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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文物研究的又一丰硕成果


星期二 八月 22, 2017 8:09 am


戏曲文物研究的又一丰硕成果

——评王潞伟新著《上党神庙剧场研究》

作者:黄竹三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中国戏曲教学与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近日,我收到潞伟小友寄来的他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新著《上党神庙剧场研究》,万分欣喜。我早年曾参与戏曲文物研究,因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比较注意,欣喜之余,匆匆捧读。

  在这本书里,王潞伟不是选择一般的戏曲旧题作泛泛之谈,而是选取一个特定地区的戏曲演出场所做了广泛深入调查,详予述介,并进而作理论阐述。所选的上党地区,即今山西省东南部长治市和晋城市所属各县区,是我国戏曲遗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这个地区历史悠久,宗教民俗文化深厚,至今仍遗留众多古代神庙、戏台,形制各异。在戏台上和神庙中,留存有大量舞台题记和戏曲碑刻。民间还流传多种明清时期赛社礼节抄本,如《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唐乐星图》等,并有多种古代戏剧形态如队戏、院本、杂剧演出,以及参与演出的乐户。其演出形式有台上表演、撂地作场和流动性演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从这些神庙戏台和有关戏曲演出中,可以窥见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脉络和特点。潞伟据此深入调查研究,所作自令读者耳目一新,亦为学界所赞赏。一个青年学者,初入学术领域,当然要打下坚实的文本知识和理论基础,同时也要学会做田野调查,以获取新的口头和文献资料,再进行深入探讨,这样研究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新。

  对上党地区神庙戏台的考察,资料丰富翔实,是此书一大特点。

  潞伟在硕士研究生期间,跟随戏曲研究所的老师进行田野考察,学会了描绘、记录戏台形制的方法。博士研究生期间,他用了三年时间,对晋东南地区各县区的古代戏台进行了全方位、地毯式的搜索,对所有神庙戏台(包括舞亭、舞庭、舞楼、献楼、乐楼)逐一考察,记录其创建年代、建造地点、建筑形制、台口朝向、戏台面积、台基高度、梁柱大小、顶部架构、装饰特点等,并对戏台所在庙区的正殿、献殿、两侧廊房建造形制、位置功能予以丈量、描绘,点明神庙所供神灵与戏台的关系。对这些戏台及其顶部架构,拍摄了彩照,制作了庙区平面示意图,抄录了所存碑刻碑文。所有这些资料、数据,均翔实可靠,且图文并茂,新人耳目。观读此书,使读者对上党地区的古代戏台有了切实、全面的了解,也便于学者在研究中国戏曲发展时予以检索、参考。

  对这些古代神庙剧场,作者根据所建时代,分为宋、金、元、明、清不同阶段予以叙说,不仅详述这时期神庙剧场的现状及碑刻的遗存,而且还点明此时期神庙剧场的特点。如指出宋代神庙剧场多为新建,依据地势及正殿坐向而定;称谓还不统一;具有明显宗教属性;敬神献艺是唯一宗旨等。又如金元时期神庙戏台,多建于远离村落的偏远之处,或建于村落附近高地;戏台与正殿之间的距离逐渐变大;戏台从四面观逐步转向三面观;剧场形制趋于一致。这些阐述,使读者了解上党地区不同时期神庙剧场的发展变化,也增加了此书的理论性。

  此书论述中,附有众多有关神庙剧场的表格,如《上党金元时期舞亭式建筑形制规格一览表》《上党地区方志中载录的神庙剧场列表》;全书末尾,还附录上党地区现存关帝庙、汤王庙、三嵕(音“宗”)庙、二仙庙、玉皇庙、龙王庙、东岳庙、城隍庙、三教庙的剧场资料一览表。这些表格,增强了全书资料的全面性、丰富性,也便于研究者的检索使用。

  《上党神庙剧场研究》的另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运用戏曲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上党地区的神庙剧场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证分析。

  此书专列了“神灵信仰与神庙剧场创建”“民间礼乐思想与神庙剧场创建”“上党村社神庙剧场的空间分布”三章,对上党神庙剧场进行了理论剖析。指出神灵信仰是神庙剧场创建的根基,上党地区多元化神灵信仰,混合了对自然神,祖先神,社会神,人格神,行业神,儒、佛、道各教神祇的崇拜,因而神庙戏剧多为泛神祭祀演出,戏台、剧场亦为此兴建。上党的民间礼乐思想非常浓厚,也必然予以物化,神庙中戏台之设,就是礼乐思想民间渗透的结果。泛神信仰导致上党地区神庙众多,甚至一村多庙,而有庙必有戏台,这就从根本上揭示了神庙剧场建造的内在原因,增添了著作的理论色彩。

  《上党神庙剧场研究》还有一个可贵之处,就是它的资料收集,是在前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作者并不完全依赖前人的资料、数据,而是在自己的田野考察中,重新予以审视,当则保留,不当之处,予以更改。比如戏台梁柱的高度,前人是搭梯上下,以皮尺丈量,有时并不完全准确,而潞伟重新考察,则以新的科技仪器予以测量,数据当然更为可靠。对前人调查的结论,也不囿于旧说,盲目相信,而是依据重新获得的资料,独立思考,提出新说。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高平市西李门二仙庙方台的判断,前辈学者,包括他的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的老师,大都认为是露台;而潞伟根据新发现的《举义□□仙□村重修献楼□□记》,论断为献楼基座,在此书第二章以专节论说,有一定说服力。

  此书侧重于资料记述,而兼以文献及田野考察,以三重证据法来研究中国戏曲发展历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应该说,这是新时期中国古代戏曲文物研究的重要创获。

  《光明日报》( 2017年08月22日 12版)返回光明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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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星期二 八月 22, 2017 7:59 am


1、有网友指出《战狼2》抄袭小说《弹痕》。
近日,《战狼2》编剧董群回应:本人董群,笔名纷舞妖姬,代表作《弹痕》

2、猪八戒和孙悟空来到米山和面山前,猪八戒叫道:“猴哥,我吃米山,你吃面山,看谁先吃完。”说完跳到了米堆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孙悟空看了看猪八戒冷笑道:“呆子,你这一口一口吃要吃到什么时候?”
说完摇身一变变成了王大陆。

