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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川剧的文辞
星期日 六月 03, 2012 11:21 am
川剧剧本文学性之高，在全国戏曲界是有口皆神的。川剧剧本中有不少唱唱词，意境高远.词藻精美。其中最著名且形响最大的，要数与康有为、梁启超交谊颇深的荣县人赵熙所撰写的《情探》。试看这样的词章：“更阑静，夜色哀，月明如水浸楼态度台，透出了凄风一派。”以及“梨花落，杏花开，梦绕长安十二街。夜间和露立苍苔，到晓来辗转书窗外。那纸儿笔儿墨儿砚儿呵，件件般般都似郎君在。泪洒空斋.只落得望穿秋水不见一书来。”文辞凄凉悲切，细腻婉转，不亚宋代婉约词风。再如李明璋的《和亲记》，是川剧剧本文学的又一高峰。如“钟山杨猎”一场中孙尚香的唱词：“金风初剪秣陵秋，苍鹰儿脱鞲，猎犬儿奔走，风卷骅骝出石头”，“梨花马踏碎白云飘蹄后，紫玉鞭挥染红叶漫山头。引弹亡群兽，回旗卷落鸥，谁敢道盘马弯弓非女流”，如此等等，可与元曲大家媲美。
当然，若说川剧文辞只是阳春白雪，那又失之偏颇。川剧剧本文学的另一大特色是通俗、谐谑，使人绝倒，闻之捧腹。在《西关渡》中，恶霸绅粮陈采为谋估裁缝潘林之妻，在西关渡容死潘林，他到潘家却大耍其烂舌头：“一拢屋你们就黑脸嘴嘟(读deng)，好象是姓陈的有什么阴谋。请问你我谋他有什么作用，未必我大绅粮想当裁缝？若说是谋田地你莫有半亩，谋铺面你都是佃来做工，谋灰包捻小莱要菜种，谋尺子与剪刀我不把衣缝。老骨头车钮子都不合用.白头发打草鞋经不起一绷”。他把人家糟蹋得一无可取，就是撇开了他想谋人妻的最大阴谋。再如《归正楼》中的纨绔子弟邱元瑞沦落为下三烂后，他唱道：“孙猴儿七十二变显道术，我邱元劝会变七十六。绫罗绸缎变麻布，象牙床变成板板铺。山珍海味变萝卜，玉石茶杯变成瓦壶壶……”1986年5月，笔者在凉山昭觉陪同着名美学家王朝闻看岩画时，途中谈到邱元瑞的这段唱词，朝闻老对我说，“川剧文辞之美，不仅有情探之雅，还有邱元瑞之俗，这俗中有美，有辩证法，很值得欣赏。”
在川剧道白中，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语言，使人惊叹川剧老前辈运用民间口语的出神人化。如《乌龙院》中，阎惜娇为了不准宋江到她的北楼.向宋江索要一件人眉毛做的皮褂子，另外还要吃两样菜：黄蟮耳朵和蚊子骨头；你说绝也不绝？在《巴九寨》中，巴老九恨不得把仇人“砍筒筒、切片片、拉丝丝、扯线线、舀浆浆、擂面面、烧灰灰、四门捻”，这些语言，哪里是象牙塔中的文人所能编撰得出。川剧语言艺术，可庄可谐，亦雅亦俗，各戏不一，各擅其长。虽则“远近高低各不同”，却又“淡抹浓妆总相宜”。
作者：重庆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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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快递 : 荣剑：价值一千元的灵魂
星期日 六月 03, 2012 9:39 am
一个人自愿出售自己的灵魂，可以换回多少钱，我以前的确不知道行情。按历史形成的常识判断，把自己的灵魂拿出来去交易，或因为是在暴力胁迫下无奈苟且偷生，或因为是主动输诚以换得高官厚禄。满清亡明时，晚明士林领袖钱益谦是属于前者，戍边大臣洪承畴则属于后者，从两人交易的结果看，大概也算是物有所值，毕竟拿灵魂换来的是身家性命和荣华富贵。从这以后约三百年，延安出了一个高人，在简陋的窑洞里凭一个讲话，既无暴力胁迫，又无高官厚禄诱惑，竟将无数文人作家说得口服心服，从此脱胎换骨，虔诚改造，力求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为有这样的效果，讲话成了神话，每年都会有纪念，虽经三十年改革开放，仍历久不衰。作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宣传的一项活动，每年走个过场，也算正常，尽管在世俗层面，已听不到任何反响。谁料到，今年却有了变化，作家出版社为纪念讲话70周年，隆重推出了一本《毛泽东同志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这个按惯例属于体制内的自娱自乐，不经意间却在网络世界引发轩然大波，恶评如潮。是什么触动了网民的神经？我是在昨晚才了解到相关信息，说实话，我的感受和大多数网民一样，震惊于文人的无耻已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他们竟会以如此低的价钱轻易将自己的灵魂售出。
