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力追师弟，老夫如少年。
新冰封北海，古木插胡天。
有雪阶梯滑，偷闲话语绵。
围城忽然下，相看两欢颜。

冰封成新陆，北海失波澜。
树空山寂寂，风定雪漫漫。
携手石阶上，并肩粉堞前。
恐被神仙羡，不敢久流连。

在中国崇尚权威的文化氛围中，名人名言占的地位是很重的，很多名家说的话，往往被人民当成指导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不二准则，但这些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名言中，也有一些话被人刻意或无知地曲解，背离了话语者本身的意旨与初衷，迷惑了天下万千受众。影不才，试举数例解析一二，以还世情真相与大众……好了我再文诌诌地说话大家估计要扔鸡蛋，虚荣心也满足了，下面开始举例开讲。


　1、以德报怨


　　原句："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论语 宪问》


　　以德抱怨，是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了，人们通常理解的"以德报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孔老夫子教我们，别人欺负你了，你要忍，被打碎牙齿也要往肚子里吞，别人来欺负你，你反而应该对他更好，要用你的爱心去感化他，用你的胸怀去感动他。这就让人感觉很有点肃然了。想想看，如果我一巴掌呼过去那个被打的人还笑笑说打得好啊，你越打我我就要对你越好 ……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感动到傻眼，这多好一孩子，多伟大的情操啊……


　　但事实上，我们根本曲解了孔子的原意，我当初，也万万没想到原来在孔子这句"以德报怨"的后边还跟着另外一段话，什么话呢？子曰："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看完以后，幡然醒悟，原来我们都被某个断章取义的孔子 FANS给玩了一把！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孔子的一个弟子问他说：师傅，别人打我了，我不打他，我反而要对他好，用我的道德和教养羞死他，让他悔悟，好不好？孔子就说了，你以德抱怨，那"何以报德？"别人以德来待你的时候，你才需要以德来回报别人。可是现在别人打了你，你就应该 "以直抱怨"，拿起板砖飞他！看！就因为被人故意省略了一句话，刚烈如火的孔老夫子一下就被扭曲成了现在这个温婉的受气包形象。


　　与西方文化相比，东方文明一向被认为是谦逊坚忍的，同样是被人欺负，西方的带头大哥耶稣在圣经里就叫嚣要：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小弟们！别人瞪了你一眼，你就要瞪回去，别人咬了你一口，你就要咬回来！而东方呢？佛家的精神领袖释迦牟尼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而且他可不是说说而已的，大鹰来欺负他，要吃他的肉，他也真从自己身上一刀刀帮大鹰割下肉来，这就伟大得有点近乎 BT了。说完了国外的几位大领导，再回到中国，孔老宗师的这句话为什么会被别人有意地曲解呢？根源还是当时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他们的心思，无外乎就是要信仰孔子的万千民众成为"以德报怨"的顺民，只有"以德报怨 "的民众，才会老老实实地服从他们的剥削和压迫。我们再来看看影响吧，孔老先生这句被曲解了的"以德报怨"，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的压迫作用，可真是大到了天上。皇帝残暴，我们要"以德报怨" ，地主剥削，我们要"以德报怨"，八国联军都打到北京了，还是要"以德抱怨"，要卑躬屈膝，要割地称臣，要想尽一切办法彰现自己的"德 "，要"量中华之物力，结大国之欢心"……就是没想过反抗。试想，如果中国的文化里，没有这种把正确的思想东篡西改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恶习，如果孔子这句原话没有被刻意地曲解成这样子，我们中国人会养成这样一种懦弱的思维惯性吗？有人说西方人的骨子里本性是狼性，而东方人的骨子里的本性是羊性，这里如月影倒想问问了，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变成了这样？如果我们从古以来信奉的是西方那种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训诫，近代史上的中国，会给世界留下那么一个任人鱼肉的印象吗？


　　以德报怨。


　　原句：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歪曲程度：8


　 反面影响：9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原句：。"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秦伯》


　　 又是孔老先生的话，小小景仰一下下先。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说，国家统治人民，指使驱赶他们去做事就行了，不要让他们明白他们在做什么。这句话在现在看来，绝对很明显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几千年来一直在玩弄的愚民权术，小老百姓嘛，让他们知道那么多干什么？最好都是昏昏噩噩，只知道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庸庸碌碌一辈子，这句训诫不可谓不恶毒，它被千百年来中国的大小封建统治者奉为至宝，抹杀了多少真理与人民的创造性，但同时，我们的问题就来了，这样的一条愚民之术，真是孔子这位致力于教化人民的教育家的本意吗？


　我们知道，在春秋时代的文章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后人要研读那时侯的文章，便要再经过一个 "句断"的过程，即是根据上下文意思自己在句子的适当地方加上标点和停顿，这样才能得出一句句意通顺而连贯的话。在这里插一句，孔子的文章为什么被后人引用得非常多呢？这其一当然是孔子本身的名望使然，其二，则是因为他的语录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一来，后来的人无论是谁，抱着什么目的，都可以从孔子的话中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相关部分，再加以自己个人倾向的理解和句断，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方说现在这句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前文来看，我们孔老先生前边一直在讨论诗礼乐这三种东东的教育问题，可怎么后边一下子就变成去教帝王权术的训诫了呢？原来，这又是后人别有用心地断章取义，刻意在句子的中间用一个不恰当的"句断" 使这句话产生了歧义的缘故。我们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很容易就能得出这句话正确的分句方法："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的整句话就是说，诗、礼、乐这三样东西是教育民众的基础，一定要抓好，如果人民掌握了诗礼乐，好，让他们自由发挥，如果人民还玩不来这些东东，我们就要去教化他们，让他们知道和明白这些东西。 "你看，这才是"有教无类"的大教育家孔老先生的本意嘛。好好的一句话，硬是被那些别有用心的混蛋生生地坳成了孔子要愚弄人民，要阻挠人民知书答理寻求知识的愚民之术。真不知道那些曲解这话的NB怎么想的，你要说这种 P话是教育家孔子说出来的，谁信啊？都把人民当****来忽悠了？


　 有人说古时候的中国人民是不幸的，即便是在物质丰富的盛世，他们的精神世界也贫乏得可怜，到了中近代，西方的思想领域渐渐迎来了文艺复兴，迎来了民主共和，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推动世界的发明进步与思想启蒙，而聪明的中华民族呢？在更早的时候他们就有了伟大的四大发明，走在了世界的前边，可为什么就是这么好的基础，到了近代我们反而远远于西方这些小字辈的民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多恶毒的训诫啊！它象一条张开血盆大口的大蛇，狠狠地缠在中华民族的身上，泯灭了多少先进的思维火花，束缚了多少应有所作为的苗子。但反过来看看，故意曲解这句话的封建统治者固然可恨，但我们能完全把责任都推到他们身上吗？这本身就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就没想想，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一个用一生置身于教化天下民众的孔子，又怎么会说出 "民不可使知之"的蠢话来？更可笑的是，这句话我们竟然就这样相信了几千年膜拜了几千年，这最后该伤心的，是孔老先生呢？还是我们呢？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原句："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歪曲程度：7


　　反面影响：9


　　3、无毒不丈夫


　　原句：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民间谚语联对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句话绝对是中国众多以讹传讹的话中最搞笑的一个例子之一，就算是刚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初中生，也能轻易看出这其中的不妥之处，首先，这无毒不丈夫，就跟我们认识的古人崇尚的价值观念大大背离了，大丈夫，自然是说那些坦坦荡荡胸怀宽广的男人，什么时候恶毒阴损，暗箭伤人这种前缀也能放在前边来形容大丈夫了？


　 原来，这句来自民间的谚语本来应该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句子，里边充分运用了对仗。显示出了一份阳刚有力的气魄，一个胸怀坦荡的男人形象就跃然于纸上，可惜劳动人民口耳相传的这一句话，到了朝廷上那些所谓的学高八斗的"君子 "嘴里就变了个味。为什么呢？这要从古时候文人的习性说起，在这副对联式的谚语里，"度"为仄声字，犯了孤平，念着别扭，很容易读为平声字"毒" ，那些对音律美感要求甚高的学者们某天吃饱了没事儿干，便发挥他们的专长自做主张，把这句改为"无毒不丈夫"了，于是这句话，终于成了典型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例句，成了迂腐文人的笔下的又一个牺牲品， "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原话里一个君子对一个丈夫，一个度对另一个量，本来是很完美的一个句子，可经过上千年的以讹传讹，竟成了"无毒不丈夫"这句现在我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这句话的整个演变过程，我宁可相信是无意的，否则也太缺德了，这不故意往咱男人身上抹黑么？但就是这无意的一个讹传，却也给我们带来了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先入为主，潜移默化。无毒不丈夫，我们天天在耳濡目染这个被篡改了的男人形象之际，心里的价值观人生观，难免也会受到些不良影响，天天看着电视里奸人怂恿主角干坏事的时候都用这句："干吧！无毒不丈夫！ "然后主角想想也对，于是五指并拢手掌上举，狠狠地做一个切的动作："无毒不丈夫，干！"你能说同样作为一个男人，这东西看久了你的思维能不收到一丁点儿的影响么？关于这种语言的影响力量，我再举个例子，比如隔壁顶撞了我一下，这时候我朋友张三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大如啊你是个男人，就别跟他一般计较了。"张三这样说，我这个大丈夫当然再拉不下面子去计较这种小事，可如果另一种情况，张三来和我这么说："这老话怎么说的？无毒不丈夫！大如，你是男人，不能怂啊！给你刀，去做了他！ " 看看，我听到他这话，除了接过刀速度冲出去乱砍以证明自己是个男人之外，还真没什么好办法，你说对不对？


　　无毒不丈夫


　　原句：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


　　歪曲程度：9


　　反面影响：5


　 4、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原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


　　现今女权主义抬头，孔老夫子的这一句话便立时变成了女权精英批判者们群起而攻之的绝好靶子，看看，这就是你们中国男人歧视咱女性的最初起源，孔夫子这老混蛋啊！害我们女性被压迫了几千年啊几千年，好不容易翻身做主人哪，我们要顶上半边天再抢他们的半边~~天！一时间，群情激愤，凶狠异常，热闹非凡。但各位姐姐们阿姨们姑奶奶们，且听如月影说两句话，你们把这罪过都推到孔老人家身上，却是大大地冤枉了他了。


　　先根据当年老孔的处境，提出一个疑问："孔老先生当时，为什么要说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样的话？任何人说话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当然，除了疯子，而我们的孔老先生应该不是疯子吧？而且这位孔老先生受《诗经》的影响很深，他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他认为《诗经》是一部伟大的著作，而我们再来看看这部孔子都很推崇的巨著，里边倒有很大一部分歌颂了女子的活泼美丽，大方善良，歌颂了当时男女平等的浪漫爱情氛围，事实也是这样，在春秋时代，男女间是相当平等的，而孔夫子本人更是曾反复多次以诗经里的"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来表达了自己对婚姻和女子的平等看待观点。所以，说孔子歧视妇女，不仅和孔子的思想不符，更与当时的民间社会整个大环境对不上号，因此这个说法，实在是大大地有待商榷。


　　所以我们就要看看，孔子当初是在什么一种环境下说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的？这话又是对谁说的？他一宗师级别的身份，不可能在路边想着想着突然心情烦躁就开骂一八杆子打不着的妇女同志吧？在《史记•孔子世家》里，提到了孔子之前的卫国之行，孔子 "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于是丑之，去卫。"我来大致翻译一下这段话，当代全国教育劳模孔老先生受卫国国君的邀请，来到了卫国参观学习休养，但在这期间，孔老先生突然发现自己被涮了，人家根本是拿他的身份来炫耀自己抬高自己而已，并不是真正支持他来这教化卫国民众的，尤其是那个卫灵公的老婆，为了抬高自己的身望，公开炫耀，贬低了孔子，孔老先生那个郁闷啊，你卫灵公到底是喜欢德才多些，还是喜欢女色多些？在你心里我和你老婆哪个重要？干醋自己吃完，依然没人鸟他，孔子怒了，说：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GO，GO，GO！"收拾行李就离开了卫国，离开之后，心情平复了，想起卫国公老婆那种仗着得宠，骄横跋扈乱政扰民的烂事儿，就发了感慨：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你看，知道了这些历史背景和人生经历，孔子这话就很好理解了。我们知道，他骂的人是那种"被养"的女人和小人，女子还好说，可想想什么人才能养小人？君主啊！再看看孔子的卫国之行，一切都明白了，他这话断不是发神经突然开骂起包括自己老妈在内的所有女人，而是有一个特指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卫灵公那位老婆南子，就是那些 "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宫廷女权，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后一句话怎么解释呢？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君主，对那些后宫的女人和没什么本事的拍马小人太亲近了，她们就会得意忘形，忘了自己的身份，开始用你的权力胡做非为，而你疏远她们吧，她们又要埋怨，总之是非常麻烦。此前没见过什么宫廷里女人之间的斗争的孔子说出这话是可以理解的，他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孔子之前，妲己误国，烽火戏诸侯，这些事例还少吗？孔子之后，宦官小人当道，皇后外戚乱政的桥段更是屡屡上演，不可枚数。所以我们的女性同胞们，你们要清楚，孔子当时没发神经把你们全天下的女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乱骂一通，别再憋屈他老人家了 ~~


　　最后一个问题，那么是谁误传了这句话，让我们可爱的女性同胞被压迫了几千年之久呢？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如月影要帮孔老夫子平反，自然也要再帮你们找到一个真正的罪魁祸首，让你们发泄出那几千年积下的怨恨（怎么说着说着象鬼片了-_-!），好了，拉回正题，西汉的时候有一位所谓的"大儒 "董仲舒，此人大力主张"夫为妻纲"，就是这个家伙，借孔子的一句话断章取义，给广大的中华妇女头上戴上了千年的枷锁。看看这家伙在《基义》一书里提出的"三纲"： "君臣父子夫妻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他这东西就是一为讨好历任统治者的马屁之作。 "君为臣纲"，为历代皇帝所接受，渐渐形成了封建统治的一套准则，而 "夫为妻纲"，则为历代男人所推崇。这"纲"是什么意思？君为臣纲，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这个"纲"的厉害了吧？你想想，各位苦命的女子没嫁人前都一可人的窈窕淑女，本来身份平等，嫁了人，就得时刻提心吊胆地按着老公的这个 "纲" 过日子，这三纲五常，束缚了中国多少年，害了多少代人啊！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原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歪曲程度：6


　　反面影响9


　　5、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原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庄子•养生主》


　　这句话是庄子说的，八卦一下，庄子此人，实在是如月影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他的思想和性情，都非常十分很特别对我胃口，什么大家不爱听这些？那算了，本来想抖点猛料让大家深入了解一下我这个好同志的……好了好了别扔鸡蛋，我说正事还不行吗？好，先来看看，"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这句话我们在什么地方见得最多呢？第一，是图书馆，第二，是全国各个小学的后墙上，按照现在人们的普遍理解，这句话实在是学习励志类的不二明言警句，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多崇高的目标啊，这比什么孔老夫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都来得有气势多了，古往今来，不知道多少学子在这句话的激励下凿壁偷光闻鸡起舞奋发图强追求上进读那些永远也读不完的书，动力啊，偶像啊，庄子七老八十还能说出这么振奋人心的话，咱年轻的小辈正当青春，怎么能输给他老人家？不狠狠地读书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


　　但真相说出来，往往会让人哭笑不得，庄子的这句话其实是这样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我庄子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我面对的知识是无限的，要我以本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那种永远看不到边的尽头，你当我是NB吗？这样会搞死自己的捏 ~~庄子是一个追崇顺其自然，清净无为的洒脱人物，他认为人吃个饭，饱了就行，没什么必要追求奢华，穿个衣，别冻着就行，实在不需与什么人攀比。同样，学问也是如此，学够了就行，学以致用，学问学来就是为了用，你一个人再牛B，还能全部用到这世间所有的学问？既然不能用到，那你老学老学把自己整个生命都拿来学这是干啥呢？时间都被你拿来学习了，还怎么有时间把学到的东西拿来用呢？这不就跟吃饭是为了炫耀穿衣是为了攀比的人一样，完全本末倒置了吗？所以他老人家就在《养生主》一书中给后世陷入这个怪圈的书呆子们提了个醒，你们这样苦学盲学乱学通学，对身体不好滴，会搞死自己滴 ~~


　　当然，庄子的这句被人误解的话，其实并没有以上那些例子引起的反面作用那么大，读书是必须的，掌握一定的知识也是必须的，但咱们要记得自己把握好，有个度。你就算用半辈子武装得自己学富五车，却发现很多知识你根本用不上，这不浪费了么？庄子从来都不认为一个人能比自然更大，这是他所有的话中唯一的主题思想，实际上，就算我们拿现在的世界观来衡量一部《庄子》，仍能发现他的学说里，有许多是符合辨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可叹的是，就是这么一位崇尚自然的思想家，他一句劝解读书人适可而止循序渐进的话却被一些叫嚷着 "人定胜天"的人当成了激励年轻人拼命读书的名言来供着，科举改成了高考，八股改成了应试教育，于是大学生一年比一年多，可素质却一年比一年低下，最后整黄了吧？你看现在大学文凭都和废纸没什么两样了，这帮人还不醒悟，还是继续读，读完大学读硕士，读完硕士读博士，读完博士读博士后……读完出来一看，嘿，好象我已经老了捏，很多知识也用不着捏，这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么？最后再说一句私人的牢骚话，最近我去图书馆，总看见一帮老头老太太天天在那侯着，一见有啥免费的学习班就往里钻，也根本不管别人老师是教着什么，各位老爷爷老奶奶们，听我这个后辈说句话，您们这不瞎捣蛋么？赶时髦啊？摆个性哪？想让我们称赞下您啊？还是真打算活到老学到老啊？自个儿细细思量一下有什么意义么？能不能腾些地方给些真正需要的人进去？ M的连 "量子力学基础浅谈"都有街道的老大妈在里边占着位置，我真是无语了……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原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歪曲程度：8


