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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戏曲撞上“新娱乐”
星期五 七月 06, 2012 8:28 am
当戏曲撞上“新娱乐”
余青峰
一
娱乐，首先是一个广义的概念，通过一种表现喜怒哀乐的方式或技巧，以使接受者获得快乐的活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有云：“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缻秦王，以相娱乐。”这应该是“娱乐”二字的最早记载。这段话的意思是，赵王私下里听说秦王善于演奏秦人乐曲，就让我献上盆缻，请秦王演奏一曲，借此互相娱乐。
可见，“娱乐”这个词汇最早是作为一种政治角力的工具出现的，蔺相如的政治智慧可能比秦王的演奏更精彩而刺激。但毋庸置疑的是，娱乐本身属于一种艺术形态，是带有表演性质和欣赏本能的互动，娱乐是由表演者和欣赏者组成的，缺一不可。
追溯到久远的年代，有一种娱乐活动叫“傩”——戴着面具的歌舞，是“人们在特定季节驱逐疫鬼的祭仪”[1] 。这样的仪式通常是全民参与的，人无贵贱，位无尊卑，是古人的一种精神狂欢，是充满敬畏感的娱乐活动。傩戏，是戏曲的雏形，是一种原始的全民娱乐，表演者也是欣赏者，既能娱情悦性，又能升华心灵。或者说，这是一种精神的自慰。
如果说，傩戏是戏曲的雏形；那么，后来的倡优百戏、角抵参军、勾栏瓦肆则是戏曲的摇篮；元人杂剧、明清传奇应是戏曲的盛宴。无论是戏曲的雏形、摇篮还是盛宴，戏曲肯定是作为一种娱乐方式而出现、存在、流行，并且，肯定是作为当时历史社会所盛行的甚至是最流行的娱乐方式而深入人心。
二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符号，譬如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这些个无法复制的文化符号是由当时社会主流和文化精英创造的，然后流传民间，扎根华夏，由此串起了中华民族的文脉，引领着炎黄子孙的灵魂。
自宋元以来，“以歌舞演故事”[2] 的戏曲逐渐发展成为流行文化，历经千载而不衰。传承至今的诸如元杂剧《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赵氏孤儿》，明传奇大家汤显祖之“临川四梦”，以及清代“南洪北孔”之《长生殿》和《桃花扇》，都是不可逾越的经典。所谓经典，必先流行，流而行之，经而典之。甚而，戏曲在元明清是作为流行文学和主流文化而存在，人人传抄，洛阳纸贵。
戏曲在元明清的流行，能够作为一种“大众娱乐”的广泛传播，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其一，涌现了一批痛陈针砭时弊、疾呼人民心声的戏曲作家和作品。以关汉卿为代表的元杂剧作家，把一椽巨笔对准权豪势要，对下层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激发出一种深刻的现实主义观照。可以断定，戏曲流行的首要因素，是关注现实，揭露尖锐的现实社会矛盾，反映小人物的现实际遇和悲欢离合。这些因素，通过歌、舞、诗的戏曲形式，不时撩拨人心，引发深切共鸣。今人所界定的“历史剧”或“古代传奇剧”，在元明清戏曲作家笔下，也许就是“现代戏”，是现实主义的彰显。
其二，通过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女性问题等等，呼唤人道，激扬人性。如《西厢记》中的红娘和惠明，“表达了卑贱者最聪明的斗争哲理”。[3] 再比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窦娥临刑三愿，她的“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的呐喊，极具反叛和反抗精神，令无数观者动容。也就是说，这些作品写的是人情，说的是人话，反映的是人们内心深处的愿望。这些愿望，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是苍白无力的，而到了戏台上，却是抑扬顿挫的，是激昂人心的。
其三，忍辱负重的英雄形象，锄强扶弱的英雄情结。英雄的命题，表达了老百姓希望铲除人间不平的诉求。《赵氏孤儿》中的程婴，《李逵负荆》中的李逵，《单刀会》中的关羽，等等，这些形象深入人心，令观众感佩不已。没有英雄的时代，将是个麻木、悲哀的时代。因而，戏台上的英雄，特别受观众的拥趸。
其四，自由爱情的礼赞，浪漫思想的宣泄，这是戏曲常演不衰的主题。一出《牡丹亭》，生可以死，死可以复生，情的力量超越了生死。史有记载，明代有一个少女，读了《牡丹亭》后，恨不得像杜丽娘那样为情而死，为情复活，结果十七岁就郁郁而终。《牡丹亭》自诞生以来，演了六百年，至今依然动人，依然鲜活。
其五，以风月写风云。清代的《长生殿》和《桃花扇》，皆通过爱情悲剧来抒发国家兴亡之叹。《长生殿》写出了一个帝君李隆基的凡人真情，《桃花扇》写出了一个歌伎李香君的超凡至情，两种情愫，都融入了朝代更替、国家命运的忧思和喟叹。可以说，这两部明珠似的巨作，焕发出了戏曲这种“娱乐”的独特光芒和恒久魅力。
“戏园者，实普天下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之大教师也。”[4] 中国戏曲之“娱乐”，并不是庸俗趣味，也不是简单地取悦观众，而是在技艺化的唱念做打中，有思有想，有道有德，有血有肉，有真有美，有情有感，有悲有喜，有爱有恨，有滋有味。戏曲，实在是一种高级的娱乐。
三
新中国建立后，戏曲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芳满神州，香飘海外，具有“万人空巷看梅郎”的号召力；以常香玉、袁雪芬、严凤英等为代表的地方戏，家家传唱，有口皆碑。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竟然是谭鑫培主演的京剧《定军山》；第一部彩色电影，竟然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时节，戏曲的主流娱乐地位依然是雷打不动。
古老的戏曲艺术，第一次断层，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八亿人民八个戏”，传统戏曲全面禁演。再到解除传统戏曲禁令的时候，观众已经青黄不接了。年长的观众，还怀揣着戏曲的依稀美好记忆，脚步却已蹒跚了；而年轻的一代，不知戏曲为何物也。戏曲，在八十年代末延续短暂的辉煌后，昙花余香，如烟飘散。
然后，出现了电视，出现了春晚，出现了流行歌曲和交谊舞，舶来了好莱坞电影，舶来了交响乐，舶来了酒吧和KTV。再然后，兴起了网络时代。似乎一夜之间，各种新娱乐，风起云涌，形成一股强大的气场，把戏曲这个古老的娱乐挤压在了一处角落。从此，戏曲剧场一下子冷清了，往昔一个剧目可以在一个剧场连演两个月的盛况一去不复返。一台新戏，顶多在一个剧场演个两场，即便再低的票价，依然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而剧场里头，只见一群苍老的背影，暮气沉沉。
在相对和平年代，历史前进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一些新事物的衍生也是大势所趋，旧的娱乐方式被新的娱乐方式所取代和更新，更是在所难免。新娱乐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由此生发出浮躁之气、寡耻之态、骄纵之习、低俗之风。借由这一气一态一习一风，套以商业和市场的外表，大肆炒作非道德因素的某些所谓新娱乐，其实宣扬的是一种暴力美学。如今各种媒体的娱乐版面，通常是连篇累牍的宋祖德、芙蓉姐姐、罗玉凤、超女快男、艳照门，各种花边新闻，各种绯闻艳事，有识之士不禁感叹，世风日下，情何以堪？
娱乐，也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的基础是道德。一切脱离了道德的娱乐，终将是过眼烟云。令人担忧的是，这过眼的烟云，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文化的真粹日渐麻痹，染灰蒙垢，丧失道统。这样的娱乐肆无忌惮地盛行，其实是文化的毁灭性灾难。梁漱溟说，“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我只指出两大古怪点：一是那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二是那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5]
我并不反对娱乐的商品属性，甚至认为，合理运转的基于道德平台的商业娱乐，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京剧四大名旦时代的戏园子里，角儿们赚的是黄金，一点都不奇怪。娱乐消费，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消费，是有助于滋养心灵、提升境界的高尚行为。但，一味为了迎合某种趣味，盲目追求票房和收视率，而忽视了人们的基本道德伦理、变异了人们的基本价值诉求，这样的娱乐消费，无异于吸毒和自残。前一阵子流行的某电视相亲节目，标榜着“宁可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论调，令人不得不生杞人之忧。偏偏这样的娱乐，掌握着绝对话语权和至高影响力，某种程度上还左右着成长中的新生代人群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丝丝缕缕地腐蚀着青春。然后，娱乐至死。
那么，在铺天盖地的新娱乐喧嚣中，戏曲该何去何从呢？
四
言归戏曲之前，我还想提两位话剧导演，一位是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导演博士王晓鹰，另一位是海峡对岸的戏剧票房王赖声川。
王晓鹰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戏剧理念，他说，戏剧带给我们深刻的快乐。我想，这种快乐的内涵是戏剧的崇高快感、悲悯情感和人性美感。王晓鹰的每一部戏都倾注着自己的独特思考，面对纷繁萎靡的全民娱乐时代，他从未迷失，也从不低头。“戏剧的第一属性是艺术，是文化，其商业属性是附加的，是一种传播手段，是一种生存方式，如果为了传播和生存而淡忘乃至丢弃了自己原本的价值意义，戏剧艺术在商业喧嚣中的迷失和沉沦就将不可避免。”[6] 在王晓鹰看来，戏剧的优劣得失不能简单地与票房的好坏划等号，尤其在这样一个社会责任感缺失的年代，真正的戏剧更应该担负起灵魂和道德的启蒙者作用。话剧如此，具有悠久历史和普世审美价值的戏曲亦应如此，哪怕剧场暂时没能坐满观众，没有关系，慢慢来，当代中国社会脱节的道德重塑本就是艰辛而漫长的过程。
赖声川的戏剧，这些年风靡两岸三地，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就是“叫好又叫座”，或者说是“雅俗共赏”。赖声川肯定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作品属于商业戏剧范畴，他更愿意相信自己是个纯粹的戏剧人。他说，我只把舞台上的事做好，其它的运作琐事自然有人操办。所以赖声川走到哪儿，从来都不去刻意迎合和取悦观众，他的作品串起了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神奇的剧场里，在看似轻松愉悦的戏剧体验中，自我提炼，自我超越。
与王晓鹰、赖声川一样，还有好多话剧导演在坚守，在开拓，在创新，从新娱乐包夹中突围。这些年，话剧观众明显多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年轻化。这是个好现象，毕竟先把观众引领进了剧场，观众是需要引导的，在习惯了轻松搞笑剧之后，再给观众以思考、以回味、以震撼。尽管有些话剧作品也在媚俗，也有描写艳遇、婚外情的甚至追求感官刺激的下三滥的戏充斥剧场，但这都不意外，这是新娱乐时代的阵痛。朱大可说，“我们正在面对一个‘脏词大爆炸’的时代，它在数码世界里迅速繁殖，变得更加孔武有力，全面颠覆着国家主义的话语堡垒，令其崩溃在文化对抗的前线”。[7] 一小撮话剧在新娱乐时代的媚俗，只是小丑的游戏罢了，毕竟无法汇成大流。
