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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地点名孙徐春演唱成名作说起——
星期日 六月 24, 2012 2:48 pm
那个姑苏姐弟申江情演唱会的宗旨原来不是为了弱势流派，这才是歪打正着。
其中，节目单上有一个显眼的内容，就是独角清唱王派成名作敲更。
老师点名，有事弟子服其劳。
尽管身体欠佳，孙徐春照常登台。
为老师为观众为王派艺术。
不禁想起了另外一次专门点名。
那是在关于沪剧艺人生活的一本书《申江夜曲》的签售活动。
沪剧艺人生涯的书相比之下，和同类小说传记文字数数，不算多吧。
这本书是上海工人文化宫工人作家原创。
写了一个成名的沪剧艺术家对待儿子婚姻大事的心态。
虚拟小说某些情节很是动人。
其中特别提到爱华沪剧团两位名角。
排队签售，出面签名的是三位——作者，王盘声，孙徐春。
在众多的王派弟子中，孙无疑是一个佼佼者。
既保留传统，又有自己的东西，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创新而又不忘记传统规律。
尽管他的沪歌相当好有专辑，可是本行出身是沪剧，是王派。
这一段成名作的翻唱完全说明了孙的王派基础功底扎实。
同时，苏明读信又明显地超越了志超读信。
虽然，他既不是开山门，也不是关山门，要论弟子成就之最，非孙莫属。
从这一点来看，朱俭无疑是幸运的。
尽管我毫不讳言地喜欢这位王门孙辈沪剧演员，但是，我对于没有看到有关于他也买了票子不管20还是30到现场观看捧场深表遗憾。
有啥事体忙得分身乏术呢。
换句话说，就拿他作例子说明规格和尊重是多么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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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越来越穷的根本原因 看完我沉默了一整天
星期日 六月 24, 2012 10:56 am
按经济学理论，中国人的劳动价值和欧洲人的劳动价值不应该有区别的，是什么原因导致差距如此之大?
有一天一个外星人到地球参观，看到地球上有两棵山上的野树，一棵种在欧洲，一棵种在中国，都结了野果，外星人很眼馋，对地球人说：“我要买你们的野果吃。”
地球人说：“好，但要先确定你到哪里去买，到中国去买，1人民币1个，到欧洲人去买，用1欧元1个。”
外星人说：“那我用1欧元买一个好了。”
地球人说：“且慢!其实你不用花钱就可以，你先从中国借一个果子，到欧洲去换1欧元，拿1欧元到中国去，就可以换10个果子，拿一个果子还给中国人，你就白得了9个果子，你再拿9个果子再去换9欧元，在到中国去换90个果子，再拿这90个果子再去换90欧元，在到中国去换900个果子——这样下去中国的好东西都被你买光了!”
外星人说：哪有这样的好事!那中国人为啥不到欧洲去卖个好价格?地球人说：“中国**规定10人民币=1欧元，就是规定了10个中国的果子=欧洲一个果子!因为中国认为只要能出口赚外汇，就是胜利，不管损失多少资源, 现在很多人在把中国的商品廉价倾销给外国，就是利用了这个差价，他们不求用欧洲的最高价格出手，只求最快，但已经有巨额的利润空间，不管浪费多少中国的商品，只要自己能赚到钱就行，赚到钱立刻再到中国进货，就是这个道理。”
外星人说：怪不得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那中国有了外汇起到了啥作用?
地球人说： “啥作用也没起到!中国人根本就不敢花!!因为如果中国把这个钱花在外国，就起到只能买一个果子的作用，就是说本来手里有10个果子，一交换就变成只有1 个果子，再交换一次就变成0.1个果子，再交换一次就变成0.01个果子——那这样以前的交换都白交换了，越交换越穷，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把这个钱花在国内，就必须换成人民币，这也不行，因为果子都被外国消灭了，代表果子实物价值的人民币却在中国增加，人民币会越来越多，引起通货膨胀。”
外星人说：看来中国的外汇只能烂在锅里，自己没法花，只能交给外国人，再来买中国的果子了!
地球人说：“中国没有一个人懂经济，于是请了欧洲人来给中国人讲课，欧洲人夸赞中国的汇率好，如果不升值，农业会倒霉，殊不知农民完全可以只靠劳作和打工就自给自足，于是全中国人都在听这个欧洲人的话。”
外星人说：“怪不得中国人越来越穷，啥东西也买不起，把最好东西全部都出口奉献给外国人，就是为了换外汇呀!只可惜换的代价太大，10万亿的东西只换来了1万亿的外汇。” 相关文章：勤劳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这样穷?
