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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望华：沉重的回忆
星期一 十二月 24, 2012 8:2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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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
【储安平（1909年－1966年？） 江苏宜兴人。1932年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1946年春赴上海任复旦大学教授，创办《观察》半月刊，因针砭时政后遭国民政府查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8年1月因发表“党天下”言论，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66年9月失踪。储安平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余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陈仁炳）。储安平与前妻育有三子一女，储望华是其幼子，生于1942年，钢琴家，现居澳大利亚。
几张面色模糊的黑白照片，是储安平留在这世界仅有的影像，它们也似乎印证了这位父亲留在儿子储望华心中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67岁的储望华与家人现在安静地生活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幢漂亮的白色别墅里。储望华将这座洋味十足的住宅取名为“静远斋”，储安平被打成“右派”后，曾改名静远，取自“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以规避身外的政治汹涌。储望华每年都会回到国内，担任一些钢琴比赛的评委或为艺术院校授课。对外界而言，这位儒雅而风度翩翩的白发学者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与钢琴家，是著名的《黄河》钢琴协奏曲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他改编的很多钢琴作品如《翻身的日子》、《新疆随想曲》、《二泉映月》、《筝箫吟》、《茉莉花》等，不仅被中国钢琴家大量演奏，而且也成为音乐院校及业余考级或比赛的常用教材和曲目。近些年，储安平正在悄悄成为被追逐的热点，但储望华并不卷入那股力量，也不刻意对父亲作过度的解读。】
储望华
失踪
内心深处，我一直相信，父亲其实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虽然大多数文章称他生死“未明”，或者是个“谜”。而且，我也一直相信，是他自己选择的离开。回想起来，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是1966年6月3日，那是个星期天，也是“文革”爆发的第三天。我那时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平时住在学校的教员宿舍，每周末回家探望父亲。
那之前两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著名“大右派”，父亲肯定在被“扫荡”之列。父亲的情绪非常不好，我也感到无比恐慌，不知该和父亲说些什么，气氛异常沉闷。只是在告别时，我紧紧握着父亲很瘦削的手：“爸爸，您多保重吧！”没料到这竟是我们父子最后的诀别。
几个月后，已经深秋。某天，我正上班，突然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姓女士的电话，她问我，父亲是否到我这里来了。我很奇怪，反问：“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我这才知道，父亲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失踪的准确时间，只能大体猜测是9月上旬“失踪”的。此前，父亲曾经试图自杀过一次。当时他扫完街道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发现又有红卫兵来揪他去批斗，便从后院翻墙而逃，跑到数十里外京西青龙桥边的潮白河跳河自杀。因为河比较浅，父亲被人捞上来了。那一天是8月31日，不知是否巧合，老舍先生也是在这一天投了太平湖。“未遂”之后，父亲被押回九三学社，被造反派看管起来。有一天，他从九三学社被放回家后，就没有人再见到过他。
我后来在章诒和的书里看到，那时候经常和父亲来往的，是一位叫老李的人。老李名叫李如苍，是农工党中央党部一位被打倒的人，和父亲一起被下放分配到京郊模式口的劳动基地放羊。老李住在什刹海银锭桥边，父亲有时会从棉花胡同到他家里小坐。9月的一天早上，老李在出门前发现脚底下有一张纸条，似乎是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纸条上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如苍，我走了。储。”未留日期。
父亲要“走”到哪儿？我和哥哥姐姐们也在惶恐和惴惴不安中等待着消息。9月20日，我得知中央统战部下达了一个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节之前找到储安平的下落，“以确保首都北京国庆的安全”。九三学社还派了一名干部，并要求我和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转了好几天，也查访了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到了1968年，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储安平专案组”，专门调查父亲的下落。那年夏天的某日，三个军人找到我，其中一个身着海军的蓝制服，另外两个身着普通的黄军衣，说是奉周恩来总理之命，专案组要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专案组怎么会连父亲的照片都找不到？过了很久，我才悟出此举实为试探，试探我是否与父亲“划清界限”。
在父亲“失踪”的好几年中，我们也不时听到关于他行踪的各种传闻。有人说父亲在山西某地劳动改造，有人“亲眼见到他了”，还有人说父亲“已被监护起来”。虽然消息都虚无缥缈，但我宁愿相信它们都是真的。数十年来，我也无数次在梦中见到父亲从外面回来，更是悲喜交加，而伴随的却只有醒来后枕边的泪痕……。
