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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烨专访：诺奖的现实和浪漫
星期五 八月 31, 2012 10:36 am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将于10月出炉。在此之前，延续多年来的传统，博彩公司也纷纷公布各自的榜单和赔率。值得关注的是，博彩公司对于这一届诺贝尔文学奖的猜测中，中国作家和亚洲作家的地位迅速飙升，在赌博网站Unibet上，莫言以一赔六点五，排在赢家赔率榜的头名，而村上春树则是一赔八成为第二名。而在博彩公司Ladbrokes公布的赔率表上，村上春树排在第一，莫言第二，有趣的是，《莫言全集》即将由经典博维推向市场。在这份赔率表上，同样还有戴思杰、北岛等多位作家也都身居前列。
许多年以来，诺贝尔文学奖一直都是中国作家难言的尴尬，也是中国读者一直期待和热论的焦点，每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都能引起无数的话题。而这一次，博彩公司对于中国作家的青睐前所未有，虽然博彩公司几乎没有猜对过最终的结局，但至少说明，西方世界已经开始重视东方文学世界乃至中国的文学家们。这似乎给人一种感觉，中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快到来了。
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则认为，媒体公司的猜测，仅仅是一种市场运作，一种商业行为或者媒体行为，而不是文学行为，猜中的可能性也并不大，白烨说：“我感觉，中国作家获奖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1、中国的诺贝尔时刻到了吗？
猜测不容易中的
北京晨报：这一届诺奖，博彩公司开出的赔率表中，似乎对中国作家很重视，你怎么看？
白烨：其实，每年诺奖，博彩公司都有这样的猜测，每年也都有赔率表，事实上，猜中的可能性不大，究其原因，这种行为只是另外一个角度的市场运作，是一种媒体行为，或者商业行为，唯独不是文学行为。而且，博彩公司并不完全了解诺贝尔文学奖内部的情况，因此期望这个赔率表很准，是不现实的。
北京晨报：依你看来，中国作家今年有没有可能获得诺奖？
白烨：诺奖方面对中国作家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关注，这毫无疑问。我和诺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接触过，他曾经表示很喜欢莫言，去过莫言的家乡，也买过莫言的很多作品。实际上，非独大江健三郎，不少诺奖得主也都非常喜欢和推崇莫言，并且和莫言有过接触，比如略萨。大家可能知道，诺奖得主有推荐权，推荐的人多了，自然会获得评委会更多的重视和关注，这不奇怪。但是关注并不代表着可以得奖，我个人反倒觉得得奖的可能不大。
莫言是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北京晨报：在博彩公司的赔率表上，莫言是热门的人选，你怎么看？
白烨：在中国本土作家中，莫言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也最具有实力的作家之一。中国读者对这份赔率表的认可，也反映出在中国读者心中，莫言确实已经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
北京晨报：这种期望来自何方？
白烨：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30年的创作中，莫言的作品，一直都是各个阶段中国文学创作最高水准的表现，从《红高粱》到《丰乳肥臀》，到《生死疲劳》，再到《蛙》，也就是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莫言作品代表了最高水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莫言也代表了最高水准，新世纪以来，他的作品同样也是新世纪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准，这样一个一直都走在前沿的作家、实力派作家，他获得读者的认可，是理所当然的，他的获奖，也是读者们所期待的。
白烨：诺奖的现实和浪漫
白烨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学年鉴》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文学理论学会理事。
诺奖的可能性分析
北京晨报：既然西方商业机构看好中国作家，文学奖内部也关注中国作家，是否意味着得奖的可能很大？
白烨：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诺奖并不仅仅是文学奖，综观历来的诺奖评选，除了文学因素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政治因素。包括这两年获奖的比如略萨，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因素。一个作家，在他的国家和民族中，不仅要有独立的见解，也要带有比较强烈的不同政见色彩，也就是说，文学是清晰的，政治是模糊的，才有可能被诺奖所青睐。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很难有这样的作家。比如莫言，他的文学水准毫无疑问是足够的，但其他的因素不足够达到诺奖评委会的标准，这也是我觉得他不大可能获奖的原因之一。
北京晨报：那么西方商业机构、作家的重视如何理解？
白烨：近几年来，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正越来越被西方社会所重视，这种经济层面的重视带动了一系列其他领域的重视，包括文化、艺术等等。这种重视并非表示中国的文化艺术已经足可以影响到西方，事实上，就文学来说，中国乃至东亚文学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圈子里。
诺奖成为终身奖
北京晨报：有评论称，诺奖正在成为一个终身成就奖，这是否代表着诺奖的影响力会下降？
白烨：有这种倾向，虽然诺奖每年一评，但是这些年的诺奖评选，马尔克斯、略萨等等，都有表彰他们终身成就的色彩，而不仅仅是表彰当年的文学成就。实际上，诺奖的其他奖项也有类似的情况，非独文学奖如此，也并不是现在才这样，我觉得这不算是什么大问题，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十分了解诺奖的历史，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就文学奖来说，诺奖是西方文学价值观的一个集中体现，它表彰的是一个作家本身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的作品对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读者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因此，这种现象还是挺正常的。
北京晨报：这种观念是否也会影响到中国作家的获奖？
白烨：是的，诺奖重视的因素很多，比如文学本身、比如政治因素、比如对其他民族和对其他地域的影响等等，我们的作家，在艺术上可能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准，不仅获得了读者的认可，也获得了西方作家和媒体的认可，但是在价值观上，在和政府的关系上，在对其他民族的影响上，都和诺奖的标准不一样。
中国读者的期望，西方商业机构的推崇，是否预示着中国作家终于有希望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许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期盼、失望，一直到批评，乃至讳莫如深，是否终于到了一个有结果的时候？
