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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HOLD住”与“鼓掌”富含深意
星期一 一月 30, 2012 12:16 pm
1月18日晚，朱镕基在2012年上海春节京剧晚会开幕前，即席讲话时两次提到“hold住”（网络语言“挺住”），博得了观众阵阵喝彩。一是“hold住”15分钟时间休息；二是看节目单然后“hold住”这3个小时的演出。我相信你们就和我一样，成为了京剧艺术的入门。（1月19日 《新民晚报》）
朱镕基聊的是京剧，谈的是如何观赏京剧以及途中如何鼓掌的问题，深入浅出、情真意切、幽默风趣。愚以为，朱镕基的两次“hold住”与“鼓掌”寓含了太多深意。
或许与往年不同的是，参加2012年京剧晚会的观众“极不寻常”。在上海大剧院1500个座位中，“竟然”坐了1200多名市区两级领导干部。按朱镕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时的做法，就是要将“局级干部紧紧地盯住”，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也就“没有什么大事干不成”。此次“盯紧”市区领导干部观看京剧，目的也在于需要“在座的诸位给力”，以“加强创新和指导上海文化艺术的新的振兴”。
除了介绍“hold住”3小时的要领和节目改版等情况外，朱镕基还语重心长、推心置腹地介绍了京剧中的“鼓掌艺术”。鉴于“初看京剧的人都不敢鼓掌”，朱镕基以领导讲话和演员演唱作类比，鼓励大家在开场、结尾以及中间提高声音的时候鼓掌。同时指出鼓掌有利于营造喜气洋洋、欢欢乐乐、热热闹闹的春节气氛。
言已尽而意犹存。虽然朱镕基从总理岗位退下来以后始终坚持不谈工作，但此次入席前的即席讲话却耐人寻味。两次“hold住”与“鼓掌”，既传授京剧观赏技法，鼓励、引导大家成为“京剧艺术的入门”，又鼓励大家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要能够坚决“hold住”。没有过不去的坎，也没有过不了的河。其传达出来的言外之意就是：经济形势越复杂多变，我们的干部群众就越要“hold住”；改革开放越是到了攻坚阶段，我们的干部群众就越要“hold住”。
要实现2012年中央既定的稳中求进的经济发展目标，既需要台上的“精彩表演”，又需要台下的“鼓掌配合”。只有大胆地鼓，不要怕错地鼓，真情地鼓，就“准保没错”。在改革攻坚中掌握“鼓掌艺术”，对于营造气氛和推进改革开放尤为重要！“hold住”与“鼓掌”二者辩证推进、相互配合，就能够极大地推进当前各项事业的向前发展。
朱镕基两提“hold住”与“鼓掌”，给了我们莫大鼓舞和坚定信心。这是时值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时，朱镕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寄予的深切厚望和给予的最大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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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士行：《我的戏剧观》
星期一 一月 30, 2012 11:56 am
我曾经著文说过我是一个没有戏剧观的人，其实那是针对当时人们对于戏剧观的狭隘理解；如果我们不仅仅把戏剧观看作戏剧的表达方式，还包括怎样看待人生，包括对世界总的看法，那我也算是有戏剧观的人。
我走上写戏的道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做文艺记者，曾在《北京晚报》任记者多年期间，由于工作需要我看了大量的戏曲和话剧演出，对舞台剧情有独钟。莎士比亚戏剧节触发了我写戏的念头，但是我没敢贸然动笔，先把想法和林兆华说了。他鼓励我，坚定了我的信念。后来他见了我就问写了没有。其实我只是有个志向而已，戏还早着呢。我发现我对生活非常粗心，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就对他说我没有生活。他说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写你熟悉的。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又说我不知道写戏的规矩，他说那个没有一定之规，怎么写都行，只要你能写出来，我就能排出来。这句话让我震撼。但是我还是觉得缺点什么。所缺的终于找到了，那就是对世界的总的看法。这与哲学有关，但决不是哲学家眼中的世界，它是艺术家眼中的世界。李白和杜甫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世界有着天壤之别；而迪伦马特和易卜生更是判若水火。但在他们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他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我们决不是为了几个习作就来写戏的，写戏当然是为了表达对世界的感受。
有一种说法，你先老老实实地写几个现实主义的戏练习一下，然后再写别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写作就如同生孩子，从一开始就是按一个完整生命来孕育的，没听说你先老老实实生几个这样的，然后再生几个那样的。我们过去大多受二元论的影响，把事物分成截然不同的对立面，这样的戏充满了虚假的戏剧性。事物的最高结构形式是同一的，是一个整体。譬如人的痛苦，看起来是来自外部，实际上来自内部。正因为这样，塞万提斯写出了《唐•吉诃德》，卡夫卡写出了《变形记》，歌德写出了《浮士德》。所有大师无一例外对世界都有这样的认识。有一个禅宗故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一位老太太老为她的两个女儿担心，女儿一个卖鞋，一个卖伞，下雨的时候老太太就哭，她担心卖鞋的女儿没有生意；晴天的时候她还哭，又担心卖伞的女儿没有生意。老太太简直痛苦得不得了。后来一个参禅的和尚解决了她的问题。和尚说，你为什么不在下雨的时候想你那个卖伞的女儿有了生意，晴天的时候你卖鞋的女儿又有了生意。老太太听了他的话再也不担心了。这里，两个女儿变成了痛苦与幸福可以随意转换的替代符号，统一在老太太这个同一体内。迪伦马特的《罗幕路斯大帝》中罗马的统治者和日耳曼的入侵者是一个同一体，他们的痛苦是相同的。他的另一部戏《天使来到巴比伦》，两个国王就像一个连体婴儿一样不可分，而国王和乞丐更是不断地在转换。再比如形式与内容，有一大批无端找累的人把它们对立起来，我认为这样划分是极其荒谬的。拿斑马来说你说哪是它的形式哪是它的内容#如果你把它的条纹取消了，它还是斑马吗？同一性强调到极致，就变成了荒诞、悖论、黑色幽默。所以我的戏无一幸免，全都带有这些色彩。譬如《鱼人》，老于头的爱鱼和钓神的玩鱼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实际上他们都和他们的鱼融为一体。再譬如《棋人》，老国手和小神童互为对方的影子。他们都是棋的化身。《鸟人》里的三爷和丁保罗也是这样。他们无一不是被自己所爱的东西异化。
