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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常委特稿或暗示公开财产
星期二 十二月 25, 2012 12:41 pm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新华社这两天连续推出"中共高层新阵容”系列人物特稿，发布了关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的四篇特稿，讲述四人较为详细的学习及从政经历。文章介绍了他们各自的执政理念，从习近平的"中国梦”到李克强的"民为先”，以及张德江的"心系百姓”和俞正声的"多做实事”，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在关于习近平的特稿中，回顾了习近平的成长经历和从政之路，还披露了习近平的家庭生活细节。此外，还播发大量习近平从政以来的图片，包括了习近平与父亲习仲勋、母亲齐心、妻子彭丽媛及女儿的家庭照。
李克强的特稿也介绍了他的家庭情况，夫人程虹是英语教授，他们育有一女等情况。公开资料还显示，李克强夫妇都有博士学位。
介绍张德江的文章以"心里要时刻装着老百姓”为题，开头就引述了20多年前张德江的一番话："我们的干部无论职务多高，都是群众中的一员，心里要时刻装着老百姓。”
新华社有关俞正声的文章则以"多做实事不图虚名”为题，介绍言谈举止中透着儒雅之风的俞正声，是位学者型领导。
新华社推出的领导人特稿让人们看到新领导层"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形象，引发了广泛好评。为我国进一步的政治公开化、透明化开了个好头。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北京大学社会系博士于长江对此作出分析评论。
于长江认为，几位常委的特稿语言风格都很清新、朴实，还披露了领导人家庭生活细节和很多的工作和生活照片。和以前领导人的报道相比变化很大，让很多人都感觉到特别新鲜和亲切。这反映了新一届的领导在执政风格上确实有变化，一改以往领导人总是刻板固定的形象。
这次的举动把领导人的官方形象、个人形象清晰地分开，使得民众慢慢习惯于其作为一个领导人，同时又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不同角色，这是我们在执政理念上非常人性化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政治进步的重要步骤。
最高领导人信息的公开开启了政治公开透明的新风尚，于长江认为，虽然不一定会直接地推动财产公开，但是至少会起到预热的效果，实际上要公开的内容有很多方面，财产是一方面，日常生活也是一方面，特别是关于家庭成员的信息。
这几篇特稿发布后，在网络上立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很多网友说，从这几篇特稿中，能让人感觉领导人的形象、言行与自己越来越近，正不断融入老百姓"话语体系”，接地气了，因此叫好声、夸赞声不断。于长江认为，这意味着便捷的网络等新媒体已经成为官员与百姓交互的新舞台。
于长江表示，网络在这里面功不可没，是一个更个人化，更多样化的渠道，但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领导层新的执政风格，新一届领导风格的精髓就在于和民众拉近距离，网络则起到了正面、放大的作用。
和以往突出群体政绩不太一样，这次几位常委的特稿都列举了个人政绩，这显示出他们都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去的。而且表述了他们各自的执政理念，从习近平的"中国梦”到李克强的"民为先”，以及张德江的"心系百姓”和俞正声的"多做实事”。
于长江认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和理念。领导人通过个人的理念实际上反映是领导集体的理念，同时还会使大家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对这个社会有充分的理解。这既是新领导层信心的表现，同时也是给广大公众以信心，百姓的疾苦他们同样能感同身受。
来源: 文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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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舜旦：知青歌曲的回忆及其他
星期二 十二月 25, 2012 10:48 am
一
在“共识网”上读到一篇孙乃修的文章《“知青”与“文革”》，谈到电视连续剧《知青》（梁晓声编剧）的“种种不真实场景和情节”“引起的强烈社会批评和愤慨，使人们再一次看到，时隔四十四年，中国又出现漂白“文革”、漂白罪恶、淡化或美化民族的苦难的现象（编剧正是当年知青中的一位）。好在历史见证人仍在，他们有评论的权利”。这不仅让人想到“凯迪社区”上署名“耶子”的文章《敬告梁晓声我们还活着》，文章真切地回忆了作者当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22团”作为一名女知青的艰难和沉痛的经历，并以此直斥梁晓声编剧的电视连续剧《知青》：“虽然才看了几集”，就“强烈地这样感觉：虚假得无以复加！”
虽然本人不是当年黑龙江的知青，毫不了解彼时彼地的真实的知青生活，且对于电视剧《知青》也是只看了几集，但我却完全赞同以上两位的观点，所谓《知青》电视剧，实在是“虚假得无以复加”的一部伪“知青”剧！它甚至完全丧失了“知青”这个浸透了沉甸甸的历史沧桑分量词汇的严肃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完全把它庸俗化或娱乐化了。据说梁晓声就是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一员，甚至他的名声也是因为“真实”地反映知青生活带来的，但是，今天重新审视他的许多充满“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所谓“青春无悔”的知青题材作品，实际上不过是一些主旋律式的媚世作品。可以说，作为知青出身的梁晓声实际已完全成为了一类精神和物质双贵族式的人物，已然背离了当年知青生活的精神主流。以现在的电视剧《知青》而言，虽然名字非常吸引眼球，很有一种直面历史的正剧意味；但是，却完全缺乏正剧应有的历史沧桑感，而充满了一种时尚电视剧的庸俗、轻佻作风，比如在第一集中，就出现了“你老有才了”这样的时髦语言，这就让人无法进入真正的“知青时代”。也就是说，梁晓声的这部《知青》剧完全不能作为一部具有历史价值的正剧来欣赏，而偏要命名为“知青”，就不免有些欺世盗名、耸人听闻的嫌疑了。
当然，本文的目的并不是想讨论电视剧《知青》艺术上如何虚假的问题，我想，关于这一点，其实是无需讨论的。我只是由此想到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即当年轰轰烈烈的知青生活的本质是什么？作为一名有良知的艺术家，他在处理知青生活这个重大历史题材作品中，他应该把握住怎样的基调，才算抓住了知青生活的精神内核？才算对得起2000万知青的青春热血和辛酸？然而，很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真正具有历史深度并真实的表现知青生活的大作品似乎并未出现，其中原因究竟是什么？或许一言难尽。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极其令人遗憾的问题，因为，我以为从技术层面上来说，知青主题的基调并不难把握，只需要我们稍稍回忆一下当年知青中流行的各类歌曲，我们就可以顺利地直达知青的灵魂。这就是我真正要谈的话题——知青歌曲的回忆。
二
现在看来，知青歌曲的范围很广，质量也大都属于上乘。从歌曲来源类型上分，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知青自己的原创歌曲，如各地的“插队之歌”一类；二是著名的外国民歌名曲类，如加拿大民歌《红河谷》，南斯拉夫名曲《深深的海洋》等；三是国内三、四十年代的一些著名的老电影插曲，如贺绿汀的《秋水伊人》，聂耳的《梅娘曲》等。虽然这些歌曲的来源、时代、内容不一，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真实的表达出一种优美而忧伤的情感，很适合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表达一种精神上的苦闷和怅惘。而在内容主题上，这些歌曲大都与思乡、爱情有关，以此寄托一种人生失意和惆怅的情感。
可以说，知青歌曲，那是文革一代年轻人十年青春热血的梦想、呻吟、哀伤、思念……的结晶，几乎是他们当时青春忧伤情感的唯一倾诉方式。当年多少知青们或在乡村的黑暗夜色中，或在月色照耀下的莽莽群山怀抱里，或在煤油灯光昏黄的映照下……含着热泪吟唱着这些动人的歌曲，苦苦思念着他们千万里之外的家乡、朋友、亲人，心中怀着对爱情和未来理想的无限惆怅和忧伤……我以为，透过这些歌曲，我们就能抓住那个时代知青的青春血管的脉动，而一个稍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在表现知青生活的艺术作品中，就决不应该掠过这一段情感。可以说，没有这些知青歌曲，就没有知青的真实情感，也就没有知青的真实历史。
在第一类知青原创歌曲中，各地的“插队之歌”是影响最大的。而“插队之歌”中我记忆中最著名的最优美的曲子有《南京插队之歌》和《重庆插队之歌》，虽然由于流传广泛的原因，而且都是手抄本甚至完全靠口耳相传，这些歌曲的“版本”有些驳杂，词曲往往都难免有些出入，但其中的“知青精神”却是不会变的。
现在想起这些歌曲，都不禁有些感慨万千，心意难平。
最脍炙人口的是《南京插队之歌》：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优美的旋律，素朴的歌词，含蓄哀婉的情感，无形中就轻轻地叩响了青年游子的心灵之门。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曲折/多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印在偏僻的异乡。”
对母亲的思念，对学生时代的留恋，对未来理想的惆怅，就在这真切的倾诉中深刻的表达出来。
此外，还有更让人憧憬的爱情的渴盼：
“让我告别了你/亲爱的姑娘/揩干了脸上的泪/去掉心中忧愁/沉重的悲伤/啊/离开了你啊/心上的人儿/去向远方/爱情的花朵永远在幸福的开放”
这是流行最早、最广泛且影响最大的一首“插队之歌”，与此歌流行的同时，还有作者被当局逮捕的传闻，这使得这首歌更增添了一种神秘悲壮的意味。记得当年，我们在乡村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常常是含着热泪唱起这首歌的。这首歌的旋律优美而舒展，略带伤感，淡淡的忧伤，无奈的惆怅，种种复杂而隐晦的情感都能从中得到释放。这首歌，堪称知青当中的《国际歌》，每一个知青都可以凭着这首歌，找到自己的知青朋友的。与此类似的还有白居易的两句诗“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在知青中也是广为流传的。
我非常喜欢的还有《重庆插队之歌》（很可惜，这首歌在百度上一直搜索不到）：“流不尽的长江水/止不住的辛酸泪/船儿船儿你慢慢走/让我把亲人最后看一眼/啊——/衰老的爹娘/你莫要悲伤/临别的话儿/我牢记在心上/”这是这首歌曲的第一段歌词，很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而它的旋律也正如歌词中提到的长江水那般，有一种奔泻千里的曲折哀婉之情，与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很有一些相通处（当然，这只是我现在的联想，当时的我，对李煜其实毫无所知）。
还有一首《精神病之歌》估计也是知青创作的，它的强烈的自嘲和愤世嫉俗的风格，在当时许多知青歌曲中显得有些“另类”：“失去了伴侣的人/人鬼两相依/眼见秋去冬又来临/雪花飘飘飞/世上的人/讥笑我/说我是精神病患者/我的心像大海一样/有风又有浪/”记得当时唱到“人鬼两相依”时，有一种异乎寻常、刻骨铭心的深刻感，而对于接下来的“眼见秋去冬又来临/雪花飘飘飞”又觉得无比亲切而哀婉。现在看起来，这段歌词确是表达的深刻而蕴藉，举重若轻，思路飘逸而敏锐。
第二类歌曲是外国民歌和名曲，这部分歌曲在知青歌曲中占的比重较大，数量多，且都是些很优秀的歌曲。后来才知道，这些歌曲大都出自文革前出版的一本歌曲集《外国民歌200首》。其中包括很多俄罗斯民歌和前苏联歌曲，如《三套车》《小路》《灯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山楂树》等。此外还有一些其它国家的优秀歌曲，如加拿大民歌《红河村》、印尼民歌《哎呀妈妈》、南斯拉夫民歌《深深的海洋》等。我想这些歌曲之所以能被知青们热爱，大概都在于歌曲中所蕴含的深刻的思乡、爱情以及莫名的哀伤情感。
比如加拿大的《红河村》：“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要离开那热爱你的姑娘/为什么你不带她同去/为什么把她留在村庄上/”这些歌词中混含着非常非常丰富的情感，是一种把思乡、爱情、哀伤这一类情愫紧紧融合在一起的美妙而缠绵的情感，让人们唱起来就会有一种欲罢不能的忧郁的联想，宛如一条忧郁之河的缓缓流淌，人的情感沉浸于其中，精神上可以获得一种倾诉后的轻松愉悦感和忧伤感。
还有南斯拉夫的民歌《深深的海洋》，实在是精妙无比；“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不平静就像我爱人/那一颗动摇的心/”“年轻的海员/请忠实地告诉我/可知道我的爱人/他如今在哪里/”“啊/别了欢乐/啊/别了青春/不忠实的少年抛弃了我/叫我多么伤心/”三段歌词都极为简单，但旋律的舒缓哀婉优美能让你如痴如醉，悲不能禁。现在从网上听到专业歌唱演员以女声二重唱的方式唱这首柔曼美妙的歌曲时，真有一种如听天籁般的感觉，居然会有这么简单、优美而忧伤的旋律，实在令人惊叹莫名！这首歌曲里的对爱情、对青春的哀叹无疑是知青们最能产生共鸣的情感。
