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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证一下
星期四 一月 27, 2011 12:29 pm
我是吴琼的粉丝，有一件事情想求证一下——
“元旦以后中宣部有明文规定，今年所有出版社不得擅自出版任何有关文革内容的书。”
此消息确否？是否会影响到《严凤英》的演出？
非常关心，求教。
先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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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上吹来一阵清新的风——系列连载一
星期四 一月 27, 2011 10:37 am
昨晚刚看完《野鸭子》大结局。
没顾得上随看随发，又落后了。谁叫我兴趣太泛时间太少呢，不是照天照地那样的专业粉丝哦。
我的题头图上就有一只野鸭子，多巧啊。
这是非常接近现代接近人生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写到2010年，仿佛就是眼前的事情。
那里面的人物语言就丝毫不感到生疏了。
如此贴近生活，比之泛滥的谍战片民国片还有不知朝代不知所云的这片那片来说，那就完全贴切本系列的题目——屏幕上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说它清新，包括好几个方方面面。
首先是题材。
一个农村女青年，立志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创业幻想的就是从十几只小鸭子开头——；
结果阴差阳错地进了城，最后由落地生根到从新返回老家当上了养鸭场的老板。
事业家庭双丰收！
最值得赞赏的是它不宣扬那种奋斗——靠一个美国老爸突然回来认子就让佟大为火了一把。那是踏踏实实靠自己双手（包括小两口子的四只手）来勤奋致富来科技致富成为自己的老板。
相比之下，那种莫名其妙的奋斗就太差劲了。
从这一点来说，野鸭子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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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听说的拉拉——其一
星期四 一月 27, 2011 10:15 am
拉拉，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并不陌生的词儿。
这不是拉拉手那么简单。
尽管在电影里面已经有不少片子，甚至于是以此拉拉题材为主体以拉拉为第一主角的片子在大陆已经很不少包括最新出台的雪花，但是在舞台上公开地面对面地表演那就是怜香伴。
李渔的怜香伴是一出别致的独特的大戏。其实不是北昆首演，京剧早就有张君秋的版本。这次纪念张大师也把这出戏的唱搬出来展示了。
电影虽然看来细腻真实，但那实在是水月镜花。不像舞台上是大活人，当面在演绎。拍电影还可以清场可以用替身，当不了真。
可是，说这些也都是镜花水月并非真的都是在演。
现在就来说说我所听说的拉拉-----绝对和任何电影戏剧无关。
很小的时候，常去玩的地方亲戚家有一个亭子间里住着一对母女。
说是母女，那是从年龄上来看的。
第一次看到那位母亲，是在打麻将的时候。我当然不会上台，就是坐着小板凳独自玩。我是属于那种闷皮的小孩子。有时候也帮着大人看牌，提醒别出错。
那四个牌搭子里就有那位母亲。
印象很深的是她的头发服饰——她梳一个男人的短发型，没有通常女人的发髻；那种短发也不是后来文革里流行的女红卫兵那种。非常显眼的就是一看那头发就是非女人！好像一看头势就知道是周立波一样子的感觉。
服饰是穿长衫，男人的长衫式样。那时候女人旗袍的斜襟和男人长衫斜襟是相反的方向，一看就知道不一样。
有时候也不穿长衫是短打，那就是男式的对襟衫。坐下来时大大咧咧岔开腿，没有那种小家碧玉或者半老徐娘的姿态和风韵可言。
我虽然年纪小，什么是女性美还是很分辨得出的。
总而言之，那是一个不像女人的女人。
后来就看到女儿了。偶然是来送茶端水，也有时候来叫她母亲下场，有事就不再奉陪了。
女儿低眉顺眼，不算好看也不算不好看。但是是一种有点儿，怎么说呢-----天生楚楚可怜的样子。或者说就像网友文兄评论汤唯的王佳芝时候说的，那天生就是做妾的料子。
也不知道这一对母女靠什么过日子，家里是没有男人的。好像也不出去上班，究竟如何不得了之。毕竟是小孩子么。再后来她们就搬走了。
再后来，我终于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蹊跷的触发点是大人们在说她们母女是君子党。
小孩子家口没遮拦，我冲口而出：什么是君子党啊。好奇是我性格天生的。那时候我只知道镜花缘上有一个君子国。
大人们哄堂大笑，不予回答。
直到，直到后来----我看到听说了第二对拉拉时这才恍然大悟。
也就把君子党写进了中篇小说《妙玉活冤孽》里去了。
自然，由此而来的舞台剧本《妙玉和宝玉》就完全删除了拉拉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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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时期 苏联逼中还债说法子虚乌有
星期四 一月 27, 2011 10:12 am
[导读]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至于师哲所说的苏联曾追逼中国还债的情况，笔者还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按照师哲的说法，苏联的军事贷款从一开始就是一笔糊涂账，后来，赫鲁晓夫利用了这一点，浑水摸鱼狠狠敲了我们一笔。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叙述是不属实的。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但中国人民有志气，勒紧裤腰带还债。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包括抗美援朝所欠的军事贷款和利息。至于师哲所说的苏联曾追逼中国还债的情况，笔者还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文章原载《北京日报》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政法学院
师哲的口述回忆录系列，披露了关于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的内容，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师哲（1905-1998）曾长期兼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俄文翻译，多次参加中苏两党两国间的最高层会谈。在暮年之际，他口述、出版了《在历史巨人身边》、《我的一生》、《峰与谷》等回忆录，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特别是关于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的内容，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强烈反响。但师哲毕竟年纪大了，而且时间相隔久远，其回忆难免有疏漏或与事实相悖之处。对此本人谈点看法。
周恩来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见斯大林的
近年来，一些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文章和著作涉及到1950年10月周恩来在抗美援朝战争前夕秘密访问苏联时的情况。关于这段历史，作为翻译随同周恩来访苏的师哲，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讨论是否出兵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没有结束，就派周恩来秘密访问苏联”了。“周恩来离京之后，毛主席做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工作。他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政治局的同志见毛主席下了决心，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因为总理正在旅途中，对这一切无从知晓。” 因此，周恩来是带着“以不出兵为宜”的意见同斯大林会谈的。师哲在回忆录中还写道：会谈中周恩来谈的时间最长，着重阐明了我们不能出兵的理由。会谈结束的当晚，周恩来收到毛泽东22时(因为时差，莫斯科比北京晚5个小时)的来电，要他将电文内容转告苏联领导人。电文指出：在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的情况下， “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
师哲在回忆录中接着写道：
待周恩来看完电报全文之后，他用双手抱住头，支在桌子上呆了很长时间。当然，他是在思索怎样转这个弯子——因为刚刚表示了坚决不出兵，现在又要说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援朝……
对于师哲的这个说法，史学界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师哲回忆是对的，一种认为其回忆不实。
出兵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20年后，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共同回忆了这段曲折的决策过程。为便于读者理解，现将对话择要摘录如下：
毛泽东说:“那个时候，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你不帮助，怎么办啊? ”
毛泽东还说：“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
毛泽东说：“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
这个谈话记录可以证明，师哲的说法与毛泽东的谈话是一致的，周恩来是带着“以不出兵为宜”的意见同斯大林会谈的。
毛泽东与周恩来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人，其回忆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本人认为：师哲对这件事的回忆是可信的，周恩来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
说苏联向我们“逼债”，无文献可征
师哲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苏联的军事贷款问题（1950年10月，周恩来赴苏联谈判）：
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的贡献而接受的……因而在回国的飞机上总理再次提及：准备在下次会见斯大林时，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争取作出明确的规定来。遗憾的是，后来没有机会将此事办成。斯大林从没有明确规定一定要我们偿还。但事经七八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又恰值我国经济困难，赫鲁晓夫乘人之危，利用这个空子，向我们要这部分军火款项，有意添麻烦，向我们施加压力。
师哲在《我的一生》中还写道：抗美援朝，无论是中苏双方，还是中苏朝三方，都没有任何文字协议，全部是口头谈的“君子协定”，于是就被赫鲁晓夫这样的人钻了空子，向我们勒索。
按照师哲的说法，苏联的军事贷款从一开始就是一笔糊涂账，后来，赫鲁晓夫利用了这一点，浑水摸鱼狠狠敲了我们一笔。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叙述是不属实的。
1950年10月，周恩来赴苏联与斯大林会谈军事援助，并没有谈及如何偿还的问题。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出他的考虑：“不知他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一场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从电文可以看出，对于应该如何偿还，毛泽东心里也没有底，只要不是现金支付就行。
1951年2月1日，经过反复的协商，中苏双方达成协议，协议规定：在1950年10月19日出兵抗美援朝前的军事订货以全价付款，抗美援朝以后的军事装备与弹药的订货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的订货则以七五折付款。
1954年1月，中苏按照协议对抗美援朝军事贷款进行了结算。4月13日，周恩来致电在莫斯科的外贸部副部长李强，电文中有这样一段话：（1951 年）2月1日贷款最后核算只用了19亿多卢布，未使用2.4亿多卢布，苏方提议取消，因朝战已停，只好同意。因此，欠款按武器半价、铁路器材3/4计算，共为9.8亿多卢布。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但中国人民有志气，勒紧裤腰带还债。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包括抗美援朝所欠的军事贷款和利息。至于师哲所说的苏联曾追逼中国还债的情况，笔者还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来源北美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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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立太子：像皇权更迭一样充满智慧
星期三 一月 26, 2011 2:32 pm
一拨50后创立的大企业，面临着如何将企业顺畅平稳传递给他们75后子女的大问题。75后将如何续写新篇?