　　反面影响：3


　　6、相濡以沫


　　原句：相濡以沫，不如相??轻松点的吧。


　　沿着伟大的思想家庄老爷子的足迹，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条咱们耳熟能详的名句："相濡以沫"。


　　说起这句话，其实大有来头，我想大家都听过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吧？江湖，这个"江湖"是从哪儿出来的呢？很多人以为最初是古龙小说里的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实不然，江湖这个词最早的出处，便是在庄子说 "相濡以沫"的这句话中。在《大宗师》篇中，庄子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小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他说的是有一天，一眼泉水干了，两条小鱼被困在了一个小水洼，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彼此从嘴中吐出泡泡，用自己的湿气来湿润对方的身体，互相扶持，互相依赖。但，与其在死亡边缘才这样互相扶持，还不如大家找到一条水路，开开心心地回到广阔的江河湖海，回到各自的天地，彼此相忘，自由自在。


　　我们口口声声说的"江湖"就是这么来的，没想到吧？做下小广告哈，欢迎观看点评在下拙作：小说《书江湖》，不是什么特别牛B的书，主角比佐罗牛B一点而已，现正联系出版或许不日上市，先搜索来看一下也可以 ~~


　　恩，恩，回来，相濡以沫，多美的情景，虽然这并不是爱情最理想的状态。当年街道居委会的老大妈就算再没文化，这句话肯定是会说的，在我们的父辈那个婚姻靠组织介绍的年代，这句话支撑了多少性格各异，却本没有多少感情基础的夫妻一直走到了今天，相濡以沫，多好的一个榜样啊，只是当年没曾想，只是当年不知道，既然需要相濡以沫才能支撑，为什么却不干脆洒脱地放手，把自己，也把对方放开去找各自的幸福，去找各自的江湖呢？


　　相濡以沫，这句话的全部意思，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我有个大学的同学，是个陕西的女孩子，她在上学时找了个陕西的男朋友，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他，当然包括了身体，可是那个懒惰的男朋友对她很不好，常打她骂她象佣人一样地指使她，却又根本离不开她，我们惊奇的是，她竟然一直默默忍受了下来，一忍就是四年，我们忍不住问她，你们过得这么辛苦这么难受，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她却这样回答："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虽然在一起不是很快乐，但这不就是相濡以沫吗？ "


　　我无言，这能算是相濡以沫吗？为什么明明外边有更大的江湖，更宽广的天地，为什么明明知道知道自己有更好的未来，却要把双方都绑在一起，不开心地继续过下去呢？我们都身处一个传统思维占据非常强势地位的社会，一句相濡以沫，不知道让多少爱情做了这种传统思维的牺牲品。其实想一想，如果自己都不开心，别人的称赞又能怎么样？如果自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天地，别人的指责又能怎么样？唉，说大了，有点没边没际，父母也教育过我劝合不劝分的道理，这话题也到此为止吧，劝合不劝分，相濡以沫啊，原来我也不能免俗。


　　只是叹息一声，我们都没曾想到，除了一句相濡以沫，原来后边，还可以相忘于江湖。


　　相濡以沫


　　原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7：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原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


　　要说起这句话，大半的愤青都会告诉你，这话的意思是说："天地残暴不仁，把万物都当成低贱的猪狗来看待，而那些高高在上的所谓圣人们也没两样，还不是把我们老百姓也当成猪狗不如的东西！"标准的无go-vern-ment主义宣言，标准的对社会不满。这句话在各种愤青的文章中，在当前下三流的网络 YY小说里那是随处可见，主角通常是弱小无助，饱受压迫和不公，于是有一天突然醒悟，大喊一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立时或悟道飞升，或肉身成佛，或从一个人人可以欺负的小瘪三变成一方霸主，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基本上，这些孩子的思维都可以总结为一种抑郁太久的被压迫感大爆发，就好象连老天都欠了他们个十万八万似的。可是呢？另一方面这帮无go-vern-ment主义的家伙又没胆子喊出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类更牛B的话，更不敢扯出个大旗子大叫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最后，只好喊一喊这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以表达一种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憋屈。说实话，其实我挺同情这些人的，无go-vern-ment主义没什么了不起，一个人在学生时代没有经历过无go-vern-ment主义的阶段，基本上可以被认为没有青春，我也经历过那种思想特别冲动觉得这世界上谁都跟自己过不去的时代，不同的是现在我知道了怨天尤人一点用都没有，社会是不公平，社会就是这么不公平，如果你觉得社会不公平，你只有自己努力去改变这一切。


　　但就算我非常理解他们的青春年少，我还是有必要得跟这些后辈们说一句，你们这句话，其实恰好用错了。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根本不是你们从字面上理解的，说天地残暴不仁，把世间万物都看成猪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猪狗，也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说所谓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们，把百姓看得低微卑贱。其实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天地不情感用事，对万物一视同仁，圣人不情感用事，对百姓一视同仁。你们推崇的这句话，它的原意中根本没有你们所需要的压迫与歧视，却恰恰相反，它说的是一个公平的道理，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在天地的眼中，都是平等的，为什么现在你啃着干面包，别人却吃着海鲜大餐？孩子，在大叫不公平之前，为什么你不想想你是否和他流过一样的汗水？如果想不通，也行，那就别想了，为什么你不尝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稍微扭转一下这样的 "不公"？只是大叫着不公平大叫着没天理大叫着等着天上掉个馅饼下来补偿你的委屈你的遗憾你正损失着的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年华，有用吗？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这一篇是写给那些迷茫孩子的，如果你理解错了这句话，你会陷入自己的监狱，不能自拔。如果你知道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我恭喜你，孩子，这时你才真正长

来源：张鸣博客 最令人担忧的不是黑恶势力
黑恶势力是个这样的东西，说起来人人谈虎色变或者眉飞色舞，但究竟什么叫黑恶势力，其实没有多少人知道。大概其知道有这么一帮人，有组织有头目，走路横着，心狠手辣，专做犯罪的勾当。显然，真实的黑恶势力并不这么简单，真正成了气候的黑恶势力头目，肯定是出入高级场所，西装革履，有着各种炫人头衔的大人物，当年上海滩的杜月笙，身兼几十所大学的校董，上海所有的慈善事业，都有他的份，而且，人家也曾竞选过国大代表，并且当选了。

所谓的黑恶势力，实际上，就是处在正常的社会中游离半游离状态的那么一部分人，形成了自己的组织状态，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和游戏规则，但是却又依附于正常社会生存，他们中的很多人，从事的主要职业，其实并非打手或者凶犯，往往都是商业服务业人员。历史上，凡是转型时期，或者有转型的苗头，差不多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中国是个农业社会，但也有几次出现过工商社会的雏形，只要工商和贸易繁盛起来，脱离土地的人一多，游离于正常社会的组织就会出现。反之，无论社会多么动荡，游民有多么多，也只能变成起义者或者打家劫舍的土匪。俗语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农业社会对游离出来的人的歧视，只要不干老本行，就被人们视为不正当，一方面也说明，在某些情形下，这些行业多少都会跟黑恶势力有点瓜葛，主业属于正当的，但不正当的事也沾边。清代的青红帮，后来把自己的历史弄得扑朔迷离，甚至披上一件反清复明的政治外衣，但实际上，它们的兴盛，跟清朝中期之后，人口激增、商业兴盛、脱离土地的农民大幅度增加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入侵，随之而来了城市化浪潮。大量拥入城市的农民，为青红帮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最终造成黑恶势力坐大，乃至形成一股政治势力，还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失误，最大的失误，就是对进城的农民安置问题，采取放任态度。

显然，采取威权的治理方式，对于黑恶势力算是一个标本兼治的方法，绝对可以把黑恶势力扫荡得干干净净，但代价是，同时也伤害了正常的商业活动，导致社会的窒息、封闭。不用说，这种方式，在现在的中国，尤其是在经济发达、黑恶势力沉渣泛起的地区，实际上是不实用的，所谓的“严打”，一次比一次效用降低，增加警力，多安摄像头，好像效果也不持久。事实上，当一个社会处于流动性、开放性状态的时候，采用威权方式，结果只能是边际效益逐步降低，直至无效。

显然，最好的治理，是釜底抽薪，即削薄黑恶势力产生的土壤。对于目前中国而言，就是要解决那些拥入城市，又不打算回到农村的农民，在城市的安置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的凋敝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城市的现代化，工商业和服务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是这些作为昔日农民的劳动力，不仅身体属于城市的外人，其精神也没有归属，他们仅仅是半合法乃至不合法地栖居在城市的边缘。所居住的城市赖以自豪的一切，摩天大楼、豪华剧场、名胜古迹，尽管有些建筑还有他们参与建设，都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能对任何人说“这是我的城市的东西”。

没有归属感的人，稍有挫折，产生绝望，乃至对所在城市的敌意，对城市社会产生敌意，是很容易的事情，年轻人更是如此。对这些人而言，即便曾经是个老实人，心理上对犯罪抵抗力，也相当弱。因此，这些人在城市里犯罪的比率，就是高于其他人群。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贫困，主要是没有归属感。黑恶势力虽然从事犯罪和不法勾当，但另一方面，也的确是一些被正常社会抛弃的边缘人的家园，他们互相利用，被头目利用，但也得到庇护和帮助。

因此，我们的廉租房，不应该忘记农民，那些拖家带口进城的农民，让他们安居，给他们一个家，让他们的子女有个地方上学，而且不会天天受歧视，一句话，不能让他们总是流动，人在流动，心也在流动，在城市管理者的记录中，也是流动人口。

凡是回不去的进城农民，政府不管，黑社会肯定会管，黑社会就是这样长大的。

长夜看灯灭，古城风雪间。
林疏枝弄影，人寂月还山。
伏案文章涩，临屏故友悭。
鸿鹄拍空去，高举杳难攀。

康有为的《大同书》非常荒谬，可当笑话大全看。请看他的奇想：「大抵由非洲奇黑之人数百年可进为印度之黑人，不百数十年可变为白人。由是推之，速则七百年，迟则千年，黑人亦可尽为白人矣……故经大同后，行化千年，全地人种，颜色同一，状貌同一，长短同一，灵明同一，是为人种大同。合同而化，其在千年乎！当是时也，全世界人皆美好，由今观之，望若神仙矣！」

康有为应是中国第一个崇洋媚外人士，全球人类皮肤都变白，还要「状貌同一，长短同一」；无高矮肥瘦之区别。康有为若身在今日，需用《反种族歧视法》对付他，因他认为「黑种之人铁面银牙，至蠢极愚}。

康有为还发过保皇股票为自己搂钱。实在是个鸡零狗碎之徒。

1、 刘过，字改之。

《左传》宣公二年有之：“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刘过以此为名，遂字改之。过素善陆游、辛弃疾、陈亮，有《龙洲集》、《龙洲词》，乃南宋一大豪放词人，又善饮酒，佳话存焉。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以过为名，可谓能谦冲自守矣；改之为字，可谓能磨砺日新矣。金庸取其意旨，作一杨过，亦字改之，得以流布天下；其名主人反寂寂无闻于当世，颇可叹也。

2、 杜如晦，字克明

《诗》风雨篇有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所谓望眼欲穿，感极而悲者也；末了则云：“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云开雾散、柳暗花明之意在矣。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尚书》尧典篇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克明者，犹能明、自明，言人能使大德明于外也。如晦在克明之先，必待俊德而始明，足以为圣贤良相之名。

杜如晦为贞观名臣，惜其天年不永，四载而卒，空留“房谋杜断”之名，岂不惜哉！助文皇成盛世大业，亦成其“克明”之字矣。

3、 纳兰成德，字容若

纳兰词名满天下，不知其名字从何典故？君子有成人之美，亦有成己之愿，“成德”盖成己成人之德矣。容者，盛大之状；若者，香草之名。则容若乃“香草盛集”之谓也。《楚辞》多以香草美人暗喻君子，君子必成己成人之德，此纳兰名字之解乎？

成德本姓叶赫那拉，译为“纳兰”，遂使唇齿生香。纳兰容若，亦可解为纳幽兰而容香草，君子有慕兰之德、好洁之癖，此解无不可。然则成德为避康熙朝太子之讳，改名性德，虽文辞可观，失其本意也。今人多不知若为香草之名，以若为若许、若此之谓，虽仍可通，失其美人香草之本意矣。

4、申时行，字汝默

时行有二义，其一为时兴、风行之谓，其二为伤寒之谓，大抵患伤寒者多在春秋换季之时，病状无少长皆相似，且往往流行，故谓之时行。

汝默者，清静默然之谓也。清人张廷玉有云：“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此亦申氏所以教时行也。

时行者必风行天下，而汝当默然自守，无与时俱进，无随时而行；此名此字，意味深长。又时行为病，瘟疫行天下，书生唯一默而已。晚明风气，大抵如此，若不入于朋党，则归守一默。岂不痛哉！

5、萧望之，字长倩

太傅萧望之，汉之老臣也。以“之”为名，盛于魏晋南朝，望之及廷尉张释之可谓滥觞者。望之者，可谓人皆望之，亦可谓己望之。按“望”为仄声，则以“之”协调之，则字平气顺矣。

倩有二义，其一男子之美名，尤东方朔之“曼倩”；其二为笑语盈盈之貌，《诗》有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后又以倩为请求之意，当不及于西汉。若以为男子美名，则身长高大、玉树临风之君子，谁人不愿望之；若以为笑语之貌，则美人顾盼，我亦望之，一段风流在其中矣。两解皆可通，令人不得不心驰神往。

6、傅以渐，字于磐

傅以渐者，清顺治三年状元，十二年太子太保，十五年授大学士、户部尚书，自古入仕拜相未有如此之速者。旋即称病归乡，至死不复出，可谓明于世道乎？

《易》有之：“鸿渐于磐，饮食衎衎。”言鸿雁徐徐飞至磐石之上，遂饮遂食，其乐悠悠。夫欲速则不达，鸿雁知循序渐进之义，其所以自保也。

《子规》云：“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以渐跻。”见贤思齐，朝乾昔惕，此君子处世之道，可谓居于磐石之上。字之“于磐”，不亦宜乎！

7、杜黄裳，字遵素

杜黄裳早年，着惨绿之衣至侍郎孟炎家赴宴，孟炎夫人观之，语其子曰：“彼惨绿少年与众不同，必位至卿相。”黄裳遂有“惨绿少年”之号，正合“绿衣黄裳”典故矣。

黄者，正色也；裳者，下裙也。绿衣黄裳，以间色在上，而正色在下，此非本末倒置乎？以“遵素”为字，犹言遵素王也。素王者谁？孔子之谓也。孔子以至德生于末世，有生之年不能王天下；学者遵为素王，聊胜于无。

孔子之为素王，犹黄之为裳，时也运也，无可奈何。以黄裳为名，遵素为字，意味深远，千载之后，犹使人黯然神伤矣。

8、王猛，字景略

王猛扪虱谈天下，已而助秦王苻坚称霸一时，可与诸葛、管仲并立而三矣。《左传》昭公二十年有之：“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晋室南迁，中原陆沉，四海纷乱如麻，君子是故以猛纠之，虽未得上善，亦可以名垂青史也。

景略二字常见于后世，有元景略、李景略、独孤景略、吴景略之属，或为正名，或为表字，大抵皆出于王景略。二字不知出自何典？夫景者，日光照临谓之，仰慕信服谓之，勋业辽阔谓之；略者，韬略谓之，封疆谓之，巡狩谓之。景略二字，或解为韬略高远若日光照临，或解为勋业广大而封疆辽阔，皆为英雄所愿也。壮亦哉！

按：王猛有孙，生于五月初五日，俗谚以为恶月恶日。王猛殊不以为然，曰：“昔孟尝君生于五月初五日，卒相齐而成大业。今吾孙亦生于此日，盖以镇恶月乎？”遂名为“镇恶”。数十载后，果为一代名将，所谓实称其名矣。

9、虞允文，字彬甫

宋朝养兵数百年，不能保有中原，亦不能守江淮，必待书生虞允文之出，而偏安之局始定。自古文人为将者，无过诸葛亮、虞允文、王守仁之流耳。《诗》有之：“允文文王，克开厥后。”谓有文德也。

宋人好以“甫”“夫”为字，王安石字介甫，韩侂胄字节夫，皆此类也。按《春秋》古意，男子美称必用“甫”“父”，若仲尼之谓尼父然。仲尼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虞允文既以文德为名，以儒学为业，又奋起执干戈以卫社稷，终成功臣，可谓文质彬彬矣。

10、耶律楚材，字晋卿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有之：“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言楚大夫屡出奔晋，为晋所用，所以虽以楚之强，终不能独霸。耶律楚材乃辽太祖九世孙，仕金为员外郎；元太祖克燕京，咨以天下大事，遂为元谋臣，可谓楚材晋用矣。

耶律楚材事元太祖、太宗凡三十年，以文治国，制礼作乐，劝阻滥杀，赈济穷困，有大功于百姓。夫以契丹之种、辽室之后、元朝之臣，尊崇儒术，光大汉制，以儒臣之名称于后世，岂非出于夷狄而终用于华夏哉？名为“楚材”，字以“晋卿”，不亦宜哉！

－－评析中国当前的农民土地革命/何清涟

最近几个月，频繁见诸海外媒体与网路的消息就是中国各地农民此起彼伏的抗争活动，抗争的核心问题是农民要求夺回历年被地方政府以各种借口强征的耕地。2007年12月以来，黑龙江富锦县、陕西三门峡库区及江苏宜兴农民在12月中旬发布的几份告全国民众书中，更是明确提出土地所有权的主张，认为自己就是土地的真正主人。

