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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快递 : 辉格：巴菲特错了
星期五 十二月 14, 2012 2:52 pm
最近，巴菲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再次呼吁对富裕阶层增税，这是他近年来一再鼓吹的观点。选择此时重弹老调，显然是为影响正陷于僵局的国会财政议程。
巴菲特的成就、身份和声望，让他的主张有了巨大影响力，奥巴马的一项增税提案便据此而被命名为“巴菲特规则”（Buffett rule）。
反对增税者常提出的一个担忧是，增税会抑制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因而降低就业率，但巴菲特以其亲身感受告诉我们，这不会发生。在他看来，投资者不会因为高税率而放弃投资。他举例说，五六十年代的资本利得税远高于当前，但他和他的客户从未因此而放弃投资，而当时的经济也很繁荣。
不妨相信巴菲特是真诚的，但他的论证却是错误的，他的个人感受并不能用来证明宏观效果。一项激励条件的改变，将首先在边际上起作用，那些对其可支配收入的用途和投向摇摆不定，正在权衡取舍的人，将首先受政策变化的影响。
对于巴菲特这样以投资为其终身职业和最大乐趣的人，确实可能没有影响，但这证明不了什么。
这个道理对消费行为同样成立，你可能说，这本好书即便价格翻十倍你也会买，但这不能证明涨价不会影响该书的销量。这仅仅说明了你不是边际消费者，而且离边际很远。那么巴菲特是不是边际投资者呢？
恰好相反，他是个极度清心寡欲者，消费需求极少，没什么奢侈爱好，生活平淡无趣，对新科技和任何其他新鲜玩意也没什么兴趣，同时他却拥有极大财富。
除投资之外，他很难为这些财富找到其他用途，而且投资带给他满足的是投资行为和绩效本身，而不是赚到的钱可以让他做其他事情。这世上大概找不出比他离边际更远的投资者了。
尽管在投资上表现得十分精明，但巴菲特在制度和政策问题上时不时发表的观点，却多半经不起推敲，而且与他自己的实际行为不符。
比如他说，为避免社会沦入财阀体制（plutocracy），应加大财产税和遗产税征收力度。不幸的是，这一观点最近在中国也获得了呼应。
可事实上，虽然过去20年美国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根本没有出现任何财阀化的迹象。当前令人羡慕的富豪，绝大多数凭借个人成就而致富，很少是因为家族财阀背景。
很难找出一个社会，其富裕阶层的流动性比美国更高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因为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带来的新一轮创新浪潮造就了一批成功者。这绝不是坏事。
若果真需要用遗产税来避免财阀，或者用巴菲特的比喻，将富家子弟拉回到与穷孩子同一条起跑线，那么对于巴菲特这样的超级富豪，税率必须达到没收级水平才管用。这意味着要将极大比例的私人财富交给政府来支配，而只留下与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相当的部分，才算得上起跑线公平，但巴菲特本人有没有这么做呢？
没有，实际上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交给了盖茨基金会，一个私人机构，假如他果真认为这些财富由政府支配更好更公平，他本应将支票开给财政部。要知道，联邦政府和它的许多分支部门都愿意接受私人捐赠，实际上也一直在接受私人捐赠。
财政部公共债务局自1996年以来已收到2600万美元捐赠，其他像国家科学基金、卫生局、森林局、公园局、教育部、国会图书馆、老兵事务部等部门，收到的指定用途的捐赠则更高。
那么，他有没有把自己的子女拉回公平起跑线呢？也没有。尽管他捐出了大部分财产，但还没达到没收级。他给三个孩子留下了一个30亿美元的教育基金，而这已足以让他们享有任何可以想象的“起跑优势”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能让他们因为没钱而做不成事情”。
可按此标准，遗产税又该如何征收呢？假如另一个亿万富豪的儿子想做的事情是火星殖民呢？
像巴菲特这样事业经历一帆风顺，有幸拥有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消费需求极低，从未经历过实业经营的辛酸苦辣，也没有什么需要支配巨额财富去实现的事业追求或新颖而有创造性的想法和念头的人，在企业家这个群体里实在没有多少代表性。
他远离激励边际，难以理解众多中小企业面对重税时的痛苦和绝望。巴菲特在制度和政策上的意见因而没有什么价值。
201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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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文革”时期的自杀与离婚
