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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沪宁：着手政改，必须对“文革”有深刻反思
星期六 六月 23, 2012 12:32 pm
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能阻止“文革”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范围，但当时的体制没这种能力。1954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就被文革破坏，这值得仔细研究。
所以遵守宪法体制很重要，如果不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就可以将公民带走，干涉他人的人身自由，或用暴力威胁其他公民甚至冲击学术活动而不受追究，就有文革死灰复燃的危险。二十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前我们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然而我们有理由不时反思那场内乱。以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
一个民族应该把自己最令人痛心的教训当作一面镜子，时时擦拭，时时映照，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重犯历史性的失误，使整个民族能够持续进步。“文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从观念上说，没有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字当头”等思想路线，是一个直接思想根源。然而，没有一定的条件，“文革”是难以形成的。除了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外，政治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原因。
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反思“文革”，是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一个尤为重要的方面。近年来，人们从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经济等各个角度考察和分析文革，但从政治体制上来反思文革尚做得很不够。政治体制往往是在对一定政治动荡的反思中逐渐走向健全的。一种政治体制，不可能一建立就十全十美。它要在运转中、实践中和动荡中来不断认识自身中的欠缺、弊端和不足，然后来健全和完善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渐进过程，政治体制最后便会积重难返。文革固然是一场大浩劫，但它也给我们考察我国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依据。温故而知新，今天在我们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对文革做深刻的反思，是不无裨益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应当说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该能够阻止“文革”的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均不符合科学和民主的政治程序。但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没有这种能力。一九五四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子就被文革彻底破坏了。这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的。其他原因暂且不论，我们从政治制度角度来对文革做一反思。从政治体制的技术角度分析，可以看到下面一些环节的结构和功能与文革未能被制止有一定关联：
一、作为国家政治生活领导核心的执政党内部没有形成一整套健全的民主制度。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艰苦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党在人民群众中崇高的政治威望，对社会政治生活行使着全面的领导权，这是适应我国发展道路的。但是，随着后来局势的变化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阶级关系判断的失误，当时党的领袖的民主观念逐渐薄弱，“主观主义和个人独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到文革发动前夕，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形：党对社会生活有着全面的政治领导权，而党的领袖对党又有绝对的领导权威。所以，在党的领袖错误决定发动文革时，我们党内不少不同意这么做的干部和党员已无能为力。党内民主制度的不健全，致使我们党无法阻止发动“文革”的错误行为，结果给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损害。
二、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不能切实有效地行使权力。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按理对发动文革这样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应当有庄严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但实际上文革开始不久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就不起作用了，国家主席等国家领导人都被排挤到一边，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国家权力机关对这场涉及中国前途命运的政治动乱没有任何制约和牵制能力。当然，这和没有严密的党政分工体制有关。由于党政分工体制不健全，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制衡关系也没有明确建立起来。没有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在一个方面发生偏向时，社会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政治生活中缺乏有力的宪法保证。文革的发生和进程，实际上完全不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和宪法规定。“文革”中的种种做法和手段也是完全不符合宪法的。宪法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权限、规定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程序。但“文革”不按任何程序地“打倒一切”、“全面夺权”使国家机关陷于瘫痪。宪法规定了国家主席、人大代表和公民的权利与地位，然而在“文革”中这些权利和地位根本没有得到保障。没有一定的专门的宪法保障机构，也是文革发生的条件之一。
四、在社会生活中缺乏一套独立的司法体制。“文革”当中，有许多违反法律的行为，实际上没有什么机构能加以束缚。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缺乏行政诉讼系统，对政治机构侵犯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的行为无处申诉，“四人帮”及其爪牙控制的政治机构可以为所欲为，一般公民无可奈何。另一方面，“文革”破坏了一般诉讼体系，公民之间发生的侵害权益的行为也无处申诉，结果出现了一些人打、砸、抢，出现了严重的侵犯人权和人的尊严的行为。不仅如此，公检法机构甚至合而为一，被用来推行“文革”，完全谈不上司法独立。这样“文革”愈演愈烈。
五、政治体制上没有完善的纵向分权机制。建国以后，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照般苏联模式的原因，结果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对于促进一个不那么发达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其有效的一面，但也给政治生活造成了潜在的可能性：即如果发生失误，则整个社会都会被卷入进去。地方没有相应的权限，对上级决策没有法定的自主性。如果给予地方一定的权力，这些权力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宪法规定来行使不受干预的话，那么在发生“文革”这样的内乱时，各地就有可能不被强行卷入一场错误的政治动乱中去，一般机构也无法强迫地方政府做出与宪法相悖的行为。由于过去缺乏这种机制，所以地方在发生“文革”时无能为力。