白烨认为，可能事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如意，他说：“我觉得中国作家得奖的可能性并不大，读者和社会可能并不真正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更多是出于一种热情，基于民族主义热情下的想象，而作家则更了解诺奖，因此也表现得比较理性。从这个角度讲，作家多是现实主义，而媒体和社会则是浪漫主义，乃至玄幻主义”。
西方文学价值观
北京晨报：你谈到诺奖是西方文学价值观的集中表现，这个价值观是什么样的？
白烨：我研究过诺奖这些年来的授奖词，这些授奖词正好表现出诺奖的标准，一个作家为什么能够获奖，诺奖的价值观如何等等。从这些授奖词中可以看出，诺奖所推崇的，一个是个人在文学创作中的突破性和独创性，另外一个，就是对现实的批判性。
北京晨报：这两个标准是并重的吗？
白烨：从诺奖对作者和作品的评价来看，它要求两者达到一种非常好的融合。前一个标准，是文学性的，要求在文学上达到一定的水准，而后一个标准，则纳入了非文学的因素，更多是价值观上的要求。它把文学水准和价值观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就好像好莱坞电影，一定讲美国精神一样，诺奖作品，也一定要符合他们的价值观。
北京晨报：具体来说是什么样的呢？
白烨：西方人更加追求个性，文学也一样，追求个性的表达和张扬，同时也讲究契约精神，这实际上也是对个人和个性的一种保护。这一点上，不论是西方社会，还是诺奖，都是一样的。
中国应有自己的标准
北京晨报：中国作家获得西方作家、西方机构的认可，是否说明在价值观上获得了认可？
白烨：中国文学发展的水准和高度，不应该也不适合拿诺奖的标准来衡量。诺奖是西方价值观的体现没错，但即便是它把大奖给了中国作家，也不代表中国作家和作品就怎么怎么样了。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在文化传承、社会传统上都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标准，而不是用诺奖的标准去套中国的作品，更不应以此来评价中国作品的好坏。
北京晨报：那么这个标准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白烨：首先：中国有深厚而且长远的文学渊源，这中文学传统是独特的，而且富有魅力的，不能简单地就抛弃掉，而是应该立足于我们自己的文学传统上。我们有自己的根，如果抛弃了传统，去一味地模仿别人，跟随别人，那么我们的文学就变成了无根之木，也就谈不上追求什么高度了。其次，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文学也应该和这个时代的脉络相呼应，不能脱离现实世界的演变和发展。此外，文学应该追求思想和艺术的高度统一，它对于真善美的体现，对于人性深度的挖掘，对于开放意识的提倡，都应该考虑在内。在这众多的因素共同作用下，最终形成我们自己的标准。
诺奖的现实和浪漫
北京晨报：一直以来都有一种矛盾，似乎作家对诺奖看得比较淡，而社会则期待很大，这两种不同的态度是如何形成的？
白烨：人们关心诺贝尔文学奖，更多是非文学的，是一种社会性和媒体性的关心，人们觉得这么大、这么重要的一个奖，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现在还没有，那么我们距离诺贝尔还有多远，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这些关心，可能单纯地看作一种热情，一种基于民族主义热情的想象，但同时，关心的人未必真的了解诺奖的真实情况，也正是因为不了解，所以把诺奖想象得特别重要，特别美好。作家则不然，作家圈子里，包括文学圈子里，对诺奖的了解可能要比普通人更加深入一些，也因此能够看到诺奖它所遵循的原则和标准，其实并非仅仅是文学的，所以作家们普遍比较理性。从这个角度讲，作家都是现实主义的，而媒体社会，则多是浪漫主义，甚至是玄幻主义的。
北京晨报记者 周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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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法改革華僑回中國定居 須申請
星期五 八月 31, 2012 10:32 am
中國大陸媒體近日報導，「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以下簡稱「出入境管理法」）規定，明年7月1日起，海外華僑如欲回國定居，須預先向政府相關機構提出申請。這一消息引起美東華僑的強烈關注及反應，成為海外華人論壇網站熱議的話題。許多僑胞對該法案的出台大感不悅，認為有種「有家不能回」的感覺；也有不少華人對該法案的實施細則充滿懷疑，包括如何界定「定居」等。還有民眾認為新規是為了防止年輕時在國外工作，年老時想回中國養老者，以減少相關社會福利的支出。
出入境管理法2012年6月30日經第11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7次會議審議通過，將於2013年7月1日起實施。該法案改革華僑回國定居審批制度，第13條規定定居國外的中國公民要求回國定居者，應當在入境前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使館、領事館或者外交部委託的其他駐外機構提出申請，也可以由本人或者經由國內親屬向擬定居地的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僑務部門提出申請。
消息傳出引發不少爭議，網上議論紛紛。首先是「回國定居」與「回國探親」的界定，有不少在美讀書、工作或定居者，在春節或暑假會選擇回中國一段時間，短則二至三周，長則半年，多長時間算「定居」，讓每年都有回中國探親打算的在美人士感到有些不確定。
從事IT行業的馮先生說：「綠卡也要申請？又不是美國公民，憑什麼啊？」，馮先生對「定居」的界定覺得很不解，質疑「到底是買房、工作，還是居住一段時間以上算定居呢？」從事金融行業的劉先生則表示，「如果我用中國護照入境回國，政府怎麼知道我有綠卡呢？」還有人在網上留言「攻略」，建議直接換成中華民國護照，然後申請台胞證回大陸，反而可以省去中間的申請過程。
有的民眾認為，這樣的新規相當於取消了綠卡持有者回中國的「方便」，因為依照現行規定，綠卡持有者回中國不需要簽證，但新規似乎要求綠卡持有者要與美國公民一樣申請居留手續。
在紐約一家大型銀行工作的沈先生說：「祖國如此對待自己，心都涼了，回個國就像沒身分似的。」沈先生表示自己畢業後順利找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就打算留在美國工作幾年，在大企業中學習，希望攢夠工作經驗再回國發展。沈先生還說，「這樣扼殺一大堆人熱中報國的心啊，很多專業人士拿綠卡是方便在美國工作，而不是成為公民。我覺得這個政策不是好事，特別是對那種來美國很多年再回中國的華僑，這一系列的申請，就直接把人拒之千里之外了」。
新規讓「戶口」這一問題又出現在出國人士心中，不少出國人士在出國後就註銷了戶口，或是沒有更新身分證。但如果現在要回國定居，就不得不把原來註銷的舊戶口或過期的舊身分證拿出來，辦理更新手續，過程繁瑣。
●中領館：實施細則出台 再予具體解釋
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相關人員表示，「出入境管理法」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據悉相關部門現在正在擬訂該法案的實施細則，有關問題將在相關實施細則出台後給予具體解釋。
而對比1985年通過的「出入境管理法」後發現，其實2012年通過的「出入境管理法」，其實是朝對華僑有利的方向改革，以前法案規定的回國定居審批制度更嚴格，但並沒有嚴格執行，很多華僑也因此沒有意識到該法案的存在。在媒體報導了改革的管理法後，華僑才知道該法案。但不少華僑則表示，不知道法案朝有利方向改革後，實施起來是否反而會更嚴格。