星期五 十二月 14, 2012 2:34 pm
一般说来，自杀，是一种坏现象。一个时代，一个社会，自杀者的多寡，一定意义上，可以成为评价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尺度。自杀者多、自杀率高，意味着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有着很严重的问题。中国似乎从未公布过年自杀率，有无这方面的统计，亦不得而知。但国际上有对中国年自杀率的估计。通常认为，世界平均年自杀率是10人/10万，中国的年自杀率是23人/10万，是世界平均数的2.3倍。由于中国的自杀率是国际上代为统计的，可能不太准确。但中国的自杀率高于世界平均数，则是确定无疑的。
离婚，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可就不能一概而论了。离婚，有时候是悲剧，有时候是喜剧，有时候是正剧。自杀率，可以说愈低愈好。离婚率却不能如是观。离婚率太高，当然说明社会在某个方面不太“正常”。但离婚率太低，却非但不能说明社会的“文明”、“进步”，相反，倒是意味着社会的野蛮。自杀率，是难以通过强制的手段控制的。一个人执意要死，任何铁则钢规也管不住。但离婚是一种法律行为。国家完全可以把离婚率控制在最低限度，甚至让离婚率为零，也不难做到。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国的离婚率是极低的，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低得多，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中国的家庭比这些国家幸福得多。
自杀和离婚，是两件事。但有时又是密切相关的。在中国的“文革”时期，自杀率和离婚率，就形成鲜明的对照。
中国本就是自杀率较高的国家，“文革”时期的自杀率，就更高了。自杀，原因虽然多样，但通常与政治无关。而“文革”时期，迫使人们自杀的，除了通常的原因外，还有政治性原因。政治性自杀，是“文革”时期的常见现象。邓拓、田家英、老舍、傅雷夫妇，都是不堪迫害而自尽的。我们知道的“文革”期间自杀的各界名人，就多不胜数，但这也只是那时期政治性自杀总数的冰山一角。由于政治迫害并不只针对名人，普通人同样遭受着残酷的迫害，因此也同样会含冤而自杀。在人命如草芥的年代，普通人的政治性自杀，不会引起关注，死得无声无息，亲人们恐怕连哭都不敢出声。这样的因政治性迫害自杀而死的普通人，“文革”期间有多少，其实也是应该认真统计的。现在统计还来得及，再晚，可就难了。但这些话说了也是白说。总之，这个数字肯定是很惊人的。
政治性自杀者，再加上通常原因的自杀者，“文革”期间的自杀率，应该远高于其他时期。而与此相反，“文革”时期的离婚率，却低得惊人，低得让不了解那时代的人目瞪口呆。
上海的“文革”研究专家金大陆先生所著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有对这时期上海离婚情况的介绍分析。金先生在细致地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后，对那十年间上海各区每年离婚的夫妻有多少“对”，都有准确的说明。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间，本是十里洋场、东方魔都、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有着上千万人口的上海，离婚的夫妻总对数，是6489对[1]。十年按3650天算，那这十年间，上海平均每天只有不到1.8对夫妻离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样的离婚率是“骇人听闻”的。这还是上海。在偏远些的地区，在农村，离婚率就更低了。
如果有人以“文革”期间离婚率奇低为由来赞美“文革”，来歌颂“文革”时期家庭的和谐、社会的安定，那就要么是无知，要么是良心叫狗吃了。这样的人，还真有。金大陆先生在介绍了“文革”时期上海的离婚情形后，悲愤地说：“此中难道真的漫溢着一片晶莹剔透、圣洁如玉的情感吗？难道真的存在着一个莺歌燕舞、和谐美满的乌托邦吗？——此中存在着的是一座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圭臬的‘社会伦理裁判所’！”[2]“文革”期间的离婚率低，不是因为人们不愿离，而是因为国家政权不准离。通常的离婚原因，在“文革”期间都不被认可，都不成其为原因。没有爱情、感情破裂，这在今天是最常见的离婚理由或借口，因为这样的理由或借口最能被认可。而在“文革”期间，这恰恰是最不能被认可的理由，是最说不出口的借口。那是一个总体性社会，那更是一个政治全能的社会。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一切问题都关乎政治思想、政治觉悟、政治立场。结婚是如此，离婚也是如此。既然结婚了，为什么要离婚呢？想离婚，说明思想出了问题，说明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想离婚，更说明对现实的不满。