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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戏曲程式面对当代生活该如何创新？
星期一 一月 14, 2013 11:47 am
中新网北京1月13日电 老祖宗留下的戏曲程式到底还有多大价值？现代社会应该怎样对传统程式进行创编？围绕这些话题，首届中国戏曲表演程式创编大赛及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来自各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全国各地院团的从业者就此探讨。这也是近年来中国戏剧界第一次将戏曲程式作为关注内容和话题进行的深入探讨。
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巴图谈到举办这次活动的初衷时说，“对戏曲表演程式的研究，是我们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我们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用“程式创编大赛+学术研讨会”两项内容组成的活动，其筹备经历了很长时间，也最终形成了这次活动的主题，即如何在戏曲传承、弘扬、传播的过程中能够更多关注程式形成的内在规律，探讨程式与时代和社会的密切联系。
与会者一致认为传统的戏曲程式是中国戏剧中最大的成就之一。
著名戏剧导演陈薪伊认为中国戏剧的成就中，最不能被忘记的、要变成经验的表演艺术程式，就是人物思想和感情外化的美学样式。对此她说了两个“永远”：“这需要永远继承，永远要通过表演程式把内心世界放大，并且带有审美价值的外化”。
在上海戏剧学院原副院长孙惠柱看来，程式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延续性。他从中西戏剧的对比中分析这种延续性：西方戏剧是求新的，他们的原则就是不重复以前的，所以现在的西方人也不知道莎士比亚时代的戏剧是怎么演的，因此只能用基本写实的方法来演莎士比亚剧。“有见识的导演都知道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无奈他们的老办法已经没有了。”他说。相比之下，中国现在还保留着几百年前的表演方法。“在世界戏剧文化的坐标系当中，应该说中国戏曲有最好的潜力，但同时也需要有人来推动程式的发展。” 所以他建议，“我们有那么多剧种，有些可以大致保留原样，比如昆曲，也有一些可以不断地进行创新。”
究竟程式的哪些因素是不可变的？哪些因素是可变的？如何变？这一问题成为研讨的焦点之一。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文峰指出，中国戏曲的多数剧种是在农耕时代产生的，表演程式也是在农耕生活的基础上提炼的，并反映其时的生活和审美趣味。但20世纪后中国进入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于是程式在反映现实生活和塑造当代人物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创造能够反映新的生活内容的表演程式，这是戏曲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和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艺术实践的问题。”
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周育德举例，过去生活中是两扇门，门上有门闩；但现在生活中都是一扇门，门上有旋转式把手，里面有带弹簧的撞锁，此外还有旋转门、自动门。因此传统的一推再一拉的开门动作程式在当下就无法完全表达开门的意思。“如果我们以开弹簧锁为例，提炼设计出一个小程式，这样的创新是有生活基础的。”
但是，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麻国钧认为，戏曲的程式不可再生，程式化的艺术是属于古典戏剧的范畴，想把现代生活所有的东西完全程式化，是不可能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马也说，农耕时代的织布、插秧、割麦、挑担、策马、推板车、行船等大部分生活内容都是靠四肢，比较容易进行艺术化提炼，但是航天、打电话、打电脑等现代生活内容很难编成舞蹈。
“程式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吴乾昊说，生活发展太快，用指纹、刷脸开门这些内容根本无法表演。
巴图坦言，古代社会仍然是戏曲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观众喜欢在舞台上看“非常态的人”，因此要跳出现实生活，去古代生活中寻求戏曲程式的创新。
京剧大师梅兰芳创作的古装新戏中有很多程式创作是人尽皆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梁燕说，“梅兰芳先生和他的团队在《霸王别姬》、《太真外传》等一系列作品中创造了很多的舞蹈。他们在六朝时期的诗文辞赋、隋唐时期的舞蹈资料中挖掘出一批古典舞。而他的这种创作，不仅是对古典舞的挖掘，还带动了舞台美术的革新，是一系列的革命。所以戏曲改革一定不能离开戏曲本质的精神。”
在中国戏曲学院戏曲研究所原所长王安葵看来，“新创编的程式，可能不像原来的程式那样可以重复使用，但它符合程式化思维。”他认为不能将程式简单理解为只是一些生活动作的舞蹈化、美化、戏剧化。他以京剧《骆驼祥子》中几段经典的洋车舞为例分析，“它的精彩不在于演员学拉洋车学得像，最重要的是通过拉洋车表现了祥子实现梦想后的喜悦心情，所以这个舞蹈能够成为经典”。而这样的编创就是符合戏曲程式的创作规律的，也是新创程式的一种方向。（记者 应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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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奇军和陈小芳
星期一 一月 14, 2013 11:39 am
上次有幸看了陈瑜顾奇军主演的戏曲电视连续剧，对于这位早就耳闻却始终没有看到过的青年女演员算是补课了。
因为那时候正好我是事业家庭忙碌阶段，所以没有时间只好把看戏放下，也就错失了顾奇军的演技欣赏。
那一首我是一颗星星倒是常时听到，不光是陈瑜她演唱而且是好多戏迷票友。
自从真切地看到了荧屏上的顾奇军，马上就把她和陈小芳挂钩起来。
因为懒惰因为博爱，也因为手头约稿没有完成，就一直拖着。
今天看了一位网络好友写了美文“说说顾奇军的辉煌与落寞”，不能再拖了赶紧的！
顾奇军是上海戏校沪剧班87的佼佼者，戏校学生没毕业就拿奖的范例很少见，没详细考证，据网友说是第一位获得如此殊荣。我想至少对沪剧班来说绝对准确。
