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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是文学的最佳模式
星期二 六月 12, 2012 8:45 am
《人民日报》，2011年07月29日
了解真相是人类精神生活特别迫切的一种需要，当记录事实和揭示真相的工作被小说弃置一旁的时候，纪实文学的意义和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最近几年，各种形式的纪实性写作，包括人物传记、回忆录、访谈录、“口述历史”越来越受社会的关注，越来越受读者的欢迎。
就我自己近些年的阅读经验来说，印象深刻的，多是纪实性的作品，而较少非虚构的小说作品。例如杨宪益的《漏船载酒忆当年》、丛维熙的《走向混沌》、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野夫的《江上的母亲》、喻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赵瑜的《寻找戴莉》、卢新华的《财富如水》、齐邦媛的《巨流河》等大量的纪实性作品。
拿到一本杂志，我也总是先读纪实性的作品，例如《上海文学》上袁鹰、陈若曦等人回忆往事的散文，《北京文学》上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收获》杂志上“河汉遥寄”专栏的文章，《人民文学》杂志的“非虚构”栏目作品，《西湖》杂志上董学仁的“自传与公传”，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按说，我是研究小说理论和当代小说创作的，应该对小说作品更感兴趣才是，为什么阅读热情反倒在彼不在此呢？
我细想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小说大都写得太虚假、太琐碎、太无趣。事实上，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的好几个朋友，都很喜欢读小说，而且也很有读小说的耐心，却也有着与我同样的感受。有些获了大奖的小说，他们翻了三四遍甚至七八遍，可就是读不进去，最后，只好废书不观。就这样，因为无聊和虚假，小说成了一种怪异的事物——阅读这样的作品便成了痛苦的折磨，而不再是快乐的精神享受。
本来，小说是一种最受读者欢迎的大众文体，因为，它能通过虚构，抵达更高意义上的真实，为读者提供更加广阔的生活画面和更加丰富的真实信息。然而，现在的许多小说家缺乏对小说最重要的特征——“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尊重。他们把“虚构”当做一种不受节制的特权，所以，无论叙事，还是描写，都表现出一种极度随意和任性的态度。表面上看，有的小说作品的细节描写生动、鲜活，很具有生活气息，但是，本质上却芜杂而琐碎，缺乏最基本的真实感和意义感。作者在描写人物的对话和行为的时候，只是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想一路写下来，完全无视人物自己的性格和思想，如此一来，小说的虚假和不可信，便不可避免，而日渐失去读者的信赖，也实在是势所必至的事情。
其实，求真实，忌虚浮，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实录精神”，或称“直笔精神”，一直是我国历史叙事和文学写作的重要法则。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引刘向、扬雄之言，赞扬《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史记》所包含的写作伦理不仅成为几千年来影响我国的历史叙事的“百世大法”，而且对我国的小说叙事，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谓“实录精神”就是尊重事实的精神，就是追求真理的精神，而这些精神，与现代小说理论所强调的“客观效果”和“真实可信”是一致的。曹雪芹在说明自己写作《红楼梦》的原则时所强调的那种“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老实态度，体现的就是别样形式的“实录精神”。
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虚构性的作品所存在的问题，为了矫正当下文学创作的虚浮不实的风气，一些杂志和出版社，便大力提倡“非虚构写作”，借以强调现实感和真实性的价值和意义，而《巨流河》等纪实性作品的出版，同十多年前《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出版一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
了解真相是人类精神生活特别迫切的一种需要。只有了解真相，人们才能获得一种踏实而安全的感受。德国作家伯尔说：“真相是一个必须被接受的信息——它被交付给人类，是一项人类必须去完成的任务。否认真相——就如同逃学，可惜的是，谁也不能永远逃学。”当记录事实和揭示真相的工作被小说弃置一旁的时候，纪实文学的意义和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马尔克斯说：“真实是文学的最佳模式。”当代的纪实文学的繁荣，不仅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和深刻，也给虚构性的小说写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文/李建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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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是中国最大的挑战
星期一 六月 11, 2012 7:32 am
近日，中国北京上合峰会高朋满座。中国政府宣布与俄罗斯进行深度合作，称与俄亲密关系是全世界的福音。不过，全世界的福音，不一定是中国的吉兆。
去年底，由英国梅普尔克罗夫特公司风险分析专家编纂的报告指出，位于名单前列的10个国家占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2/3。而这十个国家的排名依次是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和日本5国位于该名单的最前列，紧随其后的是巴西、德国、加拿大、墨西哥和伊朗。金砖四国全部位列其中，前六名中更有四个都是金砖国家，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崛起，形势更为险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至今，全球民族国家，均已经启动现代化历程，中国并无先发优势。中国未来要实现产业升级，将逐步与美日欧等强国竞争，更要与同时后发的金砖国家竞争。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
特别值得警醒的是，金砖国家作为一种概念，从来就不是一个战略同盟，相反，未来中国与未来金砖国家之间的竞争，其惨烈程度甚至远胜与发达经济体的竞争。
中国GDP却只有美国的大约二分之一，资源消耗却仅次于美国，目前中国单位GDP能耗是美国的4.3倍，日本的11.5倍。印度还要略逊于中国。假使未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都达到美国一样的发达程度，则纵使集全世界的资源亦不可得。
在此情况下，金砖四国中，必然有胜出者和落后者，鹿死谁手，难见分晓。金砖四国的提出者吉姆•奥尼尔曾给金砖国家排序，其现实顺序是：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但是，其他三国，均各有称雄之心。俄罗斯希望能够重振大国雄风；巴西则要从一个“未来永远在未来”的国家，成为一个“今日之国”；而印度则一直宣称要成为“未来的亚洲世纪的主角”。
在政治领域，巴西和印度，都提出了入常要求，直接挑战中国的国际地位。巴西更是携2014年世界杯、2016年奥运会，风头直逼承办奥运和世博的中国，俄罗斯则在中亚事务上，对中国形成了广泛影响，印度在东南亚亚洲的地缘政治中，成为中国的强劲对手。
在经济领域，金砖国家对于中国的挑战更为严峻。海关总署近日发布为国2011年外贸情况，数据显示，中国贸易顺差连续三年下降，形势严峻。除发达国家市场萎缩外，金砖国家的竞争，亦是重要影响因素。
巴西则在出口市场，未来将逐步成为中国对手。巴西人口适中，潜力巨大，号称要做金砖四国之首，目标直指中国，在美国市场和非洲市场，巴西已经成为中国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更严重的竞争，来自印度的挑战。
印度与中国的龙象之争，一直为全球广为关注。在近几年的中国纺织业的危机中，印度纺织企业乘虚而入，崛起为世界第二纺织大国，对于中国纺织产业形成巨大威胁，而在玩具市场，很多欧美玩具商，已经将印度看做中国的替代者。甚至在农业领域，印度亦在部分领域，侵蚀中国市场，在东南亚的印尼，当中国的大蒜价格暴涨的时候，印度产大蒜乘机大举登陆，成为中国大蒜有力的竞争者。而因为语言和文化优势，印度在低端服务业方面，更具有中国不可比拟的优势。IMB，微软等的亚洲服务中心，均设在印度。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丧失，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印度的劳动力价格比之中国更有优势，特别是中国沿海，劳动力优势更是难以与印度抗衡。由此，很多欧美日韩的企业，纷纷从中国转移，到印度投资。