六、没有形成健全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任何一个政治体制的活动，无论是合乎宪法的活动还是不合乎宪法的活动，均需要一定的人来作为活动的主体。“文革”发生时，由于没有严格和严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结果为“四人帮”打击迫害忠良、安插和提拔帮派人物提供了可能性。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担负一定政治责任的工作人员，应当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任命或罢免，不能象“文革”那样毫无程序地任命或罢免干部。国家相当一级的工作人员，都应通过权力机关来任命或罢免。如果干部制度能保证人民相信的干部担任政治责任，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制“文革”。然而，这套体制在“文革”发生时没有牢固地形成，这样在稳定时期可能有效的干部制度，在内乱中却成了一个重要的不利因素。
七、政治生活中缺乏严密的制度来保障公民的权利。“文革”虽然是一场危及整个政治体制的政治动乱，但它实际上也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一场灾难。“文革”能够发生的一个社会原因，是社会广泛缺少尊重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传统。象“文革”那样的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内乱，如果是在一个每位公民都坚信民主、任何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行为均要受到法律制裁和社会谴责的社会中，这种情况是难以发生的。社会民众缺乏牢固的民主法制观念，政治体制有不能有效惩罚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行为，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诚然，即使从政治技术上考察，“文革”形成的条件也不限于上述几端，但上述几端为其中的基本。一个社会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可以视为一项工程——政治工程。政治工程为社会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提供有效的技术和设备，保证社会政治生活按照人们选择的原则和方式展开。一定的政治理想、政治观念和政治原则，均需要经过周密的政治工程建设之后才能切实有效地实现。没有一定的政治工程，政治原则是难以实现的。政治工程需求政治技术。经过对“文革”的反思，人们有了这样一个感觉，过去我们忽略了政治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人民民主专政获得了实现的基本条件。但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如何从政治技术上来建设民主法制的工作，结果当“文革”发生时，没有健全的政治体制来控制和阻止它，反而自身顷刻之间就被内乱破坏了。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从十年前开始，我们就高度注重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措施来健全和完善政治体制。近年来又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从技术上保证政治体制的各个环节能够合理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党政关系、各项权力之间的关系、宪法保证制度、司法体系、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关系、干部制度和社会民主化等方面，通过系统的政治工程，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成为一个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政治体制。
通过对“文革”这场内乱的反思，人们深切感到，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应大力开展政治技术研究。一方面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发现和创造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政治技术。另一方面，应当比较和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采用的政治技术，对其中合理和科学部分应该加以引进，为我所用，包括社会政治制度相似的国家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有不同的政治原则，这一般是不能互通的。但是作为政治体制，每个人类共同体都会面临一些相似的社会性事物和要求，都会出现一些相同的矛盾和问题。为满足这些要求，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政治技术，有些往往是互通的。正象不同经济制度下的经济管理技术可以引进一样，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治管理技术部分也可以引进，或加以改造。当然，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特殊的东西。只有研究并采纳了世界上一切科学合理的政治技术，才能建设一个完美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在“文革”之前，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这方面工作没有进行。今天，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治制度，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只有这样，“文革”的悲剧才不会重演，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会得到空前的发展。
如何实现党内民主，有没有方向？当然也有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起来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基本路子是：分权制衡。然而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以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俄国共产党都是走向集权制道路。集权制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集权制害了共产党，害惨了共产党！
有朋友说，如果我们有蒋经国那样的领袖人物来推动民主宪政就好了。但是不管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作为公民，都应当尽力去推动。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全国上下包罗万象都由各级党委说了算。而这应该是全民来参与的。一个良好的环境，要靠相关人士（体制内、外的人士都包括在内）共同投入体制变革来争取，等是等不来的。
有人说，政治制度改革难就难在高层，其实世界上没有不难的事，高层也要靠老百姓来推动。
一、关于党内民主
我想提个问题：党委归谁领导？有人说：是党委书记。
实际上应该是“党代表大会”来领导党委、授权党委和审议党委的工作。有人只知道党委一元化领导，实际上党内民主要求三权分立。
党内民主有哪三权？
一是党代表大会行使决策权；二是党委行使执行权；三是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国家机构的三权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而党内机构的三权则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
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就是三权分立的，不是党委说了算，而斯大林之后包括毛泽东以来就是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集于一身，大权独揽，毫无民主可言。这样做的后果十分严重。
破坏权力制衡，将生杀予夺大权集于一身的斯大林最积极从事的工作之一是排除异己、滥杀无辜。据统计，对十月革命进行过政治领导的全部24名党中央委员中，先后有14人被斯大林杀害；从军事上领导十月革命的60名军人中，有54人被斯大林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9人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其他共产党员共有120多万人被逮捕，其中很多被处以死刑或被判徒刑。
同样的问题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没有三大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却有三大人祸：1957年反右，打了三百多万右派；1958-1960年高举三面红旗打了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饿死四千多万人；1966-1976年文革整了1亿多人，其中死了两千多万人。