3、广告悖论:广告打断我看视频的时间越久,我买这个产品的可能性就越低。

4、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比如说十几年前你在大街上拿大哥大打电话,和现在你在大街上拿大哥大打电话,回头率都是极高的。

5、前几年谈恋爱,妈妈总担心的说:多看看,不着急,要了解对方,怕对方藏的太深了!
现在谈恋爱,妈妈总是担心的说:看好了就快点出手,时间长了,等对方了解你了,可能就又黄了。。

6、为什么你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因为过得好的人,不听别人讲道理,而是讲道理给别人听。

作者:没什么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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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戏曲大会》出题与各位专家商榷


星期日 八月 20, 2017 3:11 pm


一片冰心在戏曲

关于《中国戏曲大会》出题与各位专家商榷

《中国戏曲大会》是一档中央电视台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精心推出的大型传统文化节目,为了弘扬祖国的戏曲文化,可谓是苦心孤诣,诚意满满。当然,诚心的付出也得到了回报,在社会上引起了热议,成为很多电视观众茶余饭后的谈资,也达到了普及宣传戏曲的作用。相对于其他的传统戏曲类节目,这个节目在宣传普及戏曲方面无疑是领先很多。那么说《戏曲大会》相对以往节目最可贵的地方在哪里呢?个人感觉,它并不是以展现戏曲专业演员或票友的表演为重点的,不是“自娱自乐”,而是站在“戏迷”的角度,不,也不是单纯意义的热衷于表演的戏迷,而是把中国戏曲真正当做一种文化,站在“观众”的角度引导大家欣赏。这种理念难能可贵,中国戏曲缺少演员吗?我感觉并不缺,缺的是能够真正欣赏戏曲的观众。所以这个节目基本摒弃了“戏迷票友大赛”等自娱自乐的堆砌式的展示,而是站在观众的角度替观众着想怎样欣赏戏曲。这种理念无疑是成功的关键。那怎么贯彻这种理念呢,出题当然是重中之重了。题目当然是各位专家费尽心血而成,我从中所受教益也很多,但是看过节目之后,也有一些想法想与专家商榷,当然是班门弄斧,但是念在本人对戏曲的一片拳拳之心,也只好说将出来,敬请批评指教。

这次戏曲大会的题目关于戏曲专业术语的东西太多,对普及戏曲,特别是普通人了解戏曲没有多少帮助,比如“亮相”“场面”“圆场”“抽签”“压轴”等专业戏曲术语,甚至严谨地说,只是京剧这一个单一剧种的专业术语,并不具有普遍性,对观众了解戏曲之美也没有什么大的帮助。大学者钱钟书先生有句话,大意是尝到了鸡蛋的美味,又何必关心这个鸡蛋是哪个老母鸡下的呢?当然这是戏谑之语,关心一下下蛋的母鸡也很必要,但是我们不是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鸡蛋的美味上吗?所以,关于专业戏曲术语的问题还是少出为好,意义不大。

有些题出得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说有道选择题是“湘剧《描容》是哪出戏里的一折?”,答案当然是《琵琶记》,但是这道题到底想要考察什么呢??如果说要考察《琵琶记》的内容,不管是用昆剧、湘剧、川剧还是赣剧来演绎这个故事,《描容》都是《琵琶记》中的一折,跟湘剧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所以特别举例说湘剧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说这个题想普及湘剧相关知识的话,这道题就更没有出到点上了,所以说,出题专家还可以再斟酌。

还有就是除“地方戏”题目的难度似乎可以再深一些,毕竟这是《中国戏曲大会》,应该引导大家建立一种“大戏曲”的观念,这次“地方戏”的考察基本都集中在第六题“视听题”上,出现了难易度不均,整体偏简单的问题。比如说有一道视听题,放了常香玉老师豫剧电影《花木兰》中“刘大哥讲话理太偏”选场,然后问这是什么剧种,最后百人团全部答对,就说明这个题太简单了,起不到宣传、欣赏“豫剧”这个北方大剧种的作用。相反,有些视听题难度就过大,比如说像广东粤剧红线女的题,就放一个动画片让判断是谁配唱的,说实话,这道题对绝大多数观众来说难度太大,即使是对全国剧种有点基本了解的人来说,也不一定仅凭声音就能听出是红线女老师,特别同样是视听题,跟豫剧那道题一比较,难度就真是天上地下。我个人建议是,像这类题目难度系数还是差不多为好。比如豫剧题就可以提高一点难度,我理解题目的意图是为了引出介绍常香玉老师,其实完全可以放一些常老师其他剧目的片段,像《红娘》、《大祭桩》、《白蛇传》什么的,据我所知,常老师这几个戏都是留有录像资料的,这样一来,既可以向观众普及一下常香玉老师可不是只有《花木兰》这个戏,她还有很多代表作,另外呢,对参赛选手来说也不至于太简单。同样的,红线女老师的题目可以稍稍降低一下难度,红线女老师也留下了很多录像资料,像著名的《搜书院》、《昭君出塞》啊,可以考虑放一下真人版的视听资料嘛,一是可以普及一下这位广东粤剧大家,让观众认识一下红线女老师的庐山真面目。二呢,也可以降低一些难度,使选手之间答题相对公平。但是总体来说,“地方戏”的出题还是过于简单,其实对于所谓的“地方戏”的提法我个人就不太认同,基本就是把京剧以外的所有剧种都叫地方戏,其实站在大戏曲的观念上来说,京剧不过是皮黄系统剧种的一员罢了,京剧对应的不是地方戏,而是像秦腔、昆曲、晋剧、川剧、梨园戏等等一个一个的剧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出题过于简单,出的一些视听题像秦腔的《斩单童》、锡剧的《珍珠塔·跌雪》、湖北汉剧的《宇宙锋·装疯》等,都是本剧种最有代表性的剧目,然后题面只是让选手选择这是哪个剧种,不免显得过于简单, 个人感觉也是对一些剧种不够尊重。还不如说放完视听资料后,问这是哪出剧目呢!

