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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全国戏剧文化奖“剧本奖”和“戏剧理论奖”获奖名单
星期六 一月 12, 2013 10:33 am
大型剧本获奖名单
金奖（18部）
《大地飞虹》（戏曲） 陈 林 文 硖
《天地良心》（戏曲） 李 岗
《巴山夜雨》（歌剧） 陈韩星
《死结》（话剧） 廖天云
《还看球吗？》（话剧） 李龙吟
《乱世才媛》（戏曲） 张新秋
《海峡》（戏曲） 刘桂成
《赛金花》（戏曲） 杜家福
《十里红妆•风雨情》（戏曲） 杨东标
《八戒别传》（戏曲） 谢丽泓
《小飞侠彼得•潘》（儿童剧） 董 妮
《为天地立心》（ 25集电视连续剧） 邹安和
《风景》（话剧） 陈新瑜
《玉笛情缘》（戏曲） 任 君（广西罗城）
《洞庭渔歌》（电影文学剧本） 李海英
《战争之上的战争》（话剧） 张小兵 王建军
《铁血流芳》（戏曲） 李钟发
《盛和居》（话剧） 龚应恬
银奖（68部）
《新北平市长》（多场次话剧） 兰宁远
《信义兄弟》（话剧） 董太锋
《菩萨岭》（话剧） 张保民
《危险期》（话剧） 卢 宏
《英雄结》（戏曲） 龚孝雄
《小桃西望那人家》（戏曲） 胡永忠
《家园•二十四小时》（话剧） 高龙民
《东坡与佛印》（音乐剧） 李叙彬
《淮海悲歌》（古装扬剧） 张荣权 金学桂 王玉清
《却金亭记》（新编历史淮剧） 董振宁 顾宝华
《她从画中来》（话剧） 张夏菁
《淳安海夫人》（新编历史传奇睦剧） 闫亢舒
《贤吏王鼎铭》（戏曲） 许贤志 崔明伟
《大雷雨》（戏曲） 赵锡淮
《赤裸的巧克力》（话剧） 钟 鸣
《冒辟疆与董小宛》（戏曲） 任秀丽
《再见，我爱你》（话剧） 王 强
《断腕太后》（历史故事剧） 栾 波
《王昭君》（新编历史剧） 陈云生
《艺魂》（新编晋剧） 李舒华
《侍女魂》（新编历史剧） 张俊海
《晋之殇》（京剧） 陈 卓
《碛口轶事》（古装戏曲） 解玉峰
《赵城金藏》（现代戏） 王勇慧
《乡村书记》（新编上党梆子现代戏） 暴玉喜
《拾婴记》（现代戏） 张 磊
《君臣记》（新编历史剧） 李星红
《遥远的红海滩》（电影文学剧本） 关洪禄
《东珠传奇》（舞剧） 周 伟
《一路烽烟》（电影文学剧本） 庞颖洁 王家男
《鬼子哭了》（儿童剧） 王 赞 王治普 马国发
《做贼心不虚》（多媒体无场次话剧） 李 栩
《笑面人》（京剧） 赵燮雨
《浪漫生活》（电影文学剧本） 顾晓群
《要留清白在人间》（现代戏） 刘 云
《金台传》（新编传奇故事剧） 贾祥龙
《高机与吴三春》（戏曲） 谷尚宝 麻福地
《叩问青春》（小剧场话剧） 沈经纬 赵 阳
《“瞒”怀情深》（现代戏曲） 林 广
《林则徐复出》（新编历史故事剧） 陈元挺
《我的母亲湖》（电影文学剧本） 史 俊
《为邦家瑞》（话剧） 汪 灏
《永远的旗帜》（电影文学剧本） 郑 飞
《虾嫂》（6集电视连续剧） 蓝 强
《加鼓通》（戏曲） 孙家骐 赵新华
《老残游记》（京剧） 莫 非 严 民
《杨兰春与<朝阳沟>》（现代戏） 刘洪涛
《无品村官》（电影文学剧本） 徐森荣
《天堂渺渺》（新编古装戏曲） 李 丽
《大顺李岩》（历史剧） 马智立
《莲台观世音》（新编祁剧高腔） 周作君
《李斯》（戏曲） 周建清
《拯救地球》（儿童音乐剧） 陈小澄
《1896•潮起东方》（诗剧） 李容焕 罗欣荣
《濠城风云》（新编潮剧） 陈文光
《回家》（八场话剧） 莫文师 （广西罗城）
《葫芦花开了》（30集电视连续剧）黄之林 罗红娟
《北楼逸事》（新编琼剧） 陈 涣
《胡汉情》（古装琼剧） 谢成驹
《风雨三江镇》（20集电视连续剧） 张人俐
《护工翡翠嫂》（话剧） 周乐鑫
《大英卓筒井传奇》（电影文学剧本）李茜芝 何正华
《文化站长》（四川方言曲艺剧） 徐 松 金乃凡
《对酒当歌》（黔剧） 余妍洁
《国家利益》（话剧） 杜 笙 张 璐 付晋青
《灵州会盟》（歌剧） 韩国栋
《风雪康藏路》（现代京剧） 杨建国
《边境村里的升旗人》（电影文学剧本） 邱永沫
铜奖（98部）
《飞翔的蝴蝶》（电影文学剧本） 刘戈彬
《倾世之恋》（电视电影） 房 蔚
《回云观》（昆曲） 杨 玉
《青年恩格斯》（无场次话剧） 陈洪起
《探春远嫁》（新编戏曲） 阎 宪
《摇篮曲》（话剧） 孟彦军
《高仙芝》（戏曲） 王甲子
《鸿雁于飞》（新编历史故事剧） 王鉴良
《汨罗悲歌》（戏曲） 谙 翔
《信仰》（话剧） 康 宇
《神龙》（神话剧） 宋 平 凌 凌
《鲍宣》（新编历史剧） 孙春金
《野史亭》（新编历史剧） 曹涌波
《尧颂》（舞剧） 马杰敏
《生死树的见证》（诗剧） 韩全中
《武后省亲》（历史剧） 马红梅
《长平原上草》（原创歌舞剧） 霍 霍
《精卫填海》（话剧） 暮 朝
《龙虎归》（新编历史剧） 王生吉
《夜之吸血鬼》（舞台剧） 刘 杰
《老石碾传奇》（现代戏） 冯双明
《潘金莲别传》（新编古装戏） 李文德
《不愿入水的鱼》（童话广播剧） 刘相林 肖 敏
《啊，青青校园》（轻歌剧） 吴 君
《不能没有你》（话剧） 田树权
《雷锋的道路》（青春励志话剧） 陈抚生
《康熙南巡》（戏曲电视剧） 吴 江 吴佳骏 绶 甜
《张老师及家人的昨天》（多场次话剧）张乐天 张 丹
《我们的六月》（校园音乐剧） 张 涢
《雨花与金龙》（戏曲） 王应琦 郑加琴
《沈九娘》（戏曲） 顾达新
《小萝卜头》（儿童剧） 周唯一
《铜镜记》（戏曲） 焦自强
《谎言》（无场次话剧） 曹敬辉
《淮海雪》（新编现代戏曲） 武建强
《走运记》（民间故事剧） 王 祥
《林晓华的2012》（话剧） 陈淑华
《和亲》（戏曲） 王宏宇
《芬芳中年情》（越剧） 邹育飞
《杨乃武冤案》（戏曲） 金 耘
《西溪轶事》（小剧场话剧） 单金发
《双玉环》（婺剧） 何英豪
《西施亭》（越剧现代戏） 赵雅笙 周启明
《周瑜出山》（戏曲） 何仁山
《功臣与罪人》（话剧） 沈学强
《永远和你在一起》（青春励志剧） 夏 强
《孝子•启明星》（电影文学剧本） 陶奎甲
《佛门碧血》（戏曲） 宋多健
《法祖皋陶》（上古传奇史剧） 周其庆
《射日奔月》（戏曲音乐剧） 许响洪
《歪脖骑驴》（现代戏） 赵传宏
《楚王嫁妃》（新编历史传奇剧） 陈宗祺
《神魔列国志》（长篇电视连续剧） 黄茂发
《碎花怨》（历史采茶戏） 方 平 史 俊
《热土》（现代吕剧） 王 娟
《中国土地上》（无场次话剧） 郑 平
《长勺之战》（新编历史剧） 李春明
《冯家老院》（现代戏曲） 李 琳 马家振
《年来了》（儿童贺岁剧） 李 赛 丁晓冬
《蒙山牛》（电视电影剧本） 吕品品 吕 佩
《虫虫历险记》（京剧儿童剧） 陈 虹
《泉边人家》（都市轻喜剧） 姜桂成
《杏林谣》（现代戏曲） 翟景峰
《正月十五打灯笼》（神话故事剧） 刘庆琳 涂东升
《马街女人》（现代戏） 胡 炎
《慈母泪》（古装戏剧） 盛 莉
《儿子》（现代戏曲） 贺志良
《绣鞋奇案》（古装剧） 张善聪
《红豆杉》（六场现代戏） 柳新缀
《珍珠衫》（电影文学剧本） 黄 攀
《磁湖睡美人》（神话传说舞台剧） 陈宗善 吕永超
《当家丑角儿》（新编无场次现代京剧） 秦湘麟
《人魔之间》（电影文学剧本） 张德宏
《镇长原来是明星》（现代花鼓戏） 张敦文 关 秀
《西施后传》（新编历史剧） 何远辛
《润之游学》（戏曲剧本） 尹 雨
《铨曹冰鉴唐伯元》（长篇电视连续剧）
周镇昌 唐卓鑫 唐学武
《萤火照深宫》（古装粤剧） 李剑昌
《送没出去的葫芦丝》（轻音乐歌舞剧） 李景文
《办公室轶事》（无场次话剧） 苗建宏
《苏秦》（新编古装潮剧） 陈浩展 李义恩 王少瑜
《小倩与采臣》（粤语舞台剧） 莫 非
《江山风雨情》（话剧） 林锦英
《球王的梦》（电影文学剧本） 李树坚
《红枫恋》（古装戏曲） 许镇焕
《紫芸》（戏曲） 杨 桦
《六祖传奇》（戏曲） 李三元
《翠石山之恋》（电影文学剧本） 曾桂清
《盘王女》（民族舞剧） 黄毅环
《红海传奇》（电影文学剧本） 陈 春
《文翁传》（探索京剧） 吴泽地
《我来过，我很乖》（电影文学剧本） 周明生
《生活在别处》（舞台剧） 潘乃奇
《柳树观音》（新编故事剧） 胡雪松
《九莲灯传奇》（川剧） 陈 亮 陈晓亚
《风景》（话剧） 韩卫贤
《西藏往事》（话剧） 尼玛次仁
《苏曼殊》（歌剧） 麦 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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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真实的历史
星期六 一月 12, 2013 10:04 am
沈宁认为民国史料需要抢救
“民国”这两个字，实在是中国人心里最复杂的一个字眼。很多年中，隔着那艘“南湖”里的红船，“民国”的历史就藏在那烟雨苍茫之中。
如今，共和国的岁月已过了甲子之年，关于“民国”的记忆却越发地鲜亮起来。人们开始怀想民国，不仅仅是民国璀璨的文学，还有民国的文化，尤其是那些民国里的人物。
感慨《中华民国史》煌煌十卷在北京问世，熙攘的首都街头，书店里赫然醒目的竟是《蒋介石日记》。新春伊始，我在电话里邀约老同学沈宁来休斯顿演讲：“谈谈你心里的民国吧！”沈兄爽然应允，且笑道：“因为我是1947年出生，也算是民国里的人啊。”
沈宁，祖籍浙江嘉兴，外公为现代史著名历史人物陶希圣，伯父即为现代史著名“七君子”之一沈钧儒。沈宁1977年考入西安西北大学，毕业后任陕西电视台导演。1983年赴美国留学，曾任美国之音新闻主播，美国空军学校教官等。目前已出版《美国十五年》、《战争地带—目击美国中小学》、《商业眼》、《点击美国中小学教育》、《美军教官笔记》及长篇传记小说《唢呐烟尘》、《百世门风》、《一个家族记忆中的政要名流》等，叙述了许多民国人物的难忘故事，如蔡元培、郁达夫、杜月笙、蒋介石、胡适、陈布雷、蒋纬国等，用他的话说就是“抢救真实的历史”。
2012年2月18日下午，美南作家协会的会场座无虚席，沈宁则以“民国時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需要理性研究”破题，逐步介绍了民国肇始后新闻自由、官员清廉、文化灿烂之情形，輔以家庭交往和历史照片，娓娓陈述了他个人独到的见解。述及到自己家庭沧桑和成长经过，特別提出许多历史遭到的扭曲，以及抢救历史真相之必要，令人慨然动容。
有关沈宁休斯顿演讲的精彩内容，最好的报导就是秉笔实录，在此择取其主要段落，以飨文友及读者。下面即是根据沈宁现场演讲的录音所删节整理：
我对民国有特別的感情。
第一，我是民国时期出生在南京，那时候南京是民国首都，我的母亲是总统府秘书。我外祖父和母亲都跟蒋介石有很深的关系，我父母1946年在上海结婚的时候，当时的上海市长钱大钧将军主婚，蒋介石差人送了一幅亲笔字，49年之后上级收缴了。
第二，我家的长辈里有不少人，在民国期间很有声望，我从小听过许多故事，也见过他们之中的一些人。
第三，我学文出身，喜欢写作，出版过几本讲历史的书，做过些相关的研究，多了解一些史实。我特別有一种危机感，觉得现在太需要抢救民国时期的历史，如果我这一辈人再不努力做这件事，民国历史的很多真相可能会丧失，再也找不回来了。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回过头来看，从1900年到2000年，一百年间，前期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那三十多年，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民国期间，实在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虽然民国建立之後的三十年间，内忧外患不绝，战火烽烟不断，可正是那段期间，中国各行各业，都积极转向现代化，社会空前繁荣，并在赢得国际尊敬。
