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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不会发生社会动荡
星期二 三月 08, 2011 11:57 am
——新加坡三位著名学者批驳“中国崩溃论”
中国不会步阿拉伯世界后尘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在今天的世界，任何国家都面临挑战，社会动荡甚至更有可能发生在一些西方国家。中国不会步阿拉伯世界的后尘，最主要的是体制上的因素。第一，中东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政府转型没有做好，某些领导人可以统治几十年。而中国领导人换届已成惯例。中国领导人更替的制度化也是民主很重要的一部分。第二，中东一些国家是非常封闭、排他性的政体，而中国渐渐成为包容性的政体，强调开放性发展。
西方强调多党制，中国强调党内民主。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同样可以搞建设，比如新加坡就做得很好。现在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很多国家，反对党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出现了很多问题。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反而比较有效，避免了政治恶斗，可以有效进行社会经济建设。
王赓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兼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主席）：中东是阿拉伯社会，宗教传统与中华文明相差很远，他们的传统文化影响了他们的社会结构。中东很多国家权力集中度过高，有些统治者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巨大利益，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这一点在中国不存在。中国在发展上是很有条理的．是渐进式的改革．而革命则代表了一种极端，中国经历过这样的极端，不会再走这样的老路了，老百姓也不会选择这样的老路。现在主要是要避免走向“只追求物质”的另一个极端。
黄靖（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中东国家出问题，一是人民生活异常艰难；二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失业率高（大学生的失业率一高就会出问题）：三是经济发展长期低迷；四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溃败，包括贪污腐化，政府能力低下，政策运作没有透明度。
人类社会最大的矛盾是无限的需求和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所有的政治革命都是因为分配不公。中国经过自身的努力，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财富，现在要解决分配问题。
动乱在中国没有市场
黄靖：中国稳定论的现实根源在于：首先，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还能够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大多数人依然可以、至少是有希望可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处。因此， “看不到希望”和“一无所有没有东西可失去”这两个闹大动乱的根本条件不具备；其次，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经济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促进整个中国社会政治利益的多元化，因此很难在一个大的领域产生统一的利益阶层，在短期内也很难形成一个在全国有政治影响力的利益要求、利益团体或个人领袖。
其理论根源则在于：现代化发展的结果将人们最重要的经济资源由土地变为知识和技能——靠知识和技能求生的中产阶级日益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有经济独立性和社会经济能动性，进而坚决要求政治上的积极参与。尽管他们并不想推翻执政者——那样的话将导致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动乱，但要求执政者不要滥权，不要搞腐败。他们和无产阶级有本质不同：理性、务实，不想要打倒一切的革命，而是时刻准备接受合理的妥协。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两种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和政治体制的认同。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历来很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果，更进一步加强了民族认同感。现在能够对中国构成根本挑战的外来势力基本没有，能够造成大的动乱的挑战都来自中国内部。因此，要下大力气加强人民对政治体制和国家制度的认同，这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郑永年：每一个时期不稳定的根源不一样，试图一概而论就会误入歧途。每一个政权都要根据不同的新因素来寻找问题的根源所在。比如今年通胀问题很重要，控制不好就会影响稳定。因此，两会强调管理和控制通胀问题。领导人要把根源找出来，还要有解决办法。
但总体上说，长期稳定的社会表现为：一是经济增长；二是社会公平；三是中产阶级要在社会中占比重大很重要。中国要追求长期稳定的目标，就要从那些不稳定的社会吸取经验教训。
王赓武：现在是全珠化的时代，全球各地的发展都会影响到中国。中国的稳定其实是动态的，不是固定不变的。在现代化之下，分析一个国家的地位，旧的东西可以提醒你有什么值得考虑，解决新问题不能仅靠老办法，要有新的解决办法。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可能影响中国内部的发展。中国总体上看现在是稳定的。但不要因为一些小问题的出现就置之不理，尤其是关系到公平分配的问题，一定要敏感一点，及时掌握舆情，尽快解决问题。
“中国崩溃论”的提法像算命
郑永年： “中国崩溃论”的提法像在算命。一直有俄罗斯人说美国要崩溃。但这些都没有依据。
西方并不了解中国。相比之下，中国人怎样认识自己更为重要，中华文明为什么延续几千年都不中断？中国人自己有很多都不清楚，而很多学者也都是研究西方的东西。“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界简直就是西方话语的传播者，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这一课应当补。不了解自己，就不能向世界说明自己。
黄靖：光谈中国崩溃论没有意义，要看面临哪些根本的挑战。现在最大的挑战是：第一，打击贪腐。
