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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亦豪：礼义廉耻与老北京人
星期一 七月 02, 2012 3:05 pm
去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约我把八十多万字大部头的《四世同堂》缩减成一个精华本，为的是便于普及。这是件积德修好的事，我没怎么犹豫就应承了下来。这个决定也有我个人的偏爱在起着作用。我的童年就是在沦陷的北平度过的，走入《四世同堂》将又一次让我重温这段历史，回味和思索当年的日子。而且，我以为《四世同堂》是作为独立作家、自由主义作家的老舍的最后一部大作品，在这部书里能看到老舍最本真的思想、理念和追求，它应该是最老舍的东西，对认识老舍来说特别有价值。
这件工作促使我把《四世同堂》细读了好几遍。我一次次被沦陷于日寇的老北京人的道德精神感动，同时又痛感今天道德大滑坡的可怕，却又觉得无可奈何。
于是，想在这里谈谈感受和想法。
一、《四世同堂》中评价人物的标准
我们先来看看书中两位虽不重要但很奇特的形象:小文夫妇。这可能是除了老舍谁也写不出来的人物，是老舍独家的精彩。小文是位前清的准侯爷，辛亥革命把他从 “金子里的生活”扔到小羊圈胡同的大院里。奇怪的是这夫妇俩对失去的权位、财富完全不留恋不惋惜，他们整天醉在京剧艺术里头，过着超然、坦然、泰然、怡然的日子。他们对邻居、戏友没一点架子，邻居有了难他们能把最后一毛钱捐出来。他们并不关心国事，却可以用壮烈的死回答日寇的暴行，在生死关头爆发出中国人的勇气。可他们实实在在是没落的清朝贵族。
这让我们联想起另一个清朝贵族，在《正红旗下》里叫定大爷，在现实中就是刘寿绵，宗月大师。他虽出身豪门贵胄，却是最无私的大善人。老舍说，“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老舍把他当做恩人和精神的导师。
至于那个最终命运和老舍极其相似的祁天佑，他是个掌柜的，要是按革命的阶级划分标准必是资产阶级的人物。可是他一生诚实，守规矩，爱体面。他以投水自尽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清白。这算什么阶级的精神呢?
最让人敬重的钱诗人，是地道的传统的旧知识分子。他“老是那么谦恭和气，教人觉得舒服”，然而面对日本的暴行他比谁都坚硬，是真正的英雄。他又是哪个阶级的英雄呢?
近几十年，在大陆上的我们评价生活里的人还是文艺作品里的人物，无论谁都必须遵照政治标准做阶级分析。《四世同堂》是老舍20世纪40年代（1944— 1946）在大后方和美国写的，那时候政治标准管不着他，他也不管政治标准。超阶级，超党派，重道德是此前的他一贯的为人的准则，所以他到处都有朋友，不管他们头上贴着什么标签。他对人非常宽厚、宽容，这既是他的观念，也是他的性格。所以他比任何人都适合当文协主席这个最难当的角色。
在他的作品里也一样。老舍是穷人出身，可是评断人的好与不好，他完全不管阶级。
老舍的超阶级，重道德，有道理。
二、《四世同堂》中道德的内涵
祁家在北郊有块坟地，看坟的老农民常二爷在一次进西直门时，让日本兵抓住，罚他跪在城门洞。受罚后的常二爷痛苦万分，觉得受此奇耻大辱简直无颜活在人世。老舍说:“他是个中国人，北方的中国人，北平郊外的中国人。他不认识多少字，他可是晓得由孔夫子传下来的礼义廉耻。他吃的是糠，而道出来的是仁义。他一共有几亩地，而他的人格是顶得起天来的。他是个最讲理的，最知耻的，全人类里最拿得出去的，人!”这段话给了我们一个直接的提示。它表达的是《四世同堂》的也是老舍的核心观念。
老舍是较早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新派作家，外表是西服、手杖，在观念上有着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内心深处却还是固守着中国的传统道德。老舍是北京人，生在北京，熟悉北京，但从1924年他就离开了北京，到写《四世同堂》时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在北京生活过。抗战期间他更没有沦陷中北平生活的经历。所以，《四世同堂》里的人物都是在老舍心里按他的积累、理念和想象构思出来的。在他的心目中，老北京人并没有什么先进的主义引领，支撑他们的精神力量只有潜移默化浸润他们心灵的传统道德。尤其应该一提的是，这八年里并没有一个精神领袖式的人物出现在书里用来改造民众。钱诗人、瑞宣对周围的人有些影响还远远够不上精神领袖，思想也没有超出礼义廉耻的范畴。这反倒体现出老舍对传统道德的信心。他的理念是有中国固有道德支撑的老北京人，穿越八年沦陷的熬炼，经受血与火的考验，一定会得到提升，甚至是升华。