先看民国时期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当时最有名的报人是张季鸾，陝北人，是我叔祖沈卫老太爷的学生。我家老太爷当时是陝西学台，办了个宏道大学堂，张季鸾是学堂里的学生，他到日本留学，也是我家老太爷办的手续，给的学费。张季鸾主持大公报之后，提出四不主义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大公报从不把国民党的规定放在眼里，整天发表骂国民政府的文章，1934年蒋介石在南京开宴会，军政大员数百，首席主客是张季鸾。张季鸾死了，归葬陝西，蒋介石亲自跑去，扶棺下葬。我父亲的好友陆铿先生，做过中央日报采访主任，发表文章，痛斥四大家族。中央日报是国民党党报，党报上骂党领导，今天看是不是很奇怪。可民国时期，並不少见。蒋介石很生气，我外祖父找陆铿谈了一次话，就算完事，陆铿继续做主任，別说逮捕杀头，连职都不降。前些年我在旧金山找陆伯伯聊天，他还耿耿于怀，说我外祖父当时跟他谈话态度不好。
那年头，骂蒋介石最有名的算是马寅初，在重庆当面撕破脸的骂，据说给关到牢里去了。这个说法是真是假，我有点怀疑，因为正是马老先生坐牢期间，他有书出版。那么他到底坐牢了没有，就算他是坐牢了，大概也是高级监狱，没有受刑，老虎凳辣椒水，居然还可以著书出版。我的二伯父沈钧儒先生，也是当时专门跟国民政府过不去的主，关了监牢，那是真的，他在牢里写幅字：还我河山。看看这张照片﹐哪像是坐牢？坐藤椅，穿长衫，纸墨笔砚伺候，写那么大的字，挂墙上，还让人照相。马寅初、沈钧儒最后都放了，出来继续骂蒋介石，还受尊敬。
说到四大家族，我很怀疑。谎话重复一千遍，不信也得信。我父亲有一次到庐山参加记者招待会，宋美龄发表完讲话，我父亲站起来问四大家族怎么贪污腐败，宋美龄驳斥他，弄得满场记者都低着头不敢坑声。不过后来蒋夫人对我家里人还是很好，很和善。蒋夫人非常了不起﹐她活到一百多岁，就说明她不是整天算计勾心斗角的人。抗战期间，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蒋夫人宋美龄代表国民政府到美国求援，对美国国会做演讲，浩然正气，自信从容，举止高雅。她的风采当时倾倒美国国会，演讲之后，全场起立，掌声达四分钟。当时的国会发言人把迎接宋美龄到场那天誉为美利坚骄傲的一天，赞美中国第一夫人是地球上最杰出女性之一。美国有人评论说：蒋夫人在国会大厦驻足三小时，是美国历史不能缺少的一页，也是一个世界性事件。
再说宋庆龄。父亲生前是宋庆龄基金会的常务理事，老爷子过世之后，我们兄妹从美国回北京，受到宋庆龄基金会邀请，到宋庆龄故居去访问座谈，宋庆龄故居的园子很大，在北京后海，以前是纳兰的王府，可是宋庆龄住的房间确是相当简朴，我们去看，不能相信她在那里接见外国元首。我想，以前在国民政府做过官的人，大概怎么着也贪污腐败不起来。被归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先生，跟我外祖父很要好。抗战胜利，国民政府从重庆搬回南京，我外祖父拿着中央日报的搬家费，一家六口，到了南京，租好房子，就分文没有了。正愁中饭没着落，陈立夫先生走进门来。他到新街口办事，听说陶希圣刚搬到这里，就来蹭中饭。外祖母没辙，只好炒两碗蛋炒饭打发。陈立夫退休来美国，怎么个活法？开养鸡场。吃蛋炒饭，开养鸡场糊口，像是四大家族干的事吗？
我的外祖父是蒋介石侍从秘书，国民党中常委，中宣部长，中央日报董事长，可以算高干了。刚到台湾，不管多大官，中央党部和《中央日报》都不分配住房。外祖母自己出去找房子，在台北新生路和信义路买了一处小宅子。那时候这个地方只有一些日本式小洋房，空空旷旷，价格便宜，不像现在这样高楼大厦。买了房子，到《中央日报》去申请家具，只领到一张吃饭桌子，四条桌腿，上面架个木板。加四把折叠木椅，不够五个舅舅每人坐一个，更没有外祖父的坐处。外祖母只好自己买回两个书桌，四把椅子，让舅舅们勉强能做功课。五个舅舅上学，每天中午放学回家要吃饭，时间紧，饭量大。外祖母每天出去排队买米买菜，经常来不及，只好买些面粉，回家煮面条。后来王惕吾先生听说了，不忍心，送两袋米来。外祖母买个大瓦缸存放，搬家几次，大瓦缸一直保存着，没有碰坏，为了留做纪念，舅舅们至今还感激王惕吾先生，时常对我们讲。
再看民国的学问家教育家胡适、蔡元培、王国维、陈寅恪、梅贻琦，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叶企孙、钱学森、华罗庚，都是民国造就的人材。还有艺术家赵丹、白杨、梅兰芳、马连良、吴祖光、新凤霞、红线女、常香玉，文学家鲁迅、巴金、徐志摩、朱自清、曹禺、沈从文、张爱玲，美术家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徐悲鸿﹐总而言之，大家扳手指头数数，从民国时期之后，六七十年过去，到今天，有哪个中国艺术家、文学家的成就，能够超过这些人。连说相声的都没一个比得了侯宝林。
听说去年海外作家回到福建参观林语堂故居，想想林语堂那时候，民国时期，不管他写什么，都能出版。这道理挺简单，先要能出版，才能出大师。我有时候琢磨如果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生在中国，会怎么样？如果生在民国时期，也许还有点戏，要是没生在民国时期，那就栽了。林语堂要不是活在民国时期，他绝成不了大师。还有张爱玲，不枪毙就算她走运，还想出书？巴金、曹禺、沈从文、老舍、钱钟书、茅盾，离开民国时期那个环境，又活了好几十年，可是怎么样？
要说民国人物，头一个当然是孙中山先生。前两个月过双十节，丹佛英文报纸登一篇报导，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孙中山正在丹佛为民国革命募捐。他在博德演讲，接到革命军电报，催他回国就任大总统。孙中山急忙动身，坐了一个月的船，才到上海。我读了之后，才知道丹佛跟民国还有这么一段缘分，挺震惊。我们实在对民国历史知道得太少了，必须赶紧补课。
孙中山之后，早期民国最重要的人物是袁世凯。不管后来人怎么评论袁世凯，骂他卖国是不尊重历史。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日本为窃取在中国的利益，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袁世凯绞尽脑汁，动用各种手段，並向外界透漏日本要求，争取民众支持。先后历时三个月，谈判25次，逼迫日本两次修改要求。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用支持革命党发动战争威胁，袁世才答应了日本的修正案，签署其中关于山东和南满的两条，这两条都没有丧失中国主权。这些史料原件据说还保存在天津博物馆内，有案可查。但是至今还是有媒体继续编造袁世签署二十一条的谣言。民国时期的政治领袖﹐至少不卖国﹐而民国之后很多人连这条底线都保持不住。
日本人到了华北，总想找北洋军阀出来做傀儡，没有找到段祺瑞，可是找到了吴佩孚。在大多中国人的印象里，吴佩孚是个野蛮粗鲁的军阀，那又是被欺骗。其实吴佩孚是文人出身，清末登州府院试，他以第三名中秀才。后来得罪了县太爷，被割了功名，才流亡从军。也因此，他比其他草莽英雄高明许多，能力强，功劳大，很快成为统领中国半壁江山的大帅。美国《时代》周刊创刊于1923年，第二年首次刊出中国人封面，不是孙中山，不是蒋介石，而是吴佩孚，称他是中国最强人。当时美国人认为，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人是他。斯大林派到中国的特使越飞，给斯大林拍电报说：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组织：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尤其出色。吴佩孚的死，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被日本特务所害。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吴佩孚战败，隐居起来。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通电反对伪满洲国。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请吴佩孚做华北王。吴佩孚拒绝。七七事变后，日军又请他出任北平维持会会长，他不干。1938年日军把华北伪政权和伪南京政府合并为一个汉奸政权，又拉吴佩孚做中国王。吴佩孚仍旧不答应，日本人很恼火，1939年12月4日，日本特务川本少将，日本军医石田，带了卫队，到吴佩孚家，借口给他治牙病，强行开刀，造成喉管切破，血流如注，一叫而绝身殉国。1940年1月24日，吴佩孚出殡，送行队伍千人之多，北平市民自发沿途聚集，电车汽车全部停驶。
我从小听大人讲，我家有几个救命恩人。其中就有杜月笙和万墨林，上海滩上有名的青帮老大。为从上海日本人手里营救我的母亲，杜月笙从香港飞重庆，面见蒋介石。回香港的时候，遇日本空军阻截，猛烈扫射。机师把飞机一路升高，甩掉日机。当时飞机设备简陋，飞至八千尺，空气稀薄，杜月笙呼吸困难，几乎窒息。杜月笙下飞机，被担架抬回家，经医生急救，才喘过气来。从此杜先生身体就垮了，最后也是因为气喘病过世的。所以是杜先生以命换命，救出我母亲的性命来的。
杜先生到重庆，把外祖父带到香港的汪日密约影件，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过，决定公布天下。安排妥当之后，杜月笙提到，我的母亲和两个舅舅被日汪扣留上海做人质。蒋介石听了，就把汪日密约放回到档案柜，告诉杜月笙，先把我母亲他们救出上海，然后再公布密约。因为蒋介石这个命令，母亲才被杜月笙的五十个枪手营救出上海。
长辈中的朋友郁达夫。我外祖父在安庆法政专科学校教书的时候，郁达夫刚从日本回国，在安庆一中做教员，成了朋友。他们一群文友墨客都没有带家眷，常在一起聚会。只有郁达夫带了元配太太孙荃，郁达夫是个多情种，很爱自己的乡下女人。上课也好，聚会也好，不管多忙，有个十分钟二十分钟，一定赶回家去看老婆。安庆是个山城，爬上爬下的，郁达夫为看老婆，走路旋风一样。我的外祖父说，那一份浓情，很是难得。谁也想不到，五年之后，郁达夫到上海﹐一参加革命，立刻变心，把孙荃和子女赶回老家，自己与王映霞在杭州订婚。
现在的人很少了解蒋百里将军。他跟我父亲是同乡，浙江嘉兴人，自小习文，中过秀才，跟梁启超、徐志摩等大文豪都很有交情。他到日本留学，读军事，为富国强兵。他在日本军校读书，成绩出色，全校第一名，获天皇赐刀，让日本人很丢脸。回国后，他任保定军校校长。他曾经作为蒋介石特使，访问欧洲，面见过希特勒二把手戈林，也面见过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替中国军队争取武器装备。1938年蒋百里病逝后就地埋葬。过了十年，1947年好友协助迁葬，起棺发现，竟然尸身不朽。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道：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一时众人泣不成声。遗骸火化后迁葬西湖。蒋百里的夫人是个日本人，他的三个女儿都非常美丽，其中一个蒋英，歌唱家，是钱学森夫人。小女儿蒋和，跟我父母大学同班，后来在北京做德文翻译，我小时候经常跟随母亲到她家去听故事。