1982年6月的某一天，我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留学。和送行的亲友告别、正准备乘车去机场时，忽然看见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急匆匆跑来，手里拿一份文件，对我说：“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在即将离开故土的时候，没有想到，我竟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失踪”16年的父亲告别。
十年
从1957年成为最著名的“大右派”，直到死亡，期间还有将近10年的时间。想父亲的时候，我也会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这10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什么在熬过了那样的10年后还会选择自杀？……。1957年4月1日，父亲接受民盟主席章伯钧邀请，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正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的父亲，很快得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消息。为了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还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们几次三番动员党外人士发言，统战部的一位处长更亲自打电话，请父亲到统战部组织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去发言。
在我看来，父亲是属于比较清醒理性有远见的人，他是没有陷于个人崇拜的知识分子之一，这是他敢于如此“大胆”的原因。6月1日，父亲发言的标题就叫《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他还说："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要巩固已得的地位，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阅后钦佩不已，称“储安平是个勇士”。）
此言一出，像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批判、驳斥。6月8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倡狂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当天下午，陷于口诛笔伐的父亲向章伯钧递交了辞呈。说起来有些讽刺，从上任到辞职，父亲在《光明日报》总编辑职位上还不到70天，却“成就”了中国历史最著名的“大右派”。难怪章伯钧后来说，他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储安平。那一年，父亲只有48岁。
很快父亲便失去了职务，此后，他到了商务印书馆，主要任务是校译别人翻译好的英文稿——虽然父亲的英文很好，可以直接做翻译，但是他也只能是“校译”，而且不能署名。此外，上面让他写一些文史资料或回忆录，我记得父亲写过在上海办《观察》之前的一些情况。但是大部分时间他无所事事，偶尔会去看看电影，或者看看我在学校给他借回来的一些书。
那段时间，父亲不是一般的苦闷。他眼看着国家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乱，内心的孤寂与痛苦无从言说。第二任妻子那时已离他而去，家里也没人关照他，非常寂寞、无聊。“政协”在石景山模式口有个劳动改造的农场，父亲有时会被派到那里劳动，放羊、种菜，后来还做过“蘑菇培植”。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那里看他，见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里只有一个简单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里充满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我说：“这种地方怎么能睡？”父亲说：“蘑菇繁殖，温度不能太高。”见我心情非常不好，他反倒过来安慰我。我们二人之间沮丧的气氛，令我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无比压抑。
父亲失踪若干年后，徐铸成曾写文章称父亲“由天津踯躅到塘沽，蹈海而死”。我本人听说的是，1966年9月初，他被关押在九三学社某处时，曾与同屋的另一个难友交谈，谈话中说起“塘沽距离天津有多远”之类的话题。父亲“失踪”后，难友把两人的谈话向组织做了交代，遂被质疑他可能孑然一身跑到天津塘沽“蹈海”或“偷渡”。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父亲与我二人在北京莫斯科餐厅吃完饭走出来的路上，便说他经常有想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他虽然写过检查、被劳动改造，但他在本质上，并不以为自己错了。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父亲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新政权抱有一颗赤诚之心。他曾随全国政协组团到鞍钢等地参观，到江西参加“土改”，到新疆南北深入考察调研，写出了不少热情讴歌社会主义祖国新建设、新面貌的文章。对参加政府工作也满怀热忱，每日工作到深夜。父亲曾担任过新华书店全国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出版发行管理局局长等职，但对我们子女要求历来严格。在得知国家需要各类不同人才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子女输送给国家。
1951年，抗美援朝爆发，报纸上宣传说部队需要文化教员，父亲便让我大哥去参军。初中毕业的大哥响应号召去了朝鲜，他后来在东北还成为警卫排的一员，给高岗站过岗。但1957年“反右”一开始，大哥被迫从部队里转业，回到上海，在小学里教中文。1953年，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大量中等专业人才，父亲又让二哥到北京建筑专科学校学建筑。这两个哥哥因此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国家后来要大力发展农业，父亲又极力支持我姐姐去学农。所以我的哥哥姐姐是我们家的“工农兵”，这也是父亲的安排，唯独我走了文艺之路。