一个非常重要但是经常被我们忽略的事实是：这些重大决策都没有经过执政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党的代表大会，而是由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个人决策的，朕即中央，朕即党。让我们发挥想象力，试问一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四位领袖人物，他们之间有没有互相监督的制度呢？可惜没有。由于权力之间没有互相制衡，以致于像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都无法制止，刘少奇甚至还被活活整死。如果毛、周、朱、刘不是集中在以毛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中，而是分别担任党代表大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四套机构及四位领袖能够互相监督的话，毛泽东还能那么畅行无阻，让其妻子江青出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要职，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机制，不但不会妨碍决策的效率，反而会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简而言之，这种制衡能够实现，将是一种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而防止“集中力量办坏事”的制度安排。
现在中共有8500多万党员，如果所有党员都能说话，让党的代表大会充分发挥作用，那对全党和各地工作就会带来很大的起色。“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让党的内部多样化，互相争鸣、公平竞争，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中国共产党自从“十二大”以来，尤其是十七届四中全会以来，在改进党的建设中已经取得很大成就。面对即将召开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使党少犯错误、不辱使命，我们需要在系统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党内分权制衡的改革。为此，我提出了一套党内改革方案，供研究参考。
建议落实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为党组织的权力机构，县级以上（包括县，下同）各级党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三个级别相同的机构：党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党的执行委员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它们各自的职责简述如下：
（一）决策权
县以上各级党代表大会实行党代表常任制（每届任期五年）和专职专薪制。党代表的薪金由相应一级党的组织发给。为了提高效率减少支出，党代表人数要大幅减少。全国党代表大会代表为500人左右，县党代表50人左右，省、市依此类推。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代会常务委员会，为党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筹备和召集党代会）；其人数为党代会代表人数的1／10，并设常务主席1人、副主席 1人，处理常委会日常事务和组织调查研究。各级党代表大会职责与现行党章规定大体相同，但要增加一项：每年举行一次大会，审议同级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督促其严格执行党代会的决策。遇有紧急情况，由党代会常务委员会召集党的非常代表大会。
党代会代表按一定程序对执行机构和纪检机构的主要领导干部有选举权和罢免权，但无权插手其具体业务活动，同时他们还受全体党员投票者的制约。这样的分权制衡恰恰有利于增强党的生命力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
只要我们共同努力，这个前景是可以争取的。
（二）执行权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7～9名委员，组成同级党的执行委员会，设书记1人、副书记1人。县以上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在人数和职权上大体相当于目前各级党委常委。目前各级党委的领导权实际上就是由常委掌握，普通的党委委员很长时间才参加一次全会，成了党内花瓶，不必再虚设了。
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对党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审议。执行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必须及时向同级党代会常务委员会通报备案。
党的执行机构并非单方面接受决策机构的监督和制约，它在执行工作中如果发现决策有误或不甚完善，可以对决策机构提出抗辩，并提请下一次党代表大会重新审议。这就使党的
重大决策有了修改和完善的余地。
（三）纪律检查权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5～7名纪检委员组成，设主任1人、副主任1人。
纪检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对同级党的领导干部（包括党代表大会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进行纪律检查，但无权干预其日常工作；各级纪检委同时领导属下各级党的纪检委员会的工作。
大家想一想：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上级应该是谁？是党的执行委员会吗？不是的。各级纪检委员会向同级党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重大问题可以向上级直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无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应当独立于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向全国党代会负责并汇报工作。
现实生活告诉人们，执行权往往权力最大，滥用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也最大。因此，改革的重点目标应是监督和制约党务工作的执行权。在我们的改革方案中，由于党的决策机构由虚变实，党的纪检机构升格独立，便有利于上述改革重点的实现。
三种权力既然要分立和互相制衡，那么，三个机构的成员就不得互相兼职，这是不言而喻的。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如果有人被选入党的执行机构、纪检机构任职，在其任职期间，则应辞去代表职务，以免角色冲突。在过去的体制下，代表只是五年开一次会的虚职，搞点兼职似乎并无矛盾；但在党内领导制度改革之后，党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立制衡，党代表大会代表专职专薪，他再去兼任执委或纪检委，就很不合适了。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能够在党内做到分权制衡，那么一位领袖人物还能那么容易地去“集中力量办坏事”吗？而如果要集中力量去办好事，三权分立则可以使好事考虑得更细致、更全面，而严格的制衡可以保障各个权力按照合法程序去行事，从而防止“好事办坏”。
二、关于国家宪政
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不顺应世界宪政潮流；而要明确世界宪政潮流之所向，不能不对中外各国宪法进行比较研究。笔者有幸根据中国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世界宪法全书》所载中国和其他110个国家的宪法进行比较研究，颇有收获。愿选择部分成果，与有兴趣的朋友分享。究竟什么是宪政潮流？这虽然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却是可以推算出来的一种发展趋势。我选取了十八个问题进行考察，以110个国家为基数，计算相关国家所占的比重（%），主流便一目了然。
1. 56%的国家宪法规定有公民投票；
2. 66%的国家宪法规定了法官的独立性；
3. 67%的国家设有宪法监督机构；
4. 69%的国家承认或不禁止双重国籍；
5. 69%的国家元首为总统；
6. 71%的国家元首兼任军队统帅；
7. 74%的国家宪法无序言；
8. 75%的国家实行地方自治；
9. 76%的国家议会（或代表机构）实行直接选举；
10. 85%的国家不把个人名字写进宪法；
11. 87%的国家不把任何主义名称写进宪法；
12. 91%的国家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自由；
13. 91%的国家宪法对新闻出版自由有保障条款；
14. 94%的国家实行三权分立；
15. 95%的国家实行公开化；
16. 95%的国家不承认任何政党有政治特权；
17. 98%的国家宪法保障人权；
18. 99%的国家宪法没有规定实行任何专政。
如果说，大多数国家在前述十八个问题上的宪法取向，反映了世界宪政潮流的话，我们可以说：2004年3月中国人代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3条中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初步顺应了世界宪政潮流；而其他问题上，则显示了中国宪法与世界宪政潮流之间的差距以及中国宪政改革前进的大方向。
