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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千古不变的九大定律
星期二 二月 07, 2012 8:40 am
中国历史上千古不变的九大定律
--读透它就读透了人生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为什么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普希金的伟大，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他的那个《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那个丑陋的老太婆，最初只不过想要一个新木盆。第一个愿望被满足之后，第二个愿望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胃口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仍旧只有一只旧木盆。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这里所说的商鉴，究竟要我们鉴什么？
其一，一定不能有“第一次”。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双筷子或一只木盆。只是大坝一旦决了口，洪水便会一泻而下。看一看那些贪官，只要收了第一笔贿金，以后的事便不由他了。只是，人的意志力是多么薄弱。一旦坐上权力的交椅，有几个人能拒绝这第一次？
其二，整个过程是“进行性”的。“进行性”一词是我从医学书中借用来的。像癌症，就是进行性的。不断地发展，不会中止，也不会逆转，一直进行下去。殷纣王身边，虽有比干和萁子这样的贤臣，却无法劝阻他。依靠臣下的劝阻来制约至高的皇权，其有效性显然不足。所以，事态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其三，“其亡也忽焉”。
《左传，荘公十一年》：“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的“忽”字，意为迅速，突然。洪水溃堤，转瞬之间，一泻千里。
李自成打进北京，一生事业达到巅峰。由巅峰而至于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转瞬之间。殷纣王之后，两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陈胜、王莽、陈后主、隋炀帝、黄巢、朱温、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蒋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两个字，“殷鉴”。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起“其亡也忽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此，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黄炎培窑洞定律”。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杀文种的时候，勾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
有七种方法灭吴，应当很有智慧，却遭了勾践的毒手。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能够吟诵《大风歌》的汉高祖，也是小鸡肚肠。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夺得天下。原说是与韩信“共天下”的，后来非但不“共”，还要了韩信的命。倒是张良聪明绝顶，托言辟谷，躲到深山里去。刘邦一死，张良的辟谷秀也就谢了幕，照旧吃饭。说到杀功臣，狠毒莫过于朱元璋。当年帮他打天下，战将如林。后来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将领去带兵。幸好不是北边的蒙古人打过来，否则朱姓的江山，传到第二代也就败了。赵匡胤说，“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得了天下，却又睡不着觉，夜夜失眠，竟为何事？天下汹汹，想要南面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当年“黄袍加身，”不也是个野心家？如此说来，野心家就睡在我们的身边。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觉，搞得神经衰弱，以为真是狼来了，于是起了杀心。这是一种思维定势，世人无论是谁，只要坐（抢）到这个位置上，总会不由自已这样去想。原本抢来的东西，难保不被别个抢去。所以，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断重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文革时期，我是一个逍遥派，一个观棋不语的看客。看来看去，看得多了，心里就非常佩服范蠡这个人。那些造反派，开始时受压，可怜兮兮的。后来得势，内部就分为许多派别，彼此争斗不休。几乎没有例外，一旦外部的压力消除，内部立刻就分化。
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现在这些做生意的人，若是几个人合伙共同创业。开始的时候，兢兢业业，在艰苦环境中共同拚搏，尚能齐心协力。一旦家大业大，有了丰厚的利润，就会生出异心。彼此猜忌、龃龉，终至于分道扬镳。难道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但小人却更善于“包围”。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灭亡，国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史记》中有《佞辛传》，《汉书》中有《佞传》，《新唐书》及其以后的《宋史》、《元史》《辽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臣传》。臣在历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这就是包围定律。包围者不仅有臣小人，还有女人，像妲己、褒姒、以及文*中的白骨精。虽说“女色亡国”论是不对的，但坏女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将一块磁铁投入沙堆中，磁铁表面便会粘上些许铁屑，磁铁吸引铁屑，是因为存在磁场。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一个皇帝周围，有三宫六院，无数的宫女（唐朝后宫宫女最多时可达数万人），无数的太监，无数的虎贲勇士，还有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千军万马，铜墙铁壁，把一个“寡人”包围在当中。寡人心里高兴，就要走出去巡视。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间地头，也得不到真实。因为“下面”的人熟谙蒙骗之术。一切场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欢喜。
鲁迅先生认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围新论》，讲述“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我那时就很悲观，鲁迅也如范蠡一样，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后来听说瑞典首相出门不带警卫，上班乘公交车。心想，答案就在这里了，包围是可以打破的呀。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转录如下：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毛泽东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
古人治国，由大乱到大治。毛泽东治国则反其道而行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整个中国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热。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否与《敌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种契合？
千年大树，其里皆空。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历经几千年，早已完全腐朽了。
比较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大陆，自罗马帝国以后，列国争雄，就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总有打不完的战争。一个国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必须励精图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竞争。西方的政治、哲学，市场经济，都强调竞争。在他们的电影、游戏中，充斥着激烈的争斗场面。我国的历史与欧洲完全不同，自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年，几乎一直是一国独大的局面，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可以与这个中央帝国“度长絜大，比权量力”。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