第三题“表演类题”出题是一个亮点,效果也很好,基本上让观众了解了戏曲的各种程式,但有的题目出题还是要多加斟酌,比如有一道题是京剧《打瓜园》陶洪念白的题目,问他的念白是什么?备选答案是京白、韵白和方言白,当时这道题百人团就错了一个人。为什么?因为陶洪念的是方言这一点太明显了,另外两个备选答案很容易排除,所以说这道题出的就没什么意义。我们知道京剧中有很多剧目的人物是念方言白的,也体现了剧种之间的交流,这些方言白很多,有山西白,就像《打瓜园》、《徐良出世》等,也有苏白,还有山东方言等等,所以说这道题应该考一下陶洪念的是哪个地方的方言白,如果这样的话这个题就有意义的多了。

再说一下第四题“图片题”的问题,从出题来看,这种题主要考察了人物穿戴和脸谱问题,还是存在难易不均的情况。例如说脸谱题,有几道题,考哪个是关公,哪个是金钱豹,哪个是跳出卦炉的孙悟空,这几道题都太简单,即使是对戏曲毫无了解的观众也能凭常识判断出来,寺庙里大红脸的关公,金钱豹脸谱上显眼的金钱,明显“火眼金睛”的孙悟空,特征太明显。相比另外一道图片题,有三张不同剧种的包公脸谱,让选择哪一张是秦腔的脸谱,这个题的难度系数就比之前所说的图片题难太多了,这不仅需要选手对京剧,秦腔,川剧这三个剧种都特别熟悉,更需要对三个剧种的花脸行当有相当了解。这样一来,难度大很多,就显出不公平。而且这道题出得很不严谨,且不说川剧的包公脸谱在当今的演出中不常出现,基本按照京剧脸谱画,就说秦腔的那个脸谱,现在秦腔界早就不按图中所谓的脸谱画了,很多秦腔演员和资深秦腔观众都说没有见过那张脸谱,经笔者多方讨教,才从一位专门研究秦腔脸谱的爱好者那里了解到这算秦腔早期的脸谱,现在舞台上早已消失,据我猜想,这个脸谱起码在文革前,也有可能在建国前就可能不用了,所以说,拿一个这么陈旧的脸谱来出题显得太不严谨,即使要考这道题,也应该用现在秦腔舞台上的脸谱造型为好。

还有一些题目意义不大,可以考虑改换考察的方向。比如说有道题考哪个剧种是最年轻的剧种,三个答案,龙江剧、吉剧和漫瀚剧,最后答案是漫瀚剧。我相信这个题即使是资深观众也有很多人不知道,不客气的说,这道题没有意义。这三个剧种都是建国后人为创造出来的,由行政力量推动,经过组织命名然后产生。众所周知,龙江剧和吉剧基本是以二人转为基础的,漫瀚剧呢,之前我真不知道,经查询,得知是以二人台为基础创立的,就一个剧团,剧目也很少,所以说,知道这种知识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我并不是说这些剧种不好,它们都是二人转和二人台在新时期的发展,如果说要考察漫瀚剧这个汉族和蒙古族和谐发展共同创立的剧种,为什么不考察一下漫瀚剧与二人台之间的联系呢?题目可以设置成内蒙古漫瀚剧是在哪个剧种的基础上创立的,这样题目就会有意义的多。

随想随敲写了这么多,不成体系,知识也难免浅陋,但因为对戏曲的热爱,把心中的想法说出来,权作参考,不足为凭。

齐海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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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三部曲”:法律与欲望的双重变奏


星期六 八月 19, 2017 4:04 pm


法律是张者作品的分辨率。张者的“大学三部曲”书写于时代的大变局背景下,前后有近10年,其内里的变化也包含着时代的变化,书写者个人的社会评价和价值认同的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正一步步地进行法制建设,如何理解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从事研究和学习以及实践工作的法律人,他们在中国当代大变局当中呈现出什么样的精神面貌,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心理变化等等,这是张者近年陆续推出“大学三部曲”所表现的东西,无疑也是张者小说最独到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三部曲的文学价值所在。
  讨论张者“大学三部曲”,固然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但是法律这个视角我以为是要强调的,不只是因为张者本人是学法律出身,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写了大学法律院系的教师和学生,以及由他们幅射出的社会法律实践。因此,我设想用一个主题“法律与欲望”的二元关系来理解这部作品。因为这个角度,我始终不得要领的把握突然之间就敞开了一个开阔的扇面,其作品的时代意义,独特性就可能会被释放出来。由此去把握张者小说的价值,可以说其意义是别的小说所不能替代的,这是他独特的方位,法律是张者作品的分辨率。
  张者的“大学三部曲”书写于时代的大变局背景下,前后有近10年,它确实有前后的完整性,其内里的变化也包含着时代的变化,书写者个人的社会评价和价值认同的变化。在《桃李》中,张者一开始用一种平静的方式进行叙述,出场的美女学生称他们的法学导师为老板。小说开篇写道,一个美女研究生,通知大家说“老板”回来了,“老板”要开会。老板这个形象一下就修改了大学教授的形象,老板在整个作品里面不但是指导法律学业的导师,俨然就是一个学生的学业、工作、生活的全方位的管理者,学生则成了依附者。在《桃李》中出现的“老板”,带领学生几乎是试错般要穿越当今时代的权利与法律纠缠的现场。
  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一直觉得张者在嬉笑,在玩闹。看到“老板”在市场经济中扑腾,弟子们在情场上追逐,读着很好玩。但不难看出,有些东西藏的很深,整部作品一直在探讨一个严肃的话题,这个话题隐藏在其中成了一个基本的格调,那就是作品始终在考察法在当今时代与利益和欲望的博弈。在《桃花》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傻博士,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试图坚持法的正义,这种坚守贯穿整部作品的始终。可是,面对中国滚滚而来的市场经济,过分地坚守却又成为一种可笑的东西了。
  到了三部曲的第三部《桃夭》,张者再一次强调了法的不可捉摸。在《桃夭》中的最后法庭审判,张者对法律的严肃性,法律在中国遭遇的境况,做了一个具有悲剧感的表述。在这个意义上,张者的思考是很坚定的。
  张者小说的故事性特别有趣,他能把那些反常规的经验表达得自然合理。也许有些人在阅读中会觉得小说中的一些情节过于巧合,有些细节有悖常理,是不可信的。在《桃夭》中两个回母校参加同学会的大叔,冲进了女生宿舍,号称要寻找自己的“同床”,这所谓的“同床”就是二十年前男生宿舍的床现在成为女生宿舍被女生睡了,“同床”成了一个借口,两个大叔就冠冕堂皇地进去了。在一般情况下,这样闯进到女生宿舍,会被女孩赶出去。可是小说中竟然让其合理了,还进行了一场十分暧昧的对话,还留了电话,这是不可信的。还有,二十年前一个叫白涟漪的姑娘,二十年后又出现了一个同名的姑娘;现在的女朋友居然是过去女朋友的女儿等等……这个仿佛都是不可信的,这些文学的不可信又和法律文本的可信结合起来,也就是严肃的不可信性和可信的不严肃性,在法律的背景下书写,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甚至意味深长了。一群法律人具有严肃性,认真性,崇高性,严谨性,而他们却被文学的语言和情节游戏,完全颠倒了一切。法律性和文学性在作品中有一种争斗,一种博弈,从而展现出一种荒诞感。张者的整部作品不断地用这样的语式和情节,一直都在追求这个效果。所以,这使一般读者的判断会出现很大的误差,也就是说,当你用法律的严谨去判断真假时,你发现这是文学作品;当你根据文学的方式去判断其真实性时,你发现他正在进行法律的严峻性的思考。
  张者的这部大学三部曲的意义在于探讨了法律与欲望的二元关系问题,整部作品见证了中国二十多年的法制建设历史。我们在法制中国的建设中,遭遇到的不仅仅是前有权力后有欲望,最关键的是法律主体的建立,即行使法律效力的责任主体的建立,以及它面临的难题。张者的三部曲具有历史和现实的见证性,其意义重大。