世界宪政潮流发端于十七世纪英国，成熟于十八世纪的美国与欧洲，流行已达数百年。宪政潮流的四大基本原则——三权分立、多党竞争、普遍选举、新闻自由，在国际社会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判断政治体制优劣进退的一面镜子。不是吗？上个世纪莫斯科两度易帜——1917年升起了红旗，1991年8月22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布命令，用历史上的俄罗斯旗帜（白、兰、红三色旗）取代了镰刀斧头红旗，重新作为俄罗斯的国旗。对此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评判。而用世界宪政潮流的四大基本原则来对照，就一清二楚了。
1、布尔什维克先后消灭了它的“兄弟党”：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从1921年开始，俄罗斯由多党制变为党外无党的一党制国家，显然是历史的倒退。
2、 1917年以后的俄罗斯政权同分权制衡的宪政原则背道而驰，经历了由“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力归布尔什维克”到“一切权力归党的总书记”的发展，形成了高度集权专制，红色恐怖笼罩全境。仅1935—1941年这六年多就有2000万人遭受政治迫害，其中700万人被枪决，平均每年杀100多万人。
3、前苏联宪法虽然载有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制，但实际上候选人均由执政党指定，然后交给选民去按等额投票，未列入候选人名单的人根本无法当选。选举成了年复一年、几十年如一日的愚民闹剧。
4、前苏联无新闻自由是举世皆知的，以致于前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只能靠收听美国之音来了解新闻，这就是对否定宪政原则的绝妙讽刺。
苏俄反宪政潮流七十余年，终于陷入了天怒人怨的汪洋大海。最后时刻，苏共中央通过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高官在1991年8月19日发动政变，试图挽救危局。然而，广大人民群众害怕重新回到那种一党一派垄断政权、草菅人命、控制选举、扼杀新闻自由的恐怖生活中去，因而都不支持“8•19”政变，政变三天就失败了。广大公民和他们的代表唾弃了反宪政潮流的政治体制，以致于共产党员占最大比例的苏联最高苏维埃1991年8月29日紧急会议以283票赞成、29 票反对和52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历史终于宣告，1991年三色旗在俄罗斯重新升起，是顺应世界宪政潮流的进步之举。循此思想方法，我们也就不难评估那个时代的东欧剧变，新世纪以来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事变，以及未来还可能发生的此类事变。所以说，以宪政潮流为镜，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历史变迁。
无论在中国还是前苏联、东欧各国，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认识，都提到了相当的高度——“不改革，就会亡党亡国”。但是究竟如何改，以什么为参照系，对未来新的政治体制应当怎样设计和建设，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大问题。具体而言，中国要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据某人说，关键在于它要“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沃土是什么？谁都知道，就是封建帝制嘛！中国是全球历史上帝制最发达的国家，谁要以“皇帝”为题材做博士论文，非到中国考察不可。然而，封建专制主义沃土，并非中华民族的荣耀，恰恰是中国长期落后的政治根源。谁对称孤道寡感兴趣，就让他去沾沾自喜吧。这也许是某些人强调“特殊国情”的潜台词。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喜欢帝制的阴影。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永远只能植根于过去几千年的落后惯性，那怎么能实现后来居上？那还谈什么国民革命、社会变革和“与时俱进”？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岂不是也有点道理么？
显然，后进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只能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智慧结晶，像90%以上的国家那样，走分权制衡而不是集权专制之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认识世界宪政潮流，对我们启示多多。再譬如说，当今世界七成以上的大国实行联邦制，而非联邦制国家则七成以上实行地方自治，这对于中国国家结构的设计也颇有借鉴作用。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目前，许多人除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自治以外，并不知还有一般的地方自治概念。借鉴绝大多数国家在这方面的丰富经验，认真探索和解决好地方自治，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处理好民族问题。因此，只有以世界宪政潮流为航标，我们才能拨开迷雾，看清前途，明白当代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需求，区分轻重缓急，去逐步争取胜利。
中国宪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公民的知情权是公民权利中一项十分重要的“直接民主权”，它所对应的是国家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的义务。现行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不知情，谈何管理？不知情，如何评价委托管理者即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工作水平？现行宪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不知情，如何选举公民放心满意的人民代表；不知情，如何罢免公民不放心不满意的人民代表；不知情，如何监督人民代表的工作？
公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现代宪政民主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如果公民对国家政务——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等各类“间接民主权”的信息不知情，如何做得了主人呢？
与公开化相对立的是保密，是神秘。马克思把缺乏公开化的国家机器斥之为官僚主义机构，他说：“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神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靠的是等级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社会性质。因此，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三○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版）列宁讲得也十分明白：“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列宁全集》第六卷一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第二版）现在时至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了，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尽快实现政务信息公开化，将国家机关所掌握的全部信息（除极少数法定例外），一律向公民公开。
因此，国家应当从“直接民主权”的立场，充分保障公民对国家政务及其相关信息的知情权，同时还必须从“间接民主权”的角度，明确规定国家对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的义务——公开是原则，保密是例外。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将公开化原则写进了宪法，可见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的重要性已经被普遍承认。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曾建议在宪法中规定公开化的原则和措施，并在此基础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法》，可惜至今尚未实现。一九八八年就已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可是只有保密法而没有公开法，形成的就只能是个偏瘫的制度。