事情起因于作家出版社，以这家老招牌来聚拢久已离心离德的作家队伍，比起宣传部来显然多了一些公信力。想出的点子也不错，邀请一百名著名文学家和艺术家，每人抄写讲话中的一段话，留下墨宝，影印成册，让买家珍藏。该书责任编辑王宝生披露，书的创意来自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何社长亲自写了约稿函，作了细密安排，然后由编辑给每一位抄写者打电话，重申创作意图，对方同意以后，才将约稿函、用于抄写的三张稿纸、抄写的段落以及抄录费用(据作家叶兆言在微博称，为现金1000元)，稿费回执单等一并用挂号的特快专递快递给抄录者。王宝生称，在此过程中，大多数受邀请者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和支持，白刃、朱奇、冯德英等老同志不仅亲笔抄写，而且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山东的冯德英在来信中说，“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极具创新价值的工作，相信文学界的广大朋友都会谢谢作家出版社。”对此我也相信，如果这项活动仅限于具有延安情结的老同志或身居作协主席副主席的那些作家，我想网络世界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类似的事情太多，已经让人司空见惯。因此，这部手抄珍藏纪念册里出现这些人的名字：贺敬之、铁凝、张平、翟泰丰、高占祥、李存葆、严良堃、吉狄马加、冯骥才、玛拉沁夫、王昆、周巍峙、刘大为、张海迪、陈祖芬、郑伯农、孟伟哉、苏叔阳、黎辛、邓友梅、田华、王晓棠、刘兰芳、 郭汉城、李国文、徐沛东、梁衡、于蓝、于洋、秦怡、王立平、何建明、张笑天、 马识途、谢铁骊、阎肃、王树增、黄亚洲、蒋子龙、梁晓声、黄济人、秦文君、赵玫、周大新、刘恒、徐怀中、束沛德等，网民们肯定不会感到奇怪，这些人长期受惠于讲话精神和体制资源，理应站台，立场一以贯之，在道德上无可指责。
那么，在这个名单里，还有哪些人呢？摘录如下：
陈忠实、王蒙、莫言、二月河、贾平凹、海岩、叶兆言、毕淑敏、刘醒龙、叶延滨、朱向前、叶文玲、韩少功、周梅森、顾骧、苏童、徐光耀、叶辛、周国平、池莉、陆天明、张洁、杨红樱、麦家等。
大概正是这些人出来为讲话背书，让社会公众大跌眼镜。按理说，上述这些人和那些党性作家一样，也都是吃体制饭的，在各级作协也混有一官半职，但人们之所以看高这些人，是因为这些人还是写出了一些好作品，和党的文学的主旋律还不是一个调子，和讲话所倡导的文学主张是两回事。按讲话标准来要求，这些人的作品明显地脱离工农兵的火热生活，离开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宗旨，不是迷恋于色情描写追求低级趣味（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废都》），就是沉陷在西方资产阶级现代主义泥坑（苏童、韩少功、莫言、叶兆言），或者迷失在抽象人道主义的歧路上（张洁），要不就是像王蒙那样，在精神上从来没有和党的文学合流过，至于像二月河、海岩、周梅森、麦家这样的作家，占尽了市场风光，和讲话有什么关系呢？这些看起来和讲话八竿子打不着的作家，这回却不计前嫌，不计名利，当然也是不问是非，和党的文学一起，兴高采烈地挥笔书写讲话中的至理名言，心安理得地笑纳一千大洋。在通货膨胀的时代，这一千元能买到什么东西呢？
对于这样一个不是买卖的买卖，已有人开始吃后悔药了。叶兆言在他的微博里纠结得很，感觉到丢人了，“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他的这个态度让我稍有同情，他至少还是有所反省的，以他自己的话说：“吃苍蝇的感觉很不好，对于‘讲话’，自小没什么好感。我为自己的不当回事深深懊悔，有些事不能不当回事。在抄写时，写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庆幸，今天似乎已没有这些词汇了。我以为它已经不能再伤害我们，但是事实显然不是，这个纸老虎仍然狠狠地刺痛了我。”和叶兆言相比，另一个吃后悔药的周国平，好像缺乏起码的坦诚，他应该意识到，他以往依靠制造哲学鸡汤而积累起来名声，这回可能要被这一千元砸在地上了。他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成了他自责的理由，在他看来，纪念讲话，是纪念自己的心路历程，因为正是在学习了讲话之后，他发现，在中国当时的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
