁世界中荒芜，又像从荒泥里冒出花朵那么夺目」，突显了韩丽珠文字辛辣、批判尖锐及视角独特的特色。
回望二零零九年中文小说，全球华人社会真性情、勤写作的作家人才辈出。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学接班人葛亮和韩丽珠生于一九七八年，目前才三十出头，却展示非凡的创作力。尤其是葛亮，写出雄浑大气、关于六朝古都南京的近代史诗，使人联想到五十年代生人莫言，在八十年代初捧出《红高粱家族》，文学成就远超抗日亲历者作家，名动海内外。我们脑海还呈现这样动人的场面：中文作家在世界上最大的一张书桌上奋笔疾书、雨点般击打键盘，而书桌另一端上方交织着无数读者热爱文学的执着目光。作家拒绝遗忘，争取更多想象与思考的空间，日以继夜、呕心沥血，力争写出令人民满意、无愧历史的作品，他们与读者分享书桌、思考和情感，也分担中华民族软实力发展的命运。
1. 张爱玲《小团圆》：小说体的张爱玲自传，情感更铺张，苍凉感更厚重
张爱玲，1920年生于上海。1939年就读香港大学。1942年回上海，开始写作生涯；1944年与胡兰成结婚，1947年分手。1952年从上海至香港，任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翻译 ，1955年，赴美定居，1956年与左翼剧作家赖雅结婚。1995年9月去世。作品有《倾城之恋》、《半生缘》、《秧歌》、《赤地之恋》等。
2. 虹影《好儿女花》：反思爱情重挫的自传体小说
虹影，生于1963年，重庆江边贫民区长大。就读于北京鲁迅文学院、上海复旦大学。曾旅居英国。1991年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的赵毅衡结婚。两人已于近年离婚。作品有《饥饿的女儿》、《K》、《阿难》、《孔雀的叫喊》、《绿袖子》、《上海王》、《女子有行》、《鹤止步》、《好儿女花》等。
3. 陈冠中《盛世》：寻回集体失忆的一个月，还原今日中国盛世真相
陈冠中，生于上海长于香港的文化人。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及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1976年 创办香港《号外》杂志并任总编辑及出版人至1998年，曾监制及策划多部香港及美国电影的制作。目前在北京居住。作品有《我这一代香港人》、《香港三部曲》及《半唐番城市笔记》等。
4. 葛亮《朱雀》：关于六朝古都南京的近代史诗
葛亮，1978年出生，原籍南京。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着有长篇小说《朱雀》、小说集《谜鸦》、《七声》、《相忘江湖的鱼》，入选台湾2006「诚品选书」。获2008年香港艺术发展奖、首届香港书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香港青年文学奖等奖项。小说列入《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5. 苏童《河岸》：翻回文革史上最丑陋、最愚昧也最血腥的一页
苏童，生于1963年，苏州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年到南京工作，一度担任《钟山》编辑，后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驻会专业作家。现居南京。主要作品有《妻妾成群》、《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罂粟之家》、《米》、《1943年的逃亡》、《我的帝王生涯》等。2009年《河岸》赢得曼氏亚洲文学奖。
6. 阎连科《我与父辈》：向社会上最不受赞颂的农民父辈致敬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中国河南省嵩县。1978年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最后一个女知青》、《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和鼎钧双年文学奖。
7. 蔡素芬《烛光盛宴》：「以爱情包装国族历史」，讲述眷村的族群对话
蔡素芬，台湾淡江中文系毕业，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双语言文化研究所进修。历任《自由时报》撰述委员、自由副刊主编、影艺中心副主任，兼林荣三文化公益基金会执行长等职。作品有长篇小说《盐田儿女》、《橄榄树》、《姐妹书》、短篇小说集《台北车站》，编有《九十四年小说选》、《台湾文学30年菁英选：小说30家》。
8. 也斯《后殖民食物与爱情》：讲述九七后香港文化与精神特质的变化
也斯，本名梁秉钧，广东新会人，1949年到香港，20岁开始专栏写作，70年代参与编辑《中国学生周报》。1978年赴美留学，1984年获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讲座教授。作品有散文集《神话午餐》、《山水人物》、诗集《雷声与蝉鸣》、《游离的诗》等。
9. 陈玉慧《China》：「颠倒众生的爱情传奇，慑人心魄的瓷器盗窃史」
陈玉慧，生于台湾。文化大学中文系毕业，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系硕士及文学系硕士，语言系博士班进修，现居德国。目前担任媒体驻欧特派员，也为德国报纸撰稿。作品有《征婚启事》、《慕尼黑白》、《我的抒情欧洲》、《遇见大师流泪》等。小说《海神家族》获2006年红楼梦奖决审团奖。
10. 韩丽珠《灰花》：城市灰雾包裹每个人，人们都想逃离，但寸步难行
韩丽珠，生于1978年，香港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集《灰花》、中篇小说集《风筝家族》、中短篇小说集《宁静的兽》、短篇小说集《输水管森林》及《Hard Copies》(合集)。参与2009深圳香港双城双年展特别项目「漫游:建筑体验与文学想象」，作为参展作家撰写了小说《回家》虚构人与建筑的故事。