父亲虽然早期参加过新月派，但留学英国的经历使他深受议会政治的影响，转而放弃文学而从事政论性文章写作，他一直梦想办一张像《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1946年他创办了《观察》杂志，一时成为新闻人物，也确立了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观察》一直以尖锐而辛辣的风格，批判抗战以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等社会现状，深受大众和知识界的欢迎，其订数从400来份上升到10万多份。父亲曾自豪地宣称：“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结果《观察》很快被查封，他也险些被国民党枪毙。
新政权建立不久，胡乔木和胡绳写信给周恩来，建议《观察》复刊，周恩来的批复十分明确：“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复刊！”父亲闻知此讯，特别兴奋。但复刊后的《观察》显然无法继承其以前的抨击时弊的风格，变成了以宣传为主的杂志，出了几期后改成了《新观察》，由戈扬任主编，父亲也退出了《新观察》。
抛却时代的大背景，我觉得父亲的悲剧多多少少也与他的性格有关系。父亲是个比较骄傲的人，母亲也一直评价父亲“恃才傲物”，他喜欢和上层社会的人打交道，他可能以为这样也可以把他的那套想法“推销”出去，但其实这也是把双刃剑。与父亲在抗战时期一起办过报纸的冯英子对他有一评价，我认为恰如其分。他说：“安平这个人，他受过英国的教育，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因此一谈心，他终以为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
家庭
父亲是江苏宜兴人，1909年出生。我的母亲叫端木露西，出生于苏州一大户人家。我的外祖父抗战之前做过天津电报局局长。母亲在苏州读中学时演过话剧，她演女主角，而男主角就是蒋纬国，可以想见母亲那时候也是颇为出色的。
母亲是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与父亲相识的。两人恋爱不久，父亲到了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据母亲回忆，父亲留学之前英文还很差，但等母亲一年后也去了英国后发现，父亲的英文已经“大不一样”了。
母亲在英国学的是教育学，她后来回忆父亲的事情不太多，因为他们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偶尔提及，她也总是提父亲那些令她不喜欢的方面。在我看来，母亲不喜欢的不一定是我父亲的问题，而是两人性格不太一样。父亲与母亲的个性都太强了，尤其是我母亲。母亲的才能也比较高，她那时候跟父亲一起做到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编，但她感觉父亲总是压着她一头。母亲后来也只在上海做了一名女子中学校长，在母亲看来，是父亲限制了她。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母亲受到牵连。虽然母亲很早就与父亲离了婚，但因为有“共同的历史”，也被打成右派，好在1959年第一批就被“摘帽”了。母亲与父亲离婚后，一直在上海生活，母亲后来又结婚了，改名为“端木新民”，她的丈夫是一个气象学专家，他们的关系也不错。上世纪80年代，气象学家去世后，母亲撑不住了，一下子衰老得不行。那时我已移民到澳大利亚，几次劝说她过来，但都被她婉拒。她一直一个人生活，直到1998年在上海去世，自始至终还是希望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父亲后来又与一位姓易的女士结婚。易女士是上海人，长得很漂亮，她过去是一个电机工程师的太太，后来跟工程师离婚了，跟我父亲结的婚。起初我们都觉得易女士并不是很适合父亲的那一类人，不过他们之间感觉不错，我们子女也没什么意见。1959年，我记得是深秋的一天，我和哥哥姐姐们与父亲在天坛公园的一棵大树底下喝茶、嗑瓜子、聊天。他通知我们说，他跟姓易的女士离婚了。父亲的意思是，易女士是在他1955、1956年“飞黄腾达”时与他结的婚，那时候父亲的工资也比较高，但自从被打成“右派”后，不仅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生活上也大不如以前。对女方来说，自此也变成了“右派家属”，她不能承受这样的压力，所以他们的分手还是政治上的原因。
在我们眼里，父亲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父亲，虽然比较和气，但他不是一个家庭化的人物，在没有被打成“右派”以前，他一直过着工作狂的日子。我们兄弟姐妹一共4个，父母离婚的“分工”是：我和二哥归北京的父亲管，姐姐和大哥归上海的母亲管。母亲再婚后，姐姐和大哥也回到北京父亲这里。我们在北京上的都是最好的学校，但父亲对我们的管教并不多，有空时他经常找朋友一起聊天议政。虽然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我很小就被送到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去读书，跟他分开了6年，所以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得到的父爱也少了许多。现在想起来，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人生
我的音乐之路跟父亲有关。父亲一直支持我去学钢琴，也是父亲安排我去报考的音乐学院附中。当时的录取率仅有3%，得知我考上后，父亲非常高兴，他希望我能成为傅聪、刘诗昆这样的钢琴家。后来也是他在家庭会议上力排众议，决定为我买台钢琴。“反右”之前，父亲属于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他的工资是9级，有300多块钱，还算优越。但“反右”之后，他的工资降到了150块，而且还要抚养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所以1800块钱的钢琴，还是一笔挺大的开支。
1956年，我创作的二胡独奏曲《村歌》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公演，《人民日报》的报道称我为“戴红领巾的作曲者”。第二天，我就接到了父亲来信：“你以前常告诉我，在报上读到了爸爸的名字，现在爸爸也在报上第一次看到了你的名字。”父亲还觉得我在学校接触的，绝大多数都是西方音乐，因而经常嘱咐我一定要重视从中国民间汲取艺术营养。每逢寒暑假，他必为我“补课”，带我走访民间艺人，看地方戏和说唱节目。
