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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老张，你又拍了一部武侠片
星期日 一月 15, 2012 10:43 am
恭喜老张，你又拍了一部武侠片
老冷 / CND
我评价电影，就两类，好看的和不好看的。好看的电影都是相同的，使人感动和回味。不好看的电影则各有各的不好。或假或烂或丑，或恶心或无聊。前两天看了老张的新片，窃以为属于不好看的一类。哪里不好看，则是人言人殊，到我这儿就一句话，“太不靠谱了”。这也许是我的错，因为我原以为这是一部反映战争中真实人性的正剧。
看完电影，我总的感觉就是，老张继“英雄”“十面埋伏”“黄金甲”诸武侠片之后，又拍了一部声光色大全的武侠片。声光色就不用说了，那是老张最拿手的。故事也是非常的武侠。那李教官端的一付好身手，弹无虚发，巧布雷阵，国军战士们也是个个了得，甚至排着千手观音的阵形，前赴后继地炸坦克，不可谓不勇武。那十三个窑姐儿，为了证明“婊子有情”，精神境界顷刻间集体升华，李代桃僵，欣然赴死，不可谓不义，金陵十三钗，实乃金陵十三侠也。中国历朝历代，有名有姓的侠义粉头儿们，从李香君到小凤仙，怎么数也不超过十个人，原来漏网的都跑到教堂的地下室里集合了。
摄影出身的老张，崇尚视觉冲击，拍起电影来，光影色彩无所不用其极。到了“黄金甲”时，已臻化境。除了给每个女子的胸前都挤出一对屁股蛋子，还使用了团体操的阵容，造就了人的海洋，花的湖泊。这一手用在奥运开幕式上倒是不错。但拍电影是要讲故事的，故事讲不好，一切都白搭。
老张虽善于搞视觉冲击，却不太会讲故事。以至于弄出像“三枪”这种红配绿赛狗屁的故事来。老张最好的电影是“活着”，视觉冲击全然没有。平铺直叙，非常的真实动人。这部经典，往小了说，要归功于余华的故事和葛优那副失魂落魄的颓样儿，往大了说，要归功于上个世纪中国老百姓的血泪历史。也正因为如此，朝廷才不敢让百姓们一睹为悲。
这一次，老张自以为找到了一个朝廷认可的好故事。而且，战争妓女强奸诸元素，还可以为视觉冲击提供大量眼球。于是，老张就一边讲故事一边视觉冲击，结果用力过猛，搞得到处是硬伤。最大的一处硬伤，莫过于成年妓女换少年处女的戏说。不幸的是，这一戏说恰是影片的买点。当然，在伪劣货充斥的中国市场上，多一部戏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我看过严歌苓的原著。对于最终的结局，作者有很多的细节铺垫和心理描写，包括数个伤兵及其长官与妓女们一同躲入地下室避难数日的情节。伤兵妓女和学生们从龃龉不合到相互慰籍。国军们的英勇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后来为了保护女人们主动向日本人投降，然后被残暴地杀害。严歌苓细腻的文字，为妓女们最后的义举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说服力。饶是如此，我仍然感到斧凿的痕迹过重。好在小说还没有堕落到让神父或国军和妓女上床的地步。这篇小说仅是严歌苓的一个中篇，写的挺随意。与其“第九个寡妇”和“小姨多鹤”相比，高下立见。而老张的手法则更逊一筹，不仅不能用有效的电影语言传递原作的文字描述，从而为妓女们的自愿牺牲提供更有说服力的铺垫，反而加进些匪夷所思的性爱场景。日军屠城枪声在耳，生死线一墙之隔，妓女们甫入院门，便袅娜着腰肢，一边款款走向教堂，一边向神父飞吻调情，编导者的媚俗趣味，由此可见一斑。
我原以为，老张的本意，是要拍出一部关于战争关于死亡关于人性的正剧展示给观众。手拿六个亿，心向奥斯卡的老张，要拍一部动人的戏。要拍一部EPIC MOVIE。这就使人们不得不把其作品放入“大兵”“名单”“钢琴家”“朗读者”的行列中去进行比较了。显而易见，老张的东东自然是奉陪末座。
好的战争正剧的共同之处，是真实。故事人物都可以是假的，但给人的观感却是真实的，因此才会动人。观众的心绪才会随着人物的命运和戏剧冲突，有逻辑地产生起伏和共鸣。这就是好的战争正剧的独到之处。没有了真实，就无从回味和反思。没有了真实，就是戏说，就是意淫，就是娱乐。作为意淫片娱乐片的战争戏，也可以是好戏，好莱坞这类电影不少，最近的好戏就有Quentin Tarantino 的Inglourious Basterds，尽管是胡说八道，但自成逻辑，引入入胜。其中的黑色幽默，更是令人叫绝。不过，作为娱乐片的观众，是可以一边看一边嚼爆米花的。而看着老张的东东，着实觉着拧把，手中的爆米花是吃还是不吃呢，吃吧，对不起老张苦着脸弄出来的“光辉人性”，不吃吧，对不起那几块钱。
且不说有几个妓女懂得杜牧那句诗的含义，就算是要“证明”给世人妓女也能“干大事”，也要拿出令人信服的缘由。那墨玉的“战前动员”，怎么听怎么觉着像是政委说的。在一番说教之下，商女便知亡国恨，于是怀揣玻璃碴，要去把鬼子的后庭花了。如此的同仇敌忾，如此的义无反顾，哎，只能当娱乐片看了。
把“十三钗”拍成娱乐片，不会是老张的初衷。但事与愿违，由于剧本的单薄，故事的失真，编导的思维局限和功力不逮，看不出“十三钗”要说明什么。妓女们高风亮节堪称“十三侠”，为了一把琴弦两只耳坠儿再入虎穴可谓“十三点”，又哭又笑，一回打情一回骂俏，整部片子的叙事风格断裂。神勇者神勇得异常，侠义者侠义得无厘头，再加上假神父的修车修面的神技，实在是有些“十三不靠”，总之，一部杂烩，落入了娱乐武侠片的俗套。
有人可能会拿莫泊桑的羊脂球说事儿，那不是经典吗。凭什么法国妓女的人性是人性，而中国妓女的人性就成了娱乐了?
请不要忘了，莫泊桑那篇小说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在于写出了一个卑微妓女无奈之下的义举，而在于其后的描述。那是在羊脂球替人受虐后的第二天早上，所有受其庇护的人们对她的冷漠，和对她的嫌弃，这才是莫泊桑所要揭示的真实的人性，这才是此作品能震撼人心的原因。所以，按照老莫的路数，老张应该把戏编成如下的结局：妓女们为了应否为学生妹出头而争论不休，少数妓女和多数学生认为应该，多数妓女和少数学生认为不应该，于是产生了内斗，并愈演愈烈，最后由于内斗，有人出卖，走漏了风声，被日本人发现了教堂里的实情，结果将所有的女人一举全奸。所有的这一切，来自于一个唯一的幸存者的回忆。也许，这才是彼时彼地更真实的故事，彼时彼地更真实的人性。不知道老张是否愿意这样改，我想鲁迅在世的话，以他揭人伤疤为己任的嗜好，是会这样改的。当然，中宣部那里是肯定通不过的。
二战结束仅七十年，就像犹太人不会拿奥斯维辛集中营为背景拍娱乐片一样，今天的中国人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违，拿南京大屠杀作为背景拍娱乐片。对历史的认知，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带给不同时代的人不同的体验。越是距离历史事件近的人们，就越不能忽悠他们。戏说可以，但请不要涉及近代那些令民族耻辱的历史剧痛。
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离我们太近了。对那段国殇，那份耻辱，中国人记忆犹新，他们还在痛着。观众中，有奶奶那辈的人被日本人奸杀了，爷爷那辈的人，要么当时揣着手傻在那儿，浑身发抖。要么放了两枪一看长官跑了于是丢了家伙换身衣服装平民，结果和老百姓一道，像数万头猪一样被日本人赶到江边砍了头。 这都是有图有真相，有稽可查的。当看完老张虚构的李教官之神勇和窑姐之侠义后，这些爷爷奶奶的后人们，难免不在心里暗吼：操，是他妈这么回事儿吗? 要是像影片里说的那啥，中国的抗战还会那啥吗?