不光是机遇角色合适，主要还是那种投入。在荧屏上看得很清楚，有特写镜头哦。具体的分析赞语就不多说了，行家和观众都在当时说的多了。
我想说的是顾奇军应该向陈小芳学习。
陈小芳是享有小严凤英美誉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同样远嫁北美。
但是她在社区推广黄梅戏，不忘本行，颇有成效。
虽然黄梅戏不如京昆，沪剧在这方面又远远不及黄梅，不是说也要在北美推广沪剧----真的是异想天开了，但是向陈小芳学习一条，就一条，还是可行的。
陈小芳是我的网络好友，也是黄梅大师黄新德曾经的搭档。
她利用女儿暑假期间回到安徽，举办了个人演唱会。依然曼妙身姿依然动听歌喉依然仙女仙乐，白燕升主持，安徽黄梅戏剧院大力支持，可谓盛况空前。
而且，附带的收获是让带在身边的女儿熟悉中国，熟悉中华文化。熟悉妈妈另外美貌亮丽的一面。要知道当下国际形势，能横跨中美两国文化的人才是多么的难得多么地具有优势。
不知道顾奇军近况如何，儿女都大了话，即使丈夫不需要她复出养家糊口，毕竟是乡土乡情家乡戏，何况曾经的辉煌不该被遗忘——应该考虑重现舞台至少办一场个唱会。
现在连得好多沪剧票友都在天蟾开个唱，开了又开。那么，顾奇军从戏迷翘首以待的心情出发从家乡父老的的期盼出发，为什么不呢。
不必追究陈小芳和顾奇军为何离开自己心爱的戏曲舞台，我们观众粉丝尽可以理解为爱情；就像王志萍那样随夫出征东洋无可非议。
当然，也不必苛求陈小芳顾奇军也要和王志萍萧雅王君安们一样海归。
作为戏迷，喜爱她们的戏迷，想念之情油然而生非常自然。
期待啊。
我曾经跟陈小芳提出过选择家乡的一个黄梅戏剧团作依托，就跟萧雅依托舟山，就像孙爱珍单枪匹马走江湖一样，能够在艺术生命旺盛之机，抓紧时机跨海合作让观众戏迷一饱眼福——这下子就笃定占据舞台中心了。
这就是合作的好处。
梦总是期望成真的。
有愿意和顾奇军老家的亲友顾乡长她们传递一个信息吗？
南汇本来就是沪剧之乡，既然出了这么个星座，总不见得愿意看着永远成为一颗划破天际的流星吧。
“我是一颗星星”，明月知我心——愿这颗曾经的新星再次冉冉升起，照耀在沪剧舞台上面。
哪怕留下一张个唱会的影碟也好。
回来吧，顾奇军！
为了东乡的本滩，为了天蟾的申曲，为了上海的沪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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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永远的朋友
星期一 一月 14, 2013 10:07 am
塔斯卡诺那（TUSCARORA）人居住在今天的美国北卡罗来州，是一个天性温和的民族，一向与白人和平相处。有句俗语，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一些利欲熏心的商贩用严重兑水的酒蒙骗当地印第安人，也有奴隶贩子们拐卖印第安人的孩子和女人。有些居心不良的白人居民看印第安人憨厚老实，日常生活中也有意无意耍一些小手段沾他们的便宜。
1711 年，一群瑞士探险者在一个恶棍的带领下，试图用火枪驱散一些塔斯卡诺那人以便占用他们的土地。忍无可忍的塔斯卡诺那人反击了这群乌合之众，从此便开始攻击所有他们见到的白人。正如白人认为所有的印第安人都野蛮无知一样，现在这些塔斯卡诺那人也把所有的白人都当成了流氓无赖。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常受欺负的弱者，一旦愤怒积攒到极点的时候爆发出来，那几乎是灾难性和毁灭性的。在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中，塔斯卡诺那人杀死了两百多个白人，其中包括八十个孩子。那个恶棍头领本人被抓获，他哀求活命并保证永远不再侵犯印第安人的利益。于是这个恶棍被释放了。他立即反悔，随后带人捉住一个塔斯卡诺那部落酋长，将其用刀活活剐死。消息传出后，仇恨使更多的印第安部落加入了反抗白人的队伍。
1712年，饱受骚扰之苦的北卡罗来州白人居民向南卡罗来州殖民政府求助，上校约翰·巴恩威尔（JOHN BARNWELL）带来三十个英国民兵和五百名与其联盟的亚玛斯（YAMASEE）武士，向塔斯卡诺那人发动攻击。几个回合交锋下来，双方相持不下。巴恩威尔向塔斯卡诺那酋长韩卡克（HANCOCK）提出签定停战协议。可是，就在刚刚签完协议，上校巴恩威尔撤兵回去的路上，顺手牵羊洗劫了一个塔斯卡诺那人村庄。酋长韩卡克立刻宣布停战协议无效，继续攻击白人。
1713年，又有一个殖民地派出詹姆斯·斯姆瑞（JAMES SMOORE）上校带了一千多名印第安人盟军赶来助战。这些印第安协同军从白人那里领军饷，得到正规军事培训，配备了较为先进的火枪。
这一次，手持弓箭长矛的塔斯卡诺那人被打垮了，四百多名塔斯卡诺那俘虏被以每人十英镑的价格卖到欧洲作奴隶，所得费用用于补偿这次战争中的开销。大量塔斯卡诺那族人幸存者逃亡北方，进入伊若阔伊斯（IROQUOIS）联盟地盘，伊若阔伊斯人收留了他们。十年后，伊若阔伊斯联盟正式承认他们为联盟中第六个民族。
塔斯卡诺那人实际上是败在了自己人手里，只不过这些“自己人”由白人指挥着。这让我不禁想起，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由中国人自己组成的数目庞大的皇协军，给日本人提供的帮助也是巨大的。
但是，同样有外力参与内斗，印第安人似乎与我们中国人有些不同。没有开化的印第安人一直被动地为白人所利用。而我们中国人认为可以运用计谋和智慧利用强势的外族人整垮自己的对手。他们认为自己比外族入侵者更技高一筹。当年那些皇协军彼此之间不团结，总是想利用日本“皇军”给自己的冤家对头以掣肘。即便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各怀鬼胎的双方军队也会搞这种小动作，试图让日本人消灭对方。而日本人实际上早就看穿了中国人玩的这套把戏。于是，我们在中国大陆电影里看到的那些蠢头猪脑的日本鬼子们，把我们精明的中国人玩得差点成了亡国奴。
为世界奉献了古老圣经的犹太人曾与我们中国人极为相似。很多人只知道伟大的犹太人先知耶稣是被罗马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却不知道他其实是被犹太人自己害死的。耶稣名声渐起后，他的心怀妒嫉的同胞们先是散布谣言说他暗地里传播反抗罗马人统治的言论，当时罗马人是犹太民族的统治者。耶稣被抓后，罗马当局调查后不认为他有罪，欲将其释放。这立即遭到很多犹太人尤其犹太贵族们的强烈反对，他们一致恳求罗马人处死他，否则会引起社会暴乱。
耶稣当时一介贫寒布衣，罗马统治者们面对如此呼声，自然掂得出孰轻孰重，所以耶稣必须死，有罪无罪这时候已经完全不重要了。这些鼠目寸光的犹太人，不知道他们借罗马主人之手害死了一个什么样的同胞，那是人类千年不遇的一个旷世奇才！
二战时，散沙一盘的犹太民族几乎濒临了灭绝之灾，他们终于醒悟过来。族内皆兄弟，愈是飘零如浮萍，愈是必须团结帮衬，一致对外，绝不能暗递拳脚，互相拆台。二战后以色列建国，小小一个国家，处在中东彪悍的外族虎视眈眈之下，背靠大海，面对强敌，退无退路，进无进路。然而发展到今天，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成为唯一的发达、民主国家，极具威摄力，周围那些暴躁而腐败的伊斯兰国家，尽管恨之入骨，但没人敢轻易动它。