但是我们父子之间这样温暖的回忆实在太少了。1957年，我正在音乐学院附中读书，同学看报纸时就会问我：“你父亲怎么是‘右派’？”那时中央电影制片厂拍了很多新闻片，父亲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镜头被一次次播放，然后一次次遭到批判。很快我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人民的”敌人了。可是，在写信的时候，我还是称他“亲爱的爸爸”，因为平常这么说习惯了。班里同学在后面看到了我写的信，在班会里就批判我，说“你的立场到哪去了，你应该和他划清界限”。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持续了几十年，我都被要求与父亲划清界限，包括上世纪80年代我申请出国留学，文化部的领导人还问到单位，“他和他父亲划清了界限没有？”
1958年，我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后，特别高兴，和同学们跳舞、喝汽水、吃西瓜，通宵达旦地庆贺。可是第二天，正副校长一起找我谈话，学校里有人贴大字报，说“储安平的儿子居然考上作曲系，以后我们还要演奏他的作品？希望党委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其实老师和领导都是比较保护我的，迫于压力，他们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让我放弃作曲，改学钢琴。校方还建议我和父亲商量，可是不到10秒钟我就答应转系。父亲又能怎样呢？虽然我并没有被完全“清除”出去，但这对我来说，打击特别大。我愤慨于命运的不公平，可是又不敢表露，无力抗争。父亲好像也很愧疚，觉得连累到我们，到学校看我，给我送东西，连传达室也不进。父亲很少和我们讲他的遭遇，也很少提及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或许是不愿意我们受到他的影响。全家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彼此也尽量回避涉及政治或者国家的事情。知道我在学校考试、演奏或者比赛得奖，他也会由衷地高兴。谈及我们的将来，他总是流露出“你们好自为之”的意思。那时候，我也并不是特别理解父亲，毕竟我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对父亲的情感也陷于重重矛盾之中。有时候会特别怨恨他，感觉他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太多的灾难。
我从钢琴系毕业后，校方觉得我还有作曲这方面的才能，也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同情，让我留在了中央音乐学院。我那时候有一个女朋友是我钢琴系的同学，但我们的交往因我父亲的问题而夭折。“文革”爆发一个月后，我也被揪了出来，大字报铺天盖地，说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定时炸弹”。这期间中央乐团曾三次借调，想让我参与《黄河》、《十面埋伏》和《战台风》的创作，可做完贡献后，就被“样板团”“刷”回学校，由此被人戏称为“板刷”。那些改编后的作品里，也没有我的名字……以后的几十年里，这样的挫折经历得越来越多，我也渐渐学会用沉默和忍耐来接受命运的不公。
我常常想，我无法与父亲相比。父亲一直在思考政治、思考社会，而我接触的领域比他小，我想的更多的是艺术，把钢琴曲作好，有更多的听众。但是如果父亲知道我是在做一些实事，是以音乐有作为于国家、社会和人民，他也会很欣慰的。
父亲诞辰80周年时，我创作了一部交响诗《秋之泣》，这部音乐作品已由澳大利亚最好的乐队墨尔本交响乐团公演。我在该音乐会节目单的乐曲简介中写道，这首作品“不仅刻画了晚秋的苍凉景色，而且也是对作曲家之父亲的深厚缅怀与悼念——在1966年一个深秋之夜，作曲家之父倏地消失了……”
当首演的音乐声起时，我想，分离这么多年，我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完成了我们父子之间的心灵交谈。唯愿父亲那曾经悲苦而孤寂的灵魂能感受到这一切。
来源华夏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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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教授批评“教养低下” 周立波粗口回应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12 8:17 pm
中新网7月12日电 第二季《中国达人秀》10日落幕，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生撰文批评该节目评委周立波“思想肤浅、教养低下”。12日中午，周立波通过微博发出回应，称“像你这品种的教授，江河湖海沟到处都有！但周立波再烂也就一个”。
同济大学教授批周立波思想肤浅教养低下
7月10日，《中国达人秀》第二季总决赛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落幕，周立波在其中担任评委。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生在一家上海媒体撰文，批评周立波在《达人秀》中的表现。
张生在该篇文章中表示，“昨天真正的达人却并不是那些舞台上的选手，而是在评委座席上的周立波先生。”
张生认为，“从第一届起，周立波对达人的点评就已受人诟病，如果说其生硬的措辞和勉强的玩笑只是暴露了他不善于使用国语或者不善于用国语进行有那么一点文化的思考之外，这一届他的表现就远不止这些了，他的点评让观众看到的是他的肤浅的思想和低下的教养。这只要从他点评卓君时直言若有人说中国没有达人就是‘病人’便可看出。”
张生举例说：“当他告诉不幸的乌达木他有幸生长在这个‘幸运的社会’时，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把‘幸运’这个词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而实际上，即使是对卓君的点评，‘亮点’也主要集中在对他的‘乡下人’的身份的发现上。之前周立波在复赛时，对卓君的点评就已显现出了这一点，当他听卓君说自己来自广西南宁的一个县之后，立即用一种夸张的语气和不屑的表情说了一句‘县里面的’。可是，就是这一句‘县里面的’，把周立波的可怜的优越感和内心里引以为豪的东西显露了出来。”
张生还指出，相比较黄舒骏、伊能静两位评委，周立波显然是修养最差的。他写道，“当然，这也与他们的成长环境有关。黄、伊二人是在台湾、香港等地成长的，周立波这个‘城里人’，虽然在号称大陆最大的城市——上海长大，可他成长的环境可能却是最差的，大概比他不以为然的‘县里面’也好不了多少，甚至更差也有可能。”