作者:陈晓明 原载:《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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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租界“花园洋房区”的形成及其历史特色


星期一 八月 14, 2017 9:40 am


旧上海有两大租界系统,一为由英、美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一为法租界。公共租界一向以商业繁华闻名,以南京路为中心的市干道的市中心区即是其最大的闹市街区;法租界历来以拥有高级住宅区而著称,其西部高雅、幽静的 “花园洋房区”,就是它为人称道的明显标志。以往对公共租界及其商业的兴盛多有研究和描述,但对法租界及其高级住宅区的状况却少有考察和叙述,尤其对后者的兴起和在上海城市中的历史特色,可谓极少注意。本文试对这一主题进行初步的探索,使人们对它的形成过程和环境特征建立一个基本的了解,并由此而引发一些启示。
一、上海法租界的设立和西扩
  1848年1月,法国首任领事敏体尼到达上海,其时英国人已在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和苏州河南之间建立了英租界,敏体尼便迫使上海道台将余下的洋泾浜和县城之间的空地划给法国人,1849年法租界遂在这一地带成立。
租界的经济发展很快,人口大幅度地增长,用地日趋紧张。借着这些理由,为扩大自己的统治地盘和利益,无论是英租界、美租界(1848年初现于虹口),还是法租界,以后都屡次向中国政府要挟提出扩界的要求,还采用“越界筑路”的方法,先行将界外的筑路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后再在条约上将其正式的确认。
  法租界方面的第一次实现的扩张是在1860年,取得了小东门外沿江的一片土地;第二次扩张是在1900年,西界由今西藏南路向西推展到了今重庆中路和重庆南路。法租界当局其时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它要尽力地将自己的版图由东向西大举推进,最终目的是要与徐家汇衔接起来。因为法国天主教早在那里建立了江南教会中心,这是法国在华开辟的一个重要基地。
  在刚刚实现第二次大扩张,不便于再正式提出扩界要求的情况下,公董局为着上述的目标,便采用了“越界筑路”的方法,越境向西建造马路。1901年便开筑了宝昌路(今淮海中路)、善钟路(今常熟路)、圣母院路(瑞金一路),1902年开筑了华龙路(雁荡路)、陶尔斐司路(今南昌路)、薛华立路(建国中路)、宝建路(今宝庆路)、杜美路(今东湖路)、毕勋路(今汾阳路),1907年开筑了金神父路(瑞金二路)、巨籁达路(今巨鹿路)、福开森路(今武康路)、姚主教路(今天平路),1911年开筑了宝隆路(今宝庆路),1912年开筑了祁齐路(今岳阳路)、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1913年开筑了贾尔业爱路(今东平路)、恩理和路(今桃江路)、古拔路(今富民路),1914年上半年,发起辟建了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马斯南路(今思南路)、高乃以路(今皋兰路)、莫利哀路(今香山路)。
  当这些马路筑成以后,法租界的水、电等公用设施、房地产及其它事业便逐步渗进,这些地区也就变相地落入了法租界的势力范围。
  到1914年下半年,法租界的最根本目的在一种极其特别的政治局势中得到了完全的实现。这正是中国北洋军阀统治的大动荡、大混乱时期,因大批的革命党在法租界内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活动,袁世凯政府为去除这个心腹之患,决定同意让法租界当局在界外所筑之路上拥有警权,以此换取法租界将藏匿在界内的众多“乱党”驱逐出境,或引渡给袁政府的警察厅。1914年4月双方就这一交易正式签定《上海法租界推广条约》,此条约于同年7月14日,即法国的国庆日对外公布、生效。这样,今重庆中路和重庆南路向西至徐家汇原法租界当局开筑道路的所在地区,便全部划给了法租界管理。这次的扩张,法租界净增的面积为13015亩。
二、法租界西部高级住宅区的形成
  近代上海对外开埠以后,位于法租界以北的英租界和美租界,在1863年合并成“公共租界”, 在历史上它们同样也实现了数次的扩张,其最后一次,是在1899年完成的。
  前述的1914年扩张既是法租界实现的最后的一次大扩充,从整个上海租界来说,也就成了上海租界最后完成的一次扩充。因这是最迟的一次,也就决定了这一地区属于法租界和整个上海租界最晚开发,但也就有可能成为最为成熟开发的地区。
  1914年的法租界新扩充区,当时虽然已有数条马路穿越入境,但基本面貌仍还处于浜河纵横、村舍点布的郊野状态。如果我们将其称为法租界西区的话,其时早已建立了60多年的东区和早已建立了10多年的中区,已经完全城市化,尤其是东区已颇为的繁荣、热闹。
  当时的东区,有干道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东接外滩。5法国领事署、法租界公董局、法租界总巡捕房即位于是路,且商业兴旺、人流滚滚。东区显然是法租界的政治和经济的中心所在。而在中区,1901年起造的宝昌路(宝昌路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民族英雄霞飞元帅,于1915年改名为“霞飞路”2.),从公馆马路西头开始,为法租界开辟了一条向西的大通道。这条通道正渐渐地在显出它在法租界的远大的意义:它不仅将成为一条法租界的东西交通主干道,而且还在孕育着变成法租界的一条新兴的商业兴盛的繁华名街。
  在这样已成的格局中,法租界新获得的西区,显然没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基础和发展需求,它的功能只能另辟蹊径了。其时正逢上海已跃为中国的第一大城,并正在向国际的大都市衍变,上海的城市人口突飞猛进3.,租界中心区的人口必须向外疏散,而法租界西区尚未城市化的空白状态,正好能提供大批的空地,容纳大量的人口。于是大为有利可图的房地产业便快速地挺进到这一区域里来。
  1914年后,随着各条道路的开辟、延长、加宽,大批的房屋便在西区沿路破土而出、拔地而起。上世纪10年代、20年代、30年代,这个势头一直在向前,此地终于形成为法租界及整个上海租界地区的一个面积广大的住宅区。
