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首页 -> Blogs(博客) -> 飞云浦
正在观看博客的会员有： 没有
|
《世界华人周刊》“文革图文故事”征文启事
星期日 七月 01, 2012 7:53 am
文革是四十多年前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场长达十年的人间浩劫。神州大地处处、人人都被卷入这场空前荒谬、空前惨烈的集体自虐之中。文革是中国人心头一根永远拔不掉的刺，也是中华民族留给后代一块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四十多年来，那些一个个让人惊悸的梦魇，像一纸鬼画符，贴在所有亲历者的心扉，撕之不去，随风狂舞。
今天，亲历十年文革的一代，顺应着世界和中国的巨变，早已摆脱人祸的羁绊，正朝着光明美好的未来前进。但正如顾亚星先生所说的：只有站着的民族，才敢回首下跪的往昔；只有清醒的头脑，才敢盘点曾经的荒唐；只有强健的神经，才能勾忆寒栗的噩梦。多年来，人们一直在零星地用各种各样的文学艺术作品编织、复原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
鉴于当年被文革风暴裹挟的社会各界人士，时下已陆续步入晚年，甚至已经故去，讲述文革亲历，搜集文革图片，己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巨大工程。为此，《世界华人周刊》拟联合国际新移民作家笔会、美国文心社、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加拿大华人文学学会、加拿大大华笔会、万维读者网、北美东西方研究协会等，即日起面向全球华人征集文革故事、图片、照片，据此完成对文革全景式叙述和历史性评价。
我们征集的文革故事、文革图片、文革文物照片，可能记载了野蛮对文明的嘲弄，也可能诉说了兽性对人性的羞辱，还可能刻录了“假恶丑”对“真善美”的挑衅......但我们征文的目的，不是为了渲染红色恐怖下的血腥暴力，也不是为了煽动国人之间的仇恨和积怨，更不是为了传媒网络的低级炒作，我们仅仅是希望将这些民族的创伤，通过如实地叙述，平静地回忆，深刻地反思，系统地保存，留给后人一份亘古绝今的精神遗产。
请将您或你的父辈和亲朋好友在那场政治风暴中的亲身经历，用散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等艺术形式创作出来投寄给我们。请将你珍藏的文革照片、文革油画和文革文物拍成数码照片电邮或邮寄给我们。来稿请注明“‘文革图文故事’征文”字样，并请标明作者出生年月、当年身份。除《世界华人周刊》美洲版和电子周刊择优刊登外，世界华人周刊出版公司还将分类编辑成册，组成《文革图文系列丛书》陆续出版发行。征文分优秀奖10名（300加元），纪念奖50名（100加元）。所有参选稿件、图片不影响作者向国内报刊投稿。第一辑征文截至2012年12月31日，2013年出书。
我们寄望于千千万万人的参与，从而有信心将此套书编细编好。我们将向国际机构申请，争取将本系列丛书作为人类文化遗产加以保存。
电子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MSN:[email protected] QQ：798093434
海外手稿请寄：（加拿大）世界华人周刊出版公司（World Chinese Weekl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地址: 1555 22nd St. West Vancouver B.C,Canada.V7V 4E1
国内手稿请寄：北京 清华大学84-233信箱 邮编：100084
电话：（加拿大）604-800-4403、778-987-3260、（美国）847-403-7171、847-242-8207、（中国）13910272918、13865090755
网址：www.worldchineseweekly.com www.kfbookusa.com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华新民：苏维埃的海归——卡皮查和他的“克里姆林宫书简”
星期六 六月 30, 2012 2:12 pm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是短暂的，始于1917年，终于1991年。不过，公平地说，这个短暂的“朝代”曾经有过辉煌的科学技术。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就是在苏联时期发射的。如果诺贝尔奖也算是一个国家科学发展的标志的话，那么在这个时期，它共有八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除此之外，还有一位数学家康托洛维奇（Л. В. Канторович）获得了经济学奖（1975）；一位科学家萨哈洛夫（А. Д. Сахаров）获得和平奖（1975）；三位作家帕斯特纳克（Б. Л. Пастернак，1958）、肖洛霍夫（М. А. Шолохов，1965）和索尔仁尼琴（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1970）获得文学奖。另外，在苏联解体以后，还有获得物理学奖的三位科学家，他们获奖的科学成就都是在前苏联时期做出的，包括 2003年得奖的阿勃利科索夫（А. А. Абрикосов），得奖时已是美国公民，却是苏联朗道学派的传人。201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又发给了两位与前苏联有关系的科学家：海姆（A. Geim），和诺沃西洛夫（K. Novoselov），前者现在有着荷兰国籍，后者是英、俄双重国籍。但是他们分别于1958年和1974年出生于前苏联。海姆在前苏联时代接受了从小学直到博士的教育，诺沃西洛夫也接受了苏联时代的中小学教育。因此，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前苏联教育的产物。把这些算在一起，总共有18位诺贝尔奖得主，尽管其中一位和平奖得主和两位文学奖得主是不为当时的执政者认可的体制外人物。今天回顾这一个只有74年长度、而且已经走进历史的政治实体，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是一张不错的成绩单。
取得这样的成绩，有其历史上的原因：上述十余个科学上的诺奖得主可以说是十月革命前俄国科学的发展在苏维埃时期的延续。革命前的俄国，处于欧洲的东部边缘，科学和工业的发展都落后于西欧。但是，它并不像处于东亚的中国那样远离欧洲的科学发展前沿。俄国的科学家一直同西方的同行保持着联系，在有些领域也有超越西欧科学家的贡献。例如在19世纪就有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和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学等。在20 世纪初最早的诺贝尔奖得主中，就出现了几位俄国科学家——因为创立动物条件反射学说而在1904年获得生理学和医学奖的巴甫洛夫（И. П. Павлов），以及1908年因为对人体免疫功能的研究而获得生理学和医学奖的梅契尼柯夫（И. И. Мечников）。后者得奖时虽在巴黎居住，但是出生、成长并且长期工作于处于沙俄统治之下的乌克兰。甚至，在1903和1911年分别获得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居里夫人，其祖国波兰当时也是处于沙皇俄国的版图之内。按照我们一些国人的思维，她也可以算是个“法籍俄人”。可以推想，有这些先驱的榜样，对于1917年后的苏联科学家来说，诺贝尔奖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事实上他们身边就有着一位活着的诺奖得主：巴甫洛夫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一直生活到1936年去世。
另一方面，苏联的科学家在十月革命之后差不多40年的时间里同诺贝尔奖无缘。一直到1956年才由谢苗诺夫（Н. Н. Семёнов）获得化学奖而打破这个局面。苏联在科学方面的成败得失同它的意识形态和科技政策以至国家体制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学术界至今没有定论的课题。有的人说，苏联时期缺乏学术自由，因而科学研究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他们常常举出李森科受到斯大林的宠信，独霸苏联生物学界的例子作为论据。这种说法有一定事实根据，苏联在生物医学领域确实长期落后于世界水平，没有得到过任何诺贝尔奖，尽管革命前的俄国获得的两项诺贝尔奖都在生物医学领域。但是又如何解释苏联其他学科的成就呢？难道在物理化学领域，学术自由度就高了吗？似乎不是这样，例如，当时的苏联刊物上也可以经常看得到官方对“哥本哈根学派” 的所谓“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倾向”进行批判。这好像没有妨碍苏联物理学家在量子力学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对于这样一个悖论，本文无力给予回答。
本文只想通过苏联科学界的一个重要人物的一生经历，从一个侧面向读者介绍苏联时期执政党和政府领导科学技术事业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以及科学界同政治领导之间的关系，人们或许可以从中获得一些解开上述难题的线索。同时希望，对于渴望自己国家产生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中国政府和人民来说，也有一点启示的作用。
这个人物就是彼得•卡皮查（Пётр Л. Капица），生于1894年，十月革命的时候他23岁，正是开始科学生涯的年纪。他可以说是苏联建国后最早向诺贝尔奖发起冲击的科学家之一。早在 1920年，他和同事谢苗诺夫合写了一篇论文，提出让原子束通过一个高度不均匀的磁场，观测它们不同的偏转程度来测量原子磁矩的实验建议。可能是由于当时苏联正处于内战时期，也可能是由于卡皮查本人第二年去了英国，他们的论文到1922年才得以发表，而且他们本人似乎没有实施论文中建议的实验，或者没有获得可以发表的结果。而在此期间，德国科学家斯特恩（Otto Stern）和格拉赫（Walther Gerlach）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提出了基本相同的思路并实际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而且首次显示了原子磁矩的量子化效应。这一成就使得斯特恩获得了 194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斯特恩已经在1933年移居美国，得奖时为卡内基理工学院的教授）。两位年轻的苏联物理学家可以说是在无意中同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这两位终生挚友后来都如愿以偿——谢苗诺夫在1956年因为对化学反应机制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成为苏联教育和科学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而卡皮查则在197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苏联解体以前的最后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卡皮查于1984年去世，整个科学生涯都是在苏联的体制中度过的，从而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经历在苏联科学家中具有代表性。
不过，卡皮查有也一段不同于多数苏联科学家的独特经历，这就是他从1921年到1934年间在英国剑桥的卢瑟福（E. Rutherford， 1871-1937）领导下的实验室工作。这段长达13年的经历使他获得了大多数苏联科学家没有的对西方科学工作的第一手体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苏联科学界对西方了解最为深入的一个人。而他的突然被迫“海归”则又是一段独一无二的充满了个人同政府（国家）间纠结的故事。对于科学史的学者来说，这是研究科学同政治、科学家同政府，以及国家同国家之间冲突的不可多得的案例。
卡皮查这个人值得研究，还因为他在埋首书斋或实验室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也是一个对社会和文化有广泛兴趣的人。他关心并参与了苏联科学界的许多公共事务，担任过科学院和政府的行政职务。从他的经历和与政府领导人的互动中，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到苏联政府和执政党同科学技术的关系，以及它们实施科技政策的具体做法。尤其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助手和同事在其逝世后出版了他的书信集。在这些书信中，有许多是写给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直到安德罗波夫等历任苏联领导人的，被人们称为“克里姆林宫书简”。信中表达了他对苏联科学和教育现状的关注，涉及到他所关心的苏联科学界的各个方面，从核武器的机密到保护身陷囹圄科学家的请求等等。这些书信不仅是了解卡皮查一生的重要文献，也为我们观察苏联科学界以及它同政治的关系提供了鲜为人知的细节，是我们今天了解当年苏联科技政策的宝贵资料。
一、早年生活简介
卡皮查1894年生于圣彼得堡附近的喀琅施塔得，当时俄国的海军基地。他的父亲是有军衔的军事工程师，母亲是一位儿童文学家。卡皮查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数学方面的才能，但是语言文字方面似有所欠缺，因此他未能进入当时公认最好的圣彼得堡大学，而是进入了圣彼得堡工学院。读大学期间，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曾短暂地到波兰前线志愿充当战地救护车驾驶员，也曾同未婚妻到远东旅行，到过日本和中国上海。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显然没有影响到他的学业。1919年，他从大学毕业后即留校担任教职。这时圣彼得堡已经改名为彼得格勒，当时彼得格勒乃至全俄罗斯的物理学带头人是工学院的教授约飞（А. Ф. Иоффе，1880-1960），他创建了彼得格勒技术物理研究所，吸引了一批年轻而有活力的科学家，希望跟上20世纪初西方物理学的发展步伐。卡皮查成了研究所的一员，同时进入这个团体的还有谢苗诺夫等人，他们日后都成为了苏联科学界的带头人。
但这时卡皮查遭遇到了一连串的不幸。由于革命和随后的内战，当地瘟疫流行，在1919和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内，他的父亲、儿子和妻子以及刚出生的女儿相继死去。他本人也大病一场。失去亲人的悲痛加上病痛使他久久不能恢复正常的工作。就在他的导师和同事们担心他挺不过这场灾难时，新生的红色政权为卡皮查提供了一个人生转机——在约飞的推动下，政府建立了一个“俄罗斯科学院重建国际科学关系委员会”，在困难的经济条件下给科学界慷慨提供了外汇来购买科研设备。约飞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十分器重卡皮查的科学天赋，而且觉得派他出国采购也许是让他告别伤痛度过人生低谷的天赐良机。当时苏维埃俄国同大多数国家尚无外交关系，卡皮查好不容易在1921年5月到达英国，7月份，约飞同他一起访问了剑桥的卢瑟福。卢瑟福是1908 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他领导下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由于在核物理方面的众多开创性研究而名满天下。卡皮查冒昧地请求卢瑟福允许他在卡文迪许实验室里工作几个月。据说卢瑟福开始时并不乐意，告诉他实验室不缺人手，于是卡皮查问了一个看似不相关的问题：你们的实验误差是多少？卢瑟福答道百分之二到三。卡皮查说，你们实验室大约有三十个人，添一个人还在你们的实验误差范围之内，不会嫌多吧？卢瑟福中了卡皮查的计，不以为忤，反而欣赏他机智的回答，收下了他。
二、剑桥生涯
原来卢瑟福只是答应卡皮查在剑桥工作几个月，没有想到，这一呆就是13年。最初的几个月是很关键的，卢瑟福给他建议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α粒子通过物质时的能量损失过程。以前的同类实验都是用粒子在磁场中的偏转来测量，但是粒子能量低到一定的程度，这种方法就失效了。卡皮查设想了一种不同的方法：用当时已经问世的热辐射仪精密测量粒子在物质中运动产生的热。这个方法很快取得了成果，他的实验装置成功地排除各种干扰，测量到了极低能粒子产生的热量，不到一年就完成了一篇论文，在皇家学会的会刊上发表。这一成功显示了他作为实验物理学家的天赋和在实验方法上精益求精，数据处理上一丝不苟的风格。
打响了第一炮之后，卡皮查把注意力转到了通过测量α粒子在磁场中轨迹的曲率来研究其速度的实验。他在这方面的创造性贡献是研制了一种特殊设计的化学蓄电池，在它放电的瞬间产生极强的磁场，虽然这种脉冲式强磁场持续时间很短，但是用它来研究高速运动的α粒子则绰绰有余。接着，卡皮查又研制了用直流发电机代替蓄电池储藏巨大能量的方法，产生高达数十万高斯的强磁场。利用这样的新设备，卡皮查和他的同事们在后来的几年里开辟了若干新的研究领域，获得了很多新的成果。例如发现了金属电阻同磁场间的线性关系，后来被称为“卡皮查定律”，是他早期科学生涯的一项重要贡献。当然，这些成就同卢瑟福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卢瑟福不仅给他指出了研究方向，还出面争取其他科学家的帮助，甚至为他奔走申请建造新设备的经费等等。
随着研究成果的增多，卡皮查也逐渐成为了卢瑟福重用的骨干。由于他在出国前没有研究生学历，1923年，剑桥大学正式录取他为研究生，而且学历从他开始在剑桥工作的1921年10月算起，还考虑到他在苏联的工作经验而免除了他一年的课程，使得他在当年夏天就完成了博士学位。这显示他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内的地位已日益巩固。1925年10 月，他被选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研究员（Research Fellow）。同时他的个人生活也开始从丧妻丧父丧子之痛的阴影中走出来：1927年，他同移居法国的同胞安娜•克雷洛娃结婚，1928年和1931年又相继生下了两个儿子。1929年，卡皮查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难得的是他第一次提名即被选上，更难得的是，他当时还是一个外国人——因为卡皮查一直保留着苏联的国籍。虽然学会的章程并不排除外国人，规定“（英王）陛下的属土居民”均可为会员候选人，但是1914年后，还没有外国人获得过这样的殊荣。几个月后，他又被选为苏联科学院的通讯院士。短短十年间，他从一个大学毕业生成长为英、苏两国的“两院院士”，学术地位上升之神速实属罕见。
1930 年，他和卢瑟福商量建立一个全新的实验室，来继续进行他的强磁场实验和业已开始的低温实验。在卢瑟福的大力推动下，这个计划得到了当时英国最大的企业之一帝国化工（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创始人蒙德（L. Mond）遗产基金的资助，实验室很快在第二年建成，并被命名为蒙德实验室。实验室的特点之一是它的“磁厅”，这是一间20多米长的房间，因为用于产生强磁场的发电机在突然放电时会发生震动，为了避免震动的影响，测量仪器和发电机之间必须有20米以上的距离，才能使得实验测量赶在地震冲击波到达之前即已完成。实验室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低温实验室里独特的氦液化器。它采用绝热膨胀原理来造成低温。从原理来说，这不是独创，但是用这个原理来实现低温有一个不易克服的关键问题——膨胀是通过“活塞-气缸”装置来实现的，而活塞的润滑问题始终没有人能够解决。卡皮查想出了一个极妙的点子，就是用氦气本身作为润滑剂。在此基础上，他发明了一种不需要液态氢的事先冷却就能大量生产液态氦的设备。这样的氦液化器不仅在后来的15年里为剑桥大学提供了研究需要的液态氦，而且后来批量生产的氦液化器也是基于同样的设计思路。氦液化器的工业化生产大大降低了进入低温物理研究的门槛，使得低温物理研究不再局限于少数研究中心。