【引文】二代的“盗梦空间”
东方式的企业传承，就像古代历史上的皇权更迭一样充满亲情张力和智慧考验
“你生活在梦中第几层?”
家族的完美帝国梦有时候就是一场梦，不甘心的孩子要和年老的帝王玩心理游戏，结果情感风暴和公司动荡纠缠在一起，到最后，每个人都很受伤害。
自从人类社会有了皇权和家族生意以来，这个怪圈式的历史循环就一直在重复：作为家族的下一代，他们一生下来就被盖上了终身的徽章，迟早要接过家族财产和公司控制权的接力棒。他们也知道，自己中间的某一位会荣膺太子宝座，从父亲手中接过权杖，并赶走其他兄弟姐妹。当然，他们每天还得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企业界的权力移交正将大规模发生。如何立太子?传子不传女吗?太子的成长路径?个人意愿和家族利益如何平衡?一朝天子一朝臣吗?……这种继任者人选方案需要煞费苦心并巧妙周旋，否则会搞得风波不断，被人当闹剧看。
当50后企业家父亲遇到75后及80后子女，便胜却人间无数。华为、娃哈哈、碧桂园、宗申、力帆、汇源、新希望……老创始人即将退位，二世祖呼之欲出，江湖武侠秘笈是：旧力已尽、新力未生之时最难将息。这是企业/家族最巅峰的时刻，也是最脆弱的时刻。
鉴于父子/父女双方都想弄懂对方心里在想什么，都想把自己的意愿和私心植入到对方的心里并且使对方觉得这些想法本来就是自己有的，好莱坞大片《盗梦空间》(Inception)就提供了一些启示：
“盗梦空间”一共有六层世界，按照做梦深度依次是：现实世界，第一层梦境，第二层梦境，第三层梦境，第四层梦境，limbo(迷失域)。植入至少要在第三层梦境完成。
在现实世界中，二代含金汤勺出生，拥有了想甩都甩不掉的身份。他们从小就在公司里出没，或3岁旁听董事会，或放了学到公司食堂吃饭。高管们看着他们长大，忽然有一天他们消失了，等再见到他们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帅小伙或大姑娘，留学归来按步骤历练。员工对二代尊敬而且爱戴，毕竟这些孩子代表着某个人，而那个人就是创始人。
在第一层梦境，父亲内心有一种迫切希望，自己的某个孩子以后能够掌舵企业。但因为多重因素，他要实现这个愿望并不容易，而且孩子们还远远不具备这种掌控全局的能力，除非他强行运用权力来把孩子推上CEO的位置，但那样难免会引发多年老臣的不满甚至反弹。华为的任正非-任平父子组合就上演了类似一幕，令这家重量级企业惊吓出了一身冷汗。
在第二层梦境，孩子们有些看不懂，忐忑不安，有时候愠怒或报复，不知道在这个家族里自己到底能占据怎样的一席之地。父亲的高标准、严要求把他们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他们还经常感到生活在父亲阴影下的羞辱感。碧桂园的杨惠妍、娃哈哈的宗馥莉再春风得意或不负众望，想必有时亦会同感于亨利·福特二世曾经的感慨：“人生有两大悲剧，一个是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另一个是得到了不想要的东西。”
在第三层梦境，父亲不打亲情牌，让人敬而远之，跟孩子们暗示、试探甚至许诺过他们是王国的接班人，但是他这个王朝缔造者的地位是无可取代的，他也没有打算让人来取代他——这样做对他不啻自杀，这简直比让英国女王移交王位还要难。而且如果缺少了他，也就很难确保公司权力的顺利移交。但是，夕阳总会落山，而儿女的翅膀已经硬了。最典型的例子，在默多克宣布患前列腺癌之后，新闻集团关于继承人的问题不再是禁忌了。
这时候，“植入”一般就完成了。东方式的企业传承，就像古代历史上的皇权更迭一样充满亲情张力和智慧考验。除非，他在梦中被“杀死”了，或者在“迷失域”忘返。
也就是说，“植入”并不都是好事，反而使社稷传承受到冲击。2005年，默多克的长子拉克伦从新闻集团辞职了：他受到父亲周边宠臣的排挤，地位则被弟弟詹姆斯取代。太子主动放弃江山，这可不是一般名门望族常有的事。在《盗梦空间》中，年轻的掌门人听到了父亲的最后遗言“I am disappointed that you try……”，保险箱里是小时候和父亲的美好回忆纸风车，他愧疚之下，按照伪遗嘱分拆了公司。
最终，“盗梦空间”的结尾是开放性的，如果你想知道终局，请转一下手中的“陀螺”，看它停下来还是旋转不停。希望中国的二代们拥有“从梦境回到现实的信念”(leap of faith)，完成企业史和家族史的穿越。
【主文】大中华区怎么“立太子”?