19 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西方列强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的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可以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更何况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中国人都没有享受到，完全被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日本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工资却只有美国3%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掌握了70%财富的0.02%(最新统计)的人口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会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压迫的原因。并且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已经做好了奶挤干净后的杀牛准备，这就是通过金融市场股市和汇市的对冲操作，将中国最后的剩余资产全部卷走。
一、就经济总量来看
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环境和国民健康，为西方国家贡献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以至于总共九届的财富论坛，有三届在中国召开。中国已经连续四年，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四年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相当于12万亿人民币，按照去年全国工资水平计算，相当于全国城镇职工6年多的工资总额。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之大，从世界资源价格的疯狂上涨中反映的最为明显，这些年由于中国进口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疯狂上涨，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和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下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怪异现象。中国对亚洲的贡献更是让人惊叹，亚洲地区出口增长的100%来自中国，正是中国推动亚洲经济走出了1998年金融危机时的困境，特别是亚洲经济大国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出口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约占日本出口增加额的70%，日本自己也承认“对华贸易支撑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是日本摆脱危机泥潭，经济恢复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是，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世界、亚洲包括日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代价，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 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
不仅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2003 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6.7%，死亡率上升了37%。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一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比日本人低了2.5公分，由以前低头看日本人到现在抬头看日本人，小日本真的成了“大日本”;《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万，“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能够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
二、就外贸来看
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之低近乎白给，历史上除了当初白种人到非洲猎获黑人不付钱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被贸易掠夺到这个程度。对照一下外贸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就会发现，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国出口177 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 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 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
在中国入世五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五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日本人因为买中国筷子比洗筷子还便宜而用过就扔，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日本却每年从中国进口 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变成人造煤矿储备能源。中国潮水般涌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一次性商品，虽然毁灭的是中国资源，却连西方国家一些有良知的人都被震撼了，纷纷呼吁改变一次性消费，并衷告中国要保护资源。 外贸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国经营的企业更是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都是个未知数，如此低的工资已经把现代社会的工人完全变成了奴隶社会的奴隶，绝大部分打工妹打工仔之所以能够在几乎白干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是因为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变成城市人口。
对他们来讲，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不过此前对深圳 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只能放弃权益，回农村了此残生。滚滚珠江水，流的都是民工的血和泪啊。
谈到民工的代价，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国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这还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的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国矿主的惊人财富，今年北京国际车展上，一位擦着鼻涕的矿主要买几百万一辆的法拉利轿车，当车模小姐告诉他这车很贵时，这位矿主“啪”的鼻涕一甩，指着车模小姐喊道：“开个价吧，连你一起买走”，最终几位矿主从车展上买走了80多辆法拉利轿车。这种极度扭曲会的资本家，包括殖民地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出现，只有殖民地经济的“二狗子”才会扭曲到如此地步。
三、就外汇来看
中国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换来的巨额外汇完全无偿的奉献给了美国。面对中国空前的资源劫难和百姓劫难，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却是一片欢呼，声称我们赚取了宝贵外汇。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外汇储备与其说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不如说是美国的宝贵财富更加准确。一方面，一万亿外汇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美元资产。美元是什么，说穿了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纸张，美国想印多少就可印多少，随着美元印刷的增加和美国经济的减弱，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过去动员人民有句话，叫做“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现在我们则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不仅如此，美国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反过来又以我们贸易顺差的巨额外汇为理由，压迫人民币升值，并勾结国内买办集团，用外汇储备的大幅度贬值，来要挟中国政府高价进口西方国家产品。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之高，同出口商品价格之低，同样令人震惊。中国进口高档轿车价格，高出海外市场价格两倍以上，劳斯莱斯“幻影”型系列的海外零售价约四十万美元，但在中国的成交价格达到了数百万，就在不久前，北京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以二百多万美元，买走了一辆劳斯莱斯最昂贵的“幻影” 型轿车。进口中档轿车价格也高于海外市场一倍左右。进口化妆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更是高的离谱，简直就是公开抢钱，中国南方奢侈品展览会上，一件翡翠首饰价格高达8000万人民币，随后举办的上海第二届奢侈品展览会，四天成交额就超过5亿元人民币。世界奢侈品公司正在潮水般涌入中国，各地开设的店面已超过 300家，许多国外地摊上的廉价货也拿到中国当高档商品卖，价格上千元的法国干红，在当地不过是地铁乞丐都经常喝的驱寒饮料。拥有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价格更是邪乎，微软W98操作系统美国上市价格是50美元，相当于400多人民币，不到一个蓝领工人2小时的工资，拿到中国来卖6999元人民币，相当于北京工人14个月的工资，深圳民工20个月的工资，后来的XP操作系统的捆绑价格更是达到了65000元人民币，这还是有庞大盗版市场的牵制，如果没有盗版市场的牵制，其垄断价格足以让中国95%以上的用户退出电脑领域，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至少要倒退20年。
西方发达国家雇佣中国买办集团和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让中国高价进低价出、自己低价进高价出的贸易和外汇体制。通过这个体制，越来越大量的把中国的环境资源和国民健康，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从而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随着资源耗费量的增加，不仅没有恶化本国环境，反倒是越来越山清水秀，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中国的买办集团，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收益和经济代价之间的分离，自己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让中国来承担发展的不良后果。这种向中国剥离发展风险的体制，在人民币汇率和购买力的矛盾走势上也明显表现出来，与美元对外对内一起贬值不同，人民币是对美元汇率升值，对国内的购买力是贬值，这一升一贬其实是把中国老百姓的钱转移到外国老板的腰包里了。
四、就外资来看
中国一方面用巨额过剩资本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以牺牲国家资源甚至主权的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经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中国的经济基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外资进入中国本身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但是我们引进外资的方式，却正在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灾难。