今天，没人再会“看三国落泪，替古人担忧”了。太远的就不用说了。现在的人们说起扬州十日或嘉庆三屠，对满族人的义愤就没那么填膺了吧。以遥远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意淫，随编导怎么折腾，也不会招来多少口水。老金的武侠作品，爱恨情仇离奇古怪，功夫法术更是违反物理定律，大家不一样看得过瘾，谁在乎是真是假? 故事里的蒙古人再怎么不是东西，也于我无关了。老张这部既然是武侠，就该把时代背景换一换，这样，大众接受起来就痛快多了。
老张这部片子的时间应该换到几百年前的南宋末年，把日本鬼子换成蒙古鞑子，把李教官换成郭靖，地点可以是襄阳也可以在金陵。故事照旧：郭大侠使用各种手段杀敌无数后，兵尽力竭，惨烈地死于万箭之下。城破之时，一伙儿窑姐儿躲入了尼姑庵，同时混进去还有一个酒肉和尚和几个伤兵。众人与尼姑们厮混数天后，渐生情愫，当鞑子要求小尼姑们去为战死者诵经超度时，窑姐儿们义字当先，挺身而出，然后花和尚再把小尼姑们弄成小和尚模样，从后门一个个溜走……这样一来，电影院里的人们就可以泰然自若地嚼爆米花了。待到影片结束，观众们心满意足，起身时掸掸身上的碎渣，没准儿还会说一声，“不错”。
不知老张的下一部武侠片要怎样拍。不管老张今后拍什么，有一点是肯定地，我观看时一定会大嚼爆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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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版《牡丹亭》第二百场庆演感言 --- 白先勇
星期五 一月 13, 2012 10:31 am
姹紫嫣红两百场——青春版《牡丹亭》第二百场庆演感言
十二月八、九、十日三天即将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歌剧厅举行第二百场庆演。这朵艳冠群芳的牡丹，花中之后，一路绽放盛开，八年间吸引了三十多万观众，遍游两岸三地、大江南北、美国欧洲。在这程漫长的昆曲之旅中，我们也曾经历狂风暴雨，险境环生之时，但最终幸赖天意垂成，总有善心人士出现，扶持一把，渡过难关。天助人助，青春版《牡丹亭》所传布的昆曲佳音，才能绵绵不绝，响彻华人世界，远播重洋异国。
八年，两百场，青春版阶段性的使命可以说大致已经完成：青春版《牡丹亭》把成千上万广大的青年观众召唤回剧院，观赏昆曲艺术，重新亲近我们的传统文化。培养一代年轻观众，是我们制作青春版《牡丹亭》的首要宗旨，表演艺术，尤其像昆曲这种高雅艺术，没有知识青年的参与，不会有青
春生命，没有发展前景。因此，走进校园，是我们出发的第一步。这些年，我们跋涉千里，在两岸三地、美国西岸二十九所重点高校巡回演出。北至兰州大学，南至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厦门大学，这些都是昆曲不曾出现过的地方。我们曾经三进北大、两进南开、二进北师大。最令人感动的故事大都发生在这些校园巡演期间。十多万的大学生观众，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从未看过昆曲，观赏过青春版《牡丹亭》以后，许多学生发觉原来我们传统文化中竟有如此高雅精美的表演艺术，因此而改变了他们对传统戏曲的一些偏见。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个天寒地冻的冬夜，零下九度，北大百年纪念堂刚演完青春版《牡丹亭》下本大团圆，两千多学生情绪沸腾到极点，深夜十一点多钟还有数百人依依不舍离去，排长龙等着要跟我说这样一句话：“白老师，谢谢你把这样美的东西带给我们！”我深为这些青年学子的由衷之言所感动。我是多么希望所有的华裔青年，一生中至少有一次蓦然发觉我们传统文化之美，因而受到启发，摒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疏离与冷漠，重新认识我们辉煌的过去。对自己的过去没正确认识，如何能计划将来？
青春版《牡丹亭》在北京上演时，人民日报的记者，一位年轻女士来采访我。采访完毕，她要我与她合照，同事把等在门外她的先生一同邀了进来。我们三人合影完毕，她有点激动的告诉我，原来她与她先生本是北大同学，彼此并不熟悉，但是二零零六年，青春版《牡丹亭》二进北大，两人去观看，同时受到《牡丹亭》中生死不渝的爱情所感动，因而结成连理，我为这一对璧人衷心祝福。这样的牡丹“姻缘”，我知道起码有三对。是汤显祖《牡丹亭》中的至情至性，数百年来，勾动了无数青年男女的一颗“春心”。“情”与“美”是昆曲，尤其是《牡丹亭》中不可抗拒的两大原动力。现在看昆曲在高校中几乎已成为一种时尚。有一位北大学生在网上这样写道：现在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看过青春版《牡丹亭》的，一种是没有看过的。
培养青年演员，是我们另外一项重要宗旨，是一种奇妙的因缘使我选中了苏州昆剧院“小兰花”班成员作为青春版《牡丹亭》的主要骨干。二零零三起，我力邀昆曲大师张继青、汪世瑜进行传承工作，把一块块璞玉琢磨成器。“小兰花”班中生、旦、净、末、丑各就其位，加上苏昆原来中生代演员，终于把汤显祖的扛鼎经典名著撑了起来，搬上舞台，大放光芒。这八年来，我带领青春版《牡丹亭》组南征北讨，远渡重洋，转眼将临第二百场隆重庆演。其间我们可以说是“休戚与共，祸福同当”。大家都为青春版《牡丹亭》尽了一己之力。眼看着“小兰花”班由青涩稚嫩的幼苗，抽发成长为一株株婀娜多姿、丰神俊朗的“奇花异草”，我为他们耀眼的成绩感到骄傲、欣慰，但也曾为他们个别遭受到的挑战、挫折、挣扎、奋斗而担心、着急。“小兰花”班现在已经脱颖而出，可以独当一面了。如果更进一步，得到政府的大力栽培，给予机会把他们排演的剧目送到世界各国巡演，不但可能把他们训练成国际级表演者，亦可将我们的文化瑰宝推到世界各国。把昆曲艺术推介到国外，尤其是西方世界，是我们制作青春版《牡丹亭》另一项要务，西方国家对中国戏曲的了解只止于京剧，西方人士很少人知道比京剧早几百年还有昆曲的存在。二零零六年，青春版《牡丹亭》赴美西巡演一个月，造成极大轰动，对美国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文化震撼”，舆论界认为是自梅兰芳一九三零年赴美巡演以来，中国传统戏曲对美国文化界产生最大的一次冲击。二零零八年，青春版《牡丹亭》赴欧巡演，在伦敦及雅典都得到当地观众热烈反应。英国泰晤士报破例一星期连续两篇剧评，一边倒的予以肯定赞扬。而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也因此在音乐系开设了昆曲欣赏课程。英美学术界、文化界认识到中国昆曲艺术是一门值得研究的课程。
有不少戏曲学者专家，如吴新雷、黄天骥等教授曾撰文评论，青春版《牡丹亭》作为一个成功的昆曲范本，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将“传统”与“现代”接合得比较融洽。我们一开始便厘定制作青春版《牡丹亭》的重要原则：“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在昆曲的传统基础上，
发挥创意。我们制作出来的是一出既传统又现代的昆曲。一方面保存了昆曲的古典美学，又加入了现代舞台的创新元素，反映出二十一世纪人的审美观，因而能引起广大现代青年观众的共鸣。上海戏剧学院昆曲专家叶长海教授认为在他看过所有的《牡丹亭》演出版本中，青春版《牡丹亭》最能表现汤显祖原著的精神，这是对青春版《牡丹亭》很高的评价。我们怀着虔诚的心情，努力使四百年前汤显祖的扛鼎之著《牡丹亭》在二十一世纪的舞台上又还魂一次，恢复其青春亮丽的原貌。
青春版《牡丹亭》是两岸三地的艺术家、文化人共同打造的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这些年来，我最怀念的是青春版《牡丹亭》的原创团队大家在一起孜孜矻矻、日夜切磋的情景，那是脑力的激荡，智慧的冲撞，大家的创造精神都释放出来了，当青春版《牡丹亭》在世界各地灿烂发光的时刻，大家都有一种完成一件精美无比的艺术品的成就感。我自称是“昆曲义工”，其实我是义工队的大队长，参与青春版《牡丹亭》制作的艺术家大多也是义工，他们都为复兴昆曲大业，做出了无私无偿的贡献。