大陆企业家可以做成三层架构：上市公司之上是控股公司，控股公司之上是家族/少数私人的基金。对于二代的安排可以按年龄配以不同阶段，专业管理加外姓人插入公司治理，从而由“帝制”走向“共和”
传承宜尽早
对于自己的下一代传承，所有大中华区企业家长，莫不是异口同声说一句后代“功力未足”。但放眼地球，欧洲家长与北美洲家长对此心态未必迥异，只是大中华区家长宣诸于口，七情上面，毫不留情，欧洲人隐晦、低调、迂回，甚至带黑色幽默，北美洲人就用机制对衡，不传就罢了，卖出也好，专业经理人也好，哪怕你铁不成钢。
奉劝企业家长，别再跟儿女玩那套“上班，从低学起”的游戏。儿女不一定看得起你的企业，招徕已有困难。对他们来说，从“低”不如从 “前”，由开发新客户开始学起，早日尝尽商海苍凉。但在外太久，当了太高的大行“元件部品”，回归家族，一样容易以偏概全，害企败祖，诚两难之局。
中国企业家立太子：像皇权更迭一样充满智慧
图注：2010年11月20日，赌王和几位太太，女儿何超凤等家人在一起
在香港，企业传承经常上演戏剧化的场面，或豪门恩怨，或金枝玉孽。最新的一宗是香港十大富豪之一陈廷骅家族争产案。陈有“棉纱大王”之称，在福布斯香港富豪榜排第八，表面财富估计240亿港元，实际应过千亿港元。
故事简单的来龙去脉是陈只有两女，业务一直交予次女陈慧慧，为南丰集团董事长及董事总经理(夫婿也在管理层)，长女陈慧芳不服，2010年11月，联同母亲杨福娥入禀香港高等法院，控告陈慧慧曾误导父亲，以致造成家族财产转移。南丰为私人公司，次女在港已经营公司超过二十年，由于陈廷骅(87岁)脑退化，无法摆平争局，下一个焦点会是法庭判决。
香港经济在上世纪60、70年代起飞，双手打江山的创业家已步入晚年。当时香港创富的动机是：一，为现世生活而创富;二，为家人儿女买脱贫买保险而创富;而什么延绵后代，百年基业这种观念相对薄弱，这是香港殖民地企业家特性。台湾的企业传承问题相对好一点。亦为此故，香港企业家，尤其非电子、非制造业如地产开发商，如陈廷骅般都不会去主动思考传承问题，最后只好等健康恶化或身故，由风波拖着企业走。估计未来十年，是家族纷争的高峰。大陆企业家因为年龄以及起步迟的关系，会延迟至2017年。为何不是2010年?与建行研究部观点不谋而合，2017年将会是人口红利结束期，外围因素恶化会触动传承纷争提早爆发。
这就留下了几个启示：
第一课：南丰陈廷骅健康恶化故事对笔者来说已经不是眼见的第一个，另外有一国际驰名的枇杷膏，创办人亦未搅清传承问题前中风，无法说话，幸好头脑尚清醒，以致未出乱子。所以，创业家/企业家应在健康时，做“完”一切传承工作。
第二课：传贤不传长。南丰之两女儿格局非常不中国化，一般中国人希望传给儿子，但生意才华并非人人拥有，以南丰过去之增长，似二女比大女更适合当接班人。
第三课：据险者优。由于牵起官司，花费惊人，千万港元是起码单位。笔者曾在一次上市公司内争，带一堆律师行，包括一美国行、两香港行加两诉讼律师、两大陆行。就算腰缠万贯，阵营中都未必有人才可带这么大组专业人士应战。次女这次可以用南丰公司身份付费，而长女与母亲只可私人付费，次女有更大优势。
老爸招数
在传承问题上，美国企业其实有方程式可以转用，很多二代沾手祖业无非是希望少劳多得，但老美在业务员管理/佣金方面已有算盘：新生意的佣金是旧生意的二倍至十倍，品牌经理或SBU(战略业务单元)头头，计算花红是用相对去年增长，再乘以百分比。如此类推，背起祖业的儿女要搞出增值未必容易，回报未必及另创别业的儿女。新世代企业如Facebook，往往估值惊人。
标准的“老爸招数”是给予下一代最低生活费加增值花红。以笔者看，走出去求创业 IPO者，一般比留守祖业的创富意愿更强。问题是上代创业家的视野，是导子女去发财，教他们业务的精神原则，还是导子女去守业，教儿女实务规条?前者是门学问，后者是门手技，第一代大部分会流于后者。
在传承问题上，澳门的何鸿是一个典型。他可以说是澳门的胡雪岩，但他胜过胡雪岩多倍，起码笔者可以预计，他不致临终萧条，像老胡身无分文。何鸿模式，其实与印尼首富林绍良、菲律宾华人富豪陈永裁的创富模式如出一辙。中国澳门/印尼/菲律宾相对中国大陆，是一省一市的经济纵深，在社会进步过程中，地方政府希望引入/栽培一商人，启动经济，带出就业，建基繁荣。创业家的努力是重要但是次要，起点是地方政府的青睐钦点，西方称之为地方综合企业。到这些企业家的儿女长大时，已不可能再翻版一次，这种创富模式无可传承。
第二个既严肃又肥皂剧的课题是何鸿的妻子众多，儿女数目成群，何氏子女岁数由10岁的何超欣到63岁的何超英都有。胡雪岩也是，在大破败之后遣走各地小妾近百人。何氏处理的智慧，是直接分摊，将7%澳博股份转让(赠予)其四太。一般财政部私人银行家/律师动辄会以信托基金来做解决方案，笔者认为信托并不能阻止后人在创办人过身之后兴讼，只是延缓剂并不是解药，反而赌王这招直来，若有任何人不高兴，得在赌王在世前先与他对着干，若不马上对着干反过来就是通过，观乎陈家亦只敢在陈廷骅脑退化后发难，何氏此举乃高明之作。那么在一夫一妻这个看似文明、但背后完全反创富的社会制度下，第一代财富怎样善终?是一个艰深的课题。
多子女家庭的终极模式是元朝，像成吉思汗，令到四个儿子各自有汗国，当有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伊儿汗国时，比四个王子分持朝政的云泥之别;汗国如同上市公司，是一种“建立”的指标，原则是有多少个有企业家才华的儿女就鼓励他们建立多少个上市公司。
何鸿的儿子何猷龙是好例子，他相对年轻(32岁)，他有像样的太辅，建立新濠上市，个人占58%-62%，现在已是独立王国。
很多人没有研究利希慎家族(港英政府时代的香港四大家族之一)。他们家族成员可享受摊派，无责任下月月收钱，亦可以执掌公司，但执掌要经过重重考验，如前主席利定昌，经过一轮未为外人清晰的内部甄选过程当上其上市公司主席，在2009年10月17日突然身故，接任人竟是年迈的外国人钟逸杰当主席;外间亦估计希慎兴业[37.05 0.14%]只不过是利家资产的小部分。这个漏网例子反映很多传媒对企业传承的报道仍停留在肥皂剧层次，未到寻找良方的高度。
大陆观察
大陆后发先至，比香港更早进入私募风投业。光成立控股公司，只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大陆企业家其实可以将私募风投改良，并且提高档次，做成所谓三层架构：上市公司之上是控股公司，控股公司之上是家族/少数私人的直投基金。对于二代的培训可以分成不同年龄，例如20岁在子公司SBU层，30岁在上市公司层，40岁进入控股公司，50岁进入家族直投基金。