  然而此地还不仅只是一个面积广大的住宅区而已,因法租界当局对这一地区的重视,对其特别的导向和管理,使之还形成为上海的一个高级住宅区,并且还是其他地方很难相比的大型的高级住宅区。在这个高级住宅区的发展历程中,法租界当局有三个大的方面的情况,对这一地区最终的定位和环境风貌的形成,应该说是有决定性的影响的:
  1. 法租界当局对于中区以西地区的建筑,越来越趋向限制中式房屋的出现,而极力提倡建8造欧式建筑,也即通常所称的“洋房”。其理由除了文化背景、景观欣赏上的原因外,最主要是认为中式房屋质量差,防火、安全等有问题。法租界公董局最早是在1900年作出如下决议的:在今嵩山路以西的扩充区内,除非得到总领事的同意,禁止建造由木材和土墙组成的中式简陋房屋,而必须以欧洲的习惯采用砖头和石块做建筑材料,房屋的设计图则要经工程师的批准。1914年,又规定在顾家宅公园(今复兴公园)周围的辣斐德路、华龙路、金神父路和宝昌路之间的四方区域内,只准建造西式房屋。到1921年,公董局又再决定:在公馆马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霞飞路、福煦路(今延安中路)、贝当路(今衡山路)等主要的道路上,如要申请建造中式房屋,该房屋的外立面必须是西式样子,才能发给营造许可证。
  限制建造中式房屋,在法租界的东区和中区,实际受到了中国人的反对和抵制,但是,在西区,因为这是新开发的土地,是高级住宅区,又是外国人和有钱人集中的区域(后详),因此法租界当局要实施这一思想就比较容易,这也就造成了在今肇家浜路以北的区境内,西式房屋特多和特别较集中的状况。
  2. 租界的管理机关公董局长期以来一直驻在公馆马路上(今黄浦公安分局局址),1934年此址让给了法租界总巡捕房,迁往中区霞飞路,即解放后的比乐中学址。但实际上公董局对这一处于商业大街中心的新址并不满意,故开始向西,在西区内寻找适当的土地,以另建新局址。
  他们看中并购下了霞飞路、劳尔东路(今襄阳北路)、亨利路(今新乐路)之间的一块土地,并且请设计师完成了对新公董局大楼的全部建筑设计。可惜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租界局势也动荡不安,因此新局大楼的建筑计划也就不得不停顿下来。这一停便停了几年,到1941年公董局眼见新局的建造已不可能,也已没有必要,因此郑重决定放弃原地,将基地改为公共花园。公园于同年就辟成对外开放,这个公园就是“蓝维霭公园”,也就是现在的襄阳公园。
  法租界西区假如从外面迁入了公董局,这个地区本将成为法租界的行政中心所在。西区以内有可能就此跟着发生一系列令人意想不到的重要变化,也即它的地区功能或许会出现改变。但最后此事从此作罢,这样实际上也就摆脱了各种可能而来的其它干扰,使西区仍能保持为一个单纯的住宅区和高级住宅区的旧有格局及其面貌。
  3. 法租界当局对西区住宅区的高度的重视,最大体现在将其整体性地提升为一个租界特定区。1938年,在总领事的指令下,公董局指定了一个《整顿及美化法租界计划》2.,这一计划重大思想为:将整个法租界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区域;对各式建筑物划分出不同的类型;在不同的区域不同地控制建筑物的式样;在不同的区域对不适合该区的已建房屋制定处理办法等。最为重大的是,这一计划为法租界划定了一个特别高级的住宅区,其界限大致如下:
  西为海格路(今华山路)、姚主教路(今天平路)
  南为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
  东为拉都路(今襄阳南路)、古拔路(今富民路)
  北为福煦路(今延安中路)
  在这一特定的区域内,应专留给建造以下类型的房屋:
  一是“连幢房屋”,墙身间宽度必须在6.1公尺以上,有暖气设备(或壁炉)和卫生设备;
  二是“单宅或双宅房屋”,分两种:一为分租大厦或写字间、公共场所所用,必须有暖气设备(或壁炉)和卫生设备;二为私人住宅,同样必须有暖气设备(或壁炉)和卫生设备。
  在当时,一个能附有暖气设备(或壁炉)和卫生设备的建筑物,必然就是高档的房屋。这个计划规定,如不符合这样的标准,要在这一区域申请建房,将不再核发营造大执照。也就是说,不是高档的的房屋,从此将不能再出现在这个地区了。又规定,对这一区域原来已建成的旧房屋,凡不符合上述标准的,除公董局特准的以外,均不再发给修理执照,这就意味着,那些不符合上述标准的老房子,如果坏了,不准再大修,只能自行消除。
  1938年底,这个计划由法国总领事署作为署令对外公布。到1939年5月,经过修改,法国总领事署对这一计划再行发出署令1.。这次的修改主要是将前计划所定的区域正式划为A区,但在这个A区之外,又增加了一个B区和一个C区 , B区的范围很小,仅是顾家宅公园(今复兴公园)附近一圈,C区的范围是今卢湾区西部和徐汇区东部的相连地带。B区和C区的建筑标准也与A区一样,也必须有暖气设备(或壁炉)和卫生设备。这一修改显示了法租界当局决心要扩大境内高级住宅区的范围,将原先基础特别好的地方,也纳入到这个范围里。
  因这A、B两区的划定,今延安中路以南,重庆中路、重庆南路以西,肇家浜路以北、华山路以东的大部分地区,就在法律上成为法租界的高级住宅区,这一区域从此也就更明确了一个统一的高标准,以后,它必须按照这个所定的高标准继续去开发、建设。由此,一个大型的高级住宅区,在法租界的西部逐渐定型。
三、近代上海“花园洋房”区的环境特色
  在整个法租界内,比较注重市容环境,法国领事馆以及由其控制下的市政机关公董局对其在财力上投入很大,管理上也颇为严格,平时不断通过制定、发布各种法规,来推出各种具体措施。同时公董局机构完善,所属各处的管理人员、派出人员职责分明,使各项措施能得到相应的落实。实际上在整个法租界地区,市容环境的总体状况要比北面的公共租界明显要好得多,这在当时是得到大家公认的。而A、B、C三个区域因是高级住宅区,自然更受到特别的重视和精心的管理,面貌特色必然就更为出众和出色。
  以下是法租界高级住宅区的一些主要特色:
  1. 广泛的绿化
  法租界地区的绿化投入量是惊人的,公董局专门设有一个“种植培养处”,负责为公共场所(包括公园、公墓、体育场所、公共空地等)和公董局及其所属机关栽种花卉树木。以下特别选择抗战爆发后的若干年份中的若干月份该处栽种的数字(还未进入艰难时期的抗战爆发前的情况当还要好),从此即可见法租界的绿化情况为什么在上海最为人称道了。
上海法租界“花园洋房”的绿化投入量