青春版《牡丹亭》能够走得这样远，还有一群幕后英雄一直在支撑着我们。我们推广昆曲，激发了许多企业家的文化使命感，无论他们在台湾、香港、澳门、美国还是中国大陆，他们心中一样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份热切的关爱与期望。他们对青春版《牡丹亭》慷慨赞助，亦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文瑰宝昆曲保留下来。对他们的善意与热情，我们深深感激。
在青春版《牡丹亭》第二百场庆演的前夕，我的心情虽然兴奋但感有忧虑。青春版《牡丹亭》八年二百场，其本身的使命基本完成，可是昆曲的复兴道路仍然非常漫长而崎岖。昆曲是我们这个民族表演艺术的最高成就，需要全民族共同协力去保护、推广与弘扬，就像保护我们的文物：青铜器、宋瓷、古画一样。
----中国戏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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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对中华戏剧文化的贡献 ----《常州戏剧家》一书跋
星期四 一月 12, 2012 10:42 am
常州市戏剧家协会拟重新编辑出版《常州戏剧家》一书，要我写一点介绍常州戏剧家对中华戏剧文化发展所做贡献情况的文字，来自家乡的呼唤，自然只能遵命试笔。确实，在中国民族戏剧文化发展的历程中，从常州这块热土走出的戏剧人，曾经以骄人的业绩，自豪地载入中国传统戏剧繁盛进步的史册。
考古发掘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的就有先民在创造自己的文化，《史记.周本纪》写到的周成王姬诵“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中的奄君，后来就辗转迁徙至今天常州南郊的武进区淹城遗址建立都城；周朝初年，太伯奔吴，也是首先来到太湖之滨的今常州市与无锡市交界的梅里地区筑城为都。随着生产发展和社会变化，常州中心城区逐渐北移，形成古毗陵郡，并成为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由于拥有古老的历史积淀，常州文化发达，在文学、戏剧、绘画、教育等许多领域都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因而被誉为“文化之邦”。其中，尤其对促进中国戏剧文化的发展有过卓越的贡献。
常州籍戏剧家对昆曲发展的建树
昆曲是中国古老的剧种之一，有“百戏之祖”的美誉，它孕育于明代中叶南曲戏文中“四大声腔”之一的昆山腔，嘉靖、隆庆（1522--1572）年间，寓居太仓的魏良辅（约1459--1566）对流行于今江苏昆山市（县级市）周边的昆山腔进行改造，形成了一种舒和柔婉的新腔“水磨腔”，这个新腔便是昆腔，是昆曲（剧）的唱腔基础。而与魏良辅一起进行新腔改造的人士中，就有一位常州籍艺术家，他便是当时著名笛师谢林泉。可惜，这位在昆曲孕育过程中作出过贡献的音乐家，竟没有留下详细的文字资料。
此后，昆山人梁辰鱼（约1521--1594）在精研新腔的基础上，于隆庆（1567--1571）末写出第一部昆曲大戏《浣纱记》，在昆山上演后引起轰动，新剧种昆曲也正式诞生。万历六年（1578），常州籍文人屠隆任青浦（今上海市青浦区）县令，邀梁辰鱼游历青浦，并搬演《浣纱记》，这是昆曲首次在它的发源地昆山以外演出。据沈德符《顾曲杂言》一书记载，屠隆设酒宴招待梁辰鱼观演《浣纱记》，至第十四出“出猎”（即“打围”）一场，醉后的屠隆称剧中有“恶语”，罚灌梁三大盂（杯）污水，梁后呕吐，为对表示抗议于次日不告而别。这则轶闻近人有质疑，但却透露出常州籍文人对传播昆曲的贡献。屠隆（1542--1606），字长卿、伟真，生于鄞县，曾作有传奇《昙花记》、《修文记》、《彩毫记》三种。
明清之际，常州籍戏剧家对昆曲事业的发展热情未减，万历二年进士、武进人薛近兖曾作传奇《绣襦记》古本（现存传世本被认为系徐霖所作）；武进人钱惟乔（1739--1806）先后任浙江遂昌、鄞县知县，作传奇昆曲本《鹦鹉媒》、《乞食图》；阳湖人（今武进区）陈烺（1814--1886）作传奇《玉狮堂十种曲》（含《仙缘记》、《蜀锦袍》、《燕子楼》、《海虬记》、《梅喜缘》、《同亭宴》、《回流记》、《海雪吟》、《负薪记》、《错姻缘》）十部剧本，并作杂剧《悲凤曲》一部；吴堦，（1757--1821），武进人，曾作传奇三种，今佚；陈周，清代溧阳人，著有传奇剧《诗扇记》一种；陈森，字少逸，他除创作著名小说《品花宝鉴》外，又作传奇《梅花梦》。
据考证，明清时，现常州市中心城区及周边所属市（县）区的戏曲家就达到24人。（据邓长风著《明清戏曲家考略全编》下册一书所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6月版）
江南重要戏曲剧种锡剧在此孕育
常州地处苏南平原，南濒太湖，西南拥茅山，北临长江，大运河穿城而过，境内水网密布，土地肥沃，物产丰畜，独特的区域条件和水乡自然风光，使中国重要的戏曲剧种锡剧在此孕育并诞生。
锡剧源起于滩簧腔。滩簧是一种称作南词的演唱声腔，系明代从说书艺术中蜕变而来，至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在常州府所辖的武进、无锡、江阴、宜兴等广大城乡，出现了一种二至四、五人的演唱形式，称为“唱滩簧”（又称摊黄、摊簧），有二胡伴奏，基本上属于曲艺形式的说唱，其曲调亦包含由江南民间小调发展而来的民歌小曲，并含有故事情节，演唱地点或在堂会、或在村社小草台。在演唱中，以艺人方言为分界，逐步发展为常州方言滩簧和无锡方言滩簧的两个支脉，因两地语系大致相近，故“常滩”、“锡滩”基本平行前进。此后，滩簧艺术进入对子戏阶段、小同场戏阶段，并过渡到有六、七名专职艺人同台演出。
1914年，无锡滩簧艺人袁仁仪首先进入上海演出；随后，常州滩簧艺人亦进入上海各茶楼、游艺场演出，其中王嘉大进入永安公司，周甫艺进入先施公司，王、周二人曾于1921年在上海“小世界”以“常州古曲”名义挂牌演出。此后，常、锡两地滩簧艺人又在豫园点春堂合演《庵堂相会》，从而为日后汇合成为一个剧种开了一个好头。但这一时期常、锡两地艺人一般都是以“常州文戏”、“无锡文戏”名义演出。1918年，常班艺人周甫艺和锡班艺人过昭容经过协商，决定联合组班在上海大世界演出，剧种名称正式称为“常锡文戏”。
五四前后，锡剧进入大同场戏阶段，剧目有较大的丰富和发展，思想性上重视教化作用，艺术上则发展了多种曲调和唱法，并有完备的民乐队演奏。为了推动剧种发展，还成立了常州文戏改进会、常锡文戏改进会。1927年，常帮“文戏”艺人孙玉彩在上海拜京剧艺人王浩平为师，并邀京班大衣箱何志尚搭班，在上海如意楼演出常锡文戏第一台古装戏，是锡剧古装戏的开端。1931年后，常锡文戏班社增多，常帮人员扩充较快，影响超过了锡帮。
1949年5月，常州、无锡同时解放，此后又成立了苏南行政公署，公署府设在无锡。苏南区党委和公署召唤在上海及各地演出的滩簧艺人回家乡组团，有关部门在给艺人们举办讲习班基础上，一方面开展剧目整理、创作工作，一方面帮助艺人们组建剧团，在艺术上予以规范、改进。由于行政公署府设在无锡，于是，原分别在上海和苏南东部地域演出的滩簧、常锡文戏，统一改称为锡剧，常州市正式成立了锡剧实验剧团，至1966年，整个江苏省的锡剧团达到四十多个，其中常州锡剧团与江苏省锡剧团、无锡市锡剧团三家并列为锡剧界的“三大台柱”。作为锡剧两大发源地之一的常州，锡剧之花遍地开放，其普及程度极大，山野农夫、城镇父老、大人孩子都熟悉锡剧的唱腔旋律、剧目故事及流派艺术家。
由于锡剧孕育于清代常州府辖域，因此从事锡剧（滩簧、文戏）职业的常州籍艺人和艺术家很多，他们创立的锡剧流派，在锡剧界占据了半壁江山，如王兰英的花旦艺术、梅兰珍的花旦艺术、吴雅童的小生和丑角艺术、沈素珍的旦角艺术等。