除了这两位抄写者之外，至今还没有第三个人出来公开向社会陈述他们在抄写讲话时的感受。就我本人来说，我是希望看到王蒙就此会发表什么言论，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我对他的睿智、阅历和话语充满着太多的偏爱，他的政治人生和文学人生是如此精彩，我觉得以他的一个细胞来思考，也足以判断出这个事情的是非所在。为何会掉入这个微小的陷阱？难道仅仅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拒绝出版社的盛情邀请？抑或如叶兆言和周国平那样，没太当回事？还是真的打心眼里认为毛的这个讲话值得纪念？这些猜测都不能代替当事人的真实想法，人们只能依据事实作出反应和评价。在士风日下、学林腐朽的时代，作家精神世界的集体沦陷恐也无法避免，这个事情出来之后，人们普遍感叹的是，这些作家的灵魂是不是太掉价了？
明末清初的思想大家顾炎武，对明亡于满清有过系统总结，对明末心性之学的空疏学风有过深刻反省，尤其对士人在关键时期失去操守和气节多有鞭挞。为此，他重提孔子“行己有耻”的主张，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认为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要求士人“有耻且格”。他最后的总结是：“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这话说的掷地有声，对读书人来说应该是个警示。其实，对于那些高明的统治者来说，变节者，不管是政治变节还是思想变节，皆是无耻之人，均不得列入正统。清于乾隆41年正式编纂《贰臣传》，把降清的明朝官员均称为“贰臣”，认为这些人在遭际时艰时，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实在是“大节有亏”，打入《贰臣传》，以警示后人。前面提到的钱益谦和洪承畴，均在其中，以无耻而名垂史册。
现在回过来看抄写讲话事件，这毕竟就是一个对讲话的态度和立场问题，不涉及两军对垒，权力更替，因此谈不上贰臣一说。但其中的道理还是一致的，关乎人的诚信、道义和气节。讲话对于执政党建立思想一律制度所起到的作用之大，是难以估量的，它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承担着教育人改造人和让文学成为政治工具的重要使命。在讲话的指引下，中国的文学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状态？对人民的心灵世界究竟起到了什么样影响？对于中国向世界呈现出何种文化精神面貌？作家们心里最清楚，如果始终按照讲话的精神来写作，请问王蒙、莫言、苏童、叶兆言、周国平，你们会有何种创作感受呢？作家是最珍惜心灵自由的人，你们真的愿意把讲话套在你们的心灵上吗？
不管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上看，作家出版社都是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情，它以每人一千元的价格，以总计十万元的人民币，聚集起一支继续为讲话营造声势的浩荡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既有党的文学事业的薪火传承者，也有那些曾经扮演离经叛道的文学工作者，既有先锋作家，也有畅销书的超级写手，他们身份不同，政治倾向各异，但在讲话的指引下，他们又走到了一起。他们还将走向哪里？
来源: 共识网2012年0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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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谍战影视小说《枪声响起的时候》
星期日 六月 03, 2012 8:25 am
别样谍战影视小说《枪声响起的时候》
——欢呼中以建交二十周年，迎接二战胜利七十周年。
写在前面：
通常，好多优秀小说被投资商和编导看中改编为影视剧本，是先有小说后有剧本；而我所写小说中的大多数跟张艺谋署名为第一作者的小说《满城尽戴黄金甲》一样，是为逆向运作。本篇谍战二战小说也是先有电影剧本《破壁突围》，故自然归属于影视小说类别。此外，同名戏曲剧本也早已问世。
引子
第一章——他是谁
第二章——谁是我
第三章——在哪里
第四章——是她们
第五章——理线头
第六章——生疑团
第七章——接任务
第八章——解答案
第九章——涉重洋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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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处女劫：中国援交少女的深度调查