章海陵/文 《亚洲周刊》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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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碎梦十二辨——细究红楼后四十
星期一 二月 08, 2010 11:57 am
落花碎梦十二辨——细究红楼后四十
（赏析内容以120回《红楼梦》为准）
·排情榜种种·
十二正钗既然已经被曹雪芹排出来了，历代来排副册和又副册的同人也层出不穷。还有同人排情榜，说是“按照曹雪芹的原意”，还有三副四副直到八副、九副共计一百零八人之多（也有少数排到一百二十人的）。在各处红迷论坛上都有不少类似的人物排名，以浮生之鄙陋，都已经见过四五个版本了，各个不同，偏生每个都是“有根据”的，“权威”的。因为从来不事研究，浮生在欣赏附图的精美之后，也乐得不去考虑“权威”性。因为这样的争议，简直是永恒的。
如果不谈一百零八个，单单说“副钗”和“又副钗”，其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副册是该排别家小姐，还是排侍妾（因为香菱是侍妾，也曾经是甄府的小姐）。但红楼梦中够分量的侍妾和别家小姐单算都达不到十二个，加起来却也不合乎十二个。尤其是宝琴，说副册要收录侍妾和地位低一些的小姐吧，可宝琴的身份低么？而紫鹃、鸳鸯之类的主要丫鬟，芳官、龄官这样戏份很重的小戏子也要上册子，简直是无论如何也不敷分派。更不要说夏金桂和秋桐这一对活宝该不该入册了（这种人也能算“薄命”，归属“情司”？），真是令人头痛的事情。
某日，浮生忽然忆起宝姐姐的话：“若随人脚踪作了去，即便词句精工，终究落了第二意。”黛玉不是也说，“(作诗)第一立意要紧”，“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想来，《红楼梦》从人物到情节，从布局到构思，立意无一不新，到今天都很难超越。而排几十人上百人，而且还严格分级分等的表单，之前不知多少先人已经干过了。出名的有《水浒传》、《儒林外史》、《封神演义》、《镜花缘》；不出名的，单流传到现在的也能不费力地查到三五册，更不要说存在广大的市民阅读群体以及繁荣出版业的当时了。当开列表单已经成为一种文坛集体性癖好的时候，《红楼梦》的作者还会“随人脚踪作了去”，甚至连人数都要和大名鼎鼎流传广远的《水浒传》一模一样？而且，还要随着《水浒传》来个前三十六后七十二的分别？（正、副、又副三十六人是有评语的，其他七十二人就没有）如果真的如此，“曹雪芹原意”还真有点让人费解了。
而况，第五回里警幻仙姑也说过，除了正、副、又副三册之外，“余者庸常，便无册可录了”。既如此，怎还要排到九等一百零八人？（而况我在好几个同人排出来的表中，第八、九等里一些人物连名字都没有，如“倪二女”、“二丫头”、“袭人表妹”。）并且警幻还提醒宝玉，虽然宝玉家上上下下，就有几百个女孩子，但册子是要在整个金陵城中“只择紧要者录之”。自然就是说，也不能单录贾家的女孩子。如果红楼梦的作者把三个册里全部排上荣宁二府中人，偌大的金陵城就只剩下贾家一家，或说顶多贾史王薛四家可录了。而槛外人妙玉在正册里出现，是否也在提醒我们，作者本身的安排就不是使三册都成为自家的“专美”呢？
再者，从汉语的语言习惯和语法上来推断，“正”字对应的只能是“副”字，顶多再加一个“又副”。但“正”、“副”都不是数词，“又”也不是数词，如何能在其后接上“三、四”之类的数词呢？如此衔接恐怕也不合榫。如果真的有“九副”“八副”等安排，再不济，作者也会将“又副册”写成“二副册”以便衔接吧。
另外，浮生认为，香菱的身份也是有深意的，她的人生经历了当时社会女性所能具有的全部身份。原来是甄家的小姐，被买来时作丫头，之后薛姨妈摆酒请客，明公正道地让她作了妾，最后在死前不久被扶正为夫人。小姐，丫鬟，妾，正妻，都作过了。同她并列的人即使有，也不在《红楼梦》描写过的人物当中。此故副册只提到一个人，因为她的身份非常复杂，是无法归类的。
这样一想，如若作者作文时刻意费心将每种角色安排上十二个，再分上九等来描写，可反而成了林妹妹所谓的“以词害意”了。也许不去跟风排表拉大单子，倒是作者应有的风格。真是：
群芳何曾争盛名，
竹篱茅舍自甘心。
只因误录十二钗，
惹得同人说到今。
·藕官的女性宣言·
“……（藕官）说他自己是小生，菂官是小旦，常做夫妻，虽说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排场，皆是真正温存体贴之事，故此二人就疯了，虽不做戏，寻常饮食起坐，两个人竟是你恩我爱。菂官一死，他哭的死去活来，至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后来补了蕊官，我们见他一般的温柔体贴，也曾问他得新弃旧的。他说:‘这又有个 大道理。比如男子丧了妻，或有必当续弦者，也必要续弦为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续，孤守一世，妨了大节，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 ……”（第五十八回）
这也是底层极卑微小女子的豪言壮语了。她分明是在说，在一个纯由女子组成的、“自给自足”的小天地里，女子也拥有与男子同等的爱情上的权利——即使这样的权利换算到了同性相恋的领域。她们可以寻常饮食起坐如夫妻一样，也可以在爱人死后“娶”另外的女孩子“你恩我爱”。
卑微者的灵魂也有爱的欲望。虽然她们只能以爱的名义依偎在一起，共同面向外界不可知的，属于男性，属于高贵者，属于主宰者的世界。
也许，藕官、蕊官、菂官的感情是“畸形”的，“短暂”的，“没有保障”的。但是，在那个“夫妇，人伦之始”的，女子与男子共同构成的世界里，女子又能得到什么呢？“正常”么？“永恒”么？“白头不相离”么？于是，她们真正悟了。爱的那样惊世骇俗，不管不顾，再也没有“长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筐箧中，恩情中道绝”的恐惧。再也不必“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地乞怜。