---世界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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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弹“小百搭”离开沪剧舞台和某些地方戏剧种忽视小三之间的关联
星期一 八月 27, 2012 6:19 pm
（一）
“小百搭”是戏迷观众对沪上青年演员舒悦的昵称，同时也反映了他本人戏路子广里里外外充满笑料的特色。
可是，“小百搭”除开主演过一出滩簧传统小戏《打花包》和文派著名小生沈仁伟合作了一个沪剧传统唱段赋子板“徐阿增出灯”之外，没有听说还有什么重要的脚色轮得到他。有一阵子，甚至被打发去检票口外面大堂推销说明书。心灰意懒的舒悦终于离开上海沪剧院投身滑稽界。
俗语说得好，树挪死人挪活。还可以借用余秋雨说过的那句话：泉眼一旦堵塞，就应该拔离山寨。
跳槽到了滑稽剧团的“小百搭”这才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不仅再也不用去卖说明书，而且在舞台屏幕频频亮相。这中间还包括一台“粉墨嘉年华”个人专场、“悦悦一口秀”、“上海阿婆”、“开心公寓”、“欢乐星期二”等艺术品牌节目。
有戏迷表示，称为滑稽铁三角之一的“小百搭”舒悦现在是越看越喜欢。可以说离开上海沪剧院转战来到上海滑稽界之后在新的土壤上，他多才多艺灵活善变的天分长处得到了充分发挥。
（二）
经常听到为何“小百搭”在两个剧种的待遇两重天的原因是因为他个人舞台形象，相对比较矮小而又不够减肥，好像全都是由于演员自身的原因所以难以分派脚色。
其实，这种舆论导向是很片面的。同样个头不高身材娇小专演舞台上小脚色小人物的沪剧界著名演员许帼华，不但出演了戏迷观众非常佩服的《星星之火》小珍子、《阿必大回娘家》阿必大、《日出》小东西、《马兰花》小鸟、《一个明星的遭遇》卖花女等一系列重要脚色，而且还在《杨三姐告状》、《救救她》等大戏中出演第一主人公，更加需要赞赏的是她在《八连之风》小戏系列中独自一人完成了一出《参观展览会》。戏曲界里有句行话，就是“男怕夜奔女怕思凡”，究其原因便是独角戏的缘故；而许帼华她正是在这样一出独角戏中一人担纲满台生辉，显示了非凡的功底。
对比下来，可见关键一点是一剧之本的本子。没有合适“小百搭”脚色的沪剧剧本，凸现了某些地方戏剧种忽视丑角的特征。
不像源远流长的京昆秦腔那样有很规范的行当分界，很多老生小生/老旦小旦不分的地方戏都是以三小起家。也就是小生小旦小丑这三个行当撑起一个舞台滋养一个剧种。
回溯到好些年轻的地方戏剧种历史前期，可以说三小并重绝对没有忽视丑角小三的情景。黄梅戏《打猪草》、《夫妻观灯》里男性脚色看似小生实质小丑；沪剧《打花包》、《剪刀口》以及去年挖掘滩簧老戏请来八九十岁老艺人出演的传统剧目都充满了笑料。再回过头来看当今黄梅戏第一小生张辉他赶上末班车摘取梅花奖的剧目《僧尼浪漫曲》（即《双下山》），行家赞赏的就是生丑不分家。换句话说，这个实际上是俊扮的小丑脚色戏味十足，成全了张辉。相比之下，以往的那些正宗小生新编大戏《和氏璧》、《貂蝉》和《未了情》都给比下去了。
尽管有好多事例说明丑行的重要性，但是数量不少的地方戏剧种在足够长的一段时期里对三小里的小三也就是小丑这个地位遭受了不应有的忽视。
（三）
老资格的京剧昆曲自然是丑行大展拳脚的剧种。就是最新一届的青京赛丑角也专门划出一块人才济济，上海京剧院青年演员郝杰以《打瓜园》一折夺得复赛第一名。出类拔萃的丑行演员可以举出相当数量的一大批人选。
早期最具规模的科班喜连成里的头牌教师爷就是皮黄第一名丑萧长华老前辈。京剧行当生旦净末丑，丑排在第五，可为什么首席教师偏就是个丑行演员呢。究其原因正是丑行演员才是最一专多能，演什么像什么，各式行当娴熟于心，都拿得起来。其余行当即便有反串场合难以通吃。
昆曲名家老前辈王传淞在《十五贯》中扮演的娄阿鼠堪为一绝。上昆七梁八柱之一的刘异龙同样是足以与生旦抗衡的丑角大家。刘异龙是一位全面的丑角艺术家，一专多能，丑、付、彩旦都擅长，文武兼备，扮男装女，妙趣盎然。或演小和尚，或演大太监，或演老道姑，或演丑妇人，都是浑身是戏，语言风趣，身手不凡。他的表演是丑角不丑，噱而不俗，热而不闹，活而不油，善于塑造鲜活的人物性格。
京昆丑行戏目之多，同样叹为观止。萧老能演善演得戏多如过江之鲫，还专门出版了《萧长华演出剧本选集》。再以昆曲而言，丑行担纲主角或者重要配角的就有《十五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长生殿》、《枯井案》、《潘金莲》，《下山》、《相梁刺梁》、《芦林》、《醉皂》、《活捉》等等。
以丑角演员为主演兼任领导的戏曲团体在京剧界的代表是湖北省京剧院。老院长朱世慧他被誉为“当今中国京剧第一名丑”，其主演的京剧剧目《徐九经升官记》、《膏药章》、《法门众生相》等誉满艺坛。曾荣获梅兰芳金奖、二度梅、文华表演奖、白玉兰奖等，被授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湖北省劳动模范”、“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表演艺术家特殊津贴。作为一名丑行演员而能再度摘得梅花可见演技上乘功力非凡并且有优秀剧目支撑，要知道就如当今京剧第一老生于魁智和他的黄金搭档李胜素到现在都还没有进军二度梅呢。
除开京昆之外，地方戏曲中丑角蔚然大家的典型剧种有豫剧和秦腔。以牛派艺术创始人著称的牛得草同样以丑角领团，把丑角唱成了剧团的台柱子，非常了不起。牛派艺术在剧本上体现了人民性、大众性，在创作方法上充满了机趣，加上极具观赏性的表演，因此屡获赞誉久演不衰。由他执笔整理并主演的《唐知县审诰命》》（又名《七品芝麻官》）1979年晋京演出，曾获文化部颁发的剧本整理一等奖和演出一等奖。该剧拍摄为电影后，又荣获第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和“最佳故事奖”。香港《大公报》撰文称他为“东方的卓别林”。1992年11月第二届中国金唱片奖揭晓。获奖的十四位戏曲曲艺类演员杜近芳、关肃霜、袁世海、刘长瑜、谷文月、赵志刚、王盘声、牛得草、李开敏、倪惠英、马三立、姜昆、杨振雄。丑角演员牛老当然不让地位列其中，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无独有偶，由当今豫剧第一丑、国家一级演员金不换先生领衔担任主演兼团长的鹤壁市豫剧团同样蜚声梨园。由他继承下来的《唐知县斩诰命》在“河南省第九届戏曲大寒”上获得金奖；2004年3月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该剧拍摄成戏曲艺术片，改名为《七品知县卖红薯》。同年，该影片荣获中国电影最高奖“华表奖”；2005年8月，由金不换先生主演近代喜剧《伙夫县长》荣获“河南省第十届戏剧大赛”文化新剧目奖。说到这一部新编大戏，可以说是满台丑角，除开金不换担纲的伙夫县长第一主人公之外，尤其要赞赏的是其中的一位女角凤仙花，十分讨喜。
比京昆还古老的剧种秦腔中的丑角艺术家代表是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西北秦腔名丑孙存蝶先生。喜剧理论专家陈孝英对孙存蝶的“综合艺术”分为三个方面加以全面分析：一是对秦腔不同行当的融汇。《拾黄金》中，孙存蝶“一赶三”地模仿三位秦腔名家田德年（大净）、李正敏（正旦）、刘易平（须生）《二进宫》中的对唱，生、旦、净三种唱腔，维妙维肖，相得益彰；在“慢板”行腔中，他又将李爱琴的紧开口喷唱、任哲中的婉转拖腔方法和员宗汉跌宕有致的鼻腔共鸣音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汇名家之长的流畅丰富的音乐旋律。二是对姊妹戏曲剧种的融汇。除秦腔外，孙存蝶还学唱眉户、豫剧、黄梅戏，学唱京剧《沙家浜》中胡传魁、阿庆嫂、刁德一的对唱和背唱。三是对曲艺的融汇。《拾黄金》中，在给城煌爷还愿的那段联唱中，孙存蝶所运用的长达60多句的绕口令式的快板书，便是将曲艺的“说学逗唱”融人戏曲的“唱念做打”表演体系之中的一个创造。丑行演员的多才多艺可见一斑。即如上面提及的郝杰夺冠的《打瓜园》，陶洪既不念京白也不念韵白，而是一口山西方言。