二是经济结构的挑战。中国是依靠 “出口拉动内需”的东亚模式发展起来的。日本模式有两个必要的发展条件：源源不断的外资投入；开放、繁荣的外部市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外来投资会逐步减少，外部市场会越来越小，还要面对外国竞争，中国的出口导向、外资拉动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此外，相对每年约 9%的经济增长，就业市场每年增长不到1%。
三是特权利益如何处理。革命和改革有显著不同。革命是自下而上、以推翻现行制度为根本目的的政治运动：改革是自上而下、以改善现行制度为根本目的的改良运动。改革成功有两个条件：保持现有政治体制的政治合法性；保证现有政权治理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来完成改革。要通过制度创新来不断增进党内的民主化，由此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王赓武：中国的经济发展很成功，整体竞争力是在增强，而不是减弱。中国怎么可能崩溃呢？当然，中国的某一个制度、政策和措施有时会遇到困难，需要调整、改革，西方有些媒体不了解这种情况，以为中国碰到过不去的坎，就说中国会崩溃。现在全球化很复杂，世界日新月异，如果还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是不行的，同样用老眼光来看中国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要出问题的。
来源: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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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步入“特区”时代
星期二 三月 08, 2011 11:55 am
“经济特区”现状调查：
寻找后劲的“长三角”
“黄三角”的建港大业:总面积占全省六分之一
关中—天水：陕甘合作的“核”效应
“苏北洼地”大开发：700多万亩滩涂成江苏本钱
珠三角:9个城市内部发展极不均衡
1月4日，山东省《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被国务院批复，这是中国第11个区域发展规划。另外，国家在战略层面还有8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下称“综改试验区”)，在政策层面，有11个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这些区域政策大多是近三年出炉的。
如果说，30年前的深圳特区、20年前的浦东新区、10年前的西部大开发都是万众瞩目的焦点，那么近年来，当大量的国家区域规划涌现时，“国家区域战略”这块“金字招牌”如何从数量转化为质量，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特区”涌现
2008年2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复，由此开启了新的“特区”时代。
北部湾之后，如雨后春笋般，又涌现了10个国家级区域规划。它们分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江苏沿海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中国图们江区域、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在近三年时间，国家也在继续增设综改试验区，在上海浦东、重庆、成都、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的基础上增加了天津滨海、沈阳和山西。另外，还出台了若干针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
为何在“十一五”时期密集出台如此多的区域战略规划？这是国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形势所逼。
近年来，在经济发展中，工业的无序、无度开发表现严重。2002年，新一轮的重化工业兴起，为追求发展速度，不管有没有条件的地方都在搞。结果是，全国各地的重工业比都超标，沿海地区达到6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80%，产业结构急需调整；而在华北，有些严重缺水的地方却在搞高耗水、高耗能的重工业，造成当地水资源枯竭；在南方地区，一些环境容量很小的地方却布局了一些资源性工业，超越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导致当地环境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中国社科院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说：“这促使国家必须对区域进行规划，明确地方的定位、目标、工业和生态布局，以及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
相对于规划，综改试验区是以“改革”为内容，目标是解决问题、探索实践，鼓励地方“先行先试”。
由于国家给予“综改试验区”与“区域规划”同样力度的政策支持，它们已经成为带动地方发展的引擎。目前，中国的综改区分别有为“开发、开放”而设的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而设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有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成都和重庆；探索 “新型工业化”的辽宁沈阳；探索“资源性经济”的山西。
除了“区域规划”和“综改试验区”之外，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导意见”也是支持区域发展的重要文件。相对于“区域规划”和“综改试验区”来讲，指导意见更偏重指导性，政策层级更高，主要针对特殊区域和有被关注问题地区的发展。例如，2009年5月，国务院通过《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
除了海峡西岸经济区、海南国际旅游岛等备受关注的指导意见外，国家针对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长三角的发展都出台过指导意见。另外，还有不少指导意见未被公众广泛关注。
与上世纪80年代国家所设立的“特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相比，如今，国家给予的区域政策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是覆盖范围从较小范围的工业园区和城市个体扩展到更多的省区、更大范围的城市群和跨省区域。