当然，中间无所谓要一定升级，如果有其它能力，如艺术、科学不应抹煞，应多加鼓励，反正出商家易，出科学家/艺术家难。后辈就算甘心进入商海，亦不一定有天分，如果未能通过考验，让其一生停留在SBU终老，亦无须理会其怨恨，因为企业生存是第一信条。但后人坐享其成，每月等摊派，全无责任，亦不应受歧视，反正前人种福后人收，只要他奉公守法就可以，但若妄生商念，逢搅必亏，比吸毒嗑药更灾难性，前者只是害自己，后者遗害四方。
家族直投基金是“表”，家族议局是 “里”，四层人才，各有不同。以李宁[14.48 4.17%]公司为例，个人功力进入了第三层的控股公司，有开枝散业概念，会多搅几家上市公司出来，但其人才战略看来尚未配合，那种CPO(Chief People Officer)“真”人力资源长级的人物未出现，以至纳才速度未够顺遂。相比更有组织的企业如联想控股，当然已进入第三级控股状态，但由于是群雄起家，其中科院背景是半公半私，血亲问题、后代培训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家族企业达到真四层境界在中国，尚拭目以待。
据笔者观察，京沪地区金权交结，企业形态较进化，一代成器者已步55-65岁，儿子是25-30岁之间。这类企业在智慧运营与寻租运营之间，在一个投资控股公司的旗帜下，大部分是老爸由寻租迈向智慧运营不成，儿子偏溺寻租，甚至变成儿子克扣老爸收入，品格与商道两皆堕落，而金权企业由于机密多，关系网丝缕纵横，一般企业主未敢闯招聘 /专业管理这关，做成一代而亡的机会很大。
反而二三线城市，由于无论你是传统工业家或官二代，优势将去是不争之实，商二代定要另创别业，而官二代一要将优势变商务，二要将商务变企业，逐步进入专业管理。所以这些二三线城市二代，工作上来得务实，勤快，更重要的步履踏实于人间，不似京沪的同代，有条件可以金粉浮华。
至于学历方面，京沪玩其海外名牌常春藤同等大学，而二三线则在中学推子女与官二代结缘。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海归“由专入企”。这班人名牌大学毕业，然后入律师行/会计师行/顾问公司/风投私募/投行，然后再合伙做生意，中间有两个关键成功处，就是他们纵向力强，横向力未崭露，政关高处渗透，营销低亟待考验，中间若能产出够“横”够“低”之领袖，自可成大业，与京沪绔富派不同，这堆会更贴切地形容为海外(连结)派。
(本文作者为Mastermind传承壮大辅导CEO) 来源: 中国企业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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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剧泰斗筱文滨
星期三 一月 26, 2011 10:34 am
在一百多年前,上海老西门一带还是一片河港纵横、阡陌交错的农田,在现今蓬莱路附近有户名叫张少卿的菜农,租人家四亩多地种菜为生。1904年春天,在这户菜农简陋的小屋里，一个婴孩呱呱落地了，他就是后来蜚声剧坛的著名沪剧艺术家筱文滨。
筱文滨在《西太后》中的造型
一、大生意没学成,拜师学了滩簧
在当时,一个菜农的儿子最大的可能就是继承父业,种菜挑卖,以度光阴。然而张少卿却望子成龙,一心期望儿子能够用功勤渎,将来干个大事业。正是出于这种心理,再加上孩子生肖属龙,故尔给他取名张龙兴。后来又取了个学名叫张文俊。
菜农生活的贫穷艰苦,是不言而喻的。谁知漏船偏遇顶头浪,张文俊十一岁那年,一伙人偷吃了他家种的芦粟,并把果皮丢得满地,他父亲咕了几句,那伙人便怀恨在心,乘傍晚收工时,在菜田里把张少卿毒打了一顿。张少卿回家口吐鲜血,卧床不起,没多久就撇下孤儿寡母去世了。他临终留下遗言：“龙兴将来长大,要让他学个大生意!”家里生活当然更苦了,但是他母亲省吃俭用,还是要让文俊读书,先是在过房爷家里随读,接着又送他到西城小学读书,从识方块字开始,然后读《三字经》、《千宇文》……文俊生性聪明,记性很好,上课教的书,他很快就能背出,另外他喜欢哼哼唱唱,唱起歌来用今天的话来说,还是蛮有乐感的。后来,母亲又送他到江湾中学读书。
那个时候,在上海城乡流行着一种叫做本地滩簧的戏曲形式。它的前身是花鼓戏,滋生于上海四周的农村,剧目有《拔兰花》、《庵堂相会》、《羊肚汤》、《胡锦初借妻》等。春秋两季还在农村用稻床搭起来的高台上演唱，称之为“唱高台”。19世纪80年代初，花鼓戏开始进入上海城区，改称本地滩簧，简称本滩。本滩流入城区，开始是以卖唱形式活动在街头市梢,内行人称为“跑筒子”。有时在空地上演唱,就叫“敲白地”,也就是北方所说的“撂地”。到张文俊十二、三岁的时候,本滩已经比较兴盛,出现了不少班社,如“邵文滨班”、“马金生班”、“新兰社”、“花月社”等。自1913年,上海建立第一家游艺场“楼外楼”,接着“天外天”、“新世界”、“花花世界”、“大世界”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本滩不仅在茶楼书场演出，而且开始进入了游艺场。这与当时沿街卖唱相比,真是鸟枪换炮了。
有一次,文俊放学回家走过八仙桥小菜场,只见大篷里挤满了人,他好不容易挤进去,原来是看唱滩簧的。那天是吴金舞与小金凤唱的《拔兰花》、《陆雅臣》，那有趣的剧情,优美而富有乡土气息的唱腔，引起了文俊浓厚的兴趣。从此他一有空就去听滩簧,不仅在大篷里听,还到金陵东路的乐意楼、如意楼，十六铺的聚宝楼等茶楼去听。大概与他从小喜欢哼哼唱唱有关,很快他就喜爱上了滩簧。一天，他到福州路浙江路的绣云天游艺场去看滩簧，那是邵文滨与沈桂林唱的《十打谱》。他听过不少滩簧,但邵文滨唱得特别动听,那文雅软糯的唱腔,把他给迷住了。此后,邵文滨唱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去听。回到家里就学他的唱,甚至夜里睡在床上也在唱。
由于家境越来越困难,文俊在江湾中学读了没多久便辍学了。不久,母亲托张少卿的老朋友龚芝卿介绍文俊到《英文沪报》去学外国排字工,一年多以后又到法新书局当排字工。文俊有了工作,但对滩簧的迷劲却有增无减，一有空就拿了几个铜板去看戏。在排字房工作，有时也会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凑巧这里有好几个排字老师傅也喜欢滩簧。因此，一有空,就叫文俊唱。有一次他唱《三国开篇》：“诸葛亮一命归西去,四野同声哭卧龙……”煞尾时有“司马江山归一统”一句掼腔，颇有几分邵文滨的神韵，师傅们听了喝起彩来。他们的声音惊动了二乒他恶狠狠地说“你们在做生活，还是在唱戏，再唱给我滚！”幸亏几位老师傅说情,才算没事。
一个“滚”字没有吓倒张文俊,反而强化了他学唱滩簧的决心。他想,既然我这样喜欢滩簧,迷邵文滨,何不干脆去拜邵文滨为师学滩簧呢?