另外，要提及的是江苏常州市锡剧团的江南名丑吴雅童，在锡剧界有“唱不死的王彬彬，做不死的吴雅童”之美誉。将他和彬彬腔创始人相提并论，丑角地位可想而知。他的代表作之一是早已摄制为戏曲电影的《红楼夜审》。其中主人公江梦升在公堂妄断之后绕回廊上楼梯的一段唱“啊呀，可恼啊，从此断了这门亲；啊呀，真伤心，枉费一场如意经”唱词好演得更好。
（四）
戏曲的源头是讽喻，也是戏曲的主要功能之一。最早的演员大概可以追溯到东方朔一流。
戏班子里以丑角为尊，由来已久。梨园行后台规矩，一定要丑角到了，才能开衣箱扮戏。扮戏也一定先得由丑角在鼻子上抹一道白粉，大家才能动手。
大衣箱里面有老狼神，别人不能乱坐，只有丑角是例外。原因在于老狼神就是唱丑角的，所以丑角去坐了并无忌讳。老狼神穿黄袍，每天去上香敬香同样是丑角的专司。
关于老狼神一说是唐明皇，更有信服力的一说是后唐庄宗，见之于《新五代史》。《新五代史》中提到他“尤喜音声歌舞俳优之戏”。李存勖不光喜欢看戏，有时还亲自登台过过瘾。一次，他与伶人敬新磨同台演出，自称扮演的角色为“李天下”，敬新磨上去就给了他两巴掌，“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颊”。敬新磨解释道：“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复谁呼邪！”意思是说，只有皇帝才能称李天下，你一个小小的演员竟敢大言不惭，这不是要谋反吗？可能是敬新磨太投入了，竟然忘了眼前这位就是皇帝。李存勖一听，非常高兴，看到敬新磨对自己忠心耿耿，不但没有怪罪，反而“赐与新磨甚厚”，“李天下”的诨名也由载入史册。
生旦净末丑，除开丑行之外都是照本宣科；惟有丑角，插科打诨，随机应变，肚子里必得有些货色，这自然比其他角色高出一等。近期非常出彩的程派第一名剧《锁麟囊》由梅派青衣史依泓主演，其中扮演丫头的丑角演员虞伟即兴发挥说她是演哪出红哪出唱哪派红哪派，顿时一阵满堂彩。其他任何行当都不敢也不能如此作为。萧长华老前辈丑行著名讽刺剧《连升三级》（亦即《连升店》），向例要拿四书五经题目来开玩笑，更是连得主考官都要忌讳三分。
（五）
丑角既然如此之重要，那么为何还会产生有的地方戏剧种现今存在忽视这个行当这样的问题呢。
此类情况的存在不仅表现在适合丑行主演的剧目短少，甚至于包括喜剧桥段的贫乏以及丑角演员的稀缺。就算是京剧国粹，在朱世慧老先生不再担任院长之后就再无丑角领衔的大戏诞生，牛得草孙存蝶已不复登台，豫剧就剩下金不换一枝独秀。好多传统名剧比如沪剧老艺人汪秀英拿手的《十八扯》就无人敢演能演。有些应该归属丑角的脚色，则往往由过气的生角演员担任。生丑不分的局面发展成为以生代丑的形势。
再如果从剧本这个一剧之本来分析的话，很容易看出一个要点就是传统戏无论新编还是老戏从情节安排人物配置上都有可能注意或者突出丑角的戏份。建国以来，戏曲界成为喜剧精品的集中在古装戏。除开前面列举的好些剧目之外，《春草闯堂》（亦即《假婿乘龙》）是一个杰出代表。但是，一旦到了现代戏领域内，情况就大为不同。
最明显的例子是革命样板戏。在三突出的原则下，正面人物是绝对不可能有丑角特征的。他们无法插科打诨搞笑出彩。更不必说英雄人物，他们她们总是道貌岸然凛然正气。至于反面人物，虽然总是愚蠢总会失败，可是同样不可能安排由这些反动分子来带动剧场气氛——设想假如因为他们的一句台词引起观众笑语欢声那还了得！
这类情景并非自1964年始，而是从很早就产生了并且在戏曲界深入人心。因此，越是所谓贴近现实生活擅长表现现代题材的剧种，这方面的问题越是表现得突出。同样的问题体现在滑稽界就是像《满意不满意》这样的佳作难得一见。像沪剧名家马莉莉的代表作之一《寻娘记》那样有一批小人物出丑搞笑不断的剧作成为凤毛麟角。
对照话剧界影视界笑声不断，还有春晚必定占据相当比例的小品，比如《超生游击队》、《武林外传》、《暗恋桃花源》、《卖拐》、《炊事班的故事》，很多丑星跟着红得发紫，为什么戏曲界在开掘喜剧性情节步履维艰丑行戏份日益消退呢。
这种情形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回归到戏曲的一大功能以及丑行应有的地位，需要澄清的一个话题就是对假恶丑讽喻的警世作用远比单纯的真善美说教更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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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同质化竞争与特质化发展
星期一 八月 27, 2012 6:16 pm
此为邓湘子2007年5月29日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讲座。
很高兴来到第一师范与同学们进行交流。我讲的题目是《人的同质化竞争与特质化发展》。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话题，我希望这个题目，能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
一、何为“同质化”？何为“特质化”？
我是一个办刊的人，对于“同质化竞争”的最初认识，源于办刊的实践。现在各种媒体竞争激烈，刊物与刊物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我们的刊物是一份综合性的少儿刊物，全国每个省几乎都有一家甚至两三家同类的刊物。从全国来看，这么多同类刊物，面向同样的读者群，刊登大同小异的文章，谁也没有什么优势可言。这样的刊物之间的竞争，就是“同质化竞争”。这几年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做得不一样些，从办刊理念、栏目策划到组织稿件，努力做出自己的特色来——也就是要突出自己的个性和“特质”。现在看起来，我们的探索和努力，效果还不错。
在办刊过程中，我比较注重研究人的成长，思考人的发展。现代教育是一体化的教育机制，它的优势是保证了受教育者所受教育的全面性和体系性，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限制了受教育者的个性化发展和自由的成长空间。
一体化的应试教育，带来一个可怕的影响，就是抓考试分数成为惟一的“硬道理”。许多人看到了这种“分数至上”的危害，但难以抗拒。家长不敢拿自己孩子的前程来对抗整个教育体制，学生也不敢拿自己的前程来对抗整个教育体制，一旦考试成绩不理想，考不上大学，人生就输在“起点”上了。
到了大学之后，很多人受到小学和中学教育的惯性，煞不住车了，还是以考试作为学习的目的。这样成长起来的人，很容易陷入到“同质化竞争”的困境里。
我们来简单地归纳一下题目里的两个概念：
同质化——来自相同的学习方式、相同的思维方式，缺乏个性特长，表现为“高分低能”，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
特质化——最本质的内涵就是独立思考，促成心灵觉醒，促成探索行动，促成个性特长，带来人生多样性的发展。
二、成功者总有一些特殊的品质
最近这半年，我在写作和修改《不再饥饿——世界的袁隆平》一书，已经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外文版的翻译和出版也已经启动。5月24日由省委宣传部和湖南出版集团举行了这部书的首发式。这是我写的第二部关于袁先生的书。它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探讨“杂交水稻”这个世界育种难题，为什么在中国取得突破，它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我们把这一重大科技事件，放在人类反饥饿的大历史背景下来探讨，放在人类育种的大历史背景下来探讨，放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的大背景下来探讨，选择了一个宏大的叙事角度。
把一个人和他所做的事情，放在一个大的历史尺幅上来审视，这个人和他的事业当然是要有重大份量的。袁隆平恰好是这样一个人，一点也不逊色。他所做的事情，必须要放在历史和社会的大背景上去看，才能看得更加真切。他和他的事业，对于中国和人类的价值，必须放在历史长河与对未来的展望中来考察。
