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首页 -> Blogs(博客) -> 飞云浦
正在观看博客的会员有： 没有
|
华夏快递 : 沈彬：如何看待马丁·路德·金的性丑闻？
星期二 五月 29, 2012 11:24 am
马丁·路德·金的性爱录音带，被寄给美国的媒体、民权运动的资助者，以及金的妻子。金夫人收到那盘记录他丈夫出轨的性爱录音带后，跟金大吵了一架。而美国的媒体却出奇一致地拒绝发表这些资料，认为性丑闻与金领导的黑人民权事业无关，相反是胡佛搞的窃听之类，更可恶。
4月4日，是马丁·路德·金逝世44周年纪念，1968年4月4日，金被暗杀。微博上不少人，趁着中国的清明节向这位民权斗士表达了敬意。
因为距离产生美，金在中国的形象，从他遇刺后第12天，《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所作的《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开始，一直就是“高大全”——从反抗美帝压迫的黑人运动领袖，到凝聚美国进步力量的象征。其实，马丁?路德?金的私德的确有亏，作为一个牧师，他通奸、嫖妓；作为一个博士，他抄袭、剽窃。这在美国就不是什么机密，在这里重提这段旧事，不是弄搞臭这位民权斗士的“诛心之论”，而是希望通过对马丁?路德?金丑闻的分析，谈一下我们怎么看待名人的私德，哪些真的只是他们的“私事”，哪些是公共事务；以及以怎样的心态看待历史，关照现实。
马丁·路德·金只在中国“高大全”
在二战之后民族解放的大背景下，美国南方黑人越来越不能忍受长期执行的“种族隔离”制度，民权运动风起云涌。1955年，黑人妇女Rosa Parks因为占用公车的“白人专座”而被逮捕，为了反抗恶法，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发起了罢乘运动，从此他成为民权运动的领袖人物。
金也因此成为FBI的监控对象。从1924年就担任FBI局长的胡佛，是个铁腕局长。原本，胡佛派人窃听金，是认为他可能跟共产党、苏联有联系，结果意外地发现了这位人权斗士不堪的另一面。
1964年2月22日，洛杉矶某旅馆里，金和同事谈起了电视转播的肯尼迪总统的葬礼。当时，肯尼迪的遗孀俯身亲吻在棺木中部，金笑着说了一句：“那才是她最想念的地方！”这话录在了磁带上。这句极端刻薄、怨毒的话，出自一位整天在布道时宣扬基督仁爱的牧师口中，无疑证明言者的伪善。
不仅如此，FBI发现马丁·路德·金的巡回讲演，就是巡回嫖娼，白人妓女、黑人妓女，他都召，有时同时招2个以上的妓女，搞乱交；醉醺醺的多人性派对，甚至要持续几天。嘿咻时的淫言秽语，呢喃呻吟，都被记录到FBI的录音带里。即使，金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时，他在晚上唯一的兴趣还是招嫖。
马丁·路德·金放荡糜烂的私生活，还得到了他的同事的证实。Ralph Abernathy也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在自传中提到：就在金被暗杀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和3个女的一起鬼混，并且还殴打了其中一个女的。金的传记作者也披露过他的不少通奸行为，不过金解释称：通奸只是减压的方式。
在FBI胡佛局长眼中：金就是个伪君子，不配领导民权运动。胡佛是一个严格固执的人,对于局里的人，哪怕是露出酗酒或性淫乱的神情都是不可容忍的。他对像金这样向国人讲经布道的人言行如此背离感到极为愤慨。
之后，马丁·路德·金的性爱录音带，被寄给美国的媒体、民权运动的资助者，以及金的妻子。这样做的意图非常明显：即使不能把金搞臭，也要毁掉他的婚姻。于是，在1965年1月5日，金夫人收到了那盘记录他丈夫出轨的性爱录音带，跟金大吵了一架。而美国的媒体却出奇一致地拒绝发表这些资料，认为性丑闻与金领导的黑人民权事业无关，相反是胡佛搞的窃听之类，更可恶。
私德不影响其政治主张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美国国会讨论设立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的法案时，他疑似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及他的私生活不检典，成为反对者的攻击目标。共和党参议员Jesse Helms竭力反对设立纪念马丁·路德·金的全国性节日。在参议院通过此项法案前的一天，地区法官John Lewis Smith Jr.拒绝了Helms要求公开FBI监听录音带的请求，并规定这些资料直到2027年才能公开。之后，里根总统在1983年12月签署了此法案，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成为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金的另一项丑闻就是剽窃抄袭。华东师范大学刘擎教授曾在《东方早报》上专门介绍过：左翼组织在整理金的遗作时，发现他当时的博士论文存在大量剽窃问题。之后，学者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是否公开？指责金抄袭，无疑是“政治不正确的”；最后，是英国媒体于1989年捅破这层纸，一时舆论哗然。
1991年10月，波士顿大学的审查委员会向校方提交了正式的鉴定报告，指出“确定无疑的是，金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有抄袭行为，他挪用材料的来源有些未在注释中标明、或错误标明、或泛泛标明，并在行文的间隔之中，稍作措辞变化或逐字逐句地挪用了别人的材料”。抄袭比重在论文的上半部分占45%、下半部分达21%。此外，他的经典演讲《我有一个梦》，那些气势恢宏的排比句“让自由之声响彻”都与黑人牧师Archibald Carey在195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相同或高度雷同；他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发表的演讲也大量“挪用”了J.Wallace Hamilton牧师的作品……
金的丑闻已然坐实。我个人不是很认同“有污点的伟人”的说法，那其实是为“尊者讳”，隐含的逻辑是“伟人”有权干坏事，不该受指责。但，当时美国媒体没有跟风FBI，用性丑闻搞臭马丁?路德?金，保证金的公共形象，有助于推动美国民权运动，最终美国取消了种族隔离。这顺应了历史进步的潮流。这是有责任的媒体的胸怀和眼光。
另一方面，金的确有抄袭、心胸狭隘、淫乱通奸，但这些有没有妨害他在领导民权运动时那些种族平等、反对暴力的公共主张？是不是因为通奸嫖娼，他的政治主张就是错的了？难道嫖客说“1+1=2”，也是错的？
不过，有些国人、绿卡族的“神一样的逻辑”，让人大跌眼镜，比如他们会用马丁?路德?金嫖妓，论证中国官员包二奶的合理性，一样是“私德问题”嘛……但，有哪个中国官员包二奶用工资的，还不是用腐败的钱，这是私德吗？金不是官员，不掌握公权，能跟包二奶的官员一样吗？
一根筋式的抬杠，或者扮演“道德帝”，或者“刻舟求剑”地将历史比附当下，都是王小波说的“童稚状态”，盲目崇拜和盲目攻击，都只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比如前些日子，有人翻出舒淇早期的艳照来羞辱她。她当年是拍了艳情片，但有伤害过谁呢？她有窃据公器吗？如果都没有，那就是人家的陈年私事，老揪着就是对舆论的公器私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事实上，是我们对历史的了解——时刻影响着我们思维和生活。要有智慧，我们便能从历史中汲取进步的力量，而不是搞“扒粪”，学犬儒。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美式国产剧山寨成风 网友：请别抄得如此彻底
星期一 五月 28, 2012 11:11 am
据楚天金报报道，当美剧、英剧以及德剧都逐渐走进了许多中国观众的生活时，国产剧创作者们坐不住了：“咱们怎么才能也如此吸引观众们的眼球呢？”一番精心炮制后，个个顶着“中国版××”的国产剧，“震撼”出炉了。可被高水准的美剧惯坏了胃口的观众，却并不买账：抄得太拙劣了吧！就在近几个月，从《青盲》《心术》再到近期热播的《五号特工组2》，无一幸免迎来了纷飞的“板砖”。
山寨成风
求求你们别抄得如此彻底
观看了最近播出的几部国产电视剧，你就不难发现美剧的影子，从此前播完的《心术》、《青盲》，到即将登场的《中国女孩》，我们的编剧和导演似乎都不想耗费太多脑细胞，干脆直接干起“抄袭”的轻松活。
海报看齐
案例：《心术》
“《豪斯医生》那么充满现代感的宣传图竟能被山寨得一股乡土气息扑面而来，简直想给《心术》跪下。”美剧迷“橄榄油烤羊肉”在网上看到国产医疗剧《心术》的系列海报，立马发现其与《豪斯医生》海报在构图、底色、人物POSE上的各种雷同点。
《心术》一共推出了7款主题海报，其中，X光扫描版制服群像海报、病床版海报、横版海报和病患上帝视角海报与《豪斯医生》的四版海报相似度极高，不仅在构图上一致，就连背景颜色、人物表情都相同。尤其是病床版海报中的吴秀波，坐在病床上的姿势完全就是在复制病床上的豪斯医生，只是少了一根拐杖。
另外也有不少美剧迷指出，《心术》里有很多场景和剧情也借鉴了《实习医生格蕾》，只不过论专业程度、剧情看点，《实习医生格蕾》甩了《心术》几条街。
造型看齐
案例：《中国女孩》
从完全山寨《丑女贝蒂》的《丑女无敌》，到自称只是“借鉴”了《老友记》的《爱情公寓》系列……“山寨美剧风”近几年真是越刮越烈，不少山寨剧连造型都如出一辙。如今，杨幂担任制作人的“中国版绯闻女孩”又来展示山寨的魅力了！
今年3月，杨幂宣布转型当制作人，首部作品《中国女孩》翻拍自美剧《绯闻女孩》，共30集，每集约1小时，讲述了一批上海某知名大学毕业生们的生活。消息一发布，网友们集体咆哮：“人家《绯闻女孩》的曼哈顿上东区奢华道具你买不起，人家一个配角站出来都比你强，你凭什么翻拍《绯闻女孩》？”
之后，网上曝光了一张杨幂大波浪长发加发带穿校服的照片，俨然就是《绯闻女孩》人气女主Blair的造型。网友将杨幂的照片与原版对比，纷纷吐槽“土气”，“自己设计套衣服，怎么都那么难？”
剧情看齐
案例：《青盲》
经典美剧《越狱》，不仅让无数中国观众为之痴迷，更深深影响了大量的中国影视剧创作者。去年热播的宫廷大戏《美人天下》，被观众发现就是一出“皇宫版《越狱》”：主角“越狱”的动机相似，只是一个是建筑精英的优质男，一个是玲珑机敏的小侠女；不久前热播的谍战剧《青盲》，更是和《越狱》如出一辙。
美剧《越狱》中，迈克为进监狱救自己的哥哥，故意去抢银行；《青盲》中，张海峰为了救“小猫”，也是故意让自己入狱。《越狱》中，迈克的越狱计划是从医务室入手的，《青盲》中的张海峰最开始也打起了医务室的主意，而且都同女医务人员“暧昧不清”。《越狱》靠挖地道出去，《青盲》的越狱也是从挖洞开始的……对于如此明显的抄袭，主创人员却回应：“故事的背景和年代各不相同，借鉴一下，不等于抄袭吧。 ”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
星期一 五月 28, 2012 10:02 am
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邓拓夫人丁一岚访谈
http://www.gmw.cn/content/2010-05/17/content_1122797.htm