熟悉中国政治的人士明白，农民这一主张的意义所带来的冲击并不亚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私下实行家庭承包土地，这一“小岗村模式”就成了后来邓小平启动农村改革的范本。而这次农民要求土地所有权的主张直接挑战中国《宪法》有关条款以及《土地管理法》，因为这两部法律均明确规定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则由集体所有――实际上就是由集体的“代表”地方政府拥有。

中共政府历来对任何撼动本身统治根基的事情睚眦必报，不仅以镇压对之，还要极尽宣传之能事，声称镇压行为如何正义正当。但现在尽管上述三省农民在告全国人民书中直接否定了这两部法律的有关规定，但中央政府却仍然保持沉默，至今未见有针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应对方针出台，只是任由三地地方政府在前台支应。

何以会如此？因为这确实是一盘让中国政府无法解套的死棋。说它是“死棋”，是因为无论怎样走棋都是死路一条，只是选择死法与死期而已――这一说法并不夸张，因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所决定的。

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外主要依靠“中国制造”攻城掠地，对内则主要依靠房地产为龙头产业，拉动内需。与房地产有关的钢材、水泥不仅成了热门产业，建筑用工也解决了数百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而土地出让金更是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这一点只要分析近年来土地出让金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就可以得知。

中国地方政府的合法收入来源有两部分，一是公共权力收入（税收），一是公共产权收入。前者因为分税制的限制，无法挖掘潜力，公共产权收入就成了地方政府罗掘财源的主要目标。所谓公共产权收入是依据国家的财产权而取得的收入，包括资源开发转让收入，如土地、矿藏、风景区、海域、湖泊等；政府行政事业单位财产收益，如拍卖、出租等；国有企业和国有股份红利；各类特许权收入，如公共空间、公共频道、公共媒体等，以及公共设施的收费等。上述各类财源当中其中除土地矿产之外，其余资源可以罗掘的空间有限，也因此，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土地出让金成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

中国的统计数字显示，2002－2003年中国土地出让金合计9,100多亿，约占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4年“8.31大限”使土地有偿出让进一步市场化，当年全国出让金的价款更达5,894亿元，占同期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7%。而2005年与2006年两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均超过上万亿，而2005年地方财政收入总共才达14,597亿元――从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之大来看，说其构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命脉也不为过。而政府官员也早将土地批租作为牟取私利的重要管道，国家审计署早就公布：80％以上的贪官均与土地有涉。

弄清楚土地出让金在维持地方政府财政方面的重要性，就明白中央政府何以对地方政府不断动用军警甚至黑社会力量拆迁征地一直坐视不理，因为事情的根子还在中央政府这里：通过分税制，中央政府拿走了烟税、酒税、海关税等所有的肥税种，地方政府财权轻，事权却又极重，要承担教育以及所有的公共投入，还要改善大量官员的生活，所以农民的土地势所必然成为地方政府汲取财政的重要管道。

综上所述，面对农民与地方政府争夺土地的斗争，中央政府其实只有一种选择：是让地方政府活，还是让农民活？要求地方政府停止掠夺农民土地，无异于断地方政府的粮，不让地方政府（官员）活下去――这等于举起右手砍自己的左手，将自己的统治基础逼成反对力量――这是自残肢体的速死法。而继续默许地方政府掠夺农民土地，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农民就只能起而反抗，最终也是危及中共统治――这是挣扎几年后衰竭而亡的死法。

说是选择“死期”，也是基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过度依赖房地产，本身就蕴含着极大危机。北京大学教授平新乔带领课题组在一些省市做过实地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县、一个市持续地以卖地作为财政收入，顶多维持五六年。而在广东，一半以上的县、市都只能持续两三年。也就是说，目前中国这种以房地产业为龙头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即使抛开房地产的需求有限这一点不说，从土地供应这点来看就难以为继。

作为中国人口主体的中国农民，在长达八十多年的“共产革命”中，其命运可以用被中共“始乱终弃”四字来概括：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中共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激励农民，让农民成为冲击旧秩序的主力军；在夺取政权之后，农民是中共利用来消除“反革命力量” 、打击知识分子的同盟军；进入改革时期，农民则成为被现代化列车所抛弃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既不能被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所吸纳，又无法依靠微薄的土地收入维生，在地方政府的强势掠夺下，最后连保有一块赖以生存的土地都成了奢望。

陳良宇一案發生後﹐很多人心頭一直有個疑問﹕“上海﹐還有多少漏網之魚﹖”最近﹐這種疑問作為一篇網文的題目﹐出現在上海東方網﹑上海熱線及ＭＯＰ等熱門網站上﹐很快成為網上熱貼﹐網民反響非常強烈。署名“上海幾名共產黨員”的短文﹐指名道姓現上海市國資委黨委副書記馬新生﹐說他是陳良宇紅人﹐貪污腐敗﹐劣跡斑斑﹐與他共事的王成明﹑凌寶亨等都相繼涉入“社保基金案”﹐被判重刑﹐而他卻安然無恙﹐豈非咄咄怪事。文章要求中央對他立案審查﹐網上的無數跟貼更是紛紛呼吁對于此類陳良宇余黨要嚴加查辦﹐決不能姑息養奸。

據消息人士說﹐其實馬新生已經受到中紀委的審查﹐他的“雙規”甚至法辦只是時間問題。陳良宇一案﹐最初被中央定位于“社保基金案”﹐先打祝均一﹐再查秦裕﹐最後捕獲陳良宇﹐每一步不離“社保基金案”﹐而陸續“雙規”的五十多名上海的市局級官員﹐以及最後判刑分子也大都與“社保基金案”有關。但是﹐中央並未將上海反腐敗僅僅只局限于“社保基金案”﹐在該案基本結案之後﹐中紀委調查組並未打道回府﹐反而從各地調派更多人手﹐擴大戰線﹐向更縱深的方向推進上海的反腐敗﹐據稱目前被中紀委立案審查的上海處級以上干部已高達一千多人﹐而且數目還在不斷上升之中。

對中紀委的做法﹐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太過分了﹐上海干部大多數是好的﹐陳良宇﹑祝均一式的貪腐分子畢竟是極少數﹐不能藉陳良宇一案打擊一大片。還有一種看法認為中紀委的做法還遠遠不夠﹐陳良宇在上海經營多年﹐盤根錯節﹐早已形成一個類似黑社會的貪腐利益集團﹐對他們的打擊力度不僅不能削弱﹐而且要大大加強。我是贊成後一種看法的﹐我認為﹐中央對于陳良宇及其死黨的處理必須除惡務盡﹐絕不能心慈手軟草率了事﹐否則就會犯歷史性錯誤。

對陳良宇其人﹐我略有所知。他從心底深處﹐是看不起胡錦濤的﹐是不把胡錦濤這位“總書記”放在眼裡的。記得2002年中共十六大結束後﹐陳良宇一回到上海﹐就提出一個“新論”﹕黨內應互稱同志﹐不要提職務。對此﹐上海官場和媒體一片叫好之聲。當時陳的一位秘書來問我的意見﹐我回答了六個字﹕“你以為你是誰﹖”。十六大之前﹐中央文件一直沿用鄧小平的“江核心”的提法。江離開總書記之位後﹐如果沿襲鄧的思路﹐應該接著提“胡核心”﹐但是十六大公報提的卻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這個提法本來就有些不倫不類﹐而陳良宇更對胡錦濤連“總書記”三個字都想省略﹐只想稱“同志”。我說﹐現在放棄“核心”的提法﹐轉而只提“職務”。再進而連“職務”都不讓提﹐一律稱“同志”﹐那還要不要胡錦濤這個領袖呢﹖陳的秘書反駁我說﹐黨內稱同志是毛主席早就提倡的﹐陳良宇有什麼錯﹖我說﹐為什麼早不提也晚不提﹐偏偏要在胡錦濤剛任總書記的時候提呢﹖

近十幾年﹐我主要居住在上海﹐官商兩界有許多朋友。我感覺﹐陳良宇時代提升的那一批上海干部﹐對胡錦濤這一屆中央普遍缺乏政治感情和內在認同﹐表面口號是堅決擁護﹐實際上很不以為然。陳良宇案發之後﹐更是大都抱著消極觀望或抵觸抗拒心理。其實也並不奇怪﹐這些人在陳良宇的支持縱容之下﹐為所欲為﹐結成一個有著共同利益的“生命共同體”。隨著陳良宇的倒臺﹐他們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了。但是﹐從他們內心來說﹐他們是不服氣的﹐他們必然會用各種方式維護他們那個“生命共同體”的集團利益。他們的存在﹐肯定成為新時期上海發展的一個婺}石。只有搬掉他們﹐上海才有可能輕裝前進﹐重振雄風。

回想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時﹐中央對作為“四人幫”老巢的上海干部的清洗至少花了三至五年時間。雖然﹐今天上海形勢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但此次上海之變﹐非同小可。習近平在上海主政七個月零四天﹐穩定大局﹔俞正聲繼任﹐世人矚目﹐正所謂任重而道遠。如果不對陳良宇時期的上海干部體系做抽筋動骨的大手術﹐上海就難以真正步入全新階段的發展道路。所以﹐正需要我們大喝一聲﹕“上海﹕還有多少漏網之魚﹖”

〔楊魯軍是著名經濟學家﹐活躍于一九八零年代中國思想界。他在趙紫陽時期曾任改革派重要智庫“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國際研究所”港澳研究部主任﹐“六四”時因卷入“五一七宣言”簽名案被投入監獄﹐一九九零年獲釋後﹐棄政從商﹐移居香港。〕

李拜六评曰：庆父虽死，沪难未已；江头风波，百姓叹息。

2008全球化选择：释放市场，还是保护社会？
研究领域：经济社会学，比较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著有《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的产业政策：1931年至1965年的发展主义》(中文版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和《日本的经济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于2004年出版)。

作者曾于2006年2月20日在本报33版发表《危险的关系：美元本位制与金融风险》一文，于2007年6月25日在本报29版发表《“中国发展模式必须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的访谈文章。 当我们回顾过去的2007年，并展望刚刚开始的2008年时，国际政治经济的地平线上正在出现的趋势中，有哪些会在新的一年里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我认为其中最重大的趋势，莫过于2008年美国大选过程中，可能显示出的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限制自由贸易?

什么是后全球化时代?为了理解后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从什么是全球化时代开始。全球化一般指的是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全球化时代意味着，无论是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都积极地促进这些流动。反过来说，后全球化时代则意味着，以促进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向限制这些流动的方向转变。

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2月3日发表了一篇对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专访。在这篇专访中，希拉里明确指出，她完全同意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2004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提出的观点(2004年夏，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在李嘉图、密尔理论视野下，辨析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的文章———编者注)，即比较优势———作为支撑自大卫•李嘉图以来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概念———已经无法再帮我们解读21世纪的世界经济了。希拉里进一步指出，如果她当选总统，美国政府要全面审查迄今为止签订的所有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正在酝酿过程中的世贸组织多哈回合会谈。希拉里还指出，如果她当选，她将命令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制定有关主权财富基金在世界上运作的透明规则，因为这些资金对美国经济主权构成了潜在威胁。

另外，最近一年来欧洲国家的对华贸易政策也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几年前，当美国开始要求中国大幅度减少贸易顺差以及人民币升值时，欧洲国家对华的立场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在很多场合下，它们觉得与中国有一定的贸易逆差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随着2007年中国成为欧洲国家进口的最大来源国，以及欧洲对华贸易逆差的迅速上升，欧洲各国对华立场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最近，欧洲国家不仅仅在人民币升值、产品安全和食品安全方面向中国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而且在英、法、德等国都出现了所谓的中国间谍案。今年西方国家与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领域出现的一系列紧张关系，反映出西方社会对全球化，特别是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崛起，感到的焦虑与恐惧。

有人可能认为，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只不过是政客为了竞选说说而已。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们已经见过太多的关于最惠国待遇和知识产权的争论，还有无数次贸易报复的威胁，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中美两国的经济互补性这么高，美国人离开中国制造将活得十分艰难。因此，政客与媒体再炒作，到头来也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多人还习惯于相信，中国的出口大半是由跨国公司主导，假如要搞贸易保护主义，限制中国产品，那不是在打击这些跨国公司吗?这些跨国公司自然会去本国政府和国会游说，所以中国用不着担心。

但这种观点只看到了迄今为止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一些表面现象，而忽视了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深刻历史进程。

从一个动态的观点看，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将可能成为这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分水岭。

1996年非政府组织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贸组织年会期间，公开喊出了反对全球化的政治口号。尽管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但这些口号当时在西方社会上并未造成多大的反响。8年以后，萨缪尔森发表的文章，为这些政治诉求提供了经济学理论的依据。2004年11月，美国《商业周刊》杂志围绕着上述萨氏的文章刊登了一组名为《中国价格》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今在国际分工中，不仅大规模地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开始生产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基于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是各国在参与国际分工时的基础。自李嘉图提出这一概念以来的两百年中，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依赖的比较优势是资本与技术，而发展中国家依赖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现行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将这种分工关系固定下来。这种国际经济秩序为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是它们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内政治基础。

但是，随着全球生产方式的兴起，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生产方式，不仅带动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实现了迅速的产业升级换代。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持续减弱，它们在国际分工中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挑战，自由贸易可能不再对发达国家有利。《商业周刊》的这组文章表明，萨氏文章引起的学术辩论，已经迅速变成了关于美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大辩论。在过去的两三年里，萨氏的观点在美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支持。时至今日，在许多西方国家支持自由贸易政策的政治联盟正在崩溃，萨氏的观点已经变成了美国主要政客2008年竞选总统的政治纲领。我们可以预期，如果民主党入主白宫(现在看来这是极有可能的)，美国政府的国际贸易政策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在发达国家的民主政体中，当保护社会成为选民们普遍的政治诉求时，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对政客压力的有效性将大为降低。

尽管西方国家的危机感目前还没有导致全球化进程的全面逆转，但是全球化已经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期，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调整对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意味着什么，仍然有待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方的战略互动。有一点十分清楚，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一直支撑全球化发展的动力现在正在减弱，这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后全球化时代。廉价商品与就业机会

也许有人会说，从各种统计数字上来看，以跨国界的商品、资本、技术以及劳动力的流动为标志的全球化，不是仍然在发展吗?

从结构的观点来看，这也许是对的。但是从制度的观点来看，如果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从全球化时代释放市场力量，向后全球化时代制约市场力量的方向转变，那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在不远的将来必然会出现深刻的变化，而这种制度层面的变化将导致重大的经济结构性后果。

西方学者们在讨论全球化程度的时候，经常用全球GDP总额和全球贸易总量的比值来衡量全球化程度的高低。笔者在《日本经济的悖论》一书中曾经指出，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制度性过程。商品、资本、技术以及劳动力跨国间的自由流动，总是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动而发生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国际贸易秩序是导致结构性变化的重要变量。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第一次全球化大潮开始于1870年代并在1913年达到高峰，其逆转以1914年金本位的崩溃为标志。在其后三十几年的逆转期中，世界经历了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国际金融秩序与国际贸易秩序不复存在。到上世纪30年代初，发达国家普遍信奉生命线理论，生命线理论实际上和列宁讲的帝国主义论基本上一致，即当国际贸易秩序和国际金融秩序全部出现问题后，为保证一国经济的运转与生存，必须依靠武力去保证过去依赖贸易手段获取的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这就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根本原因。二战以后，在美国的领导下，发达国家建立了佈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贸易总协定。这两个国际金融秩序和贸易秩序，是支撑我们现在仍身在其中的第二轮全球化浪潮发展的制度性保证。20世纪70年代初，佈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直接导致了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进一步消解了原来那些限制资本跨国界流动的因素。从那时起，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加快。换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总会最终影响国际经济本身。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很多人都相信，全球化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世界性趋势，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更多的交往和经济的发展，没有人会在封闭中发展经济。贸易保护主义只是螳臂当车，它只能恶化所有人的情况。难道要像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前后那样，各国都高树关税壁垒，最后同归于尽吗?说到底，这种看法存在的原因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一种直线式的历史观来看待全球化的现状，并预测其未来了。

然而，西方现存学术文献中却存在着有别于直线式历史观的理论体系。其中有两个观点为我们分析全球化的“长程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按照这两个观点，全球化的历史不是一个简单的从落后到进步，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发展，而是呈现出钟摆式的，或者是循环式的发展过程。

根据吉万尼•阿里奇的观点，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每一个轮回都始于生产和贸易的扩张。当生产和贸易的扩张发展到一定阶段，各国对跨国界流动资本的争夺必然导致金融和财政的扩张。一旦出现世界性的金融扩张，资本主义早晚要面临一个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经济秩序被新的所取代。他和他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证明，国际秩序从荷兰的霸权，到英国的霸权，再到美国在20世纪的霸权，每一次更替都走过了相似的历史过程。卡尔•波兰尼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长程运动”是受着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力量作用的，一个要释放市场力量，另一个要保护社会。十九世纪末西方各国积极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到了二十世纪初制造了资本主义的一场重大危机，而西方各国在大萧条前后保护社会的努力则直接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出现。

如果我们把阿里奇和波兰尼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延伸，来理解当今一轮全球化的历史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佈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出现，使得各国大萧条以来为了保护社会而建立的很多制度，在新的环境里显得没有效率，而追求效率的努力促使各国的政策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由保护社会向释放市场力量转变。这种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在90年代导致了全球化过程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战后开始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到了70年代，开始向金融与财政领域扩张。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形成的美元本位制，三十多年来刺激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前边提到的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与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阴影出现，则意味着这一轮全球化正在向着其周期的转折点迈进。

当佈雷顿森林体系在70年代初崩溃，特别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出现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着一个空前的危机。当长达二十几年的战后黄金时代结束后，发达国家企业的效率问题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佈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纷纷从固定汇率转为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实现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企业强烈要求金融自由化的政治要求。跨国公司希望将它们的海外资产在汇率发生变动时由一种货币迅速转为另外一种货币以求避险。而对银行来讲，浮动汇率为它们创造了直接赚取利润的大好机会。在这两股政治势力的要求下，发达国家纷纷实行金融自由化。石油危机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这种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全球生产体制的出现。发展中国家为了渡过石油危机，在70年代纷纷向外借债，这在80年代初导致了债务危机。在拉美债务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烈要求这些国家实行一系列释放市场力量的举措。到了90年代初，这些举措被总结成著名的“华盛顿共识”，成为各发展中国家遵循的准则。“华盛顿共识”简言之就是要释放市场力量，促进资本和商品的跨国界自由流动。

正是由于这些历史背景，很多人认为，中国通过贱卖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以及污染环境，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产品，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没有中国，他们必然将花更多的钱来维持同等水平的消费。他们有什么理由来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全球化呢?