“与东部政策相比，中西部的政策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具体措施不同。”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至此，中国的发展区域已成百花齐放之势。“如果说改革开放前20年，是东部一极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么在1999年西部大开发后，中国区域在多极化发展。这好比动车组，不再是一个火车头带动，而每节车厢都有自己的动力，就加快了发展的速度。”陈耀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地方的渴望
纵观各地，在中国31个省(市、区)中，只有浙江、黑龙江、贵州等少数省份没有国家规划，其余都已进入国家战略之中。未来，新的国家区域战略还将陆续出炉。各地依然在激烈的角力之中。
2010年12月21日，国务院《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其中“中原经济区”被列入国家“重点开发区域”。河南省发改委副主任张廷建介绍，这是国家第一次将中原经济区写入国家文件，标志着中原经济区建设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此次被列入重点开发区域的除了“中原经济区”，还有冀中南地区、太原城市圈等17个区域。
一位专家对记者表示，主体功能区颁布以后，河南的记者纷纷打来电话，要求采访“中原经济区”的问题，这让他很为难，规划内容中只是提到“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部分地区”。他认为被列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与“中原经济区”规划获国务院批复是有区别的，“中原经济区”规划尚未被国家批准。
在此之前，“中原经济区”的概念则已经提了好多年，2010年，河南省政府起草“中原经济区”规划，并上报国务院。一年过去，国家批复了3个区域规划 ——皖江城市带区域规划、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规划、长江三角洲区域规划，同时还有沈阳、山西两个“综改试验区”，“中原经济区规划”还没有动静，但地方对于国家战略区域规划的渴望依然强烈。
“在中部，中原经济区没有批，去年年底让山西拿到了综改试验区，中原经济区以后能否批复，依然是一个问号。”一位业内人士如此描述。
现实中，国家战略规划依然是稀缺资源也是带动地方发展的一个跳板，因此一个主题的规划甚至被几个地区争抢。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十二五”开年的第一个国家区域规划，也是中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规划，但人们看到的是，在其获批的背后，浙江和广东都在打“海洋牌”。
“到如今，很多地方都将争取进入国家战略作为重要工作之一，这种思路已经被普遍接受，在争抢中很多地方难免有了这种心态——如果其他地区有了，我这个地区也得有，有总比没有好。”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秀山对记者说。
另外，国家区域战略本身的利好也是巨大的诱因。“在博弈的过程中，一旦争取到国家支持就会对地方发展有利。一方面，区域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它的影响力最广；另一方面，如果地方政府不去争取，就会错失良机，在今后的发展中就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就可能被政策边缘化，对未来的招商引资会影响很大。”陈耀说。
“因而，无论有没有国家战略规划的必要，争取国家政策就成了地方政府的‘必修课’。”一位专家如此调侃。
但也有人认为，地方大可不必如此。与20年前沿海城市开放开发相比，如今的区域发展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那时候政策效益大是基于国家战略的稀缺性，而且，当时国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初期，总体上是由国家控制着整个资源，谁的政策松动一下谁就有了市场。而如今，在中西部的很多地区都具备了自身发展的工业基础，自我发展的能力大大提高。
陈秀山认为，地方发展也不一定非要获得巨大的外部资源或政策上的优惠。各地发展的现实成效证明，对于国家战略规划的申请还是要回归到自身发展的需求，切实进行改革创新，而不是仅仅去争一顶“帽子”。
既要竞争也要融合
对于有些区域，“帽子”就不是那么重要了，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问题倒是更加迫切。
长三角是东部最先发展的区域。近年来，上海的工业已经开始往江苏、浙江两省转移，此时，作为中央直辖市，上海与江浙之间的协作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当上海的企业将工厂转移到了浙江嘉兴，而研发中心和管理中心留在上海，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工厂所创造的GDP是属于浙江还是上海？大规模的转移后，是否会造成上海GDP的下降？这些因行政体制而产生的问题成了产业转移的障碍。
在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的经济一体化已经提了20年。虽然只囊括三个城市，但三城之间存在相互竞争，而且各自管辖，三城融合仅仅局限于通信和交通领域，真正的经济一体化尚未开始。
一个省区内部的经济融合尚很困难，那么跨省区城市之间的一体化就更不容易了。在“十一五”期间，国务院曾有一个部署，计划编制几个跨省区域规划，重点是长三角、京津冀、东北和成渝四大区域。
在具体实施中，东北规划编制得最快，并在2007年获得国务院同意；长三角的区域规划则是孕育了10年，2010年5月24日才被国务院正式批复。而京津冀和成渝经济区则一直在国务院审批之中，至今尚未出台。
其实，京津冀和成渝内部，城市之间的竞争远远大于合作，这很难让几大城市变成吃一锅粥的自家人。
2010年9月，重庆与成都对于全球第二大笔记本代工厂台湾仁宝落户的争夺让两个城市之间竞争升级。一直试图吸引仁宝落户的重庆发现，仁宝携几十家配套企业在考察了重庆同时，也考察了四川成都、绵阳等地，还在相应市、县召开“仁宝集团笔记本电脑配套产业对接会”，这让重庆市政府倍感压力。
而对此事，成渝还打起了口水战，有媒体报道，重庆官员指责对方采用“抄袭”、“散布谣言”等方式赢得竞争，另一方的网民则据理力争，群起攻之。一时间，成渝之间旧怨未了，又添新恨。
近几年，围绕英特尔、富士康在内的一大批项目，重庆与成都之间的竞争早已白热化，成渝双方比经济条件、比优惠政策，几乎在每一个项目上都展开争夺。如此之下，让成渝握手言好谈何容易。
除了竞争关系之外，重庆与成都发展程度的差异也是导致不易融合的直接原因。作为中央的直辖市，近年来，重庆抢到了很多优先的政策，拿到了陆港建设、两江新区等政策，发展势头很猛。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更愿意为自己着想，不愿下嫁。
对此，关中—天水经济区有了新的探索。关中—天水经济区横跨陕西、甘肃两省，由于处于同一个产能区，两省经济往来密切，企业经常同时面对两省的管辖，有的企业甚至设立了两套班子分别处理陕西和甘肃的事务。为打破这一局面，两省在政府领导班子中抽调人员组成“关中—天水经济区管委会”，管委会如同一个两地一体化的行政机构，负责两地事务的沟通和协调。