目前，印度已经成为日本长期投资的首选地，成为日本心目中的“亚洲中心”，韩国的现代汽车，LG电子等亦将部分产业转移到印度。美国国务卿更是示意印度“是该带头的时候了”。
目前，金砖四国未表现出更为激烈的正面冲突，是因为各自受困于现实发展，俄罗斯和巴西都对资源产业过于倚重，印度则由于社会革命不彻底，将长期受困于落后的种姓制度。
中国胜出的希望，在于率先实现深化改革。目前，中国存在资源持续消耗，出口依赖加剧，内需不振，产业结构失调，管制不当等种种弊端，若中国早日完成经济转型，获得先发优势，则在金砖四国中率先跃升为发达国家者，非中国莫属。
鉴于俄罗斯在历史上侵占中国大片领土，未来仍然在图们江扼制中国出海，逼迫中国不得不借道朝鲜罗津港出海，由此又不得不受到朝鲜扼制，在东北亚两头受人摆布，成为他人利用的工具。中国民间人士普遍认为，人口庞大，资源缺乏的中国，领土需求非常庞大，难以与之长期为友。
作者：罗天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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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所罕见的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
星期六 六月 09, 2012 1:40 pm
世所罕见的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
作者：丁大华
所谓抄家“战果”确实十分惊人，无比“辉煌”：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所谓“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牛鬼蛇神”3900多万人。红卫兵抄家时，还私自批斗、抓人，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死。
1966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几位部队政工干部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连夜乘专车从天津奔赴北京军区大院，第二天又马不停蹄赶到北京展览馆“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以下简称“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筹备处报到。
“林办”指示
据筹备组领导传达：林彪听到关于“红卫兵”抄家“辉煌战果”的汇报，感到非常满意，办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是按“林办”指示，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直接指导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指示，展览会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包括各中学)、北京军区、公安部共同牵头，组织各院校红卫兵、解放军、公安部及北京市公安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200余名骨干参加筹备工作。
举办这个展览会，就是要借展示所谓“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特别是抄家的“辉煌战果”，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向深入。
在文革初始阶段，由首都红卫兵掀起的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运动”立即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所谓“破四旧”这个词语，最早出现于1966年7月4日清华附中《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中。大字报把“四旧”视为修正主义的东西。首都各大中院校“红卫兵”闻风而动，走上街头，到处张贴传单和大字报，支持和拥护“破四旧”运动。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卫兵”大破“四旧”的消息后，全国各大报纸均以“新华社22日讯”的形式在头版刊登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的文章。《人民日报》还在第一版发表《好得很》、《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两篇社论，对红卫兵极为荒唐的行动给予高度评价。由此，“破四旧”运动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及全国城乡。
破除“四旧”首先是从道路、街道、店铺、城市设施易名开始的，继改名之后，这种“破四旧”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人们的正常生活习惯也横加指责，对所谓不合“无产阶级口味”的发式、服饰、装饰等发起攻击。“破四旧”发展到极致是“抄家”狂风的刮起和肆虐。
据统计，仅1966年8月18日后的一个月内，北京市被抄家的达11.4万多户，被赶回原籍的有85198人：上海市从8月23日至9月8日，红卫兵共抄家84222户。到9月下旬，天津市红卫兵抄家1.2万户。
所谓抄家“战果”确实十分惊人，无比“辉煌”：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所谓的“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的“牛鬼蛇神”达3900多万人。红卫兵在抄家过程中，还私自批斗、抓人。一些红卫兵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死。
头顶“内战”压力猜政治“谜语”
举办如此大型政治性展览，是一项政策性极强、涉及面极其广泛的政治任务，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筹备工作。但是，按照“林办”指示和一些虽然担任展览会领导要职、却从未接触过展览业务的年轻人的想象，这个展览会似乎只要集中精力突击，拼上两三个月，凑齐材料，码放好展品，便可望在1967年元旦前后对外展出。但事实上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政治斗争条件下，要想筹办这样大型的、“高精尖”的展览会，其困难程度和潜在的政治风险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顶住愈来愈疯狂的“内战”压力，走出猜“政治谜语”的怪圈，随时掌握瞬息万变的斗争“风向”，吃透和准确把握当时一天三变的所谓“中央精神”，使展览会不会偏离“大方向”，不致犯“政治路线错误”。但既然“一天三变”，又有谁能“吃透和准确把握”？
鉴于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各派政治力量斗争有如暴风骤雨，空前激烈。参与展览会筹备工作的北京军区和公安部门的领导，本来就心惊胆战，人人自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除手持毛主席语录，随时准备高呼“高举”，“三忠于、四无限”和“向红卫兵小将学习”的口号之外，谁也不敢轻易公开表态。“上边”更是三缄其口，虽然作出一定要办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的原则指示，在经费物资极端紧缺的情况下破例“保证供给”外，对筹办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要求往往顾左右而言他。实在躲不开的“请示”，便泛泛传达一些“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支持红卫兵、“要相信红卫兵”会“自己解放自己”、“不要带框框”、要“放手让红卫兵小将们自己大胆去干”、“不要担心出问题，天塌不下来”、“要让红卫兵抄家展览会震动全世界”等官话、空话、套话，根本拿不出具体意见。
听到这些空洞无物、“指南针朝上”的豪言壮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参展红卫兵小将们竟然盲目乐观，忘乎所以，无不欢呼雀跃，感激涕零，盛赞“党中央、中央文革、林办”对红卫兵“无限关怀”、“高度支持和信任”，感到似乎转瞬之间便可办出个“震动全世界的抄家展览”，就如同“打砸抢”一样，只要一窝蜂地上，弹指一挥间便可大功告成。令世界各国目瞪口呆。但实际担任展览会具体筹备任务的北京军区、公安部以及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多数人有一定的政治斗争经验和较为丰富的阅历，对此心知肚明。“上面”调子唱得越高，大家心里越扑通，眼前一片迷茫，政治压力也愈来愈大，大有“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之感。不少参展工作人员甚至私底下叹息：这哪里是办展览、干革命工作。分明掉进“迷宫”，在使劲猜“政治谜语”。此外，大家更为担心的是参加筹备工作的红卫兵小将大多是“尖子”人物，在“大风大浪”中都是冲锋陷阵的“头头”，不但个个“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比一个“政治敏感”强，还都是属炮仗的，点火就着，搞不好哪天就会“窝里反”。不用问，只要一打起“内战”，其矛头首先对准我们，非把我们整个死去活来不可。