常州锡剧艺术家在剧种发展过程中，还创作、移植了大量的优秀剧目，无论早期对子戏、小同场戏、大同场戏阶段的剧目，还是此后“常锡文戏”各个时期流传的数百出传统保留剧目，常州锡剧工作者大都参加创作或演出过。解放后，常州锡剧工作者研究、整理了许多传统保留剧目，这些剧目不仅由各家锡团移植演出，而且还被姐妹戏曲剧种移植或改编演出。如早期由王嘉大等演出的著名对子戏《庵堂相会》，1953年3月由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文艺科、市文化馆及市锡剧团组织力量整理，同年5月再由常州市及江苏省文化局戏曲工作者联合加工整理，从而成为经典保留剧目。早期锡剧艺人演过的幕表戏《红楼夜审》，1959年由张乾大、张振、孙中、史美倩四人合作，由常州市锡剧团演出后成为保留剧目，此后剧本又经多次修攻，并于1983年被摄制成电影。锡剧著名经典《双珠凤》，1955年由蒋达、史曼倩整理改编后，成为常演剧目，1963年再经江苏省锡剧团改编演出，被摄制成戏曲电影，至今仍在荧屏不时播放，剧目也不断在舞台演出。由常州锡剧工作者创作、整理和改编的大量经典剧目，已成为中国戏剧文学宝库的中的艺术瑰宝。
常州对锡剧剧种的孕育、形成，其贡献是举足轻重的。
创造过滑稽戏的“常州奇迹”
滑稽戏是孕育于沪、杭、苏、锡、常地域的地方戏曲剧种，其源头之一即上海和苏浙地区城乡的曲艺“小热昏”，这一剧种演出时常常南腔北调，其中锡剧曲调经常在滑稽戏中被作为演唱的唱段。
在滑稽戏的艺术发展道路上，常州籍的的滑稽戏艺术家曾经起过不小的作用。
在上海滑稽界，被认为最能说会道的当数“两只羊”，即杨笑峰和杨华生。杨笑峰（1918--1993）原名杨志新，武进县人，自小随父母到沪，后下海表演独脚戏，与著名艺人袁一灵搭挡演《金铃塔》，还曾与笑嘻嘻、黄笑非滑稽艺术家等合作，常演《常州人乘火车》、《滑头上海滩》、《贫富新对花》等，抗战时演出《汉奸做道场》斥汪伪丒行，还编写出版《滑稽小戏考》，均受到赞誉。解放后他组建上海五福滑稽剧团并任团长，后又任艺峰滑稽剧团团长等。另一位出生于武进的滑稽艺人程笑飞（1918--1971），16岁时拜文明戏艺人黄啸天为师，后赴上海大世界学戏，此后在金国、国际、红宝等戏院领衔演出《当我洋盘》、《三轮车小姐》等戏，他先后与任咪咪、小刘春山、俞祥明合作，擅唱功，代表作有《开无钱电》、《游码头》、《跑街先生》等，解放后与同行艺人组织上海合作滑稽剧团，后又任大众滑稽剧团团长，他的学生龚一飞、徐双飞、曹蝶飞、陆君飞等均是名角。常州籍戏剧家南薇（1922--1989），建国后参加上海大公滑稽剧团任编导，将鲁迅小说《阿Q正传》搬上舞台，1981年又为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导演了《六颜六色》、《真假爱情》等大型滑稽戏。
常州作为滑稽戏剧种源头“热土”之一，早在1955年10月就正式成立了常州市滑稽剧团，她的前身是1937年由独脚戏艺人杨天笑（1913--1971）和赵宝山（1907--1986）在上海组建的天宝剧团。后来，该剧团凭1941年推出的大型滑稽戏《一碗饭》红遍长三角地区，解放后，剧团到常州“落地生根”，杨天笑长期任团长，先后创作、演出了大型滑稽戏《合家欢》、《春暖花开》、《好阿嫂》等，杨天笑从事创作、演出的剧目达100多部。1963年，杨天笑、小杨天笑参加沪、苏、锡、常滑稽界大会串电影《满意不满意》（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演出，该片在滑稽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文革期间，民族传统艺术“百花”凋零，滑稽戏被禁止演出，剧团遭解散。粉碎“四人帮”以后，滑稽戏在拨乱反正中获得恢复，但由于遭受的破坏严重，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各地大多数滑稽戏艺术创作仍步履蹒跚，但独有常州滑稽戏艺术却恢复较快，新剧目创作、演出堪称“一马当先”，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后期，常州市滑稽剧团创作、演出了《中意不中意》、《三十七计》、《胡子妈妈》、《新潮冲击波》、《乐在其中》、《土裁缝和洋小姐》、《多情的小和尚》、《诸葛亮和小皮匠》、《难得胡涂》、《恋爱角》、《龙子龙孙》等20多台大型新剧目，绝大多数剧目演出均超过百场以上。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些剧目反映了改革开放中江南城乡的社会风情，紧扣时代脉搏，既具思想教育意义，又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更拒绝庸俗低级趣味，堪称独树一帜的“新风俗画戏剧”，其中《乐在其中》、《多情的小和尚》、《土裁缝和洋小姐》还被摄制成电影，主演及编剧先后荣获梅花奖、白玉兰奖、全国优秀剧本奖。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世纪末的常州滑稽戏艺术，形成了一个新时期滑稽戏艺术的繁盛局面，他们的成功，促进和带动了整个滑稽戏界走向创作的新高潮，这一时期不仅是常州滑稽戏界的“黄金时代”，也创造了滑稽戏艺术繁荣的“常州时代”奇迹。
常州戏剧家对中国话剧的意义
话剧原是西欧的一种演剧形式，它以台词和动作进行表演，强调生活化，无唱腔、脸谱及表演程式。话剧刚传入中国时，并没有正式名称，曾先后被称为“新剧”、“文明戏”、“爱美剧”等，演出形式也长期没有固定。
常州人陆镜若（1885--1915）是早期新剧的先驱者，他曾留学日本，1908年参加留日学生組织的春柳社，1910年回国后与王钟声、徐卓呆一起创立文艺新剧场，在张园演出《猛回头》、《爱海波》、《徐锡麟》等剧，1912年4月在上海邀集原新剧社成员欧阳予倩等成立新剧同志会，他集编、导、演于一身，创作了影响很大的新剧《家庭恩怨记》，率领剧团巡回公演于上海周边城市达三年之久，惜于1915年积劳病逝。
而中国话剧的正式定名及演出形式确立的历史性任务，则是由著名的常州戏剧家洪深先生完成的。
洪深（1894--1955），出生于常州书香门第，祖父洪亮吉是世界上第一位人口论学者。洪深于1913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后对戏剧发生兴趣，创作了独幕剧《卖梨记》（1915）、五幕剧《贫民惨剧》（1916），毕业后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在校用英文创作了三幕剧《为之有室》、独幕剧《回去》，遂弃原先专业，走上从事戏剧的道路。1922年春学成回国，同年底创作多幕剧《赵阎王》，于上海笑舞台演出；次年，他经欧阳予倩介绍，参加了上海戏剧联社，开始导演新戏《泼妇》、《终身大事》，他建立了正规的排演制度，提倡男女合演，并引进舞台美术，从而使新剧表演艺术获得根本性提高。1924年4月，他在上海戏剧协社执导《少奶奶的扇子》，标志着中国话剧正式成形，从此，中国话剧演出的形式基本固定了下来，并建立了正规的排演制度和专职的导演制。
1928年4月，在南国社的一次集会上，洪深提议采用“话剧”这个名称来统一当时新剧名称上的混乱，从此，话剧作为独立剧种登上了中国戏剧圣殿。次年，他为了阐述对话剧的理解，又撰写了《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一文，这是话剧理论研究的发端。