在物质上，她们有最为卑微甚至卑贱的地位。
在精神上，她们自顾自地、天真而勇敢地、简直藐视现实地“爱”着。
爱如朝露，短暂而清澈，永远占据着爱情世界里一个幽暗隐秘的角落。
·“续弦说”与“无私的爱”·
藕官的女性宣言不知何时成为了一位年逾百岁的红学家证明“红楼梦的作者赞成妻亡再娶”的证据。此说一出，也有诸多红友首肯，认为黛玉只有是在死前将宝玉托付给宝钗照顾，才算得上是值得去爱的高尚无私者；而宝玉在黛玉死后水到渠成、心安理得地接受新一轮幸福，才算是“超然而富有灵性”，不愧是情痴。
听了这样的推理，浮生真是有点如坠五里云雾中了。后来见红吧里隔不久就会有人来发起讨论，讨论黛玉要是真的结婚了，会不会吃袭人等的醋？而其中维护黛玉的一方有不少在费尽心力地证明黛玉是多么地大度无私，生怕黛玉沾染上一个“妒”字。
看来要做个大度无私，高尚牺牲的女孩子，实在难哪。然而更难的是“唯有”这样才值得爱人去爱！
黛玉之可爱，原来只在“无私”，“全心为宝玉”。但是，爱情是可以被替代的么？如果明明知道宝玉和宝钗之间既没有爱情也不会幸福，还非要他俩结婚不可，这是无私地为宝玉奉献，还是慷慨地给宝玉和宝钗制造一生的不幸？单说那“无私”的牺牲和奉献，到什么地步都不过分么？
毋庸置疑，真正的爱情是要讲求奉献和牺牲的。但是这样的牺牲一旦达到了否定自我的程度，高尚的“牺牲者”也就变质为可悲的“牺牲品”。
贾赦要娶鸳鸯作小老婆，他的正妻邢夫人马上跑到贾母那里忙前跑后热情洋溢欢欣鼓舞地做媒，显得比丈夫还积极。按爱情就等同于奉献和牺牲的观点推断，邢夫人为了能让贾赦高兴，丝毫都不反对与他人共事一夫。只要贾赦能快乐，她自己怎么样牺牲都无所谓。这是多么崇高的行为啊。但是，曹雪芹却把她写成了一个丑角，一个“尴尬人”。这和与他同时代的、动不动就讴歌不妒之德的贤妇的文学家（其中佼佼者如蒲松龄，见《聊斋志异·林氏》；以及《浮生六记》中的芸娘）相比，差距就在于是否把女子当作与自己平等的“人”来看待。
当一个人的正常感情被指斥为不能容忍的“私心”，而畸形扭曲的情感却被称为“值得去爱”的“贤德”，几千年来吃人的宴席上，就连弱者的哭声都成为了赞颂道德的助兴喜乐。
看看此观点论者发贴的时间，二〇〇七年。
吾已不知今夕何夕。
·略论香菱与宝玉的哲学对比·
虽然大家都叫她香菱，但她的本名是“甄英莲”——真应怜。虽然她是红楼梦故事中贯穿始终的女性，但是专门赏析研究她的学者似乎并不多。
《红楼梦》是一部“为闺阁昭传”的小说。而在全书的所有闺阁女性当中，最先出场和最后退场的，唯一一个贯穿始终的女性，是她。
将红楼梦故事从虚引入实，再从实带入虚的机纽人物，仍然是她。她不是主角，但是全书故事的“超现实世界”与“现实世界”缺了她就无法相互连通。她是全书机纽的机纽，是全书当之无愧的中心线索人物。
薄命司副册只列她一人，无与之并。其实也简单，在《红楼梦》全书中，只有她一个人恰好经历了当时社会女性所能具有的全部身份（小姐、丫鬟、侍妾、正妻）。——因为身份过于复杂，她无法并入任何一类。
我想，作者安排这样一个人物，也是在用她伶俜凄凉的一生集中昭示和象征当时社会女性整体上的不幸命运。因此，她才具有的全部身份。而且正如她的名字，真应怜，无论她的身份如何变换，都无补于她一生不变的苦难和凄凉。这不就是当时社会中，广大女子不幸命运的缩影么？所谓无论身份如何，总是万艳同悲。
而且，香菱的人生处境恰暗合了哲学的最基本问题：
我是谁？
我从何处来？
我向何处去？
这三个问题是人生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也是世界各民族、各时期、各流派的哲学都必须面对，而且都试图去回答的问题。
而香菱是《红楼梦》中唯一一个“我不知我是谁，我不知我从何处来”的人。书中一再强调她忘记了姓名家乡父母，也将她刻画为书中唯一一个完全顺从命运，没有半点不满和反抗的人。连“二木头”迎春都会悲愤地直陈“我就不信我的命就这么不好！”，而香菱呢，就连被薛蟠毒打之后也是“自悲自怨，各自走开”——她甚至从来没有过对现实的不满，丧失了凡物不平则鸣的本能。可以说，她对于无比残酷的命运永远是心甘情愿地接受。
这就是说，一个“我不知我是谁，我不知我从何处来”的人，一个命最苦的人，对“我向何处去”却是完全没有主动性，自始至终逆来顺受的。
而贾宝玉与香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贾宝玉“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从何处来”，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对这两个问题而言，他所知道的都不是真相。他不知道自己的前生和本质（真顽石）。但是现实世界中的他仍是“知道”而不是“不知道”。他虽然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却坚决要反抗他人对“我向何处去”的设置和强加。他要自己决定“我向何处去”，在现实世界无法实现他想要的“去处”，他就叛逃到超现实世界去，坚持到最后也没有屈服。而用世俗的角度衡量，贾宝玉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荣华富贵美女如云，应该是最“幸福”的。但是他却感受不到幸福，而是一直沉浸在挥之不去的、深浓的幻灭感和虚无感当中。最后他的精神陷入异常，长期交替出现的癫狂和清醒，体现出的仍是他精神上的深度困惑和对现实的绝望反抗。
也就是说，一个“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从何处来”的人，一个命最“好”的人，对“我向何处去”却是坚决反抗和背叛的。
此故，全书以香菱别父始，以宝玉别父终。香菱别父是完全被动的，宣告在现实世界中她一生不幸的降临。而宝玉别父是主动的，宣告现实世界中他对“一生幸福”的终结和拒绝。
这说明，遭受最大痛苦的人不一定会最先地自发反抗命运。而目睹、经历他人所遭受的痛苦的人反而可能会自觉地反抗命运。看起来最容易觉悟的人是不觉悟的，看起来最不可能觉悟的人却是最先觉悟的。既然香菱集中昭示了当时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中承受的不幸命运，那么作品是否反映出：受压迫比贾宝玉更深的“女性”，本身尚未因此觉醒，而贾宝玉作为一个“男性”，却先于之因为女性的苦难命运而觉醒了呢？与本书开宗明义的“为闺阁昭传”相联系，细味之，愈觉有难以言尽之深意。