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一方面，多数参展红卫兵无不以“造反”大出风头为乐事，只要看到什么不顺眼的事，动辄“揪出”、“打倒”、坐“喷气式”、“批倒批臭”，决不赊账；连当时参展的、看似“金刚不坏之身”的“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解放军也未能幸免其难。以致连当时一位平时少言寡语不苟言笑的部队年长政工干部。也硬被没头没脑地扣上“严重脱离群众”和“藐视造反派”的帽子，在小范围内挨了批斗。就连我这个平时被红卫兵称道“群众观念好”的“展览通”，也因“莫须有”的吃饭中的民族习惯问题，突然遭到红卫兵围攻。虽然由于我平时群众关系好，围攻只是一场似是而非的闹剧，但几个红卫兵有的突然翻脸，有的嘻嘻哈哈，其又揪又拽的阵势着实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果然不出所料，由于“高层”政治斗争波谲云诡，变幻莫测，政治风向说变就变，派性作怪，社会动乱此起彼伏，“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筹备工作内部人员常常争论不休，很多意见根本对立。分歧愈来愈大，迟迟没有进展，半年多仍弄不出个眉目来，无法向“上级”“交账”。一些红卫兵急躁情绪点火就着，便想撒撒气，毫不客气地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北京军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和公安部一位局长，立即组织群众批斗大会，坐起“喷气式”，对他们横加指责，吼声震天动地。幸亏这些领导早就做好思想准备，并不感到意外。好在批斗会虽无限上纲，大吼大叫，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这里面也有他们自己的责任。而且谈不上什么原则路线问题，而下一步具体领导工作还得依靠这些领导。也就走走过场，草草收兵了。但参展红卫兵内部的你争我斗、大大小小、鸡争鸭吵的辩论会、批判会几乎一个接一个，一天也没消停过。
我们就是这样头顶内战压力，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像猜测谜语一样投入展览筹备工作，每天战战惊惊，时刻绷紧政治神经，上班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尽快收集和交换全国最新政治路线斗争动向和小道消息，抓紧浏览刚刚收集到一尺多厚的大、小字报，各种红卫兵小报，悄悄用电话打探“动态”，在小范围内分析(多数情况下是揣测)政治风向。如中央领导成员中究竟哪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哪个刚刚“靠边站”了，哪个又“悬大乎”了，等等。生怕由于耳目闭塞展出了不该展出的内容，会吃不了兜着走。一次。一位神情严肃的观众指着展板上集体照片中一个白发苍苍的人像怒气冲天地指责我们：“你们好大胆子，胆敢把刘少奇的照片展出！”幸亏我们事先“过完粗罗过细罗”，对包含上百人甚至几百人的集体照片都逐个反复审核，心平气和地告诉他，那张照片中的白发长者是刘宁一同志而不是刘少奇，才避免了一场重大“政治事件”。
此外，我们还要竭力防止在北京展览馆出现的武斗和各种不测事件。如由战友文工团等单位“造反派”参加的、轰动一时的“北展剧场武斗”事件。就发生在我们展览会展出期间。
大饱“眼福”
为加深对“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的理解，特别是抄家的实际情况，我们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由于头戴“林办”“光环”，身穿解放军军装，有红卫兵保驾，又配有部队汽车，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四处活动，出入各抄家仓库，如入无人之境。随意观看抄家实物，毫无顾忌地了解抄家情况，收集一切可供展出的资料和展品。那个时期，我们在数以百计的大专院校和基层单位看到了不少堆集如山的抄家“战果”。如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看到被查抄的冯友兰、翦伯赞、尚钺等人的书籍(其中大量是古籍线装书和文物古董)、带有所谓“封资修”性质的私人用品；著名历史学家尚钺收藏和使用的几十把扇子也成了修正主义“罪证”。在文联看到从著名作家田汉、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以及从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荀慧生、白芸生家中抄出的字画和艺术品等等。
2004年，著名青年画家荣宏君先生在一次偶然中得到了一批文物大家王世襄先生的信札和在文革期间的全部抄家档案资料。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出于对他的敬仰，荣宏君先生花了一年多的心血编写了这本书，以纪其逝世一周年。
王世襄1914年生于北京，祖籍福州闽侯，号畅庵，堂号俪松居。著名学者、收藏大家、文物鉴定家、明式家具研究界泰斗。曾任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全国政协第六、第七届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66年，“文革”的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被划入“四旧”之列，遭到灭顶之灾。王世襄被迫起来“自我革命”。他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来抄家。他心里不愿意与这些朝夕相处的文物分离，但又不忍心看到它们毁在家里。王世襄这种明智的选择使自己的珍品躲过了一劫，并在日后又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
当时，一些重大抄家事件大都能反映到展览会中来了。在接下去的调查中，我们逐渐发现，许多所谓“抄家”大案要案，要么是夸张事实，要么就是捕风捉影。一次，听到当年参与杀害李大钊的一名凶手被群众揭发并抄了家，我便立即找到居委会“造反派”深入了解情况，结果发现这些群情激昂的“造反派”只是听说院内一户主人解放前曾在第一监狱当过伪警察，现正被群众揪斗。就穿凿附会、添枝加叶地认为他曾参与杀害了李大钊。但我粗略估算，李大钊遇难时此人只有七八岁。“造反派”连他当狱警的具体时间职务都没有搞清楚，所谓参加杀害李大钊的罪行，纯粹是无中生有的揣测。还有个“造反派”揭发的绰号“小台湾”的“反革命”大院，据说里面还曾有国民党“党支部”和特务活动。结果一了解，“造反派”只听说这院一户人家有本解放前的旧画册，其中有光复台湾的画页而已。像这种捕风捉影、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屡有发生。
在筹备工作中的一大收获是观看了大量“红卫兵”抄家、批斗的原始记录片。记得前后大约连续看了一个星期，每天上下午都连续观看好几个小时，由于画面内容千篇一律，到后来也见怪不怪了，一天下来，看得人头昏脑涨的。
记录片中印象最深的是红卫兵查抄位于东城区的原“圣玛丽娅·方济格修女院”的全过程。这座修道院是当时外国人在华仅存的一座基督教修道院，实际上是供驻华大使馆子女上学的一座教会学校。因为在抄家中查抄出所使用的外语课文中有有损我国国家政治声誉的文字，并查出“间谍”证据，这家修道院的多位外国修女被勒令站在院子里接受批斗。后经有关部门确认，以“间谍”罪行驱逐出境。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在审查这一展览内容时，明确地告知我们：对像这种涉及“间谍”行为的人，在掌握了真凭实据之后驱逐出境。在法理上是站得住脚的。有关国家及其驻华使馆也未提出任何抗议。只是请求我们以人道主义精神，对这些人予以适当照顾。当时的外国报纸也公开承认，“红卫兵对她们没有过激行为”。
“耀眼”的历史缩影
“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成了这一时期最为耀眼的历史缩影。
这个几乎占据了北京展览馆全部展厅的大型展览会共分为4个展馆：第一馆，“红卫兵运动的蓬勃兴起”；第二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第四馆，“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其中，第一馆和第二馆分别展出了红卫兵运动的发生、发展和所谓“破四旧”运动的“辉煌成绩”。在展厅的显著位置展出了聂元梓等人所写的那张大字报和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以及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海端罢官》等材料，并展出了清华附中等大中院校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的过程，对红卫兵“破四旧”的行为极力美化。但这些司空见惯的泛泛宣传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也引不起观众多大兴趣。