近几年国内开始有选择地公布一些历史真实，其中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高陶事件。感兴趣的，可以找中央电视台的五集电视片《夺命追逃》来看，主角是我的外祖父，还有我母亲一些镜头。1949年蒋介石撤退台湾，乘军舰离开上海，到了吴淞口，我的外祖父惦念我母亲，请求蒋介石停了船，发电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派人到我家接母亲和我，坐快艇到吴淞口登船，一块出海。母亲坚决没有走。
说到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先生跟我家是同乡﹐我的父亲跟陈布雷先生的两位女公子中学同学﹐而且曾经跟小女儿陈涟恋爱，后来陈涟在西南联大﹐又跟我母亲同学。再后来陈涟参加共产党，跟我的父亲断绝恋情﹐与袁永熙结婚﹐干革命去了。他们夫妇在北平被捕﹐押送南京。蒋介石让陈布雷处置﹐其实就是放陈涟他们一条生路﹐结果陈布雷当然就把女儿放了。陈涟他们到了上海﹐就是住在我母亲家里﹐过了几天北上山东。山东当时是共产党根据地。四九年后﹐陈涟是高干。我父亲调到北京后﹐去天安门看游行﹐在观礼台上遇见陈涟﹐打了个招呼。从此就没有再见到过。后来陈涟的经历﹐各位去看这本书﹐叫做《两代悲歌》，里面提到的沈君﹐就是家父。
其实蒋介石先生的中文底子很好﹐我的外祖父执笔替蒋介石写《中国之命运》，逐字逐句蒋介石都改过。《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众说纷纭，蒋纬国不高兴，跑去找我外祖父理论。我外祖父把手稿一本一本拿出来给他看，每页上面都是密密麻麻批了红字，根本已经看不出外祖父的黑笔，整本书实际都是蒋介石自己写的。
历史不应该遗忘，1942年10月初，蒋介石敦促美国等西方国家自动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被接受了。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平等新约，随后西方各国陆续同中国签订新约，危害中国近百年的不平等条约自此废除。10月蒋介石与美英苏联合发表四强宣言，共同担负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责任。
1943年11月18日，蒋介石偕同宋美龄前往埃及，同罗斯福、丘吉尔举行开罗会议，主张所有日本窃夺之中国一切土地，如满洲、台湾、澎湖，均应由中华民国恢复之，会后中美英三国共同发表开罗宣言。那时候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并列，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主要领导人。
讲民国，绝对绕不开抗日战争。现代世界历史上，哪一场战争，比中国的抗日战争更加惨烈，比中国的抗日战争牺牲过更多的生命？没有。同时，现代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比中国人对待自己那段伟大历史更加淡漠，比中国人对待自己那些民族牺牲更加轻描淡写，比中国人对待英勇捐躯的同胞更加蔑视，甚至不惜对死者继续恶毒谩骂和侮辱？也没有。
在这里，必须举几个具体数据，请各位自己分析。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逐渐成为亚洲头等强国，又经长久备战，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已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配备近二百万吨兵船的海军，配备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而中国刚经历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常年征战，消耗巨大。抗日战争初期，国军海军仅有五万吨兵船，空军仅有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加预备役共二百五十余万，士兵缺乏教育，军官缺乏现代战术训练。
抗战初期，日军一个师装备五千多匹马和五百多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支。国军每个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多数师没有装备坦克和大炮，更谈不上陆空协同。国军士兵大多在战场上遭遇日军坦克，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等新式武器。全国可动员兵力四百万余人，步枪总共只有一百万支，兵工厂每月用来造兵器子弹的原料三百吨，要靠美国飞机空运输入。制出的子弹，包括机关枪子弹，平均每个士兵才分得四发。史迪威将军任美国驻华武官时，亲眼看见一九三八年国军一个团，全团只有轻机枪四挺，每挺配子弹二百发，十分钟就射完了。
抗日战争初期，国军装备和力量，根本无法与日军对抗。一九三六年，整训的国军只完成了一半，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分尚未运到，连囤积起来准备打半年仗的粮食弹药，也还不足三份之一数量。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展开全面抗日的条件。接着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件爆发，全国人民抗战呼声更高，国民政府被迫对日宣战，匆忙把准备不足的国军开上前线，正面与日军作战，虽然国军将士英勇奋战，终究装备相差太远，屡战屡败。
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国军总兵力超过七十五万，一战便伤亡四十余万官兵。冯玉祥回忆，在上海战场，一百里以外看，半边天都是红的。我们的队伍每天一个师一个师，两个师两个师地加入前线，有的师上去之后三个钟头就死了一半，有的坚持了五个钟头就死了三分之二。我的舅公万耀煌所率二十五军，在淞沪会战中全军覆没。刚才提到史迪威将军亲眼看到只有四挺机枪的国军那个团，在德安战役中，与火力强大的日军激战了两昼夜，牺牲六百将士，伤五百官兵，剩余官兵奉命后才撤出阵地。
八年抗战，国军空军六千一百六十四名飞行员殉国，四百六十八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国军伤亡官兵达三百二十二万人，二百0六名国军将领为国捐躯，包括八名上将，四十一名中将，七十一名少将，计有集团军总司令两名、军长八名、副军长两名、师长二十名、副师长十三名、旅长十七名。殉国的二百0六名国军将领，全部是国民党员，大多是黄埔毕业的俊杰。
去年是九一八事变八十周年，我写了一本书，叫做《矗立心底的纪念碑》，我在序言里有这样几句话：“想一想，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活着，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继续生存着，就是因为那些英雄们曾经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我们欠着他们成千上万的性命，欠着他们无限的再生恩情。如果我们不能在祖国每寸土地上，建造起高耸的抗战纪念碑，我们至少应该在每个人自己的心底，建立一座神圣的抗战纪念碑。”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各位。
——老戲癡今生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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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梅兰芳》与真实梅兰芳的差别
星期五 一月 11, 2013 1:45 pm
下文大量电影剧透，慎入。
八卦有误处，请斧正。多谢。
近代百年风云录中，梅兰芳曾在建国后得陈毅一句评语：“一代完人”。其一生从艺、为人，纷杂纭乱，头绪万千。电影《梅兰芳》挑战不小。
前两日有幸在中影先睹为快。电影巧妙地避开对梅兰芳一生做艺术上的穷根索据，着力于情感世界的挖掘。陈凯歌隐去本事，择其大者，将梅兰芳、近代京剧诸多宗师事迹与历史的诸多细碎尘埃混合重新组合，塑造了一个“走下神坛的梅兰芳”。陈凯歌强调，他的《梅兰芳》更重视的是“故事”，我也来简单谈谈这些旧日的故事。
电影《梅兰芳》不是一部严格追求历史真实的传记片，其中很多人物，是糅杂了当年一些真实人物的各种面貌综合而成。追问陈凯歌的探索是否符合梅兰芳真实面貌，是一个不得解的问题；作为一个业余戏迷，这里将影片中涉及的故事背后的一些真实史实拉杂谈一些，希望大家能分清楚真实的梅兰芳与电影《梅兰芳》的区别。
不是评论，只是抄些旧八卦。
1、家世与大伯
电影
影片中梅兰芳少年失怙，父亲早亡，大伯也因在西太后寿辰中以家中出殡而未穿红，犯了忌讳而被打死。少年梅兰芳由家中世交、老生名角十三燕帮助抚养成人。大伯为梅兰芳留下的一封书信成为全片最重要的一条线索，伶人地位的低下、境遇的悲惨、对梅兰芳的期望混杂在这封书信中，梅兰芳一生信念，由此出发。
历史
在真实的历史中，梅兰芳的确出生梨园世家，父亲早逝，主要由梅家大伯抚养长成。而这位大伯叫梅雨田，为著名琴师，清内廷供奉，为当时京剧界最著名的老生演员谭鑫培拉琴，有“胡琴圣手”之称。老先生一直活到梅兰芳20岁已初步成名后才逝去，享年45岁。
2、相公堂子
电影
少年梅兰芳出场不久，就被其表兄朱慧芳拉去陪酒，妩媚的表兄一屁股就坐在了那位二爷的大腿上，让梅兰芳照学，得了梅兰芳一耳光。这个片段写出梅兰芳成长中的艰辛：不仅要学戏唱戏，还要应付许多陪酒陪客的无聊营生，而梅兰芳都坚持了自己的清白、“干净”。
历史
其实这个片段并未虚构，戏子陪酒是清末戏子伶人的一个特有现象，当时流行的说法是“相公堂子”。相公堂子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私人科班（科班即戏曲学校），学戏之余，还要陪酒陪客，侑觴媚寢，有娱乐业的营业性质。这是清末男风鼎盛的一种表现。梅兰芳的爷爷、著名旦角、同光十三绝之一、四大徽班之四喜班班主梅巧玲就办有“景和堂”，后来很多名角都有自己的堂子（即“私寓”或“书寓”），比如伶界大王谭鑫培的“英秀堂”（谭鑫培的号“英秀”即从此来）。梅兰芳本人是在朱小芬（梅巧玲弟子朱霭云之子、梅兰芳的姐夫）的“云和堂”。他最早的开蒙戏就是这里学的。后来官方说法的开蒙老师吴菱仙，是他出了堂子以后的事儿了。当时与梅一起就学就有他姐夫的弟弟朱幼芬、表兄王蕙芳，梅王两人被誉为“双璧”，当时有“兰蕙齐芳”之说。