也许其中有这样一层寓意：在这个古老的国度暗夜笼罩的大地上，并不缺乏苦难，缺乏的是一颗能感知苦难的心。虽然拥有它的代价，是被无数弱者的苦难折磨得终生不得安宁。
·希望二题·
之一：曲笔与现实主义
关于探春的结局，我最早接触的是八七版《红楼梦》电视剧。那一场远嫁和番，真是结尾中至为打动人心的悲切篇章。后来我看到了120回《红楼梦》原书，却写道探春回来了，“比原先出挑的更好了，服彩鲜明”，不禁愕然。后来听到很多相关的红评，多认为这是“续作损害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光辉”。我当时亦深以为虽然这个结局仅仅是不那么惨，而不能算圆满；但雪芹既为现实主义，就不会用此曲笔来让探春得到一个不那么惨的结局。
多年之后的某日，闲来无事的浮生重温《呐喊·药》。当读到夏瑜坟前那一圈小小的花环时，我又一次想起先生那句一直令我不解的话：“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先生生在“毁天时代”的五四时期，其作品的现实主义深度至今无人望其项背。竟然也要“用了曲笔”，在夏瑜坟头摆上一圈红白相间的小花环？夏瑜的理想不是已经被事实证明不可能实现的么，有什么好掩饰的？这用了曲笔，也算是现实主义作家该做的事？
但是，先生说，他的灵魂里有毒气，有鬼气。他平白添上一个花环，是因为“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怕传染给做梦的青年，也就是怕让青年们失去了梦中虚幻的希望。但是希望若为虚幻，不是早点打破，面对现实的好么？他不是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么？在这里，反不愿让青年们作真的猛士了？何况，先生写《药》的时候，早已不年轻，不天真了。
“希望无所谓有，无所谓无，这正如世界上的路。”（《呐喊·故乡》）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野草》）
“希望”？对旧世界没有眷恋，也决不浅薄的先生，却也要为了他人和自己保存那丝微茫的希望。因为死者已矣，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还是需要一点希望，作为心灵的支撑。
在“补天时代”的《红楼梦》作者，浮生该要求他怎样彻底，才算“现实主义”呢？
之二：寄托
鲁迅先生寄希望于新生代，但其小说中的儿童却全无可爱之处，冷漠，僵死，鄙陋，可厌，比成人更甚。
雪芹先生寄希望于女儿家，但其笔下芳官的倚强压人，晴雯的夹枪带棒，坠儿的贪财小窃，司棋的霸道打砸，总不那么值得歌颂。
这整体上被寄予莫大希望的对象，在具体现实中恐怕并不那样地美好崇高。
但二位先生为什么还是要一次次饱含深情地赞美之、尊崇之呢？
是，为了希望？
在那黑沉沉的、茫茫无边的暗夜里……
·网状结构及视线范围·
浮生也看过许多现代人续写的《红楼梦》。作品水平的高下互有参差，但相同的一点是：都将贾府一抄而尽，百余人物流散各方。据说这是为了贴合原意和贯彻现实主义的原则。
但是，《红楼梦》一个至今仍高山仰止的不可及之处，是其精密复杂的网状结构。在四大名著当中，红楼梦是唯一一部在全局上具备有机结构的小说。正是由于小说中的人物在贾府这个范围内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网状结构，才使红楼梦的各个情节“横看成岭侧成峰”，使全书丘壑俨然，曲径通幽，深有可究，达到令人百读不厌的境界。
红楼梦的另一个显著的写作特点是“视线范围固定”。（这个特点不知道是不是浮生最先发现的？不过它的确是浮生自己感觉出来的。）也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情节局限在贾府内部开展，只有不到百分之十在贾府之外。比如北静王路祭，冯紫英请客，柳湘莲救薛蟠等。而这些不在贾府内部发生的故事情节还有一个特点：这都是主要由男子参与的情节。可以说，无论是算前八十回还是算一百二十回，作者的视线范围都一直大体固定在贾府内部，基本不随府外的情节移动视角，直接描写（空空道人与顽石、贾雨村与甄士隐、刘姥姥的故事例外，因其意义、作用不同，别文已述，不赘）。比如王家、史家、甄家等的具体状况，都是随着其家族中人在与贾府中人谈话时顺便带出，而没有作者视线跟随到王家、史家去直接描写的情形。再比如大观园极盛时期薛宝琴、李纹、李绮、薛蝌等的到来，作者也是在其到达贾府的时候才交待其来历，而没有将视线跟随这些人物，一路描述至贾府。包括对类似湘云这样时来时去的人物，也是只描述其在贾府内时的活动，人物离开贾府就不再用笔。
于是，到了后四十回里，很多的人物就由于这样的写作特点而很难直接交待结局——按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特点，人物是不该没有结局的。比如妙玉，她被劫走了；比如宝琴、湘云、探春、迎春，她们嫁到别处了；比如司棋，她回到自己家了。她们之后的遭遇和最后的结局都必然发生在“视线之外”。那么怎么办？作者的办法仍然是主要通过他人的转述来交待人物的境遇和最后的结局。对探春采取的比较不同，让她自己回来了（以便于直接描写？），也许是因为她嫁得太远无法恰当安排转述，以及她本身的重要性（我个人认为该写作特点反映在探春这个人物上时有点“以词害意”）。对于妙玉，则是通过贾蔷之辈的闲谈交待出“有女子被盗劫，因不屈在海边被杀”的消息，又紧接着提到恰在那时一个尼姑梦到妙玉被杀——《红楼梦》里的梦一般都是有预兆的——以这种虚实交织、亦真亦幻的方式交待妙玉的最后结局。这样的交代有不足，也就是让读者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妙玉的结局。也有所得，就是免去了过于落实地直接描写杀戮场面导致的恶味与繁冗——这样的死亡，我想作者宁愿自己没有看见，他也希望读者不要看见。