展览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那里展出了大量珍贵的抄家物品，如珠宝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各式各样的钻石、宝石饰品以及其他奇珍异宝。我父亲在解放前曾从事过珠宝古董业，他3次来“红卫兵抄家战果馆”参观，曾不无感慨地说：可不得了！都是些货真价实的一流珠宝啊。有好多宝贝只听说过，没见到过实物，这回可算大开眼界了。其实，当时在这个馆里，可以说一般金银珠宝已经不足为奇了，不少展品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有的金银珠宝背后则隐藏着十分惊人的内幕和故事。
如该馆展出了1958年成立的北京原“私立志仁博物馆”的照片和部分文物，这家博物馆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是藏品水平相当高的一家私人博物馆。据该馆主人称，其馆内曾收藏各类古陶瓷文物300余件，其中相当于国宝级的一级文物30余件，二级文物50余件，其他文物也均有较高收藏价值，可以说是文革抄家物品中古董文物的“超级大户”。
抄家展品中，有4件一套宋代钧窑“洗子”。每只直径30公分左右，由外贸部派专人每天专车送展，当晚撤回。我假装外行说这几只破“碗”连吃饭都不方便，干嘛看得这么紧。负责看护寸步不离的一位长者惊得目瞪口呆，反问我，你猜猜这4件“钧窑”能值多少钱。我说撑死了也就两三千块吧。他把嘴一撇，指着洗子底部尚未完全消除的“东”字一角，神秘地说：我告诉你吧，这原本是清宫东宫的珍藏，是国家一级国宝，现在到香港市场至少能卖人民币100万！能买88辆“解放牌”大卡车(多年后在香港拍出4000万港元的一串翡翠项链，在当时出口售价仅40万元)。
宣武区“丞相胡同”原来住有6家“丞相”级的人物，他们在抄家中无一幸免。其中仅在抄出物品最多的一家“丞相府”中，“红卫兵”抄走的文物古董、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就装满17辆解放牌卡车，仅古籍就足足装满3卡车。据说，这家人是历史罕见的京城显族，其祖上仅在明、清两代就均有人做过兵部尚书，还有人当过驻俄罗斯大使等高官。远的不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其家门口因悬挂德国国旗而未遭劫掠。日本侵占北平，因驻华司令官久闻其名，千方百计进行拉拢，而未受骚扰。解放后，其家庭要员又是彭真市长的座上客，曾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节(这也成了彭真文革中一大罪状)。在其家中曾抄出三眼顶戴花翎和本应由清朝政府保存的中印边界走向定位重要地图(这张地图上清楚地标明根本没有英国殖民者强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副本。据说当年中央档案馆只有记录，但未找到原件。周总理1958年号召民主人士捐献文物古董以支持国家博物馆事业，还特别提到有关中印边界地图等资料。事后多年，当我和著名文物专家史树青提及此事时，他十分惋惜地说：这家人我知道，在京城。像这样一个能一直延续600年而未遭破坏的大家庭，本身就是奇迹，它的每件历史遗物都有十分可贵的历史价值，可惜这个系统的家族史料遗存在文革中被破坏了，实在太可惜了，否则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许多重要历史资料和有价值的文物。
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意外会面
经过半年多艰苦奋战，到1967年春末夏初，筹备工作总算有了点模样。但展览中有些重大问题却久久争执不下，仍然难以定论。况且。这个触动文革政治神经的大型展览，毕竟触及到国内外特别是兄弟党之间方方面面的尖端问题，其中有些问题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情，要想公开展出，非要请“最高权威”过目并拍板定案不可。在红卫兵小将和其他领导同志一再请求下，突然传来一个惊天动地的特大“喜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将要集体接见“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的主要领导成员，帮助解答有关问题。
那天下午，我们按要求提前吃过晚饭就在展览大厅整齐列队集合，耐心等待。晚上7点多钟，终于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等来了，只见陈伯达带队。江青、张春桥、康生、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一齐走进会客大厅。与此同时。闻名全国的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一批首都红卫兵领军人物也一齐到达，等待接见。
但当时领导宣布：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只能在此逗留一个小时，并宣布规定：首长只在会客厅内直接接见展览会主要领导成员(各馆只能有两名“馆长”参加)和上述几个红卫兵“头头”，其他人员一律在大厅原地“迎候首长检阅”。在我认为无权进入主会客厅的时候，馆领导突然叫到我的名字，让我做好直接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见面的准备。这使我颇感意外，我连忙挤到前列，进入了警卫森严的会客大厅。
原来，我所在的第四馆“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馆，在布展中是遇到“尖端”问题最多的一个馆，而且许多问题都涉及到我党与兄弟党之间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这在当时许多重要领导都“靠边站”、很难找到主要领导敢于正面解答且保密性极强的情况下。是极难得的一次“请示”机会。恰巧那天晚上，我们第四馆主管业务的红卫兵小将因从未接触过如此重大场面，高度紧张，转瞬之间竟把该问的问题全都忘得一干二净，急得直跺脚，还掉下了眼泪，这才给我创造了一个难得的见面“机会”。
进入会客大厅，只见一片灯火辉煌，在新闻电影制片人员耀眼的强光灯照耀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们个个脸上泛着罕见的红光，一副春风得意的神态，颐指气使，与到场红卫兵小将和其他馆领导侃侃而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首长们”保健极为出色，个个容光焕发，面色红润，神采奕奕，除康生之外，几乎每位“首长”脸上连一条皱纹都见不到。即使是康生也是一副“童颜鹤发”的神态。特别是最后进来的江青，时年已近60岁，但红光满面，脸上找不到一条皱纹。为验证我的视力，我当时特地把到场的、血气方刚的、经常游泳的红卫兵小将与“首长”面色作了近距离对比，可以说没有一个红卫兵的脸色能与“首长们”相比的。
我赶紧主动向江青提出有关展览中十分敏感的涉外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兄弟党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问题。据有关方面提供的“内部消息”，当时在报纸宣传与我党关系亲密无间如越南等“同志加兄弟”国家的共产党，就对文革始终不公开表态。如果展览一点不反映。与报纸宣传反差太大，担心观众会引起疑问；其次是当时《参考消息》上刊登过一些照片，反映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荷兰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少数“红卫兵”，他们也手拿“小红书”，戴着与我们相同的红色臂章，有的还声称要“造反”。对这方面问题不知如何处理。
江青虽然身居高位，但显然也不敢对此随意表态，只哼哼哈哈地吹了几句牛，说：“是啊，我们的红卫兵运动是了不起啊，各国反动派都害怕呀……”并说了些文不对题的原则话，最后见实在推脱不了，只好推说：“你们去找康生同志吧，康老是这方面的专家。”康生也没有当场回答我的具体问题，只原则地说：“你们可以找中联部的同志嘛，请他们帮助解答。他们有责任解答这方面的问题。”尽管有关随行人员一再催促，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接见用了将近两个小时，大大超出了原来的安排。
深夜，当我们将上述情况和康生的“指示”电话通知中联部有关同志后，他们立即回电话，让我们立即再次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指示逐字逐句转达给他们，并立即召开了部长联席会议。一再嘱咐我们，第二天一早一定带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接见时的所作指示的原始记录文字材料去中联部，共同研究如何落实首长指示。我只好又熬了好几个小时，整理记录文字。
“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展出了将近两年，于1969年初宣告结束，我是从始至终的参加者之一。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参加的一次极为特殊的展览会。从世界范围来说，也是极为罕见的。
来源: 《文史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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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高考题
星期六 六月 09, 2012 12:02 pm
“甩掉多余的顾虑”、“忧与爱”、“不用时请将梯子横放”……高考作文题总能引发人们的热议，今年的题目也不例外。有人称好，认为如今的题目给考生的思维自由度已大大增加；有人拍砖，直言部分题目晦涩难懂，甚至有点“无厘头”；也有人调侃，戏称连高考作文都玩起了“文艺腔+穿越体”。