正是由于我国在宪政与法制层面上对于确立公开化原则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在二○○三年上半年发生的SARS疫情中，受到重创。如果认真从那次SARS之灾中吸取教训，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在SARS疫情问题上，个别人的工作责任是次要的，关键还是在于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制度本身不健全，从而导致疫情发生初期信息传递梗阻，防疫措施滞后，病毒传播迅猛，结果夺去了过多的生命。亡羊补牢，如果没有制度性的补救，今后老百姓和国家难免还将付出更高的代价。
公开化原则意味着：国家机关及公务人员有依法公开政务及披露相关信息的义务，除非是法律有明确规定在特定时间内需要保密的，才能保密。应当保密的不保密是违法，应当公开的不及时公开同样是犯罪。公开化不能仅限于国家机关对过时的保密档案解密，那只是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中的一种情况。公开化更在于法定保密以外的全部信息必须及时地充分地向公民公布，尤其是那些关乎广大公民权利、自由、利益的重要事情和重大问题，毫无疑问在事先、事中、事后都要公布，不得有任何隐瞒，以便公民充分了解，并能进行广泛的讨论。
因此，无论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都应当建立信息披露和新闻发布制度，通过专门的公告以及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等各种传播媒体，定期地或随时地向公民通报信息、发布新闻，帮助公民了解政务情况及其相关的信息，并向老百姓提供查询这些信息的便利条件。
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例。根据公开化原则，应当在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中作出相关的具体规定，如：第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必须公开举行，如果需要召开秘密会议，必须经过法定程序批准。第二，人民代表在公开举行的各种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由秘书部门在三日内印发，并允许公民到指定地点查阅或索取；秘书部门负责定期将人民代表的发言记录汇集成册，公开发行。第三，公开受理公民、团体和社会组织旁听人民代表大会的申请。第四，正常情况时，定期举行人大新闻发布会，向公民通报人大工作；非常情况时，随时通报。第五，大会及各种公开会议均允许记者采访，允许电视台、广播电台录音、录像，现场直播或录播。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顺应世界宪政潮流，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现代民主的政党制度则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内容之一。任何政党都必须进行民主化改革，将自身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民主型的政党。而作为当今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首当其冲需要完成自身的改革任务，成为现代民主的楷模，才能切实提高执政能力，搞好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
总之，国家宪政建设与执政党内的民主改革密切相关，不可分离。所以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应当是国家宪政与党内民主改革双管齐下。
【原题：《“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2012年3月27日第5稿。作者为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原贴华夏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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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于会泳音乐手稿的启示
星期五 六月 22, 2012 6:25 am
一份于会泳音乐手稿的启示
尹晓东
今年春节，我去看望国家京剧院老作曲家张建民老师，他又谈起了四十多年前他与于会泳一起创作的那段往事，说起了他交给我珍藏的于会泳那份音乐创作手稿，并叮嘱我要好好学习和研究。离开建民老师家，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四年前，他当时拿出手稿时的那份珍视与感慨，让我至今难忘。
2008年春节前夕，上海京剧院的著名作曲家龚国泰老师随剧院来北京演出，住在地处东直门的海运仓宾馆，我与建民老师去看他。老哥俩阔别多年，一见面相谈甚欢，不约而同地回忆起四十年前在海运仓招待所一起创作的那段经历。谈话间，建民老师拿出一个牛皮纸口袋，口袋上赫然写着：“京剧现代戏《奇袭白虎团》手稿，戏曲音乐改革家于会泳主持，参加者于会泳、龚国泰、刘庄、张建民、庄德纯，另有李金泉、黄金陆、李广伯协助，1968年9月北京海运仓招待所。”打开一张张已泛黄的曲谱手稿，字迹仍清晰可辨，二人感慨良多。四十年前，他们在海运仓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创作时光，四十年后，他们又在海运仓重逢。人生真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机缘与巧合。这就是这份手稿的来历。
在我学习和工作的二三十年中，接触或听到了许多京剧音乐家的故事，他们的创作经历以及他们为京剧音乐的革新发展所作出的探索和贡献，值得我们很好地去书写和总结。京剧形成发展的二百年间，表演艺术家的贡献不言而喻，但音乐家在其中的贡献和作用一点也不能忽视，特别是建国以后，一批“新音乐工作者”与京剧艺术家合作，使京剧音乐创作逐渐从民间性向专业性过渡，尤其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京剧现代戏的排演，音乐家们在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更是划时代的。这些音乐家的历史贡献应该让人们记住，这其中最值得写但也是最难写的，当属于会泳。文革已结束三十余年，今天人们在认识和评价那一时期创作的一批现代戏特别是被册封为“样板戏”的一批剧目时，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情绪化的或带有纯粹政治取向的评判态度。这些年对“样板戏”音乐创作成就的研究文章和专著已经开始出现，但涉及到当年的主要音乐创作者和组织者于会泳在那个时期所具有的作用和影响，还是讳莫如深，因为他身上毕竟有很强的政治烙印。但当我再次翻阅于会泳的音乐创作手稿时，还是准备知难而进。因为这份手稿既有一段往事钩沉，又能窥探京剧音乐革新发展的轨迹。
于会泳是在完成了上海京剧院《海港》和《智取威虎山》的一轮修改后，1968年9月被派到中国京剧院参与修改重排《奇袭白虎团》，并负责该剧的音乐创作的。中国京剧院为了完成好这部戏的创作任务，排出了李光（饰严伟才）、杜近芳（饰崔大嫂）、王晶华（饰崔大娘）、冯志孝（饰政委）、李长春（饰团长）的强大主演阵容。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原因，这出戏只在当年完成彩排后就搁置了。因此，在于会泳的创作经历中，他和中国京剧院的这次合作鲜为人知。这一版的音乐与后来山东京剧院拍成电影的那一版完全不同，从音乐主题的设计到唱腔的布局安排以及乐队的编配形式，都体现了于会泳的音乐思维和创作方法。这一版本的《奇袭白虎团》没有使用“志愿军军歌”的素材作为音乐主题，而是创作了新的旋律作为音乐主题在剧中加以贯穿。从这份手稿中可以发现，在最初几部“样板戏”的修改定稿和后几部戏的创作中确立的音乐主题或特性音调贯穿的创作手法，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已经开始尝试性的运用了。于会泳的确是一位全才的京剧作曲家，这份手稿中可以看到他在写作一段唱腔时，常常把唱腔、伴奏和配器以至于和声功能和织体都考虑到了，并将音乐和唱腔写成缩谱。这种立体化的创作思维和能力，今天也鲜有人能望其项背。难得建民老师是位有心人，这份手稿中除了定稿曲谱外还保留了若干草稿，从中可以看到一段唱是如何经历了反复推敲、精益求精、追求准确和完美的创作过程，其中崔大娘的一段“你侵略朝鲜把战火放”的中型唱段，就经过了多次修改，唱腔定稿后，从笔迹上判断，还有两位作曲家分别做了两种不同的配器处理。有一次我见到当年在剧中扮演崔大娘的王晶华老师跟她提及这段唱时，她赞不绝口，而且张口就唱。一段四十多年没有唱过的戏她至今还能记住，足见这段经过精雕细琢的唱段是多么地深入人心。剧中严伟才的一段“心潮翻腾似浪卷”的核心唱段，建民老师特意做了“艺术价值很高的一段京剧唱段”的标注。这段成套唱腔结构缜密，旋律新颖别致，最有价值的是曲调上的突破与创新。这段唱从【反二黄导板】、【回龙】、【慢板】、【原板】转入【西皮原板】、【快板】，这一远关系转调方式不仅传统戏没有，即使后来的现代戏创作中也从未见过，这不能不叫人惊叹于会泳的匠心独运与大胆创新意识。以京剧的曲调特征而论，【反二黄】善于表达人物内心复杂的情感，【西皮】则善于表现慷慨激昂的情绪，而此时的严伟才从心潮翻滚、思绪万千，到义愤填膺、斗志坚定，显然于会泳设计的这段唱从【反二黄】转到【西皮】比山东版的【西皮】到底，从腔词关系和人物情感上看，更为恰当和准确。遗憾的是这一版《奇袭白虎团》未能上演，于会泳精心设计的这一段唱未能面世。但有意思的是，当我将这段唱的【反二黄】部分与《磐石湾》陆长海的“怎能忘”做比较时，意外地发现两段【反二黄】在结构和旋律走向上有许多相近之处。我不禁想，莫非是于会泳的苦心孤诣没有实现而心有不甘，将这段唱的【反二黄】部分移植到了《磐石湾》？当然，这纯粹是我的主观猜测。