  应该注意,以上的数字并不包括马路上行道树,以及私人和机构在自己的花园里、空地上栽种的花卉树木数。如果加上这个数字,那么法租界的绿化投入量更为惊人。
  关于行道树的种植,在1932年7月法国领事署曾专门发布了一个《法租界公董局管理路旁植树及移植树木章程》,其中明确规定:“各树木相互间之距离,得依树之种类及事之可能,定为七公尺至十公尺。”1.以这个规定可知,法租界内所有的道路的各边人行道上,是少则7公尺,多则10公尺的间距,就有一棵树。这个量也是可观的。众所周知,法租界还引进法国梧桐树,作为行道树的主要品种。这种树树身高大、树冠茂密,是非常有风骨和特色的。
  在各个公共场所和各种机关内一直不断地栽下巨量的花木,在道路的两侧又到处是浓荫对接、叶密成盖的梧桐树,法租界地区的绿化自然是众口称誉了。而西区的高级住宅区因拥有大量的住宅庭院、大园和空地,必然要布置足够的绿化。这样,在大的绿化环境中,更增添有无数个小的绿化环境,这一带,自然就变得花木扶疏、芬芳扑鼻,成为绿的世界、姹紫嫣红的世界,上海滩的一个别有天地了。
  2. 高度的整洁
  整洁包括两个方面:整齐与清洁。
  整齐方面可举两个典型的例子。前面已谈到行道树的距离必须保持统一,另外法租界公董局还明确规定:人行道上的“所有柱杆、自来水龙头、帮浦汽油站,以及其他设备,都不得在距离路旁树木1公尺半以内设置,并应与各树木整齐并列。”2.这就是说,在人行道上出现的所有柱杆、自来水龙头以及其他各种公建物,都要和行道树保持为一条直线,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行道上可能出现的设施杂然无章的状况。
  另一例为:尽管在那时法租界的交通并不成问题,尤其是西区地多人少,车辆过境也不是很多,但在1936年,法租界当局就作出规定:汽车在路中“有必要停车时,驾车人应将其车停于沿人行道左旁交通方向处,以不致妨碍交通。”3.又规定:绝对不准停在两路的转角处。这样的规定,不仅有利交通的畅通,实际还使道路停车形成一条直线,显出了整齐性。
  在清洁方面法租界当局的管理力度更大。《清洁人行道章程》规定:“各房屋前人行道,应常使之便利交通及保持清洁。如有妨碍或危害交通之物件,尤其是行人所遗弃之物及包扎所用之材料,于发现之顷应随即移去。人行道面至少每日应冲洗一次,水沟亦应每日以之水冲洗之。”这些事由谁来做?章程规定:“由楼下住户之家长负责履行之,其楼下住有多家者,由各该家长共负连带责任。”
  实际上这个章程的目的,仅要住户方面也能负起日常的清洁人行道的责任。公董局方面对卫生工作是有专门的管理的,它安排有清道夫清扫街道,还设有“卫生巡路队”,每天“往各路里弄及公厕等处,洒扫消毒。”在早先,西区还未完全城市化的时候,一些地方还处于农村状态,有很多较远的、无人管理的空地、荒地,公董局还组织了“卫生特务队”,专门到那里去清除垃圾。
  垃圾不仅是地上有,还会出现在墙上、电线杆上、车身上等等的地方,例如招贴(包括广告)、告示等的到处乱贴及其残迹处处,这在现在都是严重的问题。法租界总领事署在1938年6月发布《告白章程》,规定了:禁止有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告白;张贴告白必须向捕房呈送样张和纳税;非经所有人同意,不得在私车上粘贴告白等等。除这些以外,在清洁方面特别规定了一条:“告白因气候变迁而损坏或经发贴者自行除去者,其残滓概应自行撤清,不得留弃于公路上。”1.对以上各个规定,如果谁违反了,都将受到五元至一百元的处罚。
  3. 分外的幽静
  近代上海已是全国的工业中心,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业大发展,各类工厂企业大量开办,无孔不入地到处寻找可以利用的土地。法租界自然也受到了这个冲击。为避免西部高级住宅区内的空地和建筑也受到影响,法租界设立了“工业划定区”,“凡营业具有特殊的危险性、妨碍卫生或不适宜”2.的企业均只能在划定区内开办。这个“工业划定区”,主要定位在法租界中区的南部,西区的东部也涉及到一些,但边线是划在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拉都路(今襄阳南路)和徐家汇路,也即将A区排除在外,在A区内是完全不可开设这样的工厂企业的。高级住宅区没有了这类工厂的干扰,这就根本性地排除了由工业生产可能带来的极度的噪音和脏乱。
  法租界对于声音的管制确实是很严格的。对路上的车辆,公董局规定:“行车喇叭,应适当按鸣。不准在住宅区及夜间滥按喇叭,尤其不准同时并用多种喇叭。”对那些以声音做广告者,公董局则严厉规定如下:“凡商店或其他一切公开性质之机关,利用有声乐器,如留声机、无线电播音机及其他乐器等,以其号召过路人注意者,应予因其乐器招集群众致碍交通时,或因其乐声妨及附近邻居时,即遵照巡捕之通告,立行停止发音。”3.违反此规定者是要受到巡捕罚款的。
  道路上的噪音除了上面两者之外,实际还有一个很大的来源,那就是小摊小贩。法租界当局充分明白这一点,因此在1933年专门制定了一个《管理摊贩章程》在这个章程里,规定了摊贩在人行道上营业应该所在的位置,以及摊子可有的最大尺寸面积。最重要的为了保护住宅区,特别是高级住宅区的良好环境,还将摊贩限制到专门的道路上去营业,即全境只允许少量的马路才能设摊。在西区内可以设摊的道路仅以下几个路段:
  蒲石路(古拔路至劳尔东路),即今长乐路(富民路至襄阳北路)
  西爱咸斯路(甘世东路至拉都路),即今永嘉路(嘉善路至襄阳南路)
  福履理路(亚尔培路至拉都路),即今建国西路(陕西南路至襄阳南路)
  劳尔东路(亨利路北面),即今襄阳北路(新乐路北面)
  甘世东路(雷米路至西爱咸斯路),即今嘉善路(永康路至永嘉路)
  雷米路(甘世东路至拉都路),即今永康路(嘉善路至襄阳南路)
  海格路部分地段,即今华山路部分地段
  没有工业的噪声、很少有摊贩的吆喝,凡其它有碍于路人、邻居的响声,实际都要受到巡捕的警告或罚款,在这样的管理下,再配之于如波似海的夹道浓荫、花木拥围的幢幢奇美洋房,法租界的西区便滋生出了其它地方所难以得到的那种特别的幽静。
  4. “五多”的特点:
  一 是有钱人和外国人多
  高级住宅区内有钱人多,自不在话下,凡租得起、买得起、造得起这里的花园洋房、新式里弄者,必是富人。
  而法租界内的外国人居民在法租界的总人口中,比例很高。以1941年为例,外国人为29767人,占总人口854380的3.5%,也就是说,当时法租界的100 个居民中,有3个半人是外国人,这个比例也可说是惊人的。
  根据1941的统计,法租界中的外国人,最多的是俄国人,第二位才是法国人,第三位是德国人,第四位是英国人。除这些外国人以外,其它涉及到的国家之多是难以想象的,北欧、东欧、中亚、北美、南美大小国家都有,至少在40国以上。
  这些外国人住于西区高级住宅区的,明显要比中区和东区多得多。当时法租界的巡捕房共有6个,西区所在的捕房为福熙捕房和贝当捕房,两捕房在1941年统计的外国人为15529人,该人数占外国人总人数的52%1.,也就是说,法租界有一半以上的外国人是住在西区的,只有一半不到的外国人住在中区和东区。 法租界西区在上海真正称得上是一个国际居民区。
  附带提一下:由于旧上海有地位、有成就的人,多为富人、大员,因此不少人自然就居住于这个环境特别优良的地区,也因此,在现今来说,那里就留下了大量的历史名人住宅。
  二 是医院多、疗养院多