有了这样的对世界的看法我才敢拿起笔来写戏。
那么怎样写戏呢？教科书里教的大都是一种，那就是从阿契尔到劳逊的方法。所有的动物出生的时候都是先出头，而他们的戏则必须先有尾，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结尾。如果有和结尾不符合的地方，那就是前面出了毛病。这就是从高潮看统一性的理论。从这种理论出发，形成了一种研究戏剧结构的学科，这个学科至今被电影戏剧文学专业奉为圭臬，因为用它来检测剧作似乎屡试不爽。实际上它不过是一种研究剧作骨架的理论，骨架的比例当然是按照黄金切割法来设置的。这些专家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再合理的骨架它也就是一个骨架，或者是一具骷髅，它不能动弹一下。那些神经在哪里？血管在哪里？肌肉在哪里？即便这些东西都有了，它还只是解剖学意义上的。它还差一口气，这一口气要了许多剧作的命。而有了这口气也不能就说它有了情感，有了思想，它仍然有可能是个行尸走肉，它还要有灵魂。了解了这一点就明白了以结构来判断剧作的方法有多荒谬。生命不在承载它的骨架上。一个少一条胳膊的人可能比胳膊健全的人有出息；一个驼背可能比一个模特有思想。
《等待戈多》的高潮在哪里？它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结尾，因为它的剧情是违反剧作法的，一点进展都没有，只是原地不动。《培尔•金特》的统一性在哪里？它的结尾符合剧作法吗？《罗幕路斯大帝》甚至采取了反高潮的手法，不断消解历史的意义，在两个人物的互相谦让中而不是在斗争中完成了他的戏。多么奇妙。它们的独特手法造成了独特的意义。这是常规的剧作所无法完成的。所有牛的角都长在头的两侧，这是符合牛的结构的，而犀牛的角却长在鼻子上。它似乎是故意和剧作法捣蛋。大千世界物种多姿多彩，为什么剧作法却要扼杀多样的剧作呢？
我的戏从开始就遇到了摆脱结构束缚的问题，对此我是本着先灵魂，后神经，再肌肉，最后骨骼的原则。《鸟人》的结构不是佳构式的结构，它是禅宗公案式的结构，要观众自己去参悟，它很好地表达了我的想法。而《坏话一条街》则是一种泡沫式的结构。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发现了物质的新的结构是会获得荣誉的，而在国内戏剧界你只能得到更多的白眼。解决了怎样写的问题，你就像少林寺武僧打出十八道山门，从此进入了外面广阔的天地。写什么的问题不可忽视，不同的材料在不同的作者那里会有不同的价值。兔子爱吃的萝卜老虎连瞧都不瞧；英国人给牛吃绵羊的内脏，结果牛都得了疯病。医学工作者认为是病毒使它们发疯，我认为是人把这些可怜的畜生弄疯的。因为你让它食用它消化不了的东西。有的作者也常常被一些题材搞得发疯，我以为他一定是遇上了绵羊的内脏。题材没有好坏，只看你适合不适合。写一个鞋匠并不比写一个英雄差，关键是你能否驾驭。林兆华的话说到了点子上“写你熟悉的”。但是你熟悉的别人也许一样熟悉，所以写实的处理往往不能尽如人意。一个常见的东西能写出陌生感来那才是创造。不但摹仿现实的作品没意思，就连被现实摹仿的作品都会失色。譬如《罗幕路斯大帝》，要是没有戈尔巴乔夫，没有前苏联的解体，那该多么独一无二；要是没有日本慰安妇的事件，略萨的《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那才真是叹为观止。很多作者以生活中确有其事为写作的理由，我倒认为生活中“不可能如此”更好。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的写作是为了使事物变得更模糊，决非故弄玄虚。使事物越来越清晰那是一种简单化，就像把黄山的云雾去掉一样，索然无味。使事物更模糊，实际上是发现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国的观众看惯了那种主题单一，意义明了，结局简单的戏，所以对复杂的主题和意义常常不大适应。不过没有关系，观众一但放弃对意义的煞有介事的追求，就会凭直觉对戏作出回应。
我选择的题材在当时来说还犯忌，因为都是一些看上去游手好闲的人，所以取名《闲人三部曲》。“闲”是相对忙而言，现代社会时间就是金钱，人们在忙，为钱忙，或者为与钱有关的事情忙，简直是不可开交。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许多不必要的消费是整个社会做出来的，资本要流动，生产要扩大，游戏才能进行下去。因为现代社会已经上了消费的龙卷过山车，中途是停不下来的。被消费的不仅仅是大量的物质，还有人的精力、人的理想、人的情感、人的生命，所以我找到一群闲人来表达我对现代社会的忧虑。这些人的存在就是对现代的一种嘲讽。但是不能把他们当作英雄来写，那样就写不出陌生化来。他们生存的年代不是竹林七贤的年代，他们比忙人更尴尬，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但是他们却依然执迷不悟，他们的困境在玩本身。在《鱼人》里是回归自然的尴尬，想亲近自然而不能实现。在大众的关注和参与下，回归自然变成了一场闹剧。在《鸟人》里，亲近自然变成了对自然的囚禁。最终也囚禁了人自身。在《棋人》里，娱乐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在他们对“闲”前赴后继的追求中，他们已经被异化，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自由。不难看出，同是一个异化的主题，不是通过“忙”来表现，而是通过它的对照物“闲”来表现的。这样，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永恒的主题王国。这也证实了我的一元论的观点，忙和闲都不是对立的，他们都在被自己所钟情的事物异化。
