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恢弘历史长剧正在揭幕之际，无疑，我们需要一场关于改革30年的大讨论。总结三十年，反思三十年，甩掉历史包袱，开创改革新局，这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好的纪念，最好的继承，也是我们在历史新关头最重要的使命。）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增长，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衰退。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而作相反的证明倒是轻而易举。（参见秦晖：《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4-5页）“剧变”后的中东欧，经互会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都相近的“前苏联”国家，其转轨经济政策的相差之悬殊实难以用“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基本上拒绝市场化，其经济面貌简直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而爱沙尼亚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如果不考虑政治变革而仅从经济上讲，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如上述的白、爱两国）之差异来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罗斯还是爱沙尼亚，抑或中东欧的任何国家，剧变前后都出现了或长或短的经济衰退。随即它们先后几乎都（除几个发生战乱的国家外）恢复了或强或弱的经济增长，但与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似乎都显逊色。无论有多少水分，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就其增长速度而言，的确是个“奇迹”。于是，如今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评论界，大都认为中东欧人犯了某种错误，而中国人则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的确，从事后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东欧国家犯的错误并不难，但既然无论激进还是渐进、搞不搞所谓休克疗法、左派执政还是右派执政，都经历过衰退，整个中东欧从白俄罗斯到爱沙尼亚（更不用说从土库曼斯坦到前东德）都出现过衰退，那么它们与尚未经历过这种衰退的中国之间的比较，就很难以“休克疗法”是否错误之类的说法来解释。

“走出‘文革’”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进程，如果按通常的说法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历整整30年。而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这样说有其道理。因为1975、1978这两个年份都是他复出掌舵之年。而从实际历史进程来讲，这个说法也有相当的逻辑根据，因为这两个年份都是摆脱“文革”的标志年：1975年是在毛泽东还在世但已渐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邓小平利用实际主政之机“暗渡陈仓” 式地试图摆脱“文革”，但被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政治铁腕所挫败。而1978年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气候下终于战胜坚持毛泽东路线的“凡是派”，使中国真正摆脱了“文革”。所谓改革在其原初意义上就是摆脱“文革”，因此无论以1975年还是以1978年划线，应当都没有什么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但是“摆脱‘文革’”并不等于走向市场经济，尤其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强调的是恢复计划秩序，向如今被认为是“苏联模式”而“文革”时期被谴责为 “修正主义”的那一套靠拢，而根本与市场化背道而驰。人们应当记得，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很长时间，像温州那样在“文革”的混乱中自发出现的市场化苗头，那时都是被当作“四人帮”统治的恶果而受到严厉谴责并成为“整顿”对象的。

而另一方面，“摆脱文革”又决不仅仅是摆脱1966－1976那十年，因为按照薄一波回忆录的叙述，实际上早在1956年否定一长制、实行政工治厂后， “苏联那一套”就在中国吃不开了。改革前中国与苏联虽然都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其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还是颇有区别。在工业方面，这种区别从1956年中国批判“一长制”开始凸显，到大跃进时代出现与“马钢宪法”（当年中国人对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代表的工业体制的称呼）对立的 “鞍钢宪法”，直到后来长期、全面的“反修”。实际上，“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矛盾，除去纯个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或者说是“鞍钢宪法模式”还是“马钢宪法模式”、只讲“政治经济学”还是多少讲点“计划科学”的区别。

众所周知，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教条倾向。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 “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倾向。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包”带有一点“反市场”色彩外，其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取消所谓“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刘少奇、薄一波这些所谓“修正主义者”那时并没有搞市场经济的念头，他们只是想要多一点理性计划经济，少一点大轰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优势是主流。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在改革前的30年里，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东北）有较多理性计划的成分、1962－1964年间又有更弱的“恢复”尝试外，连“八大”到“反右”之间、“四清”到“文革”之间这些一般被认为尚属正常的年月，理性计划亦无力推行。更何况反右、大跃进与“文革”那些年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961－982页）

这一切造成了中国与东欧改革前体制的不同。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革命的结果，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此前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负责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数理经济学或曰“计划科学”已经是主流；中国的“小而全”、山头经济和“三边工程”与苏联的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当然，再“理性”的计划经济，虽然可以做到运筹学与线性规划下投入产出函数的“最优化”，却无法适应每个人千变万化的消费偏好；虽然可以做到静态的“计划均衡”，在极端的“分配经济”中甚至可以消除市场试错过程中难免的过剩与不足交相波动，但却无法拥有动态均衡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创新激励；虽然在实物指标上它可以很有“效率”地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在以可感知福利为基础的效用增益效率方面却远不如市场经济。而最根本的，正如布哈林当年所说：计划经济“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何止“劳动自由”，在无视个人偏好的情况下“消费者主权”不复存在，个人成为整体机器上的“螺丝钉”，劳动、消费乃至整个生活以至思想，在逻辑上都有被“计划”的趋势，在这一点上“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胡闹并无本质区别。而这后果远比科尔奈讲的“软预算约束”要严重。（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126页）