许多后人为尊者讳的缘故，很少提及梅兰芳也出身于相公堂子的事实。这也是后来从梅党到官方记载都极力抹杀的一点。根据民国闻人包天笑在他的《钏影楼回忆录续编》中回忆，在1917-1918年间，他计划以梅兰芳为原型撰写历史小说《留芳记》，消息传开后，多人劝诫他收笔，《申报》主笔赵叔雍说：“畹华的为人，真如出污泥而不染，你先生也赏识他、呵护他的，关于云和堂的事，大家以为不提为好，免成白圭之玷。”《新闻报》副总编辑文公达也说：“兰芳虽是冯六爷一班人捧起来的，外间那些人，妒忌他尽说些脏话，那是不可轻信的。”梅兰芳运气好，既赶上了相公堂子逐渐走向衰败的历史时期，又遇上贵人，早早从此脱离。后面在讲到“梅党”时会多谈几句当时情景。
电影中梅兰芳表兄朱慧芳的原型就是王蕙芳，他在相公堂子时期是颇红的。据说陈凯歌本来拍了朱慧芳的不少戏份，大概存着将他作为旧式旦角戏子的一个典型代表、与梅兰芳对比的意思。可惜成片后都删了。
3、梅兰芳的成名、竞争对手与新戏
电影
片中少年梅兰芳登台不久，已有艳名，但真正得享大名到独力挑班的程度，始于他与爷爷十三燕的三天“打对台”。打对台通俗理解就是PK，双方各自在不同剧场演出，拼票房成绩。十三燕是内廷供奉、当时最著名的京剧演员、老生泰斗，号称“天下无敌”，而梅兰芳则只是一个新兴旦角。
梅兰芳第一天就输了，第二天在邱如白等梅党诸人帮助下，推出新戏《一缕麻》大受欢迎，大胜十三燕；最后一天，十三燕演出的“丹桂茶园”空无一人，而梅兰芳在“吉祥戏院”上演的《黛玉葬花》则满坑满谷，完胜十三燕。用邱如白的台词说：“你的时代来了。”而老伶人十三燕作为旧时代的代表，在溘然逝去之前，也以自己的方式捍卫尊严，并给梅兰芳留下了影响一生的两句话，一是“输不丢人，怕才丢人”，另一句是“将来要给唱戏的争一点地位。”在电影的逻辑中，这次打对台是梅兰芳一生信念完全坚定铸就的新起点，这是生行让位旦行的胜负战、这是新旧时代交替的完成、这是艺术创新的万里之路起点、这是争取伶人地位的决心、这是梅兰芳所以成为梅兰芳的归本溯源。
历史
历史上梅兰芳的成名，不是一时一场爆得大名，是一点点一年年努力的结果。他出道以后不久就很受欢迎，但直到1913年他19岁赴上海演出才第一次唱“压轴”戏（即每晚演出的倒第二场，为演出最重要场次），誉满海上。其后几年，不断创排新戏《孽海波澜》（1914年）、《嫦娥奔月》（1915年）、《黛玉葬花》、《一缕麻》（1916年）等等，渐渐成为新时代伶界最耀眼的明星，声名一时无两，稳稳居于新崛起的“四大名旦”之首，也成为继老生谭鑫培之后第二位“伶界大王”。近代戏曲史上无数璀璨明星争耀，可只有这两位获得过“伶界大王”的称号。
十三燕的原型，虽不好具体说是谭鑫培、杨小楼、余叔岩等生行领袖中的哪一位，但很明显更多集中了谭鑫培的经历。谭鑫培是西太后最喜欢的名角，内廷供奉、御赐黄马褂，而十三燕最珍视的就是老佛爷御赐的翡翠玉正与黄马褂。电影中十三燕打对台时唱的三场戏《坐宫》、《卖马》、《定军山》，也都是谭鑫培的代表作。电影中台下的匾额中也有“英秀”字样，这正是谭鑫培的堂号。电影中十三燕在后台偷瞧梅兰芳表演的桥段，也发生在谭鑫培身上过。他也曾与梅兰芳合作演出《汾河湾》，电影中两人合演时梅兰芳临时改新身段的经历，也的确是谭梅合作中的事迹。有趣的是，两人的这出戏，谭鑫培也曾临时在台上增加戏词，为难梅兰芳。
谭鑫培与梅兰芳，没有像电影中明确约定三天打对台的经历，但的确打过一次。1916年，梅兰芳在“吉祥戏园”重演他最早的创新戏《孽海波澜》，而谭鑫培同时在同处东安市场的“丹桂茶园”演出。老谭、小梅这次对台并非梅兰芳意愿，乃是剧院老板的故意为之。梅兰芳的卖座自然超过谭鑫培，事后梅曾为此向谭道歉，谭也是一笑置之。一年之后，谭鑫培就因为被迫抱病出席权贵堂会，回家后气累交迫，病势日重，不久去世。考梅兰芳一生，够资格也让他感到受威胁的“打对台”对手，是另一位京剧名旦程砚秋，两人也打过不止一次对台。不过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电影《梅兰芳》中完全没有涉及。
梅兰芳的胜利，有社会潮流等多种因素，其新戏贴近时代，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电影中描写梅兰芳两天内推出两出新戏，一出时装新戏《一缕麻》、一出古装新戏《黛玉葬花》，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梅兰芳新戏的创新很艰难，剧本、服装、唱段、场面等千头万绪，头几出新戏每出都花费几个月时间排演，绝非一旦之功。
4、梅党
电影
梅兰芳周围的超级粉丝、智囊团等可以统称为“梅党”。电影中只着重表现了两位，“三哥”邱如白与“六爷”冯子光。冯子光为银行家，很早就开始欣赏、支持梅兰芳，一生不离不弃。包括财力的支持、找大学生粉丝为梅兰芳打对台捧场、为梅兰芳迁居上海找房子、在抗战期间陪伴梅兰芳等。不过在电影中冯子光的笔墨虽多但并不浓。
历史
“三哥”邱如白的原型是齐如山，“六爷”冯子光的原型是冯耿光，两人均为重要梅党成员，当然梅党成员众多，绝不止此两位。光智囊团就国会议员、银行家、知名文人、画家、教授林林总总，齐、冯之外还有李释戡、许伯明、罗瘿公、黄秋岳、吴震修、王梦白、陈师曾等许多人。更不用说梅的老师、艺术指导“通天教主”王瑶卿、琴师徐兰沅与王少卿等。梅宅整日人流如川，几乎不可能出现电影中只有邱如白、冯子光与梅兰芳商量的场景。
冯耿光（字幼薇，又作幼伟）绝对是梅一生最重要的支持者，冯与梅家旧识，梅兰芳十四岁上结识冯耿光后，两人可谓相伴一生。据说梅兰芳在“云和堂”的合约，就是冯出钱为之解约赎身，并协助安排他的学习。还据说，当时市面上描写梅出名前事迹的小传，全部为冯买下销毁。现在能看到的记录有两段：一是穆辰公的《伶史》（1917）：“诸名流以其为巧玲孙，特垂青焉，幼薇尤重兰芳。为营住宅，卜居于芦草园。幼薇性固豪，挥金如土。兰芳以初起，凡百设施，皆赖以维持。而幼薇亦以其贫，资其所用，略无吝。以故兰芳益德之。尝曰：‘他人爱我，而不知我，知我者，其冯侯乎？’”二是日本人波多野乾一原著的《京剧二百年历史》（1926）：“诸氏谓兰芳为巧玲之孙，极力捧场。幼薇尤其尽力，为营住宅于北芦草园。凡有利于兰芳者，挥金如土，不少吝惜……”此后凡表演、剧目、组班、赴日、赴美、移居上海、避祸香港等均有冯耿光主持、参与筹划，梅兰芳在北京、上海的住处，也都是冯代为筹谋订购；冯宅也是另一个梅家。二人建国后境遇不同，但感情仍浓。梅早逝，到60年代浩劫开始时，冯亦死去，其夫人的生计、后事均由梅家操办。电影《梅兰芳》中对冯的描写，实在是太弱化了，更不用说会因为银行抵押合同来为难梅兰芳。
5、齐如山与梅兰芳
电影
邱如白是冯子光的好朋友，留洋归来后担任司法部长，以其研究欧洲戏剧与冯子光绍介的缘故，被梨园公会邀请做演讲。这是梅兰芳与邱如白的第一次见面，戏剧化地是梅兰芳因为上面提到的陪酒情节，迟到了，被邱如白特地拎出来批评一番。两人间几十年的爱恨情仇果然有一个不平凡的开始。邱的演讲重点在于批评中国传统戏曲，比如戏曲演员需要勒头，“把整张脸都绷住了，没有人的表情。”他新颖的观点让青年梅兰芳印象深刻，而同样在座的十三燕与其管事费二爷则嗤笑不已，将邱视为“棒槌”，即不懂戏的人。
蔑视传统戏曲的邱如白，不久后就观看了梅兰芳的表演：一次群贤毕至的堂会上，来宾有革新派（如蔡元培）、守旧派还有袁世凯大总统，梅兰芳表演昆曲《牡丹亭·惊梦》一折。传说中的一见钟情也不过如此：邱如白被梅兰芳的美征服了，他瞪圆了眼睛，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领导鼓掌喝彩。他对戏曲的态度因为梅兰芳而180度转弯，接下来写信给梅建议修改《汾河湾》身段、不顾五世为官的家族反对而挂冠辞官，全心全意帮助梅兰芳。而梅兰芳也热情对待邱，接了信后就亲自上门拜访，一脸等待长者指导的炽热——直让人想起古希腊时代少年男子必有一位知心长者陪伴成长的暧昧关系……二人在伯夷、叔齐首阳山图前跪拜，结下良缘。
以后的日子里，邱以梅兰芳经纪人的姿态，全面发力，代表事件如力劝梅兰芳赴美演出，以夺得世界性声誉；更有感情色彩的，是在孟小冬插足事件发生后。邱忧心忡忡，担心孟抢夺了梅心中的戏的地位。在一场戏中，邱如白与梅兰芳妻子福芝芳坐在台下，观看台上梅兰芳与孟小冬表演《游龙戏凤》，邱如白眼睛里不断射出懊恼的光，幽幽地、酸酸地道：“这戏是越演越真了。”听得福芝芳脸色大变。此后邱夜访孟宅，更与孟倾谈高呼“谁要是毁了他这份孤单，谁就毁了梅兰芳。”眼见梅孟分手无果，邱更暗自雇佣枪手，在一次宴会中假装刺杀孟小冬，以求吓倒孟小冬，让二人分手。此事后来被梅兰芳在赴美演出首演当夜发现，梅、邱之间才出现了第一道裂痕。漫漫风雪长夜，梅兰芳离了邱如白，寂寞地独自散步在纽约街头，邱如白怔怔地眼望着他离去……
两人的第二道裂痕发生在抗日期间。九一八事变后，邱希望梅继续留在北平，这样对他的艺术生涯有利。他的意见是：“德国攻陷了英国，英国人就不演莎士比亚了吗？”而梅更愿意离开北平，定居上海。两人分开。可邱何尝一日忘怀梅。落魄的他头发白了，袍子旧了，仿佛失了魂，在小酒馆里看到别人唱《贵妃醉酒》都发癫似的冲上去，力斥人家演得不像梅兰芳。被打后回到家，呆望着当年结拜时的伯夷叔齐图怔怔流泪。
因为这种痛心，当日本军官田中隆一规劝齐如山说服梅出演后，他冲动地以梅的名义发布演出消息。结果造成梅的困境，被日本人拘捕后召开发布会，自伤身体，并蓄须言志，声明绝不出演。此时梅对于邱，可谓爱恨交集。而邱到发布会上才理解了梅的决心。在病榻旁，邱痴情地望着昏睡的梅，泪眼婆娑地喃喃自语：“你想做一个凡人……”
就艺术追求来看，邱就是要把梅塑造成神，艺术的神、没有国界的神，他就是成神的最大推手。就私人感情来说，用梅兰芳妻子福芝芳不乏凄厉的话来形容，他跟大爷简直没一刻离了身。按邱如白扮演者孙红雷的理解，“邱如白跟梅兰芳是一生的……说是爱情，太狭隘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梅兰芳。”梅兰芳扮演者黎明也说，两人是爱着的。如果戏言邱如白才是电影第一女主，那也是没错的。邱如白是狂热的、艺术至上的、爱着的。
历史
历史上的齐如山，乃梅党最重要成员之一与一代国剧理论宗师。其一生纠葛评价，绝对无法与梅兰芳分开。
就历史细节来看，齐如山的确是留学归来后在梨园公会做了次讲演，批评中国戏曲。他是高阳人，从小看戏长大，去了欧洲后就有点看不起中国戏曲了。有趣的是，电影中的演讲内容讲到勒头，而旦角勒头，其实是始创于梅兰芳的爷爷梅巧玲。这次演讲，谭鑫培的确在座，谭老爷子其实是个很开放的人，并不保守，一生最爱改戏，对齐如山的批评言论也保持欢迎态度。当然，等齐如山认识到中国戏曲博大之后投身戏曲研究后，谭鑫培还是赞赏他。当时这次讲演梅兰芳应该不在座，齐如山后来回忆中似乎并没有提到。
齐第一次看梅的戏，不是昆曲《惊梦》，是京剧《汾河湾》。接下来齐写信提建议，两人通书信两年之后才见面，也的确是梅主动约见齐。这是齐的持重，毕竟官宦世家子弟与戏子（当时几与“相公”同等看待）交往，在社会舆论上容易有非议。齐、梅订交后，齐的确帮助梅很大，梅的新戏十九是由齐策划、编写。赴日、赴美齐全程跟随，统筹诸种事宜，两人与余叔岩等一起创办“国剧学会”等。电影中更多把邱如白描写为经纪人，其实齐如山更像是梅家班的导演与宣传总监。
相对其他梅党对“梅郎”的公开“争风吃醋”，齐如山没有表现出个人的“私情”是如何，他更关注的还是戏，至少表现得是这样。连两人间热切的话儿，也没说过几句。很矜持的。
再如对梅孟之恋，相比其他梅党，几乎没听说齐如山有什么参与的行为与言论。