星期五 六月 01, 2012 10:23 am
http://www.westca.com/News/article/sid=232406/page=1/lang=schine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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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说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
星期五 六月 01, 2012 10:07 a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e51d1b0102e0u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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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家犬
星期三 五月 30, 2012 8:58 am
丧家犬的一年
按：这是作家阎连科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原文名The Year of the Stray Dog，仓促译就，未征得作者本人同意，欢迎转载，请勿商用。作者：阎连科 翻译：刘少华
旧习难改。尽管离开农村老家已三十多年，我却从未将元旦作为一年的开始。在我家乡，一年真正的开始是大年初一。农历的2011年，对我来说，就像一条长长的隧道，没有一丝光亮。
黑暗的2011年始自我儿子找工作。那时他已完成在英国的学业，带着法学硕士学位回到中国。他坚信，若想在中国有所作为，需在法律系统中谋到一份公职。然而，因为不是党员，他几乎没机会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
当他还在读本科时，不止一次考虑过加入共产党，每次都被我劝阻了：“难道人必须要成为党员，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作为一个父亲，儿子的经历使我感觉我应跪在党的领导面前，求他们给入党和未入党的年轻人同等的求职机会。
黑暗的2011并未中止。我最新的作品，《四书》——一本直面中国人民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中所受创痛的小说，被近20家出版社退稿。拒绝的理由几乎是一致的：谁敢在中国出版我的书，谁就将被关掉。
这部小说花了我20年构思，2年时间写作。作为一个作家，这本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也知道它将成为中国文坛一部重要作品。然而，中国出版业的现状就是如此，对我来说，除了接受，别无它选。我只能长吁短叹。
厄运连连。伴随着书不能在大陆出版的梦魇，我在北京的房子也被强拆了，理由是附近有条公路要拓宽。强拆如飓风来临。没人向我和邻居们出示任何官方文件；赔偿没有商量余地，不管原有面积多大，盖房子花费多少，一律只有50万。大家还被告知，“谁愿意跟政府合作，将会额外奖励70万。”两项加起来共有约19万美金，看起来数额很大，实际上在今天的北京，这些钱在好地段也就能买个厕所。
居民们与强拆队之间剑拔弩张，大家发誓，要用生命维护财产和尊严。
斗争持续了数月之久。一天黎明，小区的墙被强拆了。一些疲于应战的老居民不得不被送到医院去。随后，一系列的盗窃案出现在小区，大家心知肚明，这只是用来吓唬居民们的策略而已。报警毫无价值，其幼稚程度与小学生报告说铅笔被偷无异。
11月的最后一天，离强拆期限只剩一天了，我在新浪微博上贴了一份对H和W的公开信，呼吁政府不要再跟被拆迁者玩 “猫鼠游戏”。我当然知道，这封信不会到达它该到的人手里，但我希望它能吸引足够的注意力，从而向当地政府施压，在强拆期间避免流血冲突。
我的公开信被大量转发，几乎立刻传遍全国。然而，它所产生的影响，如同在风中窃窃私语一般微弱。
12月2日，凌晨五点，一队戴着头盔的便衣男女，从窗户闯入我邻居家中。在向入侵者声明他反对拆迁后，我邻居被带走关了起来。他家的一些大型家具被搬出门外，随后房子被推土机铲平。后来他回忆说，那天早晨他看到200多个戴头盔的便衣围在自家房子边上。
整个12月里，有30多户被迫同意拆迁，我黑暗的2011年也就此结束了。这次经历使我意识到，一个公民和作家的尊严，尚不如一只饿犬向主人摇尾乞食重要；一个公民可享有的权利，还不如一个人手中握住的空气多。
我很想哭。有时我甚至会想，若能在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哭一场，也是一个不小的特权吧。