“乔厂长”比“普隆恰托夫经理”能干？

因此，再“科学”的理性计划体制虽可以有效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非理性的命令经济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但迟早也会面临变革。而一旦变革，越“科学”的计划被放弃所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改革阵痛）就越大。这代价包括“市场均衡”尚未建立，“计划均衡”已被打破；效用增益效率尚未改进，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却下降了；竞争—创新激励尚未形成，强制积累功能已经瓦解。而且，这些代价的大小与“渐进”还是“激进”并无明显关系。从中东欧到前苏联的30个转轨国家尽管在“渐进”与“激进”、左派掌权还是右派掌权等方面千差万别，但转轨初期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经济衰退。而且“渐进”国家付出的代价未必小于“激进”国家。计划经济固有的创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设计”人的行为这种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钻“最优化”的牛角尖也无法解决的根本弊病。进入1980年代后，“计划最优化”已出现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而西方市场经济却在这时出现了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升级和“里根－撒切尔繁荣”。形势迫使苏联人不得不改弦更张。但是，放弃这样严密的“科学计划”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东欧人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误，一个时期的经济滑坡也在所难免—— 最明显的是：甚至连并没有面临转轨问题的芬兰，仅仅由于她与经互会国家贸易比重很大，也受累于理性计划的废弃，在1989年后经历了连续数年的经济大滑坡。1991－1994年，芬兰国民生产总值从1220亿美元降至958亿美元，降幅达21.5%。（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4 Book of the Year, Chicago: EB Inc., p.607; 1997 Book of the Year, p.605.）

反观中国，一方面它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中国改革前的“文革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苏东那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计划无市场”的转型阵痛的问题。“文革”时期中国本来就没什么计划均衡可言，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已经十分低下，强制积累的功能虽不亚于东欧，但 “瞎指挥”对这些积累的浪费更甚于东欧。因此“文革”后期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处于“只要不再胡闹，怎么干都比以前好”的状态。事实上我们从林彪事件后披露的所谓“571工程纪要”之类文件可以看出，毛泽东身后出现变革，几乎已是呼之欲出的事。


正是这种“改革前的胡闹”为后来的变革创造了“无代价增益”的前提。事实上，以1975年“整顿”开始的前期中国改革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放弃“鞍钢宪法”而部分恢复“马钢宪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而用“文革话语”说，那就是“修正主义”来了。事实上，改革初期我国国有企业采取的许多改善管理的措施，与苏联后期搞的“谢基诺实验”、 “兹洛宾方法”、“列宁格勒经验”、“新波洛茨克方式”等等都可以说异曲同工。甚至那时流行的“大厂文学”，以著名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也与苏联后期的“大厂文学”如《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等如出一辙。两者都提倡专家治厂、“科学”管理，既抵制政工人员的瞎指挥，又完全没有市场营销的概念。

但是“停滞时代”的“普隆恰托夫经理”黔驴技穷回天无力，而“走出胡闹”的“乔厂长”却大展宏图开始了“奇迹”，这与其说是后者比前者更能干，毋宁说是后者的前任比前者的前任更糟糕。在“乔厂长”上任的时代，中国无论是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还是建立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都能带来经济绩效的提高，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

失去的只是锁链：改革前期的公正性增益

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命令如果对改革的效率增益有影响，那么改革前体制的束缚——保障功能是否协调则有关改革的公平性增益。
某些自由主义者也许会认为一切“非自由”的安排都没有正当性，但实际上，人们之所以接受某种束缚性共同体的安排，不尽然是因为强制。如果自由能够交换“安全”，包括广义的安全即社会保障，人们是会权衡的：假如牺牲较少的自由能换来较多的保障，那么这种束缚可以被认为是公平的。如果自由的牺牲与保障的获得程度相当，那么这种体制至少也并不显得太不公平。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相当多的现代公民的拥护。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的旧体制当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人们也没有权力（通过选票）在这两者间进行权衡和交换。但体制的束缚与保障功能仍成为“不自由”的两面而给人以不同的感觉。一般地说，任何改革前体制都没有实现所谓“共同富裕”的乌托邦，但很多国家这种体制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还是明显的。而走出旧体制的“转轨”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两种意义上的自由”过程：既摆脱了束缚，也失去了保护。