陈耀认为，必须要建立一个大区域级别的行政机构来进行统一决策和执行，否则难以完全破解体制壁垒。东北三省也曾做过相关探索，建立了类似的“省长联盟”。由于新机构会对现有省区域行政体制造成冲击，对于成渝、京津冀这样跨省大区域来讲，目前可能性还不大。
“在某种程度上，壁垒的阻隔力和市场力会产生博弈，市场力量大就会有突破，比如北京、天津和河北，行政阻隔力很大，但市场力也很大，所以突破了障碍，致使河北的城市与北京、天津的联系就越来越密切。”肖金成说。首钢的搬迁就是市场的力量突破了行政的障碍，最终形成北京和腹地河北之间的产业转移，协同发展。
GDP与环境的共同选择
国家层面的规划不仅仅是为了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是为了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肖金成认为，这反而是对地方的一种约束。
就拿湖南来说，长株潭三个城市都在一条湘江上，如果有污染，这三个城市都会受到影响。
记者在采访时也了解到，有些有污染的企业为了躲避环保部门的审查，干脆就不往上报，如此隐报、瞒报现象非常普遍。对于各个省区来说，大量关停地方企业也会对当地经济带来较大冲击。
小企业存在隐报、瞒报，大企业同样存在监管漏洞，激发民怨。
2011年1月30日，位于海峡西岸经济区里的紫金矿业因去年7月紫金山金铜矿污水渗漏事故收到一张3000万元人民币的罚单。而事情还远远没完，2月 15日，记者从紫金矿业公告了解到，近日广东信宜市852名村民起诉信宜紫金矿业公司及其控股方紫金矿业等企业，要求赔偿约1.7亿元人民币。有媒体统计发现，紫金矿业在13年内已发生至少11次跟环保有关的事故或记录。
为何紫金矿业屡屡发生污染事故，而依然能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政府强烈的发展经济冲动和财政依赖性赋予了紫金矿业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深圳《晶报》的一位评论员如此表示。2009年，紫金矿业对于所在地区——福建省上杭县的财政收入贡献率占到了60%，该县的财政收入增长绝大多数取决于紫金矿业的收入增长。有知情人士认为，这也是上杭县政府对于紫金矿业的污染问题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主要原因。
同样，国家其他区域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经济区和综改试验区囊括了省区的重点城市，并在全省GDP中占有绝对份额，而大中型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对省区来讲有着更重要作用。
对此，中国社科院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说：“虽然完全禁止污染是不可能的，但国家在思路和政策上是明确的，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监管层面的问题。”
在长株潭综改试验区，记者了解到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的成效已经不以GDP进行衡量，而是从环境、资源等来综合考察。即使如此，综改试验区的GDP在全省仍占有重要份额，仍然是衡量湖南省发展成效的最重要指标。而且，对于地方来讲，GDP越高，拥有排污量的指标越大。
“当前环境恶化的现实告诉我们，如果不将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明确赋予各级政府，不建立追究政府部门及主要负责人的环境法律责任制的话，地方还将为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那么环境破坏的悲剧还将在中国发生。”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许建海说。
是追求长远、可持续的发展，还是短时间GDP的增长，这是各省区对环境和经济这对矛盾之间的权衡和选择。
错失的机遇
虽然获得了国家战略支持，但也并不是所有地方政府都会欢欣鼓舞并落实规划。现实中，被浪费或是被废弃的国家级区域发展文件不止一例，其背后的原因不仅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耐人寻味。
中关村就是一例。如果说，当年上海浦东为取得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而加速前进，并取得耀眼的成就，那么，北京的中关村获取“试验区”比浦东还早，但后来却被浦东抛在了身后，对中关村来说，这是难言的痛。
2005年6月21日，上海浦东被批准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结束了“经济开发区”的身份，开始了“综合试验区”的探索，被媒体广为关注。而一年前，已经获批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中关村仍然处于沉寂。
中关村被获批的是以“自主创新”为主题的“试验区”，没有人知道这个文件的分量。陈耀说，“这是全国的第一个！”当浦东正轰轰烈烈以“综合试验区”为名做宣传、搞规划、引投资时，这份文件依然被锁在了北京市政府办公室的抽屉。知情人士透露，“当时，地方政府没有重视，甚至中关村的人都不知道。”
2007年中关村邀请专家团队来做战略研究，专家提议，中关村应该向国家申请作为自主创新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结果查到三年前国务院的批复，众人惊讶。一位业内人士这样说，“中关村的麻木性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国家批了，他们竟然没有反应。”
在给中关村做研究的专家组中，肖金成就是其中一位。他对记者坦言，“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文件很重要，因为，中国‘十二五’期间的主要任务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一是产业升级，第二就是自主创新，而且，胡锦涛总书记在重要场合提出，中国要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而中关村在自主创新上起着重要作用，这个带头应非中关村莫属。”
既然国务院已经做过类似的批复，所以中关村不能再批，而以前的批复又无法重新启用。所以，中关村的“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申报陷入了尴尬。后来，由于考虑到这一示范区的重要性，中关村重新递请国务院签字，2009年获批。此时，国家综改试验区在全国已有数个。
重新被批复后，中关村示范区的影响力有限。因为后续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并没有在社会激起太大波澜，在国家众多改革试验区中，中关村很难鹤立鸡群，媒体对此兴趣也不大。“中关村错过了最好的时机，”陈耀对此不无惋惜，“至少可以向国家要很多政策，甚至是创新的资源，但它没有抓住。”
无独有偶，大连也有着同样的际遇。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充分利用东北地区现有港口条件和优势，把大连建成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但当时，地方政府并未引起重视，建设国际航运中心一事就此被忽略了。