学滩簧,谈何容易。一是母亲同意吗？旧社会优与娼总是连在一起的,戏子是最下等的职业,而他父亲的遗嘱是要他学大生意的。因此他的想法,他母亲非但没同意,而且要他跪在父亲神主牌位前赔罪。文俊见愿望不能实现,想想实在伤心,竟一边哭,一边唱了起来。母亲毕竟是疼儿子的,见他心思己决,最后还是依了他。
可事情也还没完。要拜师可不能一厢情愿啊!他想拜的邵文滨,在当时可是赫赫有名的艺人,他肯收吗?于是还是请龚和卿去邵文滨那里去说情。邵文滨是个爱才的人,听龚和卿说文俊如何迷恋滩簧,学戏如何坚决,就答应听听他的唱。1920年旧历正月初五,由龚和卿陪同,文俊带了封有六元拜师金的红纸包和一对香烛来到邵文滨家,先是点香烛,后是向先生、师母磕头行礼。邵文滨问他会唱什么,他唱了一只《寿星开篇》，唱得倒也有板有眼、字正腔圆, 邵文滨不禁暗暗点头。师母是苏州人,她对先生说：“小鬼倒是小狗大声气,蛮象倷（你）格！”原先说定还要请拜师酒,可邵文滨听他唱得好,拜师酒也就免了, 连六元拜师金也不肯收,结果给了抱徒师的龚和卿。这时张文俊十七岁,从此就开始了他的戏剧生涯。
二、邵文滨给他取名筱文滨
邵文滨原来是在旧上海公共租界上跑马厅里养马的,绰号叫马夫阿六,后从老艺人曹俊山学唱滩簧。1914年曾与施兰亭、马金生等人联合发起组织振新集,从事和推动滩簧的艺术改革。他与马金生、施兰亭、丁少山并称为四大小生。他追求时尚,标新立异,唱腔文雅潇洒,噪音浏亮软糯，讲究音韵,行腔流畅,人称“道士腔”。他的《十八扯》、《辕门赋》脍炙人口。
当时邵文滨在劝业场(后改名小世界〉演出，并开始挂“改良申曲”的牌子。一般是日夜两场：日场唱小戏，如《赠花鞋》、《徐阿增出灯》等；夜场唱大戏，如《陆雅臣》、《男落庵》等。旧社会学徒学戏，先得从帮师傅干零星活做起,在艺术上除练唱、背词之外,先要学敲板。邵文滨对他说： “先学敲板有好处，以后自己唱起来就不会脱板了”。文俊学敲板很用功,练的时候把一只筷子放在手臂上，用手腕敲板，而筷子不许掉下来。学会了敲板,老师上台,他就在台边为老师敲板。他一边为老师敲板,一边低声跟着老师哼,揣摩唱腔、节奏、气口。有一次师傅在台上唱,他边敲板边哼,一个忘惰,竟唱出了声,引起了观众的惊异。演出结束后,老师把他叫了去。他想这次肯定要挨训斥了。可是邵文滨没有训斥他，只是和善地说：“文俊,你唱一段《三国开篇》我听听。”文俊不知其意，小心翼翼地唱了一段。唱完后，老师面带笑容地说：“唱比以前有进步了，但是以后我演出时可不能乱唱。”从此邵文滨更关心文俊的唱了,经常给他指点，使他长进越来越快。
有一次邵文滨带了文俊到一家有钱人家去唱堂会。那天邵文滨正患感冒,唱了两段戏，觉得头晕口燥,嗓音失润,只得临时让文俊接着唱。这是张文俊第一次当众演唱，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一支《寿星开篇》唱得抑扬顿挫，东家听了很满意，对邵文滨说：“这小孩唱得不错，有几分象你，你什么时候收的?”邵文滨答道：“收了不久!”这天邵文滨十分高兴，散了堂会回到家里，对文俊说：“文俊，我搭侬取个艺名,以后就叫筱文滨吧!”
没有多久，筱文滨陆续学会了《小分礼》、《辕门赋》、《徐阿增出灯》、《庵堂相会》、《陆雅臣》、《男落庵》、《陶福增休妻》等许多传统老戏。
慢慢地，筱文滨开始在场子里演唱，最初是在正戏前面加唱开篇，如《寿星开篇》、《讨荆州》等。当时茶馆场子时兴观众点唱,行话叫“翻牌”，翻到什么,就得唱什么,这就逼着他要多学一点，否则就难以应付。半年之后,他在戏中扮演角色了,唱的是小生一路戏，如《兰衫记》中的王殿文、《卖妹成亲》中的杨桂林等。有一次演出《陆雅臣》,筱文滨扮演陆雅臣,陆雅臣赌博输钱，卖掉了娘子，后来浪子回头，由人陪着他到岳父家去赎妻。岳父为了教训他，用洗衣棒柱打他。平时排练时,师傅总是用棒柱轻轻地拍他几下屁股，做做样子。可是这次在台上演出,邵文滨却真的用棒柱打了彼文滨。彼文滨感到很委屈,下场后，独自一人在后台落眼泪。这时邵文滨来了,他说：“小鬼!哭什么!做戏，做戏，最要紧的是做得真切,有时就得假戏真做。刚才要不是我这几棒柱，你会演得那么真吗?”这一席话说得筱文滨茅塞顿开，破涕为笑。
这一时期正是滩簧向申曲演进的阶段。由于申曲进入游乐场，而游乐场是鱼龙漫延、百戏杂陈的演出场所，京、昆、锡、常、梆子、曲艺、杂耍，应有尽有，这就促进了各种艺术之间的交流与借鉴。申曲也受惠不浅,汲取了极其丰富的艺术滋养。筱文滨并不满足于当一个平庸的艺人,他一方面宗师邵文滨，另一方面广泛涉猎，吸取各方面的营养。他买了一架收音机，收听京剧、评弹等节目。京剧的平仄音韵,特别是马〈连良〉派的运腔特点,对他日后形成“文派”，有重要的作用。
筱文滨跟邵文滨学戏、演戏整整六年，1926年,邵文滨决定离别舞台,弃艺经商。筱文滨挽留再三,也无济于事。邵文滨离开戏班后, 据说买了一只缉私用的兵舰,自任舰长,后又去开设“花会”赌窟。这些行业都是流氓出没的地方。1933年7月间,邵文滨遭人暗杀身亡。筱文滨没有忘记恩师的情谊，专门写了一则《哭师开篇》：“想我是无才小子本姓张,蒙恩师教授得姓名扬。博得个美号三字筱文滨叫，申曲中算是一员小健将。可怜我远亲近戚难倚靠，自小漂流在异方。实指望恩师贵体常康健，又谁知一别竟难再还阳。恩师是一生劳禄多辛苦,举心忠厚济友朋。可怜他未曾享受徒儿福,无备无虑去怆惶,只认他单身只影见阎王。恨只恨竟难侍奉随师去，真所谓越思越想越凄凉……”
三、自己挑班成立文月社
自邵文滨离开戏班后，群龙无首。筱文滨不负众望，挑起了带班的重担。
那时带个戏班并非易事，首先得有名角,没有名角，就没有号召力，经济上很难维持。另外，还得有脚路，否则地痞流氓随时随地可以来欺压敲诈。这些不由使筱文滨焦虑起来。好在他有个开茶馆的师兄赵阿龙,让他们以拆账的办法在茶馆里唱“出客场”,几天演下来倒座无虚席。
大概在四、五年的时间里，筱文滨的班子基本上在一些茶楼里演唱，如闸北三阳路的三阳茶楼，徐家汇路的汇泉楼，南阳路、西藏路口的聚福楼，太平桥小菜场楼上的茶馆等都去唱过。当时戏班子人员只有十三、四人，演员有陈阿冬、金泉生、杨月英、沈桂林、奚惠珍、吴祥云等,演出剧目基本上是老滩簧戏,如《借黄糠》、《朱小天》、《连环记》，对子戏《游码头》、《卖冬菜》、《小分礼》等。戏班除了在荼楼演出外，也唱一些堂会。通过这几年演出,筱文滨的名声逐渐响起来了。