而其他仍然在贾府生活的人，比如黛玉，比如宝钗，比如熙凤，就是相当详细的直接描写，直到结局。只有贾政当官、受私贿老倌翻案牍等少数情节是后四十回中直接描写的府外情节。这些恰恰是主要由男子参与的情节。可以说，从整部120回《红楼梦》上看，这个“视线范围固定”的写作特点，是十分鲜明并且一以贯之的。（120回全书不合乎此规律的只有两个半情节：王熙凤弄权铁槛寺；元春薨逝。前后各一个。另半个是袭人出嫁，不知道该不该算，因为如果视线不一直跟随之出府就很难描写了。）
而这样的写作特点，无论最初形成的原因是什么，都对配合全书精密复杂的网状结构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视线范围固定”和“网状结构”孟不离焦。须知，整个八十回中，荣宁二府既是所有人物活动的中心舞台，也是绝对的主要舞台（其中又以荣国府为主，宁国府为辅），而且此外再没有独立于贾府的固定舞台可供人物展开情节。这样将人物相对集中，视角基本固定的安排，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百余个人物之间相对紧密地联系，以及全书精密复杂的网状结构的顺利发展。
而在一些现代人的续作里，从八十回后迅速抄家。以“抄家”这个情节，将精密网状结构赖以生存的“荣宁二府”这个大舞台一锤砸个粉碎。可是，没有了舞台，人物如何表演？这样的一抄而尽，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作者之前苦心构建起来的精密、完整的网状结构。于是，故事叙述不得不频繁转场，百余个人物之间失去联系和互动，各种矛盾、冲突也随之变得松散而孤立。网状结构的坍塌，最终导致的是每个人物单丝不成线、各自奔自己的结局而去——这样一个无视文学创作规律和原著写作特点的根本性缺失。而《红楼梦》依靠网状结构维系的复杂关系以及其所带来的艺术魅力和深长意韵，也就因之趋于黯淡，甚至无从谈起了。
相比之下，现有的120回《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没有用任何一个情节打碎赖以开展故事的舞台。它没有扬短避长，自毁长城，而是用更加详细和富有层次的笔调描绘贾府的衰落。比如抄家之前大观园的先行废弃，探春新政的破灭，都有详细、呼应前文的描写。探春说“自杀自灭，才能一败涂地”，而大观园最后的废弃（“园中出息一概全蠲”）正是由于贾府败落前的自惊自吓，“自杀自灭”。之后的抄家，虽然使贾家从富贵世宦的上层官僚、贵族阶级骤然跌落到落魄中小地主的水平，但是荣国府这个最主要的舞台依然存在，人物没有流散，作者苦心构建起来的网状结构也没有被破坏。此后的情节开展仍然是有机的、精密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在贾府逐渐衰败之后的情节里，读者可以分明地感受到，旧制度曾经能够提供的乐园废弃了，能提供的福利没有了；但旧制度所固有的严酷宗法统治却依然铺天盖地地强大着，吞噬青年的希望，摧残青年的人生。这岂不是比玉石俱焚更真实也更可怕的“去其精华，取其糟粕”，劣胜优汰？
此故，浮生认为，120回红楼梦在贯彻“视线范围固定”的写作特点，以及保全精密的“网状结构”这方面，处理方式还较为稳妥，也较为值得后人借鉴。而作品所应当体现的现实主义，看来也与网状结构的维系并不矛盾罢。
·五条引线的巧合·
《红楼梦》中明显起线索作用的有两个人物：香菱与刘姥姥。香菱的线索作用前文已述，不赘，现在来谈谈刘姥姥。
姥姥是作者为了避免“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于是“正寻思从那一件事自那一个人写起方妙”而起到将全书引入正题作用的人物。她的几进荣国府，第一次见凤姐，第二次见到凤姐和巧姐，最后一次就只能见到巧姐本人了。而荣国府的由盛而衰，也透过刘姥姥的眼睛清晰地反映给了读者。而《红楼梦》当中既贯穿始终又是最严格意义上的主角的人物，无疑是贾宝玉。另外，存在于超现实世界的一僧一道、空空道人则起着最根本的开头收尾作用。其中，空空道人又比一僧一道先出现。这六个、五组人物，可否被称为“五个引子”？独对这五个引子而言，虽然在贾府之外，但作者的视线是可以随之移动，直接描写的。
而他们的出场顺序是：
空空道人——一僧一道——甄英莲——贾宝玉——刘姥姥。（按书中第一次提到算）
他们的退场顺序是：
刘姥姥——贾宝玉——甄英莲——一僧一道——空空道人。（按书中最后一次提到算）正好颠倒过来。
这前后精确严格的层层嵌套结构，是巧合，还是作者的巧思呢？
·六对人物生死的巧合·
在这里，首先仍然要感谢那位无法查知姓名的红友。这位红友在浮生早先看过的一个网站里对金陵十二钗有个很令我耳目一新的解释：金陵十二钗，是将人物按顺序分为六组，每组两人构成鲜明的对比。最近我又去百度上查，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网页了。因此事先说明，不敢贪天之功。另外，衷心希望读者帮我查查，依稀记得在“红楼梦谭”网站上，如果查到了，请代我向他/她道谢。
我按照该红友的见解排了一下，发现金陵十二钗如果按书中的顺序分为六对，每对两个人，则又出现了一个巧合：每对人物的结局都是一生一死：
黛玉亡故，宝钗生存。
元春亡故，探春生存。
湘云生存，妙玉亡故。
迎春亡故，惜春生存。
熙凤亡故，巧姐生存。
李纨生存，可卿亡故。
《红楼梦》对十二钗的排法有两种版本，两种的不同在于，第一种从第七名至第十名为迎春、惜春、熙凤、巧姐；第二种从第七名至第十名为熙凤、巧姐、迎春、惜春。但是无论如何排列，都没有打破每对人物必是“一生一死”的规律。
这严格的“一生一死”规律，是巧合，还是作者的巧思呢？
而活着的六个人当中，三人守寡，二人出嫁，一人出家。这个“3-2-1”的排列，又是怎么回事呢？也是巧合？
也许，它们仅仅是巧合。
·阴司地狱报应·
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岁月里，她曾经气焰高昂地说，“我是从来不信阴司地狱报应的！”凭什么事，她说行，就行。是的，人得势的时候作起恶来，胆气都是很壮的。
但是，她也有失势败落的一天。她也有暗夜扪心不得安宁的一天。她也预感到了那个身后无余，眼前无路的时刻。于是，她又相信了地狱，又惧怕起了报应。她终于像那些迷信的妇女一样，去庙里求了签，捐灯油，如此种种。
但是有什么用呢，张金哥、李公子还会复活么？她手上沾的又岂止是他们两个人的鲜血呢？阴司如果能用几两灯油收买，也太轻易了。