任捷 1999年6月25日《南方周末》
虽然从没有见过丁一岚,可在电话里已经感受到她待人的谦和与友善。因为要采制一个关于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的节目,我打电话找到了丁一岚,讲明自己的采访意图,她答应我去她家里采访,她非常详尽地告知我乘车和骑自行车的线路,并且提出了三个时间供我选择。
我选择了6月15日,碰巧1998年6月15日是《人民日报》成立50周年。在这样一个日子,在挂着邓拓遗像的书房里,听着丁一岚追忆往事,我好像总是感觉到墙上相框里的逝者俯视我们的目光。《人民日报》也没有忘记邓拓这位总编辑,特别敬献了一只花篮。也许是这个日子,也许是这些鲜花,丁一岚时不时因为哭泣而不得不中断谈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劝慰这位历尽沧桑的老人。我想,她心中的创痛,是我无法劝慰的。我只能默默地递上餐巾纸,默默地聆听,默默地等待她的平静。第二天一大早,丁一岚就传呼我,我急忙回电话。她很客气地向我抱歉,说她昨天情不自禁,在采访过程中,哭了许多次,增加了我做录音访谈的难度。她说,她是很坚强的,很少在记者面前流泪。她担心自己由于情绪激动说了过激的话,对党造成不好的影响,让我好好地把一下关。说完这些,她放心地挂断电话。我仔细地听了她的全部谈话录音,那些浸透着泪水的历史,一幕一幕在我眼前铺展开来。
"三家村"无非就是一个导火线
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浩动最早的牺牲品就是写作《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所写的知识性强、文笔生动、针砭时弊的文章,被称作是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的"一支支毒箭"。抛出"三家村",成为引发文革的导火索。丁一岚对30多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
从邓拓、吴晗、廖沫沙3个人的问题说起来,比"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间要早一些,因为最初是有一个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那时还没有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然后,就是1965年开始的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
当时,毛主席大讲海瑞,所以,有些领导人就示意吴晗写关于海瑞的剧本,吴晗接受了中央的要求写了《海瑞罢官》,但后来居然变成吴晗借此反党了,我们都觉得实在是有点冤屈吴晗。当时北京市委是想保护吴晗的,希望能把事情说清楚。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这上面挖,那时候,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3个人给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前线》写专栏,题目叫"三家村札记",最后把邓拓的《燕山夜话》也连上一块批判,这3个人就这样被捆在了一起,就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
1966年报上公开提出,没有人支持,他们3个人怎么敢于这样进行反党活动?他们背后还有人,得挖出来。大家也逐渐看清楚了,其实这"三家村"无非就是一个导火线,而真正它的目标是后面的北京市委,而北京市委后面又是彭真、少奇同志和周恩来总理,他们对于国家建设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批判"三家村"的矛头是对着刘、周,就是从"三家村"这条线转过来的。我们总还以为批判一段时间就结束了,我记得杨述(文革前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高教党委书记,韦君宜的丈夫)同志去看邓拓,邓拓说,嗨,好好检讨吧,有一年也就过去了。杨述还说,哎呀,我怕一年还结束不了,恐怕得两年三年。所以大家总还想着这是一段时间的理论斗争、政治斗争,然后结束了嘛,也就完了,最后,根据过去的经验还有一个甄别平反,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批判后来发展到那么残酷,简直不讲任何道理,并且还引起全国的混乱以及武斗。
直到1966年初,中央点名批评北京市委对"三家村反党集团"是假批判、真包庇,邓拓可能才真正明白他和他的两位朋友在这场党内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早在1956、1957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诸多问题上有过严重分歧,邓拓也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扯进党内高层领导之间的斗争。丁一岚回忆---
毛主席为什么批邓拓
当时邓拓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少奇同志要求《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既不要左倾盲动,也不要右倾保守。当然,按照少奇同志的意思,主要是以反左反冒进为主。这篇文章作为社论必须要经过总编辑发稿的,邓拓很明白,毛主席是不同意发表这样的文章的,所以夹在中间很为难。社论大样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批了一句:我不看了!这么重要的社论都是要经过毛主席批准才发表的,毛主席批了个我不看了,这意思也很明显,就是不同意社论的观点。因为以前发社论同意不同意,毛主席看完以后都会发表意见。但他这次说我不看了,也不是说我不看了,你们就去发,不是这个意思。面对毛主席退回来的社论大样,邓拓陷入冥思苦想。你说发了吧,毛主席不同意。不发吧,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那边又没法交代。邓拓本人也同意社论的观点。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发表这篇社论。可是,他毕竟还是书生气十足,原来社论是4号字,他改成了5号字,想着字小一点,这样可以避免特别醒目,引人注意,其实这无济于事。因为这件事,毛主席对邓拓很不满意,就批评他是:书生办报。"书生办报"是缘于这里。说邓拓是"死人办报"是从反右开始的。毛主席要钓大鱼,让《人民日报》刊登一些批评我们党和国家的比较尖锐的文章,不加任何按语就登出来。邓拓认为党的机关报这样登不妥,影响也不好,就还是在这些文章上加上了按语登出来。这样做不符合毛主席的那个钓大鱼的思想了,把阴谋阳谋稍微暴露了一些,所以,毛主席又说邓拓是"死人办报"。有了毛主席的这两句话,邓拓就没法再在《人民日报》干下去了。邓拓跟毛主席的路线和做法都跟不上,他也理解不了,最后连总编辑也给撤了,邓拓本人也要求辞职。有了这些历史上的原因,等到最后"三家村"的问题拉出来的时候,邓拓也觉得在劫难逃了。
邓拓夫妇都凭良心讲过真话
邓拓带着毛主席的两句评语:"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离开了《人民日报》,回到北京市委。他终究还是一个文人,他离不开他所热爱的写作,他用杂文的形式,写一些对现实有针对性的文章,这些杂文很多是批评当时不实事求是的作风、缺乏民主的作风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像《一个鸡蛋的家当》、《"推事"种种》等等都是借古喻今。这些文章在《北京晚报》周二、周五刊登,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也招来了最后的杀身之祸。邓拓的这段沉浮,似乎并没有使他和丁一岚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否则,他就不会写出《废弃"庸人政治"》这样尖锐辛辣的文字。
当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深深地钦敬邓拓的勇气和犀利。而丁一岚在1959年的遭遇,也可以使许多并不了解她的人,认识到她的刚直和执着。当人们把目光聚集到邓拓这个名字时,我觉得,我们是多么不应该忽视了丁一岚的存在。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了万言书。庐山那边就传来指示,让北京的三大新闻单位(《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讨论时事问题,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提倡向党交心。我那时在中央台总编室,也思考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和国家经济面临的困难。我想,人民公社是不是办早了?大炼钢铁是不是得不偿失?毛主席说过,我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即使我们先进入共产主义,我们也不要宣布,我们还是推崇苏联老大哥,把他们摆在前头。这个提法对不对?毛主席常常说,小资产阶级容易头脑发热,把事情搞糟,毛主席自己是不是也有些头脑发热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在座谈会上谈出来,这些话太尖端了,在当时这么说话,实在是有点冒犯了。可是我想,经过1957年反右,许多党外人士都不说话了,我16岁就到了延安,也是老党员了,这个时候我们共产党员不挺身出来讲真话,好像从良心上也说不过去。我真觉得,党很想了解下面的意见和情况,我确实也是以向党交心这种心态来谈这些问题的。结果,我的发言被看作是向党进攻,说我是反党,在中央台食堂的饭厅里,贴满了对着我的大字报。这以后把我下放到"穷棒子"合作社劳动改造了一年多。
两年后,丁一岚才被调入当时的国际广播电台,重新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这对于一个忠于党的革命战士来说是多么重要啊!但是,她没有想到,几年后,她将和邓拓一起,再次被贬斥出革命的阵营。
孩子的困惑,"大参考"被收走
批吴晗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要批邓拓了;他保吴晗也没保住。1965年底、1966年初,党内在北京范围内就批邓拓了,北京市委不能不批邓拓。因为已经在内部点了北京市委的名,说北京市委包庇反党集团。大家都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嘛,北京市委能不执行党中央的意图吗?大概在批判邓拓以后不久,北京市的领导彭真、刘仁同志就受到批评。我们也已经知道,这一场批判真正的对象是谁了。