还有俄罗斯的《三套车》里的粗犷豪放而忧郁的情感也足以让知青们沉湎低回，感受一种莫名的悲伤，从而得以宣泄：“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歌词有三段，其实很简单很朦胧也很明白，一位小伙子为即将失去自己的老马而忧伤，这种忧伤本与知青的命运无干，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知青们所需要的只是那种无比苍凉而奔放的旋律的起伏，伏尔加河上冰雪覆盖的河面透露出来的严峻悲怆的意境，正好可以作为知青命运的一种寄托象征，“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三套车》的“忧伤”就是这样巧妙而莫名地与知青的“忧伤”形成了共鸣，成功的“接轨”而成为知青们最喜爱的歌曲之一。
知青歌曲的第三类便是国内三、四十年代的一些著名的老电影插曲，如贺绿汀的《秋水伊人》，聂耳的《梅娘曲》，还有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旧版电影《夜半歌声》的主题曲等。虽然大多知青们对这些电影内容毫不知情，但是，这些插曲表达的优美而哀伤的情感，照样让许多知青们目醉神迷，情不自禁，此外，这些迥异于外国歌曲的民族风格应该也是知青们青睐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如《秋水伊人》的古典哀婉的悲伤：
“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往日的温情/只换得眼前的凄清/梦魂无所寄/空有泪满襟/几时归来呦伊人呦/几时你会穿过那边的丛林/那婷婷的塔影点点的鸦阵/依旧是当年的情景/只有你的女儿呦/已长得活泼天真/只有你留下的女儿呦/来安慰我这破碎的心”。
还有《梅娘曲》的异国风情的伤感：
“哥哥，你别忘了我呀/我是你亲爱的梅娘/你曾坐在我们家的窗上/嚼着那鲜红的槟榔/我曾轻弹着吉他/伴你慢声儿歌唱/当我们在遥远的南洋……/我预备用我的眼泪/
搽好你的创伤/但是/但是/你已经不认得我了/你的可怜的梅娘”。
再如《夜半歌声》的凄凉和孤独：
“空庭飞着流萤/高台走着狸狌/人儿伴着孤灯/梆儿敲着三更/风凄凄/雨淋淋/花乱落/叶飘零/在这漫漫的黑夜里/谁同我等待着天明/谁同我等待着天明”。
这些歌曲除了表情达意上的无尽哀伤情韵让人着迷外，中国传统诗词文化的诗意美，更是那些外国歌曲的歌词无以望其项背的。当知青在吟唱这些歌曲的过程中，歌曲中的那种具有浓郁的民族古典色彩的离乡、思念、孤独、凄凉……的诗意情怀就如魔咒一样的紧紧攫住了知青的心灵，欲罢不能，绕梁不绝，成为知青生活中的最大安慰和知心伴侣。
三
以上就是当年曾经感动过我和许多知青们的众多知青歌曲的一些大致情况。严格说起来，或许我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知青。因为我真正的插队史是从73年才开始的，而到76年元月，我就被调回城里当工人了。所以，我的知青历史无法和那些68年下去到新疆、内蒙、黑龙江等艰苦偏远地方谋生存的知青相比，充其量也只是小巫见大巫，因为我的插队地点不过是距城里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小山村、时间也只是短短两年而已。尽管如此，当年知青生活中的种种酸甜苦辣的情感，我自以为也尝到了六七分，而我对于知青歌曲的浸淫却完全可以用深刻来形容。今天回想起当年的许多知青歌曲，我就仿佛回到了那一段蹉跎岁月，一股甜蜜而忧伤的情感便在我的心中徘徊，不忍离去。
现在来回顾这些知青歌曲，感觉到其中蕴含的积极意义颇耐人寻味：
首先、知青歌曲现象是一种很奇特的文化现象，它们从某个特定的角度鲜明的昭示了人情人性的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不管政治力量如何专制强大，但只要回归到真实的生活实践中，人的理性的一面，或者说人性的柔弱、温馨的一面还是会坚定的表现出来，而不可一世、煞费苦心的政治控制力量就会无形中荡然无存。知青歌曲的流传其实就是对于当时文革意识形态的一种强烈的反叛。要知道，这些知青大都是刚经历过大批判、大造反、大串连的红卫兵“战士”，都深知这些“歌曲”都是自己刚刚彻底批判过的“封资修”的大毒草；但是，当这些知青刚从文革热烈激进的政治运动中被置身事外的时候，在独立面对严峻的现实生活和庄严伟大的大自然时，他们毫无例外的都背弃了自己的“政治信仰”，而对这些封资修的“毒草”充满了无限的柔情和亲近感，且无一例外地从中获得了真正的精神寄托和安慰。可见，所谓触及灵魂深处的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尽管声势浩大，咄咄逼人；但真正的影响其实不堪一击，人性的本能是任何政治强制力量都不能战胜的。
其二、知青歌曲的流行在文化上还有着另一种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这些优秀的中外艺术歌曲对于吃狼奶长大的年轻人来说，不啻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维他命式的精神滋养，给这些几乎要与真正艺术隔绝的年轻人好好地补了一课，让他们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真正的情感，真正的音乐。我以为，这些歌曲的流行是处于噩梦般文革时期中的年轻人的不幸中的大幸，比较现在的流行文化的苍白庸俗浅薄，知青歌曲简直就是阳春白雪。或许正是知青歌曲的这种崇高而神圣的意义，才给了无数知青在艰难岁月中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正是这些歌曲中蕴含的苍凉深刻的意境，哀婉动人的人性关怀，营造了一种相濡以沫的温馨感和悲凉情愫，以及一种极其可贵的稚拙而朦胧的诗意情感，这些情感唤醒了知青们在“红卫兵运动”中几乎濒临泯灭的人性因素，使他们重新回到了人性善的原点，并形成了一次对文革“革命”运动的又一次“革命”的反动，这种“二次革命”的深远意义就伴随在这些哀婉绵长优美的知青歌曲中，随着知青队伍的越来越扩大，在中国广阔的乡村原野、深山大泽、天涯海角坚定地不可阻遏地渗透、蔓延，深入人心，众志成城，也许就是这种力量酿成了78年十万云南知青大罢工大返城事件。因为这是心灵的倾诉，心灵的奋争，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压制得住的。
其三、知青歌曲真实地体现了知青们在那个时代的心灵追求和苦闷，所以，我在文章的一开头就说过，一部要想体现知青时代特色的艺术作品，如果没有知青歌曲的参与，那么，这部作品就决算不上是一部反映了时代特色的作品。很久以来，我一直期望在银屏上能够正大光明的听到《南京插队之歌》这一类的知青歌曲，让我们直面思考“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沧桑和教训，很可惜，即便当大量的文革时期的“红太阳”歌曲堂而皇之、风行一时的时候，这些知青歌曲却几乎依然如文革时期那样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真可谓“世态炎凉”，莫可名状！直到今天，梁晓声的号称《知青》的电视剧中，依然没能给这些真正的“知青歌曲”丝毫位置，何曾找得到众多知青歌曲中的那些随处可见的真正的喜怒哀乐情感；当然，我们绝不否认梁晓声写作这部剧是的要体现“时代精神”的“雄心壮志”，只可惜，梁晓声的《知青》的时代精神，与真实的“知青时代”精神相距遥远。我们只需看看电视剧《知青》的主题曲《曾经》，就可以发现梁晓声的“时代精神”是如何“虚假”，如何苍白，如何做作：
“绚丽的青春之桨/划出人生的层叠波澜/一代人的追忆/荡涤难以平静的心田/难忘那苍茫岁月/呐喊着温暖的春天/磨练伴随着无怨无悔/展开人生的风帆/我们曾经用身躯亲吻精神的花瓣/我们曾经用心灵编织理想的花环/我们曾经用微笑面对命运的挑战/我们曾经用歌声唱响美好的期盼……”
把这种歌声比对一下我们刚刚回忆过的知青的歌曲，就不难发现梁晓声的“知青”旋律距离那时知青的心灵是多么多么的遥远！这里只有轻佻的浪漫，浅薄的理想，虚张声势的政治宣讲，而十年知青历史中的坚忍、沉重、辛酸、屈辱、无奈……竟然毫无踪影，这样的《知青》剧能是真正的知青奋斗史吗？
其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即今天的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知青上山下乡”这场声势浩大的具有时代标志性意义的运动。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就是，“知青运动”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毛泽东文革时期著名的“五？七”指示严格贯彻执行下的一项标志性成果，它的灾难性的后果，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应该心知肚明。可极其吊诡的一点就是，当人们都在立场鲜明的否定文革的罪恶历史时，对于文革的主要副产品“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却似乎有些网开一面的宽容心态，甚至还有大加赞美的倾向，就如梁晓声的《知青》主题曲所唱出来的“精神”那样，他依然以一种“无怨无悔”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激情来歌颂这场运动的神圣伟大，而对于这场运动给2000万知青带来的巨大不幸和后遗症似乎充耳不闻，视若无睹，这是不是对文革历史的一种变相的“涂脂抹粉”？人们常说，“历史往往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作为一种无关痛痒的对历史娱乐主义态度的一种调侃，随便说说，倒也无可无不可；但我们绝不能容忍对文革历史的粉饰和美化。
四
最后，我还想再次回到“耶子”的《敬告梁晓声我们还活着》一文。我不能忘记“耶子”文章结尾的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叙述：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得知一位北京知青在火车上就被接知青的团部领导奸污了，后这个女知青没有下连队，直接在团部当了打字员（一次去团部办事还见过她），以方便这个领导的发泄。我永远记着当时这些禽兽的狼狈模样！”
这就是一位当年的黑龙江知青心中至今都难以释怀的一种悲愤情感，它与梁晓声的《知青》电视剧中张扬的“知青”精神实在相差太大、太远、太悲情！
我能充分理解这位知青的心情，并因而完全能读懂文章标题所蕴藏的那种对梁晓声这种所谓“老知青”的轻蔑不屑与愤慨之情。而孙乃修的文章所揭示的“时隔四十四年，中国又出现漂白‘文革’、漂白罪恶、淡化或美化民族的苦难的现象”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醒，正如孙先生文章所说，“《知青》剧会烟消雾散，但重要的是，知青问题启动我们对历史的反思、对罪恶的揭露、对人间道义的追寻，特别是对‘文革’黑暗时代的严肃审视和批判”的重要使命远未结束，依然任重道远，历史的教训万不可忘记。
来源: 共识网2012-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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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则徐：当毛泽东出现在梁启超视野时
星期二 十二月 25, 2012 10:46 am
（本文告诉你如下主要事实：一，1921年梁启超组织承办中国公学事宜，舒新城因此调查毛泽东；二，原因是毛泽东创办了中国最早的“野鸡大学”——湖南自修大学，从而引起梁启超、舒新城注意；三，建党时期中共的最大敌人是梁启超、张东荪的社会主义观；四，毛泽东并非新民学会的领袖，而是积极的办事者；五，参加中共“一大”前，何叔衡、毛泽东并非中共党员；六，新民学会是兄弟姐妹会性质民间组织，江湖秀才何叔衡是该组织本土人士的老大，承担了没有组建中共湖南组织的责任，毛泽东因此得以取而代之；七，舒新城确定毛泽东不具备从事中学程度以上正规教育事业的资格、知识和能力。）
梁启超1920年春从欧洲返回中国，“吾归后极安适，惟客不断”（注1）。他在“不断”的“客”中，所策划和组织的最重要的事情有国民动议制宪运动、湖南省宪运动、成立共学社、讲学社等，承办中国公学也是他投入比较多精力的一件重要事情。
承办中国公学，启端于王敬芳（搏沙）1921年5月14日给梁启超来信请求：“中国公学者，诸友人精神之所寄者也，倘公学前途借先生之力扩而大之，诸友在天之灵，其欢欣感佩可想也。”（注2）中国公学由同盟会员姚宏业（剑生）等人奔走，1906年春创办于上海虹口（后建设于吴淞炮台湾）。之后得到两江总督端方赞成，由郑孝胥担任监督（相当于校长），同盟会员王敬芳也是主要创办人之一。中国公学在中国早期教育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前后涉足过或关联过的名士有如过江之鲫。初办时候名为“公学”，并由端方出资支持，但端方的资金并不能够维持学校开支，实际乃是革命党人控制的具有民办属性的学校。这家主要由革命党人担任教席的学校，开办伊始即困难重重，姚宏业创办时即为资金问题投江自尽，包括胡适在内的一些学生竟然也能分裂出来办“中国新公学”与之对抗（注3）。辛亥革命后，中国公学逐步得到发展，但仍然是举步维艰。1915年梁启超曾挂名为董事长，但正投身反袁世凯称帝的运动中，并未涉足中国公学的事务。1919年，王敬芳接任中国公学校长。王敬芳的来信差点改变了梁启超的人生目标，梁启超很快就投入到了为中国公学募集资金的活动中，考虑如果募集资金顺利，则“吾将以此为终身事业，必能大造于中国”（注4）。