最后她还是病死了。重病时总梦到被她害死的人来找她。“纠缠如毒蛇，执著如厉鬼”。惶恐惊怖，致死不休。如果不是她自责内疚，何来这种梦？夏金桂会做这样的梦么？
这正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痴迷的枉送性命，多少个三千两银子，都留给锦衣卫抄家用了。但她死时，我没法感到大快人心，而毕竟觉得她可怜，因为我看到她也有悔祸的一天，她毕竟不是夏金桂。
·老祖宗的婚姻爱情观·
贾母在封建社会的家长中，算是深明事理、乐观开明、饶有情趣、不乱作威福的，比王夫人她们强多了，可见贾府一代不如一代呀。
那么，她对爱情和婚姻是什么看法呢？
大概她比较成系统的理论见于五十四回元宵节“掰谎记”。虽然对于这一段，喜欢林妹妹的红迷和喜欢宝姐姐的红迷各有说法。也有说讽刺黛玉的，也有说批评宝钗的。到底是暗讽谁，现在也没有定论。既然没定论，浮生就看看这话的“明讽”是什么。“一个小姐，见了个清俊的男人，就想起终身大事来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还有哪一点像佳人！”“……那样坏，还说是佳人！”
就这段话而言，即使是少女见到清俊的男人，想了终身大事吧，也仅仅是“想”了而已。少女怀春，最多算是思想失检，并非大奸大恶啊。可是，老祖宗却把那女子的人品贬成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样坏”。这可以算是全盘否定了。如果老祖宗对自由恋爱有哪怕一点的同情，话就不会说得这么重，这么绝对。而且这还是大庭广众当着众多儿孙，是否也有点教育和训话的味道？
的确，在当时的社会，未婚男女之间是严禁发生任何感情的——还不必要付诸行动，光是达到“想”的程度，就已经是完全不可容忍的罪孽了。这是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最严格禁止的一点。只要一个未婚少女对男子有了感情，就会被社会共唾为“自媒”的“淫佚女”。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黛玉和宝玉一直精神恋爱，清清白白，黛玉却还始终非常担心自己和宝玉的恋情会为众人所知悉的原因。（第五十七回“幸而众人……都不疑心”）
既然对少女的品德要求如此严格，老祖宗对少爷们的要求应该同样严格了？非也。“凤姐泼醋”一回，明明是贾琏“香的臭的都往屋里拉”，在最不应该的时刻与鲍二家的偷情苟且，受骗者、受害者无疑是凤姐。但是，老祖宗眼看着凤姐在贾琏的剑锋下极为慌乱而可怜地投入自己怀中求救，却这样给此次事件定性：“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都是我的不是，他多吃了两口酒， 又吃起醋来。”在她的眼中，男子背着妻子偷腥，是难免的，不是什么大事。老祖宗甚至也不觉得他对不起妻子，所以还对凤姐开玩笑地说“吃醋”之类。况且，这还透露了一个信息：世人打小都这么过——贾政一代、贾代善一代，原来年轻时都是这副偷鸡盗狗，风流浪荡的作派？而贾母，即使对于贾赦、贾琏这些完全可以施之管教的晚辈的放荡荒淫，也无意反对。最后，虽然是老祖宗给凤姐做主，让琏二爷赔不是，但是那也是“为这起淫妇打老婆，你还亏是大家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只有“打老婆”是不对的。而偷情成了“淫妇”一个人的责任，男子偷情就没有错了？“要不是我，你要伤了他的命，或这会子怎么样？！”——这一切都和丈夫对妻子的忠诚全无关系。这个时候，我不禁想，老祖宗认为男子没义务对妻子忠诚么？
鸳鸯抗婚堪称《红楼梦》中最紧张、矛盾冲突最剧烈的片断之一。到最后邢夫人灰溜溜地走了，鸳鸯逃过劫数，我才松了一口气。无疑，鸳鸯正是靠老祖宗的保护逃脱贾赦的魔爪的。而读者们也为鸳鸯宁缺毋滥、宁折不弯的傲骨所折服。初读红楼的时候，我总是弄不明白一个问题：鸳鸯不愿意嫁给贾赦，对老祖宗直说就行了，何必又指天誓日出家寻死，又铰头发的？后来，我明白了，原来那个社会的丫鬟只是主人的私产，根本没有可能争得婚姻的自由。即使仅仅是为了逃脱这个魔爪，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可是无论如何，贾赦“略有个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的无耻荒淫是人所共知的。而鸳鸯和贾赦太不般配是明摆的事实。老祖宗难道真舍得把鸳鸯这么无辜的年轻女儿家往老色鬼儿子手里送，葬送她的人生么？她难道不是为鸳鸯的幸福和尊严着想而留下鸳鸯？
后来，我仔细一翻书，还真的不是。老祖宗明确地说，是因为确需鸳鸯伺候自己的晚年。而且说，如果贾赦需要用女人来享乐，“他要什么人，我这有钱，让他一万八千只管买。”如果说这些话为了照顾邢夫人脸面还有所保留，那么，老祖宗的第一反应就更能说明她的心态：“原来你们都是哄我的！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也来要，有好人也要，剩了这么个毛丫头，见我待她好了，你们自然气不过，弄开了她，好摆弄我！”她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儿孙对自己不孝顺，向她索取得太多，而且还算计她。于是老祖宗因委屈而愤怒。至于鸳鸯，老祖宗把鸳鸯和东西并列在一起，却句句都没有替鸳鸯着想半点。如果她认为女子还有反抗豪夺、维护尊严的权利，会这么反应么？会坦然给钱让贾赦买其它的女孩子供其玩弄么？想到这里，我甚至对老祖宗产生了难以言喻的厌恶。
但是，经过了很多反复的思索，我觉得，在那个时代，老祖宗对婚姻、对爱情、对女子的权利如此种种的认识，也很难说有多么大的过错。因为，那时候的社会共识就是如此。而且，老祖宗虽然决不赞成自由恋爱，男尊女卑的思想也很重，又不重视女子的尊严和自由，但是她还是一位开明而可敬的老人。