而“对现实不满”，那可是很大的政治罪名。一个人“无缘无故”地要离婚，就是蓄意以此种方式给社会主义抹黑。金大陆先生说：“进入‘文革’运动后，尤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血统论’及后期的‘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直接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长剑悬临在市民生活的头顶上，随时随地可劈刺下来……那么，既有阅历又有家室的中年人，即便在婚姻上或因性格志趣，或因经济家务，或因习性情感（毋提‘性和谐’之类）等出现了裂痕，则是绝对不敢迈出离婚这一步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整个社会在道德层面上，对‘离婚’持强烈的负面评价（当时的书报极力宣传‘美帝’、‘苏修’的离婚率高，以证实‘生活腐朽’），更因为这一系列‘非政治化’的离婚理由一旦公开提出，立即就会被贴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标签，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孩子的前途。”[3]
没有爱情，不是理由；感情破裂，不是理由；性格不合，不是理由；经济纠纷，不是理由……一切非政治性的理由，都不成其为离婚的理由。至于“性生活不和谐”这样的话语，那时的人们是听不懂的。如果有人以此为由要求离婚，那会作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而引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警惕。这个人从此也就成为经常批斗的对象，从此沦为贱民，不被乱棒打死，也会被唾沫淹死。许多夫妻，相互已厌恶至极甚至仇恨至极，也只能仍在一起生活着。由于那时住房极其紧张，很多夫妻连分床都不可能，虽然相互已经厌恶甚至仇恨了，每晚也仍然在一张床上躺着。那时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忍着、挨着、熬着的夫妻，不知凡几。由这样的夫妻组成的家庭，要么如冰窖，要么如战场。如今50来岁的一代，许多人就是在这样的冰窖或战场上度过少儿时代的。金大陆先生采访了一些当年的孩子，在书中让几个人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了“文革”期间的家庭故事，有的是自己父母的故事，有的是邻居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很耐人寻味，都能从一个侧面说明“文革”时期人们是生活在怎样的境遇里。
受访者A说，自己从记事时起，就觉得父母性格不合，就看到父母经常争吵。后来，在大吵过几次后，突然不吵了，“热战”变成了“冷战”。分床而眠还不够，父亲还“自己开伙”。进入“冷战”后，父母“从此形同路人，从不搭理一句话”，有事则通过孩子传达。有一次，在机关上班的父亲把文件包落在家里，回来取时，发觉钥匙也在包里。母亲工作的小学就在隔壁，父亲却骑车兜个圈子去找上中学的孩子。一男一女，两个成年人，不说一句话，不睡一张床，不吃一口锅，却要以夫妻的名义生活在同一个家里，十年，二十年。而这样的“夫妻”，在那时代绝非罕见。A说，“粉碎‘四人帮’后”，父母终于离婚了。如果“四人帮”不被“粉碎”呢，如果“文革”一直继续下去呢，这一男一女就只得一直这样“共同”生活下去，直到有一人死去，才算是实现了事实上的“离婚”。
受访者B说的是邻居的故事。B说，“文革”期间，自己家住的小楼里，有四家人家“有问题”。其中一家男人是煤气厂工人，经常在家打老婆，“打得鸡飞狗跳，小孩子惊叫”。邻居看不下去，便去劝架，反遭那男人刁难、欺侮，后来便无论怎样吵、打，甚至“喊救命”，都没人敢劝了。但“最终也没有闹离婚”。
“家庭暴力”这个概念，那时是没有的。男人打老婆，在毛泽东时代不算什么事情。一个天天在家打老婆的男人，只要“革命立场坚定”，只要“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只要对“阶级敌人”像对老婆一样凶狠，就仍然是“好同志”，就仍然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那时代，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因为打老婆而失去党的信任，而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这个男人的妻子如果以天天在家挨打为由要求离婚，也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一切非政治性的理由都不成其为离婚的理由，那么，就只有政治性的理由才被认可了。“文革”期间的离婚，通常都是政治性离婚。夫妻一方成了“阶级敌人”，另一方以此为由要求离婚，这才是“无可非议”，这才是“名正言顺”，这才是“入情入理”，这才是“天经地义”。家中有人成了“阶级敌人”，亲人们都被要求与其“划清界限”。亲生子女都往往宣布“断绝关系”，作为配偶，要求与其解除婚姻关系，就更是有理由了。这样的政治性离婚，是受到鼓励的。这其实很符合那时代的逻辑。那时代，一个人要求与另一个人结婚，理由也必须是政治性的。“高富帅”不是理由。对方才华横溢、风趣幽默，不是理由。理由必须是：政治思想好、无产阶级立场坚定、劳动积极、毛主席著作学得好……既然结婚是政治性的，那以政治性的理由要求离婚，也的确顺理成章。婚姻的基础既然是政治性的，当一方成了政治上的敌人时，也就意味着婚姻基础的崩溃。所以，当一方成了“阶级敌人”时，另一方要求与其解除婚姻关系，在那时，不但有政治上的合法性，有法律上的合法性，也有“道德”上的合法性——这是符合那时代的婚姻道德的。