那么，今年的作文题目，究竟是好是坏？学生的写作水平，是高是低？我们的语文教育，到底路在何方？
参与讨论者
陈锋：福建某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参加高考阅卷
张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副主任
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林柯：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
赵丽宏：作家，多篇作品收入中小学语文课本
读题
不是太实，就是太虚
问：如何评价今年的高考作文题？
陈锋：没有任何意外，以福建省来看，命题较常规，与往年差别不大，与全国其他地区的题目也差不多：大多是给定一个阅读材料进行写作，有的还会给定标题。
张健：从基本趋向来看，今年的作文题重道德人生内涵，跟生活时事关系密切，但在文化与传统的内涵方面显得比较薄弱。
许子东：把这次内地高考作文题放在一起看确实精彩，但仔细看，不是太实，就是太虚。全国卷的“甩掉多余的顾虑”，如果没有了样板文的限定可以是好题目；四川卷的材料“手握一滴水”太文艺腔，甚至有点做作；新课标卷的“船主和油漆工”，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看完满脑子都是问号。
跟香港比，内地的题目太文艺腔、太专，很多题目就算我身为中文系老师也无从下手，学生真是太苦了。
问：什么样的作文题才算好？
张柠：一要简洁明了，不要让人在审题上费太多精力。二要给人想象空间，让考生有发挥的余地。好题诱惑你把内容带进来，必须用生活经验来诠释题中所蕴含的深层次内涵，让考生将对生活和生命的想象与细节融入其中。要避免新八股题目，即可以就标题本身做文章的情况。
许子东：香港高考文学写作，分为片段写作和长文写作，学生都可以从多个话题中选取一个发挥。片段写作要求比较具体，集中测试写作的基本能力，有字数限制，题型多样，可以是看图写作，有时也限定写作方法，例如“运用两个比喻描述肚饿的感觉”，“刻画一个心胸狭窄的人”等。
长文写作类似内地高考作文，文白不拘。如，2011年的题目“照镜子”，2009年的题目“那眼睛在看着我们”和“密码失效”。
题目都是生活中的平常事，学生不会有太大距离感，同时也有上升空间，有想象力的学生可以拾级而上。
阅文
想看到个性化的作文很难
问：如何定义“好作文”？
张柠：在正确价值观的前提之下，对标题的阐释超越了我们的想象，也就是所谓的“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杨林柯：评价作文，“对错”只是相对标准，知识面是否丰富、文字是否优美也属于附加标准，而个人情感的表达与诉说才是根本所在：文章是不是“我手写我心”，是不是抒发出了人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良知。三流作文堆砌文字，二流作文道德伪装，独抒性灵才是一流作文。
陈锋：去年，一个厦门考生获得作文满分，他的作文有几个特点：思想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语言非常精炼老到；恰到好处地运用有针对性的、深刻的、富于哲理性的材料；作文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不好的现象进行批判和反思。但每年这么优秀的作品都很少。
问：学生的写作水平怎么样？
陈锋：从福建省的情况来看，除了个别名牌中学，整体情况不太好。大部分作品都是平平淡淡，只能达到及格标准。
杨林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老师想看到个性化的文章很难。
张柠：基本上不行，人云亦云，说出来的东西没有任何新意。学生进入大学后，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让他们忘掉高考作文的写法，从零开始，重新对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人生思考进行阐释和表达。
问：问题出在哪里？
杨林柯：从高考命题上来说，过于重视道德评价。教育需要培养学生的真实人格与独立思考能力，但命题规范却恰恰与我们想要的学生素质相背离。
这跟目前的作文评价体制有关系。语文教学不能追求一个确定的答案，只要学生思考了，他的答案就有价值。而很多时候我们的教育是在引导学生向一个“标准答案”靠拢，与“标准答案”不符就会在分数上予以否定。
还有一点，高考作文阅卷往往是“快速阅读”，看你字写得好不好看、遣词造句是否优美，学生写不出真情实感，就会在语言形式、玩弄文辞上下功夫。
教学
好老师能启发学生对语文的兴趣
问：语文教育如何培养“笔杆子”？
赵丽宏：作文很重要，从一篇作文里通常能看出学生的综合素质，比如理解能力、阅读能力等。在语文学习当中，最重要的是学会通过写作表达自己的阅读积累和生活积累。任何作文题目，不论多么偏、多么平淡，只要学生能表达出自己的阅读积累和生活体会，应该不难写出一篇不错的文章。这种训练，有很多方式，比如养成每天写日记的习惯。
张柠：在大学里，我们建议学生阅读名著，阅读最好的作品，而不是教材。名牌大学里文学系的学生，基本上不看教材。读名著的目的不是模仿，而是让学生不要再用同样的方式写，自己另辟蹊径。
问：语文课该怎么教？
赵丽宏：语文教学的目的应该是教给学生如何识别文章的优劣，而不是像解剖麻雀一样，按照非常固定的思路去解读文章。在这当中，中学老师起到很关键的作用。这要求语文老师首先自己是读书人，有丰富的阅读储备和较高的阅读能力，这样才可能去启发学生，教给学生如何阅读、如何写作。
我在上学读书时就有这样的感受，那些能够深远影响学生的老师，并不一定专注于分析课文，而是通过课文，教授学生课本以外的知识，启发学生对于语言文学的兴趣。当然，不是说必要的理解文本、分析文本的能力并不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够启发学生的创造力，让学生通过语文了解人生和世界。切勿因为死板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失去对语文的兴趣，甚至失去灵性。
杨林柯：语文教育首先是要培养一个人，而现实操作中却是技术性、工具化的多，人文追求的少，把语文教育变成了“小语文”。
同时，还需要加强对教师和家长的培训，因为语文教育是一个辐射的过程，营造良好的空气、阳光、雨露，学生自然会茁壮成长。
不要再简单地把作文练习视为语文教学的一种，而是提高到培养学生内心抒写、自我交流、人格塑造的高度来看待，毕竟人的成长首先是心灵的成长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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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回农民乐 上山下乡不为人知的一面
星期六 六月 09, 2012 11:37 am
为何知青回城了，农民非常高兴？
近日，电视剧《知青》在央视热映，一时间，媒体内外无处不谈“知青”。目之所见，有关知青过去的方方面面——受苦或者获益，或被怀念，或被控诉；但怀念也好，控诉也罢，基本上都成了知青们的自说自话。
有关上山下乡的叙述，几乎成了知青群体的独白；鲜有人提及这场运动的另一面，也就是农民的遭遇如何。这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对知青而言，这是一场强加给他们的运动；对农民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但知青们事过境迁，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农民们却与过去的半个多世纪没有两样，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
本期专题，尝试关注这些历史当中沉重的失语者。
农民：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失语者
他们曾被当作资本原始积累的工具；他们曾被强行纳入到一种奇特的城乡二元体系当中；他们曾经丧失了自由迁徙的权利；他们曾经无法支配自己绝大部分的劳动成果……农民是他们的阶层身份，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失语者，当知青们如潮水般涌来，又如潮水般退去，再如潮水般争相回味往事的时候，他们仿佛只是一种装饰性的历史背景……
官方资料承认：知青下乡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968年毛泽东如是号召。随后，全国兴起上山下乡的热潮。毛泽东的号召夹在《人民日报》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发表的，这篇报道名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不在城市里吃闲饭”，这句话传达的意图甚是明了，当时城市劳动人口过剩，政治高层推动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将过剩的城市劳动人口转移到农村去。
农村无法一下子消化大规模的人口，再说当时大部分农村的劳动力已富余了。土地有限，增人不增地，有农民抱怨说，个人收入减少了，极端就像在广东台山县，那儿的劳动力已经太多了，以致农民不得不轮流出工。可以说，知青对于农村来说是个负担，知青的到来无疑令原本生活贫苦的农民雪上加霜。徐友渔的回忆道：
“我所在的地区人均耕地为2亩，我所知的人均土地最少的地方为每人4分，一个生产队分配了3至5个知青，每人照分自留地不误，这对农民意味着什么，不用细算也十分清楚。我曾听到农民在无意中冒出的话：‘你们来，就是夺我们的口粮!’”