抗战期间，老舍曾经为了抗日大局搁置了带给他巨大成功的自由主义，他不仅写小说，还学着写剧本、写快板，把文艺当做宣传，因为“国家至上”。到了开始写《四世同堂》的1944年，老舍已经回归了自由主义，回归了小说。他不再是为了形势的需要而生产文字，他开始追逐“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的“梦想”。（参见孙洁:《世纪彷徨:老舍论》）这时候的《四世同堂》虽然写的是抗战，应该说很少掺进什么外加的东西，而是他本性的表达。也许有人从贯穿全书的爱国情怀里还要想起“国家至上”的影子，我倒是从那刚烈和忧愤的浩然正气想到我们民族文化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想起五德和四维的传统。
三、这里的老百姓没有完人，却都可敬可爱
我说的不是所有的北京人，是老百姓，是普通民众。
《四世同堂》也写了一批人渣，那是为了在对比中反衬善良的老百姓而设计的，是用“渣”来衬托“钢”的。它表现的是民族道德背弃者的丑恶，从否定的角度完成着主题。当下有的话剧改编，为了噱头，为了迎合观众的趣味，为了“舞台效果”，让大赤包、冠晓荷们大出风头，换取票房和廉价的掌声，而老实的百姓却不大“出彩儿”。这是本末倒置，违反了老舍的本意，当然不可取。
其实，把这贫富悬殊的几家人都放在小羊圈胡同，多少有些勉强。从“小羊圈”这个胡同的名字和通到大街那窄得出奇的葫芦嘴子看，这里该是属于贫民区。显然是为了情节开展的需要和通到大街那窄得出奇的葫芦嘴子看，这里该是属于贫民区。显然是为了情节开展的需要和对比效果的需要，硬把冠晓荷、大赤包、牛教授他们搬到这个小胡同里来。这么一来，虽然有点不合生活常理，可是写着便当多了，在艺术上是容许的。
现在，我们把这些人渣放在一边，专一谈谈那些普通百姓。我在小标题里说这里的老百姓没有完人，却都可敬可爱，这从艺术上固然与老舍对人物塑造立体化、个性化的追求有关系，更主要的是来自他对中国国民性格的理解。
血脉相连的亲情使老舍对北京的老百姓怀着太深的爱，正因为此，他在赞美他们的时候决不放过他们的种种毛病。他像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举起手术刀，又稳又准，把传统文化的弊病切割出来。诸如:愚昧麻木自欺欺人，家庭观念高于国家观念，礼教的陋习，苟且偷生能忍自安的奴隶哲学，自私自利的人生哲学等等。而作为老舍的特点是在解剖这些陈腐的心理积淀时，他的刀锋总是带着温情，常常把尖锐的讽刺化作幽默的调侃或善意的夸张。这也是因了他的感情。
小说的主要意图，老舍关注的重心是把种种尘垢遮盖下的真正闪光的灵魂发掘出来。在这个炼狱中他们都在变，变得更可敬可爱。
那位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只想着用破缸顶住自家大门的祁老太爷，面对手枪挺起了瘦而硬的胸膛。
那个在家事上贤妻良母恪守孝道而在国事上懵懵懂懂的韵梅，在败类的面前抬起了头，自傲地觉出自己的硬正。她甚至能以“那几千年文化培养出的一点一视同仁之感”可怜那同样不幸的日本老太婆的遭遇。
瑞宣从忠孝不能两全的惶惑中走了出来，参加了地下工作。超然世外独善其身的钱诗人，经过酷刑的考验，成了铁骨铮铮又神出鬼没的斗士。
热心助人的李四爷为邻居做了数不清的好事，终于，面对日寇的暴行与侮辱，甩掉了自己谨小慎微的处世哲学，向敌人举起拳头，而后壮烈牺牲。
靠拉人力车养家糊口，习惯打老婆的小崔，也能激于义愤把冠晓荷赶下车来。
剃头匠孙七终日只知做活养家，在被日寇活埋的时候，不再胆小，不再怕死，他先亲手活埋了卖国求荣的冠晓荷。
《四世同堂》第九十八章:“日本投降了。”话一出口，眼泪就沿着腮帮子滚了下来。
那个为了饭碗继续当差的白巡长，暗地里千方百计护着百姓，最终参与了抗日工作。
就连冠家大小姐高第也由起码的善恶观出发，从看不惯父母的汉奸行为逐渐觉醒，逃出北平，参加抗日队伍。
……
这些人，经过老舍的发现，一个个，都有了自己的闪光点。同仇敌忾的大义，淳朴的爱心，使邻里们成为一个无论多大危险也相互关怀救助的整体。这一切显示了老舍对老百姓特别是底层民众的本质方面的认识和信任。他坚信世代传承在百姓心底扎了根的礼义廉耻有这个生命力。
应该注意到，老舍在《四世同堂》里表现和肯定的五德四维已经与早先的传统意义有了很大的不同。在这里“忠”已经不是对某个统治者的忠，而是忠于中华民族，忠于祖国。“义”，是民族大义。“孝”，已不是“无违”和“父为子纲”，瑞宣、瑞全走的路跟老爷子完全不是一回事。在《四世同堂》老百姓群体所表现的气节、尊严已经超出了个人，具有民族、祖国的更高层次的意义。