而戏曲呢？似乎也在经历着新娱乐时代的阵痛。戏曲，俨然已成了弱势群体。当戏曲撞上新娱乐，那就来一回猛烈的碰撞吧，顺势撞出戏曲在当今时代发展的硬伤，找出病根，开出药方，去除顽疾，总有痊愈乃至枯木逢春的一天：
其一，戏曲作为文学的缺失。
元杂剧和明清传奇的最大成就在于确立了戏曲的文学地位和价值。当前的戏曲现状是文学性削弱了，戏曲作品的思想性也随之削弱。很多戏曲作品只注重编织一个故事，语言单一，思想单薄，词不美，韵不谐，人性挖掘不深，人文意蕴不足，相对于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当下的戏曲文学水平实在是明显的褪色。
过分夸大戏曲演员的技艺、流派和表演功能，很大程度上阻滞了戏曲的发展。戏曲从本质上应该首先是一门文学，说白了就是通过歌舞的方式演绎文学作品。戏曲文学，其实包罗万象，是小说，是散文，是诗，是赋，文学的所有形态集聚一身。历来，戏曲的兴盛，通常是因了社会主流和高级文化人的参与。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越剧，本来只是田间地头的劳作吟唱，因为田汉、洪深等一大批文化人的青睐，倡导越剧改良，才有了后来脍炙人口、历久弥新的《梁祝》、《红楼梦》、《祥林嫂》等剧目，也使越剧一跃而登大雅之堂；
昆曲，前些年一直处于曲高和寡状态，由于著名小说家白先勇的策划，一出《牡丹亭》，蜚声海内外，使得高校学子和都市白领争相观赏，昆曲竟然在年轻人之中成为一种时尚。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下，亟需重新审视戏曲作为文学的核心价值和文化意义，重新找回自信，才能在当前娱乐新时代中占领一席之地。
其二，戏曲文化个性的滞后。
戏曲本质上应属于文化人的个体表达。历史上那些戏曲大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汤显祖、洪昇、孔尚任，他们的作品能千秋相传，原因就在于作家强烈的个人表达，每一部作品个性迥异，独占高峰。
不知从何时起，大凡获奖的戏曲作品，一般都是经过群体讨论、七稿八稿之后才面世的。甚至有些地方，从选材就开始召集讨论会审。戏曲创作，变成了一种集体行为。“文革”中的京剧，大多署名集体创作，这本身就违反了创作规律，使得戏曲写作纳入机械化程序。现在依然延用集体讨论的方式推行戏曲，弊大于利。集体讨论，可能确实会有一些出神入化的点子，但只有少数天赋极高的编剧吸纳这些点子后，写出了上乘之作。而大部分编剧，在专家们“轮番轰炸”之后往往不知所措，改出来的本子，反而削弱了原有个性，底色更加苍白，思想更加平庸。
现在的问题是，剧团急于上演和获奖，就要求编剧按照领导和专家的意见修改，长此以往，戏曲作品的个性逐渐消殆。功利主义，是戏曲个性缺失的主要原因。对于文学艺术来说，个性才是吸引受众眼球的重要法宝。
个性的沦丧，致使当今戏曲观念愈加滞后，继承传统则惶惶恐恐，探索创新则战战兢兢。戏曲，骨子里头的暮气，更加重了边缘化趋势。
其三，戏曲在政治依赖和市场归依之间的迷茫。
纵观近二十年的戏曲创作，有两条分水岭，一是政治需要你写什么，二是市场要你写什么。政治要你写什么，戏曲只能沦落为政治的附属品，真善美在高大全的华丽外衣裹挟下，逐渐显露出虚假、概念和势利，在各种政绩工程的利益驱使下，戏曲越来越脱离受众，一旦获奖，便沉入箱底，这是功利主义戏曲的恶性轮回；市场要你写什么，为了生存需要，便开始千方百计迎合世俗，浅薄、媚俗之作层出不穷。其实现在的戏曲，并没有真正的市场。在农村，大抵是祝寿、祭祀所需请城里的戏班来，菩萨埋单；在城市，通常以各种艺术赛事为前导，出人出戏，政府埋单；在国外，只赚吆喝不赚钱。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绝大部分戏曲院团改企后将推向市场，这对戏曲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于是，戏曲人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五
迷茫，但不要迷失。“我并不担心西方文化和当代娱乐对戏曲的冲击，担心的是戏曲的自我迷失，这是一种戏曲的自我迷失，这更可怕。”[8]
若想扭转戏曲的危机，戏曲人更应该反思自身创作理念，从戏曲本体和当代审美入手，进一步挖掘和张扬戏曲艺术的精致性和独特性，“舞容歌声，动人以情，意主形从，美形取胜。”[9] “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10] 我们应该摒弃盲目的大制作，尝试新型的小剧场，淡化评奖的功利心，探索市场的新模式。另一方面，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当代题材，作品要特别贴近现实，说出现代人的心里话，才能获得真切的共鸣。
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戏曲——这个中华民族最具生命力的“娱乐”，煌煌数百年薪火延绵至今，必定不会轻易地在新娱乐浪潮中淹没。毕竟，真正能够在全球视野中最具魅力又独领风骚的中华民族文化，仅戏曲而已。
2011年9月1日
匆草于杭州无聊斋
[1] 引自余秋雨《贵池傩》一文。
[2] 引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
[3] 引自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
[4] 引自陈独秀《论戏曲》一文。
[5] 引自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
[6] 引自王晓鹰《戏剧在商业中的传播与沉沦》一文。
[7] 引自朱大可著《流氓的盛宴》。
[8] 引自季国平《警惕戏曲的自我迷失》一文。
[9] 引自陈多《戏曲美学》。
[10] 引自高则诚《琵琶记》传奇。
戏迷袖儿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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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封号是否改朝换代了
星期四 七月 05, 2012 10:49 am
写在前面：
感谢贝贝虽然不是宰相肚里却能撑船，在他的鼓励下终于贴出来；
里面肯定涉及孙徐春，请勿以各种借口删贴。我事先告诉最近有两个帖子此乃其一。
其一，小孙占1/N；其二占百分百，敬请关注后续文字。
*****************
戏曲界的王子封号，原先是没有的。原因在于东西方文化差异。戏曲界过往有的是皇帝皇后，比如沪剧皇帝解洪元沪剧皇后王雅琴，再比如泰斗翘楚大师等中文惯用的褒义名词。
西风东渐，迪斯尼俘获人心。王子公主在华夏大地常有耳闻，由此渗透到戏曲界。比如陈澄有淮剧公主一说。
公主毕竟提得少见得少，沪剧界的院长也就曾被称为沪剧皇后，而不是公主。
王子则多了去！集中在这个封号上面。
第一个诞生的是越剧王子，至今不改封号——媒体提及时不用曾经的越剧王子。
究其来源是大奖赛上唯一的一等奖获得者，而且其他参赛者都是女性，于是王子应运而生。记得还是去年不幸去世的那位著名主持人亲口所述——希望没有记错，但愿不是信口开河。
接着，跟随赵志刚越剧王子的美誉传遍大江南北还传到海外，戏曲界的王子逐渐增多。
据不完全统计——抱歉，理工出身的习惯——不算体操王子，计算舞蹈王子（就算做舞剧吧）
越剧——赵志刚——1962年出生
淮剧——梁伟平——没查到，估计与赵志刚同时代人
——陈明矿——1972年出生，上面所说淮剧公主的丈夫
昆曲——张军——没查到，1999年上海市十大“文化新人”、2004年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2006年首届全国文化新人，说他是昆三班毕业生，1999年时入团15年
京剧——傅希如——1981年出生
扬剧——李政成——1969年出生
锡剧——周东亮——1969年出生
沪剧——孙徐春——1960年出生
舞蹈王子就列一个台湾的李伟淳，1978年出生。
这样，可看出大体分成三类：
第一类，已过知天命年龄，赵志刚/梁伟平/孙徐春；
第二类，四十来岁包括四十，陈明矿/张军/李政成/周东亮；
第三类，三十内外，上面所列戏曲界就傅希如。
不管王子封号是在哪个年龄段被媒体所封赠，至少好些人——这跟他们各自的演艺精湛别无直接关联——已经不适合继续这个王子称号，尤其是第一类的几位。
如果媒体坚持不想放弃，那正确的说法也是曾经的某剧王子，当年的某剧王子；而决不应该延续到现在。
这跟查尔斯王子不同，人家等着当国王；而戏曲界王子称号偏重的是年轻俊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某剧国王一说。
第二类继续保留王子桂冠尚可，但为时已不会也不适宜维持过久。
第三类的个例产生于王子复仇记一剧，英俊的王子享誉海内外，据说子丹今年要去拉美，就剩下北美还没去过了。
说了这些，突出的反映就是国人的惯性。
如果放在洛杉矶影视界，那里曾经的“王子”淘汰率相当快。就说最近又一次离婚的汤姆克鲁斯，再怎么继续小生形象，没有人会继续馈赠王子桂冠，女孩子女粉丝们也决不可能向往做这样的白马王子梦。
继续老“王子”的一大坏处是杜塞了年轻演员的上升空间。
当然，好些青年演员本身也得努力拼搏，力求达到当年王子们初获封号时的水准。
所有的老“王子”但凡听到继续王子称号的时候应该婉拒坚拒，这才体现王者风范，同时期待新一代的王子接班。
这不就是代代传承的又一个方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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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消费的文学———电视剧诱惑下的文学反思
星期四 七月 05, 2012 9:06 am
被消费的文学———电视剧诱惑下的文学反思
谢安良
正如《风和日丽》结尾深刻反讽的一样，在一个消费的时代，一切都被纳入消费的轨道，包括苦难的记忆。有谁去关注这背后撕心裂肺的灵魂之痛？有谁去思索这背后不堪回首的历史真相？
文学也是一样。大众要的不是沉重的思考，他们要的是轻松的娱乐，哪怕有泪水，那也是娱乐的泪水。
尽管电视剧《风和日丽》热播获得好评，尽管原作者也表示对改编的满意，但显然，电视剧与小说根本是两回事。
小说《风和日丽》是一部从个人的视角写出的波澜壮阔的史诗，电视剧《风和日丽》是一部“女性情感大戏”，一部“女性励志之作”。在电视剧里，“危险”的思索被回避了，反讽的意义被架空了，历史的宽度被淡化了，而情感纠葛的戏份则被强化，成为最大的亮点。
从史诗到情感大戏，《风和日丽》完成了另一次的消费。
小说与电视剧当然是两种不同的艺术，但在文学边缘化的时代，又该如何看待文学被电视剧消费的诱惑？
有人说写诗是流血，写小说是流汗，写电视剧是流口水。但当小说变成电视剧热播时，作家的心态一下就复杂了。电视剧一个晚上就可以俘获过去作家们需要一辈子俘获的读者。对于渴望被阅读的作家来说，电视剧的高消费率着实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令人难以拒绝。
大多数作家一方面盼望被广泛认同，一方面又本能地拒绝被庸俗消费。于是面临着“两难”：在编剧利益远大过作家收益，影视影响远大过文学影响的今天，是坚守理想，还是迎合世俗？
作家苏童表示，电视剧要照顾大众口味，作家要凸现创作个性，两者“很难调和”。他说，“写作只是造布料。我造布，就应生产最优质的布料；可布用来造服装，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声称决不会为迎合影视而写作的苏童，坐等长着慧眼的兔子接连撞上门来。