当梁启超决定投入承办中国公学后，除了募集资金，更开始推出以中国公学名义的活动扩大影响，比如以中国公学名义参与邀请罗素来华讲学活动。十分重要的工作是为中国公学寻访、招募优秀教师和管理人员，梁启超这一工作是与他正在推动着的国民动议制宪运动、湖南省宪运动、成立共学社、讲学社乃至国民外交活动等杂糅在一起进行的，联络的人十分广泛，涉及政、学、商、新闻诸领域的名望人士，与商讨承办中国公学较多关联的至少就有王敬芳、胡汝麟（石青）、林振宗（中国最早投资石油工程的缅甸华商）、张东荪、范濂源、芮恩施（美国人，原驻华公使，政治学教授，正旅居上海）、蒋方震、范季美（银行家，上海证劵业重要人物）、舒新城、张君劢、赵宗孟（字纯夫，商人，以书法名世）、汪大燮（伯唐）、熊希龄、刘道铿（字放园，时为北京《晨报》经理）、周南陔（曾任吴淞炮台指挥官等职务）、徐志摩、张伯苓、林宰平等。关于梁启超本人应在中国公学担任什么公开角色，与梁启超进行商讨的两个最核心人物蒋方震和张东荪有着不同意见，蒋方震主张以梁启超为明确的讲学灵魂，张东荪认为推出团队更恰当，但两个人在梁启超作为幕后领袖和不担任管理职务问题上，则是一致的，都希望尽量让梁启超多出精力于学术方面。梁启超、蒋方震、张东荪最终确定，由张东荪实际出面负责中国公学，并请舒新城（负责附属中学事务）、周南陔协助（请周的用意应是他在吴淞及上海当地具有深厚社会背景）。
虽然外部活动比较顺利，但中国公学内部则连续发生两次学潮，导致教师队伍出现重大波动，因此，就急需要吸收新的教师乃至办事员，也即补充人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在梁启超的视野中偶然出现。梁启超向来对湖南非常重视，并与湖南有着不解之缘，加以当时正积极推动湖南省宪运动，他的视线十分关注于湖南。不过，梁启超对湖南的关注，更集中于社会上层分子，不会注意毛泽东这样还正在撞来撞去找出头机会的低层次知识青年。舒新城是湖南溆浦人，1917年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年龄与毛泽东一样大，都是1893年生人。舒新城进入中国公学并被梁启超重视，不是他属于了梁启超会注意的层次，而是因为张东荪向梁启超的引荐。既然中国公学由张东荪出面负责，舒新城又是张东荪看中的人才，去做张东荪的助手负责中国公学中学部，且又是梁启超向来十分偏爱的湖南人，梁启超当然赞同和接受舒新城这个尚无名声和成就的青年了。进入梁启超的圈子后，还没有湖南地区以外阅历的舒新城，自然也只能在他所可能的湖南范围为中国公学寻找人才。这样，毛泽东的名字就出现在了梁启超的视野当中。舒新城1921年11月23日给梁启超的信提到：“函询湖南自修大学，此事全由毛泽东一人主持，毛与独秀颇相得，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未必能来，即来亦无何种效用也。”（注5）
就中国而言，毛泽东当时远没名声，但在湖南长沙知识青年中，他还是有了一定名气。特别是1919年7月，在湖南学联创办的《湘江评论》，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笔，不仅使毛泽东在湖南颇起名声，而且也令他引起了陈独秀、胡适的重视。因此，同为湖南人且同为青年的舒新城应该是较早知道了毛泽东这个人的名字。1920年9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易培基聘请毛泽东，到该校附小担任主事（注6）。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毛泽东的母校，毛泽东前后读了五年，在1918年6月已经二十五岁才得以毕业，虽然毛泽东在长沙的青年学生中已经有文名并善于活动，但由此可见，他的学业成绩实在难以恭维。毛泽东第一师范时的数学老师徐特立即使在长征后也并不避讳，说毛泽东“数学很糟糕”（注7）。与毛同龄的舒新城在1920年之前已经在长沙兑泽中学、省立一中、福湘女学等数家中等学校担任过教导主任，1920年并在第一师范学校兼任教职，与毛泽东有了直接的相识，算是属于了同事。
1921年8月，长沙船山学社名下出现了一个“湖南自修大学”，校长是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胡适回忆：“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注8）胡适的讲演梁启超未必知道，但当时在中国办个号称“大学”的学校，对于梁启超这样极其关心教育事业的人来说，是件需要注意的事，况且，大学而号称“自修”，实在是个新事物，又跟著名的船山学社有关。承办中国公学需要人才，但重要人才的通融实际不过就是学校之间互相挖掘、引荐，需要时时关心各个学校的变动情况。因此，应该是梁启超让舒新城马上将情况问清。所谓的湖南自修大学，不过一个挂靠船山学社的“野鸡大学”而已，从中国来说，是最早的“野鸡大学”，没有考试，以写作文确定合格与否，发修业证书，跟毛泽东后来在“大跃进”时代搞的各种千奇百怪的大学差不多，而合法性甚至不如后者，后者比如一个公社搞个什么大学，毕竟还是经过党委、政府出红头文件批准的，湖南自修大学则连这一程序也没有具备，并没有得到政府正式承认。毛泽东自己个人资格远远不够，所借助的是船山学社董事会总理仇鳌及社长贺民范的社会地位。仇鳌、贺民范都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湖南名士，挂他们的名，湖南自修大学虽为“野鸡”，但暂时并无大碍，且在湖南当地可以有一定号召力。
即使如此，毛泽东的资格还是欠缺，还需要何叔衡出面周旋。张国焘回忆中共“一大”时候说：“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注9）其实，生于1876年湖南宁乡的何叔衡并非庸人，而是一位颇具有胸臆、外迂内清的人物。何叔衡是秀才出身，早年主要以教授私塾为生，为人热情、义气，与姜梦周（曾任小学校长、湖南省教育厅科长，被何叔衡拉入中共）、谢觉哉（由何叔衡拉入中共，为中共著名元老）、王凌波（曾任云山学校校长、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书记长，由何叔衡拉入中共）、夏果雅（1918年与何叔衡参与哥老会暴动后失踪）、何梓林（注10），熟悉江湖会党，1918年还参与过哥老会张三元的暴动。1913年，何叔衡为赶上时代而以37岁之龄，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学习新学，可见难用常人之见对其衡量。他与毛泽东同年考入，又随校并入第一师范，但跟毛泽东难以获得毕业不同，何叔衡只读一年就于1914年毕业，随即在长沙楚怡学校（小学）教书，后在湖南驱张（敬尧）运动中知名。何叔衡为人极易被他人接受，所以，虽然加入了基本都是青年的新民学会，却能够在其中越来越起到核心作用，且因年长老成而更易于出面沟通，拓展湖南当地社会网络。湖南自修大学是以新民学会的一批人为基本队伍所办，站在前台出面的主要是何叔衡。毛泽东是实际主持，也即具体做事。舒新城打听到“湖南自修大学，此事全由毛泽东一人主持”，正是在于毛泽东实际跑腿做事，却并不具备名义上的资格。
舒新城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介绍：“毛与独秀颇相得。”这句话就是把毛泽东归到了陈独秀的阵营中，构成了否定挖毛泽东到中国公学的第一个理由。就私人关系而言，梁启超与陈独秀属于朋友关系，尤其与李大钊更为密切。1920年5月16日，已经属于正在建党的陈独秀身边人物的李汉俊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对张东荪的社会主义观进行了否定批评。8月，中共正式成立。紧接在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一号，即发表陈独秀《谈政治》一文指出：“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注11）商人并非论战对象。当时虽然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十分流行，中共很多人物本来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但论辩起来，不要政府的主张毕竟不容易站住脚跟，所以，也不是中共最要紧的论战对象。胡适主要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对中共并不致命，中共官方党史说的所谓问题与主义“论战”，乃是应后续反自由主义思潮历史需要的过度夸大。最致命的是张东荪的社会主义观，因为在同样的“社会主义”帽子下，如果中共不将其排斥掉，中国的社会主义潮流就不会是中共的社会主义。这并不只是中共的特性，而是所有列宁主义政党的本质，他们向来视作为的最大敌人不是自己试图推翻的资本主义和准备消灭的资产阶级，而是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和马克思主义派别。全面排斥、否定乃至消灭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和马克思主义派别，是列宁主义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关键所在，不然，社会主义至多只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能说是列宁主义的。虽然陈独秀当时并没有读过几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但他有着天才的理论和政治判断力，迅速抓住了这一关节点，作为了建党后头等的理论斗争大事。
1920年11月7、8日，（陈）望道发表《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江春（李达）发表《张东荪显原形》，（邵）力子发表《再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中共集中火力对张东荪进行了攻击。张东荪不过是前台人物，中共很清楚他的背后实际是梁启超。1921年5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一号发表李达4月8日即写好的、精心准备的长文《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终于直指向了梁启超，挑明了梁启超是中共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最主要对手：“《改造》杂志二月号特辟‘社会主义研究’一栏，一时知名之士如梁任公、蓝公武、蒋百里、彭一湖、蓝公彦、费觉天、张东荪一班人，均有长篇文字，表明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梁任公是多方面的人才，又是一个思想家，所作的文字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很能博得一部分人的同情。就是《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篇文字，……我为忠实主义起见，认定梁任公这篇文字是最有力的论敌。”没有读过多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流派思想家著作，就以掌握绝对真理的口吻高谈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对他人进行彻底否定，是中共年青人士的特征，李达则是中共早期的理论狂妄代表人物。这种风格后来演变为了中共的固有传统，赖以维持这一传统的基本方法则是禁止他人在同一平台进行平等言说。不过，在陈独秀时期，中共的理论狂妄尚不极端，一是陈独秀是个对真理探求始终留余地、较有学问修养并偏好思想自由的人，二是实际并不能做到对他人禁言，他人有着其它媒体可以发言。虽然胡适如日中天，但梁启超的社会地位毕竟不是胡适可比，中共绝大多数人物都曾经是他如痴如醉的崇拜者，包括陈独秀自己也曾经是个康梁分子。康有为早就是个人人批得的人物，梁启超则不同，整个中国越是有地位、越是老成有修养的人，对梁启超越是笔下谨慎，可视之为敌，而不可以为自己文章更有说服力、感染力。当一种外在的理论接受而为内在的思想，政治人物又变而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清末、民初时期以理论为特征的不同政治势力的领袖人物之间，都十分谨慎于把矛头直接相向，这是一种政治修养和品德。梁启超与孙中山之间就是如此，彼此都十分小心公开直接提对方的名字。陈独秀也是十分讲究这种规矩，因此，陈独秀时代的中共总体上直接指名梁启超为批判靶子的情况，还是不多，陈独秀、梁启超互相更是极少公开提对方的名字。尽管如此，1920年后，中共与梁启超之间的阵营区分已经被明确。舒新城跟梁启超说毛泽东“与独秀颇相得”，是确定了毛泽东的异己性。
“颇相得”三字虽然指出了毛泽东是个异己分子，但还是有着弹性，有毛泽东并非不可拉拢的估计成分在内。成立阶段的中共虽然是秘密组织，但所谓秘密保守主要是相对政府而言，在知识分子当中并非真的秘密，其秘密保守程度是十分有限的，知识分子圈子对中共分子还是比较有了解。不管中共如何解释，中共之在中国成立，就本土而言，并非有什么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经典阶级理论的社会基础，主要是一种激进理想主义诱惑，并将这种诱惑煽动而为类宗教化狂热。比如，陈独秀、李大钊宣扬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根据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但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中共人物都根本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甚至也没有完整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其它基础理论性的哲学、经济学著作。中共初期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并不是陈独秀、李大钊，更不是自以为是的李达之类青年，而是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豹隐），他曾因马克思主义研究而受邀赴德国、苏联讲学，后来在中国以完成《资本论》翻译而著名。千家驹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后来成为中共重要的经济学权威之一，他说他在北京大学就学时，“陈启修（一名陈豹隐）是北大的名教授，据说他是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非常叫座。我去听过一次课，他竟以人口增加来解释经济发展的动力，我想这真是挂羊头、卖狗肉，我再不去听他的了”（注12）。彼时的千家驹十分无知，但“文革”后他仍然这样回忆和评价陈启修，可见他始终以为陈启修的学术水平很低。梁启超是中国最早关注和介绍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思潮的人，在中共成立前二十余年就已经进行了关注和思考。中共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就理论而言，不过是皮毛的皮毛，与其说他们了解理论，不如说他们主要是接受了列宁主义的政治主张，依据的完全是政治性的价值取舍，而不是理论性的真理判断。因此，在中共“二大”开始强化组织的政治纽带前，组党阶段的中共分子并不具有绝对不可动摇的立场。由于不具备自由讨论的真理探求基础，因此，中共分子的立场维系，只能是有赖于内在的政治强力束缚、类宗教化的理想狂热和涉及生命存亡的利益共享三大纽带。一直试图结交名人、寻求比较好出路的毛泽东同样逃避不了这样的属性，他诚然“与独秀颇相得”，毕竟只是“颇相得”而已；对于毛泽东来说，陈独秀是中国一流人物中最器重于他的人物，倘若有其他一流人物更给予器重，从而有好的就业发展，未必不可以疏离陈独秀。