当时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被停止了工作,他一直呆在家里期待着有一天能向党说清楚自己的创作思路、写作意图。虽然呆在家里,但他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人身自由,家里的警卫员这时已经成了监督员了。曾经是温馨而热闹的家,变得静悄悄,父子相见,都默默无语。
我们家的孩子一直受党的教育,都非常热爱党,相信党。可报上说他们的爸爸是反党集团分子。在孩子们眼里这可是最坏的人,是最肮脏的。可他们又不愿意相信,一向那么温柔、那么爱他们的爸爸怎么会是反党分子?我又不能跟他们解释,说你们的爸爸是无辜的,我怕他们在外面这样说会惹出什么乱子。可你让我说,爸爸是反革命,我又于心不忍。每次孩子们走过爸爸的书房都踮着脚,轻轻地,轻轻地,怕碰见爸爸,不知说什么。邓拓一向非常爱孩子,他怕孩子们为难,也尽量避着孩子,装做没看见他们。只有我知道他心里有多难受,他多想像从前一样和孩子们说说话,聊聊天。孩子们对父亲的怀疑,令邓拓心如刀割,但他理解孩子们对党对领袖的那份至高无上的忠诚。可是发生在4月的这件事,对于邓拓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丁一岚回忆说:虽然邓拓没有工作,但新华社编的内部"大参考"还是按时送到我们家里,当时每个市领导都有一份。4月的一天,市委机关忽然来了几个人到我们家,没有跟邓拓做任何解释,就把我们家的"大参考"全部都收走了,还说以后不再送"大参考"给邓拓了。邓拓问为什么,他们说这是上级的指示,具体什么指示也没说。邓拓有点激动,希望今后还能看到"大参考",来人也不理会他,拎着那些"大参考"就走。邓拓跟在他们身后还在说:能不能继续把"大参考"给我一份。那些人走了以后,邓拓一直坐在书房里,一句话也不说。一本"大参考",在许多人眼里它不过是党的高级干部的一种待遇,但处在全国上下批判"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声浪中,邓拓把这本"大参考"当成是一种象征,一种党仍然信任他、认可他的象征。他在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中抓住这根救命的稻草挣扎着、希冀着。现在这个象征不复存在,而它透示着某种更为严酷的信息。虽然邓拓没有向任何人吐露他此时的心迹,但我们可以想象,一直在家中等待转机的邓拓接受这个事实的痛苦与绝望。在承受了许多这样的打击之后,他正一步一步向绝望的深处走去,最后,他选择了死。
绝望的邓拓以死明志
从5月8日开始,北京各大报公开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深挖"三家村反党集团"幕后的人物,全国各地也在传唱一首童谣:"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可见这场批判的深入广泛。5月16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已经查明邓拓是叛徒,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在党报上刊登这样一篇文章,对邓拓是致命的一击。邓拓觉得党彻底不信任他了,他只能以死来证明他的清白、他的忠诚。丁一岚理解邓拓最后的选择:说邓拓是叛徒,邓拓不能忍受,因为《人民日报》是党报,党报这样宣布,邓拓说,是不是党对我做了什么结论了。其实后来在复查时才知道这是毫无根据的,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是代表党啊。在那种情况下,压力大,因为处在了和党对立的这么一个位置上。你要让他跟敌人斗,跟国民党斗,跟日本帝国主义斗,他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坚持斗争。邓拓1930年就参加共产党了,为党做过很多地下工作,还被捕过,在监狱里跟敌人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抗战8年,解放战争3年,在敌后背着机器,坚持为党出报纸,敌人进行"梳篦式"扫荡,他都坚持出报。那时候经常好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多少枪林弹雨他都挺过来了,因为党相信他,边区政府支持他。可现在呢,党宣布他是一个叛徒。他对面是共产党,是他一向信仰和遵从的党组织。他还要面对那些并不了解真实情况的所谓的革命群众,他成了人民的敌人。这跟过去战争年代的斗争完全不一样,这个他不能忍受。我觉得,一个对党非常忠诚的人,绝对不能忍受。
1966年5月18日,对丁一岚来说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
我们家是三间房,我和邓拓分开住,各住一间。第二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全身都凉了。那时候,他有很多病,身体很不好,经常写东西,手出汗很多,写东西他总用一块手绢擦汗。我拿到他这个手绢,那手绢都是湿的,他当时写遗书时,心里有多么难过,就这样走了。我当时也不敢失声痛哭,家里还住着警卫员呢。邓拓临死之前,放在桌上一个信封,里面装的好像是稿纸,上面写着让我立即给这个东西销毁。我看见这个信封,让我马上销毁,哎呀,那时候我都想不出该怎么办,又怕惊动了警卫员。那时,邓拓的姐姐在我们家里,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给她叫起来。我说,现在有这么个东西,要马上销毁,然后,我们俩就嘁哩喀喳地连剪带撕地弄碎,扔到厕所,还有澡盆里,拿水冲掉了。当时不敢烧哇,怕出火光,怕有味,可我就没看看销毁的是什么,是稿纸,那么一叠,字都朝里,我都来不及看了,我就想着,在警卫员醒来之前,我得处理完。所以,我后来一直不知道销毁了什么东西,我想来想去,我帮他销毁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他遗书的底稿。你说我怎么就那么马虎,没有看一眼就销毁了呢?我一直为这件事责备自己。
这是多么凄怆、令人心碎的场面。一边是没有亲人守候的邓拓的遗体,一边是妻子和姐姐为销毁他的遗物而心惊胆颤地忙碌。丁一岚在朋友和同事的眼中一直是非常坚强的,她的确非常坚强,因为她必须坚强。
孩子很久不知道邓拓自杀。
每年5月18日,丁一岚都给邓拓写一封信
在通知北京市委来人之前,丁一岚有时间可以端详一下自己风雨同舟30年的丈夫。
我总觉得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日子,生活得太苦了。一个人怎么能够忍受全国几亿人的谩骂,到最后被组织上宣布是叛徒,我觉得没法活下去。所以,我也有这个想法,真是活着不如死了好。看见他那么平静地躺在那里,我跟他说:"你走吧!安安静静地走吧,你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这是最好的解脱。"
这是怎样的一种生离死别呵!北京市委已经调整了班子,由新市委代替原来的老市委领导工作,他们决定不许把邓拓去世的消息公开出去,凡是在场的人都要绝对保守秘密。邓拓死的时候,家里的孩子都不在家,连我的孩子也不让知道。第二天,他们又来我家抄东西,很客气,说按党的规定,邓拓的书信、照片、作品都拿走,邓拓的秘书和他们那儿秘书处的都来了,邓拓给我有一封遗书,是很小的一张纸,就说对不起我,他这样做也可以让我和孩子解脱了,免得我们再因为他受到什么痛苦。使我感到最难受的是,邓拓给北京市委写了一封遗书,写完了搁在枕头下面了,翻了一阵才翻出来,他们当时就拿走了,也没给我看。邓拓去了,虽然对他和"三家村"的批判并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但他却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所有强加在他身上的诬蔑和屈辱。他并不知道,吴晗在文革中被毒打致死、廖沫沙长期被监禁。邓拓的死,并不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使亲人们得到解脱,痛苦依然绞着丁一岚的心。在文化大革命10年,我真觉得难熬得很,比抗战8年还难熬。我在我们机关里,有5年时间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绝对的孤独,绝对的寂寞。我是绝对忠实于党的决定的,所以,很长时间我没跟我的孩子说,爸爸已经死了。我对孩子绝对保密,这样的处境对我来说非常困难。孩子也不问,他们也很怕爸爸在家,怕见到爸爸。一直到两年以后,外边已经传开了,说邓拓已经死了,孩子们才回来问我,因为我一直跟他们说爸爸住院了,他们也不希望爸爸回来,怕红卫兵来家里闹,孩子们的精神负担很沉重。结果外面已经传说爸爸死了,那时候,咱们的报纸习惯说,谁谁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了,花岗岩脑袋就是顽固不化,那就是说这个人死了。孩子们从外面听说了,回来问我,我还是先请示了北京市委,我能不能跟我的孩子说邓拓已经死了,我这个人对党是绝对忠诚、非常正统的一个人。经过请示,我才敢跟孩子们说,爸爸已经死了。孩子们都非常爱党,相信党,党的报纸说爸爸是叛徒,他们再也不愿意理爸爸了。可后来,他们被人家骂成是狗崽子,他们亲身遭遇了许多的不公正,有些事情他们慢慢就清楚了。我生怕孩子们因为爸爸的死对党不满,对群众不满,再说出什么不满的话来,最后也被逮捕或怎么样,我要极力保护这些孩子。我教育他们要爱党爱群众,他们跟我说,我们爱党,但党不爱我们。这是事实,他们下乡插队多年,想去工厂、上大学都不批准,就是因为他爸爸的问题,所以,孩子们说这样的话,我总是很痛心。最让丁一岚痛心的是,邓拓的骨灰不知道存放在哪里才最安全,放在家里肯定不行,红卫兵随时都可能来抄家批斗。最后,她和邓拓的哥哥商量,把邓拓的骨灰放在哥哥家里。邓拓的哥哥当时在中科院,邓拓的父母的骨灰一直存放在他哥哥家中,他们将二老的骨灰合在一个坛子里,空出来一个藏着邓拓的骨灰。从表面看,两个坛子安放的还是邓拓父母的骨灰,经过这样一番伪装之后,邓拓的骨灰才得以平安地躲过文革这场浩劫。若是邓拓父母在天有灵,得知他们死后仍能保护爱子遗骨逃过劫难,不知二老感到的是悲恸还是欣慰。
每年5月18日,丁一岚只能一个人默默地祭奠邓拓,她总是给邓拓写一封信,告诉他这一年里她和孩子们的情况,就像邓拓活着时,他们夫妻谈着的那些家常话。她也向他倾诉自己的孤独和困惑。写这信时,她仿佛感到自己不再那么孤立无助了。然后,她划着一根火柴,把信点燃。每一年,她都按时给邓拓寄出这样一封信,她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和丈夫交流着情感,联系着两个世界。
有关平反的一些事儿
每一个从文革走过来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1976年那个金秋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沦为人民的"阶下囚"。可是历经10年磨难、满目疮痍的中国仍然背负着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从国家主席到开国元勋,从各部委、省委,到基层干部群众,受害面之广前所未有,"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这类莫须有的罪名,依然像紧箍咒一样束缚着成千上万的人们。从1978年陆续展开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给丁一岚带来了新的希望,她希望邓拓的问题能够尽快得以复查。
