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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电影的文学精神——访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


星期三 六月 13, 2012 7:33 am


近些年,中国影视剧创作、生产活跃,制 播数量逐年增加。2011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和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然而,影视剧快速发展的同时,文学精神、人文内涵的缺失等问题日益凸 显。影视剧创作离不开文学的滋养、需要用文学提升人文品格。为此,本报将推出系列访谈,邀请业内人士、专家,围绕文学与影视的关系、文学精神与影像表达等 问题,为影视剧创作把脉,以期推动影视剧创作整体质量的提升。

——编 者



 
  陈建功还有一个不太为人熟知的头衔——中国作协影视工作委员会主任,他有很多影视界的朋友,是一个超级影迷。爱看电影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影委会主任职务,而是他发自内心的对电影的喜爱。他每周看两场电影,有时连续数天集中看一批电影,中国的、外国的。就说国产片吧,从大制作的《金陵十三釵》到中 小成本的《人在囧途》,包括《疯狂的饭局》,郭德纲主演的搞笑片,他都会看。一个如此爱电影的作家,自然最关注的是电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最看重电影的基 石——一剧之本。电影与文学的关系,虽是一个老旧的话题,但现在已不常谈了。中国电影究竟丢失了什么,又是什么造成量虽多但质不够的创作现状,陈建功思考 更多的正是电影的文学精神和如何重视电影对文学的倚重。

  记 者:文学是中国文艺创作的重要源头和基础,尤其是影视作品的繁荣,更离不开文学的支撑,稍加梳理中国的影视剧创作,就很清晰地看出,一切成功的影视作品, 都深深地刻入了文学印记。远的不说,比如近期上映的《钢的琴》《岁岁清明》《失恋33天》《桃姐》等都是具备了文学精神的电影作品。您是作家出身,又编过 多部影视剧,您如何看待文学在影视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陈建功:无论是偏重于满足大众文化需求的所谓“商业电影”,或者偏重于反思社会与人性的“艺术片”,文学的基础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比如为观众 熟知和称道的《泰坦尼克号》体现了人性的美,《拯救大兵瑞恩》体现了对生命的关爱,《秋菊打官司》表现的是人的尊严的觉醒等等,无不深藏着深刻的人文关 怀。我看到过的一大批中外优秀电影都彰显了文学的精神气质。但现在却出现了“商业片”、“文艺片”共同缺失文学精神的现象。比如“商业片”只注重推崇动 作、枪战、搞笑、床戏,“文艺片”只看重形式层面的探索,这是当下电影越来越失去魅力的症结所在。

  记 者:您认为电影体现“文学精神”的本质是什么?

  陈建功:文学精神就是对人的关注,对人的尊严的崇尚,对人性弱点的反省,对人的现实处境的关注以及至真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的追求。文学精神还体 现为,通过个性的塑造,通过个性发展历史的呈现,展开深邃的人性剖析和深刻的社会内涵,为读者或观众重新展示一段人生、重新铸造一个世界的能力。

  记 者:每年500余部电影作品的涌现,令观众目不暇接,从数量上看,中国电影发展处在繁荣的时期,但在大量的作品中,能留下深刻印象、产生深远影响的好电影还是太少,您认为提高电影质量的关键是什么?

  陈建功:在新时期电影史上,有过电影与文学精神相得益彰、电影美学探求与人文精神的追问共铸辉煌的时期,为中国电影开创了新的局面。但人们渐渐 以为,那个时期电影的成功,只是重新寻回电影美学的成功,在商品化的大潮中,许多人更以为,电影成功的惟一标志,就是票房的成功。他们不重视剧本,放弃了 文学。他们忘记了那个时代,其实是电影和文学一道探索的时代,是电影和文学相互影响的时代,文学和电影共同开创了那个时期的新局面,我认为,提高电影质量 的关键在于电影和文学的再度联手。

  记 者:当年,张艺谋专门有一个班底,每天看大量的文学作品,从中发现既适合改编又兼具文学和电影双重品质的小说,他从中获益匪浅。但近年来他似乎丢弃了文学 精神的支撑。但他在今年“两会”上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已有所醒悟,强调文学与电影不能分离,文学是影视创作的母体,剧本需要文学的支撑,包括电视剧在内的 影视作品的繁荣,离不开文学的繁荣。

  陈建功:上世纪80年代,张艺谋以驾驭电影镜头的才情,打破了中国电影画面的沉闷,他充分利用了镜头感,但同时不忘从文学中找营养,当时文学与 电影是共同前行的。但他后来的作品偏向于画面感的呈现而忽视了文学。其实作为艺术家的每一个个体,失败、挫折和走弯路,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也很欣赏他的 总结和再探索。但电影作为国家文化的一项事业,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需要高扬文学与电影共同融合进步的旗帜,这对电影事业的发展关系重大。

  记 者:不重视剧作的文学支撑直接导致影视剧创作主题先行,出现了大量拼图式、版块式叙事结构的影视作品,使影视作品缺乏文学精神、思想力量和艺术内涵。不可 思议的是国内某个国家级电影评奖中,设了一大堆奖项,惟独没有编剧奖,更谈不上文学改编奖了。您认为电影丢弃文学的原因是什么?

  陈建功:最主要的原因是普遍丧失了对文学的敬意。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可能认为文学不能赚钱,起码不能马上有回报吧。

  记 者:据我所知,现在的各大影视机构都取消了作为联系作家写剧本的文学部,甚至连剧本创作机构也没了。你认为丧失对文学敬意的表现有哪些?