张生在文章结尾处写，“我并不认为周立波是个‘特例’。我和周立波也是同龄人，从周立波的身上，我也看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某些共同的特征。”
他表示：“从周立波在达人秀的表现可以看出，我们都还是一些比较粗鄙的人，我们的社会也依然还是一个粗鄙的社会。而我们若想要变得文雅，还需要不少的时间。可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粗鄙而不自知，反而对此沾沾自喜并以此成为“达人”，这样就不仅让人同情，同时也让人觉得可耻了。”
周立波愤怒回应：周立波再烂也就一个
12日中午，周立波新浪微博上愤怒回应张生的批评。他通过手机发文炮轰对方称“说我教养低下，说菜花甜妈是绝唱！您的语文是生理老师教的吧？家有不幸也不是逻辑混乱的理由吧？像你这品种的教授，江河湖海沟到处都有！但周立波再烂也就一个”。
周立波甚至还用了“我印象中同济好像不出藏獒的嘛”这类语言，愤怒之情可见一斑。
截至下午14时28分，该条微博已经被转发超过6400次，并被设定为“不能评论”。
周立波在微博上与人激烈论战已经不是第一次。2010年年末，他曾发出“网络公厕论”，和网民展开口舌之战，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也因此流失20多万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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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晃为什么输成了“无产阶级”？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12 8:10 pm
从华尔街刮起的一场全球金融风暴迄今已两年有余，由于各国采取了果断的“救市”措施，现在基本已经平复。但是，它的余威仍在不断地发作，甚至已波及个人理财市场。国内文化界知名人士、杂志出版人洪晃日前在其微博上披露，她在德意志私人银行开设的个人投资理财账户“越理钱越少”，她指责这家银行的私人理财业务是全世界最坏的业务，“我快被他们给理成无产阶级了。”尽管洪晃没有披露她到底损失了多少个人财富，但由于她的名人效应，迅速引起了网上的围观，而一些外资银行在中国开设的私人理财业务则因此再一次走上前台，接受人们的拷问。
外资银行在我国民众当中，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即使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尽管这些银行的斑斑劣迹已经昭然若揭，但我国仍然普遍将其视为顶礼膜拜的老师。虽然世界上有名的外资银行在我国都已开设分行或办事处，但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还未全面放开，它们还不能顺畅地从事人民币业务。但是，外资银行凭借着它们的“金字招牌”，在我国所从事的私人理财业务却吸引了国内为数不少的所谓高端人士。外资银行在我国开设的这种私人理财业务，并不向我国普通民众开放，而是设置了比较高的门槛，其服务对象一般定位为高端人士，这为他们的这个业务增加了某种神秘感，也满足了目标客户一定的虚荣心。而这些高端人士，虽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创造了不凡的成绩，但他们的金融知识十分苍白，面对戴着耀眼光环的外资银行的业务招揽，往往一拍即合，甚至将参与外资银行的这种私人理财业务作为体现他们身份的象征，自然，外资银行也很乐意为他们包装这种华丽的外衣。
为了增加这种理财业务的神秘感，外资银行不断地开发新的项目，将其包装得天花乱坠，其实不过是围绕着一个投资品种不断地开发衍生产品，将衍生产品的链条拉得越来越长，也越来越复杂，这种过长的衍生产品链条极为脆弱，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链条就会土崩瓦解。两年多前引起金融危机的次级债就是这样一个货色，它还导致在香港市场爆发了迷你债券风波、ACCU-MULATOR风波。我国内地的一些所谓高端人士，由于具备了普通民众所缺乏的对外投资通道，结果也成为这些外资银行的牺牲品。其实，洪晃并不是第一个栽倒在这种诱惑性极大的私人理财业务上的人士，而且可以预见，她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会面临类似遭遇的人士。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谁也不可能成为常胜将军。外资银行虽然号称拥有一流的市场研究、分析专家，但面对浩瀚的市场，他们所能见到的其实也只是市场这个“汪洋大海”中的“一粟”。但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后，却通过各种浮华的包装给自己镀上了“金刚不败”之身，而国人对沾上了“外”字招牌的机构的过度迷信又强化了他们在市场的作用，使得他们的业务招揽产生了很大的迷惑性。但是，国际上不断发生的欺诈事件已经告诉我们，在金融市场上，外资银行这个“月亮”并不比中国的“月亮”更圆，甚至有时候表现得更不堪入目。
面对洪晃以及一系列高端人士在外资银行私人理财上沦为“无产阶级”的惨痛遭遇，现在是打破对外资银行迷思的时候了。私人理财更多地表现为银行与客户之间“点对点”的形式，对这种业务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严格的监管制度，对于外资银行在华开展的此类业务，其业务监管更是接近空白，这种状况不应该长期持续下去。但是，作为投资者，我们又应该认识清楚，即使加强了市场监管，也并不等于给私人理财业务装上了安全的保险阀门。其实，我们只要想到这样一个现实，如果那些口吐莲花的外资银行业务员真有神奇的理财本事，他们何不把自己的钱袋先做大，又何必费尽唾沫星子来忽悠世人呢？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通过自己的努力，只是指望依靠别人的帮助来实现财富的膨胀，注定是难以成为现实的。
BWCHINESE中文网专栏作家 周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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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周立波掌握了权力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12 8:08 pm
上海滑稽演员周立波由于在前两年创立了独树一帜的“海派清口”艺术，在上海滩的人气指标急剧上升，并且很快占据了电视媒体这个当代大众文化的聚焦点，上海已经连续两届举办的“中国达人秀”都邀请他出任评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还是这个由三人组成的评委小组的“领导”。周立波在“达人秀”中的激情表演使这个节目增加了不少收视率，但是他的一些言谈举止也经常受到非议，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周立波的评价一向不高。