那时我也不敢提这个问题,我得摸清楚情况才敢提。我遇到一个从前认识的同志,他说,《人民日报》的领导很关心邓拓的问题,你写个材料吧,我们那里有一个内部刊物送中央的,回头给你写的材料印在上面,这样,政治局的一些同志都可以看到。我后来就写了这个材料,登在那个内参上,中央就批示让组织部的专案复查小组复查,这才开始复查邓拓的问题。1979年初复查时,文革时的专案组影响还很大,他们分析问题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很大,很多问题都是从这个角度提出来的。一个一个问题查,我就跟他们辩论。邓拓有一枚图章,上面刻着"书生习气不可无"。这句话,文革时就批判过,说邓拓是抗拒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说他是"书生办报",他有抵触情绪,就刻了这个图章。复查的时候,那些人还追问我,这个图章是什么时候刻的,是在毛主席批评他之前、还是之后刻的,就连这样的问题都还在抠唆。哎呀,争来争去,算是给邓拓平反了。给了一个结论,很简单的几行字,写邓拓、吴晗、廖沫沙3个人都不是反党,所有被株连的人都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写的就这么简单。
拿到这张只有几行字的平反结论,丁一岚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看一看邓拓13年前写下的遗书。时隔13年,丁一岚才看到邓拓的那封长达6000字的遗书。在档案室里,面对着那些熟悉的苍劲有力的字迹,积郁13年的泪水,奔涌而出。
最后,他们同意我到资料室去看邓拓档案里的遗书,隔13年,我才看到遗书,这时,我真是忍不住了,在档案室里大哭了一场。邓拓的遗书写得非常动人,是写给北京市委的,整个叙述他的写作目的和他被捕的经过。他说,我的写作问题,完全是我个人负责,跟北京市委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的稿子市委并没有审查。后来为了邓拓的追悼会怎么开,也争论了很长时间。甚至追悼会的悼词他们也没有让我先看,可能怕我有意见吧。后来北京市委有一个同志跟邓拓很好,他给我看了悼词,结果他们限定这个追悼会不能超过600人,还是要处级以上干部。很多人都对这个限定有意见,我也有意见。我说,当时跟邓拓他们一起搞《三家村札记》的编辑,哪有处级干部,这些编辑后来都受株连了,受到很大的打击,现在连追悼会都不让他们参加,这对这些同志是不公正的。我自己在电台打印了一个讣告,印了一百份,寄给我们的一些朋友。开追悼会那天,很多人都去了,有1300多人,人太多了,八宝山的纪念堂里根本站不下,大部分人都站在外面。幸好把邓拓的遗像做了两个,一个摆在会场里,一个摆在外面。我想,那些站在外面的同志,那么多年没见过邓拓了,看一下遗像也好呀!
丁一岚的反思
我们今天重述这些饱含血泪的往事,并不仅仅只是把它作为一段黑暗历史的见证,而更多的是为了我们能从昨天的历史中捕捉到一些真谛,使我们能够在现在和将来不会再重复昨天的黑暗。丁一岚的话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我觉得文革从整个人类来说也是一大悲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场运动?这个问题得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毛主席在全国全党的威望非常高,到后来呢,几乎变成了神。的确,像我这样年岁的人,对毛主席非常有感情,到了解放初期,逐渐地由一种高度信仰发展成盲目尊崇他,以至于到最后是迷信他。另一方面,毛主席他自己随着威望非常高,逐渐就感觉到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了,他心里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就开展文化大革命。本来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大个党,有一些矛盾,有一些理论上的争论,这都是很自然的,可以逐步解决。我怎么也想不到,毛主席最后采用自上而下地、发动全国人民搞这场斗争,这个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我觉得,我们党要很好地总结这个历史教训,绝对不能让它再发生了,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多么严重的打击呀。文革中死了多少人呀,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为党的事业战斗,那真是全力以赴呀,即使牺牲自己都无怨无悔,过去战争年代,敌人要想抓,要想杀都弄不到,结果我们自己,还有"四人帮"能把这些同志毁了。我认为这次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它的破坏力,远超出对一个家庭或者几个家庭、或者是对一部分人的伤害。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受到的伤害真是难以估计。我觉得一定要很好地总结这个经验教训,我们倒不是说,一定是谁负责怎么怎么样,而是这个事件发生,我觉得这里头有很深刻的教训,怎么样建立起我们党内的、国家的民主集中制,怎么样能够听取更多方面的意见来解决任何一个比较大的关系到全国的问题,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绝对不能再重演了!我希望,特别是党的领导同志要很好地总结这个历史教训,反思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民族悲剧。我想只有我们党从中吸取了教训,那些在文革中死了的人才没有白白地死,也还算有价值,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党贡献了生命。
采访丁一岚的那个下午,隔壁邻居家的孩子一直在弹一首莫扎特的小夜曲。在丁一岚家种满花草的阳台,有几只小鸟在夏日的阳光里蹦跳鸣叫。在鸟语花香的旁边,在明快优美的钢琴声中,听着一位老人讲述着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的悲剧,我很难表述我内心的那份复杂的感触。在这快乐与悲哀的交织中,我总是想到邓拓去世时手里攥着的那块湿漉漉的手绢,我想,那上面不知浸着多少男儿泪。
这次访谈的3个月后,丁一岚病逝。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鬼子来了》原著作者尤凤伟：代笔亵渎作家这个职业
星期一 五月 28, 2012 9:56 am
View fullsized
尤凤伟，山东牟平人，“新时期”开始写作，已发表作品五百余万字，短篇小说《为国瑞兄弟善后》、《雪》、《风雪迷蒙》、《空白》及中篇小说《山地》、《生命通道》、《石门夜话》、《泱泱水》、《生存》、《小灯》、《相望江湖》等颇受好评。出版长篇小说《泥鳅》、《色》、《衣钵》等，其中《中国一九五七》列2001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榜首。出版文集，自选集，小说集数十种。根据其中篇小说《生存》改编的电影《鬼子来了》获嘎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以及日本每日电影大奖。
三十多年的写作史，五百万字作品，形形色色的江湖尤凤伟写了无数，内容几乎涉及各个阶层、各个领域。至今，提到他的名字，人们仍不忘补充一句：他是姜文电影《鬼子来了》原著《生存》的作者。在推出新作《百合的江湖》之际，尤凤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1 关于新作
“社会就是江湖，命运就是无常。”
山东商报：读完《百合的江湖》有种读《白鹿原》的感觉，画面感很强，感觉适合拍成影视剧。是刻意为之还是出于什么考量？
尤凤伟：《百合的江湖》这个作品比较民间化，有故事、有人物比较好读，做电视还是做电影都比较合适。我写的时候没有这个想法，写完后自己有感觉，朋友也这么说。
山东商报：您有一部被几家选刊选本选载的中篇小说，叫《相望江湖》，新作取名《百合的江湖》，对江湖题材情有独钟？
尤凤伟：社会就是江湖。《相望江湖》是当代题材的，写当代生活境况，包括官员和老百姓在江湖中的生活状态。《百合的江湖》是历史题材，和现在隔得远，但仍然还是江湖的一种影像。后者更像江湖的作品，里面有土匪，有女人，是典型的江湖情景。这个女人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被拖入到江湖中来，欲罢不能，只能在江湖中一直走下去。她的命运就和几个男人相关联起来。她的大半生，最好的年华都是在江湖中漂泊。
山东商报：小说里的百合因善良软弱不断被骗，被凌辱，这是在借此一步步揭示人性恶的主题吗？
尤凤伟：这篇小说没有刻意的主题，从女人的命运折射出社会的形态。百合步入江湖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生活中很多偶然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东西。比如二流子驹子领来土匪，把她公公和丈夫杀掉后，带百合上山献给二爷。她被劫到山上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因素。土匪打家劫舍有随意性和选择性。所谓选择性是他们专找有钱的人、富户，但就是因为驹子认识她，才把土匪带到她家门前。驹子也是很无奈的人物，内心也没多大的恶，但是他生活的年代，为了生存也不得不做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比如说，百合放生动物，他就去捞上以后再卖，后来出卖百合，其中有些很无奈的东西。
2 关于创作
“代笔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更是亵渎作家这个职业。”
山东商报：您被称为“讲故事的大家”，我想起会讲故事的吴念真。讲故事如何掌握控制力，从而引人入胜？
尤凤伟：当代许多作家比我更会讲故事，对于讲故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对小说是不是要讲故事有看法。从小说的传统来说，是要讲故事的，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文学，都是从故事讲起。我个人认为小说要读得下来要有故事。后来有一种说法是高级的小说是没故事的，很多人借鉴一些现代、后现代的西方小说的没故事的写法，更多在形式上来展示才华。比如先锋作家，但后来好像这条路没有走通。主要是读者不买账，这样的小说太干涩了，无法吸引读者的兴趣，不久他们倒是意识到这条路有问题便又开始写故事了。其实，重要的问题不是写不写故事，而是写什么样的故事，深刻的还是肤浅的，有趣的还是无趣的，由此决定小说的优劣。
山东商报：您每天写作时间是多久？有什么写作习惯？
