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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戏曲舞台的十大问题
星期五 八月 03, 2012 8:53 am
【转】当代戏曲舞台的十大问题(2012-08-03 18:29:35)
转自：梦笔山人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1724833774转载▼
标签：杂谈 分类：京剧图文转载
中国戏曲，如果从唐代歌舞戏算起，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年的历史。即使遵照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说法——中国戏曲的真正形成应以南戏、元杂剧为标志，那她也已经走完了八百余年的历史。
这期间，经历代艺术家和文人们的努力，对她进行过无数次的改革、创新，甚至“革命”。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革”宣告结束，戏曲得以“平反”，还未等元气稍稍恢复，遇到的却是前所未有之困境：观众的锐减、剧目之贫乏、演员青黄不接，戏曲理论界有人要“让戏曲骄傲而静穆地死去”，有人要另起炉灶创立“第三代戏曲”，更有说不清的“断裂”、“夕阳”、“消亡”及“反戏剧”诸论泛出，令人心慌意乱，不知何去何从。正当大家还在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的时候，中国戏曲的一只脚已经悄悄踏进了21世纪的大门。于是，一种“戏曲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戏曲不创新就要消亡”的“革命论调”又一次出现了。
凡冠以“改”和“新”字的，必为好戏、“精品”。谁的戏如果仍坚持中国戏曲那种独有的传统艺术原则，则被视为“保守”、“落后”。持这种观点的，官方的各级文化主管部门中有，各级文化、文艺研究单位的学术权威中有，各级戏剧汇演、调演、大赛的评委中有。这一手确实厉害，一路行来，无人敢与阻拦，因为它的理论依据似乎再正确不过了。正因为如此，中国戏曲艺术中那种充满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东西似乎过时了，那种以少胜多、“无中生有”的空灵质朴的艺术风格亦不时兴了。于是，戏曲导演要请话剧的，灯光布置要“重工业”式的，多台阶式的和光怪陆离式的……
总之，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中的那一套似乎已经彻底不中用了！但是，正如先哲列宁先生所言：真理再向前一步就成了谬论。在这种戏曲改革观的指导下，当前中国戏曲舞台最少出现了一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曰：编剧的主旨方面“思想超载”化、“主题先行”化、“传声筒”化，寓言化以及矫揉造作、故弄玄虚化的现象异常严重。这些作品常常把一个具体的思想内容幻化为一中扑朔迷离的视觉现象，让观众“参禅”、“拜谒”一样去体悟，非常艰涩难懂。再不然即拟定一个很时髦的“思想主题”，再编造出或查找出一个相应的故事或历史事件，去“教育”、“开导”观众，枯燥乏味。“主题先行”论批了多年，反而越批越香，就是因为它非常迎合和适应某些主抓文化长官口味及一些庸才剧作者的需要，批起来很臭，用起来却得心应手。
二曰：编剧结构和技巧方面的“分幕”化（中国古典戏曲文学的特性是“分场”化）、“团结结构”化，即所谓的“文明戏”化现象严重，丢弃了戏曲编剧技巧中的 “线性”结构之流畅。与此同时，在编剧行业中还严重的存在着非专业化的倾向：不懂“西皮”、“二簧”者可以写京剧，未谙“流水”、“二八”的可以编豫剧。格律不通，单韵平仄不分，使编著的唱词诘屈聱牙，晦涩难解。依此谱出的唱词会好听吗?看完一出戏，无异于读过一部中短篇小说或者听人讲完了一个故事，戏曲文学这门独具风韵的艺术品种所赐给人们的那种独特审美愉悦，荡然无存。
三曰：编腔造乐中存在着严重的本剧种特色的淡化和异化现象。将京剧里加上几段大鼓或“落子”，把豫剧编成黄梅戏，甚至听了半日还听不出是什么剧种。这即算是革新了，却严重的破坏了各剧种的音乐个性，使各剧种的声腔、音乐变成了“大杂烩”、“一道汤”，丧失了其来自民风民俗，来自几百年、经几代甚至数十代艺术家惨淡经营创造出来、颇具各个戏曲剧种独有的艺术魅力。
四曰：表演艺术中“行当”的混乱化、随意化和非规范化，同时还存在着滥施技巧、哗众取宠的舞台作风，是反映生活、具有深厚思想意蕴的戏曲艺术趋向两种极端的不良倾向：“话剧加唱”或“杂耍”化。有些演员，不讲自己功力不济，达不到“边式”，还美其名曰“创新”、“改革”！难怪我国当代的一位哲学大师王元化先生讲：“我现在很少看戏。现在的演员在台上瞎使劲，浑身用力，青筋直冒，五官错位，肩膀乱抖，让人看了太吃力。”另一种倾向是十八般武艺统统塞入，辫子、扇子，手帕、帽翅、水袖、圆场等搞得人眼花缭乱，使高雅、严谨的行当和程式之美沦为技艺杂陈，实不足为训。
五曰：舞台美术的写实化、话剧化、重工业化，严重超负荷，丢弃了中国戏曲艺术中的那种空灵和写意的精神。这种企图“物欲”来招徕、刺激观众的做法，不但没有招来看客，却恰恰招致了戏曲表演艺术的“贫困”，而且正在不断地销蚀着表演者的创造欲望。
六曰：服饰的生活化（所谓真实化）、华丽化，甚至怪异化，穷奢极侈，唯美主义。在我们梨园行也素有“宁穿破，不穿错”的优良行规。但时下的一些演员，尤其是当团长或副团长的旦行演员，她们往往置角色的身份、地位、性格于不顾，穿则浑身珠光宝气，戴则满头奇葩簪缨。因贪恋服饰之奇特、华丽、阔绰而丢掉了人物的灵魂，实为浅薄，此风尤不可长。
七曰：导演艺术中心化、话剧化，甚至独裁和专制化，忽视了中国戏曲艺术是以表演为中心、导演是为“角儿”服务而不应是导演“独角戏”的优良传统及艺术规律。戏曲艺术是以演员的表演（包括演唱）为中心的艺术，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事。然而时下的导演超负荷地强调了自己在整个戏曲艺术中的地位和作用，演员成了体现导演艺术构思的提线木偶。尤其一些话剧导演来执导戏曲，尽在声、光、和平台、转台、升降台上大找“噱头”，自己也随之大出“风头”。
八曰：演员个人的文化修养偏低现象已成普遍化。有些戏曲演员扮起戏来雍容华贵、光彩鉴人，台下也颇花枝招展，着装入时。但一开口说话，不时语不成句，便是词不达意，甚至还粗俗野蛮。他（她）们文化水平既低，平时也不注意学习和修养，不读书、不看报、不订阅专业杂志。
九曰：文艺赛事中的“官（文化主管）本位”化和“家（专家、学者）本位”化。产生了大量的“调演戏”和供长官、专家欣赏的“晋京戏”、“论证戏”和“案头戏”。此现象尤应引起人们的注意，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开放，我国戏曲艺术亦面临着与市场和世界舞台接轨的严峻考验。那么我们的戏曲艺术的生产是继续坚守面向“夺奖”呢？还是应以适应时代需要而改变为面向“市场”？这应是十分引人思考的问题。我国在县、市、省乃至全国所举行的戏剧“调演”、“大赛”，复加起来可能已是成百上千，赛中获奖的“优秀剧目”和“精品剧目”更是多如牛毛雪片，然而保留在舞台上的又有几台呢？
十曰：戏曲批评中的误导和吹捧风，严重削弱了理论批评的严肃性、公正性和权威性，戏曲评论完全变成了吹捧演员、导演、编剧的“花边文学”，批评家自己上自己的招牌。。当代戏曲倡扬“戏改”，但似乎只要“改”了就好，只要新就好，把“改”=“新”与“好”划等号。这是误导。