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把他造成鞭炮，用于喜庆娱乐之中。西方人却把他造成武器，使人类的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
当今世界，美国人横行天下。是三次大战（两次热战一次冷战）造就了美国人之“横”。中国人讲究“中庸”，讲究“和为贵”，这是我们的哲学，我们的传统。热爱和平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条件是不会有别个打进来，亡了国。我不是法西斯式的好战分子，对于阶级斗争那一套更是深恶痛绝。但我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中华民族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克服我们千年之惰性，振奋民族精神，从容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和竞争。梁启超鼓吹《少年中国说》，“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霹雳之声，撼人心魄。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党（派）争”持续不断。
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刘李党争，宋有“元祐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崑党，清有帝党、后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
一部《红楼梦》，其隐含的意义，不是什么反封建。《红楼梦》用一个凄绝动人的爱情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特点。荣宁二府，是一个大的（宗族）家族。像一棵大树，有主干和旁枝。“亲不间疏，后不僭先。”有规有矩。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互相倚持，结为势力。更有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彼此回护。构成一个复杂的体系，盘根错节。只有明晰了其中的脉络，才算真正读懂了《红楼梦》。
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关系、乡党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徒）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帮会关系、同志（道）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无论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能见到中国人在忙着拉帮结派。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
现在说打贪官，须先搞清楚，贪官后面的保护伞有多大，前后左右铁杆关系有多硬。否则贪官打不到，反倒捅了个马蜂窝。
对于中国的朋党现象，自古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褒贬不一。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结党营私”。宋朝欧阳修却认为，“小人无朋（党），惟君子则有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对此十分忌讳，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其实大可不必。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公开承认，“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倒是日本人比我们痛快，他们的政党内部就分为不同的派别，公开活动，堂而皇之。这是日本国内政治的一大特点。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诗文写得极好，富有智慧，怎么也会犯一些不断被重复的简单的错误？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在农村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会念经；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经念歪。我以为后一种情形居多。吴思先生在其《血酬定律》一书中提到明朝官员的薪俸太低，其各项必要的支出加在一起高过俸禄的收入。吴先生认为，与其他各个朝代相比，明朝官员的俸禄是最低的。明朝官员俸禄虽低，尚有俸可领，而在王莽时期，官员们从朝廷中领不到钱，俸禄为零。
读史读到这里，觉得十分有趣。不给官员发薪，难道让他们去喝西北风？自古有喝西北风的老百姓，未见有喝西北风的官员。结果是王莽时期的官员却因零俸禄政策而大发其财。既然朝廷不给发薪，他们只好自行解决，正好有了借口，可以理直气壮，大肆搜刮。在我们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时，经常碰到的一种情形是，“两头热，中间凉。”中间热不起来，自有其道理。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每个人都努力要保持自己的生命。这“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本动力。Selfpreservation，一个很好的词，每个人都会Selfpreservation。我以为，既然每个人都会elfpreservation，官员们的Selfpreservation也是自然的，无可非议。为甚麽和尚要把经念歪？为甚麽中间热不起来？皆因为中间的官员们认为改革不利于他们的Selfpreservation。要Selfpreservation的官员去为供养他们的农民减轻负担，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在这个悖论中，最关键的是农民和官员之间的供养关系，假如去掉这种关系，悖论就不能成立。或者，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由中央财政给官员们以补偿，两方都不吃亏，“中间”也就没有道理再凉下去。
王安石的变法，十分缜密，像“青苗法”之类，仔细阅读其内容，确实为农民考虑得十分周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的殚精竭虑，最后却惹得民怨沸腾。是各级官员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脚，捣了鬼，把一件好事搅成一塌糊涂。吴思先生所说的“潜规则”，正是官员胥吏们的捣鬼之术。官员们捣鬼有术，他们不仅有“潜规则”，有时更是肆无忌惮，毫无规则，随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说，“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这里说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和尚要吃饭，一个是和尚会打伞，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和尚要吃饭是正常的，也是正当的，不给他们吃饭，或吃不到好饭，他们就会去“打伞”。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执行难”。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层官员手里，常常会走了样。批评者常常把矛头指向中下层官员。我以为虽然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根源却在上面。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在这个“路线图”中，必须把“和尚要吃饭问题”与“和尚会打伞问题”列入日程。不考虑并重视“和尚”问题，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楼阁。或者我们说，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尚”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
1856—1860年，太平军两次打破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取得大捷。有人说，虽然打了胜仗，但客观上却帮了清廷的忙。何以这样说？驻守江南、江北大营的是清廷“精锐”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绿营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八旗兵则更为腐败无能。两营溃败，湘军成为清廷主力，形势急转直下。