在此涉及到我对寓言化戏剧的看法。寓言化的戏剧与魔幻现实主义有血缘关系，在戏剧领域，从索福克勒斯开始，到毕希纳、斯特林堡、迪伦马特，一脉相承，只是到了迪伦马特有了悖论色彩。它不像传统寓言那样正着走，而是反着来。所以反讽、归谬是它的拿手好戏。矛盾的两个方面同时出现，并在一个真理上同一起来。也就是说，在形式逻辑上不能同真的两个判断可以在艺术思维上成立。这又是一元论，它的最高级就是禅宗。我认为解构主义只吸收了禅宗的摒弃语言的观点。
我的戏剧也受了迪伦马特的影响。我从来没有见过“非历史的历史剧”。《罗幕路斯大帝》能把历史的意义发掘得那么深，以至于我们看到前苏联走上了罗幕路斯安排好的道路。我问过迪伦马特专家叶廷芳先生，这难道是巧合吗？他说，戈尔巴乔夫是个迪伦马特迷。
在写实主义走不好的地方，魔幻、寓言大有作为。文艺在今天处于最宽松的时代，但是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文艺仍然是政治的附庸，一切都被当做宣传，一切都是政治。不仅高层是这样，基层也如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不就被保温瓶厂告上了法庭吗？为了不得罪方方面面，写实主义采取了谄媚现实的态度，沦落到这个地步能有好作品吗？所以我选择了寓言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除了某些奖项的评委不喜欢外，我的戏每次演出效果都很强烈。只有评委说看不懂。在任何一个国家，不懂的人都要听懂的人的，而在我们这里，不懂的人却要左右懂的人。他们不但遇到知识老化的问题，失去了感受力，而且用偏执的眼光盯着新事物。
我写作的时候从没有考虑过迎合观众的问题。我拿出来的东西都是新的，连上演我的作品的剧团都捏着一把汗，可是一见观众却发现他们是那么喜爱，他们并没有偏见。有人认为观众是上帝，我不同意。商人把顾客视为上帝，于是有人就把它套用过来，可是的确不合适。我认为上帝是艺术本身，作者是传道者，观众是接受者。通过作品作者和观众共同接近上帝。观众对真诚的作品不管它是先锋的还是传统的都会欢迎，那些虚伪的作品不管它有什么势力的支持最终都会完蛋，比如帮派文艺。
有批评家问起我和八十年代的作家有什么不同，我想由于我出道比他们晚，选择的机会可能更多一些。八十年代早期的戏剧与伤痕文学有类似或相近之处，作家们在批判过去的十年。八十年代的中期以林兆华、高行健为代表的探索戏剧蔚为大观，他们热情地使用着刚刚从西方学来的手法，虽有套用之嫌，但不失真诚，他们着实让戏剧来了个改观，使舞台面貌摆脱了单一的写实格局。八十年代后期话剧开始衰落，商业化的冲击使戏剧贬值，剧作家们不知所措。到了九十年代初，所有作家都失语，几乎没有作品出来，在北京除了一两部歌颂北京一位市长的主旋律作品之外，我的作品就是在这样一个气候下问世的。我和他们的不同是在以悖论的眼光看待人的生存困境。
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注，八十年代的个别作家已开始了。但是他们还是以二元的观点来写戏，所以手法虽然有新意，但是思路和传统的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创作陷入困境也就不难解释了。只有超越了是非、道德的纠缠，我们才能俯瞰生活，才能谈表现人的生存困境。时下谈人的生存困境非常时髦，其实很多时候人遇到的只是一些困难，和人的生存困境根本挨不上边。人的生存困境首先是人类全体的。你那个村子里出了一个贪官，可他的村子里却有一个清官，甚至清得都累死了。而另外一个国家里可能没有这个官职，官员个人没有机会来证明自己是贪还是清。这些怎能说是人类的呢? 它只能是一种社会弊端。人的生存困境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在中世纪是宗教与科学的斗争，在今天是文明与自然的斗争。科学把文明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和自然发生了冲突，更和自然之子——人发生了冲突，人的困境就是文明病。所谓困境一定是两难的。你能想象倒退吗？“如果人没有了，会是什么样？”火力发电造成极大的污染，水利发电筑起的大坝给生态带来极大的破坏，核发电的隐患无穷。尽管如此人们依然以活一天算一天的精神使用着它，这只是人类遇到的麻烦之一。现代文明使世界充斥着人和人的排泄物，生理的，精神的，物理的，化学的，基因的，信息的，人的最大的困境就是人自身。从这个观点上说，把我归入后现代我不反对，后现代的祖宗是老子，是六祖。至今没有一部后现代作品比《道德经》、《六祖坛经》更智慧，更完美。人的困境必然在一种具体的处境中体现出来，在中国，就是一种庙会节日。有批评家用西方的狂欢来归纳我，我想意思差不多吧。义和团、大跃进、文革和全民经商都是如此，我对客观的感受就是如此，并非要追求一种什么狂欢体。狂欢的不是我，而是我眼里的世界。
有批评家问我的学承，我看的东西太杂，只好把大师们大致排个队，按他们的影响力是这样：大智慧的作家排在首位，他们是索福克勒斯、毕希纳、贝克特、迪伦马特、尤涅斯库、万比洛夫，他们相当于小说界的塞万提斯、卡夫卡、陀斯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布尔加科夫、略萨；排在第二位的是莎士比亚、莫里哀、斯特林堡、易卜生、契诃夫、田纳西•威廉斯、奥尼尔、皮兰•德娄、彼得•谢佛、阿瑟 •米勒，他们相当于小说界的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川端康成、福克纳、加谬、罗伯•格里耶、昆德拉、海勒。排这个座次是件得罪人的事，被落掉的更不在少数，好在他们都是外国人，有的又已经作古，想必不会跟我对簿公堂吧。在中国，对我影响最深的，可以说给了我生命的是老庄与禅，它让所有大师相形见绌，也使我不至于在大师堆里看花了眼。
来自唐曼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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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快递 : 老文：从《金陵十三钗》落选奥斯卡提名谈起
星期日 一月 29, 2012 1:38 pm