首先，外资经济已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截至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从中国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的利润。世界银行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出的这个数字，显然和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因为外资在中国享有的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以及各种收益，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中国的外资利润率有多高，这是个官方和外资公司都列为高度机密的数字，我们只能从各种渠道进行比较测算，中国垄断行业的利润率是100%至2000%，外资经济的利润率一般不会低于国内垄断行业，许多外资公司也印证了这个推断。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国的利润率达900%。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100%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2年以上的工资总额。
其次，外资进入中国已经不再是主要投资建设项目，而是官商勾结大肆低价收购国有资产。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民族大劫杀，第一步是“减二免三”的免税待遇，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超国民待遇”，免税政策赋予了外资公司轻松打垮国有企业的能力。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不仅负担33%(最早是38%)的沉重税负，还要负担职工的福利保障，与不纳税不养工人的外资企业竞争，亏损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第二步就是逼迫走投无路的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甩掉6000万职工，如同占有一个妇女之前先让她丢掉孩子一样，剥离出一个干干净净的资产，坐等外资公司前来吞并。
第三步就是廉价收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甚至零价方式大肆收购核心产业大公司或各个行业的龙头公司，外资收购已经使中国本土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降低到了26.5%。并且收购价格之低，远远突破了经济大危机后的资产收购价格，在公开资本市场上收购价格不到资本价值的5%。比如以强大国内银行网络为支持的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把三分之一的股权以每股1元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公司，外资公司投入不过几千万，一年后不算资本增殖，仅每年就所得利润就有上亿元。
在金融不良，外资公司所得更是惊人，前面提到的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就是在和国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华融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创造了900%的利润率，并且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华融模式”。其实目前银行拿出的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外资公司凭借免税政策，打垮国有企业后形成的，等于是先打死别人的丈夫再白白占有别人的身子。可悲的是最终我们不仅是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会白白落入外资手中，还要再为这落入外资公司的4万亿不良资产另外买单。道理很简单，许多不良资产在我们手上是不良资产，到了外国人手上就不是不良资产了，外国人很懂得中国“官怕洋人”的道理，他们会通过打官司的办法，逼迫地方政府从中国再划走4万亿资产。
第三，目前外资对中国的扫荡不仅是掠夺经济资源，已经开始了对中国政治资源的瓦解和毁坏。由于外资在扫荡过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巨大的GDP政绩，再加上官员个人的巨大利益，便形成了各地政府对外资的疯狂争夺，给外资的优惠条件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把以往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吸引外资，由于资本成份越来越复杂，现在各地的政治法律特权已经扩展到了所有资本。
《法制晚报》7月上旬的一篇报道，河南沁阳市规定了12条5000万以上投资者享有的各种政治法律特权，其中包括可以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医院看病享受半价、子女随便选择学校、出入娱乐场所(赌博嫖娼)不受公安机关检查等，还规定每月1至25日为企业“安静日”，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全市任何部门不得进入企业，违者立刻开除，已有7名公务员因进入企业而被开除。其实像河南沁阳这类规定在东南沿海地区早就出现了，广东一位市政法委书记在解释为什么要让法院判决民工败诉时，竟然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就敢赤裸裸地说：“很简单，我这里民工多的是，引进外资却很难，不替外资说话替谁说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说的。” 进入中国的许多外资公司大老板，也由最初单纯的贿赂收买官员，逐渐的发展为支配和教训中国官员，据说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就是因为违背了一家外资公司的利益，立刻就被公开了其淫乱的录像带。
五、就海外上市来看
与外资进入中国的掠夺性相反，我们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中国石油公司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外国公司抽取中国财富已经够可怕了，中国国有公司也帮着外国人抽取中国财富就说不过去了。像上述四个公司目前中国不下一百家，如此规模地海外分红，不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受不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肯定会被分成第三世界的!
要知道，我们目前全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也就是3000多亿人民币，2004年全国的低保资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加起来，也不过才200多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红的十分之一(每年合人民币2000多亿)。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应该为全国人民服务，而不应该只考虑外国投资者的利益。
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全国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中西部地区约80%的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超过 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
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甚至个别女教师被迫在课余时间偷偷卖淫为生。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4.7倍。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根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内制度因素了，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化的结果。
六、最后从开发区来看
全国持续多年的争建开发区热潮，已经成为毁灭资源，外资对中国进行制度性掠夺的一种方式。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自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比两个海南省还要大，等于每年消失两个海南省这般大的耕地。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3年，在全国已经有6个省的人均耕地低于零点八亩警戒线。2004年中央对全国近 7000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时，仅开发区新上项目占用土地面积就达7400万亩，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更让人痛惜的是大批良田已经被渣土彻底毁掉。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各种名目的开发区面积已超过了祖祖辈辈建成的中国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越来越多的城市走上了“苏州模式” 的发展道路，即依靠廉价土地吸引外资。
据一份统计报告称，以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的苏州，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消耗掉5000亩以上的耕地。在每年18%的高增长速度下，耕地每年以近10万亩的速度在消失。用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究竟白白送给外资多少财富我们无从计算，但是从丧失土地的农民损失中可以折射出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据有关专家统计，丧失土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款在5—10%之间，10年农民损失10—20万亿，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剥夺过来送给外国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卖国行为。
用廉价土地吸引来的外资，又通过土地增值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把中国土地增值变成了外资的利润。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潘明才近日指出：从2005年的情况看，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出让纯收益应该为763亿元，而中央和地方实际收缴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只有214.5亿元，其中550亿流入了外资房地产公司，也建设说，仅去年一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就流失近 550亿元。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国民的工资收入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恶化的环境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的国土也变成了外资的利润，那我们国家最后还有什么呢?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对西方列强的赔款总额是13亿银元，相当于当时3亿多英镑，从我们上述任何一项中拿过来的损失，都超过3亿英镑(即便考虑到币值变化)。
另据一项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里，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煤炭5.86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我们现在20多年间煤炭出口20多亿吨，其中出口日本煤炭按照每年2000万吨计算，也是5亿多吨，出口日本的木材相当于中国国土20%的森林面积，更是超过了1亿立方米。
我们1840年以来的民族救亡和民族独立战争还有什么意义?有人可能会问，中国是怎样落到目前这种“国际奶牛”地位的，或者说，西方国家是怎样利用中国的开放机会，成功的实现了对中国经济的殖民化转变的?