最近，第二届“达人秀”比赛刚刚落幕，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张生就针对其在节目中的一些不当言词撰文提出了批评。出乎意料的是，面对张生的批评，周立波勃然大怒，连续两天在个人微博上对张生进行了类似泼妇骂大街一般的谩骂，各种涉嫌人格污辱的言语令人不堪入目。一个创立了“海派清口”的艺人，就这样迅速堕落为“海派粗口”的代表者。想当初周立波曾经在其表演的节目中自诩为“喝咖啡的上海人”，以示高出“吃大蒜的北方人”一等，但是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划分是可笑的，也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
从事态发展的进程来看，被周立波谩骂的张生教授不准备接招，所以周立波的撒泼打滚颇有所向披靡之势，在网上也颇得到了一些喝彩之声。可以想见，到周立波骂累了那一天，出丑的只能是他自己，而张生教授照样可以在他的书斋里安静地做他的学问。但是，如果周立波是一个有一官半职的人，那这幕戏的走向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周大官人就没有必要在微博上大开詈词，而是可以由其手下人与张生所在学校的领导打个招呼，革了他的教职。，周大官人收拾这种人的手段有的是，简捷的方法便是把张生搞成“精神病患者”，送进指定的医院看管起来。用周立波在其“海派清口”的表演中所说的，这就是“拿伊做特”（把他干掉）。当然，在法律和舆论的追击下，周大官人的这番运作会遭遇障碍。
周立波面对批评的恶劣表现，让众多喜爱他的观众大跌眼镜。但是，他的这种行为虽然有其个人性格使然，更重要的却还是应该从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上找原因。社会上充满了阿谀之词，即使是朋友之间也习惯于“你好我好大家好”，谁要想做一个诤友，只能等着失去朋友。周立波正是在这块失去批评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一个“上海宝贝”，前两年“海派清口”的成功，使他获得了巨大的荣誉，而上海本土的舆论环境也对他褒扬有加，一些对其表演中不足之处的批评被屏蔽在公共舆论之外，终于养成了他“唯我独尊”的习气，这不仅可以在他此次面对一个人文学者对他作出善意批评的恶劣态度上看到，也可以从他在“达人秀”以及其他的公共场合所表现出的张狂态度上看到。自“海派清口”成功以后，周立波被一片颂扬之声所包围，已经失去了一个公共人物面对不同意见所应有的包容风度，其风格越来越接近于那些曾经被他刻意模仿的上海街头的“打桩模子”。可以想见，这样一个人如果掌握了公权力，等待我们的便是像他此次对待张生教授那样，我们就都成了他“嘴里的半口脓痰”，可以被他随意地唾弃。
一个不能接纳批评意见的艺人，也只能使观众离他而去，最终丧失掉艺术生命。
BWCHINESE中文网专栏作家 周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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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全球最赚钱的神秘职业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12 7:14 pm
收费陪逛街的造型师
“单次逛街1000元，半年两次逛街6800元，一年四次逛街10000元。”这是一位造型师列出的收费价格表，在岛城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职业，他们凭着自身具有的时尚、扎实的造型功底，随便陪你逛个街，做个造型，就可以赚走不小的一笔费用，由于收费高昂，顾客主要为一小部分“富婆”。
奢华床实验员
22岁的麦基女士在一个设计师设计出的一张床上试睡了一个月以后，获得了1000美元的奖励。这个来自伯明翰的学生在协助Simon Horn公司做一份关于奢华床的调查。这个公司卖奢华的床，最初是为萨福饭店制造的。
公司的常务理事罗恩赖斯说她也许很难提供一个关于这样床的客观的评价，但是依然可以看看这张床如何带来美妙的睡眠。“我们想了解一下睡了我们床一个月的让你们有什么想法。”
职业狐狸精
成功“破坏”一个家庭至少能收入1600元，让不少美女甘心扮演遭人唾弃的“狐狸精”悄然现身，与“职业狐狸精”做生意的，多是想抓住丈夫“小辫子”、 离婚时多分财产的老板夫人。“职业狐狸精项目最近很火，收费一般是8000元~3万元不等。”
江北一私家侦探社王姓负责人笑称，无论事情成还是不成，雇主都得先付一半订金，那些姿色好、手段高的MM，可以提成20%左右。“职业狐狸精”的成功率为70%。
衣橱少女
帮人整理衣橱、陪人去商场购物也能赚钱当白领。青岛的张馨合真的把这样的工作当成了职业，每月都能有万元收入。张馨合告诉记者，她的工作是对各种类型的衣服进行分类标识，并根据顾客的要求进行搭配。整个过程大概需要一天时间，收费在3000元左右，如果仅整理衣橱一次要800元。
因为收费较高，服务的大多都是35岁以上的白领女性，也有公司高层的男士在面临升迁时找到她，让她帮着对整体的形象和礼仪进行指导。
职业粉丝违规集资幕后黑手
2010年12月，有名为《艺人泣血集资为票房围观明星传销洗脑》的网帖爆料，在一些选秀明星的贴吧里，职业粉丝大力号召普通粉丝“泣血集资”，为演唱会买票、为偶像助阵。“不想毁了XX就立刻去集资！”“泣血呼唤大家参与XX巡演！”在这样的召唤下，众多未成年人不吃不喝，为偶像集资。
职业粉丝
他们“拼死拼活”簇拥在明星周围，哭红双眼、疯狂尖叫……明星是真明星，粉丝不见得全是真粉丝。几年前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催生的“秀场粉丝”，现在已彻底职业化。这帮粉丝里，十有八九是职业的，他们“一哭、二闹、三上吊”都可以领薪水，想以此为职业，必须很敬业。
当“职粉”得有职业精神，这一行的行规是，“举举牌子20元、喉咙嘶哑50元、泪流满面100元、哭到昏厥200元。”
职业哭丧人
大吼一声，整个严家庄的电灯都亮了电视剧《手机》里路之信凭借着一副好嗓子，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哭丧人。哭丧人是一个古老的行业，因其特殊性而 “低调”地存在。重庆也活跃着一群像路之信一样的职业哭丧人。调查显示，多为家庭收入较低者，靠哭泣与哀唱维持生计。对他们而言，哭是工作，是为了生活。
殡葬化妆师
打粉底、画眉毛、抹腮红，涂唇膏。。。这个化妆的过程可能很多女孩子都很熟悉，它能让人获得美的享受；但当同样的过程在殡仪馆化妆师手中操作出来，给人的印象却往往是神秘而晦气。2007年4月，有记者对殡仪馆进行了一番探访。从剃胡子梳头发开始，帮逝者口眼闭合到整个妆化完，记者看了一下表，化妆组的小飞花14分钟就完成了一名逝者的化妆过程，动作熟练但仔细。