张国焘回忆中共“一大”代表情况说：“上海代表是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九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两个党员。”（注13）张国焘用词很讲究，对湖南和广东党员人数特别用了个“约”字。所谓约者，含糊不清也。广东乃革命发轫地，对于中共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因为含糊不清，所以陈独秀亲赴广东。那么，湖南怎么会含糊不清呢？张国焘等核心人员将何叔衡驱逐出会议，说他不懂马克思主义，实在勉强，因为其他人比如王尽美、邓恩铭未必就比何叔衡多懂，关键所在，还是在于何叔衡“无工作表现”这点上。当时的中共，最基本的任务是发展党员，陈独秀采用的是到处拉人手段，如果湖南真有十个党员，则意味着何叔衡有着非常大的成就，怎么会是“无工作表现”呢？一个“约”字，说明了当何叔衡、毛泽东见到张国焘等主要人物，没有想到会需要详细汇报党员名单，于是只能说有了十个整数，具体只能含糊其辞。何叔衡是个做大哥的江湖色彩前清秀才，老于打哈哈，便有了“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的样子，试图蒙混过去。不想年青的张国焘、李达等主要人物，乃是张狂之人，何叔衡并不能够蒙混过去，他们虽然承认了湖南有十人之约数，却心知是个骗局，便视之为“无工作表现”，把他赶出了会议。
实际上，截止到召开“一大”，中共真正明确建立起党的组织的，基本跟组党领袖陈独秀、李大钊及他们最重要的两名助手张申府、张国焘直接相关，有陈独秀主持的上海、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张国焘亲临过后的济南，其他地区的党员是由陈独秀通信发展（欧洲由赴法国的张申府负责拓展）。武汉比较特殊，由董必武组建，但也是经过陈独秀身边臂膀人物李汉俊与董必武当面洽谈。在湖南长沙，陈独秀只是与毛泽东通信联系，并没有委派亲信前往湖南当面联络或组织。湖南另有黄爱、庞人铨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群体，与新民学会群体无关，但没有建党。毛泽东的背景是新民学会，新民学会与黄爱、庞人铨群体有很大矛盾，黄爱、庞人铨势力更注重实际的工人运动，如果陈独秀派人赴湖南组党，首选的对象不会是新民学会，而更会是注重行动的黄爱、庞人铨群体。
陈独秀于1920年12月赴广州，作为中共核心地上海的事务性工作交给了李达、张国焘等人。由于陈独秀没有直接派员前往，所以湖南实际的建党状况对于在上海的中心机关来说，是十分含混的一件事情。毛泽东要在湖南建党，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困境，那就是新民学会。毛泽东的至交、同志圈是新民学会，他赖以做事的社会关系基础是新民学会，甚至他的生存、就业也必须依赖于新民学会友人的帮助，他不能抛弃新民学会而另外搞一个组织。但是，如果能够做到让新民学会全体加入中共，则又是毛泽东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必将获得他所崇拜的陈独秀的特别嘉奖。因此，在参加中共“一大”之前，毛泽东只是跟新民学会成员之间反复讨论组建中共组织和加入陈独秀中共的问题，但新民学会成员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从而，所谓的湖南中共组织并没有成立起来。既然毛泽东试图建立中共组织受新民学会限制，那么，他就有了第二个困境，那就是何叔衡。就成立中共组织而言，虽然与陈独秀进行通信联络的主要是毛泽东（在法国的蔡和森也主动跟陈独秀进行着联络），但在新民学会本身，毛泽东一直是个具体做事情的人，也即主持事务者，他不是新民学会的领袖，毛泽东不能越过何叔衡。
新民学会是由伦理学家杨昌济发动，并主要由他的一帮学生酝酿于1917年，在杨昌济赴北京大学任教授前正式成立于1918年4月，总干事为萧子昇，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新民学会名为学会，实际类似于一种兄弟姐妹会，聚拢一批知识青年互相深化友谊，共同勉励，探讨人生、社会，为将来各人发展铺垫出一个牢固的团体基础；基本都是相当于中学程度的他们实际并不具备学术探讨的知识能力，主要志趣也并不在此。这种组织是洪门、青帮、哥老会之类结盟习俗向青年知识群体的衍化形式，比如中国留美学生有“兄弟会”、“姐妹会”，留美学生可说是人人参加，回国后在事业上互相扶持，不过十分坦率，并没有用“学会”之类虚伪名词掩盖实质。在新民学会，就做事而言，比之陈书农，毛泽东确实担当起了干事的责任，不仅承担了主要的通信事务，而且他两次去北京，又南下上海送会员出国留学，等等，可谓是十分辛劳、卖力。何叔衡于1918年加入该会，属于公认的“德高望重”之人，且由于他没有离开过长沙本土，所以自然成为了该会在本土的主要人物。1921年初何叔衡担任主席开会，可证他是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的领袖。
在1921年元旦会议上，何叔衡主持商讨了新的宗旨、章程、会务及各人志向等问题，对新民学会进行重大调整。由毛泽东综合各地会员通信讨论的问题向会议说明，他说“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张东荪、梁启超诸人”，究竟应该选择哪条路，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统一，毛泽东倾向走陈独秀的路（注14）虽然何叔衡也主张走陈独秀的路，但会议并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在个人志向方面，何叔衡说：“自己个人的生活很简单，容易解决。惟须兼筹子女的教育费。自己拟作教育上的事业，期得到低额的报酬，以资生活。”（注15）经过在北京等地结识名人、寻求出头机会而碰壁的毛泽东，显然对自己将来没有足够信心，他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艰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对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注16）
这并不等于何叔衡、毛泽东彻底没有做番较大事业的欲望。新民学会的组建，一方面是鼓励脚踏实地奋斗的精神，一方面则是互相扶持以实现理想，而理想与野心并没有绝然分明的界限。新民学会最具有政治理想的人是蔡和森，他对毛泽东的影响非常之大，使毛泽东始终没有因为信心不足而失去做番大事业的念头。虽然毛泽东并没有能够组织起中共组织，但蔡和森也同样没有参加中共却近乎狂热地关心着共产党、共产主义问题，他们的通信保证了毛泽东及何叔衡等人不断向中共靠拢。毛泽东虽然没有成立中共党的组织，但却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是在更年青的毛泽东等人的学生中发展的，其中一位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在12月16日日记记录：“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注17）该月其实并没有召开青年团成立会，至多说是于1912年1月成立（注18）。晚年的李维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说，青年团成立后，“由少数会员在实际上形成的共产主义小组”（注19）。李维汉这种说法是一种扭曲了的心态，一方面不愿意跟着发达了的毛泽东编造历史，因而不承认有正式的共产主义小组；一方面又不得不跟着编造历史。这种扭曲心理只能借助“实际”一词平衡。所谓真正的实际，不过就是何叔衡、毛泽东等几个主张走陈独秀道路的人，一起比较多讨论共产党、共产主义而已，当然也包括毛泽东组织起了青年团，但实质是并没有建立中共的党的组织。
必须特别注意的是，参加组织，参加会议，在新民学会这些人中，几乎可说是一种时髦的爱好，并不严格。陶斯咏说：“我总加入了七八个会，以后当辞去四五个。”（注20）。何叔衡、毛泽东含糊其辞地跟中共联络，又含糊其辞地其参加“一大”，在当时的状态下，对于他们来说完全属于正常。他们并不知道中共完全不同，将是比任何中国传统社会团体更严肃的组织，虽然当时的中共比之后来还属于非常不严格。党的组织属于成年人组织，青年团组织属于未完全成年的青年组织。毛泽东之所以会成立青年团，是因为它的非成年性，由在读学生为基本，属于新民学会之外的一个组织，可以不受新民学会限制和反对。
当两个并非中共党员的人去参加中共“一大”（可以认为毛泽东是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而何叔衡不是），自然也就无法向张国焘、李达等人汇报出详细的湖南党员名单了。毛泽东幸运的是，他不是主角，因而不需要承担被驱逐出“一大”的责任。主角是何叔衡。新民学会1921年初的会议，可证明该会正式确认了何叔衡的地位，作为“主席”的何叔衡自然相对于作为干事的后来的毛“主席”是主角。中共通知赴上海开会所通知的是“湖南”或“长沙”，所谓“湖南”或“长沙”对于何叔衡、毛泽东来说实际等于新民学会，新民学会的人出面则何叔衡自然就是老大。在何叔衡主持的《湖南通俗报》上，1920年10月12日有篇报道，谈到何叔衡、毛泽东在一次社会活动中，“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注21）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做事情的配合极佳，彼此平等，但细细品味，一个“断”字，还是透露出何叔衡占据主要。谢觉哉在他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记录：“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注22）这是记录何叔衡、毛泽东出发参加中共“一大”最直接、具体的文字，谢觉哉在这个记录中分辨得极其清晰（谢作为盟弟，由大哥何叔衡拉入新民学会，正式成立湖南支部后又拉入中共），主角是何叔衡，毛泽东是个陪伴者，只是个配角。
当然，既然张国焘等人认可湖南有“约十个党员”，也就意味着正式承认何叔衡、毛泽东为中共党员了。也即何叔衡、毛泽东正式入党的日子，就是他们参加中共“一大”的日子，但张国焘、李达等并没有点穿这一事实，或者也根本不能弄清楚这一事实。张国焘回忆说：“湖南长沙的共产党小组是由毛泽东发动于1920年11月间成立的。最初参加的有毛泽东、夏曦、易礼容、何叔衡、郭亮等人，那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时组成，参加的约有三十余人，算是人数比较多的一个。”（注23）张国焘这个回忆显然是听何叔衡、毛泽东含糊汇报得到的结果。由于官方党史不能怀疑或推翻中共“一大”前毛泽东是中共党员（相应的就是中共湖南组织组建问题），所有关于毛泽东本人及何叔衡的叙述都必须进行配套，但试图要达到所有人的叙述都达到完美配套则十分难为，因此，可从他人的入党时间切入窥探真相。夏曦本人于1923年给青年团湖南区委填写的表格写明，他是1921年10月加入青年团，之前并已加入国民党（注24）。官方党史一致的意见都是夏曦与郭亮同时入团和入党，时间为1921年。一个很重要的情节，11月夏曦就被明确为了中共湖南组织所选派的赴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成员之一，这是当时中共第一次派员赴苏联参加重大会议，不可能选择一个青年团员前去，因此，夏曦与郭亮实际都是在1921年10月刚入团后，就迅捷转为中共党员。据此事实可以推定，张国焘在中共“一大”所听到何叔衡、毛泽东的组党情况汇报，完全就是一篇谎言。
只是作为主角的何叔衡在入党的同时，也承担了“无工作表现”的责任。由于这一责任承担，当毛泽东参加好会议回到长沙，作为中共党员了的何叔衡与毛泽东之间的地位关系也就自然颠倒，毛泽东由此而成为了主角。在与从欧洲回国了的、拒绝接受中共道路的新民学会领袖、总干事萧子昇争执之后，于1921年10月10日，由何叔衡、易礼容等主张走陈独秀道路的新民学会会员，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毛泽东为书记（注25）。既然新民学会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组织，而且何叔衡分裂出去，这个兄弟姐妹会也就相应瓦解。毛泽东、何叔衡之所以不得不痛苦地接受新民学会瓦解，在10月组党，乃是已经实在无法蒙混下去，因为，为了要落实中共湖南组织选派人员赴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中共正式参加的第一次国际共产主义大型活动，特别重视），上海的中共中央是派员来长沙执行，此时，毛泽东、何叔衡面临着要么结束组党工作，因谎言而被中共抛弃，要么就立即完成组党，彻底投身到中共当中去的选择。毛泽东、何叔衡没有后退，选择了立即正式组党，彻底投身中共。