知青下乡给农民造成负担，官方资料对此也承认：“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区，由于安置人数过多，增加了农民负担，形成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的状况，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张化，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4期，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当然，也有农民认为知青下乡后，劳动力增加了，产量也就增加了。而且，在那些劳动力短缺的地方，知青还是受到欢迎的。
国家为知青提供的安置费不够，农民贴钱为知青盖房
“把知青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当时官方媒体向农民发声，要他们教知青学做家务，像做饭、缝补之类的，还要农民替他们盖房子。当然，国家发给每个下乡的知青230元安置费。但这笔费用不仅要解决知青住房问题，还有替他们置备农具，甚至保证他们在头几个月或一年的吃饭问题。在一些地区，这笔安置费远远不够用，农民们不得不自掏腰包为知青盖房，徐友渔也提到这一点：
“四川为每个下乡的知青提拱了230元安家费，知青是全部或大部花费掉了，但生产队为知青盖房，平均每人的花费近千元。我所在的生产队，人均实际收入不到100元(口粮占其中大部分)，人均现金收人平均大致是20到30元。另外，盖房还要占用土地，烧瓦做砖要耗费良田表土，使耕地减产一半。建房需用木材，生产队开禁，砍掉平常禁伐的树木。”
但也有农村为了减少因接待知青下乡带来的损失，侵吞知青的安置费作为补偿
知青的住房问题十分复杂，许多农村贴钱为知青盖房，也有部分农村并没有投入多少人力物力，甚至挪用这笔钱购买化肥或用作其它投资。所以，在不少地区，知青并没有得到起码的住房条件，有些知青甚至住在牛棚，忍受酷热、严寒、臭气熏天、房顶漏水、蚊子臭虫，等等。知青为此抱怨发牢骚。地方干部就解释说安置费不够盖新房子，而生产队又太穷拿不出钱来凑够数。这只是部分实情，农民干部不愿意合作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方面他们认为安置费就是一种总补偿，因为他们接待知青增加了额外的工作量，还得管他们温饱；另一方面，他们不相信下乡运动会长时间持续下去。1977年一位陪同干部写信去《人民日报》揭露知青住房问题时就谈及了这一点：
“最近我们发现个别地方，有的同志对这一工作认识不足，以为知识青年下乡几年以后就要走，因此对他们的住房没有长远打算，有的盖得又高又大，有的盖得又矮又小，以便知识青年走后，高的用来做仓库，矮的存放农具。对此，知识青年很有意见。”
知青偷鸡摸狗，报复农民挪用安置费以及克扣他们工分
当时，知青下乡后经常到农民家偷蔬菜、偷鸡鸭、偷狗，又偷集体的粮食或水果。知青去偷窃，一是饿了要找吃的填饱肚子；此外，当时农民挪用知青的安置费，劳动时又克扣他们的工分，令知青大为不满。知青此类行为也是对农民进行报复以及对社会的抗议。一位知青说，有时知青会把刚刚偷来的东西烧掉。
也有知青出于从众心理去偷鸡摸狗的：
“时间稍长一点，这批见识过文革造反和武斗、并接受了无法无天教育的中学生知青，逐渐开始不安分起来，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等等一些胡闹行为，慢慢地成为流行趋势。……那时在男知青当中，没有偷过贫下中农的鸡，是胆小鬼的象征，会被别人嘲笑，所以，为了不被别人看不起，你无论如何都得去体验一回。…… 在1972年，丢了鸡的贫下中农，基本上没有吃了豹子胆要找知青索要的，发觉鸡被偷了，都只有自认倒霉。
农民遭偷被抢怕了，路遇知青如遇土匪般的畏惧和戒备
“当地的贫下中农社员，对知青有着一种畏惧和戒备的心态。好多次，走在长长的田埂地埂上，不管知青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狭路相遇的农村社员，不管是担挑的，背背篼的，牵牛的或是其他扛东西的，不管身上负荷多重，都要老远就跳下田埂地埂进行回避，给空手轻装的知青把路让出来。 那情形，可能40年代的良民遇见皇军，也不过如此。”李复奎在《难忘的知青岁月》提到他下乡时候遇到这种有意思的现象。
到底为什么农民见知青如遇土匪呢？
李复奎解释说，有些红卫兵知青有枪，霸道明火抢劫社员，令农民胆战心惊：
“时间长一些，跟生产队的社员混熟了，才知道，那种遇知青如遇土匪的畏惧和戒备，都是前两年那批红卫兵知青——我们的兄长——给闹腾的。……手中有枪的知青，不知不觉中，开始出现一些霸道行径，明火执仗地打社员家的狗来炖狗肉吃，与人发生争执便亮出家伙来增加话语分量，听说个别的，甚至在食店吃了饭也不想给钱。”
除了给农民带来经济损失外，下乡知青还给农村青年心理造成创伤
下乡知青除了给农民带来经济损失外，还给农村青年心理造成创伤，贾平凹在《我是农民》一文中谈及：
“我那时是多么羡慕着从城里来的知青啊！他们敲锣打鼓地来，有人领着队来，他们从事着村里重要而往往是轻松的工作，比如赤脚医生、代理教师、拖拉机手、记工员、文艺宣传队员，他们有固定的中等偏上的口粮定额，可以定期回城，带来收音机、手电筒、万金油，还有饼干和水果糖。他们穿军裤，脖子上挂口罩，有尼龙袜子和帆布裤带……他们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姑娘们在首先选择了他们之后才能轮到来选择我们。”
知青回城了，“农民那个高兴呀!”