总之，由于当代戏曲艺术界存在有上述的种种弊端，导致这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艺术品种的个性淡化、异化，甚至是泯灭，因而更失去了原来麋集在她周围的大量观众。现在戏曲圈内许多人大谈“改革”，大谈艺术“多元化”，塾不知这种“多元化”的前提和“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即是：强化该品种的艺术个性。没有了“个性”，还奢谈什么“多元”？
（编辑：刘苗）
（原载北京文艺网）
白水原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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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襄阳斥资百万元建郭靖黄蓉雕像
星期五 八月 03, 2012 7:30 am
郭靖、黄蓉是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家喻户晓的人物。近日，襄阳传出将以该小说中“襄阳大战”故事人物为原型建造郭靖黄蓉“射雕情缘”像，一时在网上引发热烈讨论。
网络热帖
襄阳古城将为郭靖黄蓉雕像
7月24日，网友“杨潇同学”发了一条简短的微博：“小北门广场要建射雕雕像吗？”该微博还附有一张射雕的人像雕塑照片。此微博一经发出，便成为热门话题，网友纷纷评论，“求真相”的声音一直未停，还有些网友怀疑这是一条假消息。
之后，由这条微博消息引起的连锁反应不断放大，除了襄阳市民对此兴趣颇高，许多武侠迷也热议不断。
确有其事雕像名“射雕情缘”
东方网记者随后联系到该网友，对方称他是在一份杂志上看到了这个消息，并配有照片，出于好奇就拍了下来，发到微博上。
记者随后从襄阳市文化旅游和新闻出版局、襄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施工单位等方面，证实了襄阳市襄城区小北门广场的确要设立射雕情侣雕像，预计8月底落成。
据了解，郭靖黄蓉雕像为襄阳市汉江旅游风光带夜景亮化工程的人文景观之一，雕像名为“射雕情缘”，总耗资100万元，主要以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襄阳大战”的故事人物为原型，力图展现一种文化魅力。建成之后，该雕像将成为襄阳的又一文化名片。
根据襄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建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雕像大致情况为：底座是6米×6米，雕塑高4米，采用铜铸内发光技术，目前雕塑正在制作过程中，预计在今年10月诸葛亮文化节之前，展现在市民面前。
该消息被证实以后，立即引来网友们有关“射雕情缘”应以什么人物形象为模本塑像，造像的意图，以及城市雕塑题材选择等方面的热议。
热议1：
形象模糊？反对方：好纠结，像谁都行？
18岁的大学女生小璨是一个武侠迷，从小学六年级就开始读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来自安徽、在武汉读书的她听说这个消息以后，感到困惑的是，“神雕侠侣”的长相，到底像老版电视剧的演员呢，还是该像新版的演员？
小璨说，“做成演员的模样吧，恐怕别人要告你侵犯肖像权；根据文字描写吧，随意性又太大。”
热议2：
意图不明？反对方：不支持虚拟人物
网友“远景”调侃道，此举和山东阳谷县、临清市两地以及安徽黄山市都纷纷举起“西门庆故里”的招牌争抢不息，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1253986246”表示：“弘扬襄阳文化不一定要用虚拟的小说人物吧，不支持。”
更有网友调侃道，建一个“射雕情缘”的郭靖黄蓉完美情侣雕像，又不知会引来多少小情侣前来“朝拜”。
网友“淡爱”说：小北门码头代表的是襄阳“南船北马”的交通枢纽，郭靖黄蓉不能代表这个含义。
热议3：
城雕依据？反对方：城雕应符合史实
网友“fanhui1211”说：“小说里的人物建到襄阳古城当看点不是不伦不类吗？”
武汉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家申万里教授也表达了不同意见，在襄阳古城建郭靖黄蓉雕像，在历史文化上明显不符合史实，如果传播效应不断扩大，反而有传播错误知识的可能。
申万里表示，“将一个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事件放在一起不妥当，容易误导当下的年轻人。要说同时期守襄阳城，南宋名将吕文焕，倒是在元宋襄阳之战中，与蒙古军队相持五年，最终城内兵尽粮绝。建个吕文焕的雕像在历史真实上还说得过去。”
支持方：雕像只是精神符号
有网友提出参考性意见，中国古代的许多真实历史人物，比如孔子、老子，甚至一些皇帝，包括襄阳当地的诸葛亮，那时候也没有照片，也都没有完全准确的长相参考，还不是雕像立得到处都是，受世人膜拜，立雕像本质上传递的是一种精神。
据建设方说，将以小说里的人物故事作为雕像的意境基础。
支持方：为旅游打武侠牌
在一个名为“孔明论坛”的襄阳当地网络论坛，参与讨论的近百名网友，大多数持支持态度。许多人认为襄阳是一个文明古城，历史上的诸葛亮和小说里的郭靖都让襄阳名扬海内外。襄阳长期打“三国”牌，成绩显著，这次建大侠雕像，打“武侠”牌，也未尝不可，这对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提升城市知名度、促进旅游业发展，很有好处。
襄阳市文物局副研究员毕克忠认为，无论是真实历史，还是虚构武侠小说，借金庸之笔为襄阳造势，对于弘扬襄阳的历史文化、提升襄阳的知名度是有利的。
支持方：国外早有传说入城雕
有网友说，在国际旅游地图中，用无法确切证实的事件或人、物形象，来提升城市的文化知名度古来就有，如尼斯湖水怪和丹麦美人鱼。
网友“chillmen”说：“丹麦的美人鱼不也是童话里面的人物？平时放在海边，也是著名景点。世博会还专程搬到上海展览。我们自己做为什么不可以呢？”
毕克忠认为，虽然郭靖黄蓉是虚构人物，但在我国历史上却有一位名将与襄阳有关系，他叫郭敬。据史料记载，公元330年，后赵荆州监军郭敬奉命攻打东晋重镇襄阳，守军皆为精兵强将，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郭敬巧设妙计，轻取襄阳。
原贴东方网，http://www.tugan.co.uk/Tugan/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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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奥斯卡：十年电影梦的反思
星期四 八月 02, 2012 6:26 pm
《文学报》，2011年11月3日
近日，“申奥”一词又再度热起，颇像霸王登台，令人惊愕，但它指的不是奥运会，而是被视为电影最高荣誉的奥斯卡奖。这个词同时被电影界与观众默契地传播，从未有过的自信和迫切也被点燃，不得不让我们思考，“申奥”一词的分量和它背后的产业之重。
9月23日中午，首都电影院开始点映张艺谋的新片《金陵十三钗》，这部原定于12月16日公映的新片在短短一小时内售完一周点映票。很快，这则消息迅速传开，制片方出面宣布，《金陵十三钗》的点映启动意味着它冲击明年2月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流程正式开始，而它面对的首轮挑战就是入围竞争。
中国文化产业里，对两个奖项是极具焦虑的，一个是文学的诺贝尔奖，另一个是电影的奥斯卡奖。原因很简单，这两个奖项代表了文化战略国际化的最高声誉，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关注和产业升级。