犹太人若早能如此，以他们这个民族的智慧，人类历史或许是另一番模样，也许今天在世界舞台上指手划脚的不是美国人而是犹太人。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人，若能摒弃耍小聪明、窝里斗的恶习，代以豁达心胸，晓以集体大利，以我们这个民族的智慧，也断然不是今天的局面。
说到借外人整自己人，我有一个亲历的故事。多年前我在一个海洋平台上作中美联管会技术代表，甲方管理是美国公司，乙方施工平台是国内单位。平台经理有一副手与其不合，但副手有后台，经理对他无可奈何。平台二十四小时作业，副手值夜班。
一天夜里，这位经理突然来到值班室，摆出一副要亲自值班的架势，但不明说。副手平日里与他就无话，遂扭头回房睡觉。几个小时后，有人引着美方监督敲开了这位副手的房间……
第二天这位副手被美方监督书面勒令立即离开平台。意识到中招的副手回到基地后，马上动用其后台力量经联管会同美方交涉，要求恢复原职。美方总经理回复说，中方值班人员工作期间睡觉，我们一直有所耳闻。这一次，是中方主动检举，证据确凿，无论如何不可原谅，请不要再辩解。言下很有不屑之意。
同胞相斗，借西人之手除之以泄私愤，令人心里难过。
1715年，两年前帮助英国人打败塔斯卡诺那族人的亚玛斯人开始起来反抗英国人。亚玛斯武士跟着英国军队东征西杀，他们的族人却依然摆脱不了英国统治者的虐待、盘剥、侮辱和欺诈。英国人强征劳力，并且常常用酒诱使嗜酒如命的印第安人欠下巨额借款，然后迫使他们卖儿卖女甚至卖妻为奴来抵偿。亚玛斯人渐渐意识到他们象傻瓜一样被这些看上去冠冕堂皇的白人玩弄和利用。
1715年4月15日，亚玛斯大酋长联合邻近一些部落发起了对周围白人定居点的袭击，一百多名白人被杀，大量白人被赶出了印第安人土地。这次暴动持续了整个夏天和秋天，象以往任何一次印第安人的反抗，最后的结局是失败。英国人联合了当时北美最大的印第安人联盟切诺基（CHEROKEE），一起镇压了这场暴动，参与起事的亚玛斯人部落几乎遭到种族灭绝。一些部落的武士逃到佛罗里达州法国人的地盘上。
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四十年后，帮助白人灭绝了亚玛斯族的切诺基人也起来反抗英国人了。
英法北美战争期间，切诺基人派出大量武士支持英国人对法作战，前提条件是英国人承诺提供切诺基人的生活保障以及保护他们不受敌对部落侵扰。战争初期，英国人很好地兑现了这些诺言，但随着英军节节胜利，切诺基人的武装力量在整个战争中也慢慢地不太重要了，于是英国人开始对他们的承诺变得有些心不在焉，这引起切诺基人最初的不满。
英法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切诺基武士帮助英国人在今天的西弗吉尼亚州攻克了最后一个法国人据点，准备集结返回家乡。一天，一群切诺基武士在野地里捉住了一些野马，但当地白人居民声称这些野马属于他们，双方争执不下，爆发冲突。白人杀死十二个切诺基武士，抢走了马匹。可恶的是，他们模仿一些印第安部落的习俗，割下这十二个武士的头皮，然后对外界说这是法国人一方的印第安人。
暴怒的切诺基武士立即回击，杀死二十个白人，声称他们是独立的民族，不受英国人法律管辖。随后开拔队伍，回到家乡。
1759年，切诺基联盟最高领袖、主管战争事务的大酋长欧阔诺斯陀塔（OCONOSTOTA）带领三十二个联盟部落的酋长来到南卡罗来州首府与英国人议事。总督威廉姆·利特利唐（WILLIAM LYTTLETON ）要求欧阔诺斯陀塔交出杀害二十名英国人的切诺基武士由他们审判。欧阔诺斯陀塔一口回绝，告诉英国人这绝不可能。英国人把酋长们全部关进了监狱。切诺基族主管和平事务的大酋长阿塔库拉库拉（ATTAKULLAKULLA）用重金赎回了欧阔诺斯陀塔和部分酋长，但最终没有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件事一直拖下来。
1760年，又一次与英国人谈判时，当欧阔诺斯陀塔大酋长要求释放其余酋长的要求被拒绝后，他暴怒起来，拔枪当场射杀了英军一个出言不逊的少尉，然后率领部下冲出英国军队营地。作为报复，英国人随后绞死了关在监狱里的所有切诺基部落酋长。矛盾激化，切诺基向英国人宣战。
当时英法战争尚未彻底结束，英国人匆匆从前线调回一千五百名苏格兰士兵，来势汹汹，一路上捣毁了很多切诺基人的村庄。切诺基武士奋力反击，击溃了这些苏格兰人。
1761年，英国皇家军队从停火的前线撤下来，联盟了更多的印第安人对切诺基作战，他们采取破坏性战术，焚毁切诺基人的房屋和庄稼，实行“焦土”战略。欧阔诺斯陀塔大酋长带领他的武士们顽强抵抗。
几年之后，战争的疲惫和粮食饥荒迫使切诺基人不得不坐下来与英国人重新谈判。倔强的欧阔诺斯陀塔酋长拒绝与英国人见面。主管和平的大酋长阿塔库拉库拉与英国人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让大片土地，并规定白人居住区不允许印第安人随便出入。
我们似乎很熟悉这样的事。一个世纪后，在中国土地上，这些故事重复上演。肆虐的主角依然是西方人，不过，被利用和被凌辱的对象换成了中国人。没有开化的土著印第安人和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人，因了散沙和短视的民族性，异曲同归地落得了同样的遭遇。
印第安人永远丧失了他们的家园。中国人没有，我们还有机会强大起来。我希望那将是一个从里到外、从心理到肉体都真正强大的中华民族。她不应该是今天的中国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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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内·吉拉尔对俄狄浦斯神话的新解
星期一 一月 14, 2013 10:05 am
勒内·吉拉尔拒绝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他以模仿欲望的理论把这个神话视为“迫害文本”，俄狄浦斯是位无辜的受害者，在神话内存在一个替罪羊机制：“一人的死换来众人的平安”。这个机制是人类自原始以来的创世原则和社会的建构原则。然而，神话总是千方百计掩饰集体迫害的事实，为集体暴力开脱责任。