作为中国话剧运动泰斗之一，洪深在创作上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总共创作、编译了38部剧作，其中创演于上世纪二、三十年“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真实地反映了五四以后常州农村的现状，揭露了封建势力的罪恶，是研究这一时期常州社会和风俗、语言的教科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洪深在复旦大学任教授时，组织了复旦剧社，演出了许多剧目，开创了校园戏剧的先河。复旦大学话剧团一直是上海剧坛的一支生力军，上世纪60年代前期，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曾参加了复旦话剧团当编剧，当时剧团曾排演洪深的名剧《五奎桥》。由洪深播下的校园话剧种子，至今仍在复旦大学开花结果，使这所大学的话剧团成为全国大学中唯一长存不衰的校园话剧团。
此后，从常州走出的话剧工作者继续在话剧园地上耕耘，著名的有吴仞之、吴祖光、周本义、薛沐、徐企平、刘玉、费霞南、沈敏华等。吴仞之（1902—1995），武进人，1929年在常州参加话剧《山河泪》的演出，1933年赴沪，先后执导《扬子江风暴》、《难兄难弟》等戏；1938年为上海剧艺社导演《人之初》，引起热烈反响。1944年与黄佐临、费穆、朱端钧合导活剧《日出》，被誉为沪上话剧“四大导演”。1958年后他担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悉心培养人才，并有《导演全程经纬录》等著作传世。吴祖光，1917年生于北京，原籍常州，当过记者，从事文学、戏剧创作，1941年创作话剧《风雪夜归人》，1943年演出后轰动；此后，他后创作话剧《闯江湖》、《武则天》、《逼上梁山》、《桃花洲》等。他还为评剧创作了经典剧目《花为媒》；1945年他在重庆《新民报》上首次发表毛泽东新词《沁园春.雪》，轰动山城。武进籍舞台美术专家周本义，解放初曾在常州市团委工作，后进入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就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赴苏留学钻研油画。他曾为数百部话剧、戏曲进行舞美设计，其培养的许多学生，目前已成为国内舞美界顶尖人才，这些学生曾担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海世博会开幕式的舞美设计，作为国内舞美界大师级教授，周本义的设计理念在国内舞美界有巨大影响，上海市教委为他专门设立工作室（全市仅2个，另一个为上海音乐学院周小燕工作室）。另一位常州籍的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徐企平，曾执导了大量经典剧目、新创剧目，1981年他首次执导藏语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京、沪、藏三地演出，轰动海内外。常州戏剧家对中国话剧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为京剧革新开拓，为越剧发展添彩
常州戏剧家在戏曲界的贡献，还表现在为京剧革新开拓、为越剧发展添彩上，他们对促进这两个剧种的走向艺术顶峰，是立下汗马功劳的。
京剧是中国最大的全国性戏曲剧种，自清代乾隆年间诞生以来，一直坚持走革新之路。在抗战期间的延安，京剧（那时称平剧）改革之风也在舞台吹起，主持者之一就是出生于武进的戏剧家阿甲。
阿甲（1907--1995），原名符立衡、符正，1940年任延安平剧院研究团团长、副院长，为促进京剧改革，他力主编演新剧目和创演现代戏，还就京剧改革问题向毛泽东呈报建议书，毛泽东看了阿甲等主持创演的《逼上梁山》后，专门写信给延安平剧院，发出有关文艺方针的指示，毛泽东的这封信后来影响了中国文艺界数十年。建国后，阿甲一直从事京剧工作，曾任中国京剧院总导演、副院长、名誉院长。1964年以他为主改编并导演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打响了京剧革新的第一炮。《红灯记》思想价值高、艺术性强，是所有新编京剧现代戏中水平名列前茅的作品，剧本情节推进天衣无缝，唱腔音乐极为好听，全剧十分流畅。这个戏对京剧的革新具有示范意义。
吴祖光对京剧的发展也作出了独特贡献，他编写的京剧本《三打陶三春》，成为中国第一部出国演出的新编京剧。
常州不仅是京剧演出的大码头，本地京剧团亦曾具有较高的水准，上世纪50年代时，常州京剧界一批艺术家响应党的号召，奔赴西安，与北京尚小云京剧团的人员一起，组成立了陕西省京剧团，支援了大西北的建设。在常州京剧发展史上，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京剧艺术家（参见本书正文），他们在沪、苏地域有较大影响。
常州籍戏剧家南薇、刘如曾对越剧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南薇（1921--1989），原名刘松涛，武进人。他参与了袁雪芬的越剧改革事业，1943年起，3年中为袁雪芬的雪声越剧团编导了《香妃》、《祥林嫂》等16部新戏，《祥林嫂》被认为是“新越剧的里程碑”；1947年越剧十姐妹合演《山河恋》，他任该戏编导；解放后他又为越剧编导了《孔雀东南飞》、《梁祝》、《养媳妇回娘家》等。可以说，袁雪芬改革的新越剧，其中浸透了他的一份心血，新越剧因他而更加“美丽”。刘如曾，1918年生于上海，原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此前他曾长期从事越剧音乐事业，1945年9月入雪声剧团，先后为《月光曲》、《凄凉辽宫月》、《洛神》等作曲；1948年为越剧电影《祥林嫂》作曲。1952年为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编曲，1955年为越剧《西厢记》（袁雪芬、徐玉兰等主演）作曲，1962年为袁雪芬主演的《祥林嫂》编曲。刘如曾在越剧音乐的配器、作曲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他创作的曲子抒情、委婉、节奏明快，富于地域特色，从而使越剧音乐达到了艺术最高境界。
在戏剧理论研究的园地上，1920年出生于溧阳的蒋星煜教授成就尤大，他曾于解放初在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工作，他是目前公认的中国内地《西厢记》版本学权威研究学者。上世纪60年代，他因撰写著名的历史小说《魏征与李世民》、《南包公海瑞》等作品而遭不公正待遇，粉碎“四人帮”后获平反，自80年代以来，他著述甚丰，主要有《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中国戏曲史钩沉》、《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及新近出版的《史林新语》等，主编过《元曲鉴赏辞典》等大型辞书，他的研究涉猎范围宽广，文笔通俗流畅，思想敏锐，被誉为戏剧界的“活辞典”。
来源:东方网 作者:陈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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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与“红学”
星期三 一月 11, 2012 2:18 pm
大同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品格，不仅刻写在云冈、华严等宏大遗存中，也表现于这里丰富的红学史实与可观的"红学"研究上。2006年8月，"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在大同开过后，大同大有"红学"文章可做，做红学文章要高度重视大同，已经成为共识；作为大同人，要打造大同的历史文化名片，我们应该知情自己的红学遗存，知情既往大同人的红学业绩。
一
大同大有"红学"文章可做，首先在于曹雪芹高祖曹振彦与曾祖曹玺，曾有在大同活动的史实，这些曾经影响了曹家之后的家族面貌，包含着催生《红楼梦》创作的家世基因，如果善于利用这些史实，相当程度可以成为解决诸多《红楼梦》问题的一个能量基点。