袁隆平瞄准了一个问题：如何让人们吃饱。他的事业就是从这个具体的问题发端，而且不断地引发新的问题。他一辈子都在解决这个问题。
我一直在思考，袁隆平当初只是一个普通农校教师，是什么使他成为后来的袁隆平呢？中宣部将袁先生确定为科技创新重大典型，今年6月上旬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型报告会，我是报告演讲稿的撰写人之一，我在演讲稿里写了这样一段话：“他从一名普通的山区农校教师成为誉满全球的‘杂交水稻之父’，从两腿泥水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从扎根田间的实验科学家成为高科技背景下的战略科学家。”我去过他工作19年的安江农校，他在那个偏僻的地方，居然开创出震撼世界的伟大事业。研究他的成功原因，对于今天的教育事业，对于探索人的成长，对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都具有极其丰富的启示价值。
我思考的这个问题，也应该是我们每个同学应当思考的问题。
现在来看袁隆平成功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从他个人来看，他是一个英语优势者，是一个游泳健将，是一个精神自由主义者，是一个专注于目标的人，是一个扎根田间而视野开阔的人，是一个兴趣主义者，是一个行动主义者，是一个永不满足的探索者，是一个童心不泯的人，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等等。
袁隆平在安江农校时，与他的同事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都一样教课，领一样的工资。但是，他当时比别人多了一点动作，这是值得我们留意和深思的动作——带领学生在田边观察时，别的老师也许只是停留在田边，他却要跨进田里去。他去干什么呢？数一数一支稻穗有多少谷粒。他要做的就是提高谷穗上的谷粒，一辈子都在做这道看似简单却十分重要的数学题。别人在学习工作中产生了疑惑，如果找不到答案，也许就把疑惑忽略了。但是袁隆平却不这样。1962年，他自费坐上火车，到北京去查资料，请教专家。他的这些动作，或许具有某种揭示本质的作用——他作为一个伟大创造者所应有的特殊元素，也许就在其中。
成功者总是有一些特殊的品质在发挥作用。这是一定的，这是我们有必要关注的。
为了准备这次讲座，我特地重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感到真是太棒了。你们很幸运，是一师的学生。我觉得，你非常有必要去了解一师培养出来的最了不起的人，这就是毛泽东。你以前可能读过他的诗词，那只是他的一个方面。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就和他的同学徒步去乡村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他30岁出头的作品，它是从问题出发的一个考察报告。在那个年代，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如此高度重视，如此深入地去调查和了解，决定了毛泽东思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从内容的来源，从语言到思想，这篇作品都强烈地显示出毛泽东的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你应当用心去读，去领悟。
三、努力摆脱“同质化”束缚
我们编辑部接受过一些大学生来实习，每年都有好几个，有师大、湖大来的，也有从别的大学来的。我主持过编辑招聘考试，感到现代大学生的学习存在一些问题，受“同质化”束缚比较严重。
我问，读过鲁迅所有短篇小说和散文吗，读过沈从文的《边城》和《从文自传》吗，读过肖红的《呼兰河传》吗，读过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吗，读过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吗，这些现当代中国的重要作品，他们没认真读过，或只读过一点。
《红楼梦》《史记》这样的经典不去读；《百年孤独》《麦田守望者》这样外国现代名著也没有读过。
有些师范专业的大学生，居然对儿童文学一无所知。你不知道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线索，不知道儿童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其实是教育观念演变的推动史。你不知道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你不懂得童趣，不认同童心，不能深入儿童的心灵世界，如果你成为教师，就可能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绊脚石。
我们有很多同学，依照小学和中学的惯性，掌握了一个便捷的学习方法，就是看教材考高分。但是，你没有直接阅读的体验，没有深入心灵的感动，没有感受到作品中的喜怒哀乐，没有感受过文学语言的奇妙和精致，你那个高分在社会生活中是没有用的。读文科的学生，没有阅读和写作的扎实训练，这是很糟糕的。你不能获得自己的思想材料，也不给自己思考的机会，不让自己经历心灵表达的训练，结果是你只能跟着教材走，人云亦云，你的思想深处，毫无个性化的特质。
教材只是结论，是僵化的，是理性的。如果你不结合阅读原著，不结合自己的思考，任何高明的学者所编的教材，都只能给予我们一个标准答案，最终它给予我们的东西，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知识的容器。它只能给予我们“同质化”的东西。
同学们的成长之路，一直是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已经习惯把眼光盯在学校里认为重要的事情上，盯在老师认为重要的事情上，就是没有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或许是没有时间关心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可以说，在中国高考指挥棒下，“同质化”在严重地危害着年轻一代的成长。
美国中学生升大学，也要参加“高考”，就是必须通过统一考试（SAT），要考语文和数学，跟中国高考差不多。但能否被录取，这个考试成绩只占三分之一。录取要进行其余方面的考察，各州、各地区、各校，依据自己的标准，名目繁多，其中一项是特别看重学生校外经历，譬如是否有点特长，是否有出国(如去第三世界当义工)经历，是否单独弄过什么作品(有的美国高中生自己拍过电影，有发明创造成果)等等。美国高校录取的导向，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重视每个人的特质化的发展潜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导向，智慧地影响着青少年人生的发展和走向。人家的方向确实好，你不得不承认，不得不向他们学习。我国高考改革强化了“自主招生”，也是往这个方向迈出了步伐。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你们身为大学生，已经逾越考试升学的重要门坎，就应该考虑培育自己的特质，实践自己的特质化发展。现在有条件这样做，有条件来弥补“应试教育”带来的不足。你对自己的学习方式和成长方式，要有反思和选择的能力。如果你的选择和反思能力跟不上你的成长需要，那是很糟糕的事情。
大学时光非常宝贵，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一点，要努力摆脱“同质化”的束缚，超越追逐考试高分的急功近利，着眼于未来人生的长远发展。你试一试，拿自己的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与最优秀的人去进行比较，会大有收获的。如果你只是依照小学和中学的惯性，成为一个只会考试的人，你获得的东西就只是“同质化”的东西。