11月舒新城在给梁启超写信时，并不清楚毛泽东已经正式组建中共湖南组织，因此，自然还以为如果真要挖他，毛泽东也会有可能被挖。但即使可以挖毛泽东到中国公学去任职，舒新城还是向梁启超更明白地表达了否定态度，这第二个理由是毛泽东“只在第一师范毕业”。表面看，舒新城说的是毛泽东学历太低，并非大学或高等专科毕业，仅仅只是相当于中学程度的专门师范学校毕业（而且用五年时间才获得毕业实在是无法谅解的事情），这当然是很客观的。但在中国那个充满灵性的时代，学历低的人未必绝对不可以破格取用，破格取聘属于十分正常的事情。事实上，梁启超同意张东荪聘用舒新城，就已经属于破格，因为舒新城虽然后来成为教育家、教育史家和卓越的辞典大家，但当时的舒新城教育方面的资历还很浅，且所经历的学校并非有什么地位，中国公学则是名校，主管附属中学在中国教育界意味着极大声誉。因此，学历的表象下，是作为有过同事经历的舒新城对所了解的毛泽东，在教育方面的实际知识和能力不能给出合格评价。“来亦无何种效用”，舒新城对毛泽东从事中等以上正规教育事业所需要的的资历、知识和能力，给予了全面否定。这样，毛泽东——这个曾经的梁启超的狂热崇拜者——，在梁启超的视野中，如一片无用的败叶般飘零而过；几十年后，梁启超终身理想于中国的阳光，都被这片无用的败叶遮断了。
2012/12/16写于沪上
注释：
1，梁启超：《致梁思顺（1920年4月20日）》。张品兴编：《梁启超家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2，王敬芳：《致任公先生书（1921年5月14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P910。
3，参见胡适：《四十自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一集）》；胡适：《中国公学校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十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4，梁启超：《致梁思顺（1920年7月20日）》。张品兴编：《梁启超家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5，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P940。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20年9月》。人民出版社，1993年，P74。
7，（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P188。
8，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50-1962）•1951年5月17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P123。
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1980年内部版。P135，137。
10，孙中山主持北伐时期大本营直属部队重要将领）为把兄弟，何叔衡则是他们的大哥（杨青：《何叔衡》。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P14。
11，陈独秀：《独秀文存（第一卷）》。上海亚东书局，1929年。P541。
12，千家驹：《我在北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P45。
1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1980年内部版。P136。
14，见《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
15，《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P37。
16，《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P39。
17，《张文亮日记（1920年9-12月）》。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P518。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21年1月6日》。人民出版社，1993年，P88。
19，《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P471。
20，《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P40。
21，《市民自治运动大会纪盛》。1920年10月12日《湖南通俗报》。杨青：《何叔衡》。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P83。
22，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P49。
2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1980年内部版。P125。
24，刘晴波、雷子：《夏曦》。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九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P211。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20年10月10日》。人民出版社，1993年。P97。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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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赏析】根扎泥土沁芳馨 ————晋忻李先生其人其曲掠影
星期二 十二月 25, 2012 10:29 am
认识晋忻李先生是今年春天在市诗词协会的事。他六十出头，壮实，墩厚，看上去地地道道的乡间老农一个。在有幸品读其诗、词、散曲等新作后，却顿让人眼前一亮，心情亦为之一畅。而后不由不对这位先生刮目相看。
先生作品颇多，而散曲尤其引人注目，一首首作品沁人心脾，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富有乡间情韵。待我对他的境遇作了进一步的了解，方知他也曾在教育战线任教，后转入当年的忻县地区北路梆子剧院任编剧，并有不少创作成果，可惜因某种阴差阳错的原因而与体制内编剧指标失之交臂，成为一介农民兼商人。写作纯系他个人志趣所在：一无工资，二无稿费，却一直孜孜以求，痴心不改，究竟所为何来？通过品读欣赏其大量作品，才豁然开朗，心头疑问烟消云散，心中油然生出一种景仰之情：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就是要代民众立言，为时代歌唱，用他手中的笔，发出来自内心与灵魂的呐喊，去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引人共鸣，自悦悦人，并以之净化人的心灵，挽救世道人心……启人深思，是他和他们这一类人身为儒生的文化自觉使然。
先生浪藉于忻州戏剧创作界多年，其成败得失我们姑且不论，本文仅试从其在中华诗词网、江山文学网等处发表了的三组散曲作品稍加点评，期待窥一斑而知全豹，领略一下李曲的独到之处，以与诸君共赏。
一、乡村婚庆民俗画
前不久他有一组名为“【仙吕?游四门】乡村婚礼一瞥”的散曲。内容如下：
(一)门口
浑身冒汗湿胭脂，耍笑正其时。傻哥们斗乐多如刺，只怕漏瑕疵。嘶，扯破缎裙儿。
(二)婚礼
真心相爱到如今，冬日胜阳春。喜结鸾凤情难禁。高兴又发晕。今，抱吻羞煞人。
(三)礼毕
公爹老爸要背她，友眷乐开花。儿媳羞怕头皮乍，恼火阖身麻。哈，人众咋由她？
(四)入洞房
好难盼到进房时，偏又遇把持。小姑得空偷提示，手快勿发迟。嗤，面兔到手儿。
(五)听房
熬磨人散夜已深，疲累汗津津。边脱衣裤边喊笨，你等勿贪浑。哼，窗外枉操心
——这组小曲，运用我国古典诗歌常用的素描手法，洗炼，聚焦，活脱脱地写出了北方农村娶媳妇喜庆场面的全过程，其间也展示了一些富有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民情民俗，如迎娶进门途中新郎脖子上搂搂新媳妇、拜天地时当着千人万众被逼行新人男女抱吻礼、被强逼公爹背儿媳、入洞房得向高处抓面兔，乃至新婚之夜亲戚朋友听房等带有恶作剧性质的“逗乐子”的喜剧色彩。尤其是其中选词用字上的匠心独运，如写新媳妇在大庭广众前的“抱吻羞煞人”、面临被公爹背的尴尬情况下“头皮乍”、“阖身麻”及代表看客的叹词“哈”、“咋由她”的“咋”字，面对听房者的叹词“哼”等，可谓土、俗得掉渣，却正好鲜活生香地表达出了当时那种诙谐喜人的欢乐气氛，以及农家新娘子那种娇嗔满面却又略带顽皮泼辣的喜人形象。通过这样一组简约明了、堪称北国乡村婚庆民俗画的喜庆场面，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喜人变化。
从整体上看，组曲剪裁得体，大处着眼落笔，细微处颇见功夫，节奏简洁明快，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如一枝含苞带露的桃杏花儿，馨香扑鼻，清新可人。
这种来自底层的现实主义文风，与如今充斥媒体的诸多标语口号式的干巴巴的说教相比，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二、梨乡秋韵诱人醉
长期生活在乡下，作为以文字作生涯的人，可以说既是不幸，却又是幸运。
时至今日，当前的农村与农民，事实上同当今主流社会完全隶属于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农民么，难免要同勤劳、俭朴、贫穷、落后、忍辱负重、吃苦耐劳之类的关键词联系在一起。但他们又一般来说生性豁达，善于自找乐子，让生活明丽、亮快起来。
作者多年来浸泡在乡村，因而能设身处地地推己及人，表达农民丰收忙碌时节艰苦却也充满了对劳动的喜爱、自豪，而且不乏幽情雅趣的情怀。试看以下这组题为【仙吕?一半儿】梨乡金秋（四首）的小曲：
（其一）
梨乡秋色又熙熙，老少相邀品脆梨，男女匆匆痴似迷。汗沾衣，一半儿忙碌一半儿喜。
（其二）
攀枝上树捉黄梨，七十老者如戏嬉，急坏周边儿共妻。笑眯眯，一半儿顽皮一半儿倚。
（其三）
五旬大娘树杆上爬，钵盂大鸭梨手上拿，喜地欢天笑哈哈。要问咋，一半儿欢欣一半儿耍。
（其四）
梨乡秋色分外娇，外地买主挨个儿挑，个个口里不住地咬。笑呵呵，一半儿眼馋一半儿饱。
这组小曲匠心独运地抓住当今梨乡喜获丰收之后，乡民们紧张而又有秩序地采摘并现场销售秋梨的喜人场景，同样如同一组简约、凝练的素描，或者说是几个特写镜头，面带微笑地将丰收后梨乡生机勃勃的景况，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作者善于选取生活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景物，七十老翁，五旬婆娘，外地买主，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以“急坏周边儿共妻”衬托全然不把“攀枝上树捉黄梨”当回事、反而“笑眯眯”的老顽童形象；以“钵盂”不无夸张地描写丰收梨之大；还有外地买主早已吃饱却仍眼馋不已，而乡民们则坦坦荡荡……反映了纯朴、和谐的乡情民俗。
在曲作的遣词运句方面，组曲也值得称许。如“笑眯眯”、“笑哈哈”“笑呵呵”以及“熙熙”、“匆匆”之类迭韵词的精妙运用，也无不增添了乡间劳动生活的欢快与忙禄气氛，使作品节奏明快，跌宕跳跃，富有音乐感，从而彰显出浓浓的曲味儿。
三、嬉笑怒骂皆关情
诚如俗语所说，“文章憎命达。”文德先生坎坷的经历与阅历，一介草根，身处社会底层，虽然饱经磨砺，却永葆“儒生”本色未改，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处处体现出其“儒生”的家国情怀与赤子情怀。同众多草根书生一样，传承了中国“士”阶层“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优秀传统，许多作品针砭现实，讽喻鞭笞，可谓用心良苦。如在另一组题为【仙吕?一半儿】某人肖像(五首)的曲作，即是如此：
见风使舵是行家，好话说来麻利煞，讨好阿谀真会爬。怎知他，一半儿虚情一半儿假。
平民当面话也粗，首长当前套近乎，难事临头装笨猪。妙功夫，一半儿狸猫一半儿虎。
草民求见视如仇，掌柜光临舌润油，喜气冲天格外牛。不识羞，一半儿人来一半儿狗。
爹娘劝告少些骄，领导夸他是把刀，同事躲避见就逃。好难熬，一半儿欢喜一半儿恼。
乡间父毌探新家，背上红栆捎上瓜，大袋小包人赞夸。勿喧哗，一半儿捞钱一半儿耍。
这组小曲通篇运用了对比手法，对生活中那种一旦跳出农村，穿上了“公家人”这张虎皮，就得意忘形，崇拜权钱，前倨而后恭的种种丑态，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揭露。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看，也都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文化人的生命就在于写作。
忻州是金元文坛盟主元好问和清初卓越思想家傅山先生的故乡。我们忻州的文化人，理当继承和发扬文化先驱者的优良传统，为中华民族复兴竭尽各自的微薄之力。
为此，愿与晋忻李先生，与诗词界的朋友们共勉。
——困学庐主范梅亭2012-12-16草于困学庐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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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艺术的家族式传承关系初探
星期一 十二月 24, 2012 12:49 pm