曹振彦、曹玺首次踏上大同的土地在清顺治六年（公元1649），这一年的二、三月间，清慑政王多尔衮帅豼貅十万来大同平定降将姜镶叛乱，当时曹振彦与曹玺俱在多尔衮帐下，曹振彦是中下级军官，曹玺是王府侍卫。
八月姜瓖叛乱平定后，因为平叛有功，曹玺则得意于内廷二等侍卫以及江宁织造等任，曹振彦先于顺治七年到九年，短暂离开大同，赴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府任，但在清顺治九年，因升任大同知府，则又回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曹振彦在大同的主要政绩是医治战争留给大同的创伤。多尔衮平定姜镶叛乱，乃大同历史上血腥的一幕。在大同城下，由于城墙坚固，军民抵抗激烈，骁勇的八旗兵丁曾旷废半年之久。战后为泄愤，多尔衮曾血腥屠城。"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城墙毁去五尺，废大同府为县，府治与总镇署东移阳和（现阳高县城），县治西移西安堡（今怀仁县西北）。一霎时，往日"十万州城"的繁华所在，"比于吴宫、晋室"。
多尔衮把大同推向水火，但大同的不幸也成就了曹振彦的魅力，更成就了大同有红学文章可做的人文品格。曹振彦就任大同知府后，与总督马之先、总兵彭有德等，修城复城移治。到顺治十三年曹振彦离任大同时， 大同府城的形象与生机已基本恢复，与此大有瓜葛的是，曹振彦本人也因此又一次被擢升——转任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
曹振彦于大同的主要政绩纪录在《重修大同镇城碑记》一文中，该碑现藏大同市博物馆，主要记载清顺治时大同官兵修城复城的情况，于"捐输清俸、共襄厥事"官吏名录中，赫然记有"襄平曹公讳振彥"之字样。近年来，以原大同市委宣传部长邹玉义为代表的学者，围绕曹振彦与《重修大同镇城碑记》的问题，已经做过深入的研究，已经发表了不少的文章，为确立曹雪芹祖籍辽阳提供了新证据，对了解曹雪芹家世提供了新认识。
曹振彦的大同行有两个时间标点。一是顺治六年踏上大同土地，一是顺治十三年离大同知府任，这其间前后是七年。这七年中，从顺治七年到九年，任平阳府吉州知府不在大同，所以，曹振彦所有在大同的时间也就大略五年。那么仅就大同史志而言，对这五年曹振彦的情况有多少记录呢？我告诉大家，到目前为止共发现两处，一是前面说过的《重修大同镇城碑记》，一是在曹振彦走后的120年，另一任大同知府吴辅宏主持纂修的乾隆《大同府志》，在这册乾隆《大同府志》卷二一，曾写有以下一行：
"曹振彦，辽东人，贡生，顺治九年任。"
《重修大同镇城碑记》与乾隆《大同府志》关于曹振彦的记载，都是"红学"研究的重要史料。如果做"红学"的文章，用这样的内容说话就气象纯粹。自然，以上两处也有过于简短的问题，何况故事的主角还不是曹雪芹本人，而是曹雪芹爷爷的爷爷，这样，估计有人会嘲笑我在小题大做，甚至以为我神经有问题。这样的想法其实是一种外行的表现。大同由以上两处而有的红学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红学本来就很少可以用的资料，到目前为止多数的地区干脆就没有红学资料。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一不小心遂了我们那美好而天真的愿望，如果我们大同真的拥有属于曹雪芹本人的活泼乱跳的好遗存，我们大同的子子孙孙，还用得着操GDP的心，发羊肉泡糕的愁。咱扯起文化学术的风帆，开动经济建设的大船，三个保安两个导游就全部ok。
二
曹振彦、曹玺事涉大同，奠定了大同大有"红学"文章可做的基石，如果不为牵强，我们应县老乡鲍承先的行状，同样属做"红学"文章的好史料。据历史记载，鲍承先是山西应县人，曾是明王朝关外守将，天命十一年兵败降清，累官至清初"四大学士"之一，《清史稿》有传。鲍承先最著名的故事，是以反间计除掉明辽东巡抚袁崇焕，后人于此耳熟能详。鲍承先除袁崇焕的故事在明崇祯二年，这一年皇太极率军伐明，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率师二万驰援，屯广渠门外，凭险设伏，后金军不利。于是，皇太极召鲍承先、高鸿中密议，决定设计陷害袁崇焕。鲍承先抓了几个明朝太监监禁，并伪造袁崇焕有秘密联络后金情节，还故意让这几个太监偷听，然后又假装看守不力放他们逃走，崇祯皇帝听信了太监的报告，马上杀了袁崇焕。
鲍承先的行状属做"红学"文章的好史料，理由莫过这鲍承先与曹学芹高祖曹振彦一同列名现属辽阳的两通碑石上——"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与"重修玉皇庙碑"。"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 立于大金天聪四年四月，记载为大法师干禄打儿罕囊素（乌斯藏人），修建宝塔敛藏舍利的事情；而"重修玉皇庙碑"，则立于大金天聪四年九月，记载重修襄平（辽阳）西关西门外玉皇庙的事情。碑文告诉我们，鲍承先与曹振彦是凭借功德善人的资格碑上有名的。在"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上，鲍承先列"总镇副参游备等官"的类别，曹振彦列"教官"类别；在"重修玉皇庙碑"，鲍承先所属类别文字缺损，估计仍属"总镇副参游备等官"；曹振彦列"致政"类别。
一部红学史说得明白不过，以上两碑与同属辽阳的"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是可望认识曹雪芹家世的重要三碑，是红学家做红学文章的抢手货。不过一部红学史同样也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依据这三碑而有的红学文章，多是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吵架文章。无论涉及在整体上如何认定这三碑价值的大问题，还是在枝节处怎么理解其内容的小名堂，因为历史久远文献残损，一切都如雾里看花。例如："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 是在大金天聪四年四月立；而"重修玉皇庙碑"， 也不过是大金天聪四年九月立。"四月"与"九月"， 其间相差不过5个月，但就是这短短的5个月，曹振彦的职衔则由"教官"一变而为"致政"，曹振彦职衔变化犹可，但麻烦在于这"致政"作为职衔不可查考。做曹雪芹家世研究，不明白其祖先吃什么饭成何道理，所以无数的红学家为此惆怅满怀夜不能寐。
揭开历史的面纱鼓励不同角度的考察，基于鲍承先与曹振彦同列两碑的事实，基于我们大同特有的地域历史文化掌故，如果我们立足鲍承先研究，并进而从鲍承先的角度看曹振彦，说不准还可以弄出些对认识曹振彦有用的观念来。谁让他们同列两碑呢？既然他们一起列名那两通碑石上，说明他们各自的情况具备观照透视对方的属性。我们应该感谢应县鲍承先后人鲍恒政先生等，在鲍承先研究的问题上，本着寻根留本的传统，他们已经进行了不错的努力，他们纂修的山西应县《鲍氏家谱》出版后，还获得被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荣誉。不过目前通过鲍承先的情况还不能说明曹振彦的问题。学术从不苛责暂时的不可知，我们有的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
我们千万要树立鲍承先属红学人物的根本信念。大同人一定要树立鲍承先属红学人物的根本信念，这不仅关涉曹振彦研究欢迎从鲍承先的角度而有的考察，而且关涉如何认识大同人素质以及增强大同人信心的大问题。就影响来看，鲍承先的情况是可以让曹振彦望而生畏的。曹振彦虽曾掌管着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这搁现在也近似盈利企业的大干部，但如果曹振彦以鲍承做一形击，那曹振彦的情况就惭愧。因为：鲍承先官至"四大学士"之一，稍微熟悉些历史就明白，有清一代的"学士"，放以前是宰相。这一点，作为清代权威的历史文献，在记录这二人时的的轻重也值得玩味。鲍承先是作为重臣记在《清史稿》卷232，竟有2165字的宏大篇幅；而曹振彦事见《清太宗实录》卷十八，仅17字——"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