研究之外，卡皮查还兼任剑桥大学的教授，从事教学和研究生的指导工作。他还经常在剑桥的各个科学社团作半科普的演讲来介绍自己的研究工作。他的英语带有浓重的俄国口音，所以他说：“在演讲开头5分钟，我会讲一些笑话，如果听众笑了，我就知道他们能听懂我说的英语。”他对自己演讲的要求是：95% 的听众能听懂演讲内容的5%，5%的听众能听懂95% 的内容。尽管如此，他是一个很乐观外向而且善于跟人交往的人，所以很快就融入了剑桥大学的师生社会中，结交了很多朋友。这些朋友都记得他的业余爱好和特长，比如他动手能力强，喜欢摆弄车辆和钟表，擅长魔术，而且棋术高超，同他下棋，世界冠军都不敢掉以轻心；他不修边幅，穿着随便，以致一次出席正式集会时被拒绝入场。人们也记得他一些无伤大雅的轶事：比如当他在构思新的实验设想时，对别人的询问常常置若罔闻或答非所问，有时会忘掉时间和同客人事先约好的会面。有次一位神父问他著名天文学家爱丁顿是谁？他的回答是：“他对于天堂的了解比你多得多。”这种对宗教人士的冒犯或许同他来自信奉无神论的苏联有关。类似的事还发生在苏联领导人布哈林访问剑桥大学时，卡皮查带着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来到三一学院的餐厅，大大咧咧向大家介绍说这是“布哈林同志”，让满座的英国绅士们愕然不知所措。
三、被迫“海归”
不过，卡皮查在他一手创建的实验室里只工作了一年多时间。1934年8月，卡皮查夫妇和往常一样，回苏联探亲和短期访问，没有想到被禁止出国，使得他在剑桥的研究生涯突然告终。
卡皮查当年只是短期因公出国采购，后来逾期不归，可以想象苏联当局起初是不快乃至愤怒的。其实，卡皮查自己开始也并无长期滞留国外的打算。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卢瑟福对他还不熟悉，曾经这样警告他：“你如果在这里不做研究，而是做共产主义宣传，我是不会容忍的。”他的英国同事们也同他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卡皮查在苏联原单位的同事们，包括原来带领他出国的约飞教授，也都不以为然，就连他最亲密的朋友谢苗诺夫，也不能谅解他的不归，给他写信说：“你背离了我们，但是你也不可能靠拢英国人，最后变得非俄非英。”不过随着他研究工作的顺利展开，他同卢瑟福的关系日益密切，再加上他的开放性格，使他逐渐融入实验室的同事之中。基于他对剑桥科研环境的观察和体验，他做出了长期留在剑桥的决定。1922年七月，他在给自己母亲的信里这样说：“我不会背弃俄国……但是免不了要离开原来彼得格勒的同事们，我也不怕这样做。”因为“我有了不同的导师，有着同彼得格勒的朋友们不同的观点，而且加入了不同的学派，有着不同的工作方法。在俄国，所有的事情都遵循德国的模式，而英国的科学界同它大相径庭。但是英国产生了最杰出的物理学家，我现在开始体会到为什么是这样。英国学派特别注重个性的发展，为个人的能动性提供无限的空间。它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僵化的模式和规定。”
他在同一封信中比较了卢瑟福同约飞的不同风格：卢瑟福对下面的人不多加干预，不像约飞那样要求研究结果的精确和表述的优美。例如，在剑桥经常有人做一些在俄国的研究所里看来荒唐可笑的实验。原因是，他们是由年轻人自己想出来的。卢瑟福认为，要让一个人证明自己的价值，就不仅要允许，而且要鼓励他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同时设法给原本荒唐的实验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内容。那种扼杀个人创造性的批评，在卢瑟福这里是没有的，而在约飞那里却经常发生。另外，卢瑟福也不喜欢让手下的人去做复杂的课题，这使得卡皮查想起了在苏联导师给他布置的那种干了三年还做不出结果的课题。吸引卡皮查乐而忘返的正是这样一种风格和氛围。
苏联当局后来似乎对卡皮查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这显然是因为他在剑桥这所世界名校和卡文迪许这所顶尖的研究机构迅速获得了一席之地并且在科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所以 1926年以后，他几乎每年暑假都回国探亲同时做学术交流，每次都有政府高层人士批准他回程的签证。1929年初，加米涅夫致信卡皮查，除了询问卡皮查何时能够回国定居外，信中正式聘请他担任正在哈尔科夫筹建的乌克兰技术物理研究所的顾问，每年固定地回国工作2-3个月，给他的报酬是2000卢布。加米涅夫是苏联的开国元勋，曾经当过列宁的副手，不过这时已经在党内斗争中败给了斯大林，暂时在苏联政府内负责科技工作，几年后被斯大林处死。卡皮查在回信中首先感谢当局给予他为迅速崛起的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的机会。不过他并没有完全接受加米涅夫代表政府所提出的要求，只答应根据他本人的科学研究和作为实验室负责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回国工作时间的长短。谈到报酬，他首先表示他能理解苏联当时不能按照西方的标准支付，不过——或许革命后不久就离开祖国的卡皮查，还不懂同党和政府是不能讨价还价的，或许，在当时的苏联知识分子中压根不存在这样的“潜规则”——他还是开出了一个“十分合理”的价格：每年付给他 200英镑顾问费，加上150英镑车旅费和按实际工作天数计算每天70卢布的生活费。这个要求中光是生活费一项，如以两个月计算，就是4200卢布，显然远远大于政府的数字。尽管如此，苏联政府求才心切，还是全部答应了卡皮查的开价。
说到何时回国定居，他婉转地告诉加米涅夫，今后几年内，他不可能离开专门为自己建造的实验室，他要为这个实验室负责，需要全力以赴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卡皮查在信中还感谢了政府在给他出入境签证方面提供的方便，不过也不无微词：“对我这样一个俄罗斯公民，回国是如此困难以致令人却步，那些护照的规定使我还不如到其他国家度假或出差更容易。”显然，他在前些年里若干次回国都不是很顺当的，都是作为个案单独审批的。他的朋友们都担心这种状况能否长久，不过卡皮查还是不以为然，以一笑处之。
接着发生的事使卡皮查明白，他是过于自信了。1934年八月，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带着妻子回到国内，出席了纪念门捷列夫的大会并在哈尔科夫讲学。十月初他准备取道列宁格勒返回英国的时候，当局告诉他，原来向他“保证”的回程签证不再有效，他必须留在苏联。几天以后，他的妻子安娜被允许回剑桥去照顾那里的孩子。 10月10日，安娜回到英国把这件事告诉了卢瑟福。
苏联当局为什么一反原来的容忍态度，突然决定强迫卡皮查“海归”呢？人们有种种猜测。根据一位到莫斯科开会并同卡皮查面谈后回到英国的科学家向卢瑟福报告，卡皮查本人认为以下三个因素造成了他的麻烦：⑴ 剑桥方面有人提供不实消息称他在英国从事同战争有关的研究。⑵ 在理论物理学家伽莫夫（G. Gamow，1904-1968）借到西方开会机会滞留不归时，卡皮查曾致信莫洛托夫希望当局按照跟自己一样的方式处理，并以此作为自己今后回国服务的条件。⑶ 他本人的能力在战争时期对苏联有用。其中第一点似乎是没有什么根据，是处于困境中的卡皮查自己多疑了。第三点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卢瑟福认为卡皮查自己也有责任，他后来对人说，这要怪卡皮查爱夸大其辞，喜欢受到人们捧场——卡皮查曾在苏联跟人说，他一个人就能在有生之年改变苏联电气工程的面貌。卢瑟福是对卡皮查的长处和短处都十分了解的人，他的埋怨不是纯粹的猜测。我们知道列宁有一句名言：苏维埃政权加上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苏联领导人如果真的听信了卡皮查的大话，那把他留在国内无疑是大大有利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项决定。
不过，促使苏联政府收紧出国许可的主要原因或许还是伽莫夫事件。伽莫夫是苏联当时最杰出的青年物理学家之一，1928年，他根据量子隧道效应成功建立了原子核α衰变的定量理论，从而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瞩目。1931年，他年仅28岁即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是科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成员之一。他曾在西方各物理学重镇游学多年，1933年到布鲁塞尔开会后即在居里夫人等协助下滞留在西方，并于第二年移民到美国，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任物理学教授，后来成为美国氢弹之父的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就是在他的劝说下从伦敦到美国同其进行合作研究的。卡皮查要求苏联当局按照他本人的方式处理伽莫夫的出走事件，希望政府给予伽莫夫可以逐年延期的在外国居留的许可。卡皮查还写信给德高望重的丹麦物理学家玻尔（N. Bohr，1885-1962），希望他访问苏联时能说服苏联领导人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并成为一种惯例。卡皮查没有想到，这些活动可能使得苏联政府反而觉得他本人就是滞留不归案的始作俑者，当初对他网开一面是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伽莫夫的出走就是这种宽松的政策的恶果，当局于是决定采取亡羊补牢的行动。
卡皮查被留在了莫斯科，妻子去了英国。他单身一人住在旅馆里，惦记着剑桥的实验室和自己的妻儿，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别人在我的实验室里按我的想法，用我的仪器工作，而我一个人在这里无所事事，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真弄不懂。我想叫喊，想砸家什，有时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这段时间里他的处境还可以从他在 1935年5月给莫洛托夫的信中略窥一二：“自从我被扣留以来，你们做的每一件事都让我失去自尊。最初的四个月，没有人关心我，连面包的配给卡都不给我。更有甚者，两个内务部的人员在街上跟踪我三个月，显然是为了恐吓我，他们有时还拉扯我的外衣来戏弄我。有些负责的官员到今天还在用种种手段恐吓我……我仍然不能理解，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它的实际后果是威胁大多数科学家和我的朋友不要和我接近，而对我来说，唯一的效果是搅乱我的神经系统。”可以看出，被迫“海归”的卡皮查是何等愤怒和无奈，他这时才意识到需要向当局说清楚，他在剑桥的研究工作同直接应用的技术之间相去甚远，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未必有那么大的用处。他一度以沉默表示抗议，一度认真地考虑到列宁格勒巴甫洛夫那里去改行从事生物物理的研究，甚至写好了研究肌肉活动机制的计划书。
另一方面，卢瑟福也没有闲着，他一面向当时苏联驻伦敦大使，甚至通过首相向苏联当局提出请求，一面吁请当时世界科学界的领袖郎之万（P. Langevin，1872-1946）和玻尔等人在苏联领导人面前替卡皮查说项。这些活动都是在私下里进行的，充分照顾了苏联当局的面子，然而，所有努力都没有奏效。同时，这件事也不免为新闻界所知晓，在1935年5月1日，泰晤士报发表了卢瑟福和皇家学会会长霍普金斯（G. Hopkins）给苏联当局的信件，以极委婉的口气请求苏联政府至少允许卡皮查回到剑桥，让他结束手头没有完成的工作。这迫使苏联驻英大使也不能不公开为本国政府辩护，声称“剑桥当然希望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都在它的实验室里工作，同样的，苏联也希望卢瑟福爵士和贵国的其他优秀科学家都到它的实验室里工作。”
而苏联政府方面，已经为卡皮查安排好了今后的前途，不管他本人愿意不愿意——政府决定为他专门成立一个全新的物理研究所，由他担任所长，继续他在剑桥正在进行的工作。僵持一段时间后，卡皮查知道出国无望，拒绝或者对抗下去是很危险的，于是只能听从政府的安排，开始规划建立这个新的研究所——他把所址选在列宁山上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据赫鲁晓夫回忆，本来这个地方被美国大使看中，要建美国大使馆的，斯大林把它拨给了卡皮查。卡皮查给他的研究所取名“物理问题研究所”，以有别于当时已经有相当规模的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同时也是为了表明，他们的研究项目将由所里科学家们的个人兴趣决定，研究重点是“纯粹”的物理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想法也有所变化，对苏维埃政权以及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这或许同当时纳粹势力在德国崛起有部分的关系。这可以从1936年2月他给流亡在剑桥的德国物理学家玻恩（M. Born，1882-1970，1954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的信中看出来：“不能否认，看着一种新的文化在新的理论基础上成长起来，是极为引人入胜的，我也不后悔能够参加到这场游戏中来。我虽然对我遭遇到的卑劣手段还有怨气，这怨气也不会消退，但是，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政府做事都不会心慈手软的，个人只是在历史的潮流中身不由己的一颗微粒，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让自己的外壳坚硬一点。毕竟，同纳粹比起来，布尔什维克简直就是天使，而且他们正在为真实的事业而斗争……我同意你的说法，他们是唯一坚持正确路线的人，而且是一条胜利的路线。”这显示他认为苏联共产党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种新文化，看好它的前途。借用物理学上的术语，他开始从“受迫海归”向“自发海归”转变。
在筹建新研究所的过程中，他经常与具体负责这件事的官员梅日劳克接触，梅日劳克当时是权力很大的人民委员会议（相当于政府内阁，后来改名为部长会议）副主席，负责科学技术工作。卡皮查苦口婆心告诉这位官员：他从事的是纯粹物理学，而不是应用物理学；而且光是建立一个研究所，如果没有了剑桥的那些设备，他仍将会一事无成，然而对方似乎不理解他的说辞。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表达了这样的无奈：“（梅日劳克）跟我说，人民给了他们统治这个国家的权力，我就必须服从他们的命令。我说，你们的命令我都服从了。不过有些命令听起来好比是要强迫贝多芬写第四交响乐曲。贝多芬当然可以奉命指挥交响乐队，但是他不会愿意按命令写交响乐曲，即使勉强写了，也不会是好作品……”
毕竟，苏联当局留住卡皮查是为了让他为苏维埃政权服务，而不是为了毁掉他的科学事业。所以，经过一番颇为曲折的讨价还价，加上卡皮查几次以辞职相威胁，当局似乎听懂了卡皮查的意思，并且决定满足他的要求，在1935年春开始同卢瑟福谈判把蒙德实验室的那些设备搬到莫斯科的研究所来，而且撤走了原来监视卡皮查的人员，允许他在国内自由旅行。对此，卡皮查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护卫天使回到天上去了。”不仅如此，当局还配给了他一套上好的住房和汽车。到了该年八月份，剑桥大学的两位教授，生理学家，1932年诺贝尔奖得主阿德里安（E. D. Adrian）和物理学家、1933年诺贝尔奖得主狄拉克（P. Dirac）分别访问了莫斯科，有机会同卡皮查直接交谈，卡皮查向他们提出了在莫斯科有效地开展研究所需要的设备。他们回英国后，向卢瑟福报告了卡皮查的要求。11月份，剑桥大学同苏联当局终于达成了协议，剑桥方面答应将卡皮查要求的蒙德实验室的大部分设备运送到莫斯科。苏联政府则为此付给剑桥大学3万英镑。此外，剑桥还同意给予卡皮查的两个主要助手一年的假期，让他们到莫斯科帮助卡皮查尽快重建实验室，并为他培训日后的助手。
那年11月5日，卡皮查正式向剑桥大学辞去蒙德实验室主任的职务。他在辞呈的结尾说：“我必须告诉你们，辞职对我来说是巨大的痛苦，特别是，要以这种突兀而出乎意料的方式来辞职。” 同时，两个月前返回莫斯科的妻子安娜又重返英国到剑桥去收拾家中的一切，于1936年1月带着两个孩子同卡皮查团圆。而剑桥卢瑟福手下的考克劳夫特（J. D. Cockcroft，1951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则承担起把实验设备——包括巨大的发电机——运到莫斯科的艰巨任务。随着设备的陆续到达，卡皮查的心情有所好转，但还没有完全从沮丧中恢复。他在1936年2月给卢瑟福的信件中说：“我在这里感到很痛苦，虽然比去年略好，但是没有我在剑桥时候开心。”他依然眷恋着剑桥的幸福时光，说那是“我失去的天堂”！
四、“海归”的辉煌
研究所的建筑于1936年夏天竣工，关键设备和他在剑桥的助手也已经到达莫斯科。设备一到，卡皮查就迫不及待地将它们安装起来，同时让本国的技术人员熟悉运行这些设备的细节。新的研究所在设备方面同蒙德实验室没有什么不同，其他方面则更显气派。所长办公室巨大无比，窗外是花园美景，会议室和行政人员的办公室都十分宽敞。自然，行政部门比蒙德实验室要大得多，因为它要管理全所人员的吃、住、行和图书室。不过跟苏联其他的研究机构相比，卡皮查已经砍掉了很多规划和财务方面的繁琐文牍，把行政部门压缩到最小了。他喜欢对人说：科学研究的计划过分详细就好比要医生为他的病人一年里要吃的药都事先开好方子。财政人民委员会（相当于财政部）曾要求他的研究所报告每一项研究的详细开支，对此，卡皮查又像对付梅日劳克一样，用艺术创作的比喻给予回答。他给财政人民委员（部长）写信说：“在你观赏伦勃朗的画作时，你难道会对他花在画笔和画布上的费用感兴趣吗？那你为什么对我们研究中的设备和材料费用那么仔细呢？”他还问：“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按你阁下的观点，该给他多少经费才合适呢？”他同财政人民委员会的争执长达六个月，未能说服对方，最后由全苏人民委员会议出面，才允许他的研究所简化财务手续，使得研究所获得了比苏联其他研究机构更多的花钱自主权，也使所长省掉了无尽的日常麻烦，而且还节约了开支，比如研究所只雇了一个会计，而且在实验室人手不够的时候，这个会计还有时间帮着做测试工作。
看来，卡皮查这个所长一开始就要建立一所更接近于西方的科学研究所，在管理方面尽可能仿效卢瑟福在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的那一套做法。例如，他禁止在自己的研究所里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同时允许一个人可以有一个以上的工作岗位，拿一份以上的薪水，这样的规定在苏联是独一无二的。另外，他不赞成加班加点，规定除了特殊许可，实验室每天在下午六、七点钟必须停止工作，以便让研究人员有时间回顾一天的工作。他有时还强迫手下的人员在工作不顺利时休息一段时间。他在用人方面始终把科学家放在第一位，特别强调不应当要求纯粹的科学家去开发他们科研成果的技术应用。他在一份报告里拿他的好朋友、以研究化学动力学著称的谢苗诺夫为例说：“假如让谢苗诺夫去建造一台内燃机……那就是浪费他的宝贵时间和精力，他应该把时间和精力花在真正内行的纯科学研究上……一个歌手不会给自己的歌唱伴奏，为什么要强求他呢？”当然，在这方面，卡皮查认为自己是个例外，他认为自己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他后来在卫国战争时期为了满足钢铁工业的需求而成功开发新的制氧技术，证明了他的这种自负不是大话。