产业将希望交给了类型大片，而类型大片则继续把希望放在角逐奖项身上。奥斯卡奖的确有它优势和追求，但它不会因为你效仿好莱坞标准而受特别青睐。面对奥斯卡，我们的电影产业需要什么样的心态是很重要的，我们是真的自信还是不自信？我们的产业是否应有自己的立场？在冲击奥斯卡这个现象上，我们还有许多疑问和反思。
投资的浮夸
奥斯卡奖对于外语片的要求偏重于艺术质量和人文特质，历史上几部获奖影片如《天堂电影院》、《伪钞制造者》、《入殓师》等都是此类影片，《卧虎藏龙》是第一部获奖的武侠类影片，看中的也是其“悲剧式的中国武侠精神”。那么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大多数获奖影片会是欧洲电影，特别是获奖13次的意大利和12次的法国，它们分别是两次著名世界电影审美伦理革命———“新现实主义电影”和“新浪潮”———的发源地。但这并不能说外语片奖视野过窄，在它诸多获奖片及入围片里，我们也能看到解密、战争、罪案等各种商业片类型。
在此反观我们的电影，就能看出一些不同来。是不是投资越大，越能出产好电影？这个问题已经有点老生常谈了，有关电影产业投资泡沫的批评已并不少见。大环境走向巨资热钱的投入和产业资源的联合，许多投资者即便知道未必能收回成本，制片方即便知道出来的是烂片，但他们仍然要这么去做，求的无非是产业内的话语权和资源集聚，一次失败能换来下一次投资，一部烂片能换来更多热钱，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急剧膨胀的产业“怪圈”了。
当我们看到一次次成本纪录被打破，以及赢得骂声越来越多的片子时，我们有理由质疑产业的诚意、产业的智力。也有足够的担心，超出民众想象的投资组成，是否是在对其它产业的“釜底抽薪”。
观念的落寞
电影的类型细化只是第一步，并不是说给一部影片贴上战争、动作等标签就完事了，认为是与世界主流接上了头。一部贴上史诗、战争或者历史的电影，是否具有真正现代的历史观和战争观？
这个问题是整体国产电影表现最隐蔽也是最关键的地方，战争大片或者历史大片的“大”是否仅仅大在其投资、特效上？拿这种“大”去拼国际市场，谁会瞧得上眼？谁会尊重中国电影？
固执于陈旧的历史观、战争观、伦理观，甚至迎合市场大众，时间一长，观众就认为电影很“俗套”，和自己是处于一个层面在想问题，换言之，看电影只需要看特效就够了，不需要看内容。这种“新瓶装旧酒”的现象成为了主流。这更反映出我们电影的观念是否能够与世界分享？我们是否有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演绎答案？观念的偏执也让剧本意义变得边缘化。国产电影在十年前可以说还很重视剧本的质量，与知名小说家合作，并且很少篡改原著精神。但近十年来，导演们纷纷转型并且将商业与思想对立起来，甚至颇有自信的对原著大刀阔斧，来个模式化的结尾，惹得作者跳出来声明电影与小说内容无关。十年来，观众看到了大片时代的资本增长和主体稚嫩，也看到了产业团队缺乏的自省意识，以及掌握大片之“大”的能力。
类型的游离
十年大片时代同时也是类型片逐渐被重视的过程。整个电影产业有意识的开始研究欧美电影产业的类型问题，但我们的产业有个急功近利的习惯，研究类型片不是去专注于某个类型内在的发展演变，而是关注哪个类型比较热门，然后一窝风地去尝试。于是我们常看到一部新片上映，导演出来说这是第一次执导这个类型的电影，并以此为宣传亮点，让观众觉得这是“创新”。
艺术心理有个普遍特点就是，不情愿被类型化。当导演不明白如何在自己擅长的类型里借鉴加入别的类型元素时，
只能跨类型去尝试，是好是坏毫无把握，我们看到许多颇有成就的导演开始拍自己不熟悉的类型片，迎合投资人的要求和市场的热门，长远来看是在赌气、赌博。
此外，我们还没明白类型片的核心问题，类型片的类型归根到底不是画面特效的分类，不是场景的区别，而是类型故事的分类。在今天把一个故事拍好，或者说包装好，似乎变难了，因为电影整体追求的是视觉效果，以为这是好莱坞电影的成功所在。这个看法是本末倒置，如果《盗梦空间》没有爱情故事的线索，那它整体就不会成立，如果《阿凡达》脱离一个优秀的英雄故事叙事，那它也无法收获口碑和票房双赢。
究竟什么是类型片？类型故事又处于什么地位？自己熟悉的类型是否还有很多新意未被发掘？比如类型的主次兼并、反类型的叙事，这些都是值得产业深思的大问题，或许更关系电影未来的“命脉”。
上述问题只是电影产业暴露出的众多问题的代表。当我们把目光从奥斯卡奖转移到国内产业的发展，便轻易看到问题的所在。十年电影梦的空白，这个事实的确惨烈，但电影人的理想则表现更为盲目，我们对好莱坞模式的研究和理解仍处于表面，在这个追逐里我们甚至毫无自己的核心理念。浮华背后，电影产业的未来在哪里？
许多业内人士喜欢把问题推给机制，高谈阔论而胡说八道；我们的电影评论也不够狠，过于纵容，但观众的耐心和宽容已经见底了。在这个大部分市场化的产业里，众人的意愿就是产业的意愿，只有大家放弃了争取和改变，只关注自己脚下那点事，那么我们只能说，活该。
谁也逃不掉。这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最后，本文并不意在《金陵十三钗》是否能最终获奖，它作为一个引子，让我们寻找问题。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每年的入围提名都有中国电影出现，入围意味着持续不断克服缺陷的努力，意味着产业整体的良性发展，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再为了“多年一搏”而大悲大喜。
文/申振
《文学报》，2011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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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狮奖”获奖作品《人山人海》：不遮掩，很底层
星期四 八月 02, 2012 2:18 pm
8月3日，由蔡尚君执导，陈建斌、陶虹、吴秀波主演，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人山人海》将在全国公映。在7、8两月的“国产片保护月”中，《画皮2》、《搜索》等“中国式商业大片”占据着票房优势，如今，《人山人海》这类现实主义题材影片逆势而上，在众多“中国式大片”中寻求突围。
《人山人海》号称第一部“中国公路复仇片”，导演蔡尚君凭借该片获得去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狮奖”。对于票房，蔡尚君期待如片名一样出现“人山人海”的盛况，他表示，“小芝麻榨大油”的情况很少，但此前小成本电影《桃姐》所创造的票房奇迹给了他信心，并且影片所处的档期也很好。
争议题材最终过审
《人山人海》改编自真实事件：在贵州六盘水猴儿关乡，六兄弟中的六弟遭遇抢劫杀害，凶手逃离，当地警方迟迟没有有效行动，其他五兄弟历时一年零四十八天，骑着摩托车追遍大半个中国，将凶手捉拿归案。
在电影中，五兄弟被简化成一人，由陈建斌饰演的老铁独自上演“千里追凶”，而凶手则由吴秀波扮演。影片以老铁追凶为主线，穿插情感、矛盾、生活等内容，展现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及其经历，同时折射出一些社会现实。
作为一个复仇故事，《人山人海》的题材颇具话题性和争议性，由于涉及犯罪、复仇、真实事件改编等元素，该片的国内上映过程坎坷不断，但最终通过审查。
去年，在第6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人山人海》PK掉包括华语片《桃姐》、《赛德克·巴莱》、《夺命金》等在内的影片，获得最佳导演“银狮奖”，这是继1991年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后，中国电影第二次捧得这一奖项。“评委会为之深深打动，电影为我们展现了从未见过的世界。”美国导演达伦·阿伦诺夫斯基在授奖词中说。