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大家可以写出许多大文章大著作，在此只是指出一点，就是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的作用，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当大部分，是控制在海外经商留学的高干子女配偶手中，十几年来不断跑出去的类似民运派的人也参与了越来越大量的进出口贸易。据有关报告披露，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一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六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子女已经超过百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有二十万人，再加上加入外国国籍的各种文化精英越来越多，活跃在国内政策咨询领域的各种知识精英也在积极为外资说话，所有这些利益已经不在国内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政策的选择，这是外资能够成功将中国经济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亲属)、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加入外国国籍，中国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将会越来越深的陷入外资的掌控之中。前面提到的国际资本将要对中国发动的金融打击，将是最终全面肢解中国的最大危险，美国、英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研究报告都提出了要在21世纪永久性的解决中国问题，所谓永久性解决，就是像前苏联解体那样，把中国肢解为许多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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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114——网络连载小说
星期六 六月 23, 2012 5:10 pm
http://ebook.tianya.cn/buke/4848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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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迷，艾迷，山楂迷——我看李老三
星期六 六月 23, 2012 12:35 pm
已经看了六集，可以开始正儿八经地写一个系列了。
题目里的三个迷，其实我一个都不是。从一个观众的角度，从一个曾经把小说改编为戏曲剧本的网络写手专务编剧的角度来说说拙见（哈哈，和卓见原来是一个音），算是再次交流。
或许大家也能进一步看出我不是蛇，而她也根本不是一头象。
整个系列内容是交叉的。题目是混包，但中心依然是围绕着李老三。
先说一个引子。
电视连续剧山楂树之恋的片头是一棵山楂树。
这本来就该如此。
突出的区别是这棵山楂树和后来以及其他的山楂树都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极度的不对称。
所有的植物都有不对称的生长，就因为万物生长靠太阳。从日光里吸取能量。
向阳花木早逢春，国人喜欢朝南房间也是这个道理。不像老美无所谓——人家不开窗开空调，要晒太阳去户外。
这棵片头山楂树很夸张地采取了一个角度，朝南的一边长长地伸展出去，另一边则几乎是很少伸展的枝叶。
整个儿给人的感觉是一边倒。
编导是要引出一个画画的，习作给了脚色给了观众一个进入故事进入情感进入悬念的视角。
是为引子。
这里可以引申的观感是两条——
首先，也暗示了不同的地位造成莫大的差异。近水楼台向阳花木和处在阴暗低洼的方位，其成就形态决然不同。
一边是欣欣向荣，一边是黯然神伤。
再是，不同的视角造成的观感差异是客观存在。
从导演，从演员，从小说作者，从最初的故事源头，从不同层次的观众，因为视角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很正常。
问题还在于立场。
如果一味地坚持不正确的视角有欠缺的立场，甚至于唯某某的马首是瞻，那就不能不让人思考是否有自己的立场和视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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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式开看和评议李老三作准备
星期六 六月 23, 2012 12:34 pm
以下是来自老三吧的原著作者采访记录——既可用来驳艾又可用来辩李。
说明：加黑体是博主所特意吸引眼球或者准备痛批的好几个关键点。有些甚至于不用当观众就可以批得体无完肤。
****************
电视剧导演李路挑选的李光洁和王珞丹，我都不看好，外型不像就不说了，就从李光洁的发言来看，他完全不具备老三的知识和境界。
据称他对媒体爆料说：“制片方认为我的外形比较像老三。我觉得他是个有贵族气质的诗人，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用知识去泡妞的年轻小伙儿。”
这种油腔滑调的评论，即便是用来评论他在《杜拉拉升职记》里扮演的角色，都嫌轻浮，如果用来评价老三，就更显油滑了。
李光洁对《山楂树之恋》原著的评价，也显出他文学口味的低俗：“它从女性角度对爱情进行了诠释。不过节奏太慢，前半部分让我昏昏欲睡，唯有结尾让我觉得震撼，我没想到男主人公会死。”
说《山楂树之恋》是从女性角度诠释爱情，证明他实际上不懂什么叫“女性角度”，也不懂什么叫“爱情”。那么这个爱情故事看得他昏昏欲睡，就一点不奇怪，根本就没看懂嘛，哪里谈得上感动和共鸣？
如果说他这番话还只表明他对爱情有不同理解的话，那么他最后一句，被男主人公的死“震撼”了，就显得这人的文学审美层次太低了，整个故事都没能感动他，一个死却把他震撼了，整个一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看热闹的主。
李光洁有这些想法不足为奇，一看就不是一个爱看书爱想问题的人。但他选在这个时候把这些话说出来，就太冒傻气了，大概以为自己拿到了这个角色，万无一失，瞎说说没关系了。殊不知，他这样的议论明白地告诉观众，他根本不适合演老三，境界和气质都差太远了，连说话都不看场合，张口乱喷，这不是自己砸自己的场子吗？
导演李路选这么一个口无遮拦脑子缺根筋的大嘴巴演老三，还没开拍得罪了无数山楂迷，也算看走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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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沪宁：着手政改，必须对“文革”有深刻反思
星期六 六月 23, 2012 12:32 pm
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能阻止“文革”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范围，但当时的体制没这种能力。1954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就被文革破坏，这值得仔细研究。
所以遵守宪法体制很重要，如果不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就可以将公民带走，干涉他人的人身自由，或用暴力威胁其他公民甚至冲击学术活动而不受追究，就有文革死灰复燃的危险。二十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前我们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然而我们有理由不时反思那场内乱。以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
一个民族应该把自己最令人痛心的教训当作一面镜子，时时擦拭，时时映照，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重犯历史性的失误，使整个民族能够持续进步。“文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从观念上说，没有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字当头”等思想路线，是一个直接思想根源。然而，没有一定的条件，“文革”是难以形成的。除了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外，政治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原因。