20年代末30年代初，申曲在上海已经相当兴盛,戏班崛起,名角争雄。在女角中有一位演员引起人们注目,她叫筱月珍。筱月珍出生于江苏广陵的一家名门望族，原姓叶，名叫月珍。她五岁丧父,十三岁随母到沪，十七岁拜老艺人曹掌生为师,遂随师搭班演出。先后受孙是娥、沈桂英等人的艺术熏染，技艺日进。筱月珍表演泼辣洒脱,栩栩如生,嗓音清脆响亮,唱腔刚劲有力,人们称她为“钢腔”。20年代末,筱月珍进了筱文滨的班子,戏班如虎添翼。筱文滨与筱月珍同台演出,旗鼓相当,两人由于志趣相投,彼此倾心,于1931年结为秦晋之好。他俩结合不久,就采用二人名字中间的各一字,正式成立了“文月社”。
文月社起初在西藏路、延安路口的恒雅书场演出,一炮打响。那时大新公司重新开设新世界游乐场。筱月珍去找申曲老艺人王筱新。王筱新是筱月珍的过房爷,他与大新公司老板是老朋友。她说：“阿伯,你拖女婿一把，让他到大新公司去唱唱。”由于王筱新的介绍, 1931年初,文月社进了新世界游乐场，1932年又进入大世界游乐场。大世界里专门有一个申曲场子,场内可坐三、四百人,四周还可站立许多观众。在大世界演出每天日夜两场，日场是一时半到四时半,夜场六时半到九时半。
这时筱文滨的艺术日趋成熟,他的唱腔继承乃师,同时又结合自己的嗓音特点。尤其在游乐场演出,艺术视野扩大了。当时申曲与其它剧种交流较多,有一次京剧演出《黄慧如与陆根荣》，还邀请申曲演员去串演《游码头》。筱文滨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得到了很好的滋养,他在“道士腔”的基础上吸取熔化了其它剧种唱腔的长处，以及文人朗读诗书的韵味加以发展，逐步显现了自己的特色,因此观众十分踊跃。他演唱《陆雅臣》中一曲“叹五更”,回肠荡气，其中一句“得着一只凤凰鸟”,以传统长过门的唱腔来处理,但改变了传统的唱法“凤凰鸟”三字转腔的音符改为543,一字一拍，唱腔低沉委婉，“鸟”字唱来带有哭音,既懊丧哀怨，又不失少爷风度，把陆雅臣走投无路、意欲自尽的特定心态刻划得淋漓尽致。每唱到这里总是掌声不绝。他唱的《十八押》,整个唱段以“三角板”为主，说的数字要从个位开始一直讲到“黄杨算盘十三档”，打出六百亿以上的数字,除了要有过人的记忆力外，还要口齿清晰。筱文滨唱来自然流畅,一气呵成,成为他的拿手戏。特别是与筱月珍搭档之后,如鱼得水，他的唱腔柔美儒雅，筱月珍则刚健明快，两人刚柔相济,珠联璧合。他们演唱的《庵堂相会》，一个陈宰庭，一个金秀英，配合默契，唱得婉转动听,演得丝丝入扣。筱月珍不仅唱得好,而且擅长表演，戏路又宽，老旦、正旦、花旦、悲旦、泼旦，行行皆能,在《庵堂相会》里她一个人就演过小姐、太太、丫头三个角色，个个演得性格鲜明，入木三分。她甚至在《连环记》中扮演反面角色媒婆四阿姐。有一段四阿姐出门的戏,没有一句唱词,全是说白,一个人要在台上表演20分钟之久。她却演得挥洒自如,风趣突梯，效果极佳。除了二筱台柱以外,文月社还拥有杨月英、金泉生、陈阿冬等名角。由于他们班底扎硬,表演精湛,文月社声誉日隆。
当时,申曲班社很多,除文月社外，还涌现了施春轩、施文韵、施春娥的施家班，王筱新、王雅琴的新雅社，刘子云、姚素珍的子云社，这四个班社被称为四大班社。此外还有石根福、石美英、石筱英的福英社等。1934年12月，申曲界在上海成立了申曲歌剧研究会,梅兰芳先生专门题字“移风易俗”表示祝贺。筱文滨被推为常务委员、执行委员，施春轩、刘子云、王筱新等任常务委员。研究会的委员们每周开一次例会,交流演出情况，研究改良申曲唱本及谋求同业福利事宜等，还办了一个《申声月刊》。为了筹募基金，这年年末在中央大戏院举行申曲大会串。四大班社的主要演员悉数登台,五天演出，全告满座。会串的收入,除开支外,全由研究会总务保管,取出部分款项订了一批棉袍子、棉旗袍,救济穷困老艺人。
这一阶段,筱文滨除了日夜二场演出外，每天还要去唱堂会,唱电台。第一次是西藏路上的三善堂电台请他唱开篇。电台为了扩大业务，想出花样搞听众电话点唱,筱文滨想这样既有收入,又可做免费广告，因此十分乐意。
文月社时期是筱文滨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通过舞台实践,筱文滨独具特色的“文派”逐渐形成。他的表演文而不火,风雅潇洒，特别以唱见长；唱词有文采,板式、润腔、吐字、字头字尾,都很讲究，具有浓郁的书卷气，因此被人们称之为“儒雅申曲”。他的演出雅俗共赏,观众各阶层都有,有泥工、木匠、黄包车三轮车工人,一般职员与小市民,也有知识分子、大老板。
在艺术表演及艺术管理方面,筱文滨都锐意改革。演出剧目除了原有的传统戏之外,吸收了不少弹词戏，如《珍珠塔》、《双珠凤》、《三笑》、《十美图》、《碧玉替》、《玉蜻蜓》等。乐器也比以前有所丰富,除了主胡、副胡、琵琶、三弦四大件外，还受京剧影响，增添了琐呐、锣、铙钹等乐器。开场前原来是江南丝竹《三六》、《行街》等，筱文滨改用《将军令》，借以镇场。乐队扩大了,台上摆不下,他就在舞台两侧搭了两个阁楼,右面是打击乐器,左面是拉、吹、弹奏乐器。为了经常更新剧目,筱文滨把编剧引进剧社,先后入社的有徐醉梅、范青凤、王梦良，他们原来都是文明戏演员,肚子里戏多,又有舞台经验。他们入社后开始编写幕表戏。幕表戏即由说戏先生把剧情、人物、分场、地点、布景、道具简单地写在水牌上,往幕布上一挂，演员根据这些进行自由创造,比如唱词，你一只“肩胛”过来,我一只“肩胛”过去。当然这与剧本制相比还是落后的,然而与以前专靠口耳相传演老戏相比,毕竟是个进步。这三位文人都戴小滴子帽子,所以同行给他们一个雅号,叫“三顶小帽子”。筱文滨不仅是一位艺术改革者,而且是一位具有非凡组织才能的剧团领导。他的文月社专门有人管后台杂务,专门有人管剧务,管理得井井有条。
文月社曾经二进三出大世界。第三次进大世界是在1936年。当时文月社在观众中已有广泛的影响，大世界老板黄金荣就动脑筋，把四楼一只最大的剧场辟为申曲专场,并破例同意除了卖门票外,进申曲场子另外卖一张二角钱的票,这项收入全归文月社。那时申曲场子周围用栅栏围住，不买申曲票的，只好在木栅栏外面观看。文月社进去第一出戏是《贤惠媳妇》，这个幕表戏由徐醉梅、范青凤根据《珊湖宝卷》改编,由筱月珍饰恶婆婆,杨月英饰好媳妇，筱文滨饰大儿子,凌爱珍饰凶媳妇,邵滨孙饰小儿子。演了一个月连演连满，欲罢不能。金门电影公司制片商颜鹤鸣来找筱文滨,说想把该剧拍成电影，筱文滨一口答应。这是申曲第一次上银幕。筱文滨饰男主角,导演是岳枫。
文月社第二次从大世界出来,不久“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接踵而至,各个戏班纷纷停演,文月社也只能偃旗息鼓了。
四、文滨剧团蜚声沪上