首先，老祖宗的内心无疑是善良的。漫说是对一个偶尔失礼撞来的小道士要温语安慰、嘱咐儿辈赏他钱买果子压惊；就算是宝玉病危而有人冒献“假宝玉”来骗一万银子的悬赏，搁别人早就大为光火起来（贾琏登时就要出去追究之）。贾母却还能在忧心如焚之即，叮嘱贾琏不要为难那造假骗钱之人：“那也是穷极了的人没法儿了，所以见我们家有这样事，他便想着赚几个钱也是有的。如今白白的花了钱弄了这个东西，又叫咱们认出来了。 依着我不要难为他，把这玉还他，说不是我们的，赏给他几两银子。”（第九十五回）单是这种仁恕的心胸，有几个人能做到？其次，她的心态相对是比较健康的，生活也富有情趣。她反对贾政那样过于严厉僵死的教子方法，多次提醒儿子如此下去会让宝玉“把胆子唬破了”，强调过度严苛并无益处。她也绝无王夫人那样见不得光明的阴暗和心理变态。一帮孩子在芦雪庵割腥啖膻，她也要来凑凑趣。她的管教是比较宽松的，因此从不反对孙儿孙女们热热闹闹地嬉戏玩笑，“只要不离大格就好，没得要他从神儿似的作什么。”她需要快乐，也真心希望儿孙们都快快乐乐。所以对于那个天天死板着道学面孔，似乎永远都没有笑容的贾政，过节吃饭宁愿把他撵回去。免得“你在这里，他们都不敢说笑，没得倒叫我闷！”。
她是善良的，开明的，宽松的，但她也是有原则的。可惜的是，她的原则，恰恰包括上文所述的对婚姻、对爱情、对女子的权利如此种种的认识。那当然是清中叶社会的共识，那当然不能怪老祖宗。但是，一个社会悲剧，往往就是被这样不是错误的错误，真诚地筑就的。
老太太为什么不早给宝玉定终身呢？她心里看中的又是谁呢？黛迷和钗迷谁也说服不了谁。依浮生所见，首先，一部作品最大的悬念当然应该留到最后，提前揭晓了反而无味。其次，看来老太太不是没有动过让自己最宝贝的孙子，娶自己最心爱女儿的女儿的心思。但是，当她发现自己的宝贝孙子和宝贝外孙女有了自由恋爱的事实，这样极为严重的原则问题，她还能接受吗？能通融吗？能原谅吗？她的确为孙子找到一个艳冠群芳、贤良淑德的贤妻，她对孙子还不够好么？黛玉的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意外，而黛玉死后，贾母骂自己：“是我把林丫头坑了！”然后和宝玉的倍极痛哭、“气噎喉干”一样，哭得“泪干气绝”。反观王夫人，则仅是“也哭了一场”——这正所谓春秋笔法，对黛玉之死，谁是真痛心，谁是假慈悲，一目了然。抄家后，直败到那步田地，儿孙们一个个只知道唉声叹气、束手无策，她却毅然站出来，散余资明大义，把所有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平均地分给三房儿女。包括对她很看不惯的大儿子贾赦和侄孙贾珍，也丝毫没有偏心。还有五百两银子，特特地留出来，专供送林丫头的灵柩回南——她当着众人郑重嘱咐，多半是怕儿孙们在自己身后违意挪用罢。最后，凡是她自己值钱的东西，哪怕是仅剩的衣服和日用器皿，也全部慷慨地分给了这些晚辈们。直到临终前，她还对这个衰败家族的未来念念不忘。……她究竟做错了什么，她是一心一意为孩子们免除伤害，给所有的孩子们制造幸福啊。
可是，“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你们都是为我好的，可是你们理解我么？！《终身误》之所以说得那样沉痛、悲凉，就是因为大家“都”认为的幸福，在贾宝玉的身上只体现为不幸。宝黛钗三者的婚姻爱情悲剧，并不是什么“一干小人从中拨乱”造成的。这个悲剧里没有小人，没有坏人，这不是一个简单化的、“好人·坏人”式的故事——如果真的是王夫人赵姨娘之辈作梗拆散宝黛，也就不能引发读者对封建婚姻制度和礼教的深层次思索了。宝黛爱情的悲剧，是含着深刻的悲凉，展现了一个家庭，始终用着关怀的方式，真心诚意地给年轻一代制造了一生的不幸。
·如实叙写与历史规律·
百二十回红楼梦结尾之所以遭人诟病，大多是两个原因：一则以为雪芹写作目的是如实叙写曹家家史、“真事”，既然现实中的曹家败落如一片白茫茫大地，雪芹就不可能写一个家道复初。二则以为其没有反映封建统治阶级必然没落的命运，不符合历史客观规律，因此是粉饰和篡改。关于百二十回红楼梦结尾的艺术特色和思想高度，浮生已经在《贾宝玉——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反英雄》（见百度贴吧·红楼梦吧）一文中详细分析过了，此处不赘，单谈谈“如实叙写”和“历史规律”的问题。
首先，说说“如实叙写”。持此观点的人强调《红楼梦》是一部真实的曹家家史，因此反对与曹家家史有不符合的创作出现。如果出现，就认为是后人伪续。所谓“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非常不屑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刘心武老大爷曾经公开过自己的发现：曹家被雍正地抄没后，曾再度因新帝的宠爱而复为小康，虽然这复得的小康也维持不到底就衰落了。他正是以此来解释曹家败时雪芹正值幼年，如何能够把富贵生活记得那么清楚。但如果他的发现比较靠谱的话（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在一些红学论文里看到这一事实，而作者多是对后四十回不甚感冒或怀有反感的），《红楼梦》描写败家后的家道复起，也就不违背“真事”原则了。但是呢，又有人在这个基础上说，曹家复兴和复落只能让曹雪芹进一步地看破世情，所以仍然绝对不可能写家道复起！——真是“你不说我还明白，越说我越糊涂”。似乎无论合乎不合乎曹家的历史真实，都必须以贾家的彻底衰落为标准答案。败了也败，不败也败，这就有点主题先行，翻云覆雨了。
其实，一味强调《红楼梦》是一部真实的曹家家史的说法，违背了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红楼梦》作者即便确是曹雪芹，该作品也不可能单纯是曹家家史的“追踪蹑迹”，如实叙写。（第一回之所以如此说，应理解为作者直面现实、不为了取悦读者而“瞒和骗”的现实主义风格。）否则，《红楼梦》就成了“我报特约记者曹雪芹今天上午刚刚发来的报道”——小说毕竟不是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红楼梦》这部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含蓄浑厚的深沉美感的小说，显然经过了作者深入系统的艺术加工和精当适度的艺术夸张，不可能完全符合历史的史实。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自称深明“曹雪芹原意”、自称认同“不敢因悦人耳目而反失真传者”而反对后四十回结尾的论者对贾宝玉“真正结局”的安排无一例外是：家败后沦为更夫或乞丐，最后出家。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曹雪芹，既没当乞丐也没做更夫，更没有出家；反而“著书黄叶村”，十几年如一日地辛勤创作《红楼梦》。这个深明“曹雪芹原意”的“真结局”，就合乎曹家和雪芹本人的“真事”乎？完全如实叙写乎？