2004 年，天津滨海新区做研究时，就希望将自身打造成“东北亚的国际航运中心”，但考虑到这顶“帽子”已经给大连戴了，2006年，参与天津滨海新区战略研究的专家建议，为了避免重复，天津滨海新区的定位改成“中国北方地区的国际航运中心”。对于天津滨海新区的申报过程，肖金成作为战略研究的主要专家，如数家珍。
“过了几年，大连就提交了一个关于把大连建成国际航运中心的报告，经过多轮修改最后批了，但结果是，之后也就没了动静，‘国家发展战略’也就这样被地方再次打发了。”肖金成说。
陈耀说：“其实，单单靠审批一个文件，其影响力还是有限的，也是暂时的，区域发展要保持持续的影响力，就必须有具体的做法，实实在在做出一些成绩。”
“要大胆去做！”
国家对区域规划审批设有审核机制，一旦区域规划批复下去了，又如何保证落实呢？
“现在有一些规划做得很好，执行起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陈耀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各地区域规划和综改试验区在落实中表现参差不齐，有些地方甚至寂寂无声。
一位专家指出，“在一些区域，比如中部的‘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我们还没有看到太大的动作，相对进展比较缓慢。”
区域战略推行缓慢的背后，原因是复杂的。一位长期进行战略研究的专家指出，有些地方为了获取国家政策，在申报时迎合国家区域战略中现有的主题，从而导致地区发展的实际走向与战略规划并不吻合，因而规划只剩下一个“噱头”，在实际发展改革中的作用并不明显。
而且，体制、人才客观因素也会阻碍区域规划的落实。据了解，辽宁沿海经济区的规划本身是为了促进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等沿海6个城市统一规划、协同发展，但规划出台以后，各个城市各行其是、独立运作，这样与本来的目标就相违背。
另外，“有些地方只是在等，等中央给批示、给政策、给补贴，而不是基于自身的发展用心谋划、积极务实地去推进。”陈耀说，“先行先试必然存在一定的风险，有一些官员担心会影响自己的位置，不敢去做，就会耽误时机。”
“当前，政策是否落实，区域规划的具体实施情况如何，操作中出现了什么问题，规划执行的责任谁来承担，现在没有一个追踪机制，更谈不上问责了。”陈秀山坦言。而这导致的结果是，各地更多的精力投到了审批环节，而对规划本身缺乏正确认识，最后不了了之。
陈耀告诉记者，“按照目前的机制，对于国务院批复的文件，国家发改委应该负有监督规划实施的责任。”
当然，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肖金成告诉记者，在当前国家区域规划中，并没有量化的目标，更多的是开放而富有弹性的指导性政策，因此，没有办法进行实际考核，而且也没有必要设立这一环节，因为规划更多的在于方向性的指导。
“虽然，中国的区域战略规划没有设具体的考核问责机制，但在执行中，地方如果违背区域规划中的用地指标、环境保护等大的原则，也会被追究；另外，涉及到国家资金投入的项目在一定期限内也会有一个审查考核的环节。”肖金成告诉记者。
从现在看，区域规划在落实中的表现越来越重要。“虽然感觉还不明显，但未来随着区域战略的增多，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中国社科院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说。他认为，既然国家在战略层面规划了这些区域经济，就应该监督规划的实施，明确责任主体。而且，“改革必然存在风险，地方政府还是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既然国家给了你先行先试的权限，你就要大胆去做！”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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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二奶 洗錢白手套
星期二 三月 08, 2011 11:49 am
海外「二奶」、「小三」可不好當，隨著中國貪官因貪污被揭發丟官，部分躲藏在南加州的二奶們不再只單純「被包養」，而是不斷創新，被稱作的「二奶村」身價更是飆過百萬，成為部分高官地下金錢交易的最佳「白手套」。
近來「小三」一詞成了當紅新潮流文字代表，台灣「犀利人妻」，大陸「蝸居」等電視劇，也因「小三」題材紅遍兩岸三地甚至海外，真實生活中，南加州的小三現象也愈來愈被外人窺探。
房地產人士指出，過去華裔聚集的亞凱迪亞、羅蘭岡部分社區被稱作「二奶村」，但當時房價不過幾十萬，近兩年來，同行間盛傳「二奶村」已搬到東區某知名「百萬豪宅社區」，不僅隱密，學區也不錯。
消息人士說，近年來不少中國國營企業，透過仲介到美國買公司，價值從數千萬至億元美金，負責採購的人士往往要求仲介給回扣，金額動輒上百萬元，但這些錢不能光明正大回到中國。該人士說，過去這些回扣，多半給採購人士在美的妻小，但現在流行給二奶接收。
另一名房地產業者透露，曾有計畫到中國某大城進行開發案業者，為讓開發案順利通過，向該大城高官「打通關節」，但這些「通關費」無法在中國交易，因此該大城高官直接要他在海外「替二奶買百萬豪宅」。
然而，大官也不是省油的燈，替二奶買豪宅後，還要求二奶將房子淨值貸款取出來，慢慢透過地下管道，用零存整付方式回流中國，「中國打通關節、美國交款、二奶得利」，二奶成地下金錢交易最佳白手套。
二奶不好當，海外被稱第三者的小三，手腕也愈顯高明，中國更出現「中國小三關愛協會」官方網站，不著痕跡的「轉正」。
來自台灣的工程師麥可（化名），假日在聖蓋博谷地兼課，由於長得不錯，有許多紅粉知己。2008年結婚滿十周年，遇上某華資航空25歲空姐琳達（化名），琳達一跟麥可交往後，馬上拿其手機，一一打給其手機內所有紅粉知己「表明身分」。
不僅如此，表明身分後，琳達還私底下將麥可所有紅粉知己資訊，提供給麥可妻子，其妻氣憤之下與麥可離婚，琳達順勢轉正，並替麥可生了兒子，沒想到兒子生下來驗DNA，竟然不是麥可的。
還有不少小三「愈要愈多」。住在爾灣的台灣醫師張先生（化名），幾年前在妻子幫助下在橙縣投資旅館，與旅館內來自上海的陳小姐（化名）發生關係，張太太知道後，氣得找律師離婚，兩人共有700萬元財產，離婚後各分350萬元，陳小姐一年內要求張先生與其再婚，財產轉為聯名，陳小姐一夕間擁有350萬元。
50 歲來自台灣做貿易的傑森（化名），因生意上遇到來自山東，年約35歲單身女子，已婚的傑森每個月給女友2000元，但女友愈要愈多，後來甚至要求傑森在羅蘭岡購買50萬元的房子，傑森嫌太貴，女友生氣下，竟不願履行「女友的義務」，最後傑森找朋友協調，最終答應給女友10萬元。他感嘆「養小三可不是普通的貴」。
世界日报記者陳盈霖／洛杉磯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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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舞台中间的人是关键——袁雪芬
星期二 三月 08, 2011 10:38 am
原文地址：站在舞台中间的人是关键——袁雪芬作者：琴剑飘零
转贴按语：琴剑飘零也是我网络好友之一。