问题在于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全球化浪潮到了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通过十多年的发展，全球化在21世纪初已经在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中带来了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全球生产体制的出现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方面出现了深刻变化，这是现在把世界推向后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政治驱动力。

随着跨国公司在90年代纷纷实行大规模的离岸生产和外包，发达国家的就业开始受到较大的冲击。当发达国家的人们有就业机会的保障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增加了发达国家人们在既定收入水平上的实际购买力，他们当然支持自由贸易。但是，对廉价商品的追求必然导致生产不断向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而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结果必然是发达国家工作机会的流失。当发达国家的人们在工作机会与廉价商品之间作选择时，他们必然要选择工作机会，因为一旦失去了工作，商品再廉价，他们也买不起。这正是近来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重要原因。

发达国家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产阶级的崩溃与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以美国为例，一方面，服务业中的金融与医疗等产业的收入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一般性服务业的收入则长期停滞。中产阶级中以制造业较高收入的蓝领工人为代表的阶层日益缩小。希拉里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提到，美国收入的不平等目前已经达到了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在这方面并不是唯一的特例。日本在小泉任首相期间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这个长期以来90%以上的人口曾经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国度，催生了“下层社会”的出现。在许多西方国家，这种经济不平等还与移民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关于全球化的辩论变得更为复杂。

与此同时，“金砖四国”(巴西、俄国、印度、中国)的崛起开始对国际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对能源资源市场形成的巨大压力。由于金砖四国全是人口大国，仅是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加在一起，就要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几，俄罗斯和巴西也是世界上人口大国的前十名。当如此众多的人同时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时，其人均资源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必然对世界市场形成巨大的压力，这导致近来国际能源资源价格的迅速上涨。这种影响的另一重要方面表现在贸易利益的分配上。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类型，中国主要依靠制造业参与全球生产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印度则靠发展服务业在国际分工中争得了一席之地。而巴西和俄罗斯主要依靠卖能源资源同样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

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则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储蓄率跌至1929年以来的最低点。一个高度象征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变化的例子是在近来美国的次贷危机中，来自中国、新加坡以及中东石油出口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成为了美国数个面临危机的金融机构的主要融资者。从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萨缪尔森指出，比较优势对西方人理解21世纪的经济已经不再具有指导性意义。

这种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的局面，加上美元本位制造成的全球性流动性过剩，很有可能触发美元危机或者其他形式的金融危机。一旦美元危机爆发，将对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贸易秩序构成致命打击。

综上所述，阿里奇重视的金融扩张，目前正在通过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蕴育着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波兰尼揭示的以释放市场力量为标志的全球化，目前也正在向保护社会的方向转变。当代表全球化的两大标志性过程均走向转折点时，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后全球化时代正在到来。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转型

很多人可能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头等问题是国内的贫富差距、通货膨胀以及资产泡沫等，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这恰恰正是危险所在。人们可以为中国吸引了巨额外资而自豪，却从未想到既然外资把工厂搬到中国，就必然在其他国家把工厂关掉，把工人解雇。人们可以高兴地看到又有多少跨国公司把研发部门搬到中国，却从未想到那意味着其他国家高薪工作的流失。人们可以对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攻城略地津津乐道，却从未想到那意味着对这些国家本国产业的威胁。人们可以对外资兼併中国企业感到恐惧，却对国外对中国兼併感到的相似恐惧无法理解。更要命的是，人们相信中国取得的这一切成绩无非是中国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发展的结果，却从未想到民主国家已经或担心即将失业的人们，没有闲心听任何人关于比较优势的说教，他们的恐惧与愤怒将转化成反对自由贸易的强大政治压力。

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中国绝不是毫不相干的。恰恰相反，2003-2004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向和谐社会与自主创新的转型，以及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与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都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

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受到整个后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推动。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以世界工厂为标志。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参加全球生产分工，通过大力吸收效率驱动型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企业间贸易，来扩大出口。在能源、资源以及产品方面大进大出，以出口带动国内经济增长。中国目前的GDP里70%以上与贸易有关，跨国公司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率，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将近60%。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与经典的东亚模式完全不一样。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基本上依靠本国内生的创新体制来发展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自主品牌产品，并以高质量与售后服务来提高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依靠加工贸易，靠位于全球生产链中的低端这样一种劳动分工，来参与整个全球化过程。

世界工厂模式的发展结果是面临来自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国际驱动力。换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内容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后果有直接的关系。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加的政治压力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人民币升值。因为中国过去参与的国际分工主要基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一旦人民币升值，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会下降。对中国而言，一旦人民币升值，中国的产业结构只能向高附加值产业和同一产业附加值高的一端移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提出从今以后中国要强调自主创新的原因。第二，西方国家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转变，以减少对其他国家在就业方面的压力。内需驱动型经济的前提基础是什么?是老百姓有钱用于消费。而和谐社会的建立正是内需驱动型经济的前提。虽然国际驱动力不是和谐社会政策范式提出的唯一驱动力，但它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道理何在?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即在释放市场力量的过程中，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政府把提供住房、教育、医疗以及到养老等方面的压力更多的推给了个人，这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国社会的高储蓄与低消费。这就是为什么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一直到2003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为止，中国政府在连续的几年里最大的担心是通货紧缩，而不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通货膨胀。如果不建立和谐社会，如果政府不重新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果不在全球化时代为个人面临的日益增加的风险提供一种制度上的防护，那么无论中国社会有多么高的储蓄率，也不可能出现较高水平的消费。其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无法由出口驱动转为内需驱动。从国际大环境来说，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随着全球生产方式的兴起，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

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生产方式，不仅带动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实现了迅速的产业升级换代。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持续减弱，它们在国际分工中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挑战，自由贸易可能不再对发达国家有利。

阿里奇重视的金融扩张，目前正在通过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蕴育着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波兰尼揭示的以释放市场力量为标志的全球化，目前也正在向保护社会的方向转变。当代表全球化的两大标志性过程均走向转折点时，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后全球化时代正在到来。

如果不建立和谐社会，如果政府不重新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果不在全球化时代为个人面临的日益增加的风险提供一种制度上的防护，那么无论中国社会有多么高的储蓄率，也不可能出现较高水平的消费。其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无法由出口驱动转为内需驱动。从国际大环境来说，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全球化时代，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现在，这个外部环境可能要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将对中国政治经济有很大的冲击。

从今天算起，到2008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对中国而言，这是所剩不多的进行重大调整以应对后全球化时代挑战的机会窗口。错过这个机会，等待中国的将可能是一个急剧恶化的国际环境和日益狭窄的政策空间。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做不做调整的问题，而是做调整的速度与力度，能否赶上外界变化的问题。

要调整，我们必须认清什么是中国的根本利益。任何一种调整必然伴随着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中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回避政治风险，继续平衡国内现有的利益格局，继续执行“闷声发大财”，少说话，多赚钱，抓住有利时机发展经济的策略。在这种策略下，中国将继续把在国际贸易领域面临的冲突，解释成是发达国家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打压中国的表现，并对此进行有礼有力有节的斗争，而不去担心天会塌下来。笔者认为，这样做的短期后果可能是出口可以进一步发展，但中期结果则可能是，加速中国自身在过去三十年里赖以生存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崩溃。这种短期内为了稳定不做大调整的结果是当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后，中国不得不在国内更大的利益冲突中进行调整。更坏的一种可能则是到那时，任何一种调整都无法再有效地阻止中国陷入一个大的困境。

另一种是看清后全球化时代正在到来这一趋势，拿出魄力在较短时间内做大调整，为自身争取时间。这种调整可能会在短期内引起比前一种选择大一些的国内利益冲突。但是，把这种调整与在国际环境全面恶化后被迫进行的调整相比，这种调整的政治成本与风险要小得多。日本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急剧升值时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利用当时由于日元升值带来的国富资源进行结构性改革。等到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这些国富资源大幅度缩水，想用它来改革也不可能了。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挑战在于贸易。调整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前提是和谐社会政策的成功。尽管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为建立和谐社会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但是在分配方面，特别在解决收入不平等方面，施策的力度还远远赶不上形势变化提出的新要求。如果在国企利润一年一万亿，政府税收每年以一万亿的速度增长时，中国还在解决不平等方面缩手缩脚；那么，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经济减速，可利用政策资源大幅度缩小时，再想加大力度解决这些问题，估计届时可利用的国富资源量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从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验来看，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现实危险是，当社会财富的积累主要通过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来实现时，其经济不平等的程度将大大加快。从这层意义上说，假如对流动性过剩的遏制失败，那么将有可能使政府近年来为建立和谐社会所做的努力功亏一篑。尽管当前政府面临着人民币升值与宏观调控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这些都是“标”，而不是“本”。人民币升值可以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减少它们的出口，为减轻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做出贡献，但却无法为中国从国际市场撤出来的资本与劳动力找到出路。宏观调控可以减轻流动性过剩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却无法解决造成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即世界工厂模式带来的大量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只有当和谐社会的建立直接培育了足以支持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内需时，中国才能在后全球化时代继续发展。

李拜六曰：唉，明天报上才登，我着什么急。

從公元前1123年（殷帝辛35年）周文王建立起國家儲備制度並發行商品儲備貨幣（CRC﹐Commodity Reserve Currency）到公元1937年“現代證券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1894~1976）出版《儲備與穩定》一書﹐中國古典經濟學比西方經濟理論整整先進了3160年﹔無法走出甲午戰敗的陰影﹐一百多年來早已對中華文明失去自信心的人馬上會斷定這是“國粹主義＋狹義民族主義”的夜郎自大﹗是“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於同一規律之下”的最陳腐的老生常談﹗是“一切古已有之”愚昧思想的牽強附會……幸好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寫這本書的時侯謙遜地加了個副標題﹐以提示人們這一理論的中國起源﹕A modern ever-normal granary — 正確的中文譯法是﹕現代常平倉﹗

在西方環境經濟學出現以前﹐中國古典經濟學就將生態納入了經濟管理和國民核算體系﹔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依舊迷信市場會自動帶來均衡的時代﹐中國古典經濟學早已經將百姓均平理論數理化﹔當西方最杰出的經濟學家希望以“商品本位貨幣計劃的創始人”的身份流芳百世的時候﹐中國人已經實踐這一理論數千年之久。問題是﹐這一偉大的經濟學理論的主要內容是什麼﹖是如何產生又是如何從國人的記憶中被刪除的呢﹖

一﹑興起與沉淪

歸根結底﹐中國古典經濟學幾成絕學的原因是中國兩千年的儒化和近一百多年的西化。
甲午戰爭已經逝去113年﹐但時光並沒有使國人走出戰敗的陰影。這場戰爭使洋務運動和中體西用的理論化為泡影 — 既然後起西化的日本最終戰勝了我們﹐那麼不徹底的西化﹐具體說是政治經濟體制不徹底西化就是罪魁禍首﹗於是西化成了唯一的道路﹐歷史有了戊戌變法﹐有了辛亥革命﹐有了新文化運動﹐有了後來一波又一波的西化運動。

支撐全面西化的是一個簡單卻荒唐的邏輯﹕軍備不如人是因為工業不如人﹐工業不如人是因為制度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是因為文明不如人﹐更有甚者﹐連漢字都不能要了﹐要斬草除根地割斷我們綿延八千年的文明臍帶。

筆者不是否定過去一百多年來無數仁人志士救亡圖存的英雄史﹐在中國原文明已經全盤儒化的背景下﹐西化﹐而不是東方文藝復興成為當時唯一現實的選擇。儘管一戰後歐洲人開始懷疑西方文明的基礎﹐但中國當時根本就不具備全面的文藝復興條件。清代諸子剛剛整理完中華原文明著作﹐還沒有人從思想的角度去詮釋那些從故紙堆中搶救出來的古老文獻。

由於完全不同的地理﹑歷史背景﹐一百多年來西化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 所有法律及法制機構幾乎都引入了﹐卻沒有法治﹔經濟理論及經濟學教科書也大多譯了過來﹐經濟學家快成了過街老鼠﹔民主選舉在農村放開了﹐卻是賄選成風﹐沒有資本就用雞蛋拉選票……今天中國學術界更是西化到了可笑的程度。比如說北大一位教授在翻譯“Mencius”時﹐竟然不知道這個人是中國的孟子﹐將之譯為“孟休斯”。《儲備與穩定 — 現代常平倉》一書的中譯本是2000年由海南出版社和三環出版社聯合出版的﹐譯者竟將文中的常平倉“ever-normal granary”譯成了“積穀防饑”。

說到學術界的儒化程度﹐同樣令人“嘆為觀止”﹐比如西方學者和政界人士常常會對秦漢黃金時代大為贊賞﹐稱秦始皇是偉大的戰略家﹐但中國學者很少有人這樣作﹐他們仍然沿襲漢初大儒陸賈的思維定勢詛咒這位法家治國的偉大領袖是暴君﹔中國學者對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一世紀的千年黃金時代似乎視而不見﹐反而將儒化後的黑暗時代驕傲地看成中華文明本身 — 今天所謂的兒童啟蒙經典不過是儒家那些漏洞百出的經典罷了 — 包括偽造的歷史。

儒化和西化還使國人失去了消化西方文明的能力﹐唯西方馬首是瞻。明明常平倉制度是中國古典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政府竟派人到美國去學習常平倉制度﹔明明現代公務員體制源自科舉制﹐今天國人卻讓美國高官來華宣講公務員制度。這種西方文明獨尊的結果是什麼呢﹖就是中華文物制度失去了自我更新能力﹐只剩下有意或無意﹐情願或不情願的全盤西化。唯一認識中國的窗口是西學﹐事實上單單通過西方人的眼睛內觀中國有如以管窺豹 — 西方人在學習中國經濟制度的時候﹐他們最多只學到了常平倉這樣的經濟政策﹐對後面的儲備原則一無所知。西方人在學習中國政治制度的時候﹐只看到了科舉制﹐他們對中國大黃金時代以事功精神為基礎的社會功勛制則不甚瞭瞭 — 西方傳教士最先看到的儒生公務員和法家制度下的文法吏有著本質的區別﹗

在儒化和西化兩座大山的重壓下﹐許多知識分子喪失了基本的理性和健康心態。他們對所有偏離西方學術軌道的思想都口誅筆伐﹐群起而攻之﹐儘管大多數情況下這些人對於自己攻擊的對象一點也不瞭解。

我們說中國古典經濟學是偉大的﹐是因為中國古典經濟學出色地解決了人與生態環境的均衡﹐社會上人與人的平等及經濟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問題。《管子》開篇一語道破了直到今天仍困擾著西方文明的上述問題﹐書中強調經濟生活必須符合自然本身的生產原則﹐用人為儲備碾平市場經濟週期。

最集中論述中國古典經濟學理論的文獻是《管子》一書﹐主要集中在後面的輕重16篇中﹐其間也大量提到中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史。分散在《地數》﹑《國准》﹑《輕重甲》﹑《輕重戊》等篇中。作者認為輕重理論（這是古人對中國古典經濟學的稱呼）發軔於中華文明之初﹐八千年的伏羲時代。甘肅大地灣等處的考古發掘告訴我們﹐七﹑八千年中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低下﹐社會結構簡單﹐人們還處於胼足脂手﹐刀耕火種﹐開拓蠻荒的時代。

《輕重戊》對那個時代描述說﹐伏羲執政時﹐就創造了八卦來預測陰陽﹐發明九九算法來印證天道﹐從而使天下歸化。神農氏執政﹐在淇山南部種植五穀﹐百姓才懂得食用糧食﹐從而使天下歸化。燧人氏當政﹐鑽木取火﹐以燒熟肉食﹐百姓免除了生食中毒之病﹐從而使天下歸化。黃帝時代﹐實行了伐光山林﹑枯竭水澤的政策。虞舜時代﹐實行了火燒山林﹐消除群害﹐為民興利的政策﹐並且建立了土神社廟﹐里巷門間﹐開始讓人民知禮。這兩個朝代﹐人們沒有怨恨﹑凶惡和反抗﹐從而天下也歸化了。夏代﹐開鑿20條河流﹐疏浚17條淤塞河道﹐疏三江﹐鑿五湖﹐引四涇之水﹐以測度九州高地﹐防治九條大澤﹐讓人們懂得城郭﹑里巷﹑房屋的建築﹐從而使天下歸化。殷代﹐修立柵圈﹐馴養牛馬﹐為人民興利﹐從而使天下歸化。周代﹐遵循八卦﹐印證明陽發展﹐從而使天下歸化。

《國准》一章更為明確地記載從周人開始（確切的說是從殷末開始）中國人開始用儲備調節經濟。上面說﹕黃帝當政的時代﹐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裝。虞舜當政的時代﹐斷竭水澤﹐伐盡山林。夏後氏當政的時代﹐焚毀草藪和大澤﹐不准民間增加財利。殷人當政的時代﹐不許諸侯經營牛馬畜牧事業﹐還限制他們製造武器和工具。周人當政的時代﹐統一管理有技能的人材﹐集中儲備各種物資。