早些时候，一连串的视觉冲击使我不得不知道了这部新上市的影片《金陵十三钗》。老谋子执导，花了六个亿打造，获得美国佬的“金球奖”提名，等等。号称要冲击奥斯卡大奖。本来也应该，据介绍老张已经有好几部影片曾被奥斯卡提过名，确实也该图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只是现在尘埃落定，这部并非武侠的抗日题材影片到北美卖不出几张票，刚得到消息，奥斯卡也没让它入围，老张这回赌输了。
从《红高粱》开始，老谋子几部影片使我等眼前一亮，满以为中国要出电影大师了。但看过《一个也不能少》之后，我就听说他要转商业路线务虚不务实了，果然瞧见他开始拍宫廷兼武侠之荒诞片，也就没雅兴再去看，就连2008北京奥运那个开幕式也散发着荒诞气息，看得我直倒胃口。以我的理解，武侠片乃是初中生的乐趣，我读初中时就兴致勃勃读过能找到的所有武侠小说，至今还依稀记得《三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书名以及黄天霸、展昭之类人名。及至读高中，就再也没兴致看任何事关武侠的东西了，甭管书还是电影。尤其是，自《霍元甲》开始给“替天行道”的武侠们涂抹义和团色彩，此类故事忠君与“爱国”兼备，意淫韵味日渐浓郁，更显无聊。
只是我已经不大相信张艺谋还能拍出啥像样的影片，中国这套体制如鲁迅所言是一个染缸，就算天上的彩虹落入其中，出来只是一条黑纱；或如柏杨所言是个酱缸，无论何种金瓜银豆，浸泡过后都成咸菜疙瘩，不可能吃出咸味以外的任何味道的。故，这回只是从网络上看了严歌苓的小说，以及影片剧情的若干介绍，没打算进影院资助其票房。
阅读时脑子里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莫泊桑的小说《羊脂球》，还是在文革前读中学时阅读过。印象是在普法战争时期，一个丰满到性感而被唤作“羊脂球”的妓女，同一伙上流社会人物一样爱国，乘同一辆公共马车自敌占区遁往解放区，不幸在哨卡遭普鲁士军官拦下。那军官要睡“羊脂球”，被拒绝，于是他扣下马车不让过关卡。一连数日，上流社会人士们便合谋动员“羊脂球”顾全大局，献身这位色狼军官。“羊脂球”被说服了，陪军官睡了一夜，次日马车即被放行，过了关就要进入解放区明朗朗的天，各色人等便一起嘲弄这个妓女，以显示高雅爱国鄙视下流爱国之境界。莫泊桑给读者留下的是震撼，羊脂球并非民族英雄，她所救助的亦不过同一辆马车上的乘客。作品披露出的是人性中善与恶的尖锐碰撞，毫无疑问，我相信没有谁读过之后会同情那些上层乘客的。
我不敢断言严歌苓是否从《羊脂球》中获得灵感，拜读她的这篇小说可以嗅到一股《羊脂球》气息，却没有莫泊桑给予的震撼，大概是因为已经见识过《羊脂球》，且被解救者也大彻大悟，没什么反差了。严歌苓的小说作为对南京大屠杀的一种记述，无可厚非，文学本身就是对历史一个侧面有血有肉的故事陈述，求全责备很无聊。但老谋子从旮旯角里翻出这部小说耗巨资拍成商业大片，同样耗巨资大造其声势，绝对无聊透顶！拿南京大屠杀这样的血泪记忆做铺垫，去冲击票房、冲击奥斯卡大奖，老谋子的良知大概已经被名利吞噬的差不多了！
据我所知，天朝大国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影片足够多了，作为故事承载平台它简直可以同少林寺媲美。例如有人指责老谋子“雷同”的影片《南京！南京！》，之外还有《黄石的孩子》、《栖霞寺1937》、《东京审判》、《屠城血证》以及纪录片《拉贝日记》、《南京大屠杀》、《南京梦魇》、《南京》等等。这些影片都不似老谋子另辟蹊径，抓住“妓女抗日”做叙事主题，别的都作陪衬。恰如某些网民所指责、例如网民“祥和静心”在天涯社区帖子所言：“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军民，我们应该尊重和纪念，不应该拍那些胡编乱造的所谓《金陵十三钗》等爱国大片，来让子孙后代在那种过度渲染低级情色和血腥，在歪曲理解历史事实的电影中，去拍手喝彩，甚至期待得到什么外国的‘奥斯卡’！”
这都不是我想讨论的，我有感触的是影片所涉及的“抗日”主题。
百余年中国近代历史，唯一可圈可点的只有抗日战争。我对这场战争正面意义的认识不限于“战胜国”这顶帽子，而在于中国终于融入人类文明大潮，跻身于向民主坦途奔走之行列。不但加入反法西斯盟国，还作为联合国及《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起者，就连老毛及其共党，也曾高调主张民主、宪政，其调门之高不但当年压倒蒋记国民党，就连现在的权力也惶恐不安，乃至于笑蜀先生编辑的《历史的先声》也要禁掉，全然不顾那都是他们前辈的话语。尽管抗战时三千万军民牺牲的代价有令人心痛之感，但几千年专制阴霾开始散去，使民族子孙得以瞻望民主曙光也还值得。却不料曙光初现迅疾转化成乌云密布，储安平预言的“有与无”速胜“多与少”，“马克思加秦始皇”君临中华大地，抗战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换来史无前例的专制乃至独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终于彻底实现，抗战的一切牺牲全都白搭，成为逆向成果之代价了！
每读抗战之史料，我的心脏如同被一只大手紧攥，有时甚至不得不停下来，舒缓一下情绪，以免被这只无形的大手攥死。我不知道世上还有哪个“伟大国家”像中国这样“热闹”：外敌大举入侵之时竟有如此之多趁机发国难财的势力，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于是很理解张纯如女士自杀之举，只是我已饱经沧桑，苟且偷生久矣，绝没有她那样的勇气。所谓中华文化，爱之愈深，恨亦愈切。鲁迅说：“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州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鲁迅：《十四年的“读经“》）当属言之有据，尤其是官调“抗战中流砥柱”之论符合鲁老夫子的描述。