打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农民就把知青当“过路客”，不仅是外来人，还是不太中用的外来人。但是，接收知青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农村又不得不得接受。一位曾担任知青办公室主任的研究员如是说：
“看到基层干部毫无诚意，主持分配会议的负责人就说：‘你们大队必须得接受那么多知青。这是政治任务。你们不同意，咱们这个会就没完没了地开下去”。官方资料《党史资料通讯》也承认：“（上山下乡运动）给部分地区的农民在经济上带来损失，给大部分知青家长造成负担，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因素。对于大批知青下乡，各地农民是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接受的。 （《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张化，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4期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既然知青作为农民负担，知青回城了，农民总算解脱，一位知青带队干部回忆说，知青回城后，农民很高兴：
“真正的问题是，他们人在那儿，但完全违背自己的意愿，他们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也没有任何理想，他们只有一个希望：尽快进工厂……而农民呢，1979年当所有的知青都要跟我回城时，农民那个高兴呀!知青点重归大队了，后来就成了一个作坊。”
这种因知青离开而倍感高兴的农民究竟占了多大的比例？没有具体的数据。但可以从一些其他的数据中推断。比如：知青的自给自足率究竟有多少。很容易理解：知青如果做不到自给自足，则很显然会给当地的农民或者公社增加负担，自然农民不会高兴。而据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8-1980》一书所整理的资料的结论：“大多数知青从来都做不到自给自足。1972年在吉林只有28％做得到。其他的都欠着生产队的钱，每年跟父母要60到100元。到了1977年，由于1973—1974年的改革，情况得到改善，57％可以自给自足了。在上海，197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仍然留在外地的24万知青中，有一半不能自给自足，另一半所赚的仅够糊口，……在某些贫困地区，非自给自足者的比率达到80％。”如此，对知青回城感到高兴的农民的比例有多大，虽无确切数据，但也不难估摸出一个大概。
结语
历来，农村就被统治者当作一个可以藏污纳垢的垃圾场，认为它可以容纳、消化任何“政治排泄物”：过去皇帝执行政治流放，把犯人押送去屯垦戍边；1949年之后，大量城市过剩劳动人口被清退到农村，每次政治运动都有大批“右派分子”被发配到农村，甚至像彭德怀、刘少奇这样的政治高层在斗争中失败后也向毛泽东请求到农村去种地。
上山下乡运动，只是旧剧重演——为缓解城市过剩的劳动人口，毛泽东为降服红卫兵，巩固自己权威，农村再次沦为政治人物的后花园，农民又再一次成为受害者。在这场运动中，农民与知青一样，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而只能接受作为政治洪流牺牲品的预定角色。
来源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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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快递 : 茉莉：柴玲起诉卡玛，是不是“恶意诉讼
星期六 六月 09, 2012 10:10 am
六四20周年纪念日那天，我把美国人卡玛的记录片《天安门》又细细地重看了一遍。在欧洲生活了15年，我已经有了多元的观念和视角，因此更能够认识卡玛：一个有理想、有正义感和历史感的制片人。虽然卡玛难免有自己的局限，但在制作这个记录片时，她力求客观、公正和全面，不为任何人护短。这样的态度，使《天安门》成为记录片中一个不可多得的优秀经典。
此时正是网上讨论柴玲起诉卡玛的官司很热火的时候。2007年，原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尖子班（注：美国一商业软件公司 Jenzabar）现任总裁柴玲，与她的丈夫 Robert Maginn， 在美国麻州波士顿以损害名誉和商标侵权两项罪名，对卡玛的长弓制作组——一个非盈利性的纪录片制作公司提出了控告。
美国法院已经决定不予受理有关“损害名誉”的起诉。但是，对“商标侵权”的指控，法院认为：虽然由于两家公司业务不同，尖子班胜诉的可能性极小，但仍决定给予尖子班一次为其指控提供证据的机会。官司一打两年，长弓作为一个独立制片和历史档案机构的基本生存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2009年4月15日，长弓纪录片制作组发出了题为《纪念六四 兼论言论自由及其倡导者》的呼吁 书，获得了几百名西方教授、学者和中国作家学者的签名支持。
我和网友讨论此案，谈到柴玲起诉的那个商标侵权官司，我认为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曾是柴玲支持者的网友大脚说：“以商标侵权告卡玛，完全驴唇不对马嘴，我看属于恶意诉讼，报私仇。”这句话启发了我，于是我便去查有关“恶意诉讼”的有关资料。本人对美国法律一窍不通，愿以此文与各位对此案有兴趣的网友探讨。
◎ 柴玲有诉讼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在《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中，恶意诉讼是一种侵权行为，被称之为“无正当理由的诉讼”，规定为三种形式，其中有民事诉讼程序的非法利用民事诉讼程序，以及滥用诉讼程序。
柴玲诉卡玛一案，比较接近恶意诉讼的第三种情况：行为人有诉权，但是故意利用这种诉权提起刑事或民事诉讼程序控诉他人，目的是为了达成该诉讼程序的目的以外的其他非法目的，给被诉人造成损害的行为。
就中文网上的议论来看，几乎所有批评柴玲的人，都认定柴玲有诉讼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人们普遍认为，柴玲诉卡玛的真正目的不是商标而是报复，原因是，卡玛的长弓公司于1995年发行的纪录片“天安门”中引用了美国记者康宁汉对柴玲的一段采访。
柴玲在采访中说：“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柴玲这些话被人解读为“让他人流血，自己逃生”，起很多批评和非议。
人心有杆秤，很多人都看得很清楚，卡玛的记录片只是如实地纪录当时的情况，包括柴玲后来又改变主意留在了广场这一事实。但柴玲却怀恨在心，欲借助诉讼的合法形式掩盖报复的目的，企图让制片人卡玛遭受巨大的精神（时间和精力）和经济（律师代理费及其诉讼费等）的损失。