作為一個族群對自然環境的反應﹐自然災害常常是中國古典經濟學發展的催化劑。《管子‧山權數》記載﹐在水旱之年﹐夏禹和商湯都曾用發行貨幣的方法緩解危機﹐似乎夏朝和商初還沒有商品儲備制度。作者寫道﹕“商湯在位時有七年旱災﹐夏禹在位時有五年水災。人民沒有飯吃以至有出賣兒女的。商湯只好用莊山的金屬鑄幣﹐來贖救人民無食而出賣兒女的﹔夏禹只好用曆山的金屬鑄幣﹐來贖救人民無食而出賣兒女的。所以﹐君主對於天時水旱不能掌握防備﹐人力和土地財物也都無從掌握了。因此﹐成王業的君主總是每年貯蓄糧食十分之三﹐三年多就能有相當於夠吃一年的貯備。37年就能有相當於11年多一點的貯備。每年貯蓄三分之一不至於傷害民生﹐還可以促進農民重視農業並勤奮努力。即使天災毀壞土地生產﹐發生凶旱水澇百姓也不會有死於溝塹或沿街乞討的了。”

作為“孔子刪尚書之余”﹐《逸周書》對周人完善中國古典經濟學作了極其詳細的闡述。其中兩章最值得我們關注﹐一是《糴匡解第五》﹐二是《大匡解第十一》。表面上看來﹐兩者都是講殷末周人是如何救災救荒的﹐但《糴匡解第五》採用的只是增產節約和國家參與市場買糧（“舍用振穹﹐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開廩同食”）這樣的手段﹐按照《國語‧魯語》的說法﹕“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大匡解第十一》則開始大規模建立糧食儲備﹐同時以儲備的糧食作為準備金發行貨幣﹐這裡的貨幣已經具有商品本位貨幣的基本特點 — 儲備的目的不單純為了救濟或買賣獲利﹐而是為了穩定商品市場。當出現通貨膨脹的時侯﹐就應發行重幣﹐減少貨幣流通量﹐以穩定金融市場。

公元前1123年的周文王時代的確發生了很嚴重的饑荒﹐因為除了《逸周書》﹐地下文獻《竹書紀年》也作了記載﹐上面說﹕“（帝辛）35年﹐周大饑﹐西伯自程遷於豐。”《大匡》首先講了文王召集各級官員共同商討救濟之道﹐然後闡述了具體政策﹕“對官員的任職進行了考察﹐瞭解了各地該辦的利民之事。就得想法賑救災荒。廣泛救助災民﹐官員不得違抗。查究清退驕頑凶殘的人﹐收捕放逐對抗不滿的人。謹慎地聯繫那些怠惰的﹐使甚伍自相擔保。感化勸勉遊手好閑的﹐把事情辦得合於節度﹐一年四季都順順當當。使農夫各自養家﹐家家男子都出門耕種。倉廩分設各地﹐各地命令農夫納糧。按規定徵收穀物﹐競相比賽積藏。藏糧不要買賣﹐買賣市場就不再均衡。佈散公家的錢幣﹐鄉正作借貸的擔保。豐年也不急於償還﹐真正進行救助﹐便於輔助百姓生財。到了財生食足﹐能夠收取再作徵收。按人口供給食物﹐人人有食才可徵取賦稅。外地食物不足﹐就開關周濟糧食。糧食少的就不轉運﹐但孤寡不得拋棄。糧食多的不必留存﹐要轉運外鄉。邊城糧食不多﹐也不必多留﹐足夠眾人守城就行。派出眾人幫助勞動﹐趕著車子送回他們﹐不分早晚運送糧食。”

為了上述政策的貫徹﹐周政府發佈文告﹐決心打擊黑市和囤積居奇的投機行為﹐保證金融和市場的穩定﹐維護商人的利益。文告上面說﹕“商旅當廣泛外出﹐順暢地交流貨物。坐船過渡﹐路上住宿﹐感到所至如歸。如果錢幣輕﹐就作大錢以代替小錢流行。物資交流﹐價格高低要公平﹐要使商務不停頓。不得出售熟食﹐不得暗中交易。衡量本地與外地物價﹐制定平均價格﹐做到早晚不分。鄰里勞役要均等﹐只有均等眾人才會順從。先囤積而不出售的﹐當罰沒以使市場均衡﹐不讓有的人淪為貧困。財物平均而不讓有人缺乏﹐取利於民不得過分。”

中國古典經濟學在商末周文王時代已經完成了其理論基礎。如果將中國古典經濟學比作一個人的成長﹐讀者就會發現他大致可分為發育期（伏羲氏至周文王﹐約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1123年）﹐成熟期（華夏文明千年大黃金時代﹐約從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一世紀）﹐衰老期（公元前一世紀開始﹐至今也沒有完全實現復興）。
我們對中國古典經濟學發育期情況依舊缺乏全面的瞭解﹐有些記述甚至前後矛盾﹐這主要是因為缺乏更為詳盡的歷史典籍和考古資料﹐幸運的是透過歷史的迷霧我們還是能依稀看到一條通向早期歷史的經濟學古道。《管子‧地數》中說國家壟斷礦產資源在5000年前的黃帝時代已經開始（“官山”是儲備的另一種形態）﹐《地數》中描寫了黃帝與伯高的一段對話﹐突出了這種“基本軍工原料儲備”的戰略意義﹔《逸周書》還曾引用夏代箴戒之書《夏箴》原文說明儲備的重要意義。

經過李悝﹑管子﹑桑弘羊﹐中國古典經濟學在華夏文明千年黃金時代進入成熟期﹐《管子》國輕重16篇﹑《鹽鐵論》中記述的桑弘羊經濟觀點﹐以及《史記》中有關經濟的篇目都出於這一時期。中國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具體內容我們將在下一小節中進行詳細論述。這裡要指出的是﹐管子的輕重理論﹑范蠡的平糶法﹐李悝的平糴政策﹑桑弘羊的平准均輸﹑耿壽昌的常平倉﹐王安石變法……儘管這些政策的實施背景和範圍有極大差別﹐但他們的理論基礎是一致的﹐即通過基本商品的儲備﹐支持價格﹐調節市場﹐實現百姓均平。

如同古羅馬偉大的商業文明陷入中世紀的黑暗一樣﹐中國古典經濟學怎麼會被智慧的國人淡忘呢﹖終極原因是儒家對中國古典經濟理論的瘋狂抵制及西方經濟學對中國古典經濟學的野蠻肢解。

儒家從根本上反對中國古典經濟學基礎﹐主張放任主義的小農經濟﹐對於一切政府調控市場的行為儒家都激烈反對。歷史告訴我們﹐儒家放任主義小農經濟使中華文明陷入了漫長的中世紀﹐其陰影一直持續到今天 — 今天放任主義小農經濟思想已被西方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所取代。歷史是多麼具有嘲弄性啊﹗儒家似乎在以“出口轉內銷”的方式折磨著國人 — 西方經濟學創立之初曾受到中國儒家思想的啟發﹐當代英國哲學家約翰‧詹姆斯‧克拉克斷言﹐亞當‧斯密創立的現代自由市場經濟原理深受魁奈的“自由放任”思想的影響﹐而魁奈這位“西方孔子”的思想源於中國。

儒家放任主義小農經濟直接源於孔子。《論語‧顏淵篇第十二》有這樣一則故事。魯國所徵田稅的稅率是十分之二﹐國用仍十分緊張﹐於是魯哀公建議增加稅收。儒生反駁說﹐只要老百姓富足﹐國家“自動”會富強。故事的內容是這樣的﹕魯哀公問有若說﹕“遭了饑荒﹐國家用度困難﹐怎麼辦﹖”有若回答說﹕“為什麼不實行徹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稅呢﹖”哀公說﹕現在抽十分之二﹐我還不夠﹐怎麼能實行徹法呢﹖”有若說﹕“如果百姓的用度夠﹐您怎麼會不夠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夠﹐您怎麼又會夠呢﹖”

《論語》是儒家放任主義小農思想的源頭﹐到孟子﹐其具體主張已經相當成熟﹐且很有煸動性。如同1988年9月“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之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訪華時向中國領導人保證“中國可以用30年時間取得西方國家200年所取得的成就”一樣﹐孟子也為當時的政治家描繪了一幅放任主義小農經濟的人間天堂。

面對被四方欺淩﹐救亡圖存的梁惠王﹐孟子提出﹕“大王如能對民眾施行仁政﹐減省刑罰﹑薄斂賦稅﹐深耕土壤﹑清除雜草﹕青壯年在空閑時修習孝悌忠信的道理﹕在家用這些來侍奉父兄﹐出外用這些來侍奉尊長﹐就能使他們拿著木棒來打擊秦﹑楚的堅甲利兵了。那些國家侵奪民眾的農時﹐使他們不能耕種農田來養活自己的父母﹐父母挨凍受餓﹐兄弟妻兒離散。那些國家虐害自己的民眾﹐大王去討伐他們﹐誰能和大王對抗﹐所以說仁者是無敵的。”

孟子為梁惠王描繪了自己理想中的社會經濟圖景﹕五畝宅田種植桑樹﹐年滿50的人就能穿上絲綢了﹔雞鴨豬狗不失時節地畜養﹐年滿70的人就能吃上肉了﹔百畝農田不誤了它的耕作時節﹐數口之家就能沒有饑荒了﹕注重鄉校的教育﹐強調孝敬長輩的道理﹐鬚髮斑白的人就不至於在道路上揹物負重了。年滿70的人能穿上絲綢﹑吃上肉﹐老百姓能不受飢寒。

在放任主義小農經濟的指導下﹐儒家反對中國古典經濟學的重要思想 — 儲備原則。荀子明確指出﹐儲備這樣的“末業”會導致國家滅亡﹐他特意發明了一個名詞“國蹶”。荀子這樣寫道﹕
“君主好大喜功﹐國家就貧窮﹔君主喜歡財利﹐國家就貧窮﹔官吏眾多﹐國家就貧窮﹔工人商人眾多﹐國家就貧窮﹔沒有規章制度﹐國家就貧窮。民眾貧窮﹐君主就貧窮﹔民眾富裕﹐君主就富裕。郊外的田野鄉村﹐是財物的根本﹔糧囤地窖穀倉米倉﹐是財物的末梢。百姓不失農時和諧安定﹑生產有條不紊﹐這是錢財的源頭﹔按照等級徵收的賦稅和國庫﹐是錢財的支流。所以英明的君主必定謹慎地保養那和諧安定的政治局面﹐節流開源﹐而對錢財的收支時常加以調節﹐使天下的財富像大水湧來一樣綽綽有餘﹐而君主也就不再擔憂財物不夠了。像這樣﹐那麼君主和民眾都富足﹐雙方都沒有地方來儲藏財物﹐這是懂得國計民生達到了頂點。所以夏禹時碰上了十年水災﹐商湯時遇到了七年旱災﹐但天下並沒有面有菜色的人﹔十年以後﹐穀物又豐收了﹐而舊有的儲備糧還有剩餘。這並沒有其他的緣故﹐可以說是因為他們懂得了本和末﹑源和流的關係啊。所以﹐田野荒蕪而國家的糧倉充實﹐百姓家裡空空蕩蕩而國家的倉庫滿滿的﹐這樣國家就垮了。”
中國古典經濟學明確反對儒家這種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主張。《管子‧山至數第七十六》指出﹐輕賦稅會直接導致國家儲備不足以及社會動員能力的喪失﹐國家的衰弱。文中借桓公與管子的對話寫道﹕桓公問管仲說﹕“梁聚對我講﹕‘古時候實行輕稅而薄徵﹐這算是稅收政策中最適宜而易行的了。’梁聚的意見如何﹖”管仲回答說﹕“梁聚的話不對。輕賦稅則國家倉庫空虛﹐薄徵收則兵器工具不足。兵器工具不足則皮﹑帛不能出口﹐國家倉廩空虛則戰士低賤無祿。對外﹐皮貨和絲帛不能輸出於天下各國﹔對內﹐國家的戰士又處境低賤。梁聚的話顯然是錯誤的。國君有山﹐山中產銅﹐可用銅鑄造錢幣。如能用錢幣折算糧食發放全國俸祿﹐糧食就全都囤集在國家手裡﹐糧價可上漲十倍。農民晚睡早起﹐不用驅使就可以成十倍地增加產量。這樣一來﹐戰士只要有從前一半的糧食俸祿﹐就可以為國效命﹔農民又晚睡早起努力耕作不止。所以﹐善於主持國家的人﹐不必直接用言語驅使百姓﹐而百姓不得不為所驅使﹔不必直接用言語利用百姓﹐而百姓不得不為所利用。這樣﹐使百姓沒有不為他所用﹑為他所使的。梁聚的意見是錯誤的。”桓公說﹕“好。”

從公元前81年鹽鐵會議上的激烈爭論到公元226年生於江東儒學世族的陸遜（183~245年）給孫權的上書﹐從明末的經濟到清末的經濟﹐儒家放任主義小農經濟思想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無數的苦難。由於政府過小﹐根本無法調節市場﹐更別說保家衛國﹐兩千年的儒化導致中國貧弱相加。

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稅率過低﹐經濟自由放任﹐政府根本就沒有主動調節市場的能力﹐發生饑荒沒有錢去賑濟﹐發生戰爭﹐沒有錢支付軍餉。財政危機導致軍事危機﹐軍事危機導致更大的財政危機﹐飢民﹑飢兵一起將明朝推向滅亡的深淵。用大量數據﹐深入研究明末財政經濟狀況的杜車別先生這樣寫道﹕“和許多人想像的明代是一個對社會實施嚴密控制的專制社會相反﹐明代恰恰是一個把國家和政府的職能壓縮到最低限度的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明朝倒是很符合一些市場原教旨主義﹐自由主義信徒的理想。經濟的發展運行基本上不受政府的干涉控制﹐對私人經濟力量的發展﹐政府無心也無力管制約束。”
清朝如何呢﹖清鼎盛時期﹐1757年乾隆第四次下江南﹐驚呼大鹽商江春一夜之間為自己營造揚州白塔之余﹐看到江春比自己還富﹐乾隆感嘆﹕“人道揚州鹽商富甲天下﹐果然名不虛傳。”
到1840年6月鴉片戰爭爆發時﹐道光皇帝卻連感嘆的份兒都沒有了。虎門地處珠江入海口﹐是出入廣州的門戶﹐虎門的火炮根本就不能打到珠江中線﹐只能做報信用（儒者不言兵﹐這是千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堅定信念。）。1835年關天培調任廣東水師提督﹐決心在虎門橫檔與武山之間激流中鋪設鐵鏈木排﹐防止洋船通過﹐但沒有經費﹐直到三年後﹐橫檔海防工程才開工 — 清政府“太小了”﹐錢是廣州大行商伍紹榮等捐獻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簽訂了《南京條約》﹐中國要賠償英國2100萬銀元﹐折合1470萬兩白銀﹐而此時國庫存銀不到700萬兩﹐可以說政府夠小的了吧﹐可錢是要賠的﹐那剩下的770萬兩白銀怎麼辦﹐由於儒家倒黴的“藏富於民”﹐道光皇帝就讓更倒黴的商人出。

今天那些主張“小政府”且名聲不佳的經濟學家自己都不清楚﹐他們的理論不過是儒家放任主義小農經濟思想的翻版而已 — 儘管這些西天取經回來的先生們總是揮舞著拳頭反對小農經濟﹐主張市場經濟。

自由放任的市場要求國家退出經濟調節領域﹐當然﹐中國古典經濟學理論家在儒家眼裡也就一併成了小人﹑盜臣。對宋以後文人影響甚鉅的《大學》中強調﹐只要生產多﹐消費少﹐國家就會強大。並借用魯國大夫孟獻子的話說﹕“養了四匹馬拉車的士大夫之家﹐就不需再去養雞養豬﹔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就不要再去養牛養羊﹔擁有一百輛兵車的諸侯之家﹐就不要去收養搜刮民財的家臣。與其有搜刮民財的家臣﹐不如有偷盜東西的家臣。”《大學》的作者這樣解釋這段話﹕“一個國家不應該以財貨為利益﹐而應該以仁義為利益。做了國君卻還一心想著聚斂財貨﹐這必然是有小人在誘導﹐而那個國君還以為這些小人是好人﹐讓他們去處理國家大事﹐結果是天災人禍一齊降臨。這時雖有賢能的人﹐也沒有辦法挽救了。所以﹐一個國家不應該以財貨為利益﹐而應該以仁義為利益。”

既然中國的經濟學家都是小人﹐當然就沒有人敢多談“利”了。公元266年﹐晉武帝司馬炎要朝臣們拿出經濟國家的具體主張﹐雄心壯志﹐欲平江表（蘇南﹐浙江及皖南部分地區）的司馬炎抱怨道﹕“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

最後﹐中國古典經濟學如同孕育她的母體一樣﹐只剩下任人宰割的命運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西方經濟學的全面引入﹐中國學者開始用西方經濟學的手術刀肢解中國古典經濟學﹐結果是災難性的 — 中國古典經濟學被殘酷而野蠻地割裂成﹕李福星《孟子經濟思想》（1926）﹑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經濟思想》（1931）﹑何大受《孔子政治經濟思想》（1933）﹑黃漢《管子經濟思想》（1936）﹑王守直《孔子的經濟理論》（1940）﹑馬元材《桑弘羊及其戰時經濟政策》（1944）﹑俞寰澄《管子之統制經濟》（1944）至於那些企圖完整論述中國經濟史的作者﹐不過是努力將這些被肢解的尸塊用邏輯的膠帶粘連在一起﹕甘乃光《先秦經濟思想史》（1926）﹐李權時的《中國經濟思想小史》（1927）﹐唐慶增《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卷（1936）﹐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一部三卷﹐分別於1962﹑1963﹑1981年出版……）。
王亞南1946年就正式提出了“中國經濟學”的概念﹐但他指的是“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政治經濟學”﹐用西方經濟學範式解決中國實際問題﹐進一步說是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詮釋中國。他自己也承認﹐經濟學只有一個西方經濟學﹗悲夫﹗
這些中國經濟思想研究的先行者距司馬炎時代也有近1700年了﹐更難窺中國古典經濟學的全貌了。但是他們艱苦的工作至少告訴世人﹕中國即使沒有完整的經濟理論﹐也曾經存在偉大的經濟思想。