“文革”期间的政治性离婚，实际情形当然并不一致。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方成了“阶级敌人”，另一方为了自己不受连累，为了自己此后的人生不至于太艰辛，要求与那“阶级敌人”彻底脱钩，这是一种情形。另一种情形是，一方成了“阶级敌人”，另一方为了子女的前途，为了子女的一生不至于太凄惨，要求与那“敌人”离婚。在这种时候，提出离婚的一方，实际上并不只是要让自己与那“敌人”脱钩，而是率子女与那“敌人”分手，是让整个家庭与那“敌人”断绝关系，是为保全家庭而把那“害群之马”清除出去。第三种情形，则是一方成了“阶级敌人”后，另一方本人并无离婚之意，但在父母等亲友逼迫下，要求与对方解除婚姻关系。父母等亲友之所以进行这样的“逼迫”，固然有“无私”的因素，但也未必没有“私心杂念”在起作用。自己的女儿（或儿子）、自己的姐妹（或兄弟），其配偶成了“阶级敌人”，这意味着她（或他）今后的生活将只有苦难。不忍心见其落入深渊，故而以父母的名义、以亲人的名义，逼迫其离婚。但是，如果不离婚，受连累的又并不只有她（或他）自己。在那盛行株连的时代，一个人，自己的配偶是阶级敌人，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也就成了“敌人”的岳父岳母、公公婆婆、姐夫妹夫、嫂子弟媳等。这些人，在自己的“社会关系”中，就有了一个“阶级敌人”，就有了一个政治上的污点，在残酷的政治环境中，有了一个把柄、一处软肋。所以，父母等亲友的逼迫，也往往有自己免除连累的动机。也正因为如此，那种本不愿意离婚的人，那种本来决心与那“敌人”共患难的人，在父母等亲友的逼迫下，也往往就与那“敌人”脱钩了。
政治性离婚，常常与政治性自杀连在一起。有人说过一句非常有道理的话：“文革”期间，那些历尽磨难而终于挺过来了的人，通常都有一个较温馨的家庭；而那些没有能挺过来的人，那些被迫害致死的人，那些以各种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往往是在成为国家的敌人、政权的敌人的同时，也失去了家庭的港湾，也被配偶等亲人抛弃。一个人，在外面纵然受凌辱，纵然被欺侮，推开家门，有亲人在迎候，有亲人送上茶饭、送上安慰，就还能活下去，就还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意义。而如果在外面受凌辱、被欺侮，同时又遭亲人埋怨甚至抛弃，那就很难活下去了。在成为政治上的敌人后又被配偶等亲人抛弃，终于自杀，这样的情形在“文革”时期并不少见。但政治性离婚与政治性自杀，又并不只以这一种方式相关联。对方虽然成了“阶级敌人”，但自己仍深爱着对方，可为了孩子，或在父母等亲友的逼迫下，还是与对方解除了婚姻关系。解除婚姻关系后，自己的心灵日夜处于痛苦状态，精神终于崩溃，从而以自杀求解脱，这样的情形也是有的。
一般说来，婚姻的一方死了，婚姻就自然终结了，不存在与死人离婚的问题。但金大陆先生在《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中，还真说了一个与死人离婚的故事。这是接受金大陆先生采访的F说的邻居的故事。这邻居家的男主人，“文革”开始后，被揪斗，“家也抄了”。三个孩子，对沦为“敌人”的父亲，表现了极其坚定的“革命立场”。他们“对父亲很凶，还开家庭批斗会。父亲扛不住自杀了”。白天在外面被“革命群众”批斗，晚上回到家里，还要被自己的孩子批斗，除非是像顾准那样真正“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不然是活不下去的。父亲自杀了，可事情并没有完。父亲单位派人到里弄里贴了许多“死有余辜”的标语。母亲是到父亲单位要求与已成骨灰的父亲离婚。“据说三个孩子也写了什么信。”能写什么信呢，无非是表示坚决与那骨灰“划清界限”，坚决支持母亲与骨灰离婚罢了。