四、强化“特质化”发展的意识
苏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中学》一书里说：“每个学生的才能和天赋都可以在教育过程中得到发展。日后，一些人将成为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另一些人将成为工程师、技师、医生、教师，又一些人将成为钳工、车工、农业机械师，但是有一个共同特点会使他们很相似，这就是智慧和创造性在劳动中起主导作用。”
“智慧和创造性在劳动中起主导作用”，这一句话是值得同学们要特别重视的。我们应当“智慧和创造性”地进行学习，这是建设个人特质的重要手段。
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东西是迷惑人的，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放弃“智慧和创造性”。它为什么容易让人迷惑？因为它时尚、感性、刺激。比如，电视流行娱乐文化，主要元素是暴力、情色和隐私。它是文化快餐，是感官刺激，是浅文化，却吸引着千千万万青少年观众的眼球，浪费时间和精力，真是太可惜。
跳出同质化的竞争，实现特质化的发展，需要沉下心来，需要好好思索，做出自觉选择，付出实际行动。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去做这件重要的事情。
我们知道，科学家对基因组的破解，人与大猩猩之间的基因差异，也就是不到2%的差异，98%多的基因是相同的，进化的结果就是基因有一点点差异。人类从动物界走出来，靠的就是这一点差异。
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上，如果你比别人多那么一点不同的品质，比如你有2%的特殊性，甚至通过努力，你的知识和思维有5%，甚至10%的特殊元素，这个差异就能够让你从“同质化”群体中超越出来，就像人从大猩猩中超越出来。
这个差异从哪里来？我想给同学们提一点建议，就是“比别人多走一步或半步”，从行动差异实现品质差异。我尝试谈几个具体做法——
阅读差异：有创意地进行深阅读
阅读作品与只看教材是非常不一样的，“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品不提供标准答案，却给予我们审美愉悦和心灵感动。阅读原作品能够让我们形成独立思考的品质，“特质化”的生命元素由此滋生。
有创意地写书评——
《百年孤独》的10句经典的文学语言
《从文自传》的10个生命细节与从文先生小说创作的关系
有创意地交流——
你可以组织同学评选大家认为最精彩的10部儿童文学作品；请大家畅谈自己最喜欢的一部教育学著作……评选不是走过场，要辩论，要有基于阅读的体验。
行为差异：创造性地开展活动
就像只看教材不读原著一样，有些同学只安静读书而不动手实践。
我看了一个关于大学生的电视报道，印象深刻。今年4月15日中央电视台“本周”栏目的节目叫“扛摄相机的人”，讲了湖南大学的一个学生和湖南林业科技大学的一个学生，业余弄了个DV，尝试拍电影。他们那个电影就叫《高手》，获得全国大学生DV大赛金奖。四川农业大学的几个同学到山区去玩，碰到了一个爷爷准备把他10岁的孙子送给别人抚养。他们用手中的DV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打听后知道孩子的母亲在9年前逃出去打工了，父亲患了精神病。他们帮助这个孩子找到了他的母亲。他们把整个过程拍成了一部电影纪录片，获得全国大学生DV大赛纪录片的金奖。江西省东华理工大学大四女生巩元源用自拍的校园DV剧《一英里》。两个多月里，从编写剧本、拍摄到后期的剪辑、配乐，都由她一人独立完成。她说：“我觉得在学生时代拍过DV剧的人，在以后的生活中会有一种非常敏锐的思维和概括能力。”
把DV、电脑等现代科技产品，当作自己学习的工具、尝试实践的工具，这真是太棒了。
在我的眼里，毛泽东、袁隆平是伟大的行动者、探索者、发现者。正因为如此，我在中小学大力倡导，老师要引导少年儿童成为小行动者、小探索者、小发现者。在这里，我提倡大学生要主动地成为行动者、探索者、发现者。因为，人的特质就是从行动中来，从探索中来，从发现中来。
思维差异：学会独立思考
思考是面对问题进行的智力活动。你提出了什么问题？你提出了什么好问题？你采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思考，通过什么途径去寻找答案？
文科学生的视野要不断拓宽，你不能只读文学书籍，还关注科技、哲学和各种艺术。视野开阔，才有可能多角度地进行思考。有了新的观念，读书才会有收获。
如果你读过王小波的杂文，会感到他的思维方式与一般人很不相同。他原来是学工科的。你能不能在阅读王小波的杂文时，对他的思维方式进行考察？
阅读中去考察作者的思维方式，就是深阅读的表现了。你有没有关注过孔子的思维方式？有没有关注过爱因斯坦的思维方式？有没有关注过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有没有关注过鲁迅的思维方式？有没有关注过自己的思维方式？
建议你尝试对一两位自己喜欢的杰出人物进行这方面的考察，看到思维方式的多样性，逐步地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竞争机制的普遍推行。各种各样的竞争，说到底是人的竞争，是素质的竞争。在这个意义上，我讲的“特质化”发展，是强调个人素质的升级与独特品质的形成，而不是行为的极端化。
市场经济带来了竞争机制，个人有了施展自己才能的社会基础。这个时代是属于年轻人的。从历史看现实，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从个人的发展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社会已经允许并且鼓励个人奋斗，个人努力，去获得自我发展的机会。
有了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个人能否做到最大化的价值实现，就有赖于自己的意识、素质、才能和自觉行动。希望同学们有意识地培育自己独特的思维品质和个人才能，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础，成为优秀的人、卓越的人。这是我对同学们的美好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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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明小说看中国文学的启蒙传统
星期三 八月 22, 2012 7:22 am
我最近因为在普林斯顿大学开了一门明代小说的课，经常阅读明代小说。其中令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它们体现出中国人对情色问题的态度。“情”在明末特别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如李贽在《焚书》里面强调“情”，他的《童心说》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是开时代先河。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如冯梦龙选编的《三言》里的《卖油郎独占花魁》。跟美国学生讲这篇的时候，美国学生认为这个故事基本上是说卖油郎看到这个花魁女，惊艳之下说“我一定要跟这个花魁睡上一觉”，他问“一夜要多少钱”，那个老鸨告诉他要十两银子，他想只要努力工作，把银子集够就可以了。后来卖油郎的至诚感动了花魁，与他成婚。