电影是变形的镜子
陈建斌饰演的电视剧角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人山人海》是其为数不多的电影作品。转战大银幕让他觉得，电影像一口深井，有有价值的宝藏。对于此次饰演农民，陈建斌称是对自己的回归，“七岁前我就和外公外婆住在农村，我也是农民的后代。”
陈建斌饰演的老铁在追凶途中历经了背叛、欺诈与情感挣扎，最后虽找到凶手，自己也陷入绝境。他说，之所以选择这个剧本，是因为认同故事中的人及其处境，可以与之合二为一。陈建斌还认为，老铁是自己最该演的角色，他被强烈的爱恨包裹着，但由于他的沉默，喜怒都不表现出来，只是像木头和石头那样承受着，“我希望去呈现他完整的内心世界，呈现他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说到影片的定位时，陈建斌表示：“电影、电视都是反射生活的镜子，电影是变形的、放大的、望远的、显微的镜子，电视是平镜。”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李云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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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旭彬：子虚乌有的“苏联逼债”
星期三 八月 01, 2012 10:52 am
“苏联逼债”是一个长期在中国民间流传的历史谎言。在中苏交恶的那些年岁，它一度被底层民众视为国家经济苦难的主因之一，成为激发底层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的绝佳武器。
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能够证实“苏联逼债”的存在；官方事实上也从未正式谴责过“苏联逼债”。
“苏联逼债”的历史谣言可以休矣
不但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没有只言片语提及“苏联逼债”；就连70年代《人民日报》大肆渲染苏联如何向发展中国家“无情逼债”之际，也从不见有只言片语提到其曾对中国逼债；但这个历史谎言却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
大跃进导致经济恶化，使中国无法履行对苏贸易合同，是对苏欠债的主因
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主要是军事武器装备进口所致。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同斯大林议定的为数3亿美元的苏联对华第一笔贷款中，就有一半属于攻台急需的海军装备订货。朝鲜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急需大量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经与苏联协商，决定这笔军备由中苏双方“共同负担”，即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中共建政伊始，财政尚无力立即支付这样一笔巨款，于是在1950年11月，由周恩来出面同苏联代表签订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
朝战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少量武器属于特殊原因下的无偿援助外，绝大部分装备都是由苏联半价提供的。中国因此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给中国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
第二笔重大对苏债务，是中国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华的用于基础工业设施建设的大量机器设备。与之签的军火欠债需要用贷款支付有所不同，这些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的方式偿付，即苏联向中国提供机器设备的援助，中国则需要向苏联提供其急需的农副产品乃至矿产原料的援助。但自1958年“大跃进”之后，中国各种农副业产品的产量大幅度走低，已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遂又欠下25亿卢布的债务。
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而在1960年之前，中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出现经济困难前后，尚欠苏联总计23亿元人民币的债务。
官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说得很清楚，苏联没有对中国逼债
那么，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有没有利用这23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对中国进行逼债压迫呢？
答案是没有。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详细讲述了此一时期中苏“在经济领域的斗争与合作”，其中没有半个字提及“苏联逼债”。据该书说：
“苏联撤走专家后，许多过去苏联承诺的援助项目已经难以兑现。在贸易领域，也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中国方面……向苏联方面提出了交涉。1960年10 月31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主管经济、贸易的参赞，也提交一份口头声明。声明表示：中国由于遇到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专家，出现了暂时困难，需对出口计划进行调整。声明说：从1960年起，中苏贸易中出现了不平衡状况，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造成支付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方遇到自然灾害，货源短缺，另一方面是由于苏联方面对中方提出的补充出口货单采取消极态度，不接受或少接受中方提供的补充出口货物。苏联不断地在合同之外向中国发货，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声明还说：对于中国迫切需要的商品，例如汽油、卡车，苏联以平衡为借口，不同意供应。有鉴于上述各点，中国方面正式通知苏联方面：一、中国方面有些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出口合同，今年履行不了，留待以后履行；二、中方已向苏方提出的订货单，都要收回，重新考虑；三、对过去苏联的贷款，中方仍将按照有关协定，在1961年至1965年期间还清本息；四、在贸易方面，中方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五、 1961年中苏贸易额肯定将少于1960年，具体进出口金额，要待调整计划完成后才能同苏方谈判。”