尤凤伟：我比较懒散，没有计划，没指标。每天没事的话也就写几个小时。以前我写在纸上再抄出来，后来就请人打字，我对着打印稿，再改两遍。每一次都是大花脸，改动比较大。要花很大力气，很多作家说他不改稿，一气呵成，我想这样的人是大天才。不过即使是大天才多改几遍也会对作品增加成色。我只知道自己从修改中获益良多。
山东商报：您这一代作家似乎没出过什么代笔门事件？我问过阿来这个问题，他说那时候没人想这事。
尤凤伟：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作家，都想不到找这个“窍门”，代笔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更是亵渎作家这个职业。
山东商报：也有作家是背后有一个团队来运作的，会在短期内推出大量作品。
尤凤伟：“集团”写作？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像我这样的作家必定是被淘汰的命运，你怎么能比得过那类写作巨无霸？只好早早歇菜。
山东商报：阎连科曾说他自己的作品能卖十几万已经不错了，您对自己作品的期望呢？
尤凤伟：基本没什么期待，作家要有清醒的头脑。你要知道，当代社会人们对文学的关注，已经和几十年之前大大不一样了。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上世纪80年代在百花出版社出的，印了七万册，销售一空。那年代长篇十万册都没问题的。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有多少娱乐活动，电视电影网络的冲击，没人整天捧着一本书在读。这时候作家依然拿老眼光看问题，认为应该怎样就是一厢情愿的。
另外我们作家也要检讨自己，你写的什么东西？老百姓关心不关心，老百姓关心的话，哪怕是卖个一万、两万册也值得，老百姓不关心你印十万八万也没意义。我个人现在对印数、稿费已经没有很大的奢望。能写一点作品，自己还比较满意，大家还能满意就已经很不错。
山东商报：您称自己站在“底层”写作，说自己看到太多的道德内伤，“作家的性格、内心、价值观不一样，文学选择也会不一样，同样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对有的人而言，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我就是不能忘怀”，“不说有点过不去”。这种底层写作是一种姿态吗？
尤凤伟：托尔斯泰的《复活》是不是底层写作呢？应该说作家是社会写作，不要再分底层写作、上层写作、官场写作，不该那么细分。我的作品大部分写的是平民百姓小人物，你把它放到底层写作的框里也可以，但没意识到非要写底层人物。因为对作家来说要写什么与生活经历有关系，与视野有关系。比如说让我写大商场的金融资本运作，上层官场的政治斗争，写不了，一看就是虚假的，不真实。作家严肃认真的写作应该写比较熟悉的层面，我没有当过高官，也没有大名，更多接触的还是社会底层的人物多一些，我就写他们的生活。
3 关于文坛
“我的‘不合时宜’体现在作品的题材上。”
山东商报：您很低调，是刻意的吗？
尤凤伟：不是想不想低调。作家有几个不希望自己作品写得好大家认可？但是能否被大家认可是有原因的。主要看你这个作品是否值得认可，达到一定水准了。如果没达到水准，如果想做点什么事情希望大家认可，有些事是可以做的，但也有个底线问题。我不拿着作品找人说，你给我开个研讨会之类的。我恐怕做不出来。不认可就不认可了。
山东商报：山东籍作家为什么近年来缺乏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宣传不够？
尤凤伟：主要还是遵循孔孟之道，比较内敛一些，不愿意张扬，也不愿意运作。我所了解的大部分是这样的情况，出了作品大部分自生自灭。前段时间有电视台找我做节目，我就推辞了，没多大意义。包括有时做采访也不大愿意，可能是年纪大了，心态有点老掉了。没有年轻人的那种追求了。能写就写点，不能写就不写。不在文坛争短长。
山东商报：有人评价说，您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作家。
尤凤伟：不合时宜主要是说题材方面，比方我写了“反右”和“土改”的作品，有的作品出版后没法再版。我们现在回顾历史，信息往往是有很大偏差的，当然有各种复杂的原因，不能还原历史真实是最重要的方面。我希望能否尽我所能反映一个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历史，我希望自己能做。
山东商报：很多作家的作品改编成影视剧才火爆，怎么看？
尤凤伟：应该说在莫言那一拨作家，《红高粱》等作品大家很认可，后来出了电影，作家与作品的影响都很大。必须承认，电影对作家有强劲的推力，这是不用怀疑的。现在的情况，恐怕作家的出发点和以前不太一样，以前就是写文学作品，写好了愿意拍就拍。现在很多人写之前就考虑到改编问题了。这就是写作策略。
山东商报：您是姜文电影《鬼子来了》原著《生存》的作者，那场官司轰动一时，最后不了了之？
尤凤伟：这事我不大想提，觉得很恶心，后来我出了一本书叫《鬼子来了官司谈》，整个过程基本在这里头了，关心这码事的人可找来一读。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藁》序
星期一 五月 28, 2012 9:24 am
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藁》序
多年以来颜纯钩先生都抱着一个愿望，想推出一部注释本的汪精卫诗词集，让一般读者也能充份欣赏他的古典创作。在我们信札往复中，颜先生曾一再表示，政治和艺术必须分别看待，我们不应因为不赞成汪精卫的政治，便将他的艺术也一笔抹杀了。这一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
现在颜先生的夙愿即将实现，但他雅意拳拳坚约我为笺释本《双照楼诗词?》写序，参与他的创举。感于他的热忱，我一诺无辞，然而也不免有几分踌躇，不知道应该从何处落笔。
我既不懂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也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诗词流变的历史，因此对于汪精卫诗词本身的分析和评价，我只能敬而远之。一再考虑之后，我觉得也许可以从两个互相关联的角度来写这篇序文：第一、我是一个旧诗词的爱好者，并且很早便已为汪的作品所吸引；第二、我又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对于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之下建立政权这一举动一向有极大的探索兴趣，希望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历史解释。因此几十年来，凡是有关汪晚年活动的记述，特别是新出现的史料，我大致都曾过目。下面便让我从这两条线索谈一谈我对于汪精卫其人及其诗词的认识。
如果记忆不误，我想我最早接触到汪精卫的诗是在抗战时期的乡间。大约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人把他早年〈被逮口占〉四首五绝写给我读。像许多读者一样，我当下便记住了其中第三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时我很崇拜「革命烈士」，因此作者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有一件事不可理解，即写汪诗给我的人（已不记得是谁），似乎并没有告诉我，汪已投靠了日本。无论如何，在穷乡僻壤的安徽潜山乡间，汪政权的存在根本无人注意。我是在一九四六年重回大城市以后才弄清楚所谓「汉奸」问题的。
第二次发现汪精卫的作品是在一九五○年的香港。我偶然在报刊上读到汪的〈忆旧游．落叶〉词和吴稚晖反唇相讥的和什。汪词如下：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慽慽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只极目烟芜，寒螿夜月愁秣陵。（按：末句收入《扫叶集》改作「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见本书注释）
这首词是「艷电」发表以后汪在河内写的，将当时中国的处境和他谋和的心境十分委婉地表达了出来，而复创造了一种极其「凄清」而又无奈的气氛。我读后不但立即体会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实感，而且对作者的同情心也油然而生。我当然记得元好问《论诗绝句》中说过的话：「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但是汪精卫早年〈被逮口占〉和这首〈落叶〉词本身所发出的感人力量使我不能相信这是「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钱锺书语，见《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页一六三）
与汪词相对照，吴稚晖「步韵」之什虽大义昭然，政治上绝对正确，但却完全不能激动我。（按：吴词也引在本书注释中，读者可以比观。）姑且将「言为心声」的问题撇开不谈，仅就艺术造境而言，汪远高于吴，到眼即辨。我当时曾本此认识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亚书院同学们创办的板报上。但这是六十二年以前的事，我的原稿早已不知去向了。
后来读到了汪氏晚年的其他诗词，我更相信我最初对〈落叶〉词的理解虽不中亦不甚远。试读〈舟夜．二十八年六月〉七律：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柁楼欹仄风仍恶，镫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见〈扫叶集〉）
这是他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从日本回天津的船上写的。他这次偕周佛海等人去日本，已取得日方支持，回国后将推行所谓「和平运动」，其实即是建立政权。但从这首诗看，他不但没有半点兴奋的情绪，而且「神州重见百年沉」之句明明透露出亡国之音。这和周佛海及其他同路人的反应完全不同。（见后）
总之，以我个人的眼光来看，汪的古典诗词在他那一代人中无疑已达到了第一流的水平。近人称许黄公度写的诗能「我手写我口」，我以为汪的诗词则是「我手写我心」，其委婉曲折处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关于汪诗的评价，让我举陈寅恪和钱锺书两人议论，以见一斑。陈氏〈阜昌．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七律起句说：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这是以刘豫比汪精卫，但重点放在诗上，称许汪氏可跻于一代诗人之林。元好问选《中州集》收了刘豫的七绝七首（卷九），都楚楚有风致。钱锺书一九四二年有〈题某氏集〉七律一首，专为评汪诗而作，值得全引于下：