从我受教育以来，就只知道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万幸我们这代人的长辈们都是亲历过那场战争的，他们闲聊往事时便难免透露出些许真实来，像南京大屠杀，就是从隔壁陈阿婆的讲述中得知一些惨烈的情况。1966年趁了大串联之机我到南京，第一个去处便是雨花台。在那个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问工作人员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何在时，得到的回答是：“那是杀国民党的，你打听它干啥？”看着他森严的审视目光，我只能胆怯地逃避。十年后，我又到南京，这回问的是朋友的舅舅，自然和蔼得多：“据我所知，南京没有这样的地方。”直至1980年，最后一次到南京，心有不甘仍打探这样的纪念地，结果依旧。究竟何时南京才敢于纪念曾经的苦难？不得而知。改革开放以后，抗日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我们才知道有22次大会战，有正面战场，但权力仍强调《小兵张嘎》之类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循此旨意，在影视屏幕上我们瞧见连篇累牍的形象宣传，且不谈以潘汉年为代表的那些与日伪勾搭案例，历史考证实在拿不出多少共军抗日的真货，就得靠御用文人们杜撰各种抗日的文学性故事。极为不完全的统计如影视剧《八路军》、《新四军》、《临界二十日》、《白求恩》、《红灯记（新版）》、《非常出击》、《亮剑》、《嘎达梅林》、《上海迷雾》、《我的母亲赵一曼》、《为了胜利》、《小兵张嘎（新版）》、《铁血》、《常隆基》、《狼袭草原》、《神秘谷》、《桥隆飙》、《我的兄弟叫顺溜》等等，统称为“红色抗日片”。《共识网》前不久载了顾土先生的文章，称：“有近一个月时间，我每天晚上看到20几部抗日戏在同时播出。”尽管作者说“土匪抗日、伪军抗日、地主抗日成为热门，而国军的形象在抗日剧里也都改为正面”，其实都不过作为共党抗日戏之调料，作者也说是“与八路军同仇敌忾”的。
也正如作者所说，“电视剧在大陆的政治地位、社会影响力及在人们心目中的文化位置，都远超其他国家和港台地区。在这里，电视剧可以作为纪念日的献礼，可以当作文化思想的接受渠道，也可以被视为历史的再现，被多数人看作是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权力掌控此利器也就顺理成章。然而这种准予陪衬的宣传，较之过去那种经不起任何推敲的单调更圆滑更有效，只是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损害绝无任何改善，中国的左翼与日本右翼是沆瀣一气的，他们在致力于贬损中国抗战地位方面目标一致，老毛一而再再而三口无遮拦地“感谢日本侵略”并非无缘无故。
幸亏八十年代演绎过一阵“资产阶级自由化”，兼之前有周恩来提议，后有胡耀邦支持，一部史诗般的《血战台儿庄》喷薄而出，中国人得以从银幕上见识了真正的抗日战争。据介绍，广西电影制片厂特制录像带一卷，蒋经国先生看后感慨万千，随即开放老兵返乡，海峡两岸开始交流，此片居功至伟。但好景不常，“反自由化”歪风一刮，此类纪实影视片一律禁拍，直至十年后又拍《铁血昆仑关》，却遭禁映十余年，直至2009年12月，昆仑关战役七十年才开“首映式”。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认为：“主力会战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所以，必须永远把主力会战看作是战争的真正的重心。”因此，中国“抗日战争”之历史描述，必然要以22次会战为“真正的重心”才有可能成立，靠“平型关大捷”那种伏击一支小规模运输队、“百团大战”那种偷袭日寇局部后勤设施，乃至更多埋地雷、挖地道之类故事，“抗日战争”是不能成立的，充其量不过算作“抵抗运动”而已。读过《战争论》的老毛深明此意，所以才会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铭文中刻意不提“抗日战争”这回事，他的心里话是：“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蒋，日，我，三国志。”只因公开否定抗战必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如贪天功为己有更合算，这才有六十余年来中国式抗战表述。
正如前文不完全列举，不厌其烦地拿南京大屠杀作为抗战叙事，大抵是为了将中国的抗战史演绎成纯粹的悲情故事，显然符合权力一箭三雕的愿望，一则是可以佐证国民政府“消极抗日”，腐败无能；二则是可以调动现时民族主义情绪，符合“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之古训；三则是如此才能凸显只有“小兵张嘎”之类在救国救民。于是如老谋子等御用文人便有了甚明圣意之表现舞台，获名利双收之实际效益，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的抗日战争，真能振奋民族精神的“主力会战”并不缺乏，除了前述过的台儿庄战役、昆仑关攻坚战之外，还有鄂西、隋枣、上高等会战胜利、三次长沙大捷、驻印军及远征军的胜利、芷江大捷、卢汉所率第一方面军攻占北越、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收复桂省等符合大决战要素的胜仗。尤其是第三次长沙大捷，薛岳指挥的胜仗是在同盟国一系列惨败之时取得的，当年曾震惊世界，给反法西斯阵线以莫大鼓舞，包括罗斯福、丘吉尔在内的西方政要皆给予高度赞扬的，老谋子何以不以此为题材，筹集六个亿去重现它的历史性辉煌呢？难道发掘出虚构的“妓女保卫处女”故事更能体现抗战的历史意义么？
当然不是！我相信，即使良知未泯者有此愿望，权力也未必准许的，《铁血昆仑关》就是例子。中国作为二战“四大战胜国”之一，在世界二战史叙事平台上形象猥琐，甚至连那个投降纳粹、全靠盟军才得以解放的法国都不如，缘由仅仅在于以抗日为噱头、谋求“要百分之百的发展自己的力量”（毛语录）的势力掌控了话语权，几十年如一日抹煞抗日大决战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御用文人，或如鲁迅所说的“帮闲文人”，为了既得的乃至将得的一己私利摇唇鼓舌助纣为虐，已经并且继续糟践我们民族的文化，损害国家与民族的尊严，乐此不疲。几十年来中国的文化，只有大腕，不出大师已是不争的事实。似老谋子这等高举“妓女抗战”大旗跑到国际舞台上恣意挥舞，碰了一鼻子灰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历史绝不是只用简化汉字书写的，没几个正常人会欣赏这种病态文艺作品。