当年八旗兵入关，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只凶猛的老虎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如此熊样？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为什么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我以为原因有四：
一曰“骄”。八旗兵入关，满人成为统治阶级，拥有特权。八旗子弟一不务农，二不做工，对汉人有强烈的优越感。由“骄”而“横”，一些贵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权，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男霸女。红楼梦中的薛蟠，打死人命，抢了丫头，扬长而去。古代法律，不仅“刑不上大夫”，亦且“刑不上大夫之子”。
二曰“奢”。八旗兵入关，大肆掳掠。许多人在战争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西方人拥有了财富，会把他变为资本，不断增值。我们中国的富人比较缺少这种进取心，尤其是一些新贵，有一种暴发户心态，喜欢彼此攀比，讲排场，一掷千金。像“石崇与王恺争豪”这样的事，是一种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生于锦绣丛中的富家子弟，耳濡目染，他们的攀比和挥霍，更是青出于蓝。惟其如此，才有了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
三曰“淫”。古人告诫我们，“富贵不能淫。”此处“淫”字之义，乃是迷惑与放纵。之所以有这样的告诫，是因为富贵能迷惑人，使人放纵。通常我们说，饱暖思淫欲。或者像现在人们所说的，男人有钱就学坏。有钱会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欲望。外部世界又充满了各种诱惑。内部的欲望碰到外部的诱惑，两者一拍就合。已经成熟的男人尚且无法抵御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小孩子的自制力如何比得上男人？
四曰“逸”。“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话流传很广。好爸爸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帮我们进入好大学，帮我们安排好工作，帮我们步入上流社会，过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们失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一旦失去了好爸爸，美丽的象牙塔便会轰然倒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有了更多的富人，富人子弟如何承继父业，已成为一个问题。解决富家子弟问题，我们的学者开出药方来是四个字，“加强教育”。像美国人，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和自尊精神。据说他们那边百万富翁的孩子也会利用假期去打工挣钱。一些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麽教育问题，他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那样的社会，那样的传统，生出那样的孽障。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是一个社会问题。有晋人撰文说，某晋商家业兴盛达两百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定律。家业延续两百年，确实了不起。但两百年后又如何？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这个题目是我从一本题为《蒋党》的书中看来的。书中说，清末权臣袁世凯，为大清帝国送了终，人称“权大欺主”。蒋介石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其“御下之术”是，暗中支持和挑唆各个派别和山头（黄埔系、 cc系、政学系）相争，各派彼此争斗、钳制，需从蒋那里寻求支持，于是蒋超越各派之上成为无法撼动的最高领袖，云云。（早年读过的书，印象十分模糊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历史上“权大欺主”的事屡见不鲜。楚成王儿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王僚；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隋有杨广弑父杀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宋有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难”之变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着两种大搏弈。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皇储（太子）之间，另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权臣之间。皇帝和皇储，亲生骨肉，也会为了权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内，却会上演父（母）杀子，子弑父，或兄弟相残的惨剧。皇帝和权臣间更有说不尽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战”，君权和相权较力，外戚或宦官擅权，朝堂和皇宫从来都是权术和阴谋的演练场。皇储和权臣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人物。说他们危险是因为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君王权力的威胁，他们自身也因此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状况有时会演变成危机，甚至发生大的动乱。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我的专业是《园艺学》。我们有一个名词叫顶端优势。当一棵大树中心干上的分枝高过中心干时，其生长势会强於中心干，最终取而代之。取而代之，是因为“生长势”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终于成为“强枝弱干”。在帝国的朝堂上，当帝王与臣下“权势”的对比发生变化时，也会有“取而代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样，对优势地位的竞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的仪仗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羡慕的应当不止是这两人。人们常说，“打江山，坐江山。”何谓“坐”？“坐”就是享用。把一个大饼送给一个饥肠辘辘的穷汉，穷汉会“享用”赐给他的美食。一个皇帝，他所“享用”的并非一个大饼，皇帝打下了“江山”，他“享用”整个国家。无数美女，多少美丽与温柔，还有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这样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羡慕？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众生只不过是一群驯顺的绵羊，皇帝和官吏执长鞭鞭笞天下，他们是牧羊人。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象是一个金苹果，被众人抢来抢去。“高才捷足”者从血泊中抢到它，然后“坐天下”，享用整个国家。
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将其称为“拜权主义”。
人们常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人之欲望，难道仅仅只有食欲和性欲？**时期，我感受到人世间还有一种欲望，超越食欲和性欲。那样的饥渴，那样的迫不及待，那样的不顾一切，那样的不知羞耻，那样的不择手段，那样的心毒手狠，心心所念，只是为了权力，这就是“权欲”。人世间居然会有这种东西，如此强烈，令我惊奇，古代权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拜权主义”，两者叠加，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连续剧。
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左传》云“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这句话，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其主要特征是“一级压一级”，形成一种压力—稳定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取决于压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压力越大，权越重。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这种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这种铁腕和强“势”，在其后人那里却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像晋惠王这样昏聩的白痴，或像溥仪这样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强“势”荡然无存，于是出现“强枝弱干”，“权大欺主”，“取而代之”。