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旧体制中受到的束缚与保护程度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受到束缚少而得到保障多的群体会觉得这个体制比较公平，反之会觉得它不公平，并强烈地要求变革。同样对于转轨过程而言，如果某个群体在此过程中摆脱的束缚多于他失去的保障，甚至是只摆脱束缚没有失去保障，他们会拥护改革并认为它是公平的。而如果摆脱的束缚很少而失去的保障更多，他们就会感到不公平了。这两类群体孰众孰寡，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接受程度，或者说是改革的“公平”程度。

与民主福利国家的价值体系相比，改革前旧体制的社会保障在其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本来就较低，尽管旧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理想”的基础是所谓“科学”而非人道，为了合乎科学、因而据说最终也合乎正义的目的而强制人们作出牺牲，是合乎逻辑的。苏联建国初期很有影响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就把“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后为“社会主义积累”时期。他认为发展普遍福利那是到了“社会主义积累”阶段的事，而在此之前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苏维埃的任务是“比资本主义更严厉地‘剥削’农民”来完成原始积累。因此苏联在整个斯大林时代，农民在受到严厉束缚的同时根本没有什么福利可言，甚至不只一次地出现过饿死大量农民的“体制性饥荒”。如果那个时候发生转轨，农民的热情恐怕不会亚于中国式的“改革奇迹”。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演进，而苏联毕竟在“理性计划”的安排下相对有效地利用了牺牲农民利益乃至生命换来的“原始积累”，完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不仅农民人口已是少数，而且苏联工业的积累也已不必依靠“剥削”农民。相反地，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已经出现。当时苏联农业中不仅国营农场比重已经超过集体农庄，而且自1966年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全苏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决议后，集体农庄成员的福利保障水平也与城市国营企业工人大体相当了。于是当市场经济转轨开始时，苏联农民的感受与我国农民在1980年代改革时的感受相差悬殊，而与我国1990年代国企改革时工人的感受却有类似之处：失去保障的“代价”成为出现严重问题和不公平感的根源。

而在一些东欧国家还有更为悬殊的情况：不仅捷克、东德等原来就已工业化的国家没有原始积累问题，像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原来在共产党时代就没有搞集体化，他们的农民一直是私有小农，拥有不亚于我国农民改革后才拥有的种种自由，而当时的体制为了增加意识形态对农民的吸引力，在农民人口比例不大而且工业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给他们的小农提供了相当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如波兰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即所谓“农业圈”制度），而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如1983年教会就建立了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这样到了市场经济转轨时，他们的农民就与我国的农民处于完全相反的境况：他们原来就没有多少束缚需要摆脱，而原来受到的高水平保障却有失去的可能。因此毫不奇怪，波兰转轨初期最抵触的阶层就是农民。

与这些国家不同乃至几乎相反的是：我国改革前体制的“原始积累”不仅力度大，而且由于缺乏“理性计划”浪费严重，以至尽管从数字上看到改革时我国产值中工业的比重并不低，但它缺少自我积累的能力，一直处于靠“剥削农民”来维持的状态，致使我国农民在旧体制下受到比苏联、东欧更严重的束缚，而基本得不到什么社会保障。一个突出的事实是：除了众所周知的三年大饥荒造成饿殍盈野的惨剧外，农村小规模的非自然原因饿死人现象从统购统销时代一直到1975年在档案中都时有发现。周其仁先生曾说，改革前我国的工农业都是“国家控制的经济”，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全民”还是“集体”，而在于当时的国营企业是“国家控制、国家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而农村人民公社则是“国家控制、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这实际上指的就是农民只受严厉束缚，而几乎得不到国家的什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轨初期对于农民而言几乎是无代价的好事，套用一句老话，他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改革前中国的人口80%以上是农民，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改革前期绝大多数人是受益者。而这一“公正性”又因改革起因于“走出文革”而进一步凸显。

走出“负帕累托”：改革前期的社会共识

经济学上有所谓“帕累托改进”的说法，指那种所有人都受益，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无人吃亏的过程。但是这样一种过程的实现在历史上其实很罕见。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种种利益冲突，所以现实的改进通常都是“非帕累托过程”：或者是多数人受益少数人吃亏——一般认为这就是可取的；或者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吃亏——这就不可取。而改变这些过程的“改革”或“转轨”也就面临两种情况：或者是改变了上述可取的过程，那就成了多数人吃亏的“不公平改革”；或者是改变了上述不可取的过程，那就是多数人受益的“公平改革”。但是无论哪种情况，改革都有人吃亏，因而面临吃亏者的抵抗，或者至少是不合作。也就是说，无论改革总体上 “公平”与否，它都很难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换言之，改变一种非帕累托过程的改革，一般都是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定律。