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像狗一样活着。我梦想能在我的书中大声喊出这一切，并将我的呐喊变成优美的乐曲。这怪诞的人生和奇妙的梦境维持着我的生命，有时甚至给予我信心。然而，我也不断的灰心、丧气。
我身心俱疲，只想离开这黑暗的2011年的北京，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我渴望能在家乡开始一个全新的2012年，跟我的母亲和亲人们待在一起，让他们简单的温暖带走一切冰冷、焦虑和恐惧，远离那些在2011年黑暗的隧道中包围我的东西。
我回到了位于河南西部的家乡嵩县，与我80岁的老母、兄长、嫂子、侄女们一起过了十天。我们一起回忆过去、说笑话、打麻将。无人提及我的作品或是经历过的不幸，我们像过着完美的生活一般。
每日所见，皆是灿烂阳光。每日所感，都是亲人关爱。那十天，我们坐在电视前，一起看肥皂剧，看春节联欢晚会。电视节目很一般，但家里的暖意驱走了黑暗的2011年。我感觉很安心。
除夕夜，我们按照传统，一起吃了顿饺子。母亲把她的一些饺子分给我，以示关爱。一小缕头发垂下来，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我们国家现在富强了，这多么美妙！”她说，“我们现在能吃肉馅的饺子了，隔三差五吃，就跟以前穷的时候吃野草一样多！”
我哥哥终其一生都是一个骑自行车到处送信的邮差，现在他退休了，开着我用版税给他买的车子。“为什么有人会恨政府呢？”一次他载我去看望一个住在山村里的亲戚时，在路上问我。“我们生活的很好，这还不够吗？”
我两个姐姐都是农民。她们很爱看一个清宫肥皂剧，剧中的皇帝很聪明，做事游刃有余。姐姐们希望我也能写一个那样的肥皂剧本，既有钱，又有名。她们说，只要写出一个成功的肥皂剧就会让整个家族脸上有光。
我不知道我的家人是真相信这些东西，还是只想安慰我而已。我不知道这几年获得的财富，是否真的让中国人民坚信，吃得饱、穿得暖真的比权利和尊严更重要？或者，在他们看来，一盘饺子，口袋里的一点钱，比权利和尊严更有用？
我没问，也不想深究，因为我知道，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答案。于我而言，我更愿意保持尊严，即便那意味着饥饿至死。这信仰在我的血液中流淌，这也应是文化人的基本原则。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对许多人来说，这只是一派胡言。可是，我为何要抱怨？就连文化人都将食物和钱置于尊严之上，我怎能以此来批评我的亲人们呢？
大年初六是出门的吉日，我该走了，亲人们都赶来与我道别。与以往一样，每逢这种场合，母亲都会掉眼泪。但直到最后一刻，她才开口。
“多和有权有势的人交朋友”，她在我耳边低诉。“别做让那些人反感的事。”
我走之后，哥哥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大过年的，我就没说给你听。要记住：别管是为了什么事，都别惹政府。”
我外甥陪着我到了最近的高速入口斜坡处。“我妈让我告诉你”，那孩子吞吞吐吐地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别写太多了。如果一定要写，就写点夸政府和国家的。别越老越糊涂。”
我点了点头。
“告诉你姥姥、舅舅和妈妈：别担心我，我很好。我写的东西很好，我也应付的来。除了皱纹和白头发越来越多，没别的烦心事儿。”说完后，我开车离开。
一边开车，没来由地，眼泪倏然而至。我只是很想哭。是为我母亲、兄长、亲人们以及那些同样有了吃的就忘了尊严的陌生人们？还是为那些像我一样热爱权利与尊严却活得像丧家犬之人？我不知道。我只想大声哭泣。
我停下车，任涕泪肆意横流——落到我的脸上，流进我的心中。很久之后，眼泪干涸了，我又发动了车。我在开回北京的路上，喘着粗气、焦虑万分，就像一只迷失在黑暗隧道中的丧家之犬。
The Year of the Stray Dog
BEIJING — Old habits die hard. Despite leaving my home in the countryside more than 30 years ago, I never feel that the first of January marks the start of a new year. In my hometown, the true beginning of a new year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The year 2011 for me was as long and dark as a tunnel without light.