“权大欺主”是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
“毛”是个什么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么会是“毛”？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那时的人，他们“笈”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的天马，高远而神奇。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清泉汇集之处，是大海，激荡澎湃。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于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文革时期，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正在思索和撰写一篇真正具有“独立见解”，与别人观点完全不同的大块头文章。我问他，“林彪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所有人的思想，都要统一，最后只能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你现在不讲统一，反倒要独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如果说你写文章是要阐释某人的思想，那叫什么独立见解？”朋友甚感迷惑，终于没有写完他的“大块头”文章。
秦始皇时代，确实有过一些活的不耐烦的文人，他们执着于“自成一家”，不肯统一，后来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坑”的厉害，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林彪的话，含有某种哲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固执己见，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众说纷纭，岂不是乱了套？千人敲锣，一锤定音。没有这一锤定音，千面锣只会敲出杂沓之音。
我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於焚书。”说的就是这种“胡萝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
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毛”的还有其内因。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在我们中国不可以这样说。如果要用社会的良心去定义知识分子，中国文人的大多数都会被排除在外。许多人不喜欢“文人”这个词，甚至以为他是一个贬义词。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甚麽大区别。一样的有七情六欲，一样的要食人间烟火。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文人变“毛”的内因。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於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万人一律，没有哪个可以逃脱。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克、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潘长明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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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民间的剧作家
星期一 二月 06, 2012 4:15 pm
我和礼泉县剧作家蔺志顺认识几十年了，很喜欢他的“简单”，
但又尊敬他的不简单；同他说话不设防，可以随意开玩笑，直到要给
他出剧作选集了，才肃然起敬想对他说几句正经话，尽管时下休闲娱
乐风气甚浓，人们都迷惑在戏说调侃世俗生活中“正经”不起来。
人们都说蔺志顺“傻”，我以为这是以世俗思维理解他，还是居
高临下的调侃。作为肉身活着的蔺志顺，通过几十年的创作活动，用
自己的戏剧作品赢得普世价值受众群体的爱戴、追捧，成为一个肉身
却理性活着的蔺志顺、一个尽力为广大劳动者守护精神家园的蔺志顺。
他以戏剧文化方式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实际上肩负着“我为人人”
之精神健康、精神富有的志愿者使命！这样一来，蔺志顺“化”成了
社会的财富。
戏剧之根在民间。蔺志顺在民间畅游、在生活里滋润、在群众中
“活着”。他生长在戏剧之乡，幼小就骑在长辈的肩膀上看戏，上学
后在“先生爷”的影响下，开始学写剧本。写着、写着入了迷，给自
己写出了“经典性”的笑谈：新婚之夜构思戏，把亲爱的“凉”在一
边；耕耘自留地时构想戏，把化肥撒到别人地里。蔺志顺为写戏查生
字，把别人的一本《新华字典》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完了。人爱戏，
肯钻研，又有传统戏剧文化熏陶，焉能不出成绩。蔺志顺写戏写出了
自身价值，从农民身份转为文化馆创作干部。1996年3月，德国汉堡
皮影戏艺术家托梅·路易斯女士专程到礼泉县看蔺志顺创作的弦板腔
皮影戏《还账》，激动不已，要拥抱蔺志顺。2008年8月7日，陕西省
首届农民戏剧节礼泉县分会场演出了蔺志顺的《还账》、《赌棍杀娃》
、《田寡妇开店》、《老村官》4个小戏专场。2010年陕西省第二届
农民文化节，蔺志顺的《鸡村蛋事》获剧本一等奖，大戏《二十五孝》
获剧本二等奖。2011年，蔺志顺创作的小戏《铁公鸡拔毛》获陕西省
纪念建党90周年廉政文艺作品创作征集评奖活动剧本一等奖。随着他
的剧作通过演出和获奖，不断在社会上产生影响，也成了公众人物，
中央、省市新闻媒体连续宣传他，真是广播有声、报上有名。不难看
出，蔺志顺一步一步努力奋斗的成果——剧作带来的社会效应，把自
己连同自己的戏剧产品一并“销售”到社会上，有了公共使用价值，
因此上，蔺志顺是社会的财富。
不是谁都可以成为社会的财富，你可能是个“人才”，但你没有
进社会担当义务，或你只为“小众”服务，或你的索取比贡献多，或
你颠倒服务对象，首先以“人人为我”的原则来要求别人，这个社会
如何接纳你？！蔺志顺的创作历程没有出现这些私心、贪欲，没有一
般文人稍有成绩就矫情的、自我感觉良好的脱离社会、脱离群众的“
二般”情况。他几十年写过近百部大大小小的剧作，仅剧团（社）排
演他的戏就有几十个，如果他计较知识产权应有所得，也是笔不小的
收入，何况他的剧作公演后还养活了一些戏剧人。就拿他的代表作《
还账》来说，写的是一位县令对一个抛弃生母、不尽赡养义务的忤逆
子的教育过程。该剧取材于一则民间故事《还肉》，剧中人县令是大
丑，五斤是小丑，以“丑”审丑，当堂断案，用一场闹剧来表现和揭
示庄重严肃的母爱主题。劝善惩恶，激浊扬清。1995年1月5日，礼泉
县剧团在县东庄乡首演《还账》。该团在外县演出时，竟然把当地古
会中的“老婆会”给中断了。从此该剧成为保留剧目，不少剧团纷纷
排演。该剧演出场次之多、演出盛况之红火，可以说创下全国戏剧团
体的演出记录。一时好评如潮。评论说“《还账》将成为正世风的佳
作”。著名文艺家阎刚先生说蔺志顺写的戏“让人笑出敬重的泪水。”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曹伯庸给蔺志顺书题“魂系梨园求雅兴，道系柴门
逐俗声。”罗浑厚发表《金奖银奖不如群众夸奖，秦腔<还账>共演一
千余场》的长篇通讯，称赞蔺志顺是“非常人”干的“非常事”。
应该说，从事戏剧创作的人不少，但像蔺志顺这样把戏写成社会
的财富的剧作者并不多。蔺志顺在写作的同时还研究创作。我们从他
的《浅谈民间小戏的民俗特色及其他》一文总结的民间小戏的大众化
的民俗语言；充满民俗喜剧色彩的戏剧情节；民间艺术和民间艺人的
乐观主义精神等艺术特色，大概可以看出他戏剧创作取得成绩的一个
原因吧。当然，蔺志顺受其生活阅历、学识水平等局限，其剧作未必
达到多么了不起的艺术高度。我们这里肯定他剧作思想内容所坚持的
人民性和戏剧传播所坚持的民间性、群众性，是难能可贵的。
《蔺志顺剧作选集》共收录大小剧本27个，是作者从他自己所有
剧作中选出的。作为党领导的专业人民团体的陕西省戏剧家协会给一
位有成就的基层剧作家出剧作选集，是应该的，但也是不多的“礼遇”
。然而，假如蔺志顺能够享受更加优厚的政治、生活待遇，占有“近
水楼台先得月”的戏剧生产条件，是不是会有更大的作为？
（甄 亮）
来源陕西日报
备注：作者系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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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柏梁教授研究生教材自学笔记——12
星期日 二月 05, 2012 12:48 pm
状景抒情和诗情画意的统一 —— 这是绪论第三部分第二个小标题。