“……由于1960年年底中苏关系有所缓解，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度过困难。3月8日，周恩来答复赫鲁晓夫：先接受50万吨蔗糖，至于100万吨粮食，可作后备。是否借用，以后再作决定(后来未用)。1961年春，中国政府派出经济、科技代表团，同苏联相应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谈判进展比较顺利。4月，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09月第1版）
中国在1965年主动提前还完苏联债务
在苏联同中国签订分期付款、不计利息的同时，1961年的中国的外交政治也进入了“全面反修”阶段。同时，考虑到对苏联欠债不利于与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舞台上争夺领袖地位，中国政府主动决定加速对苏还款——不接受苏联提供的优惠粮食援助，而选择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作为粮食进口对象，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终于在1965年，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到1969年，不但没了外债，连内债也没了，当年5月11日，《人民日报》颇为自豪地宣布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那么，“苏联逼债”的传言又是怎么出现的呢？或许可以追溯到1960年。当时，中国方面向苏联口头提出“在贸易方面，中方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时，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于当年12月17日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曾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这一事实在当日受到媒体的渲染，而稍后苏联方面主动提出援助中国粮食和蔗糖以及对中国欠款不收利息一事，虽然也经过了媒体的报道，但进入“全面反修”时期之后，后者在民间的宣传和传播，显然已经成为一种禁忌，而前者虽然并不能代表苏联政府的真实立场，但却很自然地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苏联逼债”说由此在中国民间泛滥成灾。0
六、七十年代的官方媒体从来都没有提过“苏联逼债”问题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中苏交恶期间，官方论战颇多。不过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逼债”一事”。当然，《人民日报》确实屡次谴责苏联向其他发展中国家逼债，如1976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文章，直斥《苏联讨债逼债何其狠毒》，但这篇两千字的文章，反复批判了苏联向埃及“逼债”的罪恶，却并无一字提及苏联曾对中国“逼债”，连一字半语的影射都没有。
再如，1973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署名为“新华社记者述评”的文章《是援助，还是控制和掠夺？》的文章，猛烈批判“苏修通过贷款、贸易和要受援国还债的规定，越来越多地攫取亚非拉国家的重要资源”；谴责“苏修不管受援国出现的困难，经常以债主的身分进行逼债，强调必须‘按时偿还’。这使一些国家债台高筑，旧债未清又借新债”。但有意思的是，整篇文章近四千字，却无一字提及苏联对中国的“逼债”。在中苏彻底交恶时期，作为官方喉舌的《人民日报》对“苏联向中国逼债”一事如此缄默，显然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
困难时期，中国每年对苏还债数额远不及每年主动援外费用数额
虽然苏联没有对中国逼债，但困难时期，中国确实是在向苏联还债，则是毋庸置疑的。但若要说这种还债，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则同样不是事实。
中国对苏联的还债高峰期在1959年至1964年，正值国内经济最困难阶段。但中国这一时期平均每年还债数额仅为10亿元人民币，而这一时期每年国家财政支出平均在400亿元人民币以上，还债款额仅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1/40而已，尚不及同期中国援外的费用多。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中苏关系紧张之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后，援外支出远远超过了偿债支出。1967年我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以越南为例：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1972年中越签订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的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 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每年对苏还债数额显然无法与上述这些主动援外数据相比。
结语
历史学者、中苏关系史专家沈志华教授说：“（1965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中国人民当时的骄傲和喜悦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同时也表明，对于如何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利用外资，‘借鸡下蛋’的道理，中国领导人当时尚未参悟。至于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笔者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子虚乌有的“苏联逼债说”，可以休矣。
来源: 腾讯历史频道2012年0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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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艺术张力下的叙事技巧——论故事片《红色娘子军》中的爱情
星期二 七月 31, 2012 5:10 pm
摘要：在《红色娘子军》的原创剧本中，不仅爱情线索明显，有关爱情的内容也成了电影内容的主体部分之一。谢晋开始也坚持把爱情线索作为电影叙事的主线之一。但由于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约束，在有关领导和部门对剧本和影片进行的审查过程中，有关爱情描写的内容基本上全被删除了。电影生产过程中的政治因素与艺术追求之间形成很强的张力。但在这部影片的创作过程中，编导通过丰富的爱情话语成功地使电影形成了一条潜在的爱情线索。因此，影片公映后，不仅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肯定。虽然权威历史话语把该影片评说为一个英雄成长的故事。但当时的观众仍然把电影中的爱情当做主要话题来谈论。即使是今天，我们从电影中仍然可以看见潜在的爱情线索和丰富的爱情话语。