作家艾伟戏称自己是“上得了厅堂，下不了厨房”。他说，“作为一个小说家，也只有小说让我有写作的快感，别的文体的写作对我而言形同苦役。小说写作是一个人的事，完全可以由着性子来，比较自由，也更容易深入到人物深处。但编剧得考虑很多艺术之外的问题，得考虑来自投资方的、导演的、审查的意见，想想都头痛。”
小说、剧本同样畅销的麦家承认写剧本带给他的影响力，但他感慨地说：“如果让我选择，我肯定不写电视剧。”他认为，写电视剧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完全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要迎合这个人，要迎合那个人，不可能完全来自内心。
小说和编剧都取得巨大成就的严歌苓在《金陵十三钗》发布会上宣布：“在我的内心，始终是把编剧和作家这两个身份严格区分的，我更加注重纯文学作品的创作，因此，在未来会多写作一些‘抗拍性’强的作品。”严歌苓说，“大家可以改编，但生产的影视作品与我无关。”
不过，一些转型迅速的作家不禁发问：电视剧就是低人一等的，小说就是高贵的？过去对作家的定义，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启蒙者、导师。一个作家真有那么高吗？在写作门槛越来越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作家如果还是仅仅写点自恋的文字，还是高高在上试图启蒙别人，小说写作要不出问题就怪了。
电视剧是市场化、商业化的艺术，市场和观众决定艺术的成败。而纯文学呢，纯文学不需要读者吗？不需要面向市场吗？艾伟以为，一部小说的生命力不是评论家给的，而是读者给的。“我甚至觉得，一个作家没有一部作品总是在书店里长销不衰，这个作家基本上就不成立。”
从故事层面来看，小说《风和日丽》不仅故事情节生动精彩、人物命运一波三折，而且还集合了很多流行写作元素，比如悬疑、影射、政治、爱情、性等。小说显示了思想性、艺术性与故事性的统一，这似乎反映了作者在平衡写作与读者关系方面的尝试和努力。
客观地看，文学与影视的结缘是门好亲。一方面，文学是影视的基础和源泉，影视需要借助文学的力量提升品质。
当前影视存在的最大问题正是文化品格与文学精神、人文内涵的缺失。很多影视剧内容庸俗、制作粗糙、思想肤浅，正是制片人、导演急功近利、心态浮躁，不重视剧作的文学性、艺术性所致。
小说改编也好，作家直接编写剧本也好，文学进入影视之后就变成了营养丰富的原料或茁壮健康的种子。
张艺谋一些成功的电影都是建立在一个比较成功的小说文本之上，就像园艺中的嫁接一样，他不断地将他的果枝嫁接到不同的母本上，由此产出不同的果实。
另一方面，文学需要不断反思自身出现的问题，从各种艺术形式中汲取它们的长处，同其他的艺术形式形成一种对话关系。
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的，这会使他的作品更注重情节和悬念，更注意色彩和画面感，使小说更加贴近时代的节奏，契合读者的需求。
如今，小说与读者之间有一个断层，电视剧至少可以在这个断层之上架起一座桥，让小说走进千家万户。文学可以通过介入影视的方式，让传统的读者转变成受众，扩大文学的影响面，藉此文学得以重新回到社会生活的中心，引领时代文化的潮流。
《风和日丽》的编剧林和平表示，小说和电视剧二者根本没有可比性。小说主要是塑造人物，而电视剧是展现故事，二者有本质的差别。林和平说，每一部改编作品出炉都免不了被诟病。他希望观众不要那么挑剔，“电视剧就是给观众带来欢乐的，如果想感受原作的深度，可以去看小说，不要把二者混为一谈。”
宁波戏剧沙龙原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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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的寿命或年龄
星期二 七月 03, 2012 9:04 am
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至今哪些还健在？
1961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文艺方针，着重强调发扬艺术民主的问题。这次会议之后，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的工作人员到基层放映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中，许多放映单位都提出，观众很喜欢电影明星的照片，能不能在电影院里悬挂一些我国有成就的电影演员照片？这些意见反馈到北京后，中影公司经过慎重讨论，拟定了初步的名单，在征求各电影制片厂意见的基础上，于1962年4月向文化部电影局报告，提出22位电影演员的名单，并最终由周恩来确定。
他们是：崔嵬（男，1912－1979）；谢添（男，1914—2003）；赵丹（男，1915－1980）；张平（男，1917－1986）；陈强（男，1918-2012）；张瑞芳（女，1918-2012）；上官云珠（女，1920－1968）；白杨（女，1920－1996）；于蓝（女，1921—？）；孙道临（男，1921—2007）；秦怡（女，1922—？）；王丹凤（女，1925—？）；张圆（女，1926－2000）；田华（女，1928—？）；庞学勤（男，1929—？）；于洋（男，1930—？）；李亚林（男，1931－1988）；王心刚（男，1932—？）；金迪（女，1933—？）；王晓棠（女，1934—？）；谢芳（女，1935—？）；祝希娟（女，1938—？）。
其中去世的有11位：崔嵬（男，1912－1979），67岁；谢添（男，1914—2003），89岁；赵丹（男，1915－1980），65岁；张平（男，1917－1986），69岁；陈强（男，1918-2012），94岁；张瑞芳（女，1918-2012），94岁；上官云珠（女，1920－1968），48岁；白杨（女，1920－1996），76岁；孙道临（男，1921—2007），86岁；张圆（女，1926－2000），74岁；李亚林（男，1931－1988），57岁。
健在的也是11位：于蓝（女，1921—？），91岁；秦怡（女，1922—？），90岁；王丹凤（女，1925—？），87岁；田华（女，1928—？），84岁；庞学勤（男，1929—？），83岁；于洋（男，1930—？），82岁；王心刚（男，1932—？），80岁；金迪（女，1933—？），79岁；王晓棠（女，1934—？），78岁；谢芳（女，1935—？），77岁；祝希娟（女，1938—？），74岁。
这11位健在的老一辈艺术家，90岁以上2人，80岁以上5人，70岁以上4人。祝愿他们健康长寿，天天开心，全家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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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贵族与流氓
星期二 七月 03, 2012 6:06 am
作者: 闲人·维杰
贵族被消灭了，流氓应运而起；贵族精神消亡了，流氓意识得到发扬光大。看今天之中国，无处不流氓，从街头小巷到学术殿堂，从平民百姓到权贵富豪，或下流暴戾，或腐败堕落，流氓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语言流氓，到行为流氓，再到意识流氓，这礼义之邦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氓大国。
这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何以作贱到如斯地步？请听下面的对话。
我们消灭了贵族
我们常听到一些传言，说中国领导人如何巧对外国领导人的责问，却很少听到外国领导人如何应对中国领导人的话题。
中国领导人夸耀说：我们消灭了地主富农。外国领导人回应说：我们消灭了贫农。
中国领导人夸耀说：我们消灭了贵族。外国领导人回应说：我们消灭了流氓。
这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引用一句至理名言：一个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一个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这是对不同制度的高度概括。
发动流氓起来把贵族消灭了，并不会使流氓变得高尚，只会使流氓变得更加流氓，而且诱逼更多的人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社会。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主题由流氓与贵族说起。
贵族，平民，流氓
人类是世界上最庞大最复杂的群体，就其精神意识的素质来考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贵族，平民，流氓。其分布呈橄榄形，中间大，两头小，贵族处于高端，流氓处于低端，中间庞大的阶层是平民。从平民到贵族没有明显的界线，从平民到流氓也没有明显的界线，但流氓与贵族就天差地别了。
贵族之所以是贵族，并不在于财富有多少，也不在于权力有多大，而在于具有一种高贵的精神，史书上称之为贵族精神。缺失贵族精神的人，即使富可敌国，也不过是带着流氓本性的暴发户；即使权可倾国，也依然是带着流氓本性的独夫民贼。
流氓之所以是流氓，并不是因为一无所有，而是因为内心里的流氓意识。无产阶级不等于流氓，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都是安分守己的平民。流氓群体有穷人，也有富豪；有平民，也有权贵；有白痴，也有天才。
贵族精神代表人类文明的高端，流氓意识代表人类野蛮的底端。几乎所有的人，既有向往高尚的意念，也有向往卑鄙的情欲，这就是人性与兽性的争战。人性战胜兽性，人就走向高尚；兽性战胜人性，人就走向卑鄙。大多数的平民，人性与兽性始终在身上进行拉锯战，故而一生都在高尚与卑鄙之间徘徊；大多数的平民，一生安分守己，注定是庸庸碌碌。平民要想超凡脱俗，要么追求高尚而有望成为贵族，要么走向卑鄙而成为流氓。人追求高尚很困难，成为贵族难上加难；人走向卑鄙很容易，成为流氓易如反掌。也正是这个原因，人类社会始终是贵族少流氓多。
高尚与高贵没有本质的不同，然而高尚与高贵还是有一步之遥，那是程度的不同，境界的不同。你跨越了那一步之遥，就抵达高贵的境界。平民也会高尚，但往往只能在顺境中高尚，却不能在逆境中固守高尚。如若在逆境中依然能固守高尚，那就是高贵的境界了，也就成为贵族了。
高尚达到高贵的境界，就是"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这就是贵族精神的境界。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有两个层次的解读。第一个层次是对富豪权贵解读：你富贵了不可变淫荡，你有权了不可以权屈人。第二个层次是对平民百姓解读：你不富贵，可你不会被富贵所诱惑而放弃高尚；你没有权，可你不会向权力屈服，你只诚服于公义与真理。达到了这种境界，你即使身处平民，你也具备了贵族精神。
什么是贵族精神
贵族精神有三种高贵的内涵：一是诚信，二是道义，三是使命感。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灵魂，没有诚信，就没有道德，也就没有文明；诚信也是个人品格的灵魂，没有诚信，就不可能有高贵的品格。缺失诚信的人，不是无赖，就是流氓。缺失诚信的民族，注定是愚昧而野蛮的民族。诚信也是民主制度的根基，没有诚信，就不会有成熟的民主。民主靠宪政，宪法就是社会的契约，契约的根基就是诚信，没有诚信，契约就是废纸。
贵族之所以是贵族，是因为贵族把诚信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诚信带来高尚，带来尊严，带来生命高贵的价值。欧洲的贵族宁愿用决斗分胜负，而不愿用阴谋诡计争输赢，这实质上就是对诚信价值的死守。中国古代的史官，宁愿被杀头也不为帝王篡改历史，也是对诚信价值的死守。