前两天博友唐钰的博文全文发了上海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秦来来三年前对袁雪芬的一个采访（题目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刚才在百度越剧吧再次看到了这个采访的文字记录（详见http://tieba.baidu.com/f?kz=1018503805）。我认为最精彩和最有价值的是其中之四和五两个部分，现特载录如下：
戏曲能否振兴，关键在能否造就“站在舞台中间的人”
秦：新中国成立后，戏曲事业有过两次兴盛时期，一次是五十年代，京剧界的梅兰芳、周信芳，越剧界的袁雪芬，沪剧界的丁是娥，淮剧界的筱文艳等，成为广大观众耳熟能详的领军人物。后一次是粉碎“四人帮”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不仅老演员焕发艺术青春，又有一批青年演员脱颖而出，成为广大观众津津乐道的艺术明星。但是，好景不长，现在戏曲遭遇了更加严重的危机，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袁：我认为，好多事物随着时代的发展，都存在生存与消亡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演员，我有着推卸不掉的责任。观众对它（戏曲）喜欢不喜欢，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于从业人员的态度。
我对我们这个民族是有信心的。经有北方的民族统治中原地区，要想同化汉民族，结果反而被汉民族同化了。这是因为汉民族文化的魅力。我们原有的300多个剧种可能会丧失历史上曾一些，而每个剧种的人才，才是决定这个剧种能不能存在的关键。戏曲的改革也好，戏曲的发展也好，依靠的是内部的力量，是能够站在舞台中间的人（优秀的、能够吸引观众的演员）。这些人心目当中要有观众，要关注社会的发展，应当给社会以什么。这样的站在舞台中间的人以后还会有，不会没有。如果真的没有了，那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国家具有300多个剧种，世界独一无二；中国五千年的优秀文化，在戏曲中保存了不可缺少的部分。这部分又是非常重要的，她是用形象化的演绎，不仅娱乐群众，还是教化群众。
我当时学戏只是为了解救家里的困难，想到的只是个小家；越剧改革，我想到的只是剧种的存在和发展；后来受的教育多了，又在社会变革中关心社会发展的一切。我想，现在比我聪明的人有的是；当然做这项工作是辛苦的。但我觉得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这么一个优秀的民族，历史、文化这么悠久，不会被西方的文化来替代的。
秦：演员是一个“不长寿”的职业，虽然技艺高超的艺人可以弥补年龄上的缺陷，老年时期还来演年轻的姑娘，毕竟勉为其难、很痛苦的。
袁：这个职业非常特殊，职业寿命不长。有些戏、有些角色是要花费演员一生的心血去表现的，不是演完就丢掉的。但遗憾的是，有好多次我该演的时候不让我演，叫我“让路”。可是批判的时候，我都挨得上。《祥林嫂》我完成了没有，我没有完成。我真怀念我1962年的那次演出，我真是花了心思、用了心来演的。那时不仅理解更成熟、把握更准确，而且精力状态也是最好的，可以用形象去体现。但是那样好的时机，没有让我演。“文革”以后，我再演这人物，但是我的身体状态已经达不到最佳，我演的时候有一种痛苦的感觉。
我曾经还有演秋瑾的打算。1958年开始搞，这样一个杰出人物，是我计划当中的。还有《西厢记》当中的崔莺莺，她要去赴“佳期”，这一步是如何跨出去的，老实说在王实甫的原著中都没有记述，只有很简单的两句话。这么重要的戏，我反复思考后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刻画崔莺莺性格的。这一步跨出去，对一个出身相府的千金，是多么的不容易。我虽然做了，没有做圆满。
我曾经有个计划，要塑造5个不同的中国妇女典型，但至今留下一些“半成品”。没有完成不是我的懒惰，是不应有的东西强加在我的身上，剥夺我的演出。一个演员不让你演出，是最大的伤害。也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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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再续红楼梦惊艳
星期一 三月 07, 2011 8:47 pm
江迅
刘心武续写《红楼梦》，「红楼迷」反应强烈，称刘并无辛酸泪，「如何酿成荒唐言」？此举「为维纳斯接上胳膊」。刘响应，问题是高鹗接了这个臂，构成一百二十回，「就存在接得好不好的问题」。红学大家周汝昌闻悉不禁喜而赋诗。
北京刚刚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雪在《红楼梦》里有多种寓意，「丰年好大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翌日，即二月二十六日，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张小波在「刘心武续写《红楼梦》」新闻发布会上说，「大雪，喻示了奇妙的宿命，喻示了人世的历史因果。这巧合似乎是一种昭示：上天要以降瑞雪来传递一个信息，曹雪芹《红楼梦》的宿命轮转，在数百年后又以某个事件为契机，来了一次新的涤荡」。他声言，刘心武续写《红楼梦》的出版，是一次文学宣示，「与贻害无穷的程高本（一百二十回本）分道扬镳」。潜心研读《红楼梦》二十多年的刘心武举七年之功，重续《红楼梦》后二十回。刘心武说：「本人续写《红楼梦》蓄谋已久。二十年辛苦不寻常，了此心愿，乃我一生中的大快乐。」
六十九岁的北京作家刘心武续写的《红楼梦》将于四月在内地、港台同时推出，这消息可谓近日中国文坛的热门话题，据悉，内地版起印就达一百万册。《人民文学》杂志社日前宣称，第四期《人民文学》杂志将率先推出刘心武续写的《红楼梦》后二十八回中的十四回。二月十四日晚上六点多，出版商「凤凰联动」在新浪官方微博宣布刘心武续写《红楼梦》杀青，引发广泛关注，到翌日凌晨，评论超过八百多次，转贴超过五千次，红迷热议中，「两边倒」的观点倾向在意料之中。
刘心武在《百家讲坛》揭秘红楼时聚集的人气，为新书赢得不少正面呼声，向刘心武续写的勇气和二十年的辛劳研究致敬。力挺派称，「期待刘心武续红楼，续得怎样看了再说，但其敢想敢做的勇气，赞一个」，「《红楼梦》又不是你们家的，怎就不能续？续得好或坏，《红楼梦》本身不会有任何损害。你不喜欢刘版红楼不买就是」。不过，出于对曹雪芹的顶礼膜拜，有「红楼迷」将刘心武此举与「续貂之作」、「移花接木」划等号。
续写或都成续貂？
网友「那耳」将此举比作「为维纳斯接上胳膊」，并不看好刘心武的续写能超越高鹗，有反对者称﹕「上两个朝代的故事，当时都没续写好，能指着刘心武续个貂尾？」「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刘先生何来辛酸泪，如何酿成荒唐言？自曹公红楼问世至今，续写出不穷，结果都是狗尾续貂。有本事写自己的『梦』，别做别人的『梦』。」
由于书尚未出版，诸多读者对出版方公布的《刘心武续红楼梦》的二十八回目录兴趣盎然，纷纷转贴。选其前五回目录：第八十一回，中山狼吞噬薄命女，河东狮吼断无运魂；第八十二回，睿探春安民止谣诼，达宝玉婚礼赠麒麟；第八十三回，史太君失语难瞑目，金鸳鸯守志宁玉碎；第八十四回，倪二哥庙会遇知音，冷三爷村肆警旧雨；第八十五回，玻璃大围屏酿和番，腊油冻佛手埋奇祸。