关键词：政治；艺术 ；《红色娘子军》；线索；谢晋；张力
由于选取的是革命历史题材，讲述的是一个女英雄的成长经历，能否处理好电影中关于两位主角——吴琼花和洪常青——之间爱情的内容是故事片《红色娘子军》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梁信的原创剧本中，不仅爱情线索明显，有关爱情的内容也成了电影叙事的主体部分之一。谢晋开始也坚持把爱情线索作为电影叙述的主线。但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干扰和文化环境的约束，在有关领导和部门对剧本和影片的审查过程中，有关爱情描写的内容基本上全被删除了。谢晋在《导演阐述》和《〈红色娘子军〉导演创作札记》中也没有提到关于吴琼花和洪常青之间爱情的内容。但电影公映后，当时的观众仍然把电影中的爱情当做主要话题来谈论。即使是今天，我们从电影中仍然可以看见潜在的爱情线索和丰富的爱情话语。因为“当初编剧同时为几条线设计的几场戏……这一切场景、人物、道具都是根据统一构思安排的。”[1](248)有关两位主人公爱情的内容与其它内容已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有关爱情的内容不仅无法全部删除，其爱情线索也还潜在于电影之中。
一、爱情的产生
电影《红色娘子军》是当时众多叙述革命历史的艺术作品中较成功的电影作品之一。电影的主要内容是讲述吴琼花在共产党员洪常青的引导下如何由一个女奴成长成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经过。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剧本和电影在接受审查的过程中，有关爱情的内容基本上全被删除。但电影内容本身和电影艺术的基本要求决定了这个电影在叙事过程中无法回避与爱情有关的镜头和语言，编导也有意无意地使电影保留了一条潜在的爱情线索。
电影中故事的主线是一条讲述英雄成长过程的政治性线索，即女奴吴琼花被洪常青救出南府并参加了红军──吴琼花怀着感恩和崇敬在洪常青帮助下不断成长 ──吴琼花成长为洪常青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和共产党员──洪常青牺牲后，吴琼花为洪常青报仇并继承了洪常青的革命事业。但在情感关系上，二人之间也存在着这样一条潜在线索：洪常青同情吴琼花并设计救出她，吴琼花对洪常青怀着感激的心情——两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二人之间的感情逐渐加深并产生爱情——洪常青为了掩护吴琼花而牺牲——吴琼花继承了洪常青的事业并为他报仇。这条潜在的爱情线索自始至终存在于电影之中。有许多画面、语言、场面和情节都证明了这条爱情线索的存在。
故事开始时，洪常青把吴琼花救出南府。二人在分界岭要分别。当吴琼花要走时，洪常青担心地说：“我怕你一个女儿家……你家在哪里？”于是，吴琼花不由自主地对洪常青讲出了自己的身世。然而，她讲着讲着又忽然意识到自己不能对一个陌生同龄男人毫无保留地坦露自己的全部思想感情，于是她说：“唉！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吴琼花一生中第一次遇到一个真诚关心她的男人，一个可以倾吐自己心声的人。洪常青关心她，她也希望获得洪常青的关心。因此，当洪常青再问她： “你叫什么名字？”时，她第一次露出了微笑，并轻轻地说出自己的名字，表现出了一个少女应有的含蓄与羞涩。临别时，洪常青给了吴琼花四个银毫子。吴琼花久久地望着常青，珍重地在胸前擦了擦手接过四个银毫子。她想说些什么又找不出适当的话语，只好对洪常青深深地一鞠躬。祝希娟在谈到自己对这一段内容的理解和表演时说，吴琼花对洪常青是“由信任发展到感激，在琼花苦难的一生中从没人这样关心她，把她当人看。出于由衷的感激，她把真诚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华侨的脸上，眼眶不知不觉浮上一层层的泪水。”[2](312)
这是两个主人公第一次真诚面对面时候的情景场面。洪常青提醒吴琼花“你一个女儿家”时，不仅唤醒了琼花的性别意识，也说明了他潜意识里救她的原因。当他问“你的家在哪里？”时，也是希望她拥有一个家的意思。洪常青对待吴琼花的态度是善意而热情的。我们可以从理性的政治层面上来读解，也可以从感性的情感意义上来读解。最关键的是琼花的反应。吴琼花的反应可以让观众联想到的不仅仅是感激，还有羞涩，是少女的身份被指认之后特有的羞涩，是青年男女对异性心有所动的本能反应。显然，初次相遇对吴琼花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洪常青留给她的四个银毫子是给她应急的费用，但也相当于爱情的信物。同样，对洪常青来说，两人的初次见面也是难以忘怀。所以，当他得知娘子军就要宣布成立时，也不由自主地说：“明天一早……那个叫琼花的能赶得上！”因此，分界岭别离及以后彼此之间的牵挂是爱情发生的前提，也是爱情的萌芽。这是整个电影爱情线索的开始。在政治与艺术之间的张力作用下，虽然其中明显的爱情话语不多，但导演却通过角色对白中的潜台词和演员的表演赋予许多画面和镜头以丰富的情感意味。爱情线索从这里开始凸显出来。
二、爱情的发展
吴琼花参加红军后，在与洪常青的交往中，两人的感情逐步加深。特别是吴琼花，有时掩饰不住自己对洪常青的爱慕之情。她在第一次执行侦查任务时违犯了纪律被关了禁闭。在禁闭室里，她与红莲谈起洪常青。红莲说：“论年头算，人家常青书记入伍才两年，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琼花一边摸数着那四个银毫子躺下，一边说：“那怎么能这样说呢……”大特写镜头中的吴琼花陷入了想象与沉思。过了一会儿，琼花又说：“你说，常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红莲看出吴琼花的心思，她接过话题追问道：“真是什么？”这是闺中女友引诱对方谈起爱情秘密的常规问句。红莲显然意在让吴琼花谈谈情感话题。但琼花掩饰了自己真实思想，她不谈情感，而谈起了工作：“常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常青书记处分你，还叫你心服口服……”…… 琼花虽然说的是日常工作，但她却一边说，一边摸数着爱情的信物——四个银毫子，不仅语气有些嗔怪味道，表情也是羞涩和幸福的。这是心中有了爱情女性的惯常动作和表情。“常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这句话不仅蕴含着大量未能说出的话语，也表明琼花在心目中为洪常青保留出来的一块不同于其他人的位置。四个银毫子本来就是贯穿在吴琼花和洪常青之间的爱情信物。她在摸数着四个银毫子的时候，眼里流露出的也是幸福、神往的光芒。
禁闭室姐妹谈心是电影中少数明显的爱情场面之一。扮演吴琼花的祝希娟也认为此时的“琼花甚至在内心深处产生了爱情。”[2](317)她的表演当然也是如此。至于为什么要表达二人之间的爱情，因为：“琼花是个热情奔放、爱憎分明的姑娘，她恨则把你恨入骨髓，爱则把你铭刻心间，即使她对常青产生了爱情，也并不偶然，而是合情合理的。”[2](315)但在电影中，由于政治因素的无形干扰，琼花回避了红莲的情感话题，转而讲到常青书记会处分人。也是因为受当时政治文化环境的约束，导演也不敢过多表达明显的爱情话语。但我们仍然能看出来吴琼花与洪常青感情之间爱情的发展和爱情线索的继续存在并借助导演的叙事技巧在此得以再次凸显。