这个故事体现了中国人在小说里很少讲所谓的柏拉图式爱情，在中国人看来，爱情就是赤裸裸的，就是一定要成其好事，只有在成其好事这件事情上面才体现出爱情的实质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在情、色这两个方面，中国人是情因色起。当然中国小说里也有一种无情之色，如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另外那个嫖客孙富，对杜十娘完完全全是一种色（李甲多少有一点情的成分）。可是要说明的是，中国小说里有无情之色，无无色之情，就是说色的成份并不是被贬得很低，不但不是，而且很清楚地说明情从色而来，《红楼梦》里面也是这种看法。西方人认为柏拉图式的爱情是比较高尚的爱情，但中国不看重这个。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差不多妓女从良的故事都是如此。
中国小说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特别男性化的男性如李逵、张飞、武松，都不近女色，也不受诱惑。真正好色的都是白面书生，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李甲，《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陈商。而且，在这些妓女从良的故事里，女性往往都比男性坚强，更能大胆追求爱情。像花魁娘子直接对卖油郎说“我要嫁你”，这种表现可以说是男性某种程度的弱化。可是能不能把男性的弱化就解释成女性的强化呢？其实未必。我觉得与其说是女性的强化，不如说是女性的理想化。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或者像《聊斋志异》里的鬼故事。哪个男人不希望碰到这样一个女鬼——夜半来、天明去，要钱给钱、要色给色？男性的弱化加上女性的理想化，产生了明代后期的这种言情小说。
另外，中国传统小说还反映出中国人不太讲宽恕。鲁迅死的时候对儿子说：“如果你伤害了这个人，他却说宽恕你，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他曾说“我之所以宽恕你，并不是因为我大度，而是因为我无能。”这些话，说它尖刻也好，说它是对人性的透视也好，我觉得是很深刻的。中国小说里面也经常体现出这点。
中国人对宽恕持怀疑的态度。胡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们要分清“容”跟“忍”是两回事。中国很能忍，但不能容，忍有余、容不足。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都是忍。在这样的传统中来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这个故事，我们应该对蒋兴哥这样的人致以崇敬。他能够宽容妻子的不贞，在中国人看来，这样的男人是“乌龟”，会受到讥讽、嘲笑。以此来看梁启超《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确是深刻。他认为要了解中国人的性格，必须看中国人的小说，我们要改变人们的思想必须先从改变中国小说开始。冯梦龙在为《三言》写的序中谈到编选的目的，是希望将它们作为《孝经》等儒家读本的辅助读物。他说编小说的人要有一种使命感，要用小说改造社会。
从16世纪的晚明小说，到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再往下到鲁迅的小说，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对于为什么要写小说，鲁迅的说法是中国就像一个铁屋子，中国人在里面快要闷死了，他要写小说唤醒人们。胡适早年写小说的时候，也是说要开通民智。一直到1942年毛泽东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其目的都以小说作为唤醒民智的工具。
但林语堂是个例外。他认为文学没有目的，作家就是为自己写作。这样一种无所为而为的态度在当前中国很重要。夏志清也说过，晚近中国的作家“脑子里只有中国”，想的都是要怎么样为中国富强、为开通民智做工作。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议题搁到一边，文学就会有独立的一天了。可是从明代的小说一路看下来，这很困难。
中华读书报
陈菁霞采访整理 周质平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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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工蜂：李玉和——《红灯记》对家庭的解构与重构
星期三 八月 22, 2012 7:08 am
这两天在网上看到龙应台十多年前关于《红灯记》的一篇文章。当时《红灯记》首次赴台演出，她观后写的。文章大意，一是说《红灯记》受到了台湾观众的欢迎，二是称赞台湾当局开放两岸文化交流的举措，与对戏中歌颂共产党不以为意的态度。我想，这个时候转发这篇文章的用意很明显，无非是龙应台担任了台湾新一届政府的文化部长，而龙应台又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就自作多情的以为台湾打算“认祖归宗”了。这个不细说了。但这篇文章却勾起了我过去对《红灯记》的一些认识，进而引起我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就费费心思来破解一下《红灯记》所隐藏的密码和要传递的信息。
饶是龙应台这样老道，也被《红灯记》麻痹了。她被《红灯记》的慷慨陈词和艺术魅力所感动，就忘记了对它进行批评和放松了警惕，误以为《红灯记》是爽口的佳肴。其实不然。要知道，毒药也可能是爽口的。
我看过一些对《红灯记》这出戏的评论，感觉这些评论，无论是称赞的还是批评的，都没有触及到它的内核，仅停留在表层。从表面上看，《红灯记》这出戏是讴歌革命者为革命奋斗牺牲，鼓励人们向革命志士学习的作品。然而，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它还提出了一种为了革命所要采取的家庭与社会结构模式。这才是它的内核。可能这一点连创作者本人都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记得某个哲学家说过，作家的创作会受到潜意识的支配，这被称之为“自动写作”。我认为这是可信的。
人们容易注意到李玉和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这一壮举。但几乎同样明显却被忽视的一点是，李玉和还为革命放弃了自己的性需求与废弃了自己的生殖功能。如果我们将李家三口从革命的大背景中抽离出来，就会发现，这一家子极不正常，三人之间没有任何的血缘的关系。特别是李玉和，正当壮年，又长得高大英俊，收入又丰厚，为什么不娶妻生子呢？但是放在革命的大背景下，人们就觉得不那么奇怪了，能够接受。当然，对失去丈夫的师母、对师兄的遗孤，李玉和在道义上有一些供养与抚养的义务，但不至于以放弃自己的基本需求和生物功能为代价呀？再说了，李铁梅的母亲呢？戏中没交代，也显得有些突兀。总而言之，李玉和不仅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还为革命放弃了自己的性需求与废弃了自己的生殖功能，李玉和就是一只革命的工蜂。
李家三口，加上诸多的表叔，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蜜蜂社会结构。虽然简单，但它几乎具有蜜蜂社会全部的角色与要素。李奶奶相当于蜂王，负责繁衍革命的下一代。三个人的姓不一样，但从了李奶奶；李玉和及诸多表叔是工蜂，负责采蜜、筑巢、看护幼虫和警戒。李铁梅是幼虫，是革命的下一代，她具有多种的可能，或成为蜂王、或成为工蜂，或成为雄蜂。所以，李铁梅这个角色在戏中既受到照顾、也要做家务，还要“提篮小卖”。最终，她继承了李玉和的遗志，将“密码”送到了在外采蜜的表叔手中，通知它们归来保卫巢穴，完成了从幼虫到工蜂的转变。李玉和的师父和师兄，则相当于公蜂，完成交配的职能后，就死去了。日本鬼子鸠山则代表外部的威胁。叛徒王连举则可以看成是那些不愿意放弃生殖功能的工蜂，是变异分子，会影响蜂巢内部的和谐与稳定，必须加以清除。红灯、暗号和密码则相当于蜜蜂的释放的化学激素、是它们的语言，用于识别身份与传递信息。可以说，《红灯记》完全是蜜蜂社会结构和行为的摹本。