但是，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事实上，这样的过程历史上也很罕见，以至于一般经济学著述只有帕累托改进和非帕累托改进的提法，根本没人谈论“负帕累托”的问题。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过程，那么改变这种“人人都吃亏”状态的改革自然就会使人人都得利 （尽管有多少之分）。亦即这种改革将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这是不难理解的。

“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在那些年里，中国的“当权派”与“造反派”、社会精英与芸芸众生、知识分子与工农、汉族与少数民族、高干子弟与“狗崽子”、“左派”和“右派”都先后被折腾得够呛，社会在一波波残酷的斗争中也被弄得满目疮痍。古今中外，很少有哪个运动能够这样几乎“得罪了一切人”。无论今天面对改革中的弊端，社会上对“文革”的看法出现多少分歧，一个应当承认的基本事实是：在1975-1978年间，除了“四人帮”等极少的若干人外，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尽管他们对于走向何方可能并无一致意见。因此，当时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的社会基础也空前地广泛，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是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改变负帕累托过程的改革自然就会成为帕累托改进。”

然而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虽然体制弊病也很严重，却没有出现“文革”这样的乱世。不仅特权阶层是改革前“非帕累托过程”中的受益者，某些垄断部门乃至受特殊照顾的集团也在集权体制中相对受益。因此他们的转轨也只能是从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走向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很难得到像我们“走出文革”那样几乎是举国一致的认同。尤其在民主制下，“非帕累托改进”式的转轨充满复杂的讨价还价和艰难的博弈，所谓“休克疗法”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想象。民主国家岂是谁想 “休克”就能休克得了的？倒是我们这里的“仇和现象”属于以铁腕手段强行“休克”的典型。——当然，那是下一阶段的事。1978年的帕累托改进是用不着仇和的。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岁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后世更无穷，不諡文忠，便諡文恭。

正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据专家介绍，已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元宵节，很多习俗均有独特的来历。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说，元宵节始于西汉。

在平定“诸吕之乱”后，汉文帝深感太平盛世来之不易，将平乱的农历正月十五这天定为与民同乐日。古时正月又称“元月”，夜又称“宵”，所以汉文帝就将正月十五这一天定为元宵节。后来司马燊创建《太初历》，把元宵节列为重大节日。

赵之珩说，猜灯谜是中国独有的富于民族风格的一种文学形式。它来源于民间口谜，三国时候盛行猜谜。到了南宋，谜语变成元宵节里的游戏方式。人们将谜条系于五彩缤纷的花灯之上，供人猜射，称为“灯谜”。明清以后，灯谜已发展成为城乡人民在年节，特别是元宵节不可缺少的文娱活动形式。

正月十五，除了闹花灯、猜灯谜，吃元宵之外，在民间还有耍龙灯、舞狮、踩高跷等习俗。赵之珩介绍，“耍龙灯”也称“舞龙”“龙灯舞”，是中国独具特色的传统民间娱乐活动，在汉代就已相当普遍，唐宋时期更为常见。经过民间艺人的不断加工创造，“耍龙灯”现已发展成为一种形式完美，具有相当表演技巧和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民间舞蹈艺术。

舞狮是一项传统的民间体育活动，起源于三国，盛行于南北朝。舞狮在中国有“北方狮子舞”和“南方狮子舞”之分。如今狮子舞不仅在喜庆节日出现，还登上了舞台。作为杂技节目的狮子舞深受中外观众的讚赏。

“踩高跷”原是中国一种古老的民间舞蹈。化了装的表演者足踩三、四尺高的木跷，手执扇子，进行有节奏的舞动。《列子•说符》中就有高跷的记载，唐宋时踩高跷已经很盛行。

　　科索沃独立的近因是塞尔维亚对之进行了种族灭绝。回顾中国十年来在此事上的态度，有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她的外交政策。一九九六年塞尔维亚对要求独立的科索沃人采取军事镇压，后者以游击战夹杂恐怖行为反击，导致为期三年的所谓科索沃战争，最后以北约强力介入、联国接管科省告一段落。此期间，安理会通过了六个、否决了一个有关科索沃问题的议案，此中，中国基本上采取了比较低调、消极的角色。笔者从中国外交部和联合国网页上找到这些议案和中国的投票记录，简列于下：