  陈建功:这种敬意的丧失,当下首先表现为对文学的鄙夷。这种对文学的鄙夷,从法规层面讲,表现为对作家著作权的鄙夷。比如对片头作家署名的敷 衍,“某导演作品”的凸现。这已经大大挫伤了文学编剧的积极性。如柳建伟的质疑、王兴东的抗议。再比如更早的张雅文事件,影视创作中鄙视、欺负文学原创的 事件层出不穷,这体现了对文学的轻蔑。没有法律法规的保证,使文学在影视中的地位边缘化。从创作层面讲,表现为对剧本、对原著的随意删改。我并不认为剧本 不得删改。在电影《找乐》被改编后,我甚至说过,电影导演成功的秘诀,在于“背叛原著”。因为小说是作家的叙事,电影是导演的叙事,他必须别开生面。但在 这“背叛”中,首先得尊重,不能“得意忘形,得鱼忘筌”地胡编乱改。但某些导演以为,原著不过是给导演提供一个故事,是导演们借以发酵自己作品的酵母。他 们没有详察作品是作家们心血的凝聚,是多年酝酿的结晶。他们过于自信于自己的设想而忽视了这酵母里蕴藏了巨大的内涵和动力。从市场层面讲,更要命的是,有 些影视完全为了迎合票房的需要,把原著和剧本当成了弄臣和婢女。我就曾经遭遇过这样的导演,根本不管人物的逻辑和剧情的发展,说您得给我加一个角儿,美 女,招人哪!最后我们只好分手了事。全社会都以为只有床上戏、美女戏、惊险戏可以卖钱,其实他们还没有好好思考艺术本身——无论是商业片还是艺术片——到 底需要的是什么。以至有位作家出身的制片人,在和导演的合同中首先声明,不准大删大改剧本。说到有的制片方干脆取消了剧本创作机构。是不是需要?有了剧本 创作机构是不是就有了文学的精神和根基?另当别论。但这表明了他们对剧本的轻视。现在已经看出了其后果。

  记 者:其实现在有很多作家都涉足了影视剧创作,有的是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剧本,有的是“套种”,先写剧本,小说随后出版,无论哪种形式,我认为,文学的发展 其实是从各种艺术形式中汲取创造和发现的过程。当下我们作为一切艺术创作母体的文学是否为影视剧创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

  陈建功:仍然要强调文学的经典性,文学的成功,文学精神的力量,不仅是对中国电影的推动,也是对全人类精神建设的贡献。因此今天我们探讨了电影的问题,其实文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应该努力的不仅只是电影,也包括文学自身。

文/高小立

《文艺报》,2012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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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快递 : 沙叶新:我的心更没死!——“六四”前后我和上海市�


星期二 六月 12, 2012 9:16 am


20年了,我对“六四”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再不说,有点憋;可真要说,又说不出什么惊天动地或感人肺腑的事情,因为整个“六四”期间,我不在举世瞩目的北京,我在上海。上海虽然也有示威,有游行,有绝食,但没开枪,没坦克,没屠杀。北京是震中,是飓风口,是火山顶。上海在这一风波中的险情、影响、后果,都无法和北京相比。况且我不是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只是游行队伍中的随行人,甚至我对游行也并不热衷。由于风云际会,恰逢机遇,让我在“六四”前后能够和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曾庆红、江泽民有所接触,有所对话。这也并非重大国家机密,即便机密,20年过去,也可以解密了。如今披露出来,但愿能为这段历史增补数行笔墨。

一、曾庆红和新权威主义

1989年初,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我,因工作烦恼和忧国忧民,写信给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希望见面一谈。信上说:“你能听听我这个基层干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许对你指导全面工作有好处。”口气不小,如能在信中补上一句“我也会从你的交谈中获得教益”,就好多了。但我这人心直口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写信亦如此,笔不停缀,文不加点,就匆忙寄出。1月16日 下午3时,曾叫秘书来电话,请我去他在康平路的市委办公室。

我1月19日下午4时的日记:“星期一(1月16日)……我在曾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我几次要走,他都说再谈谈。我主要谈我在信中所说的三个问题:1、为什么各个单位人际关系那么紧张,2、为什么有些政策不错,可执行起来那么难?3、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人们获得了不少利益,可还是骂娘?他也谈了不少,近似聊天。”

日记是简略的,记下的也许并不重要,而日后才显现其重要性的事情反倒没记。比如,那天我和曾讨论过1989年的形势,意见不一,现补充如下。

我说:“凡经济上出问题,隔年政治上总要出事。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提出‘大干快上’、‘特大跃进’,致使1979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第二年,1980年,以‘两个凡是’为口实,华国锋就辞职下台了。1985年,从不涨价的中国市场第一次出现涨价。那时我还抽烟,‘飞马’本来2角8,一下子涨到3角2,火柴和肥皂也涨,造成供应紧张,人心波动。第二年,1986年,胡耀邦便在中国的第一次学潮中下台了。去年,1988年,‘物价闯关’,导致价格飙升,百姓恐慌,物资短缺,到处哄抢。我当时在澳大利亚,妻子来电告诉我,银行出现挤兑,不得不暂停营业。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经济动荡。”

曾说:“今年因此就会出事?”

我说:“可能吧,因为老百姓连这样的歌都唱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没有钞票。/反动派,没打倒。/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全国人民要大团结(“大团结”是当时100元人民币的图案),掀起了吃喝玩乐的性高潮、性高潮!”

曾说:“如今党风民气是有问题,但并非像这首歌或者像传说的那么糟。我们的新闻界也不应该将人民的注意力硬转到社会的这些和其他某些敏感的问题上去。今年会不会出事?我认为自由多一些,民主要慎重,就不会出事。新加坡不就是这样吗?社会和政治很稳定。”

当时新权威主义思潮正风靡一时,并得到官方的青睐。从曾的“民主要慎重”一语以及他对新加坡经验的肯定,可以得知曾以及与他类似的高干们日后对“六四”民主运动的基本态度。

二、江泽民召开上海知识分子座谈会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很快就引发了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大学潮,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市民相继游行示威。上海市委还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激起轩然大波,难以自拔。

我5月17日下午2时的日记:“5月16日下午2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出席者有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陈至立、黄佐临、张瑞芳、苏步青、夏其言、邓伟志、宗福先、王沪宁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我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认为学生运动起到了人大、政协应该起而没起到的作用。”

日记过于简略,补充如下:

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做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我们莫名惊诧。我想,他可能是想说他精神方面有点毛病,或者是想说他有“精神病”;而“神经病”一词在江浙沪地区意同“疯子”,他肯定是用词不当,说错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譬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

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来,疲劳过度,意乱心慌,以致慌不择言,辞不达意。否则像江这样口才甚好也极爱表达的人,不至于有如此语病和口误。语言是内心的外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江的内心纷扰,如热锅之蚁。

这次座谈会,给我的强烈感觉是为了解决《导报》问题。

江说:“最近以来上海所发生的事,游行呀,示威呀,静坐呀,绝食呀,北京、全国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产’,就是《导报》问题。市委对钦本立同志的处理仅仅是停职,不是免职嘛。停职,还可以复职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动找个台阶下一下,我们也希望呀,但是双方面都要下台阶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顶着,也不能解决问题嘛。”