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反思“文革”，是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一个尤为重要的方面。近年来，人们从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经济等各个角度考察和分析文革，但从政治体制上来反思文革尚做得很不够。政治体制往往是在对一定政治动荡的反思中逐渐走向健全的。一种政治体制，不可能一建立就十全十美。它要在运转中、实践中和动荡中来不断认识自身中的欠缺、弊端和不足，然后来健全和完善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渐进过程，政治体制最后便会积重难返。文革固然是一场大浩劫，但它也给我们考察我国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依据。温故而知新，今天在我们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对文革做深刻的反思，是不无裨益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应当说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该能够阻止“文革”的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均不符合科学和民主的政治程序。但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没有这种能力。一九五四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子就被文革彻底破坏了。这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的。其他原因暂且不论，我们从政治制度角度来对文革做一反思。从政治体制的技术角度分析，可以看到下面一些环节的结构和功能与文革未能被制止有一定关联：
一、作为国家政治生活领导核心的执政党内部没有形成一整套健全的民主制度。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艰苦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党在人民群众中崇高的政治威望，对社会政治生活行使着全面的领导权，这是适应我国发展道路的。但是，随着后来局势的变化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阶级关系判断的失误，当时党的领袖的民主观念逐渐薄弱，“主观主义和个人独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到文革发动前夕，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形：党对社会生活有着全面的政治领导权，而党的领袖对党又有绝对的领导权威。所以，在党的领袖错误决定发动文革时，我们党内不少不同意这么做的干部和党员已无能为力。党内民主制度的不健全，致使我们党无法阻止发动“文革”的错误行为，结果给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损害。
二、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不能切实有效地行使权力。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按理对发动文革这样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应当有庄严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但实际上文革开始不久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就不起作用了，国家主席等国家领导人都被排挤到一边，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国家权力机关对这场涉及中国前途命运的政治动乱没有任何制约和牵制能力。当然，这和没有严密的党政分工体制有关。由于党政分工体制不健全，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制衡关系也没有明确建立起来。没有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在一个方面发生偏向时，社会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政治生活中缺乏有力的宪法保证。文革的发生和进程，实际上完全不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和宪法规定。“文革”中的种种做法和手段也是完全不符合宪法的。宪法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权限、规定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程序。但“文革”不按任何程序地“打倒一切”、“全面夺权”使国家机关陷于瘫痪。宪法规定了国家主席、人大代表和公民的权利与地位，然而在“文革”中这些权利和地位根本没有得到保障。没有一定的专门的宪法保障机构，也是文革发生的条件之一。
四、在社会生活中缺乏一套独立的司法体制。“文革”当中，有许多违反法律的行为，实际上没有什么机构能加以束缚。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缺乏行政诉讼系统，对政治机构侵犯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的行为无处申诉，“四人帮”及其爪牙控制的政治机构可以为所欲为，一般公民无可奈何。另一方面，“文革”破坏了一般诉讼体系，公民之间发生的侵害权益的行为也无处申诉，结果出现了一些人打、砸、抢，出现了严重的侵犯人权和人的尊严的行为。不仅如此，公检法机构甚至合而为一，被用来推行“文革”，完全谈不上司法独立。这样“文革”愈演愈烈。
五、政治体制上没有完善的纵向分权机制。建国以后，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照般苏联模式的原因，结果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对于促进一个不那么发达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其有效的一面，但也给政治生活造成了潜在的可能性：即如果发生失误，则整个社会都会被卷入进去。地方没有相应的权限，对上级决策没有法定的自主性。如果给予地方一定的权力，这些权力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宪法规定来行使不受干预的话，那么在发生“文革”这样的内乱时，各地就有可能不被强行卷入一场错误的政治动乱中去，一般机构也无法强迫地方政府做出与宪法相悖的行为。由于过去缺乏这种机制，所以地方在发生“文革”时无能为力。
六、没有形成健全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任何一个政治体制的活动，无论是合乎宪法的活动还是不合乎宪法的活动，均需要一定的人来作为活动的主体。“文革”发生时，由于没有严格和严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结果为“四人帮”打击迫害忠良、安插和提拔帮派人物提供了可能性。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担负一定政治责任的工作人员，应当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任命或罢免，不能象“文革”那样毫无程序地任命或罢免干部。国家相当一级的工作人员，都应通过权力机关来任命或罢免。如果干部制度能保证人民相信的干部担任政治责任，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制“文革”。然而，这套体制在“文革”发生时没有牢固地形成，这样在稳定时期可能有效的干部制度，在内乱中却成了一个重要的不利因素。
七、政治生活中缺乏严密的制度来保障公民的权利。“文革”虽然是一场危及整个政治体制的政治动乱，但它实际上也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一场灾难。“文革”能够发生的一个社会原因，是社会广泛缺少尊重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传统。象“文革”那样的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内乱，如果是在一个每位公民都坚信民主、任何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行为均要受到法律制裁和社会谴责的社会中，这种情况是难以发生的。社会民众缺乏牢固的民主法制观念，政治体制有不能有效惩罚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行为，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诚然，即使从政治技术上考察，“文革”形成的条件也不限于上述几端，但上述几端为其中的基本。一个社会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可以视为一项工程——政治工程。政治工程为社会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提供有效的技术和设备，保证社会政治生活按照人们选择的原则和方式展开。一定的政治理想、政治观念和政治原则，均需要经过周密的政治工程建设之后才能切实有效地实现。没有一定的政治工程，政治原则是难以实现的。政治工程需求政治技术。经过对“文革”的反思，人们有了这样一个感觉，过去我们忽略了政治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人民民主专政获得了实现的基本条件。但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如何从政治技术上来建设民主法制的工作，结果当“文革”发生时，没有健全的政治体制来控制和阻止它，反而自身顷刻之间就被内乱破坏了。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从十年前开始，我们就高度注重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措施来健全和完善政治体制。近年来又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从技术上保证政治体制的各个环节能够合理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党政关系、各项权力之间的关系、宪法保证制度、司法体系、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关系、干部制度和社会民主化等方面，通过系统的政治工程，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成为一个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政治体制。