三、爱情的高潮
电影中潜在的爱情线索最明显地被凸显出来是在二人在分界岭再次相遇的场面中。吴琼花在追击南霸天时受伤住院，出院时在分界岭遇到洪常青。于是，两人心照不宣地坐下交谈起来。琼花坐在石头上，从头上将帽子抓下来当扇子，而洪常青，则将斗笠拿在手上当扇子，两人不约而同地扇着。琼花看看四周的环境，感触颇深地说：“又路过这儿了！”洪常青说：“是啊，去年从南霸天家里出来。”琼花说：“那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洪常青说：“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样了。”琼花说：“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洪常青看着琼花。琼花抬头看常青不知说什么好，顿了一下说：“……有意思……”
按照编导的设计，“以上就是为他们安排的，心照不宣的‘爱情的发生’”。[1](244)其实，爱情早已发生。但以前只是从吴琼花单方面来表现的。这次相遇是从双方互动交流的角度来表现二人之间的爱情。祝希娟在谈到自己的表演时也说：“这时，在琼花的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模糊的感情，是感激，也是爱。” [2](315)我们从影片中也确实看到了，对于当时的文化环境和观众对爱情的理解来说，这是明显的爱情场面。这个场面不是电影故事情节发展的高潮，但却是爱情话语最丰富的场面。是吴琼花与洪常青爱情发展的高潮。
吴琼花与洪常青二人之间爱情在分界岭再次相遇时发展到高潮，不仅符合吴琼花的性格逻辑，也符合二人的情感逻辑。吴琼花的性格，是以“野”为特点的。而这时候，她一点“野”的气息也没有了。是什么改变了她？影片的表层政治话语解释是党的事业让琼花不再“野”了，是她触犯侦察纪律所造成的后果让她不再 “野”了。但这样理解并不全面。侦察纪律是一种外在的约束，而“野”或者“不野”是一个人的情感状况。从电影的深层话语来看，吴琼花性格的转变是因为心中产生了爱情。只有爱情可以让一个“野”的女孩子变得温柔善感。从两个人之间的情感逻辑来看。自从分界岭别离后，两个人都再也无法忘记对方。成为战友与同志后，两个人的感情不断增加。特别是吴琼花对洪常青的爱情发展得很快。这次旧地重逢，两人内心深处都是十分激动。虽然双方都在全力抑制自己的感情，但我们还是从他们的话语的潜台词、表情和动作中可以看出丰富的爱情话语。
由于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约束，电影在叙事时不能使用明显的表达爱情的语言。但导演用含蓄的对话，浪漫的环境，演员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来丰富爱情话语，表达两人之间的爱情。琼花说“又”路过这儿了，说明她一直没有忘记两人第一次的相遇，说明她心中此时的无限感触。“你知道”，不仅说出了保留在琼花心中爱情的痕迹，也同时透露出她希望洪常青理解自己此时心情的渴望。“可真……有意思……”如果这时候琼花心里想的也是苏区的扩大，她应该用更明确的字眼来表达。革命事业的如火如荼、日新月异，如何能含糊不清地说“有意思”呢？这说明吴琼花已经感觉到了爱情给她带来的幸福，她有很多话说，但又不知道怎么说。 “可真有意思”不仅表达了琼花自己心中已有爱情的美好，而且表达了她对未来爱情的憧憬。但接着两人没有继续交谈下去，而是并肩走到桥上，一起去看地图而转入了政治话题。这里虽然没有明确的表达爱情的对白，两人的情感话语也没有深入下去。但已经足以表达两人之间，特别是琼花对于洪常青的爱了。因为爱是难以言说的，是顾左右而言它的，所以既可以是说不明白的，也可以是有意思的。当吴琼花与洪常青来到地图前谈心时，吴琼花说：“嘿，你真会开导人啊！”洪常青笑着走到圆桌边去剖椰子，吴琼花又说：“别笑，我是诚心诚意！”她说着去翻书架上的书“我真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看这么多书，这么大的学问!”洪常青开始谈自己的身世。这时，两个人虽然说的没有情话，但这实际上就是两个恋人冷静下来后无拘无束地交流。这恰恰说明了二人的关系已经没有任何隔阂了。所以说，分界岭再次相遇这个情节是吴琼花与洪常青爱情发展的高潮。
四、爱情的转化
分界岭再次相遇的情节之后，电影中很少再有凸显爱情线索的场面。因为吴琼花与洪常青的爱情高潮已经过去。不仅他们两人对待彼此之间的爱情已经心照不宣，其她女兵对他们二人的特殊关系也给予了默认。电影很少再出现专门表达两人爱情的镜头，电影对爱情线索的表达也隐藏在其它镜头和场面的背后，只是潜在于吴琼花成长为共产党员，只到最后代替牺牲的洪常青的过程中。两人的感情交流也转化为日常工作和共同的战斗。这期间，红莲与阿贵结婚的场面中存在着一些表达两人感情交流的画面。发展到最后，最明显的表达两人之间爱情的情节就是战场诀别。洪常青为了掩护主力撤退，也是为了掩护吴琼花撤退而留下阻击敌人。两人虽然知道再见面的可能性不大，但仍然抱有希望。特别是吴琼花，对再见的希望十分真诚。所以，临别时她拿出那四个银毫子说：“如果被敌人割断，就作为我第一次党费！”这个情节的表层意义是政治性的交党费行为。但从深层的爱情话语和潜在的爱情线索来讲，这种做法是一种真诚的爱的表白，也是一种鼓励和暗示。洪常青牺牲后，吴琼花在整理洪常青的遗物时又发现并珍藏起那四个银毫子。从电影潜在的爱情线索来看，这意味着洪常青虽然牺牲了，但他们之间的爱情却是永恒的。吴琼花继承了洪常青的理想和革命事业，并把对洪常青的爱转化成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的爱。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红色娘子军》中存在着一条潜在的属于那个时代的爱情线索。虽然吴琼花与洪长青始终保持着一般的同志关系，尽管二人相处时更多谈论的是革命话题，与个人私情似乎相距千里。可从影片中一系列情节的设置和丰富的爱情话语中还是可以看出两人感情发展的线索：洪常青同情吴琼花并设计救出她，吴琼花对洪常青怀着感激的心情——两人成为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二人之间的感情逐渐加深并产生爱情——洪常青为了掩护吴琼花牺牲——吴琼花继承了洪常青的事业并为他报了仇。这条线索不仅符合他们两人爱情发展的逻辑，也暗合了一般爱情影片中情感发展的基本逻辑。
因此，笔者认为，《红色娘子军》的编导在自己的艺术观念指导下，按照自己的艺术追求在创作过程中，根据影片人物的情感逻辑和性格逻辑，始终努力为电影设置一条爱情线索，并想方设法表现出来。由于不能直接表现爱情场面，1949年以后的中国电影中的男女角色通常是战友、同志或是党与群众的关系。他们在共同的斗争生活中，建立起了牢固的革命情谊。但这个过程实际上与经典爱情片中情感酝酿的过程是一致的，只不过更为隐含、朦胧而已。《红色娘子军》也是这类影片中的一部，不过相对于同时期的其它影片，《红色娘子军》具有更丰富的爱情审美内涵。虽然由于政治环境的约束和组织审查的删除，电影中的爱情线索不再明显。但这条不明显的爱情线索却歪打正着的正好符合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和观众对爱情的理解和审美需要。这也是《红色娘子军》能成为优秀经典电影的原因之一。
五、编导的爱情观和电影中的爱情线索