道义包含人道与公道。人道是公道的前提，就是对人生命的尊重。连人道意识都没有的人，就根本不可能有公道。信奉暴力，就是对人道的蔑视；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对人间公道的蔑视。人道与公道衍生出现代文明的人权主义，欧洲之所以能诞生《人权公约》，实质上就是贵族精神在推动。
道义精神带来仁慈，带来宽容，带来关怀，带来公正。贵族具有关怀弱者的情怀，世界上的慈善事业几乎都是由贵族出资创建的，靠的就是这种道义的精神。
使命感就是勇于承担的精神。担当起人类社会的良知，担当起人类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卫道士，维持社会公义，维护社会理性和平发展。
正是这种使命感的精神，带给贵族坚韧不拔的信心与力量，一旦民族陷入危机，贵族就站在民族的前列，身先士卒捍卫民族的安宁。正是这种使命感的精神，带给他们"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的精神，带给他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捍卫与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这三种精神都来自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只有宗教信仰才能转化为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精神力量，达到高贵的境界。
尽管贵族个人的身上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贵族群体始终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
贵族精神推动人类文明发展
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人性与兽性的争战，故而一生都在高尚与卑鄙之间徘徊：上帝呼唤人走向高尚，魔鬼诱惑人走向卑鄙；崇尚高尚者近贵族，向往卑鄙者近流氓；或者可以说，近贵族者崇尚高尚，近流氓者向往卑鄙。中国人把这种现象叫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人世间万古不变的道理。
推而广之，一个民族也存在人性与兽性的争战，这实质上就是文明与野蛮的争战，也是贵族与流氓的争战。一个民族由贵族所主导，就带来文明的进步；由流氓所主导，就向野蛮倒退，不是物质生产力的倒退，而是人文精神的倒退，文化的倒退，道德的倒退。这早已被人类历史所证明。
人类历史的发展主要是由贵族所主导，所以人类能从野蛮走向文明，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时也会被流氓所掌控，流氓占据了主导地位，结果导致文明向野蛮倒退，所以人类发展的进程呈现曲曲折折、进进退退。
人的精神意识是复杂的多面体，既有崇尚高尚的意念，也有向往卑鄙的情欲。然而，人走向高尚如爬山，很难；人走向卑鄙如坐滑梯，很易：故而人类社会始终是流氓多于贵族。
人类社会始终是贵族少流氓多，贵族何以能占据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呢？这就取决于庞大的平民阶层的态度了：平民阶层崇尚贵族，贵族就占上风，就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民族就会崇尚高尚崇尚文明；平民阶层崇尚流氓，流氓就占上风，就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民族就崇尚卑鄙崇尚野蛮。这就是不同民族会有不同文明进程与不同程度的根本原因。
崇尚贵族的民族，贵族易占上风；崇尚流氓的民族，流氓易占上风。流氓占了上风，流氓占了主导地位，必然诱惑越来越多的人变成流氓，逼迫越来越多的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大国，文化道德陷入全面大倒退，社会陷入大溃败。
要期望流氓带领民族走向高尚，走向文明，那是痴心妄想。
创造文明与创造历史
人类文明的成就几乎都是贵族创造的，从远古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到中世纪的文化艺术，到近代的自然科学，到现代的民主机制，人类历史上所有划时代的思想，几乎都是贵族创造的。可以这样说，没有贵族，便没有人类的文明。无需我来举证，查一查世界上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神学家，科学家，哪一个不是贵族？
贵族不仅创造文明，而且也创造历史。近代的欧洲贵族，创造了《君主立宪》，创造了《独立宣言》，创造了《人权宣言》，印度的圣雄甘地创造了《非暴力革命》，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创造了《我有一个梦想》，并将这些文明的思想付诸于实，创造出辉煌的历史，成为人类走向文明的里程碑。
创造历史，不等于创造文明；创造文明，也是创造历史。
流氓从来不会创造文明，只会创造野蛮。流氓也会创造历史，但流氓不会创造文明的历史，只会创造破坏的历史，创造屠杀的历史，如希特勒，如秦始皇，如太平天国，如义和团。流氓从来都是建设不足，破坏有余，只会创造暴力，创造战争，创造屠杀，创造荒唐，创造灾难。
如若一个民族长期被流氓群体所主导，势必变成弱肉强食的民族，变成野蛮暴戾的民族，变成腐败堕落的民族。
这样的道理，难道还需要谁来论证吗？
贵族被消灭了，流氓应运而起；贵族精神消亡了，流氓意识得到发扬光大。看今天之中国，无处不流氓，这礼义之邦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氓大国。这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何以作贱到如斯地步？
中国传统贵族精神的概述
说传统贵族，是因为中国已经没有贵族，当今的中国只有平民与流氓。虽说还有极少数的人具有贵族精神，可毕竟为数极少，所以称不上是一个族群了。下面所说的贵族，都是指传统上的贵族。
很难概括出中国的贵族精神，因为中国的贵族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停地衰变，说不清楚哪一个时代的贵族精神可以代表中国的贵族精神。笼统地讲，我就用三个贵族的典范人物作代表，来表述中国贵族精神的特质。
第一个典范是屈原，第二个典范是陶渊明，第三个典范是曾国藩。这三个典范所具有的三种精神特质，可以概括出中国贵族精神的衰变。
屈原所代表的第一种贵族精神
屈原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古代贵族所具有的精神，我们今天读到屈原的《离骚》、《渔父》等作品，仍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这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激励那个时代的精英勤于求索，勇于求索，为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华民族所有的伟大思想几乎都是创建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贵族可以与欧洲同时代的贵族并驾齐驱，中国的古文明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
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是人类追求文明的动力。正是靠人类中一代又一代的精英追求卓尔不凡，带领人类挣脱野蛮，走向文明。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是一种殉道的精神。这是人类高贵的一种精神，当自己信仰的道义遭到毁灭，宁愿选择与道义同时毁灭，也就是选择与道义永远同在。
陶渊明所代表的第二种贵族精神
陶渊明精神代表一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崇尚自由的精神，追求超脱物欲的精神，一种甘于自我放逐的精神。
对比屈原的精神，陶渊明的精神明显发生衰变，不那么强烈地追求卓而不凡，而是倾向崇尚自由；他不认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他坚守不为五斗米折腰，维护自身独立的人格尊严。要格守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要抽离体制的羁绑，那无异于就是自我放逐。在那物质极其贫困的年代，自我放逐就要忍受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折磨，时时刻刻面临生死存亡的威逼。毫无疑问，自我放逐须具备无比的勇气与忍耐力。选择自我了结，只需要一时的意气；选择自我放逐，就得忍受无期的折磨。
自我放逐其实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表现出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坚守自己立场的精神。这是一种固守高贵的精神。其实，以他们的才华，只要他们愿意委身投靠，就可以轻而易举换来升官发财，享尽荣华富贵。然而，他们宁愿选择了自我放逐。这是对残酷现实的妥协，更是对权势的蔑视。
自我放逐的精神，在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几乎到了放浪形骸的境界。对比屈原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显然是一种妥协。然而，这种妥协并不是他们怕死。他们似乎是故意用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来表示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视权势如粪土，让权贵相形见绌，如骨在喉，寝食不安。这一点从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他被司马王朝处以极刑，从容赴死，慷慨以歌，视死如归，这显然比屈原的投河自尽表现得更为豪迈。
陶渊明的自我放逐，比起竹林七贤的自我放逐，显然又退了一步。陶渊明的自我放逐，不再那么强烈地表现出对权势的蔑视，更多的表现出对自然的陶醉与对自由的迷恋。这当然是因为残酷的现实，逼使陶渊明自削锋芒，换取封建王朝对他的容忍。
从屈原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精神，这是封建王朝的残暴所造成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创了屠杀民族精英的先河，残酷的现实逼使追求人格独立的精英不得不选择了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一种高贵的选择。面对腐败而残暴的政权，不愿同流合污而抽身离去，宁愿自我放逐而过贫困的生活，换取精神上的自由与人格上的尊严。这种自我放逐，成为中国历代不甘委身投靠的精英不得不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这是对高贵品德的固守，这是另类的贵族精神。
曾国藩所代表的第三种贵族精神