世界科学泰斗爱因斯坦在《文明与科学》一文中说：“要是没有这种自由，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和李斯特。人民群众就不会有像样的家庭生话，不会有铁路和无线电，不会有防治传染病的办法，不会有廉价书籍，不会有文化，不会有艺术的普遍享受。也就不会有把人从生产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苦役中解放出来的机器。要是没有这些自由，大多数人会过着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牛活，就像在古代亚洲的庞大专制帝国中所过的生活那样。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才能有所发明，并且创造出文化价值，使现代人生活得有意义。”
如今，“庞大专制帝国”演化成庞大专制共和国，尽管迫于世界历史潮流不得不放松了专制程度，但其秉性未变。仅就文化事业而言，我们听说了最新鲜的改革宣言，其实，那只是权力调整管制方式的另类说道。赵丹临终前著文《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本属金玉良言。然而邓公呵斥道：“赵丹临死放了一个屁，影响非常坏！”马克思早就明白无误地指出过：“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可是各种制度却比人更有力量。”可见，真欲发展中国的文化事业并不难，也无须什么高明的改革，废弃权力的管制它就会自然而然兴旺繁荣起来，必然会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只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权力并不想认真遵循他的教诲，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只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已。有此桎梏，中国的文化也就只能继续堕落成宣传噱头，替权力者们的既得利益粉饰，根本没指望成为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御用文人，在权力的指使与扶持下恣意作践我们的民族文化从秦始皇时代就开始了，近六十余年更是肆无忌惮、无孔不入。现在所谓“红色文化”，不过只是早已被别人废弃的苏俄品牌在中国贴牌加工而已，用来冒称“中国特色”实在是稍有廉耻之心便不敢拿出手的，也真难为他们居然能堂而皇之招摇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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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相轻，国人挥之不去的麦田怪圈
星期日 一月 29, 2012 1:20 pm
文人相轻，国人挥之不去的麦田怪圈
——看韩方掐架有感
解滨
新年伊始，网上无大事，大家都闲的无聊。天王巨星赵本山被踢出春晚，革命教授孔三妈骂人是狗，反美斗士司马南在美国被夹头，都没有让网民们high起来，大不了就是一点瞎起哄而已。 但最近几天有一件事确实让网民们high起来了，这就是这几天疯传的“2012年开年大戏”。
这场戏是这样开演的：本月15日，一位叫“麦田”的发表了一篇长文《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质疑韩寒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是因为其父韩仁均与考官李其纲是大学同学，而韩寒的成名作《三重门》是韩父代笔，韩寒2008年后的所有博文都是由枪手捉刀代笔，韩寒的形象是韩仁均和出版人路金波领导的一个团队打造出来的。换句话说，韩寒其实是一个虚伪的偶像，是一个团队包装出来的商业产品。
麦田的文章把韩寒推到放大镜之下，风口浪尖之上，很快就吸引几十万个点击，并被广泛转载。 竖日清晨韩寒发博文反击，悬赏2000万元悬赏任何捉刀代笔的证据。影坛巨星范冰冰则再添2000万元以表示对韩寒的支持。 在72小时内，打假天王方舟子加入到质疑韩寒的队伍之中，指责韩寒删除证据，缺乏诚意。麦田也发出第二篇文章，加强对韩寒的炮火，至此事态全面扩大。 18日下午，韩寒再发博文《正常文章一篇》，对麦田和方舟子予以犀利反击，并在博文结尾列出了欧阳梦粥统计
麦田博文篡改数据、马伯庸科普“阴谋论”、路金波分析代笔可能性、新概念大赛考官李其纲回忆韩寒写《杯中窥人》详情等文章链接，特别是韩寒车队队友王帆的博文，针对麦田给出的数据，详细解释了韩寒在比赛期间到底有没有空写文章。
18日晚，战情急剧扭转。麦田发文对韩寒、韩仁均、李其纲等人致歉，承认对韩寒的质疑证据不足，并承认其“不专业”，“可能产生了误导”。 数小时后韩寒表示接受麦田的道歉。麦田的突然道歉使方舟子十分尴尬。 韩寒在博文中一边表示接受麦田的道歉，一边调侃方舟子：“我比较担心方舟子老师。因为方舟子老师登台唱了几句，刚准备要唱高潮部分，被人切歌了。” 对此，见惯了大场面的方舟子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越战越勇，连发十几篇博文深入分析韩寒背后有团队为其代笔和策划的可能性。 韩寒第四次更新博文，不但狠狠地反击方舟子的质疑，还列举了其五宗罪，甚至痛批其文字是脏的：“您作为一个打假者，为什么要造假和传假？”
韩寒的《人造方舟子》一文，火力相当猛烈。 但国际知名打假勇士方舟子并非等闲之辈。此时此刻，方舟子几乎每几个小时更新一次微博，而其攻击韩寒的博文也越来越犀利。 “韩粉”和“方阵”之中本来有很多人同属双方阵营，但这一次他们反目成仇，同室操戈，大打出手，骂声震天。
中国的2012年网络大战开场了！
我费了两天的功夫，终于把双方的檄文读了一遍。 我的结论可用两个字概括：无聊！
这场网上掐架，既没有什么学术意义，也没有任何社会意义，更没有一点政治意义，纯粹是一帮文人墨客们吃饱饭没事干，搬弄是非。
麦田是谁？ 我不知道，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个人。 骂韩寒确实让他这个无名之辈出了大名。 这年头靠骂名人出名早就不是什么绝技了。靠骂名人打知名度，成名后再反戈一击，拨乱反正，将恶名洗白，这种把戏在中国的网络上不知上演了多少次。 方舟子这位网上巨侠岂能对此毫不知情？ 居然那边一有人骂韩寒，方巨侠立即跟风。我说老方你打假起码也要看清楚了再打。 就算韩寒有假，那麦田就没有假吗?