总之，无论从电影的内容本身来看，还是从演员的表演，道具的使用，美术设计和音乐效果来看，电影《红色娘子军》中都存在着(对当时的观众来说是明显的，对现在的观众来说是潜在的)一条爱情线索。为什么要在电影的叙事过程中使用一条爱情线索呢？这与编导的爱情观有关。虽然根据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电影应该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生活，但梁信认为，电影“有时也不妨花费一点笔墨，写一写革命史与大跃进中的人物的爱情生活。写一写 ——爱情的真、善、美。”[1](250)编导之所以在剧中穿插两位主人公之间的爱情，不仅是试图表现他们纯真的爱情，爱情是他们战斗生活的一部分，更为主要用意是最后把它运用到常青就义的场面上去。他们想把同志、首长、领路人和爱人的关系融合在一起，加强主人公对阶级敌人不共戴天的仇恨，告诉人们，先烈也深知生命与爱情的可贵，但为了我们的今天，两者皆可牺牲。这种构想也符合当时权威历史话语的要求。另外，他们不仅想创作出符合当时的革命意识和文艺创作主旋律大背景的影片，也想创作出受观众欢迎，具有长久艺术魅力的影片，而爱情话语的表达是最基本的创作需要。应当说，梁信的剧本对吴琼花和洪常青的爱情描写是必要而感人的，谢晋对这些描写也是赞同并赏识的，所以他才接拍这部片子。在导演阐述中，他也表达了与梁信相同的想法，认为“应抒一抒革命的情。‘分界岭分路’表现了常青与琼花关系的变化，‘禁闭室’里姐妹谈心打开了心灵的窗棂。‘路遇’、‘看地图’常青通过讲述身世来启示琼花的这些场面，都应该有诗一样的意境。”[3](259)他在实际拍摄过程中也把爱情线索很明显地叙述出来了。
但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都不允许电影中存在过多的爱情话语。因此，在电影在拍摄过程中，政治与艺术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并自始至终影响着电影的拍摄。虽然编导在创作过程中把爱情线索明显地叙述出来，但剧本和电影在审查过程中，有关爱情的许多内容都被删除了。其实，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违背了编导的创作本意，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也符合了编导的基本要求。因为，电影中的爱情线索和爱情内容已经和其它内容形成了有机的整体，“抽调了这条线，剧本仍然成立。” [1](247)影片也仍然是一部完整的艺术品。也因为“因为结果已见，从影片来看也可以不谈。”[1](248-249)不是不谈，而是可以不直去谈。编导当初设计的很多爱情内容只是电影思想思想内容的一方面。在影片的摄制过程中，电影也可以不设计明显的爱情线索，也不需要太多明显的爱情话语。这是编导思想的另一方面。
梁信和谢晋都是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并在红色革命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文化修养使他们认识到“由于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艺术工作者，在体会生活和作品中的先进人物的思想感情时，常常从不正确的角度去理解，所以往往有‘格格不入’的现象。对一场戏得好恶，有时会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的感情有出入”。[4](268)“中国人民军队在战争年代里，对男女私情的节制是自觉的，也是非常严格的。”[1](243)吴琼花与洪常青之间的爱情是残酷的战争年代具有严格纪律约束的革命同志之间的爱情。他们的爱情不仅要符合一般爱情情感逻辑和性格逻辑，还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既要有利于革命事业，也要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要求。因此，他们原来对电影中爱情内容设计的太多也太直接。电影在审查过程中删除了那些过多的爱情场面并没用完全违背他们的思想观念。观众看到的影片对吴琼花和洪常青之间爱情的表达是含蓄的，间接地。但这样表达使电影更具有艺术的张力，更具有审美的韵味，留给了观众更多的想象空间和再创造空间。因此，《红色娘子军》在电影的生产过程中，虽然遇到许多干扰，有些还明显地违背了导演的创作意愿。但在政治与艺术的张力作用下，电影却歪打正、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它应该表达的爱情话语，使该电影成为当时难得一见的优秀影片。
因此，《红色娘子军》中的爱情线索和爱情话语的成功表达也得益于编导的爱情观。因为编导的文化修养和人生经历使他的爱情观与电影角色需要表达的爱情内容基本符合，才使得该影片的爱情话语得到成功地表达。导演在无奈之中所采用这样情节处理, 既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伦理要求, 又留给观众很多关于美好爱情的自由想象的空间, 从而保留了影片的情感张力和艺术感染力。
六、结语
《红色娘子军》拍摄于1950年代末，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都不允许电影中存在过多的爱情话语。而该片又是一部政治色彩浓烈的革命历史题材。因此，政治因素对电影创作的约束力更大。但该电影又是一个关于女性成长的题材，无法完全回避爱情话题。因此，编剧和导演都极力在电影中设置爱情线索，凸显爱情话语。他们创作时设想洪常青是吴琼花的“良师益友、首长与爱人。”[5]“写她的觉悟与成长，她的人生归宿。”[1](230)因此，电影的政治因素与艺术追求之间形成很强的张力。如果张力向政治因素倾斜，电影就很可能成为一部充满政治话语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宣传教育影片。如果张力向编导的主张倾斜，影片就可能成为与时代环境和观众审美心理极不相符的传奇爱情故事片。但在这部影片的创作过程中，政治与艺术之间的张力恰到好处。因此，影片既符合政治标准，也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编导也成功地表达了自己想表达的爱情话语。成为当时难得的一部艺术水平较高的影片。这些爱情话语的叙述，不仅符合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也达到了编导创作艺术上目的。从观众的角度来看，吴琼花与洪常青的爱情也只能是电影中反映的这样的爱情。
参考文献：
[1]梁信.人物、情节、爱情及其他——红色娘子军文学剧本后记[C],色娘子军—— 从剧本到影片[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
[2]祝希娟.从女奴到战士——我是怎样塑造吴琼花的[C],红色娘子军——从剧本到影片[C],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
[3]谢晋.导演阐述[C],红色娘子军——从剧本到影片[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
[4]谢晋.红色娘子军导演创作札记[C],红色娘子军——从剧本到影片[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
[5]梁信.从生活到创作——吴琼花形象的塑造经过[N],人民日报1961-10-25.
(戏剧研究——国内第一家戏剧研究学术网站)
作者:黄世智 来源:《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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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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