其实“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也是老生常谈了。浮生之所以再来叨叨一遍“文艺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就是为了在这个风行过度构思的浮躁年代里，在这个《红楼梦》中的每句话背后都能“勘探”出一段清宫秘史的年代里，使公众关注那些反而被遗忘在角落的朴素常识。
再来说说“历史规律”。如果历史真的有规律可言，那么发现历史的客观规律、创立辩证唯物史观的无疑是我们的伟大导师。但是，他在曹雪芹身后几十年才出生在西欧大陆普鲁士邦的一个犹太家庭。因此，雪芹先生不可能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来反映历史的客观规律。他的作品只能是不自觉地、在客观上起到反映历史客观规律的作用，而不能由现代人来为他订一个 “必须反映历史客观规律”的写作目的，再用这个曹雪芹根本看不懂的目的来强制要求《红楼梦》的作者（包括原作者和可能的续作者）。
而如果《红楼梦》反映了历史规律，那么当时的历史呈现什么规律呢？“封建统治阶级必然没落、封建制度必然灭亡”么？不错。封建统治阶级是必然没落、封建制度是必然灭亡。但是，依据辩证唯物史观，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必然消亡”的——有始就有终么。所以，如果是要正确地反映和揭示历史的客观规律，作品所反映的规律就应该与历史史实大体处于同时代，或稍有提前。不然，一个西方人如果在1917年就写了部小说描述伊里奇的失败，也能算是“反映历史的客观规律”了——因为七十多年后东欧的确散伙了么！那我们就来看看，真实历史上的中国封建制度是什么时候灭亡的？封建统治阶级是什么时候没落的？“彻底没落”至早也是戊戌以后。而封建制度的灭亡，哪怕单算其中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也要等到辛亥——还屡有复辟——封建制度整体的败亡和消灭是二战以后的事情了。这已经是中国现代史的内容，却要求早在古中国清朝中叶的《红楼梦》来“正确反映、揭示”，真是从古代超前到现代，连近代都跨过去了。如果红楼梦真的如此，它倒也“高瞻远瞩”，只是这超前也忒过了。
《红楼梦》最初面世的年代恰是乾隆中期。无论作品中的四大家族败还是不败，《红楼梦》所处的客观时代仍然的确是康雍乾盛世，而并非衰乱之末世，这是初中生也知道的常识。此故，不符合客观历史的“客观历史规律”，又怎么才能正确地反映之揭示之呢？如果说写了家败就是反映历史的客观规律，那么《金瓶梅》在反映历史客观规律上就和《红楼梦》一样深刻了。因为西门庆家刚开始是“热结十弟兄”，日盛日贵，妻妾成群，恣情享乐。后来却败得一塌糊涂，几乎每个人物都是暴死、行乞、流落烟花或落魄出家。那么，正确的历史规律已经被《金瓶梅》反映了一次，“曹雪芹原意的《红楼梦》”紧随其后按人家这个路子写，就更能反映了。但是问题又出来了，《金》和《红》相隔三百余年，这“必然没落灭亡”的“正确历史规律”反映来反映去过了几百年还就是迟迟不能在真实历史上实现，又是为什么呢？这样想来，还真是糊涂了。
依浮生浅见，无论《红楼梦》的结局是什么，都无法象征封建统治者的没落和制度的灭亡。因为那个时代它们的确还没有没落，没有灭亡。《红楼梦》的思想，是在光明前夜最深浓的黑暗里，一个拥有了早期人本思想和民主思想的灵魂，因怀有先醒者的觉悟而发出的痛苦心声。百二十回《红楼梦》的伟大，在于其沉痛地控诉了封建宗法制度和婚姻制度对真情和人性的扼杀，为正值青春的美好生命谱一曲凄凉绝望的挽歌。到了结末，也有复初，但那仅仅是统治者、丑恶者、卑鄙者的富贵荣华；而年轻一代被葬送的青春，被摧残的人生，被毁灭的幸福，就如落去的飞花，再也无法“复初”了。
新时代大变革的暴风雨还远远没有到来，而古老帝国之秋的最后花朵却已经纷纷凋零。“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先于时代醒来的人，无从察知出路和前途，更无法抗拒铺天盖地的黑暗。但是他仍然像撕开夜空的闪电一样，终于让这无比强大的黑暗感到了一点不快。
·不足之美·
说一千道一万，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不可能全是同一个作者的原笔。浮生曾无数次地想象原稿发掘出土的时刻。那一定比现在的还精彩吧，一定比现在的还动人吧，一定比现在的还成功吧？……
但如今，后四十回或是程小泉、高兰墅续作，或是无名氏冒续，或是散漫不可收拾的原作者散稿补缀，都终究有了他人的笔墨。而且，究竟他人笔墨是哪些，雪芹真迹其何在，早已湮没在漫漫历史烟尘之中。
这正是：
空对着，真假莫辨百二回，终不忘，作者先逝梦未完。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是糊涂了案，终是意难平！
也许不足才正是一种美。
红楼梦群芳中，黛玉过于善悲，宝钗城府太深，湘云不够成熟，晴雯又是一块爆炭。都美中不足。
倘若黛玉乐观健康，宝钗赤诚率真，湘云温克稳重，晴雯和顺文雅……美中不足没有了，也就不再可爱了。
《红楼梦》未完，何况又有多少纰漏和瑕疵啊。如人物年龄，如“实的对虚的，虚的对实的”……而况它的作者是纳兰性德、洪升、吴梅村，还是曹雪芹？……
但是，《红楼梦》与《红楼梦》中的女子一样，任其有多少不足之处，仍是说不出地可爱，让两百年来代代读者如此怀恋。
作者浮生何所寄，出处情困红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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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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