继续再来看看现代戏最辉煌阶段戏曲剧本中的状景抒情。
那是样板戏年代，完全是现代戏的鼎盛时期。
虽然数量不多，但普及面深入程度叹为观止。当然政治力量的控制是一个必然因素。
有人说整个样板戏戏曲留下来的是作曲的创新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像于会泳这样的音乐人才确实不可多得——不涉及政治站队。
但也不能抹煞文本的先导和基础作用。
一般的歌曲都是先有歌词然后有曲谱。何况整台大戏。
状景抒情，因为参与的剧作家绝对一流，因为千锤百炼，于是成为红色经典。
撇开高大全特别是对毛泽东高大全的描述，撇开故意拔高人物尤其是第一位正面英雄人物的那些字眼，从状景抒情这个角度来看文本。
相信，经历了那个时代的读者都非常熟悉。
正因为非常熟悉，现在把它们归纳到当代戏曲文学的位置上来从新阅读会更有体验。
智取威虎山，少剑波有一大段净场唱。——我最喜欢的一段男声样板戏唱段。
朔风吹
林涛吼
峡谷震荡
望飞雪
满天舞
巍巍丛山披银装
好一派北国风光
好诗好词！起兴好极！
下面我就从略了。
杜鹃山女主角也有一大段净场唱。
那就是著名的乱云飞——我最喜欢的一段样板戏女声唱。
乱云飞
松涛吼
群山奔踊
军情急
枪声响
团团烈火烧哇烧我心
虽然状景描写比上面那一段少些，可是起先十个字简直就不能更动一个字。
尤其是群山奔踊，写活了！
也十分贴切柯湘此时此刻的心情。
可以举出的例子多多，比如洪长青就义那一场戏里的大段唱，还有李勇奇的那段自己的亲人来到面前——内心活动非常好的咏叹调等等。
沙家浜里指导员郭建光那一段谭正岩在戏曲春晚上演唱的——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
芦花放稻花香岸柳成行
据说第二句经过反复推敲论证，确认时间季节都对头——把原先的改过来了。
这一段唱词文本高于沪剧原作。
月如银钩星似棋
山河如画多娇丽
虞山脚下稻初熟
阳澄湖里蟹正肥
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一个在清晨，一个在夜晚，这就有气势感受的莫大不同。第三第四句对得颇工，可是承接上面第二句的总括就有再推敲的必要。
说实话，我喜欢沪剧，听解洪元的这段唱远远早于谭正岩祖父谭元寿唱朝霞。
大学里的同宿舍同学还努力学过这一段月如银钩。
反过来，再举一个相反的例子，免得有人说我贬低沪剧。
也是沙家浜，被挤到第二主人公的阿庆嫂有一段净场唱——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
这一段唱远远不及剧中其他好些唱段普遍学唱。
不仅仅是曲调慢的缘故，也是唱词文本有的地方不够紧凑有的地方也不够舒展的原因。
相比较沪剧原先文本的状景抒情要相对好一些。
演活了阿庆嫂的丁是娥老前辈唱的是——
一场风潮心胆寒
眼看着乌云盖地白浪滔天
远望芦荡
烟雾弥漫
茫茫一片都不见
近看湖边
七尺芦苇
就剩了一个尖
我特别欣赏近看湖边这一整句。绝对不是务虚的唱句而是给人感觉是实打实的观感。
而且有远有近从远到近视角移动，观众听众好像也跟着移动身临其境和剧中脚色心心相印。
关于样板戏关于沪剧，谢教授这本研究生教材下面还有很多有关章节，到时再谈进一步的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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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的客厅”拆毁了，遥想当年……
星期日 二月 05, 2012 10:44 am
春节期间发生一件遗憾的事：北京东城北总布胡同三号，一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被开发商拆毁了。此举引发很多批评，网上一片哗然，政府部门不得不出来“打马虎眼”。原来这些“败家子”拆毁的是文物，民国时期著名才女和建筑学家林徽因的故居——“太太的客厅”。为了让大家了解“太太的客厅”的来历，这里略述某些史料与掌故，多少是遥想当年吧。
“太太的客厅”这个说法和冰心有关系。1933年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发表后人们认为是暗讽林徽因的。小说这样描写：
“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的春天下午，温煦而光明。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
“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需思索的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在这里，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向往的一切。”
小说写的确有所指，当时林徽因的客厅就是文人俱乐部，现在说的“沙龙”。常在这个俱乐部或沙龙出入的，主要是诗人、哲学家和文学教授；而这些人，很容易“对号入座”被指认为徐志摩、金岳霖等人。冰心与林徽因关系有点微妙，都是作家，彼此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就交往，但性格、为人和创作颇不相同。林徽因绝顶聪明，多才多艺，口快性子直，又是绝代美女，追求者甚多，到哪儿都是中心，难免“所有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批评家李健吾语）从冰心的小说看，也许以林徽因为模特，又略含讥讽，但说不上有多少恶意。倒是通过小说一宣扬，林徽因 “太太的客厅”更出名了，以致成为现代文学史上象征性的场景。当年北平的这种文艺沙龙式的场所并不仅有林家，朱光潜家的读诗会也甚有文名。文学史家研究当年的文坛状况，乃至文化生态，不由得会联想到“太太的客厅”。
林徽因
林徽因和梁思成考察古建筑。
撇开小说，看看当时位于北平东城的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太太的客厅”真实样貌吧。一个美国妇女、也是当年林徽因的“闺蜜“费慰梅（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夫人）这样回忆：
高高的墙里是一座封闭但宽敞的庭院，里面有个美丽的垂花门，一株海棠，两株马缨花。沿着院子，每一溜墙边一排平房罗列，屋顶铺灰瓦。平房与平房之间有走廊，方砖铺地，廊顶铺的也是灰瓦。房间面向院子的那面是大片大片的门窗，镶嵌着精致的木格子。格子里糊了或挂着漂白的薄纸，让阳光花花泼洒进来，而外人却看不见里面。院子的北面有一道中央门廊通往客厅，这个厅比别的房间大些，面南的方向，梁家把几个窗户宽阔的下层窗框上糊的纸，卸下，换成光溜溜的玻璃，这样视野范围扩大了些。大片玻璃窗将外面的花草风景延进屋里来，临冬时，寒冽冽的北京，又迎来一片温暖的阳光。每一片玻璃窗顶悬着一卷纸帘，晚上可以放下来，室内室外顿成两个天地。（《中国建筑之魂》第62页）
这个客厅，也兼作书房，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最重要的家庭空间。从现存的不多的照片来看，客厅布置得很优雅。林徽因喜爱梅花，客厅靠窗就有一个暗香浮动的角落，是她工作及冥想的地方。
北总布胡同三号
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已成废墟。
来拜访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朋友，都是文化界的名流，比如周培源夫妇、张奚若夫妇、陶孟和夫妇、钱端升夫妇、以及陈岱孙、金岳霖、叶公超、常书鸿、沈从文等人。这个客厅，确乎成了当时北平最著名的“文化沙龙”。我们已无从知晓这些文人名流常聚谈的内容与情景，那就不如回顾一下几位常客的个性风情，庶几可以见识这个沙龙的风貌吧。
先说金岳霖，哲学家、逻辑学家，湖南长沙人。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4年考取官费赴美留学，先后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先习商科，后转学政治。1926年金领衔创办清华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为人率真，兴趣广泛，冯友兰赞他天真烂漫，有雅人深致，晋人风流，是“现代嵇康”。他又是一位 “情圣”。据说他在外国有不少漂亮女友，其中一位还曾追随他来到中国，但是结识林徽因之后，就一心全向着林了。林徽因对金也有感情，但最终嫁给了梁启超之子梁思成，也是著名的建筑学家。金岳霖大失所望，此后终生不娶，“逐林而居”。林徽因还是当他朋友，这梁思成全然知道，并不多心厌烦，三人来往坦然。金岳霖后半生几乎成了林、梁的家人，他晚年就是和林、梁之子梁从诫一家同住的。特别有趣的是，关于金岳霖与林徽因的情感故事，是由梁思成晚年来讲述的：
我们住在总布胡同时，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1932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时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和丈夫，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是我也感谢徽因对我的信任和坦白。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怎么办？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相信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常去请教老金。甚至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了的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林洙《梁思成、林徽因和我》第238、239页）