通过对“文革”这场内乱的反思，人们深切感到，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应大力开展政治技术研究。一方面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发现和创造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政治技术。另一方面，应当比较和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采用的政治技术，对其中合理和科学部分应该加以引进，为我所用，包括社会政治制度相似的国家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有不同的政治原则，这一般是不能互通的。但是作为政治体制，每个人类共同体都会面临一些相似的社会性事物和要求，都会出现一些相同的矛盾和问题。为满足这些要求，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政治技术，有些往往是互通的。正象不同经济制度下的经济管理技术可以引进一样，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治管理技术部分也可以引进，或加以改造。当然，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特殊的东西。只有研究并采纳了世界上一切科学合理的政治技术，才能建设一个完美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在“文革”之前，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这方面工作没有进行。今天，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治制度，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只有这样，“文革”的悲剧才不会重演，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会得到空前的发展。
如何实现党内民主，有没有方向？当然也有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起来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基本路子是：分权制衡。然而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以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俄国共产党都是走向集权制道路。集权制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集权制害了共产党，害惨了共产党！
有朋友说，如果我们有蒋经国那样的领袖人物来推动民主宪政就好了。但是不管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作为公民，都应当尽力去推动。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全国上下包罗万象都由各级党委说了算。而这应该是全民来参与的。一个良好的环境，要靠相关人士（体制内、外的人士都包括在内）共同投入体制变革来争取，等是等不来的。
有人说，政治制度改革难就难在高层，其实世界上没有不难的事，高层也要靠老百姓来推动。
一、关于党内民主
我想提个问题：党委归谁领导？有人说：是党委书记。
实际上应该是“党代表大会”来领导党委、授权党委和审议党委的工作。有人只知道党委一元化领导，实际上党内民主要求三权分立。
党内民主有哪三权？
一是党代表大会行使决策权；二是党委行使执行权；三是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国家机构的三权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而党内机构的三权则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
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就是三权分立的，不是党委说了算，而斯大林之后包括毛泽东以来就是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集于一身，大权独揽，毫无民主可言。这样做的后果十分严重。
破坏权力制衡，将生杀予夺大权集于一身的斯大林最积极从事的工作之一是排除异己、滥杀无辜。据统计，对十月革命进行过政治领导的全部24名党中央委员中，先后有14人被斯大林杀害；从军事上领导十月革命的60名军人中，有54人被斯大林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9人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其他共产党员共有120多万人被逮捕，其中很多被处以死刑或被判徒刑。
同样的问题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没有三大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却有三大人祸：1957年反右，打了三百多万右派；1958-1960年高举三面红旗打了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饿死四千多万人；1966-1976年文革整了1亿多人，其中死了两千多万人。
一个非常重要但是经常被我们忽略的事实是：这些重大决策都没有经过执政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党的代表大会，而是由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个人决策的，朕即中央，朕即党。让我们发挥想象力，试问一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四位领袖人物，他们之间有没有互相监督的制度呢？可惜没有。由于权力之间没有互相制衡，以致于像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都无法制止，刘少奇甚至还被活活整死。如果毛、周、朱、刘不是集中在以毛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中，而是分别担任党代表大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四套机构及四位领袖能够互相监督的话，毛泽东还能那么畅行无阻，让其妻子江青出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要职，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机制，不但不会妨碍决策的效率，反而会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简而言之，这种制衡能够实现，将是一种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而防止“集中力量办坏事”的制度安排。
现在中共有8500多万党员，如果所有党员都能说话，让党的代表大会充分发挥作用，那对全党和各地工作就会带来很大的起色。“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让党的内部多样化，互相争鸣、公平竞争，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中国共产党自从“十二大”以来，尤其是十七届四中全会以来，在改进党的建设中已经取得很大成就。面对即将召开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使党少犯错误、不辱使命，我们需要在系统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党内分权制衡的改革。为此，我提出了一套党内改革方案，供研究参考。
建议落实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为党组织的权力机构，县级以上（包括县，下同）各级党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三个级别相同的机构：党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党的执行委员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它们各自的职责简述如下：
（一）决策权
县以上各级党代表大会实行党代表常任制（每届任期五年）和专职专薪制。党代表的薪金由相应一级党的组织发给。为了提高效率减少支出，党代表人数要大幅减少。全国党代表大会代表为500人左右，县党代表50人左右，省、市依此类推。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代会常务委员会，为党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筹备和召集党代会）；其人数为党代会代表人数的1／10，并设常务主席1人、副主席 1人，处理常委会日常事务和组织调查研究。各级党代表大会职责与现行党章规定大体相同，但要增加一项：每年举行一次大会，审议同级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督促其严格执行党代会的决策。遇有紧急情况，由党代会常务委员会召集党的非常代表大会。