江当时对解决《导报》问题确有诚意,也非常急切。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此前江去北京找过赵紫阳请示办法,赵没见,鲍同见了。鲍传达赵的意见,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于是江返沪之后不得不急忙“解铃”。

还有一细节很能表现江的意愿和焦虑,当记协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钦本立的入党介绍人时,江便立即离位,和夏并坐,低声交谈,明显感到是他在向夏求援,希望夏帮助说服钦解决《导报》问题。

我的发言有两点,一是说:“年初我对曾书记说过,今年要出事,不幸而言中,果然出大事。我支持学生运动,但素不爱游行,君子动口不动手,也不要动腿;游行要动腿,走那么长的路,很累。更不主张绝食,怕出事,会死人。每一个生命都很宝贵,尤其是青年人的生命。都是共产党,应该好商量。”

第二,我说:“现在的领导干部,一是有委屈情绪,工作很辛苦,成绩也不小,怎么学生还要游行?想不通。这个问题我也和曾庆红同志探讨过。当人们的温饱基本解决之后,‘需要层次’便直线上升,要求尊重、要求自我实现。不满和骂娘,都是为了社会的更大进步。二是领导干部不习惯民主,喜欢自己的一言九鼎,不喜欢人家的七嘴八舌。”

我发言中还举了江1987年在上海交大处理学潮之事为例。那次他以一个学生运动的前辈来开导大家,起先还很受听,当江用英语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时,有点炫示,发音也欠准,被台下一个学生“嘘”了几声,江便“尊容失色”,指着台下质问:“谁?你上来,上来!”没想到该生堂而皇之地上来了。江连声问,“你叫什么名字!”该生也坦然回答,反而使江下不了台。

我对江说:“起先你很潇洒,后来你失态了,表现的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是一个父母官的架势。什么原因?就是不习惯民主。”

江对我的话非但不以为忤,反倒说:“还是你们作家懂得人心,看得准。”出我意外。

三、5月18号我的三点建议

我5月19日上午八时的日记:“前天(5.17)晚上,智红(我女儿)从学校来电话,说‘上戏’将在18日上午游行,问我去不去。她希望我去。
“18号一早,6时5分起床,匆匆离开程桥宾馆,乘坐57路公交车。30分钟后,便到‘上戏’。来到女生宿舍楼下,红儿迎了出来。她说,游行8时半出发。时间还早,我于是回家,泡了杯茶,想喝足了,再去游行。”

在家中喝茶时,我考虑到江急切想解决《导报》问题的愿望,又考虑到学潮以来江和朱镕基一直未在媒体露面所引起的疑惑和猜测,使我大发“忧国忧民”之心,便打了个电话给曾庆红。曾的秘书说曾还未起床,我说那就算了。我想这几日曾和江一样,难得安眠,我这么早打电话给他,实在妨碍他的休息。秘书问我是谁,我说沙叶新。他连忙说,你等等。稍顷,曾来接电话。我向他提出三点建议,我同天日记有记录:

“1、市委迅速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声明学生游行是爱国民主运动,并希望全体市民支持学生,同时也劝慰学生不要绝食。

“2、市委迅速对钦本立事件有个态度,可以主动下台阶,比如市委可以说对《导报》的处理‘操之过急’,如果钦不满意,市委还可以再下一台阶,说‘处理欠妥’。如果钦仍不满意,那我可找一些能够和钦说上话的人做做工作。如果问题解决了,就请钦在电视台发表一个讲话,劝同学不要绝食。

“3、请江泽民同志迅速出面,接见绝食的学生。”

“我对曾说,要做到以上三点,市委就别怕和中央不一致,要有独立行动。

“曾说,问题不是如此简单,而且这三点很难做到,至少是来不及了。但我一定在今天上午的常委会上,转达你的三点建议。”

虽然我的“书生之见”未被采纳,有些怅然,但曾没有敷衍我,没有打官腔,对我说了实话。我喜欢这样。

打完电话我就去上戏参加游行,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女儿,怕她出事。

四、“六四”后我带了三天黑纱

我6月5日上午7时15分的日记:

“北京在流血。我震惊、哀痛、哭泣……
“我太书生气,以为政府不会下令枪杀百姓,他们居然就如此做了,这个政府罪该万死!
“昨天凌晨和上午,都看到华东师大的学生、研究生在主要街道阻止交通,宣传北京的事实真相,我真为他们的勇气感动。
“我想今日上午带黑纱,表示我对死难者的哀悼。”

我6月6日上午8时的日记:“昨日上海全市交通阻塞,因上海各高校学生上街,设路障,破坏轮胎。这是40年来所没有。

“为了哀悼死难学生,昨日(5日)上班时我佩戴了黑纱。到剧院后,人问谁死了,我说北京的一个老同学死了,当然大家心中都知道我的黑纱是为谁而戴。”

当时北京已给学潮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不久中央电视台24小时连续播放通缉令和到处抓人的消息,全国一片恐怖。此时此刻,我为死难学生戴黑纱,无疑是在撞枪口。

我妻子大吃一惊,她本以为我只是在家戴黑纱,但她看见我还要戴着去上班,便一把抓住我:“你不要命了!”我说:“是不要了!”她说:“你不要命,那我呢?孩子们呢?你给我把黑纱拿掉!”我不肯,她说:“我求求你,你就在家里戴算了。”我说:“不,我要去单位戴,我还要上街戴!”她更加吃惊,但又无法阻拦我。我说:“虽然我不太主张游行,但坚决反对开枪;他们在大街公开杀人,我就要在大街公开戴黑纱,否则我对不起死难的学生。”

晚上下班之后,妻子看我平安回来,总算松了口气,没想到,我第二天还要戴黑纱,她说:“你还没戴够?非要戴出事来呀!”我说:“死了那么多学生是国丧,我要独自悼念三天!”这样我就戴了三天黑纱。

为戴黑纱,很多人为我担心,说:“北京那么大的示威都已结束,你怎么还在上海单独示威!”还有人见到问:“你怎么还没抓起来?你要多保重呀!”我当时确有“烈士心态”,真想和死难学生同生死,否则好像太不公平,为什么学生死了,我没死?