这年头中国的事情有几个不是假的？ 只有造假这件事是一点也不假的。 普通老百姓可以被蒙在鼓里，你一个国际知名的打假专业户难道对此基本国情也有所不知？
对，韩寒也许有可能是团队策划的产物。 韩寒的成名作也可能有点猫腻在里面。 So what! 那麦田靠骂韩寒打出知名度的那篇文章难道就不是团队策划的产物？ 我就不相信他一个人能够把那么多的信息如此严丝合缝地弄到一起。 你方舟子的很多打假文章不也是参考了你的粉丝在你的网站上发表的文章而写出来的吗？
没有你那个国际专业团队，你的打假工程至少要缩水四分之三。
是的，方舟子说韩寒的那些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你看韩寒的文章、作品和书籍，都是头头是道的。 但你一听他开口讲话，却很少听他说出什么惊人的话语来。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因为他的演讲能力很菜鸟。 但我也许会理解为他脑袋里空空如也。 假如他确实脑袋里空空，却能写出那样出色的文章和作品出来，确实有点邪门。 有人说韩寒是一个赛车手，有人说他是一个作家。但不管人们怎么说，人们有一个映像却是挥之不去的，这就是他韩寒是个high school sweet heart。 无论你方舟子怎么说，韩寒他那张脸不是假的吧，他那个发型不是假的吧，他的微笑不是假的吧，他是一个high school dropout，这该不是假的吧？ 这些就够了！ 即便他是个傻瓜，人们还是喜欢他，还是爱他，人们就是喜欢这个high school dropout，你能拿他咋地？
去年韩寒的“三论”（《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确实也让俺惊掉了下巴，笑掉了大牙。 但俺转而一想，他不就是个high school sweet heart吗？ 你也可以说他就是中国的Justin Bieber。 你老方跟他这么一个孩子较真，你不是吃饱饭撑的又是什么？ 歌手Justin Bieber 难道没有一个团队在精心包装他？
那个Hannah Montana小MM，连名字都是精心包装出来的，你要不要打她的假？ 你自己不靠你的团队作业，能有你的今天吗？ 设想某一天霍金突发威，要对Justin Bieber打假了，美国的老百姓会怎么想？
我说老方啊，你就连韩寒那个即兴作品《杯里窥人》里面说的是纸还是布，都要来个打假。 甚至细致到了调查当时扔进杯子里的是一张道林纸还是一张擦屁股纸的地步。 老方你有那个必要吗？ 你也太低估网民们的智商和情商了。要顶真起来，你这个生物学博士，数理基础还真有些不过硬，你也十几年没做过什么像样的科研了，谁也没跟你顶真过，你就别拿一个连高中文凭都没有的赛车手开涮了好不好？
叫我看，这个所谓的“2012年开年大戏”，还不如叫“2012麦田怪圈”更加贴切。 麦田，就是那个自称“本人从事IT行业，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靠文化吃饭，也不靠此文求名牟利”的一夜成名的混混。怪圈，就是那个中国的文人相轻的怪圈。
]中国的文人，向来可以根据其习性分为四大类：御用文人、穷酸文人、清高文人、厚黑文人。
自打盘古开天地，不管是哪一类文人，身上都多多少少散发着一种中国文人特有的酸臭或恶臭。国人都知道：同行是冤家。这个道理外国人也许不明白，但在中国却是天经地义的真理。 文人靠笔杆子吃饭，就会有竞争，在中国这种竞争的产物之一就是文人相轻。这既是古今文化界的顽疾，也是文人酸腐本质的体现。这个词语最早见于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理话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曹丕贵为天子，说这话是中肯的。古代文人相轻的例子不胜枚举。 南北朝时期的溫子升、邢邵和魏收被称为北地三才，都在当时的文学界大有名气，但三人互相看不起，常常指責對方。甚至为文风上的模仿或者辞句上的一点异议，例如，就为要说“偷”还是“作贼”，邢邵和魏收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历朝历代，文人们不论贵贱，大凡都跳不出相轻的怪圈。贵者如文豪班固，贱者如鲁迅笔下的文丐孔乙己，在穷愁潦倒性命难保之际，还不忘以自己知道“茴”的四种写法而小看别人。古往今来，文人互蔑而引发的纷争多如牛毛。宋代的司马光、王安石和苏东坡就互相倾轧了大半辈子，秦代的李斯甚至囚禁并逼死了老同学韩非。晚唐诗歌大家杜牧曾诋毁白居易元稹，李清照也曾攻击过苏轼等等。 鲁迅算是一个清高文人吧，笔下创造过阿Q、孔乙己那样的形象，但他自己同样跳不出那个怪圈。他和同是左翼文人的“四条汉子”（左翼文人阳翰笙、田汉、夏衍、周扬）似有不共戴天之仇。 毛泽东可以算是一个厚黑文人吧。 他得天下后，整死了多少个文人？ 就别提孔三妈了，他连文人都不是，最多只是个文痞。
方舟子在大众眼里本来不是一个文人，而是一位科学家。 但这次他是以“福建省高考语文第一名” 露面的，这就不能不让人对他刮目相看，重新认识了。既然你要当个文人了，就不免染上中国文化的痼疾，散发一点中国文化酱缸里的特殊酸臭。 谁要你不请自来，跳进那个大酱缸里的？ 退一万步，就算你成功地把韩寒变成一根酸菜了，叫你这么一搅和，你自己也变成那个大酱缸里面的一块臭豆腐干了。本来你老方也许是悬崖上的一座巨石的
算了，别折腾了。 这事不好玩。