直到九一八事变后，齐如山与冯耿光就梅兰芳去向问题发生争执，最后梅兰芳采纳冯耿光意见，迁居上海，齐如山留在了北京，两人分开。齐如山颇凄楚而伤感、骄傲又倔强地写信给梅：“我从民国二年冬天给你写信，至今已二十年了。……我大部分的功夫，都用在您的身上。……您自今以前，艺术日有进步；自今之后，算是停止住了。”此后两人联系很少，大概也见过，详细内情就不为外人所道了。
离开了齐如山的梅兰芳，在艺术上并未停步，先后创排新剧《抗金兵》、《生死恨》，赴苏联访欧洲。可惜接下来的八年抗战辍演与建国后的政治任务导致梅的晚期创作只得一出《穆桂英挂帅》。解放后齐如山去了台湾，梅兰芳留在大陆，两人当时各自力劝对方来自己这边，没成功，自此天各一方。某种意义上说，齐的确说中了梅的命运。
1961年齐听到梅的死讯后，当天拿出珍藏的梅的手迹，日日摩挲，老泪纵横。第二年就死了。
齐如山是一个在品格上很清高、艺术上很骄傲的人，对于政治抱持着冷漠疏离而清醒理智的态度，在私人操守上甚为严谨，对梅，所谓“造神”的期许或许并不少，但是否有爱情，就不是众人所知晓的了。
6、梅兰芳的婚恋、与孟小冬的纠葛与刺杀案
电影
电影中梅兰芳的妻子是福芝芳，是包办婚姻的产物；后来又与孟小冬发生了撕心裂肺的爱情，是自由恋爱。梅、孟是在一次曲会相遇，雨中一朵轻巧蓝伞罩住两人，梅一身白西装，孟一袭青绿竖纹素灰旗袍。两人清唱了《游龙戏凤》。继而梅对孟产生了炽热的感情，不惜回戏、在“伶界大王”赠匾仪式上匆匆离去，以求实现“跟你看一场电影”这个卑微的小愿望。鉴于孟对梅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未必是众人所乐见，邱几次劝进，福芝芳更是亲自上门谈判，邱更激烈地暗地里雇人采用假刺杀行动试图惊散这对野鸳鸯。事败后刺客惨死，邱瞠目结舌。最终孟小冬识大体，主动离开了梅，让他去了美国。从此再未见面。代表着梅兰芳爱情与“放纵”欲望的、写着两人名字的戏单折成的纸飞机缓缓不知飞向何方……
历史
梅兰芳很早就结了婚，头一位妻子是王明华。王给梅生过两个孩子，可惜都早夭。因做过绝育手术，后来只能接受梅再娶福芝芳的事实。王对梅帮助也很大，可惜福芝芳入门之后黯然失色，后来病体缠身，避居天津，梅宅的主导权都落在福芝芳手中。福芝芳是旗人女子，性格爽朗，为人周到，周围人等都晓得梅宅有个厉害的大奶奶（虽晚入门，地位仍为正妻）。
梅、孟的结合，绝不是什么自由恋爱。两人的相识有多个版本，最流行的版本是梅党如冯耿光之流撺掇二人，以分福芝芳的权；最诡异的版本是王明华因不甘心而导演了两人结识。总之事实上两人成了，自然绝不止是清纯地“看看电影”就罢了，梅置下另外的宅子，正式同居。或许梅最初对孟许了名分，后来孟在一次梅家的长辈葬礼时登门梅宅，结果被福芝芳拒之门外。根本不像电影中两个女人还谈心，俩人从头到尾根本面都没照过一次。刺杀案也影响了梅孟关系。虽然这件案子具体案情可以说扑朔迷离，连具体刺客是谁都有两个版本，拥梅的与拥孟的也各执一词，但最基本的事实大概是：刺客针对的是梅兰芳，但误杀了梅的朋友、北京《大陆晚报》的经理张汉举，刺客最后被军警击毙。与电影中针对孟小冬的情节大相径庭。很流行的说法是刺客是孟的戏迷。而据说福芝芳事后高调又撇清的一句“大爷的命要紧”，无疑更在两个女人的战争中占了上风。
孟小冬最终与梅兰芳黯然分手。梅还分了孟四万赡养费。高傲的孟，不是没有怨气，事后几年曾公开在报纸上发一启事，讲述梅孟纠葛，剖析心迹。梅兰芳及梅党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她更发下誓愿，再嫁就要嫁个比梅兰芳更好的人物。孟小冬多少算是实践了自己的心愿：她的第二个男人是杜月笙，跺跺脚整个中国也要跟着晃一晃的人物。虽然那也并不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故事。晚年孟小冬如古佛，冷冷清清地死在了台湾。
另外，梅孟之间仅仅同台过两次，一次《游龙戏凤》，一次《四郎探母·坐宫》。戏台子上也绝不可能出现电影里的那种假浪漫激情场景：孟唱完后当着满堂观众，摘了髯口，与一身戏装（女装）的梅热烈对望。
7、赴美演出
电影
赴美演出中，除上面提到的一些情节，有些地方电影中演绎得很有趣。关于赴美的经费，冯子光、邱如白要梅兰芳为贷款10万元抵押梅宅而签字，起初遭到福芝芳激烈反对。而赴美之后，在纽约42街剧院首演之夜前夕，先是发现《纽约时报》剧评人唱衰梅演出的前途，然后梅兰芳通过会计报账发现邱如白早就给过刺客抚恤金，立刻猜到刺客是邱雇佣。二人大吵。开演后首演剧目是《虹霓关》，以东方氏的刀马旦开始了美国之行……
历史
赴美经费问题，冯耿光作为银行行长，出了大力，梅党诸人与梅本人筹划费用前后总计约有15万。绝不是电影中由梅兰芳单人独臂扛起这个经济危机。虽然梅的确冒了破产危险。此次赴美前后曲折颇多，但梅兰芳虽思前想后，总的来说还是对赴美非常坚定，并非电影中被邱如白反复强迫、犹豫半天的人物。所谓“报纸都登了消息，不去不好”的言辞，不是齐如山说的，而是梅兰芳自己的话。
至于齐如山是否如电影中所讲平时具体为梅兰芳管理资金，我不太知道。虽然齐如山也颇有经济头脑，诸如排戏、赴美事宜也是他在多次负责，但齐的主要精力怕还是花在编剧、导演事宜上。揣想起来，管账的事儿很难轮到他头上。电影中《纽约时报》剧评人唱衰的情节，似乎也不太见的到，不晓得是否是事实。在演出宣传上，齐如山还是颇花了功夫，各种中英文说明、图册中甚至还包括胡适胡博士的《梅兰芳与中国戏剧》。宣传攻势是非常厉害的。
1930年的2月16日，梅兰芳在赴美演出第一站、纽约42街剧院首演，当晚剧目是《汾河湾》、《剑舞》、《刺虎》等。整个赴美演出中，《汾河湾》、《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打渔杀家》和《刺虎》等是重头剧目。《虹霓关》这折戏是梅兰芳有所创新的一出老戏，但名气绝不如上述几出，不知为何电影中选择了这出来表现。电影中似乎也拍了《贵妃醉酒》的场景，但好像最后没剪进来。
这次赴美，美国波摩拿学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别授予梅兰芳文学荣誉博士学位，这个也是梅党筹划的。目的其实是因为戏子在国内地位低，许多人与梅兰芳交往时往往有身份之虞，为梅谋个“博士”称号，至少在称呼上可以免去这种尴尬。这也算是梅兰芳曲径通幽地提高伶人地位手段之一种，电影中则未涉及。
8、日据时期
电影
日据时期，电影也有极为戏剧化的情节安排。日本军官、少佐田中隆一发出了“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支那文化；欲征服支那文化、必先征服梅兰芳”论调，他15岁即观看过梅兰芳赴日演出，对梅在“征服”之余，也抱持了最大的敬意。而其上司在田中未能劝服梅兰芳出演后，直接拘禁了梅，并审问式地羞辱梅“你在台上就是个娘们”云云，梅沉着反击：“在台下我是个男人。”之后关于邱如白发布梅复出新闻、梅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情节，前面已述。更戏剧化的是，田中隆一在国家与艺术、情感与命令之间痛苦挣扎，不愿继续逼迫梅兰芳，最终饮弹自杀。
电影以抗战胜利、梅兰芳复出演出作为结束。1945年10月10日，上海美琪大戏院的大幕在轰轰烈烈的掌声中拉开，电影《梅兰芳》全片谢幕。
历史
日据时期，梅兰芳先是从上海去香港避祸，回上海后即蓄须拒演，卖画维生。被日本人拘禁的事宜，是没有发生过的。梅在抗战前就赴日演出两次，与日本人的关系其实是极好的，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梅兰芳在北平联合义演，还捐了1万大洋给日本。基本上没有哪个日本军官敢拘禁梅兰芳。
电影中为梅兰芳而死的日本军官田中隆一，没有原型人物，但多少有些日本戏剧学家波多野乾一的影子。波多野与梅兰芳是老朋友，梅一生三次赴日都有他陪伴，头两次都是由波多野做向导陪伴。他还是最早出版过关于中国京剧著作的学者，有两本关于中国戏曲的著作。梅家与波多野家大概是世交。波多野乾一的儿子波多野龙，是日本第一代计算机的开创者之一，他的女婿是一位北京人靳飞。靳飞近年来日渐成为中日戏曲、文化交流达人，今年上半年素有“日本梅兰芳”之称的歌舞伎大师坂东玉三郎与苏昆合作的中日版《牡丹亭》，就是他一手促成。
最后八卦一句，电影结尾的梅兰芳复出演出只有一个舞台镜头，没有演当时盛况，那天晚上的剧目全是昆曲：《思凡》、《刺虎》、《断桥》、《游园惊梦》。当时戏台下坐着一个9岁小孩，他叫白先勇。“当时我并不懂戏，可《游园》中那一段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的《皂罗袍》，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大概六十年后，白先勇以这点记忆为精魄，带来了青春版《牡丹亭》，让昆曲再度回光返照，成为这个戏曲衰败年代的一个未知终点的“热点”。
八卦文抄公到此结束。
附：电影《梅兰芳》中出现的剧目
《三堂会审》、《樊江关》、《牡丹亭·惊梦》（【山坡羊】大半支）、《汾河湾》、《一缕麻》、《黛玉葬花》、《游龙戏凤》（即《梅龙镇》，“海棠花”一段西皮流水对唱）、《虹霓关》
十三燕剧目：《坐宫》、《卖马》、《定军山》
剧照配图版请见此：http://blog.sina.com.cn/rexcong
来自: 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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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上海开埠170周年 现代人剧社推5台海派新剧
星期五 一月 11, 2013 12:58 pm
2013年正逢上海开埠170周年，作为本土剧团的上海现代人剧社将为纪念上海开埠170周年，推出“海派戏剧演出系列”，自1月起连推五部海派戏剧。其中有徐企平教授生前根据周天籁海派名作改编的话剧《亭子间嫂嫂》、大型原创话剧《国际饭店》、著名剧作家赵化南的新作海派喜剧《四个婚礼》、现代海派话剧《张爱玲》、现代越剧《小城之春》等。现代人剧社总监张余认为，随着明年上海开埠170周年的机遇，相信会有更多的本地文艺家会投入开掘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海派文化的精神矿藏。
1月18日率先上演的海派名作话剧《亭子间嫂嫂》，这原是一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东方日报》上连载的长篇小说，曾风靡一时，每天市民们将这份报纸买走就是为了了解亭子间嫂嫂的命运。在海派小说家里，周天籁的作品《亭子间嫂嫂》应该是占有一席地位的，具有海派文化的独特魅力。这部话剧是著名戏剧导演徐企平教授在去世前改编完成的，这次由来自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执教的著名演员导演郑星执导，由青年女演员戴晔与马冠英、薛国平、张昕、谭增卫、杨晨、边松滨等老中青三代影视话剧演员担纲主演。
上海的南京路是伴随着开埠而兴盛繁荣起来的，上海国际饭店则是上海年代最久的饭店之一，在20世纪的半个多世纪里被誉为“远东第一高楼”之称，也是半个世纪上海的骄傲，国际饭店1934年开业，楼高24层86米，多少年来都把24层楼的国际饭店象征为上海的文化地标，她渊源历史上的传奇故事和曾经发生的事件案件，都为创作舞台剧增添了新的亮点，向人们诉说着今昔沧海变迁。