而苏联当局和科学院也确实保证了他在财务和人事管理上做到真的有职有权。苏联的科研教学机构里，当然也有共产党的组织，但是，党员和党组织在研究所的管理方面，没有什么发言权。研究所配备研究人员的时候，都是卡皮查把关，极为严格。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是宁缺勿滥，开始时只有七个人。即使是挑选辅助人员的时候，也十分挑剔。比如他从事低温物理研究需要许多特殊要求的玻璃器皿，他有一个心灵手巧的玻璃工，擅长攻克各种挑战性的疑难问题，有时会一个人锁在屋里几天，然后把制成的高难度玻璃器皿拿出来，从不解释是怎么做出来的。还有加工车间工长和生产液氦的技师，以及卡皮查的技术助理，个个都是一流的能工巧匠。他的技术助理后来获得了相当于博士的学位，成为研究所里科研队伍的重要成员。即便是他挑选的行政助理，也都十分能干，使他能摆脱许多繁杂事务的纠缠。
卡皮查挑选学生也极为严格。上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并师从卡皮查的我国物理学家管惟炎对于自己怎样被物理问题研究所挑中有这样的回忆：“物理问题研究所是很特殊的，专门为卡皮查建的，研究员加工作人员大约只有三十几人，规模很小，但是影响很大，因为朗道也在这里面，当时只有他们两个是院士，后来都得了诺贝尔奖。卡皮查每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学生中挑一个学生，我就是在这种机缘下进了这个研究所，做大学论文。他挑选的方法是请沙立尼科夫，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莫大低温教研室的主任，从十几个学生中挑四个人去见卡皮查，再由卡皮查挑一个人。他挑的方法是，出一个课题，你回家做，两个礼拜以后再给他答复，看你答复的情况，他认为谁最合适就把他留下来。”除了学生的素质，卡皮查对于研究所的学风也有严格的管理。管维炎说：“他最讨厌学生做假，有一个学生不是跟我同期的，曾经把数据拿给他看，他说你把原始数据拿来，他就一个一个看，发现有很多点没有点上去，等于是选择性的做，他就把这个学生开除了，因为这样会制造混乱，如果你这文章发表，人家以为是真的，费了很大劲又发现这是不对，所以他不允许这样，等于是把自己的招牌都砸了，这是他非常忌讳的。”
在研究所最初20 年里，卡皮查的主要研究兴趣依然是他在蒙德实验室时候的研究领域：磁学和低温物理学。之前他的主要兴趣和成果是在强磁场方面，回到莫斯科以后，他的主要研究集中在低温物理学领域。其中，他的第一个课题是低温下液态氦的输运性质。因为当时的物理学界已经发现，液态氦在某一温度（2.2K）下，具有一些奇特的性质，例如具有极高的热传导性能，此温度下的液态氦被人称为氦II。卡皮查决定对氦II的流动性质进行深入研究，而由于他在剑桥时期发明的新式氦液化器，他的研究所有着世界领先的大量生产液态氦的技术，为他们详细研究液态氦的流动性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卡皮查的关键性实验研究了重力作用下的氦II在两片间隙不到1微米的光滑玻璃片之间的流动，发现它的粘滞度实际上是零——流动时没有摩擦阻力。卡皮查将这种现象称为超流动性，以类比于当时已知的某些材料在低温下的超导电现象。
卡皮查的上述实验结果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1938年第1期上。这项发现以及接下来进行的一系列实验使他在1939 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而且后来为他的研究所赢得了两个诺贝尔奖：第一个是由研究所理论部主任朗道在1962年获得的，得奖的原因是朗道为了解释卡皮查的实验发现，建立了量子液体的理论；另一个则是1978年授予卡皮查本人的，以表彰他在液氦超流动性研究方面的先驱性贡献。人们普遍认为诺贝尔奖委员会在超流动性现象发现后整整四十年才给它的发现者颁奖，实在是太晚了，幸亏卡皮查那时还健在。据卡皮查的秘书卢比宁（П. Рубинин）说，瑞典皇家科学院曾经在早先考虑过给卡皮查发奖，但是因为在1958年帕斯特纳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后，遭到苏联当局的围剿而宣布拒绝领奖，诺贝尔委员会有一段时间同苏联政府关系紧张，当瑞典的外交部长向当时掌权的赫鲁晓夫试探是否能给卡皮查发奖时，赫鲁晓夫没好气地回答：“难道我们没有别的院士了吗？”或许，这是让瑞典科学院三思而行的原因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1938年同一期的《自然》杂志还刊登了两位来自加拿大的年轻人在剑桥的蒙德实验室进行的同卡皮查类似的实验和结果，不过他们的办法是测量氦II通过毛细管时的粘滞度。由于他们投稿的日期晚于卡皮查，而且，在卡皮查看来，他们在剑桥用的实验设备也是他当初发明的，所以，诺贝尔奖并没有颁发给这两位加拿大科学家。据科学界流传的一种说法，卡皮查对于这一点十分坚持，也是诺贝尔奖委员会迟迟不能作出决定的另一个原因。
卡皮查及其团队在低温物理前沿的探索性研究被1941年爆发的卫国战争所打断，在德军兵临城下情况下，研究所撤退到喀山，实验工作不得不停了下来，但理论研究还在继续。而卡皮查本人则在此期间开展了为战争服务的实用性研究——用新的空气液化方法（膨胀涡轮法）来大规模生产工业用氧气。在战时的艰苦条件下，卡皮查成功地在两年时间里建起了一个采用新技术制氧的示范性工厂，从而被任命为生产氧气的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他的新制氧技术成了日后世界工业制氧的基础。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仅此一项成果，就足以证明当初强迫卡皮查“海归”的决策是何等英明正确。为此政府给了卡皮查各种各样的荣誉：1941和1943年的斯大林奖金，1943和1944年的列宁勋章。
五、人生起落
1945年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结束的年份，卡皮查在这一年获得了三项荣誉：第三次被授予列宁勋章、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和锤子与镰刀金质奖章。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不过就在他获得一个又一个的奖励和荣誉的时候，灾祸也正向他走来。一进入1946年，政府不断派人来调查研究所的活动，调查组里加进了原来对他的制氧技术持反对态度的人，而且级别越来越高，最后是部长亲自来调查，把他的制氧技术和工厂说得一无是处，最后在所里宣布撤去他的所长职务，而且特别出乎卡皮查意料的是——斯大林亲自签署了这项命令。
虽然表面上的理由是关于制氧技术和氧气生产——他在开发和推广新的制氧技术过程中也确实得罪了不少人——但是背后的真实原因是卡皮查在1945年11月25 日致斯大林的一封信。苏联政府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立即成立了一个领导原子弹研究工作的特别委员会，卡皮查作为物理学家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他在这封信里对委员会的指导原则、尤其是对委员会的领导层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且请求退出贝利亚领导下的这个特别委员会。他在信里根据自己在这个委员会里的经历说： “贝利亚、马林可夫和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在特别委员会里的作风就仿佛他们是超人一样，贝利亚同志尤其是这样。诚然，指挥棒在他的手里——我不反对他担任指挥，但是第一小提琴手应当由科学家来担当，因为整个交响乐团是由小提琴来定调的。乐队指挥不光是挥舞指挥棒，他还必须懂得乐谱，而这正是贝利亚同志的弱项。我觉得贝利亚同志在这个岗位上如果多花点时间和精力，任务将会完成得更好。他干劲大，善于迅速抓住问题的要害，善于分清主次而避免纠缠于次要问题。他对科学问题也有兴趣和领悟，从而形成他自己的解决方案。但是，他有一个毛病——过分自信，这显然造成了他对乐谱的无知。”
他把贝利亚比作一个手里拿着指挥棒，却完全不懂得乐谱的乐队指挥。这样不知轻重的批评得罪了权势熏天，同时也是克格勃首脑的贝利亚。据他的秘书卢比宁回忆，一位当时在斯大林身边的将军后来告诉卡皮查，贝利亚原来是要求逮捕卡皮查的，但是斯大林觉得卡皮查在西方名气太大，对贝利亚说：“我可以罢他的官，但是你不许碰他。” 斯大林的话总算使他逃过了牢狱之灾。卡皮查经常给苏联的领导人写信，他是以善于同上层打交道著称于苏联学界的，怎么会写这么一封放肆的信件呢？或许，卡皮查觉得以往为了解救朗道曾经同克格勃周旋过——当年他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都写过信，要求尽快释放朗道，否则他关于液态氦超流动性的研究无法继续进行。他的游说最后取得了成功，他以为这一次也能说服斯大林，将贝利亚从原子弹研究的领导岗位上换下来。然而这一次，他不但被撤了所长的职务，而且失去了部分人身自由。不仅如此，只要贝利亚还在台上，他就有随时被捕的危险，甚至有可能在某次事故中丧生。
卡皮查被撤去物理问题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以后，幸好还保留了科学院院士的头衔和薪水。他腾出了研究所所长的住所，搬到莫斯科郊外的度假屋居住。他被告知，他再也别想回到他自己创建的研究所去了。实际上，这种状况持续了8年。这段放逐的时间里，只是偶尔进城做个学术报告或讲课之类，大部分时间则在乡下继续进行一些科学研究。他在郊外的度假屋及其周围建立起实验装置，被人们戏称为“物理问题农舍”。他的研究课题有球状闪电，大功率磁控管等等。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他也开始转向理论性研究，从他后来发表的论文看，它的研究兴趣广泛，包括二维湍流中的热传导，粘滞流体薄层中的波动流，风和海浪的形成，滚动中润滑剂的流体动力学等等，这些论文显示出了他的深厚的数学功底和分析能力。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贝利亚也在不久被同僚联合起来打倒，并且在当年12月被处决。据卡皮查多年后告诉狄拉克，斯大林死后的几个月是他最危险的时期，有一天有两个人来到他在莫斯科郊外的住处，说是要参观他的实验室。卡皮查带着他们到处转悠，不过很快就看出他们不是学物理的，而是为了某种不明的政治原因前来。中午12点钟，这二人突然说参观到此为止，然后就离开了。后来他听说，贝利亚正是在那天中午 12点被捕的。他认为这两个人是奉派来保护他的，以防贝利亚在最后一刻加害于他。压在卡皮查头上的大山被搬掉之后，卡皮查立即上书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和赫鲁晓夫（苏共总书记）为自己的涡轮制氧技术翻案，指出国内国外现在都开始采用他的设计思想大规模生产工业用氧气。1955年1月，他在致赫鲁晓夫的信中说：“科学院向党中央提出把我的研究所还给我，这项要求已经提出很久，迄今没有回音。”12天之后，他终于官复原职，回到了莫斯科的研究所。此后一直到他1984年逝世，卡皮查再也没有离开过物理问题研究所所长这个职务，虽然这是一个行政职务，但是直到生命终止，他也从没有离开实验室里的研究工作。据管惟炎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原来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吴有训到莫斯科访问，我随他一起做翻译，去见了卡皮查，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像你们这么好的师资、设备，为什么不多收一点学生？卡皮查就说不能多收，多收以后，我们自己就做不了事，做不了实验。”
回到他的研究所后，卡皮查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研制大功率的电子器件，希望用它产生的微波将等离子体加热到热核反应的温度，他坚信自己的这种微波加热法比当时在苏联其他研究所和西方研究的托卡马克或激光加热法更有希望实现可持续的热核聚变反应，不过一直到他晚年这种方法也没有实现他的预期。在苏联的库恰托夫研究所和西方国家的实验室里，研究人员为实现可控热核反应的主要希望还是集中在托卡马克系统上。就像爱因斯坦后半生致力统一场论却终无所成一样，卡皮查在研究的道路上也不是无往而不胜的。
这个时期的卡皮查，除了继续活跃在科学研究的第一线上以外，也从事许多社会活动。他对于科学和教育事业的管理以及科学和技术的关系有许多思考，在各种场合发表尖锐的针砭时弊的讲话或文章。针对苏联体制中大学同科学研究脱离的弊病，他还发起建立了一个以培养科学精英为目标的本科大学“莫斯科技术物理学院”，使得高年级学生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活动，同时也使研究所能够了解学生并从中吸收最优秀者。这所学院是1946年成立的，不久卡皮查就遭到整肃，不过他还是坚持在学校里教了一两年的普通物理。后来回到莫斯科以后，他继续参与这所学校的管理，他还发明了很多启发灵感和理解而不是要求死记硬背书本的考试题。此外他从1956年起就担任俄文的学术刊物《实验和理论物理》的总编辑。
由于卡皮查的崇高学术地位和他在营救朗道等科学家一系列事件上面表现出来的道德和勇气，他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个莫斯科乃至全苏联的知识分子群体，其中不仅有科学家，还有音乐家，雕塑家，作家，演员，电影导演等等。他在自己的研究所组织关于遗传学进展的研讨会，让曾经因反对李森科学说而入狱的遗传学家到自己的研究所来做演讲。卡皮查对于体制外的艺术家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尤其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让他们在自己的研究所里举办展览并出售艺术品，这些展览常常成为莫斯科文艺界谈论的话题。1974年他的80 寿辰，人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出席的人几乎囊括了苏联文化界的所有知名人士，可见卡皮查社交圈子的广泛。他的社交圈子还扩大到国际上，许多访问莫斯科的科学家，包括他的老朋友玻尔父子和考克劳夫特等，都受到过他的盛情招待。
另一方面，虽然得到苏联政府授予的种种荣誉，卡皮查在很多年里都只能在苏联境内和东欧国家旅行，尽管他经常受到国际科学界的邀请。据赫鲁晓夫后来的解释，这是因为当局认为卡皮查太爱讲话，言多语失，难免会泄露国家机密。这个理由显然有些牵强，主要恐怕还是对他的不信任。对此，卡皮查以他一贯的直率在1956年给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中抱怨说，不久前有英国科学家到访莫斯科，其中有若干他在剑桥的朋友，他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做客，但是后来就遭到科学院院长的警告：在没有第三者在场时不能同外国科学家接触。他在信中说：“我觉得我不是在同一位科学界的同事说话，而是在同安全警察说话。”他还抱怨在科学院补选主席团成员的时候，他已经被数理学部推举为候选人，而苏共中央（据说是苏斯洛夫）却告诉院长要“三思而行”，结果补选被取消。另外，高教部也拒不批准莫斯科大学选他进入学术委员会的申请。尤其让他愤怒的是，若干年前，他的制氧技术在西方国家受到工业界的关注，它们提出要购买卡皮查的专利，最有力地证明了卡皮查制氧法的原创性和先进性。科学院多次给部长会议写信要求重新考虑1946年将他罢官的那道命令。然而一直没有得到回音。
直到1958年，卡皮查才获得了完全的平反，官方正式承认，当年指责他的制氧技术的通告是不实之词。出国的禁令也在1965年终于被撤销，那一年他被批准到哥本哈根接受丹麦工程学会颁发给他的“尼尔斯•玻尔金质奖章”。第二年5月，他被英国物理学会授予卢瑟福奖章，他终于得以重返阔别32年之久的剑桥。在那里他高兴地见到了许多老朋友，而且个个都已经是学界的重量级人物。从那以后，他不再受到出国旅行的限制，他走遍了世界各国去接受各种荣誉学位和奖章，而且二度和三度回到剑桥接受荣誉和讲学。
当然，最风光的一次出国是在1978年到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物理奖。在他的获奖演讲中，尽管他是因为低温物理研究而获奖，他却不谈他的低温物理研究，而是回顾他在热等离子体方面的研究，婉委表达了他对这项迟来的荣誉的不满：“我在大约三十年前离开了这个领域，虽然在我领导的研究所里，还是有人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我个人现在则是从事研究热核反应所要求的非常高温下的等离子现象……因为常言道‘两极相通’。”
1984年，卡皮查90岁，正在人们为他张罗90寿辰的庆祝会时，卡皮查在4月份得了严重中风后与世长辞。刊登在《真理报》上的讣告除了有苏联科学院的签署外，还有苏共政治局全体委员的签署。
六、克里姆林宫书简
1971 年，卡皮查在莫斯科组织了一次纪念他的恩师卢瑟福百年诞辰的会议，从剑桥邀请了若干老人与会，其中一位老人对卡皮查说，他曾经企图说服英国邮政局发行卢瑟福的纪念邮票没有成功，而苏联却发行了这样的邮票。他问卡皮查是如何说服苏联邮政当局这么做的。卡皮查指指桌子上的第二部电话机告诉客人，那是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他当初就是拿起这部电话的话筒说：“勃列日涅夫先生，我希望发行一张纪念卢瑟福百年诞辰的邮票。”勃列日涅夫回答说：“行。”这一小故事可以看出卡皮查受到苏联历届领导人重视的程度——除了他被放逐的八年以外。这种重视既是由于他在国际科学界的地位，也是由于他在“海归”后的几十年间同政府高层的接触交往，加上他在战时发挥的作用所积累起来的。这种重视也使他获得了直接向最高领导陈情和建言的特权。他的陈情和建言很多都是通过书信表达的。这些信件常常在送出之前要修改多次，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卡皮查不让所里的打字员参与，而是大多由妻子打字后直接送往苏共中央委员会。据人们在他逝世后整理和统计，他总共给斯大林写了45封信，给莫洛托夫71封，马林科夫63封，赫鲁晓夫26封。到他晚年，给勃列日涅夫的信只有一两封，因为他感到多写也是无用。在他逝世以后，这些书信得以整理出版，被人们称为“克里姆林宫书简”。
这些书信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若干类，重要的一类是向克里姆林宫内的掌权人物反映苏联科学家的工作环境，尤其是他本人的个人遭遇，向他们提出改善科学家待遇的要求，这些信件的言辞常常是十分尖锐的。
在他被禁止出境初期的1935年，苏联当局曾希望卡皮查本人出面声明自愿留在国内工作，以消解国际科学界声援卡皮查的压力，卡皮查没有答应。为了解释自己拒绝的原因，他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批评苏联科学研究的环境之恶劣，直言不讳地指出政府官僚对于科学家的傲慢态度：“我在评估本国科学工作的条件时，是以剑桥大学为参照的。在剑桥，科学能得到自由的发展，科学家能自由地出国旅行，而在苏联所有的事都被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当然，从原则上说，这样做是为了保证科学成为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基本要素，应当受到欢迎。但是，科学是一种最高级的智力活动，要求特别的呵护和关注，然而到了那种以居高临下态度对待科学家的有权人的手里，科学会遭到扭曲变形。这种高人一等的态度曾多次使我感到受辱。国内就有一位这样的掌权人物让我在接待室里等了一个半小时才见到他。另一位答应每月见我两次，实际上几乎没有信守过这项诺言。为了约见一次而要打无数个电话，为了一张通行证要排队，穿过长长的走廊，所有这些都使我灰心丧气，以致—— 这不是开玩笑——常常为了一次约见而做几次噩梦。这越来越让我感到，跟政府的负责官员谈话好像不是为了国家和政府的利益进行公务上的讨论，而是某种恩赐和荣誉……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条件下，怎样才能开展正常的科学研究工作，科学家怎样才能获得自尊。”因此，对于要他声明自愿留在祖国工作的要求，他说：“我不能说违心的话，我不仅不觉得这里比剑桥好，而是相反，我觉得很糟糕，我唯一能做的是保持沉默。”在一星期后，针对莫洛托夫的回信，他又给莫洛托夫写信，教训他“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的道理：“您跟我说在青年中有许多的卡皮查，我保证你们不仅有卡皮查，还有超级卡皮查。但是以你们的工作方式，你们不可能在一亿六千万人中发现他们。现在，你们必须通过卢瑟福求助于英国人。”