徽班进京二百多年来，京剧作为一门中国特有的国粹艺术，日显成熟，日臻完善；但它的发展也和其它艺术一样，受政治、经济、时局、风尚及潮流等等因素的影响，在二百多年历史长河中沉浮无常，时而推上浪尖，时而沉入谷底，但历经二百多年这门艺术没有被溺毙、没有消亡，反而历经苍桑而出新、历经风雨而彩虹，走到今天获得了国际上更多的地位更多的认可，更多的钦羡和高评，除了京剧艺术的自身魅力牢牢抓住了观众外（当然必须承认京剧观众在流失京剧艺术在边缘化，但它的艺术价值却没有丝毫的怀疑，更有部分观众在电影电视的冲击中越发执着地坚持为京剧艺术的铁杆粉丝），更有一群京剧（表演）艺术家对京剧的热爱，他们的坚持，他们的创新、他们的师徒传授和家族式传承，他们以自己对京剧艺术的感情将毕生经验和技艺毫无保留地将这门艺术对后人进行原汁原味、发扬光大的艺术传递有关，正是这样的传授、传承和传递，使之京剧这门艺术能够做到承前启后、代代相续。本文试图从京剧艺术二百年里的一段——即上个世纪一百年中这种表演传承秩序里最有特点的一种传承关系——家族式传承中来谈谈，这种建立在血脉和亲情关系基础上的传承对京剧表演艺术的发扬光大、分支有序、特色明朗所起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 梨园 家族 血缘 联姻 遗传 京剧 传承
自徽班进京，至今已有200余年的历史。在这200余年的沧桑变迁、时代更替中，梨园界的子弟承袭父业，代代相因，形成了很多数辈人植根梨园的大家族。而这些大家族，在历史的缝隙中，间接地推动了京剧艺术的发展和演变，在这种传承和递进的转换间，促进了京剧的兴盛繁荣。而这种繁荣的背后，有一种特殊的传承在起作用——梨园世家——即，家族式传承。
一、家族式传承与血缘遗传的关系
梨园行里，常有梨园之称，所谓梨园，是古代对戏曲班子的别称，称戏曲演员为“梨园子弟”，把几代人从事戏曲艺术的家庭称为“梨园世家”。而所谓世家，必传承三代。（梨园家族，少则三代多则七代）据《京师梨园世家》的资料统计，梨园世家，共150家之多。梨园世家对于梨园界而言，已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对于京剧的传承而言，家族式的传承，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故事与话题。因为，家族式传承赋予了其传承的特殊性以及传承之外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
什么是家族式传承呢？在笔者看来，家族式传承分为两种：一为广义的传承；二为狭义的传承。所谓广义，是指外部形式上，它的传承是一种家族式的，含有亲情血脉涵义的特殊传承。狭义上而言，在内部表现上，它的传承不仅是京剧艺术的传承，而是其家族本身血缘血脉的一种香火传承。而这种特殊的传承必然会带来一些既简单又繁杂的艺术局面，使之传承的意义产生了一种新的内涵和意义。
上世纪的中国社会，许多类型的人才横空出世。而伶人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才，也在社会的竞技场中，发挥着他们的艺术作用、找寻着生存价值。
旧社会的中国伶人，地位低下（因为是戏子）。常常受到歧视难以受人尊重。但因伶人常常身怀绝技，能歌善舞，一些爱好娱乐声响的达官贵人总愿与之欢歌笑语，相伴朝夕。因此，伶人便有了自我认同感，常常过着有威福可作，声色可享的快活日子。但伶人只是伶人，伶人的身份却终究无法改变。伶人们一面受别人捧场，一面却又受人歧视，歧视的结果，便使他们在社会里成为一种特殊的阶级。其阶级就是梨园界，伶人自己的世界。梨园对于伶人而言，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他们只知梨园，却看不见梨园之外的人生和世界。久而久之，在心理和生理两方面，逐渐呈现了一种演化论者所隔离的现象。一是社会的心理的，二是生物与血缘的。社会的与心理的隔离本来是极不幸的，但是在社会的歧视甚至于作践之下，而伶人的人物依然不断的产生，足见才气之所钟，自有寻常社会环境所不能摧残抹杀者在。而第二种隔离，是利多而害少的。因为隔离的缘故，伶界的人物，便不能不在自己团体以内找寻配偶，由此便形成了同业之间的婚配——类聚配偶。（潘光旦语）而类聚配偶的本身，又包含了一种基因的遗传法则，使得这些伶人家世与婚姻的背后，多了一层血缘遗传的倾向与婚配习惯。而这种类聚配偶的产生，不得不叫我们更清晰的看到梨园界的形成除了是社会带来的心理压力之外，其伶人本身也不得不为自己的艺术和生命寻找传宗接代的现实和理由。当伶人与伶人之间选择（适宜的）配偶，一方面不仅保障了身家健全和生理上的发育，另一方面更有利的维持了子孙的品质从而得到与艺术传承的良好发展。由此看来，伶人与伶人结婚的频数，证明优生学所提出的那条“类聚配偶率”，是很不错的。因为，我们又可以发现，伶人既可以成世家，即好几代的子孙能世守一种职业，能叫一种本来不是十分明亮的事业，因为世世代代的坚守传承，使得这个职业有了一股态度，一股家族血脉的生命态度，生生不息、周而复始的生命态度。那么，原本唱戏只是伶人谋生的手段，因了有了家族，有了血脉，职业便成了事业，家族传承在心理和精神上，也就获得了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和荣耀感。
在潘光旦先生的《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一书中，他从血缘和婚姻关系方面来解释伶人在演艺方面的特殊才能。而这就不能不教我们联想到这其间多少不免有些遗传的势力在那里活动。他曾提到，遗传是一种有绵续性的现象，无论一种性格愿与不愿，即世而愿，或愿世而愿或愿到何种程度，总有一个生物的来历，决不能凭空而至。人们常常以为“天赋”便是遗传，实则它貌似遗传，而不是遗传。对于遗传，我们并不陌生，所谓遗传，凡是一种才能或一种兴趣，不是直接从父亲传给儿子，便是隔代表见，成为一种所谓的“返璞归宗”。也就是说，上一代基因里的某种特质一定会相传于下一代或是下下代的身上。有一段轶事是这样记载的：小楼虽是菊笙的儿子，但生后便从俞氏家门抱出，振廷虽不是菊笙的儿子，但生后便由俞氏抱进了家门，若按常理来看，振廷的环境自然比振廷好得多，后来，小楼也从菊笙学戏，同样教，同样学。然而振廷的造诣却终究不及小楼，并且许多剧评家也都认为所差甚远。还有一例，在《梨园影事》记载：演员田际云不愿意他的儿子再做伶人，但是儿子却终于成了一个有相当造诣的武生；由此，我们不难得出，遗传比环境为基本的说数以及遗传本身有着不可拂逆的能量和倾向。
伶人的婚配，除了类聚配偶的血缘遗传在产生效力以外，伶人的联姻，一般都具有亦世蝉联的倾向。而促成这种亦世蝉联发生的可能，是因为伶人在选择婚姻上，往往是一种脚色之间的联姻，而这一种脚色常常在一个家系之中，蝉联上好几代的倾向。譬如：我们熟知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便是一个旦色家系的大结合。梅氏三世旦角，梅巧玲、梅明瑞、梅兰芳，祖孙父子衣钵相传，最为特出；巧玲和兰芳的地位，在戏曲史上已是确定的；明瑞死时二十二岁，但很早便有相当的造诣。梅雨田虽以琴师成名，但兰芳的剧艺是他传授的。巧玲的女儿嫁了秦五九，也是旦角，五九的弟兄燕仙也是。梅氏到了兰芳一代，三个女婿朱小芬、徐碧云、王惠芳全都是旦角。到了梅葆玖这一代，葆玖又是旦角。又如伶界大王谭鑫培，从谭家七门谭志道到谭鑫培再到谭小培——谭富英——谭元寿——谭孝曾——谭正岩，均习老生。再如四代梨园花脸世家裘盛戎，其父裘桂仙，桂仙两子世戎与盛戎均是净角，而世戎的两个儿子也是净角。盛戎的长子少戎与次女的先生杨振刚还是净角。到了第四代传人裘继戎依然专工净角。由此，我们不经发现家系中脚色的专擅，一定有相当遗传的凭依。“我们须知道，一种脚色需要种种品性而凑成，而此种种品性便不会没有遗传的根据。”这是遗传学的昭示，也是我们认识家族式传承，首先应明确梨园家族对婚姻选择的审慎。因为，婚姻选择的重要与得当，直接影响着血缘遗传的基础和深厚，更决定着家族式传承的根基与长久。
二、家族式传承的意义和作用
由于旧社会伶人地位的低下和身份的特殊（戏子），他们的身上有着太多的文化局限和社会局限，当这种反差聚增时，伶人对于社会的局限愈大，梨园界的领域便越大、群体的范围及威慑力便越广。当梨园与社会观念所造成的某种弹性，势必影响着梨园界自身的发展。其发展必定是梨园内部的延伸和稳固。当梨园界扩展它的艺术地位和影响力时，梨园界又会经历着艺术本身的传承方式。而传承的方式，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含义。一为家族式传承；二为非家族式传承。二者在本质上虽都是传承，但在生命表达上则完全不同。
在梨园界形成的开始，梨园本身便存在着一个隐蔽的制度问题，即国家体制规定的制度，伶人即戏子（贱民）。伶人是戏子，子女便也是戏子。戏子的出路唯有成角，才可能过着不再仰人鼻息的日子。于是，原本唱戏只是他们的谋生手段，为了寻找出头之日，唱戏便成了一种特殊的进取，成了一种言不由衷的无尽追逐。他们承袭父业，他们代代相因。他们为了能把家族里的那份荣耀和努力一代代地传下去，他们传内不传外（当然也有例外的）因为传外了就很可能被人抢了饭碗。他们传给了自家人，自然是顺理成章、心安理得。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那些从小在家族式传承的方式下成长的伶人，学戏做人自然是熟车熟路，如鱼得水。他们从小在家庭环境里熏陶，感情和领悟上多比那非世家的伶人要细腻、丰富得多。由于家族世代都做着同样的事业，渠道多，成材路上自然宽且广些。另外，他们的物质基础也是他们成材的内在条件。由于他们身上的血缘关系和家族历史，使得这些家族艺人们在梨园界可以多受些特殊的栽培和照顾。即便是现在的梨园界，旁人若听说了某某是某某家族的后代，总会有些许的善待，起码不至于被忽视而轻易看轻。其次，在艺术表现上，由于这些家族艺人秉承着家族里的基因和某些遗传，使得他们的容貌（扮相）、嗓子（嗓音）和祖代相传的艺术气质十分相像，继承着家族的艺术光彩。譬如：梅葆玖得到了父亲梅兰芳的身段扮相，谭家七代从谭小七谭正岩往上的递进，均得到了谭鑫培独特的嗓音气质。这种由家族血缘遗传的艺术神貌，恐怕只有家族里的艺人可以装龙象龙、装虎像虎，（怎么着别人也学不会）而那些家族之外的艺人只能是望而怯步、远远眺望了。最后便是家族艺人优越的成长（学戏）环境，家族艺人每天被锣鼓喧天的生旦净丑所浸泡和熏陶，子女的生活自然也是天天围绕着说学逗唱而生活了。由于他们祖辈均是一门艺术（职业），他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学、甚而可以不去科班，因为我们相信家里的亲戚长辈，都可以成为他们的指导老师。（有了富连成科班后，家族艺人都愿意坐科，那是成角的最好路径，需另当别论）
但当我们肯定家族式传承的优势之余，恐怕也不能回避它自身存在的一些弊端。林屋山人曾说：“京俗梨园最重世家，世家之传固正，然对崛起者亦不能无妒。”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读出世家在梨园中的地位以及世家对于一般伶人的基本态度和立场。由于他们的家族出身和优越条件，使得他们容易产生自满情绪，挡在功劳薄上，看不起别人，甚而可以鄙薄那些暴发与乘时崛起的伶人。而产生这种恃才物傲、同行嫉妒的心理，多源于艺术传承的身上有了一种血缘关系，而血缘的形成，则表明一种力量在无形壮大。当世家看到非世家的艺人崛起，自然叫人心生嫉妒。另外，我们常常看到家族的人（包括观众）总习惯拿他们和上辈子比较，造成小辈的压力，对他们要求高，若没有看到后代怀有后浪推前浪的趋势，总觉得对不起祖宗的血脉，对不起自己苦守的艺术。而那些家族传承人对于自己和社会，也有着他们自己的态度和认定。家族中的人往往不大清楚在生活中的社会脚色，梨园家庭和社会的不融入，却又形成了某种约定俗成的存在方式。而这种存在方式，又影响并决定着京剧艺术传承的内涵。
笔者出生于梨园世家，是醇和堂罗六代梨园中的“老小”。我的老祖是光绪年间的著名旦角演员罗巧福，家族中还有名角罗寿山（罗百岁）罗福山等等。家族中，只有我的父亲没有学戏，有了我后，我的奶奶就催促我学戏，终于在我九岁的时候考入了北京戏曲学校。学戏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承接家族的京剧事业，于是上一辈的传承与担当无形的压在了我的肩上。（正所谓“父债子还”吧）家族传承迫使我往圈子里走，而不外走。于是，这种现象便成为了一种不想为而为之的生存方式。（当我入了课堂、出了校门，到了社会，却发现自己跟社会接连不上，唯有在祖代相传的事业里才能找到生命的认同和勇气来）有一次，曾有人推荐身高、帅气的谭正岩去当模特。有人问正岩：“你喜欢京剧吗？”正岩答道：“我要不姓谭，恐怕我早就走猫步去了。”谭门七代谭正岩一开始也并未想学京剧，自幼喜欢体育，无意中被马连良弟子安云武所看中，认为具备学戏的条件，于是在少儿艺术团先学了两个月，结果正岩觉得练习枯燥，老师要求严而练功苦，便借故不去了。但因爷爷谭元寿一心希望孙子能够学戏，最后正岩便考进了北京戏曲学校，正式学戏。（百年家族《谭鑫培》）由此看来，当这种家族式传承一旦被家族所约定，其传承便成为了一种精神鼓舞和艺术习惯，而这种家族式的传承，对于京剧的传承，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和推展。（长辈有传承责任感、小辈们有使命感）久而久之，当我们这些家族传承人开始认真学习，用心投入的时候，我们竟意外的爱上了这门艺术，从京剧的美丽中，找到了内在的动力和欢欣、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艺术获得，而这种获得之所以可以圆满，归因于我们的努力和坚持是建立在亲情和血缘里的情感容纳。当这种快乐和满足一旦被分享，便成为了艺术传承最优美的表达方式。可以说，家族式的传承有它内在的生命流动和激情，也有它不为人知的酸苦和振拔。
从上文的论述和例子来看，家族式的传承，是血缘意识和责任意识在起作用，而正因为有了家族的责任意识，才有了京剧传承的传承意识。且不论这种传承意识是本能的还是被动的，其传承本身已经有了一种特殊的召唤和鼓舞，这些家族继承人以生命的形式来传承京剧的过往和未来，让京剧的传承意义又多了一层生命的内涵和理解。
既是家族式传承，便无法忽略传承对于历史和观众的特殊意义。
如果说京剧的传承本是一种文化和艺术的传承，那么家族式的传承则是一种有着特殊精神和文化内涵的艺术传承。对于家族继承人，京剧的传承是一种血脉意义的艺术传承，而对于观众而言，它是一种（文化）符号。观众在接纳家族式传承的时候，等于在接纳历史和历史正在经历的艺术修正。观众在欣赏这位演员（家族继承人）时，便容易往上追溯文化的历史，其过程无形激发了观众对艺术（上一代）的思考，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审美的对比，而正因为有了对比，就加深了艺术内在的看头。由此，在观众的审美心理，又多了一种历史的连接性。所以，历史本身有传承，观众的心里也有传承，这就是符号（家族式传承）的意义。另外，当我们在欣赏那些演员（家族继承人）艺术的同时，也多了一层历史的厚重感（非家族的演员是片段性的传承，历史感很薄）。因了有世代家族对艺术的每代修正，又加重了特定时期的文化意义。笔者以为，这是家族式传承对于历史和观众的特殊意义，也是区别于非家族式传承最本质的不同和意味。