大型原创海派话剧《国际饭店》是首部描写百年上海南京路地标性海派文化历史舞台剧，通过国际饭店这个舞台，折射出上海城市生活的三菱镜。从这部话剧的取材看，确实能代表上海几代人在这座城市文化的一种守望，同时也反映了上海开埠后的国际化氛围，能代表上海国际化大都市从最初崛起到繁华的印痕。
由著名剧作家赵化南创作的海派喜剧《四个婚礼》，已入选上海市重大文艺作品资助项目，擅长表现市民生活的剧作家通过60年四场婚礼，让舞台小世界浓缩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民俗民风和社会变革给普通百姓带来种种变化的大社会，该剧将由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主办，著名导演苏乐慈任总导演，在虹桥当代艺术剧院首演。
海派原创话剧《张爱玲》是目前上海话剧舞台上唯一一部描写张爱玲一生的作品，编剧石俊经过多次修改，将于2013年9月8日张爱玲逝世18周年时在新光剧场上演，新光这座剧场与张爱玲有着密切联系，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自己创作的唯一一部话剧《倾城之恋》（原剧本已佚失）就曾在新光剧场连演连满了两个月。
描写江南小城故事的老电影《小城之春》，以其清新婉约的风格和四个年轻人的情感故事，打动了一代代观众，这部以情见长的作品是非常适合戏曲舞台的，简单的故事，复杂的情感更是适合越剧男女合演的形式，虽是中国三十年代的人物，而内心却与现代人同步，每个人面对变革中的时代，彷徨、无奈、挣扎和反抗，都能激起现代人的深思与感悟。相信这部小清新的现代越剧能够为上海的青年观众所欢迎，具有80年历史的新光剧场也正好适合于演出三十年代题材的小城故事，同时，也能够让在新光看话剧的青年观众们去喜欢看一部现代越剧。该剧由现代人剧社签约的山东编剧陈新瑜改编，越剧《小城之春》已入选了2012年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舞台艺术资助项目，将于今年5月前后公演。
纪念上海开埠170周年系列演出
海派名作话剧《亭子间嫂嫂》2013年1月
海派原创喜剧《四个婚礼》2013年3月
海派现代越剧《小城之春》2013年5月
海派原创话剧《张爱玲》2013年9月
海派原创话剧《国际饭店》2013年11月
来源:东方网 作者:朱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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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门卫国家”与“更夫国家”
星期五 一月 11, 2013 12:45 pm
若要说“门”，北京当为全中国城市之最。一般的城市就是东门、北门，或加上南门、北门。从北京的天安门出发，顺时针行走你就会遇到前门、宣武门、复兴门、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建国门、崇文门，最后可以回到新华门、地安门。作为几百年的帝都，北京烘托出了“门”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控制和军事防卫含义，也最典型地诠释了中国最重要的三个政治符号：隔开国内与国外的“国门”，区分民众与官府的“衙门”，和帮助权势利益集团逐利分赃的“后门”。
由于这一原因，北京总是我试图回避的城市，我把中国的希望和未来更多地寄托在南方中国，所以，我在南方积累了更多的过门经历。下面就给读者讲几个我在南方的故事（如果南方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不言而喻了）。
故事1：深圳，2001年。
九十年代末，我参与了一项与广东深圳市委在美培训干部的项目。2001年夏天我到了深圳，入住华强宾馆。市委组织部的谷秘书告诉我，陈部长和其他一些组织部官员想和我开个碰头会，总结一下过去的工作，同时计划和布置下一步在美培训工作。谷秘书说，“明天我带车来宾馆接你。”对我来说，资源最大的浪费是一个大活人跑来跑去浪费时间。我就回答说：“从宾馆走到市委也就五分钟的距离，你不用来接我。我走着去，明天下午两点我会准时到会。”
第二天冒着南方的酷热，我来到深圳市委。门卫拦住我，要我出示证件并登记。我拿出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发的护照。门房里的一位男性门卫说，“这不是有效的证件，要出具工作证。”我拿出了我的纽约城市大学的工作证。门卫又说，“这不是有效证件，我要中文的。”我解释说，“我在美国大学工作，没有中文工作证。”门卫也说：“我在中国工作，你不能要求我们都懂英文。”我请求道：“你这儿有内线电话，能否给组织部打个电话，告诉谷秘书我到了，他会出来接我。”门卫回答说：“既然是内部电话，就不会给外人使用。要打电话，你到附近的街上找去。”我知道，要在政府部门附近找到公共电话几无可能。大夏天，我要么走回宾馆，或走到商业区。可这样我又会迟到。所以，我有点生气，说：“你们不能成心这样折磨人。我就走进去，看你怎么样。”值班室内的一位女性门卫出来解围，说：“看你可怜，就让你登记吧！”因为她的开恩，我才准时到了会议室。
故事2：深圳，2001年。
因为深圳是我研究中国政治经济转型选的一个点，我意识到“深圳革命”在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价值，所以我去深圳做过几次实地采访调查。2001年夏天，我和市国土局的一位处长在上午见面访谈后，他把我带到了国土局的城市发展和规划展，要我看一看。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参观展览。可没过一、二十分钟，一个门卫就要我离开，说是午间休息，要清场了。我看了看表，只有十点四十多分。我问，“你们几点钟下班午休？”门卫说：“十二点。”我说，“那现在还没到时间。”他说，“但我们十一点就要闭馆。”我又说，“那时间也没到。”他又说，“但十点三刻我们就要清场，准备关门。”我看了看整个展厅，其实就是市国土局一楼大厅。我问道：“既然所有的模型和文字都在玻璃橱窗和柜子里，这又有这么多门卫和保安，能不能让我自己参观完后离开？”他说：“不行。想看下午再来。”我问他：“下午几点开馆？”他说：“两点上班，两点半开馆。”我告诉他，“三个多小时我没办法安排其他的事。我住在远处的宾馆，来回出租车也要几十块。”他的回答依然是坚决不行，然后把我驱赶出门。
终究我未能参观完展示深圳现代化新形象的橱窗。事后向国土局的处长提及此事，该处长说：“没办法，我们中国人就是要午休。”我说，“这不是中国人的问题。银行、商场和饭店里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他们不关门午休？恐怕还是官僚的问题。”想想在深圳碰到的大大小小的官员都以深圳位处中国现代化的前沿而自豪，我只能无语。
故事3：湖南凤凰城，2007年。
2010年两位少女阿红和丽丽在凤凰城受辱于四名公安干警手中和前者坠楼身亡，有了这样的悲剧，我在湘西的经历也就变得非常平淡无奇了。但我还是愿意讲给大家听。
2007年六月20号，趁我讲学空隙，我带着妻女到凤凰城去旅游。山山水水以外，我最想去的地方莫过于沈从文的故居了。到了门口售票点，我要买三张票。票房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一共820元。”即便我是从纽约来的，听到这样的价格也吃惊不少。如果折合成美元也有120多美元。在美国、甚至在欧洲，即便在巴黎的卢浮宫，一张门票也不要四十美元。我于是问售票员，“怎么这么贵？”他说，“这是通票，你可以参观沈从文故居、熊希龄故居（我记不得其他的地方了）五个地方。”我说，“我不买通票，我只要单票。”他又说：“我们不买单票，只有通票。”我说：“我们对其他景点没有兴趣，再说我们要赶回吉首，也没有时间参观五个景点。”但售票员坚持说没有单票买。我指着他们挂着的一个红色条幅说：“上面说要把凤凰城建成国际旅游景点。我们不扯国际那么远，就说说我的老家成都。杜甫草堂、武侯祠等门票是60元一张，你可以买单票。如果你想玩杜甫草堂、武侯祠、青羊宫、浣花溪和锦里，你可以买180元的套票。你们也应该给消费者一个选择嘛！”售票员还是说，“我们就是这样的规定。这是领导决定的，我也没权作主。”我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要么这样，我买一张套票，我们全家三口就参观沈从文故居，你把票全部收掉。”这时已有负点小责的工作人员过来，告诉我：“这不行，我们的协作单位会有意见的。”我说，“市场经济下你们这样做，就是强买强卖。你应该向领导反映一下消费者的意见。”他说，“我们只执行领导的决定，我们没有权利向领导反映意见。你有意见，你去向领导反映。”
作为专门从事中国政治制度研究的一位学者，我倒有兴趣深探一下基层制度的运作，我就请教他们，问何处可以找到他们的领导。他们告诉我，“你朝前走100来米，左转就是旅游局。”于是我带着老婆孩子去到了县旅游局，到了门卫收发室，说要找局长。门卫觉得我来势不小，直接去局长室找局长。很快出来一位显得较年轻的中年男子，向我说，“我是副局长田斌，可以接待你吧？！有什么事情？”于是我向他讲了来龙去脉。田斌副局长态度非常好，也很认真（他现在已升任局党委书记，一点不让我感到意外）。他指着墙上的一个政府部门职权分工图表对我说：“其实，你的问题不属于我管，而是属于物价局。不过，我打个电话了解一下情况。”田局长拨通了沈从文故居的电话，说了一通话后，放下电话，告诉我：“我已经为你们安排好了，去参观，不用买票。”我非常感激局长帮忙，但却感到非常难为情，因为我也想为凤凰城的地方经济出力，所以还是坚持要付一点门票。田局长有点不耐烦了：“这不好操作，你就不要为难我了。去吧去吧！”事情的结果是，我们一家三口，受惠于田局长的安排，免费参观了沈从文故居。近五年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田局长施予我的恩惠，希望今后田局长到纽约考察旅游时，能与我联络，让我能有机会尽地主之谊，了却一桩心事。但我更想知道的是，沈从文故居的售票制度是否已有所改进。
故事4：湖南吉首大学，2007年。
上面提到我参观凤凰城，那时我在湘西的吉首大学讲学，给历史文化学院的研究生讲“全球化及其批评者”。那里的研究生告诉我，沈从文和黄永玉是湘西文化的两大瑰宝，吉首大学的黄永玉美术馆绝对不能错过。但因为忙于准备讲稿和与学生交流，我一直到讲学结束的那一天才抽出空，在离开吉首前参观美术馆。一天前，我的妻子和女儿已经参观过了，她们也强烈推荐，要我不要错过。我到了美术馆，说要买一张票。一男一女两位门卫，告诉我，“二十元。”我问他们：“昨天我的妻子和女儿刚参观过，她们告诉我，门票五元一张。”门卫说：“那她们是家属，外来的要20元。”我说，“我也不是外来的，我是历史文化学院的访问教授。”他们说：“如果你是访问教授，那你就不要门票。但你必须出具介绍信。”我问，“该由谁出具介绍信？”答曰：“校长办公室。你先要到历史文化学院出具证明，然后到校长办公室开证明。”望着外面六月的骄阳，而且学校又已经放假，如果走完一圈，即便拿到介绍信，恐怕也没有时间看了。我于是提醒他们：“从你的电脑上你可以看到，我的名字列在历史文化学院的网页上的。”他们说：“这不算数，必须要有介绍信。”我只好作罢，决定买票，不管是二十元还是三十元，同时请求道：“可以给我看一下收费标准吗？”他们回答说：“没有收费标准，以我们说的算。”我感到非常诧异：“如果我在学校网页上的信息都不作数，那凭什么你们口说就更权威？”