刘心武表示，清朝已有不少《红楼梦》续书出现，但大都是从通行本的一百二十回往后去续，有的从通行本中林黛玉死后续。当代几种从八十回后去续，各有特点，但多是作者自由发挥。他的续书则是透过对前八十回的文本细读，以及探佚研究，力图恢复曹雪芹后二十八回原意的一次尝试。
刘心武从一九九零年开始发表第一篇涉及《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以来，历经二十年，除致力于从秦可卿入手，探索《红楼梦》文本之谜，发表出版大量「谈红」文字外，自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零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播出六十一集关于《红楼梦》的系列节目，并撰写《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三个中篇小说，以体现当时思路。刘心武自认，这些都是他对续写后二十八回的练兵。现在续出的后二十八回既保留了以上练兵中形成的精华，同时又放弃了不少原有的构想，仅回目而言，续成本与他的《〈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所列就有若干重要的改动与调整。他说：「鄙人是一个当代生命存在，虽然竭力去进入二百多年前曹雪芹的思路、思想与文体，不可避免仍会渗透进当代此地此人的思路、思想与文体习惯，盼读者鉴之。」
刘心武说，《红楼梦》是大约二百五十年前的曹雪芹的一部伟大作品，流传至今大抵是八十回，这是经典，任何人不能乱动。有人把这八十回比喻成断臂维纳斯。比喻恰当，因为曹雪芹是把这个《红楼梦》写完了的。全本《红楼梦》是多少回，有争议，有说一百一十回，有说一百零八回，不管多少回，都不是一百二十回。现在大家看到的通行本是一百二十回，后面的四十回是别人续的。多数人认为是高鹗续的。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还不能确定是高鹗续的，所以可以叫无名氏写的。后四十回的写作者和曹雪芹不认识，他接了一个臂膀。八十回的《红楼梦》是一个断臂维纳斯，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是一个接臂维纳斯。接得好不好呢？刘心武认为，它有成功的一面。
刘心武说，大约二百二十年前，有个江苏出身的书商跑到北京做图书生意，开了一个萃文书屋，他叫程伟元，他发现曹雪芹八十回的《红楼梦》，但故事不完整，就找高鹗续，最后形成了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特别了不起的是活字排印，成本低，便于社会流通，就形成了大家看见的一百二十回通行本。他的了不起就在于透过活字排印广为流布，令前八十回得以为人所知，否则曹雪芹前八十回还是手抄，仅在小范围内流传。
刘心武认为，一百二十回的接臂行为，程伟元、高鹗也好，无名氏也好，都功不可没，但他接得好不好，历来有争议。早有清朝人指出后四十回接得不好，断臂维纳斯本来很美，为什么要把它弄全？对此，刘很尊重，也认为完全没有必要续，问题是高鹗接了这个臂，构成一百二十回了，就存在接得好不好的问题。
一九八一年，刘心武四十岁，当时他是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有位老作家端木蕻良，当年六十九岁，他是萧红的丈夫，正在写有关曹雪芹的长篇小说。他特爱《红楼梦》。一天，他拄着拐棍跟刘心武说：「我这么一大把年纪，我想续写《红楼梦》，还不知能不能把这件事做成。」当时，他的话就给刘心武心田埋下一颗种籽。
刘心武说：「这是几代作家的愿望。但端木这代作家太苦了，他们经历了很多社会震荡，又经历了很多政治运动，身心备受摧残，岁月被荒废了。最后他没有续成，九六年去世了。他留下一个遗愿。我亲自接触的一个作家想续没有续成。这对我有很大的触动。今天我也正好六十九岁。他没做，我做了。我心目中有一个想法，就是告慰端木的在天之灵，我可能续得不好，但我们这一代作家中，终于有人站出来把他们那一辈的作家中想做的事做成了。」
据悉，清代以来《红楼梦》的续书多达四十余种，主要有《后红楼梦》、《绮楼重梦》、《续红楼梦》等。红学大家周汝昌闻悉刘心武续写《红楼梦》杀青，不禁喜而赋诗：《辛卯立春大节纪事二首——贺刘心武续红楼梦竣工》，其一：「贺岁得芳讯，壮哉勇士风。为芹收佚稿，何论异还同。」其二：「淡交慕君子，何事互寻求。三节一通问，四时总顺流。彩牛迎渌酒，金兔上红楼。胜业为芹献，源同云梦头。」
三分合理七分尊重
周汝昌说，他与刘心武结识已达二十余年之久，会面机会不过三次而已，「每岁新年、端午、重阳三大节方通短讯相贺，语不及它；寒暑四季，顺时乘运，会心而矣」。周汝昌对于刘心武的研究十分赞赏。他强调，学界居高临下，甚至很排外，红学界也差不多，「这是做学问的荒谬态度。文化应该是宽广的，文化研究应该是宽大的，任何一种观念、观点的提出，我们可以评论，可以探讨，甚至可以观望，但就是不能抱以嘲笑姿态。三分的合理，应该得到七分的尊重，这才是文化人群应该给予的环境」，他相信，如今「红学」研究早就百家争鸣，「王学」、「林学」、「宝玉学」的百花齐放局面也应该呈现。
□ 《亚洲周刊》二〇一一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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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导演，还能走多远？
星期日 三月 06, 2011 7:13 am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体现出中国经济领跑世界的盛世气象，那么中国的戏剧影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并分享着盛世文化的风貌。导演作为戏剧影视界别的核心领军人物，如何在作品如林、鱼龙混杂的诸侯大战中沉潜下来，严肃地思考时代的道义和自身的责任，不仅用作品而且还要用著述确立自身的美学内蕴和理论品格，从而实现中国导演学派的盛世崛起，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严肃话题。
换言之，盛世时期的各界导演们除了实践较勤、作品较多、收益较丰之外，在理论形成、学派建树和体系建构方面，不仅与国外的名导演们距离颇大，甚至与我国古代、民国时期和新中国的前半个世纪的导演们差距也不小。可是，如果导演都不能成为文艺界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的话，思之不深，传之也未必久远。
戏曲导演风尘仆仆应接不暇，忙于实践无暇理论
在戏曲话剧界，导演们的焦虑日渐加深。横跨戏曲话剧与歌剧等界别的陈薪伊导演着急地呼吁说：我们自身作为导演太忙，没有精力甚至也没有理论准备，去总结出中国戏曲的系统规律来。希望国戏能够派出青年教师，跟着我们在京剧的排练场上去记录整理、分析总结，至少也可以留下一份探索的资料。
同样，谢平安导演近些年来分外努力，他先后导演过《变脸》、《潘金莲》等30多个剧种的约60台剧目，每年都几乎是在马不停蹄地穿梭奔走在各大剧团中。石玉昆导演也是不断行走在不同的戏曲剧种乃至电视剧中，在《骆驼祥子》、《成败萧何》等约50个作品中指挥若定。曹其敬导演的《徽州女人》、《典妻》和上昆版《长生殿》等诸多名剧，都使之即使在戏曲界别也风尘仆仆，应接不暇。杨小青导演的《陆游与唐婉》、《西厢记》等诸多名剧，都是具备经典意义的舞台呈现。
没有任何人否定这些著名导演的勤劳刻苦乃至天才光辉，他们一直都是货真价实的金牌导演或曰获奖专业户。尽管前年的北京报刊上，曾经有过一些讨论，希望在国家大型的艺术节和戏剧节上，不要出现几个导演、作曲和舞美全面通吃的现象，但是那些讨论基本上是在为艺术的多元化、为艺术的代际传承在做善意的提醒。