這裡﹐我們要做的不是繼續堆積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尸塊﹐我們已經有力量克隆活生生的中國古典經濟學本身。

二﹑中國古典經濟學的三原則

克隆中國古典經濟學首先是找到華夏文明的基因。我們找不到商以前可信度很高的文獻﹐甲骨文也已經發現一百多年了﹐但其中幾乎都是對卜辭的零星記載。所以我們看到的可靠歷史文獻來自西周﹐最早的當屬《尚書》。宋明儒家奉為至寶的《古人尚書》被清人證明是偽書後﹐《今人尚書》的地位提高了。

由於《今人尚書》也遭到過儒家“義理化”刪改﹐所以“刪之餘”﹐被儒家扔進紙簍的《逸周書》顯得特別寶貴。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按照《逸周書‧世俘》的記載﹐用天文學軟件定出武王克商年代後﹐《逸周書》的可信度明顯增加。今天﹐人們在重新編寫《尚書》的時候﹐已經將《逸周書‧世俘》作為真《武成》編入 — 進而言之﹐劉向所述《逸周書》“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的說法是可信的﹐《逸周書》才是本來面目的《尚書》— 它是中華文明的胚胎﹐從中我們能發現完整的中國古典經濟學基因。

公元前1117年春﹐周文王臨終前曾向太子發（克商的周武王）講述治國大道﹐內容包括了中國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原則。《逸周書‧文傳解第二十五》中闡述的中國古典經濟學原則包括﹕自然原則﹑均平原則和儲備原則﹐詳述如下﹕

（一）自然原則

華夏文明與西方文明最主要的不同就是她早就脫離了宗教神話的影響﹐相信自然秩序而不是超自然的上帝才是真理之源。這使得華夏文明在處理經濟問題時﹐將生態秩序放在第一位﹐而不會像西方文明一樣用工業持續﹑大規模生產的辦法征服自然。儘管今天的西方文明也把環境問題看得十分重要﹐學蒙昧的印第安人大講“地球母親”﹐但他們仍然用資本主義工業原則﹐而不是用自然原則組織經濟生活。

一般認為中國自然主義世界觀的集大成者是《老子》﹐這沒有錯。但老子顯然不是國人獨特世界觀的源頭﹐我們的先人是何時脫離神話的影響過渡到自然主義世界觀的呢﹖

據甲骨文記錄﹐這一轉變發生在商朝末年﹐這時祖先不再是恐怖的需要用各種宗教儀式安撫的對象﹐他們變成了值得尊敬的會賜福子孫的靈魂。日本學者伊藤道治在《中國古代王朝的形成 — 以出土資料為主的殷周史研究》 中總結第三期後半期﹑第四期卜辭（大致相當於公元前12世紀中葉以後）內容特點時說﹕“這一時期﹐祖先是在另一個與活人相同的世界裡生活的﹔同時﹐與祖甲時代相比﹐人們更明確地意識到祖先是賜福於子孫的﹐從而確立了祖先崇拜。”

這一轉變是重要的﹐它表明在神話中人性的因素正在加強﹐那種通過祭祀占卜﹐將人類的命運委於神權的時代終將結束。《逸周書》的作者在總結周文王的行事特點時﹐儘管仍然主張尊敬神靈﹐但已經將蔔筮的地位降到了無足輕重的地位﹐指出占筮不吉也要善其所為﹐龜卜雖吉也要想到凶危。

周穆王的史官在記述前朝諸國敗亡的原因與教訓時﹐單列出古國玄都氏重視鬼神﹐不重人才﹐相信占卜﹐重用神巫治國滅亡。這裡信奉鬼神﹑蔔筮已經被公開譴責。

西周末年﹐當芮伯良夫向厲王進諫的時候﹐已經屢屢講“道”﹐《逸周書‧芮良夫解第六十三》上面說﹕“我小臣良夫叩頭謹告天子﹕作為百姓的父母﹐只要盡到他的職責道義﹐遠方人沒有不服從的。如果不講道義﹐身邊的臣妾也會背離。百姓歸向恩德。有德百姓會擁戴﹐無德百姓就仇恨。這句話真實地驗證在此前不遠﹐商紂王不改夏王桀的殘暴﹐因此才有我們周朝。”

在西周以後中國人的心目中﹐不僅政治生活要講道﹐經濟生活也要講道﹐並發展出了完備的按時節安排生產的法規體系（即月令）和經濟管理體系（詳見《周禮‧地官司徒》部分）。經濟的自然之道包括﹕按照自然生產的週期進行生產﹐順時取物﹔維護生態持續的生產能力﹐蓄足功用﹔節制消費和資本﹐用之有節。

儒家放任主義小農經濟思想反對中國古典經濟學的儲備原則﹐卻極力贊同生產的自然原則。東漢班固在作《漢書》時﹐將中國古典經濟學的自然原則闡述得很清楚﹐《漢書‧貨殖傳第六十一》開篇就指出﹕要辨別土地﹑河流﹑湖泊﹑丘陵﹑沃地﹑平原﹑窪地等不同地理條件﹐教導百姓種植和畜養技術﹔這樣﹐人民用於生活和殯葬的用品﹐包括五穀﹑六畜﹑魚﹑鱉﹑鳥獸﹑柴草﹑木材﹑器械等各種物資都生產出來了。生產按照一定的時令﹐消費也要有所節制。草木的葉子沒有凋落時不能進入山林砍伐﹔在農曆九月前﹐不能到田野捕獸﹔在農曆七月前﹐不能到小路旁邊捕射飛鳥。除了要順應時令生產外﹐還不能在山裡砍小樹﹐在湖邊割嫩草﹐不能捕捉幼小的蟲﹑魚﹑獸﹐不能採集鳥蛋。這是為了順應時令氣候﹐使各種生物得以繁殖興旺。這樣就可以充分發揮自然的功效﹐使各種財物貯備富足。

《逸周書‧文傳解第二十五》將中國古典經濟學的順時取物總結為﹕山林不到季節不舉斧子﹐以成就草木的生長﹔河流湖泊不到季節不下漁網﹐以成就魚鱉的生長﹔不吃鳥卵不吃幼獸﹐以成就鳥獸的生長。打獵有季節﹐不殺小羊﹐不殺懷胎的羊。牛犢不拉車﹐馬駒不驅趕奔跑。土地不失其所宜﹐萬物不失其本性﹐天下不失其時令。

由於現代人已經不知中國古典經濟學順時取物的原則﹐所有的生產都按工業化的邏輯﹐持續不間斷地進行﹐結果是生物資源的嚴重浪費。以我國為例﹐儘管從1995年我們就實行了海區伏季休漁制度﹐但那兩個月的休漁時間能保證恢復生態的自然生產能力嗎﹖由於長期捕撈過度﹐有的沿海的居民不得不轉產。

在科學技術還不發達的時代﹐《逸周書‧文傳解第二十五》還沒有類似“年積材量”的概念用以匡算生態持續的生產能力﹐但其中明確規定﹕不殺懷胎母獸﹐不砍未成材的樹木。不錯過農事季節。像這樣下去十年﹐有十年積蓄的為王﹐有五年積蓄的稱霸﹐沒有一年積蓄的滅亡。生十個殺一個的﹐用物會堆積十層﹔生十個殺十個的﹐用物會頓時空虛。堆積十層的為王﹐頓時空虛的滅亡。

小興安嶺的原始森林﹐日本人亂砍了一次﹐建國後又大砍了兩次﹐90年代基本砍沒了。相對我們的祖先﹐當代的經濟政策是不是太野蠻。現在大講封山育林﹐林不是靠育的﹐那些原始森林生態的恢復可能要上百年﹐可現代工業砍光地球上的森林是很快的﹔我們必須要蓄足功用﹐為萬世子孫﹐人類的持續發展計。

《逸周書‧文傳解第二十五》在談到節制消費和資本“用之有節”時﹐只是泛泛提到﹕不做驕縱奢侈之事﹐不做過分浪費的事﹐不貪戀於華美﹐柱子刮皮不加雕飾﹐屋頂用茅草覆蓋﹐為百姓珍惜費用。

中國古典經濟學經典《管子》輕重16篇明確反對消費主義及資本的無限擴張﹐特別是在世界政權分立﹐資源緊張的情況下。“桓公說﹕‘泰奢教我說﹕不修飾車帷車蓋﹐不大量添置衣服﹐女工的事業就不能發展。祭祀之禮不用牲﹐比如諸侯依禮用牛﹐大夫依禮用羊﹐不如此﹐六畜就不能繁育。不能高建樓臺亭榭﹐修華麗宮室﹐各種木材就沒有出路。這種說法對不對﹖’管仲說﹕‘這是錯誤辦法。’桓公說﹕‘為什麼說是個錯誤辦法﹖’管仲回答說﹕‘這是定地管理的方法。那裡天子的管轄﹐方圓千里土地﹐列國諸侯方圓百里﹐濱海的子國70里﹐男國50里﹐像身體上的胸臂一樣互相為用。所以調節緩急餘缺﹐即使糧財散在民間﹐也不致成為統一國家君主的憂慮。但是﹐領土狹小而還要起來與大國爭強的國家﹐必須使農夫努力耕耘﹐成果歸於君主﹐使婦女勤於紡織﹐成果歸於官府﹐這並不是想要傷害民心與民意﹐而是因為國無積蓄就不能用人﹐國無餘財就不能鼓勵臣下。過分奢侈的辦法﹐不可用在領土狹小的國家。’”

自凱恩斯以來﹐刺激消費和信貸擴張已經成為西方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資本及資本力量造成的惡果已經顯示出來﹐甚至已經威脅到人類生存的安全。電動汽車早就發明了﹐20世紀90年代﹐美國加利福尼亞通過了《零排放法案》（Zero Emissions Mandate）﹐以降低汽車尾氣對環境和公眾健康的危害﹐該法案規定加州1998年售出的新車中﹐零排放的汽車要達到2％﹐2003年達到10％。在美國大石油公司的壓力之下﹐與燃油車﹑混合型動力車和氫燃料電池車相比擁有環保節能費用低廉等優越性的電動車卻退出了市場﹐最後在亞利桑那的沙漠中被絞成了鋼鐵碎片。

在2006年美國前副總統戈爾（Al Gore）親自參與演出和製作的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中﹐戈爾以嚴謹的科學精神﹐極其豐富的資料向世人證實了全球變暖的災難性影響﹐並指出人類（特別是一直忽視這一問題的美國）完全有技術能力解決這一問題﹐但由於某些工業利益集團的影響﹐連科學報告也被那些與石油公司有密切關係的政府官員隨意修改。戈爾最後不得不承認﹐政治意願（Political Will）已經成為美國最寶貴的再生能源。

新近已經出了中文版﹐在美國影響鉅大的《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一書透露﹐美國大財團控制的經濟殺手（Economic Hit Man）常常披著經濟學家﹑銀行家﹑國際金融顧問之類的外衣﹐通過蓄意作出誇大了的宏觀經濟分析和產業投資建議﹐來控制別國的經濟命脈和自然資源。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美國為謀求建立全球霸權﹐派遣經濟殺手到世界各地發動的隱蔽經濟戰爭﹐其規模空前鉅大﹐令人恐怖﹐所到之處是當地人民普遍的貧困和自然資源的嚴重破壞。以擁有豐富石油資源的厄瓜多爾為例﹐落入經濟殺手設置的陷阱後﹐掙扎在貧困線上的人口從50％上昇到70％﹐就業不足和失業率從15％飆昇到70％﹐國債從2.4億美元猛漲到160億美元。作者約翰‧帕金斯（John Perkins）寫道﹐“世界上並非僅厄瓜多爾一個國家是如此。幾乎每個被經濟殺手網羅到美國‘保護傘’下的國家﹐都遭受著同樣的厄運”。

在人類資源已經越來越緊張的今天﹐西方文明依舊用消費主義支撐著他們的經濟成長﹐自己的資源不夠就用經濟﹑戰爭手段去掠奪﹐人類何時能脫離西方海盜文明的野蠻呢﹖就在作者寫這篇文章的時刻﹐伊拉克的戰火仍在燃燒。

西周初年是由山虞﹑森衡﹑川衡﹑澤虞﹑跡人﹑礦人等官員管理自然資源的。比如礦人的職責是掌管出產金玉錫石等地方﹐為之設置藩界和禁令而加以守護。按時採取﹐選擇開採地﹐繪成地圖交給開採者﹐巡視是否有人違犯禁令。 令人遺憾的是﹐直到2007年我國稀土生產才由指導性改為指令性生產﹐其他礦產資源的亂挖亂採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國家物資儲備局物資儲備研究所楊子健先生撰文要求國家建立優勢礦產資源的保護機制﹕“由於我國的礦山開採和貿易過程中缺乏有效管理﹐大量寶貴的礦產資源廉價流入國外。據有關專家預測﹐到2020年﹐許多目前我國佔有優勢的礦產資源將所剩無幾。因此﹐建立我國優勢礦產資源的保護機制已迫在眉睫。”

由於漢白玉資源有限﹐中國一向有節制的開採漢白玉﹐主要用於皇家標誌性建築﹐一般人不得隨意開採使用。但全面引入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後﹐漢白玉資源這些年很快就枯竭了。國家要建中華世紀壇﹐被稱為漢白玉的中華世紀壇石碑不得不用糙白石頂替﹐結果碑體很快就風化裂縫 — 這是一種歷史的諷刺﹗是一種民族的羞恥﹗節制消費和資本是中國古典經濟學自然原則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裡節制資本不是消滅資本﹐《逸周書》屢次強調﹐國家要保證商人有足夠的資本。 周初政治家呂尚直接將大農﹑大工﹑大商稱為國之三寶﹐ 《史記‧貨殖列傳》引《周書》也將商稱之“三寶”﹐上面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中國古典經濟學節制資本的目的是讓百姓均平﹐不像今天美國那樣讓一個利益集團通過對資本的控制綁架整個社會。

（二）均平原則

首先需要說明﹐中國古典經濟學的百姓均平原則與儒家放任主義小農經濟條件下通過抑商實現平均主義的小國寡民社會不同。儒家平均主義“不患寡而患不均”﹐《論語‧季氏篇第十六》上有﹕“我（孔子）聽說﹐對於諸侯和大夫﹐不怕貧窮﹐而怕財富不均﹔不怕人口少﹐而怕不安定。由於財富均了﹐也就沒有所謂貧窮﹔大家和睦﹐就不會感到人少﹔安定了﹐也就沒有傾覆的危險了。因為這樣﹐所以如果遠方的人還不歸服﹐就用仁﹑義﹑禮﹑樂招徠他們﹔已經來了﹐就讓他們安心住下去。”

中國古典經濟學主張不同社會階層間利益的動態平衡。“中國古典政治學的《黃帝內經》”《黃帝四經》所謂﹕應付事物變化的方法在於掌握平衡和適度﹐輕重不當﹐便是失道。

百姓均平原則是通過一系列經濟﹑政治手段實現的﹐目的是防止人與人互相剝削﹐“下相役”﹑“陰相隸”“同列而相臣妾”。具體政策包括物價調節﹑平均賦稅﹑每個人平等地享受自然資源等等。

《逸周書‧文傳解第二十五》認為只有百姓均平﹐社會才會和諧發展（“和德”）﹐上面說﹕“百業得以均其利益﹐商賈得以流通貨物﹔百工不失掉職業﹐農夫不失掉農時﹐這叫做和德。土地多百姓少﹐土地就不是他的土地了。土地少百姓多就不是他的百姓了。因此﹐土地多﹐就發佈政令以達四方﹐四方之人流入﹔土地少﹐就讓百姓安好家室到外地勞作﹐向四鄰輸入。《夏箴》裡說﹕‘國內不能容納利益﹐百姓就到外地居住。’《開望》裡說﹕‘土地寬廣無人防守的﹐可以襲擊討伐﹔土地狹小沒有糧食的﹐可以圍困待其枯竭。兩種禍患的發生﹐都是土地與百姓多少不相稱的災難。’”

在以農業為主導的古代中國社會﹐均地分力﹐公平折算土地實行分戶經營成為歷代長期追求的目標﹐因為這樣能夠使人力資源與物力資源的利用最大化。《管子‧乘馬第五》上論證說﹕把土地公平折算實行分戶經營﹐可以使人民自身抓緊農時。他們會關注季節的早晚﹑光陰的緊迫和飢寒的威脅。這樣﹐他們就能夠晚睡早起﹐父子兄弟全家關心勞動﹐不知疲倦並且不辭辛苦地經營。而不把土地分配下去的害處﹐就是地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不能充分發揮。

讓每個家庭平等享受土地資源的政策在中國大黃金時代相當成功﹐事實上早期的農民起義並沒有將均分田地作為自己的政策目標。東漢之後﹐大規模的土地兼併曾經發生過﹐但到明清仍沒有再出現大規模的土地兼併﹐兩個王朝滅亡的主要原因是放任主義的經濟政策使他們沒有資源動員足夠的民力抵禦外部入侵 — 以前有的學者教條化地將一個朝代的滅亡歸因於土地兼併﹐中國經濟史的深入研究已經使這種意識形態主導的理論逐步失去了根基。

均地分力不再適用於工業化時代的農業﹐但讓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享受世界資源的思想卻永遠不會過時。

夏朝史書《夏書》中說﹕“賦稅均平﹐王室的庫藏才會充盈。” 為了使平均分配土地並公平地承擔賦稅﹐我們的先人發展了以《九章算術》為核心的完整的數學體系﹐它的主要架構都是按百姓均平的原則設計的。西周時政府專設均人一職﹐其職責就是﹕使地稅合理﹐使山林川澤之稅合理﹐使各種從業稅合理﹐使對於人民﹑牛馬﹑車輦的力役徵調合理。凡力役的徵調﹐依照年成的好壞﹐豐年公事平均每人徵用三天﹐中等年成公事平均每人徵用二天﹐歉收年成平均每人徵用一天。發生饑饉疫病就免除力役﹐免除賦稅﹐不徵收山林川澤稅和各種從業稅﹐因而也無須做使地稅合理的工作。三年大校比時﹐就對各種賦役作一次大的合理調整。