原贴咖啡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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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柏梁教授研究生教材自学笔记——7
星期日 一月 29, 2012 10:56 am
人物性格化在剧本（戏曲文学）上的体现，在于台词唱词以及说明语等文字资料。
在传统戏里甚至于四句定场诗就简单明了地标出人物身份和性格。
剧本好坏，作者水平在体现人物性格也即如何性格化上就很容易看出高下。
至于，是否某人物非得说完全符合他或她身份性格的话语呢？
也还是有例外的。
这个例外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戏曲舞台上的丑角。
无丑不成戏，丑行还是戏曲最早出现的一个行当。
源于他承担了戏曲主要功能之一的讽喻。
东方朔就可以说是这一类人物的典型代表。
我在拙作《回长安》里也专门写了张野狐等两个宫廷丑角，让他们插科打诨发挥功能。
因为丑行行当的独特性，丑行演员经常可以有机会跳出脚色尽情地有机地发挥发挥。
比如昆曲《宦门子弟错立身》里有个家人，就时不时来上两句现代语言做旁白。
这在其他诸如电影电视剧里都是不可能想像的，但是舞台上的丑角就成。
前些日子，史依弘出演程派名剧锁麟囊，剧中有一个赵家的丫鬟，是丑角应工。上海京剧院虞伟扮演这个很重要的脚色。
他在剧中即兴发挥——你是演哪出红哪出（大意）——这已经不是单单在说薛湘灵了，而是直接在捧女主演。
本来，出格的台词却赢得了满堂彩。
二是大反串。
反串是梨园行传统。除开革命年代被淘汰，近期从新检起，尤其是国粹京剧，其他剧种也有比如越剧等。——顺便插一句，很可惜，自从汪秀英的十八扯之后，我就没听说过沪剧界曾经有这一类反串搞笑戏目，更别说新春传统的大反串了。
今年上海京剧院大反串剧目龙凤呈祥，场内笑声不断喜气洋洋——详见有关报道。
这里就说几个例子——
安平著名花脸扮演的第一个孙尚香，居然说新郎刘备怎么有点娘娘腔？
最搞笑最来劲最尽情发挥的要数小冬皇的贾化。
发光的玩具手枪作为准备冲出来杀刘备的随身武器；
突然，手机响了，贾化孙儿来电啦。
等办完事情后再回家米西——这又是日本话了。
这类插科打诨完全超越了人物性格，但是现场效果出奇地好。
因此，算是特例也是演员本身的即兴创作——此时文本和人物可以暂时脱开当时时代特性。
谁叫“上帝”喜欢呢。
喜气洋洋的新春佳节这一类反串剧目不仅展示了演员跨行当的演技，而且带来了特别的情趣，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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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柏梁教授研究生教材自学笔记——6
星期五 一月 27, 2012 2:42 pm
人物性格化和故事性相结合，是任何一种戏剧电影电视剧还有评话弹词等曲艺都必须要作到的要点。
谢教授书中以新亭泪、徐九经升官记、南唐遗事等作例子来说明。
有的看过有的没看过。
上次已经说了秋花丫头出口吐语不像小姐，作到了恰如其分。也正好露出破绽，让知府进一步逼迫春草。从而真正的小姐就登场了。
我想举的一个例子是我家乡的本土海派文化代表剧种的代表作之一：罗汉钱。
罗汉钱改编自山西著名的土豆派作家赵树理的小说登记。
关于其剧本改编效果演出成就以及拍摄戏曲电影的功效到下面专门谈及时再谈体会。
这里要讲的也是我在阅读时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的人物形象和唱词。
这部新戏是石派创始人石筱英建国以后第一次也是从此就转为老旦——沪剧里面也称做娘娘旦——的一出戏。
她在戏里扮演一个配角——专说媒拉纤的媒婆五婶。
老前辈不仅拿捏得当，完全克服了转型的思想疙瘩，呈现出作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适应脚色的功底和努力。
她本来演惯了正面人物，青年花旦，悲剧人物。
这一次要演一个反派，十分令人讨厌的媒婆——有点近似于沪剧老戏连环记里的那个走街串巷的卖婆。
该剧在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中获剧本奖、演出奖，演小飞娥、五婶的丁是娥、石筱英获演员一等奖。
可想而知，一个配角能和第一主人公小飞娥扮演者丁是娥一样获得演员一等奖，是多么地出彩。
五婶出场唱的是沪剧小调吴江歌。
相当于自报家门。
东院仔格五婶末就是俚格我啊
专门替人家媒人来格做啊，
只要媒礼送得多
东奔西走顶起劲
口吐莲花三寸仔格舌啦
骗得人家来相信里格我啊
啊——呜啊——呜啊
几句唱词就活脱拖地刻画出了一个游手好闲专门以保媒为生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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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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