扫叶吞花足胜情，巨公难得此才清。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一九四三年春季正值汪氏六十岁，陈羣（人鹤）为他刊印了《双照楼诗词藁》，负责编校的是龙榆生（沐勛），世称「泽存书库」本（见龙沐勛一九四七年跋陈璧君手抄本《双照楼诗词》，收在本书「附录」三），钱与龙时相过从（见钱氏一九四二年〈得龙忍寒金陵书〉），所读汪集必龙氏赠本无疑。关于全诗的旨趣已有人讨论过了，限于篇幅，不能详及。（参看刘衍文〈《石语》题外絮语．双照楼主〉，《万象》第六卷第一期，二○○四年一月，页十─十五）下面我只想提出两点看法：第一、「巨公难得此才清」其实和上引陈寅恪诗句所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即高度称赏汪的诗才；不过因为钱当时是在沦陷的上海，只能用中立性的「巨公」而已。第二、钱诗颔颈两联特别点出汪诗的特色，如「寒相」、「死声」、「忧不绝」云云，而归结于「莫将愁苦求诗好」。「愁苦」自是汪晚年诗词的一个显著特色，但是简单地把「愁苦」看作仅仅是为了「求诗好」而特别制造出来的，则对汪精卫有欠公允。从我所接触到的一切内证、外证、旁证等来看，我始终认为汪诗的「愁苦」主要是他内心「愁苦」的折射。为了证成这一论点，我们必须从诗转向内心活动，对他为甚么不惜自毁生平与日本谋和，求得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了解。
首先必须指出，汪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个绝对性预设之上，即当时中国科技远落在日本之后，全面战争一定导致亡国的结局。因此他认为越早谋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溃败的境地，那便只有听征服者的宰割了。但这一预设并非汪精卫一人所独有，而代表了当时相当普遍的认识。让我撇开复杂的政治界，从学术界中选一位比较客观而冷静的史学家──陈寅恪──作为代表，以说明问题。吴宓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
晚饭后，七─八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一九九八年，第六册，页一六八）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记：
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同上，页一七四）
这是吴、陈两人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私下议论，陈氏两次都坚持同一观点，可见他对此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断定「战则亡国」显然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足以抵抗日本的武力。正如一九四四年年底胡适在美国一次讲演中所说的：
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问题很简单：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必须和一个第一流军事和工业强国进行一场现代式的战争。（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War is simply the problem of a scientif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unprepared country having to fight a modern war against a first clas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 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台北：联经，二○○四年，页二○三）
这也是为甚么胡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力主与日本正式进行和谈，直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之后才开始修改他的观点。（见《日记》第七册，页四七三，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条）
陈寅恪的话是许多人心中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开说出来，因为当时民族激愤高昂，一听见有人主「和」便羣起而攻，目之为「汉奸」了。事实上，和或战不过是一个民族在危机关头如何救亡图存的两种不同手段，都可以出于「爱国」的动机。陈寅恪后来在沦陷的香港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充份说明了他主和正是为了使中国免于「全局覆没」，然后再「徐图恢复」。同样的，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的主和也应作如是观。
关于汪精卫因求和而引发的内心痛苦，最近《陈克文日记》刊布，是前所未见的第一手史料，下面将择引几则，以见一斑。陈克文（一八九八 ── 一九八六）曾参与所谓「改组派」，属于汪系，至一九三八年底「艷电」发表后始与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变时他在行政院参事任上，与汪氏过从甚密，且极得其信任。《日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条载：
九时驱车往谒汪先生。……先生状甚忧郁严肃，知为时局吃紧所扰。（见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辑录》（六），刊于《万象》第十二卷第八期，二○一○年八月，页四七）
所谓「时局吃紧」指「八．一三」上海之战已溃败，南京也将弃守而言。汪此时通过周佛海、高宗武等与日本有所接触，已露出别树一帜以求和的意向。《日记》同月十八日条云：
上午八时，到陵园见汪先生，先生及夫人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忧虑之色。见面后，先生指示地图，说明政府迁往重庆，及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之意。问以外交形势，先生摇头叹息，谓友邦虽有好意，但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无从说起。又说，现时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长久，这些且勿向外宣露。停一会又说，从前城池失守，应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观念；今道德观念不同，故仍愿留此有用之身，为国尽力，言下态度至沉着坚决。见面约一小时，先生说话极少，俯头踱步，往来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日记辑录》（七）《万象》第十二卷第十期，二○一○年十月，页四七）
这是政府撤离南京前两三天的情况，汪的「忧虑」更深，内心「痛苦」也更大了。日记所说「友邦好意」则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居间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参与者之一。（见《万象》第十二卷第八期，页四五─四六，十月三十一日条）但由于蒋介石不肯松口，所以他抱怨「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最后他以「沉着坚决」的态度强调继续「为国尽力」，其实即是决心求和的一种暗示。因此一个月后在汉口（十二月十九日）《陈克文日记》中有以下一段纪事：
晚饭后到商业银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员长纪念周中之演说词大要相告。（按：蒋在演说中强调「抗战到底，决无妥协之可能」云云）先生言，此蒋先生鼓励群众之言也。先生旋以午后与委员长讨论时局之纲要见示，并云，余非敢动摇蒋先生之决心，弟（即「但」）有决心而无办法，徒供牺牲耳。纲要若干则，最重要者认为，敌人军事胜利后将控制我之经济与财政，以中国人之钱养中国之兵以杀中国之民。对今后的危机，可谓指陈痛切，惟积极之办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临别先生诫云，余与蒋先生所讨论者，慎勿告人，余谨应曰唯。（《日记辑录》（八）《万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二○一○年十一月，页八四）
汪氏的「纲要」主要是为他的和平主张提供一种立论的根据，其弦外之音是说：中国如改「战」为「和」，虽暂时受到委屈，却可以阻止日本取得全面「军事胜利」；如此则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可怕后果便可以避免了。很显然的，汪是想以战败的严重后果来打动蒋介石，逼他改变政策，然而并未奏效。
这里我还要指出一项重要事实，即汪精卫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蒋和国民党领导阶层提出的，并非以他个人为和谈主体。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汪覆孔祥熙（时为行政院长）信中说：
弟此行目的，具详艷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引自朱子家（即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一九五九年，第一册，页二○）
这一段话完全是事实，而且除蒋之外，其他党内领袖与汪立场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说：
（高）宗武来，谓昨晚与孔祥熙、张岳军（羣）谈，时局仍有百分之一转机；今日上午，再与孔及汪一谈。为之稍慰。（《周佛海日记全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二○○三年，上册，页九四）
可知孔祥熙、张羣等都是倾向于和谈的。胡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有一条日记说：
晚上咏霓（按：翁文灏）来一电，说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久持，愿乘此媾和」。（《胡适日记》第七册，页六一八）
同月十二日又记翁的电报云：
是答我的佳电（按：指十一月八日电报），说汪、孔甚主和，蒋「尚未为所动」。（同上，页六一九）
主和派在党内忽然抬头，是因为十月二十二日广州陷落，再过五、六天武汉又陷落，军事上已呈崩溃之势。但是由于蒋「未为所动」，主和派最后还是沉寂了下去。
在中央政府完全关闭了与日本直接谈和的大门以后，汪才决定亲自出面和日本进行另一轮的秘密交涉。《周佛海日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载：