我6月27日晨7时我的日记:“据传又要通缉知识分子17人,有严、苏等人。人们也在担心我。我想退党,YW劝我此时不宜有动作,只能沉默。

“近来我常常想到死,毫不畏惧,甚至盼望它早点到来。我只是不愿老死、病死。希望死得有价值,死得其所,死得潇洒,死得给活着的人有力量。”

没想到,从那时起,我又活了20年;但不是苟活,而是复活!六四的枪声让我抛弃幻想,学生的死难让我彻底觉醒。我已是一个更新了的我!

五、江泽民“衣锦还沪”,再次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

我8月6日上午9时的日记:“前天,8月4日,一早醒来,准备上午在知识分子座谈会的发言,打了个腹稿。8时20分在宣传部门口集合,集体上车,去桂林路的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到会者约有300人,分系统坐,有科技、教卫、宣传等系统。文艺界的有黄佐临、张骏祥、张瑞芳、白杨、谢晋等,还有一些中青年演员,如言兴朋、梁谷音、岳美緹、刘异龙、王芝泉……”

在“六四”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出席由上任才一个多月的总书记召开的座谈会,其出席人员名单当然要严格审查,居然我这戴黑纱者也被邀请,实出我意外。我的座位离江等领导不远,面对面。朱镕基和曾庆红临座,我能听见他们的交谈。朱在看一份出席者名单,低声问曾,谁是沙叶新,曾向我指了指。这使我想起我之所以能“漏网”出席,很可能是我5月18日晨向曾提出三点建议给曾留下了好印象,让他认为我在危难之际,能急市委所急,想市委所想;这名单当然也一定是曾最后拟定或批准的。

“……9时,江泽民出场,市委主要成员朱镕基、吴邦国、曾庆红、刘振元、陈至立、毛经权等也随之而入。江做了个开场白,然后请大家说。最有意思的是老科学家WYL的表态发言,写好了稿子照着念,词句全部是报纸上的,令人可笑,也可哀。江等领导似乎对这类表态不感兴趣。谢晋的发言虽然实在,但太长,且重复。王沪宁发言有条理,有限度地提出一些问题。如说他有篇文章原准备发的,但‘六四’之后不给发了。江说,你拿来我看看。有一教师讲到师范生和教师的待遇之低,令人同情。一位搞经济的说到经济失误的原因,他主张还是应该以计划经济为主。

“江最后发言,给人感觉是解释性的,安抚性的。他着重谈了天安门事件和国际的大背景等等,但说服力不强。只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他说今后游行示威要讲民主,也要讲法律,国家也要有应对此类问题的正常手段…… ”

什么是正常手段?在天安门所采取的手段是正常的吗?江没说。但他说到,当时确实没有经验,也没有橡皮子弹。他还说当初让他去北京,他毫无思想准备,也不知他去干什么,只通知他马上来,还说北京很乱,要他化装,还要化名,身份是画家。但化名他记不得了,只记得姓李,叫李什么,正江在回忆时,白杨突然提醒道:“李可染!”大家一愣,李可染就在北京,不可能用此化名。以上算作是当天会议的“花絮”吧。

“……我未发言,因为没时间。但我很想将自己的看法写信给江。我有些意见极不合时宜,但必须讲。”

我以后并没给江写信,因为此时做为总书记的江,和当时做为市委书记的江已不一样了,已是这场风波的最大得益者了。那时他很希望妥善解决《导报》问题,此时他软禁了钦本立,还抓了张伟国。人是会变的。

一些当时支持学生运动的人也在变,或忏悔、或效忠、或告密、或下石。也有极个別的人想在我戴黑纱一事上做点文章,要整我。但也有另外一些人,同情我、支持我、保护我。就在这次座谈会的第二天,我所在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贴出了一张喜报,大意说:“八月四日,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接见了我院院长沙叶新同志,特此通告。”这是我院的党总支书记的有意安排,为的是借助钟馗打伥鬼。虽然通告有些夸大其词,虚张声势,但还真起到了震摄作用,让伥鬼噤声。我真的感激这位总支书记的心意,在那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在我甚至想到死的哈姆雷特式的徊徨中,能得到这样的呵护,这样的温暖,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因此我在任何時候都深信:人心没死,我的心更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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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优优:性道德的沦丧


星期二 六月 12, 2012 9:15 am


【近年来,性侵幼女案屡见不鲜,贵州习水案、丽水性侵女生案的悲剧还未平息,浙江永康又出现此类丑闻。专家指出,这样一种不良风气的形成,已经说明社会有机体出现了病变。】
 
“他要死了!畜生!毁了别人一个家!”浙江永康一名当地妇女恨恨地说道。

这段时间以来,发生在永康的嫖宿学生案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截至目前,官方并没有披露嫖宿学生案的更多细节,当地相关部门对此口风甚紧。

但是,法治周末记者走访当地后发现,包养、嫖宿学生的不良风气由来已久,这起嫖宿学生案背后折射的是社会性道德的沦丧。

涉案的多为老板

5月27日,有网友爆料称浙江永康发生嫖宿学生事件,涉及多名企业家及人大代表。

消息一出,公众哗然。

据永康市公安局的新闻通报,记者了解到,早在今年2月,当地接到群众举报后,警方就开始组织人员进行秘密侦查,在掌握基本事实后,于4月5日下午开展了收网行动,抓获了以陈某为首的违法犯罪嫌疑人10人。

目前,永康警方对陈某等6人依法批准逮捕,另有3人正在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1人网上追逃。

其中涉嫌嫖娼的人中,有3人为个体私营业主,1人被依法批准逮捕,2人涉嫌嫖娼被依法行政拘留。永康市人大代表、永康某村村主任胡某,因涉嫌嫖娼正按有关法律程序办理中。

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陈某是一名1991年出生的女子,早在2011年2月以来,她纠集多名社会闲散人员,相互寻找在校生及卖淫女,以不同价格寻找个体私营业主、社会闲散人员充当嫖客,从中获利。

2011年8月,陈某因涉嫌容留卖淫罪,被永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6个月,目前还在服刑期间。