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 1923—)是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文学批评家。1961年，他在美国大学讲比较文学的基础上写成了《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提出了著名的“三角欲望”理论，以后一发不可收拾，40多年以来，用法语发表了十几部重要著作：《暴力与神圣》(1972)、《隐蔽的批评》(1976)、《论世界创世纪以来的隐蔽事物》(1978)、《替罪羊》(1982)、《莎士比亚：嫉妒之火》(1990)等。在他初期写的《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和《隐蔽的批评》这两部探讨性的文学批评论著里，吉拉尔已经表达了他的思想中的重大假设：“模仿欲望”，其中心思想宣扬了人永远不是自身欲望的根源，欲望永远源自被模仿的第三者——一个既是楷模又是对手的介体。人永远陷入地狱般的三角里而无法自拔：人只希望他人所希望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模仿导致不间断的竞争，在吉拉尔看来人际关系中永远充满暴力。在这两部论著里，他找到许多文学事例证实了这一假设，似乎小说家跑在理论家前面，他们用直观发现了这一隐藏的真实：斯丹达尔的虚荣心、普鲁斯特的赶时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充满仇恨的偶像崇拜、塞万提斯的英雄主义，文学中存在许多不同的案例。然而非常相似，因为每一个案例都能看到模仿的现象，并受模仿欲望的控制。堂吉诃德只想模仿阿马迪斯的希望，就像于连憧憬拿破仑所憧憬的东西，或者斯万希望威尔士王子所希望的东西……文学的虚构事实证明了“模仿欲望”。(注：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鹏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勒内·吉拉尔的理论涉及到文学、史学、人类学、文化学、哲学等领域，他的影响遍及欧美各地，在美国、意大利，他的书全部被翻译出版，知识界对吉拉尔的理论表现极大的兴趣。近20年，“吉拉尔主义”在欧美知识界一时成为热门的话题。然而，西方一位这么著名的思想家在中国却鲜为人知，对他的介绍和评论寥寥无几。(注：郭宏安曾在《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29日)的“好书告诉你”专栏上，发表短文推介勒内·基拉尔的《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的译本。)
勒内·吉拉尔的理论大厦建立在一块最初的基石上——“三角欲望”，后来称“模仿欲望”，由此，他探讨文化、宗教的暴力起源，考察神话、圣经等，紧紧追踪人类社会一种最常见的现象：从古希腊杀害苏格拉底到我们现代法西斯的集中营，都存在着迫害行为，它成了每个社会秩序的创始的和建构的原则，从而揭示人类童年社会的牺牲机制、替罪羊机制。在《暴力和神圣》，特别是《创世以来隐蔽的东西》里，吉拉尔进一步调动历史、神话、人种学资料、宗教典籍等，去探讨“模仿欲望”的表现和结果，把系统的所有部分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坚实的理论整体。在欲望的基础上此时又连接“危机”的思想：在一个社会里，模仿被激起，也就是说所有欲望都趋向未分化状态，这时，社会出现危机，为了摆脱这个混乱的危机，团体在集体屠杀中启动牺牲机制，杀害一个替罪羊，挽救整个社会，这一牺牲机制调解了团体的矛盾。在90年代，吉拉尔用这一理论解释了宗教、艺术(特别是悲剧)的起源和作用。
在吉拉尔的理论发展历程中，最引人入胜的是他用模仿关系的理论重新解读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独辟蹊径，别具一格。《暴力和神圣》(注：René Girard,La Violence et le Sacré,Grasset,1972.)这部专著既有文学分析，也有人类学方面的分析。他用两章篇幅专门讨论俄狄浦斯神话，他一反过去对俄狄浦斯神话最流行的解释，首先批评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不足之处，接着强调创世的暴力作用和替罪受害机制的作用，这些作用是最基本的，直到现在仍被研究者所忽视。在《暴力和神圣》里，已经看到吉拉尔对神话的重要思想。随后在《创世以来的隐蔽事物》和《替罪羊》里，他的神话思想日臻成熟。
一、关于俄狄浦斯情结
勒内·吉拉尔分析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他指出冲突的模仿特点。历来的批评家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称为“命运悲剧”，把《俄狄浦斯王》的主题概括为个人意志和行为与命运的冲突。但吉拉尔认为，这种冲突来自儿子和父亲的潜在的冲突，个人意志中的模仿欲望的外在表现。其实弗洛伊德已经从直观看到这些模仿特点，他称这个模仿欲望为“同一性”：“小孩对他父亲表现极大的兴趣，他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在各方面代替他。我们可以断定，他将他父亲当作他的理想的人。这种对父亲(和其他男人)的态度没有任何被动的、女性的东西：它基本是男性的。它与它随后产生的俄狄浦斯情结很好地共处一起。”(注：弗洛伊德：《集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
这个与父亲视为同一的欲望在对母亲的欲望中延伸。弗洛伊德在同一本书里的稍后写道：“小孩看到父亲阻碍他通向母亲的路；由此，他与父亲的同一性带有敌视的色彩，最终与代替父亲、甚至想靠近母亲的欲望混淆了。一开始，视为同一性的欲望就带有双重性。”吉拉尔指出：在这里弗洛伊德似乎没有完全搞清，那位给小孩指出在母亲身上的欲望客体的人实际上是父亲本人。
吉拉尔认为，弗洛伊德在解释俄狄浦斯情结时在两个假设之间摇摆不定。第一个假设：俄狄浦斯情结的核心是与父亲视为同一，第二个假设：俄狄浦斯情结的核心是对母亲的力必多爱恋。在第二种解释中，对母亲的欲望和模仿父亲的欲望之间的联系消失了，变成复杂之间的争夺。勒内·吉拉尔自问：为什么弗洛伊德不沿着第一个假设继续探讨。
如果我们继续沿着第一个假设模仿欲望探讨，那位想与父亲相象、结果想得到母亲的小孩被父亲阻挡，父亲拒绝实现儿子的欲望。勒内·吉拉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弗洛伊德在小孩身上看到的暴力其实是在成人身上发生的。由此，他得出结论：“父亲”用虚线继续儿子刚刚开始的运动前进，他毫无困难地看到孩子径直朝王位和母亲走去。弑父和乱伦不可能是小孩的想法，显然是成人的想法，是楷模的想法。在神话里，这是神示在俄狄浦斯能够产生欲望之前说给拉伊俄斯听的。儿子总是最后一人知道他曾朝向弑父和乱伦盲目地前进，是成人这些伪君子起先一直在教唆他，导致他“犯罪”。
勒内·吉拉尔运用他的“三角欲望”来描述人物之间的关系：主体(小孩俄狄浦斯)-介体(楷模：父亲拉伊俄斯)-客体(母亲伊俄卡斯忒)。主体是小孩，尚不能进行像成人那样智力运作。因为小孩还没有篡位的欲望，还没有把介体当作既是楷模又是对手的意识。
相反，弗洛伊德似乎相信小孩把其父视作一个敌手，勒内·吉拉尔认为在小孩被成人拒绝的第一次体验中不存在这种意识。在这里，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和勒内·吉拉尔对欲望完全不同的理解。在弗洛伊德看来，欲望来自自身性的冲动，来自潜意识力必多的升华，小孩的潜意识里从小就具有这种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然而，勒内·吉拉尔却认为欲望是来自他者、来自外部、来自意识的激发，小孩还是一片空白，不存在俄狄浦斯情结。即使真的存在，也是首先来自成人的教唆，来自模仿竞争。父亲既是小孩楷模又是对手，弑父和乱伦是父亲的责任，成人的责任，“不知者不为过”，俄狄浦斯是不知情者，没有责任，没有罪过。