　　一、九八年三月第1066号决议，谴责塞尔维亚警方对和平示威民众滥施暴力，亦同时谴责科索沃解放阵线的恐怖主义行为，并禁止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对南斯拉夫出口武器或提供军事援助。中国投弃权票。

　　二、九八年九月第1199号决议，认为科索沃人道危机（种族清洗）急促恶化，要求南国政府立即停止用公安部队镇压科省平民，接受欧盟监督停火，容许人道救援团体进入科省执行任务。中国投弃权票。

　　三、同年十月第1203号决议，要求南国及科索沃解放阵线接受国际组织调停，改善科索沃的人权状况及阻止人道危机的出现。中国投弃权票。

　　四、同年十一月第1207号决议，要求南国政府拘捕并向刑事法庭交出三个进行种族灭绝的杀人犯。中国投弃权票。

　　五、九九年三月，塞尔维亚对科索沃阿族的屠杀行为不断严重化，二十四日北约出兵空袭塞尔维亚，二十六日，俄、南两国在联国提议要求北约停止军事行动，但以三票赞成、十二票反对未获通过；中国投赞成票。五月，中国驻南使馆被「误炸」。

　　六、同年六月第1244号决议，要求南国立即停止一切在科省的镇压行动，并同时由联国向科省派驻国际维和部队。中国投弃权票。

　　七、二○○一年，战事已经结束，科省亦已由联国接管，九月通过第 1367 号决议，解除对南国武器禁运。中国投赞成票。

　　从上述的投票记录可以看出两点：其一是中国严格按照「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原则进行投票，其二是中国的人权或人道主义考虑绝对次于主权考虑。南国在镇压科省阿族行动中，杀了一万人左右，即每二百人杀一人，十分严重；尽管中国声称不赞成南国的杀人做法，但在主权原则之下，亦不同意外国介入南国阻止屠杀。中国这个立场，历经七十年代后期的赤柬大屠杀（一百多万人死亡，占柬埔寨人口二成以上）、现时发生的达尔富尔大屠杀（二、三十万人死亡，占达省人口半成），以及上述科索沃种族屠杀，而没有丝毫松动。这是典型的共产党人原则性，其坚硬程度每每令人咋舌，无怪一些关注达尔富尔的人士如米亚花露、史匹堡之辈看不过眼，借北京办奥运之事施压，认为运动事小、死（如此多）人事大。

　　「主权不容侵犯」，是一九五四年中国与印度建交时首次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第一条；全文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种、和平共处」。同年，中国与缅甸建交，周恩来与缅甸强人领袖吴努签约，正式向全世界推销此五项原则，认为「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而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和对侵略和干涉内政的恐惧就将被安全感和互信所代替。」中国有百多年的惨痛殖民经验，四九年之后更受两个超级大国威胁，提出此原则，有其道理，不过，第三世界很多大大小小的暴君支持这五项原则，动机就不见得很纯洁，当今缅甸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中国这个外交原则，提法本身大公无私，甚至有点「主日学」口脗；美国的有关提法，则是完全「以我为主」。二○○六年，布殊发表了〈国家安全策略〉，开宗明义指出，把美国本身的自由、民主价值，透过外交手段向全世界推销，是替美国人民提供永久安全的最佳保证；也就是说，美国外交政策以价值为主导，而且首先是为美国本身的利益服务的。防守必须进攻、进攻是最佳防守，这是典型美式足球打法。这个文件有一段特别重要：「群体灭绝（genocide）指的是企图全部或部分灭绝民族、种族、人种或宗教群体。全世界的人都应开始正视这个原则：群体灭绝绝对不能容忍。……当大屠杀发生了，而一切和平手段都不能制止它继续进行的话，武力干预便有需要；干预最好是在得到地区性或国际性支持之下，由几个国家合作进行。」这与中国的「主权任何情况之下不可侵犯」立场相比，南辕北辙。

　　美式干预有损对象国家主权，且子弹无眼，会滥杀无辜，中国就曾批评北约轰炸南国首都，引致平民死亡；中式不干预，无辜亦被滥杀，上述三大群体灭绝事件就证明，不武力干预也绝非好办法。两难之间，生灵涂炭，奈何？