曾国藩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建功立业的精神，追求个人品格完善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历史后期士大夫的精神，这种精神归功于孔孟之道的熏陶。孔孟之道的核心是忠孝，一方面造就了士大夫忠于皇权的奴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士大夫个人严谨的品格。孔孟之道个人品格修炼的核心理念是：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成为士大夫追求的三种境界。曾国藩集三种境界于一身，成为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楷模，成为中华民族近代贵族的典范。
对比屈原。屈原的追求是在不受制于既定框架之下的一种不屈的追求，而曾国藩的追求则是在既定的框架之下一种自我完善的追求。那是因为屈原时代孔孟思想还没成为一种道，屈原的追求是在思想自由状态下的追求，所以他的追求表现出一种豪放的气度；而曾国藩的追求则处于高度的约束之下，不敢逾越雷池半步，依循孔孟之道从细微处抵达至高的境界。
对比陶渊明。陶渊明的追求精神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自由，宁愿自我放逐，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时代，虽说孔孟之道已经被推上霸主的地位，但还没有深化到民间，所以陶渊明对孔孟之道不以为然，在他的心目中，权力与孔孟之道还不如野地里的菊花，他对自然的陶醉远远超过对权力和物质的迷恋。当孔孟之道被历代王朝强化之后，孔孟之道成为中国人精神的主宰，中国的士大夫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更失去了思想的自由。所以不可能再有屈原类的贵族，也难以再有陶渊明类的贵族，唯有曾国藩类的贵族，只能在封建的体制之内建功立业，完善自我了。
三种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追求卓尔不凡，到自我放逐；从自我放逐，到回归权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屈原的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的精神，是焚书坑儒残酷的现实，逼使他们放弃了追求卓尔不凡，而选择了自我放逐，为坚守高贵的人格，拒绝向权势委身投靠。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正是这种无奈与蔑视显现出他们高贵的人格精神。
从陶渊明的精神衰变到曾国藩的精神，民族精英不得不向权势低头，走入封建体制之内追求建功立业，来完成自己对世俗权势的追求。这种靠拢，失去了个人独立的思想与人格，但也不乏一大批在体制之内追求个人品格修炼的贵族，比如柳宗元，比如岳飞，比如文天祥。柳宗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文天祥《正义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都是传统贵族精神的突出表现，他们都是在体制之内达到完善的人格。
贵族精神的衰变，实质上削弱了贵族精神的力量，也就局限了中国历史上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作为，对比欧洲的贵族，中国后期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明显大为逊色。
与欧洲贵族的对比
欧洲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已如上述。中国的贵族，在秦王朝之前，可以与欧洲的贵族并驾齐驱，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国的古文明并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然而秦王朝之后，中国不再产生任何划时代的思想，也就是说，中国的贵族不再对人类的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秦王朝之后所有的思想家不过学会了炒冷饭，炒孔孟之道的冷饭，这一碗冷饭长炒不衰，炒了二千多年，至今还有人靠炒这碗冷饭混成大师。
这就是中国贵族精神的衰落，从屈原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衰变成陶渊明自我放逐的精神，再从陶渊明自我放逐的精神走向回归依附权势。在残酷腐败的体制之内，在孔孟之道的框架之下，中国的精英变成了封建王朝的奴才，不可能再有屈原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也不会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了。所以后期的士大夫，不可能产生新的伟大思想，只能在孔孟之道所赋予的人格意念上追求完善。孔孟之道的四项基本原则：非礼莫视，非礼莫听，非礼莫言，非礼莫行，严重地窒息了中国贵族思想的生命力，注定不可能再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了。
那么造成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根源在哪里呢？ 在残暴的政权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呢？
导致贵族精衰变的三大因素
导致中国贵族精神衰败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大因素：一是政权的残暴，二是文化的缺陷，三是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
封建专制的残暴。秦王朝焚书坑儒开创了毁灭人类思想的先河。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王朝的反诗，到明太祖的文字狱，到了清王朝，一个错别字杀万把人也是等闲事了。一代又一代的残杀摧残，是贵族与贵族精神衰变的最直接的原因。秦王朝实质上成为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拐点。
为什么欧洲的贵族精神能与时并进而发扬光大，而中国的贵族精神却日渐微弱了呢？难道说欧洲的封建王朝不残暴吗？我想早期的封建王朝残暴性不会相去太远。我想深层次的根源应该是文化。
中华文化的缺陷
中华文化是一种奴性文化加谋略文化，这是一种内在有严重缺陷的文化。
奴性文化带来人格的缺陷。奴性文化只能培养出奴隶与奴才，培养不出真正的贵族。贵族追求独立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奴性文化培养出来的人，缺失独立的思想，就更不用说独立的人格了。贵族精神的境界是"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奴隶与奴才只会匍匐在权贵的脚下苟且偷生，难以抵达高贵的境界。
谋略文化带来品格的缺陷。贵族精神最重要的信念就是诚信，谋略文化讲的是阴谋诡计，所以与贵族精神背道而驰。谋略文化信奉成则为王败者为寇，根本没什么原则与道义，崇尚阴谋诡计，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文化很难培养出真正的贵族，大致只会培养出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的伪君子。
这种文化注定了贵族身上软弱和阴暗的一面。在中国很难有胸怀坦荡的贵族，更难找到宽容仁慈的贵族。像曾国藩那样，身处腐败的官场，能恪守品格洁身自好，成为凤毛麟角，尤其难能可贵了。
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
中华文化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是这种文化最致命的缺陷。
因为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中华文化实质上是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尽管孔孟之道占据霸主地位二千多年，但孔孟之道始终成不了一种宗教信仰。。各种思想的大杂烩炒在一起，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什么子都有；三字经，道德经，女儿经，易经，黄帝内经，什么经也都有。中国是全世界神仙最多的国家，中国人什么神都拜，似乎什么神都相信，又似乎什么神都不信，大致就是处于半信半疑之中。
因为缺失主导性的宗教信仰，所以这种文化太多的自相矛盾，叫人无所适从。比如，一边说天道酬勤，勤劳致富；一边又为杀富济贫喝彩。一边叫人要"坦诚相待"，一边又叫人"逢人但说三分话"。一边叫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边又叫人"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所以最后只能抱定"难得糊涂"的理念做人了。"难得糊涂"反而成为做人的最高境界。
文化缺陷造成民族品格的缺陷
显然，这种文化造成了这个民族品格的缺陷，突出地体现在两个层面上。
一是在个人的层面上，难以从这种文化中得到坚强坚定的道德力量。道德是一种共同的生活信念，缺失宗教信仰，道德很难达到信仰的境界。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坚信不疑。缺失宗教信仰为根基的道德，大致只是在半信半疑中，所以会有"道德一斤值几多钱？"的国问。有人概括说：中国的道德大致不会超出三十里。那意思是说，在三十里之内，都是乡里乡亲，所以不敢做缺德的事；走出三十里，大家都不认识，所以什么缺德事都敢做了。
二是在民族整体的层面上，也难以汇聚起巨大的正义力量。一个民族是否能汇聚起巨大的正义力量，取决于两个前提：一是作为民众的个体来讲，是否有强烈的正义感；二是作为民众的整体来讲，是否有相同的正义观。这两个前提显然都需要一种坚定的信仰，个体通过信仰得到坚定不移的正义感，并获取不屈不挠的勇气；民众整体通过共同的信仰，形成相同的正义观，这样才能汇聚成巨大的力量。能担当起这两个前提的元素，唯有宗教。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痛感：中国人热衷窝里斗。为什么会热衷窝里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缺失共同的宗教信仰。各人拜各人的神，各人都认为自己掌握真理，各人都认为代表正义，结果只能用暴力解决，宗姓与宗姓斗，党与党斗，派与派斗，斗得你死我活，斗得不亦乐乎。文化大革命为同一种思想斗得你死我活，就更加荒唐不可理喻，那显然是把邪恶的思想当信仰了。
所以靠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贵族，注定了身上的懦弱性。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意志极其坚强的贵族，但立足于这样懦弱的民族之中，个别人的坚强更是注定了悲惨的命运。就好比一只大象陷入泥潭里，奋力抗争只会加速它的沉陷，加速它的灭亡。
从文学名著看中国贵族精神的缺陷
读欧洲的文学名著，我们不难感受到欧洲贵族那种可贵的精神--诚信，道义，担当，勇敢，冒险，坦荡，宽容，凡是人世间高贵的品格，都可以从名著的里贵族身上读到。那种决斗的精神，那种身先士卒的精神，是中国贵族非常缺少的精神。我们从《基督山伯爵》里读到复仇的精神，也是一种不伤及无辜的精神。我们从《泰坦克尼号》的悲剧中，看到了贵族精神的大爱，那决不是靠灌输阶级斗争的仇恨而产生的爱，而是靠宗教信仰赋予的博爱精神。船长可以淡定地指挥妇孺先逃生，最后他自己更拒绝登上最后一艘逃生艇而毅然决然地返回即要沉没的船舱，选择与邮轮一起葬身大海。这种殉道精神就是一种贵族精神。对比我们的克拉玛依剧院大火"让领导先走! "，那是何等的悲壮与伟大!