青年金岳霖
再回到“太太的客厅”。说起来，金岳霖不能算是客人，因为他就住在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后院，与前院的梁家有门相通，有时林徽因的客厅沙龙活动也可能移师金岳霖后院举行：
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京派”作家沈从文也是“太太的客厅”一位常客。沈从文是“乡下人”，考写作才华攀援上流社会，他是通过胡适和徐志摩结交林徽因夫妇的。不过，《大公报》也是他们联手的原因。《大公报》的“副刊”原由清华大学的教授吴宓主编，学术性太重，不适合报纸读者，报社老板决定换由沈从文与杨振声主编，刊名改为《文艺副刊》。沈、杨网络京津作家，林徽因即在其中。改版后的《文艺副刊》第一期就刊发了林徽因小说《惟其是脆嫩》。为联络作者，定期有“聚餐会”，多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林徽因也是聚会的核心人物。后来副刊办得越来越火，成为当时最富盛名的文学性刊物，沈从文与林徽因也从约稿往来成为朋友。沈从文常有 “乡下人”的自卑，并不妨碍他将心扉向林徽因敞开。认真读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小说，会发现微妙的变化，都市知识者题材及人物增多，作品中总在苦苦探究生命、上帝、艺术、人类等话题。可以推想这些都与“太太的客厅”中的聚谈话题不无关系。沈从文其实很多情的。从沈从文《水云》看，这一时期他经历了“偶然”的女性带来的情感波折和苦恼，并从一种友谊的回声中证实生命的意义。在一大堆混乱的思考中，他“希望抓住理性的自己”，找一个“聪明的人”来帮忙整理一下自己。他就找到了林徽因，“我们太太”还“扮演”着倾听者、安抚者、甚至“心理专家”的角色。从林徽因给沈从文的回信看来，她对此有种深深的同情与理解，以自己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来宽慰烦恼的“沈二哥”，鼓励他把这些思考转移到创作上去。林徽因是善解人意的。对朋友的理解和劝慰，她会把捉对方的“精神脉络”，为别人设想，让人产生知己之感。
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
沈从文又把另一位更年轻的京派作家萧乾带入到“太太的客厅”中。
那是1933年11月，林徽因读了萧乾的小说《蚕》，觉得甚有味，便通过沈从文约请他来聚会。当时萧乾还是一名燕京大学学生。林见到萧乾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这给了年轻作家鼓励。后来，萧乾参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务，三天两头从天津到北平约稿，造访“太太的客厅”，听取林徽因的意见。林徽因大力支持《大公报》举办文艺奖，还亲自选编过一本《大公报小说选》。文学史通常把《大公报·文艺副刊》视作“京派”的主要“阵地”，那么，从林徽因与沈从文、萧乾等人的交往来看，也不妨将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客厅当作这个“阵地”的一个“后备所”。
在“太太的客厅”里常出入的，还有一对美国人，他们就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费慰梅（Wilma Fairbank）夫妇。
费正清
费正清那时致力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他1932年初来到中国，准备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中美贸易关系发展史”。他在北平的西总布胡同租了一座院子，迎来了新婚妻子费慰梅。住处相近，年龄相当，志趣相投，两对夫妇很快成了密友。此后他们的友谊长达几十年。抗战期间费正清主持在华的美国新闻处工作，五十到七十年代，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而费慰梅作为一个画家，也深受林徽因夫妇影响，对中国建筑及装饰艺术情有独钟，几十年后，凝聚了林徽因、梁思成夫妇毕生心血的插图本《中国建筑史》的英文版，正是她一手促成出版的。1935年圣诞费慰梅回美国之后，两人有十年没有见面，彼此有大量的书信，谈的多是家长里短的私房话。后来，林徽因得重病，在进手术室之前，还特别留恋地写信给费慰梅：“再见，最亲爱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闯进我的房间，带来一盆花和一大堆废话和笑声该有多好。”（1947年12月24日致费慰梅）这长达几十年的友谊，自然植根于当年的“太太的客厅”。
费正清夫妇与林徽因等在一起游玩。
费慰梅作为一个从美国来到中国的女性，对于一个从美国回到中国的女性，她更格外了解两种不同文化带给林徽因的困惑，体察她的苦衷。林徽因对这份友谊非常珍视，她说：
你们知道，我是在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双重文化的接触和活动对我是不可少的。在你们俩真正在（北总布胡同）三号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我总是觉得若有所失，缺了点什么，有一种精神上的贫乏需要营养，而你们的“蓝色书信”充分地补足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我在北京的朋友都比我年岁大，比我老成。他们提供不了多少乐趣，反而总是要从思成和我身上寻求灵感和某些新鲜东西。我常有枯竭之感。
费氏夫妇既是“太太的客厅”里的宾朋，更是客厅外的游伴。他们彼此带给了对方不同的视野，也带给精神上的抚慰。
（本文所引用材料和部分内容来自李宪瑜著《图本林徽因传》，该书系由我任总主编的“图本中国现代作家传”系列丛书之一种，近由长春出版社出版）
温儒敏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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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河专访：远行天涯的文学梦追寻
星期日 二月 05, 2012 9:38 am
陈河专访：远行天涯的文学梦追寻
江少川
《红杉林》，2011年冬季号
陈河，本名陈小卫，1958年11月生于浙江温州。1974年起在一家小纺织厂干活，76年底到部队当体育兵，在浙江省军区打篮球，打过专业篮球队，后来在温州汽车运输公司当过经理，曾担任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八十年代后期曾发表《奇迹》、《菲亚特》、《车站》、《布偶》等中短篇小说。1994年出国，先在阿尔巴尼亚居住5年，经营药品生意，时值阿尔巴尼亚局势频繁动乱，历经生死之考验。1999年移民加拿大，现定居多伦多。出国停笔十多年后，2006年重拾写作，有长篇小说《致命的远行》、《沙捞越战事》、《布偶》，及中短篇《去斯可比的路》、《女孩和三文鱼》、《西尼罗症》、《夜巡》、《无花果树下的欲望》、《黑白电影里的城市》、《我是一只小小鸟》、《信用河》，纪实文学《被绑架者说》等。短篇小说《夜巡》获得了首届咖啡馆短篇小说奖。2010年，中篇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获得了首届郁达夫小说奖。2011年，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获第二届“中山杯”华人华侨文学奖的主体最佳作品奖。小说《我是一只小小鸟》入选了《小说月报》第十四届百花奖。2011年3月，中央四台《华人世界》节目特别播出了陈河专访，称他是“死里逃生的华人作家”。
时间：2011年11月26、27日。
地点：厦门翔鹜国际大酒店A区6025房间 ， 厦门至泉州往返的行车途中。
采访对象：陈 河：著名旅加作家。（以下简称陈）
采 访者：江少川：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中文系主任。（以下简称江）
江：去年就准备在多伦多首届华裔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采访你，但错过了机会，没料到今天在厦门不期而遇，还住在一个房间，真乃巧合。近几年，你的小说接连获奖，《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荣获“郁达夫小说奖”，半月前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又获得第二届“中山杯”华人华侨文学奖主体最佳作品奖。这次你又作为嘉宾应邀参加了全国文代会，首先要祝贺你！
陈：谢谢！是的，这次作为文代会的特邀嘉宾，我参加了北京举行的全国文代会。今天下午刚到厦门。
江：这几天我在广州开会就得知你参加了北京全国文代会会。先从你的获奖小说《沙捞越战事》谈起吧，它描述了二战时期东南亚战场一段鲜为人知的域外华人抗战史，可谓一个具有震撼力的战争寓言，读者感到题材很新颖，你怎么会想到写这样一部作品，是什么触发了你的写作动机？
陈：说来也是偶然，一天晚上在家里看电视，看到二战期间温哥华的一位80来岁的华裔老兵谈当年参军的经历。当时的加拿大政府不给华人参军的权利，温哥华的一些华裔青年为了参军跑到兵源稀少的卡尔加里才得以入伍。那位老兵讲到当年他和一些伙伴被派到东南亚战场，作为特工人员被空降到沙捞越丛林与日本人战斗的事。华裔先辈在北美洲曾备受歧视，华裔后代为了加入加拿大国籍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去当兵，老兵回来后很受尊重，身份就不一样了。当时派到东南亚的老兵，有的培养去当特工，有的到东南亚丛林与日本人作战，看了这条新闻以后很受启发。我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开始在互联网上查找资料，慢慢厘清了这段尘封多年的历史，当时的136部队就是这样一支部队。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找到当年老兵的回忆录及大量历史资料进行研究，小说的历史背景是真实的。