My dark 2011 started with my son’s search for a job. He had finished his studies in Britain and returned to China armed with a master’s degree in law. He believes that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China he must start his career as a public servant within the legal system. However, because he is not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for him to sit for the national civil service exam to get the job he wants.
He considered joi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more than once when he was an undergraduate. I talked him out of it every time, saying, “Do people have to be party members to get on in this life?” As a father, my son’s experience makes me feel I should kneel down in front of the party leaders and beg them to give young people who are not party members the same career opportunities it gives to those who have joined.
The darkness of 2011 continued. My latest work, “Four Books” — a novel that directly confronts the Chinese people’s traumatic experience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of the late 1950s and the subsequent famine — was rejected by almost 20 publishing houses. The reasons I was given were all along the same lines: Anyone who dares to publish my book in China is certain to be closed down.
The novel took me 20 years to plan and two years to write. It is important to me as a writer, and I know it will b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However, I am fully aware of the realities of publishing in China, so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accept the fate of my book. All I can do is sigh.
COMPOUNDING the nightmare of my book’s nonpublication in China was the forced demolition of my house for a road-widening project in Beijing. It came like a hurricane. No one bothered to show the evicted residents in my neighborhood any official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project; the non-negotiable compensation was set at a flat 500,000 yuan (about $79,000) per household, regardless of the area of the land or the original construction cost. The residents were told, “Whoever cooperates with the government will be further rewarded 700,000 yuan.” That’s approximately $190,000 in total. This seemingly large sum in fact is only enough to buy a toilet in a good neighborhood in today’s Beij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esidents and the demolition crew was intense. Residents pledged to defend their properties and dignity with their lives.
The battle raged for months. One day the wall surrounding the neighborhood compound was demolished at dawn. Some elderly battle-weary residents had to be rushed to the hospital. Then came news of a series of “burglaries” in the compound, which everyone knew was a tactic intended to intimidate residents. Reporting the burglaries to the police was as meaningless as a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 reporting a lost pencil.
On Nov. 30, one day before the forced demolition deadline, I wrote a petition to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u Jintao, and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 and posted it on Sina Weibo, the Chinese equivalent of Twitter, urging an end to the game of cat-and-mouse played with people whose houses were about to be demolished. I knew the letter would not reach its intended recipients, but I hoped it would attract enough attention to pressure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avoid bloodshed during the demolition.
My letter was widely reposted and spread nationwide almost instantly. Still, it had no more impact than a whisper in the wind.
AT ABOUT 5 a.m. on Dec. 2, a group of uniformed men and women wearing helmets broke into my neighbor’s house through a window. After having told the intruders that he objected to the demolition, my neighbor was taken away and locked up. A few large pieces of furniture were moved outside and his house was bulldozed. He later recalled that when he was taken away that morning, he saw more than 200 people, all uniformed and wearing helmets, surrounding his house.
In December, more than 30 families were finally coerced into agreeing to the demolition. That marked the end of my dark 2011. The experience made me realize that in reality the dignity of a citizen and a writer is no more significant than a hungry dog begging its master for food; in reality, the rights a citizen can actually enjoy are no more than the air a person can hold in his hand.