前面说，一个人要自杀，任何铁则钢规也阻止不了。这是说，任何铁则钢规都拦不住一个不顾一切地要去死的人。但如果这人对身后名声还有所顾忌，对亲人是否受连累还很在意，那反对自杀的规则就还能起些作用。实际上，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几十年间，军人、干部，如果自杀，是被视作“变节”的，是要作为“叛徒”对待的。七十年代末，我上大学时，一位同学不堪失眠痛苦，在病房里自尽了。他的当着高级干部的父亲，到学校来了一趟，但拒绝去看一眼儿子的遗体。来学校，是作为亲属处理后事。拒绝看一眼死去的儿子，是作为高级干部，表示与“叛变”了的儿子划清界限。此事给我强烈的刺激。自杀即意味着政治上的变节，这种观念至今还在一些人头脑里留存着。五年前，某大学一退休教授因感到“生意已尽”而自尽，竟有人写信给单位党委，要求开除他的党籍，理由是：“他并无无法忍受的病痛，为什么要自杀呢？”此事又一次给我强烈的刺激。本是“好同志”、“好干部”的人，自杀了，尚且沦为叛徒，且给家人带来麻烦，那本是“阶级敌人”的人，自杀，就一定是因为“畏罪”，就更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就更会使亲人受连累了。我的那位自杀的同学，人很聪明，与同学相处得很好。我后来才意识到，他其实得的就是忧郁症。但七十年代末，中国还没有“忧郁症”这说法，中国人还不能理解“忧郁”竟能导致自杀。把自杀视作政治上的“叛变”，是不能不细想的事情。叛变，意味着脱离自己本来从属的阵营而投向敌对的阵营。自杀，客观上当然脱离了自己本来从属的阵营，但并没有倒向另一个敌对的阵营。除非把迷信所说的“阴间”也作为一个敌对的阵营，除非认为迷信所说的阎罗王也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不然，自杀即叛变的逻辑，实在难以成立。把忧郁症导致的自杀也算作政治上的变节，这逻辑虽然荒谬，但却实际地阻止了不少人的自杀，尤其减少了政治性自杀。一些被戴上“叛徒”、“反革命”帽子从而受到残酷迫害的人，本想一死了之。但一想到自杀后，头上“叛徒”、“反革命”的纸帽子、布帽子就变成了铁帽子，且亲属要受到更大的连累，也就不敢死了。若非如此，那年代的自杀率还要更高。
来源: 《随笔》杂志 | 来源日期：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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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水龙吟网友钱先生的一小段网络对话
星期五 十二月 14, 2012 1:53 pm
钱先生的原话：
甬剧团目前的青年演员中，缺少一名可以“一柱擎天”的代表，无论是男演员还是女演员。纵看其他剧种的青年演员，瓯剧的方汝将、婺剧的杨霞云、楼胜等等，都是小剧种演员，却都是小剧种中“熠熠生辉”的角儿
博客飞云浦：
甬剧需要呼唤甬剧王子甬剧公主！
****************
延伸看法——
钱先生这里说的代表性人物就是青年演员已经成为角儿，成为一柱擎天独立挑起担任号召观众实现票房价值传承非遗剧种的够上王子公主级别的本剧种年轻人。
这就不是有几出传统戏排一两部新戏拿个什么奖就能承受如此重任的。
作为天下第一团的成员，其实更容易冒尖---因为不存在其他剧团竞争的问题。
关键在于两条——
第一，自己够努力，够有强烈的愿望。但看于魁智但看赵志刚但看上海越剧院的几块黄金闪闪发光的中年演员——他们她们都快过五十五这条线了，当初都是年纪轻轻就担纲大梁了。
或许，有人会说时代不同了；可是冒尖的条件是不会变的。影视界如此，话剧界如此，戏曲界也是如此。那第一个条件就是敢想敢做。敢想还必须放在第一位。假如想都不敢想，那么谁会让你一柱擎天呢。
第二，天时地利人和三结合固然不错，但对戏曲而言，根本的问题是剧本。这是基础，没有基础，在天时地利人和风云际会，也不会凭空或者从贫瘠的土壤里长出参天大树来。
最明显的例子是苏昆的那一对年轻梅花。当时据说胳膊腿都是僵格格的，虽然白先勇大牌出场慧眼投资，也得那个牡丹亭千古一梦本子绝对地好。
再者，王志萍的最簇簇新的一朵梅花，就是蝴蝶梦本子先有了沃土然后再来演绎。
说到甬剧本身，典妻不也是首先是罗大编剧的本子摆在那里。于是后来居上，早早就有改编的沪剧为奴隶的母亲作为杨派名剧却没有机会得过任何一个奖项。
简而言之，内因是自身动力，动力要足，好比赛陈场上的韩寒；外因是土壤，好比开足马力的一辆车驾。
体会到梨园行有戏保人的说法，既然青年人还不能一下子做到人保戏——就是说戏本身比较温但依靠演员的名望和演技照样能演下去——的档次，那么戏保人的作用更加无可比拟。
最后再说一个非常有号召力的例子，那就是徐俊导演对方亚芬所说的，包你一朵梅花。为什么敢这么说，就因为那个玉卿嫂的脚色前无古人，剧本编写激情满满，那么一大段精彩唱词情感宣泄，想不红也难。
而当时据说袁老是反对的，有消息说是因为剧情是描写偷情——确实是；描写不伦，其实没有，何况描写不伦的戏早有先例；可是领导导演三方都顶住了。
只能说何赛飞与梅花失之交臂，成就了方亚芬的梅花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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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一批全国地方戏展演精粹的初步统计
星期四 十二月 13, 2012 10:44 am
首先得对全国地方戏展演精粹大声欢呼，热烈欢呼！
不把这些各省市的地方戏和京剧国粹摆在一起，突出地方戏（看来还没有包括昆曲这个联合国非遗状元）群英荟萃，其意义非常重大，对振兴戏曲的作用不言而喻。