汪人元在他的专著中有过这样的论述：“‘样板戏’音乐创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和可贵的经验积累，他们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旋律写作与乐队编配两个方面。”人们在论及“样板戏”的音乐成就时常常会谈到它对京剧伴奏形式的拓展和丰富，最具标志性的是西洋管弦乐的引入。此前一直有种说法，认为“样板戏”的中西混编乐队是于会泳在1969年《智取威虎山》拍摄电影时确立的，但这份手稿提供了新的例证。这一版的《奇袭白虎团》在乐队编制上除京剧四大件外，木管组使用了2支长笛、1支单簧管、1支大管，加排笙、笛子、唢呐各1支，铜管组运用了2支小号、2支圆号、1支长号，弹拨组使用了琵琶、中阮、大阮，弦乐组由高胡、二胡、中胡、大提琴、低音提琴组成。这一编制除弦乐组外，同后来“样板戏”确定的中西混编乐队的编制基本上已经相差无几了。这就说明，于会泳实际上早在《智取威虎山》以前就已经开始思考和尝试将西洋管弦乐引入京剧来丰富其伴奏形式了。这就是这份手稿又一个有价值之处。
几年中，我多次翻阅于会泳的这份手稿，而每次翻阅都有新的发现和收获，在“样板戏”定稿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加以规范的一系列音乐创作原则和方法，都能从这份手稿的研究分析中找到其探索和发展的足迹。张庚先生在汪人元的《京剧“样板戏”音乐论纲》一书的序言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戏曲改革在音乐创作上有着许多经验，而‘样板戏’音乐创作的经验是其中比较突出的，说它是最突出的大概也不过分。”“样板戏”前前后后的创作过程中有许多音乐家参与其中，它的音乐成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于会泳作为当年许多戏的主要创作组织者和作曲者，他在其中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一直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从于会泳参与创作或修改的《海港》《智取威虎山》《龙江颂》《红灯记》《磐石湾》，到他基本独立完成的《杜鹃山》，可以看到他提出的“样板戏”主题贯穿手法、特性音调运用、唱腔布局原则以及中西混合乐队的定编，这一整套系统的创作思路和方法，不仅在当年不少戏中有了实践成果，而且影响到当时京剧音乐的创作走向。
于会泳在京剧音乐创作方面的成就与历史贡献绝不是偶然的，这与他自身的理论积淀、那个时期的人才聚集以及具备的客观条件密不可分。于会泳是在1965年初作为上海“戏改音乐小组”负责人介入京剧音乐创作的，但他对民族音乐以及京剧音乐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却早就开始了。1958年，他就参加了上海音协同上海剧协联合组建的“京剧音乐研究小组”，在这个小组中他和大家探讨传统京剧音乐在现实应用中发展的可能性。此时，他对民族民间音乐综合研究的构想已经开始形成，这是一个宏大的建立民族音乐理论体系的构架，而且在六十年代初即完成了《民间曲调研究》和《腔词关系研究》，并在上海音乐学院讲授。其间，他还开设了《戏曲音乐创作》专题讲座。《腔词关系研究》是专就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创腔实践提出的研究课题，涉及腔词音调关系、节奏关系、结构关系，其目的是总结民族民间音乐创作在腔词关系方面的经验，研究如何继承传统的规律和方法，又如何发展这些规律和方法。这个研究专题在当时就使音乐理论界和作曲界广为瞩目，但随着于会泳在政治上的毁灭，这项研究成果也成为封存的历史。几十年过去了，我特别钦佩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的勇气与胆识，于会泳的这部《腔词关系研究》在2008年由他们正式出版了。同时，非常难得的是，当年听过于会泳讲授《戏曲音乐创作》专题讲座的人将他的讲课提纲保存了下来并进行了整理，这个专题既是他对刚刚兴起的京剧现代戏音乐创作的理论研究成果，又成为他后来投入京剧音乐创作后的实践基石。这个专题中讲到的戏曲音乐在戏曲中的作用及其任务、唱腔设计的一般原则、戏曲音乐如何塑造英雄形象、配乐设计的六项原则等等，对于今天的创作实践仍具指导意义。当我们了解了于会泳在理论上的这些重要建树后，再看他在实践中的成功就不足为奇了。
在京剧艺术的历史星河中，大师辈出，群星闪烁，表演艺术家始终是最耀眼的星辰。虽然不同剧种最显著的标志在于音乐，但以表演为中心的戏曲，表演艺术家的耀眼光芒往往还是胜过了音乐家的光辉。我以为，音乐在戏曲中是具有DNA特征的，它是区别不同剧种最显著的标志，是剧种的“身份密码”。我常说，如果我们打开电视在关闭声音的情况下，仅看表演你是很难判断它是什么剧种的；反之，假如你只听演唱，则很容易判断出什么剧种，这就是音乐在剧种中所具有的标志性特征。剧种的时代风貌是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但音乐的时代性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戏以曲传”、“戏以曲兴”，戏曲音乐家对于剧种建设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于会泳既是一位理论家又是一位实践家，他在理论与实践方面所作出的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今天仍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2008年5月，文化部艺术司与中国戏曲音乐学会在厦门联合召开了一次全国戏曲音乐创作研讨会，会上与会专家在总结探讨当代戏曲音乐创作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同时，就有不少学者提出应该突破政治桎梏，对“样板戏”的音乐创作经验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和总结，包括对于会泳的评价。我以为，对于会泳在艺术上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其目的不是简单地对于会泳个人贡献的认定，更重要地是如何看待“样板戏”音乐创作的历史经验，同时从这一评判中去关照现实创作中的得失。
对于会泳这份手稿的研究，也引起我对京剧音乐发展现状的一些思考。考察当下京剧音乐创作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既缺乏理论指导，又缺少人才支撑，今天的京剧音乐创作是在一种各行其是状态下的无意识推进，因而无法形成有明确方向感的整体发展态势。追根溯源，还是与在理论上对音乐在戏曲中的作用和地位认识不足，在实践中缺乏当年大规模的人才汇聚有关。于会泳的成功与那个时代有关，他的毁灭也与那个时代有关，正所谓成于斯、毁于斯。我曾臆想，假如于会泳没有陷入文革政治漩涡而自杀，假如他的理论研究及其创作实践再延续若干年，会对今天京剧音乐创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下的京剧发展态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但历史没有假如。
京剧音乐还需不需要发展？今天这个设问一点也不奇怪，特别是京剧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当下对于传统艺术的革新发展变得越来越小心翼翼，稍有破旧立新之举，就被视为离经叛道或欺师灭祖。翻开世界艺术发展史，我们会发现，西方音乐剧与中国京剧形成的年代相近甚至还略早一点，这为我们提供了将同是“以歌舞演故事”的两种艺术形式作类比的可能。对比之后，我们发现两种艺术形式的现实境况大不相同。是因为欧美人在世界文化遗产面前自惭形秽，还是由于音乐剧今天仍生机盎然而无需保护？反正“非遗”名录中未找到它的身影。音乐剧不断与时俱进，而京剧却人为地陷入濒危。“非遗”对于倡导重视和保护传统者，犹如一顶保护伞；而对于锐意改革创新者，却成了难以冲破的藩篱。如何处理好传承和发展的关系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马可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一些观点，今天读来，还让我们获益匪浅。他提出：“我们为什么要继承传统？难道仅仅是为了保存遗产？果真如此将它放到博物馆去岂不是最妥善的办法？”他说：“继承和发展是不可分割的，真正的发展必须继承，真正的继承也必须发展、突破。只要是正确的遵守了戏曲发展的规律和原则，为了表现新的生活、思想、感情的需要，就可以突破。”实际上，京剧音乐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它形成发展的过程中还有许多艺术命题有待完成，我们不能用回归本体的退守来遮掩创造力的缺失。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戏的创作留给了我们无尽的话题，那个年代的艺术家也包括以于会泳为代表的音乐家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宝贵的艺术财富，他们的这些经验不是唯一的绝对的，但京剧音乐需要不断的“推陈出新”却是不二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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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暨文化界就“许如辉案败诉”声援名单
星期五 六月 22, 2012 6:21 am
作曲家暨文化界就“许如辉案败诉”声援名单