《红灯记》中各个角色的唱词和独白，也表达出了与蜜蜂社会各个角色相应的定位与意愿。李铁梅的唱段《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表达了她做工蜂的志向，李玉和的《临行喝妈一碗酒》则是履行他誓死保卫蜂巢的职责，李奶奶的《痛说革命家史》则是向李铁梅交代蜜蜂社会的构成与行为准则，催促李铁梅完成从幼虫到工蜂的转化。她的台词，“你爹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是这台戏最要害处，是戏眼。等等。
那么，《红灯记》通过艺术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向观众灌输这样一种家庭或者说是社会结构模式的用意何在呢？那就是要解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结构，而代之以“阶级情感”为纽带的家庭结构，所谓“舍小家，顾大家”，“革命的大家庭”之类的说辞。它要求大部分国民放弃基本的需求和功能，牺牲生命来形成国家的力量。此乃“五四新文化运动”反父权之滥觞，原始共产主义之要旨。近现代中国选择共产主义不是凭空发生的，在此之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国家主义，或者说爱国主义已经为之的引入做好了铺垫。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学说虽然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在实践中，共产主义却是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服务的。共产主义乃国家主义之极至。但国家主义虽然能迅速地形成强大的力量，以抵抗它以为的外部威胁，但它是以削除个体差异和自我摧残为代价的，不能产生活力和创造力，必定不能保持长久的强大，是短暂的。中国虽然在近现代排斥了西方文化，但它所依赖的技术和组织手段却是外来的，内部无法产生。共产主义国家必然自我摧残，因为它要消灭个体差异，还要人们放弃最基本的需求。共产主义国家之间也不能保持长期的友好关系，必然反目为仇，因为共产主义在实践中的指向是国家主义。中苏、中越关系就是最好的例子。中朝关系也是如此。中朝关系目前尚未破裂，完全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敌人。
革命包含两个主题，“阶级仇”与“民族恨”，两者是一致的，并不冲突。因为有“民族恨”，才有“阶级仇”。《红灯记》中也反映了这两者的内在关系。李玉和的唱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反映的是“阶级仇”，日本侵略者的飞扬跋扈反映的则是“民族恨”。鸠山不仅代表日本侵略军，而是代表近现代中国所感到的所有外部威胁，包括英美等西方国家。近现代中国面对比它强大得多的西方文明，感到深深的恐惧。但它自身以“忠”，“孝”为根本的文化价值及相应的社会结构无法容纳以个人主义价值为中心的西方文化，它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根本价值，而融入西方文化。所以，它采取的策略是选择性地吸纳西方的东西以求用最小的调整来保持自身的稳定和与外部的平衡。总体上对西方文化是排斥的。这种恐惧和排斥是如此的深沉、强劲与持久，以至于在中国近现代的各个阶段都有强烈的表现，如过去的“义和团”，现在的“粪青”。这种排斥是近乎本能的应激反应，就如工蜂感觉到外部威胁而以牺牲生命为代价来进行反抗一样。它宁愿退化到蜜蜂这样的低等动物的社会结构，也在所不惜。
如果说传统中国是“家国同构”，那共产中国就是“家国一体”，妄图将整个国家打造成一个大家庭。虽然它不可能完全实现之，但它有这样的企图，并将“家”的界限向国的界限推进了一大段距离，缩小了“家”的界限与国的界限之间的间距，两者高度地重叠。如是，家庭结构就是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就是家庭结构。相对于传统中国，共产中国这个集合中“家”的子集扩大了，数量也大大减少了。这样，就将“一盘散沙”凝聚了起来。然则，以血缘为纽带，以“孝”为价值取向的宗法家族和父权家庭虽然被削弱了，但代替它的“革命大家庭”仍然是以它为底样的，只是联结的纽带发生了变化，范围也扩大了，成员的功能、义务和承诺有了较大变化而已。《红灯记》中，李奶奶姓李，李玉和原来姓张、李铁梅原本姓陈。这三个姓都是大姓，三姓合计占中国人口比重很大，我不知道有多少，能否超过一半？其中，李姓好像是最大的姓，又是盛唐的国姓。其它两姓从了李姓。这样就能在有意无意之中，得到了大多数国民的认同。在这个家庭之中，无论男女老幼都参与了革命。这种安排编织得非常精巧。它不仅召唤男姓、也召唤女性，甚至召唤未成年人，动员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源投身革命。由此可见，它对外部威胁的排斥多么地强烈。
随着共产主义实践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失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主义方面有所退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有所改善，出现回归传统中国“家国同构”的趋向，新儒兴起。但这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方向。中国现今仍在“家”与“国”之间摇摆，错失了跳出历史循环的出口，弹跳力也远远不够。这需要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支持，但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在中国尚未得到确立与普及。就如智威汤逊广告公司北亚总监及大中华区首席执行长汤姆·多克托罗夫（Tom Doctoroff）在《中国人想要什么》一文中所说，“在中国社会，除了对他人的义务以及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个人是没有特性的。集体和国家是个人身份的永恒支柱。西方的个人主义，即赋予个人独立于社会之外意义的概念，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可以说，《红灯记》这出戏，浓缩了中国近现代的价值取向，社会结构的变化、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它所做出的反应。看懂了《红灯记》，就看懂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它的艺术感染力也是非常高的，激越的音乐，高昂的歌声、慷慨的陈词扣人心弦，让人动容。就此而言，《红灯记》确实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愧为“革命的样板戏”，是样板中的样板、经典中的经典。我们要批评它，以让我们保持清醒。但我们也可以欣赏它，就如我们俯看蜜蜂或蚂蚁，会惊叹和赞叹它们结构的精巧与神奇，行为高度的协调与一致。但这种欣赏和赞叹不应当让我们产生想当一只蜜蜂的愿望。毕竟人类个体能力的无限可能，可以让我们拥有比蜜蜂更复杂、更高级、更有成效的组织结构，并能实现个人独特的价值和实现社会的不断发展。
2012年5月30日
共识网 http://www.tugan.co.uk/topic-1486/
Author:
江上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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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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