维护知识分子的尊严和对苏联体制中“外行领导内行”的抱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卡皮查的许多“克里姆林宫书简”都贯穿着这样的内容。在1945年10月，卡皮查在一封给斯大林的信中抱怨贝利亚在科学家面前表现出来的无礼。他说：在贝利亚请他参加原子弹研究工作的特别委员会时，“他只是命令秘书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与此相对照的是，沙皇时代的财政部长维特为了邀请门捷列夫为度量衡局工作，则是亲自登门拜访。而且，当我9月28日在贝利亚同志的办公室里谈话的时候，他突然中止谈话，只是跟我握了握手，就跟我道别。这虽然是小事，但是它表现了他对个人、对科学家和学者尊重的程度。”11月份，他给斯大林写了前文中提到的那封导致他自己被放逐的信件，他在信中这样描述他同贝利亚的冲突：“我对他很直率地说：‘你不懂物理，请让我们物理学家对这个问题作出判断。’他却回答说我对人民缺乏了解。”可见在苏联共产党中，也不乏那种在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以“人民”的代表自居来打击对手的人物。
卡皮查的这种抱怨，不仅出于维护个人的尊严，而且向斯大林提出了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一个公民在我们国家的地位是否应当仅仅由他的政治份量来决定。过去时代大主教站在皇帝的旁边，而教堂代表了文化的积淀。教会的辉煌已经不再，大主教也不复存在，但是我们的国家不能没有思想的领袖。即使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不管马克思的思想多么重要，它仍然需要继续发展……我们的科学家和学者迟早要被提高到‘主教’的地位。不如此不能使他们为国家热情地工作，因为我们没有别的东西补偿他们。资本主义的美国能够收买他们，我们不能。如果学者不能获得这种主教的地位，文化在我国就不能得到独立的发展。这是培根在他的《新大西洲》一书中说过的。所以现在正是贝利亚这样的同志学会尊重科学家和学者的时候了。”
卡皮查在这种为知识分子争尊严争地位的书信中，“言必称剑桥”，甚至用沙皇时代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作为对照。应该说，对于卡皮查如此激烈的言辞，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没有震怒，没有组织批判他的“反对党的领导”，“今不如昔”和“崇洋媚外”言论，从事情的发展来看，卡皮查的要求，包括他提出的重建实验室的条件和给予管理研究所的独立性，几乎都得到了满足。而后来卡皮查在营救朗道等人时也写信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得到了正面的回应。苏联领导人没有因为这些信件而打击他，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高层领导平常收到的信都是阿谀奉承的顺耳话，而卡皮查的信总是直言不讳，这让他们从信里看出了卡皮查天真率直的一面。而且卡皮查从来不用公开信的方式向高层施压，所有的信件都是高度保密。他写信保护过许多人，包括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等人，但是这些人都不知道卡皮查在私下里为他们说话。这让领导人觉得他并无敌意。当然并不是每次都能遇到像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这样肚里能撑船的“宰相”。他因得罪贝利亚而被罢官软禁，就是他直言不讳的结果。不过即使是这样，他们也没有把这种私人的信件转发全党，甚至公诸报端，发动全党全民加以声讨，只是找个技术上的理由将他解除职务。
到了赫鲁晓夫治国的时代，苏联的科学事业受到了政府的相当重视，科学家的待遇也同斯大林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得到平反的卡皮查这时又恢复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脾气，他对于苏联政府和科学界有了新的关注点。他在1955年12月15日给赫鲁晓夫的信认为政府给予科学事业的经费没有得到有效的使用，就好比“在农业中化了大钱给土壤增肥却不管农作物的生长。如果在土地上滥施肥料，野草会比农作物会长得更好。这大体上是我们的科学事业正在发生的情形。由于科学工作者的高薪和优惠，野草正在疯长，大有掩盖真正的科学家之势。只有当我们具有根除野草的有效办法，对科学家的优厚待遇才能产生积极的成果，而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办法。近些年发生的情况是，野草利用了我们官僚机构的弱点长势旺盛，已经影响了我国科学的健康发展，形势危急。”他接着提出了他的对策：“根除野草的唯一屡试不爽的方法就是健康的公共舆论，我们缺的就是这个。”为了培育科学问题上的健康的公共舆论，需要在科学家中间培育自由讨论的愿望，一个人必须要不怕表达个人观点。而“领导人也不要害怕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会产生错误的学说。科学真理只有一个，正确的学说最终会经受住检验…… 中央委员会主管科学的部门有的时候用命令来决定科学真理，不仅没有用，而且极为有害。”
所谓“命令决定真理”实际上是指当局将唯物主义哲学定为一尊的做法。卡皮查在信中接着说，“科学思想是在同其他思想的竞争中产生和扎根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检验它的正确性。如果竞争受到压制，科学知识就成了教条，科学就停止了发展……而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内容和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系列教条。哲学停止了发展。”由此，卡皮查认为苏联的科学正被一种正统的教义，而不是生动活泼的科学哲学所统治。在哲学领域里，所有的竞争对手都被淘汰了，只有唯物主义哲学家唯我独尊，竞争也就不存在了，他们已经忘记了如何辩论，如何思考。这种扼杀争鸣的做法，使得科学家不想探讨新思想，使得科学院大会上的讨论沦为科普讲座。科学院的会议就像集体农庄的农民开会一样，讲些历史课题，纪念伟大的学者或者重大事件，没有讨论，也没有结论。院士会议不像是一个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论坛，倒是像一个按规矩安排好的宗教仪式。
卡皮查特别举出苏联生物学界作为“命令决定真理”的重灾区。他说：“在我国生物学领域发生的事再明显不过，我们在该领域的管理方面所犯的错误也比其他领域更为突出。由于对公共舆论的忽视，以及用命令来决定科学真理，使野草得以繁茂生长。健康的生物科学几乎完全被摧毁。即使像我这样在其他领域工作的科学家也看得出，我国生物学的状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落过。尤其令人沮丧的是，我国生物学在若干基础领域内曾经是领先国际水平的。”为了发展生物学和所有其他领域的科学，他提议就各个领域里的有争议的问题在科学院会议上进行公开的讨论，邀请外国科学家和各种观点的哲学家参加。“我们的哲学家必须放弃那种只同双手被反绑的对手论战的习惯，应当在自由的论战中取胜。”
说到苏联的生物学，卡皮查早在1937年就曾经上书克里姆林宫表达过他对当时正在开展的瓦维洛夫和李森科之间的论战发表过意见。当时英国的《自然》杂志这样的西方科学刊物对此也有所报道，并发表一些苏联当局认为不友好的评论，从而受到苏联书报检查当局的扣留。卡皮查发现此事之后，写信给梅日劳克，责问为什么要为了这样的小事扣查这些刊物，为什么要对苏联科学家隐瞒？同时他在信中也发表了对于当时正进行的瓦-李争论的看法，他说：“科学上的争论，不管双方分歧如何大，都是对科学发展极为有利的刺激。因为，科学归根结底就是对于实验结果的普遍化……一般科学上的争论都是关于理论的争论，但重要的是争论必须以实验资料为基础，这样争论才是建设性的。然而，我们的争论已经开始使用荒唐有害的方法。不仅在遗传学的争论中是这样，在物理学中也是这样……在历史学中也是这样。大体上说，论证是这样进行的：如果你在生物学中不是达尔文主义者，在物理学中不是唯物主义者，在历史学中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你就是‘人民的敌人’。这样的论证卡住了99%科学家的喉咙。这种辩论方法不仅对科学有害，也败坏了达尔文主义、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些雄伟的理论大厦。应当告诉争论中的科学家，他们应当把论证建立在科学知识的力量上，而不是建立在叶若夫同志的力量上……”——叶若夫当时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秘密警察头子。可惜，苏联当局并没有倾听卡皮查的忠言，造成后来发生的悲剧：苏联遗传学的泰斗瓦维洛夫1940年被捕，1943年瘐死狱中。同时也使整个苏联的生物学研究元气大伤，几十年都不能翻过身来。
卡皮查的“克里姆林宫书简”中还有一类就是他为了帮助那些陷于困境的科学家或文化人士而向政府当局提出的陈情。其中最有名的，或许是他在1938年上书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将理论物理学家朗道从牢狱里救出来的故事，笔者在“朗道和他的秘密档案”一文中已有详述（见《科学文化评论》，第6卷第2 期，2009年4月，http://hua-xinmin.hxwk.org/2009/06/04/）。而在朗道事件之前的1937年，他还在2月12 日同一天分别写信给梅日劳克和斯大林，请求释放被捕的另一个杰出物理学家福克（В. А. Фoк，1898-1974）。福克被捕的背景是当时正在开展的肃反运动，也被人们称为“大清洗”，1936年到1938年正是其高潮阶段。运动的对象大多是斯大林的政敌，但是在当时那种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氛围中，很多工作中一般性的错误被上纲上线为“反革命破坏”案件，使许多无辜的非政治人物也受到株连。福克是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物理学家，量子力学中求解波动方程的哈特里－福克近似法就是以他命名的。卡皮查在他给梅日劳克和斯大林的信中列举了福克举世公认的科学贡献，认为他是苏联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并且指出：福克年仅38岁，他的耳聋使他同日常生活几乎隔绝。“他的整个生活就是不断地攻克科学难题。我不能设想这样的人会犯有严重的罪行。”当时传说福克是受到有关地质勘探技术的一宗严重“破坏案件”的牵连。卡皮查说：“福克提供的某些理论公式当然有可能被其他人不当地运用，但是绝对不可能是福克有意提供错误的理论。倒不是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被发现，而是因为福克这样的优秀科学家不会干这种事。你应当知道，他就像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一样，不可能弹错一个音符，因为这首先会让他自己的耳朵感觉不适。因此，我有99%的把握说，抓捕福克是错误的。”
卡皮查还指出了抓捕福克这样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家造成的后果。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这样说：
斯大林同志，
……
若干年前有几桩科学家被逮捕的案件，尽管只是关押了几个月，后来发现他们都是无辜的。如果福克也是这样的话，那将是令人悲哀的，因为：
⑴ 它将进一步加大我们的学者同国家之间本来亟待填平的鸿沟。
⑵ 逮捕福克是对科学家的粗暴处理，就像粗暴对待机器一样，肯定会损坏机器的性能。而损害福克的科学工作能力也是对世界科学事业的严重损害。
⑶ 这样处理福克，如同将爱因斯坦驱逐出德国一样，必将引起国内和西方世界的公愤。
⑷ 像福克这样水平的科学家我们不多，苏联科学界因为有他而在全世界感到骄傲——但是，现在福克被扔进牢房，我们没有办法骄傲了。
我想只有我这样的同行才能告诉你这一点，所以我给你写这封信。
他的信发出之后一星期内，福克获释。从这些信里，我们还可以窥见当时气氛之恐怖：“除了福克以外，还有许多科学家受到同一案件的牵连在过去几个月内被捕。被捕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大学里已经没有数学和物理教师给学生上课了。”第二年，连职务相当于副总理的梅日劳克也被处决。如果不是卡皮查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出来冒险陈情，福克和其他许多科学家很可能成为大清洗的牺牲品。
在为科学界的同事说话的时候，卡皮查也不回避科学家中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是萨哈罗夫院士和奥尔洛夫，两位都是杰出的物理学家。1980年1月，萨哈罗夫因为公开抗议苏联在1979 年入侵阿富汗而被流放到不能接触外国人的高尔基市，受到严密的监控。那年11月，卡皮查已经86岁高龄，他为此写信给当时的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用列宁对于巴甫洛夫的处理方法来开导苏联政府的领导人。他说：“巴甫洛夫对十月革命的不认同是国内外众所周知的，他也公开而清楚地表示反对社会主义。他用恶毒的言辞肆无忌惮地批评甚至咒骂领导。他每次路过教堂时都划十字，佩戴革命前从不想戴的沙皇授予的勋章，诸如此类。列宁对这些表现视若无睹。对列宁来说，巴甫洛夫是一个大科学家，他尽一切可能来保证巴甫洛夫有良好的科学工作条件。”在十月革命后的粮食极度紧张的年代，列宁亲自指令要保证巴甫洛夫试验用狗的粮食供应。以致克雷洛夫院士在街上遇到巴甫洛夫时，开玩笑请求巴甫洛夫把他当作狗带回家。卡皮查还列举了其他一些列宁保护知识分子的例子。他告诫安德罗波夫要像列宁那样小心翼翼对待不同政见人士。他说：“异见者的思想与珍贵的创造性活动有紧密联系，而创造性活动在任何文化领域中都是人类进步的保障。必须有对现有秩序的不满，即必须是异见者，才会刺激创造的愿望——这道理对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是适用的。当然不满意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有创造性必须具备天赋。现实生活表明，伟大的天才是十分罕见的，因此必须受到珍惜和保护，这是在好的领导下都不容易做到的，伟大的创造性要求强烈的个性，这又导致极端的持才傲物，所以，天才常常具有所谓‘难相处的性格’。”
卡皮查把对异见人士的处理提高到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来看待。他说：“人类文化发展的辩证法就在保守同异端之间的冲突中展开，这在所有时代，在人类文化所有领域里都是如此。我们看萨哈罗夫这样一个人的行为，很清楚他的创造性活动基本上都来自于他对现状的不满。他在物理学方面具有天赋，当他研究物理的时候，他的活动就产生极有价值的结果。当他介入社会问题时，结果就不是那么有用了，反而在那些缺乏创造性想象力的墨守成规的人中激起了强烈的负面反应。结果，就不是像列宁那样，对他在社会领域中独立思想的后果置若罔闻，而是企图用行政手段来限制他，而没有意识到这样做同时也会灭了他的创造性活动——他们把小孩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对于安德罗波夫这样直接指挥对付异见分子的人，卡皮查的这番话显然是十分刺耳的——在卡皮查的笔下，他以及克格勃的同僚成了缺乏想象力和墨守成规的官僚，成了扼杀个人创造性的反动势力。不过卡皮查在苏联科学界有着德高望重的地位，又有了诺贝尔奖的桂冠，也只有他才敢写这样“当着和尚骂贼秃”的信件。卡皮查还在科学院阻止了开除萨哈罗夫的企图，据说在一次科学院会议上，院长问大家是否有开除科学院院士的先例，大家知道院长心目中要开除的人就是萨哈罗夫，有人说没有先例，卡皮查说，有的，希特勒就把爱因斯坦开除出了普鲁士科学院。真实情况是，爱因斯坦为了不让同事们为难，自己辞去了院士的职位。卡皮查故意这么说，是告诫苏联科学院不要做纳粹一样的蠢事，从而使院长打消了开除萨哈罗夫的念头。
卡皮查的这种侠肝义胆不仅表现在对待自己的同胞身上，他也曾出手帮助过其他国家的科学家。1936年，他了解到德国物理学家玻恩因为纳粹上台而离开德国，一时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他立即向梅日劳克写信，建议苏联接纳玻恩，指出这是苏联获得一位世界级理论物理学家的绝佳机会。他在获得当局的授权之后，就同玻恩联系。不过由于玻恩获得了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邀请，这件事没有成功，但玻恩对卡皮查的盛情一直铭记于心。在1940年，卡皮查从剑桥朋友的来电得知法国的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在德国占领下的法国被捕，他立即写信给莫洛托夫，希望苏联政府能够提供帮助，因为当时苏联同德国还没有成为交战国，所以卡皮查在苏联政府的授权下通过外交途径致信这位科学家，邀请他到苏联工作。当然这也没有成功。1943年，玻尔从丹麦逃出纳粹的控制来到瑞典，卡皮查知道以后，再次写信给莫洛托夫建议苏联政府为玻尔和他的家人提供战时庇护，虽然他知道玻尔不大可能接受这样的邀请，但是他觉得这样的表示有利于苏联的国家形象。玻尔后来去了英国。
卡皮查为福克和朗道这样已经有成就的科学家仗义执言，也为不知名年轻科学家说话。1940年6月14日，卡皮查写信给斯大林为自己研究所的一位研究生争取斯大林奖学金，他说该生已经被一专家委员会遴选为斯大林奖学金的首要候选人，但是在最后一刻被奖学金的审查委员会取消了资格，原因是他在六、七年前曾经被囚禁过两个月，事实证明这是一次误捕，所以他在申请书中没有提及，而审查委员会认为他没有交代这一段历史是对组织的有意隐瞒。卡皮查在向委员会争辩无果之后，便写信直接向斯大林求助。六天之后，斯大林的秘书打电话告诉卡皮查，斯大林已经为此作了指示，审查委员会的主席已经承认“发生一些误会”。这位年轻人名叫米格道尔（А. Б. Мигдал），后来成为了苏联科学院院士，他回忆道，卡皮查当天就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还说：“你这回得到了真正的斯大林奖学金。”
卡皮查在那封信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米格道尔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我不能无动于衷。”这句话可以说是他一生的作为的写照。也许，卡皮查在给斯大林写信的时候，想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丧妻丧儿的绝望之中，正是老一辈的科学家约飞等人，没有无动于衷，设法给了他出国的机会，使他走出人生的低谷，让他的科学天赋在英国剑桥得到充分的发挥。珍惜和不遗余力保护人才，这是一代代俄罗斯科学家不绝如缕的传承，或许是解释苏联科学取得傲人成就的原因之一。
2012年3月17日
参考文献
Boag, J. W., Rubinin, P.E., Shoenberg, D. 1990. Kapitza in Cambridge and Moscow. New York: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ing Company, Inc.