江：我注意到：小说主要不是表现二战中马来西亚丛林的战争传奇，而是在写周天化这样的华裔后辈人在战争中的命运，写在战争中对人的思考。
陈：是的，我想表现的是人的生存在状况，如果只是叙述那些丛林里的传奇，或者将其写成血腥的战斗故事，那就意义不大了。我想赋予故事哲学的底蕴，写战斗不是主要的，主要写主人公的境遇，既写了他们的孤独无助，也表现他们的勇气。他们为什么去打仗？中国人不回本国，却又因为想获得他国的身份去打仗，实际上也很荒谬。我内心有一种预感，以后还会为那段历史写一部比较大的书。因为有很多素材还在我心里‘发酵’着。
江：《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大奖。这部中篇题材新异，在海外作家中没有人写过，你在阿尔巴尼亚做过生意，住过五年，小说中显然有你个人经历的痕迹，但又不是写传记，你有怎样的一种美学追求呢？
陈：我把这篇小说称之为“米拉”情结。这篇小说穿越时光的记忆，把七十年代在中国放映的阿尔巴尼亚黑白片电影《宁死不屈》的记忆与我在阿尔巴尼亚的亲身经历联系到一起。我那时还是个少年，记得那时的电影票是一毛二分钱，这部电影我看了8遍，记住了少女英雄米拉，那把吉他，还有片中的主题曲：“我们在春天里加入了游击队……”，米拉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当红明星。那一系列阿尔巴尼亚电影，都和我们早期的成长联系在一起。我在一九九四年五月离开了中国，前往阿尔巴尼亚经商。有一次我前往边境城市吉诺卡斯特去接一个货柜，发现这个古老的石头城堡是那么熟悉，好像在梦境里来过一样。在城门口一棵无花果树下面，我看到了一个少女的石头雕像。人们告诉我这个少女雕像的原型是一个女游击队员，她在二战时期被德国占领军吊死在这棵无花果树上。后来，新华社记者王洪起告诉我这个雕像就是电影《宁死不屈》里的米拉。在阿尔巴尼亚找到电影中的城市，在城市看到米拉的雕像时，当时我觉得非常激动，很震惊。耳边马上响起了那首动听的电影插曲，想不到我在一个距离祖国千万里之外的小城里找到了一段和青少年时期密切相关的历史记忆。这件事一直埋藏在我的心里。
江：莱辛早就说过：文学是时间的艺术。小说中的时间既是一种叙事形式，也是一种行为意识，同时它亦是一种诗学方式。记得萨特曾经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评价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小说，题目是《<喧嚣与骚动>：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看得出来，你的这篇小说在时间的穿越与设计上也是匠心独运的，是这样吗？
陈：在一篇创作谈中我写到：对于一个小说作者来说，时间有时会处于一种混沌的主观状态。已经发生过的历史有时会被复制，有时会重现，真实和虚构往往会混淆在一起。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时时刻刻》、《到灯塔去》，都是把不同的时间组合在一起。我喜欢小说中最动人的线索是时光流逝的美感，小说中有三个时间层面：现在进行的时间，70年代阿尔巴尼亚电影在中国流行的时间，40年代德国人占领下的时间，我想把这三个时间统一到小说中，找到一条打通时光的通道，而引领我最终穿越那条时间的隧道的 就是我内心的“模糊的光芒”。当我形成这样一种想法时，充满喜悦和激动。我终于把这条时间的隧道打通了。小说的主人公李松漫游在巴尔干半岛上，在一个小城遇上了革命起义，他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成了武装人员。事情的发展伴随着那个玫瑰色的“米拉”情结。最后，他被德国人逮捕了，像电影里的米拉一样关在那个古老的城堡里。我以为这样一个寓言式的经历正是人生最有意义的时刻。这个写法也是人生的荒谬的写法。
江：寻找到“模糊的光芒”，有茅塞顿开之感。我注意到你在《为何写作》一篇文章中说过：我必须去凝视自己内心的那一团‘模糊的光芒’，写出真正有含义的作品。这模糊的光芒是一种内核，它藏在作品的深层，没有这个核，一部小说就立不起来，里层就会空，这个核是小说作者非常可贵的追求与发现。
陈：我是在事情过了十多年之后才开始动笔写这个小说。我不是简单地复述这个故事，而是试图用复调的多重结构形式，以象征、暗示、荒诞等现代主义的手法，重建一个多维度的梦幻，让一段历史的记忆通过小说所打通的时光通道逼真地重现出来。”
江：你执着于小说创作，长、中、短篇多方出击，各有收获。短篇《夜巡》也值得一说，一个短篇居然放置了20年才见天日，又遇洪治纲慧眼识珠，并获得首届中国咖啡馆短篇小说奖，也算文坛佳话了。短篇《夜巡》是一篇耐人寻味的作品，在那个荒谬的年代，法律被遮蔽了，法制为特权所取代，通过夜闯民宅强行搜寻的的独特情节，反映了文革年代发生的蹊跷的人和事。
陈：说起这个短篇真还有点曲折，《夜巡》是我出国之前写的一个短篇，那段时间业余写作，常常熬夜，我自比为陕北高原种庄稼的老农，付出极大辛苦，收获却寥寥无几。那时发表的作品有点像挂在窑洞外墙上的老玉米，难成大气候。《夜巡》当时被退稿多次，最后压在箱底，二十年后才发表出来。你写出了好作品，总会有人发现、叫好，好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洪治纲看了我的短篇《夜巡》写了评论。人民文学发表后，上海文学又发了，2008年获首届中国咖啡馆短篇小说奖。
江：这几年，你的小说获得广泛好评，五年中出了四部长篇，这些作品中，你认为最有价值、自己最喜欢的小说是哪一部？
陈：到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长篇是《布偶》，它是我最好、最有价值的一部小说，王安忆、李敬泽、麦家等名家都作了推荐。
江：我认真阅读了《布偶》，我觉得这部小说调动了你青年时代生活的记忆，同时融入了你移居海外十多年的感受，可以说是你准备了大半生人生阅历的集大成之作。记得米兰·昆德拉谈到移民作家的艺术时曾说过：生命中数量相等的一大段时光对青年时代与对成年时代所具有的成分是不同的，如果说，成人时代对于生活以及对于创造都是最丰富的话，那么，潜意识、记忆力、语言等一切创造的基础则在很早就形成了。这部长篇的题材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你就写过一个短篇，为什么二十年后，又把它扩充为长篇呢？是年轻时的哪些人和事你忘不了？还是在你漂泊海外十多年以后对那段经历有了新的感悟与理解，请你谈谈这部长篇的写作？
陈：可以这样说，小说中有自己年轻时最早的记忆。我把自己这么多年的生命经验与想法都放进了《布偶》这部小说，到目前为止，还就是《布偶》一部。它对自己写作的意义，并不是简单的短篇改长篇。我写了这么多年，也许都是为写这部小说做准备。当初写它时，还是当兵刚回来，只是站在华侨群体的外面打量他们。事隔二十年，在外漂泊二十年，再看这个题材，感觉不一样了。纺织厂的年轻人莫丘与柯依丽，在短篇中只写他们是纯粹的爱慕，长篇中让他们一开始就发生了关系。莫丘后来被打成强奸犯，发配到遥远的青海服刑。一个人因为这样的事被判强奸罪，现在看来不可思议。我当时在一家单位的保卫科工作，生活中确曾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那时还由我经办，现在想起来就内心不舒服。“在那个年代，这就是件大事……”我把它写进小说，并安排小说中的女孩带着身孕去远方探望。柯依丽是我理想化的中心人物。
江：柯依丽最终没有见到莫丘，他们最后也没有见面。
陈：我无法想象，在小说中两个人见面，会是怎样的场景。小说不应该硬写，应该像卡尔维诺所说，在关键时刻轻逸地跳开。所以让这次见面成为一次误会，最终由于女孩死去，他们的结尾是悲剧性的。这部小说写作时间约有一年，小说中的结构、人物好像得到天助，写作过程中遇到困难，有时写不下去。2010年夏，我们一家到古巴的哈瓦那海边去旅游，吃饭时看旅游手册得知有一款很大的墓地，我们去参观，看到一个大理石雕，一个女子把孩子抱在怀里。她来自一个故事：1900年生孩子时死了，安葬后一年移葬时，发现那位母亲还把孩子抱在怀中，人们很感动，把她称为孕妇保护神，于是立下那块石雕以作纪念，后来许多女人前去朝拜。《布偶》的结尾搁浅后写不下去，看罢这座石雕的故事后豁然开朗，受到这个故事的启发，小说的结尾写的很顺畅，而原来设计的结尾平平，一直不满意。有时候我想，如果你用心做个事，神也会助你。
江：这几年你的作品如同井喷而出，人们以为你是出国后才开始创作的，一匹黑马冲出来了，须不知你在出国前就已经开始创作，并发表了不少作品，说说你出国前的经历吧。
陈：我是浙江温州人，年轻时在一家小纺织厂干活，76年底到部队当兵，在部队打篮球，退伍后分配到温州长途汽车运输公司工作，因为喜欢打篮球，曾参加温州市篮球队打球。我从小喜好文学。别人看小说看故事，我看了很感动，我的起步与普通文学青年差不多。我在这个单位呆了十几年，当过团委书记、党委书记。我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在浙江的《江南》杂志，记得是1986年，那年我27岁，那个中篇名为《菲亚特》，菲亚特是意大利的小型轿车名，是一种早期的私家车，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开放早，开这种车、用这种车，当时对老百姓造成很大的冲击，因为那个时候的老百姓对私家车很陌生、很恐惧。这篇小说1986年发表在《江南》杂志，那年我27岁，在浙江省有点名气。1994年，我开始了第一次远行，到阿尔巴尼亚。当时，我想出去走走，我老婆有个亲戚在阿尔巴尼亚做药材生意，我也想去试试，改变人生，有这个机会，也是下海吧。在欧洲拼打五年，白手起家，当时是背水一战，几乎停笔了，没有写作。《被绑架者说》写的就是那一段生活。1999年，我去加拿大。记得我一家三口到加拿大后，没有一个熟人，完全是陌生的国度，这又是一番新的苦战。我继续做贸易，在多伦多有点中文环境，又感受到中文气息，又重新开始写作，而在欧洲感受不到，没有写作欲望。《被绑架者说》发表后，反响不俗，影响蛮好。这部作品受关注，因为它不是写一个故事，它让读者知道了我，也重新激发起我写作的信心。以后的写作很顺利，此后我发表了《布偶》等有十多个中短篇。