随后，勒内·吉拉尔考察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适性。他试举马里诺斯基(注：马里诺斯基 (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1884—1942)，英国籍波兰裔人类学家、人种学家。)对特罗布里恩群岛(注：位于大洋洲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所罗门海。)仍处于原始社会的土著人的研究的例子。在这个社会里，母舅承担教育小孩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小孩可以模仿楷模，而母舅成为楷模却不是潜在的对手。吉拉尔由此得出结论：在这种社会里，没有俄狄浦斯情结。他明确指出：只有在一个社会里父亲既是楷模又是阻挡的对手，俄狄浦斯情结才是这个社会结构的结果。父亲要成为阻碍，他必须足够地靠近小孩，他还必须没有那种家长制的专横地位。吉拉尔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这两个条件都具备，因此，我们现代社会带有俄狄浦斯情结特点。
二、《俄狄浦斯王》是一个迫害文本
勒内·吉拉尔从“模仿欲望”出发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受“模仿欲望”的驱使，互相模仿，互相竞争，从而导致暴力争斗，互相迫害。人的关系如此，部落与部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也是如此，从原始社会开始就存在集体暴力，历史上很早就存在反映这种暴力的“迫害文本”。如何识别“迫害文本”?吉拉尔梳理出这种文本的四个范式：1.一种社会和文化危机的描写，即一种普遍的混乱；2.指控“捣乱者”的罪行；3.嫌疑者身上的特殊的标记作为选择受害者的标准；4.集体将受害者处死的暴力场面。通常在一个“迫害文本”中并存着好几类范式，不一定存在所有范式，其中三类就足够了，甚至经常是两类。他之所以从俄狄浦斯神话开始考察，是因为就迫害范式而言它是样板式的神话。《俄狄浦斯王》包含所有迫害范式，以一种漂亮的外表掩饰着迫害。鼠疫袭击忒拜，危机爆发，这是迫害文本的第一类范式。俄狄浦斯是肇事者，因为他杀死父亲，娶了母亲，弑父和乱伦打破伦理的秩序和僭越辈份的差异，这是第二类范式：指控罪状。第三类范式：选择受害者的标记。俄狄浦斯是残废人，他跛行，他从外地来到忒拜，他是事实上的外国人；他先是国王的儿子，最后也成了国王。他的残废特征和弃儿、外国人的身份以及暴发户、国王的地位使他成了一个集中受难标记的大杂烩。一个人的受难标记越多，他就越有可能大难临头。神示说：为了平息瘟疫，必须驱逐可憎的凶手。神话的结论证实神示的准确无误：从他幼小的童年就断定他将遭受集体暴力的迫害，实际上他最终成了替罪羊。俄狄浦斯是忒拜人的救世主，他身上带着受难者标志，在混乱时期，他一下子从荣誉的顶端掉下，成为我们的范式化的指控之一的受害者。(注：乔纾亚·特拉赫藤贝：《恶魔与犹太人》，耶鲁大学出版社1943年版，98页。)
由于迫害范式的集合和性质，吉拉尔假设这个神话植根于一场迫害事实，神话后面大概真得有一个受害者，他早在《暴力和神圣》里就假设神话是建立一个真正的受害者和一场集体迫害的基础上。因此他认为：《俄狄浦斯王》是一个真正的迫害文本，应该当作迫害文本来解读。
但许多批评家对吉拉尔的求真探源的解读法不以为然，拼命攻击。吉拉尔为了使读者相信，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他“给俄狄浦斯故事粗略地化妆，脱去了的希腊服装，穿上西装”，进行改写：
作物歉收、母牛流产、人群不和，好像不幸降临在村庄里。一位跛脚人，显然，他很邪。那是一个睛天，也不知道他来自何方，就住村子里，竟然娶了村上最富有的女继承人，生下两个孩子。他们家里似乎很平静，但村里人怀疑这个外来人谋害他妻子的前夫。女主人的前夫是当地的首领，那年不明不白地失踪，新来的跛脚人有点太快地取代首领的职位。一天，村里的小伙子忍不住了，举起长杈，迫使这位令人不安的人离开村庄。(注：勒内·吉拉尔：《替罪羊》，冯寿农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这段改写是神话的粗略的改头换面，始终存在着一个神话的结构。读者读了这段改写，就可以知道受害者根本没有犯下被人家指责的坏事。神话中指控的弑父和乱伦的罪孽实际上是莫须有的罪名。但他身上的标记却成了攻击的真正的靶子，也成了村里人的不安和愤怒的发泄对象。读者不难理解这个小故事中似真和非真之间的关系，没有人会相信这是一个毫无根据的虚构作品，读者会对吉拉尔运用的求真解读法持赞赏的态度。在神话里，团体往往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受害者进行指控，指控的目的是置受害者于死地。
三、神话的替罪羊机制
在勒内·吉拉尔看来，俄狄浦斯是一位受害者，是一只集体迫害的替罪羊。在神话的开始部分，可以看到俄狄浦斯从来不是第一个施暴者，相反一开始他就是受害者。他的父亲拉伊俄斯为了使神示预言不可能实现，在儿子一出生时，就钉住他的双足，命一奴隶将其弃置于客泰戎山中。俄狄浦斯身上留下这一杀害的痕迹：双足肿胀，他的名字就来自这一伤痕，“俄狄浦斯”意为“双足肿胀的人”。在神话里，俄狄浦斯似乎是弑父和乱伦的唯一的罪犯，被视为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勒内·吉拉尔指出：在神话本身，情景描写得再清楚不过，是拉伊俄斯挑衅俄狄浦斯，是克瑞翁决定谁战胜怪物斯芬克斯谁就将做国王。杀死拉伊俄斯和乱伦是俄狄浦斯在毫不知晓的情况下的被动的“犯罪”，是无意识行为，是命运捉弄的结果。
乱伦生出的公主安提戈涅是俄狄浦斯的复制品，加速和扩大俄狄浦斯的罪行，增加混乱。安提戈涅既是女儿，又是妹妹；而俄狄浦斯既是儿子又是情人，既是父亲，又是兄弟。这种伦理的差异被消除了，出现未分化的混沌状态。
整个忒拜城邦曾经参与过这一系列的选择，他们拥护过老国王拉伊俄斯，也支持过新国王俄狄浦斯登基，他们完全黑白不分，被罪恶污染。在这个社会里，善与恶再也分不清了，大家都成了罪犯，但大家都没有罪。于是，一场鼠疫爆发了，鼠疫象征着整个社会的污染，象征着一场伦理的危机。
为了解决这个危机，应该找到一个罪犯，俄狄浦斯由此承担了这一角色，实际上，他成了父亲和全忒拜城的错误的受害者。俄狄浦斯替罪受难成为牺牲品，给一个危机的社会重新带来和解，重新找到和平。