转过来看我们的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主题就是宣扬流氓意识，造反有理，杀人放火，报仇雪恨。美其名曰：替天行道，实质上是因为没有给他官做；假如给他一个官做，便什么道义都扔了。孙悟空之所以大闹天宫，就是气愤于弼马温的官衔太小了。
《三国演义》虽然也算成功地塑造出刘备的仁慈，诸葛亮的忠诚。然而"桃园三结义"所宣扬的精神就是地地道道的流氓意识。不是以道义作为结义的根基，而纯粹是以个人的恩怨作为结义的纽带，这正是所有流氓黑社会结义的模式。《三国演义》更把一个集阴谋诡计于一身的诸葛亮，塑造成中国的智慧之神。诸葛亮除了贡献出阴谋诡计之外，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三国演义》把他当作智慧之神，把中国人引入了文化的误区，把阴谋诡计当作智慧。欧洲人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中国人认定阴谋诡计就是力量。
《红楼梦》是一部真正描写贵族生活的名著。然而，我们从这本书里，读到了什么样的贵族精神呢？只读到贵族的胭脂味，读到贵族的酒色情欲加无病呻吟的诗文，整个大观园就是纵情享受的乐园，除了勾心斗角，就是纵情享受。我们读不到一丁点的贵族精神，勇敢？冒险？坦荡？担当？宽容？仁慈？一丁点都没有。
我们可以从屈原的著作中读到追求卓尔不凡的贵族精神，但却不能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读到什么贵族精神了。文化的衰败，实质上也代表贵族精神的衰败。
贵族精神短暂的觉醒
然而，中华民族在上个世纪初，终于迎来贵族精神短暂的觉醒。那是因为历史的契机，让中华民族一度获得了生机。
那是新旧文明交汇的时代。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失去了往日的强悍；被长期禁锢的思想失去了枷锁，得到了自由，因此获得了生机。那也是西方文明蒸蒸日上的时代，引发中华民族的精英蜂拥而出，走出国门去寻找救国之道。中西文化就这样在机缘巧合之下，造就了新一代的文化贵族，中西文化的精华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造就出中西合壁的精英。他们既具有东方谦恭的美德，又具有西方平等博爱的精神，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优秀的精英。
那是中华民族危难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追求新生的时代，因此成为中华民族人才辈出的时代，一度人才济济，让世人为之赞叹。那一代的精英，以他们卓越的学识与高贵的品格让世人敬佩；就连他们个人的生活情调，也让后人为之倾倒；我们今天读到他们的传记，依然感慨万千。
那是中华民族贵族精神觉醒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时代。
然而悲怆的是，新生的贵族旋即就被消灭了，像流星雨在黑暗的天空划过，只给人间留下闪亮的一瞬间。那是另话。
被中国人误读的欧洲贵族
现如今，中国的许多有钱人把孩子送到英国上贵族学校，希望他们毕业后也能成为贵族，但当他们发现即使是英国最好的学校--伊顿公学的学生，睡硬板床，吃粗茶淡饭，每天还要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甚至比平民学校的学生还要苦时，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些苦行僧式的生活同贵族精神究竟有何联系。其实这一点也不稀奇，因为西方所崇尚的贵族精神不是暴发户精神，它从不同平民的精神对立，更不意味着养尊处优，过悠闲奢华的生活，而是一种以荣誉、责任、勇气、自律等一系列价值为核心的先锋精神。
1. 富与贵不是一回事
世界著名的贵族学校实行如此严格和艰苦的军事化训练，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自律精神。真正的贵族一定是富于自制力，一定是有强大精神力量的，而这种精神力量需要从小加以培养。
伊顿公学也确实用这种方式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人物，比如打败拿破仑的那个威灵顿将军，就是伊顿公学的高材生。威灵顿在和拿破仑进行决战的时候，曾经留下一句名言--当时他冒着炮火在前线观察敌情，参谋人员多次劝他早点撤下，因为前线太危险，可威灵顿就是不动，参谋人员只好问他，您万一阵亡了有什么遗言？威灵顿头也不回地说，"告诉他们，我的遗言就是像我一样站在这里。"
我们现在大部分中国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买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实际上，这不是贵族精神，这是暴发户精神。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中，贵族学校就应该享受贵族般的条件，有贵族样的生活。但是英国贵族学校的学生甚至比平民学校还要辛苦。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富与贵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两回事儿。富是物质的，贵是精神的。
贵族精神，首先就意味着这个人要自制，要克己，要奉献自己，服务国家。英国的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毫无疑问，是贵族。英国皇室把他们送到陆军军官学校去学习。毕业后，哈里王子还被派到阿富汗前线，做一名机枪手。英国皇室知道哈里王子身份的高贵，也知道前线的危险，但是他们公认为国家奉献自己、承担风险是贵族的本职，或者说是本分所在，是理所当然的。
英国二战的时候有一张照片流传得非常广--当时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的贫民窟进行视察，他站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对里面一贫如洗的老太太说："请问我可以进来吗？"这体现了对底层人的一种尊重，而真正的贵族是懂得尊重别人的。
1793 年1 月21 日，在巴黎的协和广场，一个行将被处死的囚徒，上断头台时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马上下意识地说了句："对不起，先生。"而此刻她的丈夫路易十六，面对杀气腾腾的刽子手，留下的则是如此坦荡高贵的遗言："我清白死去。我原谅我的敌人，但愿我的血能平息上帝的怒火。"几分钟后，路易十六及皇后便身首异处。两个世纪之后，时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00 周年的庆典上真诚地表示："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
1910 年10 月28 日，一位83 岁高龄的老人，为了拯救备受煎熬一生的灵魂，决意把所有的家产分给穷人，随后他离开自己辽阔的庄园出走了，带着聂赫留朵夫式的忏悔，最终像流浪汉一样死在一个荒芜的小车站……他就是俄国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多年后，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这样感慨道："这种没有光彩的卑微的最后命运无损他的伟大……如果他不是为我们这些人去承受苦难，那么列夫•托尔斯泰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属于全人类……"
这几位主人公尽管命运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贵族。
2. 贵族代表了尊严和品行
西方直到18 世纪，贵族依然是主流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英国仍然保留着贵族的爵位、封号。（中国的贵族阶层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整体消失了。）
当西方的贵族社会转入平民社会之后，资产阶级并没有掀起否定、批判贵族文化的浪潮，相反，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贵族学校去学习，买贵族的纹饰、徽章，买贵族的头衔，想全方位继承贵族的衣钵。
我国著名报人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过，英国的贵族制度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是因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英国的老百姓普遍认为，贵族精神代表了一种尊严，一种高超的品行。
西方中世纪的战争好多跟中国春秋战争非常相似，战场上是对手，下了战场仍然还是朋友。所以那个时候的好多战争，在今天看来就有点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公元前1135 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去世了，他的外甥斯蒂芬和外孙亨利二世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王位。斯蒂芬本身在英国，就捷足先登，抢先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在欧洲大陆，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愤不平，就组织了一支雇佣军前来攻打斯蒂芬。那个时候亨利二世很年轻，经验不足，出兵的时候没有很好的筹划，所以大兵千里迢迢开到了英伦三岛一上岸，就发现钱已花光了，没粮食了。怎么办呢？这时亨利二世作出了一个咱们中国人绝对想不到的选择，给对手斯蒂芬写了封求援信，说我出征准备不周，没了粮草，您能不能给我点接济，让我把这些雇佣军遣散回欧洲。斯蒂芬居然慷慨解囊，给了亨利二世一笔钱。可后来亨利二世竟然第二次发动了同样的战争来争夺王位。
人家当初接济你，你现在又杀回来了，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忘恩负义。欧洲的贵族认为对手的宽容是理所当然的，该竞争的还是要接着竞争。所以过了几年之后，亨利二世再次率领大军，卷土重来。这时他年龄大了，羽翼已丰，所以在战场上打败了斯蒂芬。虽然他取得了胜利，但结果却很有意思。他和斯蒂芬签订了一个条约，就是这王位还是由斯蒂芬来坐，把亨利二世立为太子；斯蒂芬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来继承王位。在一般人眼中，好不容易打赢了，却只得了接班人的名义，好像不值得。按照中国皇位争夺，非杀个你死我活不可。
另外还有一场战争也非常有戏剧性。英国爱德华三世两个儿子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的后代，都对英国王位感兴趣，于是两个家族间发起了一场内战。战争的结局竟然是不打不成交，两大家族后来打出了感情，互通了婚姻，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联姻之后，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宣告合并，开创了都铎王朝。
在欧洲的政治中，有一个特殊传统，就是一个国王，即使是被从王位上推翻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也是骑士精神的一种体现。所以在欧洲的权力斗争中，很少有中国那种斩草除根的想法。
3. 要竞争更要有风度
欧洲的贵族宁可承担养虎为患的后果，也不愿意丧失自己的风度。1688 年时候，威廉三世攻打詹姆斯二世。威廉三世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但他觉得这个王位应该是属于自己的，所以从詹姆斯二世手中夺取了英国王位，把自己的岳父给俘虏了。他把自己的岳父关在靠近海边的一座城堡里，同时在城堡靠海那一侧给他留了一条小船。詹姆斯二世心领神会，就坐着这条小船逃到了欧洲。
第二年詹姆斯二世组织了一支雇佣军想重新夺回自己的王位。这时威廉三世正在组织和法国进行一场战争，他一看自己岳父卷土重来，不得不腾出一只手来对付自己的岳父。最后虽把詹姆斯二世打跑了，但在英法战争中却遭到惨败。
正如荷兰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所说的，"火药的传入虽然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但是中世纪骑士所体现的，并且被理想化的骑士精神，却在近代西方文化中得以保留。"这种骑士精神实际上就是贵族精神的一部分，它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对西方人的民族性格有着长久的影响。