是的，我们无法否认家族式传承对于京剧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和意义。正因为有了家族式传承，京剧的传承才得以拥有分支有序、特色明朗的艺术面貌。当我们的京剧艺术走过了近200百年的历史，走进了当下。其行走的过程，便是对传承的认定。家族式传承对京剧的发展无疑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和功劳，而社会反过来也同样给予家族式传承足够的认同和期待。如今的谭门七代谭正岩若按自身的身体条件，恐怕做模特更加适合。（身高183的高挑个子，在京剧舞台上怎么说也是个另类）但谭正岩依然备受今天的社会关注，而这种关注本身一方面表明了家族式传承有它得天独厚的资本和势力，另一方面也暗示了社会对于家族式传承仍然保有一份特殊的心情和认同。笔者以为，那份认同除了对京剧艺术美的吸引之外，更多的来自于伶人曾经的颠簸命运在文化和历史之间创造出来的梨园界以及梨园家族艺术的渊源关系和传承印记。因为，那些人在创造灿烂的同时，也陷入浪潮。他们用家族式的传承践履着粉墨一生的意义和使命，这样的传承，又怎能不令我们动容，不让我们追随。
如今的京剧艺术已不是从前的模样，京剧传承的今天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坚守和挑战。在娱乐消费盛行的年代，我们将面临更多的彷徨、生存考验和价值怀疑。但无论我们这些家族继承人肩负多少力量和智慧，我想传承的意义并不会因此而消减或湮灭。起码，几大家族继承人依然在延续这种艺术的传承关系。谭正岩在京剧院里，依旧唱着那些经久不变的谭派经典；谭娜也孜孜不倦地在梅兰芳华的正已祠里演绎着借酒消愁的杨玉环；裘继戎也还时常出现在央视11套里的裘派艺术专访；马俊男也偶尔行走于各类艺术院校的门口眺望过去；我，也如牛耕田羊吃草似的漂流在戏曲创作的路中，艰险奋进。
结论
纵观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京剧艺术的家族式传承是中国京剧艺术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正是有这么多个家族的存在，使之京剧艺术的后继不乏其人，因为他们的生命力是建立在血脉之上的，有着顽强的求生求存愿望；也正是这道特有风景存在，使之京剧艺术的百花园里更加充满了活力，更加争奇斗艳、长盛不衰，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家族的荣誉之上的，在大多数家族后人眼里，京剧艺术等同于他们的人生价值，等同于生命。
来源中国戏剧网
作者：五四囡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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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望华：沉重的回忆
星期一 十二月 24, 2012 8:2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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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
【储安平（1909年－1966年？） 江苏宜兴人。1932年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1946年春赴上海任复旦大学教授，创办《观察》半月刊，因针砭时政后遭国民政府查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8年1月因发表“党天下”言论，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66年9月失踪。储安平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余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陈仁炳）。储安平与前妻育有三子一女，储望华是其幼子，生于1942年，钢琴家，现居澳大利亚。
几张面色模糊的黑白照片，是储安平留在这世界仅有的影像，它们也似乎印证了这位父亲留在儿子储望华心中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67岁的储望华与家人现在安静地生活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幢漂亮的白色别墅里。储望华将这座洋味十足的住宅取名为“静远斋”，储安平被打成“右派”后，曾改名静远，取自“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以规避身外的政治汹涌。储望华每年都会回到国内，担任一些钢琴比赛的评委或为艺术院校授课。对外界而言，这位儒雅而风度翩翩的白发学者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与钢琴家，是著名的《黄河》钢琴协奏曲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他改编的很多钢琴作品如《翻身的日子》、《新疆随想曲》、《二泉映月》、《筝箫吟》、《茉莉花》等，不仅被中国钢琴家大量演奏，而且也成为音乐院校及业余考级或比赛的常用教材和曲目。近些年，储安平正在悄悄成为被追逐的热点，但储望华并不卷入那股力量，也不刻意对父亲作过度的解读。】
储望华
失踪
内心深处，我一直相信，父亲其实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虽然大多数文章称他生死“未明”，或者是个“谜”。而且，我也一直相信，是他自己选择的离开。回想起来，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是1966年6月3日，那是个星期天，也是“文革”爆发的第三天。我那时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平时住在学校的教员宿舍，每周末回家探望父亲。
那之前两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著名“大右派”，父亲肯定在被“扫荡”之列。父亲的情绪非常不好，我也感到无比恐慌，不知该和父亲说些什么，气氛异常沉闷。只是在告别时，我紧紧握着父亲很瘦削的手：“爸爸，您多保重吧！”没料到这竟是我们父子最后的诀别。
几个月后，已经深秋。某天，我正上班，突然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姓女士的电话，她问我，父亲是否到我这里来了。我很奇怪，反问：“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我这才知道，父亲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失踪的准确时间，只能大体猜测是9月上旬“失踪”的。此前，父亲曾经试图自杀过一次。当时他扫完街道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发现又有红卫兵来揪他去批斗，便从后院翻墙而逃，跑到数十里外京西青龙桥边的潮白河跳河自杀。因为河比较浅，父亲被人捞上来了。那一天是8月31日，不知是否巧合，老舍先生也是在这一天投了太平湖。“未遂”之后，父亲被押回九三学社，被造反派看管起来。有一天，他从九三学社被放回家后，就没有人再见到过他。
我后来在章诒和的书里看到，那时候经常和父亲来往的，是一位叫老李的人。老李名叫李如苍，是农工党中央党部一位被打倒的人，和父亲一起被下放分配到京郊模式口的劳动基地放羊。老李住在什刹海银锭桥边，父亲有时会从棉花胡同到他家里小坐。9月的一天早上，老李在出门前发现脚底下有一张纸条，似乎是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纸条上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如苍，我走了。储。”未留日期。
父亲要“走”到哪儿？我和哥哥姐姐们也在惶恐和惴惴不安中等待着消息。9月20日，我得知中央统战部下达了一个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节之前找到储安平的下落，“以确保首都北京国庆的安全”。九三学社还派了一名干部，并要求我和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转了好几天，也查访了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到了1968年，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储安平专案组”，专门调查父亲的下落。那年夏天的某日，三个军人找到我，其中一个身着海军的蓝制服，另外两个身着普通的黄军衣，说是奉周恩来总理之命，专案组要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专案组怎么会连父亲的照片都找不到？过了很久，我才悟出此举实为试探，试探我是否与父亲“划清界限”。
在父亲“失踪”的好几年中，我们也不时听到关于他行踪的各种传闻。有人说父亲在山西某地劳动改造，有人“亲眼见到他了”，还有人说父亲“已被监护起来”。虽然消息都虚无缥缈，但我宁愿相信它们都是真的。数十年来，我也无数次在梦中见到父亲从外面回来，更是悲喜交加，而伴随的却只有醒来后枕边的泪痕……。
1982年6月的某一天，我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留学。和送行的亲友告别、正准备乘车去机场时，忽然看见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急匆匆跑来，手里拿一份文件，对我说：“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在即将离开故土的时候，没有想到，我竟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失踪”16年的父亲告别。
十年
从1957年成为最著名的“大右派”，直到死亡，期间还有将近10年的时间。想父亲的时候，我也会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这10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什么在熬过了那样的10年后还会选择自杀？……。1957年4月1日，父亲接受民盟主席章伯钧邀请，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正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的父亲，很快得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消息。为了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还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们几次三番动员党外人士发言，统战部的一位处长更亲自打电话，请父亲到统战部组织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去发言。
在我看来，父亲是属于比较清醒理性有远见的人，他是没有陷于个人崇拜的知识分子之一，这是他敢于如此“大胆”的原因。6月1日，父亲发言的标题就叫《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他还说："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要巩固已得的地位，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阅后钦佩不已，称“储安平是个勇士”。）
此言一出，像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批判、驳斥。6月8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倡狂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当天下午，陷于口诛笔伐的父亲向章伯钧递交了辞呈。说起来有些讽刺，从上任到辞职，父亲在《光明日报》总编辑职位上还不到70天，却“成就”了中国历史最著名的“大右派”。难怪章伯钧后来说，他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储安平。那一年，父亲只有48岁。
很快父亲便失去了职务，此后，他到了商务印书馆，主要任务是校译别人翻译好的英文稿——虽然父亲的英文很好，可以直接做翻译，但是他也只能是“校译”，而且不能署名。此外，上面让他写一些文史资料或回忆录，我记得父亲写过在上海办《观察》之前的一些情况。但是大部分时间他无所事事，偶尔会去看看电影，或者看看我在学校给他借回来的一些书。
那段时间，父亲不是一般的苦闷。他眼看着国家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乱，内心的孤寂与痛苦无从言说。第二任妻子那时已离他而去，家里也没人关照他，非常寂寞、无聊。“政协”在石景山模式口有个劳动改造的农场，父亲有时会被派到那里劳动，放羊、种菜，后来还做过“蘑菇培植”。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那里看他，见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里只有一个简单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里充满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我说：“这种地方怎么能睡？”父亲说：“蘑菇繁殖，温度不能太高。”见我心情非常不好，他反倒过来安慰我。我们二人之间沮丧的气氛，令我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无比压抑。