坊间传闻,案件涉及到20多名学生,其中有10多名未成年学生被包养。对此,当地予以了否认。

“截至目前,我们在案件查处中并未发现有国家公职人员涉及其中,学生人数也没有这么多,只有两名学生涉案。”案件相关知情人透露。

而据有关媒体报道,当地确有一所中学的未成年学生涉案。该校教师表示,是今年4月中旬知道此事的,之后考虑到学生是受害者,他们请了心理医生对其进行干预和疏导。学校里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目前,该名学生还在学校正常上课。

案件发生后,法治周末记者走访了当地。

在永康市区的街头,记者在问路时顺便问起永康最近发生的事情,一名妇女一听,表情顿时变得有点忌讳:“我不知道的啦,不能乱说的。”

随后,记者接连问了好几个路人,对此几乎都讳莫如深。

终于,一名当地人士在接连问了记者的身份及来由后,偷偷地告诉记者:“听说这个事情牵涉到了永康的官员,也牵涉到了学校的老师。”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在永康当地,老板包养情人非常普遍,“一个老板十几个情人都很正常”。

据官方通报,永康嫖宿学生案牵涉到了3名当地的企业家。几经周折,法治周末记者找到了接近当地企业家的知情人士,他向记者透露了嫖宿学生案更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据该知情人士透露,警方所抓获的6名犯罪嫌疑人中,他知道的有3个,均为程姓。其中,两名程姓男子是当地知名的企业家,另外一名程姓男子去年刚刚当选人大代表。

“这事其实去年就发生了,一直被压着。”知情人士透露,牵涉到的企业家在当地都非常有实力,“谁都能拿出个几千万来摆平这事。”但是,不知怎的,今年浙江省纪委介入了此案,案件才捂不住了,渐渐得以曝光。

据他介绍,程姓企业家早在去年就被抓进去过,后来取保候审,但接着又被抓进去了。

与此同时,他透露,嫖宿学生案至少牵涉了3所当地中学的学生,人数也并不是官方报道的“只有两名学生涉案”,而是“三五十个”。这其中,“很多不足14周岁”。

他透露,这个数字“十有八九是真实的”。

至于前述当地人士所提到的“老师涉案”,该知情人士表示确有其事,并且向记者说出了该所学校的名称。

该知情人士称,涉案学生所获的报酬大多是一个iphone手机或一台ipad电脑,“有的不是第一次(处女),就给个几百块钱”。

事后,法治周末记者来到永康市公安局,宣传科科长陈永柯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表示“一律用通稿”,并且告诉记者:“外面有几百种说法,没必要一一回应,你们有听到的,可能是谣传。”永康教育部门也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找学生”成了一种时尚

法治周末记者在当地采访时发现,不少人对于老板“找学生”的现象习以为常,一名企业家甚至直言不讳地说:“这已经是一种社会风气了,找小女孩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太正常了。”

一位消息人士告诉记者,早在几年前,永康隔壁县市就发生过一起嫖宿学生案,这起案子里的学生是一名高三学生。

据他介绍,当时该名女学生经由社会闲散人员带出去见一位老板,事后该老板发现“没见红”,恼羞成怒,打了女孩几个耳光。接着,该老板要求退钱。几名社会闲散人士见没挣着钱,同时又觉得女孩不是处女骗他们,就又把女孩打了一顿。女孩被打后,正哭着,家里来了电话,父母听出有点不对劲,赶紧来到学校。事后报了警。

该消息人士还指出,当前某学院学生被包养的情况非常普遍,“一般是3000块钱一个月,每周五、周六两个晚上出来,平时买个手机、买些衣服。”

这里面,双方又是怎么联系的呢?

这位消息人士说,拿着手机开了微信(一种手机社交软件)到学院门口一搜索,马上就会有人冒出来。“有专业的一批介绍人,带一把女孩子出来,看中哪一个就是成交了。”

“当然,也有一些女孩是被胁迫的。”该消息人士说。

有些女孩则是出于自愿,她们自己成为了老板包养的“情人”后,也会一个带一个,把自己的同学介绍去。“有的家里条件也还可以的,并不是说没钱,她们就是觉得好玩。”

一名职业技校的女生甚至说:“我正常交男朋友,也同样过性生活。但是我找一个有钱的,我还能得到我想要的物质满足。”

另一名当地人士也向记者透露,早在2005年,他就读的普通高中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们学校有3个女生卖淫。”

据他透露,那个时候,一个晚上的价钱是100元。针对现在学生被包养等现象,他觉得“很正常”。

社会监管出现了漏洞

性侵幼女案为何屡屡出现,法治周末记者就此采访了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祝卓宏博士。他指出,无论“嫖宿幼女案”中的幼女是否出于自愿,成人在此类案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样一种不良风气的形成,已经说明社会有机体在发“高烧”了。

“这是一种非正常现象,至少在国际社会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官员、商人或人大代表如此频繁地发生此类事件。”

近几年来,嫖宿幼女案频繁发生,中间牵涉到少数官员和人大代表。祝博士认为,这是一种社会有机体发高烧的现象。“就像人体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容易出现高烧、败血症等症状,值得警惕。”

这种症状提示我们,法律制度、社会监管已经出现了漏洞。正是因为法制不够完善、监管没有到位,才会导致当今法治社会出现这种“性道德的沦丧”——“当制度有漏洞的时候,人性之恶的一面会无限制地膨胀。”祝博士分析道。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作为男性,当权力和财富达到一定程度不受约束和监管的时候,必然会与性结合。“这种本能应该受法律严厉的约束和道德严格的约束”。

生命教育与性健康教育的缺失也是导致当前在校女生沦为受害者的一大原因。

“当前的性教育,特别是自我保护这一块的教育做的很不够。”祝博士表示,这类女孩之所以不会保护自己,往往是因为父母对其关注不够或家庭功能不健全,父母婚姻不完整。在金钱和物质利诱面前,有些女孩就丧失了自我保护的意识,但是也有一些女孩是被强迫或威胁的。

“家长要与孩子建立一种安全的依恋关系,多陪伴他们,不应该只是要求学习成绩,而应关注他们人格、心理的健康成长。现在很多孩子学习压力很大,学习成绩不好的时候,没有自信心,需要一个宣泄口释放压力。”有的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就出现了扭曲。

而在“嫖宿”事件发生后,作为受害者的女孩会伴有终身的性创伤。“心理方面的创伤比身体上的还要大。如果不能得到治疗,甚至会影响终生,影响婚恋幸福。”