总共十八个剧种，几乎可以说活跃和比较活跃的地方戏剧种囊括其中。
按照北方片和南方片的分界，大体上可以说——北方剧种有十台，包括豫剧陇剧河北梆子晋剧秦腔评剧吉剧眉户戏吕剧；其中豫剧占到两台。
豫剧的比重不仅在北方片里独占鳌头，而且在总数十八台里也是独一无二的。豫剧，了不起啊。这跟河南省委书记本人特别重视河南卫视的戏曲频道非常红火有着莫大的关系。
南方剧种有八台，包括越剧沪剧川剧黄梅戏粤剧滑稽戏梨园戏锡剧。相对来说南方片还是少了些，不到一半。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南方地方戏好些剧种未被入选第一批全国地方戏展演其原因是衰落的现状以及重视不够——相比较而言，正好和北方片豫剧的相对兴盛成为对比。
把十八台地方戏再换一种统计分析来观察一下。
大致上数目也是九台戏基本上是从最传统的老戏本子沿袭下来的。这说明了传统戏的力量和深远影响。至于内中有好些也已经经过整理改编，但基本路子没有跳出传统框框就一概统计在内。
也是大体上有九台地方戏是解放后的剧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剧作。这其中包括并非按照施家班演出版本而是袭用六大沪剧团联合演出版本的沪剧雷雨，以及跟莫斯科获奖戏曲电影的本源舞台剧完全不同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特别再要强调的是选入了豫剧铡刀下的红梅，秦腔庄妃与多尔衮，吉剧桃李梅，眉户戏迟开的玫瑰，川剧金子，滑稽戏顾家姆妈。
进一步仔细分析，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精彩和不足：
这些剧种都是相对来说特具生命力的——其中越剧川剧滑稽戏入选的都是梅花大奖获得者担纲的大戏新戏，尤其是滑稽戏这个小剧种。
特别欣赏吉剧这个在一九五九年周国总理提出建设东北地方戏曲的指示下，三年之后正式命名的新剧种。这个从二人转发展而来的剧种早已令人刮目相看。此番又以代表剧目桃李梅入选全国地方戏展演精粹，可喜可贺。
完完全全全新创作的现代戏豫剧眉户戏滑稽戏各占一部，更为可喜可贺！期待更多的新作佳作在地方戏中诞生。
也是相对比较的结果，表明上海滑稽戏缺乏新作佳作的现状。这很令人尤其是令上海——滑稽戏的诞生地和发祥地担忧。
同样，作为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发扬光大成为第一部国产彩色电影并且是第一部国际获奖的戏曲电影诞生地越剧发祥地的上海，没有一部越剧地方戏参与展演，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老艺术家前任上海越剧院院长吕派创始人吕瑞英含泪诉说关于越剧重心迁移的情景。
衷心期待在以后有关方面组织的全国地方戏展演精粹演出中看到更多的剧种更为精彩的剧目，比如浙江的婺剧江西的赣剧湖南的湘剧，尤其是属于天下第一团的甬剧瓯剧苏剧等像梨园戏那样闪亮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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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不是包袱
星期四 十二月 13, 2012 9:25 am
各行各业，老人没啥希望、前途，只有青春才是资本、热钱
对于伦敦，我的一个印象是，这城市到处是女王般仪表堂堂、高贵严肃又亲切和蔼的老同志。也有许多老妇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坦荡磊落。他们为什么不理直气壮地坦荡磊落？这个伟大的城市是他们建造的，是他们的青春为这城市的辉煌奠基。随处可以证明他们曾经创造了这个城市，伦敦没有拆迁，所以92岁的设计师可以指着那座教堂的窗子说：这是我设计的！泥水匠可以告诉他的重孙：你的足球场是我砌的地基！
老人依然活跃在沙龙、酒馆、剧院、教堂。我朗诵诗的那个下午，大厅里全是中年人和老人，提问踊跃而深刻。他们不仅是爷爷奶奶，更是教师、顾问和高人。老人不是包袱，而是那国家的活史书、精神容器、道德楷模、美食秘方，以及某种久经考验的生活品位。
伦敦有许多老人用品商店，不是凤毛麟角的一两家，老气横秋专为敷衍老人赚几个小钱的粗糙丑陋专卖店，而是老人的时装店、老人的日用器皿店、老人的手工皮鞋店、老人的雨伞店、老人喝下午茶的咖啡馆、老人的手杖店、老人的体育用品店，哦，还有老人的首饰店！
我想给父母买点拿得出手的礼物，但在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却买不到。市中心由青春靓丽者统治着，很难买到老人的用品。设计师们从来不为自己年迈的父母设计时装。那种背街背巷委琐自卑的老人用品店出售的次品，你好意思买给父母做礼物么？现在买到了，一个绣花的专供老妇人用的小羊皮钱包，因为老人出门不会带许多大钞票。一个药盒，里面可以陈列应急的药丸，就像首饰盒一样漂亮。