我们已经知道吉拉尔拒绝用弗洛伊德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阐释俄狄浦斯神话。他用模仿欲望的理论重新解读俄狄浦斯的悲剧，发现俄狄浦斯的罪恶不是杀害他的父亲，而是他企图缩小差异，把同类和他类混淆在一个可怕的未分化状态里。俄狄浦斯通过弑父，通过激发模仿父亲的欲望到极点，很快地打乱忒拜城邦的基本平衡。团体要恢复平衡，没有其它的出路，只有他本人的死亡。吉拉尔认为，此乃是人类社会的规律。人类社会只有通过调整相互的暴力，才能永久维持下去。宗教的牺牲仪式的原则是建立一种替代其它暴力的“创始的暴力”。一个人的死亡换来大家的生存，这就是神话的替罪羊机制。
在吉拉尔看来，索福克勒斯揭示神话中最基本的神话东西，即通常称“神话性”。“神话性”不在于飘缈轻盈的文学香味，而在于以迫害者的观点叙述迫害。今天的读者根本不相信弑父和乱伦会引起鼠疫这一荒唐的指控。但当时站在迫害者一边的作者对这些罪状却深信不疑。臆造这些不可信的题材是源于作者的迫害潜意识。吉拉尔谈到天真的迫害者，是指他们的潜意识里深信受害者有罪。迫害者耽于迫害的错觉中，从来不会自我发现属于他们本身的潜意识。不过，如果操纵者为组织一次迫害没有一支可操纵的人群，换句话说，一支听信迫害者宣传、对替罪羊深信不疑的人群，那么集体迫害就不可能发生，甚至在今日也是如此。其实，作者也不过是位受操纵者，他本身不明白作品中揭露的涵义，而今天的读者却是一目了然，领会作品的真正意义。这就是读者高于作者，今天的读者一眼看出神话的表层意思：受害者是一只替罪羊，神话把无辜的受害者当作罪魁祸首，作为牺牲品。
总之，勒内·吉拉尔对俄狄浦斯神话的批评的积极意义在于拒绝了把这个神话视为个人与命运冲突的传统批评，也撼动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他以模仿欲望的理论把这个神话视为子与父、个人与集体的冲突，俄狄浦斯是位无辜的受害者，集体为了掩盖自己的赤裸裸的迫害事实，预先给受害者莫须有的罪名。集体为了消除社会的危机，保障团体的稳定，必须挑选这位无辜的受难者替罪受死，“一人的死换来众人的平安”。这就是人类自原始以来的创世原则和社会的建构原则。因此，吉拉尔认为在神话后面往往存在一场真实的集体迫害，存在一位真实的牺牲者，但是，神话总是千方百计掩饰集体迫害的事实，为集体暴力开脱责任，神话实际上是一种“迫害文本”。吉拉尔的批评揭示神话的真实本质，揭示人类社会的暴力本质。这也许是他对俄狄浦斯神话的新解的进步意义。
http://www.tugan.co.uk/topic-1966/
Author: 冯寿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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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文豪：一个诺奖富豪的中国式登场
星期日 一月 13, 2013 11:32 am
文亦有价
【原编者按：2012年年底，一部低成本娱乐片以狂欢的形式为文化中国画上了这一年的句号。冯小刚对于一场久远饥荒的沉闷回忆被观众干脆的拒绝——这让一部分文化精英感到绝望：这个国家已经对“宏大”和“深邃”丧失感受力了。2012年中国政府用红头文件规定出文化提升的目标，由此“文化”二字让诸多商家眼前一亮。商业成就文化，还是商业摧折文化？人们看不到立马的答案。在此我们试图通过对这一年文化大事件的解读，来呈现国人精神苦旅与人文浮躁的激烈对撞。】
自2012年10月11日晚，本年度诺奖发言人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开始，全中国就开足马力抖动起“丰乳肥臀”，不顾“生死疲劳”，上上下下“蛙”鸣一片。而到12月14日莫言荣归北京，这场持续已达两个月的莫言事件仍旧不见止歇，种种争议与赞叹，口水横飞，而因莫言效应牵连的各种市场反应则高烧不退，一路见红。面对这等莫言小说叙事般的荒怪景观，我们不得不慨叹，中国之大，无奇不有。
举国若狂
首先是各种莫言作品大量加印，出版社一周内赶印20万册亦不足应对读者需求；几乎各大书店皆将莫言作品码堆置于显要位置，而不管此前是否耳闻目见；众多读者皆如忠实粉丝般痴痴购买，虽然我很怀疑这种购买是出于阅读的需要还是跟风的需要。
某出版商制作的《莫言全集》共20本，每本平均价格在30元左右，平均起印数达30万册，以此计算，《莫言全集》总起印数将高达600万册，总的理论销售额几达1.8亿元。
而当初张艺谋改编莫言作品而成的电影《红高粱》一事，当此势必成为电影界的良好典范，如今各大电影公司亦闻风而动。据报道，仅仅截至莫言获奖的次日下午两点，19个小时之内，就有至少20家电影公司向拥有莫言作品延伸版权的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询价。这家出版公司甚至打算在移动终端推出莫言官方平台，“比如iPhone或iPad上的莫言官方APP，可以看到莫言最新的消息和动态，还包括一些他作品的试读。”随后，“还将在电脑终端和移动终端上销售莫言的热门作品，售价为实体书的1/3左右，预计为10元”。从出版到版权输出再到网络整合产品营销，一套可见的莫言经济学已然成型。
事还没完。青岛、合肥、常州等各地房产开发商也纷纷借莫言造势，不少房产商表示愿意送莫言房子。而郎酒集团在莫言获奖当晚即不惜重金买下全国重要媒体的重要版面，刊发莫言曾给郎酒撰写过的软文《水乃酒之魂》。淘宝网上，更出现了大量“莫言新款泡泡袖女士T恤”、“莫言中老年鞋同款爸爸鞋”、“莫言丰乳肥臀秋装新款连衣裙”等等与莫言及其作品完全无关的商品。至于向来喜欢炒作热门题材的A股市场更是在莫言获奖的翌日，A股文化传媒板块强势开盘，6只个股开盘涨停。
如果说上述现象是莫言效应的经济学表现，那在教育及政府文化方面，这股效应同样异常强烈。语文出版社决定将莫言作品《透明的红萝卜》编入高中语文选修教材，暂不论语文教材的编选是否有既成的标准，也不论莫言作品是否果真适合作为中学生语文教材，更遑论被纳入教材之后的莫言作品会遭致应试教育怎样的曲解和误读，这种势利之极，完全以写作者身份为考量的编选方法本身就透着荒谬。
莫言家乡山东高密的文化部门领导干部在闻知莫言获奖一事后更是欣喜得彻夜未眠。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莫言获奖使得家乡迅即考虑大力推广红高粱文化，打造半岛特色旅游带。以往门可罗雀的莫言文学馆如今热闹异常。当初文学馆由民间的莫言爱好者，尤其是曾任高密一中校长的李希贵和学校老师筹建，“完全是民间凑钱办起来的，不是国家机构。过去经济上捉襟见肘，生存艰难。”然而莫言获奖第二天，高密市委副书记便亲临莫言文学馆视察，扩馆方案正在迅速落实中。与此相同的即是各类所谓的文化节、旅游节狂打莫言牌，将莫言扛在肩上鸣锣开道。
渐行渐远
这些仿佛连锁反应的狂热现象因为一个奖的从天而降而发作不止。这一切自因莫言始，但我们似乎可以明确地说这一切又与莫言无关，更与文学无关。莫言的文学热能从来没有被认真投入到文学的视域，只是成为一面连莫言本人也无法控制的幌子去遮蔽由他而起的各种利益驱动。