党代会代表按一定程序对执行机构和纪检机构的主要领导干部有选举权和罢免权，但无权插手其具体业务活动，同时他们还受全体党员投票者的制约。这样的分权制衡恰恰有利于增强党的生命力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
只要我们共同努力，这个前景是可以争取的。
（二）执行权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7～9名委员，组成同级党的执行委员会，设书记1人、副书记1人。县以上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在人数和职权上大体相当于目前各级党委常委。目前各级党委的领导权实际上就是由常委掌握，普通的党委委员很长时间才参加一次全会，成了党内花瓶，不必再虚设了。
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对党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审议。执行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必须及时向同级党代会常务委员会通报备案。
党的执行机构并非单方面接受决策机构的监督和制约，它在执行工作中如果发现决策有误或不甚完善，可以对决策机构提出抗辩，并提请下一次党代表大会重新审议。这就使党的
重大决策有了修改和完善的余地。
（三）纪律检查权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5～7名纪检委员组成，设主任1人、副主任1人。
纪检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对同级党的领导干部（包括党代表大会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进行纪律检查，但无权干预其日常工作；各级纪检委同时领导属下各级党的纪检委员会的工作。
大家想一想：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上级应该是谁？是党的执行委员会吗？不是的。各级纪检委员会向同级党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重大问题可以向上级直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无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应当独立于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向全国党代会负责并汇报工作。
现实生活告诉人们，执行权往往权力最大，滥用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也最大。因此，改革的重点目标应是监督和制约党务工作的执行权。在我们的改革方案中，由于党的决策机构由虚变实，党的纪检机构升格独立，便有利于上述改革重点的实现。
三种权力既然要分立和互相制衡，那么，三个机构的成员就不得互相兼职，这是不言而喻的。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如果有人被选入党的执行机构、纪检机构任职，在其任职期间，则应辞去代表职务，以免角色冲突。在过去的体制下，代表只是五年开一次会的虚职，搞点兼职似乎并无矛盾；但在党内领导制度改革之后，党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立制衡，党代表大会代表专职专薪，他再去兼任执委或纪检委，就很不合适了。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能够在党内做到分权制衡，那么一位领袖人物还能那么容易地去“集中力量办坏事”吗？而如果要集中力量去办好事，三权分立则可以使好事考虑得更细致、更全面，而严格的制衡可以保障各个权力按照合法程序去行事，从而防止“好事办坏”。
二、关于国家宪政
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不顺应世界宪政潮流；而要明确世界宪政潮流之所向，不能不对中外各国宪法进行比较研究。笔者有幸根据中国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世界宪法全书》所载中国和其他110个国家的宪法进行比较研究，颇有收获。愿选择部分成果，与有兴趣的朋友分享。究竟什么是宪政潮流？这虽然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却是可以推算出来的一种发展趋势。我选取了十八个问题进行考察，以110个国家为基数，计算相关国家所占的比重（%），主流便一目了然。
1. 56%的国家宪法规定有公民投票；
2. 66%的国家宪法规定了法官的独立性；
3. 67%的国家设有宪法监督机构；
4. 69%的国家承认或不禁止双重国籍；
5. 69%的国家元首为总统；
6. 71%的国家元首兼任军队统帅；
7. 74%的国家宪法无序言；
8. 75%的国家实行地方自治；
9. 76%的国家议会（或代表机构）实行直接选举；
10. 85%的国家不把个人名字写进宪法；
11. 87%的国家不把任何主义名称写进宪法；
12. 91%的国家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自由；
13. 91%的国家宪法对新闻出版自由有保障条款；
14. 94%的国家实行三权分立；
15. 95%的国家实行公开化；
16. 95%的国家不承认任何政党有政治特权；
17. 98%的国家宪法保障人权；
18. 99%的国家宪法没有规定实行任何专政。
如果说，大多数国家在前述十八个问题上的宪法取向，反映了世界宪政潮流的话，我们可以说：2004年3月中国人代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3条中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初步顺应了世界宪政潮流；而其他问题上，则显示了中国宪法与世界宪政潮流之间的差距以及中国宪政改革前进的大方向。
世界宪政潮流发端于十七世纪英国，成熟于十八世纪的美国与欧洲，流行已达数百年。宪政潮流的四大基本原则——三权分立、多党竞争、普遍选举、新闻自由，在国际社会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判断政治体制优劣进退的一面镜子。不是吗？上个世纪莫斯科两度易帜——1917年升起了红旗，1991年8月22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布命令，用历史上的俄罗斯旗帜（白、兰、红三色旗）取代了镰刀斧头红旗，重新作为俄罗斯的国旗。对此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评判。而用世界宪政潮流的四大基本原则来对照，就一清二楚了。
1、布尔什维克先后消灭了它的“兄弟党”：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从1921年开始，俄罗斯由多党制变为党外无党的一党制国家，显然是历史的倒退。
2、 1917年以后的俄罗斯政权同分权制衡的宪政原则背道而驰，经历了由“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力归布尔什维克”到“一切权力归党的总书记”的发展，形成了高度集权专制，红色恐怖笼罩全境。仅1935—1941年这六年多就有2000万人遭受政治迫害，其中700万人被枪决，平均每年杀100多万人。
3、前苏联宪法虽然载有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制，但实际上候选人均由执政党指定，然后交给选民去按等额投票，未列入候选人名单的人根本无法当选。选举成了年复一年、几十年如一日的愚民闹剧。
4、前苏联无新闻自由是举世皆知的，以致于前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只能靠收听美国之音来了解新闻，这就是对否定宪政原则的绝妙讽刺。
苏俄反宪政潮流七十余年，终于陷入了天怒人怨的汪洋大海。最后时刻，苏共中央通过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高官在1991年8月19日发动政变，试图挽救危局。然而，广大人民群众害怕重新回到那种一党一派垄断政权、草菅人命、控制选举、扼杀新闻自由的恐怖生活中去，因而都不支持“8•19”政变，政变三天就失败了。广大公民和他们的代表唾弃了反宪政潮流的政治体制，以致于共产党员占最大比例的苏联最高苏维埃1991年8月29日紧急会议以283票赞成、29 票反对和52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历史终于宣告，1991年三色旗在俄罗斯重新升起，是顺应世界宪政潮流的进步之举。循此思想方法，我们也就不难评估那个时代的东欧剧变，新世纪以来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事变，以及未来还可能发生的此类事变。所以说，以宪政潮流为镜，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历史变迁。
无论在中国还是前苏联、东欧各国，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认识，都提到了相当的高度——“不改革，就会亡党亡国”。但是究竟如何改，以什么为参照系，对未来新的政治体制应当怎样设计和建设，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大问题。具体而言，中国要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据某人说，关键在于它要“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沃土是什么？谁都知道，就是封建帝制嘛！中国是全球历史上帝制最发达的国家，谁要以“皇帝”为题材做博士论文，非到中国考察不可。然而，封建专制主义沃土，并非中华民族的荣耀，恰恰是中国长期落后的政治根源。谁对称孤道寡感兴趣，就让他去沾沾自喜吧。这也许是某些人强调“特殊国情”的潜台词。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喜欢帝制的阴影。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永远只能植根于过去几千年的落后惯性，那怎么能实现后来居上？那还谈什么国民革命、社会变革和“与时俱进”？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岂不是也有点道理么？