百姓均平還包括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平衡﹐特別是農民與工業商利益的平衡﹐不讓工商業階層壟斷國家權力。如果農產品價格過低﹐必然會損害農民的利益﹐也會使農民的工業品購買力受損﹐如果糧價過高﹐就會損害農業產品消費者的利益﹐因此中國古典經濟學主張國家調節糧食價格﹐使“農末俱利”﹐具體主張包括﹕出售糧食﹐每鬥價格20錢﹐農民會受損害﹔每鬥價格90錢﹐商人要受損失。商人受損失﹐錢財就不能流通到社會﹔農民受損害﹐田地就要荒蕪。糧價每鬥價格最高不超過80錢﹐最低不少於30錢﹐那麼農民和商人都能得利。並指出如果糧食這樣平價出售﹐並平抑調整其他物價﹐關卡稅收和市場供應都不缺乏。

同時維護生產者和消費者利益的價格扶持政策成為後來中國歷代農業政策的基礎﹐這一思想也被美國1933年通過的《農業調整法案》（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所吸收﹐它是以1909~1914年農業繁榮時期農產品對工業品相對價格為“平價”（parity price）﹔《農業調整法案》的主要推動者﹐美國前農業部長華萊士（Henry A. Wallace﹐1933~1950在任）曾積極推動常平倉政策的國際化﹐以便讓所有國家的農民都有相等的權力獲得基本的農產品和工業品。

1942年1月﹐這位王安石的崇拜者就在《大西洋月刊》上鼓吹自己的“世界常平倉”思想﹐他寫道﹕“作為和平努力的一部分﹐我希望所謂的‘常平倉原則’會在世界範圍內一系列商品中實現﹐請注意﹐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達成的《大西洋憲章》八條中第四條提到﹐所有國家﹐不分大小﹐戰勝者或戰敗者﹐都有機會在同等條件下獲得世界的原料。 我們接下來數月的主要目標是使這個崇高的理想變得更為具體。”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6年8月﹐聯合國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宣佈將建立一個世界糧食委員會（World Food Board）﹐要將“1930年代美國農業部長華萊士的‘常平倉’計劃國際化”﹐這個委員會將為歉收建立糧食儲備﹐穩定世界農產品價格﹐其基本目標是使“當其他國家有大量賣不掉的糧食剩餘時窮國免除飢餓之災”。然而﹐在美國等國家的激烈反對下﹐這個中國古典經濟學的偉大計劃被永遠地擱置了下來﹗

今天﹐世界農產品貿易仍按照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原則進行。星巴克大概可以從一公斤咖啡豆中收入232美元﹐而一個生產咖啡的埃塞俄比亞農民賣一公斤咖啡豆只能收入0.3美元﹐且這個價格還一直在下降。埃塞俄比亞的農民們至今還無法解決溫飽和自己孩子的教育問題﹐許多地方沒錢建學校﹔另據聯合國公佈的統計數字顯示﹐目前全球有40個國家面臨不同程度的糧食短缺﹐全世界有8.54億人營養不良﹐每年有560萬兒童因飢餓和營養不良而夭折。在發展中國家﹐糧食短缺問題尤為嚴重﹐約有五分之一的人無法獲得足夠的糧食。

當讀者看到這些觸目驚心的統計數字的時候﹐會懂得什麼是赤裸裸的經濟掠奪﹗什麼是現代西方經濟學華麗外衣下的野蠻﹗什麼時候﹐中國古典經濟學才能成為指導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指南呢﹖

（三）儲備原則

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那樣﹐產品的儲備是一切社會所共有的。古埃及就有了國家糧庫﹐主管官員的地位相當高。從《舊約‧創世紀》中我們能看到﹐約瑟建議法老在七年豐收之年儲備了大量糧食﹐然後在接下來的七年大荒中發了橫財﹐約瑟的政策只是王權下的囤積居奇﹔羅馬人也有大量的糧食儲備﹐目的和早期中國人一樣單純為了儲豐防缺。據歷史資料﹐在公元前四世紀的時候﹐羅馬至少有291家公共糧庫﹐儲備的糧食足以支撐首都居民七年之需。

西方沒有入侵前的印加和印度都有大量的儲備。印加人的儲備還相當豐富﹐除了糧食﹐還有羊毛﹑棉花和各種金屬﹔近代﹐法王路易十四設立了皇家糧食管理局﹐負責軍用糧食的公開採購。美國弗吉尼亞1632年立法明確要求每一位超過18歲的農民都應當為公共糧倉貢獻糧食。

由於西方世界的儲備最多停留在“積穀防饑”階段﹐所以西方學者們對儲備的見解亦有天壤之別。萊勒認為儲備將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減少﹔馬克思則持相反的見解﹐認為儲備的三種形式（生產資本的形式﹐個人消費基金的形式﹐商品儲備或商品資本的形式）就絕對量來說可以同時增加﹐但是一種形式的儲備會在另一種形式的儲備增加時相對地減少﹔西斯蒙第認為儲備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個缺陷﹔亞當‧斯密則認為儲備是資本主義生產所特有的現象﹐農業經濟社會歷來都是吃上頓不管下頓。

人類文明史上﹐只有中國人將儲備作為經濟﹑金融思想的核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基本商品的儲備﹐二是商品儲備貨幣CRC的發行。至晚在春秋時代﹐基本商品的儲備和商品儲備貨幣的發行理論已經相當成熟。

就如同中國人在三千年前就接受了負數概念而西方人到19世紀還稱負數十分荒謬一樣﹐筆者認為西方人長期關注從生產到消費的過程﹐而沒有關注儲備的原因是他們的思維方式。在系統論誕生以前﹐西方人缺乏從整體角度思考事物的能力﹐西方經濟學總是力圖從生產或消費方面解決經濟問題﹐而沒有意識到從生產和消費平衡的整體角度解決問題。直到20世紀30年代﹐常平倉制度引入西方後﹐商品儲備及商品儲備貨幣才正式進入西方經濟學家的視野。

《逸周書‧文傳解第二十五》在講儲備原則時沒有像《逸周書‧大匡第十一》中那樣清楚﹐但也強調了儲備及儲備商品調節市場的重要意義﹕天有四種災禍﹐水災﹑旱災﹑饑年﹑荒年。災禍的到來沒有固定時間。如果不從事積蓄﹐用什麼來防備它﹖《夏箴》裡說﹕“平民百姓沒有夠吃兩年的糧﹐遇上饑荒﹐妻子兒女就不屬他所有了﹔大夫沒有夠吃兩年的糧﹐遇上饑荒﹐奴隸侍妾以及車馬就不屬他所有了。國家沒有夠吃兩年的糧﹐遇上饑荒﹐百姓就不屬它所有了。”警惕啊﹐不思考不實行﹐災禍臨頭就不遠了。明白以上開放﹑關閉﹑禁止﹑施捨道理的人﹐他奪取天下就如演化一般的快﹔不明白開放﹑關閉﹑禁止﹑施捨道理的人﹐他失去天下也如演化一般的快。

《史記‧貨殖列傳》還記載了計然的儲備原則﹐以及如何用儲備調節市場﹐計然明確指出﹐國家絕對不能如投機商一樣囤積以求高價（不能學約瑟和埃及法老）﹐要根據市場價格的波動隨時平衡物價。上面引用計然的話說﹕積貯貨物﹐應當務求完好牢靠﹐沒有滯留的貨幣資金。買賣貨物﹐凡屬容易腐敗和腐蝕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險囤積以求高價。研究商品過剩或短缺情況﹐就會懂得物價漲跌的道理。物價貴到極點﹐就會返歸於賤﹔物價賤到極點﹐就要返歸於貴。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賤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貨物錢幣的流通周轉要如同流水那樣﹔《史記》還說﹐越王勾踐按照計然策略治國十年﹐越國就富有了﹐終於報仇雪恥﹐滅掉吳國﹐稱霸中原。

關於CRC的發行理論﹐公元前524年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時闡述的簡單明瞭﹐核心思想是統計財貨的多少﹐權衡錢幣的價值﹐如果錢貶值過多﹐就發行重幣﹐使重錢和輕錢按照一定比價流通﹐所謂“量資幣﹐權輕重”。上面說﹕古時候﹐天災降臨﹐於是統計財貨﹐權衡錢幣的輕重﹐以便賑濟百姓。若百姓嫌錢輕物重﹐就鑄造大錢來行用﹐於是有大錢輔佐小錢流通﹐百姓都得益。若百姓嫌錢重物輕﹐就多鑄小錢來行用﹐同時也不廢止大錢﹐於是有小錢鋪佐大錢流通。這樣﹐無論是小錢﹑大錢﹐百姓都不感到吃虧。

在具體操作層面上﹐《管子》輕重16篇論述的相當細緻。作者指出﹐國家經濟工作首先要統計出“資”和“幣”﹐才能根據輕重原則調節市場﹐增強國力。統計內容包括﹕一個鄉有土地多少﹖用費的一般標準多少﹖糧食總值多少﹖還有一個縣的人口多少﹖土地多少﹖貨幣多少才合於該縣需要﹖穀價多高才合於貨幣流通之數﹖全年計算供應口糧後﹐餘糧多少﹖一鄉的女勞力全年進行紡織﹐其成品多少﹖應當把成品按時價算出總值﹐全年供全部人口穿用後﹐餘布多少﹖還要有另外一組統計項目﹐調查土地的情況。

統計好資幣後﹐就可以用信貸﹑市場和行政命令等辦法經濟天下了。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總要掌握商品儲備的主動。儘管《管子》一書中描述的全部情況並不一定是歷史事實﹐甚至有些誇張﹐但作為一般的調節市場原則仍具重要的參考意義﹐它給了中國後世經濟學家太多的啟迪﹕
（總體統計完成後）﹐就計劃發行一筆經過全面籌算的貨幣。對於預計其土地收成超過口糧消費的農戶﹐就主動借錢給他們。大戶多借﹐小戶少借。山地和中等土地的農戶﹐全年口糧不夠消費的﹐也要借錢給他們﹐以保持其最低生活水平。次年﹐年景好﹐五穀豐登。官府就對具有上等土地的農戶說﹕“我所貸給你們的共多少錢﹖鄉中糧食的現價多少﹖請按照十成減三的比例折價還糧。”這樣糧價就會上漲﹐幣值就會下跌。因為上等土地的餘糧被官府掌握起來﹐中等土地又無法補足山地的缺糧﹐故糧價將上漲十倍。但山地農戶因已有國家貸款﹐接濟其不足﹐也不至於過分損失。只是上等土地的餘糧及時被國家掌握﹐使糧價坐長了十倍。這時對婦女所生產的布帛﹐只要合於國家需用﹐都加以收購並立下合同。合同按鄉﹑市的價格寫明﹕“官府無錢﹐但有糧。用糧食折價來收購。”這樣又用賣回糧食的辦法清償買布的合同﹐國家需用的布帛便可以解決。接著糧價又降回到原來水平了。再貸放經過統籌發行的貨幣﹐再進行囤集糧食﹐糧價又上漲十倍。這時通告豪富之家和高利貸者們說﹕“國君將巡行各地﹐爾等各應出錢若干備用。”還通告鄰近各縣說﹕“有存糧的都不准擅自處理。如果巡行用糧不夠﹐國君將為解決人馬食用向民間借糧。”鄰縣四周都由此影響糧價﹐糧價又坐漲十倍。國君便下令說﹕“從富家所借的錢﹐一律以糧食折價償還。”這樣﹐糧食的市價又會降下來了﹐幣值又要上昇了。全國的百都百縣﹐其統計理財工作都可按此法行事。首先使糧價坐漲十倍。其次用糧食支付借款。再其次因國家貨幣的九成在官府﹐一成在民間﹐幣值高而萬物賤﹐便收購物資而投出貨幣。再其次因貨幣放在民間﹐物資都集在官府﹐萬物價格乃上漲十倍﹔府官便按照市價拋售物資﹐至物價回降而止。這樣的國家統計理財工作﹐安排在產品未成之前﹐掌握經營在產品已成之後﹐運用國家號令而收放進退﹐不必向民間直接求索。

無論是“以穀准幣”還是“以幣准穀”（“以幣准穀”還包括官員俸祿不再直接發給糧食﹐而是換算成貨幣﹐類似於現代的工資﹐目的是讓國家掌握更多的糧食儲備﹐支撐糧食價格）﹐管子都將商品本位貨幣的應用推到了極致﹐這裡商品儲備貨幣已經不單純是為了穩定價格﹐還能通過可控的價格波動直接從市場獲取鉅大的財政收入 — 與西方經濟學的傳統作法不同﹐管子反對通過加稅的方法增加財政收入。

在中國古典經濟學中﹐國家倉庫中的儲備起到準備金的作用﹐國家儲備貨幣的發行是以國家實際財富作基礎的。前提是國家必須掌握大量的商品儲備﹐否則國家將失去調節市場的能力。《管子‧山權數第七十五》將掌握糧食儲備稱為“天權”﹐“天權”不掌握﹐經濟管理也就無從談起。也因此﹐中國古典經濟學對於嚴重的入超和出超都十分關注﹐平衡市場的基本要求是保持物價水平與別國一致。因為商品價格偏高﹐別國就來傾銷射利﹔商品價格偏低﹐物資會泄散外流。所以要注意比價一致﹐物資泄散外流﹐就等於本國失權﹔被人射利﹐就等於本國失策了。

我國僅1993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官方匯率就由1979年初的158元人民幣兌100美元降至580元人民幣兌100美元﹐下調了73％。後來又持續下調﹐1998年穩定到了828元人民幣兌100美元左右的水平﹐近年來才有所上昇。美國人到浙江買襪子﹐說是和零價格差不多。商品價格太低導致大量的物質財富流向別國﹐不用說用儲備調節經濟了﹐居民消費率都變得奇低 — 泄者失權﹗國人不應忘記自己的經濟學古訓啊﹗

當格雷厄姆為自己的商品本位貨幣方案沒有得到華盛頓的青睞無可奈何的時候﹐在社會主義世界﹐他的計劃正在穩妥地進行。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儲備已經不再是馬克思眼裡的產品流通中的必要一環或“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後備基金或保險基金。”（《哥達綱領批判》）﹐而是盧布穩定的基礎。1933年斯大林就指出﹕“蘇聯的通貨價值之穩定﹐首先是由於國家手中握有鉅大數量的商品來保證的﹐這些商品都以穩定的價格在市場上流通。”這是真實的﹐在1936年1月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蘇聯的財政人民委員宣佈﹕“蘇聯的盧布是穩固的﹐世界上沒有一種貨幣價值能比得上它。”

當代許多研究者都是赫魯曉夫的信徒﹐將當時蘇聯的經濟奇蹟說得一無是處。但斯大林的貨幣思想不僅為蘇聯經濟學家所鼓吹﹐格雷厄姆在寫他的商品儲備貨幣專著《世界商品與貨幣》時仍毫無偏見的引用 — 斯大林沒有有意識地去推行商品儲備貨幣﹐但他通過商品“準備金”的形式穩定盧布的路徑是對的。

斯大林的這些思想對1935~1937年間曾在莫斯科學習蘇聯處理經濟問題方法的陳雲有什麼影響﹐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1939年底到1940年初周恩來在蘇聯治病時﹐曾會見了蘇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前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長瓦爾加‧葉‧薩（1879~1964）﹐按《師哲回憶錄》中的記述﹐因為法幣（國民黨貨幣）不斷貶值﹐導致陝甘寧邊區邊幣跟著貶值﹐物價猛漲﹐當時周恩來問策瓦爾加﹐後者建議﹕首先應使邊幣脫離與法幣掛鉤的關係﹐使之獨立起來。其次邊幣不應以黃金﹑白銀支撐﹐而是以邊區的實物（煤﹑石油﹑食鹽等）為基礎﹐以維護邊幣的購買力。第三要自立更生﹐發展生產。

多年以後﹐陳雲就將商品本位貨幣思想付諸實施。1943年初﹐剛剛主持西北財經辦事處日常工作的陳雲提出建議﹐為了拯救不斷貶值﹐信譽嚴重受損的邊幣﹐可以考慮由鹽業公司發行一種流通券﹐其定價與法幣1比1﹐與邊幣1比9﹐使之在邊區內流通﹐逐步收回邊幣。達到一定程度時﹐再以邊幣收回鹽業流通券。這樣就可使邊幣與法幣比價提高到1比1﹐驅逐法幣﹐掌握金融主權。陳雲的建議很快被採納了﹐1944年5月23日﹐西北財經辦事處第五次會議決定發行邊區貿易公司商業流通券。共產黨人CRC的發行是成功的﹐1944年7月到1945年8月﹐邊區的金融物價再也沒有發生大的波動。

解放初期﹐當時惡性的通貨膨脹足以吞噬任何一個意識形態的新生政權。全國13個大城市的批發物價指數如以1948年12月為基數100﹐則1949年11月的指數已達5376﹔人民幣的發行額增加速度若以1948年底為基數﹐到1949年11月猛增11倍﹐到1950年再增加至270倍。此時陳雲一方面利用商品儲備對付投機商（“米棉之戰”）﹐另一方面發行基本商品支撐的貨幣穩定市場。主要手段包括﹕

一﹐統一中央財政工作（這也是《管子》一書屢次三番強調的）﹐主要是統一管理財政收支﹐統一管理物資﹐統一管理信貸收支和貨幣發行﹐作到財政收支平衡﹐市場商品供求平衡﹐信貸收支平衡。為保證國家掌握雄厚的基本商品儲備﹐決定成立中央和省市各部門的倉庫物資清理調配委員會﹐規定“所有庫存物資﹐由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統一調度﹐合理使用﹐以便減少1950年的財政支出及向國外訂貨。