在这样的利益追逐中，我们势必无暇体会《红高粱家族》里历史人物的生死冒险，江湖恩仇的快意斩绝，抗日革命的历史原音共同建构的欲望与血肉的奇观；无暇思索《大风》里惊天动地肆虐席卷的狂风，《狗道》中争食人尸的垂涎野狗，《红蝗》中铺天盖地的遮空蝗祸——这些精心结构的文学意象，抑或朴实直接的白描自然，莫言赋予土地以浓烈勃郁的重彩画面；我们更无暇考量《檀香刑》中纤毫毕现的酷刑直击，五百刀结果，一刀不少，一刀不多，檀香刑一下接一下地敲击，檀香木在内脏间游走，最后破体而出。这种暴力叙述亦不啻在这个古老族群内部破体而出，叫人自省自警。这片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国度实在从来不乏酷刑与暴力；我们更无暇深思《生死疲劳》中的六道轮回既是个人的前世今生，也是整个中国的生死轮回，借牲畜之眼，旁观人世喧嚷与政治喧闹，生死不断，疲劳不止；至于读者最心心念念的《丰乳肥臀》，书中关于地下摸奶盛会的几章，足以令人欲火中烧，而就在读者脸红耳赤血脉贲张的一刻，莫言叫人体悟不论国族叙事如何周正体面、如何宏大周延，到头来未必敌得过人的生理欲望；而在直击计划生育这一百年国策的新作《蛙》中，更逼人反省在关于生命的“计划”中，现实与伦理、国族与个人、观念与传统都不啻同样处在“生产”与“流产”的复杂互动中。
可是如今这些对于莫言作品可能的解读都被前仆后继的与文学无关的话语声浪所湮没。经济挂帅，需要的仅仅是莫言的标签，好贴牌给各项利润丰厚的文化生意。靠山吃山，莫言乡土要靠莫言吃饭，向来疲软的文化产业更要靠莫言逞强做大，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发财经。这本经，在当下中国，其实是人人心知肚明、人人不便说破的第一口诀。所以即便众所周知这打的什么牌，做的什么戏，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搭完台的文化其实也没什么戏份，谁要是连这点主次关系都弄不清楚，可就犯了众怒了。
另一波话语声浪则是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莫言的政治与道德立场作出的尖厉批评。或是詈骂其获奖演讲刻意逃避政治担当，又或是嘲讽其无力出头为民众代言。这些叫嚣与批评诚然有其理由，但更多的只是纯然的叫嚣与批评。莫言是否具有政治担当与道德立场，完全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莫言是小说家，小说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政治宣传员，即便小说家要谈论政治乃至批评权力，都应该采取小说家的手法。就此而言，莫言的小说是否有极大的政治批判性，是否有强烈的道德关怀，是否对现实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意见，我想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吧。事实上，莫言已经以小说表明了他的态度与立场，并且比那些批评者要求的早得多。
值得警惕的反倒是这种基于所谓政治立场和民主意识的叫嚣声浪本身所裹挟的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昔年周作人以“载道”和“言志”形容中国文学的两大传统，在他眼里，“志”与“道”只是“个人感情”与“社会目的”的代称而已，以后周氏归结为“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小说家最怕、最可警惕的即是“言他人之志”尚且以为是自家言志，浑不觉堕入“载道”的境地。因此，即便莫言说的话或与众人相同，那也是因为这话是他自家想说的，而非因人多势众就范的。莫言在演讲中表明，既然有批评政治的自由，也该允许人有不批评政治的自由，我觉得还该再加一句，应该允许人以自己的方式批评政治的自由。
归全反真
关于文学家与代言人的关系问题，其实昆德拉早已说得透辟，“小说家一旦扮演公众人物的角色，就使他的作品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它可能被视为他的行为、他的宣言、他采取的立场的附庸。而小说家绝非任何人的代言人，我要将这个话说透：他甚至不是他自己想法的代言人。”
抛开上述的是是非非，莫言得奖的谈论其实并未推动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处境及其价值的重估。说来惭愧，好不容易，有件事能让文学多少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可到头来几乎所有人都一把推开文学，去寻找文学之外的东西。
以我所见，至少我们错失了从莫言身上找寻遮蔽已久的中国传统叙事艺术的机会。诺贝尔文学奖评语认为拉美魔幻写实主义于莫言影响甚剧，其实更恰切的该是中国志怪小说传统对于莫言的深刻影响。莫言自陈向同乡先贤蒲松龄学习，无非即是体认到荒怪传奇和乡土故事给予他别具一格的文学视野。诺贝尔文学奖近年的评奖标准偏重两类，一是对现代性、现代主义的标举，再就是对多元文化的推崇。莫言获奖显然与第二标准非常契合。而此处的多元文化，不就是西方人啧啧称奇的传统中国的叙事方式和其背后深闳的文化渊源吗？可这些在如今的讨论中鲜少为人深入开掘。
再是经由莫言荒诞不经荤素不忌的荒怪书写，我们体认到的中国不再是高、大、全的那个堂皇中国，而是充斥着情欲、暴力、罪恶的传奇中国。在对庸常百姓的“身体”进行不惮琐细的逼真描述的同时，莫言也令我辈真切拥抱了这些“身体”共同构成的历史的“主体”。同样在对千百荒怪传说的重新叙述中，莫言终于练就了寻找“主体”、抚摸“身体”的最合适的“文体”，由此触及这个民族最根本的价值核心。然后对于莫言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与想象，以及这种形象与想象对于西方人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自身在这种形象与想象之间又将获得怎样的互动观感，这些都是非常亟须讨论拓展的话题。一个那么在意国际形象的国家，面对这么鲜活丰富的文本和这么难得的向世界叙说自身传统的机会，竟然置若罔闻，只知向钱看。
而莫言置身其中的乡土叙事传统这回得到世界关注，对于正在发展中的中国城市文学传统也是一次很好的考量。中国到底有没有拿得出手的城市文学，城市文学发展如何，还存有多少弊病，城市化进程和城市文学的关系若何，急剧动荡的城市化进程能否为城市文学提供更丰富复杂暧昧的材料和故事，作家面对城市浮华又能否时刻站在城市之外窥看文学，这些都将是莫言文学热能释放带来的可资思索的问题。放弃这些问题，抑或视而不见，不仅是文学的损失，也是对这片土地的诚意的损失。
当初鲁迅对于被推荐诺贝尔文学奖曾表态：“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鲁迅清楚，别人之所以想提名他，不过就因为他是“中国人”，所以接下来很严肃地说：“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如今莫言获奖，想来鲁迅也是高兴的。不过鲁迅的话仍旧未过时。“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一个诺奖，自然多少了却一点国人的心结。可比起世界其他国家来说，获奖之后的种种话语表明，中国文艺之土仍旧欠厚实，还有好些本可发达却给耽误掉了的绿豆芽。