职业“鉴黄师”
长年累月看黄片。张东辉、任旭阳，郑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治安大队民警、郑州市公安局仅有的两名鉴黄师。2005年至今，他们鉴定了10万多段“黄段子”。就像神农尝百草，他们用自己的身心鉴定黄毒，守护着郑州人特别是孩子们的精神家园。领导之所以把这项工作交给他们，是看中了他们的开朗。
因为鉴黄师的职业特性，从业前提是结过婚一段时间，同时要政治过硬。郑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焦建业介绍说，还得加上一条：性格外向。
腿模
2008年4月，Chloe是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一名学生，因为长有一双修长纤美的腿，涉足了“特种模特”，当起了“腿模”。自称秀一次美腿能获上千元报酬，但也表示“腿模”生活很苦涩，常常会接到莫名其妙的骚扰电话；而且担心玉腿会变粗，已经很少跑步，同时还要小心按摩并涂上乳液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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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比尔•盖茨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12 11:25 am
美国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堪称真正的传奇式人物。他于1973年考进了著名的哈佛大学商学院法律预科，1975年辍学离开学校，与中学的好友保罗•艾伦创办了微软公司。他们致力于软件开发，使软件更易使用、更省钱和更有乐趣。他们的创业获得了成功，比尔•盖茨31岁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首富，37岁荣获美国国家技术奖章，39岁时他的财富超过了股神巴菲特。自1995年到2007年连续12年间一直是世界首富，目前仍是世界第二富豪，仅次于墨西哥电讯大王卡洛斯•斯利姆。事业的成功，使他获得了无数的荣誉，被赞颂为计算机奇才、软件帝国的皇帝、"计算机界的拿破仑"。
盖茨的传奇性还表现在：一个法律预科二年级的肄业生，竟创造了计算机软件的帝国，而美国那么多的计算机教授、博士们却没做到；2008年年仅53岁时宣布退休，不再担任首席执行官，彻底淡出微软公司，同时，他宣布把全部580亿美元的财产捐赠出来，不给子女留下遗产。2007年6月，他获得哈佛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颁奖词说他是"最成功的辍学生"，而他自己也认为："这让我很高兴，正因为如此，才成为这个特殊群体中的尖子。"他说自己是美国制度的受益者，在政者力所不能为的地方，我们应该拿出自己的力量，以最能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
实际上，盖茨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创业者和慈善事业的代表人物，像他这样创业的成功人物和慈善家，在美国比比皆是。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芬•乔布斯就是一个美国式的英雄，他与斯蒂夫•沃兹尼亚克创造了"苹果"，发明了个人电脑，从而改变了一个时代。他几起几伏，依然屹立不倒，使苹果公司成为世界最具创新力的公司，2011年市值达3370亿美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创业的成功，使乔布斯获得了诸多荣誉，其中1985年获得里根总统颁发的美国国家级技术勋章。一个私生子，在三流学院仅仅读了6个月书的辍学生，能够获得这样巨大的成功和荣誉，这正体现了美国的创新文化。
被称为"盖茨第二"的马克•扎克伯格也是一个神奇人物，他与盖茨同为哈佛大学二年级肄业生，都是20岁开始创业，不同的是盖茨是法律预科，而扎克伯格是心理学二年级肄业。扎克伯格被称为"程式神人"，他创办的社交网站（Facebook），已拥有213亿~284亿美元的资产，远远超过了谷歌公司两个创始人佩奇和布林的资产。他今年只有27岁，未来的路还充满变数，但他却义无反顾地表示要捐出自己资产的一半。他知道很多人都是到了生命的后半程才做出捐赠，但他不想等下去，因为慈善事业不能等待。扎克伯格是犹太人的后裔，以色列人无论是商家大贾或是小商小贩，每年都自觉把利润的10%捐赠给慈善事业。
与以色列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很多人都缺乏公益意识，虽然也有个别做慈善的富人，但为数不少的富人却是"葛朗台"。最能说明问题的是，2011年秋美国巴菲特和盖茨的中国慈善行，计划于9月29日晚，邀请50位中国富翁在京郊拉斐特城堡举行晚宴，可接到邀请的一半富人拒绝参加。不仅如此，在民众中还出现了"挺宴派"和"斥宴派"。有的富豪公然表示，他不会捐赠，理由是要为社会管理好财富。这简直是奇谈怪论，你捐赠了就是社会的财富，不捐赠是你自己的财富，怎么是为社会管理好财富呢？据说，中国亿万富翁人数已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然而美国慈善家的这次中国之行，并没有达到他们宣传慈善理念的目的。
2012年美国公布了十大年轻富豪，30岁以下和40岁以下各有5人，都堪为成功的创业者。美国从1996年设立青年科学家总统奖以来，每年大约有60到100名青年科学家获得此荣，这对于促进青年科学家的成长和创业，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
我国没有像比尔•盖茨那样年轻的成功创业者，也没有像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的青年慈善家，究竟是什么原因？