元宵节在中国古代也称为上元节，是指夏历的正月十五日；这天晚上叫'元宵'；又叫'元夜'、'元夕'。元宵节是中国古代最重要也是最热闹的节日之一。这个节日始于唐代。

为什么元宵节在古代是个很重要的节日呢？说来话长。也许有读者听说过"金吾不禁"及"放夜"这两个词。'金吾'是古官名；负责皇帝的警卫、仪仗以及徼循京师、掌管治安的武职官员。其名称、体制、权限历代多有不同。汉有执金吾，唐宋以后有金吾卫、金吾将军、金吾校尉等。古代由掌管京城警卫的金吾禁止夜行，唯于正月十五日开放夜禁，称"金吾不禁"。据唐·韦述《西都杂记》记载："西都京城（长安）街衢，有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日夜，敕许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唐·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诗曰："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放夜"和"金吾不禁"是一个意思。正月十五夜前后各一日暂时弛禁，准许百姓夜行，称为"放夜"。据宋·高承《事物纪原·岁时风俗·放夜》记载： "唐睿宗先天二年（西元713年）正月望，初弛门禁；玄宗天宝六年正月十八日，诏重门夜开，以达阳气；朱梁开平中，诏开坊门（古时街巷之门）三夜......太平兴国六年（西元981年，宋太宗的年号），敕然灯放夜为着令。"

据笔者考证，宋·高承的记载有误。元宵"放夜"或"金吾不禁"的规定，肯定是在唐睿宗先天二年（西元713年）之前就有了。因为史书记载最早的元宵闹花灯之事是唐中宗景龙四年（西元710年）。而笔者发现在《全唐诗》中，有一位唐高宗（西元649年-西元683年在位）时期的文人崔知贤，写过一首诗记载了闹花灯的见闻：

今夜启城闉，结伴戏芳春。鼓声撩乱动，风光触处新。月下多游骑，灯前饶看人。欢乐无穷已，歌舞达明晨。（【上元夜效小庾体】《全唐诗·卷072_004》）

唐朝的大诗人陈子昂（西元661年-西元702年）也曾记载了元宵闹花灯之事：

三五月华新，遨游逐上春。相邀洛城曲，追宴小平津。楼上看珠妓，车中见玉人。芳宵殊未极，随意守灯轮。（【上元夜效小庾体】《全唐诗·卷084_030》）

陈子昂诗中的"三五"一词其实就是"十五"。崔知贤诗中写了"歌舞达明晨"，那是一定要"放夜"才行了。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过元宵节及闹花灯的习俗应该是从唐高宗时期开始的。

之所以开放夜禁三个晚上，是为了让老百姓闹花灯、逛灯市；而且有时连皇上都要微服出宫，与老百姓共赏花灯。据史书记载（详见《旧唐书·中宗纪》），景龙四年（西元710年）上元夜，唐中宗李显与韦皇后微服出宫观赏花灯，发现灯市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中宗跟皇后一商量，干脆让宫女们也来看看热闹，所以让几千个宫女都换上平民服装，一起出宫逛灯市。怎见得灯市热闹呢？有当时的大臣张说的诗为证：

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龙衔火树千灯艳，鸡踏莲花万岁春。帝宫三五戏春台，行雨流风莫妒来。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踏歌词】《全唐诗·卷089_032》）

诗中的"灯轮"是指一种大型的灯彩，或者说是一种大型的花灯，当时从西域進贡来朝的"灯轮"并不大。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元宵花灯（或灯彩造型）是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前由唐人制造出来的，据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三记载："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唐代的1尺大约等于现在的0.267米。那么二十丈高的灯彩大约是现在的53.4米，至少是现在的18层楼高。而且里面还点燃着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我们不得不佩服唐人的智慧和制造工艺的神奇。

前面讲到唐中宗李显和韦皇后微服出宫观赏花灯，后来还逛到中书令萧至忠的府第坐了一会儿，才起驾回宫。没想到的是那放出宫看花灯的几千名宫女有一大半没有再回皇宫了。也许是唐太宗有放三千余名宫女出宫任其自由婚嫁的先例吧（详见《贞观政要·仁恻》），唐中宗也没有把宫女不回皇宫的事情放在心上，所以第二天晚上又拉着皇后再次出宫去逛灯市。

那么，元宵节除了看花灯、逛花市之外还有一些什么节目呢？当然，唱歌跳舞的节目是必不可少的。另外，唐·杨炯《奉和上元酺宴应诏》云："百戏骋鱼龙，千门壮宫殿。"这里的"鱼龙百戏"是指古代百戏杂耍中能变化为鱼和龙的猞猁模型，亦为该项百戏杂耍名。据《汉书·西域传赞》记载："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唐代经学大师颜师古注曰："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燿日光。"也就是说，正月十五元宵时有一个"鱼龙百戏"的节目，很值得观赏。