再来看看小说结尾部分吧。胜利到来之时，瑞宣及时阻止街坊们揍日本老太婆这一段常常被大家赞赏，认为体现了老舍高远的精神境界和政治眼光。这段描写中，瑞宣的开导固然重要，然而街坊们在群情激愤的时候为什么能这么快地冷静下来，听从了瑞宣，就更耐人寻味。这里最大的亮点是中国民众的善良。瑞宣其实只说了一句话:“你们打算先揍这个老太婆一顿吗?”恐怕就是“老太婆”这三个字让他们忽然记起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这些古训。也许谁都没想，只是触动了他们的仁爱之心。此时，这仁这爱已经超越了国界。我在东京的讲座上给日本朋友讲老舍时，就发现他们对这段描写特有感触。
虽然如上所述，此四维已有别于彼四维，传统的四维，但是，由于小说所反映的特定的时代，有它特定的题材和主题，也由于老舍那时对如何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自己也没想得很明白，所以，总的来说，这部小说的人物都没有表现出明确、彻底的现代意识，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等政治诉求离他们自然是很远的。
四、改造国民性，不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
进入了现代，中国不少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在关注国民性改造问题。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林语堂、张元济等一个个大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出了不少主意，写了不少文章、文艺作品。可是把老舍摆在这个背景下考察，就会发现他有很大的异样。以鲁迅为代表的很多先贤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大都以批判为主，他们作品里的老百姓多是可悲的可怜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主调。老舍也对国民性的弱点进行尖锐的批判，《二马》《猫城记》《离婚》都是其中的重炮。但他又以同样的努力和激情发掘着中国普通百姓精神中的优质，从《老张的哲学》开始，一直没有断。在发掘民族性优质方面，老舍是作家中最杰出的一个。《四世同堂》则是他最集中的一次努力。
1935年老舍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里回忆1929年在南洋的感受，说那时就立志要“写中国人的伟大”。他说:“中国人能忍受最大的苦处，中国人能抵抗一切疾痛:毒蟒猛虎所盘踞的荒林被中国人铲平，不毛之地被中国人种满了菜蔬。中国人不怕死，因为他晓得怎样应付环境，怎样活着。中国人不悲观，因为他懂得忍耐而不惜力气。他坐着多么破的船也敢冲风破浪往海外去，赤着脚，空着拳，只凭那口气与那点天赋的聪明。” 在《四世同堂》里老舍确实写出了经过炼狱的中国人的伟大和中国人灵魂中道德的力量。他不无自豪地嘲讽日本人对中国民众认识的浅薄和偏见:“他们为了施行诡诈与愚弄，他们所接触的中国人多数的是中华民族的渣滓。这些渣滓不幸，给了他们一些便利，他们便以为认识了这些人就是认识了全体中国人，因而断定了中国文化里没有礼义廉耻，而只有男盗女娼。”《四世同堂》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颂歌，中华美德的颂歌，也是礼义廉耻的颂歌。
道德观念的历史是个很复杂的文化现象。礼义廉耻这些观念从初起时就杂糅着优劣并存的因素。千百年来历代统治者是在不停地往这里塞进许多陈腐的东西，可是中国人民和他们的优秀代表又像灌溉着祖国大地的长江大河一样，用汗水，用鲜血，用身躯，用坚守，用牺牲，用无数感天动地的事迹又给它们注入了极其丰富的内涵，从而造就了它们真正的价值，成为中国人灵魂的土壤。中国人的道德，要更新，要复壮，绝不能从这个基地上把根拔出来。其实，世界文化中那些好东西都是相通的，改造中国文化，实现中国人的道德重建时，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是很不明智的，是背离中国实际的。
这里，我要插说一句:也许有人担心，“礼义廉耻”，蒋介石、国民党用过，我们不好再用。这就可笑了。“礼义廉耻”并不是他们的发明，是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大家熟知的那句名言: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是春秋时期管仲老爷子告诫中华子孙的话，怎么国民党一用就成他们的专利了?话说回来，如果两岸都尊奉共同的道德圭臬，不是更能证明同种同宗而有利于祖国统一吗。
在礼义廉耻的基础上经过鉴别、筛选、改造、更新，建设中国的民族精神，这是否可以说是老舍多年思考、探索后用《四世同堂》作出的形象的述说。
五、老舍的启示，行得通吗?