在伦敦，酒鬼有酒鬼的去处，流浪汉有流浪汉的蜗居，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圣地，老人有老人的玩场。大家各美其美，互相鼓掌。而在我居住的城市，与老人有关的世界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了，这些老怪物大多数时候只能躲在公寓里守着一台电视机。伦敦的老人们可能还占些优势，英国女王，那位引领英国高品质生活和时尚的老妇人，使得老人的地位也非同凡响，这种“顽固守旧”俨然内化为英国的民族性。在伦敦，举目皆是老房子、老街道，地铁也是古董，完全感受不到想象中工业国的焕然一新。难怪中国游客会大失所望：英国怎么如此落后而陈旧！
中国近百年的思潮是维新。“维”到今天，新的就是好的，新就是有用，旧就是无用，害怕无用，似乎成为你我身边的一种常识。普天之下焕然一新，而且还在继续更新。老人日薄西山，与保守、无用、累赘甚至反动同义。
尽管传统伦常还在血液里暗自发生作用，家庭中老人还保持几分威严，但社会的传统已岌岌可危了。五四时期，精英们说到传统中国就以老人喻之，说到未来就比喻成少年中国。本来是一些象征性的说法，用少年中国象征一种有活力的、自由的、开放的思维方式，针对的是封闭、僵化、腐朽的思维方式。但这些象征后来却被现实化、具体化。
中国思想，总是在象征与现实、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之间根据眼前利益摆动，利益所在，无比的实际具体；利益所在，也无比的抽象朦胧。在商业方面，可以说少年中国已经实现。吾国大城市的商业中心，哪一个不是“老人莫入”，只为有经济实力的新潮族设计的？孩子也受影响，因为有未来的、能够成龙的不是老人，是孩子，于是无用的老人去接有用的小孩，像银行运钞车去接存款，为他们背书包。总之，各行各业，老人没啥希望、前途，只有青春才是资本、热钱。
我有个同事，在编辑岗位干了一辈子，在编辑这个专业上可以说是个默默无闻的大师。甫一退休就黯然离去，连个送行的人都没有，就像自动走向垃圾站的垃圾袋。接替他的是一个刚刚招聘进来的小伙子，单位甚至连请元老指点一下的念头都没有。这是一种无情的侮辱，他干了一辈子的事业毫无价值，小青年永远可以从头开始。他进来时这单位还在打地基，连办公室都没有，现在是摩天大楼一栋，但是与他毫无关系。没人尊重他的一生，自个儿一边呆着去吧。心寒！
我们所谓的老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安置老人的问题，根源是我们的观念出了问题。拆迁老建筑还是表面的，在这个表面的背后是对历史、经验的蔑视和恐惧。这种拒绝守成、从零开始的文化，已经深入骨髓。
我曾经坐在泰晤士河畔的一个小咖啡馆喝过一杯，跑堂的是位白发苍苍的爷爷，腰上拴着一个磨成了宝贝的牛皮夹。为年轻人端上一杯咖啡，并非耻辱，而是高档，老爷爷跑堂六十年，收杯摆碟的做工、风度已经是大师级的了。我盯着他腰上那个包浆深厚的皮夹子看，估计他为了做好这业务专门定制了一个与咖啡馆相称的牛皮夹子，也说不定有的咖啡客来此喝上一杯，就是为着瞟一眼这夹子。哦，裤腰带上的古玩店！坐在泰晤士河畔，有一位终身热爱跑堂的大师为你端来咖啡，那不仅仅是享受，而是沉思：他一生有那么多跳槽的机会，有更好的工作可以赚更多的钱嘛，为什么顽固保守得像泰晤士河那样永不改道呢？
看得出来，他德高望重，来这里喝咖啡的许多老人是一生的常客，他们不必吩咐，他就知道他们要什么。或许他的人生理想没有女王那样伟大深远，也就是为这几个老朋友端端咖啡，让他们惬意一辈子。而在他们眼中，这位老亨利的恩泽未必小于女王陛下。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于坚
（作者为诗人）http://www.infzm.com/content/83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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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何时从“两满意”到“三满意”？
星期四 十二月 13, 2012 8:18 am
原文地址：戏剧：何时从“两满意”到“三满意”？作者：宁波戏剧沙龙
戏剧：何时从“两满意”到“三满意”？
王向阳
日前，一位多年从事婺剧艺术教学的资深老师说起婺剧界的现状，对不少剧团尤其是专业剧团热衷于获奖，为了取悦外地专家而不惜冷落本地观众的本末倒置的怪象，喟然长叹：“假如既能让观众满意，又能让专家、领导满意，那就好了！”
曾几何时，专业剧团把专家满意、领导满意这个“两满意”，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把它与观众满意这个“一满意”对立起来，并且已经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势：专家满意、领导满意，观众未必满意；观众满意，专家和领导未必满意，仿佛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果换一个思路，在专家满意、领导满意之前，能否先让观众满意，从而将“两满意”变成“三满意”呢？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在实践上是可行的。