局势稍稍稳定,筱文滨又想出去唱唱试试。筱月珍不让他先去,而由她自己带了几个人到天蟾荼楼唱了约一个星期,营业不错。于是筱文滨再去唱，卖座很好。接着移到恒雅书场，唱了一个月，天天客满。1938年，海成为孤岛，尚有八百壮士坚守在四行仓库继续抵抗日寇，他们孤军作战，后来转移到胶州公园。上海各界同胞纷纷募捐慰问。筱文滨、施春轩等率领部分演员、乐师到沪西胶州公园进行慰问演出。谢晋元团长亲自招待致谢,并挥毫作书,分赠筱文滨与施春轩。
上海成为孤岛后，出现一种畸型发展的状态。在经济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文化消费有所增长,游乐场、影剧院又相继开业，戏曲演出也得到一定的发展。1938年9月，筱文滨将文月社改名为文滨剧团。文月社开始只有十六个人，发展到此时已有近百人，改成剧团，实力是很强的。文滨剧团成立不久，就受到恩派亚大戏院(后为嵩山电影院)的邀请,沪剧开始登堂入室，进入独立剧场演出。恩派亚有七百多只座位，老板张伟涛，据说是电影公司张石川的亲戚,此人剧场业务很内，文滨剧团一进去，就在门口挂出“筱文滨、筱月珍领衔主演”的霓虹灯广告，剧目有《碧桃庵产子》、《白艳冰雪地产子》、《冰娘惨史》等。唱得最红的是《冰娘惨史》，这个戏情节比较曲折，筱月珍在戏中有精彩的唱腔,特别在“飞尸告状”一场中，起腔、运腔、甩腔，音量宽宏，声泪俱下，真是绕梁三匝,十分动人。她一唱，台下静得连磕瓜子的声音也没有了。当时“飞尸”是用一根钢丝从上面吊下来的，有一次，突然上面钢丝绳断裂，她被甩在舞台上, 但仍然忍痛坚持唱完这场戏。这个戏在恩派亚连唱一个月，场场满座。
大约在恩派亚演了半年时间,有人来找筱文滨，邀请他们到新世界南部“小皇后”演出；1939年7月，又移师新新公司六楼的新都剧场演出。新都剧场有冷气，在当时是条件较好的场子,签订了三个月的合同,演出剧目有《白罗衫》、《合同记》、《玉蜻蜓》、《玉连环》等。
自从成立文滨剧团后,筱文滨一心要把它办成第一流的剧团，因此有心广收名流、壮大阵容。
1939年夏天,王筱新、王雅琴的新雅社在东方第二书场演出。当时王筱新看到人员跳进跳出,不大想再搞下去。筱文滨闻讯,便去找王筱新说：“寄爹，妹妹(指王雅琴)帮帮我的忙，请她到我这里来唱一段时间。”王筱新也就同意了。就这样，这年9月王雅琴就加入了文滨剧团。王雅琴当时已经蜚声剧坛，她扮相秀丽端庄,唱腔幽雅细腻,曾有“天仙化人申曲明星”之誉。加入文滨剧团后,第一天登台,筱文滨与王雅琴合演《碧玉簪》。筱文滨演的王玉林，他发觉李秀英的“情书”、玉簪，恼羞成怒，王太太(杨月英饰)设家宴劝小夫妻重归于好,王玉林一派轻蔑傲慢的态度,筱文滨把他的猜忌、嫉妒的心理刻划得维妙维肖。他的唱腔清丽动听。王雅琴演的李秀英忍辱负重、妩媚动人,病中大段唱工,清越高亢,如泣如诉。筱月珍、小筱月珍在戏中亦均有精彩表演。筱、王初次合作获得成功。由于阵容加强了,演出业务更加兴盛，原订三个月合同，订期未满，就形成各方争聘的角逐状态, 10月又应聘仙乐大戏院。
筱文滨极其重视剧目建设,在团内对剧本实行金牌奖与银牌奖,上演客满的获金牌奖。他还提倡为演员写戏,要求编剧根据各个演员的不同戏路、特长写戏，这样每个主要演员都有戏演。他自己也动手写戏，与徐醉梅等合编了《青衫泪痕》；自编自演《陆阿喜逼杀妻》，在仙乐演出三场,连连满座。
1939年冬，文滨剧团进入大中华剧场(福州路、西藏路口，今上海旅行社)，票价卖到八角，在当时五大剧团(另四个为施家、新光、敬兰、呜英〉中占据首位。筱文滨与邵滨孙合编了《情天血泪》，连卖五夜满座。筱文滨饰演黄大任，演得层次分明，丝丝入扣。女主角杨乃凡一角，三个不同时期由凌爱珍、筱月珍、杨月英分别扮演，各具风采，王雅琴演平儿。全剧置有立体布景、五彩灯光。这个戏在大中华露演后,也连卖五夜满堂，报纸载文称赞它为“改良申曲满意之作”。筱文滨在《申曲画报》（1939年11月27日）著文说：“将感化和教育二方面着想,预备达到娱乐不离教育,教育忘不了娱乐的目的,我们身为艺员的,当然应该兢兢改进事业之中”。
1939年11月，筱文滨参加申曲界筹募难胞棉衣游艺大会大会串的筹备工作。27日，文滨剧团等十三个剧团参加义演。文滨剧团演出《庵堂相会》，筱文滨演陈宰庭,王雅琴饰金秀英。筱文滨还到电台播唱难民开篇，其中有“丁丑劫数灾难遭,鬼哭神号路难跑”，“劝诸君节衣缩食将难民救,共负责任救同胞”等唱词。
进大中华以后，筱文滨在剧团管理方面采取了不少新的措施，以适应面临的新情况。初进大中华时剧团号称七十余人,到后来增加到二百余人。为了解决剧团开支问题,他把全团分成两个队,大部分人在大中华演出,主要是中期传统剧目和新编剧目；分出小部分演员在恩派亚戏院演老传统戏。定期两个队对调演出场子。为了统一管理,体制上建立了两套班子,管前台业务的有经理室,筱文滨自任总经理,赵信川任经理，叶志成任副经理兼总务；管后台演出的有剧务部,筱文滨任主任，后委邵滨孙负责。此时编导力量又有所加强，除原来三顶小帽子外,赵燕士、田驰、宋掌轻、刘谦、莫凯、乔红薇、苏丹、叶峰等陆续进团。剧目题材也大大扩展，古今中外兼收并蓄，较多地编演西装旗袍戏。筱文滨要求每个月要出两个新戏。剧务部研究剧目上演、更换、演出质量、角色分配等业务事宜。筱文滨主张广收名流,不搞清一色的流派。他对一些有前途的青年演员也着意培养，如1938年，吸收了尚未满师的丁是娥入团。当时申曲界凡属名角,差不多都进过文滨剧团，如丁婉娥、王筱新、顾月珍、逢爱琴、凌爱珍、杨飞飞、石筱英、筱爱琴、解洪元、王盘声、丁国斌、赵春芳等，人称“水泊梁山”。当然人员进进出出是流动的,名角入团后,筱文滨尽量发挥他们的特长,根据每个演员的不同戏路,适合谁演，就给谁演,尽量做到人尽其才。凡属演职员,一个月内三十天满勤,加发一天工资以资奖励。
筱文滨在艺术上是个革新派。到大中华中期,已由幕表改为剧本,并推行了导演制。象《大地回春》就由田驰编导,《天下父母心》也是田驰导演的。在音乐、舞台美术方面也有改革。乐队先后增加了扬琴、秦琴、钢琴、大提琴、小提琴,除伴奏唱腔外,还有开场音乐、气氛音乐配合剧情。舞美方面受话剧影响,从软片发展到立体布景,开始用五彩灯、聚光灯,化装以油彩代替了水彩。
这段时间筱文滨既要登台演出、唱电台,又要管理剧团,忙得不亦乐乎。每天身上总要带好一张节目单,上面写明时间、地点、内容,最多时有一天唱了七档电台,又有一天唱了十五只堂会,一直唱到第二天天亮。为了赶场子,开始自备了一辆三轮车,但还觉太慢,就叫祥生出租汽车接送,不久后干脆自己买了一辆旧福特汽车修一修,专门用来赶场子。他的汽车牌号为7383,人们戏称为“七开八开”。由于时间紧张,有时连理发也没有功夫。他在大中华剧场,每次理发、修面都是趁没戏或未登场之前,抽空到隔壁新新理发店剪发。往往身上穿着彩衣也来不及换,从理发店出来,常常引起路人的围观。在社会上他有许多应酬,但每逢友人婚丧喜庆的交际宴会,他总是席不暇暖,到到场就走,渠为忙人。