记得20世纪50年代冯友兰先生曾经大力提倡过“抽象继承法”。他认为某些古代哲学命题可以区分为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其抽象意义往往可以为一切阶级服务，因而可以继承。后来遭到严厉的批判。从此抽象继承法几十年销声匿迹。但现在想起来此说还是很有道理的，它不仅是个理论主张，它也真实地反映了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过程。《四世同堂》中老舍给我们的启示与冯先生的“抽象继承法”是很契合的。他在书中所肯定的四维五德，与孔子、孟子、《礼记》、荀子那时提倡的这些道德观念在具体意义上就有十分明显的不同。
老舍的这个启示，在当年对改造国民性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途径。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道德建设的成功已经是世所公认的范例。然而，在我们今天它是否还能行得通，我不免犹豫起来。
老舍在抗日战争时期仍然坚信，中国民众在内心深处始终保留着中华民族道德的好的传统，这个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中国现代历史上曾经有过“打倒孔家店”等思潮。在“五四”大潮中反孔反传统有它的合理性，而同时我们的一些先辈却也有对民族传统的劣质和优质缺乏分析的简单化的偏颇，但是毕竟这些思潮影响的范围有限，深度有限，时间有限。不久，由于民族矛盾的上升，救亡和抗战上升为中国人共同面对的主要课题，因此，反传统思潮并没有动摇了民族道德传统的根基。尤其在民间，好的坏的，大体依旧。
然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历史造成的道德的滑坡和缺失。一次次和意识形态绑在一起的政治运动，家喻户晓的大批判，城市到农村人人“灵魂深处闹革命”和“彻底决裂”，是非颠倒，正义蒙冤，扭曲了人们的灵魂。道德传统中的劣质特别是忠君思想、奴才哲学、等级观念、自私自利等都发挥到了极致。在这种情况下迎来市场经济和腐败泛滥的严重考验，民众的传统美德面临严峻的局面。
叶永烈在《我的精神家园》里曾发表过他的一个看法:“国民根性具有高度的稳定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都不容易改变。对于古老的传统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我以为，这种稳定性也不是绝对的。中国近几十年有两代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出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受过较多传统教育或影响的一代人，活下来的也都垂垂老矣，道德传续有一个难以跨越的大裂谷。就是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也未必都能坚守。看来，精神废墟的重建比物质废墟的重建要艰难百倍。
属于意识形态的道德永远不是孤立的存在，它的重建也就不可能孤立地进行，它只能随着政治和经济的改革而逐步取得成效。道理是明摆着的:当官员们肆意挥霍公款的时候，要求百姓们“非礼勿取”是不容易的;在百姓们感觉不到国家是自己的时候，很难要求他们“克己奉公”。在当今社会的道德环境中，有教人学好和教人学坏两种力量，如果没有真正的政治改革，教人学好的力量永远处于弱势。因此，道德重建所必需的前提条件是否具备，还有待时间来验证。
老舍《四世同堂》的颂歌是现实主义的，也有理想主义的性质。1949年老舍回国后结束了独立作家的身份，此后没有也不可能重提他的道德建设理想的主张。今天的形势下，学者们不再避讳这个问题，公开发表着各自的主张，做着一些探讨。同时，在官方的允许甚至鼓励下，各种形式的尊孔活动又起，人们穿起自己设计的古代服装祭孔，还派人到韩国去学习了祭孔的礼乐。有些小学开学时也要向孔子行礼，开笔破蒙，朱砂开智，诵读《论语》。不久前深圳世界大运会的宣传标语也在围绕“仁义礼智信”做文章。这似乎都在做着继承发扬优良传统的努力。但如果孤立地停留在形式层面上，单纯就道德论道德，甚或不分好坏原封照搬，效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这就是我对老舍的启示是否行得通感到疑惑和忧虑的原因。
但我仍然期盼着。我坚信，老舍先生的愿望最终不会落空。
来源: 《随笔》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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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被捕前正忙着跟老婆文静办离婚
星期一 七月 02, 2012 2:40 pm
张春桥被捕前正忙着跟老婆文静办离婚(图)[导读]张春桥老婆的这一条“辫子”，也正是他最心痛和最怕别人扭住的地方。张春桥早就想将这条“辫子”扔掉。他曾多次私下向老婆提出离婚的事情，老婆都不同意。
张春桥被捕前正忙着跟老婆文静办离婚
张春桥和江青在毛泽东追悼会上（资料图）
本文摘自《共和国大审判》，王文正口述，沈国凡撰写，新华出版社出版
我在对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大法官的采访中，他谈了张春桥和王洪文在政治活动之外的鲜为人知的生活上的事情——“婚事”。
张春桥将老婆留在上海
张春桥到北京以后，并没有像姚文元一样，将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接去，而是将他们都留在了上海。
张春桥为何要这样做呢？
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参加革命后，曾被日本侵略军俘获，后来自首，成了叛徒，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战争，到处为日本军队做策反工作。