管惟炎2002.《口述历史回忆录》. 新竹: 清华大学出版社.
Kalinina, J. 1992. Interview with Pavel Rubinin. July.
【首发于《科学文化评论》2012年第2期】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宫斗剧、穿越剧、偶像剧、谍战剧——四类片子“剧”伤孩子
星期三 六月 27, 2012 4:47 pm
有的人以为能穿越，有的人迷恋高帅富……
暑假在即，各大电视台早就盯上了这个“黄金档期”，囤积了许久的电视剧将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泻而下”！
不少家长担心有些电视剧与现实严重脱节，可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那么究竟会有多少电视剧桥段可能让青少年迷失自我？他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精神食粮呢？
媒体：《科学新生活周刊》 记者：梁玲
特邀专家孙宏艳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兼青少年法律研究所所长，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秘书长及少年儿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特邀专家黄洪基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上海师范大学青年学院）青少年工作系主任、上海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
宫斗剧，虚拟世界也步步设防
代表剧：《甄嬛传》
《甄嬛传》是一部宫廷情感大戏，注重描写“后宫女人”的真实情感，剧中“甄嬛”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单纯少女成长为一个善于谋权的深宫妇人。该剧涉及大量宫斗成分，被虐流产、嫁祸他人、害人投毒、闺密反目，甄嬛最终击败了所有对手，身居太后高位。
同类剧：《美人心计》《倾世皇妃》《金枝欲孽》
粉丝故事：从《甄嬛传》到QQ群后宫
“奴婢给皇上请安。”“爱妃平身。”
电视剧《甄嬛传》的热播让一些潜伏在网络的QQ群成为网友们关注的焦点，这些QQ群的成员以90后居多，他们各自扮演着不同的“宫廷身份”，吟诗作赋，勾心斗角，在虚拟世界里用文字来表现后宫中的斗争。
今年14岁的依依在现实世界里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但她在自己创建的QQ群中，身份却是地位显赫的妃子。
依依在论坛中构建自己想象中的王国，划分后宫中各类人物的等级，然后邀请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编写后宫里发生的故事。“一切都是幻想出来的，就是瞎编乱造，但一定要编出味道来。”依依表示，自己曾经加入过多个“宫斗”群，妃子之间上演的争宠、陷害、上位都被描写得惟妙惟肖。
后宫游戏的核心就是升级，以妃嫔为例，一般最低级的宫女，要通过少则近十个、多则数十个的级别才能升级到皇后。而升级的主要手段为获取加分，也就是游戏管理者皇帝、皇后的嘉奖。玩“宫斗”也是需要功底的，自己从宫女修炼到现在的贵妃下了不少功夫。“要遵守宫里的规矩，要会演，并且要学会运用古人说话的方式，诗词歌赋也是少不了的。”依依表示，虽然看上去都是瞎编的东西，但只有写得好并且在群内会处理各种关系的人，才可以一步步往上爬。
专家发言：
孙宏艳：
蚕食主流文化。这类戏对青少年的影响非常大，有的孩子甚至都能把剧中的台词倒背如流，买戏中人物图案的文具盒、钥匙链。青少年如果受到这种教育的话，会对人世间最美的感情——爱情、友情、亲情等产生质疑，会在心中形成阴影。这类文化是非主流文化，但是随着传播速度的加快和传播力度的加大，会蚕食主流文化，就会很可怕。
不易建立正确价值观。这类戏中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很容易使人意志消沉，追求享乐生活，尤其在意物质得失、名利得失。娱乐大众的电视剧可以有，但在比例上不应超过体现主流价值观的电视剧，而主流电视剧也应该做得更精致，为大众喜欢，不应该让非主流成为主流。如果青少年从小就生活在充满争斗、交恶的非主流的文化中，那么青少年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也不易建立。
黄洪基：
这样的文化是难以塑造灵魂的。最近热播的《甄嬛传》，编剧确实编得很引人入胜，老少咸宜，雅俗共赏。之后“甄嬛体”大热，大家纷纷用剧中类似的语言来说话，这些对青少年的影响很大。剧中情节有如何上位，如何博取主子的信任，充满了勾心斗角，让人看后不寒而栗。如果现实生活中，青少年也运用阴谋诡计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最终是不会幸福的。
观众是被动的，电视台放什么就会看什么，青少年处于似懂非懂的年龄，也正是养成文明素质的年龄，接受的文化更为重要。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孩子模仿能力极强，看了这类戏之后，他们会学到什么呢？嫁祸他人、害人投毒？文化是塑造灵魂的，这类戏确实赢得了收视率，随之而来的衍生品也卖得火爆，但能否带给人们积极、健康、向上的力量？值得思考。
穿越剧，孩子以为能回到唐朝
代表剧：《步步惊心》
一天，都市白领张晓与男友黄棣在路上吵架，争吵中，张晓撞到了连着电线的广告板上，这一撞把她的灵魂撞进了清朝的宫廷中。张晓的灵魂跨过时间的隧道，在一个叫马尔泰?若曦的13岁清朝女孩的体内重生了……时年，天下太平，但一场震动历史的“九龙夺嫡”正在暗潮涌动。在被无限放大的历史舞台上，马尔泰?若曦的命运无可避免地与众位亲王阿哥们交织在一起……
同类剧：《宫锁心玉》《屋塔房王世子》
粉丝故事：梦回唐朝不肯减肥
小丫从小学四年级起喜欢上了穿越。小丫现阶段上学忙，没时间看小说，但所有的穿越剧都看了。小丫还觉得不过瘾，吵着让妈妈给她买《步步惊心》的书。知道小姨的一个朋友家有书，小丫非得让小姨帮她借。
小丫特别喜欢唐朝。小丫妈说，这可能是因为孩子比较胖的原因，150厘米的身高体重130斤，还不肯减肥，家人一天到晚说她胖，不好看什么的，孩子心里也可能有些想法。“唐朝的女人都以胖为美，这要是在唐朝，我还是大美女呢。”小丫一天到晚喊着，啥时候出现“九星连珠”，或是有了时光穿梭机，她就要穿越回唐朝去。
在小丫看来，唐朝女人的衣服是所有朝代中最漂亮的，而且好像是专为胖人设计的。现在，妈妈从不让小丫穿花哨的衣服，连稍微暴露的都不行，一律都是运动服，说露出肉肉不好看。小丫认为，唐朝的衣服穿得那么暴露，也没人管，“要是现在也能穿那时候的衣服该多好呀。 ”
最让小丫垂涎的则是唐朝的美食，特别是皇帝的膳食，看着就让她流口水。“我哪怕就吃一次也好呀。 ”小丫说。
小丫妈对此非常担心，她不敢预测，孩子将来会不会因为穿越去做些傻事。
专家发言：
孙宏艳：
进入一种幻想。这类电视营造了一种可以穿越的效果，同时在穿越之后还能在古代与达官贵人有着不解之缘，这给青少年提供了一种错误的信息，让青少年脱离当前的现实而幻想能够穿越到古代并碰上公主王子等。本来当下社会上都在讲白富美、高富帅，这已经给青少年正确的价值观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当现实不成时，青少年则会以穿越为名进入另外一种幻想中。
对历史认识造成偏差。穿越剧的内容往往与某个朝代的历史相关，为了达到戏剧效果，不免对当时的历史事实有些改变。这有可能让青少年对历史的认识造成偏差，从而不利于青少年对历史的认知与学习。
家长应帮助孩子建立分辨能力。青少年时期是人格养成的重要阶段，此时孩子们的判断能力和分辨能力不足，所以，家长要在时间管理、作息计划等方面起到引导作用，花时间关注孩子平时上网和看电视的内容，并和他们多交流探讨，引导他们的好奇心，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习惯和人格。家长们也可以多读一些史书，给孩子讲讲真实的历史人物；或者带孩子参观一些文物遗迹，了解真正的历史文化，不要让孩子沉溺于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了解事物的发展过程，才能全面认识事物。
黄洪基：
孩子缺乏责任感。我们是拥有悠久灿烂历史的一个国度，但恰恰是最不关心历史的国度，把历史弄得一团糟，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历史，真正的历史演变进程。国外大片也穿越，如《异度空间》《盗梦空间》，但他们是建立在科幻的基础之上，而我们是在歪曲和篡改历史，这个太不严肃了。
穿越后会对青少年造成很恶劣的影响，很多孩子想穿越到500年前去，觉得那个时代很美好，有的孩子甚至希望通过跳水穿越回去，这产生了很大的误导，也会让孩子缺乏责任感。
偶像剧，高帅富多在电视情节中
代表剧：《爱啊哎呀，我愿意》
《爱啊哎呀，我愿意》故事围绕着一个美丽却贫瘠的岛屿展开——圆舟岛，这里生活着一群善良执着的岛民，秦瑷亚是漂流到岛上的孤儿，吃着百家饭长大，生活在社会底层。
而与岛屿一海之隔的鹭港市却是个繁华的大都市，季翔恩正是生活在社会最顶层的朝阳盛世集团继承人。
在一场任兼职伴娘的婚礼上，瑷亚由于一路狂追被偷的钱包而以“暴走妹”红透网络，而让她豁出命拿回的钱包里不过是区区168元“巨款”。而追跑中的一只高跟鞋撞上了季翔恩限量版跑车的前盖，两人就此结下不解之缘。
秦瑷亚是一个努力奋斗像蜗牛慢慢爬的平凡女孩，季翔恩为争取与童氏集团的合作勘查圆舟岛……原本毫无交集的两人，阴差阳错闯入彼此的世界。
同类剧：《彩虹甜心》《爱上巧克力》《粉爱粉爱你》《绝对达令》
粉丝故事：每天两集偶像剧满足不了
“这些电视剧看得我头疼死了！不知道她小小的年纪为什么这么喜欢看这些偶像剧、韩剧之类的。”蒋女士告诉记者，14岁的女儿对动画片、网络游戏等一点兴趣都没有，偏偏痴迷于偶像言情剧。“有时候电视没看上还要发脾气，一个暑假尽顾着看这些电视什么的，很少出门运动。愁死我了！”
蒋女士还说，孩子一度迷恋电视剧《王子变青蛙》，里面唯美的画面，浪漫的剧情，还有帅气的男主角深深吸引了她，她像中毒一样，一看就不肯放。“但是因为学习忙，而且通常我不准她在电视机前呆太长时间，她就去买了言情小说晚上偷偷躲在被窝里看。每次都会看得很晚，第二天就很想睡觉，学习成绩掉下来很多。”
担心女儿被电视剧“提前教育”而将心思放在一些不该放的地方上，“最近喜欢看一些韩国偶像剧，电视每天两集已经满足不了她，白天在家还要上网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蒋女士只好亲自“把关”。
“我最担心的是女儿以后效仿电视里的那些人开始谈恋爱，万一那样，我该怎么办？”蒋女士忧心地说。
专家发言：
孙宏艳：
滋长浮躁和投机心理。一些大众传媒通过商业炒作不断推出青春偶像，使他们一夜成名。这种创造神话的行为的普遍推行和反复运作，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也会逐渐显现。它使青少年滋长了浮躁和投机心理，削弱了“梅花香自苦寒来”的人生信念。
造成不切实际的幻想。偶像剧从内容上看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类以爱情为主，主要围绕男女主角如何误打误撞认识了，然后排除一切困难相知相爱。这类偶像剧大多会以灰姑娘的形式展开,易让青少年产生一种对浪漫爱情的向往，比如嫁给高富帅或娶个白富美等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造成暴力或犯罪。第二类以兄弟情义为主，主要描写以兄弟相称的几个帅哥的江湖情谊，剧中一般或多或少地涉及暴力格斗场面和黑社会斗争场面。这类偶像剧容易让孩子片面学习其中为兄弟情谊而打斗等行为，从而造成更多的青少年暴力或犯罪等。
沉迷拥有特异能力。第三类以科幻为主的偶像剧，这类偶像剧讲述主人公拥有科幻的特异能力，剧情经常不切实际。这类偶像剧易给青少年带来浮躁的风气，让青少年沉迷于拥有特异能力的幻想世界中而无法回到现实的生活中。
当然偶像剧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偶像剧比起学校的教育和家长的说理，更加形象，更加鲜明，如果能够利用好这些形象，通过剧里的形象适当去引导青少年，会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建议让明星榜样化，更多地去挖掘一些偶像剧主角的积极、正面的因素。
黄洪基：
浮躁心理蔓延。现在许多流行的偶像剧在人物塑造方面存在很大问题，许多人物形象塑造得不成熟、不切实际，而且在一些人物身上很难找到积极向上的闪光点。在这种偶像剧人物的影响下，部分青少年会变得容易脱离现实，喜欢做白日梦，梦想着一夜暴富或者成名，进而导致浮躁的心理在青少年中蔓延。
多宣传生活中的平民英雄。引导可以从 “偶像”二字入手。说到偶像，最近有很多偶像，比如最美女教师、最美驾驶员，人们自发地、发自内心地崇敬，说明公道自在人心，很多娱乐明星落后于民间大爱，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对大爱的渴求，一方面也反衬了我们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我们要宣传这样的平民英雄。
另外，还可推荐孩子看《士兵突击》这类电视剧。年轻士兵也可以成为孩子的偶像，他们说的经典台词也可以成为孩子的流行语。关键是剧情所宣扬的健康向上、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正是青少年所需要的。
谍战剧，特工形象深入心灵
代表剧：《青盲》
《青盲》讲述的是我党代号为“小猫”的毒气专家刘明义刚刚到达重庆就落入敌人的手中，并被敌人关押到大西南地区最高级别的一座秘密监狱——白山馆！
要解救“小猫”，惟一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只有潜伏在敌人心脏长达10年之久的代号为“青盲”的张海峰！然而，当他刚刚进入白山馆，就在这里遇到了白山馆的军医——王玲雨！王玲雨曾经是张海峰的恋人。由于在越狱计划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要利用白山馆的军医潜入办公楼，打通通往发电机房的逃生通道，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张海峰不得不强忍住内心对王玲雨的愧疚，一次又一次地欺骗王玲雨，利用着王玲雨内心深处对自己尚存的情感，一步步地推动着自己的计划……
同类剧：《潜伏》《悬崖》《暗算》《旗袍》《黎明之前》《借枪》
粉丝故事：曾想过要干一票
“这孩子，魔怔了，天天跟着谍战剧跑，学习更是落了一大截，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上有问题，我着急啊！”彬彬的妈妈对着记者诉起了苦。
原来，自从看了《潜伏》后，彬彬就迷恋上了谍战剧，后来播的这类型的电视剧更是早早就查好播出时间，挤出时间也要去看。“原先，我认为他就是喜欢看谍战片，并没有阻拦，只要他成绩不落后就好。谁知，后来发现他对剧中的特工生活痴迷，为此还央求我给他特意买了一件黑色风衣，整日穿在身上，言谈举止处处模仿 ‘特工’。”
“这孩子有时还模仿剧中的特工在小区里‘踩点’，还跟我说，希望自己以后也当特工，觉得这种事特有乐趣，但成绩比原先落下了一大截。我害怕他走火入魔，万一犯个罪可不是闹着玩的，现在只能限制他看谍战剧，教育他要先学知识，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进去。”彬彬的妈妈颇为无奈。
专家发言：
孙宏艳：
容易崇拜暴力、容忍暴力。并不是所有谍战片、警匪片对青少年都会造成负面影响。只是其中残酷、血腥的镜头极易在思维还没有定型的青少年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对青少年健康成长造成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就是模仿这些残酷、血腥的镜头。一些青少年暴力犯罪，就是因为从小接触了暴力的电视剧或者画面。有些人因此从小就养成了崇拜暴力、欣赏暴力、容忍暴力的习惯，成人后竟敢毫无顾忌地对他人使用暴力，或者对暴力行为装聋作哑、麻木冷漠。
黄洪基：
有极度不安全感。打打杀杀，充斥暴力，让人有极度不安全感，孩子耳濡目染，会有暴力倾向。人物塑造时，让坏人有人性，最终让人们产生同情，混淆是非对错的概念。
专家建议：
家长应和孩子一起看电视
作为家长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多与孩子交流沟通，时刻了解孩子内心想法，了解孩子发展动态。
第二，与孩子一起成长，不要总是以父母权威的思想与孩子交流，多倾听孩子的声音。
第三，多帮助孩子减压。处于青少年阶段的孩子逐渐形成自己的想法，他们期望有自己的空间，及时与孩子沟通帮助孩子释放压力。
第四，不能片面禁止孩子看电视剧，要看到电视剧具有的双面性。和孩子一起看电视，与孩子一同讨论电视剧中的情节、画面等，并逐步引导孩子朝正向的方向发展。
第五，协助孩子形成正确的电视剧观念，教会孩子自己辨认电视剧中的好与坏、优与劣。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李晓东：媚俗与文化——对当代中国文化景观的反思
星期二 六月 26, 2012 4:24 pm
Thank You for Donating to CND
Receive A Special Gift Back - Click for Details!