八时起。（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衞（按：即日本首相近衞文[!9A4A]）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时始散。饭后午睡。三时起。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上册，页二○一）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周又记：
五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份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于是决定照此覆电。经数次会谈，抑（益）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兹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同上，页二○一─二○二）
这两条记事是关于汪氏心理状态的直接史料，极为重要。但这里必须先对记事的背景作一简单交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和十三日，梅思平、高宗武分别来到上海，和日方负责人影佐桢昭与今井武夫举行秘密谈判。最后在二十日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双方拟定了计划，一方面，近衞文[!9A4A]发表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宣言；另一方面，汪精卫则公开响应，然后再直接与日方进行谈判。为了作到这一点，汪和他的追随者便必须脱离重庆，逃至中国境外。（参看《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一九九，编注3）从上引周的两条日记可知，梅思平从上海回到香港后，立即赶到了重庆，向汪报告与日方交涉的具体结果，并商讨如何离开国境的问题。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汪在一连两天的集会中都表现出彻底推翻前议的意向。他也许对两个谈判文件──《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不满意，也许感到日本不可信。无论如何，这时（十一月二十六、七日）离他出走河内（十二月十九日）只有三星期，而仍犹豫不决如此，则内心之冲突与痛苦，已可想见。
甚至在政权即将建立之际，汪仍然内心充满着悲苦，而未露出半点兴奋的情绪。兹再举两个例子以为证明。其一、马叙伦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拜访陈陶遗，后者说出了下面的故事：
二十九年（一九四○），精衞至上海，亟欲访我。我因就之谈，问精衞：「是否来唱双簧？」精衞即泣下，我又问：「此来作为，有把握否？」精衞亦不能肯定。（见马叙伦《石屋续渖．记汪精卫与张静江书》，引在刘衍文〈《石语》题外絮语．双照楼主〉一文中，页三一）
陈陶遗是政治和实业界的耆宿，又和汪私交很深，马叙伦所记则是亲见亲闻的事，所以这条史料大致反映了汪初回上海时期的心情。
其二：《周佛海日记》一九四○年三月十九日记：
七时起，陪汪先生谒（中山）陵，凄雨苦风……汪先生读遗嘱，声泪俱下，余亦泣不成声。（上册，页二六五）
这是在所谓「还都」（三月三十日）前十一天的事，汪却仍然深陷在悲苦的情绪之中。
以上我从汪精卫自「八．一三」以来力主和议一直下溯到一九四○年他在南京建立政权的前夕；在这一过程中，我特别注重他的心理状态，就我所能收集到的可靠证据作判断，我只能得到下面这个看法：由于确实相信「战必亡国」，因此他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程度的委屈与妥协为代价。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口授的遗书中说：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最后之心情〉，收在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第五册，一九六四年，页一五九。按：此文曾有过争论，但我反覆推究，承认其真实性，至少它十分真实地反映了汪的晚年「心情」。）
他明知「与虎谋皮」，都仍坚持应「忍痛」为之，这正是他晚年心理长期陷于愁苦状态的根源所在。这里让我重引〈舟夜〉七律的后半段：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读了上引有关汪的种种心理描述之后，我们现在不能不承认，这几句诗把他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和盘托出，而且其委婉方式也达到了艺术的高度。我还要介绍他在《三十年以后作》中最后一首词──〈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徧，心头块磊，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按汪氏词稿原迹影印本收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一册第二页。「眼底风光」之「风光」两字，原拟作「沧桑」，但「桑」字尚未写，即改成「风光」了。其实「沧桑」更为写实，但出自汪的笔下，未免过于难堪耳。）
此词作于一九四三年重阳，即公历十月七日，再过两个月他开刀取出背部子弹，发现已患脊骨瘤，次年十一月十日便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医院。所以这首〈朝中措〉很可能是他词中绝笔。这时他出任所谓「国民政府主席」已三、四年，而词中流露出来的思想和情感竟和亡国诗人元遗山如出一辙。但是如果细读他的遗书〈最后之心情〉我们便不能不承认，这首词正是他当时「心情」的忠实写照。一句话说到底，汪的诗词基本上可以用「诗言志」或「言为心声」来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现的「愁苦」决不可能是为了「求诗好」而伪装或夸张出来的。（陈克文也认为汪最后几年诗词表现了精神上的「创痛」。见《时代洪流一书生──陈克文日记》附录十二〈忆陈璧君与陈春圃〉中「独行踽踽最堪悲」一节。）
以上关于汪精卫心路历程的反覆论证并不是为他翻案，价值判断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内。我的唯一目的是通过心理事实的建立以理解他的诗词。现在我要引一二反面的例证，与汪的心理状态作对照。周佛海主和的正面理由，从他的日记来看，与汪精卫几乎完全一致。他在日记中又记下了国民党同仁的共识：「咸以如此打下去，非为中国打，实为俄打；非为国民党打，实为共产党打也。」（《周佛海日记》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条，上册，页七九）这也和汪精卫预言战争「必将使中共坐大」，如出一辙。（此一问题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读者可参看胡文辉关于陈寅恪〈阜昌〉诗「一局收枰胜属谁」句的长注，《陈寅恪诗笺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二○○八年，上册，页二○二─二○四）所以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在早期避战求和的阶段，周的主要动机也出于对亡国的恐惧，与汪氏似无大异同。然而到了后期在日本羽翼下建立政权的阶段，周的个人企图心便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了。《周佛海日记》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条：
八时半起。与（梅）思平商拟各院部院长、部长人选，因拟行决定，因与思平戏言，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之内在余笔下产生矣。（上册，页二三七）
这是汪精卫、周佛海等等在青岛与北平、南京两个伪组织会商后得到日方认可，准备成立所谓「中央政府」，由周佛海负责拟定人选。周的「戏言」其实即是得意忘形的轻佻表现。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即伪「国民政府还都典礼」的第二天，周又写道：
四时返寓，犬养（健）、伊藤（芳男）来谈。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今后困难问题固多，仅此亦足以自豪。（《日记》上册，页二七三）
这一番自言自语不但把他得意忘形的轻狂心理发挥到了极致，而且更暴露出他推动伪政权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权力野心。（「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同年五月三日的日记恰好提供了一个最生动也最有趣的例证：
刘复之算命，谓余于五年内握大权，四十九以后备位咨询，为之心冷。迷信虽不足恃，然刘于六年前谓余必长财政，今果尔，亦奇矣。如余仅能当权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劳力耶？（《日记》上册，页二八八─九）
算命先生预言他仅能「当权五年」，他大失所望，顿时心灰意懒，其权力欲之大，可以想见。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位算命先生的灵验也实在令人惊异。我猜想刘复之也许已算出他四十九岁以后将有牢狱之灾，不过不便明言，只好以「备位咨询」四字搪塞过去罢了。无论如何，这不失为一个很有趣的插曲。
周佛海「握大权」后的兴高采烈和汪精卫居「高位」而依然满怀「愁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若以罗君强和周佛海加以比照，则后者又好像高不可攀了。罗是周一手扶植起来的人，后来汪政权中曾出任伪司法部长、安徽省长、上海市秘书长等要职。抗战爆发时他是行政院秘书。陈克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载了他在汉口的一次谈话如下：
军委会秘书厅秘书罗君强亦即行政院秘书到四明银行叙谈。亏他发出如下的议论：他说「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组织，多般利害，影响必定不少。如今我们可以随意选择我们的去处，那一处待遇好，我们便到那一处，横竖都是中国人的统治，又何必分彼此呢。」……这段话似乎是说笑，又似乎不是说笑，介松、彦远听了都很生气。我最担虑的倒不是君强个人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许多人会如此动摇起来。（《陈克文日记辑录》﹝八﹞，《万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页八三）