1946年张春桥与文静结婚。
对于自己在日寇的威逼下叛变的事实，文静在她的交代材料中写道：“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
正是由于这样，每次在审查干部的时候，张春桥都为此十分恼火。老婆的历史问题，无形中影响了他的“进步”。
“文化大革命”开始，特别是张春桥被调到北京以后，与江青来往密切，常常是为“工作”谈到深夜不归，很快就有人将话传到了上海。
文静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旧上海所做的那些事情的，因此对张春桥就不放心，经常找各种借口要到北京来，实际也是来监视张春桥，并一再地给张春桥打招呼，要他对江青多注意一点。
张春桥是何等精明的人，他从老婆的话中早已听出了弦外之音。
张春桥对老婆说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他这是走的一条“曲线救国”之路，是想通过接触江青来接近“最高统帅”，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张春桥这次是下了狠心的，他准备成则为王，败则扔掉脑袋。
历史没有朝着“四人帮”策划的方向走，但是从这一点不难看出他们一伙相互勾结的罪恶目的究竟是什么了。
北京是个什么地方？那里是中国的高官集聚之地，对于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情况，特别是每一个想要进入高层领导层的人来说，都是很引人注目的。这样的人物，只要人们发现了一条“辫子”，就会扭住不放的。张春桥老婆的这一条“辫子”，也正是他最心痛和最怕别人扭住的地方。
张春桥早就想将这条“辫子”扔掉。他曾多次私下向老婆提出离婚的事情，老婆都不同意。
没有办法，他只好将老婆扔在上海。一方面这样处理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老婆在“后花园”里还可成为他的一只耳目，随时了解各种情况，帮助他操纵和控制。
约见王洪文秘书
张春桥从过去中国政坛上的无名之辈，“文化大革命”中一跃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就此下去，那也会是前途无量。可是，自从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张春桥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令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不满，并预感到自己即将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
他惶惶不可终日。
一天晚上，即将去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走进那间熟悉的屋子，看到一向善于掩盖自己内心的张春桥，面容有些忧郁，神色有些不定，两个人的谈话没有了昔日的气氛，语调低沉，表情阴暗。
张春桥谈了毛泽东主席对自己的“培养”，谈了如何保护毛泽东的遗体，如何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如何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事情。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当时的形势。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他们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当前很大的一股“危险”力量，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对资产阶级使用铁的手腕”。张春桥还高度赞扬了上海的民兵武装，说这是一支有高度觉悟的工人组织，并要肖木转告上海的骨干分子，要做好准备，要经受考验。对于批判邓小平，张春桥更是念念不忘，语气中表现出对邓小平的仇恨和担心。并一再地强调，现在关键是由谁来当接班人，如果这个班接不好，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就会重新上台……
张春桥还要肖木在回到上海后，多收集一些邓小平反动路线的罪行，以便他将来在三中全会上好有“发言权”。
肖木从张春桥的长谈中，感觉到了一种悲伤，一种预感，一种即将灭亡时的绝望和挣扎。
两个人还谈到了未来党中央主席的人选。
对于华国锋，肖木则表示“够呛”。认为华是“那些老家伙抬出来的”，因为“看他忠厚老实，好用他来做挡箭牌”。
张春桥则无可奈何地认为，如不让华国锋“挂帅”，现在无法找到更合适的人选。
肖木则提出了王洪文。他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沉默好久都不说话。
看来，与张春桥相比，肖木还是太嫩了。
张春桥过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声说：“看来，不管谁当主席，都会有人反对，总会有一场斗争，对这一点我早有准备，希望你们也不要掉以轻心。”
正是因为张春桥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在肖木临走时，他又一次让肖回到上海后，去找一下马天水，为他办好那件离婚的事情。
这时的张春桥是想到自己未来的前途，好再次高升以后另寻新欢呢，还是真的害怕因自己出什么问题将来牵连到老婆儿子？
总之，张春桥再次提出与老婆离婚的问题，已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