更为重要的是，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桑榆晚景的漫天红霞毕竟不会太久远。如果这些知名导演在纷繁的实践中少接几部戏，能够静下心来多研究些问题，总结其成功的规律和留下的诸多遗憾，哪怕点点滴滴，精金散玉，都是对中国戏曲导演学派崛起的坚实铺垫。
对比徐晓钟教授在《麦克白》、《培尔·金特》和《桑树坪纪事》等名剧的导演之余，其《导演基础知识》、《导演艺术的特性与导演职能》等系列论著所达到的理论深度，也许并不合适。特别要提及的是京剧《曹操与杨修》的马科导演，他在锻造出一个时代的戏曲里程碑之后，其导演阐述中所体现出的理论风采，至今读来犹自令人入迷。
应该向诞生于20世纪初叶的中国导演前辈中的“三驾马车”和“一位绅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三驾马车是指阿甲、李紫贵和郑亦秋，后二位其实都是从麒派的表导演系统中脱胎而出的大家。阿甲既编导了《三打祝家庄》、《赤壁之战》、《白毛女》、《红灯记》名剧，也著有《戏曲表演论集》等拓荒般的理论著述。李紫贵既导演了《白蛇传》、《红灯照》和川剧《巴山秀才》等大作，同时还有《李紫贵戏曲表演经验和五十年的戏曲导演经验》等著述。郑亦秋在《穆桂英挂帅》、《杨门女将》、《九江口》和《谢瑶环》等诸多名剧的导演之外，还特别提倡在体制与观念上上建立现代的戏曲导演制度。
一位绅士是指获得剑桥大学硕士学位的黄佐临。他是影剧、戏曲与芭蕾等方面的通天教主，其执导的《假凤虚凰》，是我国第一部译成英语拷贝输出国外的电影。他不仅导演了百余部各类影视剧作品，还在《漫谈戏剧观》等著述中倡导“写意戏剧观”，并对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的不同演剧系统进行了比较，这就是所谓“世界三大演剧体系说”的源头所在。当年萧伯纳为他题写预言说：“中国，你应该强大起来；未来的戏剧，应属于中国！”所以黄佐临力求创造和总结出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的演剧与导演流派。
当然，诞生于19世纪末叶的京剧泰斗三鼎甲，不是导演、胜似导演，尤其值得我们思考。
一是梅兰芳，他将青衣、花旦、武旦和昆曲闺门旦熔为一炉，创造出京剧花衫的新行当；他在传统戏的整理和时装新戏的创排过程中，实际上体现出导演的诸多职能。他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等口述史，既是表演的经验，亦带有诸多导演的色彩，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梅兰芳表演体系的架构。
二是周信芳。一般认为周信芳也是编、导通才，他于1925年实行京剧导演制，从《汉刘邦》开始他就自导自演，形成编、导、演的整体呈现。此外，周信芳善于总结自己的艺术创造，其文其书不仅是海派京剧的理论核心，同时还使得麒学研究方兴未艾。如果说梅兰芳的表演特征更多地强调浪漫主义的美感，那么麒派艺术更多地强调表演体验的真实度和人物的性格化。
三是欧阳予倩。他参与编导演的戏曲与话剧将近百部，编导的影片有13部。除了《欧阳予倩剧作选》之外、他还著有《自我演戏以来》、《一得余抄》、《电影半路出家记》、《话剧、新歌剧与中国戏剧艺术传统》等，终生致力于民族演剧的体系构建。
影视导演缺失理论话语权和审美建树，无法再上层楼
当然，今日之戏曲导演界在理论建树上的平庸，在建立中国学派的导演体系上的缺乏信心，同样也体现在影视圈之中。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电影导演的六代谱系上，民国时期的两代人不管是郑正秋等无声默片时代的拓荒者，还是蔡楚生、史东山、费穆、孙瑜等有声电影时代的拓展者，他们都有自己关于中国民族电影的诸般主张和系列实践。
在新中国的四代电影导演谱系中，以谢晋、谢铁骊为代表的基于国家社会总体价值观基础之上的伦理主义追求，以谢飞、郑洞天、张暖忻、黄蜀芹、吴贻弓等人为代表的政治情怀与散文诗化情结，都在实践和理论上比翼双飞，颇有建树。围绕着从20世纪初叶所确立的“影戏”观念，主要从以上四代导演的电影探索出发，电影界百家争鸣，一时间何等热闹。白景晟要《丢掉戏剧拐杖》，张暖忻、钟惦斐等人关于“电影语言现代化”、“电影和戏剧离婚”的观念，引起了与邵牧君等人的不同表述。张骏祥认为电影文学应该对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兼收并蓄、一夫多妻；荒煤也郑重提出“不要忘了文学”。周传基、李陀则认为：中国不仅要重视蒙太奇，同时也要关注长镜头。罗艺军与邵牧君关于中国电影民族化和现代化的论争，也曾令人们耳目一新。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还真要吓一跳。表面上看是太平盛世里的大导演们都忙得不可开交，都无暇去从理论上构建中国导演学派，但实质上还是使命感不同，责任心有异，前辈导演们对于建立中国的导演学派，是抱着自觉自愿的心态在做、在写，在总结。这与读书多少、文字功底如何、是否留过洋其实关系并不大。这也不是仅仅多写几篇文章，写几本专著的问题，这是自觉与自发的区别，也是具备全球化情怀与满足于国内领先地位的区别，当然也还有为民族艺术奋斗的使命感与为稻粱谋的利益感之间的重心不同的区别。
最见成就和最为可惜的是以张艺谋和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以及由张元、王小帅、贾樟柯等人为代表的第六代电影导演。他们所创造的影片都在国际影坛上获得了或大或小的放映权和诸多的荣誉感，但是都或多或少地缺失了理论上的话语权和中国导演学派方面的审美建树感。这一时期电影理论美学大家的缺位，更是令人顿感空山鸟不语，影坛也寂寥。多少权威评奖，几多婚恋作秀，其实掩盖不了理论上的过于苍白和学派建树上的严重粘滞。
正因为此，张艺谋关于贫穷落后、封闭扭曲之华夏民俗民情的恣意放大、拼接展览与充分猎奇，才在对于西方观众的普遍迎合中，几乎受到了海外华人与留学生们的整体不满。一位具备天才般画面感觉的中国大导演，其实还应该有着对于五千年文明祖国的深情礼赞，这才是建立中国导演学派的领军人物的一个起码前提。
也正因为此，一向有着中国电影导演中的思想家的陈凯歌，他的《黄土地》、《大阅兵》、《霸王别姬》、《风月》、《荆柯刺秦王》和《梅兰芳》，好像更具备史诗大片的感觉。他与王安忆关于《风月》的系列对话，看起来是关于一部电影的讨论，实际上却具备了超越电影、张扬文化、建立学派的意义。
期待着张艺谋、陈凯歌和更多的第六代导演们的自觉探索、严肃深思和基于世界影坛背景下的中国学派意识的强化。尽管碌碌可以有为，但是鸿鹄之志的缺失，却可能是对于电影人乃至中国电影文化攀越高峰的自我束缚。什么时候我们听说张艺谋团队不仅在寻找小说中的电影故事，也不仅仅在二人转诸多品格中的媚俗功能上动脑子，同时也在博览群书中严肃地思考、积极地践行自己与中国导演学派和世界电影发展的宏大使命，那么，张艺谋等人将更加伟大。（作者为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摘自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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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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