二﹐緊縮銀根﹐發行折實公債（一種商品本位貨幣﹐實際上以單位人民幣准“一籃子基本商品”﹐這些商品大致包括糧食﹑布匹和煤炭）﹐中央制定了1950年發行二億分折實公債的計劃﹐計劃中的二億分公債實際只發行了一億分（一分公債折合實物為大米三公斤﹑麵粉0.75公斤﹑白細布1.3米﹑煤炭八公斤）。

三﹐開辦保值的折實儲蓄﹑大力吸收定期存款。當時折實單位後面的商品有很大不同﹐京津地區是以玉米粉0.5公斤﹑麵粉0.5公斤。五福布三分之一米的平均價格為一個標準折實單位﹔上海是以白粳米一升﹐生油50克﹑煤球0.5公斤﹑龍頭細布三分之一米的平均價格為一個標準折實單位﹔其他城市也都有各自的標準折實單位。

四﹐通過國營貿易公司大力增加商品儲備。到1949年底﹐中央已掌握了50億斤商品糧和佔全國70％的煤炭供應量﹐40％的棉紗和50％的布匹﹑60％的食鹽﹐同時加強了對京﹑津﹑滬等大城市的物資調撥工作。1949年11月25~30日每日由東北地區調運1000~1200萬斤糧食入關。

五﹐還採取了打擊和取締投機勢力﹑發放折實工資等手段穩定社會﹑市場秩序。

陳雲是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儘管到目前為止還很少有人承認這一點。他不和斯大林一樣主張將市場送到陰間去﹐一切都直接進行社會主義分配。他也不主張凍結物價。或許他比斯大林更多的汲取了中國幾千年的市場管理經驗﹐中國本土學者早就發現﹐陳雲經濟思想與管子多有相通之處。

中國古典經濟學將市場看作商品的價格標尺﹐是社會治亂的標誌﹐認為沒有市場就會嚴重打擊經濟﹐造成民用缺乏（“無市則民乏矣”）。《管子‧乘馬第五》中說﹕市場是商品供求狀況的標誌。所以﹐各種貨物價格低廉。各種商業就不能獲得高利﹔各種商業無高利﹐各項事業就都能搞好﹔各項事業搞好了﹐各項需求就都能得到適度的滿足。通過市場﹐可以通曉社會的治亂﹐可以通曉物資的多寡﹐只是不能通過它創造物資的多寡而已﹐掌握起來也是有規律的。

中國古典經濟學明確反對凍結價格或計劃價格的作法﹐計劃價格實際上是將經濟系統（市場）這一複雜鉅系統的感受器 — 價格麻痹了﹐由人和組織來進行資源配置﹐無論這些組織或人多麼有效率也無法取代市場系統本身。結果是經濟體制由麻痹到僵化﹐由僵化到死亡。20世紀末﹐蘇式計劃經濟在世界範圍內破產。

《管子‧輕重乙第八十一》有一段桓公與管仲君臣的討論。桓公問管仲說﹕“平衡供求有定數麼﹖”管仲回答說﹕“平衡供求沒有定數。平衡供求﹐就是要使物價有高有低﹐不經常固定在一個數字上。”桓公說﹕“那麼﹐平衡供求的數字就不能調整劃一了麼﹖”管仲回答說﹕“不能調整劃一﹐調整劃一就靜止了﹐靜止則沒有變化﹐沒有變化則物價昇降沒有差別﹐沒有差別各種商品都不能被我們掌握利用了。”

解放初期﹐中國政府的商品儲備算是正常的﹐主要集中於基本商品﹐到1951年計劃管理的物資才23種。之後越來越多。1953年實行計劃管理的物資增加到227種﹐其中統配物資112種﹑部管物資115種。1957年甚至對非申請單位需用的物資也納入了各級主管部門的申請﹑分配計劃﹐計劃管理的物資增加到532種﹐物資計劃管理體制也逐步由計劃渠道和商業渠道﹑調撥價和市場牌價並存變為單一的計劃分配調撥和計劃價格。

計劃經濟的浪費﹑僵化現象是明顯的。更不幸的是﹐改革開放後﹐中國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國家儲備機構似乎回歸了馬克思《資本論》中的模式﹐變成了物流企業。1993年4月國家撤銷了商業部﹑物資部﹐組建了國內貿易部﹐1998年3月國內貿易部又改組為國家國內貿易局﹐到2001年﹐最後擁有儲備職能的國家國內貿易局也被正式撤銷﹐目前只剩下功能越來越萎縮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下的國家物資儲備局﹐它似乎不可能具有調節宏觀經濟﹐發行商品本位貨幣的能力。

1992年以前﹐物資部直屬企業還有本傑明‧格雷厄姆所設想的那種“蓄水池”作用﹐這種蓄水池使中國長時間內免受經濟週期﹐經濟泡沫和通貨膨脹之苦。1992年﹐物資部直屬企業組成的“現代企業集團”開始了市場化改革﹐後來又請來西方和尚念經﹐立志作“現代物流企業”。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竟是2006年糧食價格上漲的始作俑者﹐而且他賺大發了（農民所得利益不足15％﹐超過85％的利益則落入了以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為代表的流通環節囊中﹗詳見2006年12月22日《南方週末》）。現在人們在“認真討論”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在履行國家宏觀調控職責和企業自身的盈利衝動之間的矛盾問題……

三﹑歷史女神的呼喚

帶著孩童般探索與發現之情研究中國古典經濟學的時候﹐有一個問題始終徘徊在作者心頭﹕為什麼中國古典經濟學會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早熟﹖
如前所述﹐重要的一點就是國人的思維方式﹐我們從六千多年前開始就試圖從整體的角度觀察世界﹐用整體尚中（平衡）的哲學方法解決現實問題。對於人體和經濟這樣的複雜鉅系統﹐關注整體是極為重要的。中國人通過自覺運用系統論的黑箱方法﹐通過對價格的把握﹐用儲備調節市場 — 她們關注的不僅僅是人對自然資源的開發﹐更關注二者的持續平衡發展﹔她們關注的不單單是生產和消費﹐更關注供給和需要的平衡﹔他們關注的不僅僅是生產者和消費者﹐還有二者間利益的均衡。

有時侯你會感到西方文明的落後性是極為明顯的。華佗在公元二﹑三世紀就發明了麻沸散﹐而西方醫學家使用乙醚進行全身麻醉是在19世紀40年代﹐長時期內歐洲人在外科手術以前﹐先把病人用棍子擊昏﹐或者放血至昏迷後再進行手術﹔西方人直到20世紀初還用燒毀農作物﹐向河裡傾倒牛奶等方法解決市場不平衡問題﹐而中國早在三千年前就開始用儲備碾平各種因素帶來的經濟週期。

直到今天﹐西方主流經濟學仍然不能脫離牛頓世界觀的影響﹐相信理性經濟人的加總能夠帶來社會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市場的自動平衡。現代系統論已經用科學理論清晰地證明﹐對於複雜的鉅系統來說﹐系統並不是其要素的簡單相加﹐整個系統會顯示出與要素完全不同的獨特性質。開放的複雜鉅系統也不一定走向自動平衡﹐有時會走向更加遠離平衡狀態 — 至少在經濟學領域﹐今天亞當‧斯密的理論已經成了中世紀的神學﹗
催生中國古典經濟學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早熟的市場經濟。考古證實﹐到商代晚期﹐平民已開始用當時的錢幣貝做隨葬品﹐少者一枚﹐多者數十枚﹐說明當時商業活動和商品經濟已經到了一個相對發達的階段﹔另外從商代製陶器﹑骨器等的手工業場所規模也能看出﹐當時的市場經濟已經有了較大發展。

李文治﹑江太新二位先生在《中國地主制經濟論﹕封建土地關係發展與變化》 一書通過詳細的數據分析發現﹐到秦漢時期﹐中國農民經濟商品率能達到20％乃至20％以上﹐可以說是相當高的。他們進一步指出﹐中國地主經濟以一家一戶為經濟單位﹐生產的主要是糧食﹐其他產品獲得都得依賴市場﹐這就決定了地主制經濟必然與市場聯繫﹐離開市場就無法進行再生產﹐以前說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社會是一種誤解。

中國從來沒有形成過西歐中世紀那樣自給自足的領主莊園﹐不過完全西化的學者根本不管這些﹐他們堅定的認為﹐西方有奴隸制中國就要有﹐西方有自給自足的封建時代﹐中國也要有一個 — 自甲午戰爭以來﹐西化思想之愚昧常常如此﹗
華夏文明至晚在兩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完備的國民經濟核算和行政考核體系﹐這就是上計制度﹐內容包括﹕戶口﹑墾田數﹑財政收支﹑治安﹑綠化等多個方面。 1993年初江蘇連雲港市東海縣尹灣村六號墓出土一批西漢時期的郡縣級行政檔案﹐其中有相當完整的上計內容﹐除了上述幾項﹐還包括﹕賑濟貧困﹑矜老幼尊高年﹑拯救流民等多項﹔西漢宣帝時﹐穎川太守黃霸曾因“蓄足功用”等業績獲“治為天下第一”的好評。《漢書‧黃霸傳》中記載他﹕“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蓄養”。

可見﹐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國民經濟核算和行政考核體系比以GDP為核心的西方模式要科學完善得多﹐GDP只是一個社會中在核算期內所有常住單位生產的最終產品總量﹐是資本的總流量﹐除了戰爭條件下﹐幾乎不能作為國民福祉的標尺﹐更不用說他根本就沒有算上環境成本。於是中國有人又從西方引進了綠色GDP﹐就是從現行GDP中扣除環境資源成本和對環境資源的保護服務費用。問題是環境成本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根本就不能實際操作。連國家統計局也承認﹕“綠色GDP這個概念雖然是一個很好的概念﹐但是要想把它付諸實踐又是非常困難的。”

讓我們少一些做秀和愚蠢﹐回歸八千年綿延不絕的中華文明本身吧﹗在未來的八千年里﹐從環境到金融﹐中國古典經濟學必將成為人類經濟理論的新起點。此時此刻﹐幸運地站在這個新起點上﹐我們聽到了歷史女神的呼喚 — 她預告了地球上一個滄桑古老而又勃發生機的新文明的來臨﹗


附錄﹕本傑明‧格雷厄姆的商品本位貨幣計劃

如果我的名字能流芳百世的話（當然得假設將來會有百世）﹐我希望他們會將我當作是商品本位貨幣計劃的創始人。說起這個計劃﹐我還得從一個逃學者講起。1912年﹐我到哥倫比亞大學馬齊博士門下接受正規的經濟學教育﹐但僅僅持續了四個星期。那年秋天﹐我便放棄了經濟學及其他所有課程﹐到美國捷運公司上了日班。當我於1913年2月份返回學校時﹐我已無法再將經濟學納入我的課程表﹐於是幾乎未經絲毫猶豫就放棄了它。雖然我在這門“乏味的學科”中缺乏訓練﹐但這並沒有妨礙我最終成為證券投資﹑公司財務領域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權威﹐事實上我還是“經濟學”的權威﹐如果從經濟學這一術語的專門含義上去考慮的話。我用自己學習金融的同樣方法 — 通過閱讀﹑思考及實踐 — 掌握了我現有的這些經濟學知識。

在大多數關於貨幣理論的標準性著作中﹐你都可發現我在經濟學上的一個創新﹔即使是在1965年7月中旬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一些經濟學家似乎還未忘記它。偉大的凱恩斯勛爵還就我的新觀點寫了篇文章。（應該承認﹐這篇文章的看法是含糊不清的。）而他寫給我的一封關於這個問題的信也將被收入他的著作集以待出版。

商品本位貨幣（簡稱為CRC）這一概念初次進入我的腦海可追溯到1921~1922年經濟大蕭條的時候﹐當時﹐“富裕中的貧困”現象也許首次在世界上真正出現了。那時與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比﹐原材料生產普遍過剩。商品價格一落千丈﹐經濟由此陷入各種金融困境﹐由此又導致失業增加及經濟衰退的惡性循環。在我剛開始研究這次大蕭條及其帶來的普遍性災難的時候﹐我就認為這種狀況其實是不應該發生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一個國家缺乏肥沃的土地﹑製造的能力及科學技術知識等各種生產要素﹐那麼它的生活水平必然是很低的。但在我們這樣一個資源得天獨厚地豐富的國家﹐人們竟然無力購買自己的產品﹐忍受著倉庫裡商品堆積如山﹐家裡卻四壁空空的痛苦﹐這在邏輯上是荒謬可笑的。
為了尋求解決這一異常問題的出路﹐我首先考慮到了那些黃金生產者的處境。當其他人處於困境之中時﹐他們卻總能從中解脫出來。無論產量多或少﹐他們都能以每盎司20美元的保證價格立即賣出黃金﹐甚至還能從經濟大蕭條中得到鉅大的利益﹐因為工資及他們所需物品的價格下降了﹐從而減少了生產成本﹐提高了利潤。許多經濟學家曾建議實行某種計劃以使物價能大體維持在某個水平上﹐但這些計劃都未能獲得廣泛的認同。當時最有名的要數歐文‧費希爾的“補償美元”計劃﹐他在計劃中建議紙幣的含金量隨價格的漲跌而昇降。而我經過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得出了一個與他十分不同的觀點。我認為更好的方法是指定一組（或稱為“市場一攬子”）基本原材料作為貨幣本位﹐取代原本由黃金承擔的職責。這就意味著商品組合（組合內的各種商品之間要有適當的比例關係）的所有者（或生產者）總能將它們上交財政部以換回固定數量的紙幣﹐而紙幣的所有者則可用紙幣買回相應數量的各種商品。
我個人認為﹐商品本位計劃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從積極的一面來說﹐它通過以商品確定紙幣的價值﹐並在紙幣與以它定價的商品之間建立雙向的可兌換性﹐從而盡可能直接解決穩定價格的問題。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這將建立起一座溝通商品世界與貨幣世界的橋梁 — 允許暫不需要消費的商品換成或當成是貨幣﹐反過來﹐必要時貨幣也能轉換成商品進入消費。這種主張讓人聯想起《聖經》裡著名的“七豐年七災年”的故事﹐也讓人聯想起約瑟夫的明智之舉﹕積蓄盈餘以備將來之需。

從消極的一面來說﹐這個方法並未試圖使每種商品的價格都保持穩定 — 就像過去所實施過的非常不成功的所謂“價格固定計劃”一樣。我的計劃允許每種商品的價格按其供求狀況有所浮動﹐而同時又要維持商品組合整體價格的穩定性（至少要將它的浮動限制在較窄的幅度內）。

要將這一在理論上很吸引人的計劃付諸實施會有很大的困難。服裝製造商及其他無數商人是否能夠以固定價格將他們生產的所有東西賣給美國財政部﹖顯然這是不可能的 — 因為這涉及到太多的問題了﹕質量是否可靠﹐款式是否新穎﹐價格是否合理﹐商品是否易腐﹐東西是否已經過時等等。最重要的是﹐即便政府有錢買下這些東西﹐政府又該如何處置它們呢﹖

如果我們不去涉及所有的商品而只涉及基本原材料這一限定的領域﹐那麼許多問題就可迎刃而解。基本原材料價格的波動在經濟繁榮或經濟蕭條時期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例如﹐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引起的通貨膨脹以及戰後的繁榮使美國的基本原材料價格指數在1913~1920年之間大大上漲﹐但是在1922年又發生了暴跌。

假設我們將自己的職責限於為幾種最重要的原材料提供無限需求﹐情況又會怎樣呢﹖由於這些原材料通常構成了實物經濟的基礎﹐可以設想﹐如果能像保證黃金地位那樣確保這些基本原材料的地位﹐那麼我們就能保護商品的價格水平以及使大多數商品的有效需求不致受到經濟蕭條再次發生時的有害影響。基本商品價格的下跌幅度一般要大於其他商品﹐將前者的價格穩定住了或許就能很好地穩定住消費品的價格。少數幾種主要原材料（一般說來不會超過30種）佔全部初級產品總價值的很大一部分﹐因而它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穩定了這30種原材料的價格﹐也就可以防止整個經濟出現嚴重的不穩定。

但是﹐穩定基本原材料價格水平的最佳方法是什麼﹖我們能否為一蒲式耳小麥﹐為一磅黃銅﹐同時又為一磅咖啡定個不變的價格﹐直至給30種商品都分別定個不變的價格呢﹖這樣做顯然會遭到強烈的反對。這些商品間的相對價格（商品間的比價）總是波動很大﹐這是由各個供求因素的變化引起的。這些變化是否僅僅是暫時性的﹖如果是的話﹐對它們的相對價格進行控制就是件好事。但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化主要源於相對生產成本的長期變化﹐因此它們往往是長期性或准長期性的。過去人們為了穩定各種商品的價格也曾做了不少努力。在1921年對食糖價格所作的努力就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例子﹐但事實證明這種努力非常不成功。經濟學家幾乎無一例外地反對所謂的“為維持商品或服務價格而提供補貼的計划”。他們喜歡引用一個古老的例子 — 早在公元301年﹐迪奧克萊蒂安皇帝採取了一個大膽的決策﹐試圖固定物價﹐但最終失敗了 — 由此證明固定物價是行不通的。

對於試圖穩定多種商品各自價格這一計劃的內在缺陷﹐我是非常清楚的。我感到﹐解決物價穩定問題的出路在於﹕固定住一組重要商品（或叫“市場一攬子”）的整體價格﹐只讓它在有限的窄幅內浮動﹐而同時允許籃內的幾種商品按自己的相對供求關係變化情況有所浮動。換句話說﹐我建議對一組經過精心挑選﹑有一定比例關係的商品組合賦予與黃金同樣的貨幣地位。這意味著新的貨幣發行是通過以貨幣交換生產者的基本商品這一形式進行的﹐是以基本商品的儲備為後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