可以肯定，在风云变幻莫测的历史时期，面对着未来，张春桥此时提出离婚的心情是更复杂的。他到底是要为老婆孩子留一条后路，还是想为自己的未来留一个更大的空间？
张春桥想让上海的“四人帮”骨干分子，再为他做离婚的工作。
他站起来，对即将离开的肖木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再次去找一下马(天水)老和(徐)景贤同志，请他们再抽空儿出面找文静谈一谈，尽快地将我们离婚的事情办了。”
刚才还在大谈国家大事的张春桥，怎么一下子就转到家庭的问题上来了？肖木的脑子一时还未转过弯儿来，他惊奇地看着张春桥，感到困惑：“离婚？”
张春桥很坚决地说：“是的，离婚，还是那个头痛的离婚。你告诉马老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
肖木这才发现，这位从上海来到北京高升了的“政治局常委”，除了考虑个人的权力之外，对于个人的幸福也是同时在考虑之中的。
一向自认为很“正派”的张春桥，在他的这个同伙眼中一下子变得有些虚伪了。肖木的回答明显带着几分不满：“怎么，拖了这么长时间，你还是要坚持离婚？”
张春桥根本不把肖木放在眼里，他显得很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必须要离，而且越快越好。”
作为王洪文秘书的肖木，经常与张春桥打交道，是知道这位“首长”脾气的，当然不敢再问下去，更何况这是人家家庭的私事。
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沉默少语的张春桥，在肖木不再说话之后，反而接过话头来继续说这件事情：“我提出离婚，可是文静和孩子们不理解，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他们好啊！”
张春桥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哀婉，几分凄凉。
张春桥的离婚梦破灭
在此之前，姚文元已将老婆孩子接到了北京。毛泽东逝世不久，姚文元仿佛有所预感，提出将孩子送回上海去。可是，这事却遭到了老婆金英的反对。
张春桥对姚文元这件事情很不满意。肖木谈到此事时，张便说：“这件事情上怎么能听老婆孩子的呢？本来他就不该将他们接到北京来，留在上海总要放心一些，遇事也好有个照应。在这里，搞不好就会被一窝给端了。”
肖木惊诧：“谁敢，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张春桥朝这位年轻的小兄弟苦笑了一下，不无担心地说：“主席去世了，现在各种思想的人都会出来的，想不到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肖木问：“能有那么严重？”
张春桥显得有些沉重地说：“你们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我每天都是穿着衣服睡觉，随时都准备着有事情发生。”
肖木这才醒悟过来，对张春桥说：“你这一说，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如果真有人想篡党夺权，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全国人民也不会答应的。”
张春桥苦笑了一下，不以为然地说：“这就要看到时候谁的力量大了。”
肖木这时才领会张春桥刚才云山雾罩地给他讲的那些话，于是就说：“我们有上海的民兵武装，好几十万的人，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他们是听你春桥同志指挥的。”
张春桥这才说：“所以我对文元说，还是将老婆孩子留在上海好，那里有我们的人，好关照。”
多年来，张春桥一直为离婚的事情发愁，加之他考虑的事情比“四人帮”中的其他几个人要多得多，一张脸总是像苦瓜一样地“挂”着。当肖木说到上海民兵时，他才露出了一丝笑意，不过很快又收住了。
张春桥对肖木说：“所以我叫你来，临去上海之前好好地谈一谈。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工人阶级最集中，现在我们又将他们武装起来了，那还怕什么呢？所以我让你将这些意见带给马老他们，使他们能尽早地做准备，要经受一场更大的考验，要做好打仗的准备，要把我们自己的力量抓好。”
据肖木后来交代，一向言语不多的张春桥这天晚上显得很健谈，情绪显得很不稳定。对于他的离婚问题，一再地催促让马天水再出面去做文静的工作，真是有点迫不及待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四人帮”中整天闹着要离婚的王洪文和张春桥，在被捕前还为这事特地与各自的老婆通过电话。
王洪文的老婆崔根娣在电话里说，离婚可以，你当你的大官，我做我的工人，但是两个孩子得归我，否则就不同意离婚。
王洪文见一向嘴紧的崔根娣终于答应了，感到很高兴，说过几天他的秘书廖祖康将回上海，到时将把孩子给她带回去，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找他的秘书帮助。
当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曾十分生气地骂王洪文是一个“陈世美”。
没过几天“四人帮”就被粉碎了，王洪文离婚另寻新欢的梦想也从此落空。
张春桥要离婚的事情闹了好几年，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人员也都知道。
人们对此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猜测。
与年轻一点的王洪文相比，张春桥的离婚恐怕算的政治账要多于生理账。肖木到达上海不久，张春桥的老婆文静作为他安在上海的一个情报点，在给他的电话里汇报了上海近几天反常的一些事情。例如民兵武装发了枪支弹药，成立了值班室，加强了战备；东海舰队在上海休假的干部都被叫了回去，整个上海都很紧张。文静在电话里还为他的身体担心，问他近来身体怎样，并说马天水等提议让她到北京来看一看，有些事情好当面向他汇报。