父亲失踪若干年后，徐铸成曾写文章称父亲“由天津踯躅到塘沽，蹈海而死”。我本人听说的是，1966年9月初，他被关押在九三学社某处时，曾与同屋的另一个难友交谈，谈话中说起“塘沽距离天津有多远”之类的话题。父亲“失踪”后，难友把两人的谈话向组织做了交代，遂被质疑他可能孑然一身跑到天津塘沽“蹈海”或“偷渡”。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父亲与我二人在北京莫斯科餐厅吃完饭走出来的路上，便说他经常有想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他虽然写过检查、被劳动改造，但他在本质上，并不以为自己错了。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父亲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新政权抱有一颗赤诚之心。他曾随全国政协组团到鞍钢等地参观，到江西参加“土改”，到新疆南北深入考察调研，写出了不少热情讴歌社会主义祖国新建设、新面貌的文章。对参加政府工作也满怀热忱，每日工作到深夜。父亲曾担任过新华书店全国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出版发行管理局局长等职，但对我们子女要求历来严格。在得知国家需要各类不同人才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子女输送给国家。
1951年，抗美援朝爆发，报纸上宣传说部队需要文化教员，父亲便让我大哥去参军。初中毕业的大哥响应号召去了朝鲜，他后来在东北还成为警卫排的一员，给高岗站过岗。但1957年“反右”一开始，大哥被迫从部队里转业，回到上海，在小学里教中文。1953年，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大量中等专业人才，父亲又让二哥到北京建筑专科学校学建筑。这两个哥哥因此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国家后来要大力发展农业，父亲又极力支持我姐姐去学农。所以我的哥哥姐姐是我们家的“工农兵”，这也是父亲的安排，唯独我走了文艺之路。
父亲虽然早期参加过新月派，但留学英国的经历使他深受议会政治的影响，转而放弃文学而从事政论性文章写作，他一直梦想办一张像《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1946年他创办了《观察》杂志，一时成为新闻人物，也确立了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观察》一直以尖锐而辛辣的风格，批判抗战以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等社会现状，深受大众和知识界的欢迎，其订数从400来份上升到10万多份。父亲曾自豪地宣称：“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结果《观察》很快被查封，他也险些被国民党枪毙。
新政权建立不久，胡乔木和胡绳写信给周恩来，建议《观察》复刊，周恩来的批复十分明确：“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复刊！”父亲闻知此讯，特别兴奋。但复刊后的《观察》显然无法继承其以前的抨击时弊的风格，变成了以宣传为主的杂志，出了几期后改成了《新观察》，由戈扬任主编，父亲也退出了《新观察》。
抛却时代的大背景，我觉得父亲的悲剧多多少少也与他的性格有关系。父亲是个比较骄傲的人，母亲也一直评价父亲“恃才傲物”，他喜欢和上层社会的人打交道，他可能以为这样也可以把他的那套想法“推销”出去，但其实这也是把双刃剑。与父亲在抗战时期一起办过报纸的冯英子对他有一评价，我认为恰如其分。他说：“安平这个人，他受过英国的教育，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因此一谈心，他终以为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
家庭
父亲是江苏宜兴人，1909年出生。我的母亲叫端木露西，出生于苏州一大户人家。我的外祖父抗战之前做过天津电报局局长。母亲在苏州读中学时演过话剧，她演女主角，而男主角就是蒋纬国，可以想见母亲那时候也是颇为出色的。
母亲是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与父亲相识的。两人恋爱不久，父亲到了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据母亲回忆，父亲留学之前英文还很差，但等母亲一年后也去了英国后发现，父亲的英文已经“大不一样”了。
母亲在英国学的是教育学，她后来回忆父亲的事情不太多，因为他们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偶尔提及，她也总是提父亲那些令她不喜欢的方面。在我看来，母亲不喜欢的不一定是我父亲的问题，而是两人性格不太一样。父亲与母亲的个性都太强了，尤其是我母亲。母亲的才能也比较高，她那时候跟父亲一起做到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编，但她感觉父亲总是压着她一头。母亲后来也只在上海做了一名女子中学校长，在母亲看来，是父亲限制了她。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母亲受到牵连。虽然母亲很早就与父亲离了婚，但因为有“共同的历史”，也被打成右派，好在1959年第一批就被“摘帽”了。母亲与父亲离婚后，一直在上海生活，母亲后来又结婚了，改名为“端木新民”，她的丈夫是一个气象学专家，他们的关系也不错。上世纪80年代，气象学家去世后，母亲撑不住了，一下子衰老得不行。那时我已移民到澳大利亚，几次劝说她过来，但都被她婉拒。她一直一个人生活，直到1998年在上海去世，自始至终还是希望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父亲后来又与一位姓易的女士结婚。易女士是上海人，长得很漂亮，她过去是一个电机工程师的太太，后来跟工程师离婚了，跟我父亲结的婚。起初我们都觉得易女士并不是很适合父亲的那一类人，不过他们之间感觉不错，我们子女也没什么意见。1959年，我记得是深秋的一天，我和哥哥姐姐们与父亲在天坛公园的一棵大树底下喝茶、嗑瓜子、聊天。他通知我们说，他跟姓易的女士离婚了。父亲的意思是，易女士是在他1955、1956年“飞黄腾达”时与他结的婚，那时候父亲的工资也比较高，但自从被打成“右派”后，不仅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生活上也大不如以前。对女方来说，自此也变成了“右派家属”，她不能承受这样的压力，所以他们的分手还是政治上的原因。
在我们眼里，父亲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父亲，虽然比较和气，但他不是一个家庭化的人物，在没有被打成“右派”以前，他一直过着工作狂的日子。我们兄弟姐妹一共4个，父母离婚的“分工”是：我和二哥归北京的父亲管，姐姐和大哥归上海的母亲管。母亲再婚后，姐姐和大哥也回到北京父亲这里。我们在北京上的都是最好的学校，但父亲对我们的管教并不多，有空时他经常找朋友一起聊天议政。虽然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我很小就被送到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去读书，跟他分开了6年，所以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得到的父爱也少了许多。现在想起来，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人生
我的音乐之路跟父亲有关。父亲一直支持我去学钢琴，也是父亲安排我去报考的音乐学院附中。当时的录取率仅有3%，得知我考上后，父亲非常高兴，他希望我能成为傅聪、刘诗昆这样的钢琴家。后来也是他在家庭会议上力排众议，决定为我买台钢琴。“反右”之前，父亲属于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他的工资是9级，有300多块钱，还算优越。但“反右”之后，他的工资降到了150块，而且还要抚养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所以1800块钱的钢琴，还是一笔挺大的开支。
1956年，我创作的二胡独奏曲《村歌》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公演，《人民日报》的报道称我为“戴红领巾的作曲者”。第二天，我就接到了父亲来信：“你以前常告诉我，在报上读到了爸爸的名字，现在爸爸也在报上第一次看到了你的名字。”父亲还觉得我在学校接触的，绝大多数都是西方音乐，因而经常嘱咐我一定要重视从中国民间汲取艺术营养。每逢寒暑假，他必为我“补课”，带我走访民间艺人，看地方戏和说唱节目。
但是我们父子之间这样温暖的回忆实在太少了。1957年，我正在音乐学院附中读书，同学看报纸时就会问我：“你父亲怎么是‘右派’？”那时中央电影制片厂拍了很多新闻片，父亲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镜头被一次次播放，然后一次次遭到批判。很快我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人民的”敌人了。可是，在写信的时候，我还是称他“亲爱的爸爸”，因为平常这么说习惯了。班里同学在后面看到了我写的信，在班会里就批判我，说“你的立场到哪去了，你应该和他划清界限”。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持续了几十年，我都被要求与父亲划清界限，包括上世纪80年代我申请出国留学，文化部的领导人还问到单位，“他和他父亲划清了界限没有？”
1958年，我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后，特别高兴，和同学们跳舞、喝汽水、吃西瓜，通宵达旦地庆贺。可是第二天，正副校长一起找我谈话，学校里有人贴大字报，说“储安平的儿子居然考上作曲系，以后我们还要演奏他的作品？希望党委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其实老师和领导都是比较保护我的，迫于压力，他们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让我放弃作曲，改学钢琴。校方还建议我和父亲商量，可是不到10秒钟我就答应转系。父亲又能怎样呢？虽然我并没有被完全“清除”出去，但这对我来说，打击特别大。我愤慨于命运的不公平，可是又不敢表露，无力抗争。父亲好像也很愧疚，觉得连累到我们，到学校看我，给我送东西，连传达室也不进。父亲很少和我们讲他的遭遇，也很少提及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或许是不愿意我们受到他的影响。全家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彼此也尽量回避涉及政治或者国家的事情。知道我在学校考试、演奏或者比赛得奖，他也会由衷地高兴。谈及我们的将来，他总是流露出“你们好自为之”的意思。那时候，我也并不是特别理解父亲，毕竟我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对父亲的情感也陷于重重矛盾之中。有时候会特别怨恨他，感觉他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太多的灾难。
我从钢琴系毕业后，校方觉得我还有作曲这方面的才能，也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同情，让我留在了中央音乐学院。我那时候有一个女朋友是我钢琴系的同学，但我们的交往因我父亲的问题而夭折。“文革”爆发一个月后，我也被揪了出来，大字报铺天盖地，说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定时炸弹”。这期间中央乐团曾三次借调，想让我参与《黄河》、《十面埋伏》和《战台风》的创作，可做完贡献后，就被“样板团”“刷”回学校，由此被人戏称为“板刷”。那些改编后的作品里，也没有我的名字……以后的几十年里，这样的挫折经历得越来越多，我也渐渐学会用沉默和忍耐来接受命运的不公。
我常常想，我无法与父亲相比。父亲一直在思考政治、思考社会，而我接触的领域比他小，我想的更多的是艺术，把钢琴曲作好，有更多的听众。但是如果父亲知道我是在做一些实事，是以音乐有作为于国家、社会和人民，他也会很欣慰的。
父亲诞辰80周年时，我创作了一部交响诗《秋之泣》，这部音乐作品已由澳大利亚最好的乐队墨尔本交响乐团公演。我在该音乐会节目单的乐曲简介中写道，这首作品“不仅刻画了晚秋的苍凉景色，而且也是对作曲家之父亲的深厚缅怀与悼念——在1966年一个深秋之夜，作曲家之父倏地消失了……”
当首演的音乐声起时，我想，分离这么多年，我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完成了我们父子之间的心灵交谈。唯愿父亲那曾经悲苦而孤寂的灵魂能感受到这一切。
来源华夏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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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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