南宋诗人范成大写的《灯市行》诗中也记载了当时的盛况：

吴台今古繁华地，偏爱元宵灯影戏；春前腊后天好晴，已向街头作灯市。叠玉千丝似鬼工，剪罗万眼人力穷；两品争新最先出，不待三五迎东风。儿郎种麦荷锄倦，偷闲也向城中看；酒垆博塞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灾伤不及什之三，岁寒民气如春酣；侬家亦幸荒田少，始觉城中灯市好。（《全宋诗·卷05》）

诗中的"灯影戏"，我想一定是大人小孩都爱看的节目。"叠玉千丝似鬼工，剪罗万眼人力穷"是讲花灯制作的巧夺天工。而"博塞"亦作"博簺"。即六博、格五等古代掷采下棋的比赛游戏。这种游戏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流行了。

从宋代开始，正月十五元宵节，皇宫中也开始制作花灯，并悬挂花灯供皇上等观赏。据《宋史·文苑二》记载："元夕，上（宋太宗赵光义）御乾元门观灯，嘉正献五言十韵诗。"又据《宋史·嘉礼四》记载："政和三年（宋徽宗年号，西元1113年）正月，诏放灯五日。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诏景龙门预为元夕之具，实欲观民风、察时态、黼饰太平、增光乐国，非徒以游豫为事。特赐公、师、宰执以下宴，及御制诗四韵赐太师蔡京。"

明朝的文渊阁大学士、少师杨荣曾写了一首诗记载了元宵时被赐入宫观灯所见：

【元夕赐观灯（三首）】

海宇升平日，元宵令节时。
彩云飘凤阙，瑞霭绕龙旗。
歌管春声动，星河夜色迟。
万方同燕喜，千载际昌期。

禁苑东风暖，青霄月正中。
鱼龙千队戏，罗绮万花从。
云峤祥光丽，星桥宝炬红。
太平多乐事，此夕万方同。

象纬临天阙，瑶空集万灵。
云霞纷掩映，星斗叠晶荧。
宝地春应满，金门夜不扃。
千官陪宴乐，拜舞在明庭。

最有趣的是清 康熙二十四年元宵，清圣祖康熙皇帝开放中南海，让大臣及普通百姓進来观灯，与百姓一同欢度元宵佳节。据《清史稿·列传二百七十一·文苑一》记载："又四年元夕，圣祖於南海大放灯火，纵臣民使观，嘉炎（徐嘉炎）复应制撰记；皆称旨。"

文章的最后，笔者献给各位尊敬的读者绝句一首，并预祝各位读者过一个欢快、热闹的元宵佳节：

中华礼俗蕴清奇，古道心怀士秉持。
须得法光开四照，乾坤再现正昌期。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果从经济增长的指标来衡量，中国这段时间里的发展为世界经济史所少见。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话语的主题词。

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应当是庆祝的日子。但刚好在这个应当庆祝的日子里，中央领导层政治议程中的关键词则是“忧患意识”。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去年在中央党校为新进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讲话的时候，提出党政干部要有“忧患意识”。此后胡锦涛本人在各个场合的讲话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

中央领导层一方面承认存在着问题，另一方面对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中央领导层的“忧患意识”就产生于对所存在问题的严重性的认识。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就要求思想解放，这也就是近来中国政坛再次掀起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

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需要再次转型的时候。在前30年，中央领导层关注的是经济上的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今天尽管经济的增长方式还有待于转型，经济制度的建设还有待于深化，但中国毕竟已经确立了基本市场经济。深刻的“忧患”来自于政治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张力和矛盾。

通过考验越来越难

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政治运作的基本背景。执政党和政府如何适应市场经济，这是个很大的考验。这个考验通过了没有?现在看来，这个考验不仅没有通过，而且越来越难以通过。

党政官员的腐败问题日益凸显。当政治权力和金钱结合起来的时候，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避免。前总理朱镕基在任时，曾明确提出，腐败如果不能得到遏制，就要亡党亡国。

尽管反腐风潮从来就没有停息过，但腐败的深度和广度也在急剧增加，亡党亡国的风险依然存在。

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和以往的有了巨大的不同。今天的市场经济和信息化、全球化紧密相连，或者说，信息化和全球化是今天市场经济的内在部分。

因为信息化，无论是党政官员中间的腐败还是其他丑事，就不那么好隐瞒了，老百姓也不那么好欺骗了。信息化要求的是透明政治和随之而来的责任政治。

全球化也对中国政治带来巨大的压力。全球化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和外在世界之间的互相依赖。相互依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中国的影响通过这种互相依赖走了出去，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一条有效途径。但另一方面，外在的影响也通过这种互相依赖方式走了进来，并且可以给中国的内政构成重要而有效的压力。