请您惠顾赞助商
鼓励其长期支持CND
Quality Brand!
CND Amazon
Cameras, Books...
安徽阜阳花费3000万元建造的政府办公楼，外形酷似美国白宫。（资料图）
【CND注：应为美国国会山。】
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文化上却开始进入一个迷茫的时代，在全球化面前，绵延5000年的古老文明突然变得茫然失措，他必须再次面对百年前就曾困扰过国人的问题：国粹还是西化？或许，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错误的命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根本就不应该是一个简单化的选择问题。当交流日益频繁，地理界限日渐模糊，世界变得越来越透明，用固定的眼光看待文化问题早已过时。事实是，一方面，我们今天符号式地对传统文化的“回收再利用”已使当代文化变得庸俗不堪，另一方面，仅仅形式上的嫁接西方文化，使得我们今天的文化景观变得不伦不类，失去了中心地位。或许，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我们为什么被边缘化了？以及今天我们的文化，艺术，城市和建筑充斥了媚俗气息的原因所在？我们或许应该调整思维，以一个更开放的视角另辟蹊径，寻找一个不是非此即彼的答案。
反思需要客观地面对自己，我们必须正视问题，找到一个宏观的文化视角说明问题之间知性的关联性。首先要问的问题是：我们今天的文化媚俗么？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接下来的问题：我们的文化为什么变得媚俗了？这种媚俗性从何而来？我们曾经“前卫”过么？如果有，那么这种产生于同一文化传统框架的差异性，是否意味着差异本身就是事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我们是否可以从自身文化历史中找到先例？当今中国文化的媚俗性是否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产物？显然，要回答这些问题，单纯的美学理论研究一无法做到。因为，今天的“个体”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单一同质系统里抽象的“个体”。我们必须深入探讨今天多元文化系统的 “个体”，在今天特殊的社会与历史语境里审美体验的特殊性。再者，中国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这种特殊性与其他文化有什么不同？如有，那么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与这种差异性的产生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媚俗”是个引进的概念，它译自德文“kitsch”。把媚俗与现代中国文化景观联系在一起，显然是一个危险的命题，然而，当我们客观地审视当今中国的文化现象，却不能不承认她在整体上所呈现的明显的媚俗趋势。当然，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要简单的给中国当代文化模式定性，这样做无益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毕竟我们也有阳春白雪。但本文的重点更关心问题的所在，绝不在简单的否定，而是通过问题式的命题，一个或许有些偏激的视角激发自省和反思。
媚俗与现代主义
本来，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是一对古老的美学命题，审美上的雅俗之说自古有之，且条例清晰。中国古人云：“雅者形而上，俗者形而下”。形而上谓之“理”，形而下则为“器”。显然，“理”较之“器”更为抽象，老子蒋“大象无形”，因为它摆脱了具体“形”的束缚，所以中国古人看中“神”的相似多于形的模仿。西方则一直以古希腊人奠定的亚历山大主义模式评判审美的高低贵贱，行使模仿的准确程度即是标准。无论东方的神似还是西方的形象，古人们是非分明，其概念里的雅和俗有着明确的高下之分，好坏之别。在历史进入近现代之前的时间短，先贤们的理论就是规范，大师们的作品就是样板。后代艺术的创造性仅局限于技巧和形式的细节上，同一主题被千百次机械地重复。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发展，使得西方文明率先进入理性的时代，人的价值受到了肯定：18世纪启蒙运动奠定了西方文明更客观的世界观，西方实现了第二次飞跃；而工业革命则正式把西方带入了现代文明。伴随着几次飞跃，西方文明也开始调整其审美规范，现代主义开始彻底摆脱传统。相比之下，中国文明尽管经历了无数次的改朝换代，标准却始终如一，无论是诗词散文，山水花鸟绘画，还是建筑园林，即便是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文明都没有再出现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新东西。于是，当中国传统的审美标准对垒西方业以全新的美学规范时，我们迷失了。于是，即或是在谭盾的奥斯卡获奖作品和传唱于街头巷尾的流行歌曲之间，在吴冠中前卫的协议抽象画和琉璃厂廉价的传统山水花鸟及名画“复制品”之间，我们也都不再有一个清晰的标准/共同的平台来品论其间的雅俗或优劣。它们原本就不属于同一个美学规范。
新的美学规范属于两个相对的命题：前卫与媚俗。二者显然都是现代主义的产物（西方文明的产物）。故而，在我们讨论媚俗中国的命题时，有必要从西方的语境开始，以便为后边的讨论提供一个完整的参照系。
表面上看，媚俗与现代主义应该是一对背道而驰的概念，媚俗意味着传统，守旧，而现代则代表了反传统，进步，新和锐意求变（庞德）。然而，如果我们深探其究，媚俗艺术，无论是其概念的形成，还是其产品的制作及消费，却又地的确确是现代主义的产物。
“Kitsch”是西方语言中都有的一个词。《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将其解释为：“投大众所好的无美学价值的艺术或文学/拙劣的作品。”《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解释为：“（艺术/设计等）矫饰的/肤浅的/炫耀的”。商务印书馆《德汉词典》定义为：“迎合低级趣味的伤感文学（或艺术）作品”。格林伯格在《前卫与媚俗》中踢出了媚俗内涵的经典界定：“媚俗”象征着那个大量制造文化的时代，它是“我们时代所有哪些赝品的缩影”。本质上说，“媚俗”的基本特征就是：商业性/绝对性/矫情性，以及崇拜现代性。典型体现为：隐藏商业目的/虚假的激情/做作粗俗的坏品味，投合大众的作秀，不反映真实等等。哈洛德 -罗森伯格给“媚俗”的定义是：“已经建立起规则的艺术；有可预期的受众，可预期的效果，可预期的报酬。
“媚俗”一词最早出现在19 世纪末期的社会评论家表达工业文明对西方国家大众文化之影响的文章中。由以上可以看出，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媚俗一词的用法开始并不尽统一，有时候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在19世纪中叶的德国，该词是用来表达为了迎合新兴资产阶级附庸风雅的需求而出现的便宜或粗糙的绘画。这些绘往往是由风格的，粗略的复制品。 20世纪开始，“媚俗”逐渐统一为表达任何艺术类别里的赝品或低品位，以及为商业目的而生产的粗俗艺术品。在1930年代，艺术领域媚俗思潮的泛滥被视为是对文化的威胁，媚俗的定义逐渐同为一种“伪意识”，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里因欲望及需求而误导的思想状况”（马克思）。也就是说，事物的真实状态与表象是有差别的。
阿多诺用“文化产业”来诠释这一现象的起因。艺术应市场需求受控且程序化，再销售给被动的消费群体，这种市场化了的艺术虽没有任何挑战性，也不具备形式上的一贯性，却达到了给受众以娱乐及观赏的目的，也能做到舒缓日常生活及工作上的压力。但对阿氏来讲，艺术应该是主观的，负于挑战性，且反抗权利结构的压迫。故而媚俗的艺术无疑是对美学意识及感情抒发的嘲讽。
另一位学者布鲁特称“媚俗”是“艺术价值体系的恶魔”----就是说，如果真艺术是好的，媚俗艺术就是恶魔。艺术是原创的，媚俗艺术则是通过模仿和剽窃原创艺术，并将自身限制在惯性的思维过程中。对布鲁特来讲，媚俗艺术并不等同于坏艺术；它有其自身的系统。媚俗的目的虽然不再追求真理，却在努力寻求美。
格林伯格的观点类似布鲁特，他相信“前卫”的兴起可以避免消费社会世风日下的品味所带来的美学标准的降低。而在他《前卫与媚俗》（Avant-Garde and Kitsch）的文章里，却有一个十分新颖的观点把媚俗等同于学院派艺术，宣称：“所有媚俗的都是学院派的，反之亦然，凡是学院派的就是媚俗。”他举例 19世纪的学院派艺术，都是立足于规矩和定式，且相信艺术是可以学得并很容易表达。显然格林伯格的观点过于偏激，学院派艺术可能是媚俗的，但并不尽然；反之，也并不是所有的媚俗的都是学院派的。倒是学院派的浪漫主义情节却是使它与媚俗联系到一起的根本原因。所谓艺术的雅俗之分，高低之别原本就是知识分子（学院派）所谓，且早期学院派艺术也一直试图保持其在审美以及知性体验上的传统。逐渐地，过于追求浪漫主义，学院派艺术开始走向唯美主义，以致变得浮浅而走向媚俗。
许多学院派的艺术家为了普及艺术，也尝试从低俗艺术中提取素材，从而一方面提高整体艺术水准，另一方面也能使得高雅艺术通俗易懂。于是，“市场化”不再是学院派的禁区。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民主为目的的市场化提高了全社会的艺术素养。艺术的制作与鉴赏都更为普及，文化的雅俗界线也更为模糊，这也使得辨别真正的艺术与媚俗艺术变得困难。另外，学院派的艺术品往往是通过大量的媚俗形式的明信片及印刷品的方式流传到民间，以致最终也逃脱不了成为俗套的结局。
还有理论家将媚俗与“集权主义”（米兰-昆德拉）联系在一起，颇有新意。这一观点认为，“媚俗”排除了所有难以理解的观点，提供一种没有任何疑问，只有答案的通俗易懂的世界观。这也就是说，民主社会里的“个人主义”，“怀疑”，“讽刺”等等是媚俗社会所不相容的，故而，媚俗想要生存的最佳社会背景是单一的社会体制----集权。昆德拉的论点极负诡辩性。表面看，他的理论很有创意且极具说服力；然而，其理论推理的逻辑条件并不充分。因为，简单的说，集权社会不允许怀疑或批判，并不能证明民主社会不能容忍媚俗。任何一个民主社会都不可避免的拥有一个庞大的非精英社会族群----大众，而大众品味的特点之一就是缺乏自信，媚俗艺术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成为满足任何社会普通大众审美需求的一剂“良药”。当然，昆德拉给我们的启发是，媚俗猖獗的原因之一是缺乏批判性的社会背景
雅，俗，媚俗，前卫
媚俗显然与传统意义上的“俗”不是一个定义，但又有一定的相关性。如果说“俗”描述的是一种固定规范下的艺术品的美学品质，“媚俗”描述的更多是一种审美态度。由俗到媚俗的审美命题的变化更来自现代主义。一方面，因工业革命而导致的全球化更多强调“群体”，“系统”，“连接”及“相互性”，而弱化“个体”，“区别”及“绝对性”，无论是实体还是概念的边界都变得模糊，雅与俗也不再水火不容，俗的可以变成雅的，反之亦然，更有了雅俗共赏之说。似乎一切都很随兴；另一方面，源于文化交流的启蒙运动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和批判，解脱了被束缚了近千年的单一框架体系，开拓了现代人崭新的思路。历史的阶段性不再被看成是单一的纵向的类生物学上的模式，相应的文化艺术也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新的时代理所应当自信地拥有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化。前卫文化的目的性很明确地诞生了。前卫文化的批判性反对永恒不变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结构，且探讨社会形成的原因/结果/功能，从而推论出今天的社会不过是一系列社会秩序中的一个而已。这种形成于19世纪中叶的新思维很快被艺术家和诗人有意或无意识地接受，成为推动前卫运动的原动力。前卫艺术的发展开始逐渐改变并重新定义“雅”/“俗”的概念及其关系。
雅俗的互动现象与针对“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展开的讨论有密切关系。对大众文化的肯定源于近现代西方社会的民主化。始于1960年代的绿色和平（Green Peace）运动，大众主义（Populism）思潮及后殖民主义理论开始了西方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民主义为着权力的平等，平等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纵向阶级的瓦解，而纵向层面的削弱意味着横向选择多样性的增强，“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是现代意识形态讨论里最时髦的词句，是理论得以付诸实践的关键词。而这也对审美标准的设定限定了诸多近乎悖论式的条件。意识形态的介入使得审美不再是单纯的感受，不再绝对地有从前的归属性，审美品味“高”/“低”界线也于是变得模糊。
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得“前卫”的推动者们相信，批判性是时代进步的根本原因，对现实不满才蓄意进取。前卫的反面即是“媚俗”，于是，“雅”/“俗”的传统命题让位给一个更立体/多元的美学对立体----“前卫”与“媚俗”。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对“雅”与“俗”的定义，“前卫”和“媚俗”的概念承认雅俗的互换性及相对性，引入时间因素从动态的角度探讨审美。
媚俗，综前所述，可以定义为文化转型时期所产生的一种“负”审美现象，是一种典型的伪审美现象。或者说，是传统美学在无法正确回应当代审美文化的挑战时所出现的一种畸形的审美形态。昆德拉曾说：“对媚俗的需要，是这样一种需要：即需要凝视美丽谎言的镜子，对某人自己的印象流下心满意足的泪水。”他指出：“媚俗是对媚俗的需要，即在一面撒谎的美化人的镜子面前看着自己，并带着激动的满足认识镜子里的自己。媚俗是满足他人赞许的需要，评价的需要”。因此，媚俗就是迎合他人的口味，不择手段地讨好多数人，为取悦于对象而猥亵灵魂，扭曲自己，屈服于世俗。换言之，媚俗艺术的制作者是为他人活着，为他人所左右，为他人而表演/创作（如果媚俗艺术也是创作的话），其生存过程就是媚俗的。
“前卫”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抵制“媚俗”。既然所有形式的媚俗艺术都意味着重复/陈腐/老套，前卫意味着反传统的现实性和实践意义上的新和锐意求变（庞德）。前卫的美学手段排斥任何与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审美形象，如和谐/具象等，从而强调审美独创性的重要性。“前卫”文化虽反对主流社会规范，一致标榜其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及对政治的漠视，但却离不开革命性思潮的推动，尤其是社会变革时期的主变意识形态。事实上，“前卫”的产生本就与启蒙运动的革命性思潮有关。回顾“前卫”文化的历史，不难发现，每次新的艺术风格的出现总是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激烈矛盾与斗争，如印象派/“达达”/“坎普”/“新陈代谢主义”/“朦胧诗”等等。那么，前卫也可以定义为文化转型时期所产生的一种“正”审美现象，它更乐于积极地回应变化，迎接挑战。
说起来，传统意义上的大众阶层的“俗” 文化倒也有情有可原之处。无论是“俗”的制造者，还是消费者大多是低收入阶层，或受教育水平较低，无法分享于较高收入阶层或受过较高教育者同样的对“雅” 文化规范的接触或理解，也相对较少有闲暇光顾。不知着不为过，水平有限，但至少也是表里如一，坦坦荡荡。而颐乃子者显然有明知故犯之嫌，以利益为最终目标的“艺术”行为，媚俗似乎成了其迎合消费者的“必要”手段。“媚俗”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时尚，这使得它成为消费“艺术”的主要形式，因为它很快就过时。于是，“一旦媚俗艺术在技术上可行，在经济上有利可图，就只有市场能约束那些廉价的或不那么廉价的模仿物的激增，这些模仿物可以是对一切事物的模仿 ----从原始或民间艺术到最近的先锋派。价值直接由对赝品或复制品的需求来决定（马泰-卡林内斯库）。”
中国式媚俗
中国式媚俗的产生背景与前述西方“媚俗”的产生背景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西方式“媚俗”与现代主义息息相关，是工业化生产过程的直接产物，其目的在于通过审美的普及以获得商业利益，中国式媚俗的产生原因则更多地来自变革中的中国社会在其旧价值体系的瓦解过程中，群体和个体必须重新定义自身价值认同的心理需求（而非文化认同感）。1970年代末，当经历了近百年磨难的中国重新向世界开放时，在色彩斑斓的全球文化面前，我们自身文化突然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她已完全失去了对现有自身文化的信心。完全抛弃眼前现有的价值体系，或是选择逃避，把视线投向远离现实的自身传统文化价值体系。这种简单的缺乏对现有自身文化反思和自省的直接接收或复制其他或传统价值体系，正是中国式媚俗的起因。媚俗显然为新认同感的确立在美学上提供了最直接/最便利的途径，因为它不需要心灵的沟通，而只是一种虚伪的/外在的附庸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审美的意义与艺术原初美学意义的独一性毫无关系，甚至相悖。这里，媚俗的目的更多体现在外在的标榜，而不是审美本义的内在交流。