事后我们当然知道，这是罗君强的由衷之言，决非「说笑」。但具有这样想法的人在汪政权参与者之间恐怕相当普遍，代表了当时典型的所谓「汉奸」言论。我们必须跳出罗君强以至周佛海的思想层次，然后才能开始探索汪精卫的「最后之心情」及其晚年的诗词。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特意抬高汪精卫，否认他的政治取向与活动后面也有个人的动机。傅斯年在一九四○年二月曾分析过汪的「犯罪心理」，认为由于汪是「庶出」，父兄之教又严，以致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要做「人上人」的强烈心理。他又特别提到，陈璧君恰好也是一个「人上人」欲望最强的人，因此终于走上了「汉奸」、「卖国」的道路。（见〈汪贼与倭寇 ── 一个心理的分解〉，收在《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一九八○年，第五册，页二二九─二三六）傅斯年富有民族热情，全文下语极重，见仁见智，可不深论。他关于「庶出」的心理分析是否可信，因资料太少，也只能悬而不决。但他所指出的「人上人」心理，却指示了一个正确的探求方向。他论陈璧君时有下面一句微妙的话：
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同上页二三二）
这句话之所以微妙，是因为原文（《后汉书》卷十三〈彭宠传〉）只说「而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并无「其夫之为人下」语。我相信傅之增字解经是为了要点出汪不甘被蒋介石压成党内第二人这一事实。我们都知道，在抗战前的南京，蒋主军、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礼的形势。然而抗战发生以后，蒋不但独揽军与政，而且更进一步正式占据了党的最高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总裁制，以蒋为总裁，汪则副之。以汪在党内的历史而言，这是相当使他难堪的。所以严格地说，这不是汪氏夫妇要争做「人上人」的问题，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当时人无不了然。马叙伦说：
汪、蒋之隙末凶终，以致国被侵略后，精衞犹演江宁之一幕，为万世所羞道，受历史之谴责。在精衞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责。观介石后来之于胡展堂（汉民）、李任潮（济琛）者，皆令人寒心；则精衞之铤而走险，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谓非有以驱之者也。（《石屋续渖》引在刘衍文前引文，页三○─三一）
这就是说，蒋的唯我独尊必须对汪之出走负起很大的责任。
另一方面，陈璧君在汪建立政权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远比外间所传为大。陈克文是很感念陈璧君的人（见陈方正编校《时代洪流一书生 ── 陈克文日记，一九三七 ── 一九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即将出版，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九日条），却也在《日记》中一再记下了陈璧君的负面行为，而且其来源都出于与汪氏夫妇关系极深的人。（如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条记云：「汪精卫之事敌寃死与伊﹝按：陈璧君﹞之关系最大。」）但最直接可信的证据则是由周佛海提供的。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周专程到日本名古屋医院探望汪氏的病，记他与陈璧君的谈话云：
出与汪夫人谈一小时。余表示行政院长及军委会长，仍以代行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盖其意，恐余与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吾两人真意，而以权利之徒目吾两耳。（《周佛海日记》下编，页九○九）
此时去汪死仅三个月，陈璧君仍唯恐大权旁落，在交谈中逼得周佛海声明只是「代行」而不是「代理」。这一定是陈璧君自己的主张，决不代表汪有此顾虑，因为汪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赴日治疗登机前的亲笔手令即明言「职权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他并未用「代行」字样。（见《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册卷首影印本）
汪精卫也有个人的动机，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比较地看。他对亡国的忧虑的确占据着主导的成份。胡适在听到汪的死讯时也提出了一个心理分析，但与傅斯年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说：
精衞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胡适日记全集》卷八，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条，页二○○）
「烈士」情结确实存在于汪的识田之中。不用说，这一情结遇到国家危亡关口必然首先被激发起来而变成行动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与出走即由此开始；然后配合着其他内外因素，终于演出一幕历史悲剧。
在我的认识中，汪精卫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不幸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悲剧便注定了。现在我决定要把他搬回诗的世界，所以下面引他一九二三年一封论诗的信，以为序文的终结：
适之先生：
接到了你的信，和几首诗，读了几遍，觉得极有趣味。
到底是我没有读新体诗的习惯呢？还是新体诗，另是一种好玩的东西呢？抑或是两样都有呢，这些疑问，还是梗在我的心头。
只是我还有一个见解，我以为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新花样出来，旧花样仍然存在，谁也替不了谁，例如曲替不了词，词替不了诗，故此我和那绝对主张旧诗体仇视新体诗的人，固然不对，但是对于那些绝对主张新体诗抹杀旧体诗的人，也觉得太过。
你那首看山雾诗，我觉得极妙，我从前有相类的诗，随便写在下面给你看看。
晓烟
槲叶深黄枫叶红，老松奇翠欲拏空；
朝来别有空蒙意，都在苍烟万顷中。
初阳如月逗轻寒，咫尺林原成远看；
记得江南烟雨里，小姑鬟影落春澜。
你如果来上海，要知会我一声。
祝你的康健
兆铭十月四日
这封论新旧体诗的白话信收在《胡适日记》中（第四册，页一一五─一一六，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条），信中所引〈晓烟〉二首收在他的《小休集》卷上，第一首末句第一字「都」在集中改作「只」字，别无异文。这封信似乎还没有受到注意，但它让我们看到在纯粹诗世界中的汪精卫，这是很可珍贵的。二○一二年二月六日于普林斯顿 余英时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去岁五月巧相遇
星期一 五月 28, 2012 9:21 am
写块豆腐干纪念杨飞飞老前辈。
我去年五月份在南京路巧遇老前辈。
通常，在上海经常去的地方之一是上海评弹团所在地乡音书苑。
那天正好要去看看书目，走在南京路北侧的上街沿，对面就是老前辈坐在轮椅上，从年龄段看来推轮椅的是她小儿子——也就是姓了赵不是姓肖的那一位，酷像赵春芳老前辈。
上前打了个招呼，看着他们两人在泰兴路打弯，我就继续自己的行程。
照例是那一副含笑的自然脸容，没有丝毫做作。
作为大明星，这是非常可贵的一条素质，也是与生俱来的品性。
拿梨园行一句老话来讲，就是杨老前辈一点都不飙。
与之相反，有的角儿就飙气十足。
而这一位是天生的平易近人。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夫妻档的现场，现在回想起来恐怕和明星大戏院在黄河路上有点弯脚也不无关系。
相比之下，新光，天蟾，中央，人民大舞台，共舞台，瑞金，红都等相对熟悉得多。
那时侯主要的娱乐还是听电台。
无论如何，杨派唱段是在流派演唱会上旦角唱腔中倒数第二出场的，可见杨派的分量。
丁的倒数第一压台那地位摆在那里，杨就只能屈居第二了。
著名唱段就不一一回顾了，这里多的是行家里手。
虽然一次也没进明星大戏院，他们住的那条弄堂倒是经常去。
据说马先生也住在那里。可是当时并不知道。
常客是因为那里是我的一位患难好友，他的一大家子住上上下下一幢。他表妹的厂子是我带学生去生产实习的地点，也是通过我这位好朋友联系上的。
因为他知道我喜欢沪剧和申曲有些渊源，第一次造访就告诉我杨飞飞和他家算是邻居。
记得很清楚，介绍提及的是杨飞飞就住在这条弄堂里，而讲的倒不是赵春芳家在这里。
关于老前辈的传闻，都是从我好好婆那里听来的——
第一条是说她入戏非常快。在后台正说笑间，临上场，在侧幕里一站，马上就悲悲切切进入脚色规定情绪。
这就是功底啊！
第二条记得以前也写过，就是文革批斗中一条罪状是她开玩笑说过学毛选就像搽脚藓药水，搽搽末是好格，一个勿搽就勿灵了。
姑且不说那场浩劫如何如何，单从这句大白话大直话就能看到老前辈的性格直爽，不做作不装腔。
真所谓真性情！
最后，还是要说说杨派的发扬广大。说实话，老前辈的戏之后，可以说杨派的戏太少太少了。
所以说要呼吁，大力呼吁。
拙文上海越剧院的尹派和上海沪剧院的杨派业已贴出，并为某杂志总编采纳。
这些其实还是纸上谈兵，需要发展杨派新剧目新脚色。
而且，要从本地滩簧为奴隶的母亲和宁波滩簧典妻的对比上找找差距。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
|
| Blog 拥有人: |
主持 |
| 作者群: |
(没有) |
| Blog(博客): |
观看所有文章 |
|
好友名单 |
| Go: |
上一页/下一页 |
日历
|
«
<
»
>
六月 2026
|
|
1 |
2 |
3 |
4 |
5 |
6 |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 28 |
29 |
30 |
|
|
|
|
连络 主持
Email : Send E-mail
私人留言 : 发送私人留言 (PM)
MSN Messenger :
Yahoo Messenger :
AIM Address :
ICQ 号码 :
关于 主持
注册时间 : 星期四 十月 13, 2005 7:13 am
来自 :
职业 :
兴趣 :
留言板
主持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Blog(博客)
Blog(博客)启始于 : 星期日 二月 25, 2007 3:08 pm
文章数量 : 6358
Blog(博客)历史 : 7061 天
回响总数 : 836
观看人数 : 4515694
RS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