  既然是中外富人集聚的高级住宅区,为他们医疗、保健,同时也为整个上海的中外富人提供优质服务的大小医院、诊所和疗养院就在此和在周围应运而生,并且越办越多。比较闻名的如有:中比镭锭治疗院、圣心医院、虹桥疗养院、沪江疗养院、上海医院、西门妇孺医院等。
  三 是体育设施多
  外国人喜好运动,促使各种体育设施在西区大量开办。这些体育设施有运动场、网球场、棒球场、足球场、排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游泳池等。境内比较著名的场所有:法国体育会运动场、游泳池,东华体育会体育场,上海网球场,菁菁网球会,青岛球会,兰园游泳池等。
  四 是宗教、文化、科研机构、团体多
  因这里外国人多,环境又好,因此各种宗教、文化、科研机构、团体陆续进入西区。宗教方面,主要是教堂和教会团体;文化方面有学校、电影公司、影戏院、图书馆等,科研机构重要的有:国立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上海分院、中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等。
  五 是树园、菜园、草地多
  根据历史地图所示,在法租界的西区内,散落着不少名为“树园”、“菜园”、“草地”的地块,这些地方的大部分,可能就是为法租界投入的巨量绿化,培植基本的花卉、林木、草坪的。它们是一个个绿化的孵化基地,同时本身也是法租界大规模绿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 上海城市建筑文化之一——“花园洋房”区的启示
  近代上海的大门被西方打开以后,欧美的城市建筑文化也随之而来。黄金水道黄浦江边外滩的高楼大厦,绵绵成带,推出了名扬天下的宏大气象;法租界西部的“花园洋房”,如撒落的颗颗珍珠,生成了赏心悦目的高雅格调。 在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高楼大厦和“花园洋房”,铸成了上海的一种别致的城市风貌,同时也造就了上海浓重的国际性色彩。上海,由此而有了 “万国建筑博览会”之誉。
  法租界西部因位置相对偏离市中心及后开发性,更由于法租界当局对这一地区重点的规划和管理,因此这里便形成为具有绿、洁、静、雅浓郁特色的一个特别的高级住宅区。这个住宅区在二十年代刚刚成型、初具规模时,就在上海展现了非凡的形貌和独特的魅力,一份外国人的报告当时是这样高度评价这个高级住宅区的:“法租界西区是上海唯一经过精心设计的住宅区”,“道路建设在全市首屈一指”。
  非常幸运的是:这一高级住宅区尽管历经不同时代的种种磨难,其一大片的花园别墅、新式里弄多还存留,住宅功能基本不变,并且由于内部的商业和交通相对城市的其它区域处于弱化的状态,故大部分地区仍能遗存旧时环境的基本格调。在现今,这一地区的良好建筑成了我们这个城市的优秀建筑遗产,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已被划为上海市的十二个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之一。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一定要将这个历史文化风貌区重新清理好、整治好、保护好,以能延续上海城市的历史文脉。在另一方面,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大规模的开发和建设的新时期,在大批新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的时候,从历史上“花园洋房”的建筑及区域的形成和管理中,仍可得到诸多启示。
  1, 由于上海城市发展特定的时代背景,上海“花园洋房”区过去也被打上了西方侵略的屈辱烙印。以往,人们还总是将“花园洋房”与资产阶级联系起来。虽然1949年以后它们逐步为人民所接收,但旧有的观念,加之从解放初期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使得上海城市规划中,“花园洋房”的保护与利用始终排不上应有的位置,高级住宅区的建设在这一时期成为断层。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末,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外资和海外人士的进入、上海小康目标和人均收入水平目标的实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房地产业的繁荣,上海市内一幢幢新颖高层、新“花园洋房”拔地而起,周围的绿化布置越来越美妙多姿。人们的观念也为之一变,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已将“花园洋房”作为追求的目标。在上海市内和周边的各个区域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新的别墅建筑群。这是改革开放的良好结果,也是上海城市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
  2. 上海“花园洋房”,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建筑问题。经百多年的积淀,它成了一种文化,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记录了历史,包含了深厚的历史底蕴。“花园洋房”区具有的特殊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以及塑造出的城市特色,使得延续这一历史文脉,已是我们这个城市应当高度重视的一项任务。
  3. “花园洋房”的布局,千姿百态的造型、风格、装饰以及周围幽静、美观的绿化环境、人文环境等,对当前方兴未艾的上海房地产业,对规划、建筑的设计和研究者来说,仍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此外,现今我们正在大踏步地迈向国际化,那么,利用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特色,尽力打造新的国际风貌,这在我们的规划、设计工作中,同样也是需要一起考虑的。
  4. 历史上法租界当局对“花园洋房”区的管理方法及经验,不无可取之处。上海新兴的区域管理、物业管理产业正在努力探索和建立自己的制度和方法,那么推陈出新,以积极的态度吸收和运用历史发展中的有价值的东西,必会有利于建成一个个真正称得上舒适、安宁,令人向往和留恋的居住环境。
  最后,对于现今新建筑和新住宅区的优化问题,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实际有着对一种完美结合的深切向往:即它们既要有历史的神韵,又要有现代的气象;既是经典的,又是清新的。相信经过人文学者对历史文脉的不断梳理和深入研究,经过规划师、建筑师们对旧新建筑的一切良好因素的不暇探索和精心运用,这样完美结合的建筑和区域,一定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城市之中。