中国式媚俗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其形式语言的符号化/标签化。无论是门派清晰的学院派绘画（花鸟 /山水/人物----）/拟人化了的自然景观/归类体系完整的戏剧脸谱，还是“代表”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大屋顶，我们似乎更愿意与熟悉的语言沟通。以建筑为例，从始于1980年代初期的民俗地域主义，到1980年代末期的“帽子”建筑，旨在延续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符号化了的传统建筑元素被不厌其烦地复制在各类建筑上。这种刻意的追求形式上的认同感，使得中国建筑师迷失在“民族形式与现代化”的标签化口号中，竟鲜有人质疑20世纪的中国建筑为什么一定要与 2000年前的形式发生关系。而1990年戴泛滥在全国房地产业的以提供高尚品味为口号的“欧陆风情”/“美式别墅”/“地中海风情”等，一方面反映了前述的国人开始接受非自身文化体系，另一方面则把本应是因地制宜的设计行为变成简单的复制和抄袭。即或是近年来所谓的“现代简约主义”，在开发商的炒作下也变成不过是包装销售的另类文化产品而已。
无论是寻找文化上认同感的“中式”建筑，还是猎奇另类归属感的各类“西式”建筑，抑或标榜前卫实则仅仅形式上的“现代”建筑，都是把“文化”产品贴上标签为其消费者提供审美选择，贩卖所谓的美学理想。无处不在的各类标签化了的建筑，游戏般地把现代中国城市景观变成了斑斓繁杂的主体公园。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一个时常的提法就是“地标”，无论是公共建筑/广场/道路，还是开发商的住宅项目，一个普遍的提法都是要开发出“地标建筑”，成为一方之亮点。如果不紧紧是形式上的地标，就建筑/城市功能/质量而论，这也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几乎毫无例外地，所有的地标工程唯“美”独尊，炫耀性地象征发展/财富。这些浮躁张扬的形象工程表现出中国当代建筑在整体上极强的媚俗意识。
而绘画上得媚俗意识除了挥毫必揽式的俗套题材门类，媚俗的内容与形式更是沆瀣一气。无论是工笔/写意/水墨/还是彩墨----扭捏的造型/轻盈的用笔 /讨巧的构图/腻人的设色；或绣花般地精描细绘，或调情式的戏笔弄墨，勾画出万种风情/阴盛阳衰的中国画媚俗面孔。即使是那些汲取古今中外生辣艺术风格的中国画，也难免落俗。任何“回收”的艺术题材，只要经过当下中国画家“五味调和”，便即刻便成性温味甘/老少咸宜的大杂烩。
中国式媚俗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其“前卫艺术”的媚俗性。中国至今其实还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前卫艺术”。中国的所谓“前卫”艺术在本质上可以说不过是对媚俗艺术的“前卫”理解而已。因为它的制造者还是更多的把它们的作品看成是针对标榜前卫艺术消费者的商品而投其所好。他们在创作内容本身的艺术价值。于是，中国所谓的“前卫艺术”的媚俗性表露无遗。譬如，1980年代的摇滚乐---对西方艺术形式的照搬以迎合年轻一代中国人的消费需求，1990年代带有明显自嘲意味儿表现文革题材的绘画----其媚俗性表现在对海外潜在消费者心理的投机性揣摩。二者的共同点之一是其艺术表现力不在作品的形式语言上的创新，而是表现内容上的取巧。另外，中国式“前卫”纯粹表现为对自身过去的叛逆性否定，是类似于青春期叛逆的心理现象，然而，过了青春期仍然执著于叛逆，还把叛逆伪装成先锋的模样，就多少有些可笑了。时下的先锋更像是一些现实主义功力不够的哗众取宠。更可怕的是，这种定义渐渐为大多数人接受并且认可了。
中国式媚俗的第三种表现形式是“移情于物”。譬如，近年来全国各地兴起的古董热。当“古董”被用来附庸式地展示，古董本身并不成为媚俗作品，但它所扮演的角色却典型地属于媚俗艺术的世界。而在潘家园“古董”市场大量的价格低廉，与艺术几乎无关之“旧东西”或“仿旧东西”，也可以被赋予美学意义，用来装饰家居。显然，这后一种行为展现了媚俗艺术的虚假性，我们很难单从美学的角度探讨其流行的缘由，它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性的注意力转移。“五色使人色盲”，物质富裕了的中国却无法掩饰其精神上的空虚和贫乏，“移情”过程中，“物”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审美”消费者对当代“艺术”的审美疲劳转而对“古董”因时空距离错位而产生的审美效应的追求，以及国人特有的“念旧”情结。
以上中国式媚俗文化的诸多表现形式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在强化“美学”的同时，放弃了功能/道德和逻辑。张扬的外表下少了那份曾经拥有的内涵。
中国媚俗文化的根源
纵观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中国艺术乃至中国文化都不主张创新。自先秦诸子们著书经典，定下规范，文学艺术的发展基本上是围绕诸子们定下的同一个美学标准展开的。创新是建立在“温故而知新”的前提下。而所谓的“新”实际上是对经典的“新”的理解，而不是超越或背离经典。因而，文学/艺术的“发展”也多为技巧上的更新，而非理念上的变革。这种强烈的“怀旧”情结，一方面，使得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始终拥有独一无二的认同感，即便受外族统治也能“守身如玉”；另一方面，也养成了单一/封闭且模式化的思维方式，对非传统及异域文化排斥。很显然，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守旧文化背景，为当代媚俗文化在中国的普及提供了最佳的温床。
中国媚俗文化的另一个根源，是由其根深蒂固的“中庸之道”而导致的批判意识的缺乏。“不走极端”是古训，媚俗艺术的特征之一就是宽容，百无禁忌地补位任何批判意识所束缚的开放性。它没有规则，也没有什么偏见，但排除疑问和冒风险的极端思维，最容易被没有批判意识的文化所接受。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次“百家争鸣”都以悲剧收场。以致今天，即便是中国社会已变得越来越开放/民主/透明，学术上还是对批判的意识投鼠忌器。
当代中国媚俗文化的产生与一种对中国人来讲是崭新的生活方式有关，即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亦称“小资情调”）。这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在短期内蔓延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的冲击，其冲击幅度和速度（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意识形态上的）是历史上任何文化都不曾经历过的。
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有一个内在的悖论，这种应当是人类文明早期的生存方式在人类真正幼稚的年代因为物质的匮乏而没有实现，直等到物质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现代或后现代才露出眉目。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悖论更显突出。尤其是，我们在不久以前不仅对这种生活方式不屑一顾，还激烈地反对与批判过。今天却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使年长的一代所艳羡，年轻人一代所向往的生活方式。毕竟，它看得见/摸得着，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不大。
但是，当这种情调从生活领域开始入侵文化领域，试图解构我们依仗了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时，其媚俗的本质暴露无疑。文化领域中的“小资情调”所表现出的另一个悖论与现代性中 “个性的表达”以及荒诞派的“无意义的进行”极为相似，然而要肤浅得多，即一群极想表现自己的人在宣扬一种极为低调的生活。这来源于“小资情调”本质，说好听了是“一种自我保护”，其实质就是“虚伪”。媚俗的小资情调的盛行，表面上给纯艺术带来一种虚假繁荣，而是使形而上的终极追问逐渐沦丧，艺术也失去了本来的目的，文化也变得空洞无物。
其结果，我们对时间/空间的观念以致人生观/价值观都都变得不再绝对。理想主义逐渐被实用主义和浪漫主义所取代。实用主义不再相信稳定性和连续性，也不再相信有节制的道德观。浪漫主义充其量是实用主义的副产品----因显示的乏味而派生的迷幻剂。就如同18世界的欧洲，当宗教式的迷狂悖入世的现实主义所取代，享乐主义便取代禁欲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实用主义反映在中国的今天就是消费狂热。对于年轻的一代，未来像过去一样是不真实的。即时享乐是唯一合理值得追求的事。于是，一切都变成了可以消费的，包括艺术。时下“超级女声”等节目的走热正是实例，它放映出人们对于即时的狂欢文化，即追求大家共同享有文化消费权利的渴望。长期以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含蓄/内敛/隐忍始终得到提倡，张扬/纵乐总是备受压制。然而，当中国人在短短20多年里一下子经历了农业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时，人们感到了诸多不适，狂欢的需求和文化共享便随之产生了。此时，伴随“梦想中国”/“星光大道”等节目出现的“超级女声”大众娱乐类电视节目不啻于一场异彩纷呈/热闹非凡的狂欢节。选手和观众自发地参与其中，在活动中获得了新奇的感官体验的同时，也获得了情绪的自我释放。观众/选手在镜头下和荧屏前一起做着各种不同的梦。
既然“消费”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一次性”（经济甚至文化）的观念变成了普遍现象，甚至出现了中国独有的“一次性建筑”----几乎所有新开发的楼盘都能见到的售楼处大概是中国所有建筑类型里，审美含量最高，而寿命最短的一类，其功能就是消费“审美”----以其审美形象招揽买家，当楼盘售完之日也就是售楼处寿命结束之时。很少有人质疑这种消费心理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媚俗文化今天在中国的普及，正是这种消费文化层面的直接表现。
前述的古董热产生的根源正是浪漫主义的逃避现实之怀旧特性。媚俗艺术就是“逃入历史牧歌中，在那儿既往的传统仍然有效。”（布罗赫）
中国式媚俗产生的客观环境，无疑与“横空出世”的商品经济对美与艺术的冲击有关。艺术的商业化意味着商品也在抬高着美和艺术。商品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而且，现代美学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而当商品跨越了它与美和艺术的界限，金钱拜物教很快也成为冷酷无情的事实。“我们说社会现象已经普遍商品化，也就是说它已经是‘审美的’----构造化了/包装化了/偶像化了/性欲化了。”“什么是经济的，也就是审美的。”（伊格尔顿）商品精神打败了美学精神，取代了艺术精神。
结语
媚俗，是当代审美文化转型时期所产生的一种负现象，也是一种典型的伪审美现象。或者说，是传统美学在无法正确回应当代审美文化的挑战时所出现的一种畸形的审美形态。在当今的中国文化景观中，媚俗的产品无处不在，它们的共同目的是为了满足中产阶级的情感和文化消费，从而导致文化艺术符号的贬值。可以说，时下的中国现代文化景观已经相当程度上符合哈洛德-罗森伯格给“媚俗”的定义：“已经建立起规则的艺术；有可预期的受众，可预期的效果；可预期得报酬”，因此可以恰如其分地称其为“媚俗”。当然，从根本意义上而言，只要人们需要赋予生活以价值意义，“媚俗”就不可避免。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媚俗”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从根本上反映了人类在赋予人类生活以价值方面的失败。媚俗艺术背后的大众文化的“媚俗”是远离生活/逃避价值，不是真正的文化艺术。要把握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关系，需要具有一种深刻的现实感，从生活出发，而不是某个价值观念出发。可是，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的困境却是：艺术已萎缩成仅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我们需要的那种情感变得日益麻痹，文明进步所依赖的人类自由的想象力和判断力却在不断衰退。
在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已很难找到能够真正打动我们的形象了。以提供美学理想为诱饵，通俗易懂且廉价的媚俗艺术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到现代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麻痹我们的神经，腐蚀我们的情感，更剥夺了我们独立思考的权利。我们的文化/艺术因此而变得浅薄，我们的环境因此而变得粗俗，我们的生活因此而变得乏味，最终我们将失去的是一个民族完整的自尊。
求美之心人皆有之，审美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然而，审美的目的及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明显的差异。现代文明带给人类的物质财富是历史上任何阶段都无法比拟的。财富普遍的剧增要求审美的普及，产业化提供了艺术“产品”普及的充分必要条件，审美不再享受以往的神圣。于是，走下神坛的艺术历史性地走向了媚俗。
我们还能免俗吗？我们还能找回我们曾经拥有的那份从容/内敛和自信么？在现代审美过程的“供需”关系中，“需”决定了“供”的方式和内容。现代社会中对 “审美”需求量最大的中产阶级负有更新其自身传统审美价值体系的历史责任和义务，以提高全民整体的文化自觉性，包括对我们自身文化的反省，对外来文化客观的认识。
反省意味着提高社会整体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而不是被动的迷惘。显然，现代年轻一代中国人并不缺乏怀疑精神，网络的普及已使得条条框框再也无法束缚他们，即使是众口一词的说教，传到他们的耳中也会发出异样的声音。加上这个年龄段特有的叛逆性格，他们的怀疑精神有过之而无不及。缺乏的是更赋有前瞻性的批判精神。如果说怀疑还只是下意识，或单纯的叛逆，越过了适当的尺度，怀疑会转化为否定，会肆无忌惮地摧毁一切存在物---- 文革就是案例。批判精神则是建立在重构的可能性上。它需要理性/客观的价值观，及负有使命感的心态。
如果说，媚俗泛指我们时代一切伪造的东西，那么，艺术地“供应者”----艺术家，作为灵魂工程师，有责任帮我们找回人性本质的东西，找回我们真实的感觉，真实的生活，使艺术重拾其开启大智慧，陶铸真性灵的功能。
本文开始曾述，“大象无形”的观念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经典规范，它表达了一种超越形迹的现象，相比今天我们现实的文化景观似乎要更引人入胜，因为它隐藏着更多的可能性。或许，我们新的动态的美学规范的建立还可以追本溯源。但我们必须同时一种广阔的全球文化背景和视野反思现在，以超越本身传统思想观念来探求更为广泛的理论价值体系，从而不再仅仅从本民族和本地域文化传统出发去理解美学的意义，而是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共同理想中寻求沟通和理解。
我们期盼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化早日在中国出现，这种新文化既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它带给世界文明的将不再是一个固定的传统，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Adorno，Theodor.(2001).Culture Industry. Routledge
2. Broch ，Hermann.(1995).Einige Bemerkungen zum Problem Kitsches and Der Kitsch.In Gesammelte Werke.vol.6：Dichten und Erkennen(Essays.1)：295-309，and342-348.Zurich：Rhein