显然，后进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只能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智慧结晶，像90%以上的国家那样，走分权制衡而不是集权专制之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认识世界宪政潮流，对我们启示多多。再譬如说，当今世界七成以上的大国实行联邦制，而非联邦制国家则七成以上实行地方自治，这对于中国国家结构的设计也颇有借鉴作用。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目前，许多人除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自治以外，并不知还有一般的地方自治概念。借鉴绝大多数国家在这方面的丰富经验，认真探索和解决好地方自治，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处理好民族问题。因此，只有以世界宪政潮流为航标，我们才能拨开迷雾，看清前途，明白当代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需求，区分轻重缓急，去逐步争取胜利。
中国宪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公民的知情权是公民权利中一项十分重要的“直接民主权”，它所对应的是国家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的义务。现行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不知情，谈何管理？不知情，如何评价委托管理者即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工作水平？现行宪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不知情，如何选举公民放心满意的人民代表；不知情，如何罢免公民不放心不满意的人民代表；不知情，如何监督人民代表的工作？
公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现代宪政民主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如果公民对国家政务——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等各类“间接民主权”的信息不知情，如何做得了主人呢？
与公开化相对立的是保密，是神秘。马克思把缺乏公开化的国家机器斥之为官僚主义机构，他说：“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神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靠的是等级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社会性质。因此，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三○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版）列宁讲得也十分明白：“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列宁全集》第六卷一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第二版）现在时至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了，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尽快实现政务信息公开化，将国家机关所掌握的全部信息（除极少数法定例外），一律向公民公开。
因此，国家应当从“直接民主权”的立场，充分保障公民对国家政务及其相关信息的知情权，同时还必须从“间接民主权”的角度，明确规定国家对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的义务——公开是原则，保密是例外。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将公开化原则写进了宪法，可见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的重要性已经被普遍承认。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曾建议在宪法中规定公开化的原则和措施，并在此基础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法》，可惜至今尚未实现。一九八八年就已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可是只有保密法而没有公开法，形成的就只能是个偏瘫的制度。
正是由于我国在宪政与法制层面上对于确立公开化原则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在二○○三年上半年发生的SARS疫情中，受到重创。如果认真从那次SARS之灾中吸取教训，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在SARS疫情问题上，个别人的工作责任是次要的，关键还是在于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制度本身不健全，从而导致疫情发生初期信息传递梗阻，防疫措施滞后，病毒传播迅猛，结果夺去了过多的生命。亡羊补牢，如果没有制度性的补救，今后老百姓和国家难免还将付出更高的代价。
公开化原则意味着：国家机关及公务人员有依法公开政务及披露相关信息的义务，除非是法律有明确规定在特定时间内需要保密的，才能保密。应当保密的不保密是违法，应当公开的不及时公开同样是犯罪。公开化不能仅限于国家机关对过时的保密档案解密，那只是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中的一种情况。公开化更在于法定保密以外的全部信息必须及时地充分地向公民公布，尤其是那些关乎广大公民权利、自由、利益的重要事情和重大问题，毫无疑问在事先、事中、事后都要公布，不得有任何隐瞒，以便公民充分了解，并能进行广泛的讨论。
因此，无论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都应当建立信息披露和新闻发布制度，通过专门的公告以及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等各种传播媒体，定期地或随时地向公民通报信息、发布新闻，帮助公民了解政务情况及其相关的信息，并向老百姓提供查询这些信息的便利条件。
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例。根据公开化原则，应当在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中作出相关的具体规定，如：第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必须公开举行，如果需要召开秘密会议，必须经过法定程序批准。第二，人民代表在公开举行的各种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由秘书部门在三日内印发，并允许公民到指定地点查阅或索取；秘书部门负责定期将人民代表的发言记录汇集成册，公开发行。第三，公开受理公民、团体和社会组织旁听人民代表大会的申请。第四，正常情况时，定期举行人大新闻发布会，向公民通报人大工作；非常情况时，随时通报。第五，大会及各种公开会议均允许记者采访，允许电视台、广播电台录音、录像，现场直播或录播。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顺应世界宪政潮流，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现代民主的政党制度则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内容之一。任何政党都必须进行民主化改革，将自身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民主型的政党。而作为当今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首当其冲需要完成自身的改革任务，成为现代民主的楷模，才能切实提高执政能力，搞好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
总之，国家宪政建设与执政党内的民主改革密切相关，不可分离。所以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应当是国家宪政与党内民主改革双管齐下。
【原题：《“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2012年3月27日第5稿。作者为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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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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