祝博士提醒,这些女孩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心理治疗,很容易成为自暴自弃者,甚至真的沦为卖淫者。她们对爱情、婚姻不再抱有希望,很有可能成为危害社会和其他家庭的隐患。

永康嫖宿幼女案发生后,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呼声再次高涨,不少人指出“嫖宿幼女罪”的刑罚过低助长了部分人的胆量。“孩子是无知的,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不存在所谓的嫖宿。”祝博士也觉得,“如果法律不能严厉以制止这样的恶行,那就等于变相地鼓励和放纵”。

5月30日,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发布了《2011~2012年度中国未成年人保护十大事件报告》,该报告认为,奸淫幼女与嫖宿幼女实质上并没有不同。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嫖宿幼女这个罪名存在本身就是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不尊重,予以取消不是复杂的法律问题。”

据了解,《刑法》之所以把奸淫幼女作为强奸罪的从重情节,目的是为了保护幼女的身心健康,因而对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予以严惩。奸淫幼女的行为完全可以包括嫖宿幼女,不能因为犯罪分子支付了金钱就另当别论,但目前《刑法》却规定了两个不同罪名,给此类案件留出了口子。

为此,佟丽华警告,如果法律保护不加强,孩子会受到更严重的伤害。

追问行政执法渎职

针对嫖宿学生案件,上海市翟建律师事务所专职刑事辩护律师张培鸿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嫖宿”主要体现在“嫖”字上,是一种收受钱财作为性交易的行为,说白了,就是一种卖淫嫖娼活动。

如果嫖宿的对象是成年女性,那么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视不同情节,对嫖娼和卖淫者处以罚款、行政拘留或劳动教养等。

但是,嫖宿的对象是幼女(未满14周岁)的话,就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在法律上,幼女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在这里,最主要的定罪标准是,是否存在性交易。

张培鸿律师介绍,现在的刑法已经将奸淫幼女罪并入强奸罪,而强奸罪与嫖宿幼女罪有很大的区别。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行为,这里强调的是“违背意志”。但是,嫖宿幼女罪一定要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自愿”的性交易行为。

针对目前热议的“嫖宿幼女罪”是不是应该废除,张培鸿认为,法律应该有严肃性、稳定性和滞后性。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查明浙江永康嫖宿学生案的具体案情,“女孩子到底有没有被操控?获得什么样的对价?以及常态执法过程中有无失职渎职行为?”

对于最后一点,往往为大多数人忽视,从而助长迷信刑罚的风气。事实上,行政执法部门在这起案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张培鸿说:“正是行政执法的欠缺,助长了部分官员和企业家的这种邪恶的嗜好!”

  他认为,当前“为什么行政执法层面不能杜绝这样丑陋的恶习”是需要每一个人深思的,而刑法只是最后的壁垒。

来源: 法治周末2012-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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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让我们汗颜的国外“高考”作文 


星期二 六月 12, 2012 9:13 am


2012年高考落下帷幕,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许子东评价作文考题称:“跟香港比,内地的题目太文艺腔、太专,很多题目就算我身为中文系老师也无从下手!”相比“忧与爱”、“手握一滴水”这类不知所云的选题,国外与高考水平相当且针对高中毕业生的考试作文,题目却有大不同。  
 
独立思考,论述追求真理是否可能没有利害关系? 

考试1:法国高中毕业会考(LeBaccalauréat,简称BAC),由拿破仑一世在1808年3月17日颁布法令而创立。考生主要是已完成高中学业的高中生。

  作文题目:对于真理(相)的追求是否可能没有利害关系?(2010年文科类)

  详细:尽管法国普通中学的学生升入高中以后,可以根据个人的爱好和特长选择文学、经济类或者科学类课程。但是无论是哪一科的学生,哲学都是必修课,哲学作文也是毕业会考的必考内容。而设置哲学课程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学会对周围司空见惯的现象说“不”。

  题目中什么是利害关系,以及在真理追求上会面临怎样的问题,都需要在完整的文章结构中描述清楚。只有一篇解释完整、引用了经典作家论述、层次分明、环环相扣并有清晰观点与结论的文章,才能够得到高分。
   
  考试2:英国高中课程考试(简称A-LEVEL),英国的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高级水平课程,也是英国学生的大学入学考试课程,几乎所有英语授课的大学都已A-Level课程证书作为招收新生的入学标准。

  作文题目:哲学只是提问而并不回答,为什么学习它?

  详细:由于A-Level属于单科考试,学生可根据自己兴趣、爱好从67门课中选出3至4门课程,有选择性的学习考试。因而每一门考试都有极强的针对性。对于即将完成“基础教育”向“专业教育”过度阶段、进入大学的文科类学生而言,第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学习它的意义”。

  点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柠评价中国高考作文时曾称:“学生进入大学后,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让他们忘掉高考作文的写法,从零开始,重新对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人生思考进行阐释和表达。”在西方普遍国家都已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时候,我们的大学不得不肩负起重新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多元价值,“向钱看”论证合理一样拿高分   

   考试: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 (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简称SAT),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名校学习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美国学生从9年级(相当于中国初三)就可以参加SAT考试了,考试次数完全不受限制。

  作文题目:“我们大家都以为出名带来幸福,似乎这是人们最向往的东西,我们相信不管以什么方法出名都是一种自我证明。但是,那些出了名的人士常常抱怨名气是一种可怕的负担。把出名当作成就,注定要付出浪费时间和精力的代价。”(克拉考夫斯基)是出名的人幸福还是不太出名的人更幸福?

  详细:所谓对价值观的考核,并不是指当一个学生写出自己愿意当名人、愿意为了高工资、为了虚荣工作,就会因为“向钱看”“思想不健康向上”等问题而被扣分。而是通过考察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如何得来进行评判,只要文章论证合理,一样能够的高分。

  这类作文题目设置的意图,其实与价值观的“对错”并无关系,只是希望通过一场自由的讨论,让每一位学生得以将自己的愿望、思想、感情表达出来,以此证明自己是一个具有思想能力的受教育者。

  点评:在价值观的问题上中国作文命题常常讲究“文道合一”,希望通过教学生作文来达到教学生做人的目的,因而体现思品修养的命题常常占据了高考作文的主流。而教育需要培养的是能够发现并处理问题的成熟的社会人。过于重视道德评价,只会培养出一群不停揣摩、预设出题人想法的虚伪的道德卫道士。
  
直面现实,改变自己的态度比改变环境更有利吗?    