筱文滨作为一个剧团的领导人，很重视感情投资，关心演职人员的生活福利。团里有人经济发生困难，他总是慷慨解囊,热情相助。演员生日，后台向人发起公贺，还组织足球队,亲任领队。团里演职人员有病，可以持他的名片到一些名医家中求医。
1940年，筱文滨看了袁牧之、陈波儿主演的进步影片《桃李劫》后，觉得很好，就请田驰把电影剧本弄来，改编成申曲《恨海难填》。此剧由筱文滨编剧，邵滨孙导演。筱文滨主演张仲衡,表演十分传神，特别是在狱中喊出“清白人反为四下困”,震撼观众心弦。筱月珍饰刘碧华，王雅琴饰张梅馨，邵滨孙饰陈少英，丁是娥饰少女徐兰萍。戏在大中华演出，十分叫座。著名电影导演应云卫看了戏，又推荐给电影界。1940年12月金门影片公司与筱文滨签订合同，把《恨海难填》拍摄成电影(前后集)，由陈翼青导演。电影在丁香花园拍摄，当时丁是娥才十七岁，第一次拍电影，为了多上镜头，拍摄时把导演删掉的唱词又唱起来，导演忙喊“卡脱”（意思是停止），丁是娥不懂，只当是把她的镜头全部揩脱，急得大喊：“不要揩脱”！导演很生气，对筱文滨说：“这小姑娘是谁的学生?”筱文滨连忙打圆场：“都怪我,事先没有对小姑娘讲清爽”。这才平息了风波。《恨海难填》影片次年公映，大受欢迎，这是文滨剧团拍的第二部影片。 1941年开始，申曲逐渐改名为沪剧。
1941年，新光电影院老板夏连良(是个流氓霸头,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利用他控制的势力,使用卑劣手段到各剧团去挖角，集中当时申曲界有声望的演员办起了上海沪剧社，演员有王雅琴、凌爱珍、解洪元、顾月珍、戴雪琴、孙嘉滨、赵云鸣、俞麟童、杨云霞、王艳琴、张谷声等。文滨剧团不少演员也被挖走，受到影响。上海沪剧社于1943年解散。
抗战胜利以前，文滨剧团一直在大中华与恩派亚演出。1942年筱文滨率团去天津演出，借了杨飞飞去唱打泡戏《忐忑夫人》，扩大了沪剧在北方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中央大戏院开张，老板张巨川邀请筱文滨进了中央大戏院。那时邵滨孙、石筱英、筱爱琴、丁是娥、杨飞飞、解洪元、顾月珍等都已先后离团，各自在外组织剧团。留在剧团的有筱文滨、筱月珍、小筱月珍、王雅琴、凌爱珍、杨月英、王盘声、钱逸梦、向美玲、顾振铭、金耕泉等，尚有一百多人。那时筱文滨由于团务繁忙，加上还经营文滨制药厂等，参加演出的机会比较少了。为了集中力量，筱文滨决定放弃恩派亚场子，把两班人马集中在中央大戏院，演出由张恂子、田驰、徐醉梅编写的《大富之家》。
1947年9月，筱月珍因患白血病不幸身亡，筱文滨失去了一只臂膀，十分痛惜。由于筱月珍为人与艺术都好，她的死讯使沪剧界及广大观众极为震惊和痛惜。
1947年10月筱文滨重新登台，为了纪念筱月珍，重演《冰娘惨史》。筱文滨饰二少爷，由王雅琴、小筱月珍双演冰娘。筱文滨只演七天, 十四场，剧目还有《碧玉替》、《陆雅臣》等。七天演完，欲罢不能，在观众要求下加演两场。10月25日，文滨剧团在中央大戏院演出时装戏《铁骨红梅》。这个戏由叶子编剧，描写敌伪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小家碧玉顾梅英与表兄、上海某报记者易瑞青相爱，后遭家庭阻挠，瑞青误以为表妹拒婚，被迫另娶淑女，若干年后两人重逢，旧情萌发。但当她得知表嫂贤惠、夫妻恩爱,乃留书断情,另嫁于人。不想丈夫是个汉奸，在汉奸想捉拿抗日分子易瑞青时，梅英夺枪击毙丈夫,自己受伤致死。这个戏情节曲折，富于抒情色彩。一天,在叶峰陪同下，田汉、安娥夫妇前来看戏，看完戏后田汉握着筱文滨的手说：“好极了！好极了！想不到沪剧已改进到这样的地步，有这样的成就。我第一次看沪剧,就已经上了瘾！……人情戏很多，合乎情理,难怪有这么多男女观众。”事后，田汉还专门撰文《沪剧第一课》，发表在《新闻报》艺月专栏里，对文滨剧团进行的沪剧改革大加赞赏。
这一时期，与文滨剧团全盛时期相比，有点走下坡路的趋势。筱文滨看到了这一点，千方百计努力振兴剧团。1948年9月，他在中央大戏院召集重要会议。他在会上说：“剧务方面必须集中人才加倍奋斗,剧情取材必须适合现实,舞台装置必须逼真,演出要求新颖……”表示他雄心未减。他还重用后进,委王盘声为舞台监督。
当时沪剧界各剧团成立小型足球队，经常进行友谊比赛。1948年9月，举办了雅琴杯小型球联赛，彼文滨陪同王雅琴坐了汽车到徐汇中学为球赛剪彩、开球。
施春轩因吸大烟被捕进提篮桥监牢，刑期一年半。1948年9月刑满，筱文滨特地用专车迎接他出狱。施出狱后,筱文滨与他并班在中央大戏院合演，筱文滨与施春轩两人主演，剧目有《杨乃武》、《男落庵》等。不久，筱文滨与施春轩、刘子云三人在城隍庙结拜弟兄。
从文月社成立到文滨剧团期间，筱文滨陆续收了不少学生，有徐宝奎、吴万达、邵滨孙、周云冲、沈金法、孙雄滨、王龙杰、袁滨忠等。
1949年临解放前，中央大戏院总经理张伟涛见文滨剧团营业不如以前,竟然对筱文滨下逐客令，说：“筱文滨，你的气血不对，象棺材里爬出来的。”筱文滨一气之下离开了中央大戏院。
解放以后，1951年文滨剧团改组为艺华剧团，筱文滨任主要演员，1956年筱文滨调任上海戏曲学校教师，1958年任上海人民沪剧团演员兼学馆教师。1956年退休。筱文滨于1986年3月2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筱文滨一生经历了本滩、申曲、沪剧三个阶段,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沪剧发展的轨迹,而筱文滨对沪剧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和文派艺术在沪剧史上的作用、影响都是不可磨灭的。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沪剧名家王雅琴、邵滨孙以及张剑菁、张成等同志热情提供资料,给予大力支持,特此志谢！)
作者:沈鸿鑫
转自：上海文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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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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