其实，对我来说，事情的核心不在五元还是二十元。作为一个热爱艺术的文化人，即便没有收费，我也总会在募捐箱或功德箱里塞些钱。如果他们没有门票，只有随喜募捐的箱子，我也会给上三、五十块。问题是，门卫可以随意决定，他们的话就成了规则。当然我无法改变他们的工作作风和方法，也只好交上二十块才得进门参观。可以说，黄永玉的绘画作品让我永世难忘。但遗憾的是，与门卫的无效说理也同样让我难以忘怀。
故事5：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07年。
从湘西回到上海，觉得事情要好办一些，毕竟我在上海生活和工作过整整十年，对上海还算了解。再说，同学、学生和家庭的关系网在上海也还不算差。由于研究黑社会课题的缘故，我到华东政法大学去拜会了几位同行，与邱格屏等教授讨论黑社会问题。我的复旦老同学童之伟也在那里做教授。在那里小住期间，童教授给我他的借书证，让我到资料室去看一看资料。我拿着童教授的借书证，到了教工/研究生资料室。照着美国的规矩行事，我没有冒充是童教授，晃一下证件、径直进去，而是告诉资料室的门卫，我是由童教授介绍过来的，这有证件为凭，想看一下资料。门卫不允许，而把我领到了资料室负责人的办公室。这位负责人说：“我们的教工/研究生资料室只为本校师生员工服务，是内部的，不对外开放。”根据我在国内各大学、甚至中国社科院有关研究所的经历，我知道它们就我所做的课题的资料收藏基本达不到我的个人收藏的三分之一，我只要浏览一遍，就可以知道那一、两本书是我没有的。所以我要求只用一个下午。结果还是不行。我给他们解释：在美国，我们帮助了无数中国学者查找资料，带他们到图书馆，从未遇到过任何障碍。这位负责人还是不通融，坚持要有介绍信。我说，“那我去找《法学》编辑部的主编童之伟教授出具一份介绍信。”傍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笑了起来：“《法学》编辑部的行政级别比我们图书馆还要低，他们的介绍信管什么用？”我想既然我来这里与邱格屏交流，我说，“那我去找科技处的邱格屏处长开一个介绍信，行吗？”结果这位工作人员又笑了，“科技处的级别才和我们一样高。我们只认校长办公室的介绍信。”当然，要找到校长办公室也不是难于登天，也许会动用一下同学、学生和家人的关系，或者动用一下我主持的上海干部留美培训项目的学员。但毕竟为了此等区区小事、浪费一、两天时间实在是不值。我的沮丧一定溢于言表。最后那位负责人说：“我可怜你一下吧，科技处的介绍信也可以。”结果，我又跑去找邱格屏，折腾了一天，两天后拿着盖着红色印章的介绍信，再去资料室。不出我的预料，我也就找到了两本书不在我的收藏之列。
过去几年，每当我把上面的故事讲给亲朋好友听时，一般有三种反应：第一，为什么这样的烂事全都被你碰到？我从来不会遇到如此麻烦。我到哪儿去都是一路绿灯。没安排好，我就不去。第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哪儿都是这样的。我们都习惯了，所以也不觉得奇怪，甚至感觉不到了。第三，你真是吃饱了没事干，天真得很，还去自找麻烦。你还算幸运了。遇到更不讲理的，你麻烦还会更大。这三种反映来自三类不同的人：有特权的、麻木的和怕事的。我能理解所有的三种心态。记得2005年我被邀请到杭州参加《2005警察与科学国际讲坛：情报信息主导警务》，就有关中国黑社会问题作报告。我们坐的车都有警车开道，进出大门都有武警开门、敬礼。由于这次会议的缘故，武汉市公安局的一位局长邀请我到他的局里给干警作报告，同时给我在武汉调研黑社会犯罪和打黑工作提供方便。市局给我配备了一辆黑色的奥迪，车牌是“鄂0-A0096”，还有一位外事处办公室主任和一位接待科副科长随行陪同。这辆车既可以穿红灯，又可以逆向行驶，还可以开到东湖景区的楚云台下、离骚碑前；甚至在车未到时就有东湖景区警署的政委在办公楼前等候。设想，如果我坐上深圳市委派来的车接我到组织部办公室去开会，我就不会遇到刁难，门卫甚至会给我立正敬礼。
在中国这些生存的艺术我还是明白的。但我还是有这个疑惑：为什么中国社会运作的逻辑现在依然如鲁迅所言：“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席的厨房。”鲁迅还指出，中国也只有两种人：“主子”和“奴才”：“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鲁迅全集》，第一卷，《坟：灯下漫笔》，第195-200页，唐山出版社1989年版）。我想探出的究竟答案无非是，有特权的人当然乐于做主子，小人物也安于做“奴才”，因为就像任何一个守门的，他（或她）都有机会“凌虐别人”。一道道关卡、一道道门就必然成了中国人从“奴才”摇身变为“主子”的戏台，也成了中国人层层盘剥掠夺陌生人的机关。当整个国家都以这样的逻辑运行时，这个国家也就成了“门卫国家”或者“守门人国家”。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纽约大学教授弗里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在研究后殖民时期的非洲专制政权时，提出了“守门人国家”（the gatekeeper state）的概念（见他的Africa since 1940）。许多的新兴国家在独立后尽管取代了殖民主义国家，其实依然只是控制着几个关键的“门”来攫取资源、分配机会和维护权贵阶层的荫护关系。例如，控制本国与国际商业交往的海关，本国货币与国际货币兑换的外汇管制，进入官僚体系的人事部门，审批准入各个行业的监管机构，等等。“守门人国家”通常并不能真正控制社会的末端，但它可以控制官僚体系和地方政府，在官僚主义、腐败分赃和裙带关系弥漫的情况下，国家极易堕落为掠夺性国家或“窃贼国家”。蒙博托之下的扎伊尔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同时，“守门人国家”把控制人才、资源和信息的各个“门”的重要性抬得如此之高，政治斗争经常又集中表现为“门户”争夺或者是想方设法绕过各种“门槛”。所以，在这样的国家里，有特权的“走后门”，有资源的收买门房，不守法有本事的“翻墙”，遵纪守法的良民往往会碰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窘境。
与非洲的后殖民国家相比，中国可以说是一个“看门人国家”，但它对社会内部的控制力要远远强于非洲国家。尤其对联系各个地区、部门、单位、行业、社区和公民的“关节点”，中国的国家更具有超强的控制力。中国国家的特征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的：一方面受到革命时期建立“革命国家”的传统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改革开放时期建立的“发展型国家”的影响。中国的“革命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拒敌于国门之外”：这里的敌人包括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它的主要特征是“闭关锁国”和“自我封闭”。到了邓小平时期，国家面临的首要挑战是经济落后和民穷国弱。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经过“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和“三个有利于”的各阶段，中国建成了“发展型国家”。它的主要特征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从1979年查封“民主墙”到1989年拉萨戒严和天安门开枪镇压，再到1999年镇压“法轮功”，在邓、江时期中国基本处于“专制发展型国家”阶段。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全球化程度的深化和民众权利意识的提升，中国国家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职能应当逐渐向“民主发展型国家”进化。
关于国家内在逻辑和外在职能的“理想模式”莫过于“更夫国家”（或者又叫“守夜人国家”）的概念了。人们通常把它归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所创。其实，“守夜人国家”最早是由德国的社会主义活动家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于1862年在柏林的一次演讲中使用的。作为左翼的社会主义者，他的本意是要抨击“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家”无所作为，结果自由主义很乐意地采纳了这个概念，并用来界定国家的理想职能。既然亚当∙斯密被奉为现代自由资本主义的鼻祖，许多作者将这一概念与《国富论》论述的国家职能联系在一起。从《国富论》的第五卷我们可以看到，斯密为国家界定了三项基本职能：建立军队维持国防安全、建立司法体系维护国内秩序和公正、提供私人无法或不愿提供的公共工程和服务（例如，教育和商业基础施舍等）。除此之外，任何国家新职能的扩张都必须受到“自由主义剃刀”的检审。如卡尔∙波普尔所说：“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如无必要，它的权力不应增加。可以把这原则称为‘自由主义剃刀’。（类似于奥卡姆剃刀，即那条著名的原则：如无必要，实体或本质不应增加。）”（见：《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1986年版，第499页）在自由主义的思维里，国家具有保护功能、管制功能和服务功能。当国家像一个“更夫”忠于职守巡逻社区时，卫民护财却不扰乱乡里，同时能够尊重各家各户、各个个体安居乐业。与此相比，“门卫”国家却是更像一个懒惰却又贪婪凶狠的看门人，有人就管、卡、勒索甚至凌辱，无人就睡大觉，根本疏于巡逻，远离民众，忽略乡里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也就是波普尔的著作被译为中文，并风靡学术界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已提出了“大社会、小政府”的思路，在海南也开始了实验。发展的专制主义模式有可能逐渐转向民主发展型国家。但邓小平没有远见成全这一转型，也没有能力来主导这一转型。他继续依赖暴力这一粗暴原始的手段来解决中国的政治、社会问题，结果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屠杀。由于暴力高调走到政治前台，有了暴力的保驾护航，中国的国家逐渐丧失了发展型的特征，而其掠夺性特征愈加明显和强化。