  考试: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 (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简称SAT)

  作文题目:“如果我们不满意环境,就设法改变它,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改变很少发生,这就是说,我们不必为改善身边的环境焦虑,而是应该考虑改变自我,使之更适合环境。”改变自己的态度比改变环境更有利吗?(2007年1月)

  详细:SAT作文直译叫做“批判性写作”,其目的是分析、评价、说明和说服。但,作文在评判过程中并不会考虑考生观点的正误,而只是考查其论证能力。也就是说,只要对给定话题进行论证,做到自圆其说即可。

  作为所有科目统考的内容,题目本身提供的大多都是关于社会和人生的现实问题,考察的是考生如何运用语文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和能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个社会对接受高等教育人群提出的要求。

  点评:面对“心灵鸡汤”试的作文题目,中国学生很快发现,要完成一篇符合“模板”的高考作文,似乎并不需要生活积累,不需要思考感悟,不需要真情实感,只需要背诵几篇人生哲理的美文,在考试时选择适当的、真实或者虚假的故事稍加修饰,就能拿到客观的分数。观察力、想象力、思辨能力、表达能力都无需运用,甚至可以完全脱离生活实际,更无关社会责任了。

坚守文化,如何向一个陌生人介绍本国文化?    

  考试:日本东京大学本科入学考试

  作文题目:关于一国文化,要给对那国毫无了解的人说明的时候,如何让对方能够充分明白你在说什么?同时不花点儿心思对方就不能明白的困难点在何处?举例说明。(2012年文科三类)

  详细:国立、公立大学和部分私立大学在每年1月都有一些全国统一考试,主要是基础学科。之后2月和3月各个大学再进行第二次专门考试,学生可以根据统考的成绩参加所要报考大学的第二次考试。由于全国统考并没有作文一项,各学校针对不同学科进行了复杂的细分。

  作为日本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亚洲创办最早的大学之一,东京大学单文科一项考试就分为三类:侧重文学和历史的一类,侧重商业的二类和综合三类。在“文化软实力”已进入全球较量的今天,题目从年轻人最熟悉的角度入手,从个体面对不同文化的接触上升到国际间文化融合的高度。在整场考试中,这样的论题要在150分钟内完成两篇,的确是不小的挑战。

  点评: 民族文化的中国高考中的体现,依旧还局限于政治考试中“民族精神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传统文化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 ”之类的选择题选项中,究竟如何发扬和传承,依旧没有更深层次的讨论。
  
强调阅读量,对巴洛克文体类型的诗进行比较和分析    

  考试1:德国文理中学毕业会考——只有会考合格的毕业生才有资格进入综合性大学深造。高校录取新生也会以文理中学毕业证书或与之相等值的文凭为依据

  作文题目:对Barock(巴洛克)文体类型的诗进行比较和分析。

  详细:与英国一样,德国的学生也可以依据其喜好与发展方向自由选择学习课程与重点科目,以此作为进入大学院校的准备。德语或一门在中学第一阶段就已持续学习的外语则必须列为考试科目。

  题目中的巴洛克文体指的是欧洲1600-1720年间的一种文学表达形式。学生不仅对那段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有清晰的了解,还要能够举出可供“比较”和“分析”的诗作,这是德国德语考试多年来的基本形式,而这些作家和书目学生在高中阶段都读过,范围都是事先给定的。学生不需要去背诵各种范文,只要老老实实去读这些大部头经典,备考的过程,就是学习和充实自己的过程。

  考试2:法国高中毕业会考(LeBaccalauréat,简称BAC)

  问题:卢梭说:“我们对同类的感情,更多产生于他们的不幸而不是他们的欢乐。为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基础是利益,因共处逆境团结在一起的基础是感情。”试分析卢梭论《人类的幸福、不幸和社交性》一文的哲学含义。

  详细:正如前文所说,哲学是法国每一位参加高中毕业会考学生的必修课,此题则是2009年科技类考生的作文题。对于从小就开始“背哲学”的法国学生而言,题目并不算是困难,整个中学所教授的哲学其目的都是要让学生学会如何架构文章的逻辑性,分析题目、比较、解释与批判,“不只是背一段哲学家的名言,让哲学家回答问题”,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理解与转化。

  点评: 美国曾在《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中提出:“必须帮助所有的孩子阅读,要建立一支百万支援导读的大军,帮助读完三年级的能独立阅读。”并采取了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团体共同协作的办法,实现全民阅读。作为一个人对文明达成共识的行为,阅读跟随教育一起,重新回到更多国家的文化深处。

考验研修潜力,法学加试“如何界定基本的道德权利”    

  考试:英国“剑桥法学考试”——由短文、阅读理解和问答题组成。给出一组法律条文,然后就具体的事件进行法律分析

  作文题目:“人是否拥有独立与法律之外的基本的道德权利,如果有,该如何界定这些权利?”

  详细:想要进牛津、剑桥这样的世界一流名校深造的考生,除了必须在统考科A-Level的四项考试中取得至少三科A一科B的成绩,还要再接受学校自主招生考试的考验。与全国统考不同,英国大学的自主招生考题,更多的是设置一个更高的标准,更全面的测试学生未来修学专业的潜力、情商,而不仅仅是对知识的掌握。

  如题所示,剑桥法学考试已默认,一位并没有任何法学基础的学生,都应该能够清晰的论述出“如何界定基本的道德权利”类似的问题。这自然比考生在A-Level里写的论述文要困难的多。

  点评: 和英国一样,日本冈山大学牙科专业也为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设置了类似“牙科医生必须具备的能力”的论述题,要求考生不仅仅把写作单纯的当作写作技巧和文字表达能力的展示,而是一种学习其他课程的手段和有力工具。相比而言,2012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考题中,作文题“暖”和“广告”却依旧与全国统考如出一辙。
 
  结语:当又一届的高中毕业生交出了一份份或是“中心突出”、“思想健康”,或是“审题不清”“结构混乱”的高考作文答卷时,总让那些曾经背过高考范文,在考场上为题目刻意煽情、故意感慨却毫无收获的过来人感觉到,多年以后,其实一切都未曾改变。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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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大:章子怡起诉诽谤名誉罪