记得婺剧《断桥》许仙的扮演者周子清老师在《南国红豆正飘香——记广东粤剧院著名小生丁凡》一文中写道：“有许多剧种走进误区，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大投资搞一台所谓专家满意、领导满意的戏，可就是老百姓不满意，花了许多钱，送了好多礼，得了很多奖，结果观众不喜欢看。而粤剧在这方面有自己的追求，经过千锤百炼、观众认可的戏送去评奖，而且照样获大奖，领导、专家、观众三满意。”广东粤剧院的成功经验雄辩地表明，传统戏曲完全可以让领导、专家、观众“三满意”。
在历史上，婺剧的经典剧目，如《断桥》、《三请梨花》、《双阳公主》、《僧尼会》、《牡丹对课》，哪个不是观众、专家、领导“三满意”的！就是在现在，像金华市婺剧团重排的《二度梅》，赢得了观众的掌声，也赢得了专家的青睐，获得了第二十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提名。
如今，为什么我们婺剧的大多数创新戏只能让专家、领导“两满意”，而不能让专家、领导、观众“三满意”呢？“挟泰山以超北海，此不能也，非不为也；为老人折枝，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只是不为，不是不能。因为让观众满意难，要真才实学、真材实料、真刀真枪，没有八年十年，磨不出一本好戏；让专家满意易，在这个人情社会，只要擅长公关，一切皆有可能。在这个浮躁的社会，浮躁的文艺界，浮躁的戏剧界，无论是剧团，还是演员，很少有人能够沉下心来，“十年磨一剑”，打造真正的精品。
“顾客是上帝！”这是消费领域众所周知的道理，如果没有人购买你的产品或者服务，就是好到天上去，又有何用？！于是，有人把这个适用于物质产品的规律，引用到精神产品，戏剧界有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误区：“观众是上帝！”很多观众剃头担子一头热，误以为自己就是上帝，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理所当然能得到剧团的重视，孰知人家对你爱理不理，因此难免有失落感，先是不可思议，后是心里懊恼，再是口出怨言，久而久之，最后彻底绝望。
其实“观众是上帝”这个论断并没有错，只是有一个前提：剧团的生存跟观众的好恶有关，只有在观众的票款养活剧团的时候，观众才是剧团的上帝；而如今观众习惯于看白戏，剧团习惯于“吃皇粮”，观众喜不喜欢，跟剧团的生计有什么必然联系？剧团为什么要理你？因此，应该改为“衣食父母是上帝！”
那么，剧团的衣食父母是谁呢？不能一概而论。靠市场生存的民间剧团，衣食父母肯定是观众，如果观众不喜欢，剧团就要被市场无情唾弃，断粮断炊直至散伙走人；而对于专业剧团来讲，虽然都已改为企业了，如果主要还是靠政府采购、送戏下乡，靠财政养活，有奶就是娘，那么戏剧的上帝还是政府的领导，换汤不换药。
领导喜欢艺术，更喜欢政绩，因为是职责所在。衡量政绩的标准是什么？在经济上，大多是GDP，而在文化上，主要是奖项，“梅花奖”、“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而奖项是谁评出来的？当然不是观众，而是专家，因此专家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剧团的上帝。剧团一旦获了奖，为地方政府争了光，为领导政绩加了分，从而获得更有力的财政支持，同时也让演员获得晋升职称和工资的机会，名利两得。这样，就难怪剧团和演员都把专家当作上帝、奉为神明了。
要纠正这种眼睛向上的极端功利主义，治标之策是从理念上加以引导，治本之策是从机制上加以改革。在理念上，树立观众、专家、领导“三满意”的宗旨，借鉴广东粤剧院的经验，把经过市场千锤百炼、得到观众高度认可的剧目，推荐上去，相信能让大多数专家满意，获得奖项，从而也让领导满意，皆大欢喜；在机制上，真正切断专业剧团与地方政府的脐带，釜底抽薪，让他们学会在市场中独自觅食，掌握在野外独立生存的本领，从而排出更多更好的剧目，只要观众满意了，自然会埋单。
同时，改进现行评奖机制，扩大群众对文艺评奖的参与面，合理增加经济效益在评选指标中的比重，扭转长期以来只重评奖、不重观众的导向。随着这种新的评奖机制的确立和完善，对于剧目生产来说，政府不再是投资主体，获奖不再是惟一目标，领导不再是基本观众，专家不再是最终裁判。这也意味着：曾经存在的国有文艺院团依靠政府投资、以获奖为目标的文艺生产模式，将得到彻底改变。只有到那时候，观众才是真正的上帝！
作为一个戏迷，在此提一个诚恳的建议：作为戏剧领域的专门家，学有专长，众望所归，要像孔雀爱惜自己的羽毛一样，爱惜自己的名誉，凭着自己的专业说话，凭着自己的良心说话，如果不能说真话，可以不说话，千万不要说假话，把自己与广大观众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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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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