著名作家王力雄在《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一文中说：“今日有了钱的柴玲，开始着手打击破坏了她神化形象的长弓，这才显示出真正问题。……但是当损害名誉告不成，还要用商标侵权的诉讼耗尽长弓的有限资财使之垮掉，就透露出整人和报复的用意。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能用金钱扼杀言论自由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会不会用权力去做同样的事？”
海外著名网络作家芦笛说：“我认为电影《天安门》并无严重失实之处，是一部相当难得的好电影。柴玲因为该片没有美化她，反而为世人如实留下了她的历史性证言，向读者揭示了她阴暗的内心世界，就此恼羞成怒，动用自己公司的雄厚财力，对非盈利组织长弓纪录片摄制组恶意兴讼缠讼，搞到人家快破产的地步。”
旅居丹麦的女作家贝苏尼说：“卡玛的片子不好，你柴玲有的是钱再拍一部嘛，写文章批卡玛嘛。反正我不能认同这种试图搞垮对方的做法。”
不但是网友公论认定柴玲另有恶意的企图，就是柴玲的前夫封从德以及六四学运的哥儿们，也一个个出面帮柴玲倒忙，指出柴玲有诉讼程序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由封从德执笔、郑义等十几个人签名的“致记录片《天安门》制片人卡玛・韩丁和理查德・戈登的公开信”，再次敦促卡玛纠正电影《天安门》中的史实错误（网上已有评论说明该“史实错误”子虚乌有，完全不能成立）。
封从德和柴玲之间曾有过婚姻关系，现在柴玲捐给民主运动的一百万美金，据说也由封从德参与具体管理。由于这样的关系，我们可以认为，封从德的态度就是柴玲的态度。由封从德执笔的对《天安门》影片发难的公开信，清楚地表明了，柴玲诉讼之外的真正目的不是商标，而是这个影片。
封从德还曾经向记者透露，早在10年前，他就建议柴玲把纪录片《天安门》中歪曲的内容放到法律的平台上来解决。所以在封从德看来，柴玲以商标侵权提起诉讼，以报复卡玛的记录片，这种侵权行为没有什么不对。由此可见，这些所谓的“学生领袖”既不懂法律，也不懂言论自由。
◎ 该官司具备“骚扰诉讼”的各项特征
骚扰诉讼是恶意诉讼中的一种。这种诉讼是指原告在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的基础上向被告提起诉讼，以求给被告造成诉讼烦累，或带来名誉上的损伤的诉讼。这种诉讼更多的是以获得某种心理上的满足为目的。
根据网上一篇题为《以民事诉讼为视角浅析当事人不良诉讼心理》的民法论文，骚扰诉讼有四个特点。我们可以看到，柴玲诉卡玛的诉讼基本上具备这些特征。
一，原告不以胜诉为目的。其主要目的在于给被告带来诉讼中的麻烦，使被告被无谓地卷入诉讼之中空耗时间、精力与金钱，或者使被告在充当被告的过程中受到名誉上或商誉上的损害。
而柴玲的官司正是如此。美国法院已经告知原告柴玲：由于两家公司业务不同，她的尖子班胜诉的可能性极小。但柴玲仍然一意孤行要打下去。这就表明了她真正的兴趣所在，是要依仗财势，用大笔金钱来玩卡玛，要把卡玛的公司玩到倾家荡产。
早在2007年2月，柴玲就发出一封律师信威胁卡玛，说卡玛诽谤，其大致内容是：2003年《波士顿邮报》报道柴玲公司的一个被解雇的职员告状，指控柴玲有不法行为，但该名告柴玲的职员现在撤诉了，卡玛的网站就应该撤下这条消息。于是，卡玛把有关更正的消息贴上自己的网站。她做了柴玲所要求做的事情，但柴玲仍然在2007年五月（三个月后）提起诉讼。
二，不积极追求诉讼的效率。在这类诉讼中原告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一般来说骚扰诉讼的进行过程就是诉讼目的的实现过程，因此当事人并不将诉讼的重点放在结果上，而将中心放在如何拖延诉讼，延长双方的诉争过程。
2008年8月，法庭做出裁决，卡玛方不存在诽谤，只给柴玲的商标诉讼一个“提供证据的机会”。但是，从08年8月到09年3月底，七、八个月时间里，柴玲方面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拖延时间的意图非常明显。
直到09年3月柴玲方才又开始动作。他们提出要取证，卡玛方按照对方的要求提供了资料。但卡玛方也要柴玲方提供证据，其中包括：柴玲指控卡玛“为中共效劳”的依据在哪里？她和她的公司遭到了怎样的损失？这些证据，柴玲方一直拒不交出。
到09年5月29日，此时卡玛方已经公开发表了呼吁信，柴玲方却突然给法庭提出一个“紧急提案”，说他们只能在保密的情况下才提供证据，而且要求法庭将提供证据的时间延长三个月。可见，柴玲的重点还是放在延长诉讼时间上。
6月2日法庭再次开庭，听取双方律师的辩论。6月4日法官作出裁决，柴玲方的提案被法官驳回。法官同意卡玛方的意见，只有商业机密和不公开的客户才可以保密，其他的内容不需要保密。法官要求柴玲方在两个星期之内把证据拿出来，即6月23日，柴玲方必须提出有关卡玛“为中共效劳”的证据。
三，原告并不实施伪造证据的行为。这是骚扰诉讼和欺诈诉讼最大的区别。
至今为止，尚未发现柴玲伪造证据，所以此案只能视为骚扰诉讼，而不是欺诈诉讼。
四，被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比较困难。在骚扰诉讼中，原告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被告很难证明原告是恶意诉讼。另外，如果被告提起诉讼，要求追究侵权责任，那恰恰符合了原告的目的，得不偿失。
这就是卡玛的困境。她被柴玲拖下官司的陷阱，却很难维护自己的权益。柴玲作为原告，可以随时在情形不妙时主动撤诉，那么，卡玛耗费的大笔金钱就无法获得赔偿。如果卡玛就柴玲的恶意诉讼提出新的诉讼，这将会陷入一场新的官司，面对财大气粗的柴玲，卡玛的新官司又要花费大量金钱和精神，这是一般人奉陪不起的。
◎ 机关算尽，往往会砸了自己的脚
综上所述，柴玲诉卡玛，具备“恶意骚扰诉讼”的所有特征。尽管卡玛已经没有精力和财力去起诉柴玲的侵权行为，但我们可以从法理和道义上认识这种做法的恶劣性质。西方的法律多如牛毛，当有钱人图谋报复，任意兴讼，致使他人倾家荡产时，自由社会就必须运用公众舆论施压，制约有钱人的任意妄为。最近，柴玲整人的恶意诉讼引起广泛的指责。
苏晓康先生在《六四解套说》一文中谈到：“直到今天，谁看到那群‘广场领袖’们，有意愿为这场悲剧承担他们自身的责任？他们被营救到西方之后，大多在长春藤名校受过最好的教育，可是教育是教不出伦理和信仰来的，所以他们二十年后还躺在指责对方的摇篮里晃悠，甚至，他们至今仍不肯说出真相来。”
在那么多人血染长安街头之后，逃出来的“广场领袖”柴玲被捧为英雄，靠着美国人的资助念了名牌大学，却在发了大财之后，以金钱去报复一个不为谋利、只为真实纪录天安门事件的美国制片人，从而威胁了我们视为珍贵的言论自由。
机关算尽的人，往往会砸了自己的脚，即使卡玛的公司被柴玲搞得破产了，她的《天安门》仍然是著名的历史经典，她给中国民主运动所做的贡献仍然会被人铭记。而柴玲，她在记录片中的那些令人恶心的言论，会因为她这个恶意的官司更加为人不耻。
为了声援卡玛，笔者在长弓公司网站的呼吁书上签了名。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关注这一案件。
－－－－－－－－－－
注：文中所引用的一些诉讼事实，来自长弓公司的网站，有原始法律文件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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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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