中菏建筑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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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最出名的五首诗!看看他的诗才有多高?


星期一 八月 14, 2017 8:59 am


古往今来,谈及帝王的写诗数量,有一个人肯定绕不过去,他就是乾隆。

弘历一生写了4.363万首诗,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据说,第二名是陆游,写过9000多首诗。

但很遗憾的是,乾隆诗歌没有一句留传开来,如今几乎不被文学史提及,没人在意他还曾是一个高产的诗中皇帝。

写诗讲究的是才华,而不是数量,乾隆为何拼命刷数量呢?

(1)乾隆想证明自身并非蛮夷。

(2)乾隆晚年认为自己是完美皇帝。

(3)乾隆想要成为文治武功都好的皇帝。

(4)乾隆个人喜欢。

乾隆诗歌的数量上来了,那么质量究竟如何呢?

接下来,就放出乾隆五首最出名的诗歌,你来品一品,看看究竟是小学水平,还是大学水平!



第一首,《新娘》

这是一首流氓诗,据说最后一句是纪晓岚补上去的。如果是,那么君臣一对大流氓。这种诗谁写谁流氓。

楼下锣鼓响叮咚,新娘羞坐花轿中。

今日洞房花烛夜,玉簪剔破海棠红。

整首诗很押韵,但含义不言自明,很黄很暴力。

第二首,《观钱谦益初学集因题句》

乾隆对钱谦益印象很不好。可以说,乾隆对所有叛徒的印象都不好,比如洪承畴等,故写诗讽刺。

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

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

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

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

所以,清朝前期为大清卖命的朋友们,活没活好,死后名声也不好,也不知道他们图啥!



第三首,《咏雪诗》

这首诗流传最广。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乾隆和沈德潜等一大帮闲人,去西湖赏雪,乾隆张口就来:

“一片二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乾隆卡住了。

就在冷场之时,沈德潜赶紧接上:“皇上的诗写得太好了,请让臣狗尾续貂——飞入梅花都不见。”

当然,关于最后一句,有好多版本,如“飞入花丛都不见”,“飞入芦花都不见”、“洒落花丛都不见”等,意思差不多吧。

第四首,《清闲口号》

乾隆是个闲不住的人,所以难得清闲的时候,更是要赋诗一首。

人言难得是清闲,我略清闲辄赧颜。

设使乐斯更何虑,满招忧亦在其间。

第五首,《烟雨图》上的题诗

这首诗为何出名?因为某人说过:皇上,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么?

雨后荷花承恩露,满城春色映朝阳。

大明湖上风光好,泰岳峰高圣泽长。

别以为乾隆爱岗敬业,其实乾隆整天很闲的,到处潇洒,曾在济南大明湖畔遇到了夏雨荷,后来就搞上了。事后,乾隆画了一副《烟雨图》并题了这首诗给夏雨荷。夏雨荷生下的女儿就是紫薇格格。



(清朝皇帝下江南,那叫美谈。其他皇帝下江南,那叫荒淫无耻)

后记

据说,乾隆常常上一个厕所,就能写下几首诗,搞得厕所纸张紧张。

身为皇帝,所写的诗歌,不需要太多,只要真情流露即可,哪怕只有一首,也会让后世传颂。

身为皇帝,最重要的是治理国家,而不是到处摆谱,和大臣比水平高低,那只是不成熟的表现。

粗人刘邦就只写过《大风歌》,却名传千古: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造反者黄巢写过《菊花》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至于曹操、李煜、赵佶等文学大家,就更别说了。但不管如何,谁也没想过要写几万首诗,欲与天下试比多。

作者:茶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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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frankjiang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9:38 am

祝福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Laughing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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