如何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忧患?去年年底，新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在一次会议上，要求广东官员再次解放思想，为广东的进一步发展寻找新的出路。

汪洋引用当年邓小平指导下的广东改革为中国“杀出一条血路”的例子来强调思想创新的重要性。尽管汪洋这里所强调的是科学发展观下的经济转型，但“杀出一条血路”的思路则完全可以用来认识和应付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深刻忧患。

改革就是避免流血

“杀出血路”指的是重大的转型，而非那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点滴改革。同时，“杀出一条血路”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公开冲突甚至革命，也就是避免流血。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实际上不止一次为推进中国的改革“杀出血路”。

第一次当然是发动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中国在当时的共产主义阵营中，率先进行改革开放，把一个封闭的国家转型成为开放国家。

广东在这方面起到了学者们称之为“先行一步”的作用。

第二次发生在1989年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当很多党政官员不知道中国前途如何的时候，当西方一些人等待着中国走上苏联东欧道路的时候，邓小平毅然决定通过激进的经济改革来化解危机，寻找新的发展道路。邓小平成功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始之初，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开明领导层和社会之间的共识。八十年代后期，邓小平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也曾经努力推行政治改革。

在朱镕基任总理时期，因为中央权力的有效集中，中国完成了一些重大的经济制度建设例如银行金融制度、税收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等等，同时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完成了和世界的接轨。中国的改革因此完成了第一步。尽管这些制度还需要完善，但它们支撑着中国的市场经济的运作。

从改革路径来理解，不难看到中国下一条“血路”是什么，那就是通过政治改革实现政治民主化。

政治改革和民主化之所以是下一条“血路”，不仅是因为不改革导致了包括腐败在内的种种负面效应，而且也是因为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实现中国政治的转型。

既得利益阻碍改革

尽管基本市场制度已经确立，很多年来，中国已经确立了人本社会主义指导思想，开始进行政府的转型和社会制度的建设。但是涉及到公共权利的多方面的社会制度例如医疗保险、社会福利、教育体制、环境保护等等的建设困难重重。

老一套或者被废了或者失灵了，但新的一套制度还处于概念模糊的阶段。在民主化方面，尽管十七大对总体民主图景有个清楚的表述，很多年里，中国也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民主化实践，但整体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的实现还是言之过早。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比邓小平当年所面临的容易，今天所要进行的改革所面临的阻力也并不比邓小平当年遇到的小。尽管当年邓小平也遇到巨大的体制内的阻力，但依据“穷则思变”道理，真的杀出了一条血路。但今天遇到的则是巨大的既得利益，甚至是集团化的既得利益。

在各个层面，经济上的既得利益往往和政治上的既得利益结合在一起，体制内的既得利益往往和体制外的既得利益结合。这几年的改革实践表明，任何貌似强大的改革动议一旦遇到如此庞大的既得利益，就会变得极其微弱。

过去的改革产生了负面的效应，这是忧患。但新的改革推行不下去，则是更为严重的忧患。如何在忧患面前再次“杀出一条血路”?这是中国新一代政治精英必须思考的，也是必须实践的。郑永年(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用旧韵，就如同跟古人比赛，也别有意趣。旧韵之所以迷人，主要在于很多字的旧读保留了较早的音，而较早的同音字在意义上一般有关联，用做韵脚不仅有回旋上口之美，还有意义上的加重，而后者可能对诗歌更重要。

我一向主张好古而不必泥古，要与古人合，合于不得不合；要与古人异，异于不得不异。毕竟，诗律只是一种统计结果，不是规范诗人的枷锁。

素面清汤称味千，径山茶舍聚云烟。
凤城凤友谈锋健，细破葵心学散仙。

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朋友，美就不能胜收。

在那里读朋友的诗：“地狱打往天堂，请加拨零；天堂打往地狱，永远忙音。”不觉大乐，就试着打了他诗里留的号码，结果——

无人接听。

看来杭州即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杭州就是江南的人间。虽然南宋时被北方强奸了一回，杭州还是地地道道的人间的江南。

但是会有新人的。

把石子投进水里,就会有涟漪泛起;把思念投在心里,却总是无声无息.

用香烟可以丈量我的夜晚的长度,可是用什么来测我和你之间的距离呢?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我心中也时时有洪波涌起.

但我安坐,平静如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