江：你称自己是一个高级的文学爱好者，是伪装成商人的作家。请你谈谈你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是怎样起步写小说的呢？
陈：我当过书记、经理。但是我知道，我骨子里是个书生。我是从热爱文学起步的。小时候，阅读是我最大的娱乐，前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果戈理、屠格涅夫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是在文革前及文革中读的，印象很深。从部队转业回来，我读了许多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如福克纳、海明威，马尔克斯等人小说。如《美国短篇小说选》中的小说我读的很认真，索尔·贝娄、辛格的小说我都很喜欢。辛格的《市场街的斯宾诺莎》、索尔·贝娄的《寻找格林先生》给我印象很深，贝娄的这篇小说里没有什么情节，找格林也没有找到，但是小说里面藏有深层的东西，而不是停留在表面。有象征、隐喻在里面。最近我重读纳博科夫的作品，看得眼花缭乱，这老头子很了不起。他的长篇都不很长。西方的经典作家的作品，我反复读，如伍尔芙、卡夫卡等人的小说。
江：在当今资讯、网络发达的今天、年轻人或与读书渐行渐远，或读书赶时髦，追时尚，作为一个作家，请你以自己的切身经验、体会与文学青年、当代大学生谈谈读书的重要性，应当如何读书？
陈：对一个作家来说，阅读很重要，经典要认真读，反复读，要读原著。读书要讲究方法、方式。读书并非越多越好，读书要有选择。记得福克纳说过，写完《喧嚣与骚动》后，再也不看书了，留下的任务是消化、咀嚼，反刍。这句话让我震惊。这样说不是不读书，而是要选择，读得精。我读书有兴趣，就找来看，一本书有那么一两点值得看，就好。我到河南，看甲骨文很好奇，每天都看一看。
现在有的作者，没有做好写小说的准备，有的只是在讲故事。看了杂志上的几篇作品就写小说，而没有深厚的文学积累，读书少，尤其是没有读经典，那是难以成功的。读书学艺学歪了也不好。
江：你的奇特经历也是大家感兴趣的，现在学界对移民文学有所谓“离散”、“飞散”、“流散”写作等提法，而对作家而言，就是漂泊、移居，远行，请你就移民作家离开本土，远行海外与创作的关系谈谈自己的体会与感受。
陈：有作家做过研究，许多作家都有远行的经历，如纳博科夫、库切、贡布罗维奇等。远行对作家是有好处的，出国以后，回头看，有距离感，以前看不明白的，现在容易看明白。人的经历很重要。我现在的写作状态得益于我这些年远离故土栖身异乡。远行漫游对于一个文人是件非常重要必要的事，古代的文人墨客无一不是流落天涯的。古人云：读万卷书，还要走万里路，真乃千古名言。更重要的自然是人的感受、人的感悟，还有把它转化为语言文字的能力。最主要的当然还是勤奋、执着。天才就是执着，做其他事，我没有耐心，会烦，但写作我不会烦，一星期写不出字我也不会烦，写作是要有耐心的。
江：你现在已经把贸易生意停下了，完全投身于写作，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陈：在加拿大我一边做贸易，一边写作，今年（2011年）我的贸易生意完全停下了，我自由了，让自己生活的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了。我觉得我现在能够写，把自己的经历，自己所要表现的东西写出来，说实话比做生意有价值一些。不缺钱，就可以做想做的事情。自己虽然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经商，但并不感觉自己是位好商人，我依然是读书人，或者说是伪装成商人的作家。创作需要安静的环境和平和的心态，现在一听到顾客按门铃我就感觉很烦。我不是数钱就快乐的人，早晚要回归写作。在家里面，有一种很安静的感觉，每天在家里面慢慢写。又没有别人给你压力，不是想跟人家比什么东西，反而自己的心态会比较安静。如果真要把写作这件事做好，我想把它当成专业工作。早年前未出国前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经常熬夜苦不堪言，虽然付出极大辛苦，可收获甚微。
江：你对小说创作的追求是什么？你如何理解小说写作？
陈：一本好书放在桌子上，它会跳起来。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第一要让人看下去，产生阅读快感，文学有娱乐的功能，要让人读起来舒服，享受。但文学不能仅仅满足于讲故事，它的背后要有更深层次的东西，有某种哲学的思考，要赋予故事以哲学底蕴。我不喜欢赶时髦，一阵子出了什么样的作品，大家都赶潮流，趋之若鹜。写作品一定要有新意，要有哲学的思想，我对自己有要求，要对得住自己，不能损坏名声，对读者要尊敬。写个好的作品不容易，前些时，构思一个中篇，两个多月写不出来，后来写成一个短篇。《沙捞越战事》里面有好多的象征，它写了种族的冲突，文化的冲突，而且最重要的表现了人类的一种勇气，有一些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在里面，表现人面临一种选择时候的一种困惑，他只能去承担这种责任，去表现一个人最根本的内心思想。
江：你心中有什么目标吗？
陈：我也没什么特别的目标想成为什么，说实话写作是为自己写作，为自己的内心写作。
江：有人认为，你的小说追求大气，有大家手笔，你认为是这样吗？
陈：写小说，要有对小说的虔诚之心、敬畏之心。
江：说说你是新作品。
陈：我的一部新作又与马来亚丛林发生关系，这是一部非虚构小说，名为《米罗山营地》，写在马来西亚中部的高山，马来西亚共产党游击队与英国人联手建立的一个基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这里面同样有国民党特工，有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还有英国军队。最重要还有一条线，就是马来亚医生卡迪卡素，她在怡保这个地方给马共游击队员治病，被敌人抓去受尽折磨，后来死在英国，临死前写了一部书叫《NO DARM OF MERCY》(绝不怜悯)。这个卡迪卡素很了不起，她的身上充满人道主义精神与勇气，可惜中国人一点儿不知道她。写《米罗山营地》，中英文资料堆了一米多高。
江：你并非科班出身，也没有海外留学背景，却写出了很有影响的作品，而且可以阅读英文原著，的确令人钦佩，你的英语是在学校学的吗？
陈：有人曾问我毕业于哪所大学，我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他们很惊讶：说那是日本著名的高等学府呀。其实我在开玩笑，意思是自己上的是田野学校，并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我的英语是到欧洲后自学的，我自学了新概念英语，经过四年的英语学习，我除了在生活中应用自如以外，还可以读英文书籍。
江：你对海外华文文学有何看法？有人说：新移民文学的辉煌、热闹总是在第一代，第二代很难有继承，人们担心，新移民文学怎么发展呢？
陈：这个不用担心，不断有新的移民到海外，只要有新的移民。就会有移民文学存在。海外文学目前面临两个问题，一个就是需要读者，海外华文文学在海外没有那么多读者。二就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文化市场非常的大，海外作家应该有一个信心，可以进入国内的市场，比如严歌苓就做得很好，她的作品受到国内观众喜爱，并在国内已经具备相当的名气。要解决以上两个问题，首先是作家要有与国内作家一比高低的信息，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业余的，也是有体验的专业创作。此外作者本身专业功底也很重要。对我自己而言，在国外有利于写作，能远离各种喧嚣，只按自己的冲动来写，感觉真好！
江：谈谈你的写作计划？
陈：我青年时代在温州一个汽车公司工作，我了解到很多那个公司里档案方面的事情，如生活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在、70年代那些年代的一些人，那个单位里面非常复杂，很多人的命运与事情我都藏在心里面，这些早期的记忆与你做社会调查不一样，记忆随时会复活、浮现，我可能会去写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开始，有可能。
江：这次厦门相遇也是一种缘分，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陈：谢谢江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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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佳节春灯谜——以京剧演员为谜底
星期六 二月 04, 2012 4:26 pm
元宵佳节春灯谜——以京剧演员为谜底
1，诗坛李白第一人
2，拗相公唱大江东去
3，庆贺大满贯
4，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5，阿Q死而无憾
6，力拔山兮气盖世 白头格
7，他神情不阴又不阳 ——借用样板戏唱词一句做谜面
8，伏路把关饶子敬 打京剧演员二 ——谜面出自三国演义
9，只见他明眸含星电
只见他浩气迫寒烟
白头格 ——谜面出自玉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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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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