3. Greenberg.Clement.(1978).Art and Culture. Beacon Press
4. Calinescu，Matei，(1987).Modernism Avant-Garde Decadence Kitsch Postmodernism
【作者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李晓东工作室主持人。荷兰德尔福特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博士，清华大学建筑系工学学士。】
来源: 共识网2012/06/24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白先勇专访：历史就是真相
星期二 六月 26, 2012 3:38 pm
《中国青年报》，2012年06月26日
徐悲鸿作
广西三杰（油画）
1935年，徐悲鸿游学广西，备受礼遇。后出任桂林美术学院院长，遂作油画《广西三杰》。左起白崇禧、李宗仁、黄旭初。
今年父亲节前后的两个多月里，台湾作家、戏剧家白先勇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北京、南京、武汉、桂林、重庆、广州和上海之间。这一次他是为推介新作《白崇禧将军身影集》而不是为了推广昆曲。这是75岁的白先勇献给辞世46年的父亲白崇禧的一份特别的礼物：1963年年初，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的白先勇在母亲去世后不久，远赴美国艾奥瓦大学攻读硕士，晚年风光不再的父亲在台北松山机场为之送行，白先勇没想到这是与父亲的最后一面——4年后父亲去世时，他未能及时赶回。
《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分为上卷《父亲与民国》(1893～1949)和下卷《台湾岁月》(1949～1966)，收录了500余幅精选照片，图文并茂地展示了白崇禧的戎马一生——历史上华南领兵攻入北京的第一人，最终完成北伐大业。全书涵盖“北伐”、“蒋桂战争”、“建设广西”、“抗日”、“国共内战”、“二·二八事件”等历史节点，记录了从1927年至1949年白崇禧将军前半生的军政活动，澄清了白崇禧与蒋介石、李宗仁等人分分合合的历史误会，呈现了1949年后白崇禧在台湾17年的交游、信仰、弈棋、狩猎等生活场景。
白先勇目前正在撰写父亲的传记。在写作这两本书的间隙，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对民国史需要真正研究
记者(后简称记)：《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可能暗合了当前的“民国热”。不过，“民国热”中似乎也有一些美化的成分。
白先勇(后简称白)：现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里有一种特别的连接，要把那些断掉的东西接起来。过去的忆苦思甜，讲得太苦太黑，引起现代人的反思，问是不是那个样子？后来发现，好像也不是听到的那种样子。不过，那钟摆到另外一头去了，现在人们很多时候把 “民国”美化了，觉得很浪漫，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那种生活形态，包括衣着、行为方式，真有“民国范儿”。现在整个的社会风气是有一点往那个范儿走。过去现在刚好衔接上。
但民国史是另一回事。对民国风气的朦胧向往是一回事，但真正发生什么事情，历史教科书都不讲，有一些是以另外的方式讲。比如讲我父亲，以一个标签——说他是“桂系军阀”，现在叫“地方军头”。这些是比较负面的，没有任何让你想象的空间。《白崇禧将军身影集》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把这个标签撕掉，让读者看看真正的白崇禧将军。书中用照片，可以发挥优势。比如“北伐”。书中照片是“欢迎最后完成北伐的白总指挥”。我父亲代表的国民政府高级将领的那种形象，跟电影里面的都不一样，让读者产生了另外一种思考。
台湾对民国史有另外一种遮掩。这本书是我父亲的一个画传。我觉得，历史就是现场，就是真相。拿这本书的前半部来说，1949过去已经60多年。一个甲子过去了，应该把那段历史的真相还原。真正的民国热，应该从民国史的研究开始。光是一些虚浮的、表面的、印象式的东西，是有危险的。这本书的意义，就是希望人们对民国史真正地研究。
父亲重视中小学教育
记：一般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童年时代都会偏爱与运动、军事相关的游戏；家里如果有一个警察或军人爸爸会觉得格外骄傲。您小时候有优越感吗？
白：我小时候很外向，很调皮，不过快8岁时得了肺病，整个人被隔离起来。父亲最爱我四哥，四哥也很崇拜父亲。父亲除了军人的身份以外，他还念了很多书，他古文是有点根基的，可以看看他写的信、对联。他知道我学文科，就跟我谈文学、历史，谈《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他能谈古论今。
记：您父亲传统文化的根底，得益于早期的教育？
白：他念过私塾，四书五经都念过。加上他勤学，尤其在保定军官学校时期，对世界历史、世界军事史都感兴趣。后来他常给我们讲“意大利三杰”，讲现代意大利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他也研究日本是怎么崛起的，研究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教育。所以他非常注重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
记：您父亲有“小诸葛”之称。我知道台湾文学家黎湘萍就讲过，白崇禧像诸葛亮一样深受齐国的管仲影响。
白：他对“管仲治齐”深有研究。他治理广西时，曾将管仲那套思想结合了他对德国、日本军事思想的研究运用于实际。他也研究19世纪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研究他怎么治理德国，怎么把德国变成一个军事强国。
“桂系”内蕴丰富
记：白崇禧将军是史上“桂系”代表人物。这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广西建设”学术研讨会您全程参与。有什么样的特别感受或者启发？
白：我相当吃惊。20世纪30年代广西的建设对我父亲那一代很重要。我父亲除了军功以外，他还有政治抱负。30年代的建设对广西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是广西现代化的基础。对此老一辈人都知道。这时候参与研究非常重要，就好像历史沉睡后总要醒来。
记：胡适先生1935年年初到广西游历后，写过《广西的印象》一文，对这里的成就大加赞赏。
白：还有胡愈之、罗隆基等好多人，他们都去看过。那时候是“武化广西，全省皆兵”，是斯巴达式的训练。后来，果然是广西兵第一个出去抗日的，也是最快的，而且也多，40万的军队。他们在淞沪会战中表现得很英勇。广西兵是训练出来的，广西的模式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管齐下。
我们常常讲“新桂系”，就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其实历史远比这复杂。“新桂系”除了这几个领袖以外，其中好多人是外省的。我父亲建设广西的时候，教育厅厅长邱昌渭就是湖南人，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当时招了大批外省知识分子、留学生，还有华侨。千家驹等学者那时都到广西去教书的。广西当时的外省精英很多。徐悲鸿曾五次从外省去广西，他还将“新桂系”三巨头骑马的照片画成油画。所以，“桂系” 不一定是广西人。
文/张彦武
2012年06月26日，星期二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猜一猜贾宝玉的大名
星期二 六月 26, 2012 3:30 pm
贾宝玉是贾宝玉的小名。这话听着真绕，盖因为我们看完了一百二十回也不知道这位男一号的大名叫什么。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对王夫人说：“在家时记得母亲常说，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小名就叫宝玉”。
小名叫宝玉，大名叫什么？难道曹爷给忘了起了？不会吧？小学作文都知道人物时间地点三要素，况且曹爷自己也挺讲究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他自己大名一个霑，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小说里二线人物也说得挺全：比如“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连末流小角色，甄士隐的老婆的爹都有“名唤封肃”的待遇。更何况红楼梦又叫什么？石头记！换句话就是贾宝玉传。洋洋洒洒数百万言给人立传，末了连传主叫什么都没交代，这不就像金陵春梦从头到尾就讲了个三发子一样？开国际玩笑？三国里有名无姓的是貂禅，有姓无名的是二乔她爹，没名没姓的是督邮。三种情况里人们最不能忍受的是有姓无名，于是硬给按了个名字叫乔悬。人家曹爷是咱上下五千年最牛的文学大牛，大巧不工？但为嘛明告诉你宝玉就是个小名。这就是个谜，千古之谜，就像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让我们可以享受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的无穷乐趣。
闲言碎语不要讲，猜名节目开始，嘉宾上场。一号嘉宾风流倜傥，自信满满地宣布：贾宝玉的大名是贾瑛。查字典，瑛是美玉，玉的光彩的意思。玉字旁没错，意思也对，可惜这个字在书里已经用了，贾宝玉的前世就叫赤霞宫神瑛侍者，曹爷绝不会像韩作家一样用字捉襟见肘，同一人物，前身后身，名字可以相互呼应，但绝不能犯重。瑛字淘汰。二号嘉宾朱唇未启，桃腮先红，怯怯说道：我觉着吧，贾宝玉大名贾宝玉，小名宝玉。国人习俗，男女相识，初时先呼全名，待到你侬我侬，就只呼名不称姓了。长辈叫儿孙也常直呼其名，什么沪宁啊，计划啊。不是吗？可惜此说更为不通。父母情人直呼其名是昵称，不是小名。凡是另起小名的必与大名不同。比如没人说小平同志是小名。再说贾家也是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岂似暴富之家，竟以小儿语搪塞了事呢？”所以说宝玉二字也淘汰。
列为看官，难道曹爷就没留什么草蛇灰线了吗？
线索就像乳沟，只要挤一挤总还是有的！首先，荣宁二府正枝嫡派的名字都不用冷僻字。珍珠琏环，就是琏字不太常用，但也不生僻。比如从双堆集凯旋而归的胡将军就用这个琏字。既然不冷僻，就查手边的汉语词典玉字部，共得176字。贾宝玉的大名应该就在里面了。
先用理工科大法的排除法，把常用意思与玉完全无关的字比如现、主、琴等字先去掉。剩157字。去掉繁体异体字，剩 124字。秦可卿死时来吊灵的贾家玉字辈的琮、珩、琛、琼、璘、（王扁）、（王光）、加上珍、珠、玉、琏、环、瑞、璜，统统减去，得112字（（王扁）、（王光）因词典未收故不计）。
剩下的112字逐一分类。
1）与玉看似有关实则无涉（如玳、玻、琉、瑙等）计33字
2）似玉的石头（琅、玕、玷、瑕等）计20字
3）象声字（玎、琤等）计7字
4）玉光或珠光（璀、璟等）计8字
5）特殊加工后的玉（珪、璋、璧等）计18字
6）美玉或玉（玙、瑒、玢等）计26字
宝玉的大名应与口衔的宝玉紧紧相扣，故（1）（2）（3）类共计60字，首先滤掉。还剩52字，又因贾宝玉是玉不是光彩，（4）类又去掉8字，再因贾宝玉口衔之玉形自天然未曾加工，（5）类又去掉18字。剩下是（6）类26字。其中又有14字为普通之玉非美玉，故去之。余12字如下：玙、琳、琪、琦、璇、瑶、琰、璊、璐、瑾、瑜、璠。
贾宝玉是一块什么样的美玉呢？他是女娲氏炼石补天时剩下的一块。《淮南子•览冥训》：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以此推论，是一块有彩色的美玉，很可能是红的（赤霞宫）。瑶一般理为光明洁白。璇，白玉。璐，屈原“被明月兮佩宝璐”，应为白玉。玙璠，颜色不明，但陈思王云：“亮怀玙璠美，积久德愈宣”，比喻为君子，当为高洁清白的。瑾，五柳先生“白玉凝素液，瑾瑜发奇光”，瑜非白色，则瑾当为白玉。琪，淮南子”东方之美，医无閭之珣玗琪焉。” 医无閭大概是辽宁岫岩，则琪可能是绿玉。琳，青色玉。琦，可能是玉月之色。见<抱朴子> ：“沟浍之中, 无宵朗之琦”, 也就是鸡窝里飞不出金凤凰的意思。孔明曾忽悠面试老板：“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扼守宛洛要冲的是河南宝丰。穷乡僻壤但地势险要。昆阳之战就在那疙瘩打的。就这么个沟浍之地，还就真出了宵朗之琦：炸药奖得主崔琦！还有名气更大的：张良张子房。一开口这个味儿：“刘大哥讲的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我倒！
言归正传。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有明确彩色的，是琰字、瑜字和璊（音门）字。瑜是赤玉，山海经注“瑜赤美玉名”。璊也是赤玉。琰，美玉而有光泽。夏侯湛雀钗赋“黛玄眉之琰琰，收红颜而发色”。《说文》：璧上起美色也。从玉，炎，意兼声。《韵会》：琰之言炎也。光炎起也。炎字两个火，应该是火焰般，置于暗处，则可见红的光泽。
红楼梦第八回，对宝玉有过详细的描述：“宝钗托在掌上，只见大如雀卵，灿若明霞，五色花文缠护。”又有诗曰：“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本来真面目，幻来新就臭皮囊。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注意“灿若明霞”，“五色花纹”不像是全满红的。瑜字和璊字似乎有点不对，黄牌警告。
再看“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玉还能发光不成？曹老爷子看我们终于走到这儿了，高兴地挤了挤眼，一努嘴：“八十五回”：
话说北静王照着宝玉的玉也作了个一模一样的，送给宝玉（王爷也太无聊了吧）。贾母担心王爷“掉包儿”（贾母的智商？），巴巴的叮嘱宝玉别弄混了。宝玉说：“两块玉差远着呢，哪里混得过？我正要告诉老太太：前儿晚上，我睡的时候，把玉摘下来挂在帐子里，他竟放起光来了，满帐子都是红的。”“那时候灯已灭了，屋里都漆黑的了，还看的见他呢。”这岂不是“收红颜而发色” “光炎起也”？瑜和璊都没有发光的意思，红牌罚出。现在唯一的选手，是----
琰！贾琰！恭喜你，答对了！
且慢！那位说了，八十回以后可不是曹爷写的呀，怎么能当证据呢？您容我反问一句：这后四十回续书的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写这么一段干嘛？明摆着只有曹爷才有前后照应并暗示贾宝玉大名的兴趣，续书的人凭空编这么一段太不合逻辑了。因此这正是后四十回保存了曹雪芹原作内容的又一有力证据。
说起来，琰（读如眼）不是生僻字，大名鼎鼎的胡笳十八拍作者，两千年前的愤青蔡文姬就叫这个名儿。更有名儿的还有，那就是大清朝仁宗睿皇帝，那个杀了和珅的的嘉庆，就叫爱新觉罗永琰。嘉庆1760年出生，1789年被封嘉亲王，1796年即位，同年改名颙琰。为什么改名？为体贴亿万苍生。皇帝的名字，岂敢不讳？永字太普通了，不改的话得有多少人头落地啊。曹爷1763年驾鹤西行，那时候嘉庆爷才三岁，还穿开裆裤呢，当然不讳琰字，可嘉庆登基的时候，这个琰就万万不能用了。没准在乾隆年间的红楼梦里原来是有贾琰的，可嘉庆以后让抄书的都给删了也是有的。
其实贾琰这个名字挺符合曹爷的创作规律的，贾琰谐音“假言”，一纸荒唐言，假语村言。说假也不假，贾家的败亡谁也救不了。主席晚年号召全国看红楼梦，莫不是穿越了国运迟早败在今日这些不肖子孙手里？当家的活脱脱的一个贾政，一个“道貌岸然”“兴趣索然”“腹内枵然”无能之辈。管家的又贪又毒，“这一份家私要不都叫他搬了娘家去，我也不是个人”。叹！叹！
生理药理于红墙论坛
原贴英国土干网站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
|
| Blog 拥有人: |
主持 |
| 作者群: |
(没有) |
| Blog(博客): |
观看所有文章 |
|
好友名单 |
| Go: |
上一页/下一页 |
日历
|
«
<
»
>
六月 2026
|
|
1 |
2 |
3 |
4 |
5 |
6 |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 28 |
29 |
30 |
|
|
|
|
连络 主持
Email : Send E-mail
私人留言 : 发送私人留言 (PM)
MSN Messenger :
Yahoo Messenger :
AIM Address :
ICQ 号码 :
关于 主持
注册时间 : 星期四 十月 13, 2005 7:13 am
来自 :
职业 :
兴趣 :
留言板
主持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Blog(博客)
Blog(博客)启始于 : 星期日 二月 25, 2007 3:08 pm
文章数量 : 6358
Blog(博客)历史 : 7060 天
回响总数 : 836
观看人数 : 4514097
RS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