这是五年前，许如辉后人诉原上海沪剧院造反派头头，被永远开除出党的汝金山剽窃许如辉作曲作品，被上海法院蛮横践踏著作权法，判非所诉，将作品著作权，既非判给原告，又非判给被告，而判给了案子局外人杨飞飞。理由是唱腔是流派演员唱出来的，而非作曲家作出来的。根据这一理由，许如辉一生为上海戏曲所作近百部作品，一笔判为乌有！而所谓专家鉴定，仅是对音乐一窍不通高义龙的证词。高义龙，四人帮上海写作班子“石一歌”骨干份子。因此引起文艺界专家们大量责疑，但上海法院置若罔闻，视党纪国法如儿戏，因此引起专家学者声援。
上海法院千钧一判，为【中国司法史】留下千古绝唱！自鸣得意之余，还以《上海文艺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名义出版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书，其中张重光所写《抽丝剥茧，还原历史真相——杨飞飞名曲伴奏作曲署名权纠纷案辨析》一文赫然在列。意欲将此判“经验”向全国推而广之，目的是否定戏曲作曲所有辛勤劳动果实。流毒不谓不毒！
以下仅是声援许如辉专家名单部分：
。陈钢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曲之一）
。赵季平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电影《红高梁》、电视《大宅门》等作曲）
。舒铁民 （中国歌剧舞剧院作曲，歌剧《红云崖》、《救救她》（合作）、《贺龙之死》，舞剧《牡丹亭》（合作），民族管弦乐曲《将军破阵乐》等作曲）
。龚国泰 （上海京剧院作曲，京剧《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盘丝洞》《廉吏于成龙》等作曲，《智取威虎山》等配器）
。顾冠仁 （上海民族乐团原团长，《春天组曲》、《星岛掠影》、《将军令》等作曲）
。奚耿虎 （上海沪剧院作曲，上海长宁沪剧团团长，沪剧《被唾弃的人》、《母子岭》、《樱花》等作曲）
。金国贤 （上海京剧院作曲，京剧《大唐贵妃》《成败萧何》、《小吏之死》等作曲）
。李樑 （上海昆剧团作曲，昆曲《长生殿》、《班昭》等作曲）
。高鸣 （上海越剧团作曲，越剧《红楼梦》、《彩楼记》等作曲）
。贺孝忠 （上海合作/静安越剧团作曲，越剧《血手印》、《光绪皇帝》等作曲）
。金羽 （苏州吴县沪剧团作曲，沪剧《雷锋》等作曲，上海闵行区道教学会会长）
。王绍庭 （上海师范大学原副系主任，作曲）
。王玉筝 （河南省艺术研究所原所长，豫剧作曲）
王玉盟 （河南省音乐家协会艺术培训部主任，音乐评论家）
。赵开生 （上海评弹团作曲，弹词开篇《蝶恋花》作曲）
。顾晓鸣 （复旦大学历史系原系主任）
。蒋星煜 （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大教授）
。李惠康 （上海艺术研究所原副所长）
。钱乃荣 （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原系主任）
。周良材 （上海戏剧家协会原艺术室主任，文艺评论家）
。毛时安 （上海文广局副局巡视员，文艺评论家）
。李果 （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上海虹口图书馆馆长）
。董龚良 （上海虹口图书馆副馆长）
。关依萍 （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文献部主任）
。翁凌红 （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馆长助理）
。陈思和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唐晓聪 （上海市文学艺术家权益维护中心）
。李岩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音乐年鉴》主编）
。黄旭东 （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研究会秘书长）
。忻鼎稼 （复旦大学计算机系教授）
。李宗海 （北美《世界日报》专栏作者）
。陆才耕 （上海勤艺沪剧团原副团长）
。陈锦坤 （上海勤艺沪剧团原主胡乐师）
。黄式宪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罗嘉美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教授）
。王碧霞 （上海爱华沪剧团原剧务 ）
。戴中孚 （原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
。杨兰春 （国家一级编剧，中国剧协顾问，河南省文联顾问，河南省剧协名誉顾问，豫剧《朝阳沟》编剧、导演）
。许 欣 （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理事，河南省豫剧三团名誉团长，豫剧《朝阳沟》导演之一）
。刘景亮 （河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艺评论家）
。方可杰 （河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作曲家）
。李仲党 （民盟中央委员，河南省音协副主席，秘书长，豫剧《香魂女》作曲）
。王 建 （河南民族管弦乐学会秘书长，古筝演奏家）
。左奇伟 （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特聘教授，著作《豫剧唱腔赏析》）
。雷桂花 （河南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国家二级编剧，著作《常香玉传》）（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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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圈如隔山
星期四 六月 21, 2012 7:55 pm
中国很大，圈子很小。尤其文艺圈，不管主流的还是非主流的，都自动划成一个个小圈子。圈子内部，熟得不分你我，一出圈子，就得靠别人介绍了：“这位是王麻子先生，著名作家！”“这位是李狗蛋先生，著名导演！”被介绍的王李两位赶紧作谦虚状，其他人则作久仰状。照理说，这都“著名”了，还用得着介绍身份和头衔吗？不然！现在圈子太多，隔圈如隔山，你再著名，也只是在这个圈子里著名，别的圈子谁知道你啊！韩寒著名吧？郑渊洁著名吗？你去我们村儿打听打听，乡亲们只知道村主任是谁，绝对不知道韩寒和郑渊洁是谁。所以现在跨圈交际，有个中间人作介绍是很有必要的。
要是没有中间人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文艺圈的法宝是“提人儿”。“那个谁谁谁你认识吧？”“不认识。”“他就是谁谁谁的校友啊！”“哦，那他也是我的校友。”“我就是他表弟的前女友的初中同学！”一条曲里拐弯的关系桥架起来了，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站在桥上相见恨晚。
现在文艺圈正在猛刮民国风，我们假定民国的文艺圈也喜欢“提人儿”。譬如冰心跟沈从文都是著名作家，但是他们俩当初不在一个圈子，彼此不认识。两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沈从文在上海租房时期，跟冰心的弟弟谢为楫交过朋友；冰心在燕京大学念书时的国文教授是周作人，周作人的哥哥是鲁迅，鲁迅在报纸上骂过沈从文。
好了，我们先让沈从文跟冰心“提人儿”：“冰心老师，您知道谢为楫是谁吧？”“当然啊，他是我弟弟！”“我就是你弟弟的好朋友，叫沈从文。”要是冰心跟沈从文“提人儿”呢，一定会从鲁迅开始：“听说沈先生跟鲁迅先生有过笔战？”“是啊，你怎么知道？”“我听鲁迅先生的弟弟周作人说的，周作人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我叫谢婉莹，笔名冰心。”
事实上，民国时代跟咱们现在一样，也确实流行“提人儿”。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您知道吧？他第一次见冰心，是这样自我介绍的：“你爸是不是谢葆璋？”冰心说是。“我跟你爸是老同学呢。”从此冰心喊张伯苓“世叔”。
早年我还在报纸上瞧见过金庸先生“提人儿”，说钱学森是他的表姐夫，徐志摩是他的舅表哥。金庸没有接着往下提，其实徐志摩还是梁实秋的铁哥们儿，梁实秋又是吴文藻的同班同学，吴文藻是冰心的丈夫，冰心是宋美龄在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念书时的学妹，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夫人，蒋介石看过金庸的小说……如此顺藤摸瓜地往下提，很快就能从文艺圈提到政治圈，这叫“跨圈提人儿”，是跨圈交际的法宝。
中国新闻周刊
Author:李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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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秘史剧——京剧本《笑面人》第七场：破碎
星期二 六月 19, 2012 4:40 pm
第七场：破碎
场景：同第四场，场上可见有一简陋搭建的帐篷
时间：紧接上场，关伯伦归来前后
大幕拉开，讲故事的人隐现。
述：关伯伦不愿意当他的安国公，也不愿意做他的枢密使，更不愿意成为伊莉的丈夫当上皇亲国戚的驸马爷。他要回到海迪的身边，仍然是原先的关伯伦。可惜，他来迟了！（右手一指，随即他自己隐没。）
乌苏斯和海迪在场上。海迪昏迷不醒，乌苏斯来回搓手焦急万分。
乌唱：
【二黄原板】
昨夜晚生变故令人惊诧，
恰好似晴空万里闷雷炸。
好儿子无端被捉拿，
好女儿害她心病发。
眼看着气息奄奄束手无策，
灌丸药施针灸把人中来掐。
千方百计百计千方也难挽救，