三
大同大有红学文章可做，不仅在于大同涉及过多的红学史料，也在于迄今这些史料还缺乏细致的分析与研究，如果有人愿意做这方面的工作，为红学研究甚至是大同地方志研究开辟一片新天地也不是没有可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第一历史挡案馆，在《顺治朝揭帖奏本启本》中，曾发现一件曹振彦任阳和府知府时的奏本，具奏日期是顺治九年十二月初八日。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有关曹振彦的档案史料，也是迄今发现的曹家档案史料中时间最早的一件。 曹振彦的奏本全长五扣，包括汉字奏本正文、汉字"贴黄"、满字"贴黄"三个部分。
该材料发现后，《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三期曾经公布全文，并随着发表张书才先生的文章——《曹振彦档案史料的新发现》。可惜之后就很少有人提及。其实曹振彦奏本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首先、曹振彦从吉州到大同，是升任阳和知府，还是升任大同知府，过去一直有争论。《吉州通志》称"升阳和知府"，《大同府志》则说在"顺治九年任"大同知府。周汝昌根据《大同县志》关于大同治所沿革的记载，特别是顺治八年佟养量等曾"合疏请复大同府治"的事实，认为曹振彦是升任大同知府。现在，衡之曹振彦奏本"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阳和府知府"的职衔，曹振彦应该是升任阳和知府。至于顺治八年佟养量等"合疏请复大同府治"的问题，估计是没有立即被批准。
其次、曹振彦奏本说，大同地区的"浑、朔二洲，顺治六年因姜镶叛乱，城破民屠，本年钱粮无向追征"，对认识大同地区清初的历史非常重要。过去大同学者对姜镶叛乱以及多尔衮平叛的危害，多局限大同市一隅，现在结合曹振彦奏本我们知道，大同之外的县区也被破坏严重。这一点很值得我们继续认识。
四
大同大有"红学"文章可做的问题放下不表，而南京《江宁府志》、《上元县志》有关曹雪芹曾祖曹玺的记载，不仅说明大同大有"红学"文章，而且说明做"红学"文章要高度重视大同。如果研究曹雪芹家世，如果不知道利用这两个材料，不知道大同对曹雪芹家族的重要，就很难明白曹雪芹家族荣华富贵所从何来，也难理解《红楼梦》雍容气象。
《江宁府志》、《上元县志》有关曹玺的记载，即：于成龙纂修的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江宁府志》之《曹玺传》，与唐开陶等纂修的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之《曹玺传》。江宁与上元分别是现在南京市下属的两个行政单位，历史上曹玺因曾任江宁织造监理，所以记入当地的史志。
这两处《曹玺传》基本大同小异，下面即节引：
曹玺，字完璧，宋枢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父振彦，从入关，仕至浙江盐法道，著惠政。公承其家学，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补侍卫之秩。随王师征山右建绩，世祖章皇帝拔入内廷二等侍卫，管銮仪事，升内工部。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
——《江宁府志》卷十七"宦迹"
曹玺，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世选生振彦，初，扈从入关，累迁浙江盐法参议使，遂生玺。玺少好学，沉深有大志，及壮补侍卫，随王师征山右有功，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
——《上元县志》卷十六"人物传"
稍有历史知识就清楚，《江宁府志》的"随王师征山右建绩"，《上元县志》的"随王师征山右有功"，都是说大同的事。在历史上，山西在太行山之"右"，所以称"山右"，有清一代的"王师征山右"，一般指清顺治六年多尔衮平定大同姜骧叛乱。明确了这一点之后，再重新阅读前面引文，一句话，曹玺仕途的得意来自大同这方风水宝地。是因为在大同立功，得到顺治与康熙的提拔与重用。
关于大同对曹雪芹家族的影响，李尔山等学者指出，从顺治六年到顺治十三年的七年，是曹氏家族发展史上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七年。这七年使这个家族发生了"三大突变"—— 政治上飞黄腾达；经济上快速膨胀；文化上全面转型。
1、在"姜骧之变"前曹振彦仅仅是正白旗下一个只可管300士兵的下级军官"牛录章京"，而此后则不断升迁，以至为正二品大吏。这中间有曹玺的妻孙氏在宫中给玄烨（康熙帝）当乳娘这一层关系，但曹振彦父子在大同平叛中的军功应起主要作用。
2、曹家踩着山西这块政治踏板，很快便取得了管理大清朝一些重大经济命脉的权利。江宁兼苏州织造是专职为宫廷采办各种丝织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的。两淮巡盐御史是专职监督两淮国家盐课征收的。此外，他们还兼做皇帝的耳目，监视江南的吏治民情，这些权利使曹家迅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有几次以江宁织造署作为行宫。
3、曹振彦的父亲曹锡远原是明末在关外戍边的下级武官，降清后成了加入旗藉的"包衣奴"。曹振彦包括他的儿子曹玺也都是"从龙入关"的行武。但在山西之行后，曹振彦摇身一变成了知州、知府称谓的文官。从此曹氏一族告别了刀枪马革，并很快演化成了"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到他的孙子曹寅已然是当时的"名士"了。因为有这样家学的熏陶，才成就了旷世的文学巨匠曹雪芹。
五
大同人如果从以上事做文章，都属扬眉吐气脸上有光的得意文章，但如果从下面有关大同的一则红学史实做文章，则因此而有的文章估计是让大同人哭笑不得进退两难的糊涂文章。一部《红楼梦》无非假语存言式的虚构，谁承望在大同的描写上，曹雪芹竟写出现个确凿的地名——大同。曹雪芹写大同本来是好事，说明他心中有大同，说明大同名声在外，但问题是这里叫孙绍祖的大同人却糟糕。作品说，孙绍祖系迎春之夫，他外在情况极好，"生的相貌魁梧"，体格健壮，祖上是军官出身，乃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现在京袭指挥之职。不过孙绍祖外在条件之好，很难掩盖其品德与操守的遗憾。一是像中山狼那样翻脸不认人。本来孙绍祖祖上早年曾攀附宁荣二府，但后来贾家败落后，孙绍祖就向其逼债。一是过于好色且不体恤迎春，"家中所有的媳妇丫头将及淫遍"。迎春"略劝过两三次"，便骂她"醋汁子老婆拧出来的"。懦弱的迎春嫁他只一年，就被折磨死去。
曹雪芹这一通笔墨可把大同人弄得灰头灰脸，其实大同人不曾有孙绍祖的德行。那通《重修大同镇城碑記》说得好，大同人"赋性淳朴，上少惠之以恩，则易于见德"。这与孙绍祖中山狼的面目格格不入。所以，对这里的孙绍祖问题，我曾经进行过认真研究，也为这个问题竟然找到一条让大同人并不难堪的证据——最早批《红楼梦》的脂砚斋曾经说过，曹雪芹这里也不是实写。脂砚斋的话记录在《红楼梦》庚辰本中，该本在描写孙绍祖是大同人的地方，有16字双行夹批——"设云'大概相同'也，若必云真大同府则呆。"
六
大同大有"红学"文章可做的理由大体如上，最后说说既往大同人的红学业绩。说起大同人的红学业绩，以下几个值得一提——原大同市委宣传部部长邹玉义、著名作家王祥夫、大同大学教授王晋中、大同机车厂建安公司经理刘福林——邹玉义长于做曹雪芹家世考证，王祥夫借批注《红楼梦》而受享痛快，王晋中与刘福林主要沿着研究思想与艺术的路数孜孜不倦。