西方进入平民社会之后，贵族之间网开一面的传统在高层政治中还依然得以保留。比如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军即将面临失败，军官中有人提议化整为零分散到老百姓家里，进入山区打游击战。但当时南军最高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却不同意，他说："战争是军人的职业，我们要是这样做，就等于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了无辜的老百姓。我虽然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军人，但我绝不会同意这样做，如果能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南方老百姓的安宁，我宁愿作为战争犯被处死。"
他的对手是大家熟知的林肯，林肯总统同样表现出宽宏大量的贵族风度。本来他确实应该按照军法对罗伯特•李进行处置，但是他认为南北之间的仇恨宜解不宜结，所以他对李将军说，您也到了退休年龄，就告老还乡吧。于是，李将军就以这种方式光荣退休，回到自己的庄园，撰写回忆录去了。
贵族精神有很多还不为我们所理解，比方说，贵族精神当中的低调。洛克菲勒帝国，那个小洛克菲勒在上大学的时候，过的是贫穷的生活，自己烫裤子，自己缝钮扣，不抽烟，不喝酒，不随便到剧院去看电影，和他爸爸一样，把每一笔开支都记在小本子上。这些人看起来很节约，但是并不小气，因为在面向社会进行捐赠的时候，都非常慷慨。比如咱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比尔•盖茨，后来把他名下所有的财产全都捐给了社会。既节约又慷慨，这也是贵族精神非常可取的一部分。
这种精神，从一个角度来看是慷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也可以说是一种担当精神，一种社会责任感。在今天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当中，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担当精神。
比如西方的航海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一艘船遇到危险要沉没的时候，船长肯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有的船长干脆选择和船一起沉没，这就是从贵族精神延续下来的一种承担精神。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船即将沉没的时候，船长走进了船长室，选择了和船共存亡，这就是一种担当精神。在大船开始沉没的时候，船长请船上的小乐队到甲板上来演奏，以安抚大家的情绪。在演奏完毕之后，首席乐手向大家鞠了一躬，乐手们开始离去。船上非常混乱，大船马上就要沉没了，首席乐手看见大家都走远了，他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架起小提琴，拉起了一支新的曲子。已经走远的乐手，听到音乐声，不约而同地又回到了首席乐手身边，大家重新开始演奏。船要沉没了，大家相互握手，互道珍重，首席乐手说："今天晚上，能和大家一起合作，是我终身的荣幸。"
这是对贵族精神的最好的诠释，它告诉我们，有一种死比平凡的生更伟大。
4. 贵族精神的实质
储安平在其《英国采风录》中记述了他对英国贵族和贵族社会的观察，他说："凡是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他们都看不起金钱……英国人以为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荣誉的、而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用当年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话来说：贵族精神的实质是荣誉。
贵族精神跟物质条件，有的时候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就像当年张爱玲所说的，旧上海公寓里的那个电梯工，一定要衣冠楚楚，领带打得整整齐齐，才肯出来给顾客开电梯，这也体现了一种贵族风度。还比如许纪霖教授所说的，有一个下岗的三轮车夫，靠自己蹬三轮车的微薄收入，养活了几十个孤儿，一个一个送他们去上学。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人具有一定的贵族精神。所以说，贵族精神说离我们远也远，说离我们近也很近，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精神贵族。
英文里的noble ，除了有"贵族"的含义外，还有"出身高贵的"、"高尚的"、"伟大的"、"崇高的"、"卓越的"、"辉煌的"等含义。"贵族精神"则包括高贵的气质、宽厚的爱心、悲悯的情怀、清洁的精神、承担的勇气，以及坚韧的生命力、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良知、不媚、不娇、不乞、不怜，始终恪守"美德和荣誉高于一切"的原则。
"贵族精神"并不必然地为"贵族"所垄断，我等平民只要不断努力学习坚持塑造自己的人格状态，同样是具有"贵族精神"的贵族，我们所要强调的是"精神的贵族化"。
然而，如今国内对于贵族的理解是：拥有高档住宅、豪车、美女如云、消费欧洲奢侈品、子女入学"贵族学校"和出国留学等等，崇尚这样的贵族式生活方式，更多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贵族生活。不是表现在人对精神和审美的追求，而是体现在挥金如土、绫罗绸缎、花天酒地的金钱主义形式上。贵族化中的"贵"，就是华丽、气派、显赫、奢侈等形式。传媒传递给我们一种错觉就是这种和真正的贵族文化毫不沾边的虚荣和幼稚的形式氛围。这种贵族文化实际是一种肤浅、粗糙的文化氛围，这将源于幼稚而止于成熟，源于虚荣而将止于务实。
真正的贵族精神，应该有三根重要的支柱：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二是社会的担当，作为社会精英，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三是自由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
贵族这一无论是在称谓还是实质上的确认，都必须是与其品德、学识、行为相符合的。否则，即使其权倾天下，富可敌国，亦不能进入贵族的行列中。
贵族的真正意义是指其在精神和高尚行为上的拥有。贵族精神的高贵之处，那就是干净地活着，优雅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他不会为了一些眼前的现实利益去背信弃义，去不择手段。基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讲，精神的贵族和所谓富有之人应该是没有关系的。精神的贵族不一定富有，富有之人不一定是贵族。因为这种贵族精神不是用钱可以买来的。
庆杰看世界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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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亦豪：礼义廉耻与老北京人
星期一 七月 02, 2012 3:05 pm
去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约我把八十多万字大部头的《四世同堂》缩减成一个精华本，为的是便于普及。这是件积德修好的事，我没怎么犹豫就应承了下来。这个决定也有我个人的偏爱在起着作用。我的童年就是在沦陷的北平度过的，走入《四世同堂》将又一次让我重温这段历史，回味和思索当年的日子。而且，我以为《四世同堂》是作为独立作家、自由主义作家的老舍的最后一部大作品，在这部书里能看到老舍最本真的思想、理念和追求，它应该是最老舍的东西，对认识老舍来说特别有价值。
这件工作促使我把《四世同堂》细读了好几遍。我一次次被沦陷于日寇的老北京人的道德精神感动，同时又痛感今天道德大滑坡的可怕，却又觉得无可奈何。
于是，想在这里谈谈感受和想法。
一、《四世同堂》中评价人物的标准
我们先来看看书中两位虽不重要但很奇特的形象:小文夫妇。这可能是除了老舍谁也写不出来的人物，是老舍独家的精彩。小文是位前清的准侯爷，辛亥革命把他从 “金子里的生活”扔到小羊圈胡同的大院里。奇怪的是这夫妇俩对失去的权位、财富完全不留恋不惋惜，他们整天醉在京剧艺术里头，过着超然、坦然、泰然、怡然的日子。他们对邻居、戏友没一点架子，邻居有了难他们能把最后一毛钱捐出来。他们并不关心国事，却可以用壮烈的死回答日寇的暴行，在生死关头爆发出中国人的勇气。可他们实实在在是没落的清朝贵族。
这让我们联想起另一个清朝贵族，在《正红旗下》里叫定大爷，在现实中就是刘寿绵，宗月大师。他虽出身豪门贵胄，却是最无私的大善人。老舍说，“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老舍把他当做恩人和精神的导师。
至于那个最终命运和老舍极其相似的祁天佑，他是个掌柜的，要是按革命的阶级划分标准必是资产阶级的人物。可是他一生诚实，守规矩，爱体面。他以投水自尽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清白。这算什么阶级的精神呢?
最让人敬重的钱诗人，是地道的传统的旧知识分子。他“老是那么谦恭和气，教人觉得舒服”，然而面对日本的暴行他比谁都坚硬，是真正的英雄。他又是哪个阶级的英雄呢?
近几十年，在大陆上的我们评价生活里的人还是文艺作品里的人物，无论谁都必须遵照政治标准做阶级分析。《四世同堂》是老舍20世纪40年代（1944— 1946）在大后方和美国写的，那时候政治标准管不着他，他也不管政治标准。超阶级，超党派，重道德是此前的他一贯的为人的准则，所以他到处都有朋友，不管他们头上贴着什么标签。他对人非常宽厚、宽容，这既是他的观念，也是他的性格。所以他比任何人都适合当文协主席这个最难当的角色。
在他的作品里也一样。老舍是穷人出身，可是评断人的好与不好，他完全不管阶级。
老舍的超阶级，重道德，有道理。
二、《四世同堂》中道德的内涵
祁家在北郊有块坟地，看坟的老农民常二爷在一次进西直门时，让日本兵抓住，罚他跪在城门洞。受罚后的常二爷痛苦万分，觉得受此奇耻大辱简直无颜活在人世。老舍说:“他是个中国人，北方的中国人，北平郊外的中国人。他不认识多少字，他可是晓得由孔夫子传下来的礼义廉耻。他吃的是糠，而道出来的是仁义。他一共有几亩地，而他的人格是顶得起天来的。他是个最讲理的，最知耻的，全人类里最拿得出去的，人!”这段话给了我们一个直接的提示。它表达的是《四世同堂》的也是老舍的核心观念。
老舍是较早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新派作家，外表是西服、手杖，在观念上有着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内心深处却还是固守着中国的传统道德。老舍是北京人，生在北京，熟悉北京，但从1924年他就离开了北京，到写《四世同堂》时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在北京生活过。抗战期间他更没有沦陷中北平生活的经历。所以，《四世同堂》里的人物都是在老舍心里按他的积累、理念和想象构思出来的。在他的心目中，老北京人并没有什么先进的主义引领，支撑他们的精神力量只有潜移默化浸润他们心灵的传统道德。尤其应该一提的是，这八年里并没有一个精神领袖式的人物出现在书里用来改造民众。钱诗人、瑞宣对周围的人有些影响还远远够不上精神领袖，思想也没有超出礼义廉耻的范畴。这反倒体现出老舍对传统道德的信心。他的理念是有中国固有道德支撑的老北京人，穿越八年沦陷的熬炼，经受血与火的考验，一定会得到提升，甚至是升华。
抗战期间，老舍曾经为了抗日大局搁置了带给他巨大成功的自由主义，他不仅写小说，还学着写剧本、写快板，把文艺当做宣传，因为“国家至上”。到了开始写《四世同堂》的1944年，老舍已经回归了自由主义，回归了小说。他不再是为了形势的需要而生产文字，他开始追逐“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的“梦想”。（参见孙洁:《世纪彷徨:老舍论》）这时候的《四世同堂》虽然写的是抗战，应该说很少掺进什么外加的东西，而是他本性的表达。也许有人从贯穿全书的爱国情怀里还要想起“国家至上”的影子，我倒是从那刚烈和忧愤的浩然正气想到我们民族文化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想起五德和四维的传统。
三、这里的老百姓没有完人，却都可敬可爱
我说的不是所有的北京人，是老百姓，是普通民众。
《四世同堂》也写了一批人渣，那是为了在对比中反衬善良的老百姓而设计的，是用“渣”来衬托“钢”的。它表现的是民族道德背弃者的丑恶，从否定的角度完成着主题。当下有的话剧改编，为了噱头，为了迎合观众的趣味，为了“舞台效果”，让大赤包、冠晓荷们大出风头，换取票房和廉价的掌声，而老实的百姓却不大“出彩儿”。这是本末倒置，违反了老舍的本意，当然不可取。