听完电话之后，张春桥明白自己让肖木带去的请马天水等做工作，要与老婆离婚的事情还未被那几个骨干分子排上议事日程，心中感到有些生气。就对老婆说，她说的那些事情自己都知道了，这些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都是正常的，用不着大惊小怪。
张春桥不同意老婆来北京。
可是，张春桥又怕上海真的出什么事情，如不及时解决，就会误了大事，于是在电话里答应让“毛弟”来一趟。“毛弟”是张春桥的儿子张旗。
就这样，张旗作为张春桥夫妻间的信使来了一趟北京。
几天之后，“四人帮”被粉碎，张春桥的离婚梦也随着他的覆灭而从此破灭。
来源: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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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围脖勋章
星期一 七月 02, 2012 1:43 pm
我的勋章 （共4枚） * 谈笑风生 * 微博控 * 斗酒百篇 * 七步成诗 * * * *
抱歉，图像上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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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女性眼中的“高富帅”和“屌丝”之争
星期日 七月 01, 2012 10:22 am
今年50岁的日本歌手松田圣子是亚洲的“不老传说”，在美国也相当有知名度，纵横歌坛20年而盛名不衰。据《中日体育新闻》报道，松田圣子近日“梅开三度”，这次选的结婚对象是一名普通的大学副教授。
这就令很多日本人大跌眼镜了，认为这对松田圣子来说是“屈从”和“下嫁”。其实，这可以看作是近年来日本女性在择偶问题上的普遍变化。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女性的择偶标准可以用一个词概括，“三高”！“三高”是指学历高、收入高、个子高。换做时下的中国话，应该就叫“高富帅”。
但如今呢，日本女性的择偶标准发生了新变化，“三平”男子开始广受青睐。什么叫“三平”呢？年收平均，外表平凡、性格平稳，也就是所谓的“屌丝”。
年收平均，指的是有固定工作的正式职工，年收入最好能达到400万。事实上，在日本的30多岁的已婚女性当中，丈夫的年收入基本都是300万以上。如今，日本女性走出家门进军社会的越来越多。相比之下，像以前那样，张口闭口就要求未来夫君年收必须达到600万的“三高”女性越来越少。对于眼下的日本女性来说，最理想的模式是自己赚300万，丈夫再赚300万。两人一起往600万努力。
外表平凡，所以不会有外心。据日本畅销女性杂志《Domani》的调查结果，日本20岁以上40岁以下的女性最渴望从男性那里得到的东西，就是“安全感”。一个外表平凡的丈夫，不至于让人看着吃不下饭，也不至于让其他女性垂涎。这就会让她们多些安全感。
性格平稳，这是一个安定家庭必须的。有专家称，已婚女性应激反应的最大因素，就是丈夫的存在。日本职业女性压力大，时间少，没精力服侍丈夫，也没气力吵架。况且在日本的传统观念里，“相夫教子”依旧是女性的首要任务，即使是拥有全职工作的女性也难以解脱。
有数据表明，日本职业女性平均每周办公40小时，做家务30小时。于是，一个性格平稳，体贴妻子的丈夫，便成为日本女性的首选。
追求“三平”男子的女性的首次出现，是在2008年秋天的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危机席卷日本，使得许多日本女性开始认识到，今后的日本，将进入一个不景气的时代，而且是个很难翻身的时代。于是，原本努力找“三高”的女性都逐渐放弃了飞上枝头的渴望，开始寻求一个安定的家。
2011年发生的“3•11大地震”，更是刺激了日本女性敏感的神经。她们开始害怕一个人的孤独与不安，迫切地希望能有个人伴在身边，哪怕是放低标准也好。因此，曾经被排除在外的“三平”男子——“屌丝”反而成了抢手货。“3•11大地震”发生后，日本的结婚率同期增长了15％，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屌丝”们也有春天！
——蒋丰，日本新华侨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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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成：《大武生》：缺少灵魂的考量
星期日 七月 01, 2012 7:55 am
子成：《大武生》：缺少灵魂的考量
文/子成
2012年07月01日，星期日
《文学报》，2011年09月29日
《大武生》这部电影，起初听宣传介绍时，满怀激动。中国与美国电影相比，中国的电影题材是可以对历史的追忆，是可以对传统艺术领域多次演绎；美国的电影是向后的，它没有历史感，它只能以灾难、科幻为蓝本。因此，《大武生》以梨园武生为视角的创意，值得我们期待。可惜，纵观影片，缺少的恰恰是我们应该要体现一种属于中国戏剧的灵魂。
描写电影的共性容易，而个性就很难。所以，判断电影好坏标准之一便是对于个性的鉴定。如何鉴定个性？看的是人物。《大武生》中一龙和二奎的人物刻画不明显，尽管剧中他们的师傅余胜英讲，他们是两种性格的人。也许是两位演员的过于帅气，导演更愿意用特写镜头来捕捉演员的外表，而不是内在的特质。外加上非专业演员的刘谦出镜，男主演们的整体感觉偏向阴柔、造作。武生最起码的特质是阳刚，可以表现一台戏的张力。那么电影的人物刻画理应往这方面考虑。