奈何桥上只恐怕我抢不回她！
乌苏斯听得些微动静，上前查看。平躺着的海迪慢慢地苏醒过来。
乌：海迪，你终于醒过来了。真是太好了——。
迪：（微弱地）爸爸——，（同时，乌苏斯将海迪慢慢地扶起让她斜靠着。海迪接唱）
【反二黄散板】
爸爸啊，胸闷闷心沉沉魂魄飘荡，
昏迷中难分辨地狱天堂。
【反二黄原板】
似看见一路上鲜花怒放，
似看见大道前万丈金光，
似看见我哥哥英俊模样，
看见他眉清目秀气宇轩昂。
他对我顾盼留情微微笑，
他为我张开双臂来歌唱。
欣欣然欲要投身他怀抱，
好感激赐我亮眼叩谢上苍。
却不料凶神恶煞来阻挡，
醒来后不见哥哥在身旁！（夹白：哥哥他被抓走了！乌苏斯插白：好孩子，爸爸还在，爸爸会照看你的——。海迪接唱）
他们把哥哥来抓走，
还要撵我们去流浪。
我不能重见哥哥面，
活在世上无有希望。
爸爸啊，爸爸啊，
我死后就将我葬身这江河，
在此地我们兄妹被迫分手各一方。
我依然在这里将哥哥来等候，
莫教他有朝一日寻不到我意彷徨。
真心爱他的女孩子只有我啊，
他不会有了金币就将我遗忘！
海迪再次昏迷过去，乌苏斯大叫起来，继而伏在她身上痛哭不止。
关伯伦幕后唱：
【二黄导板】
撇下了沉甸甸一身官袍，（关伯伦上场后接唱）
【回龙】
抛开了金灿灿前程风光！
财富美色，宫殿爵位，
【二黄快三眼】
抑制不住我阖家团聚思盼若狂！
驸马爷空有名分，
枢密使尽是郎当，
安国公早就被害，
关伯伦真相明朗。
历历往事一桩桩，
王室内藏垢纳污龌龊肮脏！
离开了枢密院赶回城郊，
三步并两步行【叫散】急急忙忙——。（圆场）
（接白）海迪，爸爸，我回来了！
乌苏斯听到后急忙站起来迎上前去。
乌：孩子，你，你怎么能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只是海迪她承受不了这样的变故，她，她，她快要不行了！
关：（大吃一惊，扑上前去）海迪，海迪，我的好妹妹——你醒醒啊！我回来了，你的好哥哥回来了啊。
海迪慢悠悠地醒过来，关伯伦把她拥在怀里。
迪：（极微弱）哥哥，你回来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接唱）
【二黄原板】
临终还能够见你面，
纵死黄泉也笑开颜。
知道哥哥关切我，
知道哥哥将我恋。
海迪一死已无憾，
不负此生十六年。
可惜我心脏难承受，
海迪多想陪伴在你身边。
昨夜生离多凄惨，
今朝死别在眼前。
【二黄散板】
此刻拥在你怀中，
辞却尘世含笑颜。
海迪死在关伯伦怀里，关伯伦和乌苏斯大叫起来，悲痛不已。
关唱：（放下海迪，连连捶胸）
【二黄散板】
海迪妹妹啊——千呼万唤也唤不还，
妹妹你回归广寒殿。
【反二黄原板】
妹妹你来到世上十六年，
而今你年纪轻轻别人间。
十六年前遇到你，
尚在襁褓气息奄。
不顾一切将你救，
抱着你找到爸爸大门前。
爸爸他一杯羊奶将你喂，
从此后三口之家乐无边。
你虽眼瞎心明亮，
你清纯美丽赛天仙。
【二黄原板】
唯有你一片真心实意爱着我，
唯有你不将我丑陋面目来看扁。
王室宫廷将我们父子残害，
宫廷王室把你们母女作践。
一害害了多少年，
十六年来一家三口度日艰。
兄妹俩受尽煎熬紧相依，
口含着黄连也苦作甜。
【反二黄原板】
昨夜晚突遭变故你蒙大难，
也是我被抓又累你赴黄泉。
我救你害你追悔莫及，
你走后我还有什么可留恋。
奈何桥上将我等，
等着哥哥我和你同行再将你手来牵！（站起身来，对乌苏斯跪拜。）
【反二黄摇板】
爸爸啊，
【跺板】
梦已破，心已碎，
却为何这世上好人偏是行路难。
【反二黄散板】
难报答养育恩的不孝孩儿要离你去——，
就当作我身陷宫闱一去不返！
乌：（扑过来和他紧紧拥抱）我的儿子！
关伯伦挣开后起身抱着海迪，慢慢地走上堤岸走下江河，渐次淹没。
乌：（叫喊着挣扎着走到河边）天啊，十六年前你赐给我一双儿女；现在你为什么又把他们带走？就留下了我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头啊。
乌苏斯哭倒在河边。
大幕合拢。
剧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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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秘史剧——京剧本《笑面人》第六场：呐喊
星期二 六月 19, 2012 4:38 pm
第六场：呐喊
场景：海西国枢密院会议室
时间：紧接上场，第二天上午
大幕拉开，讲故事的人隐现。
述：关伯伦终于知道了自己的的身世。枢密院也正等着这位新上任的枢密使呢。（右手一指，随即他自己隐没。）
枢密使上场。
四位枢密使一人一句依次念定场诗：
（甲）女王粗腰抱得牢，（一齐）嘿，抱得牢，
（乙）奉承拍马有诀窍。（一齐）嘿，有诀窍。
（丙）步步高升青云道，（一齐）嘿，青云道，
（丁）民生疾苦管不着！（一齐）嘿，管不着！
甲：各位同仁，今日例会有两件要事。
其余三位：哪两件？
甲：一件事是新任枢密使安国公到任，女王旨意让他一并参与管理国家大事。
其余三位：那安国公戴维营的到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俸禄？
甲：大家放心，增设的位置那俸禄由国库调拨，不影响我等。说不定新到任的枢密使还会给我们带来好运呢。
其余三位：此话怎讲？
甲：恐怕你们还不知道吧——这位新任枢密使还是女王陛下的妹夫，今晚就要举办盛大婚礼。当然喽，婚礼一应费用也照例由国库报销。
其余三位：那就是说有了皇亲国戚来当枢密使，保不住枢密使的俸禄银子也就要涨价的呢！（个个搔首弄耳喜不自禁。）
甲：所以嘛，大家准备热烈欢迎就是。
其余三位：那第二件呢。
甲：另一件事是让我们讨论给亲王的赡养费用提高标准。
其余三位：那还用说！女王的夫君嘛，只有让他满意了，女王才会满意；让他高兴了，女王才会高兴！而女王的高兴满意不就是我们，噢，我们国民的头等大事吗。
甲：既然如此，就等安国公到任之后上表。
内侍长在幕内：新任枢密使安国公到！
四位枢密使整束衣冠迎候。
关伯伦上场。四位枢密使一见之下大吃一惊，无不捧腹大笑不可抑制。甲首先镇静下来，示意大家上前。
使：我等欢迎，哦，热烈欢迎安国公驾到。日后万望安国公多多关照。（背白：怎么不是戴维营？/太丑陋了！/奇者怪也！等等。）
关：我是想来看看这枢密院是什么样子？枢密使又要干些什么？
甲：这枢密院是协助女王陛下管理海西国的机构，枢密使嘛，自然是女王陛下的得力助手喽。
关：那么，日常期间，要做些什么呢？
甲：平日之间嘛，女王颁布下什么旨意，我们就做什么事情。喏喏喏，今天就两件事——。
关：这第一件——。
甲：第一件就是欢迎安国公新任枢密使您的到来。
关：那第二件呢？
甲唱：
【西皮快板】
第二件事是讨论，
讨论之后需拟文。
女王丈夫是亲王，
亲王拨款要递增。
关：那大家的意思是——。
其余三位唱：
【西皮快板】
责无旁贷表同意，
只定比例加几成。
【西皮二六】
原则上遵从女王她心意，
只多不少皆大欢喜你我的俸禄日后也会往上升！
关：那么，亲王他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使合唱：
【西皮流水】
亲王并非是职位，
只为皇亲国戚来封赠。
亲王无需像我们点卯来上班，
日夜陪伴女王就是他本份。
关（背白）：好恼，好恼啊——！（背唱）
【西皮导板】
闻听此言肝火冒，
【西皮原板】
心头怒气冲九霄！（转对四位枢密使）
你们堂堂枢密院，
就这样为国为民来操料——；（四位枢密使插白：我们本来就是这样上班的啊。）
难怪穷的越穷富越富，
天壤之别分两道！
你们只管经办王室事，（四位枢密使插白：今晚不是还要举办您和伊莉公主的婚礼哦。）
一起挥霍民脂与民膏，（四位枢密使插白：啊？！）
你们居其位来不谋其政，
你们把民意民生一边抛！
【西皮快板】
我言海西恶，
你说海西好。
不顾海西衰，
不讲海西糟，
你们的良心今何在？
难道是全被野狗吞吃掉？
【反西皮二六】
睁眼看——朱门内山珍海味美食厌，
城郊外冻饿尸骸土丘高。
穷苦人汗滴八瓣禾下土，
富贵客耽乐四方任逍遥。
荒淫无耻枉为天仙样，
丑陋卑劣偏要装道貌。
有贝之才凭纵横，
无贝之才悲嚎啕。
多少人衣不蔽体难度日，
多少人食不果腹咕咕叫。
【西皮流水】
十六年前荒原上，
有一个婴儿嗷嗷待哺在襁褓，
可怜她才出娘胎即便遭大难，
行乞人贫病交迫倒毙在荒郊。
好不容易得存活，
一双眼睛已瞎了。
卖唱度日苦挣扎，
谁人怜惜来祈祷。
就说我这个安国公——，（四位枢密使插白：您又怎么啦。）
【西皮快板】
身世奇特怎生料！
父亲直言犯龙颜，
发配海外倍煎熬。
【西皮摇板】
何罪之有啊我一个小男婴，
也要面对黑手高举霸王刀。
【西皮二六】
先王他心肠恶毒手段狠，
密旨下令将我盗。
我被窃走还不算，
毁容术下变作了这一副怪面貌。
取悦于人来卖艺，
悲苦之情谁能晓！
欲待痛哭却无泪，
越是难忍越是笑！
笑面人艺名到处传，
这一副笑容强加于我好似漆上胶！
终身耻辱难变更，
现在又让我参与国事分忧劳。
天下奇事第一桩，
还有哪件比得了。
特命荣任枢密使，
女王主婚洞房花烛度春宵。
新婚夜更有稀奇事，
公主扬言不和驸马鸾凤交！（四位枢密使插白：啊？！）
主意变更霎那间，
原本是她昨晚特地邀我寝宫作相好。（四位枢密使插白：啊！？）
这王室内幕太肮脏，
揭开来枉为世人来贻笑！
使：那么，安国公您到底对亲王拨款一案作何道理呢？
关：那还用说！不同意，不同意，一百个不同意！
使：啊？！（相互之间）不能一致通过，怎敢回禀女王——这便如何是好啊？
四位枢密使正在手足无措焦头烂额之际，穿着平常服饰的戴维营冲上场来。
戴：关伯伦，你这个小丑，你这个贱人，竟然取代了我的位置！我和你誓不两立！来，我要和你决一雌雄！
关：哈哈哈哈，你以为我真的稀罕！（边说边开始脱下官服）什么安国公，什么驸马爷，什么枢密使，你愿意就都拿去吧！
在四位枢密使和戴维营目瞪口呆的注视中，关伯伦扬长而去下场。
戴：（醒悟）哈哈哈哈，这都又是我的了！
戴维营上前捡起官服正要穿戴，被四位枢密使拦住。
使：啊呀，这可不行！女王还没有变更旨意呢。
在戴维营和枢密使的纠缠声中大幕合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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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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