既然暴力直接成为权力合法性的论证方式，权力就更加肆无忌惮、肆意妄行。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成为“点金术”，官府职位成为“吸金管”。面对日益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经济，权力在每一个人力、物质、资金、信息进行衔接、流通和交换的关节点上设置层层关卡，垄断控制各种机会和资源，尤其是市场和行业的准入。官僚们以此显示权力，收取租金，为自己获得权力、财富和地位的全方位丰收。权力的寻租加快了国家的腐败，守门人监守自盗的现象成为顽疾。执政党和权势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给“门卫国家”构建出坚实的铜墙铁壁，不仅收紧了对政治活跃份子和异议人士的控制，要么把他们开关在铁门后面（例如，王炳章、刘晓波、刘霞、刘贤斌、冯正虎、陈西、郭泉等），要么把他们拒于国门之外、剥夺他们的族权、文化认同权和归家认祖续亲情的权利；而且还封锁信息自由门，筑建防火墙。以至中国的“门卫国家”不仅行为荒谬怪诞，而且心态越发封闭、狂妄自大。从我与中国社会和官府互动的亲生经历而言，尽管过去二十年基本一脉相承，但2004年胡温执政后中国向“门卫国家”的下滑呈现了加速度发展。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也游走了近三十个国家，在生活的细微层面上经常可以感觉到“门卫国家”和“更夫国家”的巨大差异。记得在复旦大学读书任教时，最烦的是每次进出校门都要出示证件。男同学要访问女同学，更要签名登记、抵押证件，而且有规定的时间。好在我读书时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与班上女同学有两岁的差异，没有动力往女生宿舍跑，所以麻烦倒不大。只是我的学哥们经常是带着对守门老太的怨气回到寝室。后来我有学生在学生工作部跑腿，加入了复旦巡夜纠察队，每个队员拿着电筒专门到树丛后面、花园角落去捉双。我的岳父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女博士生在我们家还抱怨，交大的巡夜纠察队还专门喜欢照进女生宿舍的蚊帐。我至今还记得，无论走到中国的哪一个机构或办公室，常听到的训斥是：“谁叫你进来的？门上有写让你进来吗？”最让我意外的是，我在无数国家进行过国际航班转机，只有“改革开放”的中国会把我阻拦住。尽管我手持美国护照，早已跳出中共掌心，在广州白云机场也不许我过关换乘下一个国际航班。
到了美国，第一个发现是美国的大学没有校门（我现在的学校恐怕是纽约唯一有校门加门卫的）。另外，只要没有“访客止步”的明示，任何公共场所和机构都是对外人开放的，政府机构尤其如此。因为担心如果没有给纳税人提供服务，政府财政预算和部门都有可能会被削减，美国的政府和公益办公室非常欢迎你去麻烦他们办事。我在华盛顿工作的一年间，我最喜欢的是所有的国立博物馆都免费（对外国人也如此！）。到日本参观京都的皇宫，天皇御所管理局为你提供精美的导游图，在休息室提供空调间和免费茶水，高水平的翻译导游陪同参观一小时，所有这一切都免费。我琢磨其中的道理，原来是政府让利于民，不与民争利。如果游客都喜欢到日本，来得越多，尽管政府的景点不收费，但给商家创造了更多的商机，让百姓可以有钱可赚。这就不奇怪了：我全家在奥地利自驾游，没有碰到过一个警察来找麻烦，没交过一次罚款，没有在国家经营的景点买过门票，但旅游业却给奥地利带来了近50%的国民生产总值。
繁琐、蛮狠、低效率、寻租和腐败以及由此制造的屈辱和尊严的丧失是“门卫国家”的共同特征。当一个国家把最简单的事情可以搞得复杂起来，把日常生活的正常运作控制在行政官僚体系和规章之下，这样的国家每一时刻、每一地点、在每一桩小事上都制造出“交易成本”，它是不可能成为“竞争型国家”的。在全球化使得国家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的“误差幅度”（margin of error）越来越小的情况下，“门卫国家”必然会丧失创新力和竞争力。前苏联从一个超级大国走向崩溃就是一个例证。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样的命运也许难以避免，所以我们看到非洲的几十个国家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就在里面打滚。但对我个人选择来讲，我可以尽量做到少与“门卫国家”纠缠，多居“更夫国家”休闲。
由于残存的文化认同，我过去极力动员和说服我的女儿与我一道去中国旅游。对于出身在费城郊区的她来说，美国就是她的祖国，她没有任何动力想去一个远方陌生的国度。为此我给她把中国说的如何的好、如何的美。她反问我：“如果中国这么好，你为什么还要离开她？”我只好说：“中国真的很好、很美，只是少点自由，所以我离开了。”她又问：“什么是自由？”面对五、六岁女儿天真的眼神，我只好告诉她，以后给她解释什么是自由。过了几年，我们又回到上海，然后又离开回美国。在出浦东国际机场时，安检搜查了我女儿的背包，查出一把小剪子，并当场没收。热爱美术的女儿当然不愿意她心爱的艺术剪子被没收，一下子大哭起来。我向安检解释，这是儿童用的塑料剪子，不含金属，而且也没有刀刃，是否可以例外。安检说，“所有刀具都不许带上飞机，这是刀具，一定要搜缴。”看着几位安检警惕性极高、而且毫无通融的样子，我只好给女儿做工作：“这其实也是为我们好。你知道本∙拉登组织劫持飞机，炸了我们纽约的世界贸易大厦，所以飞机要有安全保障。”我女儿并未被说服，她反问一句：“如果不许带上飞机，我怎么又可以把它从纽约带到上海呢？”我顿时无言，只好对她说：“记得你以前问过我，为什么我说中国好，但又离开了中国。我说，因为中国少点自由。你问我什么是自由？我现在告诉你，这就是自由。你可以把艺术小手工剪子从美国带到中国，但你没法从中国带回美国，就是因为中国少点自由。”我女儿马上说道：“我不喜欢中国！我再也不来中国了！”真的，从此以后，我们父女俩再也没有回过中国了。
不知何故，在行文结束时我想起了红色革命教育残留在记忆里的叶挺的《囚 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2013年1月9日星期三于纽约
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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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独生子女自私竞争力差
星期五 一月 11, 2013 11:21 am
澳大利亚的调查人员所做的一项针对中国子女性格心理的研究显示，独生子女更加悲观，不愿意冒险。
研究人员把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儿童与该政策之前出生的有兄弟姐妹的人相比较发现，独生子女比较不信任他人，同时本身也缺乏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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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论还称，中国独生子女自私，缺乏认真态度等。
澳大利亚调查人员利用一些游戏、实验和问卷的方式对421名北京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进行测试，调查的结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领导该调查小组的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卡梅伦教授告诉BBC说，独生子女相对来讲比较敏感，并且比较悲观，竞争力差。
“不具代表性”
用视窗媒体播放器播放
在英国攻读研究生的吴天一对BBC中文网说， 这个调查结果并不具有代表性。
他说，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自己确实不愿意冒风险，这一点他同意调查的结果，因为作为家里唯一的“宝贝”，从小就被灌输要远离风险和危险的意识。
但是他认为自己愿意信任别人，也值得别人信任。
他说，从他自身和周围人的情况来看并没有感觉到比较悲观的态度，也并不觉得比别人更自私。
他说，一个人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并不完全是取决于是否来自于独生子女家庭。
不过吴天一认为独生子女可能不太独立，因为从小就依赖家长的成份较多。 他说，这可能和自己从小成长环境好，很难做到独立和吃苦有关。
同时，他还表示如果条件允许，他个人以及周围很多的同龄人都愿意生育两个孩子。但是能有这种选择，并不代表目前自己的情况不好。
参与调查的另外一名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表示，在中国，人们通常认为独生子女一代比较受宠，号称是家中的“小皇帝”。因此比较自私和懒惰。但以前从来没有人对此进行过实验测试或是有具体事实证据。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想搞这个测试调查的原因。
调查人员表示，他们的结果并不代表所有的独生子女。
同时，调查小组补充说，独生子女政策并没有在中国所有的地方得到执行，因此他们的调查结果也并不代表中国的每一个人。
卡梅伦教授还解释说，她并不想把独生子女描绘成是有严重问题的人群，只是显示如果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兄弟姊妹相伴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审慎对待
牛津大学的威斯特教授表示要对这一调查结果审慎对待。
他认为，澳大利亚调查人员有可能太强调独生子女政策所造成的影响，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一些区别可能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比如，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环境、富裕程度、营养状况以及政治状况等因素都会对人造成影响。
中国从1979年开始在城镇地区实行一胎化政策，即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因此，1980年代后出生的许多中国城镇年轻人都属于独生子女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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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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