对该剧的更多批评来自剧情。我们先撇开“武生花旦不能苟且”梨园行规的真实性，也不去苛求“武生比武就得撅枪”有些夸张。仅仅从剧情的价值观来看，《大武生》要表现什么？是门派之仇？灭族之恨？还是兄弟之情？抑或是演员卖萌？《大武生》就像一个大杂烩，融合了许多元素。正因为这些混合元素，阻碍了剧情的连贯性。还有，既然片名叫《大武生》就应该始终以“戏”为一条线，从而穿起戏里戏外的故事点。现在《大武生》拍出了武侠剧的味道。如剧中，如何抢 “武生泰斗”这块牌匾，先打一场群架；二奎以为一龙是摄政王的儿子，先不去刻画人物性格，来，干一仗再说；甚至，大S出演的席木兰，为报仇夺匾，穿内衣和二奎单挑。好像给人的错觉是戏剧演员，各个都轻功了得，出手不凡，还会夺命飞镖的绝技。如果是这样，《大武生》改名为《大武侠》也未尝不可。最令人搞怪的是结尾之处，一龙和二奎静静地坐在车上，享受属于他们的世界。据说，看到此景，电影院顿时爆发出笑声，难道是“鉴证奇迹的时刻”？杨澜看后用微博表示：人物塑造有不足，电影情节上也有牵强之处。所以，《大武生》是缺少灵魂的，包括人物的灵魂、剧情的灵魂，甚至是背后整个梨园戏剧的灵魂。
当然，《大武生》并不全是败笔，有些地方还是值得借鉴。比如，用不同领域的明星带动起更多观众对传统曲艺的兴趣、电影与音乐结合的全新体验等。导演高晓松在狱中对《大武生》剧组写信道，市场只是电影的一部分，如同工作和薪水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人生还有诗与远方，电影还有永恒美。如果高晓松真能做到他所叙述的那样，那么《大武生》的失败，将会为其将来的成功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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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人周刊》“文革图文故事”征文启事
星期日 七月 01, 2012 7:53 am
文革是四十多年前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场长达十年的人间浩劫。神州大地处处、人人都被卷入这场空前荒谬、空前惨烈的集体自虐之中。文革是中国人心头一根永远拔不掉的刺，也是中华民族留给后代一块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四十多年来，那些一个个让人惊悸的梦魇，像一纸鬼画符，贴在所有亲历者的心扉，撕之不去，随风狂舞。
今天，亲历十年文革的一代，顺应着世界和中国的巨变，早已摆脱人祸的羁绊，正朝着光明美好的未来前进。但正如顾亚星先生所说的：只有站着的民族，才敢回首下跪的往昔；只有清醒的头脑，才敢盘点曾经的荒唐；只有强健的神经，才能勾忆寒栗的噩梦。多年来，人们一直在零星地用各种各样的文学艺术作品编织、复原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
鉴于当年被文革风暴裹挟的社会各界人士，时下已陆续步入晚年，甚至已经故去，讲述文革亲历，搜集文革图片，己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巨大工程。为此，《世界华人周刊》拟联合国际新移民作家笔会、美国文心社、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加拿大华人文学学会、加拿大大华笔会、万维读者网、北美东西方研究协会等，即日起面向全球华人征集文革故事、图片、照片，据此完成对文革全景式叙述和历史性评价。
我们征集的文革故事、文革图片、文革文物照片，可能记载了野蛮对文明的嘲弄，也可能诉说了兽性对人性的羞辱，还可能刻录了“假恶丑”对“真善美”的挑衅......但我们征文的目的，不是为了渲染红色恐怖下的血腥暴力，也不是为了煽动国人之间的仇恨和积怨，更不是为了传媒网络的低级炒作，我们仅仅是希望将这些民族的创伤，通过如实地叙述，平静地回忆，深刻地反思，系统地保存，留给后人一份亘古绝今的精神遗产。
请将您或你的父辈和亲朋好友在那场政治风暴中的亲身经历，用散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等艺术形式创作出来投寄给我们。请将你珍藏的文革照片、文革油画和文革文物拍成数码照片电邮或邮寄给我们。来稿请注明“‘文革图文故事’征文”字样，并请标明作者出生年月、当年身份。除《世界华人周刊》美洲版和电子周刊择优刊登外，世界华人周刊出版公司还将分类编辑成册，组成《文革图文系列丛书》陆续出版发行。征文分优秀奖10名（300加元），纪念奖50名（100加元）。所有参选稿件、图片不影响作者向国内报刊投稿。第一辑征文截至2012年12月31日，2013年出书。
我们寄望于千千万万人的参与，从而有信心将此套书编细编好。我们将向国际机构申请，争取将本系列丛书作为人类文化遗产加以保存。
电子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MSN:[email protected] QQ：798093434
海外手稿请寄：（加拿大）世界华人周刊出版公司（World Chinese Weekl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地址: 1555 22nd St. West Vancouver B.C,Canada.V7V 4E1
国内手稿请寄：北京 清华大学84-233信箱 邮编：100084
电话：（加拿大）604-800-4403、778-987-3260、（美国）847-403-7171、847-242-8207、（中国）13910272918、13865090755
网址：www.worldchineseweekly.com www.kfbooku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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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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