星期二 六月 12, 2012 8:49 am


昨天,影星章子怡终于在香港和纽约两地,同时起诉媒体诽谤她的名誉。在香港通过香港律师Haldanes及资深大律师鲍永年起诉《苹果日报》和《壹周刊》,在美国是通过洛杉矶的Glaser Weil Fink Jacobs & Shapiro LLP律师事务所起诉《博讯网》。

始作俑者是美国的《博讯网》,有关章子怡“陪睡”、“受调查”和“禁出镜”的消息,最早由该网传出,香港的两个媒体作了转载。

《博讯》还没有收到法院的告票,但是已经在上星期收到来自洛杉矶的律师函,函中指出《博讯》对章子怡的报道是“恶意”和“错误”的,要求该报撤销有关报道,向章子怡道歉并赔偿损失。

《博讯》对此也已经做出反应。该网站声称:“博讯对章子怡小姐本人和她在影艺界的成就是非常尊重的,但作为在美国的电子媒体,博讯努力向读者提供关于中国和世界的公正的内容。博讯关于章子怡小姐的 报道没有使用侮辱性语言,只是发表了其相信是真实的信息;这个信息来自匿名,信息源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及相关案例法的保护,博讯有责任为这些信息源保 密。因此,博讯不会删除有关文章、不会道歉、不会透露消息来源、不会给予赔偿。但博讯会乐意发表章子怡小姐关于此事的有关声明或说明。”

在各类官司中,诽谤官司也许是最难打的。打诽谤官司的目的,一是为洗白自己,恢复名誉;二是为寻求经济补偿。如果是为洗白自己,也许能达到目的,因为至少通过法庭审理,可以搞清事实。如果是为经济利益,往往得不偿失,因为为了得到赔偿,原告必须首先证明自己经济上确实受到损失,还要证明该经济损失和所告的诽谤言论有直接关系,这对于“名人”来说尤其困难(例如要公开自己的经济来源和细节等)。美国保护言论自由,“名人”告诽谤罪是难上加难,更何况“名人”完全可以通过媒体澄清事实。若干年前吴征和杨澜在美国告曹长青“诽谤罪”,最后不了了之。

来源喜乐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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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是文学的最佳模式


星期二 六月 12, 2012 8:45 am


《人民日报》,2011年07月29日

  了解真相是人类精神生活特别迫切的一种需要,当记录事实和揭示真相的工作被小说弃置一旁的时候,纪实文学的意义和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最近几年,各种形式的纪实性写作,包括人物传记、回忆录、访谈录、“口述历史”越来越受社会的关注,越来越受读者的欢迎。

  就我自己近些年的阅读经验来说,印象深刻的,多是纪实性的作品,而较少非虚构的小说作品。例如杨宪益的《漏船载酒忆当年》、丛维熙的《走向混沌》、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野夫的《江上的母亲》、喻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赵瑜的《寻找戴莉》、卢新华的《财富如水》、齐邦媛的《巨流河》等大量的纪实性作品。

  拿到一本杂志,我也总是先读纪实性的作品,例如《上海文学》上袁鹰、陈若曦等人回忆往事的散文,《北京文学》上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收获》杂志上“河汉遥寄”专栏的文章,《人民文学》杂志的“非虚构”栏目作品,《西湖》杂志上董学仁的“自传与公传”,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按说,我是研究小说理论和当代小说创作的,应该对小说作品更感兴趣才是,为什么阅读热情反倒在彼不在此呢?

  我细想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小说大都写得太虚假、太琐碎、太无趣。事实上,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的好几个朋友,都很喜欢读小说,而且也很有读小说的耐心,却也有着与我同样的感受。有些获了大奖的小说,他们翻了三四遍甚至七八遍,可就是读不进去,最后,只好废书不观。就这样,因为无聊和虚假,小说成了一种怪异的事物——阅读这样的作品便成了痛苦的折磨,而不再是快乐的精神享受。

  本来,小说是一种最受读者欢迎的大众文体,因为,它能通过虚构,抵达更高意义上的真实,为读者提供更加广阔的生活画面和更加丰富的真实信息。然而,现在的许多小说家缺乏对小说最重要的特征——“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尊重。他们把“虚构”当做一种不受节制的特权,所以,无论叙事,还是描写,都表现出一种极度随意和任性的态度。表面上看,有的小说作品的细节描写生动、鲜活,很具有生活气息,但是,本质上却芜杂而琐碎,缺乏最基本的真实感和意义感。作者在描写人物的对话和行为的时候,只是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想一路写下来,完全无视人物自己的性格和思想,如此一来,小说的虚假和不可信,便不可避免,而日渐失去读者的信赖,也实在是势所必至的事情。

  其实,求真实,忌虚浮,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实录精神”,或称“直笔精神”,一直是我国历史叙事和文学写作的重要法则。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引刘向、扬雄之言,赞扬《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史记》所包含的写作伦理不仅成为几千年来影响我国的历史叙事的“百世大法”,而且对我国的小说叙事,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谓“实录精神”就是尊重事实的精神,就是追求真理的精神,而这些精神,与现代小说理论所强调的“客观效果”和“真实可信”是一致的。曹雪芹在说明自己写作《红楼梦》的原则时所强调的那种“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老实态度,体现的就是别样形式的“实录精神”。

  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虚构性的作品所存在的问题,为了矫正当下文学创作的虚浮不实的风气,一些杂志和出版社,便大力提倡“非虚构写作”,借以强调现实感和真实性的价值和意义,而《巨流河》等纪实性作品的出版,同十多年前《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出版一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

  了解真相是人类精神生活特别迫切的一种需要。只有了解真相,人们才能获得一种踏实而安全的感受。德国作家伯尔说:“真相是一个必须被接受的信息——它被交付给人类,是一项人类必须去完成的任务。否认真相——就如同逃学,可惜的是,谁也不能永远逃学。”当记录事实和揭示真相的工作被小说弃置一旁的时候,纪实文学的意义和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马尔克斯说:“真实是文学的最佳模式。”当代的纪实文学的繁荣,不仅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和深刻,也给虚构性的小说写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文/李建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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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frankjiang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9:38 am

祝福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Laughing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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