依我陋见，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唯名论"的思想作祟，凡事都要论资排辈，压抑了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所谓的"名"，泛指名分、名节、名声、名气、名望、名誉等，于是"名"也就成了一个人的"话语权和行事的资本"。例如，关于"金砖四国"的翻译，就是典型的"唯名"思想的反映。美国高盛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于2001年发表了《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其中他把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的英语词汇的第一个字母缩写为BRIC,该词在英语中就是"砖"的意思，如果准确翻译就应是"砖四国"，或称为"新经济体四大国"。可是，翻译成中文时却加上了一个"金"字，不知是由何而来，明显篡改了作者的原意。这几个国家真的是富得流油、遍地黄金吗？非也，它们依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和巴西的人均收入略高于世界平均值，而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是一句流行千百年的古话，这也是唯名思想的一种反映。中国是一个老年社会，老年政治、老年科学、老年权威，老也是一种名望，一切都是"以老为尊"。"名正言顺"是儒家的伦理，它是束缚人们思想的紧箍咒。如果以这种伦理衡量，乔布斯是被收养的非婚私生子，怎么算得上"名正"呢？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不用说创业艰难，各种蜚短流长的诽议会使他抬不起头。面对这种窘迫，有谁愿意与他合作，有谁愿意贷款给他，又有谁批准他成立公司和股票上市呢？这一切在中国是不可能的。按照孔子的说法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然而，乔布斯不仅言顺，事业也非常成功，他逝世后还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世界最伟大的企业家。
其二是"唯学历论"误导了无数的青年人，他们盲目追求名校、高学历和高学位，深陷为选择好专业而烦恼的误区。学历是什么？学位是什么？专业是什么？他们仅仅是学习时间的一份记录，是随时都会忘记或被淘汰的专业知识，并不代表一个人的真才实学，更反映不出学习者的创造能力。哈佛大学是美国甚至世界排名第一的名校，可是盖茨、扎克伯格、莫斯科维茨等都从哈佛大学辍学了，他们对自己的决定没有任何遗憾，而且他们创业的成功与其所学专业无关。试想一想在中国，如果不是因病休学，有谁会退出被认为是"黄金般的学业"呢？可是，即使熬到大学毕业又能怎么样？无非是又增加了一批求职的待业者，一味地希望被人接纳，而少有敢于自己创业的人。一个国家，只有创业者多了，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
笔者记得，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出版了一本《学历无用》的书，至今已40多年了，被认为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经典著作，是日本企业界几乎人手一册的畅销书。为什么盛田昭夫说学历无用呢？他解释说："学历，与其说是一种客观评价的标准，倒不如说是一种偷懒的手段，所谓学历标准只不过是管理者避免花力气评价员工的一种借口而已。"创新能力是决定企业竞争胜负的核心因素，不少企事业单位在招聘人员时，把本科以上学历作为门槛，这实在是荒唐之极。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古今中外的一大批大作家、大学者、大画家、大发明家、大富翁岂不是都要被扼杀吗？
唯学历论在中国颇有市场，这种思想根深蒂固，为什么择校、培训班、补习班、奥数班、争状元久盛不衰，都是为了上名校，获取高学历、高学位，以获得一份所谓的好工作。学历至上，不仅使中专、大专和职业教育边缘化，导致国家教育结构比例失调，更重要的是忽视了对学生想象力、质疑、反思和批判思维的培养，而这些能力恰恰是创造性人才不可缺少的重要素质。这正是我国国民创造能力低下的原因，是出不了比尔•盖茨的主要症结所在。
其三是不敢冒风险，不少人安于现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种思想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我国古人都把认识的范围局限于五官可及和四肢可触摸的领域，这是与西方人为了探索未知疆域敢冒风险的精神不同的。中国人缺乏好奇心，少有追求终极真理的精神，以及不敢冒风险的胆怯心态，这是近代科学不能诞生在中国的主要原因。
最近有一则新闻报道，格外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美国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塞巴斯蒂安•史朗宣布辞职。起因是2011年秋天他与另一位教授把AI（Artificialintelligence）课全面网络化，任何人都可以上这门课并参加考试。为了帮助非英语国家的学生学好这门课程，志愿者把史朗教授讲授的内容翻译为多达40多种语言文字。这门网络课程讲授的成功，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结业的学生多达2.3万人，而平常修学该课的学生只有200人，充分显示了网络教学的优越性。在获得成功后，史朗教授宣布辞职了，成立了一个名叫Udacity的网络大学，以满足更多人的需要，同时也寻求自己更大的成功。这也是一种冒险精神，如果在中国，作为一个著名大学的终身教授，是没有人愿意冒辞职的风险的。其实，这种冒险精神在美国非常普遍，不管男女老少,无论是总统或百姓，都敢于冒险。2009年6月12日是老布什总统85岁生日，他以跳伞来庆祝生日，从8000米的高空跳伞成功。几年前，有一个7岁女孩洁西卡在教练的陪同下，试图驾机穿越美国全境，但不幸坠机身亡。她的母亲到达现场，虽然很悲痛，但赞扬女儿的冒险精神，说洁西卡做了自己想做的事，为有这样的女儿而无比骄傲！这几乎就是美国的国粹，有了这种精神，还愁没有强大的、创新型的国家吗？
对比之下，我们缺少这种冒险精神，所以也就出现不了像比尔•盖茨这样群体的创新型杰出人才。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束缚，其精神糟粕潜移默化，代代相传。例如，"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小不忍则乱大谋"，"和为贵"，"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看来，我国到了需要一场真正的思想领域的启蒙了，需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更新人们陈旧的思想观念。
（作者系武汉大学原校长、教授，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
来源: 《同舟共进》201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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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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