I wanted to cry. Sometimes I imagine it would be a great privilege to be able to cry aloud in Tiananmen Square in the center of Beijing.
People live like dogs in this society. I dream of being able to bark out loud in my books, and of turning my barking into exquisite music. This strange life and this strange dream keep me alive, and sometimes even give me confidence. At the same time, I am constantly disheartened.
Emotionally exhausted, I longed to leave the dark Beijing of 2011 behind me and go home. I longed for a new beginning in 2012 — a new beginning in my hometown, to be with my mother, to be with my relatives, to let their simple warmth take away the coldness, anxiety and fear that had enveloped me in the dark tunnel of 2011.
I WENT home. For 10 days I spent all my time with my 80-year-old mother, my elder brother and his wife and my nieces in our hometown of Songxian, in Western Henan province. We talked about the past, told jokes and played mahjong. Not a single word about my writing or my unhappiness was mentioned. It was as if we all lived perfect lives.
All I could see was bright sunlight. All I could feel was the love of my close relatives. For 10 days, we sat in front of the TV. We watched silly soap operas and the CCTV Spring Festival Gala. The TV programs were mediocre, but the love of my family pushed away the darkness of 2011. I felt safe.
On the eve of the Lunar New Year we ate a traditional meal of dumplings together. Mother gave me a portion of her dumplings to show her love. A few wisps of white hair fell onto a face that was beaming with happiness. “Our country is rich now. Isn’t it wonderful!” she said. “We can now have meat-filled dumplings, as often as we ate wild grass when we were poor.”
My elder brother was a postman who rode a bicycle to deliver letters all his working life. He is now retired and drives a car I bought with royalties from my books.“Why do people hate the government?” he asked me while driving to visit a relative in a remote mountain village. “Our lives are good. Isn’t that enough?”
My two elder sisters are farmers. They loved the soap opera about a wise Qing dynasty emperor who treated his subjects well. My sisters want me to write a soap opera script like that to garner fame and fortune. Just one successful soap opera would let the whole family bask in glory, they said.
I don’t know if my family truly believes these things, or whether they were just trying to comfort me. I don’t know if their newly acquired wealth makes the Chinese people truly believe that warm clothes and a full stomach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rights and dignity. Or did they always think that a plate of dumplings and a bit of money in their pockets are more useful than rights and dignity?
I didn’t ask and didn’t really want to delve into it because I know there’s no clear-cut answer. As for myself, I’d rather uphold my dignity even if it means dying of starvation. This belief is in my blood. It is supposed to be the guiding principle for all men of letters, but for many in today’s China it is no more than gibberish. Why am I complaining? If even men of letters choose a bit of food and a little money over dignity, how can I criticize my less-educated relatives?
THE SIXTH day of the Lunar New Year is an auspicious day to travel. It was time to leave. All my relatives came out to say goodbye. Mother was in tears as always on such occasions. She was quiet until the last moment.
“Make friends with people in power,” she whispered in my ear. “Don’t do anything to annoy them.”
My brother sent me a text message after I left. “I didn’t say this to you because it was a festive time. Remember: Never do anything to annoy the government, no matter what.”
My nephew accompanied me to the nearby highway entrance ramp. “My mother asked me to tell you,” said the boy hesitantly, “Look after your health. Don’t write too much, and if you really must write, then write something that praise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nation. Don’t become foolish with age.”
I nodded.
“Tell your grandma, uncle and your mother: Don’t worry about me. I’m fine. My writing is going well. I’m doing well. Apart from acquiring some wrinkles and white hair, nothing bad will happen to me.” I drove away.
As I drove, tears streamed down my face for no apparent reason. I just wanted to cry. Was it for my mother, my brother, my relatives and the strangers who forget about their dignity as long as they have enough to eat? Or for people like me who worship rights and dignity but live the life of a stray dog? I don’t know. I just wanted to cry out loud.
I pulled over and let my tears flow —down my face and in my heart. After a long while, after my tears dried, I started the car again. I was on my way back to Beijing, panting and anxious, like a stray dog lost in a dark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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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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