其实，把这贫富悬殊的几家人都放在小羊圈胡同，多少有些勉强。从“小羊圈”这个胡同的名字和通到大街那窄得出奇的葫芦嘴子看，这里该是属于贫民区。显然是为了情节开展的需要和通到大街那窄得出奇的葫芦嘴子看，这里该是属于贫民区。显然是为了情节开展的需要和对比效果的需要，硬把冠晓荷、大赤包、牛教授他们搬到这个小胡同里来。这么一来，虽然有点不合生活常理，可是写着便当多了，在艺术上是容许的。
现在，我们把这些人渣放在一边，专一谈谈那些普通百姓。我在小标题里说这里的老百姓没有完人，却都可敬可爱，这从艺术上固然与老舍对人物塑造立体化、个性化的追求有关系，更主要的是来自他对中国国民性格的理解。
血脉相连的亲情使老舍对北京的老百姓怀着太深的爱，正因为此，他在赞美他们的时候决不放过他们的种种毛病。他像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举起手术刀，又稳又准，把传统文化的弊病切割出来。诸如:愚昧麻木自欺欺人，家庭观念高于国家观念，礼教的陋习，苟且偷生能忍自安的奴隶哲学，自私自利的人生哲学等等。而作为老舍的特点是在解剖这些陈腐的心理积淀时，他的刀锋总是带着温情，常常把尖锐的讽刺化作幽默的调侃或善意的夸张。这也是因了他的感情。
小说的主要意图，老舍关注的重心是把种种尘垢遮盖下的真正闪光的灵魂发掘出来。在这个炼狱中他们都在变，变得更可敬可爱。
那位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只想着用破缸顶住自家大门的祁老太爷，面对手枪挺起了瘦而硬的胸膛。
那个在家事上贤妻良母恪守孝道而在国事上懵懵懂懂的韵梅，在败类的面前抬起了头，自傲地觉出自己的硬正。她甚至能以“那几千年文化培养出的一点一视同仁之感”可怜那同样不幸的日本老太婆的遭遇。
瑞宣从忠孝不能两全的惶惑中走了出来，参加了地下工作。超然世外独善其身的钱诗人，经过酷刑的考验，成了铁骨铮铮又神出鬼没的斗士。
热心助人的李四爷为邻居做了数不清的好事，终于，面对日寇的暴行与侮辱，甩掉了自己谨小慎微的处世哲学，向敌人举起拳头，而后壮烈牺牲。
靠拉人力车养家糊口，习惯打老婆的小崔，也能激于义愤把冠晓荷赶下车来。
剃头匠孙七终日只知做活养家，在被日寇活埋的时候，不再胆小，不再怕死，他先亲手活埋了卖国求荣的冠晓荷。
《四世同堂》第九十八章:“日本投降了。”话一出口，眼泪就沿着腮帮子滚了下来。
那个为了饭碗继续当差的白巡长，暗地里千方百计护着百姓，最终参与了抗日工作。
就连冠家大小姐高第也由起码的善恶观出发，从看不惯父母的汉奸行为逐渐觉醒，逃出北平，参加抗日队伍。
……
这些人，经过老舍的发现，一个个，都有了自己的闪光点。同仇敌忾的大义，淳朴的爱心，使邻里们成为一个无论多大危险也相互关怀救助的整体。这一切显示了老舍对老百姓特别是底层民众的本质方面的认识和信任。他坚信世代传承在百姓心底扎了根的礼义廉耻有这个生命力。
应该注意到，老舍在《四世同堂》里表现和肯定的五德四维已经与早先的传统意义有了很大的不同。在这里“忠”已经不是对某个统治者的忠，而是忠于中华民族，忠于祖国。“义”，是民族大义。“孝”，已不是“无违”和“父为子纲”，瑞宣、瑞全走的路跟老爷子完全不是一回事。在《四世同堂》老百姓群体所表现的气节、尊严已经超出了个人，具有民族、祖国的更高层次的意义。
再来看看小说结尾部分吧。胜利到来之时，瑞宣及时阻止街坊们揍日本老太婆这一段常常被大家赞赏，认为体现了老舍高远的精神境界和政治眼光。这段描写中，瑞宣的开导固然重要，然而街坊们在群情激愤的时候为什么能这么快地冷静下来，听从了瑞宣，就更耐人寻味。这里最大的亮点是中国民众的善良。瑞宣其实只说了一句话:“你们打算先揍这个老太婆一顿吗?”恐怕就是“老太婆”这三个字让他们忽然记起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这些古训。也许谁都没想，只是触动了他们的仁爱之心。此时，这仁这爱已经超越了国界。我在东京的讲座上给日本朋友讲老舍时，就发现他们对这段描写特有感触。
虽然如上所述，此四维已有别于彼四维，传统的四维，但是，由于小说所反映的特定的时代，有它特定的题材和主题，也由于老舍那时对如何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自己也没想得很明白，所以，总的来说，这部小说的人物都没有表现出明确、彻底的现代意识，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等政治诉求离他们自然是很远的。
四、改造国民性，不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
进入了现代，中国不少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在关注国民性改造问题。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林语堂、张元济等一个个大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出了不少主意，写了不少文章、文艺作品。可是把老舍摆在这个背景下考察，就会发现他有很大的异样。以鲁迅为代表的很多先贤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大都以批判为主，他们作品里的老百姓多是可悲的可怜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主调。老舍也对国民性的弱点进行尖锐的批判，《二马》《猫城记》《离婚》都是其中的重炮。但他又以同样的努力和激情发掘着中国普通百姓精神中的优质，从《老张的哲学》开始，一直没有断。在发掘民族性优质方面，老舍是作家中最杰出的一个。《四世同堂》则是他最集中的一次努力。
1935年老舍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里回忆1929年在南洋的感受，说那时就立志要“写中国人的伟大”。他说:“中国人能忍受最大的苦处，中国人能抵抗一切疾痛:毒蟒猛虎所盘踞的荒林被中国人铲平，不毛之地被中国人种满了菜蔬。中国人不怕死，因为他晓得怎样应付环境，怎样活着。中国人不悲观，因为他懂得忍耐而不惜力气。他坐着多么破的船也敢冲风破浪往海外去，赤着脚，空着拳，只凭那口气与那点天赋的聪明。” 在《四世同堂》里老舍确实写出了经过炼狱的中国人的伟大和中国人灵魂中道德的力量。他不无自豪地嘲讽日本人对中国民众认识的浅薄和偏见:“他们为了施行诡诈与愚弄，他们所接触的中国人多数的是中华民族的渣滓。这些渣滓不幸，给了他们一些便利，他们便以为认识了这些人就是认识了全体中国人，因而断定了中国文化里没有礼义廉耻，而只有男盗女娼。”《四世同堂》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颂歌，中华美德的颂歌，也是礼义廉耻的颂歌。
道德观念的历史是个很复杂的文化现象。礼义廉耻这些观念从初起时就杂糅着优劣并存的因素。千百年来历代统治者是在不停地往这里塞进许多陈腐的东西，可是中国人民和他们的优秀代表又像灌溉着祖国大地的长江大河一样，用汗水，用鲜血，用身躯，用坚守，用牺牲，用无数感天动地的事迹又给它们注入了极其丰富的内涵，从而造就了它们真正的价值，成为中国人灵魂的土壤。中国人的道德，要更新，要复壮，绝不能从这个基地上把根拔出来。其实，世界文化中那些好东西都是相通的，改造中国文化，实现中国人的道德重建时，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是很不明智的，是背离中国实际的。
这里，我要插说一句:也许有人担心，“礼义廉耻”，蒋介石、国民党用过，我们不好再用。这就可笑了。“礼义廉耻”并不是他们的发明，是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大家熟知的那句名言: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是春秋时期管仲老爷子告诫中华子孙的话，怎么国民党一用就成他们的专利了?话说回来，如果两岸都尊奉共同的道德圭臬，不是更能证明同种同宗而有利于祖国统一吗。
在礼义廉耻的基础上经过鉴别、筛选、改造、更新，建设中国的民族精神，这是否可以说是老舍多年思考、探索后用《四世同堂》作出的形象的述说。
五、老舍的启示，行得通吗?
记得20世纪50年代冯友兰先生曾经大力提倡过“抽象继承法”。他认为某些古代哲学命题可以区分为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其抽象意义往往可以为一切阶级服务，因而可以继承。后来遭到严厉的批判。从此抽象继承法几十年销声匿迹。但现在想起来此说还是很有道理的，它不仅是个理论主张，它也真实地反映了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过程。《四世同堂》中老舍给我们的启示与冯先生的“抽象继承法”是很契合的。他在书中所肯定的四维五德，与孔子、孟子、《礼记》、荀子那时提倡的这些道德观念在具体意义上就有十分明显的不同。
老舍的这个启示，在当年对改造国民性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途径。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道德建设的成功已经是世所公认的范例。然而，在我们今天它是否还能行得通，我不免犹豫起来。
老舍在抗日战争时期仍然坚信，中国民众在内心深处始终保留着中华民族道德的好的传统，这个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中国现代历史上曾经有过“打倒孔家店”等思潮。在“五四”大潮中反孔反传统有它的合理性，而同时我们的一些先辈却也有对民族传统的劣质和优质缺乏分析的简单化的偏颇，但是毕竟这些思潮影响的范围有限，深度有限，时间有限。不久，由于民族矛盾的上升，救亡和抗战上升为中国人共同面对的主要课题，因此，反传统思潮并没有动摇了民族道德传统的根基。尤其在民间，好的坏的，大体依旧。
然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历史造成的道德的滑坡和缺失。一次次和意识形态绑在一起的政治运动，家喻户晓的大批判，城市到农村人人“灵魂深处闹革命”和“彻底决裂”，是非颠倒，正义蒙冤，扭曲了人们的灵魂。道德传统中的劣质特别是忠君思想、奴才哲学、等级观念、自私自利等都发挥到了极致。在这种情况下迎来市场经济和腐败泛滥的严重考验，民众的传统美德面临严峻的局面。
叶永烈在《我的精神家园》里曾发表过他的一个看法:“国民根性具有高度的稳定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都不容易改变。对于古老的传统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我以为，这种稳定性也不是绝对的。中国近几十年有两代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出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受过较多传统教育或影响的一代人，活下来的也都垂垂老矣，道德传续有一个难以跨越的大裂谷。就是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也未必都能坚守。看来，精神废墟的重建比物质废墟的重建要艰难百倍。
属于意识形态的道德永远不是孤立的存在，它的重建也就不可能孤立地进行，它只能随着政治和经济的改革而逐步取得成效。道理是明摆着的:当官员们肆意挥霍公款的时候，要求百姓们“非礼勿取”是不容易的;在百姓们感觉不到国家是自己的时候，很难要求他们“克己奉公”。在当今社会的道德环境中，有教人学好和教人学坏两种力量，如果没有真正的政治改革，教人学好的力量永远处于弱势。因此，道德重建所必需的前提条件是否具备，还有待时间来验证。
老舍《四世同堂》的颂歌是现实主义的，也有理想主义的性质。1949年老舍回国后结束了独立作家的身份，此后没有也不可能重提他的道德建设理想的主张。今天的形势下，学者们不再避讳这个问题，公开发表着各自的主张，做着一些探讨。同时，在官方的允许甚至鼓励下，各种形式的尊孔活动又起，人们穿起自己设计的古代服装祭孔，还派人到韩国去学习了祭孔的礼乐。有些小学开学时也要向孔子行礼，开笔破蒙，朱砂开智，诵读《论语》。不久前深圳世界大运会的宣传标语也在围绕“仁义礼智信”做文章。这似乎都在做着继承发扬优良传统的努力。但如果孤立地停留在形式层面上，单纯就道德论道德，甚或不分好坏原封照搬，效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这就是我对老舍的启示是否行得通感到疑惑和忧虑的原因。
但我仍然期盼着。我坚信，老舍先生的愿望最终不会落空。
来源: 《随笔》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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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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