来源: 中国经营网2013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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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 被贬值的工薪一族
星期日 一月 13, 2013 11:30 am
美国的经济目前正处于停滞状态，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处于严重的萧条之中。然而企业利润却创下了历史新高。这怎么可能呢？道理很简单：利润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出现快速增长，而工资和其他劳动报酬却降低了。蛋糕并没有按照应有的方式变大，但资本家却因为抓住了其中不断变大的一块而安全无虞，蒙受损失的是劳动者。
等等，我们真的要重新回到资本和劳动的话题吗？这难道不是个陈旧的、几乎有些马克思主义的论题？它不是已经在我们现代信息经济中过时了吗？当然，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对不平等现象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关于资本和劳动的问题，而是集中在不同工人的分配问题上，要么是关于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工人的收入差距，要么是金融及其他领域少数巨擘迅速增加的收入。但是，这也许已成往事。
更明确点说，虽然金融领域的人仍然在攫取巨大利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就像我们现在了解到的那样，他们当中的确有人就是强盗），但是受过大学教育和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的工资差距，自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大幅度增加之后，就没有再发生显著变化。确实，甚至在金融危机发生前，近些年的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水平就已经陷入了停滞。在有损大部分劳动者（其中还包括那些拥有合适技术，本应在当今经济环境下取得成功的劳动者）利益的情况下，企业利润持续增加，而且情况日益严重。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据我所知，有两种似乎正确的解释方法，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两种说法都可能是真的。其中一种说法是，科技的变化使得劳动者处于不利地位；另一种则是，我们正在见证垄断势力急剧上升所产生的影响。这两种说法就是硬币的两面，一面强调的是机械自动化，另一面强调的是强盗式资本家。
关于机械自动化：毫无疑问，在一些高端行业，科技正在取代所有或几乎所有种类的劳动力。例如，近期一些高科技制造业正在移回美国，原因之一就是，电脑中最有价值的部件，即主板，现在主要由机器人制造，所以廉价的亚洲劳动力不再是在海外生产主板的原因。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在他们最近合著的新书《与机器赛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中表示，同样的故事正在很多领域发生，其中还包括翻译和法律研究等服务项目。他们的例子很令人吃惊，因为很多被机器取代的工作都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工资也很高。科技不仅只对初级工人造成了负面影响。
然而，创新和进步真的会对大量工人，甚至所有工人造成损害吗？我经常听到有人断言，绝对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但事实是，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而且在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严肃的经济学家已经了解到存在这种可能性。19世纪早期的经济学家戴维·理查多(David Ricardo)以相对优势理论闻名，该理论为自由贸易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是，在提出该理论的同一本书（1817年出版）中还有一章讲述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资本密集型技术，实际上会使工人的处境更加糟糕，至少会暂时如此。而现代研究则表明，这种情况可能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发生了。
那么强盗式资本家呢？如今，我们已经不再过多谈论垄断势力；大部分反垄断领域的执法都已在里根(Reagan)执政时期消亡，而且未曾得到过真正恢复。“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的巴里·林恩(Barry Lynn)和菲利普·朗曼(Phillip Longman)指出，不断增长的企业集聚程度是导致劳动力需求停滞的重要原因，因为企业利用其日益增加的垄断力提高物价，却没有与员工分享所得。我认为他们的说法很有说服力。
我不知道，到底科技和垄断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劳动力贬值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我们对当前情况的讨论非常少。收入从劳动者向资本家的转移还没有被纳入国家的议事日程，我想这么说并不过分。
但是，这种转移正在进行，而且它还具有重要含义。举个例子，目前有人在大量资金的帮助下，大张旗鼓地推动为企业削减税率。但在这样一个工人利益消减、企业利润增加的时刻，我们真的想要这么做吗？再来看看减免继承税的问题；如果我们倒退到一个由金融资本，而不是由技术或教育来决定收入的世界，我们真的想让财富继承变得更加简单吗？
正如我所说，这个讨论还没有真正开始。但是，现在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以免机器和强盗式资本家会把我们的社会变得面目全非。
翻译：陈柳
来源：约时报中文网国际纵览2012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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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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