大同人所做的"红学"文章以邹玉义最著名。不过就邹玉义做红学，我还一度时期有误会。原因是邹玉义坐在大同市委常委的交椅上，我怀疑是别人代他写文章。直到2003年，《红楼梦学刊》发表署名邹玉义的大文章——《〈重修大同镇城碑记〉考辨——曹雪芹祖籍辽阳的又一权威史证》，读过之后，我就坚决认为是邹玉义自己在写文章。因为：如果哪个能写得出邹玉义的文章，估计他也就用不着侍侯邹玉义。
大同纯粹个人的"红学"好，大同团体"红学"也不错。邹玉义他们自己借"红学"出息后，没有忘记大众化普及的大问题，于是在2002年月1日 ，大同成立红楼梦学会，从此大同的"红学"研究，从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
以上表过后，对大同"红学"就是好的问题，想必你已认同。但是，如果我再说一个籍贯大同供职别处的人物，咱大同的"红学"就不只就是好的小风光，而是怎一个"好"字了得的大名堂。
这身在别处籍贯大同的红学大家当推邓云乡。邓云乡，学名邓云骧，山西灵丘东河南镇人，上海红学四老之一，八十年代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顾问。有著作《红楼风俗谭》、《红楼识小录》、《红楼梦忆——电视剧〈红楼梦〉拍摄散记》。
邓云乡着眼风俗的角度做红学文章，属各家之外，旁枝逸出的一记逍遥派天山折梅手。不大在乎学术的游戏规则和潜规则，却姿势曼妙；至于功力，也属老辣独到——好处在于几乎看不出作者在刻意雕琢什么宏大而奇崛，一切如水到渠成，不留痕迹。邓云乡事在拙著《红学那些人》中已有介绍。不赘。
邓云乡的姥姥家在大同东南隅李怀角路东的一高台阶院，邓云乡童年与少年多生活在这里。在下陋室距邓云乡童年少年得意处仅几百米，闲时无聊，常于此等处流连。
张义春——《大同日报》201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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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金陵十三钗
星期三 一月 11, 2012 1:4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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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频：《金陵十三钗》，消费处女加消费妓女
星期三 一月 11, 2012 1:41 pm
《金陵十三钗》的名字很别致，如果改名为“处女保卫战”，未免太剧透，因为，整部电影的主线就是这个：在南京大屠杀中，各色人等都努力保护一群女学生免受日军“蹂躏”，最终，以一群妓女和一个小男孩的慷慨赴难，换得女学生和她们新认的“父亲”——白人假神父的得救，处女保卫成功。
女学生们一出场就导致了一堆想保护她们的士兵的战死，这就奠定了整部电影的基调：她们那惊恐的小小身体，值得他人用生命捍卫。一个幸存的士兵把她们遗落的一只皮鞋郑重归还，如同完成了一项军功，在接下来为解救这些女孩免遭强奸而惨死的命运中，他完满地献祭了自己的男性英雄气概。这些女孩很快找到了下一个男性保护者，用“父亲”这个强加的称呼，她们成功地让一个偶然闯入的白人浪子承担起了这样一份责任。
妓女们亮相时被刻意夸张的欢快佻达是不祥的信号，因为这种不合时宜的生命力正适合被一部通俗电影毁灭以提供悲剧感的消费。她们的美属于被当代想象的上世纪30年代：大红的唇色，精细修剪的眉形，画得挑起的眼角，蓬松又规整的卷发，斑斓的丝绸旗袍……她们是活的月份牌美女，由导演借用当代关于“民国”的怀旧传说而制造，仅凭那被镜头时刻仔细勘察的女人味儿就够撑起整部电影的观赏价值。她们让一片惨淡的屠杀背景成了性魅力的游戏舞台，白人男主角迷醉了，小男孩不知所措，女学生们偷窥着，暗自艳羡着，又自尊地排斥着——在妓女的衬托下更显出处女本色。
片中最有能动性的是白人男主角贝尔，和妓女们的领袖玉墨。两人间以英语过招的性游戏，强化着他作为“洋人”的优越性，而当这两人转入深情倾诉，所唤起的，是对保护女学生之必要性的共识：他有一个小女儿在女学生们的年龄上死去了，而她呢，则是在女学生们的年龄上被强奸，因此失去了前途沦为妓女的。这情节暗示他应该做好这些小女孩的“父亲”来弥补人生的缺憾，而她呢，在美丽高傲的外表下，原来理应这样自惭形秽——失贞是女人价值的拗点，不可不察。
日本人的威逼又一次说明，处女身是所有人都认可的硬通货。玉墨在妓女中发起了代替女学生去接受强奸的运动，理由是这些女学生受不了强奸、被强奸后会活不下去，而“我们什么男人都见过”——同是女人，为什么妓女就可以不在乎被强奸？惟一的原因是她们已经没有贞操了，所以，强奸就不算什么伤害。这种千百年来曾解脱过多少强奸罪的蹩脚说辞，因通过女人的嘴说出而被再次正当化。而且，这些因为性污名而被践踏到底，连处女的茅厕都不能进的女人，看到了一个在主流道德框架中重塑尊严的机会，那就是，身为“婊子”，做件“有情有义”的事给人看看。为了这个机会，她们甘愿去死，当道德洗白被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时候，在导演的眼里，这群本来不知亡国恨的女人升华了。
妓女们以歌舞表演最后展现了一番妖娆风采，但告别妖娆开始改成朴素的女学生装扮时，她们却是多么惊喜，甚至想到自己的母亲也会高兴——为这个赎去堕落之罪的变身，她们深深自我感动着，而女学生怎么那么心安理得呢，只是生硬地叫了一声“姐姐”？她们连这些替死的女人的名字都不问，更没有阻止过她们这样做。这些以无能为理由安然领受保护、只送上几行眼泪的女学生相信这种替换是正当的。或许，这才是整部电影最可怕的地方：它以贞操为界限，离间了妇女的同命与共情。
导演也留下了两处裂隙，让贝尔想起“上帝说人生而平等”，让一个妓女在临走之前挣扎哀哭“我不是女学生，我不上车”。不过，这两处设置远远不够扭转整个情节的脉络，当消失的妓女们在女学生的想象中重现光华，那哀悼仍在点出，她们是注定的被毁灭者和悲剧角色，因为，她们外向自在的性魅力就源于不贞——所谓“奸近杀”，让放荡者在忏悔中死去而灵魂获救是最老套的脚本。而逃向南京城外的女学生和贝尔，心里应该唱的是唐僧之歌：“送死你去，黑锅我来背”。
在日军侵华的创伤记忆中，妇女被强奸的惨烈总是被凸显，她们受伤和死亡，而性的羞耻感却由整个国族承担——国家、民族、男人，没有能够保护属于它和他们的女人，羞耻莫此为甚。这种无法修复的羞耻感，一直是民族自豪渴望重张时抛不下的包袱，虽然，羞耻也转为不忘的仇恨，成了强化民族认同的养料之一。然而，控诉和叙述，都只终于日军强奸那一刻，此后，再不见强奸幸存者的故事，仿佛，被强奸就是她们的社会生命的终结。其实，这终结就是另一面令人憎恶的真相的开始，那就是，当年被日军强奸过的女人们，在被当做举国控诉素材的同时，却因“失贞”而从社区开始承受着国人自己的歧视，而这一面真相在过去多半个世纪中极少能被说出来，更遑论被整个国家承认和检讨。这种对幸存者之声的极度压迫，与对性暴行的极度羞耻，正是一体两面。在这种语境下看《金陵十三钗》，可见它其实是又一次试图从民族羞耻中自救的努力，通过以无尽悲愤的口吻将这种羞耻放大演绎作为洗礼，以及通过证明国家、民族和男人已经尽到了拯救“好女人”的责任；也是又一次压迫——通过把受害者刻划成一群“自愿”的坏女人。总之，女人又象征性地治疗了一番无法愈合的民族自尊心，而且，通过通俗大片的操作，还提供了一次让观众围观暴力、消费性受害者惊惧哀惋之美的机会。
网易女人于华夏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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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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